中华少年教学设计精选(九篇)

第1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关键词：初等师范院校 中华传统文化 创新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5（a）-0013-01

怎样贯彻落实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号召。笔者认为，首先要从少年儿童的启蒙教育抓起，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播耕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基因深深扎根。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培养大批有中华传统文化功底、善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者―― 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

1 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置于世界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实行开放式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60年前就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今天的世界证明了他们的这一论断。圣诞节、情人节、汉堡包、肯德鸡、麦当娜、美国大片、卡通片……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赛龙舟、舞龙、舞狮、武术等已成为多民族共有的项目而风靡全球，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共同喜爱。

2 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时代接轨

同志号召我们，弘扬中华文化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初等师范学校许做两个方面工作。一是进行中华文化正面宣传教育。现在，许多学校对学生开设国学课程、为学生编写《中华美德》，让学生背诵《三字经》《弟子规》《学记》和《论语》选句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书籍和选段，意在使他们在每天的阅读中，感受、品味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这些措施不能说不必要，但是怎样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呢？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论语心得》讲座的成功是一个启示。不管某些学者挑出多少知识上的毛病，于丹让论语从庙堂走向民间，吸引了亿万观众去学习过去他们不敢问津的阳春白雪，领悟到孔子思想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学会了从论语中吸取精神营养，调节因社会矛盾引发的不平衡心理。借鉴于丹的经验，初等师范学校也可以开设“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少年儿童”选修课或讲座，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与少年儿童的现实精神需要一致化。二是针对少年儿童的“时尚”，把中华优秀文化与他们之结合起来，既达到教育效果，又不脱离他们的审美需求。

3 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中华文化教育的实务能力

大连大学党委书记赵亚平先生在《教风行》中从学校“能做事”的培养目标出发对教师提出“设计实务，培养能力”的要求。[2]作为培养娃娃教育第一线幼儿、小学教师的初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应该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把培养学生中华文化教育的实务能力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事实已经证明，面对今天的、少年儿童，依仗教师强势地位的口谕式教育不能够从少年儿童的灵魂深处建立中华文化根基。只有通过巧妙的实务设计和实施，才能起到“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效果。目前，学生的实务能力急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

3.1 环境设计能力

在自己从事工作的环境设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是未来幼儿、小学教师的一项基本功。学校应该把培养学生环境设计能力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来抓。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通过学校的环境设计给学生施加影响。有主题景观设计，如江苏省东吴外国语师范学校大门口雕塑是昭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拓荒牛、大连大学初等师范学校建立三米高的孔子铜像，暗示学生继承孔子教育思想。使学生的双眼时刻都能欣赏到蕴含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画面。二是有其他文化载体，比如大连大学初等师范学校建起音乐广场，每天的早晨、中午、傍晚，优美的民族音乐，使学生的耳边时刻回荡着蕴含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三是有目的的摘抄、选择一些名言警句、文化名人的肖像，挂到师范生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用民族文化高雅的精神产品来装饰教室、黑板上的语言角、走廊、宿舍、食堂、阅览室、资料室、过刊室等。

3.2 示范能力

“身教胜于言教”教师的示范对学生尤其是幼儿和小学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鼓动性。陶行知明确提出“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以‘教人者教己’”。所谓“师者风范”，就是要求老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我们采取以下做法：

3.2.1 抓师德，让教师在关爱中领悟身教重于言教作用

在落实身教重于言教的过程上，学校从关注、关爱全体教师入手，让教师们在“爱”的关怀中受到启发和感悟，得到心灵的净化、道德的提升。让教师在感受“爱”中学会“爱”，懂得为人师的不可替代的神圣职责。凡是走进我校的教师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学校领导的关注。

3.2.2 抓环境，让教师在合谐的氛围中展示身教重于言教作用

在落实身教重于言的过程中，我们要求教师一定为学生创设一个被尊重、被理解、被关注的宽松的环境，让每一个学生都在这一环境中感受着老师的爱。“面带微笑进课堂，语言精炼不冗长；多元评价不片面，弱势学生多关照；走下讲台多交流，善待差异个性扬；巧留空白拓思维，作业分层有弹性；准时下课不拖堂，善于反思勤积累。”这是我们对教师教学十条行为要求。同时，我们在学生行为习惯养成和课外活动中处处渗透爱的教育理念。

4 利用地方资源，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区域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既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特点，也具有个体、局部特色。比如，河南的中华传统文化就很有特色。从形式上来讲，豫剧很有名，评书很有魅力。从内容上讲，岳飞、杨家将、包公、诸葛亮、花木兰，都是家喻户晓。东北大部分人的先人具有闯关东的经历，造就了独特的性格和思想传统。初等师范学校利用地方资源，建设乡土教材，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区域特点对于土生土长的幼儿和小学生来说，更亲切，更喜闻乐见。

参考文献

第2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一、以学生为主体，找准教学起点

“以问题形式来切入教学，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无问题意识转移到问题意识上来，从没有问题到有问题的学习，实际上也是为了扭转我们多年来传统教学中对学生问题意识的模式和压榨，重新唤醒学生的问题意识，开启他们幽闭的心智，激活学生的思维，开发创造的潜能。”如环节一：

请同学们阅读材料《近年我国重大旱灾一览表》，思考：

（1）材料中反映出我国旱灾的哪些特征？

（2）旱灾的危害有哪些？

以上活动设计是以教材内容为载体，有目的、有意识地添加能给认识带来一定情绪色彩的情境，再按一定的表现形式编结而成的问题。表格中的信息在学生头脑中经过有思想、情感和内心的感受，能使学生在这样的情境中，通过自己独立自主的思维活动而获取知识，掌握相应的材料信息提取方法，从而学会学习。

二、创设探究性问题，在探究中质疑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有了问题，才会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质疑是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正如教育家顾明远所说：“不会提问题的学生不是学习好的学生。”加强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即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应该紧紧抓住学生的认知不平衡点，并紧靠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探究。如环节二：

第一步，展示“我国干旱灾害分布示意图”，设计以下问题：读示意图，指出我国旱灾最严重的区域。

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读图能力，另一方面促使学生提出新问题――为什么在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旱灾严重？

第二步，展示以下两段材料

材料一：2009年秋季以来，我国西南地区降雨少、来水少、蓄水少、气温高、蒸发大、墒情差，致使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5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旱灾。其中云南、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五成以上，部分地区降雨偏少七至九成，主要河流来水为历史最少，水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少二成以上，土壤含水量普遍仅20%左右，旱情极为严峻。目前，云南全省、贵州大部、广西局部持续受旱时间超过5个月，且仍呈发展趋势，对群众生活、工农业生产包括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损失十分严重。

材料二：2010年10月至2011年2月，当雨雪冰冻天气肆虐中国南方之时，中国北方地区正在遭遇不同程度的干旱，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安徽、江苏等冬小麦主产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这些地区气象干旱仍将持续发展，可能形成冬春连旱。

设计问题组，小组讨论。

（1）请结合材料一，用所学的地理知识解释西南地区旱灾成因。

（2）读材料一和材料二，我国北方地区旱灾严重，尤以华北春旱最严重，说明华北春旱严重的原因。

（3）讨论：长江以南地区发生旱灾的原因有哪些？

以上问题组的设计具有目标性，紧紧围绕探究主题，而且设计的问题有宽度。问题1、2是建立在材料基础之上，梯度相对低，适合大部分学生去探讨；问题3难度相对较大，小部分学生更加深入地探究。

第3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罗小未文集》时，满场惊艳于罗先生就读圣约翰大学时的旗袍淑女范儿，乃至当场有人们热切地称呼罗先生为同济女神。而在《李德华文集》时，除了回顾诸如李德华参与的大上海都市计划、莫斯科西南角实验小区规划竞赛方案、华沙人民英雄纪念坛设计竞赛以及上海大连西路实验居住区规划等以外，李先生的一些小设计，亦引起座中不少赞叹。

对于一名城市规划大家来说，李德华的设计艺术并不局限在大项目、大规划上。小到一条围巾、一把椅子，都能看到他的匠心。那就不妨从李先生那些为了生活而做的小设计入手，一窥大家风范。

超前半个世纪的围巾

“创作不分贫富贵贱。泥巴可以创作精品，用纯金也可以创作精品。”当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以李德华弟子的身份演讲时，复述了李德华当年说过多次的话。

而此时，一套扎在一起的《罗小未文集》和《李德华文集》吸引了座中人――扎起文集的是一块红绿黑三色格子织物。原来，这是仿制李先生1949年亲自设计的一款围巾而制。

据在同济担当西方建筑史研究与教学的卢永毅教授透露，这款围巾是李德华送给罗小未的新婚礼物。围巾的织造，由当年李德华与圣约翰大学一位德国外教理查德・鲍里克共同开设的纺织厂完成，采用棉麻材料编织而成。

我看着这1949年设计的围巾――格子、红绿黑的组合，完全是现代派设计思想的一种体现。

突然想到――如果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允许，李德华先生单凭这款围巾，或许就能与比之小几岁的伊夫・圣罗兰等等一起，站在国际奢侈品产业的前沿了。而“德华”二字之著名，亦无须等到1980年代了。

当然，对于李德华、罗小未夫妇来说，这款围巾比所有的奢侈品都要“奢侈”百倍――这是一位年轻的城市规划设计师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只为一人设计，保存一生完好――如今竟然还能使用。

在《李德华文集》会时，同济大学出版社又把根据李先生设计新制作的围巾，赠与两位老人家。

通过设计围巾的往事，印证了吴志强对老师的评价――“李德华先生的创作，连通左右专业。”也印证了卢永毅对老师的评价：“当年的圣约翰大学，强调现代设计是没有固定风格，从问题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启发式教育发掘创造性，并走入现实的一种社会实践力。换言之，美，在于简单适用，与生活密切相关。”

相隔半世纪的两款家具

卢永毅对恩师李德华的评价，还可以从李德华早年的一张照片中得到印证。照片中的年轻人站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一座建筑前。建筑上有这么一段话――“新建筑是永远进步的建筑，它跟着客观条件的演变，表现着历史的进展。”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由1930年代留学英国求学建筑的黄作鱿壬创办。德国建筑名家理查德・鲍里克等一批西方建筑师、学者任教。造就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先锋性、引领性。

比如李德华在1945年曾为黄作龅母绺缁谱袅俚幕熬纭痘器人》进行舞台设计。从如今的眼光来看，那款机器人的舞台设计，充满的机械时代的概念感，回看起来仍有前瞻性。

可堪一窥李先生设计之前瞻性的，还有他1940年代末为自己的婚房设计的一套家具。用如今的眼光看，简直是从当时的未来空降到那一个空间的，并且那套家具至今仍能使用。就设计感来说，用今天的话语解读―― 融汇了北欧风，特别注重生活实用性。吴志强认为，从这套家具，能看出李德华城市规划设计的哲学―― 为了人的生活进行创作，为了人的本身需求进行创作。比如李德华设计的新婚家具的柜子，打开柜门，七个抽屉，从下到上，从小到大，装东西可以分门别类。而同时具有书桌和书柜功能的组合柜，放在如今完全可以作为电脑台使用。“李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规划也好、设计也罢，从宏观到围观，各种设计都是结合人的需求而相互促进的。创作就是要从头脑间到通过观察，再用头脑重塑愿景，进行创作。”吴志强说，“为此，在李德华创办同济城市规划学院后，建立了陶艺室、模型室等，以期培养提高师生的设计能力。”

2003年，李德华、罗小未夫妇乔迁新居，此时已79岁高龄的李德华教授，又亲自设计了一套家具，请工厂代工。乔迁之际，当学生伍江、吴志强等来到新家，又是眼前一亮。如今已是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伍江教授回忆：“对于家具设计来说，在李先生来说是个小小设计。但从细节能看出李先生对于设计的细心。”伍江的博士论文出版后，曾经送给李德华一本。等多年后第二版之前，李德华亲手将手中那本初版的论文给予伍江。伍江发现书中满是标着的红色标记、贴满贴纸，标注了许多细节的差错。这些差错，有的是初版时排字校对方面的错误，有的是句读方面不够完善，许多都是一些人可能忽略的细节，然而李德华作为建筑规划大师，却注意到，并提醒自己的高足伍江。

而从李德华相隔半世纪设计的两款家具，又能看出他是位不折不扣的生活家。诚如《李德华文集》中收入的同济城规1991届硕士生、1994届博士生孙施文的文章《“吃喝玩乐”与学业人生》中所写――“学规划的要多吃蹄o，可以长脚力。”或者“上海以前有盐汽水、盐水棒冰，实质都是水加点盐，但口感就大不同，于是就有销量。很少有人喝水加点盐了事的，还要专门去买，还要买专门的牌子。”

从生活细节中，娓娓道来的都是哲理，这是李德华生活的艺术。

从唱片咖啡馆到病榻学西班牙语

改革开放之初，李德华被公派到耶鲁大学学习。没成想李德华在耶鲁大学的演讲，让耶鲁人感到惊奇――红色中国竟然有这么精通西方规划的人？没想到李德华教授始终关注着西方建筑与规划的学术前沿课题！

吴志强说：“1982年在读研究生时，我发现同济图书馆的规划原著阅读登记的第一位借阅者，几乎都是李德华先生。”这就是从“”时期走来的李德华不落伍于时代的原因――即便是在史无前例的时代，李德华仍能找到一方安静的书桌，来研读冷落一边的学术文章。

回看李德华的学术生涯与设计生涯，虽然大手笔的作品不多，但件件使人难忘。留存下来的，诸如1951年设计的山东省中等技术学校建筑，由黄作龊偷笔笔ピ己泊笱е教李德华、王吉螽共同完成。这组建筑集中体现了现代建筑的设计思路，注重功能合理，尊重结构和材料的特性表达。

之后，1956年李德华、王吉螽合作设计的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更是继山东省中等技术学校建筑的设计思路，体现出现代建筑的流动空间之美，又融汇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意趣，却用现代材料去表达之。

至于后来的手笔，吴志强做了归纳――“李德华在武汉东湖宾馆二期工程的创作实践中，大量运用自然要素，使其融入人工创作空间之中，屋外有前院，屋中有内园，摇曳的竹影映入舞厅的地板。在李先生创作的西郊宾馆中，庭院中的流水穿越玻璃幕墙引入大堂，落在大堂水面上的阳光折射到天花，波光粼粼，成为整个大堂中一帧巨幅的自然流动景观，让所有的看过这大堂景观的人都无法忘怀这曲自然与人工交汇的景观交响。”

至于莫斯科西南角实验小区规划竞赛方案、华沙人民英雄纪念坛设计竞赛，则体现了在20世纪中叶中国规划设计的国际范儿。

1959年，苏联组织了莫斯科西南区试点住宅区设计的国际竞赛。参赛者除了苏联设计师外，还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朝鲜、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我国的设计机构，共提出35种方案。同济方案后与清华方案、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方案合作整合，由中国建筑学会提出参赛，并当选优秀方案。李德华作为主要设计者，提出的诸如“分车行的、人车合用的人行道，分支式行车系统”等，广受好评。

提及李德华的国际范儿，吴志强提及了1948年在南京西路上的Artscope唱片咖啡馆。“这是李德华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个作品。在这个设计中，李先生把当时最时尚的唱片与社交的饮品雅座植入到静安寺庙弄的环境中，传统与时尚、场所精神与人生感悟融为一体。”吴志强说。

第4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图书馆数量 图书馆员数量 区域分布

1.民国时期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的规模

1.1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数量

抗战前全国图书馆的数量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但究竟全国有多少图书馆？统计主要来自个人和机构。最早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的是沈祖荣先生，他在1918年发表的《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中，收录了全国33所图书馆。1935年许晚成作《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以个人之力调查颇费周折，“或一馆而探问数次，或一疑而悬候累日，远道通函调查，往往发函十数次，而总无复寄，挂号快函，如雪片飞去，亦有始终不睬，切托该地友朋，实地探问，始达目的。”最终收录图书馆2520所，包括公立图书馆2005所，私立图书馆515所，“所列图书馆，皆以有固定名称及组织，并有相当人员管理者为限，一橱一桌可称图书馆者，概不列入。”同年，杨家骆以个人之力，积几年时间、几万封信调查所得，全国有2940所图书馆。

机构主要是通过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发放调查表进行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二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三是浙江图书馆和上海《申报年鉴》社。各方统计标准不同，数量出入也较大。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抗战前共进行了5次调查。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最权威的全国性图书馆专业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为了解全国图书馆的情况，即请各省教育厅配合，着手调查图书馆的数量。1925年10月发表了第一次调查结果，全国有502所图书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各省行政刷新，新创立的图书馆增多，1928年10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全国有641所图书馆。1929年12月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全国有1428所图书馆，其中国立、省立、市立、h立、私立图书馆925所，学校附设图书馆387所，机关会社附设图书馆74所，专门图书馆（主要是儿童图书馆）41所，此次调查因没有收到山西、江西、湖南以及边远省份西康、宁夏、青海、新疆、蒙古、等省的调查报告，因此数据并不完整，但图书馆还是增加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1929年1月在南京举行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全国影响很大，政府也加大倡导力度，人民对图书馆有了更多的认识，使全国新创立的图书馆增多。1931年12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第四次调查，全国单设及较大图书馆共1527所，计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970所，学校附设413所，机关会社附设89所，专门图书馆（主要包括小学及儿童图书馆）54所。1934年12月进行第五次调查，全国公共图书馆（包括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和儿童图书馆）933所，学校图书馆（包括大、中、小学图书馆）497所，专门图书馆（包括专门学校、政府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377所，特种图书馆（指外国人用者）9所，共1816所，加之民众教育馆附设的图书馆1002所，全国共2818所，但规模太小之阅书报处没有列入。历年调查统计显示，图书馆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另一方面是协会虽与各省教育厅配合，但仍存在调查渠道不畅、信息滞后等问题，需要不断补充遗漏。

另一个调查途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据1930年调查，全国有2935所图书馆，其中普通图书馆903所，专门图书馆58所，民众图书馆575所，社会教育机关附设图书馆331所，机关及团体附设图书馆107所，书报处259所，学校图书馆694所，私家藏书楼8所。这一数据与中华图书馆协会1931年的调查数据相差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以单设图书馆和较大型图书馆为主进行统计，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统计包括了大量的民众教育馆附设的图书馆及规模较小的阅书报处等。1936年9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基本延续上次的标准，更将数量大大提高，全国有4032所图书馆，其中普通图书馆573所，专门图书馆11所，学校图书馆1963所，民众图书馆1255所，流通图书馆37所，机关图书馆173所，私家图书馆20所，该调查的覆盖范围较广，如民众图书馆包括通俗图书馆、乡村图书馆、农民图书馆；流通图书馆包括巡回文库；机关图书馆包括政府机关、团体、工厂、商店等附设图书馆，因此数量较多。

1931年浙江省立图书馆进行全国调查，列出1421所图书馆。上海《申报年鉴》社从1933年开始，联合浙江省立图书馆连续4年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1936年该社联合浙江省立图书馆制表分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并参酌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统计数据，确定全国28省6直辖市、区（包括已沦陷之东北三省，但未包括和外蒙）有单设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学校、机关附设图书馆共5196所，其中单设图书馆1502所，民众教育馆附设图书馆990所，机关附设图书馆162所，学校附设图书馆2542所，这一数量多于同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调查的4032所，该社的解释是“意度教部发寄调查表时对于各类标准未经明定，故各省造送取舍无定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学校图书馆，该社“根据教育部中等、高等教育统计，默认为每一中等以上学校必应有一相当之图书馆，故不尽从其他报告”。

个人调查和机构调查相比，机构的调查可信度更高一些。从调查途径来看，个人调查在获取信息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许晚成、杨家骆的调查虽颇费周折，然比之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和上海《申报年鉴》社的调查，图书馆数量少了很多。而官方的调查是通过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寄发调查表获取数据，获取数据的途径更为直接有效。

在机构调查的三种途径中，数据相差也很大，哪一种更为可靠？笔者认为，从数量上来看，以浙江省立图书馆和《申报年鉴》社联合调查所得5196所为最多，该调查在回收调查表的基础上，详细参酌比对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调查资料，补充不足。《申报年鉴》社还编制了《中国各省市立图书馆概表》、《全国重要大学图书馆概表》等，包括馆名、地址、藏书册数、全年总经费、组织、馆长、馆员、成立年月等信息。该调查的缺点是，尽管教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须设立图书馆或图书室，但未经实际调查，仅根据教育部的中等以上学校的数量来确定图书馆的数量，未免武断，但应与实际出入不大，数据可以作为基本参照。1948年教育部在编制《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时，也采信了这一数据。1948年全国仅有2702所图书馆，与1936年相比，数量大大减少。

1.2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员人数

在确定了图书馆数量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即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图书馆员？

据1931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统计，全国有2935所图书馆，馆员3528人，平均每馆1人多一点。另据1935年许晚成的调查，全国有2520所图书馆，馆员5143人（个别图书馆馆员缺失），平均每馆约2人。

来自官方的社会教育统计数据也基本反映了这一规律。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感于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之大多数，以此立国，危险孰甚！因竭力提倡社会教育，而于草拟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蔡元培将教育分为校内和校外两种形式，学校教育包括大、中、小学校开展的正规教育活动，社会教育包括在学校之外的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博物馆、民众茶园、补习学校、识字班等教育。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巡行文库等，图书馆主要包括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等公共图书馆，据教育部统计，1930-1945年全国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及馆员人数见表1。

1930-1945年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的数量和图书馆员的人数是动态变化的，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顶峰。此项统计不包括学校教育所涉及的图书馆，但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馆员人数的参考，以1936年为例，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为1848所，馆员人数为3553人，从比例上看，馆员约为图书馆数量的二倍，其他年份也基本如此，因此可以推算每馆至少有2名馆员。而当年全国有5196所图书馆，以此判断，全国至少有馆员1万人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全国图书馆的总数并不是社会教育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简单相加，如单设图书馆中也有非公共性质的图书馆。

1.3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规模

一门学科的建制有三个主要的标志，即建立专业系科并开设相关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z03。值得图书馆人自豪的是，1920年已经在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开始专业教育；1925年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1926年创办了图书馆学术刊物《图书馆学季刊》；在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已经完成了学科建制，确立了学科地位，早于现在公认的一些重要学科。

成立专业学术团体是完成学科建制的重要标志。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协会会员在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内，开展学术交流，探讨学科发展的专业问题，确认学科成果，提升对图书馆学的认同和信念，形成了一个学者群体。1925-194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共举行6次年会，出版了期刊、丛书、调查报告等，还积极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的活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学者群体集体推动的结果。对图书馆学者的评定标准是多元化的，作为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形式的学术论著，是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学术成果的作者群体是图书馆学重要的学者群体。但是，图书馆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图书馆学者不仅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而且还借助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个平台，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前瞻性的工作提案，会员中不仅有图书馆学家，还有长于图书馆管理的专家，他们是各地图书馆的代表，具有高度的专业自觉性，他们把协会的精神带到各地指导工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他们更能代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多样性，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作为学者群体进行研究。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是民国时期基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中华图书馆协会采取会员制，会员分为四种：一、机关会员，以图书馆为单位；二、个人会员，图书馆员或热心图书馆事业者。三、赞助会员，捐助该会经费者（后期增加了永久会员）。四、名誉会员，在图书馆学术或事业上有特别成绩者。历年的会员数量统计见表2。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数量也是动态变化的。协会成立后，在业内的影响力和认同度逐年提高，抗战前会员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1926-1936年的10年间增加了2倍多。但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图书馆纷纷内迁，混乱的局势也使会员联络不畅，统计工作一度中断，1939-1940年左右，员人数骤减，抗战后期逐渐恢复，1947年达到个人会员人数的顶峰。

中华图书馆协会聚集了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优秀的学者，1936年全国有图书馆5196所，馆员1万人以上，当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有个人会员536人，仅占馆员总数的5%。1948年全国有图书馆2702所，按照馆员为图书馆的倍数计算，约有馆员5400人以上，而1947年底协会有个人会员709人，占馆员总数的13%，图书馆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协会会员是图书馆员中的先进群体，也是图书馆界的代言人。

2.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2.1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地域分布

中华民国建国初期承袭清朝旧制，辖有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22省。北洋政府时期，在原22省的基础上，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几个特别区域。国民政府建立后，将特别区域和宁夏、青海一同建为6个省（其中川边特别区改制为西康省），总计28个省，另外加上、外蒙古2个地方。1945年后，国民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成九省，增设辽北、安东、合江、松江、嫩江、兴安6省，抗战胜利后接收的台湾，成为第35个行省。除设省外，民国时期共设置了12个直辖市，1927-1928年设南京、上海、北京、天津为直辖市，1929-1930年设汉口、广州、青岛为直辖市。抗战爆发后，1939年随着政治中心转移，设重庆为直辖市。抗战胜利后，为了加强对西北、东北的控制，设西安、大连、哈尔滨、沈阳为直辖市。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构成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基本的学者群体。1926-194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分别于1926年、1931年、1935年、1939年、1947年公布了5次会员调查结果。1926-1935年的3次调查，学者群体的区域分布基本相同，以统计人数最多的1935年为例，个人会员507人，国内490人，国外17人，国内会员分布在19个省、5个城市，将仅有3人的青岛市归并到山东省，学者地域分布情况如下：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组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及各分委员会，委员由会员公选，均为在全国有影的学者，是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核心学者群体。以1935年为例，协会设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事务所、分类委员会、编目委员会、索引委员会、检字委员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版片调查委员会、图书馆经费标准委员会、审定杜威分类法关于中国细目委员会、《图书馆学季刊》编辑部、会报编辑部，聘请委员120人次，去除职务重复者，共64人，其地域分布情况见表4。

中华图书馆协会名誉会员是在图书馆学术或事业上有特别成绩者，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历年国内名誉会员均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几个大城市，以1935年为例，共有名誉会员27人，国内19人，国外8人。在国内的名誉会员中，除施肇基属于南京政府官员，当时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住在伦敦外，其余全部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任职或居住。

193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抗战爆发后的首次会员调查，因受战争阻隔，统计不全，上海孤岛包括在内，北京、天津为沦陷区，未在统计范围之内，国内会员分布在13个省、2个城市。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图书馆陆续迁回原址，图书馆开始恢复原有秩序。194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会员进行调查，个人会员有709人，国内682人，国外27人，国内会员分布在21个省、10个城市。按现行行政区划习惯，将会员较少的西安、广州、沈阳、汉口、青岛归并到城市所在省份，其地域分布见表6。

抗战期间，由于通讯阻隔，协会会员分散各地，协会各专业委员会活动基本停止，但协会领导机构始终坚持工作，194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组织参加中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三届联合年会的同时，举行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六次年会，重新选举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加上协会事务所成员共25人，这次选举出的协会领导机构一直延续至1948年，据1947年统计，协会领导机构成员的地域分布见表7。

抗日战争胜利后，协会部分名誉会员迁徙他处，部分年事已高，相继逝世，1947年仅有8位名誉会员，其分布见表8。

2.2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4类分布区

综合中华图书馆协会1935年和1947年对会员学者的调查结果，可将其分布划分为四个区域。

（1）密集分布区。据1935年统计，北京、上海、南京、天津4个城市有基本会员259人，占个人会员总数的51%；4个城市的核心会员为41人，占核心会员的64%。国内名誉会员100%在上述城市生活或工作。1947年的统计，由于战争期间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会员向大城市集中，在1935年4个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重庆，5个城市有基本会员371人，占个人会员总数的52%；南京、北京、上海的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11人，占44%，国内名誉会员亦100%生活和工作在上述城市。赴美国、英国、法国留学或工作的会员也大多数来自于上述区域，该区域的学者数量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为图书馆学者分布的密集区。

（2）一般分布区。据1935年的统计，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河北、福建、山西、安徽、山东各省有个人会员10-40人不等，9省共有会员197人，占基本会员的39%。除河北、安徽没有核心会员外，其他各省共有核心会员14人，占全部核心会员的18%。据1947年的统计，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福建、四川、江西、陕西各省个人会员有10-60人不等，8省共有会员245人，占基本会员的34%，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福建与1935年分布一致，河北、山西、安徽、山东退出第二梯队，增加了四川、江西、陕西，这主要是因为河北、山东在抗战期间成为沦陷区，山西成为战场，大批图书馆员撤往西南的四川、西北的陕西等地，抗战胜利后，有的滞留原地未及复员，有的就地工作。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的分布，除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是1935年分布的共有区域外，增加了甘肃、四川，共11人，占委员总数的44%，远高于1935年的核心学者分布比例，说明经过抗战，图书馆核心学者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

（3）稀疏分布区。据1935年的统计，四川、广西、河南、江西、陕西、湖南、云南、贵州、辽宁、绥远等省的会员都在10人以下，10省仅有34名会员，占会员总人数的7%。除四川、河南、江西各有一名核心会员外，其余省份没有核心会员，仅占核心会员总数的4%。据1947年的统计，广西、河南、湖南、云南、贵州、辽宁、山东、山西、河北、甘肃、吉林、西康、台湾等省的会员都在10人以下，13省共有74人，占个人会员的10%。除广西、河南、湖南、云南、贵州、辽宁保持不变外，河北、山东、山西落入第三梯队，甘肃、吉林、西康等省的会员从无到有，有所进步。可喜的是，台湾有学者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和监事委员会的委员有2人在甘肃，占8%。

（4）无会员分布区。按1935年全国有28个省、2个地方计算，甘肃、新疆、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西康、宁夏、青海、、外蒙古1l省区没有个人会员。1947年全国设35省，按此计算，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宁夏、青海、新疆、、外蒙古、辽北、安东、合江、松江、嫩江、兴安15省没有个人会员。除甘肃、吉林、西康进入第三梯队外，基本延续1935年的格局。

2.3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地域分布特征

从1935年、1947年会员分布情况来看，尽管跨度为12年，仍然呈现出一些共性和规律。

第一，分布很不平衡。虽然从东北的辽宁到西南的云南、贵州都有图书馆协会会员，但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会员主要密集分布于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重庆等大城市，而一般分布区主要是东部、中部省份，全国90%的会员集中在密集分布区和一般分布区，与该地区图书馆的发达程度成正比。

第二，会员相对集中。会员主要分布在4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分别是以上海、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为核心的华东地区，以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西为核心的华北地区，这两个区域的会员人数最多。此外，还有以广东为核心的华南地区和以湖北为核心的华中地区，这两个区域的会员人数次多。受战争因素影响，四川、重庆的会员人数异军突起，但仍没有改变整体格局。

第三，分布范围扩大。1935年，会员的一般分布区集中在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地区，1947年，一般分布区除原有区域外增加了西南的四川和西北的陕西，区域有所扩大；1935年，核心会员在密集分布区的比例远高于一般分布区，而1947年，理事和监事委员会的委员在密集分布区和一般分布区的人数持平。1935年，稀疏分布区的个人会员和核心会员比例较低，1947年，稀疏分布区个人会员和理事、监事委员会的委员的比例均高于1935年。这些都说明，学者的足迹已经在向偏远地区扩散，抗战期间对西南、西北的开发，促进了这些区域文化事业的进步。

第四，从东到西快速递减。会员学者的分布总体呈现从东南沿海和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西北、东北地区扩散和快速递减的趋势。华东、华北会员较为集中，处于中部的湖北、湖南以及偏西的云南、贵州等依次递减，西北、东北一些省份没有会员，递减速度加快。

3.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地域分布的成因

3.1经济因素

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е铝搜д叻植嫉牟黄胶狻＞济的发展对于图书馆的普及和学者参与图书馆活动有明显影响。直辖市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上海自晚清开埠以来，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城市贵族的崛起，学习文化、到图书馆读书成为新的时尚。北京作为故都，南京作为新首都，是传统的和新兴的经济聚焦点。华东、华北、华南、华中相较全国来说经济也较为发达，尤其是江浙一带，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近代经济的发达，提升了人们对西方科学的认同和容纳心理，加之浓厚的经世致用传统和学风，使得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化图书馆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成为近代图书馆学者的摇篮。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以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这也促使这些地区的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个人创办图书馆。

3.2政治因素

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与政治变迁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中心一般也是学术中心，学者往往会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而流动。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能够吸引大量人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图书馆学者和热心图书馆事业的专家学者云集北京，或直接参加图书馆工作，或在政府部门及教育机构任职，从旁协助图书馆学者，使北京的图书馆事业盛况空前。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部分学者随之迁居南京，带动了南京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大量文化机构、社团组织、名人、学校被迫内迁，众多学者随之迁往重庆，在1939年的调查中，作为陪都的重庆市和大后方的云南省图书馆学者最多。在1947年的调查中，重庆市和四川省的会员仍然很多。华东、华北、华南、华中有中国最大的城市，除上海、南京和北京、天津外，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也是区域政治中心，聚集了大量人才，这也是图书馆学者比较集中的重要因素。

3.3文化因素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地域空间，其地方的文化特质、文化积淀也各不相同。考察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分布规律，会发现其与当地的文化特色有密切关系。以上海、南京、江浙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具有人口密度大、外来人口多等特点，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作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人们接受新式图书馆的观念较早，学者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生事物的意识较强；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是传统的文化区，文化实力雄厚，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诞生于此，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为图书馆学者的生存和活动做好了文化铺垫。而西北地区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人口相对稀少和分散，这种特殊的环境形成了小范围、小规模文化发展的特点，使其文化相对封闭，观念变化相对缓慢，不利于新式图书馆观念的交流和传播。

3.4教育因素

读书首先要识字，教育是图书馆的先导。东部是教育发达之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华北、华东、华中地区，1922年之前，西南、西北、东北甚至连一所国立大学都没有，1925年全国有国立大学21所，其中北京10所，上海3所，南京2所，武汉2所，天津、唐山、成都、西安各1所，西南、西北分别只有1所国立大学。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创建在武汉，吸引周边地区的学生就读，毕业后留在学校所在地周边工作，提升了华中图书馆的影响，也使该地区的图书馆学者相对活跃。各地区的中学教育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状况，统计显示，1933年在中国每万名人口中，中学生的比例按排名来看，排名首位的南京是排名末位的新疆的378倍，即便是处于中位的河北省与南京市相比，也相差23.7倍。全国各地区接受中等教育以上的人数分布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了各地文化教育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馆的发展，限制了图书馆学者的活动。

4.民国时期改善图书馆学者地域分布失衡状态的经验

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分布与图书馆的分布成正相关。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学者的分布，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决定了当地图书馆的有无和水平以及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活动。从近代至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华东、华北、华南、华中是图书馆的兴盛区，西南、西北是衰微区，其他地区处于中间状态，学者群体的区域分布与图书馆的分布相同。尽管在抗战期间，云南、四川作为大后方，图书馆学者曾短暂聚集，但抗战胜利后，学者群体随图书馆回迁东部，西南又恢复了以往的格局。

为了调节全国图书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行业组织，集中群体力量，积极促成在西北、西南建立国立图书馆。西北图书馆始建于1943年，当时国民政府参政会通过提案，“为了提高该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准，保存西北文献，提供图书阅览，并开展图书教育”，拟请政府在西北组织大规模图书馆。1943年2月教育部批准通过了该提案，1944年7月7日，西北图书馆正式开馆，刘国钧任馆长。由于在抗战的最后关头，国民政府财力匮乏，教育部于1945年4月下令暂停运营西北图书馆，于6月将其关闭。抗战胜利后，中华图书馆协会向教育部建议：“抗战业已胜利，今后复员建国，尤当注意教育文化之普遍发扬，而西北交通不便，文化素衰，亟待复兴，故特呈请教育部恢复西北图书馆，以奠西北文化事业之基础。”同时还建议：“我国国立图书馆，现仅北平与中央两所，本会以图书馆之建立对于专门学术研究与一般社会教育均有莫大帮助，而惟有国立D书馆始可具较大规模，收较大成效，故又呈请教育部于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及原设之国立图书馆，则请教部于其经费与事业方面尽量予以充实与提高，俾得收更大成效。”教育部采纳了协会的建议，于1946年9月恢复西北图书馆，改为国立，馆长仍由刘国钧先生担任，1947年2月改为国立兰州图书馆。同月，西北的另一所国立图书馆――国立西安图书馆开始筹办，1947年5月西南重庆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阅览室开放。1947年6月间，教育部从南京、上海等地向国立兰州图书馆调拨各类图书近10万册，大大丰富了该馆的馆藏。通过这些努力，使西北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构成有了改善。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专业学者从整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高度考虑发展大计，影响了国家决策，使全国图书馆区域分布的失衡状态有所改善。

第5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论文关键词： 来华留学生；理工专业；预科教育；语言教学

大学预科教育是国外普遍设置的一个教学层次，专指衔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特定教育阶段，它既是中学普通教育的延伸，也是目标指向高等专业教育的过渡期教育。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同，我国现有的为中国大学提供生源的预科教育基本限于两种，即民族预科教育和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比较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民族预科教育获得了稳定长足发展，而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则有待规范发展。2009年3月，教育部发出通知（教外来[2009]20号），决定自2010年9月1日起，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新生在进入专业学习前开展预科教育，从而把来华留学生的预科教育引入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之路。

一、 对来华留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必要性

（一）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呼唤预科教育

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取向。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生源的国际化。在世界前100所著名大学中，外国留学生占较大的比例，达到12%以上。如美国哈佛大学，每年在校注册学生数18 000人，现在每年有2 800个学位被美国本土以外的125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获得。在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和经济技术水平吸引着全球青年人，在将来依然是高等教育国际输入地区。

近10年，我国实施教育品牌战略，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势头迅猛。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 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 184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619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2009年，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为93 450名，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9.2％，同比增长16.8%，增长速度高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但目前存在着某些亟须改进的地方，如各高校招生上无序竞争，生源质量有待提高；除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外，一般院校对预科生除有HSK等级要求外，专业上没有明确的要求，等等。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的质量，我们要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统一、规范的预科教育。

（二） 对外国留学生进行预科教育是国际通行的教育方式

预科教育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现已演变成整个教育体制的一部分，是进入大学学习专业前的专业基础知识的预备教育阶段，在有些国家如法国，是进入大学的必经教育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出生率降低，本土大学生源不足，面向全球实施教育国际化，特别是面向发展中国家招收留学生是其发展教育产业经济的策略。这样，原本为本国中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大学附属中学、独立学院，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下，与多所大学结成联盟，转向进行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预科教育。如英国本科的留学生预科教育，由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NCUK)运作，旨在帮助海外学生了解专业知识、提高语言沟通能力、培养新的学习方法与技巧、训练社会生活技能，从而完成适应英式教育的顺利过渡。学生预科毕业后将获得国际基础课程文凭，根据其考试成绩和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英国高校和专业，就读本科专业课程。

来华留学生除部分未成年人进入国内中学接受语言培训和中学教育外，成年留学生基本都在大学学习，根据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这项工作要由大学来承担。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规定，2010—2011学年凡来华攻读本科学历的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须先进入教育部留学基金委指定的大学预科班学习。预科班课程内容为基础汉语、专业汉语及数理化等基础知识，学习期限为1—2年。学习结束后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进入专业院校学习。并且留学基金委委托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开办大学预科班。

二、 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此领域，理工科院校的普遍特点，那就是在所有留学生中，理工专业的学历生比例比较高，每年基本保持在60%以上。其中包括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亦有相当比例的自费生。生源多来自非洲、阿拉伯产油国家和斯坦国，其他还有韩国、越南、蒙古等周边国家。从宏观上看，我国留学生预科教育存在着诸多明显不足之处，简而言之，就是缺少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缺少统一的预科教材，缺少明确的评定考核制度。

从微观上看，国内理工科院校仍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留学生的语言能力依然需要加强。上世纪80年代，北京语言大学的杜厚文先生曾深入清华大学在在读专业留学生中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归纳出了留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校汉语教师也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与留学生集体座谈或者个别访谈，通过与专业课程教师的密切沟通以及调查留学生完成作业的困难点，我们基本明确了留学生的问题之所在，大致与杜厚文先生的结论基本一致： 虽然留学生能进行日常生活口语表达，但话题集中，用词范围有限；课堂上能听懂汉语教师说的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课堂外听不懂其他人包括中国大学生、专业教师说的汉语，存在着“能说不能听，能写不能读”的普遍现象；不了解背景，不了解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完整的沟通交流存在文化上的障碍；由于词汇掌握得太少，尤其是理工科大学基础课教材中所用的是普通词汇，科技基础词汇学得少，对科技语言的句法结构不熟悉，即使是通过HSK六级的留学生，学习专业时也会产生听力反应迟钝、阅读速度太慢、专业内容用汉语表达得不够清楚等问题。另外，不能适应专业教师的方音、语速和板书，不理解专业课程的解题格式，也是学习专业课程初期遇到的普遍问题。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依然如此。所以，在预备期，强化留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各项语言能力，是预科教育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教学任务。

第二，专业基础知识与大学专业知识衔接问题。由于我国高中数理化知识较深较难，大学专业课程的起点比较高，经过高考选拔的中国学生如果不努力学习也不能通过考试，那么留学生就可想而知，问题更多。除少数留学生外，绝大部分留学生在学习专业时都遇到不少的困难。如各专业都必修的高等数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如按照中国学生的标准要求，几乎没有留学生能通过，即使补考，仍然不能通过的大有人在。大学物理、有机化学甚至选修的中国文化通论等课程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预科阶段仅仅以讲座形式浏览性地介绍专业词汇，又缺少相应的训练环节，留学生印象不深，效果有限，应该注重学科知识的相对完整性。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专业基础知识与大学专业知识如何界定，如何衔接，尚待进一步确定。

第三，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时间安排问题。由于留学生预科教育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一是汉语教学，解决语言工具的问题；二是专业教学，解决专业知识基础的问题。所以，在1年的时间内（有效学习时间基本为8个月）如何安排这两个方面的教学任务是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这其中包括设定语言教学的总学时数和专业知识教学的总学时数以及何时开始进行专业知识教学。这些都需要从实践中来总结，需要借鉴成熟的预科教育的经验。

第四，师资与教材问题。理工院校专职汉语教师数量有限，基本承担着核心课程的教学任务。要完成大量的汉语教学任务，各高校的普遍做法是，另外临时聘请兼职汉语教师。而兼职教师流动性大，教学态度随便，汉语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也有待提高，所以汉语教学质量就可能得不到保障。在专业知识教学方面，由于跨专业，汉语教师不能胜任，但聘请的专业课教师或研究生进行教学时，由于不能照顾留学生初级阶段的汉语水平，教学效果也不理想，进而也影响教师的情绪和教学态度，以至于放松要求，随便应付。由于没有预科生使用的专业教材，教师多直接采用大学教科书的内容进行简单辅导，或者采用现行中学数理化教科书，结果都不甚满意。

三、 关于理工专业留学生预科教育的构想

教育部在通知（教外来[2009]20号）中提出，预科教育的培养总体目标是使学生在汉语言知识和能力、相关专业知识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达到进入我国高等学校专业阶段学习的基本标准。通知还就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据此，我们就理工专业留学生预科教育做些设想，主要是要处理好以下5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强化汉语教学，坚持基础汉语和科技汉语相结合。对零起点的留学生，预科阶段的语言教学，必须采取强化手段，才能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获得汉语的听说读写各项技能。与普通语言进修生每周20学时相比，预科生要增加课时数，每周课时设计为28学时，保证有足够的教学时间。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语言教学不是传授知识，语言教学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习得。强化语言教学的通常做法就是针对某项语言点，设计不同的方案，进行口头上和书面上的反复操练，直至完全理解和熟练掌握。在强化过程中，要遵循第二语言习得规律，提供充足的汉语信息输入量，以留学生为中心，创设语境，激发留学生对汉语的认知体验，引导留学生思考和开口说话。

理工专业的留学生，语言教学时要把基础汉语和科技汉语结合起来，并且都采取强化的方式。除在词汇、常用表达格式、语体风格等方面有差别外，在语言能力上二者是一致的。基础汉语常以日常生活话题为表达内容，而科技汉语则常以浅显的科普知识为表述内容，由于科技汉语词汇意义的单一性和表达格式的凝固化，留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把二者结合起来教学，可以互相促进，既可以提高留学生的综合汉语水平，也能学以致用，提高他们的专业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时间安排上，第一学期完全安排基础汉语强化，包括每周28学时听说读写课程。第二学期增加科技汉语，课时分配上，基础汉语综合课每周10学时，科技汉语的听说读写课程每周10学时。

第二，浓缩专业基础知识，坚持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专业基础知识教学是留学生预科教育的第二项重要任务。专业基础知识不完全是我国高中数理化课程的知识，不能把预科教学办成了高中补习班。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要针对不同的专业方向，选取并浓缩高中课程的数理化相关基本内容作为专业基础知识。而与专业方向关系不大的数理化知识，可暂且不选用、不介绍。如以高等数学为例，由于数学符号大部分是世界通行的，可以首先介绍这些数学符号的汉语读法、符号名称，从加减乘除符号到对数、微积分符号。还介绍用汉语表述特定的数学解题常用套路和格式，如“已知、求、解、答”4个标准解题步骤等。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就是选择一些知识衔接点，把大部分学生已有的知识与即将要学习的新知识联系起来，为后续学习做好必要的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编写出版统一的理工科综合基础知识教材。可喜的是，近两年来，就该类预科教材编纂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曾多次组织国内诸多理工院校的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取得共识，核心教材正在陆续编辑出版。

第三，全面贯彻预科教育，坚持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相结合。实践证明，要保证留学生入系学习时能听懂学会，在设置预科教育课程时，必须把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教学相结合。通俗地说，预科教育要两手抓，一手抓汉语，一手抓专业。很明显，这种结合不是体系性结合，仅仅是组合性的。学好汉语是拥有了新的语言工具，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但学习专业知识又为使用操练汉语创造出一个平台，最终能促进语言能力的发展。专业知识教学宜安排在第二学期。留学生人数较多时，最好采取分专业方向编班教学，方便选用教材，印制讲义。留学生人数较少时，可以按大专业方向编班来组织教学。

第6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今年，省内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比以往多了一次机会。广东省将实施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为历年首次。10所一本院校共安排1000个招生计划。专项计划的招生办法，在第一批本科录取开始前进行录取，未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其它批次院校的志愿和录取。

省教育厅前不久表示，2014年高校招生将实施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将会有更多机会进入重点高校深造。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省将在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汕头大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10所一本院校共安排1000个招生计划，面向省委、省政府确定的2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以下简称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实施专项招生计划。

专项计划实行单设批次、单独志愿、单独划线的招生办法，录取时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在第一批本科录取开始前进行录取，考生电子档案投放与"自主选拔"同步进行，未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其它批次院校的志愿和录取，以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机会和比例。

填报条件

据了解，符合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考条件、参加今年普通高考，并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专项计划志愿：一是具有广东省2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农业)户籍的农村应往届学生；二是学生本人高中阶段具有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县及县以下中学学籍并连续3年实际就读；三是高考成绩达到省招生委员会确定的专项计划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摘自南方都市报）

中高考将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

根据教育部网站1日公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今后我国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

指导纲要明确了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方向，即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并分别针对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目标。要求"在中小学德育、语文、历史、艺术、体育等课程标准修订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应结合教学环节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负责人指出，当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有些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灌输，单纯地让学生记忆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相对缺少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宣讲。这是当前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二是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众多课程各自为战，课内课外无法衔接，导致课程门类孤立化、教育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随意化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教学效果。三是教育教学中的技术性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课程体系和教材编写相对缺少统一的技术规范指导。四是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有待形成。

根据指导纲要要求，相关部门的联合工作机制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评价和督导机制也要相应建立。

据悉，这份指导纲要自去年6月开始起草，经过了调研、讨论、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等多个环节。

(中国教育出版网）

多所高校举行校园开放日 招生政策向考生倾斜

高考还有一个多月将举行，多所高校今天举行校园开放日。名师宣讲，校领导做报告，招办主任招生政策，各个专业院系在校园广场设立咨询台，与学生家长面对面，承诺不退档、尊重学生专业选择成为各高校吸引学生报考的有利条件。

记者今日从北京师范大学获悉，该校有12个学科门类57个本科专业，其中14个兼收师范生，其他均为非师范生，除免费师范生外，是否做教师完全是学生的自主选择。包括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培养实验室、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法学、物理学、地理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等实验班计划都将招生，以满足考生需求。

今年北师大在京投放招生计划116人，其中文科40名，理科76名。针对北京考生的兴趣爱好，北师大今年在京投放了学校全部优势特色专业26个，如心理学、教育学、汉语言文学等。日语、俄语将作为小语种放在提前批次录取，天文学、哲学专业全部通过自主招生录取。

北师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虞立红表示，学校以最大限度满足进档考生专业志愿为原则，安排专业录取。从去年录取情况看，在京统招录取140人全部满足专业志愿。同时考生也需服从专业调剂，提档不退档。

北京大学则把可填报的专业志愿数由以往的5个调整为6个。若考生所填志愿均无法满足调剂时，北大将与考生进行电话沟通，为考生提供多个调剂专业供选择。此外，考古学、历史学类等只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若在北大录取线上且上述专业志愿生源不足时，则将在录取线下20分以内顺次录取填报有相应专业志愿的考生，录满计划为止。这一政策不仅避免了考生被录取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同时对考古、地质、历史等有专业兴趣的考生而言，则提高了录取率。

清华大学在已开设经济与金融国际班、法学国际班、环境工程国际班、人文科学实验班、社会科学实验班、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医学实验班、外文实验班等精品项目基础上，今年机械工程专业也将首次开设实验班。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涵表示，该校招生志愿满足率95.3%，绝大多数学生在清华都可以就读自己心仪的专业。

第7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09-10

定 价：29.80元

我在两年前读了华应龙的《我这样教数学――华应龙课堂实录》，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本关于教师如何开展教学的书。书中展示了作者的12节精品课，并以“课前慎思、课堂实录、课后反思、专家评析”4个版块展开叙述。该书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设计教学要多问“为什么”。

众所周知，教学要解决两个问题：“教什么”和“怎么教”。其中，“教什么”尤为重要，处理不好就常常会降低教学效率和效果。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华应龙总结的“四问法”让我受益匪浅。所谓“四问法”，就是教师在设计每节课时都应该问4个问题：教（学）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教（学）？怎么教？为什么这么教？在实践中，我也尝试了这一做法。如教学“乘法的初步认识”时，我首先自问：“这节课我要教什么？为什么教这些？”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厘清了教学思路。紧接着，我又思考“怎样教”和“为什么这么教”的问题，最后再对教学活动进行预设。这让整节课变得非常有序，学生在我明确的引导中学到了乘法的知识，体验到了探究和学习数学的乐趣，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设计教学要多问“为什么”，很多教师都明白这个道理，但要怎么问、往哪里问、问多深，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华应龙通过12节精品课向我们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这门学问。

除了设计“教什么”，解决“怎么教”也是一节课成功与否的关键。“怎么教”的涉及面很广，这里要重点说的是教学语言。有不少教师会忽视这个问题。我以为，一种生动活泼且富于激励、引导意义的教学语言，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是华应龙在书中阐述的另一个道理。该书展示的教学实录中，华应龙的精彩语言随处可见，如在教学生使用量角器时，华老师会说：“如果你是量角器的话，你会对同学们说些什么呢？把你想说的话写出来，好不好？”这样的语言既平易近人，又能引导学生进入真实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这本书语言简洁明了，版块设计科学合理，没有宏大的叙事脉络，却阐明了许多教学真理。这些道理看似平常，却是教师所应修炼的必备技能。

该书从课堂的有效沟通与交流、教学模式的选择与运用、课堂设计与课堂策略、课堂评价改革4方面展开叙述，着重探讨了如何使新课标提倡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更为有效，并介绍了西方课堂设计的理论和教学策略，总结国内课堂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教师进行有效的课堂设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代蕊华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定价19.80元）

第8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高考录取分数线，是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录取分数线，该分数线，每年高考结束后，由省级教育招生主管部门统计后公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上海2021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上海2021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注意：由于高考报名人数以及各市招生计划的差异都会影响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变化，一切均还以上海有关教育部门公布的最新高考文理科录取分数线为准！

应该如何准备高考不做题海战术。

距离高考时间越来越近，这时不能够再把时间花在题海战术上，可能有些同学说，如果不保持每天的题量锻炼自己的做题速度跟准确度，很难保证在考场上有正常的发挥；其实，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分配到各科的基础复习当中，然后在每天复习完之后，再适当选择一些题目出来练习，建议还是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每一道题目，也照样能达到考场中的那种紧张感。

注重课本基础知识点的复习。

这时已经不是做难题做偏题的时候，在这么短的时间，想要有一个突破性的提高，基本已经很难，同学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课本基础知识点的掌握与复习当中，高考面向的是所有学生，试题大部分偏向于基础，而少部分的难题作为中高层学生的拉分机会。当然，题目难，得分也难；题目易，失分也容易，考场更需要胆大心细，做到易题不丢分，难题争得分

上海排名前三的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位于上海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的全国重点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九校联盟（C9）、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创始成员，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单位，入选国家”珠峰计划“、”强基计划“、”111计划“、”2011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是一所世界知名、国内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位于上海市，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之一，位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985工程”、“211工程”，为九校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Universitas 21、环太平洋大学联盟、21世纪学术联盟、国际应用科技开发协作网、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成员，入选珠峰计划、“111计划”、“2011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等。

同济大学

第9篇：中华少年教学设计范文

关键词:服装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

通过对北京服装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东华大学的实地走访与调研,以及本人在中原工学院从事多年的教学工作,了解到了目前服装院校比较真实的教学情况。与国外院校相比较,我国服装设计专业课程设置中专业课比重小,公共课比重较大,这样客观上就造成学生的专业性不够强,尤其缺乏基于服装行业的专业知识训练,品牌意识较弱。毕业生进入服装企业后在很多方面不得不从头学起,与服装行业市场的专业衔接跟不上,造成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而用人企业则招不到急需的专业人才。近年来,国内服装院校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专业设置、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的改革和调整。尽管如此,但收到的效果仍然不明显,服装专业教学的市场化运作仍然步履艰难[1]。

一、生源过于单一

经过对国内几所大学的调研,发现现阶段我国的服装设计专业的招生方式采用的是艺术类高考的模式来进行招生的。即先进行美术专业课的考试(通常是素描、色彩、速写三门基础课程),成绩合格者收到相应的专业合格通知书,再参加全国统一的文化类课程高考,而后综合美术专业的成绩和文化课的总成绩进行录取。这种招生模式的优点是可以招收到绘画基础较好,又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综合型学生。

但我国的职业教育的高中阶段过于注重专业类课程的培养,往往忽略了文化课的重要性。学生学习重点安排的不均匀,使许多学生都以学好专业课为主,把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绘画当中,而分给文化课的学习时间较少,这就造成职业高中学生的专业课基础都较之普通艺术类学生的强,但文化课的成绩差距较大。所以现阶段的招生录取模式无疑是将职业教育的学生拒之门外。

这些年来,我国高等服装教育由于生源本身的问题再加上教育体制的双重问题,造成学生的动手能力越来越差,理论知识也较为中庸,使许多服装艺术设计专业大学毕业生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二、重专业基础,轻专业理论;重绘画,轻制作

北京服装学院、清华大学、中原工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学生教学培养计划显示:北京服装学院专业基础课占四年总学时的46%,专业理论课只有16%;清华大学的专业基础课占总学时的71%,专业理论课只有29%;中原工学院的专业基础课占总学时的31%,专业理论课占18%。经过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着重专业基础教育,轻专业理论知识的培养。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求甚解,不知出处,不知所以然的现象,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的提高产生了较大的阻力。

在上述的三所院校培养计划的分析中,我们还发现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虽然有很多的成衣基础、制作工艺等相关课程,但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大量的课程都是在讲授结构基础,而学生动手实践的学时在课程中只占很少的比例。许多学生因动手能力较差,在自己的毕业设计作品制作过程中,完全是交给裁缝进行制作,自己则几乎完全不参与其中。

在实践教学方面,北京服装学院的实习课程占了总学时的25%,中原工学院为27%,而清华大学则基本上没有实践环节。虽然北京服装学院和中原工学院的实习课占的比例较高,但这些实习课几乎没有或很少有进入企业实习的机会,基本都是通过校内实习或采风、写生等绘画方面的实习来完成的。这样就造成了学生在校期间绝大多数对企业一无所知,对服装的整个生产流程及企业的运作方式、营销手段等方面十分陌生。服装企业聘用设计专业应届毕业生的标准很明确,就是要选择理论基础、动手能力和市场嗅觉俱佳的毕业生。服装设计专业的动手能力不单单指服装制作能力,而是需要具备在企业中担当设计工作的全部专业技能。如果这些专业技能不能在课堂上教授,必将延长毕业生在企业里的见习期[2]。

三、师资结构不合理,教学资源不够充分

近些年来我国各高校不断扩招,使原来每年各个相关院校服装设计专业几十个名额的招生量扩大到上百或几百人,原来每班十多人的小班上课,小班辅导成为了奢望。

扩招使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比例不断扩大。从2002年起,为了满足教学需要,各个高校都在大量的引进教师。因此,很多刚刚走出校门的本科生又马上走进校门成为教师。这批教师很多都是各个知名院校的优等生,但他们却在一没有教学经验,二没有生产经验的情况下匆忙走上讲台。而有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服装从业人员,由于没有较高的学历,则被各个高校拒之门外。现在的这些老师有些经过了脱产再次深造,有的在职攻读了学位,现在已经成为了各个院校教学的主力军。

由于扩招的原因,各个高校的实验室已经开始慢慢地不能够满足教学的需求,而大多数院校的学生他们的自由练习和自由实验已经变为不可能。学校的实验设备更新太慢,现在很多学校的服装实验室除了缝纫机和锁边机外,基本一无所有。即使有些学校引进了一些高科技设备,也基本成为了教师为了完成科研工作量的专属设备。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对于这些高科技设备连面都没见过,以至于到企业工作时遇到这种设备时就会手足无措。

四、过于重视教学体系的规范化,教学考核方式过于单一

国内的服装院校招生教学计划基本都是在学生入校之前已经制定好的,四年几乎没有变化,而与市场真正的需求相背离。在教学过程当中,过于注重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在开题前必须制定教学计划,必须为学生定制教材,并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不允许随意改动教学计划,学生就像流水线上的商品一样,已无自身特色。服装设计教育是一个要求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专业,要求因材施教,要根据其自身的喜好来选择适合学生本人的研究方向。而院校统一的教学计划,无疑将抹杀掉学生的个性,成为无自身特点的所谓“流水线”上的工业化产品。

在目前我国的服装类高校当中,对于学生的成绩考核方式主要以笔试及学生的综合作业为主要考核依据。在很多西方知名的院校当中,经常会有面试、小组作业、辩论、演讲等考核形式。考核方式的多样化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个性化的一种有效形式。

国内的考试往往以成绩的评定为考核的结束,许多院校很少或几乎没有对学生的作业或考卷进行反馈,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教师往往根据本人的理解或喜好给以学生的成绩评定,并没有给学生讲述自己作品的设计构思、创新点、材料选择的机会。

五、结束语

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使得各院校不可能任意改变课程结构,教学改革必须是有范围的[3]。当前首要建立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设计与市场相结合、实践与调研相结合、实践与创新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应用与实践能力,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具备就业的基本素质,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