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第2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统筹城乡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4-0073-05

解决好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究竟什么是“三农问题”的确切内涵，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以及根治途径是什么，“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有何内在联系，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清楚说明，在实践中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如果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就会陷于不得要领，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甚至偏离了方向。本文的任务是建立“三农问题”的一个一般分析框架，阐释“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解析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

（一）“三农问题”用语的缘起和流行

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从来就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但是，“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提出并受到高度关注，却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关注农业问题，又归结为粮食问题，这种认识可称为“一农论”[1]。“一农论”有深刻的经济根源，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落后，温饱尚未解决，必须最大限度生产粮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粮食问题只是中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一个部分，理论和政策研究必须走出“一农论”，全面研究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虽然对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研究早已有之，但是，一般认为，“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最早是温铁军提出。1996年，温铁军在《战略与管理》第4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用语。温铁军从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秉赋来认识“三农问题”，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对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小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加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基础接轨”[2]。2000年，温铁军在《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试验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一书中，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正是因为资源秉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这‘三农问题’”；“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仍然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并非经济理论所讨论的‘生产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来分，亦即只能体现与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这就是说，农业经济理论立论的前提和农经微观研究追求的目标——‘效率原则’，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条件作为第一原则来体现”[3]。

虽然“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1996年就提出了，但是并没有马上流传开，“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流行是进入21世纪以后。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信中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李昌平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该书200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被认为是对“三农问题”的描述，对“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的流行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真正在全国流行，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中央正视城乡二元结构折射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解决好农民、农村和农业“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重中之重”的表述表达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此，“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全国空前流行。

（二）“三农问题”的内涵与一般特征

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但是，这个回答并没有清楚解释“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没有说明“三农问题”所指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停留于这种解释，会使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陷于不得要领甚至偏离方向。君不见，在“三农问题”用语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对“三农问题”的含义明确界定，很多人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发生了“个性化”，一些人望文生义，在很泛的意义上谈“三农问题”，把凡是与“农”有关的都说成是“三农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国不仅有“老三农问题”，还有“新三农问题”①。“三农问题”俨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联系的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不同方面和具体表现。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并试图解决；同时，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而且必须在联系中分别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三农问题”的丰富内涵，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有一种认识，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既然“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最本质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民收入没有增长，而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城乡产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业没有发展，而是远远落后于工业；“三农问题”中的“农村问题”是城乡公共事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村没有发展，而是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

综上，我们将“三农问题”定义如下，“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差距过大。

二、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现有文献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表述和归纳不完全一致，原因在于对“三农问题”的内涵没有明确定义。运用上述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增长速度不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见图1）。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始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倍（以农村为1）。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农民收入获得较快增长，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8倍。此后，农民收入增长起伏，增长速度落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1993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改革初期达到2.8倍，2002年达到3.1倍，2007年达到3.3倍。需要指出，有研究认为，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偏小，农村居民收入中大约30%是实物收入，30%用于简单再生产，而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中包含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福利性收入，估计人均每年3000元，城乡居民的真实收入差距在6倍以上[4]。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展报告》，36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一般为1.5倍，超过2倍的极为罕见，按照货币收入计算，当今世界城乡收入差距大于中国的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考虑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则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②。

注：城乡居民收入均为当年价格。

图1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农业问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产业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城市以工业为代表的产业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农村农业的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还相当落后，距离现代化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地方的农业处于弱质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失修，有效灌溉面积减少，旱涝保收面积和机电排灌面积提高缓慢，农村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第二，农业生产手段改善缓慢。2000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603千瓦，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0.003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39台。2004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093千瓦，拥有大中型拖拉机0.0037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48台。4年之间只有微小的改善③。第三，农业经营规模细小分散。据农业部数据，2003年全国2.4亿农户，户均7亩，平均6块④。第四，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占有不均，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悬殊，农村劳动力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这种局面一直没有明显改善。

（三）农村问题：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

在“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下，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建设由政府出资，日新月异锦上添花，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落后或严重缺失。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基础设施发展差距扩大。2004年全国农村有145个乡、50124个行政村不通公路，不通公路的乡镇88%在西部地区，不通公路的行政村82%在中西部地区⑤。2006年农村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2007年全国仍有3亿多农民饮用不合格的水，农村饮用水符合饮水卫生条件的仅为66%。第二，城乡教育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占2%，省和地区合起来占11%，县占9%，乡镇负担78%，农村教育经费更多依赖预算外资金和农民集资⑥。农民教育负担沉重，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农村教育资源超负荷运行，教育水平不高。第三，城乡卫生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卫生投入向城市严重倾斜，80%以上的农民完全自费医疗。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发展报告》对191个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的公平性进行排名，中国排第188位，居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⑦。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城市居民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以及较高的水平，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缺失。

三、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

对我国“三农问题”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我国特有的问题，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产生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问题，生产力水平不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5]；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消灭小农经济[6]。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两个角度进行认识。

首先，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三农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三农问题”。旧中国有“三农问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三农问题”，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遗留和延续，“三农问题”不是新中国甚至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一般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以及改革开放无必然联系，不能用“三农问题”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否认改革开放。

其次，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制度条件，然而，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历史上遗留的“三农问题”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累积和叠加，变得更加尖锐和引人注目。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般性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而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特殊性质的意义在于，虽然“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无必然联系，但是，能否有效治理“三农问题”，客观上成为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如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成功治理“三农问题”，人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四、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延续，党和政府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和严峻的冷战国际环境，党和政府选择了依靠本国农业剩余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中心是转移农业剩余。由于对“三农”取多予少，农民、农业、农村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扮演“纳贡”的角色，这就必然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更加严重。因此，“三农问题”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但历史遗留的“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结果。

（二）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治途径

既然“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农内”和“农外”两个渠道，“农内”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农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消除对进城农民的制度歧视，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农外”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城市人口，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种类，提高农产品质量需求，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农内”收入增长。

第二，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一直受人多地少、资金不足的制约。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土地的承载压力；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农村公共事业，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的公共事业由政府建设，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

五、结论

本文从“三农问题”用语的缘起与流行着手，讨论“三农问题”的特征和内涵，分析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和根治途径，建立了一个“三农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见图2）。

图2 “三农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

“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居民收入、产业、社会发展等方面。“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三农问题”。但是，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而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无必然联系，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例如，李培林认为，我国的“新三农问题”是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见李培林：《序言》，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程必定认为，我国的“新三农问题”是农民工、老人农业和空心村。见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8期，第4-11页。

②转引自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期，第388页。

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第443页计算。

④转引自李功奎、钟甫宁：《农地细碎化、劳动力利用与农民收入——基于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42页。

⑤转引自《深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政策走向研究》课题组：《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改革：一个整体性政策框架》，《改革》2006年第10期，第6页。

⑥转引自马晓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及其政策建议》，《改革》2006年第1期，第6页。

⑦转引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210-211。

参考文献：

[1]傅 晨.三农问题：方法论、内涵及其任务[A].谢元态，翁贞林.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2004年中国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8-12.

[2]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J].战略与管理，1996（4）：17-23.

[3]温铁军.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试验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37.

[4]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课题组.统筹城乡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4（1）：27-31.

[5]王朝科.“三农”问题成因的机理分析：基于劳动力单向流动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7）：75-80.

[6]赵 磊.“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J].农业经济问题，2005（6）：12-17.

A Research Framework ： Issues of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Fu Che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aungzhou， Guangdong， 510642）

第3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民；持续增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4－0070－04

一、农民增收的现状分析

当前，“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解决的好坏、快慢，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也是提高人民福祉、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关键。［1］总理在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说明时除了强调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也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焦点和集中反映，换言之，实现农民持续、快速增收是破解“三农”问题的主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及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农民增收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中国政府应该也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2］这也是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已连续九年以“一号文件”形式强调农民增收问题的主因。详见表1。

这些“一号文件”在传递出农民增收问题重要性的信号的同时，也说明了当前农民增收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是 “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很低。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根据统计资料，如果按照人均年纯收入人民币683元的贫困线标准，2005年底，全国有2365万农民属于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2％和中国总人口的1．8％。683元平均到一年365天，相当于每天生活费不足2元。如果以人均年纯收入人民币869元作为“低收入人口”的统计标准，贫困人口则增加到9000万人。而869元平均到一年365天，每天开支还不足2．4元人民币。2010年中国将贫困线提高到人均年纯收入1274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天生活费3．5元，照此标准测算，中国仍有2688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980年报告》制定的全球贫困线标准――1985年购买力计价的370美元（人均生活费每天1美元）①，折合人民币约3000元，即使是人均纯收入最高的2010年的5919元，中国农村约有1／5人口在全球贫困线标准上下徘徊。如遇子女上大学、重大疾病、天灾人祸等，即使收入高于贫困线的农民也不可避免会返贫。

2．农民相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增长数量上来说，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34元，到2010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年均增加为181元，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978年是343元，到2010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年均增加为586元；从增长速度来说，这些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12．49％，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13．32％；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看，1978年这个比例为2．56，2010年扩大为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差距则达6倍（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城乡差距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带来的负面问题将会相当严峻。因此，2010年中共中央将“三农”工作重心放在了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之上。

3．农民收入地区之间不平衡。东部地区凭借其资金、技术、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的优势，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要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较早，市场条件发育较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要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2010年东部地区为8142．8元，中部地区为5509．6元，西部地区为4417．9元，东北地区为6434．5元。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很大。

4．农户间收入差距突出。从人均纯收入五等分分组来看，2010年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只有1869．8元，中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分别为3621．2元、5221．7元、7440．6、14049．7，高、中上、中等、中下、低收入户间的收入比为7．5∶4．0∶2．8∶1．9∶1．0，其中工资性收入比为8．7∶4．9∶3．3∶2．1∶1．0，家庭经营收入比为6．8∶3．7∶2．7∶1．9∶1．0；财产性收入比为15．9∶4．2∶2．7∶1．7∶1．0；转移性收入比为5．0∶2．4：∶1．7∶1．4∶1．0。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农户之间收入差距很大。

二、积极探索农民增收的意义

1．促进农民增收关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大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最终都要落脚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而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衡量党政领导能力的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只有促使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处。

2．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城镇化大局。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实现现代化，城镇人口的比例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有序转移是中国减少农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促进现代化进程的问题。

3．促进农民增收关系扩大内需的大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国内需求密切相关。生产与消费是市场经济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需求不足，而农民需求不足又是因为农民收入太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提高农民收入对促进内需扩大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农民的需求，而只有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内需才有扩大的基础，才能把农村变成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以此来拉动中国的内需。［3］

4．促进农民增收关系稳定大局。截止2010年底，中国有134091万人口，其中67113万在农村，约占总人口的50．1％，第一产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比重的67．4％。占中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农是国之本，农伤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农民富天下富，农民安天下安”是古人反复阐述过的道理。当今社会，要稳定社会大局，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增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富裕起来就会安居乐业，农村这块天地也就能稳定。当前，农民增收的形势十分严峻，也隐含着许多不安定因素，影响着稳定的大局。因此，当今之计，就是尽快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民的各种困难，为新农村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5．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全面小康大局。在中国，农民是全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全面小康，顾名思义就是全社会、全体国民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农民收入指标是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指标，农民收入增加了，其他指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关系着全面小康的大局。［4］农民增收问题触一发而动全局，其能否顺利解决，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能否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系统回顾中国农民增收演进的历程，总结中国在农民增收问题上的经验和缺失，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十二五”期间实现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路径，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三、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传统的农民增收措施的能量释放已接近极限，选择何种路径才能有效破解新形势下农民持续增收难题急需研究。而且，农民增收问题一定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没有理论的支撑，所提出的观点就如同“无水之源”，难以服人；缺乏系统性，认为只靠一两项具体对策就可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同样，对策缺乏可操作性，不过是“纸上谈兵”，也将不会有任何现实意义。要想兼顾“学术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我们就必须要在国外基础性研究的前提下，对国内学者零散的观点进行系统性梳理，以期真正找出实现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佳路径。

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里，农民收入问题主要是农场主的收入问题，而在影响农场主收入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农产品价格。［5］现在，在国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解释农民收入问题。有关理论研究，散见于不同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根据比较优势组织生产）、诺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认为资本供求的“恶性循环”是贫穷的原因所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是实行大推进战略）、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是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农业中潜在的失业人口将被吸引到城市工业中去）、克拉克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增加）、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理论的修正和补充（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偏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的工业），还有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主张要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和就业机会）、舒尔茨的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传统农业必须改进人力资本质量）、罗默知识积累理论（主张通过资本投资与知识积累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增长）、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式”（认为人力资本规模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杨小凯和博兰德专业分工理论（认为专业化分工将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李斯特的农业残缺状态理论（认为农业残缺状态限制了农民增收）、阿马蒂亚・森的制度决定理论（认为制度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障碍）、速水佑次郎的农业政策阶段理论（主张在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实施不同的农业政策）、盖尔・约翰逊的政府适度干预理论（认为政府在农业中的作用是“有限而必不可少的”）等，都对农民增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些理论只能作为我们的研究基础，而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以分析中国农民增收问题。

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学术研究始于1993年，至今已达20年，形成了众多的学术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增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观点有：张为东的必然规律说①、吴敬琏的资源禀赋不足论、林光彬的思想观念落后说、彭松华的发展阶段论、朱明侠的产业空洞论、张晓山的农业结构调整滞后说、许经勇的市场化进程缓慢说、温铁军的城乡二元结构论、陈锡文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说、胡鞍钢的制度性阻碍说、马晓河的政策失误说、盛洪的农民权益缺陷说、陈国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说等；二是关于农民增收对策的研究，主要观点有：王春超的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论、蒋和平的技术革命论、赵光文的合作组织论、聂华林的农业结构调整论、吴敬琏的促进农民就业论、樊纲的非农化带动论、陈锡文的城乡统筹发展论、蔡的产权制度改革论、许经勇的财税制度改革论、林毅夫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迟福林的农民权益保障论、张晓山的消除计划体制残余论、韩俊的减轻农民负担论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论证，对研究农民增收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性，但受研究视角所限，还需要进一步整合，以便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体系。［6］

在表2中，我们将国内外关于农民增收的相关经济理论和主要观点从“三农”内部、“三农”外部、政府制度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归纳整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现阶段在研究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问题时，我们可以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分为农业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均纯收入、其他人均纯收入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分析农业人均纯收入时，我们是站在一个“农”字上来看“三农”内部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有哪些，哪个或哪些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多大的提升空间，对农民增收能做出多大贡献等；在分析非农业人均纯收入时，我们是站在“非农”视角上来看农民增收与工业、金融业、城镇居民、城镇化、国际贸易条件等的关系，探讨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对农民增收有多大影响，有多大的提升空间，对农民增收能作出多大贡献等；同时，还要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政府也以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的形式直接影响着农民增收，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业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均纯收入以外的其他人均纯收入就需要从政府的层面对影响中国农民增收的政策和制度进行研究。具体说来，这种分析思路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四、结束语

通过对农民增收现状及研究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现阶段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术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兼顾的需要，迫使我们系统研究国外经典理论和国内学者主要观点。最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增收问题要从三农内部、三农外部及制度三个层次进行系统性研究。当然，在此提出的可能仅仅是农民增收的“一个”研究维度，对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兼顾到“学术性、系统性、可操作性”，还可以从别的研究视角进行综合分析。

参考文献：

［1］蔡，王德文，都阳．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2］陈锡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问题［J］．理论前沿，2007，（1）．

［3］龚培兴．解读“十二五”农民增收新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4］张晓山．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新农村建设［J］．中国改革，2006，（4）．

第4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梁漱溟的思考与乡村建设运动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业危机全面爆发，舆论惊呼中国农村己经“破产”甚至‘崩溃'1931年5月蒋介石在他署名的《实业建设程序案》中提到：农业之衰落尤为近年来最惨痛之现象，甚至米面供给尚借舶来，其将何以立国行政院的文件也说：近年以来，全国基本生产之农业，与此全国基本社会之农村，崩溃摇落，一泻千里。”

面对农业危机、农村破产、农民贫困，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提出了他们化解三农问题的对策思考，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弄到目前这步田地完全是因为愚’、'穷’、'弱’、'私’四个字在作祟。要救中国，便得先救这四个字。”而要救这四个字，则需倚重于乡村建设。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而乡村建设之教育的内容：要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尤在其次。由于认为只有乡村建设才能挽中国农村经济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乡村建设的理论。

1.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切问题解决的根本，是最后之觉悟。中国的前途即中国现代转型必将以文化为依托，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不在经济现代化而在文化现代化。所以，他苦心孤诣地探求中西文化之区别，得出文化三路向说：中西印三家文化根本精神不同，根本方向相异，故不能全盘西化。处于第二路向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上要高于西方文化，因为处于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只能解决人类最低层次的意欲要求。西方目前面临的人生问题己经“由第一种问题转入第二种问题”，其文化必定会随之“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中国则唯有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即将西方近代文化的两大异彩（科学与民主)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返本开新，从旧文化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一条活路顺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

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缘于乡村的破坏，而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一是天灾人祸，二是风气改变。而这些又使中国的旧文化受到了破坏，因此，必须创造新文化，并通过新文化来救活中国农村，也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这便是“乡村建设”。

2.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组织构造相比，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组织构造要优越得多，但由于清末民初以来“欧风俄化”的冲击，中国这种优秀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瓦解的趋势，“旧曰风气，破坏得厉害”?，因此，要“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而要重建中国的新社会组织构造，则“一是从理性求组织，一是从乡村入手”。“从理性求组织”，就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心向上为目的”，还要充分容纳“西洋人的长处“从乡村入手”就是要“藉以继续发挥”中国乡村固有的‘伦理的社会、情理的社会”之“风气'。

对中国农村历史及现实状况的认识，梁漱溟可谓是清醒求实的。他认为中国的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是以乡村为本，以农业为主；国民所寄托，还是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中国近代试图从政治经济方面学习西洋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其结果“除了明着暗着直接间接地破坏乡村之外，并不见有都市的兴起和工业的发达”。在西方都市文明的吞噬下，以乡村为根基的中国乡村文明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日渐萎缩；不仅没有吸收西方“理智”文化的长处开创出新的特质，反而将自身固有的理性精神丧失殆尽。梁漱溟认为只有给予农村以应有的重视，在农村发动乡村建设运动，重建乡村文明，才是唯一出路，故提出“救中国先救农村”。

3.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只能以农为本、以农立国，走“从农业引发工业”的路子，而不能走欧美日本“从商业发达工业”的路子。梁漱溟说：本来我们缺乏工业，最急需的是工业，工业受限制应当最受不了。然而不然，工业是进一步的要求，农业是活命的根源。原来的农业底子若被破坏，便无活命。不仅商业、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无一不受农业形势的影响，而且“军界、政界、教育界更是靠农(才有）饭吃”，“所谓'民以食为天’，问题之急，莫急于此’。农业发展、农村繁荣之后，工业才有可能兴盛，才能“从农业以引发工业。

梁漱溟的发展农业引发工业的农业化道路不是工业化的对立面，反而能促进工业化的进程。他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国的兴亡系于能否工业化，认为农业只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藉；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但他提倡“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来刺激工业起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多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农民自觉”、“化农民”与“农民化’

梁漱溟强调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并认为这是“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晏阳初则认为农民觉悟的提高主要应依靠知识分子去“化农民”，即教育农民或让农民接受教育，而‘我们于'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只有这样，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才会取得成效，才会建立起一个梁漱溟先生理想的“新社会”。

梁漱溟等之所以强调要“化农民”、农民“自觉”，就是要让农民“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要自己起来想办法，去打算”。只有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只有发动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使农民成为“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单靠外力往往不但不能把乡村救好，反而祸害了乡村。

梁漱溟等人除了构建出一整套乡村建设的理论外，还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总结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有两条:一是强调重视农村、重视农业，通过发展农业而寻求一国经济发展或工业化之路；二是强调对农民的教育供给，即所谓的“化农民”，只有化农民，才能根本上达成乡村建设之事。

30多年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再次提出与乡村建设理论相关的见解两位的理论实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启发着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舒尔茨的思考与改造传统农业

西奥多。舒尔茨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倚重于发表于1964年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荣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一反其前诸多经济学家论述的关于农业发展被动受制于工业发展的理论，提出农业不是不能对经济发展或工业化做出贡献，关键在于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2如果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成功地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则不仅一国无法实现工业化也必将落入工业与农业发展背道而驰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表述的“三农”困境。

舒尔茨对“三农”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上。具体而言，舒尔茨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借助市场方式，通过向传统农业输入新的生产要素来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舒尔茨将农业划分为三类: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过渡农业。传统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条件亦保持不变；二是农民没有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三是农民的储蓄为零，因而没有投资的经济能力。他说：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未来，作为这种类型均衡状态基础的关键条件如下：（1)技术状况保持不变，（2)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3)这两种状况保持不变的持续时间足以使获得作为收入来源的农业要素的边际偏好和动机同作为一种对持久收入流投资的这些来源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同接近于零的纯储蓄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虽然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处于均衡状态，但只要农民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就可以走出传统农业的均衡。那么，农民为什么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呢舒尔茨的研宄认为，农民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不是因为农民对市场信息的刺激不作反应，或者不作出正常的反应，其实只是因为在传统农业里，资源配置达到了均衡，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农民实际上是十分精明的企业家。舒尔茨由此批评了阿瑟。刘易斯、罗森斯坦一罗丹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农业仅仅只有剩余劳动力贡献的观点。

虽然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那是一种低水平的效率，在现实中传统农业则表现为停滞落后，为此必须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舒尔茨具体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对策思路：

(1)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只能采取市场方式，不能采用命令方式。命令方式即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政府不仅重组农业生产，而且指挥农业活动，这样必然会束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是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中心。采取市场方式，给农民以经济刺激，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特别指出：“（市场）刺激指导农民作出生产决策并根据农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进行奖励，当然这种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资和国家活动。”6

(2)重组农业生产单位。由于专业化的存在，一个农场的规模不能太大。舒尔茨批评了传统的大农场观念，提出了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特点是具有真不可分性。具有真不可分性的单位只能是农户。“由于这种改造，农场的规模会发生变化--它们或者变得更大，或者变得更小--但是，规模的变化并不是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所以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7

(3)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投入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是农民，供给者是发现、发明、生产和供应新生产要素的那些人和单位。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分营利的企业和非营利的单位两类。非营利性单位免费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要继续取得资源才能提供新的产品。能够持续供应新的生产要素的单位，都是营利的。新的生产要素也是商品，通过市场进入农户。在穷国，新的生产要素的市场狭小，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农民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动机就是有利性。有的新生产要素的使用，需要农民学习知识，学习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所以，要向农民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

2.通过向农民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来提高农民素质，进而提高农民利用新生产要素的能九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在分析工业化的教训时指出：“改善工人的技能、知识和健康的计划并不是工业革命这一时期中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这确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教育在今天是基本的呢？回答在于现在穷国从事工业化时并不是使用一、二个世纪前那样简单而原始的机器和设备。即使他们希望用那样简单的设备，也是办不到的，因为那些东西都己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品了。”

时代在不断地变迀，技术在持续地进步，对使用技术(新生产要素）的人的素质也提出了高的要求。维持低水平均衡的传统农业虽然也许可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但传统农业状态下几乎是文盲的农民是不可能对新的生产要素产生需求的。即使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自身素质低下而无法将新生产要素使用过程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因而，传统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只能是拒绝使用一切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指出：人民文盲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要素时对边际成本和收益所决定的标准反应迟钝。人民是文盲只是表明，人的因素所具有的能力小于他们获得与教育相关的技能和有用知识时所应具有的能力。”，“一般说来，限于使用传统农业要素的农民比那些采取并学习使用新生产要素的农民更确信自己对所使用的要素的了解。农民所真正关心的是体现了知识进步的要素中所固有的新型风险和产量的不确定性。对那些生产如此之少，以至于生产仅够维持生存的农民来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传统农业没有引入新要素，新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成分就不存在；只是在开始改造传统农业时，这种新风险和不确定性才会产生。

在这里，舒尔茨实际上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真正关键是:必须提高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素质，而要提高农民素质，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对农民进行教育投资。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通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用舒尔茨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舒尔茨的这个思想，实际上和梁漱溟先生“化农民”的思想一致。

至于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投资，舒尔茨认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新知识和技能。第一种是沿用己久的方式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由严峻的经验进行教授。第二种学习方法是通过在职培训。这种培训可以由出售新农业要素的企业，像农业推广站这样的政府机构或农民自己来提供。第三种方法是教育，这在长期里是最有效的方法。

当农民因得到教育投资而素质提高之后，如何让农民增加生产则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舒尔茨指出即使农民得到了知识，如果是命令农民去增加生产也必然要失败。需要采用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

重要启示:破解三农迷局的路径

梁漱溟、舒尔茨两位智者的思考，对我们破解今天的三农迷局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

1.研宄三农问题不能离开农民、农村和农业，必须从三农问题的实际出发。三农问题之所以出现，就是长期实施重工轻农制度安排的结果。在经济学界，自二战后一直弥漫着农业无用论、农业被动论等主流论调，强调通过优先发展工业而后再发展农业，或强调通过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而后再发展农业。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己强调指出，乡村文明并不与都市文明相对立，两者“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所以，完全可以“先农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4他认为，要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则‘必须从乡村做起”从农民做起。

而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提出，其直接动因就是对他那个年代忽视农业抛弃农民而推行片面工业化理论的批判。在1954年刘易斯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问世之后，一时间，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沦落到了次要的、配角的和被动的地位，农业、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完全取决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与不发展。正是基于对现有理论的反思，基于对现实中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日趋恶化的思考，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城市乡村和工业农业平衡发展的理论。

各个国家发展的历程己经证明，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发展的。由此，今天，在我们思考并反思如何破解三农迷局时，一方面既要重视己有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吸收前人的精神食粮。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紧密从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的实际出发，不能隔靴搔痒乱下药方。工农业发展战略不平衡、对三农口惠而实不至、不对症下药等才是导致今天三农问题在陷阱中越陷越深的根本原因。要破解三农迷局，我们今天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输血”而是要“造血”，要培育三农自身的“造血机能”。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化解。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向农民教育投资而提高农民素质。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决不能仅依靠外部来的“救世主”给农民一些临时性的施舍，或是以粗暴的方式硬性下达几个指令，而必须像梁漱溟所说，要从农村的内部入手，即以农民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千方百计地调动农民的自觉。只有自觉的农民积极参入才能从内部从根本结构上解决“三农”问题。“乡下人自己起来想办法，才能把乡村救得好；并且这个好才能保得长久。”

根据舒尔茨的论述，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传统农业里劳动的农民，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只要有体力，不识字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农民。在现代农业里，只有体力、没有知识的农民是不行的。农民要有现代科学知识，否则不能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了解市场信息，从而进行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会很快被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去工作。不识字，没有文化，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入城镇能做什么工作呢？现在的工商产业部门，现在的城市，简单劳动的工作岗位很有限。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延缓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要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就很便宜，这就会阻碍农业机械的运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力昂贵，使用农业机械便宜，才能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化农民”，一方面可以使传统农业本身得到改造，提高农民控制因使用新生产要素而带来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没有农民自身人力资本的提高，那么，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很可能都将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成效。

3.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两者缺一不可。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也是一个弱势产业。许多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一再昭示：农业既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也不能完全交给政府，而应该既需要市场（或者主要依靠市场）又需要政府，市场与政府应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没有政府适度干预的农业必将是危险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陷入破产境地就是一个例证。50年代后期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业发展由于完全受制于政府，同样也陷入了危机，“一种命令体制，无论它是通过大农场还是小农场，都必然是低效率的”

第5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共舆论；乡村治理；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3-0127-04

收稿日期：2008－03－16

基金项目：

200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课题《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公共舆论运行机制研究》（ZZ0702）。

作者简介：蔡益群（1975-），男，江西龙南人，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绩效不佳的状况，许多理论工作者对其原因进行了广泛的实践调查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其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乡政村治结构冲突，农村负担沉重。二是农村基层财政困难，供需缺口很大。三是基层组织行为扭曲，公共服务缺位[1]。可以说，上述分析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当前乡村治理绩效不佳的原因作了概括，也切中了要害。但是，从公共舆论视角对乡村治理的现状和难题的理论研究却显薄弱。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乡村治理作一个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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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视阈：公共舆论是分析乡村治理的新视角

ァ叭农”问题从近现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正如有学者言，“甚至可能无需加修饰词‘之一’”。就研究发轫于西方的公共舆论范畴来说，“三农”问题是其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在避免“西化”和摆脱 “建构理性”基础上发挥公共舆论的理论分析功能的基本武器。同时，突破“三农”问题困境，需要能够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富有创新性的思路和理论。通过对我国近现代农村社会问题的实践探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公共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视角和政策措施，长期以来遭到了忽视。

プ莨劢现代历史，可以发现，“三农”问题始终围绕三大核心问题，即农村的土地、人才和资本来展开。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解决农村的土地、人才和资本问题的方式经历了巨大的演变，我们可以将这一演变过程分四个阶段来认识：

サ谝唤锥危20世纪20年代末到1956年），其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地的公有制形式，彻底废除了剥削和压迫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少数人占有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解放和进步。这一阶段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サ诙阶段（1957年到1978年），其显著特征是农村建设长期处于次要位置，付出巨大代价“以农业支援工业”，“以乡村支持城市”，长期处于城市发展的附属地位。在这一阶段，国家的发展战略倾向于重经济积累轻生活消费，整个社会崇尚平均主义。这样的情况下，城乡矛盾不是很突出，城乡二元格局不是很明显，农村的土地、人才和资本的存流量水平在经济水平总体低下的条件下没有超出农村和农民可以承受和接受的程度。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方式来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受到忽视。

サ谌阶段（1978年到1991年），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确立之后，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所有制形式和经济组织方式的多元化，农村在比较利益格局中处于劣势，农村的土地、人才和资本出现流失，“三农”问题逐渐形成。在这一阶段，国家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通过发展农业经济来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国家也注意到了拓展农民权利范围的重要性。

サ谒慕锥危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完善，农村的土地、人才和资本在市场化条件下严重流失，城乡差距日趋拉大，在一定程度上说，农村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边缘地带，没有融入现代经济体系，没有与城市共享现代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 “三农”问题比较严重。中央和地方政府极为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推进乡村治理。但是，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取得理想成效。特别是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的事件屡屡发生，面对此种事件，农民却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渠道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其话语权被比较严重地剥夺，处于无可奈何的困苦境地，被相当严重地边缘化。

ゴ由厦娴睦史回顾来看，在解决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过程中，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和维护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实践和研究。在前三个阶段，不同形式的政治权威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第四阶段，市场和政治权威（政党和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且市场逐渐取代政治权威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发展和农村公共领域的逐步兴起，实现和维护农民的话语权是理论和实践必须加以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是因为，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区别并且独立于政治领域的新的领域一经产生和存在，即会基本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2]。这种讨论就是公共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治领域对于私人领域的不正当权利侵害，维护私人领域的基本权利。因此，解决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顺应这种趋势，培育和发挥公共舆论在农村社会的民主调控功能。这是现代乡村治理区别于传统乡村建设的基本特点，是现代乡村治理必须重视的重要工作。通过培育和发挥农村社会的公共舆论的公共，有助于实现和维护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权利，有利于激发和培育农民的现代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就理论研究层面来说，从公共舆论视角来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则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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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向度：乡村治理难题的公共舆论的新分析

ゲ煌的思想家对公共舆论的指涉并不完全相同。哈贝马斯认为，“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众舆论，取决于如下的标准：该意见是否从公众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中产生；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程度。”[3]因此，公共舆论可以理解为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议论通过公共性媒介的扩散而形成的公共意见，是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就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来看，其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广大农民缺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意识，或者不具备制度化渠道来保障和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在理论上重视汲取和借鉴西方的公共舆论的分析范畴，在实践中催进不健全的公共舆论的发育和成熟，发掘和培育农民群体潜在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自主能力，无疑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及个体农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理性论辩，从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被公共权力不正当侵害，从而形成党政与农民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和农民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农村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化。下面就从公共舆论的视角对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ィㄒ唬┡┟竦摹八健惫勰钛现兀公民意识缺失。农民构成了中国人口的最基本部分。“因此农民是变迁机构的首要目标。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实现。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的多数人必须改变生活方式。”[4]农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据着主体地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农民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共命运，引导和改造中国的农民，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主体，乃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最现实迫切也是最根本的问题”[5]。那么，经历了两千多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国农民具有怎样的行动逻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 从这些事上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6]。费孝通的这段文字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民的一般行动逻辑。即农民的行动一般以家为界线，凡是自家的事情，也就是私人的事情，农民会做得很好，而公家的事情，则与己无关。中国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家构成了最基本的私的单位，在家庭内部，权利义务关系恰与家庭以外相反。在自家范围内，义务重于权利，而在公家范围中，却只愿意享受权利而不愿尽义务。显然，中国农民缺乏现代社会成员应该具备公民意识，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消极的态度，是与其在农村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的，这不利于对乡村的管理，也不利于培育农民自主管理的能力。

*这种表述显然是西方语境的特定表达，在社会主义中国，此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对抗性，总体是和谐的，其共同的归宿和目标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公共利益和个人的基本权利。

（二）农村传播媒介的全方位边缘化。在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传媒聚焦“三农”问题，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形成了“三农”问题中央热、地方热和媒体热的局面。然而，在这种“三农”热的报道背面，却是农村传播媒介的全方位边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三农”问题报道表现主体的边缘化。关注“三农”问题，农民理应是被表现的主体，但在现实的“三农”问题报道中，农民的这种主体地位被边缘化了，以农业部门或地方政府为“主角”的报道占据了“三农”问题报道的大部分，由此形成了领导新闻、二手资料偏多、谈得多是工作成绩，而反映民生问题的东西却没有表现出来的不正常局面。第二，“三农”问题报道所属资源的边缘化。即反映“三农” 问题的电视台所占比例低，节目播出时长和分布时段与都市节目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第三，“三农”问题报道受众群体的边缘化。 有关部门人员做的“农户收视农业节目样本分析”的调查结果表明“‘边缘’农户成为农业节目受众主体”[7]。一些理论工作者做的“山东农村电视节目收视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农民只是“碰上了也看一点”[8]。第四，“三农”问题报道传播效果的边缘化。 以中央电视台的主打“三农”节目“金土地”和“致富经”为例，对这两档专门为农村受众编播的经济信息类节目有近三成观众一无所知，三成以上的观众漠视其存在，一成以上的观众肯定地表示“不喜欢”，对它持赞扬态度的观众不足两成[9]。最后，“三农”问题报道行为主体的边缘化。这表现在从事 “三农” 问题报道的记者在媒体的人事编制中被边缘化，在整个记者群体中被边缘化，在结构上被边缘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三农”问题报道是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到传播效果“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边缘化，这种全方位的边缘化制造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局面：所有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 真正的农村基本没有声音，乡村治理几乎被替换成城市或政府代为治理。这显然忽视了农民在乡村治理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这样的情势下推进乡村治理，无疑难于取得理想绩效。

ト、新的策略：培育乡村公共舆论，把乡村治理提高到新的水平

ス贝马斯认为，“在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10]。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公共舆论与公共领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然而，公共领域作为社会公众在政治领域以外的公共生活空间，在理论上界定其规定性是成立的，但是作为一个现实存在，则是抽象的，难于捉摸的。公共领域的现实存在需要得以表现的方式和载体。这就是非政府组织和公共舆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是从公共舆论，而不是从公共领域的新视角来分析乡村治理问题的。以公共舆论视角来分析当下的乡村治理，可以发现前文所分析的两大难题，一是农民的“私”观念严重、公民意识缺失，二是农村传播媒介全方位边缘化。为此，需要采取科学的应对策略，培育和构建农村公共舆论，着力破解两大难题，从而把乡村治理提高到新的水平。

ィㄒ唬治权威扶持，努力营造社会主义乡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乡村要实行现代治理，应当重视培育和发展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跳出当前农村传播奇怪格局的基础，是提高农民现代意识和公共精神、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基本场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共领域？

ナ紫龋政治权威应当主动为乡村公共领域提供更大的生长空间，给予舆论传媒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一个较大空间。在中国，市场经济在政府的倡导和扶助下逐渐发展起来。同样，公共领域的建设也必须得到政府的倡导和扶植。为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调整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目前情况下，舆论传媒给受众、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表达的空间非常有限，公共领域的产生缺乏基本的制度土壤。因此政府应当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适当的生长空间。

テ浯危政治权威需要寻找到阻止市场经济和政治权力对公共领域进行不合理侵占的有效途径，以维护舆论传媒的合理自主性和公共性角色，使之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其成为某些非法政治经济目的的牟利工具。

ピ俅危政治权威必须引导农民克服乡村公共领域的非理性特征。舆论传媒所传递的应当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纵的意志。因此，政治权威采取一定的引导和调控措施是必要的。

ィǘ）政府资助，建立专业、公益的对农传播。 某些大众传媒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资源流向低投入高产出的节目，把目标受众定位于掌握着消费话语权、管理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时尚话语权的人群。“三农”问题报道作为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节目，在资源配置格局中，资源不仅不会流入，相反还会流出。为此，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创新观念，出台措施，通过设立专门负责机构，提供专项资金，建设专门的对农传播网络，确立政府计划式对农传播道路。政府资助的公益的、专业的对农传播，应当加强农村调研，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要为“三农”守望，当好农民的决策参谋，及时提醒和指导农民应对市场变化，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要成为农民代言人，成为农民主动表达心声的平台；要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引领农民参政议政，维护合法权益。

ィㄈ）提高制度化水平，促进乡村公民成长。为推进乡村公民的健康成长，将农民培育成合格农村现代化主体，需要保障农民自主话语权利，提高农民的自主管理能力。为此，需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完善相关制度体系：

ヒ皇峭晟苹层民主制度。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离不开民主实践的锻炼。这种民主锻炼即是村民自治。这是因为，“村民自治，实行直接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农民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10]

ザ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民是典型的缺乏社会保障的群体。农民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是家庭、家族成员间的互助。这使得农民尤其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格外看重和依赖血缘、地缘关系。针对上述情况，首先应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进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给予农民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基本人格保障，以保护农民成长，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公平，增强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积极性，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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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オ[1]蔡益群.乡村治理:赣州模式的经验总结与发展建议[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6，（6）.

オ[2][3][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32，295，2.

オ[4]埃弗里•M•罗吉斯，等.乡村社会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20.

オ[5]潘逸阳.农民主体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

オ[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

オ[7]辛明.社会变迁并未使农户远离农业节目――农户收视农业节目样本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J]，2004，（6）.

オ[8]吴志斌，陈青.农业电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山东农村相关收视调查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J]，2004，（4）.

第6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民收入；研究综述；可持续增收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099-03

一、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总体认识

毋庸置疑，自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它不仅突破了传统农业体制的束缚，而且实现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更是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但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开始变得缓慢，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003年高达3.23：1，之后虽有所缩小，其幅度很小且有反复。当前农民切实可行的增收之策大门正处于关闭之中，增收的空间日益变窄，形势不容乐观，2006年达3.28：1，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高达3.32：1。最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虽在缩小，但仍保持在3倍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13：1，农民收入问题仍非常突出。

不可否认，当前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农民收入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绝对水平较低；二是增长速度缓慢；三是城乡差距加大。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严重危及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毋庸置疑，农民是中国人口最多且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个群体，如果农民发展水平过低（收入少、负担重等），与其他阶层差距过大的话，农民的不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农民收入问题无论于农民自身还是于国家发展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在中国，没有农民的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稳定发展；农民发展状况的好坏，必定会对中国政权基础稳固与否产生直接影响。国外文献研究早就显示：农民收入低且不稳的这种状况，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难题，而且是发达国家的难题，更是现代国家发展中存在的一大难题。这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当前紧迫而繁重的任务，而且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是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而且是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大课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前，不管政界抑或学术界都一致承认“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连续下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更是凸显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相关研究文献而言，具体集中在：一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因素分析。二是农民收入增加的途径思考等方面，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性政策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实证性分析。

二、关于制约农民收入的因素研究

就农民收入增加缓慢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理论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认为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以陈锡文、张秀生等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观。陈锡文分析指出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不仅有农产品市场不健全和非农就业难度加大等表层制约因素，而且还有制度等更深层次制约因素，制度因素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张秀生等则从制度视角，围绕土地制度、税费制度、金融体制、公共品供给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指出当前农民增收缓慢的成因，认为中国农村的制度缺陷是阻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一是在宏观上缺乏制度的外在推动力；二是在微观上缺乏内在的创新力。（2）以吴敬琏、温铁军为代表的资源性因素观。很多学者借用罗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农民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的“资本积累的循环集”原因。吴敬琏认为当前农民增收难的根源是农民总体太多，农村资源普遍匮乏，并指出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低下是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所在。温铁军分析认为，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现实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共同导致了农民贫困。（3）以朱明侠、胡晔为代表的结构性因素观。在朱明侠等看来，农业结构不合理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首要因素，当前农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名优产品比例低、产品标准化和品牌管理滞后、区域特专产品比较优势不明显等方面。胡晔也认为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产品由于结构性过剩，势必造成低档次上的过度竞争，农民收入也只能是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4）以柯炳生为代表的综合性因素观。柯炳生分析认为造成中国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很多，但将农民收入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为就是体制问题或政策问题是不全面的，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政策，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原因，但体制问题并不是全部原因，制约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结构、农业内部结构、体制与政策原因、农民本身素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三、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研究

梳理已有的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论。这无疑是被众多学者较为认同的观点，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最典型的就是以吴敬琏为代表，认为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减少农民，把农民转移出来，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工业化”，使农民能够“就业最大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方向。这种观点在近年来更是得到进一步的论证，比如蔡昉研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和农村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上，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如工业化和城市化、财税政策、信贷政策、贸易政策等）对农民收入增长尤为重要。就目前而言，农民增收问题已经从本质上演变为农民非农就业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就要统筹劳动力市场，真正实现农民平等的主体地位。刘明国等指出，中国农民想凭借人均大约2亩的耕地来解决农民持续增收问题，这应该是不切实际的。而要彻底地解决中国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根本道路就是积极推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大力发展农村工业。（2）市场化论。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就要立足于市场，农民应该成为一个平等的经济主体，主动去适应市场，通过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以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是农民增收的前提条件。蔡昉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增收问题是与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国家要积极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农民进入市场，熟悉市场，最终提升其竞争力和增收能力。张永林等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多样性和产业化所产生的资源循环和创新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源泉。（3）制度创新论。周其仁是产权制度改革论的典型代表，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产权界定问题寻求突破，如政府要永久地废除一切农产品市场的行政命令；废除“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在村庄一级要做到“政经分开”以明确“集体产权”。张秀生等认为，要实现农民收入快速持续地增长，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的制度框架。温涛等专题研究了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提出通过金融发展抑或是农村金融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4）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论。林毅夫指出国家应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通过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王春超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在理论上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着眼点应是对现代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温涛、王煜宇对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实证分析，认为只有农业投资的增加才能够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有学者研究指出要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5）综合推进论。柯炳生认为解决中国农民收入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而且更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帮助。就政府而言，需要从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提高农村人口的基础教育水平、改革农业补贴政策、完善土地管理政策、完善市场与农民组织政策、改革农村金融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政策、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综合推进来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张红宇研究指出要实现农民不断增收，就必须从农业、非农业和农业外部环境等三方面来综合考虑，牢固树立起可持续的、统筹兼的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四、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的总结性评述

上述的研究涉及到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无疑拓展了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领域，这对深化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文献梳理后，我们发现鲜有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来审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方式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发展的情况下，农民固有的局限性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局限性包括农民自身素质、环境与资源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等多个方面，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克服这些局限性，对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地增长，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目前而言，中国农村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将快速地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新困局也在不断显现，农民增收的道路也非一帆风顺。蔡昉指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是一种历史必然现象，由此而造成农民收入低下的问题只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实际上，中国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比重已经在日益增加，而且在今后农民收入的增长对这两项收入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变化大环境密切关联的大问题。所以，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重点就要着眼于改革农村要素市场，并加以不断完善，进而摆脱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陷阱（“温饱陷阱”）的制约，让农民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能够持续健康快速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就要针对农民收入的性质和特征，着眼于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把当前收入增长与未来收入再增长统一起来，以多元化为导向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为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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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13]王春超，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17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1）

第7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主讲人简介：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__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研究成果受到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如果关注自己脚下的热土，应该知道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现代不只是强调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为什么90年代简化为农业问题时出现那么多的矛盾？

解构现代化

在农村基层，越是现代化，越是现代法制，农民负担就越重。为什么80年代农村发展得还不错，90年代却不行了呢？因为80年代没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规定太多，没法执行了。中国小农经济是传统的经济基础，而搬来一个现代的上层建筑，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反过来？一般而言，违背规律要受惩罚，而惩罚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负责，变成由基层群众承受。大家习惯说基层乡村干部是土豪劣绅，但打他们能解决问题吗？根本问题在哪里？小农经济是养不起现代化的上层建筑的。

“农民那儿是有真理的”

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需要分散风险。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波动周期不同步。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与熊德明（帮忙讨回工资的重庆农妇）聊天时，温铁军问到她为什么不去找法院、劳动局等有关机构，她说“要不得”；回答“那怎么办？”时，她朴实地讲“多养两口猪”。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农民那儿，其实是有真理的。

“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

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也就4亿多，我国劳动力就有7亿多。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下眼皮发肿——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重视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当的。很多学者说，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出现贫民窟就应放任它。每当这时，温铁军都会在心里说上一句：“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中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而现论基本来源于另一个文明系列，中国还不能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形成有解释力的理论，还缺乏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代西方可能很先进，但也不应妄自菲薄。而且文明未必一定冲突，是可以交融的。比如“股份合作制”，有人说它“非驴非马”，但骡子更有劲！

第8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　农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过程，从而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理论”变为“群众手中武器”的目标。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所进行的，最终落实在基层，落实在每个人身上。农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领域，农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群体。

一、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紧迫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是，由于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农民自身所具有的特性。要求我们在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以农民作为重点。

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始终把农民问题看成是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把教育农民、动员和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投身到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来。作为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决定性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的现象，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农民教育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也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的任务。在当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数最多的基本依靠力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人数最多的接受主体。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严重的问题依然是教育农民。因为如果没有使广大的农民群众理解、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只能算是“小众化”，称不上“大众化”。

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时代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农民中的威信有了一定的恢复和提高。但是，时至今日，中国大多数农民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了。由此可见，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地位仍然很薄弱，有些地方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阵地还在一天天的缩小。在经济与社会转型进程中，广大农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农村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那么就会有其它的思想文化去占领。近年来，由于农村基层组织薄弱，文化精神生活缺乏，加之城市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封建迷信、地下宗教、力量的活动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向农村转移。在部分农村地区，各种封建迷信、地下宗教和力量的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和“复兴”。一些地方农村兴起的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正在出现一种“信仰流失”。封建迷信、地下宗教、等在部分农村地区的兴起，甚至成为一部分农民的主要信仰，严重影响了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的稳定。因此，以农民为重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广大农民群众掌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党长期执政的重要问题。

二、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问题

与城市相比较。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尚未实现成功转型的背景下。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1、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的高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否被农民认同接受并在农村大众化传播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其他的社会群体而言，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理论接受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当前农民的文化程度。直接影响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水平及理解程度，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水平，从而成为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巨大阻力。

2、农民的理论需求。农民的理论需求是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在农村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科学理论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过程，是将科学理论内化为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并用以指导其实践的过程。广大农民群众是价值主体，也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在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对的“大众”，是个在文化程度、职业特点、生活状况、年龄、兴趣等方面有着多样化差异的群体。不同人群对理论的期待、认识、理解、需求等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当今农民群众需求什么样的理论?农民不会接受虚假的、无用和不真实的理论，当然，基于他们的理论水平偏低，深奥的理论农民也不能接受。因此，在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理论需求。

3、农民的基本心态。当农民在生产实践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除了习惯用经验或直观地进行判断之外，他们更加关注与自身紧密相联的利益。如果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只注重进行理论宣传而忽略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那是很难引起农民群众注意的。更谈不上让他们从心底里去认同和接受了。因此。在农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考虑农民的基本心态，把当前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日益关注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有利时机。

4、农民思想观念的多样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阶层分化表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同阶层的农民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等差别也较明显。多样化思想观念的出现，一方面有利于各种思想和不同价值观的比较，吸取其中优秀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迷茫和行为上的误导。致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整合功能受到冲击。因此，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整合功能。

三、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策

以农民为重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依靠农村基层干部党员，考虑农民的需要与接受水平，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

稳步推进。

1、基层组织示范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战斗堡垒，农村党员是农村社会中的先锋模范。以农民为重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经历一个从干部到党员再到普通农民的过程。一般说来，农村中的干部、党员文化水平较高、视野较为开阔、思想较为活跃、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农村干部党员的言行举止对村民有很大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加强县、乡、村三级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大对农村干部、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力度，构建学习体系，强化学习目标，创新学习平台，健全学习效果考核评价机制，以学风促工作作风，让他们接受、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调动全体村民认同、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积极性。

2、传播主体大众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既包括党员干部、宣传教育工作者。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更好地在农村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培养一批专家型的传播者。树立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威信，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发表的见解，才易于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要挖掘以农村本地人才为主传播者，因为他们来自民间，具有一种大众的身份，长年与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熟悉当地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因而宣讲起来也就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同时，要树立协调意识，保证不同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的一致性，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活动、多种组织和多种媒介，努力形成传播主体合力，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提高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

3、内容选择生活化。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消除马克思主义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感，从而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从老百姓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人手推进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赢得了占中国社会主体的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加重视“三农”问题，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设立等政策措施，广大农民深受其惠，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又一次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紧密围绕发展农村经济，突出农民增收主题，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广大农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4、形式运用通俗化。理论只有通俗易懂才能够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要教育人民、掌握群众。必须经通俗化的转化过程，才能真正吸引大众。以农民为重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根据农民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接触理论不多的实际。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语言。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运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如“三大法宝”、“糖衣炮弹”、“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就浅显直白，直指问题要害。切忌晦涩难懂的纯理论语言，强制说教的套话：要采用农民明白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生动地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9篇：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 农村金融;金融抑制;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是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目前,我国农村领域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抑制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消除它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已引起了决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针对于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研究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从研究的不同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研究的成果作一个透彻的了解,并对此研究的角度作简要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方向。

一、我国存在农村金融抑制

最早提出金融抑制理论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1973),他们深入的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

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大量研究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供给型金融抑制。二是需求型金融抑制。三是供需结构型金融抑制(王国华、,2006)。

在以上三种类型的金融抑制中,供给型金融抑制起着主导作用,其它两种形式的金融抑制处于从属地位(何志雄,2003)。这是因为:首先,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先满足量的要求,然后才有质的提高。因此,只有在缓解供给型金融抑制的基础上,才会考虑需求的增加与需求的多样性问题。其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供给领先”模式已为许多国家,特别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所证实。第三,供给型金融抑制有时也会以需求型等金融抑制的形式出现(曾芳芳,2006)。

那么,我国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李锐、朱喜(2007),通过biprobit和match模型定量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分析得出我国当前农户的金融抑制程度约为70.92%,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农户的金融抑制程度相当严重。因此研究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此提出解除其抑制的政策建议显得十分必要。

二、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

(一)从供给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其中多数研究沿袭了西方金融抑制理论传统,从金融供给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认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资金供给有限,及金融服务项目不足。按照谢平(2001)的观点,“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农村金融中会发挥作用。

任伟(2006)认为,我国当前农村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问题。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的金融体系使得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割裂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面资金流动是不畅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从农村向城市输送资金的单向流动的金融市场。这种金融市场的组织制度安排使得“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因此农村金融市场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如何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制度的问题。

然而,以上分析和研究是在理论的层次上展开的,对实际的解说和操作可能不具有明显的有效性,从案例研究中才可增加其可信性。在此基础上,曾芳芳(2006)以重庆农村为例,认为重庆这种存款需求和规模均较小的欠发达地区,表面上看是金融有效需求不足,其实质却是金融供给类型不对,从根本上讲是金融供给的总量不足。

那洪生,周庆海(2004),则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具体表现分析,我国当前农村存在的金融抑制属于典型的供给型金融抑制,并指出造成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亦即不适当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以上学者都只是从制度供给不足或资金供给不足单方面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只强调其中一方面而提出的原因必然是不全面,不完善的。因此,在此基础上,马晓河、蓝海涛(2003),结合双重的供给不足,并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制度和资金双重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执行的是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工业化战略。

但如果仅从供给角度分析金融抑制,必然有这样一个前提,即农村的金融需求弹性是无限大的,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金融供给必然能产生相应的需求,达到供需自然平衡。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农村还存在明显的资金有效需求或需求能力的不足(王彬,2008)。

(二)从需求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事实上,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不仅取决于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供给,而且也取决于农户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强度。一些文献则从金融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农村金融抑制,认为行业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产业结构及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致使农户借入资金的预期收益较低,同时,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使我国农村中的农户形成了因其借款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需求型金融抑制(高帆,2002)。

张琴,赵丙奇(2006)通过对农村金融交易主体的访问分析了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情况,讨论了目前农村各个需求主体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出现的替代关系,同时指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需要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来满足。

进一步,刘祚祥(2007)从农村金融抑制的需求角度,注意到我国农户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转移过程中的逆向淘汰趋势,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选择对金融交易的影响。刘祚祥与孙良媛在湘北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的逆向淘汰趋势与农业的低效率增长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农户的自生能力不足是难以通过中央财政补贴来弥补的命题(刘祚祥、孙良媛,2006),从而为农村金融的需求型抑制提供了分析的逻辑起点。

(三)从供需均衡角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

如果只是单纯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分析金融抑制问题,因此不够全面。为使金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从供求均衡的角度寻找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张杰等(2006),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应以金融需求为基础,走出中央与地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困局,尽快达到两者之间最优的均衡点。这就需要我们从金融供需的层面上对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表现、成因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对缓解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于是,王彬(2008)从金融供需均衡的层面上,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成因也可以从农业、农村金融体系和政府三个层面来思考,从而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这些研究从制度层面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所做出的解释却不够系统和全面。基于此,何德旭与饶明(2007)试图从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运用金融排斥性理论框架解析我国金融抑制的深层原因,他们认为产生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在经营取向上对农户的金融需求造成了较强的金融排斥性,从而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配置足够的金融(信贷)资源。

综合各家观点,中国的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既有供给的问题也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到底先从需求角度入手还是先从供给入手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完全的解释。对于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成因仍存在争议。并且我国学者大多数研究都只不过从理论上来研究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较少利用模型来进行分析,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效性不强。

三、解除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政策建议

解决“金融抑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都主张实行“金融深化”,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金融交易的增加,强调货币深化和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是金融发展的必要步骤,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实现对资金更有效的配置。

因此,鉴于农村金融市场出现的金融抑制问题,国内多数文献认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进行金融深化(郭卫2002,那洪生,周庆海,2004,涂高文2005,黄卫红,2006);王安明(2005)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金融深化的理论和制度。

在此基础上,王国华与(2006)进一步指出,农村金融深化的根本还在于制度创新,所以,应从农村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状况出发,根据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结构、数量与特征,来设计和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这是解决农村金融抑制的基本思路。于是,任伟(2006)、李春梅(2007)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指出政府应该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大局出发,从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制定全面、系统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分阶段的实施规划。

另外,殷本杰(2006)通过规范的理论分析,论证了金融约束可以有效的修正金融抑制的许多缺陷。但何大安,丁芳伟(2006)从农村金融体制的内生性因素入手结合国内实际,认为当前的农村金融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金融抑制,而是更多的反映为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动态转变。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逐步解决农村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转变过程中诸如利率、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资本流动等内生性因素对产生农村金融市场化非均衡推进现象影响的问题。

从刺激金融供给的角度,曾芳芳(2006)指出农村金融重组和深化是解决供给型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从根本上来看,农村金融供给可以归纳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陈霞(2007)认为,增加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放宽合作金融的准入门槛、鼓励发展多元化的合作金融组织,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放开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管制,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指导和风险监管,是解除农村金融抑制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刘祚祥(2007)则从刺激金融需求的角度,提出解除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以推进我国金融发展的具体措施。但是,他们的研究都只是从供需的单方面展开的,在此研究基础上,王彬(2008)进一步指出,应针对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需之间的矛盾,重新定位与调整农村金融体系,以期通过制度创新以及加快相应的政府改革,改善农村金融供需双方关系,从而进一步缓解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象。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赵志芳(2007)运用交易费用等原理,分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具有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因此基于重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思想,赵志芳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几点看法。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文献都提出了要通过政府之力来解除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这就在逻辑上产生了一个悖论,政策性金融天生隐含着金融抑制的结果,而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又可用来推进农村金融抑制的解决,在实践中也产生出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些国家通过政策性金融有效解决了农村的金融抑制,一些国家却因为政策性金融加重了农村的金融抑制。政策性金融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引发金融抑制,也可用来缓解金融抑制(谢文,2006)。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不同的地区,由于其实际背景和侧重点不同,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适性,应根据实际情况来探寻切合我国各地区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改革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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