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人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第2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文化的核心体现在价值体系和价值原则上。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通过激烈的论争，首先提出了人道原则、自然原则、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这些重大价值原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对中国文化有奠基之功。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深深扎根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有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这就是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来展开论争，并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在群己关系上提出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从此开启了一扇古代中国哲学价值问题探讨的大门。应当承认，先秦诸子各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探讨，一开始并非十分合理，各派各家各有所偏，但经过他们激烈的论战，各派的一些继承者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学说，吸收、融合其他各派的合理观点，最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即中华文化中的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个性又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群己统一原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先秦诸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这些重大的价值原则，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先秦诸子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从社会性质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其次，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使社会分工加剧，出现了一个知识阶层—士阶层。士阶层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从而促使学派林立，学说各异。再次，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积累，从仰韶文化，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时期。最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地进行论争。就像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原来统一的“道术”分裂了，于是诸子百家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主要通过天人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天既被赋予自然的因素，又被赋予道德因素。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侧重于天的道德因素，所以，儒家教化人要做“圣人”;而道家更多强调天的自然因素，所以，道家提倡人要做“真人”。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认为尧效法“天”创造出了一套制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代相传，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仁，是永远不变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儒家天人关系上的人道原则。老子用天道来与孔子的人道对立。老子提出“无为”思想，“无为”即自然。所谓“道常无为而不为”，就是说道对万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尧效法天地，而天地之道无非是自然法则。显然，道家所倡导的是自然原则。
在人与人的关系，儒墨倡导的人道原则与老庄讲的自然原则之争更为明显。儒墨讲仁爱，孔子贵仁，墨子贵兼，二人的说法不同，但都肯定了人道原则，即肯定爱的价值、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关系。孔子说:“鸟兽不可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人要和人相处，必须要有爱心，要有同情心。孔子认为，行仁之方在于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墨子也主张:“兼即仁矣，义矣。”后期的墨家更明显地表达了人道原则，《墨经》里讲:“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把每个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样的主体。孔墨讲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
与孔墨相对立，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意思是说自然界无所谓仁爱，圣人对百姓也不施仁爱，就像束草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丢掉，根本无所谓爱憎。老子认为，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而应该复归自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认人为的重要性，认为自然就是无为，这是道家自然原则的体现。
儒墨强调人道原则，老庄侧重自然原则。先秦诸子各家在激烈的论战中既相互攻击，构建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观点。如果任何一家将其观点绝对化，就会造成其理论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背离是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同时，这种背离是短暂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支流，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总的趋势是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儒家继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说，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说礼义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结果，他主张“以道扰民”，“扰”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诱导。这就充分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结合。王夫之更是强调:“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这种成身成性，循环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归于自然(德性)的习性观，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
二、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墨重视群体利益倡导人要过社会性的生活。与儒墨相对立的是道家杨朱的“为我”、“贵己”说，道家杨朱把个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不一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显然是避世之士的主张。与儒墨讲的人道原则，提倡人要过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是，孟子批评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也。”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儒家关于群体的理论，他指出，人要生活，要假物以为用，必须靠集体的力量。由此进而指出，为了合群，便须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和分配制度，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予以保证和约束。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可见，在荀子看来，礼义等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都是为了“明分使群”。当然，荀子当时讲的“群”，实质上是封建的宗法制和封建等级制度，荀子的目的仍然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进行辩护。杨朱的“为我”当然是片面的，荀子强调“群”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也是片面的。
第3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一、长江上游的自然地理态势
长江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自西向东主要流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终在上海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为亚洲第一长河。位于长江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据地质学家考证，青藏高原远在第三纪末期时，海拔仅一二千米，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后来，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猛烈碰撞，导致这一地带隆起升高，形成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属典型的高寒区，气候条件恶劣，人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时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难以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则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四川盆地地处四川的东部，周围高山环绕，盆地内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长江干流横亘四川南部，其自北而南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和与从南向北流入长江的乌江、赤水河等大小支流的纵贯四川全境，构成一个水网密布、幅员宽阔的流域之地。同时，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发育了众多地势低缓的河谷台地和山前地带，这里土质、水肥条件良好，有着理想的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是原始农业生产的有利地区。尤其是岷江支流，古代被当作长江正流，发源于岷山南麓。主要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运河等河流自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流出山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形成的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平原，总面积达1.2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2.6%。这里土层深厚，富含铁、钾、磷等养料物质，土质疏松柔软，易于农业耕作，特别是水稻粮食作物的栽种。东部丘陵地带土壤肥沃，旱地水田分布甚广，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如水稻、小麦等。受地形影响，四川盆地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宜于农业耕种，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同时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是我们先民栖息生存，农业定居的理想场所。这些都为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客观的物质基础。
从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就有人类狩猎采集，劳动生息，至今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存。50年代初，著名"资阳人"的头骨化石(2)的发现，足以证明远在数万年至10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70年代中期，汉源、铜梁、资阳等地又相继发现了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时期的文化遗存(3)，并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布更为广泛，到目前为止，以川西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00余处。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遗存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无疑标志着史前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进而为长江上游成为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提供了可能。此外，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独具特点，其北有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东邻发达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南有云南早期元谋猿人的发现，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上游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熟。
二、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探索
（一） 宝墩文化的发现，迎来长江上游文明的曙光。
大约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长江上游出现了哨棚嘴文化(4)，其分布主要在今川东长江沿岸一带。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发生了宝墩文化(5)。除此之外，川北的绵阳(6)、广元(7)，川东北的通江(8)、巴中(9)，川西南的汉源狮子山(10)等地区也发现了有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就目前诸遗存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范畴，其中，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为中心。宝墩文化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时宝墩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并出现了多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贫富分化明显，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多通体磨光，有的刃锋锐利，留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石铲。可见，从清除杂草、开荒垦地、中耕播种到农作物收割，工具种类齐全，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人们主要过着农业定居兼狩猎采集的生活。
陶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仅宝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就达千余件(11)。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经慢轮修整后的器形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器物及其纹饰的制作都相当精细，尤其喇叭口高领罐的火候较高，叩之有声，可谓当时的精品，说明制陶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石器制作也很精致。部分石器选材考究，磨制细腻，如石凿，磨制精细且规整，石质较佳，个别似玉质，几可与玉器比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娴熟，因而玉器的加工制造更加精美。这一时期发现的玉器多为墓中随葬品。大量陶、石质纺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纺织业也很发达，男女有了分工。房屋为木骨泥墙，经火烘烤，坚固结实，经久耐用。正是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这时一座座颇具规模的古城先后相继建立。
城址的出现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迄今长江上游发现的史前城址主要是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12)、郫县古城村(13)、都江堰芒城(14)、温江鱼凫村(15)、崇州双河村(16)和紫竹村(17)6座古城群，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城群之一。6座城址均建在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布局规整，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城的面积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12万平方米，最大的宝墩龙马古城达60万平方米，其余在2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这与长江中游的城址相当。城内发现有大量的建筑遗迹、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积在10-50平方米左右。遗址的中心部分往往有少数面积甚大、规格颇高的中心聚落。1996年宝墩的鼓墩子发现一批规模较大的建筑群(18)，面积约3000平方米。鼓墩子在当时明显高出四周地面约1米，且正好位于宝墩遗址中心，这似乎说明鼓墩子建筑群是一处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它的出现表明，宝墩社会已经开始分化。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统治阶层，才有必要建造如此规模的中心聚落。因此，这种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层统治者活动、居住的处所。
无独有偶，1997年郫县古城村遗址中部又发现了一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长约50米，宽11米，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19)。该房址未发现有隔墙遗迹，此房间应为一个宽度不大，进深很长的通间，推测可能还有大型梁架结构。这与一般的建筑不同，当不是一般性居址。据房内留存的5个长方形台子分析，5个台子系卵石砌成，横向陈列于房址的中心部位，颇有规律，显然是有目的而为之。这很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应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6座城址的四周均修筑有高大的城垣，至今这些城址地面上还残留有很多较完好的城垣遗迹。这些城垣采用夯土建成，夯层清楚，夯面紧密，出现了版状夯土工具，一般长多达50厘米、宽10厘米左右，这为修建大型城垣提供了条件。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垣(20)，其周长3200米，宽8-31米以上，高度超过4米，土方量初步推算在25万立方米以上。如此厚实的巨大城垣，连同城内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址中心部位的大型聚落建筑，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这些城址已基本具备了城的条件，而且可能已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城。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宝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也加深了贫富的分化，这在墓葬规模和墓中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宝墩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中随葬品的有无、多少在不同遗址中不尽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随葬品多，有时还随葬一些珍贵物品，有的墓中随葬品则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新津宝墩遗址仅见的5座墓中均无随葬品(21)，成都十街坊遗址的19座墓中有7座中随葬骨器(22)，而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仁胜墓地则随葬玉石器(23)。由此可见，当时只有极少数贵族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
财富的集中也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生。早期四川境内，部落民族众多，大小诸侯国林立。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强取掠夺他人的资源和财富，因而战争烽烟四起，连绵不断。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更为了抗击强敌的入侵，各部落首领纷纷在其住地周围筑墙挖沟，造城设关。于是，一批规模空前的城址群在川西成都平原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成为当时成都平原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宝墩龙马厚实高大的城垣也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这时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兵器，如石钺等，制作精致。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贫富悬殊的加大，战争变得愈加频繁和激烈。社会处在剧烈动荡和进一步分化中，同时也在迅速进步与向前发展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三星堆文明。
（二）沉睡三千余年的三星堆文明的苏醒，长江上游文明引起世人的关注。
大约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这时，哨棚嘴文化和宝墩文化先后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陶小平底罐、高柄豆、鸟首形器等为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24)为代表，故称"三星堆文化"。该文化在承继宝墩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二里头文化南浸，最初在长江中游鄂西地区稍作停留，然后由鄂西地区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东部，再由此折而西北上，最后向川西成都平原渗透，三星堆文化就是在这股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并进而发展为三星堆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主要有川西的成都、雅安、汉源和川东北的阆中以及川东的长江沿岸一带，初期阶段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表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色，反映了该文化兴盛强大的历史面貌。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数以千计的铜、金、玉、石、陶等不同质地的礼器、神器、祭品的出土，以及三星堆大型中心聚落和厚实高大的城垣的发现，都展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已经正式形成。
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尤其是锄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收割工具石刀形制的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
手工业方面，新出现了制铜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达500余件(25)，有铜雕像群、礼器、神器、法器等种类。如此规模的青铜器物群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业的高度发达。这批铜器体形高大，纹饰繁缛，足见青铜的冶炼与焊铆连接技术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其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精美，在同时代诸考古文化中无与伦比。玉石器的加工制造向高精化发展，且数量大增，件件珍贵。玉器制作较好地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抛光等工艺。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线刻画堪称艺术珍品，有些玉器制作规整细致，以玉璋最为引人注目。其特点大而薄，长度一般在20-60厘米之间，最长者在1米以上，而厚度仅1厘米左右，凡此等等，无一不显示了当时玉石器加工技术的高超和娴熟。陶器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特色鲜明，器形以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盘、壶、瓶、鸟首形器等构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陶器物群。发现数万余件陶器、陶片。部分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纹饰十分丰富。大型夯土、土坯砖城垣和木构梁架中心建筑群的出现，表明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同质地、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的长襟"燕尾"服饰(26)，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金器加工、漆器制造和酿酒业也有很大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门类齐全，铜器、玉石礼器和陶器的数量具有相当规模，其加工制作技艺更胜一筹，且拥有独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非常熟练的工匠，说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业。
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27)，反映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说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
总之，三星堆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贸易的迅速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三星堆上层建筑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遗址(28)位于成都平原广汉市境内的鸭子河与牧马河之间的台地上，是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这是一个由30余个文化点构成6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共同组成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这样大的城址在全国尚属罕见。古城布局不太规整，南宽北窄呈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顶部系用土坯砖作为建筑材料，这在同时期的城墙修筑中是少见的。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现已发掘房屋40多间。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间进深8.7米，面阔2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样精心建造的大型聚落，足见其规格之高，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同时，居住区发现有丰富的陶器生活用器。陶酒器独领风骚，酿酒的高领大罐，饮酒的觚、杯，盛酒的瓮、罐、壶，温酒的以及舀酒的勺，一应俱全。陶食器数量也很多，碗、碟、盘、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有虎、象、牛、猪、羊、鱼、蛙等，如此之多的陶塑工艺品出土，这在同时期诸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玉石器主要是璋、璧、圭、琮、矛、斧、斤等高档消费品。还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活用品和高档消费品显然不是为一般平民所拥有，而是为少数贵族统治者所垄断，进一步说明三星堆遗址当是一批社会地位颇高、且掌握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活动的中心。该遗址出土的两件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应为奴隶形象，反映了奴隶制已经存在，阶级发生了严重分化。
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29)。坑内有次序地分层堆满了各种形制奇特，不同质地的玉石礼器、金器、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数以千计的文物精华。这些器物不仅在四川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如金杖(30)，长1.42米，重近500克，刻有精美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这是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国王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数十件与真人大小相仿、神态各异的青铜人像和人面像，代表各诸侯首领，其中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的青铜大立人像(31)，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大的青铜雕像，有"东方巨人"之称，这应是以巫师身份出现的国王，表明当时国王是集政权、神权于一身，三星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实体。两株高大的青铜神树作为沟天通地的祭祀用具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尊作为礼仪用器，其他各类铜器都具有宗教祭祀的性质。玉石器也是如此，其礼仪用器多达千件，玉琮、玉璧用于宗教仪典，玉斧、玉戈、玉矛、玉剑作为仪仗，象征威武的军权，玉璋代表礼仪用器。象牙、海贝等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可以看出，当时三星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礼制体系。如此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王国，以及一个享有崇高威望、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活动。城内还发现有制陶窑址、玉石器加工作坊以及大量的手工成品、半成品、坯料磨石等。遗址内出土的陶质坩锅、青铜熔渣结核和铸造青铜器的泥芯，也表明这里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毋容置疑，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精品文物非本地制造莫属。以上各个方面无一不透射出浓浓的王都气息，反映三星堆正处在一个兴盛的奴隶制国家时期。
早期殷商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祭祀与战争相提并论，同时被看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和众多玉石器精华，以及大量金器、象牙、海贝等重器都出现在两个大型祭祀坑内，足见，宗教祭祀在当时三星堆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三星堆遗址出土数十件青铜、玉石兵器，说明当时战争的激烈和经常化。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军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器底座发现有武士雕像，反映了军队已经出现。军队是国家运转的重要机器，因而军队的出现，标志着奴隶国家已经建立。国家乃文明的集中表现。至此，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三星堆文明已经走向成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十二桥、金沙遗址的发掘，展现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步伐。
大约从公元3100年开始，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城突然被废弃，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明亦随之终止了在该地的发展，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这时，有着与三星堆同样发达的十二桥文化(32)在成都地区悄然兴起，其时间从商代晚期经西周到春秋中期，形成了长江上游文明在成都平原继续发展的历程。十二桥文化完全是从三星堆文化中脱胎发展而来。前期承袭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到十二桥文化后期，三星堆文化基本消失，新的十二桥文化面貌开始出现。十二桥文化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分布范围为川西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川中的嘉陵江流域、川东长江沿岸(33)、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以及陕南汉中地区(34)都发现有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十二桥、羊子山、金沙等重要遗址所出的遗迹和遗物，展现了长江上游文明发展前进的步伐。
这一时期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又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大量的翻土工具--鹿角器(35)。多种耕作农具的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防洪灌溉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多处农田水利工程和治水设施。1985年在方池街遗址(36)发现一处系人工用竹篾络卵砾石砌筑的水利工程，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水利工程。大量动物骨骼的出土，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进一步发展。据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材料(37)证实，家养动物有猪、狗、牛、羊、鸡等种类，其中家猪的材料最为丰富，约占家养动物的75%。家猪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个体为主"。可见，大多数已为成年猪。家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陶器制作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种类更加丰富，以夹砂陶、灰陶为主。典型陶器以尖底器、喇叭口罐为重要特色，并贯穿始终，前期继承三星堆文化因素，后期大量出现绳纹罐、釜和瓮。玉石器加工制作更加精细，打磨更加规整，器表光洁，玉器的开料使用线割、锯割、板割等多种方法。金器独具特色，金沙发现近300件。其加工制作技术更加精湛和娴熟，不少金器成为同时期金器加工之代表作。铜器数量大大增加，仅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就达700余件，多数器型偏小，制作更加精美，工序也较为复杂，很多器型从三星堆沿袭而来。大量磨制精细的穿眼骨针的出现，反映了纺织缝纫业的进一步发展。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有木骨泥墙式建筑群，也有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
十二桥文化大型遗址群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即今成都市区偏西。自西向东由抚琴小区(38)、十二桥(39)、方池街(40)、指挥街(41)、岷山饭店、岷江小区(42)和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43)等组成，绵延10余公里。十二桥遗址为一处商代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位于今成都市区十二桥。该遗址占地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其中，木结构建筑分布近1万平方米。有屋面悬空，下为木桩支撑，平面呈长方形的干栏式小型房屋，也有地梁直接与地面接触的大型建筑。有长约12米的地梁，其上凿有规整的方形和圆形卯孔，柱洞纵横对应整齐，推测上部已形成较为规矩的大型梁架结构。很有可能这是带有庑廊的大型宫殿类建筑。小型房屋与大型宫殿建筑相互连接，互为配套，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木构建筑群。
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郊，现已探明的分布面积约3平方米公里。尽管至今尚未发现城垣遗迹，但从已发现的大规模建筑、灰坑、墓葬等遗迹和众多惊世骇俗的珍贵遗物来看，足以说明成都就是继三星堆后又一个部级的重要都邑所在地。考古发现该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每个区内又有一定的布局结构。三合花园宫殿区发现大量房屋基址，其中有5座房址，均为大型排房建筑，布局很有规律，长度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F6宽近8米，长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可能是宫殿性建筑。遗址中南部出土大量房屋建筑，红烧土堆积，成排的窑穴，400余个灰坑，90多座墓葬，陶窑数座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日常用器和一部分玉石器、金器、铜器等文物精华。陶窑均为小型馒头窑，面积约6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是目前四川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址群。表明这是生活居住区、作坊加工区和一小型墓葬区。遗址内诸如跪人、卧虎、盘蛇等众多圆雕石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墓葬区在遗址中部体育公园一带。遗址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也是金沙遗址最重要的遗存分布区，这里约8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金器、铜器、玉石器等礼仪用器2000余件以及众多的象牙、龟甲等祭祀珍品。该区还发现了三处特殊的祭祀遗迹：一是象牙堆积坑。坑内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大量象牙，最长者近1.5米。从断面观察，共分8层。数以吨计的象牙出土为全国所罕见。伴出有玉器和铜器；二是石璧、石斧、石璋形器半成品分布区，面积约300平方米；三是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美石集中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金沙遗址出土的重器，如金冠带，系用金条锤打而成，长59厘米，宽4厘米，其组合图案与广汉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十分相似，同样具有王权的象征。玉器历来作为贵重物品，上乘的玉器价值连城。遗址内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礼器，数量之多，达900余件，是目前我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其品种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青铜时代玉器的主要种类，很多玉器还是第一次出土。以上都是一般邑聚所无法比拟的，居住在宫殿中的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领，应是国家的统治者。
1956年羊子山发现的大型土台是目前我国先秦时期发现最大的礼仪性地面建筑。该土台为四方形台阶式建筑，台身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高10余米，厚6米，分上下三层。边墙用泥砖垒砌，中用填土夯实。估算用泥砖约130万块，土方在7万立方米以上(44)。规模如此宏大，雄伟气派，俨然是一座部级的祭祀土台，是当时这一地区举行国祭活动的重要场所。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成都已经形成一个综合国力十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方池街、金沙遗址大量石人跪坐、双手反缚奴隶雕像的出土，反映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奴隶制国家已经发展状大。贫富悬殊更加明显，表现在墓葬中，约半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只有5座墓随葬器物丰富，有陶器和一定数量的铜器、玉器，说明财富愈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必然会导致掠夺性战争的经常发生。这时出现了大量的铜制玉石兵器、如戈、矛、剑、钺等。彭县竹瓦街西周铜器窖藏(45)的5件一组的列和戈、矛、剑、戟等兵器同放在一个大陶缸中，寓意深刻，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进一步得到了体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盆地迎来了又一个青铜文化的高峰，墓葬文化异彩纷呈，长江上游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四）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墓葬文化并驾齐驱，共同演绎长江上游文明的繁荣。
大约公元前25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晚期巴蜀文化时期。考古发现这一阶段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四川的巴蜀文化一枝独秀。出土文物以青铜器最为丰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发掘的遗迹主要为墓葬群，形制独特，颇具规模。无疑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文化和墓葬文化的高度发达，正是它们把长江上游文明推到了发展的顶峰。这一阶段前期文化面貌沿袭了一些十二桥文化因素，自中期楚文化开始浸入，并逐渐产生影响。晚期巴蜀青铜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成都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各地以及陕南的汉中、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贵州的北部、凉山、阿坝等周邻地区。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青铜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修，起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的双重作用。从此，成都平原享有"天府之国"(46)的美称。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灰陶、灰黑陶、灰褐陶为最多。典型的陶器物群有釜、鍪、罐、钵等圜底器型和喇叭状小圈足豆、尖底盏、瓶、盆、器盖等。漆器制造业相当发达。这一时期出土的数量、种类都很多，大多为木胎漆器，其制作髹黑漆再朱绘纹样。绘画的手法单线勾勒加平涂。漆色有红、黑、棕三种。制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出土了一批特色鲜明、制作精美、组合规整的青铜器物群，有炊器、礼器、兵器、工具、乐器以及特殊的巴蜀图语、巴蜀印章和带钩，反映了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又一次兴盛起来。墓葬有船棺葬、土坑墓、木椁墓和悬棺葬。以独木舟式的船棺葬最具特色，也是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墓葬。各墓形制独特，规模往往很大，如成都商业街船棺墓(47)，为同时期的墓葬所少见。墓葬文化异军突起，丰富了晚期巴蜀文化的内涵。目前的考古材料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中，为墓中随葬物品。据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推测，这些墓主要为王侯一级寿终正寝之地。且看新都大墓遗存(48)，其木椁长8.3米，宽6.76米，用木枋把椁内隔成棺室和八个边箱。仅该墓就出土青铜礼器多达188件，共20多个种类。有鼎、、、敦、壶、豆、釜、鍪、甑等饮食器，戈、矛、钺、短剑等兵器，削、凿、斤、锯、雕刀等工具。椁内还有小件铜器数十件，一方3.5厘米的"巴蜀图语"印章颇引人注目。另一件漆耳环，内底也绘有"巴蜀图语"符号。由此推论这可能是蜀开明九至十一世王侯的墓地。成都市百花潭十号长方形土坑竖穴墓(49)，也发现有铜器47件，主要为礼器、兵器、工具等。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清理发掘的三座墓葬(50)，可作为川东地区战国青铜文化的代表。计出土文物180余件，绝大多数是青铜礼器。有大型铜编钟一套，共14枚，大小依次递减，厚薄不一，显系因音质而定。另有错银兽头饰件4件和错银云水纹铜壶、缕空双龙纹方镜、虎纽钅享于各1件。这些铸造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表明，这里可能是巴国王侯的陵墓区。
2000年成都市区商业街发现一座大型船棺墓(51)。该墓为一墓葬群，是一座大型长方形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墓长约30.5米，宽约21米，残深约2.5米，面积约620平方米。墓向为东北--西南向。据考古发掘者分析，整个墓坑若不遭到破坏，葬具总量应有35具以上。墓坑现存葬具17具。其中，船棺9具，独木棺8具。船棺一般长约10.3-11.3米，直径约1.6-1.7米，带盖约2米高，最大的一具则长达18.8米。如此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堪称全国之最。整个葬具用上等整木楠树木刳凿而成，形似独木舟。船棺的随葬器物相当丰富，有陶、铜、漆、竹木器等种类。以漆木器数量较多，造型精美，保存完好，漆器类型有耳环、盘、盒、簋、案、基座、梳子以及漆木器构件等。独木棺为陪葬（殉葬）棺木，只发现少量陶器，铜器仅2件，漆木器基本不见。其棺木也要比船棺的简陋许多。在墓坑之上还发现有规模同样宏大的地面建筑遗迹(52)，布局规整，呈长方形状，现总长约38.5米，宽约20.5米，分为前后两部分，范围与墓坑基本一致。这种地面建筑与宗庙性质相似，主要是供祭祀之用。出土的遗迹、遗物诸如规模宏大的墓坑及其地面建筑、巨型船棺、多具殉葬的棺木、精美亮丽的漆器，尤其是大型编钟或编管漆基座表明，这是一处极为罕见的大型墓葬，充分显示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估计这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王族墓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正是川东巴国与川西成都平原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墓葬文化，共同演绎了长江上游文明的繁荣。
一、 结尾
战国末年，全国形势紧张严峻，中原七雄纷争，诸侯割据。而长江上游的巴蜀，人口众多，物产丰饶，战略位置重要，成了秦称霸中原，统一全国的首选目标。公元前316年，秦挥兵南下，一举灭掉了巴蜀。从此巴蜀纳入秦的统治之下，秦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影响着巴蜀。秦文化大量渗透进来，巴蜀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到西汉中期，历经二千余年的巴蜀文化最终融合于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之中。同样，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一度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百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百川归大海。长江上游文明最后汇入到统一多模式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这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1）（5）（32）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
1期。
（2）《资阳人》，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
（3）《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的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4）（33）江章华：《川东长江沿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初步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
2年2期。
（6）《四川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7）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巴蜀书社1993年。
（8）《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9）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1年6期
。
（10）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
92年。
（11）（12）（20）（21）《四川新津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1期。
（13）（19）《四川郫县古址村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1期。
（14）《四川都江堰市芒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7期。
（15）《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2期。
（16）（17）（18）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史前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苏秉琦与当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23）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四川文物》
2002年2期。
（24）（28）《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
（25）（27）（29）（30）《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掘报》，《文物》1989年1期。
（26）《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掘报》，《文物》1989年1期。
（30）《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34）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
（35）（39）《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36）（38）（40）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
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37)朱才伐：《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动物骨骼鉴定），《南方民族考古》1987
年第一辑；《成都巴蜀文化遗址中哺乳动物化石》，油印稿。
（41）《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42）资料现存成都博物馆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43）张擎、周志清、朱章义：《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2年7期；《
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
（44）《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
（45）《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6期。
（46）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47）（51）（52）颜劲松：《成都市商业街船、独木棺墓葬分析》，《四川文物》2002年
3期。
（48）《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6期。
第4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先秦儒家；人格教育；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4
一、人格及人格教育
在中古英语中，没有“人格”一词。近现代西方所使用的“人格”，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面具），原意为舞台上演员表演时为了角色的需要所戴的面具，面具根据人物角色的不同而变换，体现了角色的特点和人物的性格。所谓人格就是指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consistent behavior pattern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 originating with in the individual)。它包含两本分内容。第一部分讲稳定的行为方式，人格是稳定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人际过程。它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指的是发生在我们外部，影响我们怎样行动，怎样感觉的所有情绪过程、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1]
人格不是天赋的，它是在先天生理结构的基础上，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先天遗传因素只是为人格教育提供了一般可能性，教育和社会实践对完美人格的塑造更有赖于人格教育的教化作用。所谓人格教育是一种发展学生心理素质，以培养健康的和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格为目的的教育。人的发展，不仅是身体的成长、知识经验的增多、技能和智力的形成，而且是需要、动机、价值观、气质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的全面发展。通过人格教育促进学生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青少年自身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重视人格教育，是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的鲜明特征。先秦时期学术思想自由，各家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过人格教育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教育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影响意义最为深远。在经济越来越发达、政治越来越进步的今天，更加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格教育也将得到社会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因此，探讨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对当代我国的德育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先秦儒家文化中优秀的人格教育思想
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主要是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阐发和构造的一系列人格教育的观点的总和。先秦儒家文化重视塑造完美人格的教育，注重培养理想人格，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重视“成人”的教育理念，培养人格完善的“成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着眼点所在。先秦儒家文化中丰富的人文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科学教育中人格塑造方面的不足。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深刻的人文教育思想，应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同时也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公而忘私的整体主义精神
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民而献身的整体主义思想。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这种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以先秦儒家表现的最为充分。“君子有终身之忧”是孔孟的思想基调。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正是偏重于社会的整体意识，对于完美人格的塑造标准是“内圣外王”之道。通过对内在道德修养的培养达到“内圣”的境界，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达到“外王”。即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秦儒家文化对于人格塑造的基石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它所倡导的是天下为公，提倡对国家尽忠职守，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天下为公”一语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此处所讲的“天下为公”，贵在一个“公”字，其要旨在于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精神，强调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义务。要真正做到“公”，就必须具备“忠”的情怀，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主忠信”、荀子讲的“出死无私，致忠而公”。结合“公”和“忠”的意思，剔除其中的消极成份，便构成了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公而忘私的整体主义思想。正是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孕育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虽然整体主义的具体内容随时代和社会不断地变化着，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这一点是共同的。当代青少年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一些人崇尚利益至上，社会责任感明显淡化。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先秦儒家文化中的整体主义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当代的青少年从典籍、故事以及历史人物身上再次感到了这种美德的存在并受到感染，使中华民族的这一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扬。
（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易经》中《乾卦・象曰》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主自强的精神，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最深刻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要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怕各种困难，像天那样刚健，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人格境界，即君子一定要具备顽强的意志、积极地进取精神。他们大都讲究天人合一，从天道的运行法则中悟出了人生也要自强不息，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更因该如此，要有笑对磨难、上下求索的顽强意志。先秦大儒们推崇天道运行法则，强调自立自强的进取意识，倡导人们要具有一种“仁以为己任”和“死而后已”的大无畏精神。《大畜卦・象传》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乾卦・文言传》 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孟子也告诫人们“故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想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成功，必然要经历各种磨难和挫折，所以必须积极进取、永不懈怠。儒家反对空洞乏味的理论说教，强调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荀子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千里马跳跃一下，也达不到十步远；而劣马跑十天一样能达到很远的路程，原因就在于坚持不懈地前进。雕刻一样东西，用刀子刻几下就停止，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断，而如果持之以恒地雕刻，哪怕是金属、石头，都能雕刻成功，原因也在于自强不息精神的强力支撑。今天，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仍是支持我们抵御外界诱惑，自尊、自强、自立的重要精神支柱。当代青少年通过学习先秦儒家文化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有助于培养面对困难、勇于前进的进取精神，使他们有百折不挠的执着与勇气，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
（三）追求人际和谐的仁爱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建立了以“仁者爱人”为核心的伦理哲学，并试图用这一原则去处理人际关系。主张“仁者爱人”，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孔子提出“忠恕”之道。所谓“忠”，即诚心诚意地对待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所谓“恕”，即宽容、包容，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应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尽力的理解他人，对待别人的过错也应该采取谅解的态度。“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究问》）；“既往不咎”（《论语・八佾》），这种仁爱宽容的态度本身就是完善人格的体现。孔子还提出了“周而不比”与“和而不同”作为君子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孔子的弟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到了孟子那里，“推己及人”表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先秦大儒们把“仁”由西周是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一家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又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飞跃。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与他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爱，以情交情，以诚求诚。爱是情感的双向交流，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人恒敬之”。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虽然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古代差异很大，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爱人、团结、互助等精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深刻领会并汲取传统文化中这些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仅有助于引导我们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而且是指导我们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
（四）修身为本的道德精神
修心养性，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先秦儒家的完美人格塑造渠道是由内而外、内外共同作用的。一个人完美品格的形成，一方面要靠社会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自身的内在修养和反省。先秦儒家就特别重视“慎独”和“内省”。“慎独”是指单独一个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内省”是指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通过自觉的自我反省，使自己的内心修养不断提高、日趋完善。儒家重要的典籍《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见在“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中，“修身”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它不仅是做人的基础，而且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要求。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说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都是注重个人修养的提高，注重修养为本的表现。《大学》中还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涉及人格理想的宣言表达了先秦儒家的一种信仰：修身立德是做人的根本。为此，先秦儒家认为要正确地认识自我，通过内省的方式来完成对自身的改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有缺点并不可怕，既不需要产生自卑心理，更不能因此不能正视缺点而产生心理偏差。孔子认为：“丘有幸，苟有过，人比知之”。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乐意看到自己的错误被别人指出来。同时，孔子也反对有些人逃避错误、掩盖错误的做法，提出“小人之过也必文”，认为那些把过错掩盖起来的做法是不对的，应该勇于承认错误、改正自我。孔子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断改正错误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过程。简言之，学习先秦儒家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经过“修身”还可以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君子为人处事的原则，对于塑造和健全当代青少年的人格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三、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格教育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并完成的。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民族特性、家庭背景等，都至始至终对人格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个体也因此获得与所在社会生存方式深层次联系的稳定的人格特质和倾向。因此，要研究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就必须从它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探究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形成条件，才能准备的把握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精髓和主要内容。
（一）“天人合一”学说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先秦大儒们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的精神境界。先秦儒家文化将天道的合乎规律和人伦的井然有序相融合，认为理想人格的实现就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天就是人格化的天，这其实也是将人格天道化了，“天人合一”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形式。在先秦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们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儒家把人的完善和对天的认识联系起来，将道德的终极根据置于天上，从而通过“天人合一”巧妙地确定了自己的超越性和宗教性，从而为儒家道德学说（人格理想）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的保证。儒家所谓“天人合一”，其基本含义是天人合德。《中庸》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以一“诚”字概括之。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既是“天人合一”的中枢，又是“天人合一”的化身。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的伦理生活、伦理关系以自我与天的关系为开始，从天那里找到自己品格的根据，再基于血缘关系向外延展直至整个社会的安顿，这就要求个体必须向天看齐，而人的伦理生活、伦理关系都具有了先验神圣性，其中的伦理法则不仅具有人道的涵义，更兼有天道的依据，这样，“天人合一”便成为儒家理想人格设定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为人的道德修养设定了“天”这样的“极高远”的最高境界与最后归宿，使人的宗教情结通过伦理加以安顿、规范、引导，同时个体的安身立命也就立足在现世的生活之中。
（二）人性论
“人是什么”（人性论）和“人应该成为什么”（人格理想）是先秦儒家视野中的基本教育哲学问题。人性论是说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理论。人性是可以教化的、可以塑造的，而且，人性是必须教化、必须塑造的，这可以说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基本特点。关于人性问题，先秦儒家的观点是多元的。在中国教育哲学史上，最先提出人性问题的是孔子。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先天素质，“习”指的是后天习染，在这里孔子提出了性与习的关系问题，把“性”作为人的本性的思想奠定了其以后人性论的方向。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人性论，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造成人的发展有重展有重大差别。而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人性”问题的则是孟子，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认为礼仪仁智是人的四大善端，只要努力扩充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肯定人性本善，认为普天下的人皆有良知良能，只要通过“反求诸己”的“尽心”功夫，通过“尽心知性”与“求其放心”的结合，就能实现理性自觉和道德自觉的统一，以此来塑造孟子认为的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是荀子人性论的总纲。也道出了荀子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恶善伪”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用来批驳孟子的性善论时产生的。荀子不同意孟子的先天“四端”之说，认为“四端”作为人的道德观念的萌芽，是人们在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不是先天具有的自然属性。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的论断。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带有一些本能的欲望，如“目好色，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以及“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非相》)等等。这些本能欲望，无论是圣人还是坏蛋都与常人一样是生而具有的。人的天性自然不知礼义，因此，荀子认为人性本质上是恶的。但他的理论动机是试图通过后天的理性自觉和道德自觉来限制人类无尽的感求，所以他提出“化性起伪”，主张通过后天的教育来改造人性中恶的一面，意即理想人格是文化教育改造人性的结果。可见，虽然孟子和荀子在人性问题上一个主张性善，一个主张性恶，但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即都强调教育对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三）人贵论思想
人贵论和人本论是先秦儒家人格心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人贵论思想最早见于《尚书》。《尚书・泰誓》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有智慧的，这一思想开创了人贵论的先河。作为儒学的奠基人，孔子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从而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突出特色――人贵论。孟子从“施仁政，得民心，王天下”的角度出发，将“人本”视为“民本”，将民本定位于重视民生。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到了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为天下贵”的论断。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认为人贵于万物的原由，主要是人在有气、有生和有知的基础上，还有“义”这种社会性心理素质。这里荀子看到了人与其它事物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把人置于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先秦儒家贵人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当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育思想的活水源头。先秦儒家人格学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的道德完善的心理过程。在孟子看来，道德人格的培养即是道德心理的培养，所以他才把道德人格建立的过程看作是心的存养和扩充的过程。先秦儒家人格理论既强调人的心理意识的自觉自省，又注重道德实践的人际关系性，从而为人格的社会性发展提供指导。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都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都强调人的耻辱感。儒家讲修身明德是为了发现人的心理自悟的能力，找到人的道德实践的途径。而强调耻辱感则说明了儒家式的理想人格是把个体感受耻辱的能力放在特殊地位的。先秦儒家认为人有耻辱感才有生命的格调和尊严，这不仅为人格塑造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引，而且为人格教育奠定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四、先秦儒家文化中人格教育思想的启示及其运用
现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内涵方面与先秦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先秦时期的传统人文精神仍然对现代社会有着积极地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取向。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汲取其中的精华，价值之大、意义之远。
钱钟书认为：“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2]立足传统，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利用先秦儒家思想进行当代青少年人格教育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向韩国和日本等临近国家学习。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正面肯定。199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当今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急剧变革的时代步伐带来了各种思想和观念的碰撞和交锋，许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也随之进入我国校园，使得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陷入了冲突、困扰，甚至一度出现混乱状态。俗话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年轻的一代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培养好年轻的一代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健全的人格。先秦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利用其对当代青少年进行人格教育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如何利用汲取先秦儒家文化中人格塑造理论与实践的精华，我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主体原则
主体原则即在当代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学生为本，这也与先秦儒家文化中体现出对受教育者的尊重是统一的。我们一定要着眼于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坚持以学生为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少年的原则，注重学生的实际需要，根据青少年的志趣和特点，把教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改变以往简单的“你听我讲”的灌输方式。
（二）创新原则
利用先秦儒家文化进行人格教育，必须遵循创新原则。因为历史上优秀的、进步的文化，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阶级、集团中形成、发展和起作用的，所以它不免带有某种时代的阶级局限性，有着许多的糟粕，但也有许多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只要我们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对于当代青少年人格教育的塑造具有非常积极的教育意义。
（三）开放原则
先秦儒家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明和精神都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延续，世界上每个国家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时，都必须吸收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因此，弘扬先秦儒家文化的人格教育思想时并不是要排斥外来的思想，而是要积极地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才可以使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思想提升到更广阔的境界，这样也才能使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更好地服务于当代青少年的人格教育。
参考文献：
[1][美]伯格.人格心理学(第六版)[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第5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秦汉之际；淮汝颍地区；传播枢纽；反秦思想
历史上淮汝颍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而繁荣，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秦末汉初之际，无论是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还是楚汉争雄时期，都有该地区的身影。能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并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与该地区地理基础和历史发展有着直接而且必然的联系。
一、淮汝颍地区的地理区位分析
淮汝颍地区主要范围是现在河南南部和安徽西北部地区，该地区最大的地理标志就是淮河、汝河、颍河，属淮河流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古代农业社会中良好发展地带，人口至今较为密集。秦代该地区分置颍川郡、陈郡、砀郡，汉代分置颍川郡、汝南郡、、陈留郡、淮阳国、梁国。据《汉书・地理志》（1）载，该地区有近七百五十万的人口规模，在汉代总人口中占有着不小比重，这也反映了该地区较高的土地承载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该地区的交通区位四通八达，东进齐鲁，西至两都，南去荆楚，北达燕赵，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该地区没有较大都市存在，但其影响范围内有临淄、洛阳、宛等诸多大城市，奠定这里的商业基础，是富庶的膏粱之地。作为交通中心，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冲撞，向四周发散，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
二、文化传播的枢纽
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2）一文中，提到“南阳、颍川、陈郡这一战国末年的多事地带，秦末又称为反秦基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该地区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没有更详细论述。这里能成为“反秦基地”，是地理区位和秦、韩、楚的历史恩怨，以及先秦以来该地区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影响。
先秦时期，这里是韩、魏、楚三国交界地区，韩国最为弱小，魏国次之，楚国势力较大，都城新郑、大梁、郢陈相去不远，为文化交流提供条件。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该地区成为六国遗民聚集地带，“灭秦复国”思潮涌动，政治形势很不稳定。
该地区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有深厚历史传统。严耕望先生《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3）论述，先秦时期学术流派传播分布以及人才籍贯分布统计，先秦学术兴盛地区在“三晋核心地带与宋陈鲁齐地区”，这些地区中，各学术流派均有较为集中的核心传播区域，“齐及三晋，诸家毕凑，宋及陈楚、荆楚亦颇为复杂。”各派学说在这里争鸣繁荣。国家争霸促使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不同学派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去，淮汝颍地区是最中心地区。晏昌贵先生的《淮汝颍地区是先秦时期文化交流的中心》（4）对该地区中心地位详细论述。文化交流提高该地区人的思想文化水平，为日后“反秦基地”奠定思想和群众基础，爱国意识十分坚定。
淮汝颍地区民风较复杂，是韩、魏、楚交界区域，民风差异大。《管子》（5）论述这里的民风：“楚，其民轻果而贼。晋，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史记・货殖列传》（6）载“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受这里民风影响，人们思想灵活，做事善变通，商业方面有特殊才能。因此统治的难度和矛盾更大，是酝酿冲突的火药桶。
三、淮汝颍地区在秦汉之际的特殊地位
秦汉之际风起云涌，发生诸多改变历史发展走向的事件，在秦末汉初，从最初的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到最后的汉朝统一，淮汝颍地区是统一与分裂的舞台中央，演着最为激烈的斗争事件，最开始的秦朝统治崩溃开始，到大一统的再现，与此地区关系密切。
作为韩、魏、楚三国故旧地带，秦统一之后活跃着很多的遗民，这里“灭秦复国”思想传播深入，群众基础广泛。尤其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口号深入人心。出生在该地区的陈胜、吴广两人也是如此，受到反秦思想的熏陶，在受到秦朝的残暴统治后，也敢于“揭竿而起”，这样的胆识与气魄，对于秦朝统治的认识，无不受到当地民风和文化影响。在大泽乡起义，随后向淮汝颍地区进军，成功占领之后确立了“张楚”的起义名号，进而把反秦起义宣传向四面八方传达，之所以能够在起义不久就能得到普天下的响应，这是离不开淮汝颍地区作为反秦基地的作用，经过长期的积累，矛盾最终在陈胜的引领下爆发。
颍川城父人张良，被誉为“汉初三杰”，其先祖曾“五世相韩”，是韩国旧贵族，在韩国亡国之后，张良曾散尽家财来招揽人才复仇，他所组织的刺客曾经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御驾，虽然没有成功，但引起秦始皇震怒与全天下的哗然。秦朝对该地区的统治不够严密，“焚书坑儒”的思想禁锢和严厉的保甲制度，没有让反秦的火焰熄灭，反而愈加剧烈。
经过了秦末汉初的战争洗礼，大一统又重新在中国的大地上确立，在汉初的统治中，对于淮汝颍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更加清晰认识，在秦朝的行政区划上把该地区分割的更多，颍川郡基本不变，陈郡划分南北，南为汝南郡，北为淮阳国，砀郡划为陈留郡与梁国，兼顾了维护统治、战略保护以及尊重旧有文化区的状况，虽然这一行政区划的划分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变化而来，但是也是国家从整体发展中所做出的调整。
注释：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版.第1558-1559页
2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12版.第9页
3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版.第524-560页
4晏昌贵：《淮汝颍地区是先秦时期文化交流的中心》[J].《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第6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一提到秦文化，学术界最常用的词语是“文化专制主义”、“极端文化专制”等。因为人们自然联想到前213年发生在秦朝的那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焚书坑儒；人们还会追溯到秦王十年（前237年）的“逐客”事件。两个事件叠加似乎构成了一个总印象，就是秦对文化的态度非但不重视，反而是破坏和摧毁。殊不知，这只是秦朝在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而并非秦文化接受的全部。在看待秦对外文化接受的问题上，切莫以偏概全。那么，秦对外来文化到底是“排斥”还是“吸收”？通过李斯的《谏逐客书》就可反观秦的外来文化接受之一斑。
首先，从“郑国渠”事件反观秦对外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信息的重视与吸引。“逐客”的直接导火线是韩国的郑国来秦兴修水利工程――郑国渠。秦国地处偏僻的西北内陆地区，以农业为主导产业，而水利成为秦国发展生产，提高国力的重要条件。当然，韩王并非一心支援秦国经济建设，而是另有图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国力日渐强大，直接威胁着周边国家，首先是韩国。昏庸的韩国不思变法图强，却企图游说秦国兴修水利，以消耗秦的国力，把秦国“拖疲”，来阻止和延缓秦国对韩国的兼并战。旷日持久的水利工程，耗费秦的大量人力物力，使其不能东伐，这一企图被发觉后，秦王便下达了“逐客”的命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必纠缠郑国渠的是非，考察的重点应当是秦国对外国先进的水利技术所采取的态度是否积极。至于后来“逐客”事件的发生，只不过是秦王面对一个非常情况的非常措施而已，并不是秦王的初衷，更不是秦一贯的文化政策。再说，郑国渠从客观上也确实为秦国带来了利益。
其次，从秦国历史上四位先君成功的做法反观秦对外文化接受的开放与兼容。李斯在《谏书》中列举了秦国历史上四位成功人士的正确做法来对比秦王盲目、“逐客”的错误行径，旨在阐明“士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道理。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之于秦穆公，商鞅之于秦孝公，张仪之于秦惠王，范雎之于秦昭王，使秦国分别从军事、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强大起来，这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这四位有开拓精神的君王的成功之道正是大量任用异国的贤才。科技是生产力，人才更是生产力，秦国对别国人才的吸引利用是大量的。据统计，从秦惠文王初置丞相算起，武王二年又初置左右丞相，到秦亡为止，共有丞相张仪1人，右丞相分别是樗里疾、甘茂等12人；左丞相分别是甘茂、屈盖等9人，总计22人。在这些丞相中，除樗里疾算秦宗室外，其他都是非秦国之人。在外交方面，从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年间，秦共任用外交使节30人。在他们当中影响较大的有樗里疾、甘茂等。在军事领域,此阶段更是名将辈出，灿若群星：司马错、王离等。秦史上为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著名人物，如：百里奚、蹇叔皆是秦吸引的别国人才。
秦对外文化接受，突出表现在善于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及外国文化成果的借鉴与利用。秦族时期，与戎狄接触最多，对戎狄文化的兼容吸收也最多，以至中原诸国称其为“戎”，被看成是“西戎之一支”；秦国时期,在农业、青铜铸造诸方面，受周文化的影响极大。今从春秋早期(秦立国初) 秦墓中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西周风格。战国之后，秦几经挫折，最终接受法家理论，使秦文化面貌为之一新。即便秦朝的统治思想、政治体制以及“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法家教育思想，也是秦王对韩非子、商鞅等这些外国人士的法家思想主张积极采纳的结果。《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说明，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能不能接纳新的思想和新的人才是检验一个民族政治文化是否先进,有没有发展前途的重要标准。
第三，从秦王对外国宝物、音乐的态度反观秦对外文化的喜爱与追求。《谏书》列举了大量外国名牌：“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还有明显产地特色的“江南金锡”、“西蜀丹青”等。诚然，秦王个人爱好并不能代表整个秦国，但客观上由于秦王对外国宝物、音乐的喜爱，进而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对这些外国的所爱的大量引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黄留珠：《重新认识秦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2]贾霄锋、解 梅：《论秦人的价值取向与秦国的人才强国战略》，《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3 .1 。
第7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字：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应用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在我国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一文件之后，全国教育人员开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准，尝试再一次展现我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文化魅力，从不同角度丰富我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创新性发展。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现状及原因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不断加深的改革开放政策之下，虽然带来的更多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思想危机，导致长期传承着我国传统历史道德精神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传统道德起源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出现衔接断层，严重影响了我国悠久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笔者通过查找大量资料以及问卷调查，为读者朋友总结如下几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原因：
（1） 高校学生受到社会飞速进步与发展的影响，出现重视享受，重视物质生活，忽视精神追求，缺乏必要的个人修养，出现道德下滑。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内容。
（3） 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4） 国家及社会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宣传不够，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高校学生不能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5） 高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评估体系不完善，导致培养出了很多缺失基本道德标准道德理念的高分无德人才。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作用
历经几千年的风霜雪雨，几经历史变迁，儒家文化一直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传承，其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顽强屹立着，可见其价值的弥足珍贵。不仅我国如此，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诸个国家，也是在文化交流之际，在获知我国儒家文化之后，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德”与“仁”吸纳入自己国家的治国理念当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与研究才得到“爱国主义”等民族口号。可见我国儒家思想的艺术文化魅力。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为此，笔者为读者总结几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1） 在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中，获得民族发展的持续动力。由于文化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是具有时展特点。所以，为了响应建设中国特色注意国家的政策号召，需要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入文化精神的传承，只有这样我国才更有凝聚力，才更有向心力，才更有民族责任感。
（2） 人才的培养需要基本道德约束。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大染缸，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借助个人手段实现生存发展的目的，但是有国才有家，只有有了基本的道德约束，高校学生才能在这个社会舞台上尽情通过个人能力获得成功，而不是处处潜规则，处处黑手段。
（3） 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可以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时候，提高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教育理念，净化思想道德教育环境，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实现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
（4） 先秦儒家伦理道德结合社会需要可以通过“三观建设、三个主义”的道德观培养的同时，提高高校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减少高分低能、高分无德的高校大学生。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策略研究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知识积累，并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查找，为读者朋友总结以下九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供读者朋友参考借鉴。
（1）通过提高高校大学生道德评估标准来提高高校大学生自身道德素质。
（2）国家需要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重视，组织并号召实行全社会总动员，提倡家庭与学校双向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加强对高校学生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价值培养。
（3）提高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具体可以实行定期培训，定期学术讨论等活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
（4）国家或地方政府开展活动号召全社会重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学习与培养，为高校学生创造一个社会总动员的良好环境。
（5）国家为各大高校设立一个统一、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资源库，加强全国高校对先秦儒家道德观的重视。
（6）加强对高校教师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知识教育，只有提高了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修养，才能在为高校学生进行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7）加学校培养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文化熏陶，建立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可以在高校为学生定期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讲座，或者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方面的知识竞赛问答等活动。
（8）重视并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宣传，结合网络等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教育。
（9）在进行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教育的同时，注意加强活动组织，多多开展高校学生道德价值体现的活动。可以在高校开展最孝儿女，敬老院义务服务等活动提高高校学生参与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热情。
四、 结论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绵绵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的历史文明都被作为标准，作为典范被效仿。如今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也在现实的生活中为人们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道德实践方面进行着现实指导与教育研究。为了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着传承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发展，也为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学习值得保留的优良文化精神，需要借助国家乃至全社会的力量，在摒弃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封建落后的部分内容后，重新塑造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向着中国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第8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一、更新教学观念
先秦文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既有隔离，也有承续。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一味迷恋过往，固然迂腐，但是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菲薄传统的合理价值，也是非理性的表现。传统本身是开放的，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地对传统进行反思和诠释，从而也就不断赋予其崭新的内涵和价值。因此，先秦文学教学可以并且应该立足于今天的时代，结合现实的社会人生，使其中富有当代意义的部分重现光彩，发挥效用。先秦文学必须活动起来，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历史的角落，供人凭吊。先秦文学教学应该参与到今天的社会生活，来到学生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里，成为能够相伴左右的精神食粮。人类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知识更替日新月异，知识获取更为便捷。因此，先秦文学课堂应该走出静态知识传授的樊篱，致力于文学传统的开采和发挥，从而实现经典著作与当代的对话。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经典，在交流中获得感动与升华。
二、重组教学内容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精心组织教学的内容非常必要。②先秦文学的教学内容分为两大块：文学史梳理和文学作品讲解，前者重在各个时期文学的特点、流派与演变，后者重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选择以精讲作品为主。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系统接触先秦文学，作品阅读量有限，因此需要在大学阶段扎实补上这一环。由于时代久远、字词艰涩等客观原因，学生自学先秦文学作品非常困难，花力气讲解作品显得尤其必要。先秦文学史梳理应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授课可不时加以援引和点拨，但不应占用太多课堂资源进行讲授。以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作品选》）为例，先秦部分入选的作品都是上乘佳作，最好通讲，必要时教师还应补充一些作品。补充作品的时候，或者撮其概要，或者取其局部。比如《诗经》中的爱情诗是学生感兴趣的类型，但是《作品选》所收除了相思就是弃妇，不利于窥见《诗经》爱情诗的全貌。因此教师可以适当补充《静女》、《野有死麇》、《将仲子》一类的作品，让学生知道《诗经》写爱情既有愁苦怨悔、悱恻缠绵之作，也有欢快轻松之作。又如《左传》入选《作品选》者，有六篇节自鲁僖公年间。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齐桓公伐楚、晋献公欺虞、秦穆立文公、城濮胜负、秦晋伐郑、秦晋鏖战等内容，教师最好将当时的天下大势、诸侯恩怨、各国内政等内容向学生作扼要交代，补充相关记载。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洞见纷战离合背后的缘由，又可以激发他们对春秋历史的求知欲望和探寻兴趣。当然先秦文学课时有限，难以平均用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作品时能够灵活变通。有些作品逐句解析，比如《尚书•无逸》、《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等；有的作品则采用传统章句的方式，以段落为单位进行讲解，比如《左传•公子重耳之亡》、《晋楚城濮之战》等；有些作品则可以揭示大意，与其他作品合讲，比如《左传•秦晋崤之战》即可与《尚书•秦誓》合讲，共同补全“春秋五霸”、“秦晋伐郑”、“烛之武退秦师”、“蹇叔哭师”、“墓木已拱”、“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晋戎围歼”等内容。在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上，我们主张先讲《尚书》、《左传》等历史散文，再讲《论语》、《孟子》等诸子散文，最后安排《诗经》、《楚辞》和神话等教学内容。这样组织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合理的时空概念，而时空概念的搭建对于先秦文学学习非常重要。由于时空跨度大，学生面对先秦文学，往往难以形成确凿的印象，先秦文学的定位每每与传说、虚幻类同。这种缥缈的感觉自然会影响先秦文学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同时，先讲历史散文，后讲诗歌神话，也符合由实及虚的逻辑顺序和认知规律。历史散文中的典章制度、政治形势、人物史实等大多具有实在性，诸子散文中的思想主张、哲学观点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诗歌神话中的意象意境、心态精神则显得更为空灵。历史散文的讲解可为后面探讨诗歌艺术、思想体悟等内容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三、改善教学模式
《礼记•学记》第一次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的教育教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其中关于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师地位的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礼记•学记》对学生的相互观摩给予高度评价，将它与防患未然、及时施教、循序渐进三者并列，视为教育教学成功的关键。“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为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文学课堂上实施观摩教学的最好途径就是引入讨论法。设置问题，让学生充分展示所学所思，并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换比较，取长补短，修正完善。在讨论中，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不断重复，不断推进，最后大家共同获得发现与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能力得以提升，课堂气氛得以活跃，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保证、教学效果也得以提高。讨论法要在先秦文学课堂发挥效用，前期准备要充分，讨论进程要随时调整，顺势引导，探讨结果则需要提炼与总结。
具体讲，有五个环节需要做好。
1.疏通作品，提供相关的知识信息，支撑讨论。比如讲解《晋公子重耳之亡》，天下大势、各国君主、各国立场、人物关系以及骊姬之祸的原委都应该先行告知。
2.立足教学内容，设定问题。论题应该具有当代意义，能够引起争论，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晋公子重耳之亡》一文，可以问重耳成功回国的原因何在。讲《冯谖客孟尝君》，可以这样发问，冯谖的事迹是成功谋职的范例，大家毕业后都面临求职，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发？学生的讨论逐步涉及到真才实学、自我宣传、自信心态、忠于职守、量人谋职、调谐利益等内容，这会让他们受益匪浅。
3.关注发言，理清观点，回到主干，形成对话。教师可用复述、强调等方式使学生的观点更加明晰，让人容易理解，同时使讨论从枝蔓的细节回到主要论题的轨道。比如讲解《墨子》，可以让学生比较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的异同，并且思考为什么儒墨学说后来会有迥然不同的命运。面对纷纭杂陈的讨论，教师需要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概括，逐步引到人性本然、政权扶持、家庭根据、社会基础、客观结果等领域，让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形成对话。
4.适时追问，引发思考，推进探讨。根据讨论的实际情况，教师可以通过追问的方式将讨论推向深处。比如讲解《齐伐楚盟于召陵》，可以提问如果齐楚交战，谁是胜者？学生的观点分为两极：齐胜或楚胜。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追问为什么齐胜或者楚胜？学生的讨论会涉及战争正义、地形有利、人心所向、领导英明、同盟支撑等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大量的知识信息补充进来，显示两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那些主张楚胜的观点，可能会深度发掘楚国对抗中原国家的有利条件，从而为后面讲解《晋楚城濮之战》埋好伏笔。在此基础上，再加追问，齐桓公和管仲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学生对此问题的讨论，必将涉及齐桓公求霸的手段、桓公霸业的特点、后人评价、伐楚意图、征伐进程等论题。通过这样层层推进，学生会感到兴味盎然、欲罢不能。
5.总结提炼，形成结论。讨论最后，教师要对已经得到的观点进行总结，得出能够达成共识的结论，或将讨论引向更广泛、更本质的层面，激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比如讲解《苏秦始将连横》，这样提问：苏秦是否是成功人士？如果你认为他是，那么他成功的原因在哪？学生的讨论会涉及理想、奋斗、挫折、现实、世态等话题，也会涉及纵横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人特长、处世短板等内容。经过充分讨论，得到了不尽相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教师不妨这样总结：如果以始愿必达作为标准，苏秦是失败的，因为他放弃了最初的连横策略，也没有实现通过征战统一华夏的理想。当我们把他与古代那些坚守理想、矢志不渝的仁人志士相比，这一落差更为明显。事实上，纵横家遭到批判的地方也正在此。从谋求个人腾达的角度讲，苏秦又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他善于机变、务实、坚持不懈，而这些恰恰是纵横家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苏秦是否是成功人士这个问题很难说存有标准答案。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对待成功的理解各有不同，每个人都在用行动展示着自己对于成功的诠释和理解，那么你们的理解又是什么呢？从而把关于成功的思考引向更深的层面。
四、改良评估方式
先秦文学教学的评估大多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一张试卷决定学习的效果。这种评估手段在一定范围具有客观公正、易操作、效率高的优势，但是闭卷考试在全面性上终究是有欠缺的。闭卷考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能检测学生对知识的识记、再现与运用的情况，无法考查学生在身心行止方面的提升情况，而这一点恰恰是先秦文学教学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先秦文学教学实践的是“大文学”“、泛文学”的概念。除了文学审美欣赏的追求以外，先秦文学还有更为广泛的言行仪范、品性修养方面的目的。③学生通过学习，除了对先秦文学的发生、演变、影响等有清楚认识外，还应该体察古代贤圣对于社会人生、政治道德诸多命题的思考和探求，从而在人格精神上受到感染，得到提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实行“大文学”教育，在考查时，也应该注意全面性。因此，我们建议在闭卷考试的基础上，增设综合素质考核。这种考核占总成绩的40%，它不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而是根据平时的表现打分。综合素质的成绩又可以分为两块：基础分与加分。前者包括考勤、作业的基本要求；后者重在课堂表现，与课堂讨论结合起来。
加分的项目可以包含讨论参与、文献熟练、识见卓越、心性修养等种类。加分项目的设置是评估方式改革的关键所在。考核范围应该覆盖书面知识、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精神素质等领域。简单地说，这种考核方式既考识记也考原创，既考头脑也考心灵。举例来说，有的同学在讲《左传》之前，已经读完《东周列国志》，在讨论时常常补充资料，考证史实，比如僖负羁之死究竟有几种说法？楚国的长城何时修建？许穆夫人究竟是谁所生？等等，这样的学生可以得到文献熟练和讨论参与的加分。针对屈原的“美政”思想，有学生这样论断：从政治主张看，屈原并不是卓越的政治家，他的政治主张甚至有些平庸，亲贤人远小人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特别是我们已经见识了子产、管仲那样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更不应该高估屈原的政治思想。那么《离骚》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不在于政治主张进步，而在于他用诗的语言描述了忧愁的万千情状，这才是它妙绝千古的地方。虽然具体观点尚可探讨，但是这样独抒己见的同学应该得到识见卓越的加分。在总结先秦文学学习的意义时，有学生这样总结：先秦文学不但让我了解经典的文学著作，更让我学到了人生的哲理。通过这一时段文学的学习，我深深知道人都有缺陷，都会犯错，但是如果一个人真能走出自己的局限，及时迁善，必将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重耳、秦穆公是这样的人，刘邦、曹操也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同学可以加上心性修养的分数。在运用加分的时候，有三个原则需要遵循。首先，机会均等，确保每个学生有加分的机会；其次，依据客观，学生的观点作为加分依据，应以摘要的形式记录下来，避免凭模糊印象给分；最后，态度谨慎，加分涉及学生的评价，应当科学设计，认真执行，杜绝草率。
五、搭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第9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是政治权力下移为思想解放提供空间。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我国古代重要的阶级转型时期，由于经济权利的转移，导致政治权力不断下移，由“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政治权力下移至诸侯，并且发展中形成七国争霸的局面。社会政治权力的下移为新兴阶级参政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郡县制的建立也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而知识渊博、思维活跃的人士正好可以满足各国发展需求，这就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空间。
二是经济发展为思想自由提供物质基础。春秋时期部分王室贵族摒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陈规，开始发展私有土地制度，并且鼓励发展工商业，在不断发展中形成新兴阶层。生产条件与以铁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改进，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使得私有制土地越来越多。新兴阶级的出现让大量奴隶转变为农民，“初税亩”制度的推行鼓励农民开垦土地，也促进了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为思想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全新的生产方式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环境中，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加激烈，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促使一大批思想家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三是私学的产生发展带来文化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私学的兴起提升了道德教育的高度，为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动力。随着春秋时期政治阶层的下移，以及社会对文化教育的迫切需求，各家私学从多个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阐述，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与政治见解。各国诸侯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十分重视培养贤才，一时间私学蔚然成风。其中孔子创办的私学，为德育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主体内容评述
其一，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设定。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是思想家对理想人格的阐释，是特定社会阶层或社会人士的人格典范，也是我们了解某个时期人格塑造的素材。人格思想作为我国古代思想家长期探索的课题，如何培育、设计理想人格是研究的核心，尤其是先秦思想家将人格思想作为主要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引申出不同的学术理论。儒家文化中将“君子”、“圣贤”看做理想化人格，认为个人需加强自我修养，注重自身的正确社会定位、伦理道德与精神境界，并以此为中心加强内外修炼，以得体的言行举止与高尚的品格影响他人。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四端”，即仁义礼智，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根本，并且可以在不断扩充过程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进而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总体而言，先秦儒家思想的主线就是“内圣外王”，它准确阐释了儒家的理想化人格，旨在通过深入探索实现内外言行思想的和谐统一。“内圣”即要求君子将塑造完美人格作为最高追求，“外王”即在提升道德修养与塑造人格过程中，通过自身行为实现建功立业、济困救民。
其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演变。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作为理想化人格，具有恪守中庸、自强不息、兼济天下的特征。孔子认为“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需要具备崇高的思想品质与精神修为，在思想层次上也是至高无上的，非“常人”可以实现。随着儒家思想的补充与扩展，孔子的人格思想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并且将“圣人”作为“人伦之至”，将“贤人”作为次高境界，之后就是“君子”的境界。先秦儒家认为理想人格的塑造不可懈怠，提出以圣人作为最高人格，引导人们通过提升修为实现自我超越。由于“圣人”这一理想化人格难以完成，而“君子”更加具有操作意义，也更容易被不同阶层的人士接受。《论语》中最早对“君子”这一人格思想进行了阐释，详细介绍了君子的精神风貌与言行举止，指出君子“修己以安人”、“君子喻于义”。与“圣人”的人格思想不同，君子属于大众化的理想化人格，它从大众特征角度出发设立精神台阶，凡是在忠孝仁义、爱国济民方面表现优秀的人士，均可以称作君子。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圣贤潜能，并且可以通过模仿圣人实现自我超越，而能否实现在于是否尽心为之，弱化了孔子对“圣人”的论述。同时孟子在揭示圣人理想人格的基础上，提出“大丈夫”的人格思想理论，进一步将圣人理论具体化，为大众实现理想化人格提供了途径。荀子对理想化人格的诠释表现在“全、萃、美”等方面，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他将儒家人格思想进一步外化，提出通过建功立业、济世安邦塑造理想人格。
其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践行。孔子提倡理想化人格的塑造应该将教育与自身修养结合起来，即在提升个人内在修养过程中重视外在教化。在自我修养方面，孔子十分注重“内省”，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对人格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孟子对于理想人格的设定具有时代特色，弱化了孔子提出的圣贤理论，突出通过“内圣”探索成长之道，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在塑造理想化人格方面，孟子更加注重自我学习，认为“尽其性”就可成人。在孟子看来，个体的人格塑造问题，就是自我发现、自我调整的过程。荀子提倡“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个体人格塑造方面具有与孔孟不同的特征。荀子认为通过个人努力与社会影响，可改变个体“恶”的本性，使其行为符合礼仪。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格培育的重要意义
其一，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表现。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社会人格培育高度契合，在汲取精华部分的同时值得大力发扬。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倡导的“义以为上”精神，对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个人行为准则的制定具有引导作用。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人将利益作为主要行为出发点，存在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若不能及时利用社会德育教育进行行为规范，将难以维持社会发展的良好秩序。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义以为上”等理论观点，倡导将义与利相结合，倡导自强不息、坚毅进取，通过调整社会经济中的越轨行为，梳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而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其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人格培育内容的借鉴。先秦儒家人格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方面体现在对理想人格养成方法的阐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理想人格内涵的界定。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提倡个体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以及坚强的意志，对于现阶段的主体性教育内容具有借鉴意义。在现代社会人格培育过程中，需要提高个体的独立意志，提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体的高度道德自觉性。同时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认为“仁”属于内在的道德规范，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规范出现冲突时，就存在道德选择问题。而个体的道德选择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是最终选择权取决于个人修养。我们在开展社会人格培育活动时，应该明确道德理想的重要性，注重提高个体的自主选择能力，引导形成道德高于利益的价值取向。
其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人格培育理念的丰富。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宇宙与人类社会看做统一整体，赋予天道以道德内涵，与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高度契合。其中“天道”等思想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启发个体通过实践提升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面对现阶段严峻的生态问题，人们在反思中提高了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视，也深刻认识到人类应该遵循自然界的规律，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诠释了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反对无限制的追求个人利益，倡导“以义为先”的理念。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借鉴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辩证的义利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可以缓解现代追求利益与道德教育之间的矛盾，对于个人的价值选择也有重要意义。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崇尚“仁爱忠恕”，认为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产生冲突，要想消除怨愤就需要推行“仁爱之道”，并且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仅是一种厚德载物的精神境界，也可以通过礼让谦恭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极大丰富了现代社会人格培育的内容。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格培育的路径启示
其一，构建良好的德育教育环境，发挥教育者的示范引导作用。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可以采用先进信息传播工具营造舆论氛围，利用大众传媒高效性、综合性、便捷性的特征，无差异地向公众传递信息，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吸引更多受众，为公众营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学习氛围。同时，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教育者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体现“言传身教”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在模仿学习中提升个人修养。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提出教育重在“身教”，即德育者应该以身作则，如此才能影响受教育对象。而要想发挥示范引导作用，教育者必须通过亲身实践，让受教育者获得更全面的知识，以及更为透彻的理解，进而获得适应社会需求的良好教育方法。在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教育者必须严格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以个人言行举止影响受教育者，促进他们提升个人道德水平。
其二，保障道德自律与他律的有效结合。自律与慎独都是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理想人格塑造的方法，在形成道德理念、道德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在社会公众人格塑造中，不仅需要采用法律法规等他律手段，也需要培养公众的自律能力，要求他们做到“慎独”与“自省”，真正将他律与自律有效结合起来。自律即以道德规范约束个人行为，与他律存在密切联系，而他律只有转为自律才能发挥最佳作用。法律法规等他律手段要想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必须依靠公众的认可与遵守，只有法律法规等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将他律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才能保障个体的权益与安全，才能真正形成协同、信任的自律行为。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中，应该将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中的自律与现代法治中的他律结合起来，形成完善的现代社会人格培育体制。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涵盖了文化、政治、心理等多方面内容，并且在长期演变发展中得到不断丰富。从整体上来看先秦儒家人格思想属于伦理政治，也是先秦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与现代社会公民道德教育完全对应。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济运维体系，不仅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产生活模式，也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全新人格形态与价值取向。我们在研究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现代公众人格塑造与传统思想的契合点，汲取其中的精髓部分，在对先秦儒家人格思想进行现代化转化基础上，形成现代道德体系与传统人格思想融合的全新体系，进一步凸显我国传统文化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①高晓成：《 孟子“仁义礼智”伦理观之再考查》，《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②张玉奇：《儒家道德思想对教育发展的意义探析》，《兰台世界》，2013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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