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一）思想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
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
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
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二）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后期引导作用。
第2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导茨涎簟！督椤肪硪晃濉兜乩碇尽废拢?quot;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菇氐街兄荨L瞥嫦壬凇抖帘幼油坡勰媳毖Х绲囊焱芬晃闹校羧竦胤⑾至撕幽系闹匾浴K赋觯?quot;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因为是讲演稿，所以比较粗糙，问题不少，望读者能不吝指教。
--------------------------------------------------------------------------------
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第3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机理，我们必须要探究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要素及其工作环节。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部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一系列的机制。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学生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依托以下几种机制：首先，是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生态系统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受到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反之就会限制、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政治生态环境的的优化是其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党的政治文明建设。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进。用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三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的建设。用机制、体制的改革，切实落实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思想到实际的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其次，是政治文化传承机制。课程是一种专门化、具体化的知识结合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因子。按照阿尔蒙德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维护和传承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要素。而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原理等政治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始端，也是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课程化的政治文化传承机制，必须将文化传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课程的特点相结合，按照“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思想体系”的路径，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承。再次，是政治态度培育机制。政治态度是指个人对于政治系统中各种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要素的相互冲突也就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层次，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与内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模仿和服从是一种表层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被动接受；同化是一种态度认可和情感倾向，是一种中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内化是一种价值认可和信仰的形成，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
三、总结
第4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活化”教学涵义策略
长期以来，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只注重从知、情、意、行四方面人手，力图使学生在短短的一堂课上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培养正确的品德行为。一堂课的教学都是从外到内，自上而下地灌输．教师成为“知识的搬运工”。但是由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发生严重脱节．导致课程内容脱离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生活需要而变得抽象、空洞和苍白无力，从而使学生感到厌倦，无法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样造就出来的学生往往是在课堂上和生活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因此，让思想政治课回归生活是使课堂唤发生命力的首要前提。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可见，思想政治课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为基础设置三个课程模块，并与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为主导的生活和哲学并列，将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设计为四大模块。这反映了新课程整体改革的理念、设计和要求，体现了思想政治课的独特性质和内在价值，符合高中阶段学生的个性特征。同时也为思想政治课教学走向生活化奠定了基石、指明了方向。那么，怎样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落实“生活化”的理念，以满足学生对生活的关切，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让政治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呢?
一、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的基本涵义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是指在政治课教学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生活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政治，把生活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生活化。体现“政治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为生活服务”的思想。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会运用政治经济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实施策略”
（一）课前准备生活化
1．教师：立足生活，改造教材
创设生活化的学习内容是实施生活化教学的前提。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们理解政治书本知识十分重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有意识地在生活中寻找与课本中的知识有联系的、学生熟悉的场景、事例，用以沟通已有的生活经验与政治学科知识的联系．瞄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最佳联结点．以此来诱发学生已有的真切体验，感受其境。但由于教材中呈现的案例有的与本地区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原有知识背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理解和领会教材编者意图的基础上．从学生的现有经验和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例如在高二《文化生活》模块的学习中，笔者大量地加入了本土的“宁村抬佛”汤和文化、“张璁文化”、“永昌堡抗倭精神”、“温州鼓词”等内容，与课本的相关内容有机整合。
2．学生：体验生活．积累经验
学生的生活经验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学生学习的出发点。如果教学中学生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就无法建构起知识与生活的联系这就要求学生在课前要有目的地收集相关资料，体验生活，积累经验，为新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例如：教师可以在教《经济生活》模块“股票、债券、保险”一框内容的前两天给学生布置任务：到本区的证券交易所、银行、保险公司收集有关资料；丰富了与课文相关的知识；通过观察与采访，学生体会到了这些投资品种的特点，同时也初步感受到金融市场的风险。上课时，学生带着课前收集的资料，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从而使课堂生活味浓、趣味性强。
(二)课堂教学“生活化”
“生活化”教学的关键是课堂教学的生活化。根据多年来政治学科教学实践，笔者总结了政治课堂“生活化”教学的“三环节教学模式”。
1．激活生活经验，置疑导入
教师将教学知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素材相融合，并设计成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借助课前收集的资料和以往的生活经验加以解决。由于学生只能找到一些简单的办法，不能将问题彻底解决，从而进入一种“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不能”的悱愤状态。例如：在学习高二年级《生活与哲学》模块“意识的作用”一节时．教师提出问题：通过上一节的学习，我们了解了不管是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物质要决定意识。那么大家思考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建造的校友楼，在建造前要先有图纸，然后根据图纸去建造，那是否意味着先有意识后有物质呢，在造楼的过程中，图纸(意识)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教师顺势提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意识的作用”。这样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激活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的思维泛起涟漪，从而拉开了教学的帷幕。
2．创设生活情境，探究新知
置疑导入使学生感受到已有的知识经验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从而产生学习新知识的紧迫感。这时，教师可以通过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探究知识的发生、发展．感受知识的本来面目．最终达到既学习新知识又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根据知识的具体特点和实际的教学条件，教师可以创设如下生活情境作为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平台。
第一，创设直观化的生活情境。教师利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物创设探索问题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观察、活动中提出问题——合作探究——交流结论——体验成功，学习终身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方法。在学习《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一课时，我要求学生课前调查龙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包括皮革、不锈钢、电器等发展状况。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社会调查等方法，写出调查报告。在课堂上我向学生展示一些直观的材料，通过提出问题、合作交流使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能力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体验成功的喜悦，分享合作的快乐。第二、创设体验性的生活情境。教师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让学生通过现场体验．有话可说．有情可感，深刻理解知识。例如：在学习“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时，教师可带领学生“小记者”走出课堂，采访龙湾区相关企业、领导干部和村民，调查本地环境变差的真正原因。“小记者”争着向有关企业负责人和相关人员提问．比如：你们认为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们认为实行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制止环境进一步不受污染?环保局或政府来此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吗?有没有试着改变环境，等等?采访回来后，在课堂上大家又对自己的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评论，评出“最有价值”“最有深度”的问题奖项。接着，教师趁势提出问题，运用调查资料，并结合有关内容，分析局部经济利益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给学生以无限的情趣。
3．总结升华知识，服务生活
总结能使所学的知识系统化和条理化、思维方法科学化，使情感体验逐步升华为价值观、人生观。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地总结学习过的知识、使用的思维方法以及涉及到的人生道理。因此，在学习新知识后．教师要为各层次的学生设计巩固练习题，同时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学生在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发展情感体验，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共同发展。例如在学习了《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框以后，在同学生共同总结了课堂的内容以后．让学生去分析龙湾当地养殖业的实际问题：为什么前几年价格很高的文蛤，今年价格比较低，为什么前几年收益丰厚的养殖户，今年却陷入困境，有的濒临破产?如何才能使养殖户尽快地走出困境?这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明白了价值规律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生活化教学要把抽象的学科知识还原于生活，使知识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完善。学生通过学用结合还可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享受学以致用的快乐。
(三)课后延伸生活化
第5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内涵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参与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本文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指在信息网络条件下，网民作为参与主体，以互联网为活动空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期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对这一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由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转变为身份内涵复杂的“网民”，也就是说，网络政治参与者具有现实和虚拟两种身份。
其次，从网络政治参与的对象和目标来看，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延伸，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政府的活动，使政府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
第三，从形式和手段来看，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公民参政的渠道，扩大了直接民主的范围，公民获得信息机会的可能性增大。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民众由于权力、财富、身份、地位造成的不平等状态，激发出民众平等、自由、尊重的思想观念。
1.推动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作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对个人来说，是个人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政治信仰、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网络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之一，且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通过关注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掌握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信仰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
2.推动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阿尔蒙德根据人们在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以及扮演的政治角色，将政治文化分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参与者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的一种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物质与制度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使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途径，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传统的非参与型政治文化会形成巨大的冲击。网络政治文化突破了网民的阶层局限与信息局限，调动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近年来，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公民表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迅捷而有效的工具。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自身具有的隐蔽性与虚拟性容易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欺骗化与非法化。
1.政治参与盲从导致公民的政治认知出现偏差。所谓政治参与盲从，是指“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既不是被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也不是由于直接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某些民意制造者雇佣“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批量生产“民意”。这些推手和水军往往利用“羊群效应”和“沉默的螺旋”的大众心理，以普通网民的身份留言、发帖、跟帖，对网络舆论进行恶意引导，传播“民意病毒”。由于网民难以驾驭无限的网络信息，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和辨别这些信息，导致其缺乏深思熟虑和意见多变，从而易发生政治参与盲从和非理性行为。
第6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第7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第8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1“和谐”与“不和谐”的政治因素。
网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政治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等，在网络文化中存在着“和谐”与“不和谐”的政治因素，其中“和谐”的政治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有利于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青少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表明，截至2009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其中学生占总网民比例的28.8%。可见，网络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谐网络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崇尚和谐理念，体现和谐精神，追求和谐关系，构建和谐社会。这种以“和谐”为中心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价值取向，从而能够促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和谐网络文化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特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建立起了政府网站，政府网站的建立有利于党政工作的公开透明化，也能够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交流，拉近人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距离，提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网络文化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多元性、个体化及大众化等特点，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不和谐”的政治因素的形成，网络的匿名性使得青年学生会产生一些越轨行为以及政治行为失范。比如，会出现非理性的政治表达，正因为网络的匿名性，一方面大众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没有了制约性大众就会陷入非理性的表达中，甚至在网络上发起批判政治的活动，产生一些网络暴力等不良后果。网络信息的碎片化使信息接收者不能完整地看待整个事件，从而对一些事物的认知有偏差，也不能全面地了解政治事件，从而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会出现偏激的行为。
2“和谐”与“不和谐”的人际因素。
科技的发展，打破了以前只能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方式，人际交往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比如QQ、MSN、Facebook、微博、微信等，这些软件不仅能够让人们通过文字进行交流，还能进行语音聊天和视频聊天。人际交往方式的多样化，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能够交流。网络文化既有“和谐”的人际因素，也有“不和谐”的人际因素。不和谐的人际因素主要包括人际关系的冷漠以及人际交往的障碍。一方面，许多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网上交友，原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被人与机器的关系所取代，从而也影响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的关系，与亲人朋友的关系也会逐渐疏远，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冷漠和障碍。另一方面，网络虚拟性的特点使许多学生找到了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的成就感，于是对网络的依赖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智能手机的开发和广泛利用，无论是在教室、食堂还是宿舍，这些学生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学生一人拿一个手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和外界交流越来越少，交流得越少，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冷漠，长时间不和外界交流也会产生人际交往的障碍。
3“和谐”与“不和谐”的道德因素。
网络文化的发展，一方面，为传统的道德观念传播和建设搭建了更大的平台，同时，道德文化的传播也没有了时空的限制，可以在大学生感兴趣和熟悉的平台里适时地传播道德理念。另一方面，网络的推广也导致了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民族意识薄弱，学生不只是接受传统的道德教育，在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有各种各样价值观念的碰撞，特别是随着一些外国文化的流入，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的哈韩、哈日一族，这种文化的冲击，使得一些学生的民族意识弱化。同时网络的出现也弱化了学校的德育功能，道德行为失范，在现实社会中，道德观念的形成总是受到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网络的虚拟性使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力明显下降。然而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形成，这样就使得许多的网络行为处于无人管理、无道德规范可依的状态，从而出现大量的道德行为失范的情况。
二、和谐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网络文化建设中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因素。所谓“和谐网络文化”是指通过网络，传播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和谐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积极影响的，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环境、大背景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上来探讨和谐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许多社会学家指出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是具有很强的认同感的，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也更易于理解对方的语言、言行举止，所以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谐网络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也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和谐的环境，学生们能够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同时，和谐网络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之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网络文化自身的和谐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文化的大众化，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和谐的文化基础，而在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这个大背景下也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了和谐的大环境。最后，和谐网络文化的和谐理念有利于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它促使大学生具有正确的理想目标、坚定的政治理念，培养大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的积极影响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新环境。无论是和谐网络的凝聚力以及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影响都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了和谐的环境。①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网络时代信息具有瞬时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一方面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许多社会动态、新闻事件等信息的更新都会及时发送到你的微博、微信和手机上，这就有利于学生及时了解社会的最新动态，不至于对很多热点问题一无所知，课堂上也可以发表各自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看法，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的氛围，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网络时代信息也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传统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下才能进行，学生在这种有限制的时间和空间内对思想政治教育会产生抵触心理，同时也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性被打破，学生与老师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都可以通过网络这一平台来共享资源，互动沟通。随着手机媒体的发展、微博微信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的传播活动范围大大拓展，进一步突破时空的限制，使人类信息的传播更加流动。这样，学生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达到在生活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同时这种信息的流动性也可以让学生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也极大地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谐网络文化背景下，网络文化的瞬时性和流动性的优点能够被更好地利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②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谐网络文化背景下不仅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了和谐的环境，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创新了思想政治的教育方式。首先，网络文化和文化一样具有思想渗透的功能，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可以利用这种渗透功能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也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网络文化活动相结合，通过网络文化的影响力来吸引学生们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最后达到内化和外化的统一。其次，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微博、微信等通讯工具兴起，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交流和互动。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新的教育形式，使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和具有互动性，打破过去“输入型”的教育方式。通过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开设各种手机软件，走进学生的生活，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及时进行疏导，还可以回答学生所关注的问题。这种无限制的沟通平台打破了之前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利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和谐网络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以及学生的积极性。
三、和谐网络文化视阈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在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往简单的思想政治方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所以必须在深入分析学生思想和行为变化的前提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使其适应网络文化的大环境。本文主要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理念三方面来探讨和谐网络文化背景下怎样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1.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如今大学校园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课堂来实现，课堂上主要依靠思想政治教材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和谐网络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首先要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使教材更加灵活，符合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在我国，大多数学生反映思想政治理论课枯燥、刻板，教材也空洞、索然无味，所以通过上课很难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教材是使教学达到良好效果的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好的教材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十分重要，面对如今的网络文化的冲击，思想政治教材的编写应该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以及时代的特征，内容上也应该生动、丰富，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也可以借鉴国外许多教材的编写方式，把理论和案例相结合，通过插画等形式使教材更加生动形象，同时，教材也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适时地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除了教材以外还可以开设跟网络文化有关的课程，现在许多由网络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跟学生对网络文化的认识不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开展网络教育课程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信息网络伦理问题的研究几乎与网络设施建设的步伐是一致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达国家就己经开设网络伦理教育的课程。所以我国开设网络文化相关课程对思想政治教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实施教育影响的基本手段，对于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网络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一是引用营销手段的一种，也就是线上和线下营销相结合，所谓线上营销就是通过网络等媒体来进行营销，线下营销也就是通过实际的宣传来营销，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进行网上和网下教育相结合，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了许多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充分利用网上教育的资源和方法。比如，教师可以自己开通微博或是建立微信群，在微博上和微信群上可以发表自己的思想以及对某件热点社会事件的看法，这样在无形中以学生热衷的形式引导了学生的思想，对其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利用微博或微信的有效互动性来加强和学生们的交流，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学生的思想。还可以充分利用网上的教育资源，鼓励学生看一些宣扬主旋律的视频，其他学校的公开课和演讲等。网上教育的同时还要结合网下教育，对一些思想和观念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
3.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
第9篇：政治文化论文范文
1.经济决定律
经济决定律，是指生产力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最终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进程。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82）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P695）这一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过程的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要素中，生产力要素、经济要素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客观要素的形成，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意识、个体意识等主观要素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定阶级经济利益的实现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在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中，最终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间接地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生。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式产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给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必然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各种偶然要素也都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经济要素的补充和反映。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中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P733）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虽然其何时发生、何地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等都是偶然的，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这些偶然要素最终都要受到经济的制约。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种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最终根源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需求，最终为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深层根源。
2.政治催化律
政治催化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催化作用。政治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萌芽于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但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历史大事件，却是政治生活和阶级的出现。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现实的、独立的力量影响思想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伴随着阶级的政治实践一同产生和发展的。一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阶级为了实现其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总是对各种政治关系进行着思想调控，以达成政治共识，统一政治行为，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一定政治集团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其所期望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更加重视对被统治阶级及社会成员的思想统治，自觉、主动地进行意识形态的调控，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来传播、灌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抑制、消除有害于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总之，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统治阶级对社会成员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影响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催化剂。政治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催化作用表现在：政治活动直接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政治活动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以本质的规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政治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原始社会自发的萌芽形态转变由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实施的，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正式形态；政治活动铸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总之，政治活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挥着全面的、根本的、本质的推动作用。
3.文化传承律
文化传承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依据。所有文化都是习得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把这称之为人的“社会遗传”或“濡化”（enculture）。[5（]P42）文化传承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需要通过世代相传，才能实现文明的历史继承和历史创造，使人类文明的火种照亮人类自身前进的道路。在文化的传承中，反映一定社会群体、集团特别是一定阶级和国家根本利益和深层文化追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核心内容，这些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在一定的思想文化、道德文化、政治文化中，成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如果在文化的代际相传中，缺失了这一核心的内容，就抽掉了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正如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一样，如果没有抓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互助友爱等这些反映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能使这些核心价值观得以发扬光大，就不能使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薪火相传。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道德文明和德育传统，使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得以世代相传，内化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在人类发明的各种保存和延续文化传统的手段中，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传递人类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之一。知识技能的教育可以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得以延传，而思想政治教育则可以使人类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反映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延传。在国家和统治阶级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实践活动中，不仅实现了一定文化的社会化和代际传递，而且也使主导意识形态得到了传播和确立，充分地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之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向下一代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使一定文化的核心、灵魂和精髓传之于后世，从而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所担负的文化使命。
4.要素充足律
要素充足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各种要素必须齐全、充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虽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却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其中包括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孕育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创造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社会群体，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供了雏形。进入阶级社会，阶级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政治集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条件包括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个体意识的自觉程度等。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是一种社会自我意识，也即社会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自我体察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自主认识。而这种社会自我意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阶段，最终才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意识的真正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同时也受到个体自我意识的制约。没有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没有个体对自我主观世界进行改造的自觉，自然也不会产生接受这种自我改造的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也就不会在个体身上现实地产生。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具体时机、情势等，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过程中。只有历史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创造了充分、足够的主客观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生。
5.主体主导律
主体主导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主体始终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体的一种社会实践，是人类主体性的表征和外化，确证着主体的本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发起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必须有主体的依托和推动。没有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没有人类主体能力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产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无从产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意识，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生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能力，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成。[6]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要素中，主体始终处于积极的、主动的、主导的地位，扮演着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效展开的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形成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主导性要素和关键步骤。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真正具备了相应的主体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反映，也才能发起、实施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主导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6.客体主动律
客体主动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客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主动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和塑造的对象，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过程中，其作用却不可小视。如果没有客体的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能产生。客体对自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的认知、判断和进行自我改造的动机、情感等心理要素，对于客体是否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能够在个体身上具体地发生都具有根本意义。如果客体完全缺乏对自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的自觉体认和提升动机，如果客体的接受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载和消化一定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程度，那么就很可能使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失去现实的对象，成为毫无意义的单边操作，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一种外在的、自为的存在。只有客体形成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和主体能力，具备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客体，也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
7.介体联结律
介体联结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中，介体发挥着联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媒介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载体等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离不开一定的中介，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借以产生的渠道和途径。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没有一定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渠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就成为相互割裂、互不相干的实体，就失去了彼此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意义，更加不可能产生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只有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才可能发生。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形成的要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形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联结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同时也是维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命脉。
8.交互作用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