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一)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我国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方法主要是:在“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并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空间功能布局。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1)传统规划用明确的规划界限人为地划分出城市、各个功能区块的用地界线，对生态绿地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考虑欠缺，造成了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间的联系不足。

(2)城市是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的自变量(如人口等)通常较难预测，从而导致规划的滞后和被动，或因“超前”规划而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不管是“滞后”还是“超前”，这都会造成城市扩张的无序和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等问题。

(3)绿地系统、环境保护等规划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仅仅是后续的“点缀”，传统规划的本质其实是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这样的规划方法与理念下，自然环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区域特性、功能连通性、空间易达性等生态功能。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镇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向无序扩张。各种形式蔓延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不考虑环境与道路体系，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还造成了城市以及周边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无序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今，人们逐渐意识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变粗放为集约式经济、变掠夺为调控式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现今乃至未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过去“以经济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和“以交通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两种规划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尊重，忽视了人居环境的建设”。未来城镇的发展，决策者和规划师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制定正确的、生态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发挥人为因素在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正面效应，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建设，以减少“切碎斑块、异化廊道、蚕食基质”等破坏原有生态格局的开发行为，加强城市各层次、各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建设和联系，改变以往城市的无序蔓延，这才是今后城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区概述

建设天府新区是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落实成渝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按照“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目标，新区建设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总体定位。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规划范围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600万～650万人，届时成都市主城区总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

(二)天府新区生态基础与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区的大生态过渡带，而天府新区处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态过渡区，具有典型的生态过渡带环境，生态要素丰富多样，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拥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农耕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资源丰富，囊括了龙泉山、牧马山、彭祖山、龙泉湖、锦江、鹿溪河等多种生态要素，各要素交错联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间格局以成都“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构为前提，按照组合型城市理念，构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新区空间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以资源约束和生态保护为前提，防止城市粘连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模式和实现

1．带———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2011～2030)》确定的市域生态系统格局为“两带五楔、双环多廊、九园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区的重要要素有龙泉山生态屏障带和三圣乡———龙泉山绿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提出建设“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其中一区指龙泉山生态服务区，两楔指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上述两个规划把握了天府新区内的核心生态要素和资源，将龙泉山生态屏障、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等大型生态空间确定下来，但是缺乏对绿隔地区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考虑，带和楔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态规划，城市新区开发沿着几条狭窄的放射状走廊，走廊间被森林、农田和开发绿地组成的绿楔所分隔。这种间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交错而临，蜿蜒曲折的空间肌理与自然开敞的生态环境协调共存。通过对成都天府新区生态本底和核心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存在两只“手掌”，龙泉山现状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气净化和气候调节作用，可以作为绿色生态源。龙泉山近年来存在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趋势，长期的人为活动导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乔木林、果树林和竹林，因此更应该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发挥其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态之美，彭祖山风景区是国内独有、世界唯一以长寿养生为特色的文化旅游风景名胜区，有“成都南后长寿宫”之称，是天府新区周边重要的生态资源，是天府新区的绿色生态“后花园”。分别以龙泉山和彭祖山作为生态源，可以构建生态廊道手指状深入城市组团，形成掌———指式生态格局。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将龙泉山生态源和彭祖山生态源组织多条生态绿楔和生态廊道，并在生态源之间以及廊道之间构建有机的联系，将生态环境引入了城市组团，构建一个有机、稳定的生态系统网络，形成“双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观生态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质的问题。为构建高品质的生态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镇化”和宏观城市空间结构下，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建设主要包含两大举措:一是对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水面等发挥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建设，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发展;二是通过生态绿楔、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建设，以水平方向的链接强化城镇发展空间与生态源的有机联系，拓展生态源的服务功能，缓解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增加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基于此，生态建设主要考虑从水系和林地两个方面加以推进，生态保护则通过划定生态控制线和控制生态绿隔地区内的建设用地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成都天府新区未来城镇发展将应注重生态规划的运用，考虑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引入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中，共同促进新型城镇生态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态性。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框架基础上，从功能布局、产业、交通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城镇建设和转型将脱离原本功能单一、服务滞后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产业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环境生态化、区域协调化”的新型城镇。

(二)对策建议

1．建设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是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会必然减缓经济发展，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性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天府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脱钩”发展。

2．倡导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

生态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城市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我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唤起市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3．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用生态经济化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了生态建设、生态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

第2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省十次党代会将“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明确为今后五年我省的整体发展战略，提出要“积极培育__城市群，集约发展小城镇，因地制宜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商贸镇、旅游镇和工业镇，高水平规划和建设城市新区、产业新城，坚持成片整体推进新村建设。”对我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目前，我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比较低下，强力推进“两化”进程，既是省、市委提出的既定战略方针，也是在当前历史阶段和市情区情下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个人工作实践，谈一些互动推进__新型城镇化的粗浅认识。

一、把握当前背景下“两化”互动的共性与个性

“两化”互动是共同历史选择。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唐、宋时期，欧洲的蒸汽革命时期，都是城市快速形成发展的的时期。经济越发展，资源聚集度越高，城邦的形成越具有一定可能。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前，我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要求的时期，基于经济规律、人文关怀和制度选择，政府将必然帮助和鼓励农民迅速融入城市，并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问题，破解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动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

当前背景下统筹发展的个性之路。理论上讲，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但如果工业化单兵突进，就会出现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思路表征。

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系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更不能坐等城镇化来推动工业化。要同时用好经济火车的牵引车头和推动车头，善于以内生动力加快两化进程，促进其同步演进。内视自身，在省内，__区没有一、二线城市所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为城市自然升级作保障，从近阶段的经济数据分析，工业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新型工业对城镇化的牵引能力严重不足，而由于政策推进等因素，新型城镇化在我区“两化”互动中领先于新型工业化，客观上更加大了对工业的反哺和助推作用。从现实选择来看，只有持续增强城市吐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为加快承接沿海转移产业链、甚至发展特色工业和高端工业提供必然条件。

目前，正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佳时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__-3000美元期间，就是快速拓展城镇化空间和提升城镇化品质的关键时期。20__年，全市、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处在2300-2400美元期间，未来五年，我区城镇空间拓展、品味提升、产业定位、文化特征都将处于快速发展定型的良好机遇期。

二、对统筹推进全区“两化”互动的理念思考

(一)树立棋盘理念,构建“两化”战略布局。

在推进“两化”的战略规划布局上，要牢牢树立全区“一盘棋”的思想，把握住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和精神实质，把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当前推动全区工作的引领动力。不能盲目“摊大饼”式的求多求快，而应立足现有实际，打造具有区域示范性和区域代表性的城镇化综合体及重点的卫星式布局。

从现实区情讲，就是继续深入推进“两化”融合的四级规划体系，一是在城区内加快推进回风、陇桥、津桥湖三大片区和旧城改造步伐，空间内产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中高端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二是在清江、曾口、恩阳等城市组团内推进重点镇建设，空间内产业布局以具有连片效应的示范农业中心园区、农产品深加工、物流业为主;三是逐步打造一批卫星城镇，其产业以承接辐射效应和具有地方特色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四是在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村产业地带集中布局一批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中心村、聚居点建设，空间内以为大工业提供原料等配套服务和小型特色农业为主。

同时，应统筹规划现有资源，从生态层面保证“两化”推进过程中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从产业层面保证产业的互补优势和体系形成;从行政资源上进行合理引导;在人文、旅游等资源上加强其配套服务和区域特色。

(二)发挥政策“蝴蝶效应”，强化综合承载能力。

蝴蝶效应由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即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__区作为后发之城，一定要运用好政府作为强力快速推进“两化”的主体其动作的放大作用，从而在现有条件下，利用较小的资源和政策代价，换取最大公共利益。

一是要充分利用政策杠杆作用，从制度层面引导“两化”的推进。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走向，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改革。从招商引资入手，加大对工业的引进聚集作用;从退城入园入手，形成工业的规模成本效应;从定位功能分区入手，吸附周边人口资源，突出区域特色，从而形成新型城市化社区。二是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对周边产业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加快形成工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支撑。

(三)克服发展短板，提升“两化”体系科学发展水平。

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板。反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特色与优势。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主攻方向。在“两化”的演进中，__区要立足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反促工业化的聚集、落地和发展;从推进城镇 化层面来说，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较为不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加长城市建设短板，在不能满足全面开花的条件下，也要坚持用适度超前理念统筹规划。

三、当前我区城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__区在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有与其它地区基本一致的用地紧缺、社会矛盾凸显等共通性问题，也表现出本地区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工作实践和思考，谨提出如下思路以供探讨。

(一)盘活用地资源。当前，我区城镇化最主要的任务仍是加快区间功能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面对规划严重滞后的现状，要建设“现代森林公园式”城市，土地资源缺乏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向外延伸，要进一步做大做好土地蛋糕，充分利用秦巴山区连片扶贫、渠江流域防灾减灾等政策，争取土地指标的落地。目前，国内较为成功的有三种模式：

一是重庆“地票”模式。“地票”是指利用土地级差原理，将闲置、废弃或节约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并形成权利凭证后在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公开交易，从而转化为可在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复垦、验收、交易和使用四个环节。二是北京“飞地”模式。“飞地”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区域打破原有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把飞出地的资金、项目等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税收成分成等合作机制，实现两地的土地等资源互补。三是深圳“新”模式。通过二次开发确权，以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单元为主要内容，由政府主导，通过调整用地功能等办法，换取土地资源。

此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空间差异换取资源，就我区来说，可以借鉴的是：一是“集约”。通过做大做强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目前，我区已在两个重点镇试点开展;二是“调整”。在城市规划区和重点组团区，尤其是在旧城改造中，在保证城市品质的前提下，利用功能分区等办法，调剂出一批土地资源;三是“扩容”，坚持按照既有设想，推行“东进南延北拓西扩”思路，快速拉大城市框架，即以巴河为分界点，以回风片区、津桥湖片区为代表，抓好中心城区南面延伸;以陇桥片区为中心，两年内基本完成包括西区汽贸城在内的六平方公里的西向城市组团建设;以巴城北环线为主，拓展北向城市空间;以清江、兴文为载体推进东进战略，打造连接经开区和老城区的产业通道。到2015年，把巴城拓展成为80万人口，方圆8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

(二)破解资金瓶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一般有六个渠道。一是项目捆绑整合;二是以开发带动;三是财政性投入;四是整理土地的出让收益;五是利用投融资平台融资;六是采用BT等模式招商。这六个渠道中，后四个实质上是政府性硬投入。因此，最大的出路还是在争取大政策，争取大项目，以外来资本破解资金瓶颈。当前，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政策，抓住巴中作为秦巴山片区区域中心城市和川陕革命老区的历史机遇，将大项目挤进盘子，解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区发展中项目支撑的问题。

(三)保障边际利益。城市开发建设中的边际群体，即是依靠政策推动、项目带动等方式强行带入城市化的农民，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主要矛盾。针对这个问题，一要建立完善集体土地用地补偿制度，在城镇化中保障村级集体组织收益，调动基层社会组织在城市化进程中参与推进和维护稳定的积极性;二要合理利用村(居)自治政策，建立健全面对群众的收益分配办法;三是用活用足社会保障，解决好住房、教育、医疗及养老等问题。

第3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目前，我国日益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不愿意再走“先破坏、再治理”的道路，很多地区精心设计其产业结构，对污染进行控制，对于各地的积极态度应当予以充分的认可，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新型城镇化实行的过程有所侧重，有的地区将大量的资金放在了房屋的建筑上面，在外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楼房，但不远的隐蔽处却有一个发臭的垃圾场，这对村庄的整体环境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与村庄整体环境的协同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能只顾面子工程，而让村民从内里感到不舒服.只有真正的做到了新型城镇化与村庄环境的协同发展,社会、人文、经济才能整体普遍的提高.

2村庄环境治理现状问题分析

本文的现状分析是深入农村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数据来源分别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合肥市肥西县，池州市青阳县，南京市溧水县，天津市武清区等地的近20个村庄.主要调研方法有问卷和访谈.

2.1环境治理行政主体涉及多部门

我国目前村庄环境是由多个部门合作管理的，其中涉及国家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在做任何一项决策的时候都会经过各个部门的协商调整，大大的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效率.本文所采用的调研方式主要是走基层，从走访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各个部门及职能也是大相径庭，亳州市主管环境工作的是美好办，合肥是文明办，池州是农委等等.对于治理部门和治理情况的不统一没有一个出台的政策或者方法来衡量，不利于激发各地治理的积极性.

2.2资金支持与基本设施不完备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申请财政资金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优惠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滞后，难以形成治污市场.而且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对于一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企业非常受农村地区的欢迎而忽略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防污设施的落后导致农村出现只破坏不治理的现象，因此农村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

2.3技术支持与相关指导不充分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而农村工业薄弱、经济落后，解决污染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短期内还很难达到.目前各级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已经逐渐重视起来，但真正深入农村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技术问题还有欠缺，并且目前能深入农村研究，指导的学者、专家也非常少.因此，农村环境在一些大问题的决策方面还不能做到很准确的进行控制，导致一些污染已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

2.4涉农企业重视程度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开始自我突破，积极招商引资，以优厚条件吸引企业落户本村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相关部门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与部分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造成的新型现代化农村污染屡见不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农村污染源的首要因素.因此，相关涉农企业的环保意识与企业的污染程度对当代农村环境污染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很难有企业能够了解并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毕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是以经济利益最大为目标.

2.5农民环境意识不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选择离开农村，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造成农村普遍留守老人和孩子较多，环保意识较低，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人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不高，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即使认识到环境的危害性，也不知自己拥有何种权利、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较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情况.从问卷统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都认为农民的环保意识较差，农民自身就可以发现问题，却难以改变.

3村庄环境治理现状的原因

3.1污染源多样化

农业生产和生活垃圾所带来的污染是复杂多样的，下表是我们将各个调研地污染源种类及比例的数据.污染源的多样化导致农村环境治理的难度更大，任务更多，处理更复杂，不是像以前那样单一的处理一项或几项污染，而是有更多的污染情况以及在此背景下各污染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污染问题，这就需要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更加系统化，整体性把握，全局意识，统筹实施。

3.2政策制度不健全

由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近几年才被持续关注，所以与之相关的政策制度、措施的出台也就相应滞后.表现为：一是政策的局部性，相关农村环境政策的数量少，针对性小，不能完全覆盖当前农村环境污染的整体情况；二是政策的滞后性，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污染也是不断变化的，而政策的出台受某些方面的影响比较缓慢，这就导致一些政策往往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具有滞后性；三是政策实施的效率低，由于某些原因，如农民对政策的理解性不足、执行人员的素质水平不够、执行背后的权钱交易等因素，造成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

3.3政府单一主导，社会力量不足

从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可以看出有接近1/4的人对政府工作表示不满意，很多人认为政府并不重视农村环境问题.但是由我们调研走访的政府部门以及收集到的相关政策资料来看，政府部门是很重视农村环境问题的，不管是资金支持还是政策支持方面，都做得比以前好了.那么，这就反应出农村环境治理单一依靠政府是不正确的，这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成本高，资金来源少，可持续性差，且效果不理想.农村环境管理的监督绩效工作都交由政府，不仅加大了政府工作量，也没有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其他环境主体的责任未落实.并且农民反映环境问题的渠道有限，与此同时政府处理问题的周期长，环保机构设置不合理，这也就造成了农民认为政府不重视环境问题的印象.

3.4农村环境建设、管理水平不均衡

由于经济差异的存在以及上级领导及各界人士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地环境管治情况也各不相同.目前农村大都是优先投资建设的中心村，由于资金不足分批建设的原因，周边地区的环境治理得不到重视.比如有的村子建立了污水处理系统，而其他村庄可能没有建设.而且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成本高，政府没有很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扶持相关环保产业，而且作为政府方面也非常为难，建设有先后是必然的，先建设的地区先享受，但同时一些先进的技术无法享用，后建设的地区虽然建设较晚但设备设施更为齐全.农村环境的建设管理差异非常大，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

3.5管理部门职能交叉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体制建设落后与污染控制，政府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能分散，例如合肥市的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文明办主办，亳州市是由美好办主办，而池州市主要是农委负责，各个城市的管理职能各不相同，治理情况自然也大相径庭.在调研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有某些环境问题村民多次反应却被各个部门互相推辞的情况.形成了一种有的部门什么都要干，有的部门形同虚设，闲置的状态.

3.6宣传教育工作不足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村民都没有接受过宣传，其中一部分群众对政府的环境保护宣传甚至是一点都不知道，而在对政府的访问中，笔者了解到基层宣传工作开展的难处，大多数农民并不积极响应，觉得事不关己，久而久之，基层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也就没了信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基层政府自身的素质不足，部分村镇干部是由当地村民选举上来的，自身素质不高，更加没有带动群众共同治理村庄的想法，宣传教育在他们眼里的价值本身就不高.

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庄环境建设对策

4.1村庄环境建设的模型构建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我国村庄环境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大幅度降低的，而人文素质也因为村庄环境的不断破坏而随之降低.前几十年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对于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渴望的，因此各地村镇政府大量引进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今天，人们开始反思，只有全民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才能够更高效的解决目前存在的村庄环境问题，笔者经过思考，认为多元的参与主要是政府，也就是行政主体，第二个就是当地村民，或者说一切对村庄环境有影响或会被影响的群体，第三个主体就是在农村或者农村周边会对农村环境造成影响的企业.

4.2村庄环境建设意见

4.2.1完善行政主体的职能整合，提高效率本文所谁说的行政主体主要是指政府等相关单位.调研发现，部分部门职能不够明确，而且在一些措施方面表现出互相推诿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政府职能要想真正的高效发挥作用就一定要进行职能整合，将分管同一问题的部门整合到一起，调整组织内部结构，高效的为群众服务.另外各个地区分管环境工作的部门大相径庭，因此各地的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有的注重开发，有的注重保护，不过正是这样才有了差异的存在.但对于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职能整合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在我国村庄环境急需改善的今天，高效才能带来更大的便捷，那么，笔者认为职能整合是最好的出路.

4.2.2强化行政调控，落实涉农企业环保责任针对企业实施行政调控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企业的引导，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对于企业的监督.具体做法可以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做一个科学的分析，并将评价结果公开透明的展示给公众.在经济圈中，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从农民的土地中获取生产资源，又在利益提升的过程当中破坏者资源，因此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加入到环境保护的队列当中.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政府要强化行政调控，对企业做出详细明确的引导，并对其奖惩及限度做出明确的规定，直至企业自觉自愿的参与到村庄环境保护的队伍当中.

4.2.3构建绿色经济模式，实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可以有倾向性的选择可以进入农村的企业，随着村庄环境的恶化，各地区对于企业的加入也开始有所限制，而一些聪明的企业则会在村庄环境保护的大环境下发现绿色商机，综合调查的结果，笔者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一种绿色的模式来吸引消费者，如全天候监控无毒无害的绿色蔬菜，或者是实施“一村一品”工程，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同时，又有效的对村庄环境进行了保护.

第4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由于在流转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流转信息不对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管理不善，致使双方产生矛盾，以此形成纠纷。

（一）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流转纠纷的形成涉及方面较多，主要包括当前农民的认识水平的欠缺，农民主要考虑当前的既得利益，土地流转实现的规模化收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导致农民当前的既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加之一些当地政府的处理不当，或方法欠缺，引起土地流转的纠纷。对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如下：对土地流转制度立法的不足，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农民的法律意识欠缺，在大多数情况下缺少正当的流转协议。加之，村镇管理服务的的欠缺，缺少调节机构发挥纠纷调节作用，村级干部面对土地纠纷处理方式的不当，上述都可以加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二）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现阶段怎样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关的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实施相应的措施，最主要的还在于底层干部的协调作用，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使村级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的法律素质；对于农民要采取自治对策加强自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作为土地流转的一方要切实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与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市场经济自愿、有偿、依法有序的流动起来，有利于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的规模化，实现农业生产利润的最大化；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便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快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第5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推进金融体系的开放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其标志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项基础。围绕利率、汇率市场化，北京市应提前布局，积极谋划金融市场体系的国际化发展。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北京市金融业发展程度较高，银行、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利率竞争程度较高，更加接近于市场化。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需要培育各方面条件、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仍主要依靠利率管制带来的存贷利差，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仅为20%左右。特别是在当前，各种第三方支付公司积极推出高回报率理财产品，使得北京地区银行的揽储受到极大压力。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存贷利差将会缩窄，北京市范围内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将面临挑战。因此，银行应该逐步减少利差收入在总收入或者在创造利润中所占的比重，同时，银行业应加快转型，努力开发非信贷资产和非贷款利差业务，通过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转型，对冲利率化带来的影响。二是推进汇率市场化。2005年我国推进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北京市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应努力借助境外旅游、投资、贸易等国际化发展先机，在汇率改革过程中，引领发展方向，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战略中心。三是加快人民币可兑换业务。从我国经济利益的诉求出发，在国内金融改革逐步深化的同时，适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崛起和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环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也是国际交流的集中地和中转地，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借助这一优势可以极好地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以便利化的服务让人民币国内外兑换常态化。

2.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相适应

在北京远郊区县的乡镇地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现象随处可见。机构类型单一，业务简单，分布不均匀，甚至出现金融机构的空白地区，乡镇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机制，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机构类型少且功能单一，除了银行之外几乎没有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即使是银行也多为信用社和储蓄所，多数大型国有银行在上市前为了经营利润都纷纷撤出乡镇市场，有些原以农村市场定位的大型银行也在布局上更加重视城市网点设置，忽视乡镇网点设置。不管从国际经验看，还是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北京的城镇化仍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与之相伴，相关的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既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努力打造开放、多元、协调和创新的综合性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弥补金融资源的不足，又要加快金融创新，创造性地破解城镇化融资中的制度瓶颈，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营性金融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金融服务格局，不断提高城镇建设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发展壮大地方股份制银行，加快推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和组织发展。同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为北京市乡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引入活力，为乡镇地区融资提供更加高效、安全、快捷、多元化的选择，为城镇经济主体提供个性化投融资和保险服务。

二是配套扶持政策。特别是在相关监管政策上采取差异化监管方式，对北京市一些偏远乡镇，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地区改制的金融机构，应从政府和监管两条线上给予资产或税收政策上的扶持和倾斜。积极鼓励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在乡镇建立具备完善功能的现代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平台机构，鼓励并推动其引入民间资本。

三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应大力培育和发展县域农业担保、评估、公证等中介机构，规范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农业小额贷款担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机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同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同时，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和融资产品，增加环境保护、居民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努力提升城镇化的“软件”水平。四是推动京津冀金融产业协作。北京市远郊区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靠近津、冀地区。

3.总结

第6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结合指标设置原则，最终设置两系统的输入指标有农业从业人员、城镇从业人员、农业投资总额、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输出指标有农业产业化率、乡镇企业利润率、城镇化率、人均GDP。数据来源2013年四川统计年鉴和各市州统计局。以2012年四川省的21个地级市州区域为决策单元，运用线性规划软件LINDO，将各个区域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效度定量化，以便对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作出客观的评价。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先计算出C2R模型中各个系统之间的相对有效性，以确定其协调程度以及发展效度；对DEA非有效的区域，再计算其C2GS2模型的相对有效性，重新界定其协调效度，即以C2GS2模型计算出的协调效度作为该区域的最终协调效度。通过计算四川省新型城镇与农业产业化的平均协调发展综合效度低于0.5。其中比较高的是成都（0.6）和乐山（0.8），其余市州均在0.6以下。成都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也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打造世界生态田园城市，政府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各个区县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品牌，如金堂的脐橙，已形成了较大规模，并向品牌发展战略上靠拢，努力实现一村一品、一县一品。乐山市在发展农业产业化方面也有很好的经验，比如五通桥牛华芽菜协会采取“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农户不仅可以出售新鲜的青菜，还可以对青菜进行加工后出售给企业，获得一定的加工费。总的来说，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对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协调发展效度较低，说明农业的生产经营还处于传统阶段，急需改革，与不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比较还处于落后阶段，两者的协调性差。

二、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中心城市发展，推进城市群建设。

成都平原城市群优势很明显，全国第四大航空港、西部交通枢纽和西部金融中心，进一步加强巩固成都在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财富论坛也给成都带来了极大地机遇，全球500强企业一半以上进驻成都，打造国际经济金融、IT中心。同时积极建设绵阳科技中心和德阳制造业中心，形成成德绵经济带。川南城市群具有产业和区位优势，宜宾、泸州的白酒、化工业发达，优先发展白酒产业，推进白酒金三角发展。并且川南四个城市都靠近长江或支流，泸州、宜宾是省内重要的码头港口。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也很发达。川东北城市群的资源优势主要是天然气，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天然气发展产业来壮大经济实力。攀西城市群的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矿产资源很丰富，以凉山和攀枝花为支撑点，凉山优先发展旅游业，追求“绿色GDP”，变劣势为优势，攀枝花重点发展铁矿产业。

2.以龙头企业为重点，并行发展各种行业协会，加快农民组织化进程。

首先，必须有龙头企业带动。政府要提供资金、政策支持，为龙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或无息贷款，对龙头企业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龙头企业自身要改善管理水平，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发挥好辐射带头作用。另外，积极组建各类农产品行业协会，加速农民组织化。农产品协会负责与政府沟通，为农民或龙头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协调市场价格和行业管理，分工合作，反对不正当竞争，一致对外，反倾销、反歧视。同时因其带有公益性，省及地方政府应给予农产品行业协会资金和政策支持。

3.建立区域农业信息平台。

第7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综述

自党的十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之后，新型城镇化建设随之受到政界、学界及其他各行业人士的广泛关注。新型城镇化路径是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经验总结和反思有着重要意义。学界从不同维度对新型城镇化路径进行探讨，成果颇丰。笔者将对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回顾，并作简要评述。

一、对全局性路径设计的把握

学界对新型城镇化全局性路径的研究，尽管研究的出发点各异，但最终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全局战略仍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概括为城乡统筹、发展转型、生态文明和集聚紧凑四大战略。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者们主要是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国外城镇化的对比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提出来的总体规划。

大部分学者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的城镇化建设进程，或是对比分析我国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或是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要求提出整体性的推进策略。学者仇保兴、黄桂婵和胡卫东在区分传统与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上论述了如何新型城镇化。仇保兴（2012）提出了城镇化建设由传统向新型的六大模式突破，分别是：从城市优先发展的城镇化转向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从高能耗的城镇化转向低能耗的城镇化;从数量增长型的城镇化转向质量提高型的城镇化;从高环境冲击型的城镇化转向低环境冲击型的城镇化;从放任式机动化的城镇化转向集约式机动化的城镇化;从少数人先富的城镇化转向社会和谐的城镇化。黄桂婵、胡卫东（2013）运用相关数据对传统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指出新型城镇化的全局性推进措施：更新城镇发展观念，加快转变领导方式;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消除城镇化发展障碍;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人口合理转移;协调新型工业化，实现“产城融合”发展;有效资源配置，合理建设生态型的城镇。单卓然、黄亚平（2013）论述了新型城镇化四类规划策略：“区域协调、城乡统筹与一体化”的统筹协调策略、“三产三低三提升、三业三化三集中”的转型升级策略、“资源节约集约、环境友好安全”的生态文明策略、“集聚增长、混合利用、紧凑开发”的集聚紧凑策略。倪鹏飞（2013）在阐释新型城镇化内涵及基本模式的基础上探索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八条路径：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居民的“迁转俱进”;走倾斜平坦的城镇化道路，兼顾空间的“公平效率”;走产城互动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经济的“持久繁荣”;走绿色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生态的“自然优美”;走包容增长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走创新驱动的城镇化道路，确保城市的“引领未来”;走政府引导的城镇化道路，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走本土开放的城镇化道路，确保城市的“世界个性”。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策略不同，杨仪青（2013）把研究视野扩展到国外，他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在探究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基础上明晰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遵循市场理念，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改变增长方式，以产业内涵和产城联动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制度探索，提供保障措施，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分区域组团式发展，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模式。

二、针对具体地域的路径探讨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方能取得预期的实践成效。学者们根据我国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城镇化建设面临的不同问题，对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一是东部发达地区。王健、周润山（2012）从青岛市城镇化建设基本情况出发，指出该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为“发展重点中心镇”，并探索建立相应的财政支持体系。陈映雪、甄峰等（2013）以张家口怀来县为例，对环首都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路径进行研究。他们通过构建中小城市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数法建立系统协调度评价函数对该县城镇化发展进行系统评价，进而提出打造环境友好型新兴服务业、锻造农业高附加值产业集群、完善区域公交体系建设和营造创业创新氛围的新型城镇化综合策略。

二是中部地区。向建，吴江（2013）基于城乡统筹的视域，从重庆的发展需求出发，提出运用协调路径、高效路径、多样路径实现重庆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建设目标。其中，协调路径包括城乡协调、区域协调、新型“两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四个层面;高效路径指的是实现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好、生态效益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多样路径亦即城镇规模、推进方式及人口转移方式的多样化。黄亚平、林小如（2013）以湖北省为例，探讨了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模式，主要包括：人口梯度转移型城镇化、产业融合型城镇化、交通辐射式城镇化和绿色保障型城镇化这三种类型。王朝阳（2014）利用SWOT软件对在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优劣势进行分析，提出加快河南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一是优化城乡结构体系，形成合理的城镇空间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承载力;三是理顺农民进城的渠道;四是统筹“三化”协调发展。

三是西部不发达地区。刘七军，李昭楠和刘自强（2014）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他们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化建设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剖析，提出了先行先试、破解制度“藩篱”、转变发展思路、优化空间布局、推动产城融合等路径措施。也有学者是在综合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如李晓曼、蒲晓刚（2014）通过比较2012年全国与东中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城市规模结构及2000～2012年西部与各省区城镇人口比重，指出西部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基于不同视角的路径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关涉“三农”、生态文明、城乡统筹等问题的城镇化建设，从不同的视角探析其推进路径，得出的结论亦有所差异。有学者侧重从城乡关系处理方面进行研究，如冯蕾（2013）基于统筹城乡的视角，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及文化发展三方面探索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在城乡经济发展上，农村要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小城市（镇）要发展与农村、大中城市互补的产业，大中城市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在社会事业方面，他分别针对农村转移人口和留守人口提出相应的措施，前者包括户籍改革、就业平等和社保对接，后者涵盖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及保障体系的统筹;关于文化发展，城镇要发挥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带动、反哺作用，农村要实现乡土文化与城镇文化的和谐共荣等。徐选国、杨君（2014）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从发展理念、发展目标、运作机制、实施路径和制度保障等五个维度推进，强调要注重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与公民权利均等化，差异性目标与同一性目标的整合性建构，政府、市场、社会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性、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思路并不断推进包容性取向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实践。王劭霞（2014）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新型城镇化路径探索的启示，她从生态位理论与经济发展因素、调整产业结构、新城镇化农业因素的结合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借鉴关系等方面论述了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思考，如刘旭（2013）从法治化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要通过城镇规划立法规范化、依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和创新、依法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实施城市管理治理的法治化和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等措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王超（2013）从系统关系的角度反思了我国城镇化问题，指出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必然选择，需从如下几方面努力：改革户籍制度;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走生态、环保、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处理好城镇化系统内外之间的关系。廖勇（2014）研究了文化视域下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提出要建设基于城镇文化内在机理传承的城镇化、基于人文关怀与和谐发展的城镇化和基于文化重塑与创新的城镇化。

以上学者关于新型城镇化路径的研究视角可概括为四种：“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这四者相互联系、密切相关，共同作用于学者们对新型城镇化路径的整体性思考。然而，在具体策略的制定中，不同的研究视角各有所重。“生态文明”注重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农业现代化”强调的是农业因素对城镇化的建设性，倡导走产业化、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城乡统筹”立足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与乡镇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区别于这三种研究视角，“以人为本”关注的不是具体问题的处理，而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理念和发展目标。

四、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述，有关新型城镇化路径的研究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全局性路径的设计、不同地域的路径探讨或某一视角的路径研究。从研究成果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囊括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更多的见于经济学或地理学，而交叉学科的研究相对较少。交叉学科、多重领域的综合研究往往能寻得新视角、新见解。本研究认为，从经济新常态视角出发，结合当前我国不同地域的发展战略对当地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是较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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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倪鹏飞.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J].江海学刊，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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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亚平，林小如.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模式探讨――以湖北省为例[J].城市规划，2013（07）.

[10] 王朝阳.基于SWOT分析的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以河南省为例[J].人民论坛，2014（23）.

[11] 刘七军，李昭楠，刘自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探讨――以宁夏为例[J].开发研究，2014（06）.

[12] 李晓曼，薄晓刚.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J].宏观经济管理，2014（01）.

[13] 冯蕾.统筹城乡视域下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J].理论与改革，2013（06）.

[14] 徐选国，杨君.人本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质、特征及其可能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15] 王劭霞.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J].兰台世界，2014（08）.

[16] 刘旭.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法治化路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7] 王超.城镇化战略转型：系统关系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J].前沿，2013（11）.

[18] 廖勇.文化视域下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初探[J].探索带， 2014（8）.

第8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衡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城镇化，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大量文献研究证明，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良性互动。山西省是我国重要资源区和能源基地，是国家全面建设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的重要改革区之一，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高度依赖资源，产业结构单一。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对提高山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与现实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其间也取得了丰富成果。1975年Ray.M.Northam分析了城镇化与人均收入的面板数据发现二者呈线性相关，这一论点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探究进入一个新的里程［1］。周一星(1997)通过对157个国家和地区1977年panel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均GDP与城镇化率具有高达90.8%的线性相关性，其中，不到13%的国家因自身原因，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相互推动作用不明显［2］。2000年弗农•霍德森通过对世界多个国家进行研究，指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高达85%［3］。从2011开始至今，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等众多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全国以及全国各省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上来，众多学者的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具有地区差异:一些地区二者之间相互推动，一些地区出现单向性的促进作用。但新型城镇化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创立的特有概念，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少，鉴于山西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其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契合呢?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系统的实证分析。

三、山西省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现状

虽然山西省经济始终保持着上涨的趋势，但近年来山西省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在2014年地区GDP仅增长了4.9%，较2013年的8.9%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近年来，煤价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格局“一煤独大”的山西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山西可以说“因煤而兴，因煤而困”。与此同时，山西省城镇化建设水平虽然也在逐年提高，但也出现了增长速度缓慢，质量较低等问题。如图1所示，2003—2015年，山西省地区GDP与城镇化建设水平均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地区GDP增速近几年放缓，城镇化水平增速始终较慢。

四、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采用单一指标法，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作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实际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选取了山西省1978—2015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于各年《山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避免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利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对新型城镇化率和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记为lnPUR和lnPGDP。

(二)平稳性检验

大多经济变量都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及不平稳性，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容易导致虚假回归现象，为避免该情况的发生，需要对原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此处选用ADF法对时间序列lnPGDP与lnPUR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1%置信水平下，ΔlnPGDP和ΔlnPUR(一阶差分的lnPGDP和lnPUR)的P值为0.0004和0.0026，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以，lnPGDP和ln-PUR是两组平稳的时间序列且两序列一阶单整。

(三)协整性检验

根据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时间序列lnPGDP和ln-PU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本文利用EG两步法对两组序列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更好地反映两组时间序列的短期动态关系，建立短期模型。

五、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理论，对山西省1978－2015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第一，长期均衡模型证明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长期协整，实际人均GDP关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的长期弹性系数为6.5134，说明山西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约6.5个百分点。第二，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短期新型城镇化波动的影响，二是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短期弹性为6.78，说明短期内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反映了对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如果经济增长短时间波动偏离了长期均衡，误差修正项将以(0.8392)的调整力度使变量由非均衡状态调整为均衡状态。从整个分析结果来看，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平稳的均衡关系，而且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如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实现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促进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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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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