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科幻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新科幻：你好，刘洋。《时振》是你的作品在我们杂志的初次亮相，在读者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且得到诸多名家的首肯。今年你又为大家带来《重力虫》，借此文发表之际，我希望能将你介绍给读者。如果让你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你会选择哪几个？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

刘洋：三个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偏执”、“文艺”、“懒散”。生活中，有时候我会有一些特殊的偏执，比如笔应该放哪里，程序今天要写到哪个阶段，但是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我都非常懒散，偶尔愣神发呆，或者天马行空地想象一些好玩的设定。

新科幻：重力虫其实只是文中人们对于失重原因的一种猜想，这个猜想很大胆，也有些离奇，而且在文中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这一科幻点让我不禁想起了地球大炮。不知道你是受什么启发写下这个故事的，或者说这篇文章的创作缘起是什么？

刘洋： 失重这个意象很早就在我的脑海里酝酿，我也一直想写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事。刚开始我想设定一个吞噬重力的生物，它一点一点地吞噬掉地球上的所有重力。这期间，月球没有了地球的束缚，飞离了地球。然后这些虫子飞到了太阳里，把太阳的重力也吞噬掉，所以最后整个太阳系都解体了。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故事更接近神话，逻辑上也有太多的漏洞，最终放弃了这个思路。所以最后的文本就像现在这样，让重力虫成为人们臆想中的存在。

新科幻：关于失重的原因，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留下一个开放的结尾。这样写是你刻意安排还是觉得目前还没想好一个最佳的解释？这个结尾想向读者传递什么？同时，故事结尾的氛围不再绝望，失重的地球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你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已经习惯了重力的人类真的能如你所想，把失重的灾难变为新的有趣生活的开始吗？

刘洋：在这篇小说里我尝试着探讨了一下关于科学态度的问题。对于一个未知的事物，特别是在当前的科学还无法解释的时候，人们会如何来面对它。提出一个理论（或者说假设）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样的理论可以有很多，但这其实只是科学发展的第一步，随后我们要对它们进行仔细地检验，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百年甚至更久。现有的科学理论中，这样的假设是非常多的，而且大部分并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所以我想，给出几个可能的解释，但并不断言哪个是正确的，这也正是科学的态度。同时，开放的结局也会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至于人类是否能在失重的地球上继续生存，我的看法是乐观的。这期间混乱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人类会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产生新形态的文明。这也是一个契机——从某种意义上看，被束缚在地面上的人类形成的文明是二维的，而失重后重新形成的文明将是崭新的三维文明。

新科幻：我曾经请几位比较资深的科幻迷试读过这篇文章，他们对作品的评价惊人的一致：很独特、很有深意，但其中的情节设置比较戏谑、有几处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有些幻迷认为，文章中膜的设定太不现实，因为它难以承载压力载荷，在那么大范围内兜住空气和其他内部向外逃逸的东西，以及还要应付外太空的小颗粒陨石等等；完全失重即使是短短一瞬间，也会造成地狱般的后果，大地撕裂、所有建筑横空乱飞、地下水和熔岩乱喷之类……长时间的失重后果更加严重，会造成人类生存的极大困难。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对这些问题做过严谨的推敲吗？

刘洋：当然，失重的后果绝对会比我描写得更严重，但短时间的失重应该也不至于让情形太坏。膜的作用只是为了阻止空气流失，至于全球失重后，更多物质的逃逸（比如大量的水分），则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才行。写作的时候为了避免冗长的技术性说明，我对这些情况作了简化处理。

新科幻：你希望这篇文章最能打动读者的是哪些元素？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写文章最大的优势和擅长的部分在哪里？比如说专业、过硬的文笔等等……

刘洋：我只希望读者看过故事之后，觉得好玩就行了。当然，科幻小说也可以承载更多的东西，但我对这篇小说并没有太高的要求。让小说有趣一点，读者才可以顺利读下去。老实说，写科幻小说的时候，专业知识对我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我觉得我的优势应该是作为理科生的思维方式吧。

新科幻：在与你的交谈中我得知，你本科毕业后曾经还在海南教过两年的高中物理，然后才又去考的研究生。在教学中你将科幻作品引入课堂的做法让我由衷地佩服。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科幻作品引入教学中的？你觉得这种方式值得推广吗？

刘洋：很多科幻作品中的科技都和中学物理的教学点有交集。特别是早期的一些科幻作品，其实是因为科普的价值而存在的。我特别喜欢在课堂中引用刘慈欣的作品，比如在讲解万有引力定律和重力时引用《地球大炮》中大隧道的设定；讲解动量守恒的时候引用《流浪地球》的设定等等。引入的方式通常是先让学生阅读一部分文本材料，比如读一段《流浪地球》的片段，然后和学生讨论喷射工质的速度和质量与地球的速度的关系，如何才能够让地球达到逃逸速度等等。通过这样的讨论，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动量的概念，学会使用动量守恒定律来进行计算。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做法效果不是很好，相反，还可能因为其他的因素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但是这样的讨论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非常有好处的。

新科幻：如果让你给高中生推荐科幻作品，你会推荐什么类型或者哪位作家的作品？女生喜欢科幻的人相对较少，如果你想把她们带入这个神奇的世界的话，会给她们推荐什么类型的科幻小说？

刘洋：我觉得高中生可以多看一些威尔斯的作品。他的短篇作品涉及到了当时的很多顶尖科技，有趣的是，这些正好是现代中学物理和化学中的学习难点。另外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和阿瑟·克拉克的《拉玛》系列都是科幻迷的必读书目。至于女生，可以看一些有趣的软科幻作品作为入门书籍，比如《银河系漫游指南》。

新科幻：据我们所知，你也是个原教旨主义科幻迷，四年级就开始读科幻作品，一直到现在。你觉得这么多年读科幻作品，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洋： 科幻小说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物理系。小学的时候受哥哥的影响开始看科幻，那时候看的科幻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塔下的小镇》，直到现在还很喜欢这篇小说。这么多年，我也看到了中国科幻的逐渐成熟。我觉得科幻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了在平凡世界的背后，隐藏着的另一个美妙的宇宙。

新科幻：其实大部分中国读者分不清科幻小说与奇幻、玄幻小说的区别，或者一说起科幻就会联想到飞碟、外星人等固化印象，作为骨灰级幻迷，你能否就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做出自己的定义或描述？

刘洋：其实现在的科幻小说和奇幻、玄幻小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作品都处于一种灰色地带，无法确切地说它是科幻还是奇幻。很多奇幻作品中也会出现科幻的元素。我对于科幻这一文类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其对违反现有科学理论的现象，是否有逻辑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说，科幻小说也可以写魔法和异兽，但是要对于其作用原理作出合理的解释，不管这种解释是基于当前科技或是存在于作者想象中的科学理论。很多人印象中的科幻小说的狭隘形象，可能是一些流行的庸俗科幻小说所造成的。其实从威尔斯起，到后面的黄金时期和新浪潮，每一个阶段的科幻小说都具有非常广阔的涵盖对象。我相信，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科幻小说也会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地。

新科幻：近来吴岩老师在豆瓣小组中一直强调：“科幻不只是在谈科学、科普，这其实是有关创意的一个领域，从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如何改变生活。通过科幻，我们可以给孩子的生活和思路多打开几道门，而目前来看，孩子们所获取的知识往往关闭了一些门，只冲着高考这一道门。”结合你自己的教书经历，你觉得应该怎么用科幻的方式来启发孩子们呢？

刘洋：是的，创意是科幻的核心。一个好的点子不仅可以成就一部好的科幻小说，甚至可以影响科学的进展，进而改变世界（比如克拉克的人造卫星）。我认为创意应该是科学教育的一个关键点，而这也是现在中国的科学教育中一个最缺乏的地方。科幻是启发学生创新意识的一个契机。据我所知，吴岩老师的“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做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我教书的时间很短，这方面也只做了一些初步探索，不敢说有什么经验，但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尝试。

新科幻：近日有一个话题被幻迷吵得很热，我也特别想听听你的想法。“如果你是编剧，你会怎么改编《乡村教师》？”

刘洋： 《乡村教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短篇，但是如果要改编成电影，应该要加入很多新的情节和设定，要不然故事就显得太单薄了。也许可以这样改编：故事的一开始是银河系大战的场面，一段特效镜头之后，故事转移到乡村里来。然后简单交待乡村教师的生活和人生故事，之后就是银河系碳基联盟挑选地球生命进行测试的情节。这一段是电影的主题，在测试的过程中插叙有关的故事，类似《平民窟的百万富翁》。故事的最后，银河系联盟为了对“教师”这个古老的职业进行跟踪研究，复活了乡村教师，让他回到了他所热爱的讲台上。

新科幻：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你身上是否贴切呢？为了让读者更了解你，能透露一下宅在家的时候都喜欢干些什么吗？

刘洋：《重力虫》中的“我”，基本就是按照我的真实状态来写的。宅在家里的时候，我最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不管是小说还是严肃的理论文献，我都可以很快地沉浸其间。而且，看书的时候特别容易有写作的灵感，往往书看到一半，就有无数的点子冒出来，于是就放下书到电脑上写上一阵子。漫画和美剧在本科的时候都曾经喜欢过，现在基本已经不追了。其实写《重力虫》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地会冒出《虫师》的片段来——那是我以前很喜欢看的一个日本动漫。

新科幻：从事科研工作，成为科幻作家一直是你心中的梦想，现在的你离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但在科幻圈内，人们常常将幻迷比为乘大巴车的人，一路上不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当工作与梦想发生冲突时，你还会坚持自己的梦想吗？

刘洋： 我喜欢幻想和写故事。以后的工作类型，我希望是能够有比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的。这样，我才可以继续看自己喜欢的书、写更多有趣的故事。我始终相信，工作和梦想是可以兼容的。我现在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梦想成为未来的工作。

第2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我说的并非是一个人大白天的空想俗称的白日梦，而是一个人睡着后，脑中自动编造的幻像。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有时候，真的会因为清醒时思虑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导致梦里也会出现。

然而奇特的是，梦中，我们的脑波自动地编造更种故事，精彩的，恐怖的，科幻的。

很多时候，醒来时梦中情境已忘了大半，有的还能有些许印象。

之所以会写这篇作文，就是因为前晚一个梦中的奇特的科技幻像让自己很是惊叹，梦之所以称之为梦，就是因为是虚幻的，不现实。所以，我对那样的梦幻才会叹为观止，因为觉得自己日也没思过那些科幻，也不曾很兴趣过，夜晚的脑电波怎么就编造的如此精妙，也许是没什么逻辑，变化莫测，以致于我也无法用自己浅薄的文字功底描绘。想想，也有些可惜。

也有一些人因为一个梦，写出一个好故事，甚至编成剧本，搬上银屏。

也有人因为一个梦，想通一个道理，参透自己的人生。

第3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 国产科幻电影：不差钱，差什么？ 《不差钱》差什么…… 不差钱，差什么？ 企业家：不差钱，差什么？ 不差钱,我们差什么 电脑下乡　不差钱差什么？ 不差钱股市缺什么 真的“不差钱”！差意识 牛年买房　差市不差钱 电影“不差钱” 投资有诀窍 中国“白富美”不差钱，差感情？ 电影版《何以笙箫默》不差钱了吧 “中国什么产业都不差钱，就（航空）发动机差钱。” 不差钱? “不差钱” 不差钱 不差钱？很差钱？ 国产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吗？ 公益项目“不差钱” “不差钱”海量版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国产科幻电影:不差钱,差什么? 国产科幻电影:不差钱,差什么?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刘佳璇")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电影《三体》海报

2015年8月，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获得雨果奖，带给科幻文学界极大鼓舞。而《三体》电影项目已上马的消息爆出之后，“科幻”也一度成为电影爱好者与影视从业者关注的焦点。

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创意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告诉《t望东方周刊》，2015年已有80多部科幻电影在主管部门注册，正在制作之中。

周文武贝导演的《蒸发太平洋》将在2016年1月上映。周星驰继《长江七号》之后的第二部科幻作品《美人鱼》也已锁定2016年2月贺岁档。

此外，2014年起陆川便筹拍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张艺谋也要拍摄英文科幻电影《长城》。

阿里影业更是计划以拍科幻大片为主，马云早已遍访好莱坞，还和《阿凡达》导演卡梅隆见了面。

于是从2014年底开始，业界就流传“2015年将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说法。

“80部并不多，实际上科幻电影在整个市场上的份额还应该更多。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还达不到这个量级。”在一场科幻电影论坛上，著名编剧、影评人张小北向《t望东方周刊》表示。

这是中国电影的新生领域，就像科幻电影中的那些主角一样，创作者们必须跨出探索未知的第一步。

新类型新需求

“科幻电影实际上是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品，因为其工业性要高于艺术性。”张小北说，他对中国当下的科幻电影热潮并不感到意外。

中国电影类型正愈来愈走向多元化，科幻电影可算是一块长期悬搁的“肥肉”。如今在产业环境允许、科幻影迷基数庞大的情况下，“科幻元年”的到来似乎水到渠成。

由于国产科幻电影长期空白，好莱坞科幻电影在中国的票房一直火爆。据搜狐娱乐统计，2014年国内上映的科幻片约占总数的5%（其中包括含有科幻元素的超级英雄电影），产出票房却占全国总票房的30%，是所有电影类型里的第一名。《星际穿越》《超体》《明日边缘》《银河护卫队》都是2014年席卷中国电影票房的科幻巨作。

大制作、高回报是这类电影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的普遍印象。张小北说：“为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电影类型必然会细分。中国市场钱相对比较多，大量资本需要有出口，科幻电影自然而然就成为热点之一。”

拍摄过《同桌的你》的80后导演郭帆现在手头便有科幻电影项目。他向《t望东方周刊》坦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电影发展的最好时期，有好项目的话真的不差钱，会有很多人和你一起玩。”

差的是什么？

当电影版《三体》筹拍消息时，网友们“跪求不渣”的声音便已迭起。

关于特效，在电影产业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外合作已经十分普遍，中国片方邀请国外团队负责视觉特效也完全可行。“最大的考验不在后期制作，主要集中在创作与拍摄的执行上。”小马奔腾影业副总经理严蓬告诉《t望东方周刊》。 电影《三体》拍摄场景

正在摸索中的郭帆选择先全力学习好莱坞的创作流程：“前期引入各种调研方式，包括各种工具的使用，希望能够逐步摸索出一条工业化的流程。”

周文武贝发现，科幻电影制作中最缺乏的是具有专长的匠人型人才：“美术指导、服装、道具、分镜头师，全都缺。这需要我们整个行业重新认知工匠岗位的重要性。”

在项目研发过程中，严蓬也为“资源奇缺”感到苦恼：国内目前还很难找到擅长科幻题材的编剧和导演，邀请国外具有经验的服装、化妆和道具团队又要付出过于高昂的成本。“他们要一直跟着剧组，成本很高，并且语言和观念上都有很大的沟通障碍。所以视效团队可以请美国、日本的，但是‘服化道’一般都用中国团队。”

如何在有钱却缺经验、缺人才的情况下摸索出一套完善的创作机制，成为国内影人面临的难题。

谁来编剧

对于“科幻元年”的说法，严蓬的态度较为审慎：“它能够在短期内聚集很高的关注度，这对科幻电影的发展是好的，科幻片在中国被冷落的时间很长。不过潮流有来就有去，关键看落潮的时候能不能留下一些金子。”

从业多年的严蓬经常能看到一些科幻电影剧本，起承转合都算稳妥，然而却难以击中人心：“你觉得没意思、没神，完全是当作一个‘行活’做出来，你能看出这个编剧对这个剧本没有爱。”

“世界观的搭建，甚至桥段都是‘拿来’，最后是七拼八凑的东西，那么编剧的作用呢？”他提出质疑。

严蓬介绍说，目前影视公司处于大量“囤版权”的阶段，稍有名气的科幻文学作品版权都被买断了，但未必真能拍出来。

片方往往要酌情选择――科幻剧本难产，影片成本高、制作周期长，可能三五年才能见成品，囤积版权则是为了占取先机。

“这种现象会让很多作家变得浮躁，他写作可能不是出于讲一个好故事、塑造一个人物，或去发掘科幻小说的探索性、创新性，反倒会考虑更多商业上的东西。”面对这股版权购买热潮，科幻作家陈楸帆表达了对科幻文学原创力的担忧。

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的确为科幻电影的诞生打下了基础，然而作家到底能在电影制作中参与几成？

在好莱坞，科幻文学的电影改编往往没有原著作者的参与，因为美国已经有一批专业的科幻编剧。但严蓬认为，在国内科幻编剧人才还跟不上需求的情况下，科幻作家有必要参与剧本的改编创作：“未必要完全参与剧本创作，但他可以提一些意见，把握科幻的味道和感觉，把握故事的内核。”

郭帆在研发科幻电影时，发现编剧们对于科幻知识了解不深，很难写出逻辑严密的科幻剧本。尤其在创作中如何创建具有独创性的世界观和概念结构，中国编剧还欠缺这方面的经验和真正的热情，“要觉得我迫不及待要写出来，而且我写出来一定是别人没写过的。”

吴岩则认为，单纯依赖科幻作家也写不好科幻剧本：“小说写作是个人化的，电影剧本是工业化的，好的科幻作家可以写出很厉害的硬科幻小说，但是怎么写出有商业卖点和生活质感的科幻剧本，就不是他们擅长的了。”

他所在的北师大科幻创意研究中心目前就在着手培养科幻影视的编剧人才，希望能够摸索出一套编剧和科幻作家进行创作合作的机制，让二者各自发挥所长，创造出既有科幻精神又有市场性的好剧本。

科幻电影一般会涉及到比较庞大的世界观，所以在创作科幻剧本时，编剧的团队作业非常重要。

目前张小北的编剧团队借鉴美剧模式，即团队负责人做整体的世界观架构，其中包括整体剧情的统领、风格的把握。然后再进行细化分工，保证在各个重要环节上没有短板，同时在某几个特定环节上尽可能做到极致。

张小北认为，目前行业应借着科幻创作热潮尽快建立一套配套机制，打通电影行业和科幻文学界，吸引和孕育更多的科幻人才。这样，新鲜的创意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动起来，即使热潮消退，也能保证国产科幻电影成熟健康地发展下去。

中国科幻如何“中国”

“长期的冷落造就了大家对于国产科幻电影的复杂心态，它囊括了民族情感和科幻文学界的期待，使得制作科幻电影牵扯了更多情感性因素。”严蓬说。

实际上，科幻作品往往表达了人类对未知疆域的好奇，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文明后果的审视。由此，中国科幻的“中国”命题到底如何成立？

郭帆希望能够在创作中尽量提炼出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元素：“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要做中国的科幻电影，希望它能够成为像中国的武侠片一样，对世界电影史有一定意义。”

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科幻电影，全面复制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模式显然不可行。张小北认为，那就像是让一个中国人穿上钢铁侠的盔甲，而钢铁侠是美国的文化符号。

他表示，如此一味迎合和套用只会让违和感扑面而来：“他是中国人的脸，但是讲的不是基于中国人心灵生发出来的故事。在未来两三年中国科幻电影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吴岩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影人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在科幻电影创作上的经验――如何把民族特色、当代亚洲的都市体验与科幻的普世性结合。

其实，国产电影中并不缺乏科幻或类科幻的元素，严蓬举《九层妖塔》和《夏洛特烦恼》为例：前者有科幻元素的运用，又把奇幻和现当代生活联系在一起;后者利用梦境模式进行了时间穿越――换到科幻片中，也可以用时间机器或平行世界的构架加以完成。

另外，基于中国当下的都市体验与互联网体验，很有可能创作出不错的科幻电影剧本。

比如都市人被现代科技所控制的生活状态，严蓬认为完全可以成为科幻创作的好素材：“未来科技将给人们带来新的诱惑和威胁，比如身份盗取和人类自身的存在危机，比如在虚拟生活中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失望，比如社交媒体造成的人际沟通关系的变化。”

在他看来，科幻片可以和现实紧密结合，描述数据时代的种种人类困境，不一定非得是对抗外星人和机器人。

第4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以往，喜剧类节目《辛普森一家》《芝麻街》等一直独霸电视荧屏，今年，科幻剧有望成为电视剧主力。这得感谢2011年HBO电视台推出的《权力的游戏》，这部剧改变了以往科幻类电视剧凤毛菱角、受欢迎程度不高的局面，一出现就收获大量好评并提名24项艾美奖，使得科幻类电视剧日渐走俏。

《权力的游戏》的成功让科幻剧制作商备受鼓舞。2015年以来，大量的科幻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视剧，这些故事大多都包含魔幻、怪兽、神话、英雄等元素，其中包括MTV制作的《沙拉娜之剑》，Syfy的《魔法师》，ABC Family的《暗影猎人》，NBC的《翡翠城》以及Starz的《美国众神》。《魔法师》三部曲的作者Lev Grossman说：“电视剧题材的受欢迎程度是受到图书市场影响的，如今科幻类小说有大量粉丝，这些读者也希望能够在电视上看到这类题材的故事。《权力的游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权力的游戏》改编自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系列，小说本身就很受欢迎，一经搬上电视荧屏，自然地引起了巨大轰动。《美国众神》制片人布莱恩・福勒说：“科幻类题材的电视剧需要更多尝试，恐怖类或科幻类电影很常见，但很少有人愿意尝试制作此类的电视剧，因为之前没有成功案例。现在这类电视剧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大家意识到如果能很好地将这类型故事改编成电视剧，观众一样会买账。”

科幻类题材电视剧如今才逐渐走俏市场，大多数制片人归因于资金不足及视觉效果营造难度大。《魔术师》执行制片人Sera Gamble说：“《权力的游戏》是一道分水岭，就其投入与目前取得的成果来看，算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电视剧一点都不幼稚或边缘化，观众接受度非常高。”

尽管《权力的游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科幻类电视剧的艺术价值总体来讲认可度仍然不是很高，从影视大奖获奖名单就可以看出来。福勒认为科幻类故事认可度还没那么高，主要由于科幻类电视剧往往给观众呈现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他指出《行尸走肉》中的梅丽莎・麦克布莱德多次被艾美奖提名但最终却失之交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行尸走肉》是一部关于僵尸的电视剧。HBO电视台总裁Michael Lombardo也对科幻类电视剧一下能这么火感到惊喜，他说：“说实话我一开始不是很喜欢科幻类故事，但其实《权力的游戏》的200万观众大多也不是科幻小说迷，可是剧中包含的地下城、恶龙、幽灵和王国等科幻神秘元素能对观众迅速地产生吸引力。”

此前，大多数制片人不敢轻易尝试制作科幻类电视剧，还有一个原因是怕市场不接受。制片人一般会根据观众需求来确定制作何种类型的电视剧，而科幻剧往往都被列入“小众化”类别。MTV副总裁兼剧本开发部部长米娜・勒菲弗尔说：“《权力的游戏》和《行尸走肉》给电视行业带来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打破了我们电视剧取材方面的局限性，让更多人看到了奇幻剧也有无限可能性。”Syfy电视台在成立之初有很明确的市场定位。Syfy全称美国科幻频道，主要播放科幻、奇幻、惊悚、超自然等题材的电视剧，2004年制作的《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令其名声大噪。然而在随后的几年，Syfy走偏了方向，现在的高管也承认他们最近几年“搞砸了”。如今，Syfy总裁大卫・豪尔决定重新回到正统科幻剧类型，准备上映James S.A. Corey改编的太空歌剧《无垠的太空》，亚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及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豪威说：“随着科幻剧的热播，各大电视台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同时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意味着机遇。我们目前在科幻剧制作方面仍保有优势，因为我们有规模最大、最有创意、历史最悠久的科幻剧制作团队。像《太空堡垒卡拉狄加》， 在我们还没有上映这部剧之前，有很多观众表示质疑，说我们会毁了原著，他们认为电视剧版会删减原著中的很多精彩内容，然而事实上我们非常忠于原著，并最终赢得了大量好评。大部分观众都觉得电视剧版本甚至比原著更好看。”

第5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这位48岁的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在白天负责将中国的新闻到全世界；而在太阳升起之前，作为科幻作家，他写在宇宙中飘荡的墓碑、窒息的红色大海和封闭的无限轮回的关于地铁的小说。

因为总是要加班，办公室是他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除了墙壁，几乎所有的表面都被书报所覆盖，几个塞满书的铁皮文件柜摇摇欲坠，就连书的缝隙间都被填上了茶叶罐、调味酱、肥皂、鞋刷或是一碗农心辣白菜拉面―曾是他的最爱，“一年要吃好多集装包”。

但要分辨出韩松的阅读口味则有些困难，他几乎什么都看。在一本菲利普・迪克的科幻小说下面是本《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对外宣传工作论文集》旁边摆的则是一本《加缪全集》，而《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则经常摞在一起。

说起整理，他懒得做这样的工作，只在心血来潮的时候给图书做个有趣的分类。他把马列著作、《邓小平文选》与实用公文写作宝典放在一起，在它们旁边是宗教的书和一本《资治通鉴》；而柯云路的《大气功师》、邵伟华的算命书则与史蒂芬・霍金的书码在了一起，韩松觉得“这个时代，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实在说不清楚”。

打开韩松的文件柜，科幻小说还是占了大部分，包括他最喜欢的阿瑟・克拉克、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小松左京和乔治・奥威尔的著作。但他觉得科幻的范围可以很广，何伟的《江城》被他当作科幻作品看，因为“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以后，就像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一样，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你通过他的眼睛再来看中国”。

“这本也算吗？”我拿起手边的一本时尚杂志问。

“这里面有创意，有很多先锋的元素，有很锐利的、很酷的东西，它跟科幻的气息是相通的。”

韩松很少处理书和杂志，因为觉得有些书回过头来看会非常有意思。他翻了下1999年的《舰船知识》，发现那时人们对今天的局势的分析相当准确。在难得的卫生清理中，他还发掘出了一些科幻“文物”，包括1991年成都世界科幻年会的会刊、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总结报告、美国《新闻周刊》关于中国科幻的封面文章《The Sci-Fi Syndrome》以及他上初中时写的“校园科幻”手稿。

长此以往，偌大的办公桌被堆成山的书挤得只剩两块巴掌大小，但他声称最享受的时刻就是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只是书不能是新闻类的，否则“看起来像审稿”，只能看一些与日常差别大的，比如《航空知识》、《坦克装甲车辆》，这导致一顿饭需要吃40分钟。

这几乎是韩松最奢侈的时间。写作被安排在凌晨，不管睡得多晚，他总是4点左右起来，一直写到6点，他打字的速度要比说话快很多。在这期间他会自娱自乐地尝试鸡尾酒的各种做法，往白酒里加可乐，或是在芝华士里加干白，最后的结论是劲酒加二锅头最容易喝醉；他还会用微波炉煮三鲜速冻馄饨，有一次煮成了硬疙瘩。他熬夜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一次被安排参加了 “全国新闻界夜班编辑交流休养团”，旨在增强夜班编辑的身心健康。

“夜晚会跟另外一个世界比较接近，整个历史和宇宙都像在呼吸一样。”在深夜，韩松的脑中似乎总是充满各种荒诞的意象，他在微博上写道：“老年痴呆症正在静悄悄地把宇宙一点点蚕食”，而“深夜那些自动充电的手机，是有亲人的死魂灵回来了”。在这个时间段里，他的读者除了球迷就是失眠患者。

“你是不是特别擅长在两个不相关的东西上建立联系？”

“这个以前没有人提过”，他好像对我抛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写科幻的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思维，能够跨界，这也是科幻本身有魅力的一个方面，激发人的想象力。”

“但它是很自然的，就比如说这个床单必须得搭在这个沙发上一样。”他用手指了指沙发，“或者说沙发就是坐人的一样，就这么一种关系。好像也没有特别奇怪。”

这种思维方式对韩松来说已经成为习惯。有一次，他曾在一个度假山庄看到北京市各大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在一起开会，本能的反应就是：“如果他们忽然都疯了怎么办？”另一次在看《人民日报》报道北京朝阳区红庙路口半径百米之内，有密密麻麻400多个井盖的时候，他就会想宇宙中那么多黑洞可能是未来的某些政府部门搞出来的。

编剧宁财神在韩松的小说《地铁》的封底写道：“韩松不动声色地讲着诡故事，好像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正是由于他的描述太像生活的真貌，读者总是抱怨文字过于惊悚和恐怖。“我其实也很恐惧。”他很抱歉地笑着。半夜加班，他总觉得一个人去外面的走廊有些胆怯，办公室的沙发几乎抵着门；他害怕坐飞机，想看却总是不敢看恐怖片，晚上必须开着灯睡觉；他半夜经常被胃疼弄醒，还有偏头痛，需要服用一种老家重庆才有的头疼粉。

“科幻作家喜欢想未来，而未知是最恐惧的。未知之后意味着你的命运是没法把握，当命运没法自己把握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体都会感到恐惧。对科幻作家来说这种可能更大一些。”他觉得优秀的科幻作家都对现实充满疑虑，总觉得危险就在身边，写银河帝国的阿西莫夫从不坐飞机，而写火星的布雷德伯里却从不敢开汽车。

但他这两年总是违背自己的意志，不得不飞了好几次，他自我安慰：“还好，坐了这么多次，一次也还没有掉过。”

也有些东西让他觉得很放心。韩松的椅子背后放着一个粉色HelloKitty的加湿器，桌子上摆着HelloKitty的玩偶，一只巨大的娘口三三的毛绒玩具蹲在不远处的箱子上，“都是科幻迷送的”，这让他的女同事特别羡慕。摄影师让他抱着猫拍照的时候，他有些害羞地坐在椅子上。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猫？”

“还好。”

“可是你微博上转猫的帖子都说‘猫猫’的啊？”

“是挺喜欢的。”

拍完照片，韩松说最新的小说已经完成，还是关于地铁的，只是在送审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还是太过黑暗了。”他说道。

在这本小说里，他描述了一个国家的人为了生存希望通过地铁逃脱的故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就生活在地铁里面，而整座城市就建立在地铁上方，人们要用地铁穿过地心逃到对面的美国去才能得救。不幸的是，之后人们发现地面的世界早已毁灭，美国人跟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人早就将这些人抛弃，逃往了太空。“可是他们还在一往无前地穿过地心到美国去，这就非常绝望了。”

Q：科幻作家是不是内心里都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人物PORTRAIT = P

韩松 = H

P：中国科幻小说作品题材应该是不缺乏的，为什么好作品不多？

H：模仿太重。科幻创作，跟中国的整个科技、文化甚至经济一样，自己的创造力不够，就只能山寨和模仿，所以出不了特别大的作品。现在看科幻很多都是西方人写过的，太空、机器人，这是科幻很大的一个危险，表面上看好像很怪很有新意，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创造力的。外星人、机器人跟人的战争，物种之间的灭绝，只有这些题材，而且这些题材里面又挖不出新东西来。

P：你的朋友说你就是内心像个孩子，充满了对“世界为什么不是那样而变成这样”的困惑，你觉得是这样吗？

H：是，不过我很多科幻中的一些朋友都是这样的，不管长多大，困扰他的核心的命题还是这个东西。不管他从事什么行业，我们这帮人跟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比较弱，老是在想这个问题，跟实际生活中这些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从小那种最天真的一些问题，还是在想回答这个，是普遍现象。

P：很多人是不是不太理解这种想法？

H：很多人觉得这种问题很幼稚，没有用。但同时这确实是科幻小说的局限，很多现实主义的作家对人情世故更感兴趣，他是要回答具体的人在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就会把人情世故写得非常好。但科幻在人这方面就显得空了，最典型的是《银河系漫游指南》留给你最震撼的就是巨大的一台计算机，它最后工作的目的就是这么一个42（小说中虚构的关于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终极答案），这就是所有的科幻爱好者内心最深处要去回答的问题。它整个小说人物也好，外星人也好，全部奔那个东西去了，最后读者记住的就是那个42，而不是主人公。

P：科幻作家是不是内心里都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H：对，他心里有那种好的世界才能写，写的是好坏，但是心里有一个好的世界才能对比出这个坏的。但一般科幻小说反乌托邦的比较多，这是科幻的一种传统。科幻小说的功能有时候比现实主义小说更具批判性，他就是要跟你唱对台戏，对社会进行预警，所以它要写黑暗和极端的一面。比如说好的他觉得达不到，很多坏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偏偏要去写，比如《日本沉没》，那是很小很小概率的事情，他写得那么逼真。差的科幻小说你会看到它比较假，凡是看到越像未来、越怪的那种，就是比较差的科幻小说。

P：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写的题材？

H：一直很想写医院。医院是一个跟生死有关，跟人的群体性运动有关，跟宇宙终极的东西有关的地方。有种说法是人类就是宇宙中的一个病毒，一个癌症，从这个角度来看医院就像个宗教的场合，集中了所有最黑暗的东西、最腐烂的东西，在医院那个地方人往往是抱有最大的希望，想活下去的希望，交织在一起，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科幻的题材。

第6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这是一片戈壁滩。

茫茫沙海，干燥如渴，寂寞无声。除了仙人掌、骆驼刺之外，再没有什幺高大的植物了。

这是一片没有生命的戈壁滩。但是，只有风知道，在一块岩石的下面还藏着两粒弱小的杨树种子，那是几年前它不小心从遥远的、葱郁的北国带来的。

现在，它们正经受命运的煎熬。滚烫的烈日、滚烫的沙粒、滚烫的岩石……

但是，它们却愈发变得坚强，它们努力使自己的种皮在变厚，变硬，努力使胚芽鞘变得坚固。

它们在等待。

终于有一天，难得的机遇来到了——一股风从西伯利亚到内陆去，路进此地。

它好心地劝它们说：“流落异乡的朋友，我带你们回家吧!”

它们突然心潮滚滚，汹涌澎湃。

家，一个多幺美好的字眼!那里大地肥沃，绿树成阴，短笛悠扬，时常甘霖普降，滋润万物生灵!

假如回家，它们也会融入这一切，发芽生根，成为秀美的杨树，享受微风细雨，鸟鸣蝉唱……

风不耐烦地催促：“快走吧，不要呆在这鬼地方了!”

它们依然心潮滚滚，汹涌澎湃。

几年前，怀着一颗好奇心，它们随风来到此地。风北去之后，它们留了下来。

这儿，环境恶劣残酷，没有崇高的生命。但它们相约，改变世界!让荒无人烟变得鸟语花香，变得生机勃勃。

于是，它们在幻想未来中静静地等待着，等待奇迹。

假如离开，所有的梦想都会粉碎而破!

风，下了最后的通牒：“走?抑或留下?”

它们彼此对视了一下，心领神会，一切都明朗了：留下!

第7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三体》的畅销，把科幻小说从小众世界带入大众视野。在中文互联网世界的舆论场里，刘慈欣更是有着几乎一面倒的好评。4月13日，在央视《对话》节目录制现场，刘慈欣分享了自己的科幻创作历程。

“非常普通，并无特别之处”

刘慈欣今年53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1963年6月出生在北京，在3岁时随着父亲工作调动，居家搬至山西省阳泉市。在为人们所熟知的版本中，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一边在山西省阳泉市的娘子关发电厂担任计算机工程师，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13本小说集。

2015年8月23日下午，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会议中心的大屏幕上，传回了国际空间站中宇航员林格伦的影像。林格伦在太空中，宣读了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获奖作品――刘慈欣《三体》。

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被称为科幻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三体》为刘慈欣乃至中国科幻界都赢得了国际声誉。美国科幻作家、空间科学家大卫・布林评价说：《三体》思考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个重大问题。刘慈欣站在了世界科幻作家的最前沿。

在火电站堪称枯燥的工作之余，刘慈欣是如何获得创作灵感的？

刘慈欣表示，自己是受物理学古典问题“三体问题”启发，即若三个质点只在自身引力下作用，人类无法利用现有的数学或者是物理方法对运行进行预测。该问题看似枯燥，但是事实上却“细思恐极”。

“假如宇宙就是三个点，这么简单都没有无法精确预测，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大自然，大宇宙怎么预测，感觉很震撼。”刘慈欣说，“进而当然想到假如这三个质点是三个恒星，在这个星系生活的人是什么生活，这就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普通，并无特别之处”是刘慈欣的口头禅，他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成长历程、生活环境和人生际遇。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特别，我们每个人都过着这样一种割裂的生活。不过是晚上回去不是写科幻小说，他可能是看球，或下象棋，去钓鱼，和白天生活截然相反、距离很大的。我感觉这也是生活的一个常态。”他说。

“搭建我们自己想象力的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则评价《三体》是“中国人在幻想世界走出的最远距离”。在他看来，刘慈欣写作《三体》在创意方面非常的“奢侈”。

在《三体》的想象中，有大量的新生词汇，如面壁者、黑域计划、猜疑链、机器人质子、末日之战等等，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词是如何产生的？

刘慈欣表示，不仅《三体》如此，其他科幻小说也都大量生成新的词汇，“科幻小说描写的对象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对象。在已有的词汇中实在找不到那种能够适合表达的词汇，只能自己创造。”他说。

在《三体》之前的长篇小说《球状闪电》的后记中，刘慈欣写道，中国科幻现在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世界，我们一直在别人创造的舞台上展现我们想象的话剧，在别人的舞台上跳舞。

“《三体》就是试图搭建我们自己想象力的世界，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世界架构，这是科幻小说必须要做的一个东西。”刘慈欣说。

在网络舆论众多对于《三体》系列充满争论的讨论中，典型的例子是《三体Ⅲ》中的“圣母”女主角程心。作为人类社会民主选举出的“执剑人”，她曾拥有人类世界的最高权柄。然而，在“爱、仁慈、宽恕”的人类道德教育影响下，程心两次放弃了能够让人类存活的机会。

“程心本质上不是一个人物，是一个符号，就是现实中普世观念下认为很正确的东西，道德、价值观，对人与人之间、对不同文明之间的看法，是思想很正确的、无比珍贵的东西。”刘慈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如今，电影《三体》已拍摄完毕，即将于今年上映。刘慈欣的其他作品《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和《乡村教师》都被买下版权，将陆续改编成电影。刘慈欣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自己对《三体》电影非常期待，“《三体》电影毕竟是国内拍的第一部大成本的科幻片，应该把它看作一个良好开端”。

互联网界的解读出乎意料

在互联网界，刘慈欣的《三体》都被奉为“教科书”。有人从中读到商业逻辑，有人读到人性的弱点，有人读到宇宙的未来，有人读到哲学思考，书中的很多很多观点都深刻影响着甚至改变了一些从业者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在刘慈欣看来，互联网界对《三体》的解读出乎他的意料。但他认为这很正常，“当你构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读者中比较成功的话，他们必然从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结论来。”

第8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乍一看，他平淡无奇：短发，圆脸，和和气气，茶色眼镜后面的眼神软软的，近似于无的淡眉毛像某种行动缓慢的海洋鱼类，完全不同于他在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冷峻。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男人，被认为“创造了中国科幻文学界的里程碑”，这里指的是他最负盛名的“三体”系列科幻小说。而让刘慈欣引以为傲的作品当然不止“三体”，《乡村教师》、《流浪地球》、《朝闻道》、《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许多资深读者对他短篇作品的喜爱，不亚于规模磅礴的长篇。

虽然“三体”系列在结构、人物塑造以及某些理论方面遭到一些诟病，但并不影响大多数人认定它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的地位：它的成功和瞩目是不可回避的，它的宏大叙事和冷静深邃令人着迷，而其中悲天悯人的内敛气质，则在冰冷的科幻外壳下注入了一股暖流。

“三体”之后，刘慈欣的知名度渐渐扩散至整个华人世界。影视圈的人也开始和刘慈欣密切接触。据悉，他的小说《乡村教师》和《球状闪电》都有望改编成电影剧本，登上大银幕。而这也正是刘慈欣和无数读者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刘慈欣代表的是一种朴素的力量，在俗世中默默浮起。

写作的秘密花园

如今的刘慈欣仍然只是娘子关发电厂一名毫不起眼的电脑工程师。有一次，他的某个同事对他说：“刘慈欣，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很火，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刘慈欣。”

刘慈欣老老实实，声称自己只是个“科幻迷”，坦白自己不知道谁是巴赫金。中国的科幻作家里，能把科幻小说写到世界大师级水平的寥寥无几，他是其中之一，连续拿了八年的银河奖――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三体”的销量超过15万，是国内近20年来最畅销的科幻小说。他在发电厂的领导和同事对此仍然一无所知。

他习惯了做人内敛，不怎么混圈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这里没有圈子可混”。在发电厂任职，写科幻需要小心谨慎，因为会有“可以赚钱的副业”的嫌疑。即使在“三体”系列大红大紫之后，他在单位里仍然是“老刘”或者“小刘”。他的朋友和家人也几乎不看他写的小说。

这些年他一直在默默地思考，默默地看书，默默地写书，默默地卡壳，默默地写完，和8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幻小说低谷时的地下创作没有太大差别。只是现在写完之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发表出来，让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读到，作品也越来越值钱。在网络上，成千上万的读者把他尊称为“大刘”，俨然自成一派。

许多没有见过刘慈欣肖像的读者，会自动在心中勾勒出另外一个刘慈欣的形象：坚硬，刚毅，棱角分明，不卑不亢，富有柔情，甚至可能有点英俊。而他本人看上去只是一个有些木讷，不太善于和外界打交道的普通中年男人，过着和大多数中年男人雷同的平淡生活。忙的时候连续几天加班，不忙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闲坐着。写作的时间也都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上班时，手头的事情忙完，他不爱串办公室聊天，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不动声色地写作。晚上回到家继续写，每天都要写出三四千字。

在这个世界里，他生活简单，形象模糊，容易被人遗忘。有时候出型场合，也会衣着朴素地上台发言，笑起来有些理工男特有的羞怯。对于生活，他有自己的“奢望”：“钱多到不用工作，时间多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在哪儿待多久就待多久。”他目前最想去的地方是“酒泉航天基地”，他想去看火箭发射，“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呢”。

娘子关发电厂的工作，对他来说

“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意味着与社会接触的窗口”。而科幻，是他在四下无人时纵情游乐的秘密花园，那些数万光年之外的星尘，是秘密花园里肆意生长的野蔷薇。硬科幻的代表

上世纪60年代，刘慈欣生于北京，在山西阳泉长大。1988年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后，进入山西娘子关发电厂任计算机工程师。1999年开始创作科幻小说，被众多读者推为硬科幻派小说家。

让人意外的是，作为一个硬科幻派小说家，他的知识摄入渠道居然主要是靠看书。他不认识什么科学家，离科研圈子也很远，“本想到酒泉去看天宫一号的发射，作为一个写太空科幻的人，连航天发射都没见过，有些遗憾，但我在航天系统的朋友临时改变计划，我也就去不成了。那里现在已经不让外人进入，旅行团只允许一日游。”

刘慈欣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旅行，但机会不多。“几年前，曾同一群科幻作家一起到过一个神奇的城市――康定，印象最深的就是穿过城市的那条河，我第一次看到那样湍急而又清澈的河，特别是在夜里，那条河仿佛是穿过城市的梦境。”

最多的旅行机会是去参加各种科幻笔会。他念念不忘1999年参加的科幻笔会，那是他第一次与科幻界接触。“到了科协招待所已是深夜，看到服务台前有一对少男少女，男孩儿的英俊和女孩的美丽几乎是我从未见过的，仿佛是从神话中走出来的人物。直到今天，当年参加笔会的一些作者的形象都模糊了，但那对深夜中遇到的少男少女还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几乎成了科幻的化身。”

刘慈欣是爱美的。他喜欢古典的、东方式的美人，娴静飘逸，温软良善，他喜欢纯净诗化的电影，音乐也要听古典的――但他后来很老实地对我说，其实他几乎不听音乐。

我问他如何理解爱情，“爱情是宇宙的另一个维度”，刘慈欣说。他对美的感受更多来自于永恒的、漫长的、浩大的事物，比如宇宙和时间，诞生与灭亡。这些是他生命里最大的迷恋。影响他最深的科幻作家，是英国的阿瑟-克拉克，《2001，太空奥德赛》和《与拉玛相会》，从1980年初次接触后，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科幻圣经。他沉湎于那种跨越数万光年的巨大美感，而宏大叙事的冷酷和唯美，也由此成为他的科幻作品最大的特质。

孤独地面对宇宙的神秘

和同辈科幻作家韩松的邪异文风相比，刘慈欣的写作路数朴实得多。《科幻世界》杂志前主编阿来曾经如此评价刘慈欣的小说：“《乡村教师》在刘慈欣的作品中，是给予现实强烈关注的一部。它讲的是明明白白的故事，说的都是人话。”的确，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从最日常、最普通的凡夫俗子入手，而又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对《地火》里的矿工子弟――刘慈欣把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刘欣，他如此写道：“刘欣恍惚着拿起父亲的饭盒，走出家门，在1978年冬天的寒风中向矿上走去，向父亲的二号井走去，他看到了黑黑的井口，好像有一只眼睛看着他。”刘慈欣的父亲从前在北京的煤炭研究院工作，后来下放去了山西。作为在山西长大的孩子，他小时候常给井下的父亲送饭。

刘慈欣是由衷关心平民阶层的，以至于他的作品，总是显得有些“左”。在这个知识分子普遍以“右”为荣的时代，刘慈欣似乎是一个另

类，他宣称自己不左不右。作为一个在小城生活的电脑工程师，他不愿意卷入文化圈拉帮结派摇旗呐喊的风潮。他甚至对网上的新鲜事都不甚感冒。不过，幸好他还知道、苍井空和武藤兰。

刘慈欣虽然被看成是“技术主义者”，每一部作品，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有着极其冷静的思维和整齐严谨的外观，像一架结构坚固的机器，清楚而精准。但读下去，又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分外柔软的东西，像他的外表，柔和而略带羞怯的微笑。

他的同行，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如此评价他：“刘慈欣的作品中，渗透了一股对宇宙的敬畏。他写一些技术味道很浓的科幻，但是，后面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形而上的。也就是有一种哲学上的意味，宗教上的意味。刘慈欣总是在悲天悯人，而且是一种大悲大悯，像佛陀。”

在刘慈欣看来，他只是勤勤勉勉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生活简单，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在那个偏远的小城里，连电影院也没有，空闲的时候，他就在网上看电影――如果没有互联网，他的生活就仿若停留在80年代一般。

科幻小说对于刘慈欣来说，是精神上的一根脊梁，无法从生活中抽去。即使在科幻小说最艰难的80年代中后期，他仍然坚持地下写作，那是他生命中噩梦一般的时期。而十多年后，时来运转，伴随着女儿的出生长大，他的小说也开始陆续面世，并连续拿下科幻届的最高奖项银河奖，直到如今“三体”三部曲的大红大紫。

而生活对他来说一切依旧。顶多是签售会变多了，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旅行了，手也会更累些。

“如果有一天你停止写小说，你会干什么?”刘慈欣说，“哦，不会有那一天的。”

刘慈欣依然清晰记得，1981年的那个冬夜，看完了阿瑟-克拉克的小说《2001，太空奥德赛》，他走出家门，一抬头就是深邃无垠的星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孤独地面对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神秘……”

“人类对于宇宙毫无意义”

吴虹飞(以下简称吴)：80年代是科幻文学的低谷，那段时间你是如何度过的?

刘慈欣(以下简称刘)：80年代初是国内科幻的高潮，后面才是低谷。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幻迷，也做不了什么，只是尽可能地寻找已经很稀少的科幻小说来阅读。同时努力学英语，想着如果以后国内永远不出科幻小说了(当时真有这个趋势)，还可以看原版。但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没有网络，原版小说只在大城市少数书店才买得到，且贵得很，所以也没看过什么。几年过后，我与科幻渐行渐远，直到90年代的复苏。

吴：有没有想过中途放弃?写不下去的时候你会怎样说服自己?

刘：有时半夜醒来，突然对正在写的整个故事失去信心，这对长篇写作来说真是一个噩梦。这时就需要把已有的构思全部推倒重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我的创作有一个底线，不能打动自己的故事绝不拿出来发表，所以最后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写完了。

吴：在你看来，科幻小说能否成为主流文学的一种?你如何看待“三体”带来的科幻热潮?

刘：主流文学现在已经成为类型文学的一种，而且是很边缘化的一种，科幻没有必要非向主流靠。关于以后的科幻出版，我认为国内科幻作家数量太少，专业的更少，难以产生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家，所以科幻市场由此转向可持续的繁荣还有一定的困难。

吴：你可以描述一下科幻文学圈子的形态吗?作家之间如何相处?你比较欣赏国内的哪些科幻作家?

刘：由于地处偏僻，平时也没时间参与网上交流，所以我与科幻圈接触不多，大多是一些业务上的往来。在我看来科幻作家之间的相处还是很融洽的，有一个很健康的氛围，与主流文学圈相比尤其如此。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我一般不会盲目欣赏某个作家，包括对把我带上科幻创作之路的大师们，如克拉克，也是如此。因为从我的不算短的阅读经历来看，同一个作家不同的作品相差很大，所以我欣赏的一般是具体的作品。如果非要找出一位来，我很欣赏郝景芳，她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作家所没有的色彩，一种理想主义特有的高贵和典雅。这种东西其实并不算新，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照回来了。

吴：科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意味着我生活于其中的两个平行世界中的一个。

吴：“三体”里几乎没有出现性描写，而且在所有的科幻小说里几乎都没有出现过性描写，是因为不擅长还是认为没必要?

刘：性在宇宙中只是一件很小的事，甚至可能只是阶段性出现的事，对于一种很小的只是阶段性出现的东西，没必要花那么多笔墨在上面，我猜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吧。

吴：你对超自然的一些东西，比如，巫术、宗教怎么看?有人说宗教与科学或者说唯物与唯心，只是两种方向的研究，最后，真理会殊途同归。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刘：我是个不可教药的唯物主义者，我不认为巫术和宗教能与科学殊途同归，虽然科学中也没有绝对真理，但我感觉巫术和宗教离真理更远。

第9篇：编写科幻故事范文

将神话、历史与科幻融合一体，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世界科幻创作圈里并不鲜见。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有少量历史科幻，如《史前世界旅行记》(徐青山，1958)、《古峡迷雾》(童恩正，1962)、《三种政体》(严家其，1980)等，但多限于科普考察，且处于零散分布的状态。1991年起，更名改版的《科幻世界》突然集中发表了一批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如《雾中山传奇》(刘兴诗，1991)、《女娲恋》(晶静，1991)、《持琴飞天》(资民筠，1991)、《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姜云生，1991)、《长平血》(姜云生，1992)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1－1995年间这类作品的数量有近20篇。数字虽不大，但参考科幻小说的发表总量，仍是个颇值关注的创作现象。①90年代中期之后，这类创作骤然减少，1996－2000年仅有4篇发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创作现象的发生?又是什么让它迅速消退?这类创作有怎样的风格特征?对于科幻文学史有什么价值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就以上问题，选取相关典型文本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展开探讨。

一、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一:东方魅力的呈现与“回头看”的时间旅行

1990年，在世界科幻协会(WSF)要求变更1991年年会举办国的压力下，《科幻世界》②主编杨潇决定远赴荷兰海牙，说服WSF主席团成员坚持原议，把年会地点定在中国成都。面对竞争对手波兰，杨潇采取的策略是用“四川旅游名胜风景区和成都风情彩照剪辑”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物品，“把远在东方的神秘古国拉到老外面前”。回忆当时场景，杨潇写道:“蓝眼珠、灰眼珠们都着了迷，在《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的旋律中坠入东方文化的神秘、高邈、睿智和恬淡”［1:18］。东方特色是吸引西方科幻作家、让他们最终坚持中国为举办国的原因，因此如何在科幻创作上呈现出东方特色，也是这一时期的《科幻世界》及国内科幻作家们考虑的重要方向。1991年2、3、5期的《科幻世界》上接连出现的中国神话、历史科幻，可看成是在向欧美科幻界呈现独特的东方魅力。③但一种创作现象出现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东方魅力的展示不过是推动创作发生的外部因素之一。下文将以具体作品为例展开进一步探析。

1991年第2期《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刘兴诗的短篇小说《雾中山传奇》，讲述的是考古学教授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留下的时间飞行器回到古代考察南方丝路，向全世界证实始于中国成都的南方丝路是沟通中西文化、经济最古老的通道的故事。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是为好友童恩正的旅美之行被人诬指“叛国”做辩护，①但小说的意义却并不止于塑造了一位充满爱国精神的考古学家形象。故事中回溯历史的“时间旅行”手法更值得我们关注。作为科幻小说最经典的叙事模式之一，“时间旅行”早在科幻舶入中国之初就被作家们习仿。然相比西方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三态往复的“时间旅行”，中国的“时间旅行”叙事基本以过去现在未来的单向为主，鲜有反向的时间叙事。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晚清西方科技带来的历史观变革有关。鸦片战争之后，在“进步”、“发展”的“科学主义”价值观念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了中国沿袭千年的循环时间观，而这种时间观又通过民族危机下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在意识形态推动下成为主导的马克思历史发展观得到不断强化。旧有的文化传统被定义为“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过时的”，与“先进的”、“文明的”、“开放的”、“发展的”的现代性形成二元对立，“向前看”成了“时间旅行”的唯一方向，无论是晚清时期的乌托邦蓝图还是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未来漫游，传达出的都是被时间的单向性、不可逆性催生的现代性焦虑。与现代性焦虑相伴发生的，是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建立。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精神基石的文化传统，被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思想家作为“国性”予以尊重和体认。③这种“文化中国”的认同在无产阶级政权确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地缘政治与阶级话语成为民族认同新的支撑后，一度被“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民/国家”认同取代，直到1980年代以来在阶级政治逐渐消隐与中国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新时代语境下，才再次回归主位。

于是，1980年代的民族身份思考再次回到晚清的原点。相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中国一方面需要“在现在/过去、传统/现代的时间维度上确立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国/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的维度上确立其‘民族’性”［2:216］，文化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时间的线性发展维度如何能够取得统一?从文学的角度讲，这是个现实主义文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明显的案例就是“文化寻根”小说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始终被认同与批判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所纠缠，乡村与都市形象分裂，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主义话语冲突，迫使寻根小说最终不得不采取“通过‘非规范’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挖掘，来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想象”［2:218］。在科幻书写中，消弭二者紧张状态的方案，便是“回头看”的时间旅行。《雾中山传奇》里，在推测外星人为什么会驾驶时间飞行器来到地球时，作者指出，是因为南方丝路“引起了当时到地球访问的外星人的注意。他们察觉这条绵亘万里的古道，联系了地球最灿烂的一个文明地区，对此加强观察研究”［3:15］。如果把南方丝路仅作为地区性文明来看待，它所能代表的只是中华民族的过去，但若把它当成外星文明认识、了解地球文明的唯一观察点，其意义就一下子上升到了整个地球文明的中心，从而超越了过去与现在，成为永恒的经典。①此外，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的时间飞行器穿越时空，这本身就是一个远超人类现有文明的科技行为，且他借助这样先进的科技器物做出的南方丝路历史考证“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门槛上，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3:15］，其现代性意义不言自明。由是，现代性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再对立紧张，而是完美统一。在这一时期，虽然精英文学中已有“新历史主义”流派出现，但由于科学性被视为科幻的灵魂，因而历史真实对于科幻创作依然是一个被审慎对待的话题。《雾中山传奇》尽管使用“时间旅行”的手法进入历史，却没有试图干预历史。故事中的曹仲安只是历史的观察者，作家的历史想象基于严密的科学考证。同样，在姜云生的《长平血》(1992)、韩建国的《泪洒鄱阳湖》(1995)等作品中，历史被作为检验人性、重审历史的试验场，没有人试图对历史本身进行或然性的尝试，这种尝试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王晋康等人的多部小说中出现。相较而言，神话虽是人类早期历史的叙事形态，但由于其本身就拥有极大的想象成分，这给了作家们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尝试空间，重述便成为可能。

二、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二:神话的科幻式重构

在创作神话科幻小说的作家里，晶静应该说是贡献最大的一位。1991到1994年间，她先后写下了《女娲恋》、《织女恋》、《夸父追日》、《》等多篇神话题材的科幻小说。把这些小说放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可看成是鲁迅开创的《故事新编》模式的延续。与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叙述、再评价，并在这种再叙述、再评价之中巧妙地渗入自己对当下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与批判”［4:22］一样，晶静的“故事新编”系列也是通过中国古代神话的科幻式重构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传达出自己的现实思考。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将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诞生、发展与发达的外星文明联系起来，或讲述民族祖先与外星人相遇，或把外星人想象为民族祖先。以《女娲恋》为例，中国神话里的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在文本中她被想象成了一名从Y星来的女孩阿丫。阿丫原本是来考察地球是否值得殖民，却被伏羲当做女娲娘娘下凡，请求她帮助族人度过连绵阴雨、庄稼无收的难关。答应了伏羲请求的阿丫不顾同伴劝告留在了地球，帮助地球人用光子炮驱散乌云，带领大家开山凿渠，还和伏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样的主人公身份转变还出现在《织女恋》、《》等小说中，如来自W星和Z星的牛郎、织女，用导弹开天辟地的智能机器人等。从外星殖民者、智能机器人到中华民族的创世者，这些主人公的身份转变极具意味。《雾中山传奇》中曹仲安借助的外星人时间机器象征着未来的高科技文明，晶静的创世神话系列里，这些人本身就是先进技术文明的化身。他们与曹仲安的历史旁观者姿态不同，以创世者的身份参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与发展，从而更直接地将民族传统与现代性勾连一体。

1983年旅美时期的王安忆面对代表着现代化历史顶端的西方文明感慨，那“人类的背景”不过是“人家的山头”:“前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插脚之地，我们在人家的山头爬上爬下”［5:274－275］。如果说文学的“寻根”是“从乡村生活中看见了中国”，“为知青一代人构筑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归属”［2:177］的话，那么外星文明主导的创世神话，则是在超越人类现代性的科技想象中绘制了远古民族历史，所构筑的精神归属与“寻根”是类同的。用科幻想象重新演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中国独有。1988年，巴西作家PauloCoelho在TheAlchemist里重写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后，印度作家SaladinAhmed在RuinedManWhoBecameRichAgainThroughaDream里也对同样的故事进行了科幻重述。类似的作品还有北爱尔兰作家IanMcDonald的印度神话重述RiverofGods，牙买加裔作家NaloHop-kinson的BrownGirlintheRing，以及中加混血的美国作家LarissaLai的SaltFishGirl等等。这些作家族裔身份的共性在于多属于后殖民国家或地区，这使他们的书写很自然地带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色彩。如AmalEL-Mohtar在她的小说Apex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会用你们的语言、你们的技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用你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告诉你们你们是不可能让我们沉默的”［6:129］。尽管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殖民史，但如杜赞奇所言，中国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质是“在缺少与自我直接对立的‘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得以把‘他者’内化，其方式似乎使之从‘他者’获得某种独特的自治”［7:269］。因而，我们依然可以从“全球化”进程下中国产生的应激性民族主义反应的角度，把中国科幻的神话重述放在世界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展开探讨。关于如何将神话与科幻结合起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IanMcDonald的RiverofGods中，未来印度分为若干个区，其中Awadhi和Bharat两个区选择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方式接受新的科技，从而保留民族的记忆之根;在NaloHopkinson的MidnightRobber里，DryBone的传说在女孩TanTan的现实生活中发生，成为女孩TanTan弑父后浓重心理阴影的隐喻，与整个“失乐园”式的叙事一体，表达了作家对后殖民语境中种族平等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晶静的外星创世神话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彰显民族主义。神话往往被视为民族历史的起源，然而在神话之前，历史是怎样的?那些造人的民族先祖，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当作家用科幻的方式把他们想象成亿万年后外星先进科技文明的代表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膜拜的对象，我们就是自我创造的神话。处于历史最前端的远古中国文化与处于历史最末端的未来文化合二为一，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它和空间融为了一体，成为空间的另一重维度而存在。于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内的线性发展维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循环往复的闭合之圆。类似的时间维度改变，也出现在RiverofGods、SaltFishGirl等小说中。然而，吊诡的是，在后爱因斯坦的时代，人们对时间是空间的第4个维度这一观点的普遍接受，恰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科技发展的结果。并且，通过外星创世神话进行民族自我的强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西方式现代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种“现代”仍是以科技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主导，因此，其“自我”主体性的实现是在西方科技进步的价值观体系范围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间内在的“臣属”结构并未被打破。

①1980年代末国内的重大风波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剧变，使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即被触发。“被迫意识到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其实是以冷战结束为条件”［8:18］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充斥着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和族裔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8:18］的世界。不少学者、文化人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宣扬爱国主义。②刘兴诗、晶静(原名张静)、资民筠都是成长于新中国红旗下的老一辈科学家，青少年时期饱尝了民族危亡耻辱的他们，拥有强烈的科学兴国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使他们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科幻创作，民族、国家始终被放在首位。晶静在创作外星创世神话系列之前，她的报告文学《冰海中国心》塑造了一位为祖国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的中国船长形象，表达了作家强烈的爱国热忱;刘兴诗也曾说过，少年时的救国梦想，是他此后生命历程的基调［9］。因此，用科幻的方式重构文化传统、表达民族主义的诉求，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行为。

三、诗学想象的科普再造及科幻美学空间的新拓展

除却上述或潜或隐地体现民族主体意识重建的创作外，1990年代初期的神话、历史科幻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对时空本身的介绍和思考。根据量子论的“多世界解释”(ManyWorldsInterpretation)，我们生活的空间里存在多个平行世界，即“平行宇宙”(ParallelUniverses)，每个世界中，由于每次量子力学测量的结果各不相同，不同的历史就会发生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中，于是，时间旅行、时空穿梭都成为可能。科幻小说中来自未来或现在的人能够通过时空隧道或是时间机器进入神话、历史时空，就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原理。在经历了1980年代初期的“姓科”、“姓文”之争及清污运动后，科普型科幻比文学型科幻经受的打击还要惨重，80年代后期为数不多的科幻作品里，文学型科幻占了很大比重，人性人情成为科幻关注的中心，如李毓瑜《在爱的后面》(1987)、缪士《代价》(1987)、海子《怪笑》(1988)、洪梅《倩女还魂记》(1988)等，科普型科幻仅有描绘量子世界的《金色迷幻城》(黄海，1988)、谈常温超导材料制造磁悬浮有轨飞机的《中子流轰击地球》(魏雅华，1987)等少数几篇。正因如此，1990年代初期神话、历史科幻创作中出现的一些科普型科幻尤为可贵。先来看朱海龙的《梦断敦煌》(1993)。小说主人公龙翔宇在敦煌考古时发现了一个不存在于任何时代、却又活在每个时代的武士。他费劲功夫，终于弄明白武士的护心镜可以用电子流冲击，从而开启时间大门。为了探究时间流的秘密，龙毅然走入时间大门，回到了公元887年的敦煌，成功推断出电磁波导致时间序列发生错乱和偏转是“不死的武士”和“时间之门”的秘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梦断敦煌》中的时间流想象，依据的正是量子力学中的“平行世界”学说，作者通过一个时空穿梭的故事，将时间流的物理学原理简单、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从科普性还是文学性来说，都具有较高的创作水平。此外，还有从消逝的摩诃衍那寺历史中，推断出朔日三点一线的天文现象是导致地震发生原因的《古刹之光》(绿杨，1993)、在一个未来人和古代女孩凄美的爱情故事中，穿插大气折射形成太阳光影的科学道理的《平行》(何宏伟，1994)等作品，也同样是以神话、历史为依托，用文学的笔法讲述科学现象的科普佳作。这些故事延续的是1980年代《珊瑚岛上的死光》(1979)、《莫名其妙》(1980)、《冰冷的世界》(1983)等小说的价值理念，即把严谨的科学知识作为创作的基石，用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幻想塑造勇于探索未知、甘愿为科学事业奉献生命的科学家形象，将读者导入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未来科技之门。而它们更具价值的所在，是用神话的浪漫与历史的宏阔，为科幻创作打开了新的美学生长空间。如《梦断敦煌》的起笔“狂风呼啸、黄沙漫天。龙翔宇在冰冷的沙砾上艰难地爬着，……鲜血渗透了破碎的铠甲和战袍，在他身后留下一片染红的沙土”，“身后，如血的残阳‘轰’地坠入苍茫的群山，天地陷入死一般的黑暗”［10:4］，用电影镜头式的场景呈现手法，将读者带入苍凉厚重的历史之中。摒弃了1980年代科幻小说惯用的二元对立敌我斗争模式，《梦断敦煌》将辽远的历史画卷作为科学幻想的建构背景，一方面使作品拥有了超越现实的开阔视野和庄重气象，另一方面也带给读者陌生的惊奇和审美的喜悦。相比神话文本、《故事新编》里的肆意想象，科幻小说的想象因为有了“平行宇宙”学说的物理学基础而更富于理性，但这样的理性并不影响文本的感性表达。影壁上的持琴飞天画像画的是智星的信号智能人3号(《持琴飞天》，1991)，东方大地上的三皇五是外星人的后代(《忆秦娥》，1993)，古壁画上会有飞碟，而这个飞碟是未来地球遭核战毁灭后飞到天龙α星的人的后代所乘坐的(《飞碟白梅花》，1995)……与上古神话中人、神、兽异类相生带来的怪诞效果一样，上述科幻小说里作为异类存在的外星人成了人类的祖先，同样也带给读者类似的思维变异产生的夸张、惊奇感。但正如苏科•达恩文指出的，尽管神话与科幻同样将陌生化作为形式手段，用怪异、变形的想象物让读者产生惊奇、兴奋的阅读感受，两者在审美认知上却有根本不同:神话传说构筑的是“一个无视认知的可能性的封闭的平行世界”［11:8］，想象力的伸展是为了自我满足，而科幻则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象力是它用以“理解现实中潜在的倾向性的手段”［11:8］，无论是穿越时空的武士，还是外星人祖先，这些科幻世界的超自然想象虽然极致张扬，但其根须依然深扎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之中。想象与现实间的巨大张力，不仅增强了美学的表现力、想象本身的神秘与怪诞，还为以精确、清晰、严谨的技术之美为主导的科幻美学空间增添了不确定、难以捉摸的诗学魅力。这些科幻小说选取的神话原型蕴含着一种神秘的生命情结，而这种生命情结，又恰好与这些科幻小说创作的现实焦虑———民族文化传统的焦虑相呼应。对种族繁衍的思考，使神话与历史在科幻中变得格外有分量，现实的投射也格外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