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西北地区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就有与武术有关的各种活动和各种体现了武术姿态的人物.可从敦煌壁画中的狩猎、军事、祭祀、舞蹈等方面，对西北武术进行实证分析.

1敦煌现存壁画中的武术

敦煌和周围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强悍、勇敢、勤骑、善射、好武的民族风格和习俗，创造了当地特有的物质文化(如箭链、弩)和精神文化(如壁画、经卷等)，构成了西北武术独特的风格.西北武术的典型形象多被当时一些开凿石窟的工匠刻画在壁画上，使得敦煌壁画中为后世留存了许多古代的武术形象.

1. 1狩猎与武术

狩猎是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一，要狩猎就要有弓箭和马匹，训马和制箭技术很早就被西北少数民族所掌握.西北各民族早在周代就有训马善骑的习惯.如莫高窟北周第290窟中心柱西坛沿的马夫训马图，就体现了当地民族训马的场面.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了马就有了 交通 工具，方便了行走和运输，也方便了人际交往.骑马成为了人们幼时就要了解和熟练的运动项目.马匹为人们插上了可以飞翔的“翅膀”.武术随之也发展起来.莫高窟西魏第249窟狩猎图就是一幅反映狩猎射箭的武术资料.画面绘制了两个骑马的猎人手持弓箭追赶猎物，一人在马上拉满弓玄，向背后一猛兽射杀;另一人则骑马快速奔跑，追赶黄羊.以上两幅珍贵壁画的资料，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古代西北民族的训马、射箭、狩猎场面.构成了西北民族马上狩猎的完整过程，体现了西北马上民族的强悍、勇敢、勤骑、善射、好武的民族风格.此外，在西北地区还出土了大小不同的箭锨不计其数.这都证明了武术文化是从西北勤骑善射而来，标明了那时西北独特文化氛围，也可以观察到西北武术形成的深刻痕迹.史书记载:“李波小妹字雍容，寨裙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这也有利的证明了西北武术的存在.

1.2军事与武术

莫高窟第285窟南壁上部的作战图，莫高窟第332窟争舍利战图，莫高窟第217窟的演习图，莫高窟第12窟南壁的作战图，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都表现了武术被军事所用，在军队中武术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述几幅壁画体现了武术在演习、战斗和行军中的形象.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西北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古战场，由于战争的需要武术进人了军事之中，统治者们把军队训练成了武艺超群、战术过硬、纪律严明的杀人“武器”.在战争中成长出来的武术，具有了他独特的风格和技术，渐渐的武术就成为了军队和战争所必备技能.战争成为了武术飞速发展的加速器，由于有了战争这个适合武术“生长的养分”，加上西北民族自身个体的强悍创造出了西北特有的武术风格.所以说战争是哺育武术走向成熟的温床，而在武术中锻铸了搏击与审美的特征.

1.3祭祀与武术

祭祀是 自然 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的宗教仪式.敦煌的祭礼活动在壁画和画像砖中可窥见到其踪影，敦煌民间的四时八节祭鬼神的风俗自汉唐一直流传至今.在壁画中的民众化迎神赛社与祭礼活动是敦煌人民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有传承性又有民俗传统互相融化的渗透性.香烟缭绕、牲畜陈列、肃穆虔诚的宗教祭坛，以及祭天礼神时粗犷的呼号、激昂的歌乐、优美的舞姿、精彩的角抵与百戏表演、现实功利性的讲经俗唱、百性聚观的热闹场面等，所形成的广泛而绚丽的，随着历史的沿袭和变异，娱神的诸般伎艺逐步实现多层次、多方位的融化汇合.最后也为武术萌发提供了契机.

第2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莫高窟；创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K87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01-05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Dunhuang Forum 2016：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Dunhuang Academy，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Lanzhou University， and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was held on August 20-21 at the Dunhuang Academy. More than 15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France， Britain， Austria， Belgium， Russia， America， Japan， Korea， India and Iran， and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of China participated in this grand event which included 108 submitted papers. More than sixty experts presented lectures to introduce their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s of the Silk Road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uddhist archaeology and cave art， Dunhuang documents，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history of Dunhuang caves， and Dunhuang art and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Keywords： Mogao Grottoes；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unhuang Academ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唐代碑文及敦煌文献的记载，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其后历经一千多年不断营建，至今保存洞窟735个，壁画4500平方米，彩塑200多身，其规模之大、延续时代之久、艺术之精湛，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20―21日在敦煌研究院举行。来自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向会议提交论文108篇，其中有60多位学者在会上分别作了学术发言，学术报告涉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佛教考古与石窟艺术、敦煌文献与历史文化、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史，敦煌艺术与当代艺术创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8月20日上午开幕式上，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敦煌市市长贾泰斌分别致辞。王旭东院长全面介绍了敦煌石窟文化的伟大历程，总结了几代莫高窟人以“保护、研究、弘扬”为方针，积极探索、开拓进取的精神。面对敦煌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敦煌石窟保护面临自然和人为等因素的威胁问题、敦煌文化的传承弘扬的方式问题，王旭东认为，未来的敦煌研究院，将通过积极推进敦煌石窟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快“数字敦煌”项目的实施、以“数字敦煌资源库”建设为基础，充分分享敦煌石窟的数字化资源、立足本土、面向国际推广敦煌文化艺术等多效并举，积极主动地吸引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关注敦煌、关注敦煌石窟，使敦煌研究院成为一个致力于敦煌乃至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国际化平台。

郝春文代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对“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认为作为莫高窟和敦煌文化的守护者和研究者，不仅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敦煌莫高窟和其他敦煌文化遗产，更要有责任将敦煌学研究不断地推向深入。郝春文还表达了对敦煌学现状的思考。他认为敦煌学界要多发掘敦煌资料中的人类智慧，多一些宏观的探讨和理论方面的分析，呼吁敦煌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的研究、缜密的论证，发出自己的声音。

贾泰斌代表中共敦煌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对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和皓首穷经、不懈探索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以来关心、热爱敦煌文化的有识之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敦煌这座城市正在“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复兴、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等多重战略机遇和平台上高位求进、跨越发展。相信这次盛会必将为推动敦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荣复兴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会议于8月21日下午结束。闭幕式上，德国柏林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心教授皮特・茨默（PeterZieme）、日本筑波大学教授八木春生、奥地利国家科学院印度与中国佛教研究员史瀚文（DavidNeilSchmid）、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柴剑虹先后总结点评了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致闭幕词。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附录 会议论文目录

上编：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

“时”、“地”、“人”

――莫高开窟因缘述略柴剑虹

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法国]法 宝

莫高窟前史新探

――宕泉河流域汉晋遗迹的历史意义马 德

中国敦煌莫高窟和佛教的文化整合（5―10世纪）[法国]吉尔斯

可移植性与跨文化交流：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

[奥地利]史瀚文

“阿修罗”图像及所处场景之考察严耀中

文化转场：敦煌普贤变与佛经汉译[法国]金丝燕 李 国

道俗交得 殿阙塔寺

――基于莫高窟第254、257窟的西北地区北魏小佛寺的复原研究孙毅华 周真如

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图》对韩中佛教交流的渊源关系考[韩国]金德洙 金相国

摩尼教绘画及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影响[摘要][伊朗]纳思霖 达斯坦

敦煌三危山考[日本]荒见泰史

“阿育王”式@堵波所具有的多重意义[美国]蒋人和

寺庙佛座装饰――对敦煌早期洞窟内装饰佛座的纺织品表现的比较分析

[日本]桧山智美

对因缘图1中乔达摩佛传故事的诠释[美]莉莲・汉德林

炳灵寺169窟西秦图像反映的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情况李静杰

从图像学角度探讨河西石窟“凉州模式”佛像与犍陀罗、秣菟罗佛像的关系

胡文成 胡文和

雷电风雨图像：一种“全民图像”的伸展李 凇

风格与样式――中国佛教美术中四家样说简析张 总

莫高窟隋朝菩萨样式研究赵声良

680年代至710年代中国各地佛教造像诸相[摘要][日本]八木春生

瑞光，华盖与故事画：试论敦煌隋代窟的窟顶设计[摘要][美]胡 隽

佛教艺术中的“白马朱鬣”[日本]下野玲子

敦煌佛教木雕像研究张小刚

漫谈佛教艺术中的哺乳图胡同庆

敦煌飞天艺术之美傅 强 傅曼妮

从青铜云雷到彩云飞天王文杰

丝路沿线石窟三联珠式刹塔流变考高晏卿

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藏隋大业三年智果绘净身佛像为伪作朱 雷

莫高窟76窟八塔变佛传图像源流探讨[中国台湾]陈清香

敦煌莫高窟第390窟绘塑题材初探王惠民

敦煌法华经变中的“涅”场景及相关问题张元林

中唐时期莫高窟瑞像图菩萨像的通式与其渊源[韩国]苏铉淑

晚唐药师经变燃灯供养仪式图像研究――以敦煌莫高窟156窟为例孟嗣徽 黄 蓉

敦煌石窟个案研究之省思与检讨沙武田 梁 红

从云岗到敦煌――两例对称图像的传播魏文斌 张 敏

莫高窟第246窟研究陈菊霞

敦煌执扇弥勒菩萨考郭俊叶

西千佛洞考古工作新收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王建军 张小刚 刘永增

祥瑞塑像白狼与莫高窟第321窟张景峰

莫高窟第146窟窟主疏证顾淑彦

吐蕃四代赞普撼人心魄的弘法史画――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内容试解读岳 键 陈 瑾

敦煌莫高窟285窟“天福之面”（kritimukha）考马兆民

敦煌壁画“取经图”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国台湾]简佩琦

于田小帽式样源流初探史晓明

卢舍那佛像研究――以七世纪以前的中原地区发展为中心[中国台湾]潘亮文

云冈石窟第11―13窟图像构成分析王友奎

故国与他乡：天水石马坪新出入华粟特人石榻围屏图像中的“中国元素”屈 涛

甘肃省镇原县境内石窟寺群的初步调查孙晓峰

大足南宋两例涅造像及其相关问题探讨米德P

敦煌莫高窟――断崖上的丹青文脉谢振瓯

敦煌美术研究七十年侯黎明

再论敦煌壁画中的“色面造型”和“线描造型”――从维摩诘经变看图像风格及艺术语言

形态的演变[日本]卓 民

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以莫高窟第320窟、285窟整窟临摹为例马 强 吴荣鉴

试谈建立“敦煌美术学”的意义汤 珂

从敦煌石窟艺术现状看与中国绘画材料与技法研究相关联的几个问题赵栗晖

论壁画艺术专业的学科性――对高校壁画专业教学和实践的思考陈舒舒

下编：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

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杰出范例李并成

华夏先民“西游”之举与汉唐引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刘再聪

假如论“乐”的《庄子》与斯宾诺莎之《伦理学》在敦煌对话[比利时]铁力・马海思

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史意义杨秀清

敦煌写本中形近字同形手书举例（二）郝春文 王晓燕 武绍卫

漫谈古籍整理的规范问题――以敦煌文献为中心黄 征

敦煌文书与中国古文书学黄正建

陈z旧藏敦煌文献题跋辑录与研究[中国台湾]朱凤玉

韩国藏敦煌写本及其所藏过程[韩国]郑广`

对一首回鹘文诗歌，即B464：67号敦煌文献的解读[德国]皮特・茨默

英国图书馆藏蕃汉语词对译Or.12380/3948文书残片再考[日本]松井太

五代宋初跨越戈壁的交流――漠北九姓达靼与沙州西州的丝路互动白玉冬

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所见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抗击喀喇汗王朝新证据

白玉冬 杨富学

敦煌西域文献中所见的苏毗末氏（vbal）考杨 铭

从哲蚌寺藏《|蚌经》看敦煌藏文《般若经》誊抄年代勘措吉

试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鼠年改革――敦煌“永寿寺文书”研究陈国灿

瓜沙地区疏勒河原名黑水考郑炳林 俄玉楠

敦煌莫高窟北区B465窟题记调研报告张铁山 彭金章

晚唐张议潮入朝事与凉州等河西政局再探

――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李宗俊

《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杨宝玉

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

――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日本]菊地淑子

敦煌三界寺再研究陈大为 王秀波

莫高窟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职官变化梁咏涛 唐志工

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中国台湾]郑阿财

居家律范――P.2984V看敦煌的檀越戒仪形态湛 如

中古民众的灵魂观念――以敦煌变文为研究中心张 勇

北凉书吏樊海书《佛说菩萨藏经》初考[中国香港]崔中慧

敦煌写本《敦煌诸寺僧尼问想记录》研究魏迎春

河西墓葬杂文丛考――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六吴浩军

三阶教与地藏菩萨――兼论三阶教与净土教围绕地藏菩萨展开的争论杨学勇

敦煌文书中的水陆文献略考戴晓云

敦煌写本发病书《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整理研究陈于 柱 张福慧

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商业贸易刘进宝

归义军时期敦煌绢帛借贷契约析论王祥伟

敦煌写本P.5032《渠人转帖》研究赵大旺

对汉代之时敦煌水利工程的蠡测张俊民

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王 素

敦煌本伤蛇曲子与施恩必报的民间信仰伏俊琏 王 涵

我国传统论赞文体的源流及其与敦煌佛赞之异同述论王志鹏

文人干谒：敦煌悟真出使长安之酬诗黄 京

开源引流与预流――陈寅恪《陈垣炖煌劫余录序》新论[澳门]谭世宝

张大千、谢稚柳莫高窟编号与考察成果述评――莫高窟考察历史文献解读（七）张宝洲

由《吴忠信日记》再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中国台湾]车守同

敦煌研究院新入藏李浴敦煌遗稿的内容及其价值王慧慧 冯志国

照片档案遗产：敦煌、探险照片与罗氏档案[美国]经崇仪

1907―1949年的莫高窟摄影史孙志军

第3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学术会呈现日益繁盛之势。2016年内在国内各地举办了大批有关敦煌学的学术会议，其中在敦煌也举办了一系列有关敦煌学研究的学术会。

（一）长安与敦煌学术研讨会

2016年5月12―16日，敦煌研究院联合陕西历史博物馆共同筹备主办了“长安与敦煌学术研讨会”。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有90余人，收到论文52篇。

（二）汉传佛经传译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6月14―19日，“汉传佛经传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文化院和美国木鱼基金会联合主办，研讨会荟萃了来自国内外120余位知名学者和汉传佛学教授、佛教界知名法师。会议针对在佛教国际化过程中，汉传佛典翻译成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现状、译经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翻译后的佛典的使用和传播的方式，及未来走向等一系列议题展开研讨，旨在弘扬中国传统佛学文化，让汉传佛经变成外国语言走出去，让国际顶尖学者走进来，促进东西方学术和文化交流，发挥汉传佛教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正能量。

（三）2016敦煌论坛：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8月19―23日，“2016敦煌论坛：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高窟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76位学者参会。会议共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09篇。

研讨会围绕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五大议题，追溯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艺术在莫高窟千余年来不断地交融与创新，以及其对现代世界文化、艺术发展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第4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敦煌遗书；《放妻书》；婚姻关系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16-02

敦煌遗书中有一类关乎婚姻离异的文书――《放妻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离婚书。因为唐以前的离婚书皆未流传下来，因而敦煌《放妻书》的发现就显得尤为珍贵。随着人们对敦煌文献价值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学者们对其整理和研究工作日益重视起来，对于敦煌《放妻书》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敦煌《放妻书》的整理辑录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下文就相关研究成果略加整理和介绍。

对于敦煌《放妻书》的最早介绍和研究，应该是日本敦煌学家仁井田升。他在1941年发表的《敦煌发见唐宋时代之离婚书》和 1942年刊行的《中国身份法史》等著作中对敦煌《放妻书》都有所涉及和研究。仁井田升主要是联系奴婢《放良书》，论及良贱制度，认为《放妻书》同样反映了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低贱。这其实是片面地理解“放”字之意。“放”在奴婢《放良书》中是“免贱为良”之意，而在《放妻书》中则只是解除原有关系之意。仁井田升的观点虽然有所偏颇，但他最早向世人介绍了敦煌《放妻书》，其贡献自不待言。

我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四部书的整理研究方面，对社会历史类文献涉及很少。直到1983年，我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举行了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高国藩在会上提交了论文《敦煌民俗学简论》，提出了“敦煌民俗学”的概念，人们才对社会历史、民俗等类的文献逐渐关注起来。但高国藩在《敦煌民俗学简论》的婚俗部分并未涉及敦煌《放妻书》，也未讨论敦煌民间离婚风俗。1989年，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一书出版，才奠定了国内敦煌民俗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第十三章涉及敦煌民间离婚风俗，主要以S.0343、S.6573（1V）和S.6573（6V）三件《放妻书》和S.5706《放良书》为依据，探讨了敦煌离婚是平等式的，离婚不需官方干预。虽然受传统道德观念约束，但离婚原因主要为夫妻感情不和。在其此后的著作《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和《敦煌民俗资料导论》中，高国藩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虽然他对《放妻书》只是进行了初步分析，未与唐代社会风情和婚姻律例等相联系而进行深入探讨。但毕竟在国内属首次涉及敦煌文献的民俗研究，不仅开创了敦煌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虽然在《敦煌资料》第一辑、《敦煌宝藏》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卷3《契约文书》(1986～1987年）中也涉及《放妻书》的整理和校录研究，但比较零散。直到1990年，《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中才发表了当时所见比较完整的7件《放妻书》，即S.0343V、S.5578、S.6537（1V）、S.6537（6V）、P3212V、P4525和P.3730V。这是对《放妻书》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整理释录，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便利。1993年，谭蝉学《敦煌婚姻文化》一书出版，其中的《敦煌婚姻文化真迹汇录》部分录有5件《放妻书》，即S.6537（1V）（据S.5578校录）、S.6537（6V）、P3212V、P4525和S.0343V。主要依据《敦煌宝藏》和《敦煌遗书总目》录文，似乎未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之《放妻书》录文。并在《敦煌婚姻文化概论》部分探讨了敦煌婚姻的离异情况（其中又涉及S.6417V）。作者认为称离婚曰“放妻”与敦煌当地习俗有关：首先与敦煌“放良”之风有关，反映妇女地位的卑下，另外和佛教放生等有关。同时指出敦煌《放妻书》反映了和离、两愿离的气氛。作者对离婚缘由做了分析，认为其合乎“七出”的条件，主要是夫妻不相安谐、双方感情不和，还有多谪造成的恶果等。另外，还探讨了离婚的程序，即会聚六亲，立下《放妻书》。涉及离婚后财产的善后处理，经双方协商决定。最后，作者认为离婚文书末尾的祝福之词只是一种礼节或执笔人的良好愿望而已。该书对《放妻书》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基本涉及各个方面，对以后的相关研究影响很大。其后来的专题研究成果《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和《盛世遗风――敦煌的民俗》等著作多继承和扩展了这一观点。

1999年，杨际平发表《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一文，可以说是以敦煌《放妻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作者依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的7件《放妻书》展开研究，认为这些文书反映的是10世纪前后敦煌民俗婚姻关系与婚姻离异情况。首先他认为《放妻书》与《放良书》不能相提并论。《放妻书》实际上就是离婚书，虽确实反映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但与奴婢放良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其实是对仁井田升有关《放妻书》良贱问题的不同回应。其次，作者分析了敦煌《放妻书》所反映的婚姻离异情况，认为其属于“和离”形式，并且从《放妻书》都强调宿世姻缘可以看出佛教对敦煌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再次，作者从《放妻书》所反映的内容判断其作用是用于户籍的除附和供再婚之用。最后，作者分析了礼与律令的关系，值得深思。作为以敦煌《放妻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杨际平先生对《放妻书》的基本内容、特点及它所反映的婚姻关系和离异情况作了详细地分析和探讨，并且结合唐宋律令进行了论证说明。他的研究比较完整，论点鲜明，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意义深远。同年，张艳云在《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一文认为，敦煌发现的《放妻书》明确反映了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离婚原因首先是“夫妻不和”；离婚形式是双方情愿，“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立书契约称《放妻书》或《夫妻相别书》，离婚后妻子可改嫁；对财产分配也有相应的规定等。说明和离形式在唐代不但实行过，并且还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一定的程式，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1998年，沙知录校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目前所见，主要是英、法藏的敦煌《放妻书》11件，即дx.3002“亲情放书”，P.3220、P.3536“宋开宝十年放妻书”，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孟氏书”，S.0343V、P.3730V、S.6537（1V）、S.6417V、S.5578、和S.6537（6V）六件“放妻书样文”，P.3212“夫妻相别书样文”和P.4001“女人及丈夫手书样文”，是迄今收录敦煌《放妻书》最为完备者。2005年，刘文琐以此为依据，发表《敦煌“放妻书”研究》一文，对《放妻书》的基本格式、时代和内容作了分析，认为它是唐代中期至北宋初期敦煌民间协议离婚的“手书”，并具体讨论了离异的原因、程序和离异情况的处理等，论调与谭蝉雪、杨际平等人基本一致。最后总结了敦煌《放妻书》的特点即唐宋时期敦煌的离婚情况，认为敦煌离婚文书的存在正好说明当时当地离婚的普遍。此后，2009年邵郁《敦煌“放妻书”浅议》一文也依据《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中的11件《放妻书》，讨论了《放妻书》的含义、年代和所反映的敦煌地区婚姻状况，认为其反映了敦煌宽松的婚姻环境和平等的妇女地位、敦煌地区“夫从妻居”的婚姻生活格局和夫妻对和感情的重视等，基本也是秉承前人的看法。

2008年，王岩华发表《从敦煌文书浅析唐代和离制度》一文，引用罗鸿瑛主编的《简牍文书法制研究》中的敦煌《放妻书》5篇，通过分析，得出和离是在官方半介入状态下，有效地利用家族关系实施监督、保证，使当事人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不经过诉讼而达到离异目的的结论。虽然分析比较严密，但得出《放妻书》是一种半官方的文件，其格式、措辞已由官方定制，老百姓只是依章办事，似乎只是臆测而缺少证据。并不是只有合法才具合理性，合理的东西也有可能合法化。因而也有可能是民间长期使用，约定俗成，因具合理性而得到官方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虽然《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也收录了俄藏дx.3002《亲情放书》1件，但没有相关专门研究出现。2008年，乜小红发表《对俄藏敦煌放妻书的研究》一文，披露了俄藏дx.11038《放妻书》样文一件，并进行了释录，内容与英、法藏《放妻书》基本相同，通过二者的比较，讨论了唐代民间婚姻观念的变化，即比较重视夫妻感情、唐代妇女地位有所上升和离婚后妇女的再嫁受到尊重等。并认为《放妻书》本身是一种离婚契约，其作用在于保证离婚的有效性。

第5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然而，当翻阅《一九九四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论文提要》时，我真的惊诧了，茫然了，感到悲哀袭来，因为所录140篇论文提要中（我的文章排序第26位），竟不见张大千与敦煌半个字。更有甚者，来自北京和甘肃省的领导在敦煌建院50周年的讲话中，亦只字未提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见《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95年4月出版》），让人感到张大千遭薏苡明珠之谤，让人感到世俗误解张大千、所执“破坏敦煌壁画”的偏颇，让人感到这次研讨会和庆典活动遗忘了张大千，而且遗忘得竟那么彻底。

其实，关于所谓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说，早有澄清。1944年，沈尹默先生写诗“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为之辩诬（载《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8年9月，窦景椿、常书鸿先生在《西北日报》为之发表辩诬声明；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结论；1981年3月，石湍先生（即刘忠贵先生，笔者朋友，曾合作文章）在《旅游天府》杂志为之发表辩诬文章（让时在台湾的张大千感动不已）；1991年9月，李永翘先生在《世界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台湾的苏莹辉先生亦曾在台湾《中央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然而，这次学术研讨会和庆典活动如此“礼遇”张大千，实在是无公平可言，与张大千“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的谦谦君子襟怀形成天地反差。当时，虽然我对张大千与敦煌的认知不乏局限，但至少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张大千对敦煌倾心至多，用力最大，推广最早，成效颇显，应该是敦煌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亦应当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不可忽略的课题。至于敦煌研究院的建院，张大千堪称主要推手。这些，张大千在《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结尾处有表述：“过去，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为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这里，张大千所言的“为文评赞”，自然是指1944年1月和5月，他分别在成都、重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时，《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国民通讯社、《新民报》等媒体的系统宣传，以及后来在上海、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展览的宣传。尤其是成都1944年5月由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撰文者多为重量级学者，如陈寅恪、刘开渠、吴作人、林思进、冯汉骥、蒙文通、谢无量、沈尹默等，甚至有政要兼学者的张群。（该展览在成都进行时，观众达12000多人，可谓震撼。）其评价如潮，竟达到“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的高度，刘开渠并以此为文章标题。

时间依然定格在1994年。这年的12月，四川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特展》，不仅发文通知，而且出版特展专刊。笔者应邀参加展览的开幕式与座谈会，虽感展览策划的精心和展览的不乏影响，但以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研究平平，研究成果平平，实在是无法与50年前即1944年同样是在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相提并论。

可喜的是，2009年5月四川省博物院新馆正式开馆，设有张大千艺术专馆，将所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常态展示。该专馆构成了该院的亮点和特点，亦成为全国博物馆系统的唯一，无疑功德无量。但作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和出研究成果，包括对两岸已出版的研究成果的展示，仍感不尽人意。（中国博物院亦收藏有数十幅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品。囿于种种原因，其研究及其成果此不作表述。）

张大千面壁敦煌不仅有“媲美玄奘”之誉，更有“具体将敦煌举世无匹的艺术，有系统介绍于世者，首推张大千”之论。其至伟贡献，不仅在于为敦煌壁窟编号，临摹壁画，举办展览，出版画册，演讲传播，还在于他对敦煌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其出版著述有：《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原名《敦煌石室记》）、《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张大千自序，门人罗新之、刘君礼先生辑录）；其发表文章有：《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自序》《莫高窟记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序》《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序言》《谈敦煌壁画》（张大千口述，曾克耑整理）、《大千话敦煌》（江兆申整理）、《大千居士细说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大千居士再谈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等。至于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研究推动的学术成果，当推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这些研究成果，扩展了人们对敦煌研究的视角，扩大了敦煌对外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敦煌的文化价值。

敦煌是张大千艺术生命中最结实的一环，故研究张大千与敦煌具有特别意义，即能使“敦煌”与“张大千”这个“双子座”熠熠生辉于广袤星空。随着对张大千与敦煌的渐进认知，包括对其编号、临摹、展览、出版、传播、价值体现等多方面的考量，两岸学者不乏研究，尽管研究成果与他的文化贡献和影响尚不对称。就大风堂门人而言，既临摹壁画，又不乏对张大千与敦煌有一定研究者，当推张心智、孙家勤、罗新之、张正雍先生。他们虽已作古，但留下了研究张大千与敦煌不可多得的学术成果。检索近年来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成果有：苏莹辉：《张大千先生与敦煌画艺》、巴东：《张大千与敦煌石窟艺术之内在联系特质》、朱介英：《瑰丽的静域一梦》、陈滞冬：《梦魂三匝绕敦煌》、魏学峰：《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时代意义》、谢稚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论析》、徐建融：《张大千与敦煌学》、汪毅：《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汪毅：《两岸举办的思考》，等等。这些成果，对于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不乏推动。

而今，我尚未曾谋面的徐大纬先生可谓异军突起，竟一气写出研究张大千与敦煌的10篇文章，并结集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最新诠释》，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12月公开出版，以此纪念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旅结束70周年。这让我感佩，因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数量不可多得，甚至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更何况她是大转体、大跨行，即从建筑设计行业移位到研究张大千与敦煌这个选题。这实在不易，即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至于徐大纬先生在建筑设计领域中的一花奇放，勿需我赘言，因为读者在其简历中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而我要说的是，她的这本书不仅具有一个硕大的张大千情结，而且体现了自我内心升华的历程，故不乏讨论意义和借鉴意义。这个讨论意义和借鉴意义所传递的信息在于：一是，作者自出机杼，对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所提出的10个讨论命题进行了若干的考据和考证，资料性和文献性兼备，拥有相当的信息量，展示了属于她的认知视野，囊括了属于她的文化结构，使其所作出的判断具有相应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二是，作者将建筑设计的理念运用于研究中，采取对比研究方法（如敦煌壁画原作与张大千所临抚的壁画作比较），以及数字排序的直接表述，使整体表达具有逻辑性。有的文章还不乏大胆推断和诠释，故具有突破性和超越一般研究的灼见。其建树，想必会引起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而这种勇于上下求索的精神和追求治学缜密的科学态度，是我们研究张大千与敦煌所努力倡导和践行的。

第6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敦煌;石窟艺术;供养人;肖像画;文化特征;考证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Devotees' Portraiture of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U Hong-sheng

历史左右图像,图像佐证历史。借鉴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Francis Haskell通过图像来探索艺术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的基本研究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唐宋时期敦煌供养人画像与题记的研究当中。作为历史资料,延续中古时代一千多年的敦煌石窟艺术规模巨大,各历史时期的艺术图像反应了相应的社会历史。段文杰先生认为敦煌壁画是“形象的历史”。马德先生提出了“以史论窟、以窟证史”的“石窟皆史”的理论。

一、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

敦煌古道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国际都会城市,这儿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中段的关键地区,历史上汉武帝为东来西去的中西使者、商贾、僧侣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自古敦煌便是“华戎所交”的都会,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居住区域,除了主体居民是汉族人,还生活有面貌长相与汉人差异很大的粟特人、吐蕃人、回鹘人以及波斯人、印度人等。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的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的国宝。敦煌石窟艺术源自印度, 辗转传到西域,经敦煌向内地传播,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 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随着佛教的兴盛,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石窟壁画一度辉煌。敦煌地区石窟壁画的内容有佛说法图、经变画、供养人画像等等,对敦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最早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并有榜题,最初的施主列像是结合儒家的祖先崇拜和自汉代流传的画祖先像之风而成的佛教功德主画像。在西魏时形成家族的画像, 唐宋则发展为更为显赫的等身大像的家庙,场面趋于宏伟, 供人似乎超过了供佛,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二、石窟与供养人

由石窟中供养人画像和供养人题记我们知道敦煌石窟是中古敦煌地区的居民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供养人即敦煌石窟开凿的出资者,又称为施主、窟主、功德主,包括敦煌社会的上层(如吐蕃赞普及各级官员、归义军节度使及各级官僚、敦煌佛教教团的各级僧官等)、下层(一般普通民众)。供养人画像几乎在每个敦煌石窟都有绘制,一般在石窟佛坛下、石窟的甬道两侧等,多数采用立像,少部分为跪姿。从汉代建立敦煌郡开始,历代王朝不断向敦煌地区迁徙,敦煌碑铭赞文献及《敦煌名族志》等文书有详细的记载。如敦煌唐氏来源于山东鲁国郡,宋氏来源于广平郡,翟氏来源于上蔡和豫章郡,阎氏由太原郡迁徙而来。汉族居民基本上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多与少数民族通婚。敦煌文献《杂抄》引《良吏传》记载仓慈为敦煌太守“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邻国蕃戎,不相征战。”到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胡汉联姻非常普遍,在与汉族通婚和融合的过程中, 各民族接受汉文化,政治经济文化上也积极汉化,少数民族的相貌特征特点有所减弱(但是长相的基本特征不会消失《晋书 •四夷传》记载大宛“其人皆深目多须”)。

三、只求神似而不求形真

作为供养人肖像画,显示面貌特征应该真实反映其本人个性,但是事实上唐宋敦煌石窟的供养人像与敦煌居民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敦煌供养人画像中很少体现出民族融合、人种上的变化。供养人像服饰上基本汉化,外貌上个性特征弱化,单纯从供养人像中很难区分民族身份。从敦煌石窟所绘张议潮供养人像、都僧统康贤照、灵图寺知藏康恒安等,很难看到还有粟特人血统特征(史籍中的记载如粟特人:高鼻、深目、多须),普遍表现为面部圆润,慈目善眉,表情庄重虔诚。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性和时代性大环境的影响,初唐壁画的女性造型表现了女子丰腴和温情,第329窟主室东壁说法图中跪在佛陀脚下高不盈尺的丰肥的女供养人,上衫下裙,席地捧花,体现了时代对女性外貌审美的要求。供养人像不强调个性,只求神似不求形真,突出了供养人的共性。敦煌莫高窟第12窟的东壁门上方绘制的着俗装的夫妇供养人,据《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认为是窟主沙州释门都法律金光明寺主和尚索义辩的父祖辈。绘于佛龛下的十身女供养人除了后四身为衣饰朴素的女侍从,前六身长幼排列为主人,都是长眉细眼、圆脸小口,差异不明显。女主人长袍窄袖,发饰花钗珠链,合掌持花,虔诚礼敬。供养人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衣冠服饰、供养人题记标签,总之不管是男或是女、,是僧或是俗、是达官或是庶民,强调表现的只是这些人永远供养礼敬佛尊。共性的提升和个性的消失,是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像的基本特征。供养人外貌特征包括服饰、头饰近似,姿态大致相同或者很相似,共性特征逐渐突出乃至占主导地位。似乎有千人一面之嫌(除了部分重要供养人像线条和色彩的变化)。曾经提出供养人像千人一面观点的段文杰认为“供养人像,是当时真人的肖像,也是宗教功德像。一画就成十上百,不能不采取程式化办法,主要表现其民族特征、等级身份和虔诚的宗教热忱,尽管都有题名,但不一定肖似本人,明显地看出来千人一面的倾向。”经北朝隋唐五代宋代七八百年,这种千人一面的供养人肖像画风敦煌地区一直保持着。因为血缘关系而相貌接近的家族家窟绘制的家族成员供养人,可以理解这种千人一面的现象,如翟家窟、阴家窟、令狐家窟、陈家窟、李家窟等。虽然胡汉供养人绘制在一起,却看不到深目高鼻的胡人特征。实际上千人一面更多的是消除少数民族的面目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是影响绘制供养人像的决定因素,佛教造像的很多外貌要求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同时适应于人像绘制。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在审美观的形成上融合了各个民族的审美标准,同时敦煌地区还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域,汉族的传统文化占据的主导地位,在审美观方面更多体现了汉族的标准,因而敦煌石窟供养人像不根据具体对象面貌特点来绘制供养人画像。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受以清瘦为美的魏晋遗风影响,而到唐代则转变以肥胖为美,除了头饰衣服和持具的差别,面部相貌基本没有差别。如体现在敦煌石窟绘制的供养人中的健壮丰满有莫高窟第231窟东壁门上阴嘉政父母供养像。个性服从共性,突出共性淡化个性,众多的供养人像排列在一起,就很难看出之间的区别,供养人像图形特征绘制得尽可能符合敦煌地区的基本审美标准。

参考文献:

[1]段文杰.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108-134.

[2]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J].新美术,2005,(02):24.

[3]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J].历史研究,1996,(06).

第7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摘 要：敦煌文化艺术，是以佛教经典为依据，以现实世界的反映，摄取现实生活为素材所创作的艺术。从此意义上讲，历经一千年创造的敦煌艺术，它不仅是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也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宝库。

关键词：学生社团；敦煌文化；发展现状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都必须以时展要求为主，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植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中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所以，目前为增强学生社团对敦煌文化的熟知和感知力，打造传承敦煌文化的学生探究社团，已经成为推动我校教育水平提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并且完善我校学生社团的敦煌文化传承能力也已经逐渐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校学生社团的发展现状

北街小学成长在甘肃省敦煌市这片土地上，敦煌具有得天独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0项之多。我校自2012年8月建校以来，积极开展兴趣小组建立活动，鼓励学生根据特长爱好，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小组学习。同时更依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级课程建设要求，开展了以社团活动为载体的校本课程。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我校社团起步较早，造成了其体系不够完备的问题，但现阶段我校仍旧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完备的学生社团活动、评价体系、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的道路上前进着，已成功建设学生社团有二三十个，其中有敦煌舞社团、小记者探究社团、小导游等有浓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团活动。同时，这些学生社团为培养学生成为敦煌文化艺术传承人，积极利用我市的丰富文化资源，利用敦煌特殊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开设以弘扬敦煌传统文化、实施艺术审美教育为主的20多个学生探究社团，整合多方力量，与社区联手，邀请民间艺人到校“传经送宝”，在学生社团中全面培养敦煌文化传承人。

二、学生社团传承敦煌文化的措施与成果

1.将敦煌文化融入校本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将培养小学生传承敦煌文化的首要路径。敦煌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深深融入了数千年。它早已成为国家和人民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部分。充分发挥传承敦煌文化的重要手段，就要从丰富敦煌文化校本课程，增添教学内容出发。比如，在社团校本课程中进行有关敦煌诗歌欣赏，以及用诵读的方式学习积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并在社团内定期组织敦煌传统文化知识竞赛，充分挖掘校本课堂体系与敦煌文化多元关系，从多角度传承敦煌文化，培养学生对敦煌文化的全新认知。

2.鼓励学生体验文博盛会，自觉成为敦煌文化传承人

2016年，首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隆重开幕，敦煌迎来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时刻。这次参加文博会的代表团高达两百多个，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让全球瞩目，文博会举办期间更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又见敦煌》《敦煌盛典》等优秀剧目，传承优秀敦煌文化。而此次文博会的主题，更以传承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进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主。借文博会在敦煌举办的契机，我校大力鼓励具有敦煌文化元素的学生社团积极参与文博会，自觉地成为宣传敦煌文化小使者，特别是敦煌舞社团、小记者探究社团、小导游等有浓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团活动，更要深入感知文博盛会的魅力，自觉成为敦煌文化的传承人。

3.培养学生掌握文化的传承技能，创立敦煌文化的学生探究社团

优秀文化的教育工作，不能只是对文化知识的教学，要想小学生能够真正认识、熟知敦煌文化，并掌握传承技能，就必须将敦煌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将敦煌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增强小学生对敦煌文化的适应性和理解能力，从而在这一基础上有效地实现小学生文化传承能力的成功塑造。同时，敦煌文化还可适当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在提升学生对“中国梦”伟大复兴热情的同时，激钛生规范自身思想和行为。在学生心中为培养自身文化传承施加一定的国家和民族的压力，有力确保教育信息和现代社会的相关性，实现培养的目标。

总之，在中国，敦煌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和敦煌地区人民的血液中，并且经过这千百年的流传与发展，在数代中国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承下，敦煌文化也已变得更为优秀，成为敦煌地区的首要文化特征。在敦煌这片土地上，培养和教育学生就必须紧密结合敦煌文化，让敦煌文化的思想精华引领学生成长，感知家乡热情，从而自觉地成长为敦煌文化传承人。

参考文献：

[1]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6）：26-31.

[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5.

[3]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A].季羡林学术精粹：第1卷[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105-111.

第8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张骞；玄奘；佛教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19-06

Abstract： Based on study of the mural of Zhang Qian’s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depicted in Mogao Cave 323， an Easter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 which records a Buddhist pagoda in Dunhuang，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uddhist history in Dunhuang and demonstrates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t styles of Mogao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ar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Keyword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Zhang Qian； Xuanzang； Buddhist art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探险家来到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荒芜，莫高窟的下层洞窟有些还半掩在沙土下。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达敦煌文物研究所时，莫高窟的许多洞窟还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任凭风吹日晒。

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和今天的敦煌好像是两个世界，也和我们从敦煌壁画、雕像、写本、绢画上看到的莫高窟迥然有别。

那么，古代的敦煌和莫高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大的城市，但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她拥有和其他普通的地方城市不一样的历史，使她曾经拥有丰富多彩的东西方文化。

一 从莫高窟“张骞通西域图”谈起

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323窟。这个窟的主室南北两壁的上部，描绘了八个故事，一般叫做“佛教史迹画”，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是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所描述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1]。画面是展开的卷轴，这样的图像形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幅“张骞出使西域”，这里描绘汉武帝打败匈奴获得两个金人，但汉武帝并不知道其名号，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探实情。画面上的金人显然是立佛的模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然而，这个故事和敦煌首次在历史文献上的出现，紧密相关。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敦煌原本是游牧民族月氏人的领地，他们很早就把和田的玉石转运到中原内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蒙古高原的匈奴赶走月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主人，同时他们也南下进攻新建立的汉朝。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积累，到汉武帝时富强起来，决定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河西的匈奴，汉朝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成为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张骞开通汉与西域的联系，敦煌成为汉朝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敦煌悬泉置（驿站）发现的汉简，就记录了大批西域使者经过敦煌而东往西来[2，3]。事实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但和敦煌的历史却息息相关。

二 小浮屠里――敦煌最早的佛教痕迹

公元1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大力推动下，佛教从西北印度向外迅速传播。《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4]汤用彤教授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佛教初传中国的记载[5]。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文献中没有佛教在西域绿洲王国（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流行的记录，东汉时期的一些“佛像”表现的也是中国本土信仰对佛教因素的盲目吸收[6]。因此，许理和（E.Zürcher）教授认为东汉的佛教是越过西域、河西地区的“远程传递”式的传播，所以似是而非，直到公元148年安世高到达洛阳，开始建立僧伽教团，译经讲道，教授生徒，中国才有了真正的佛教[7]。

然而，1991年悬泉发现的一支请柬类的汉简带给我们新的认识，它明确提到敦煌有一个“小浮屠里”，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根据同一考古遗址（F13）出土的纪年简牍，年代范围在公元51年到108年之间，因此这枚简的时间当在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这是目前所见河西地区最早的佛教遗迹[3]185-194。东汉明帝时期也是文献记载佛教开始流行于中原的时期，可以想见，在贵霜和汉朝的双重影响下，佛教在敦煌也已经找到立脚点，而且进入敦煌民众的社会。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也提示，西域绿洲王国在贵霜帝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并弘扬佛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西晋时期的敦煌高僧竺法护的出现。法护原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应当是没有迁徙的小月氏后裔。八岁（236）出家，师事从天竺（印度）来的沙门为师，所以法名“竺法护”。他笃志好学，日诵万言，感觉“方等深经蕴在西域”。于是发愤前往西域，游历诸国，搜寻佛典。他回来后，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写成汉文。大概在284年至308年之间，翻译佛经175部，354卷，大乘“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8]。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发现296年抄写的《诸佛要集经》写本[9]，这是四年前（292）竺法护在洛阳刚刚译出的佛经，说明法护所译大乘经典从中原向西流传到高昌。

三 莫高窟的开凿和“凉州模式”的西渐

西晋灭亡后，在十六国时期（304―439），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促进了敦煌耕地的开发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在高僧的感召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在当地大族的赞助下，敦煌的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据698年立于莫高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366年，有个叫乐V的沙门，从东向西，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金光灿烂，好像有千佛在金光中显现。于是，他就在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所佛窟。不久以后，又有一位从东方来的法良禅师，在乐V的窟旁，又营造了一个洞窟[10，11]。从此，开始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乐V，还是法良，这两位莫高窟的开创者都是从东面来的和尚。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人到底从何而来，但当时敦煌以东地区开凿石窟最主要的区域应当是河西首府凉州（武威）附近的造作。虽然我们没有早到4世纪后半叶凉州的资料，但401年登基为北凉王的沮渠蒙逊，曾经在武威南山中开凿窟寺（即天梯山石窟），立一丈六尺高的石佛像。北凉王室建造的这种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被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命名为“凉州模式”，他总结了这种模式的几个特征，如设置大像的佛殿窟和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主体佛像为释迦或交脚菩萨装的弥勒；窟壁主要是画千佛；佛、菩萨的面相浑圆，身躯健壮，形体较大，等等[11]39-51[12]。这种模式，可以在河西地区的早期石窟中看到。至今，敦煌莫高窟乐V、法良开凿的洞窟已经很难寻觅，但有一些属于北凉时期的洞窟和小型石质佛塔保存下来了[13]，可以看到北凉佛教造像模式的影响。

还值得提到的是，439年，北魏大军攻下北凉首都姑臧（武威），凉王沮渠牧犍投降，但凉王的弟弟沮渠无讳、安周在敦煌抵抗，随后率众经鄯善（今若羌），于442年入主高昌，建立高昌“大凉”政权。在流亡高昌的北凉人中，有不少士族精英和高僧大德。445年凉王沮渠安周开始建造一所王家寺院，并树立《凉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德国探险队曾经找到高昌城中的这个寺址（编号M），平面长方形，主尊像为交脚菩萨装的弥勒，正是“凉州模式”的典型特征，这无疑是从敦煌带去的工匠根据凉州的模式而建造的，透露出敦煌佛教石窟造像也应当是“凉州模式”[14]。

四 玄奘东归与莫高窟的唐风

公元5世纪后半叶以来，敦煌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却沿着五凉王朝以来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特别是北魏王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以后，经过平城（今大同）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敦煌藏经洞保存的479年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写的《杂阿毗昙心经》卷6[15]，莫高窟还发现过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16]，都是北魏迁都洛阳前从都城平城带到敦煌的。

北魏末年，中原动乱。525年，北魏皇室出身的元荣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使北魏洛阳和敦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东阳王元荣在敦煌大做佛事，曾出资抄写佛教经典十余部，有数百卷之多，又在莫高窟开凿一个大型石窟[17][11]244-259。从西魏到北周，敦煌在大家族出身的李贤、于义（建平公）的带领下，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掀起一个高潮。574年北周武帝灭佛，但对敦煌佛教石窟开凿的影响似乎不大。

隋朝（581―618）统一南北，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十分佞佛。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八十个左右的洞窟，形成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601年，隋文帝曾下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供养佛舍利，瓜州（敦煌）也在莫高窟的崇教寺起塔供养[18]。

隋末唐初，天下分崩离析。618年唐朝在长安（今西安）建立后，因为还是群雄割据的局面，所以封闭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玄奘在627年西行求法，是从瓜州、敦煌间的道路偷渡出去的，没有经过敦煌州城。等到644年玄奘回到于阗的时候，唐太宗已经在640年灭掉给与玄奘西行求法以大力支持的吐鲁番高昌王国，玄奘无法再去报答高昌王L文泰，于是投书唐太宗，称自己是“私往天竺”，听候发落。此时唐太宗正有意经营西域，立即“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且末）迎接”，让玄奘倍道兼行，尽快入关归京[19]。大概在644年秋冬之际，玄奘经过敦煌，于翌年正月到达长安。

大概因为赶路，玄奘在敦煌似乎停留时间不多，也没有记载他曾到莫高窟巡礼。几乎就在玄奘一行经过敦煌的时候，莫高窟正在开凿一个重要的石窟，即当地大姓翟氏家族的第220窟。根据窟内保存的题记，这座石窟是在642―662年间陆续完成的，其主室南壁绘西方净土变，北壁绘药师经变，东壁绘维摩诘经变，其别引人注目的是北壁一排七身药师佛立像以及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同的帝王图像。这些图像从未在此前的敦煌壁画中出现，应当模自长安的画样[20]。此窟营建时，正是玄奘经过之际，敦煌的画家没有将玄奘带来的印度佛教瑞像绘于壁上，说明匆匆而行的玄奘对当时正在开凿的敦煌石窟没有贡献。而第220窟的长安画样，更可能是得自从长安而来敦煌迎接玄奘的使臣之手，他们为了迎候玄奘，一定提前到达敦煌，而这些奉太宗之命来迎接玄奘的人，应当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把长安“新样”带给敦煌，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在唐帝国统一兴盛的年代，经过河西走廊的传统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敦煌再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一队队粟特商团东来西往，不同宗教的僧侣也络绎不绝，大量丝绸从长安由官府或商队运到敦煌，佛教典籍乃至道教经典也从长安输送到敦煌。敦煌无疑成为一个人员往来、贸易交流都极其繁盛的丝路城市。莫高窟壁画随着长安新出的画样而不断更新，一些大家族争先恐后地开凿“家窟”，敦煌当地的文武官员仍然是敦煌石窟的重要供养人，粟特商人也给敦煌的艺术带来了许多伊朗风格与情调。到极力崇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是号称有一千多所窟龛的雄伟石窟了。

五 敦煌千佛洞的中兴

755年，唐朝爆发安禄山叛乱，唐朝调集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各路劲旅前往中原靖难，使西北地区兵力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虚而入，从青海北上，进攻唐朝领地。吐蕃军队从河西东部向西部一步步攻占唐朝领土，使得河西一带的高僧、士人最后都龟缩到敦煌城中。但吐蕃并没有强攻敦煌，敦煌民众经过十年的艰苦抵抗，786年，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下，最终“寻盟而降”，使得高僧、士人带来的河西文化得以保存在敦煌。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大力崇佛，敦煌佛教更加昌盛，寺院和僧尼剧增。敦煌不仅拥有唯识学大师昙旷和法成[21]，还有曾前往藏地传播禅法的高僧摩诃衍[22]。而且巧合的是，在此期间，敦煌避过了唐朝的“会昌法难”（844―845）对佛教的破坏，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发展，民间百姓的抄经、念佛、开窟、造像，更是始终不绝，敦煌文书中有沙州经坊大量抄写佛经的记载，莫高窟也维持着过去的荣光。

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的敦煌守将节儿，并迅速向东西方向扩展。851年，唐朝为之设立一个新的方镇，名叫“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张氏归义军经过张议潮、张淮深、张淮鼎、张议潮女婿索勋的统治，到910年秋，节度使张承奉知唐朝已亡，自称白衣帝，建号金山国，但不久被东邻甘州回鹘王国打败。

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可能具有粟特血统的曹氏家族，通过和亲等手段，与周边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睦邻友好，并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使得归义军政权存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直到1036年为西夏所灭{1}。

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归义军，佛教在归义军时期继续盛行，莫高窟在归义军张氏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称之为“敦煌千佛洞的中兴”[23]。曹氏归义军继续这一作法，在莫高、榆林两地，修建或改造了许多洞窟，几乎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建造了自己的功德窟，其中最重要的洞窟如下[24]：

第156窟是张议潮的功德窟，其中有庆祝861年张议潮统军收复凉州的出行图，这标志着归义军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第94窟是张淮深功德窟，882年建立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张淮深碑》）里有该窟画塑的记载。

第9窟是一度篡夺张氏归义军政权的节度使索勋的功德窟。

第98窟是大约924年建成的曹氏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窟内供养人像总共有二百多身，囊括了其家族成员、沙州的僧官大德、文武官员，代表了曹氏归义军的统治基础。

第100窟是继曹议金任节度使的曹元德与其回鹘母亲天公主合建的功德窟，敦煌文献中称之为“天公主窟”。

第22、256窟可能都是继元德为节度使的曹元深的功德窟。

第61和第55窟都是继任的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他统治敦煌时间最长，是10世纪敦煌文化最为昌盛的时期。其中第61窟以文殊菩萨为主尊，背屏通壁绘五台山图，是中原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敦煌翻版[25]。

第454窟是继曹元忠任节度使的曹延恭的功德窟。

榆林窟第6窟是继任的曹延禄功德窟，目前还没有在莫高窟发现他的功德窟，表明他的统治中心向东偏移。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不仅仅是敦煌官民百姓的信仰中心，也受到周边回鹘、于阗等不同民族的供养。由于归义军节度使家族与于阗王室一直保持联姻的关系，所以于阗的瑞像图、守护神、供养人像大量出现在敦煌洞窟中，甚至在每一位归义军节度使的供养人像上面，都可以见到于阗的牛头山瑞像和守护神[26]。

归义军时期是敦煌历史的重要阶段，它虽然名为唐朝的一个军镇，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王国。这样以敦煌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在敦煌的历史上只有十六国时期短暂的西凉政权可比，因此归义军时代是敦煌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它使汉文化在敦煌保存下来，佛教向民俗化方向发展，其他宗教文化也表现出各自的活力，并且与民间文化渐渐合流。归义军官府安排协助了许多西行求法僧前往印度，敦煌的寺院也接待了不少东来的梵僧前往中原，对9、1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7]。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写本、绢画，原本应当是三界寺的供养具[28]。这座不大的寺庙，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宝藏，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这可以说是敦煌国际都会面貌的一个展现。

随着归义军的没落和西夏的占领，西夏王国的重心在东面，敦煌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莫高窟的崖面到归义军晚期已经完全饱和，没有开窟的空隙之地，因此除了重修，很少造作。虽然马可波罗在13世纪后半叶留下了有关敦煌的点滴记载，但在清朝重新设立敦煌县之前，莫高窟乃至敦煌几乎完全被人所遗忘。

按：本文为2016年5月19―21日美国盖蒂中心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的学术研讨会Cave Temples of Dunhuang： History，Art，and Materiality.A symposium in honor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Fan Jinshi at the Mogao Grottoes主题演讲的中文底稿，今发表于此，以志纪念此次敦煌学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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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敦煌典籍写本尽管基本上是些残卷，但它们却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前，我国手写本（含少量刻印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遗存，无论在文献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义上，都堪称国之瑰宝。从这批典籍写本产生的时代看，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从文本的性质看，有白文本，有注疏本，有音隐本，有略出（辑要）本等；从写本的功用看，有读本，有生活实用本（如药书、历书等），也有的像是著述者的工作用本。不少写本后面有著作者或抄写者、持有者留下的题记。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典籍写本包含的诸如此类情况，都是重要的学术信息。可以说一卷卷敦煌典籍写本，犹如浓缩的历史化石。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多样情境，蕴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变迁过程。九十多年来，前辈学者筚路褴缕辛勤探讨这批典籍，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地增进人们对敦煌典籍及相关情境的认识。我们这部书稿，是想在前贤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整合性的归纳与梳理；并对典籍宝藏蕴含的各类学术信息（特别是深蕴其中的历史文化情境），试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

这批典籍卷子经历了唐朝五代宋初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属于我国中古时代的后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这次社会变动发轫于隋朝末年。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中，士族大土地占有制受到冲击，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走向衰落。中古农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趋于废弛，依附大族田庄属于贱口身份的众多农奴，摆脱了贱口依附关系，许多人转化为均田民（良口身份）[3]。到开元天宝之际，“恣人相吞，无复畔限”[4]，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贫富分化再度加剧。“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5]发生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结构性变动波及到政治领域，撼动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在唐宋之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促动着这些层面的变革。作为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是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著述、注疏、节辑、读用、保存和流传，毕竟都同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相关联，有关的人事、风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记。这类“痕记”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式记忆。对它加以解读分析，就会从这些“痕记”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变革时代的启动相关的某些史相脉络；有的还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时代的特征。

导论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或勾勒这些史相脉络：

一、 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 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三、 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敦煌四部籍的文本显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经过长期流传筛洗，至隋唐之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与核心部分。它大致包括以诸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及某些文学总集为代表的典籍文本。到唐五代时期，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而存在，并稳定地传承着。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唐代以前撰写的各类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一直流传到五代宋初。

以儒经写本为例。258卷敦煌儒经卷子的年代可分为三种情况：先唐抄本，唐抄先唐本，唐本。前两类儒典本子，适足显示出先代儒学传统由中古前期（魏晋南北朝）至中古后期（隋唐五代）的稳定传承。这里选取唐初国学所立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后增周礼、仪礼、谷梁传、公羊传，并称九经）为考察对象，将五经敦煌本的情况简述如下。

1.周易。敦煌残卷共11卷1。内晋·王弼注《周易》5卷，陈·陆德明《周易释文》2卷。其中p.6162号王注本，早于陆作《释文》时所见王注本。p.2530号王注本卷尾有显庆五年（660）题记，《释文》本（s.5735+p.2617号）尾题“开元二十六年写，明年校勘”。

2.尚书。敦煌残卷共34卷。其中魏晋以来相传的隶古字《尚书》26卷，隶古字《尚书释文》1种，两种先唐本占百分之八十。另有今字（楷书）《尚书》5种2。p.2643号残卷，“经文多遵古字，传则间从今文”，卷末题：“乾元二年（759）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王重民称：“此真卫包改字以后之古文”3。愈可见民间习写古文《尚书》，并未随卫包改字而绝迹。

3.毛诗。敦煌残卷共25卷，“皆唐以前人手写”的毛传郑笺本,“盖六朝人讲习之诗经卷子”。其中《毛诗故训传》之p.2529号卷有朱笔点校；p.3737、p.2978两号卷有朱点句读；p.2570号卷末题记：“寅年（942？）净土寺学士（郎）赵令全读。”潘重规认为，s.2729号卷或为隋·刘炫《毛诗音》；p.3383号卷或为晋·徐邈以后、陈·陆德明以前之《诗音》。s.10、p.2669两号俱为六朝音隐本，p.2669号卷末“朱点句读及四声，有朱笔、黄笔校改”，卷末题：“大顺二年（891）五月十九日。”4s.789、s.3330、s.6346等三号残卷，或为六朝定本《毛诗诂训传》的唐写本5。

4.礼记。敦煌残卷共12卷。其中郑玄注《礼记》5卷，《礼记音》2卷，为先唐抄本，约占百分之六十1。

 

5.左传。敦煌残卷共35卷。其中晋·杜预《集解》27种，占百分之七十七2 。

唐文宗开成年间，诸经勒石，更增论语、孝经、尔雅。这三部经籍的敦煌本情况是：

6论语。敦煌残卷共约110卷。除白文本外，东汉·郑玄注本近40卷，另有郑注《问对》、郑注《对策》；晋·何晏《论语集解》近70卷[6]。

7孝经。敦煌残卷共31卷28种。其中东汉·郑玄注本12种[7]。

8．尔雅。敦煌有三残卷，一卷为白文（p.3719号）,两卷为郭璞注(p.2661+p.3735号,可拼合)。郭注本为六朝写本，卷尾三通题记，分别写于天宝八载（749）、乾元二年（759）、大历九年（774）。显示此卷六朝本传至中唐仍在行用。

在敦煌本诸经中，后来新增之《论语》注本和《孝经》注本两种，竟多达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同唐国学修习科目安排有关，也同唐设童子科有关。唐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生员通其一、通其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后增之《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经之数，修习年限共为一岁。可知此二书是国子学先修科目，《论》、《孝》卒业始进修九经[8] 。唐又有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一经，并《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9]。这就意味着唐代城乡士子，自童蒙至国学，人人须自幼修习《孝经》、《论语》。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学童士子习此二经，仍以先代郑玄注（《论语》还有何解）为范本。

南北朝时代，“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南朝儒学通行魏晋师说，北朝儒学通行东汉师说。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捨河洛而从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学师承。以后朝廷为五经择定注本，《易》取王弼疏，《书》取孔传隶古定，《诗》、《礼》取郑注，《左》取杜解。反观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与唐朝廷所定并无二致。敦煌在汉晋时曾为儒学重镇，有崇重汉学的传统，固保存郑注、孔传残卷甚多；至唐初，又同时受到南风北渐影响，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遗帙。唐代敦煌儒学的渊源，实以南北兼承、汉晋并弘为特色。

在敦煌本史、子、集诸部残卷中，先唐传下来的典籍写本和唐代抄写的先唐典籍亦为数甚多。史部如：武德初年抄晋·裴骃《史记集解》（p.2627号）；唐初抄晋·蔡谟《汉书集解》（p.3669+p.3557号为《刑法志》,s.2053号为《萧望之传》)[11]。晋·孔衍《春秋后语》（p.5532背、p.2702、s.713号为卷一、二、三《秦语》，p.3616、p.2872背为卷四、五《赵语》，p.2589号为卷七《魏语》等）[12]。子部如：六朝写本《孔子家语》（s.1891号），六朝写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日藏），唐抄六朝本《瑞应图》（p.2683号）、《白泽精怪图》（p.2682号），唐抄本六朝《易三备》（s.6015、s.6349号），唐抄梁·徐逸等撰《华林遍略》（p.2526号）[13]，以及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s.6825号）[14]，梁武帝《老子讲义》（罗振玉旧藏）；晋·郭象《庄子注》（p.2508、p.2531号、罗振玉旧藏等15个残卷），疑是陈隋间写陆德明《庄子释文》（p.3602号）；晋·张湛《刘子注》（s.777号）；晋·葛洪撰《抱朴子》（孔氏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p.3739号）等。集部如：陈隋间抄写梁·萧统《文选》原本（p.2554、p.2493、p.2645、p.2658诸号），以及与江都选学大师所作之音相合的《文选音》（p.2833号）[15]；隋·智骞《楚辞音》（p.2494号）等。这些先唐典籍大都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尤其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郭注《庄子》、陶弘景《本草集注》、葛洪《抱朴子》、萧统《文选》等，或为名籍，或为名籍名注，均自魏晋六朝至隋唐传承不辍。这些名籍名注和前揭儒经名注典籍，同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主流、主体之列。唐代以后，这些典籍，有的以刻本形式传承不废，直至今世（如郭注《庄子》、《抱朴子》等）；有的散入后出的新注本传续其文化生命（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陶注《本草》等）。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不刊之典。这些宝典残卷以其千年以前的文本状貌重现敦煌，灼然昭示着古老中华文化的辉煌传统、悠远历史和不朽的生命力。它是敦煌四部籍所蕴中古文化嬗变中，相对稳定的文化“本根”。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垄断文化，只有士族子弟能够受到充分的教育，得能经常接触典籍的士人范围就更小了。由隋入唐，士族没落。开天以后，庶民地主急剧兴起，庶民阶层迅速扩大。科举制度创行，为广大庶民阶层开通仕途，唤起民间士子修习文化、学优而仕的普遍愿望。尤其中唐以后，社会教育愈益深入下层，不同层次的学郎生徒日渐增多。中古社会以典籍抄本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已然面对庞大的民间受众群体。这在中国古代是前未曾有的文化现象。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科举的课试科目与国、州、县学的设科，要求通行的典籍文本做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礼制风习变化，也使某些前代经籍、先儒注疏显得陈旧过时，不适应当世。如开元初年，《周礼》和《仪礼》因其“烦重”，《公羊》和《谷梁》因其多含“诡危之论”，遂告“四经殆绝”[16]，其根本原因即在四经同社会现实的隔膜。

时代变迁推动文化变迁。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命颜师古重新考定五经，复命孔颖达著《五经正义》，着手于传世经籍的甄别此后种种因革情景，亦借敦煌写本留下些许“痕记”。如s.789、s.3330、s.6346号等三件《毛诗》残卷，可能即是贞观七年（633）颁行之颜氏《毛诗》定本[17]。贞观间与颜氏定经、孔氏正义同时，魏征等辑《群书治要》一书，通行朝野。敦煌写本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号等六个残卷，即为《群书治要》内之《左传》节本[18]。开元十年（732）六月，“玄宗自注《孝经》，诏（元）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天宝二年（743）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19]，废萧梁时并立国学的孔、郑二家注《孝经》[20]。敦煌写本s.6019号为《御注孝经》一帙；s.3824b为《御注孝经集义并注》书题，撰人未详，亦未见公私书目著录，显示玄宗注《孝经》颁行后，儒士们竞为御注做注解的情景。尤其是释门和民间文人，借御注《孝经》颁行天下，更将《孝经》大义编为俗曲歌谣，在民间广为传唱，倡扬孝道。敦煌写本p.2721号《新合孝经皇帝感》、p.373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等，便是当时流传民间的这类唱本卷子。p.3731号卷唱辞云：“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新合孝经皇帝感，聊谈圣德奉贤良。”“开元天宝亲自注，词中句句有龙光。”“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立身行道德（得）扬名，若（君）臣父于（子）礼非轻。事君尽忠事父孝，感得万国总欢情。”[21]唐玄宗《御注孝经》先立学官，又借通俗讲唱广诵民间。从《新合孝经皇帝感》写卷，可以深切感知玄宗一注再注《孝经》的强烈意图，那就是在“恣人相吞”的社会大动荡初起时，向全国臣民灌输“君臣父子之礼”，以求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也可感受《御注孝经》倡行天下之后，“万国欢情”的社会企盼心理。

开元间，唐玄宗又命李林甫等注《礼记》《月令》篇，以《御刊定礼记月令》为名颁行[22]。敦煌有《御刊定月令》冠首的四种《礼记》写卷（殷四三、s.621、p.4024、p.4042号）。按，唐以前及宋景祐以后，传本《礼记》篇次皆以《曲礼》为第一，《月令》为第五。玄宗虽删定《月令》，并“自第五易为第一”，冠之于《礼记》卷首，其实注文“仍多袭郑氏之旧”，“盖其所重在变易章句次序，以符合当代之时令也”[23]。s.621号《御刊定月令进书表》曰：“陛下悬法授人，顺时设教。”揭示当时唐玄宗稳定社会秩序之努力的另一面，即通过删定重颁《月令》，教臣民恪遵四时十二月之新礼。如p.4024号《御刊定月令》之《丧服仪》、《服衣仪》，便是“非诠礼经”，乃为“应社会与时代需要而作”。[24]

天宝三载（744），唐玄宗有鉴于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不便于识读，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尚书》为今文（楷书）。这是当时对书经传统文本的又一项改革之举，影响深远。卫包改字以后，《尚书》便以楷字本正式流通，《尚书》古文便只能从陆德明《经典释文》之《音义》中见到了。宋开宝五年（972），陈鄂更删定《经典释文》，别为今字《音义》，古文本不复得见，逐渐失传。敦煌写本发古文《尚书》千年之覆；同时有6种楷字《尚书》（p.3015、p.2630号等）相伴，为天宝年间《尚书》文本改革留下实证。值得注意的是p.2748号尚书残卷。此卷大约写于唐中叶卫包改字以后，卷中却仍然存有古字。王重民分析此一现象说：“揆其所以各异之原因，盖除卫包奉诏刊定今字本以外，别有民间自由改写之今字本”，“其所改从，一随自然之势”，“凡一切改革运动，必有其前因后果，有非为时君一人之力所能左右者”[25]。亦显示唐玄宗命卫包改字，确是顺应中古汉字改革大势的睿智之举。

同《尚书》字体的改易相比，敦煌书仪写本所见唐中叶以后的礼俗之变，属朝野风尚、礼治宗法范畴，反映着社会观念的深层次变革。敦煌书仪写卷颇多“新集”、“新定”，如杜友晋《新定书仪镜》（p.2619背等号）、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背）、《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并序》（p.2042背）、《新集书仪》（p.4699）等。书仪而有“新定”、“新集”之必要，反映相关的社会礼仪已经发生变化，要求通过“新定”、“新集”的方式修订以前的书仪。如关于吉凶书仪，吴丽娱研究“通婚书”、“婚礼程式”发现，“新定”、“新集”书仪反映的婚礼仪俗，“以体现唐代北方民俗为主”；尤其“唐后期书仪反映民俗的地方色彩更重”，“在婚姻礼制方面，以俗代礼的情况越来越多”。“以俗代礼”，成为中晚唐社会礼俗变化的趋势和特征。吴丽娱还指出：“愈到唐代晚期，吉凶书仪内属于官员往来文范者愈多”，“官牍文范的增加，与朝廷礼制和内外族之吉凶仪目的相对减少、简化，说明唐初重家族礼仪的社会生活，和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生活，到唐后期已经愈来愈向官场为中心转化。”这也是唐后期产生表状笺启书仪的缘由（参见本书《书仪章》）。书仪编订者正是有鉴于此，便自然而然地将中晚唐民间礼俗、官场酬酢等社会交往领域里发生的种种渐进式变革，通过“新定”、“新集”的方式反映了出来。“新定”和“新集”，是书仪编订者用文本形式记载已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巧妙方式。

透过敦煌本之史、子、集诸部典籍卷子，也可从某些侧面瞥见有关唐代尤其唐中后期社会变化的种种史影，诸如门第升降之变、兴衰治乱之变、地理人文之变、宗教信仰之变、文学艺术之变、医药科技之变等等。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中古士族制度，唐代已经弛废。然而崇尚门第的社会观念，盛行四五百年之久，至唐代依然根深蒂固。李唐王朝一再重修氏族志、姓氏录，既是对朝野盛行的门第观念的认同，又反映皇室贬抑先朝旧族、“崇重今朝冠冕”的努力。敦煌本有氏族谱（北图位79号）和姓氏录（s.2052号）二残卷。论者起初以为是贞观氏族志残卷、显庆姓氏录残卷。毛汉光考定北京藏谱可能撰成于天宝元年至宝应元年间（742－762），伦敦藏谱可能撰成于元和十五年至咸通十三年间（820－872）；揭示唐代自太宗始，撰修氏族谱即呈双线发展：“一是诏修谱，二是士大夫私修谱”。毛氏更称：“由于贞观六年（632）是第一次以唐代政治社会大族为背景整理谱系，其后诏修谱都以此为圭臬，加以变动。这个氏族志初奏本最合士大夫意，故初奏本亦可能是若干士大夫私修谱的基准，北京藏谱即其一也”，它还保持着“氏族志初奏本的外壳”；伦敦谱可能亦是私修，但承袭关系已难考证[26]。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著录唐谱甚多。毛氏所揭唐代民间竟相修谱之事确实存在，且中晚唐愈甚。民间修谱愈频繁，愈可彰显中晚唐时代由于地产得丧、科场进退、仕途陟黜等种种原因，导致朝野士人社会地位的升沉变动。中晚唐人们社会身份调整的频率与规模，在中古时期为前所罕见。

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诸州相继被吐蕃占领，许多地区与唐朝隔绝近百年之久，史籍记载河陇史事也甚疏略。p.2555号写卷两面为当时陷蕃文士所作诗歌的唐抄本，初经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摘要校录，再经陈祚龙新校重订，共58首，名为《李唐词人陷蕃诗歌初集》[27]。这部诗集可以反映安史之乱至咸通百余年间的唐蕃关系，其诗篇尤其坦示出吐蕃治下汉族士人鲜活的心路历程。试看如下诗句：“近来殊俗盈衢路，尚且蒿莱遍街陌。屋宇摧残无个存，犹是唐家旧踪迹。”“不忧儒节向戎夷，只恨更长愁寂寂。”（“晚秋羁情”）胡语充耳，胡服映目，诗人遭囚羁；断垣残壁，蒿莱丘墟，竟是唐家故地。“朝行傍海涯，暮行幕为家。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戎俗途将近，知音道已赊。回瞻云岭外，挥涕独咨嗟。”（“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蕃兵押解，诗人西迁，过雪岭，度流沙，随处帐幕为家；戎夷之地日近，故乡渐行渐远，回望乡邦独自垂泪。这些诗篇是公元八九世纪西陲文士的“心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将往昔此类边塞诗同陷蕃诗对照诵读，会有隔世之感，也会真切地感受到盛唐的衰落。

同陷蕃诗作于同一时期的敦煌曲子词，同样包含历史情境的描写。试看“曲子望江南”（p.3128号）：

之一：“曹公德，为国托西关（门）。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弹）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静（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此首大约作于后唐同光元年（922）（任二北说）。后唐庄宗曾加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以“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托西大王”。曹议金控扼河陇诸族，抚绥六戎部落，安定后唐的西边陲，这首曲子赞颂他“为国托西门”的功绩。之二：“敦煌悬（县），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隍（湟）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此首大约作于后晋开运元年（944）（任二北说）。自后晋开国（936）以来，敦煌困于六蕃之围，难得与后晋往来。直到天福七年（943）始得遣使入贡。后晋效后唐封曹议金故事，于开运元年（944）封议金之子曹元忠，“新恩降”指这件事。这首曲子抒发敦煌被蕃兵围困的苦情，众百姓期盼挣脱戎夷羁绊、早日回归天朝的心情，就像草木渴望阳光一样。之三：“边塞苦，圣上合闻声。背蕃汉经数岁，常闻大国作长城，今（金）榜有嘉名。太傅化，永保更延龄。每抱沉机扶社稷，一人有庆万家荣。早愿拜龙旌”。此首大约是“背蕃归曹（汉）”的边民作于开运二年（945）（任二北说）。当时曹元忠进为“检校太傅”。诗人希望边民之苦上达“圣（后晋皇帝）听”，并称誉曹元忠翼赞后晋之功。潘重规评论《曲子望江南》说，“敦煌人民陷在异族统治之下，……纵然天荒地变，俗改时移，而人心思汉。我华夏民族精神涵濡贯注发挥出来的热爱祖国的魔力，是愈压抑，愈坚强。”“他们爱抗蕃归汉的官吏政府，就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这一段民族的真爱，只有文学作品才能反映得最真切。”他以敦煌曲子积淀着丰厚的历史内涵而称之为“词史”，甚至认为它的“历史价值显得更重要”[28]。

    唐末宋初，于阗国一度十分活跃，与周边往来甚密切。其时中原方值五代嬗替，正史对于阗记载不多。敦煌于阗文写卷提供了若干有关当时于阗国的历史信息。如于阗文《使河西记》（俄国钢和泰藏）和《克什米尔行程》（英国国家博物馆藏，编号ch.i.0021a），分别记载于阗王娑缚婆（即李圣天，912—966）时代，自于阗向东赴河西、向南越克什米尔的交通路线及各路段行程。关于于阗至沙州路段，此前有宋云、玄奘记载，此后有高居诲记载，但均简略。《使河西记》详载此段沿路地名，对了解丝绸之路此段的交通路线、城国位置、沙漠绿洲变迁等，都很有价值。如罗布三镇在交通线上的相对位置、当时楼兰（即玄奘所经纳缚波故国）的具体位置（在今米兰）等，均赖此《记》得以明了。其中于阗至且末段，多已移至丝绸之路古道以南，从而揭示自然地理变迁之重要事实：北宋初期，塔克拉马干沙漠南侵、一些城镇被流沙掩埋、丝绸之路被迫南移。关于沙洲至朔方段，自吐蕃阻断河陇后，沙洲外出初取回鹘路，继由灵夏道，灵州成为归义军与中外往来的通路。但汉文典籍记载这条路线只记到州县为止，《使河西记》则详记州、县以下各程站，提供了十世纪沙州至朔方的详细完整的交通路线。[29]

       关于中国至克什米尔的交通线，以往法显、宋云、玄奘、悟空等西行求法的记载，一般只记到国都，很少记录所经小城、村镇。《克什米尔行程》写卷用于阗文拚写出自于阗至克什米尔所经大小地名，多数前所未见，揭示了公元十世纪中国与外域交通的宝贵一页[30]。汉文写卷《西天路竟》（s.0383号）是北宋乾德四年（966）僧行勋等157人奉诏西域求法的行记之一。它简略地记录了自宋东京开封一直到达南印度海边的完整行程。“唐以后入印行程，唯此与《继业行程》（同次赴印僧人行记）最为详赡”[31] 。同样揭示了公元十世纪中国与外域交往的宝贵一页。

关于中古时期汉语音韵，隋·陆法言从“南北是非，古今开塞”着眼，集晋以来各地诸家细分之韵部撰《切韵》，是为中古音韵学奠基之作。但《切韵》及随后唐人所撰各种韵书却大多失传，可资中古音韵研究的书，主要只有宋代重修的《广韵》了。《广韵》号称隋唐以来韵书的结集，可是《广韵》以前的音韵史既已不明，中古音韵研究也就无所措手足，以致清代学者竟会误认为《广韵》就是陆法言的《切韵》。敦煌保存的韵书残卷问世后，经王国维、刘复、罗常培等反复研究，中古音韵学草创时期韵书发展的某些规律和事相终得揭示。

中古韵书发展似有如下规律：“同一系统之书，其韵字多寡，视年代为比例——后出者多，前承者寡。”依成书先后排序，敦煌所出（及传世）各韵书写卷的字数大致为：最接近《切韵》原本的“切一”（s.2683号），一万一千字左右；伯加仟一字本（s.2071号，即“切三”），增字一千一，约一万二千余字；接近长孙訥言笺注本的“切三”（s.2055号），又增六百字，约一万二千八百字；郭知玄朱笺本，更增三百字，约一万三千一百字[32] 。导致唐代韵书韵字愈增愈多的原因，除随时代变迁、社会音素不断发展而外，主要根源出自科举以诗赋取士以及好尚诗文的时代风气。唐人做诗文讲求叶韵，韵书的功能于是发生变化：“韵书之作，本以审音，降及李唐，渐失其旨。一向之用以审音者，至唐时则变而供行文叶韵者所检取。行文叶韵，字愈多而愈便。法言的《切韵》所收者万余字耳；而其分韵或宽或狭，实用殊感困难，故有诸家之增订，有许敬宗之通用。文人学士，唯患韵字之少，岂有恶其繁重从而删去之者。”[33] 唐·王仁煦《刊谬补阙切韵》（p.2011号，项子京本，故宫本）对陆法言《切韵》的“刊”与“补”，以字的形、义为主，即“是为了便俗而作，走的是把陆书引向字书、词书的路子”[34]。文人学士的需求愈是迫切，韵书的增订就愈是快速，旧韵书的淘汰也愈是快速。陆法言《切韵》及唐代许多韵书迅即消失得似乎了无踪迹，奥秘正在这里。

中古音韵学往往伴随社会实用语言的发展而发展。依久佚古籍唐僧守温韵学之敦煌残卷（p.2011号）得知，唐末守温所定音韵字母实为30个，分标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五目。《通志》《玉海》托名守温著录的36母，其中邦、滂、奉、微、床、娘六母乃是宋人为分别唇音轻重增益的。但不可据此断言正齿音、轻唇音等在唐末尚未分化。据该残卷，唐末齿目之音已可分为三等：“精、清、从”是齿头音，“审”是梵藏有对音的正齿音，“穿、禅、照”是梵藏无对音的正齿音。又，在唐《归三十字母例》中，唇目“不、芳、并、明”（重唇音）后面，又列“夫、敷、苻、无”四字，显示“唇音轻重亦有别”[35] 。据守温韵学残卷得以揭示，唐宋之际汉语音素的发展及韵学传承的这一重要事相。

在敦煌的藏文写卷中发现多种汉籍的藏译本残卷，如《尚书》（p.t.986）、《春秋后语》（p.t.1291）、《史记》（p.t.1287）、《孔子项托相问书》（p.t.724、p.t.992、p.t.1284）等；亦有佛经汉藏对音本残卷。《尚书》、《史记》等残卷的藏译文显示，当汉籍的一些事物或名词（如“血流漂杵”等）不易为吐蕃人理解时，译者往往不拘泥原文而采用音译法；有时还会在译文中增添一些原典籍没有的内容（参见本书《藏文典籍章》）。藏译汉籍涉经、史、子，种类多样，显示八九世纪在西陲的吐蕃辖区某地（也有可能在敦煌），吐蕃统治者可能设置了一定规模的译场，集中译人，专门翻译中原汉文典籍。

20世纪初，在南疆也发现若干可能出自吐鲁番的汉籍回鹘文译本，其中有唐·慧立、彦悰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玄奘传》）残卷、《光明最胜王经》残卷和一叶有关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佛经残卷。这三个残卷的“尾题”表明它们的译者是同一人：“十姓回鹘国中的后学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singku sali）都统”。耿世民定此残卷为十姓回鹘西迁后至元代（9－12世纪）译作（冯家升认为是十世纪之译作）[36]。这批汉籍回鹘译卷揭示，在十世纪的回鹘高昌，曾有专人从事汉文典籍翻译。所译汉籍当不会只限于僧传和佛经，译人亦当不限于僧古萨里一人。在十世纪的高昌，可能像八九世纪的敦煌一样，设置了一定规模的译场，集聚译人，翻译汉籍。唐宋之际西陲的藏文和回鹘文译业，反映九十世纪西北地区的少数族同中原汉文化的交流，比初盛唐时期大为深化。中古时期中原传统文化在西陲的翻译传播，大有益于北方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

汉传佛教自中晚唐以后出现禅宗在民间独盛的局面。关于禅宗和北宗的历史，由于过去传世的禅学文献多编撰在南禅五宗形成之后，不仅对北宗的历史多有偏见，即使对早期南宗的历史也有门派之见。敦煌卷子里既保存了慧能神会一系早期南宗的资料，如《六祖坛经》（s.5475号）、《神会语录》（s.6557、p.3047号）等，又保存一批神秀一系的北宗资料，如净觉撰《楞伽师资记》（s.2054、p.3294号等）、杜朏撰《传法宝记》（p.2634、p.3559、p.3858号等）、《大乘无生方便门》（北图生24背）等[37]。这些残卷为深入研究早期南宗和北宗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值得注意的还有《导凡趣圣心诀》（p.3559号或p.3664号）一文，它提出北宗传法次序的又一说法。关于北宗传法次序，菩提达摩到弘忍的五传系统没有争议。弘忍以下的法系，传统说法是神秀一系的说法：弘忍（601—674）—神秀（606？—706）—义福（658—736）——普寂（675—739）。敦煌本《楞伽师资记》即此说法。《导凡趣圣心诀》的另一说法则是：“弘忍传法如，法如传弟了道秀（即神秀）等。”写在《导凡趣圣心诀》同一卷子后面的《传法宝记》，记载着同一传法世系：菩提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神秀。且称：“及忍、如、大通（即神秀）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传法宝记》又记载了法如逝世前对门人的“遗训”：“而今已后，当往荆州玉泉寺秀禅师下谘禀。”神秀的两个大弟子义福和普寂，都是先从法如、后转神秀门下。冉云华揭示了仅见于这两份敦煌文献的关于北宗传法世系的又一说法。他认为：“《心诀》和《传法宝记》二文共抄在一份卷子上，都属于北宗禅法的某一支流；很可能是由法如门下到神秀那里习禅的弟子。”他还认为《传法宝记》“只是按禅师们的去世日期依次撰写的，……故有先有后。”[38]无论达摩至神秀的北宗传灯谱是六传还是七传，敦煌禅宗文献至少昭示一个基本事实：在中晚唐时期，不仅南禅诸宗处在孕育形成过程中，北禅诸派也支脉发衍处在发展过程中。所以北宗还没有最后形成诸派共认的传灯谱系。

中古时期，中外多种宗教在敦煌等西陲地区共存共荣，是世界古代历史上仅见的现象。说这里有多元的宗教文化生态，不仅是指当时世界几大宗教（佛教、道教、景教、火祅教、摩尼教）的经典都见于敦煌文书，尤其是当时西域各宗教在敦煌等地都置有祠寺为弘教据点，有的还在当地吸收法徒。有些敦煌卷子，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唐代中后期西北地区多民族宗教生活及杂信仰的一些有趣事相。如藏文卷子《苯教丧葬仪轨》（p.t.239号）之“灵魂回向文”，出现“地狱”、“饿鬼趣”、“畜牲趣”、“人趣”、“天趣”、“无量宫”等佛教名词；“温洛回向文”曰：“依止三宝，发善恶，念善神咒。……战胜阎王的魔鬼及三界中的一切敌人。”同佛教原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39]。可知公元8世纪以后，佛教经义已渗入吐蕃古老的苯教仪轨，苯教丧葬仪轨进入佛教化过程。陈寅恪指出，敦煌本汉文《金光明经》，以及《金光明经》西夏文译本、畏兀吾文译本、吐蕃文译本等，在本经之首均冠以《冥报传》。陈氏揭示说：“斯盖当时风尚，取果报故事与本经有关者编列于经文之前，以为流通之助。”[40]借相关的果报故事推动《金光明经》流通的做法，或起始于汉地释门，吐蕃、回鹘、西夏各族释门随后从而效之。这个事实透露中古华夏西北各族的佛教信众们，相信业缘果报的心理是相同的。

又如《唐朝年代纪》残卷（s. 2506号）存开元九年至天宝十三载（721—744）间大事，并在每年之下纪甲子名及所属五行。这样的体例写法不见于编年体史籍。王国维揭其为“术数之家”所编，“盖占家所用历，以验祸福者，非史家编年书也”[41]。敦煌《灵棋卜法》残卷（p.3782号）记载“二上三中二下”卦象占辞：“上下俱安，心不生奸。坦然无忧，勿信流言。”黄正建据四库全书本《灵棋经》，揭其乃唐人李远由长安赴闽至泗川，向术士李安问卜得此卦辞[42]。宋开宝七年（974）《批命书》残卷（p.4071号）署曰：“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课。”卷尾称：“上有廿八宿十一曜行度，十二衹神、九宫八卦、十二分野，总在其中。”饶宗颐揭白衣术士康遵当出自撒马尔罕的康居国，宋初寓居灵州都督府中，都督衙门安置他为人批命。康遵便利用《聿斯经》之十一曜为人推算本命、批流年。十一曜被用于禄命，可知旧天文学与术数分不开[43]。以上三个残卷揭示唐宋之际，举凡世间人事、灵棋卦象、十一曜天象等，俱可用以占卜祸福，显示民间禄命类杂信仰，方法趋于多样。

敦煌丁部籍对于中古文学史研究助益甚多。其荦荦大者可举三端：（1）章回小说及弹词源头浮现；（2）唐代通俗诗一脉的源头浮现；（3）词（长短句）起源之厘清。

敦煌写本《佛曲三种》之二《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罗振玉藏见《敦煌零拾》），文体仿效佛经之长行间以偈颂，为散文与诗歌互用。溯此文缘起，盖自六朝之世《维摩诘经》汉译后，维摩诘居士的生动故事便得滋乳流传民间，形成散韵相间的演义。以后传行既久，又发生衍变：“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而佛典《维摩诘经》，实为“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就文学流别而言，本经与演义“为同类之著作”[44]。陈氏且指出，中国早期小说题材“大抵为佛教化”。近古章回体小说、近代弹词等说唱艺术形式的源头，由此浮现。

唐代民间盛传的梵志诗亡佚已久。敦煌的《王梵志诗集》残卷（p.2718、p.3266、p.2914、s.778、s.5441等号）将其五言通俗诗风重现于世：口语式的诗句，格言式的韵文，爱憎分明，意味隽永，琅琅上口，通俗易懂。它的语言音韵、题材立法以及创作方法、文学思想，上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下启元白新乐府运动以至晚唐皮日休、罗隐、杜荀鹤等人的通俗诗。初唐（王梵志创导）的通俗诗文学样式，经中唐至晚唐，发展线索一脉相承。从中清晰地显示，元稹的“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等文学主张，以及“妇孺能解”的文学追求，均可见梵志诗的深刻影响，是以梵志诗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为先导的。自《诗经·国风》篇至晚清通俗诗，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灿烂星河中，梵志诗是座耀眼的里程碑。

词的起源问题自宋代以来即众说纷纭。一般持中唐说，另有盛唐说、隋说、六朝说，也有晚唐说[45]。敦煌本《云谣集》（p.2838+s.1441号）及大量曲子词残卷，揭示早期曲子词的种种真相。《云谣集》收曲子30首。王国维指出其中<凤归云>等8个曲调见于唐·崔令钦《教坊记》，“固开元教坊旧物”[46]。林玫仪举出若干包含有词作时代信息的词句，如“征衣才缝了，远寄边隅”（<凤归云·绿窗独望>）、“战袍待■，絮重更薰香，殷勤凭驿使追访”（<洞仙歌·悲雁随阳>）以及“每岁送寒衣，到头归不归”（<菩萨蛮·香销罗幌堪魂断>）等，揭示“送征衣”是府兵制时代特有的行事，相关曲词“为天宝晚年以前的作品，应无可疑”；并由此断言“词成立于盛唐”“确然有据”[47]。《云谣集》中有二首<凤归云>，两词句法和用韵各不相同，可见唐人词律甚宽。在唐末，词型尚未固定，同一词调用韵及句式还相当自由。饶宗颐指出敦煌卷子中的“词”字，泛指曲词、词文、变词、章曲等，几乎就是讲唱文学之统称；而长短句之体式，又为乐府、佛赞、变文所共有。这种情况显示着“词”体初兴时代的特点。曲子《怨春闺》（p.2748号）：

    好天良夜月，碧霄高挂。羞对文鸾，泪湿红罗帕。时敛愁眉，恨君颠罔，夜夜归来，红烛长流云榭。    夜久更深，罗帐虚薰兰麝。频频出户，迎取嘶嘶马。含笑阖，轻轻骂。把衣挦撦。叵耐金枝，扶入水精帘下。

饶氏称此为“敦煌曲子中偶见的抒情之作，其叠字技巧尤胜，已开散曲先河”，更将元代盛行民间的文学样式——散曲的源头，追溯到敦煌写卷了[48]。

东晋南朝时期，向民众彰扬经义法理的释门声业大盛。佛寺的经师、唱导师运用“升降曲折”的声调和“清静哀婉”的曲调（共为声业之声部），转读佛说经典，赞唱法缘事理（共为声业之文部），“以声糅文，声文两得”。文部之非佛经的法缘事理词文，到唐展出一种宗教文学的独立体裁—佛赞。佛赞的长短句体式虽然与后来所谓的“词”体相同，但佛赞在敦煌卷子里多为专集，与“词”已“分道扬镳”（饶宗颐说）。声部“七声”的考校导致汉语声调（五声或四声）规律和反切法的发现；声部的“佛曲”以传统乐府和民间乐曲为母体，融入天竺“呗匿”的“清静佛性”旋律，创生中国化的“佛曲”—梵呗[49]。

章回小说、白话诗、曲子词等新兴的文学体裁样式，佛赞加梵呗的新“文艺”样式，相继产生在中古后期（晋唐），萌芽于释门的法集斋会（佛经演义和佛赞梵呗）、宫廷的教坊梨园（曲子词）以至民间乡里（白话诗），并非偶然现象。这些新文学艺术样式如此集中地萌生，乃是中古贵族化社会向近古世俗化社会的历史过渡在文学上的反映。它顺应中古由身份性社会向非身份性社会演进的大势。在良贱制度和人身依附制度普告弛解的时代，新兴的庶民阶层也需要他们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几种内容与形式都贴近民众的文学新样式的涌现，意味着中古后期文学向着“人学”本质的回归迈出坚实的一步。

敦煌医药典籍、天文历法卷子，揭示唐代医药学与科技领域的伟大成就，生动地展示出中国中古时代科技文明达到的高度。

 

敦煌医卷《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张偓南藏）所收古医方中，有以硝石配雄黄治“心痛”之方，比西医使用硝酸甘油防治心绞痛要早一千多年。《不知名医方第十三种》（s.3347号）之“消渴病七方”，提出治疗消渴病的四种方法：（1）以鲫鱼为主药佐葱豉，健胃消食，下气调中；（2）以黄连清热泻火解毒，治胃火炽盛、实热消渴证；（3）以桑叶甘苦而寒，入肺、肝及手、足阳明经，清热祛风，凉血明目；（4）用黄连主清心、胃之火热，用花粉润肺胃之燥而生津，用生地黄滋阴养液，用牛乳补益肺胃，生津止渴。经现代检验方法研究证明，此方剂配伍选择药物精辟而准确、针对性强，显示唐代医药学已经进入全面地认识疾病，深刻地认识药物性能的阶段。

唐·孟铣著《食疗本草》（s.76号）是中外医药史上第一部饮食疗法专著。它继承并发展华夏先人“药食同源”的理念，突破以往医药典籍只重药物治病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医药学框架，将历代积累的“药食”知识，做出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开辟了“食物治病”的崭新的医药学发展路径，为中医治疗学开拓一片新天地。《食疗本草》的出现，体现中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新发展，它尤其是“天人合一”传统观念指导医学的新实践，标志在公元七八世纪，我们先人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认识取得长足进步，已经从“天人和合”的理念范畴，跨进食疗医学的实用范畴。

《新集备急灸经》（p.2675号）医卷的序言格外引人瞩目：“脉不调，百病皆起。或居偏远，州县路遥，或山河、村坊、草野。小小灾病，药饵难求，性命之忧，如何可治。今略诸家灸法，用济不愈。”字里行间充满对下层民众多病患、求医难的同情和关怀。这部灸经搜选简易可行的灸法医方，特为地居偏远、药饵难求的贫穷百姓“备急”之用。这类“备急”医方、不知名医方，敦煌医籍中甚多。此一现象显示，唐代医药业已经把居住在边陲乡野的百姓纳入医药服务的视野。社会的医药业者关注于下层民众的保健，体现出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巨大进步。这种文明精神的进步，同样是庶民人格定位提升、身份性社会向非身份性社会转化的证明。

武则天时代的医卷《唐人选方第一种》（p.2565号）有“羊髓面脂方”，列丁香、麝香、香附子、青木香、白附子等中药19种，配伍基本以芳香、润燥、活血之剂为主。这是一付美容方。美容方（以及养生方）的出现，显示盛唐时代人们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不仅追求健康，而且也追求美。社会特定阶层对美容方剂的新的需求，她们对生活质量的强烈关心，反映唐代社会人们文明而高雅的精神风貌。

敦煌几件天文和星图卷子，清晰地显示了我国古天文学的恒星分类体系由早期的“星土分野”说向“三垣”说的转换。《三氏星经》抄本（p.2512号）称：“石氏、甘氏、巫咸三家星经，合赤、黑、黄三家有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这是现今所知我国古代经命名之星定数（1464）的最早记载。马伯乐[50]、李约瑟[51]关于古代恒星观测的统计数，均根据敦煌这个抄本记述为283官1464星。抄本中以中夏十二州配二十八宿分野，与《史记·天官书》相同；配二十八宿的79个郡国名称，也都是汉代的郡名和封国；各宿下面的郡名及其入宿度，与《晋书·天文志》所录“州郡躔次”基本一致。《晋志》称此说为鬼谷子、范蠡、陈卓等八人所定，唐·李淳风《乙巳占》称之为“陈卓分野”。“星土分野”之说，迎合东汉盛倡之谶纬思想，引谶纬入天文，属于较早的谶纬星占。隋唐以前盛行的全天恒星区划方式，即此“星土分野”说。

在p.2512号抄本中，还有一首依三家星经写作的《玄象诗》，是教人认识星座的通俗诗。诗中有句曰：“市垣虽两扇，二十二星光”；“太微垣十星，二曲八星直”；“紫微垣十五，南北两门通，七在宫门右，八在宫门东”。《玄象诗》倡扬“三垣”说，同著名的《步天歌》相似。《步天歌》通常被视为唐人所作，它将全天恒星分属三垣（天市、太微、紫微）二十八宿。“三垣”说反映中国古代天文学对恒星系的新认识，在入唐以后，渐次取代“星土分野”说。引人注意的是，抄本中《玄象诗》所记市垣、太微垣之星，还不如《步天歌》所记完备。这一现象表现，《玄象诗》可能早于《步天歌》。三垣名称始见于《玄象诗》，该诗应是迄今所知依据“三垣”说认星的最早的通俗歌辞。隋唐以后，全天恒星的区划分类方式，随着天文学的发展逐渐改变。“星土分野”说湮没不彰，《玄象诗》《步天歌》与三垣二十八宿分大区体系代之而兴。“自唐后期至唐宋之交（十世纪初的五代十国时期），或即为这两种体系的交替时期。”[52]p .2512号卷子既抄存早期的“星土分野”说，又记载后来的“三垣”说，将我国古代在恒星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星土分野”说向“三垣”说的转换，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敦煌写卷《全天星图》（s.3326号）[53]则是用星图的形式，直观地体现《玄象诗》（p.2512号）记述的“三垣”说。此图分13幅，前12幅将赤道内外的三家星绘成可连续的分片横图，石氏与巫咸氏星用橙色圆点外加圆圈表示，甘氏星用黑点表示，所绘各星座就是《玄象诗》第一段至第三段（天市垣、太微垣）介绍的星。末尾一幅为紫微垣星座，亦即《玄象诗》第9段中紫微垣诸星。《全天星图》展示的新的恒星分类体系，将赤道上下各星绘成横图，北极周围的紫垣单独另绘一图。这种画法比较先进，类似于麦卡托（1512—1594）的圆桶投影法，但《全天星图》比麦卡托发明此法要早600年[54]。“《全天星图》及敦煌藏《敦煌星图乙本》，是这一新的恒星分类体系的图式表现；《玄象诗》、《步天歌》是这一新体系的文字表达”（潘鼐语）。

 

三、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敦煌的典籍写本蕴含大量唐五代时期有关敦煌地区的社会文化信息，如那里的文化学术事业，那里的人文风尚，以及民族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论中古时代的地区文化，环顾宇内，除都城长安以外，当以敦煌地区社会文化情境的历史展示，最为翔实生动。陈铁凡曾概述中古敦煌学术传统之演进轨迹：

窃以敦煌为西北重镇，与汉魏故都不过千里之遥。声教所既，人文蔚然。尝考史籍地志，自西汉至六朝，敦煌郡内以经史名家者，代不乏人。若张奐、周生烈、张参、张芝、令狐德、令孤绹等，皆一时之隽彦也。讵李唐而降，渐次式微。揆阙原由，殆必兵燹乱离有以致之。[55]

陈氏所称敦煌郡的经史学术传统，唐代虽趋衰微，却没有中绝。人们注意到敦煌地方修撰史志图经等文化学术活动，至晚唐五代仍在延续。有关此一情景，《敦煌录》（s.5448号）及《寿昌县地境》残卷（敦煌祁子厚家原藏）的撰著有所披露。《敦煌录》的撰者据考为张俅，即敦煌写本中屡见的张球。他是归义军前期（张氏时期）一位著名文士，官至朝仪郎。除记述敦煌史地的《敦煌录》，张球又撰《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号），记述张议潮后人延绶行事。李若立《籯金》略出本（p.2537、p.2966号）亦张球删定。张球“已迈从心”即70岁以后（唐乾宁元年<894>前后），尚寓居敦煌郡城西北小寺聚徒授学。《略出籯金》一书，或为充作学郎读本之用。可知张球乃是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史地学者兼教育家。《寿昌县地境》卷尾有题记：“晋天福十年（945）乙巳岁六月九日，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向达指出这位进呈《地境》的敦煌“州学博士翟”，就是唐天复二年（902）的“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奉达）”。天复二年翟奉达在敦煌州学受业，时年20岁，其后历任节度随军参谋、国子祭酒、守州学博士、行沙州经学博士。他是继张球之后又一位敦煌的著名学者。翟奉达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撰造敦煌行用的历日，撰写《地境》之类“舆地之学”乃其“余事”[56]。敦煌本《大唐同光四年（926）具注历》（p.3247号）、《甲寅年（954）历日》（p.2765号）、《显德六年（959）具注历日》（p.2623号）均为奉达所造。其后又有历日数种，参与撰造者有翟文进，或系奉达后人，则翟氏可谓敦煌历学世家[57]。石室写本中的地方史传著作，还有《敦煌名族志》（p.2625+p.4010号）、《敦煌汜氏人物传》（s.1889号）等，同晚唐古代敦煌势族相关诸籍。

敦煌写本中的“图经”残卷，除贾耽《贞元十道录》（p.2522号）、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号）等总志类残卷外，还有多种敦煌方志残卷，如《沙州图经》（s.2593、p.5034号）、《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p.2695号）、《沙州伊州地志》（s.367号）、《沙州志》（s.788号）等。敦煌方志残卷的集中出现，揭示唐代敦煌曾经有过活跃的图经撰著活动。唐朝是我国方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州县组织编纂方志，是唐朝廷了解掌握国情的一项重要举措。唐代方志的内容包括行政区划内的河川田土、人口物产、交通道里、衙署公廨等项，为朝廷制订相关的政略与政策提供基础。唐朝重视编纂方志，反映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控驭广土众民的努力。沙州都督府及敦煌州、县衙署参与组织方志撰著活动，当是唐代举国修志活动的一部分[58]。

敦煌写本显示晚唐五代敦煌之学术事业，除史地之学、畴人之学以外，尚有书仪、算学等。敦煌本《新集吉凶书仪》（p.2646、p.2556、p.3246、p.3249号），原题“河西节度使……张敖撰”。敖为张议潮族人，可能随议潮入长安，得试太常寺。王重民认为此书或即依据得自长安的《元和新定书仪》删纂而成[59]。我国现存最古的算书写本——敦煌本《算书》（p.2667号）及《算经一卷并序》（p.3349号），以敦煌地方的量制单位：合、升、■，代替传统量制：合、升、斗、斛，表明这两部通行中夏的算学典籍，亦经过敦煌学者之手给予改纂[60]。上述典籍所撰内容，都有同敦煌地方相关者，大略显示出晚唐五代敦煌本地的文化学术事业，颇具一定的规模。

石室庋藏的典籍写卷还有一个特点——富于初盛唐（含隋）典籍。敦煌石室收藏的初盛唐典籍写卷大致有两类：

（1）君臣撰述。如《高宗天训》（p．5523号），“历叙古今后妃荒淫之事，归之于鉴戒”，“与帝范、臣轨相近”[61]；隋·李文博《治道集》（p.3722、s.1440号）、“杂载前贤所论治理之要”[62]；魏征等辑《群书治要》（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号）；虞世南《帝王略论》（p.2636号），“起于太昊迄于隋，略记载帝王事迹”[63]；杜正伦《百行章》（s.1920、s.3491+p.3053号等），书名取“士有百行”义，其<进书表>曰：“世之所重，惟学为先；立身之道，莫过忠孝。”（p.3306号）全书摘引《孝经》《论语》及史传典故、佛家教诫等，倡扬“忠孝节义”主旨[64]；张仁亶《九谏书》（p.3399号），“九谏之目：诛暴乱、纳直谏、省重刑、用轻典、均赏罚、息人怨、简牧宰、弃贪佞、委贤良。”[65]

（2）朝廷律令。如永徽令（s.1880、s.3375、s.11446、p.4634号），武周时的唐律写本（p.3608+p.3252号），神龙散颁刑部格（p.3078+s.4673号），开元律疏（北图·河17号），开元公式令（p.2819号），开元户部格s.1344、北图·周69号），开元水部式（p.2507号），天宝令式表写本（p.2504号）等。

石室所藏初盛唐君臣撰述类典籍，内容主旨大抵是以儒家仁政理念与忠孝思想昭示君臣，这样的撰述宗旨于《高宗天训》《治道集》《帝王略论》《九谏书》等，均甚鲜明。庋藏初盛唐朝颁律令一类，则推重其法律与秩序的象征含意。在二三百年漫长岁月中，敦煌僧俗人士始终珍藏着这些初盛唐时代的典籍，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典藏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人文精神内涵。置身于扰攘多难的晚唐五代，敦煌人心目中的初盛唐是伟大的时代，是唤起人们崇敬与仰慕的时代。倡扬仁政理念和忠孝思想、象征法律与秩序的初盛唐典籍，也就被敦煌人们视作盛世之遗范，世代传承珍藏。它们的象征意义已然超乎写本之外。

《新唐书·吐蕃上》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吐蕃“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创开中夏与吐蕃文化交流的历史。如前所述，藏文本《春秋后语》写卷与近十件此书的汉文残卷、藏文本《孔子项托相问书》写卷与15件此书的汉文残卷，一起重现敦煌石室，昭示如下可能，即在公元8至9世纪的蕃占时期，敦煌可能设有译场，延专人从事汉籍藏译的文化传播事业，写下汉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潘重现《简谈几个敦煌写本儒家经典》一文，又有这样的目击记述：

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读伯三四二号敦煌《论语集解》残卷，正文行间夹有藏文，如“子在回何敢死”侧有藏文署名；“愿为小相焉”侧有藏文虎年纪年。可见这个卷子是吐蕃人的读本。又伯三七五号《论语集解》卷第四残卷，卷纸背有涂鸦云：“中和二年（882）十二月学生苏师子、苏贤子”，又有漫画及藏文。伯二六六三《论语集解》残卷，卷末有藏文数字，并有涂鸦云：“丑年三月胜六日学〔生〕吴良义。”这类卷子可能是汉人读《论语》，同时也学习藏文的证据。

对写卷细致入微的观察，再现了蕃占时期以迄唐末，居住敦煌一带的吐蕃人修习中原儒经、西陲汉人则热心学习藏文的生动情景。前文还曾说到公元十世纪的高昌，可能设有回鹘译场，翻译家僧古萨里在此将汉籍《唐三藏法师传》和《金光明经》等译为回鹘文。凡此从中可见，在中古后期西陲的敦煌高昌诸重镇，汉文化与藏文化、汉文化与回鹘文化的融汇交流相当密切。

敦煌写本中还发现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古藏文译述本（s.t.737，p.t.981、983号）[66] 。这是现今所知该史诗最早的外文译本。这部印度史诗的藏文本何时译于何地不详。它有可能完成于设在吐蕃本土或吐蕃占领的中夏西部地区某译场中。若然，则古代藏族是最早引进、译介古印度史诗的华夏民族。周一良曾详考p.2129号俗讲故事源流，指出该卷“不谨口舌”的乌龟故事，始见于印度《五卷书》（公元前二世纪），再见于印度佛教律藏，后见于三国·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下》、刘宋·佛陀什、竺道生译《五分律》、唐·义净译《毗奈耶》，以后敷演为俗讲文；此故事又自印度西向传播，公元6世纪译为波斯文、叙利亚文，8世纪译为阿拉伯文，8世纪以后译为希腊文、希伯来文、西班牙文，20世纪译为法文[67]。左景权则详考《佛说生经》卷一《甥舅经》（p.2965号）所述印度故事“舅甥窃库”流传的来龙去脉：东向传至中国、日本；西向传至埃及、希腊[68]。周、左二氏的精湛考证虽仅涉两则古印度故事，却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二文揭示中古时期以印度故事为媒介，在南亚至东亚、南亚至西亚南欧的广阔地域，已然确立了彼此之间内在的文化联系和精神契合。中国和域外文化融汇的这一情景，越发显示出中古时期的敦煌，在古代欧亚文化交会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1] 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为213卷，《敦煌学》第一辑，1974年。

[2] 敦煌文献中由僧俗日常生活里累积下的大批实用文书，如籍帐、契约、入破历、社邑文书、寺院行政文书等，属于史部，因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未予计入。

[3] 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宝应元年（762）建午月4日西州使衙榜》（七三tam五o九：八/二六a），揭示唐代解除寺院贱口依附关系的进程，在唐肃宗时扩展到西陲地区。

[4] 《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5] 《旧唐书·杨炎传》。

1 陈铁凡《敦煌本易、书、诗考略》，《孔孟学报》第17期，1969年4月。

2 同注1。陈铁凡《敦煌本尚书述略》曰：“天宝改字以后，古文旧本虽藏在书府，然民间实未尽绝。盖当时士林沿用古文既久，自不免有墨首之士，执其残编，传之子弟也。……故虽改字多年，而荒服老儒，仍各遵其师承，崇其旧籍。”可见敦煌之先唐文化传统的强固。文刊《大陆杂志》第22卷第8期，1961年。

3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一册第三条。

4 潘重规《巴黎伦敦藏敦煌诗经卷子题记》，《新亚学院学术年刊》1964年第11辑。

5 苏莹辉《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孔孟学报》第22期。

1 陈铁凡《敦煌本礼记、左、谷考略》，《孔孟学报》第21期。此文称：“汉末，马融传小戴礼，郑玄受业于融，撰《礼记注》。唐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礼记》即采郑本。由是郑注孔疏之《礼记》相传不绝。”

2 陈铁凡《敦煌本礼记、左、谷考略》。此文称：“（晋时）杜预《集解》与服虔注并立国学。隋时杜氏盛而服义微。唐时孔颖达撰《正义》，一依杜氏。于是杜氏定于一尊，以迄今世。”

[6]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李方《<论语集解>校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 陈铁凡《敦煌本孝经考略》，《东海学报》第19卷，1978年。此文称：“魏晋以降，郑注独传。南北朝立之学官.唐开元间令诸儒质定世所传孔安国撰《古文孝经传》与郑注优劣，迄无定论。于是二家并立国学。其后玄宗自注《孝经》，欲行天下；勒之于石，以定一尊。今敦煌本孝经，《御注》仅存一卷，郑氏则有十余帙。意者，御注虽以功令行，而民间独以郑本传授耶！五代后，孔传、郑注，相继亡佚。”

[8] 《文献通考》卷41《学校》2。

[9] 《文献通考》卷35《选举》8。

[10]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11] 《叙录新编》曰：“有唐初叶，颜师古注（《汉书》）未大行，蔡谟《集解》颇行于世。《索隐》、《正义》所征，郦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所引，均据蔡谟旧本。”又谓：“魏晋六朝时代，颇重音读，其作音之法，每点识四声，以示字义。……可于此卷（s.2053号）觇之。”

[12] 《叙录新编》谓：“以衍书方之《国策》，事核于前，文该于旧，一人之事，载在同卷，两国之史，例不并书，翻检至为便易。六朝以来，《后语》较《国策》为通行者，盖以此故。”

[13] 罗振玉、刘师培谓此残卷为北齐《修文殿御览》，洪业谓是《华林遍略》。

[14] 《叙录新编》谓：“是书自两晋以来，终李唐一代，普为道徒所传诵。”

[15] 周祖谟《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音反》，《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

[16] 开元八年（720）李元瓘疏，见《通典》卷15《选举》3。敦煌典籍不见《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亦仅见残卷数件而已。

[17]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卷一。苏莹辉以为应属六朝《毛诗》定本，见《从敦煌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孔孟学报》第22期。

[18] 陈铁凡《敦煌本礼记、左、谷考略》，《孔孟学报》第21期，1971年。

[19] 《新唐书》卷200《儒学下》元行冲本传；《唐会要》卷36《修撰》。

[20] 据陈铁凡《孝经考略》统计，敦煌本《孝经》31种，郑玄注12种，约占43％；白文本12种，其它注疏本3种。显示郑注《孝经》唐末仍在敦煌民间畅行。见《东海学报》第19卷，1978年。

[21] 郑阿财《唐代佛教文学与俗曲》，现代佛教协会学术研讨会（台北·2002年3月）论文（未刊稿）。

[22] 《新唐书》卷57《艺文一》。

[23] 陈铁凡《敦煌本礼记、左、谷考略》。

[24] 按，王重民定名此卷为《丧服仪》（？）。饶宗颐将此卷与p.4042号《御刊定月令》缀合，见氏著《楚缯书疏证》，《中研院集刊》第四十本。

[25] 《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一册，第294页。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序》曰：“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说者谓今文从此始，古文从此绝。殊不知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之后，又别有古文也。”又曰：“盖变古文为今文，实自范宁始。宁自为（今文）《集注》，后之传写孔传者，从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

[26] 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史语所集刊》第43卷第2期，1971年9月。

[27] 陈祚龙《新校重订敦煌古钞李唐词人陷蕃诗歌初集》，《夏声月刊》第133期，1975年12月。

[28] 《敦煌词史》，（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80年7月5日。

[29]　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6年。

[30] 黄盛璋《敦煌写卷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历史地理研究》，《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

[31] 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第2辑。

[32] 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谬补阙切韵跋》，《国学季刊》，1934年6月第4卷第3期。

[33] 丁山《唐写本切韵残卷跋》，《北大国学周刊》，1926年1月第4期。

[34] 姜亮夫《切韵系统》，《浙江师院学报》，1955年第1期。

[35] 罗常培《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31年第3卷第2期。

[36] 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4期；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3期。

[37] 宇井伯寿《禅宗研究史》，岩波书店，昭和46年（1970）第4版。

[38] 冉云华《敦煌卷子中的两份北宗禅书》，《敦煌学》第8辑，1984年。

[39] 参见本书《藏文典籍章》。

[40] 陈寅恪《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1] 王国维《唐写本失名残书跋》，《观堂集林》卷21。

[42] 参见本书《杂占章》。

[43] 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

[44] 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

[45] 参见林玫仪《由敦煌曲看词的起原》，《书目季刊》八卷四期，1975年。

[46] 王国维《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观堂集林》卷21。

[47] 同注5。

[48] 法·戴密微、饶宗颐《敦煌曲—八至十世纪唱本》之<引论>。

[49] 参见张弓<从经导到俗讲——中古释门声业述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

[50] 马伯乐《汉以前中国天文学》，刊《通报》第26期，1929年。

[5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1959年。

[52] 潘鼐《敦煌卷子中的天文材料》，刊《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1989年。

[53] 潘鼐认为此图绘于8世纪初唐中宗时期。夏鼐认为编绘于开元中或稍晚，转抄于开元天宝时，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所载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一<敦煌星图乙本>》。李约瑟认为其时代约在公元940年左右。

[54] 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第3期。关于此图断代，席氏采李约瑟940年说。

[55] 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敦煌学》第一辑，1974年。

[56] 向达《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京图书馆图书季刊》第5卷第4期，1944年；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29—442页。

[57]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1933年；周丕显《敦煌科技书卷丛谈》，《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1年。

[58] 参见傅振伦《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敦煌学辑刊》第1辑,1980年。

[59] 《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12册。

[60] 李俨《敦煌石室<算经卷并序>》，《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1935年。

[61] 《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十册第七十五条。《新编》且曰：“凡有断案处，则以‘臣以’，‘臣案’冠之，则原书为御撰无疑”，用武周新字，“写于武后之世无疑”。

[62] 《玉海》引《中兴书目》“治道集提要”。转引自《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十册第七十四条。《新编》且曰：“残卷中世、民缺等，犹是太宗时写本。”

[63] 《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六册第三十五条。书为虞世南任秦府太子中舍人时承诏撰。

[64] 参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文物》1984年第9期。

[65] 陈祚龙《敦煌写本<九谏书>校诂》考订此文作于武周神功元年（697）闰十月至圣历元年（698）八月之间，见《大陆杂志》第24卷第8、9期，1962年。

[66] 参见陈践《敦煌、新畺古藏文写本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