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第2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第3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方法论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0）01－0111-04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Papers Research Methods

Jia ErpengYi Jingha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Henan, 450001）

Si Miaomiao（Library, Hu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uppor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ience research. S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hed in 11 library journal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method appli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survey analysis

CLC number： G25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1-0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研究是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活动，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工具和途径，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也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分离。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在继承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而进行融合与发展，形成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复杂，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既促进了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本文以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2006～2008年所刊载论文为数据源，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试图总结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使得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准确、充分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保障；另一方面，整个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对方法的研究不能偏废，方法研究是学科研究内容的一部分。［1 ］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刘迅先生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了《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文。紧接着乔好勤先生在该刊1983年第一期上刊登了《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2 ］运用统计方法对《图书馆学通讯》等三种专业刊物1980～198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层次说法，即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随后出现了有关图书馆学方法的大量学术论文，还有一些著作，如王崇德的《图书情报方法论》。［3 ］

从宏观上看，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基本得到认同。对一般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的探讨，也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是具体的技术层次，中间层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层次，最高层则是哲学层次。［4 ］图书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引进和移植相关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于图书馆研究，可分为：信息获取方法（主要指调查法、统计法、试验法和历史法等），信息加工方法（主要指老三论、新三论等）。［5 ］对图书馆学专门方法探讨的文章很多，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普遍认为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是典型的图书馆学专门方法。另外从研究的性质来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方法。随着对此研究的深入，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会不断地得到完善。

3数据来源

在数据收集中，笔者选取了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作为调查对象，具体统计了2006年~2008年间各期刊学术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情况。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小部分数据来源于各期刊主页。在数据统计中，去除了一些信息资料类文章，如征文通知、会议通知等（见表1）。

4数据统计分析

本文总共统计了8159篇学术论文，通过对所选的各篇学术论文，逐篇分析其篇名，个别文章查阅了摘要、正文等详细信息，根据各科学研究方法的含义，归纳每篇论文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方法归纳为15小类（见表2）。由于每篇文章采用方法很难准确判断，有的文章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所以从表2中可以看出，最后的论文合计总数（8273篇）大于调查的论文总数（8159篇）。在计算各类研究方法的论文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数时，是除以调查总数（8159篇），所以百分数之和是（101.3997%）而不是100%。

（1）理论分析法

运用理论分析法的主要是一些分析归纳与概念推理类研究，以及思辨类的学术论文。从表2中可以看出，采用理论分析法的学术论文共29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5.593%，理论分析法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研究方法的运用主要受到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影响，图书馆学从目前来看应该属于社会科学，而且人文色彩比较浓厚；我国图书馆界也有重理论的现象，这与国外主要以定量方法为主、重应用有很大不同。随着其它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加入，看问题的视角会有所变化，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会多样化。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由定性方法向定量研究过渡的过程，图书馆学科也要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

（2）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

在调查的学术论文中，运用操作实验法的共有830篇，占到总数的10.173%。这类论文主要研究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系统开发设计、数字图书馆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组织等。随着图书情报工作环境、研究对象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关于技术的内容会越来越多。

调查研究法是社会科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调查是获取原始数据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图书馆学研究中主要进行抽样调查，通过问卷、网络来收集数据资料。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一共745篇，占总数的9.131%，调查方法的运用在调查数据中占有很大一部分，说明研究更贴近实际问题。

（3）实例分析法、历史方法

实例分析法通常是以具体的实例来介绍经验或说明问题，论文中主要是以国内比较著名的大学或科研院所图书馆、国外有名的图书馆等为例子进行分析，对于其它图书馆的建设、信息资源开发服务起到了借鉴作用。

历史方法主要用于论述关于图书馆事业史、人物评价、文献学、目录学等内容的论文，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的期刊专门开辟了关于图书馆事业史、文献学的专栏，历史方法的论文在调查论文中占到了7.501%。

（4）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

系统方法主要是用系统的思想，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这种方法对我们认识研究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有的文章不能明显地看出是运用了系统方法，但是系统方法贯穿于观察问题的整个过程。管理学方法是将管理学的方法移植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中，图书馆在机构建设、运营方面都要运用到管理学的知识方法。

（5）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

数理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方法。采用数理方法的学术论文有3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726%。数学方法的运用，也说明图书馆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定量地揭示研究对象，随着本学科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方法将继续普遍化。

文献计量学方法是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文献量、作者数、词汇数等的定量化研究。调查的论文中运用此方法的占到3.199%，在调查论文中占到的比例比较低。文献计量学方法也应用于其它学科研究，从CNKI数据库中我们以“文献计量”为题名，可以粗略地检索到60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很多其它学科研究。

比较方法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相关事物或事物的各部分之间进行比较，揭示其共同点和差异点。

经济分析法是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当中，研究内容包括图书馆营销、资源共享效率评价、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的经费问题、资源服务的经营模式等等。

（6）控制论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

明显运用控制论方法的论文很少，调查中只有79篇。占到总数的0.968%。但是控制论的思想在很多论文中都有所体现。

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方法。在所调查的论文中，明确使用引文分析法的有23篇，占总数的0.282%。引文分析法作为图书情报学科的一种专门方法，运用也很广泛。在CNKI中用“引文分析”作为题名可以检索到1200多篇论文。

内容分析法产生于传播学领域，是一种客观的量化方法，是从大量样本进行特征识别的系统方法，具有统计性，是一种从公开资料中萃取情报的重要方法。因为它是新方法，统计中只有6篇。

（7）其它

其它中包括有专利分析方法、社会网络方法、SWOT分析法、法律分析方法、心理学方法、美学方法、传播学方法、医学理论方法等等。

5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5.1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根据表2数据，我们可将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定性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法、实例析法、历史方法、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控制论方法，百分比总共占到61.62%；第二类是定量方法，包括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百分比总共占到26.584%。从数量来看，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比起定性方法还很小，这是由于理论分析法的比例太大。对于图书馆学的科学研究，目前来看定性方法用的多一些。但对于具体问题，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特点，用哪种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理论分析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在学科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定性方法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撑，其理论分析就显得没有深度和广度。随着学科的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发展的趋势。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已经大量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等。定量方法的运用使研究更精细、更科学，站在定量的角度解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内在规律，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学科的发展。［6 ］

5.2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与网络信息、信息系统等有关的技术性研究论文数量会不断增多。在表2中，操作实验法所占比例为10.17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新技术的发展还为经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实现工具。［7 ］研究这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以网页形式的网络调查、用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软件（如QQ）的调查、［8 ］电子邮件调查等，这些都为更好地完成调查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搜索引擎的运用普及，搜索引擎的服务器记录和保存了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过程，这种数据称为使用记录（transaction log），使用记录分析（transaction log analysis）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另外，计算机还可以辅助研究者进行定性数据分析等。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产生了网络信息计量学方法，在引文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链接分析方法，这都是现代信息技术对研究方法的影响。

5.3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表2中的管理学方法、数理方法、经济学方法、内容分析法等都属于移植其它学科的方法，占10.85%。“其它”占7.185%。这些都说明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移植了许多其它学科的理论或方法。

在学科的发展中，一方面要具有从其它学科吸收养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能为其它学科提供养分。随着图书馆学科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者会大量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去移植新的研究方法，而要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本学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其融入本学科研究之中，通过适当的研究方法来为研究服务。

5.4实证方法的应用

调查研究法、实例分析法就属于实证性研究方法，从表2中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共占到17.061%。近些年来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实证研究（evident-based studies）方法，［9］它是在获取研究对象客观数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考察研究对象各有关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影响方式，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它是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的综合运用。实证研究通过实际数据分析，连接了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水平、学术地位的提升。

总之，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各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或者是有适用的条件。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将成为图书馆学方法的主流，新的方法与新的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应用。利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来探讨复杂的研究问题将会越来越多。所以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是多元化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体系应该是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与互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邓小昭.信息管理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33.

［2］乔好勤.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图书馆学通讯，1983，（1）：54-62.

［3］王崇德.图书情报方法论［J］.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4］杨建军.科学研究方法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1-24，395-409.

［5］罗方等.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及趋势［J］.图书馆建设，2006，（2）：19-20.

［6］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60-283.

［7］华薇娜．我国80年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状况的定量分析［J］．情报学报，1995，14（3）：218-225.

［8］金武刚等.图书馆员网络社区信息交流行为实证研究――“大旗底下”QQ群个案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5）.

第4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自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问世以来，以此为检索和评价工具，对我国经济学、管理学两大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文献计量的统计分析与评价，频频出现。但对两大学科体系的分支学科（子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客观的定量分析，非常少见。由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范围较广，且子学科间学科性质差异较大，各子学科在文献利用方面有其不同的特点[1]，因此，笔者认为，以子学科为单位分别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鉴于此，本文以会计学科①为研究对象,对具有代表性的76种CSSCI经济学和管理学来源期刊在2004—2008年间刊载的会计研究学术论文进行了一次系统搜集统计，用科学的量化指标对近五年来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的机构分布、作者分布、作者职称学历结构分布、合著论文与基金资助论文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分析梳理与揭示，以期为了解和掌握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现状提供第一手资料，从而为推动各机构的学术交流、人才引进、学科建设等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数据来源

（一）来源期刊与文献数据库的确定

严格说来，期刊的质量能反映所刊载的论文质量，而论文（数据源）的质量，又直接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通过反复比较国内几大引文数据库，最终确定以CSSCI2008-2009来源期刊[2]为样本，并参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2004-2006年各期刊在本学科领域影响因子的统计排序[3]，选定CSSCI管理学来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②25种、经济学来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50种和来源期刊《中国会计评论》，共计76种，作为本次检索统计的来源期刊。选择CSSCI数据库作为本次检索的文献数据源。

（二）数据的检索搜集与建库

由于会计学科与许多相邻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有时对某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所属的学科范畴，仅凭论文题名无法准确判断，所以，对文献的搜寻与甄别成了本文的重中之重。具体操作方法：首先，在CSSCI中，对来源期刊发表的“原发论文”（不包括短论、会议综述、非正式论文以及增刊论文，检索时间到2009年7月10日），根据题名海选一遍，保存相关的论文信息，内容包括：题名、作者、中文关键词、中文摘要、作者单位、基金项目、刊名、年、期，在Excel中，按内容项目建立文献数据结构表以便统计整理；对模棱两可、无法准确判断的论文题名，做上标识。第二，对有标识的论文题名，根据中文摘要，进行甄别、取舍。最后，在统计作者职称、学历信息时③，对照纸质期刊仔细地逐一核实，最终确定本文统计分析所需要的文献数据信息。

三、统计分析方法

目前，国内关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的外部特征的定量统计分析，包括发文量（或称产出量）和被引量两个指标，它反映了所研究对象的活跃程度和被认可程度，是衡量所研究对象科研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本文主要以发文量为切入点，基于定量化研究方法，利用Excel为数据统计工具，对76种来源期刊2004-2008年间发表的会计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分门别类，归类后再分类汇总、统计、排序，得出论文的作者机构分布、作者分布、作者职称学历结构、合著论文与基金资助论文分布，试图用科学的量化指标，客观地分析近五年来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的产出现状。

四、统计分析结果

（一）论文的作者机构分析

通过检索统计，76种来源期刊在2004-2008年间共刊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5279篇，各年度论文产出基本均衡、稳定（见表1)；按第一作者统计，共涉及485个机构。4912篇论文来自高校，占发文总量的93%；科研院所占1.14%；2.96%和2.9%的作者分别来自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各机构的发文情况，表2给出了在50篇以上的前27个机构的排名情况。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前27个机构中，除财政部外，其余都是高等院校。26所高校共3189篇，占发文总量的60.42%，其余众多高校占32.58%，高校间研究能力的差距一目了然。尤其是排在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不仅发文量占绝对优势，而且各年度的发文量非常均衡，这说明它们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力量和可持续发展性，是国内会计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和王牌军。由于期刊主办单位容易在自己主办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所以，为了更客观、更合理地反映机构的发文量，笔者特别对各机构2004—2008年间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最高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刊物《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以及会计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会计研究》上的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从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在这三种影响最大的刊物上发表会计论文较多的机构在会计研究领域的总发文量大多也处在前列。

（二）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的数量是衡量一个研究者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为了使统计数据趋于合理，本文对多作者合著的论文采取打折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参照多所重点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统计标准：二名作者的分值划分为0.6和0.4；三名作者为0.6、0.25、0.15；四名作者为0.6、0.2、0.1、0.1；署名在第四作者以后的均为0.1。表6给出了2004—2008年最多的前40名作者。这40名作者近五年来一直活跃在会计研究领域里，他们当中既有对会计研究一生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的学界大师、学术泰斗（如葛家澍、潘飞、盖地等），也有年轻的后起之秀（如李明辉、吴联生、雷光勇等）。深入研究样本资料可以发现，这些高产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线（如李明辉发表的论文始终以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研究为主线，葛家澍教授发表的论文始终以会计准则研究为主线）。

（三）作者职称、学历结构的统计分析

职称是衡量专业人员工作能力与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检索统计的论文作者中，具有正高级、副高级和中级职称的作者的数量，分别占发文总量的35%、26%和16%；博士研究生（含博士后、在职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发文量分别占65%和4%（见表7）。统计时发现，博士后和在职博士生、在职硕士生一般同时也注明了职称信息，这样就可以大致推算出论文作者的职称、学历结构比例为：高级（正、副高）∶中级∶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61∶16∶22∶1。可以看出，具有高级职称（正、副高）的作者是目前我国会计研究领域创作力量最强，论文成果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我国会计研究的主要力量。但也不可小视近40%具有中级职称的作者及博士研究生，他们大多为青年人，学历高、专业基础扎实，且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富于想象、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他们接受新事物快、吸收新知识、新信息、新方法主动性强，同时还有来自职称晋升、科研奖励等诸方面的压力将可能变成他们刻苦钻研的动力，推动他们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四）合著论文的统计分析期刊论文合著是科研合作成果推出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表8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论文独撰与论文合著的比例大约为40%︰60%，合著论文的比例明显高于独撰。从各年度数据来看，合著论文的数量和比例还在不断提高，而独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合作的规模来看，在被统计的3204篇合著论文中，2人合著的有2264篇，占总体的70.76%；3人合著的有800篇，占总体的24.97%；4人及以上的有140篇，占总体4.37%。主要还是以2-3人为主的小规模的合作形式，且呈增长趋势；而4人以上的合作偏少，各年度数量上略有起伏。

论文合著是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笔者在检索统计时就发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合著论文的作者中许多都是非会计学科的研究背景；第二，合著论文的作者类型多样化：有同一机构内同专业、不同研究方向合作的；有同一机构跨专业、跨学科合作的；还有不同机构间合作的；极少数国际间合作研究的，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一种科学研究的思路与模式。当然，从论文合著来研究科研合作，是基于理想化合著的假设，在实践中，可能还存在大量出于评聘职称等功利性目的的“挂名合著”现象，这里无法严格界定。（五）基金资助论文的统计分析基金资助论文是指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科研经费而产出的研究论文，它是科研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代表着某研究领域内新动向、新趋势，具有较大难度和较高水准，受到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与重视。本文研究基金论文数量，试图揭示会计研究过程中受到基金资助的情况，表9给出了2004—2008各年度受到各种基金资助的发文情况。从表中数据来看，基金资助的发文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增长幅度逐年加大，2008年基金发文量已占发文总量的55.94%，比2004年翻了一番。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会计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但不同类型基金的论文增长幅度有差别。从基金论文级别来看，受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部级、省（市）级和校院其他级，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论文数量远远多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相差4倍，这可能是由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项目的结项并未作严格要求，致使有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论文未标注基金来源，从而导致论文数量上的差距。此外，从表中数据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自科基金还是社科基金，重点（或重大）项目太少，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五、结论、启示与思考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数据分析，对近五年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现状可以作出以下结论，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与思考：

（一）简要结论

首先，在会计研究学术论文的产出机构中，高校占有绝对优势（占总发文量的93%）；且高校间研究能力差距悬殊，总体来讲，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准强于财经类大学；此外，会计实务界的研究力量太显薄弱（不到3%）。其次，在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的高产作者中，大多出自研究实力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团队里；深入观察样本资料还可以发现，他们都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线；高级职称（正、副高）的作者是论文成果最多的一个群体（占总量的61%），其次是中级和博士研究生（占38%）。最后，基金论文与合著论文在数量和比例上皆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两者成正比关系；合著论文的合作规模主要是以2-3人为主的小规模合作，且合作形式多样化；基金资助的论文中，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基金，自科基金论文数量远远多于社科基金，但重点（或重大）项目太少，尤其是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二）启示与思考

第一，会计专业设置较久、会计专业教育层次齐全（学士、硕士、博士）的老牌财经类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例外），其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应尽量避免“近亲繁殖”、“几代同堂”[5]的现象。

第二，会计实务界的研究力量太显薄弱（不到3%），值得重视！任何理论研究都不能脱离实践，否则很容易陷理论研究于“隔靴搔痒”的境地，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会计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为数不少的会计实务界的会计学专业的硕士甚至博士，他们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也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还有来自实践的第一手材料和切身的感受，应该比远离会计实践的高校研究者更容易出成果。同时，会计研究者也不能始终禁锢在书斋里，为研究而研究，应该深入到企业，就像教师深入到课堂中一样，这样会发现有更多的课题需要去研究，其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对实务界和政策制定者有价值。

第5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文教学；散文；跨艺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

一、散文的特点

好的文章可以给人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历其事、如感其情的感受。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文章的作者就需要借助语言为媒介，将抽象的语言形象化。这就是将无形的有形化，将静止的动态化，将单调的多样化，将繁复的简洁化，化板滞为生动，化平淡为神奇，化平面为立体的过程。

对于散文来说，其表现的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差别就是散文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质。从本质上看，散文的文学语言其实就是一种感觉语言和情感语言。也有人说，散文在其字里行间透漏出神秘而鲜明的艺术特征。这主要是因为散文作品的生成、转化以及表述过程属于作家主体的感觉外化的一个过程，是把作家心里的混沌之物进行符号化的一个过程。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学和艺术是分不开的，因此对文学作品跨艺术的研究比较多。

散文同一切形式的文学作品实际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定的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成熟的作家，其艺术风格会从他对客观社会生活的描述中体现出来，很多作者的生活体验都会从其作品的结构、语言、情感以及写作技巧上体现出来。朱自清的散文不论是写景、状物、叙事、议论，还是作品的结构、情感、语言，都烙上鲜明的艺术特色和跨艺术特点。其散文构思漂亮精美，结构严整缜密，情感真挚委婉，语言朴素清新。

二、语文教学中的散文艺术研究

1.散文的音乐之美

音乐也好，诗歌散文也好，都是需要具备节奏生动、整齐之美的。清人刘大曾经这样说过：“文章最要节奏，譬之管丝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对于散文来说，“希声”就是乐声中的“至微之声”，这也经常用以比喻文章的节奏。如“疏疏的林，淡淡的月”“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等，都无不表现出了平仄的相同和相对，同时这样手法的应用好像是顺手拈来的，朗朗上口，趣味无穷。

2.散文的画面美

画面的描写，需要将画面突出出来，更要做到情景交融。朱自清很像一个善调丹青的能手，采用了大量的比喻、拟人、联想等多种手法，把自己倾慕、欢愉、神往的感情融汇在文章之中。比如，朱自清在描写梅雨潭的时候，“惊诧”于梅雨潭的绿，写出了对岩石作急剧撞击的充满着强劲生命力的瀑布的陶醉，梅雨潭的绿如同向自己襟怀送进了春天的温暖，激荡了感情的波涛。这囿于一乱死水般生活中的作者，他是多么酷爱着绿色的自然。

三、散文的艺术教学

1. 散文的阅读教学艺术

散文的阅读教学十分重要，而在这个过程中去品味艺术层面的东西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学习散文的过程中，通过阅读，能够发现散文字里行间所蕴含的艺术美。阅读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教师的领读、学生的齐读、分段阅读等。通过阅读也能让学生进一步熟悉课文，对重点语句进行理解和分析，对文章思想感情产生整体认知。

2.散文的语句分析艺术

在语文教学中针对重点的语句、词汇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将这些重点的语句、词汇先批注出来。然后以板书的形式展现，通过对具体的词句进行分析，让学生试图用这些词句去创作相应的语句，从而培养学生创造艺术美的能力。

总体来看，语文教学中重点突出散文的艺术特点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实际教学中，不能将散文的讲授和学习归于一般的课文的阅读理解，要以散文的讲解、阅读为契机，将散文所涵盖的音乐之美、画面之美体现出来，让学生受到艺术熏陶。

参考文献：

[1]曹毅梅.简论朱自清散文的艺术风格[J].殷都学刊，2005，（4）：96-98.

[2]刘继权.朱自清散文的艺术及文化意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

[3]蒋德均.散文语言的艺术美[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

第6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翻译文学理论；建构过程；理论学术

一、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形态

1.文学翻译初探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呈现出三种形态。文学翻译初探是其中最基本的形态之一，它主要包括对古今中外大量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尝试构建相关的理论体系，并归纳翻译现象的变化规律与适用规则。同一时期，我国翻译界也出现了大量以探讨文学翻译理论为主题的学科著作，但目前对理论结构的建立与发展还未形成统一、规范的认识。并且大部分研究文学翻译理论的学者没有将文学翻译作为单独的研究目标，造成了对彼时文学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忽视。

2.文学翻译动态实践过程

在该形态中，把文学翻译与包含在翻译学中的翻译文学区分开，使其独立于翻译学，形成新的领域。此领域中，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变化的实践过程，其重点在于研究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该形态主要研究翻译的实际技巧与应用。例如，在文学作品翻译之前，翻译人员应该对作品的基本信息有一定的了解，如背景、时间以及结构等，从而为翻译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然后加强对作品的表达与理解，避免词不达意的现象。

3.文学文本研究

在第三种形态中，学者们逐渐将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区分开来。他们强调文学翻译是一次实现转化的翻译过程，包含中外文互译。而翻译文学以翻译作品为研究主体，对译作进行研究。文本研究并不是特别看重翻译的实践应用，而是重视理论本身的研究与论述。我国第一个对翻译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谢天振教授，他对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的概念进行了相关区分，这对明确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范围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完善了我国翻译文学的理论结构。

二、翻译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主要策略

1.整理已存本体理论

在我国的翻译史上，许多翻译家都对翻译文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其一般都局限于翻译文学的实践方面，而且较为零散，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零散的理论与观点进行必要的整理与总结，然后根据我国翻译文学的实际情况进行完善，从而建立完整、系统的翻译理论框架。总而言之，前期整理已存本体理论的工作对翻译理论框架的建立非常重要。

2.构建科学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的构建能够为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依据。只有具有完善的框架结构，我国的翻译文学理论才能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目前，我国翻译文学的理论结构建设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首先，我国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如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一些翻译家提出的翻译原则及规律总结；其次，“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都能为理论结构的建立提供一定的依据；最后，理论结构的建立需要具有逻辑性与实践性。我们可以借助当下的翻译实践著作，分析、研究并进行梳理，提出新的观点，完善已有理论，推动我国翻译文学理论的发展。

3.选择合适的翻译方式

在不同时期，翻译方法也大不相同，这使翻译作品呈现不同的特点。例如，在晚清时期，人们对国外文学的阅读需求主要是学习其先进思想，因此翻译更倾向于功能化；而当前对于散文的翻译则更注重语言的美感。不同的作品对翻译方法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因此，翻译人员应该在尊重原著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翻译。翻译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的最终效果。研究人员应该加强对翻译方法的分析，明_每种方法的要求与标准，构建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

三、结论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理论结构的建立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构建系统的翻译理论结构，为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框架依据，实现我国翻译文学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研究性学习，网络技术都是教育科研领域两个崭新的课题，探究二者在特定学科教学中的关系，对于更好的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素质教育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1.1国家教育行政强制力与政策指导为开展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提供有力保障。2000年1月国家教育部决定，研究性学习成为《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中综合实践活动板块的一项重要内容，列为必修课，教育部还专门印发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施行）》，要求各学校从2001年9月开始实施，对设置研究性学习的目的，研究性学习的目标、特点，学习内容的选择与设计，实施、评价、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1.2网络技术为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和丰富的教育资源许多地区在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教育资源的匮乏显得尤为突出。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核心与主导，在应用教学中具有如下特点：①集约化的丰富资源。包括信息资源和智慧资源，是课程实施的坚实基础。②网络资源具有共享性、大量性和广泛传播性的特点。③网络为学生的合作学习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④网络化学习的特点。网络化学习具有图文、音频并茂的丰富多彩的人机界面；网络能为学生提供符合人类联想思维与记忆特点的、以超文本结构组织的大规模知识库与信息库，学生可以查阅和访问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多种信息源，必要时可以从该信息源复制、下载所需的软件和资料。

1.3以网络技术与研究性学习的整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传统教学中，教科书和教师的教案成为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主要来源、途径，依据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这种建立在“以教师为中心”靠灌输传授的教学模式中，学习的过程被理解为被动的接受外界刺激的过程。这种教学、学习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却又存在严重的弊病：忽视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学生处于被动的知识接受器的地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被完全忽略，甚至被压抑。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学生自主性、探索性为基础的新的学习方式，它注重学生动手实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教与学的传统方式的改变，师生共同建立起平等、民主、和谐的、教学相长教学环境，有效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无论是研究性学习，还是网络技术教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教学、学习主体（学生、教师）的主体性、主动性，崇尚学习过程的自主、创造。

2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整合的探讨

21世纪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纪，以网络技术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技术，为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教育工作者以新的挑战；如何适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另一方面，全国上下兴起以改革课程为中心的基础教育改革方兴未艾。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已经续渐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教育的研究热点。传统的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只注重确定知识传授，“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培养的学生是一种继承型、“知识”型人才，而非创造型、实践型人才。

2.1我国传统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现代教育的悖向性。思想政治课的内容，体现了国家、社会对学生个体的发展需要，从学生能否有效地接受思想政治课的内容、理解国家社会对自己的德育要求的角度来看，必须强调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即应当充分重视学生人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充分考虑学生今天能否适应社会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全球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至今，各国教育改革此起彼伏，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更是层出不穷，改革的焦点集中在课程的更新上。在全球出现“教育战略热”和以“新国民精神”为主的新教育理念浪潮的大环境，我国教育以服务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为根本目标，教育改革和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从传统教育走向现代创新教育，从产学研分离走向产学研一体化，从学历型社会走向学习型社会，从教育国家化走向教育国际化，从封闭教育手段走向教育信息化，从教师的知识传承走向引导创新，从办学体制单一走向多元化，从集中统一模式走向非均衡发展模式。在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改进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理念，让学生适应以新科技革命为主导的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来临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2.2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的整合与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一致。①实施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符合思想政治课的时代性。在各门学科中，思想政治课与社会变革的联系最为紧密，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随时关注时事、政治理论的新动向，研究性学习主张探究社会生活，能迅速而直接地直接了解社会、生活的变化，学习的过程和终结又能把研究性的成果得以展现和评价，保证学习内容的更新，时代性得以体现。而网络技术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网络巨大的信息量，使网络技术教学能在巨大信息量的前提下开展学习活动，网络的同步新闻、滚动信息保证了学习者涉足知识的时效性。②实施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符合思想政治课开放性的要求。一方面，当代学生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较多地接触日新月异的现实收获和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德育教学注重培养完善人格，发展个性，而德育教学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和基本点。

2.3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在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具体运用

2.3.1基于网络技术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中学思想政治课实施过程。根据研究性学习特点与网络技术教学的要求，基于网络技术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实施的流程可以分为：研读（初学）教材——确立课题——制定方案——指导并开展研究——成果表述与评价，共五个阶段，具体实施简单介绍如下：

研究教材。这是学习的起点和基础，它决定着以后学习开展的内容、手段、过程，甚至最终的成果表述。按照经验，研读（初学）教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朗诵、表演、图片展示、“修改”教材等形式进行。通过研读教材，使学生对教材对所需要再深入学习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同时也能明确教材中的难点和疑点，从而研究课题奠定学习基础。

确立课题。选择课题应当以课本知识为依托，关注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趋势与走向。一般说来，不同的学习内容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手段，确定课题可以教师选题，学生选题等形式进行。

制定方案。在确定研究学习课题之后，学生依据分组，各个课题小组结合自己的课题构思、目的、目标等，查询资料、调查访问，确定自己课题小组的具体研究内容，写出课题研究方案，教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应当及时给予必要的指导，在此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各课题小组子课题的研究方案，以便进行课题的开题论证与评审。

指导并开展研究。在前面的几个准备环节之后，便进入了研究性学习的实质阶段，既开展学习活动。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常用的研究方法，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文献法、调查法、咨询法等，以网络技术为主要手段，开展学习。其次，要求学生制定一个学生目标，学生就可以上述目标和方案进行自主研究学习。在获取所需的信息之后，要对已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综合。

成果表述与评价。这是整个研究性学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交流研讨分享成果。在交流、研讨的过程中，学生的认识水平会因此而得到提高。

2.3.2基于网络技术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整合实例。研究性学习与网络技术教学的学习形式不仅是开放的，而且还是多种多样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最好是由学生从显示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课题，教师可以指导，也可以推荐课题，凡是与思想政治课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大胆地运用两项教学技术，发挥学生主动性，实施研究性与网络技术教学。

参考文献:

[1]秦炜炜.《国际教育技术学家对教育技术学的认识与看法》.[论文编号]1009-8097(2007)10-0008—04.

[2]包训成.《信息化环境中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培养模式探讨》.[论文编号]1009-8097(2007)10-0037-03.

第8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就开展关于新课标下信息技术教与学研究得到了几点启示，旨在探讨我们信息技术教师在新课标下开展教学所面临的任务，加强建构信息技术教师的素养体系，在提高信息技术的教学质量等方面做出一些努力。

AbstractThepaperisonthepurposesofdiscussingthetaskthatwefacedintheteachingunderthedevelopmentofnewcurriculumstadndard,strengtheningaccomplishmentsystemofconstructinginfotechnologyfortheteachers.

Keywordsknowledgebalance;discrepancyequation;multipleevaluation

信息技术课程已经成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它所承担的任务正在从单纯的技能训练走向信息素养的培养，其内涵越来越丰富，价值越来越重要。在此背景下，自2005年10月，我们成立《基于新课程标准下的信息技术的教与学》课题专项研究小组，开展了新课标下信息技术教与学的研究，寻找在新课标下适合信息技术教与学的新途经，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更新观念，正确定位

在观念上不少人认为，计算机教育等同于信息技术教育，学校信息技术教师的任务仅仅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和操作更多的命令，简单地停留在技术层面上。

随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进程，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信息技术教育与计算机教育之间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但计算机教育不等于信息技术教育。教育部于2000年11月颁发了《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将原有的“计算机课”改为“信息技术课”，计算机教育开始真正走向信息技术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兼有基础文化课程、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点，也兼有学科课程、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特点[1]。信息技术课程实施过程中，不但打破只讲计算机的“学科”知识的“学科本位”的思想，而且克服了单纯学习技术的观念。在大众信息技术映射下的信息技术教育，不再仅仅是技术教育，应上升为关于“文化”素养要求的教育，“技术是形，文化是神”，对课程的认识需提升到文化教育的层面，明确社会信息文化对信息技术课程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从而还原教育或课程培养人的本体价值，彰显课程的文化教育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信息技术教师应正确理解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特点，将其定位于文化教育层面，在开展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冲出简单技能训练的藩篱，以技术或技能为基础，关注技术思想与方法，关注利用技术解决问题，关注技术应用中的情感态度问题等。

2转变角色，明确任务

目前，信息技术教师是学校的“特殊”角色，他们不得不承担“分外”之事。把信息技术教师当作专职技术人员用，硬到校园网站、学校机器资源管理维护，软到编写软件、制作课件无一不希望其手到擒来，信息技术教师在多重任务下，不得不拿出本应钻研教学，看书备课的时间,忙于研究网络，开发软件。这样，信息技术教学效果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新课程要求信息技术教师必须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广泛的积累，刻苦的钻研，全面的了解，对教学步骤进行周密的安排，对教法和学法进行认真的探讨，信息技术教师既是信息技术设备的维护者、信息技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又是设备使用的研究者，他们应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2]。新一轮基础课程改革赋予信息技术教师新的角色、新的地位，信息技术教师需主动转变观念，适应新课改的需要，明确信息技术在新课标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

我们认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目标应当考虑3个方面：（1）知识目标：通过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信息技术基本知识，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了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2）技能目标：通过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应用信息、传输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对其他课程进行学习和探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简单地说，高中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达到多方面素质的共同提高。激发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地、有兴趣地学习、使学生接受多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知识、技能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

3寻求平衡，因材施教

信息技术课本身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包含的知识广阔且更新很快。目前，很多学生家里都购置了电脑，他们从报纸、电视、互联网等许多途径都能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学生在这方面知识水平的参差不齐就成了信息技术老师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信息技术教学中，信息技术教师应寻求两种平衡：

一是知识平衡，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内容是由计算机基础知识、算法与程序设计、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的谱系。信息技术作为一门课程，目标是使所有的学生对这一个谱系有全域的了解，对信息技术产生一个整体认识，而不只是对个别的知识点或操作技巧的掌握。

二是差异平衡，由于学生的知识基础、智力结构、个性偏向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在信息技术课程中表现出来。这种差异会表现在对这一谱系中的某些不同点的天赋。因此，信息技术教师需要在共性和个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对这个谱系中的每一个分支开展不同方式的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对于我们目前的大班级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要随时了解和记住每一个学生的背景信息和学习情况，是不现实的，所以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设置了在线个别辅导栏目，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供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功能，教师通过查看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学习历史记录、学习活动记录、学习成绩记录等，对学生进行诊断和了解，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后，可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或提供针对性的辅导，更加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4注重过程，多元评价

评价是教育教学领域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有教学开始，就有了评价。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评价是整个教学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评价理念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要求“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既是最新评价理念的准确体现，又贴合我国教育评价的改革实际。

信息技术课程评价要遵循新课程改革所坚持的基本理念，针对本身特点实施评价。在过去的教育实践中最常用的是总结性评价，主要是对学生前一段时间的学习结果的评价，以确定他们已经具有的能力和水平的层次，因此通过这种评价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时间点上的学生情况，而学生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不单是静态的评价。此外，对于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判断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总结性评价所能把握的仅仅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学生的信息能力的情况以及在能力表达中所间接反映出的情感态度方面的情况[3]。再加上新课程所倡导的“关注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的发展”学生评价新理念，强调注重过程，因此，过程性评价的理念逐渐广泛地应用于教学。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以过程性评价为主，自评和互评等方式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的试题资源库、自动/手动组卷机制、作业催交、系统统计分析等来完成。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进展抽取试题资源库中的一些试题资源组成试卷，作为学生巩固和复习课程内容的作业或自测，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布置一些开放性的试题作为考试内容。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数字化学习有利于考试测评的开展，教师平时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给学生提供一些自测题或者作业题，用来给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由于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实现自测题和作业的自动批改，这使得教师无需投入很大的精力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不仅仅是通过学期末的一次考试对学生进行总结性评价。互评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自己的作品于网上，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评价。给出一些好的建议，从而使作品更加完善，以达到提高学生技能的目的。

教师和学生通过多种方式的交流有利于教师多方面地了解学生，对学生进行多元的评价，引导学生健康发展。

总之，新课标下开展信息技术教与学研究是信息技术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以上是我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几点感悟，旨在探讨我们信息技术教师在新课标下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加强建构信息技术教师的素养体系，在提高信息技术的教学质量等方面做出一些努力。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立足现实，认真分析和研究好教材和学生，创造性地搞好信息技术课的教学，在下阶段的工作中采取相应措施，力争将我校的信息技术教学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为加快实现教育信息化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第9篇：学术研究论文范文

在十余年的数控技术教学实践中，作者以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化为契机，在传授数控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学生能力发展的数控技术实践性教学模式。

2.1实践性教学方法的提出

《数控技术》是比较偏重实践性的课程，特别是一些相关的程序、概念，比较抽象，学生不容易理解，听起来比较枯燥，学生兴趣不是很高。在教学中加强课程与专业的联系、课程与实际应用的联系，开展实践性教学改革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笔者认为，运用现代教学理论，积极探索实践性教学模式，切实提高应用性学科教学质量，是《数控技术》教学改革的一种有效尝试。

2.2实践性教学的指导思想

“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学习、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活动经验。”这是开展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的指导思想。

2.3实践性教学三法

授课过程中，除了讲解、提问和答疑等常用的方法外，笔者结合《数控技术》课程本身的特点，探索并完善了以案例式教学法、探讨式教学法和现场式教学法为代表的实践性教学三法。

2.3.1案例式教学法

案例式教学法主要是通过列举实例，提高学生临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情境进行思考的一种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像一个真正的老师那样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综合的观点来审视教育现象，案例答案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学生面对教学实践中的不可预期性问题的应对策略和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案例演示，学生不仅接触到各种社会现象，而且这些针对性的演练对于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在经济的大舞台上施展才华无疑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

本文介绍在《数控技术》授课过程中，案例教学法的一个典型应用。如图1所示的切削零件，通过示例，介绍数控编程的基本方法。用螺纹切削复合循环G76指令编程，加工螺纹为M60×2，工件尺寸见图，其中括弧内尺寸根据标准得到。

%2451

N1T0101（换一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2G00X100Z100（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3M03S400（主轴以400r/min正转）

N4G00X90Z4（到简单循环起点位置）

N5G80X61.125Z-30I-0.94F80（加工锥螺纹外表面）

N6G00X100Z100M05（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7T0202（换二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8M03S300（主轴以300r/min正转）

N9G00X90Z4（到螺纹循环起点位置）

N10G76C2R-3E2A60X58.15Z-24I-0.94K1.299U0.1V0.1Q0.4F2

N11G00X100Z100（返回程序起点位置或换刀点位置）

N12M05（主轴停）

N13M30（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2.3.2探讨式教学法

探讨式教学法的实质，首先就在于它不仅是“教”或“学”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全体参与的过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他们参与到你的整个教学中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其次，教学的本质是一种师生交往、交流、互动、对话的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老师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出现在学生面前，应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促进者，而不是教材的代言人。所以教师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设计适当的问题，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教学效果。

《数控技术》这门课知识点多，相辅相成，完成一个项目需要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编程学习阶段，可以把学生分为几个学习小组，共同完成。实践的结果表明，在互相讨论又各有其责的学习氛围中，对知识的提高与巩固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例如，在讲授绝对坐标编程和增量坐标编程两种编程方法之前，通过学生讨论，预测出其不同的用法，在这个预测和探讨的过程中，学生已经对两种编程方法的不同有了初步认识。此时讲授起来，学生易于接受，学习的积极性也高。

方法一：用绝对坐标编程

N001G92X0Y18LF

N002G90G02X18Y0R18

F100S300M03LF

N003G03X68Y0R25LF

N004G02X88Y20R-20M02LF

方法二：用增量坐标编程

N001G91G02X18Y-18R18

F100S300M03LF

N002G03X50Y0R25LF

N003G02X20Y20R-20M02LF

2.3.3现场式教学法

因数控技术本身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大现场式教学力度，突出技术的应用性，并要强调教学内容的可操作性。

对于机床操作教学，应尽可能地让学生多摸、多动机床，尤其是手动(JOG、ING)工作方式，对于缺乏实际经验的学生来说，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便于控制手动的安全性。

数控编程是数控机床学习的重点，在了解数控手工编程指令的基础上，可由教师指导学生装夹工作，指明欲加工的内容和将要使用的刀具，用单步运行的方式逐段运行程序，边运靠边讲解，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3.1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

首先，学生应转变被动的学习观念，树立自主学习的理念，增强主体意识和自我建构意识，主动参与教学、积极思考、大胆探究。其次，要加强合作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学生之间应建立良好的学习合作关系，沟通交流，共同探究。

3.2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

教师本人要具备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基本能力，而且教师必须站在知识的前沿，用自身的创新成果不断丰富和补充教学内容。教师还应提高教学的专业化程度，组织好研究性课程。

3.3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

实践性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是开放的，因此优质的网络教学资源是实施研究性教学的重要保障。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应保证内容丰富、开放和动态，以提供研究性教学需要的资料和信息。教学网站中应当构建一个开放、互动的教学平台，并创建各种虚拟的研究环境，为学生参与和自主开展课题研究创造条件。

3.4数控仿真实践教学

由于数控设备投资较大，并且操作过程具有较大的危险性，通过引入数控仿真教学，使学生在机房能够模拟数控机床加工工件，并且基本上与实践加工现场相似，这既能节约数控实践教学的成本，又满足了大量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需求。具体教学过程：运用CAXA、SolidEdge、MASTERCAM等三维软件进行零件建模，并自动生成刀具轨迹和NC代码(或者根据图纸手工编程)后在南京宇航、VNUC仿真软件上进行仿真加工，以验证程序是否正确，同时又能熟悉机床操作面板各个按键的作用；此仿真实践教学过程既体现先进制造技术内涵，又充分培养学生设计、分析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4结束语

作者主要从事数控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并主持相关科研活动。多年来，通过实践总结，摸索出实践性教学模式在数控技术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性的教学模式，教师应根据课堂教学的学习内容，创设教学情境，提供必要的学习材料，让课堂充满研讨、探究、思考的气氛。在实践活动中，让学生享受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的体验感受和乐趣。培养学生灵活运用、解决实际问题、大胆创新等综合能力。2004年，作者获新疆大学《数控技术》讲课比赛一等奖，《数控技术》课被评为新疆大学精品课程，并于2006年申报自治区精品课程，这是实践性教学模式在数控教学领域成功的一个例子。

参考文献：

[1]赵庆聪，张键，陈元凤.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实践性教学方法研究[J].科技信息，2007，(35)：224.

[2]秦曼华.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实训课程的教学研究与实践[J].天津职业大学学报，13，(4)：22.

[3]郑洁.《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探索[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9，(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