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续梅是在教育部今日举行的2010年第8次新闻会作出如上表述的。

续梅称，关于博士生论文的抽检这项工作大概从2000年开始，已经成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校、学位授予单位，包括导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能够确保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续梅表示，今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教育规划纲要，纲要当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了适应新的规划纲要的要求，今年还会进一步地加大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

第2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摘要：美国启动实施的重塑教育博士的改革行动，旨在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探索出一套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使教育博士成为特色鲜明的专业博士学位。近年来美国启动实施的三种类型的教育博士改革，即美国部分大学首先发起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发起的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和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行动。仔细研究美国重塑教育博士改革行动，对我国教育博士改革创新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教育博士；重塑；改革行动；学位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50-09

基金项目：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定位及其培养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DYY13091。

收稿日期：2014-09-19

作者简介：韩延伦（1966-），男，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硕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烟台，264025。

为解决教育博士（Doctor of Education）与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的趋同，回应人们对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诸多反对、批评和质疑，使教育博士成为真正意义上特色鲜明的专业博士学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发起了旨在“重塑”教育博士的系列改革行动：一是由美国部分大学率先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开启了美国重塑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帷幕；二是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联合25 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The Carnegie Project on the Education Doctorate），以重新评估为手段，通过项目联盟、协作设计实验等举措，共同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三是由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等研究型大学启动实施的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的改革行动，丰富了美国博士学位结构，创建出美国新的教育博士类型，进一步拓展出教育博士教育发展的空间。本文主要简述和论析上述系列改革行动的举措、特色及其成效，以期对我国教育博士改革创新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美国部分大学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及特色

面对人们对教育博士教育的诸多批评、质疑以及日益高涨的改革教育博士教育的呼声，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部分大学，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等，基于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解决教育博士与哲学博士的趋同等问题，开始反思和重新审视教育博士教育的不足，并着手重新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从这些大学启动实施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既呈现出具有共性的改革行动的核心问题，又有改革行动举措上的不同、差异和特色。

从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共性改革行动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趋同与特色问题。率先启动实施改革行动的这些大学，都面临着教育博士与哲学博士两种学位的趋同以及教育博士教育缺乏自身特色、难以适应教育实践领域的变化等共性问题。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舒尔曼（Lee Shulman）就严厉指出，“我们现在已陷入尴尬境地，我们既没有培养教育博士的那种令人赏识赞美的模式，也没有培养哲学博士的优秀模式，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用相同的模式来培养两者”［1］8。正是这两种学位培养模式的趋同，不仅导致教育博士教育失去了自身特色，同时也影响了两种学位教育的发展。为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并凸显教育博士的培养特色，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分别于2001年、2002年和2004年各自推出了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可以说，重新设计有别于哲学博士、且能充分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是这些大学改革行动的共同目标和改革策略。

其二，实践性与学术化问题。“实践性”是教育博士与“学术性”培养的哲学博士相区别的本质属性和学位要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育博士的培养却偏离“实践性”而滑向追求“学术性”的误区，受到人们的诸多批评。正如考帕兰德（M.Copland）所言，“在美国，人们对教育博士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教育博士确实没有按照自己的预定目标，与教育实践领域的‘真问题’建立起有机联系”［2］。面向实践，思考和解决教育实践领域中的实际问题，才是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学位特色。因此，率先启动实施改革行动的大学都强调要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和凸显教育博士的学位特色，必须坚持实践性导向，把教育博士的培养根植于教育实践中。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等在启动实施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时，都对教育博士和哲学博士两种学位做出了较明确的定位和区分，即哲学博士是一种学术研究型学位，以学术为导向，为学生未来从事学术职业做准备，而教育博士则是一种专业学位，以实践为导向，为学生从事教育管理事业做准备。由此可见，这些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为纠教育博士培养的“学术化”之偏，都在积极寻求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

其三，课程设置与教育实践的方式、路径和策略问题。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都认识到，如果教育博士的课程设置依然照搬或套用以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哲学博士的课程设置，不仅难以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问题，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更难以凸显。因此，面向实践加大实践性课程的份量，从课程设置的层面上真正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成为这些大学都采用的改革策略。另外，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这些大学也都认识到，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导向，不仅要求面向实践，同时还必须走进实践，让学生真正体验教育实践领域真实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活动，才能真正发现教育实践领域中的真问题并展开分析和研究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等。因此，以何种方式、途径和策略把教育博士的培养引入教育实践领域，既是架构大学与教育实践领域相连接的关键“管道”和充分体现教育博士培养实践性特色的有效举措，其实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设置问题。所以，这些大学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点和特色的课程设置模式以及多种特色化的教育实践的方式、路径和策略。

其四，学位论文与研究报告问题。教育博士是否仍然像教育哲学博士那样，需要撰写高水平的学位论文，这是率先启动改革行动的大学重新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施行的是撤除博士学位论文代之以研究报告。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麦菲(Joseph Murthy)等人就明确提出，教育博士教育的学生不需要撰写学术研究论文，可以用实证性的、案例性的研究报告来代替它，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保证教育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研究过程和结果等都与教育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3］。虽然能否以研究报告取代博士学位论文的问题仍存有一定的争议性，但这种做法确实明显地区别于教育哲学博士，构建了一种新的教育博士学位制度。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仍坚持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但已与传统的博士学位论文要求有了质的区别。由此可见，这些大学都已关注从学位论文的要求上作出改革，是区分两种学位、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的有效途径和策略。

从改革行动举措上的不同和差异上来看，不同大学的特色化、个案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存在不同和差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推出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旨在培养能够领导高效教育组织、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并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的学者型教育实践者。［4］107-122主要招收已经拥有硕士学位，至少有3年相关教育领域实践经验、希望成为城市教育领导的教育工作者；范德比尔特大学推出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则是计划每年选拔18-21个在教育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优秀实践管理人员进行在职培养，培养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两种类型的教育管理人才［5］。由此可见，虽然这些大学都强调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导向，但不同的大学在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上确实存在不同和差异。这也表明，不同大学重新设计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都在依据教育实践领域的现实需要、大学自身所具有的学科专业优势以及教育博士项目的未来发展等因素来思考和确定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使教育博士的培养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未来发展性。

其二，教育博士培养的课程设置存在不同和差异。虽然这些不同的大学都重视教育博士培养的课程设置，但不同的大学却各有特点和模式。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课程设置，一是依据“责任、多样性、领导和学习”四个学术主题设置核心课程，每个学术主题都设置相应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能够理解并应用于教育实践领域的宽广的知识基础和技能；二是按专业方向开设主修课程。［4］107-122在第二学年，学生按照自己的专业方向开始主修课程的学习。主修课程主要提供与学生具体工作背景相关的深度知识。每个专业方向都能让学生接触到具体背景下的最佳实践案例和前沿研究，强调理论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应用；圣路易斯大学则以模块化（Module）课程设置为特色，每个学期都开设固定的课程，主要包括学校组织学和领导学的知识、运用项目管理的知识、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知识等。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领导能力，圣路易斯大学还开设了金融、学校—社会关系、政治、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课程，并将关于应对学校发展和教育变革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贯穿于教育博士培养各阶段的课程当中。除了这些正式课程之外，还组织很多研讨会和讲座，以丰富学生的课程学习。从上述两所大学的课程设置来看，都体现出在教育博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上的不同和差异。由此可见，教育博士的课程设置，必须反映培养目标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分离，培养目标难以有效达成。

其三，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方式、途径和策略等方面存在不同和差异。虽然这些大学都在积极探寻能够体现特色且凸显实践导向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但在采取的方式、途径和策略等方面，又各具特色和不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做法是：第一，把教育实践领域的真实案例纳入主修课程中，使课程的讲授建基于实践领域的真实案例之上，架构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通道”；第二，创建“专题论文模式”（The Thematic Dissertation）项目［6］69-85，把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与其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等相结合。这一项目主要安排在第三年，由学生和导师、实践领域专家合作组建某个专题的学位论文小组。小组成员在同一专题下选择不同的问题进行合作研究。这种专题学位论文模式，强调在教育实践的真实场景中对教育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重视论文小组成员之间的团队合作，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过程与方法、导师指导以及论文评价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分。圣路易斯大学的做法则是：第一，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把当前教育问题作为学习的基础，让学生参与到对当前教育问题的调查中，并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第二，强调小组学习、团队合作。把学生被分为3-4人一组，围绕感兴趣的教育问题收集资料，进而形成一系列研究课题，通过相互协作完成各项学习和研究任务［1］8。范德比尔特大学则通过创设“顶峰体验”（Capstone Experience）项目来强化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7］48-60。其做法是：第一，组织安排学生参与“顶峰体验”项目。项目主管负责联络需要咨询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需要解决的实际教育管理问题设置成“顶峰体验”项目。学生在参与“顶峰体验”项目过程中和这些学校或教育机构之间形成真实的客户咨询关系。第二，设置“顶峰体验”讨论课程。依据教育博士在职学习的特点，在周末安排贯穿整个“顶峰体验”项目过程的习明纳式讨论课程。团队成员和项目主管共同讨论选题、设计研究思路、制订计划、分派任务、定期交流进展等。上述三所大学的做法可以看出，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其方式、途径和策略是多样的，其关键是能否以创新的思维视野来思考和决策。

其四，教育博士评价方式和要求存在明显的不同和差异。从这些大学对教育博士的评价和要求来看，其关键都集中到对教育博士论文的评价和要求上。圣路易斯大学是用小组毕业设计（Group Projects）来取代毕业论文，其特点在于学生的论文选题直接来源于实践，并在同伴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其目的在于突出教育博士论文的“实践性”特色［1］8。这一举措，确实明显地彰显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区别。范德比尔特大学虽也施行了以研究报告代替博士论文的评价方式，但要求学生提交的报告必须包括问题的界定、问题背景的分析、研究发现、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实施战略、结论、附录以及参考文献等部分，而且学生提交的报告必须达到主管和客户满意，学生才能获得博士学位［7］48-60。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虽仍坚持以学位论文评价教育博士，并以学位论文评价的结果决定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但其创建的“专题论文”模式已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学术化追求的博士论文要求。可以说，这些大学对教育博士评价方式以及要求的变革和创新，是美国早期重塑教育博士改革行动最为“特色”的亮点，特别是“以研究报告取代博士论文”的做法，是在教育博士学位制度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

由上简要介绍和论析可见，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等为代表的部分大学率先启动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其成效显著、特色鲜明。2006年舒尔曼在《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杂志上指出罗西耶教育学院（Rossier School of Education）的新教育博士项目是把教育学博士和教育博士做出正确区分的少有的好例子［8］。虽然这仅仅是对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启动实施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的肯定，但也说明，这些大学率先启动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其实践成效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一定的赞誉。当然，这些改革行动，还主要立足于各个大学自身对教育博士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发展定位、教育博士核心特征的认识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能否以研究报告代替学位论文等一些举措还存有争议，但毕竟在解决两种学位趋同、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等方面，这些大学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具有实践先导性和一定的引领性，为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塑教育博士的改革行动提供了可参考借鉴、可评价讨论的宝贵经验和参照。

二、美国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及特色

虽然美国部分大学率先启动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改革行动，能否在教育博士教育的本体意义上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并彰显出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本质特色等问题，依然需要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层面上做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美国各界对两种学位的区分、教育博士学位核心特征的界定以及教育博士培养体系的重建等系列问题仍在持续论辩，对教育博士教育改革的呼吁仍在持续加大。有批评者主张取消教育博士，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师学院前院长莱文（Arthur Levine）在《教育学校的领导人》（Educating School Leaders）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博士的危害巨大，不仅伤及教育学院，也伤害了教育领域。他认为教育博士存在的必要性值得怀疑［9］；也有研究者主张重塑教育博士。如舒尔曼等人在《重建教育的博士学位：一个批判和建议》（Reclaiming Education’s Doctorates：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则提出，解决教育博士问题之道是反思与重塑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呼吁与实践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建设一个新的完全独立的专业实践博士（Professional Practice Doctorate，P.P.D）［10］。现实地讲，用取消一种学位而保留另一种学位这种过于偏激的观点，不是解决两种学位趋同问题的有效方法。重塑教育博士，则是可行的路径和策略。2007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了25 所大学共同发起了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旨在重塑教育博士教育，探索出一套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使教育博士成为真正意义上特色鲜明的专业博士学位，并使其获得良好的声誉和发展前景。

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在其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研究性的“设计实验”，以机构合作开展重新评估为手段，通过项目联盟、协作设计实验等举措，共同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由专门成立的指导委员会来策划，要求自愿申请加入项目联盟的成员单位，需提交本校教育博士改革项目和计划，并承担设计、试用、审议、推广传播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职责和义务。通过开设网上工作平台、定期召开交流会议等举措汇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报告、整理成共同决议、形成共同的主题、提供评价教育博士培养质量的指标体系、讨论策略以及未来教育博士的发展方向等，形成了校际间及时交流对话的机制。［11］

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思路和建议。其一，要求成员单位，在设计自身教育博士项目时，要描述出本校设计实施的教育博士项目的计划、目标、愿景、要求、原则、模式以及核心特征和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等，以便在不同大学中展开交流讨论；其二，要求成员单位，应围绕四个变革主题来思考和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12］：发展教与学的学术（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构建实践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Practice）、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Signature Pedagogy）和创新顶峰体验。发展“教与学的学术”，要求成员单位对教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通过教与学形式的改革提升教育博士项目的质量。强调发展“教与学的学术”，其实是在认识的层面把实践性和学术性融合一体，避免在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时因强调实践性而弱化对教育博士学术意识和学术能力的培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观点；构建“实践实验室”，旨在架构经验，给学生提供一个具体的实践情境，使学生与专业实践人员一道从事研究和学习，并使学生能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推动知识的生成与转换；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按舒尔曼的观点，“特色化教学模式”是指能够培养胜任未来职业发展要求的工作者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反映了什么是领域内最有价值的知识及如何获得这些知识［13］。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旨在发展和开发应用性实践知识，培养教育实践工作者有能力确认和解决教育中的复杂问题，成为有思想的反思型的实践者；“创新顶峰体验”，意在强调学生持续关注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以小组学习、合作研究、集体指导等方式，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共享经验的品性，帮助学生在项目培养过程中及项目结束之后在专业实践中表现出众。概言之，四个变革主题，体现出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的理念、观点、思路等方面的整体思考和把握，有效地发挥了项目联盟引领和指导各成员单位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行动。

基于上述观点、思路和建议，项目联盟的成员单位全面开展了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行动。经过三年的讨论和实验，改革行动取得了如下方面共识和成果：第一，总结出一个关于教育博士项目的描述性概念：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培养能够解决教育部门实际问题的教育领导者。教育博士项目的目的是聚焦于学术在新的教育改革的背景中能为专业人员做什么，以及教育博士项目在城市教育中的使命。教育博士项目想把独立的概念和临床知识的最好运用与最好的实践联系起来，以培养教育的有效领导者。教育博士项目将整合所有学科的知识，以集中为学生作为专业人员之需要［6］69-85。这一描述性概念，清晰了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本质内涵及特性，凸显了教育博士的实践应用属性和学位特色。第二，形成了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多样化特色。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不仅为基础教育领域培养专家型教师和专业管理人员，也为高等教育领域培养研究型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同时还应为社会各界如非营利性机构、政府部门、慈善机构等培养高级专业行政人员等。这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既有利于扩大教育博士的生源，拓宽教育博士的就业空间，同时还能够赢得社会其他领域对教育博士的认可和接受。第三，总结描述了教育博士应具备的六个维度的能力：探究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社区参与及社会反应能力、领导能力、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能力、持续改进的能力［14］。这些维度的能力要求，也彰显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在能力培养上的差异。第四，推动了学位论文的多样化。基于各成员机构对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要求不同，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提倡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既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调查研究报告、实验报告、典型诊断报告或问题咨询报告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形式，但要求紧密联系实际，从实践领域的实际问题中确定论文选题。第五，总结出以实践应用为取向，以临床实践、小组合作学习、集体指导、多样化学位论文等为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培养模式趋同问题。

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25 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规模大、影响力强，形成了体系化的观念、举措，构建出有别于哲学博士、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培养模式，对美国教育博士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采取的机构合作、项目联盟、设计实验、交流审议、传播推广等方式和手段，具有广泛推广的价值，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特别是对教育博士质量评价的重视、教育博士应具有的能力要求以及四个中心议题的提出，使成员单位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具有了基本的内容框架、理念指导和思路。但也不可否认，改革行动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如，虽然称之为全国性的改革行动，但总结出的经验、理论观点、实践模式等，其实主要限于25个成员单位，并未扩展到对其他非成员单位实施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这也局限了改革行动的广泛性以及培养模式的推广性；另外，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总结出的一些理念、思路、模式等，主要是基于行动研究的方法而获得，缺乏严谨的重复实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其理论体系的权威性、可信性等，仍需要在认识和实践的层面上验证和完善。

三、美国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的改革行动及特色

随着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系统中绩效责任制的推行，中小学校长和学区教育局长等教育领导越来越被要求对教育的结果负责，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成就负责。这就使得“谁最适合做教育领导”成为美国教育改革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另外，人们在对批评和反思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时也发现，许多学校领导对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教学”不甚了解，他们在分配教育经费、引导制定政策以及管理学校方面缺乏经验和准备。学校管理者和校长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学校决策能力等都需要提高和改进。但传统的针对教育领导者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领导人才墨守成规者多，而开拓创新者少，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学校变革的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教育领导者培养模式已迫在眉睫。

向来以培养教育领导者为己任的哈佛大学于2009年率先设置了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Doctor of Education Leadership）。该学位项目由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共同实施。该学位项目学制3年，全日制培养。对于该学位的定位，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明确指出［15］：

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适应现存体制的领导者，而是培养能够实现教育体制成功变革的新一代新型领导者，希望他们改变教育改革被动低效的局面，培育公立与私立机构之间强大的伙伴关系，最终恢复人们对美国学校系统的信任。

为培养能实现和引领教育体制变革的开拓型领导者，哈佛大学通过开设定制式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组织开展“顶峰体验”等举措，从教育、管理、领导以及政治、政策各个方面对教育领导博士进行综合培养。该项目实施的基本做法是：第一，第一学年主要开设定制式核心课程。其特点是围绕高度综合的“学与教、领导与管理、认识和改造教育部门”三大领域设置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主要采用案例讨论、情境模拟、实地工作、在线学习等多种教学和学习方式，使学生能形成发展和实践作为系统领导者所需的开拓性思维方式和多视角分析问题的习惯。第二，第二学年主要开设研讨课和选修课。研讨课主要是深化对核心课程的理解；选修课则是跨学科性的综合，主要是从教育研究生院、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各推荐的3门课程中至少选择6门课程。在这一学年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学生与导师密切合作制定一个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学习方案，凸显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专业方向发展。第三，在第三学年，进入“顶峰体验”阶段，安排教育博士进行实质意义上一年时间的临床式领导实践。要求学生全面系统地投入到学校组织的领导工作之中去，尤其要在实习的学校中对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和成效。在临床实践期间，导师和教育研究生院随时给学生提供专业指导需要的关系网络服务，学生也与哈佛大学保持联系，并定期返回哈佛大学参加强化工作室。［16］

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明显地彰显出如下特色和特点：第一，学位目标的高端性。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其使命是为学校系统、国务院教育部、教育行政机构、国家政策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性组织和私营部门等组织系统中的不同层次培养高级领导者。教育领导博士毕业生将会任职于部门主管、首席学术指导、首席执行官、参谋、理事、执行董事、顾问、项目主任等岗位［17］。这一学位目标，已体现出创设这一学位的战略远见和对美国教育发展的未来把握。单就基础教育来讲，教育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可以说，学生的智力是一个国家整体智慧的关键构成、学生的人格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形象的塑造，因此，对于中小学校长来讲，他要意识到，他肩负的是国家的未来，他必须具有国家的大视野来对学生的发展负责、对学校发展负责，他的职责不应是事务性的，也不是维持现状，而是以开拓的勇气引领教育体制变化、以高度的责任和智慧以及专门化的知识来组织领导基础教育。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中小学校长。仅从这一层面上讲，哈佛大学创设的这一学位，目标远大，体现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气魄、大胸襟，也彰显出哈佛大学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领袖地位。这一学位所呈现出的战略远见和教育责任，确实值得思考和借鉴。第二，培养对象的高起点。哈佛大学的教育领导博士项目主要招收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从2010年录取的第一届25名教育博士的工作经历来看，基本都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曾担任过校长、教师、咨询顾问、董事、管理者等。这种培养对象的高起点，并不是在招生对象上有意缩小招生范围，而是基于培养目标、学位使命等因素做出的规定。这一学位培养的人才，要成为未来领导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不是培养从事一般的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因此，必须对申请者的经历、学历、能力以及品行等方面做出高要求［18］。所以，培养对象的高起点，是这一学位的内在要求。第三，课程的定制性和能力培养的岗位定向性。教育领导博士项目的课程设置是为未来领导者专门提供承担领导责任以积极转变教育体制所需要的概念工具、跨学科知识、实践技能、专业经验、管理和领导技能等。这种定制式的、跨学科专业综合性的课程设置，其实质是指向教育领导这一特定岗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第四，通过实地领导变革的方式结束学业。哈佛大学要求教育领导博士实地领导一所学校来进行有效的教育变革，以检验学生充分利用他们从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水平，测试他们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

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这一学位的创设，首先是教育博士学位理念的创新。虽然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对教育领导的高要求，但哈佛大学并不仅限于满足基础教育的需要，而是把基础教育的需要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发展、美国教育的未来发展结合起来，以战略远见的视野和对美国未来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把握来思考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设置问题，彰显出这一学位对美国未来教育的引领性和指导性。其次，是教育博士学位类型和结构上的创新。从美国教育博士的类型和结构上讲，美国教育博士项目中还没有专门的教育领导博士这一专业学位，哈佛大学这一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设置，丰富了美国教育博士学位的类型和结构学位。再次，是教育博士学位制度上的创新。教育领导博士，旨在培养开拓型的教育领导者，要成为未来领导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领军人物，因此，无论是在学位使命、培养目标、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学位要求等方面，都制定出了不同于一般教育博士的要求和规定，如定制式的课程、要求具体领导一个学校的变革等，都是创新性的要求。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对于我国培养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领导以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的领导者具有极强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四、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启示与借鉴

（一）以改革行动解释和定义教育博士概念内涵，合理定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从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可见，对教育博士的认识和定义，并不是从理论的层面给定一个学术化的概念，而是以改革行动来解释和定义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和属性特征。如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是在总结三年改革行动经验的基础上而给出的一个关于教育博士项目的描述性概念；哈佛大学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行动，也是以改革行动的实践发展丰富了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解释了教育领导博士培养目标的高端性和招生对象的高起点等方面的特征，加深了人们对教育领导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认识和理解。这就在概念定义和学位定位的层面回应了人们对教育博士是“缩版的教育学博士”、“二流的博士学位”等观点和偏见。我国教育博士的改革发展，在认识上尚缺乏对教育博士这一概念的给定性或政策化规定的突破，按照文件规定来解释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因而在实践中缺乏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和学位定位的差异性。这就需要改变认识的思维线路，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以改革行动重释重建教育博士概念，合理定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博士培养，满足和适应社会对教育博士的需求，充分发挥教育博士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二）创新教育博士课程体系，强化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关键。从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无论是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还是探寻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是关键因素。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课程体系，其特点是以核心课程和主修课程为两大体系，在各自体系中形成“聚点分布式”的课程设置。这种课程体系结构，能够聚焦于对教育博士不同知识和能力要求的培养，针对性、实效性强，有利于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达成。再如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核心课程、讨论探究课程、选修课程和顶峰体验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定制式的、体系化的，有利于对教育领导博士特定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培养。而我国教育博士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方向课，在其类型上又分为学位必修课、选修课等，几乎与教育学博士的课程体系和结构相差无几。所以，两种学位的趋同问题，在课程体系的层面上难以解决，更谈不上通过课程体系来彰显教育博士的培养特色。因此，创新我国教育博士课程体系，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如何创新，可以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另外，实践是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强调实践性，是美国教育博士培养的突出特点和特色。为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导向和特色，美国大学采用了多种方式、途径和策略，反观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虽也强调实践性，但多流于形式，仍属于“大学中心化”的培养。要提升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质量，凸显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实践性特色，需要借鉴美国大学寻求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导向的做法，以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

（三）倡导教育博士培养多样化，构建教育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的全国性或区域性联盟

倡导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是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特点和特色。这种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既有利于扩大教育博士招生对象的范围以及生源的多样化，也有利于教育博士培养向广泛社会领域的拓展，提升和扩大教育博士的社会影响力，赢得社会的认可、接受和支持。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需要确立学位自主的学位制度，也需要一种能够提供校际间交流沟通的信息平台，了解同类院校或其他类型院校实施教育博士项目改革的做法、进度、经验、特色以及遇到的问题等信息，为设计本校教育博士项目提供广泛的参考。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25所大学发起的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其实是建构了基于教育博士项目改革创新的全国性大学联盟，为其成员单位创新本校教育博士项目和培养模式提供了可比较借鉴的现实经验和范型。从这一层面上讲，形成全国性或区域化大学联盟，是推进教育博士培养多样化的有效途径和策略。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划一性较突出、缺乏多样化和差异性，这就现实地要求在学位管理的层面，既要放权，赋予大学“学位自主”的权力，同时借鉴美国的做法，构建全国性或区域化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联盟，加强大学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为我国大学自主决策和设计体现本校特色的教育博士项目提供信息平台，促进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和学位定位的差异性。

（四）发挥大学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中的主体作用，构建以大学为学位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模式

在美国“分权化”学位管理体制下，拥有授予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权力的大学已形成了“大学自治、学位自主”的大学内部学位制度，享有学位制度创新的主体资格和权力。所以，像哈佛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等，可以自主规定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学制年限、招生对象、入学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位论文以及学位授予的标准等，而且有权力自主创构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和模块化课程结构、创新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创建“顶峰体验”的教育真实情景、重构导师团队结构、创新学位论文要求及学位授予的标准等，特别是专题论文模式、以研究报告替代博士论文等创新举措，凸显出美国大学在教育博士学位制度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外，也正是因为美国大学享有学位制度自主创新的主体资格，才能够直接面向教育实践领域的需求设置特色鲜明的教育博士项目，使教育博士的培养全面服务于教育实践领域的各种需求。这也是教育博士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学位管理体制不同于美国，但大学是学位制度创新的主体这一制度理念和制度模式，还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可以说，推进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整体质量和效能，构建有别于教育学博士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必须强化我国学位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大学创新学位制度的主体资格和权力，真正发挥大学在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创新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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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问题

中图分类号：G80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4-0522-03

On Some Questions of 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LI Jing, XUE Cuixia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is still in primary stage in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re worth researching, such as how to select excellent students and make scientific procedure, be strict with the quality of mentor and increase the quantity, cultivat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through many ways, and monitor the process of making doctor dissertation for improving quality．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many strategies should be researched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cultivate; questions

1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简况

1986年，我国批准设立了首批体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和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理论专业成为3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标志着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初步建立。到1996年底，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由原来的3个学科专业发展到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体育理论、运动生物力学、武术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生物化学等7个学科专业，累计招收了64名博士生，培养博士学位获得者17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了体育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从原来的11个学科专业压缩到4个学科专业，即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在4个二级学科下设置若干个研究方向。

目前，我国体育学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四所院校，此外，还有13所院校拥有体育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9个、体育人文社会学6个、运动人体科学3个、民族传统体育学2个。同时还有三所体育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也有一些体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级学科下也招收体育学博士生（表1）。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位授予点是近几年新增的，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由体育院校为主，综合性大学为辅的体育学博士生培养格局，改变了过去由体育院校为主的单一局面，形成了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开放性培养体系。

表1我国体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点的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从招生规模就可以窥见一斑（图1）。特别是2000年以来，体育学博士点的增多，招生规模的扩大，使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图1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招收情况

（引自卢亮球等，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

2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关于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曾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的调查（表2），基本反映了目前的实际情况，但与次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

表2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注：引自卢亮球等，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

2．1规范入学考试，招收优质生源

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衡量考生知识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体育学博士研究生考试一般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是筛选的第一步，如何把握好初试的难易度？是依据考生的数量来确定，还是依据体育博士学位的要求来确定呢？如何在初试中使有实践经验、科研能力较强但知识记忆却一般的考生和那些只善于死记硬背的考生区别开来。这些问题都是在入学考试时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不是普通意义的测验，而是一种多因素影响下的平衡、综合、复杂的对考生能力的检测，甚至有时是针对考生个体的一种判别。

在初试的笔试中有两个重要环节值得注意，一是出题，一是评卷。科学合理的试题是筛选优秀考生的第一步，除注意避免漏题外，更多的还是要对试题的难度、质量进行把关。其次是评卷过程中的客观性，避免人情因素的影响，要做到公正、可信。在初试的基础上做好复试更为重要，因为录取博士研究生的总原则是把那些科研能力较强、理论基础扎实，有一定创新能力，并能在经过博士期间的学习后成为本学科的高精端专业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考生挑选出来。但是如何在初试的基础上能把真正的人才甄别出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识别？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初试分数高低不是唯一的依据，还要注意考察考生的培养潜能，要对考生以往的科研能力进行初步评估，对考生的德行要有所了解。另外，正确把握考试成绩与导师自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导师的意见。

面对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越来越多的形势，面对一些体育学博士点都是新增的局面，面对如何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疾呼。规范博士生入学考试，探讨适应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招生规律的一套相对稳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的命题、阅卷、复试、录取制度，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2严格导师资格条件，扩大导师队伍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导师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从1981年创立学位制度，制定并实行了由国家评审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办法，制定了在教授中挑选学术造诣较深、科研成果显著、对国家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原则，聘任了一批博士生导师，对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对建立博士生培养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办学自的下放，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确认基本上由所在高校自己聘用。

随着近年来体育学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博士导师数量明显不足的问题。为了满足招生的需要，一些院校不得不让导师超限带博士生，从而出现了一个导师一届带3～4名，甚至更多名博士生的现象，这其实是非正常的，远远超越了导师的能力。另一方面，还有通过降低导师资格条件，使那些实际上并无导师资格的教授也混入导师队伍。特别是一些新增博士点的综合院校，由于这些院校在申报博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或点时，其借助的是综合实力，而实际上体育学科能力可能并没有达到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其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是值得质疑的，有些导师甚至自己本人都没有经过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经历。

在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招收规模较大，博士导师短缺的这种状况下，如何既能严把导师资格关口，又能充实扩展导师队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北京体育大学近年来主要采取了整合社会资源，聘请社会上实践经验丰富、科研能力较强的体育学者或政府官员担任博士导师，或从兄弟院校聘用有资格的教授担任博士导师，虽然通过这两种途径缓解了博士导师的暂时短缺，但是从根本上是不能解决此问题的。因此，在体育学博士导师队伍建设中，要从远景考虑，改革当前的导师遴选制，建立“导师组（室）制”。对某一学科或某一方向的导师进行整合，组建一个导师组或导师室，并配具有博士学位、拥有科研项目、学术思想活跃、有培养前途的副教授参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这样培养1～2届研究生下来，那些副教授也升格为教授了，同时也具有了博导的经验，这样可尽快的扩充博士导师队伍，真正解决体育学博士导师紧缺，水平有限的问题了。

2．3创造条件，多种途径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就是培养其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反映则主要通过其博士论文的价值折射。但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也不仅是导师个人的影响，而是学校全面的培育。鉴于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时间短，学科较弱，而且大部分博士点都是新近增加的，所以在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方面更显“心有余，力不足”。现在大多数学校主要把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重心放在“培养方案”、“课程建设”、“教学质量”等方面，这是当务之急的，的确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有计划无实施、有课程无教材、有教学无评价，等等。但是，从体育学科实践性强的特点来看，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仅凭在教学中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应让博士生走到体育实践中去了解现实，获取需求，追踪热点，聚焦难点。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践中寻找创新，在实践中培养能力，因为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硕士期间接触群众体育、运动训练、学校体育就比较少。怎么样让博士生走向体育实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学校、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共同开辟途径，创造条件，把博士生推向体育实践一线，在实践中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

北京体育大学是招收博士研究生较早的学校，在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北体研究生院在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走过了由主干到边缘，由重点到全面的过程。所谓由主干到边缘的做法是，由抓培养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前沿性、规范性；抓课程建设的先进性；抓教学质量的高规格；抓导师的责任和评估；走向了开辟新的途径，抓学生在学校的第二课堂，聘请专家定期讲学，建立“博士论坛”，加强博士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2．4监控学位论文研究过程，提升论文质量

1) 把好选题关。有了好的选题才能做出高水平的论文，体育学博士生论文的选题应主要属于体育学科前沿具有创新性的问题或学科发展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选题的质量是保证论文创新性的前提条件。博士论文的选题应尽可能与导师的科研任务挂钩，成为导师科研课题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或者是导师科研课题的延伸，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如果能围绕部级重大课题，则比较容易取得新的突破。

2) 确保导师全程指导，这是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严格把好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才能保证论文的创新水平和质量。

3) 加强论文质量管理制度建设，这是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根本。应围绕学位论文的各个环节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加强规范化的管理。具体可从论文的开题、论文中期检查、论文评审三个大的环节制定规章制度（表3），比如，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开题，开题要走一定程序，而且应建立负责人制度，这样可与最终论文完成时的评审与答辩结合起来。

表3提高体育学博士论文质量建立制度参考

论文开题相关制度论文中期检查制度论文评审制度定期开题制度是否按计划进展盲审制度开题申请制度质量监控末位淘汰制度开题负责人制度导师指导情况奖励制度在论文研究期间要对其是否按照旧开题设想进行，论文质量是否有所“注水”，导师指导是否到位与充分。在论文完成后，要对论文进行盲审以确保质量，并可采取末位淘汰与奖励制度。这样基本上对论文的由选题到最终的评审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的监控，较为充分的发挥了研究生管理部门的职能，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3提高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策略

3．1明确形势，确定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

虽然现在有17所院校（包括联合培养）具有招收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但是从整体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从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发展来看，也仅有近20年的历程，而且其2/3的学校却只有7 a左右的发展时间。所以，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规模上来说都是个“新生物”。在这种状况下，应该由一些部门出面组织研究一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规划，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教育质量服务。

3．2整合社会资源，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具有招收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校在导师资源、课程资源、科学研究实验条件、优秀生源等方面，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均。怎么样充分利用、整合配置这些学校的资源，对培养高质量的、有创新能力的博士研究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如何发挥各地体育科研机构为培养博士研究生服务也是要思考的课题。为了提高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全面素质和培养质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的综合优势，应该打破高等体育院校之间，高等体育院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相互封闭的局面，鼓励高等学校之间、与科研机构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建立开放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3．3完善规章制度，实施博士研究生授予点评估机制

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总体来说发展较晚，整个培养体系还不健全，还需要不断完善。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最好的办法是用科学合理的制度去管理，这样就需要完善和建立一系列的有关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章制度。如招生制度、导师聘任制度、社会实践制度、论文科研制度等等。国家要针对体育学科比较薄弱的特性，制定宏观的政策引导其发展，对新增的博士授予点要跟踪评估，不能只管授予，不管建设，不能只管结果评估，不管过程建设。因此，要加强对各体育学博士授予点的评估，形成一定的良性机制，促进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4结论

1) 目前，我国体育学共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全国14所大学拥有2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另外，还有三所体育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有一些体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级学科下也招收博士研究生。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位授予点是近几年新增的，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2) 随着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如规范入学考试，招收优质生源，把招生纳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全程中；严格导师资格，扩大导师队伍；创设条件，多种途径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监控学位论文研究过程，提升论文质量等问题。

3) 鉴于当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现状，要着重研究提高培养质量的策略。可以从确定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整合社会资源，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完善规章制度，实施博士研究生授予点评估机制三个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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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07-03-16

第4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国博士生 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 培养机构 培养规模 教育质量

虽然现代意义的博士生教育诞生于德国，但二战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后来居上取代了德国的榜首位置，这与美国人长期以来笃信教育的威力不无相关，他们始终认为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的关键，教育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休戚相关。美国博士生教育经过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现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逐渐向全世界流传的培养体系，成为美国教育的精华。

一、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美国社会一向推崇开拓创新，在博士生教育上，亦恪守“富于敢闯敢干精神”人才的造就。博士生培养计划是为有志于终身探求知识的学生设立的，目的是要培养他们具有从事创造性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博士生培养计划着重于加大知识的深度和宽度，使学生能自由地探索问题和发表意见，对知识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博士生培养的基本原则是：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使他们能用批判的眼光评价专业领域内的文献，用恰当的原理和方法去认识、评估、说明学科前沿的争论焦点和所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初始美国博士生的培养形成了两种目标：一种是培养教师和注重理论研究的科研人才，另一种是培养应用研究人才。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目标在美国博士生教育中并存，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博士生教育，即“学术兼顾”。各大学培养的总目标是为学生的学术职业生涯做准备，通过三方面落实:第一、掌握一种或多种领域的专业知识。第二、培养必需的研究技能和（或）应用技能。第三、培养有效的教学技能。

1993年，美国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提出了引导博士生教育的新世纪国家科学目标：(1)在所有研究领域，美国都要处在领导地位。这一目标的理论基础之一为：教育——只有在世界顶尖级学者的指导下，才能使美国大学生将来也成为领袖人才，才能拓展和应用前沿知识；人员——保持领域优越性是吸引有潜力的年轻学生加入并能保证优越性继续的最好方式。(2)在有选择的领域，美国要保持明显的领先地位，所选学科应与国家目标紧密相关。(3)在技术落后的非技术领域，美国放弃其领导地位。在论及研究与教育的关系时，指出国家科学技术目标的实现必须得到人力资源开发的持续支持，具有明确教育成分的研究对国家目标的贡献远远大于独立于教育之外的研究。在评估研究的功绩时，它的教育成份应该有明晰的标准，体现出国家科学目标的实现与博士生培养目标之间的密切程度。

二、美国博士学位类别

美国博士生培养，目前主要以授予传统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两大类博士学位为主，是代表最高正规学位资历的学术研究型学位，此外还有职业博士学位和名誉博士学位。

传统研究型博士以高深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是美国最普遍的研究型博士学位，适用于绝大部分学科（如理学、农学、医疗卫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学六大类）。目前，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在名称上有一定的变化，分为哲学博士（PhD）和科学博士（DSc）。在授予人数上，传统研究型博士是博士学位授予的主体，1998年全美授予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的人数约占全部研究型博士学位人数的92%。

应用研究型博士主要指向应用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学博士(Ed.D.)、法学博士(L.Sc.D.)、公共卫生博士(D.P.H.)、工程博士(D.Eng.)等近50种类型，与传统研究型博士享有相等的声誉。学科群包括应用科学、科学与健康、社会工作、神学、教育学、现代语言学等。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的授予数量相对较少，1998年只占美国年授予博士学位总数的8%左右。

职业博士学位也称一级职业学位(First-professional degree)，这一类型并不是真正的博士学位层次，而只是借用“doctorate”之名，实质上是取得某种职业资格的基本学位要求，代表的是最高层次的职业水平而非学术水平。职业博士学位与研究型博士学位之间是平行的，其培养目标不是定向学术研究，而是指向一定课程学习之后的职业实践，职业博士学位只在某些特定领域授予，如医疗按摩术、法律、医学、视力测定、疗骨术、制药学、足疗术、神学、兽医学等。

名誉博士（Honorary doctorate）通常授予成就显著和热心公共事业的人，如国会议员、政界要人、著名的科学家、著名演员等，有的私立学院常常将名誉学位授予那些捐赠或代为筹集大量资金的商人和一贯支持学校的宗教团体的牧师。美国大学不会把正式学位当作名誉学位授予，反过来，也不会把名誉学位当作正式学位授予。

根据美国中学后教育数据系统综合调查组对“博士学位”的定义，美国博士学位只认可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和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第一专业学位和荣誉博士学位不计入正规博士学位之列。因此，美国有关博士数据统计均不包括第一专业学位和荣誉博士学位。

三、美国博士生培养机构

美国博士生教育与其主要培养机构——研究型大学密不可分。根据美国2000版《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博士培养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博士／研究型大学－E类（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Extensive）”。这类院校要求至少在15个学科每年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在众多学位领域内提供高级培训。另一类为“博士／研究型大学－I类（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Intensive）”，这类院校必须至少在3个学科领域每年至少授予10个博士学位或在所有学科领域授予20个博士学位，在相对较少的尖端学科领域内提供高级培训。2002-03学年，美国高等院校总数为3796所，而博士／研究型大学261所，其中E类152所，I类109所。博士/研究型大学授予了绝大多数博士学位。据统计，2003年107所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占了总量75%，其中49所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占了总量的50%，此外，还有一些高校也获准授予至少一个以上的博士学位(例如2003年，硕士学位授予院校I类－Roosevelt U.授予6位博士，学士学位授予院校－Smith C.授予4位博士，专门学院－Hebrew Union C.授予1位，这几类院校共计约162所），但其博士学位授予量不到总量的3%。

四、美国博士生培养规模

2001-02学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44160人，其中生命科学、社会科学、教育、物理、工程学科授予的博士学位数最多，并计划从2003-13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从4.33万缓慢增长至4.73万左右，博士生培养规模趋于稳定。

虽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未来的十年间，美国博士生培养规模趋于稳定，但学科之间却在不断发生着微小的调整与变化，2002-03年度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学科群依次为：生命科学、社会学、教育学、物理和数学、人文科学、工程等。其中生命科学成为博士学位数授予最多的领域，与1998年相比，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略有2%左右的下降，但物理学、工程、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分别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1.6%、-11.1%、-4.5%），而教育和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数较五年前略有上升（0.9%和0.7%）。

五、美国博士生教育质量

1、高质量教育在人才培养及其成果的国际比较中最为突出

美国博士生教育无论是培养数量还是教育质量都雄居全球榜首。仅从培养机构实力和人才成就实力的国际比较来看，在2004年泰晤士高教增刊的全球最新大学排名中，前10名美国占7所；前20名中美国占11所；前50名中美国占20所，前100名中美国占35所。这些名校都是在美国市场竞争机制中靠教育质量取胜的博士/研究型大学，其科研能力和博士生培养量均无可匹敌。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统计，自1980年美国颁布支持科技成果转让的《贝都法》以来，大学技术转让为全国经济作出了300亿美元的贡献，每年提供25万个就业机会，市场上超过1000种产品来自大学科研成果。而人才成就的实力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体现创新能力的诺贝尔奖。据2004年最新统计，美国有12所大学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数达189人次。从1901-2004年，在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及经济学领域，557人次获奖者中美国占了252人次，占自然科学及经济学领域的45.24%，平均有83.73%的获奖学者具有博士学位，特别是在经济、物理、化学领域，具有博士学位者高达94%以上，其人才优势远远胜于其他国家，2000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数占传统毕业年龄人口数的百分比为1.2%，每百万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3676，充分体现了美国博士人才的雄厚实力。

2、高质量教育的机制保障

美国博士生教育质量保持较高的水平虽有多方面的成因，如多元文化观念的历史沉淀与高等教育思想的探究指导、大学鼓励自由、创新、诚信的学术气氛等，但纵观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世界研究生教育史上，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不断发展而后来居上的美国博士生教育之所以拥有国际公认的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体系，拥有一大批能培养高水平博士生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博士生培养模式能对世界各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经济、科技、文化、生源优势、学术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外，最关键是形成了成熟的质量保障机制。

在外部环境中，自由、自主、竞争的办学机制促使各大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努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美国教育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办学自由，美国高校从学校宏观战略计划的制定到具体工作细节的安排，从课程计划的制定到学校教育经费的使用，都有不受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干预的自主权。市场竞争机制主要体现在为学生、教师、经费而竞争，即存在着对消费者市场的竞争、对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对教育科研经费的市场竞争；联邦政府本着“卓越质量原则”，在政策与科研经费上的支持确保了博士生教育及其科学研究更多地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使博士生教育成为实现国家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非官方机构的质量评估不仅为求学的学生提供了可参考的信息、判断与选择指数，同时，也促使各大学客观地审视自身的培养质量和声誉地位，不断地加以改进和提高。如专业认可协会和地区性认可协会等机构对大学或学院整体资格的认可，对专业或学科资格的认可，由若干权威性较高的民间学术机构开展问卷调查评比乃至对大学分类或排名等；研究生奖学金资助机制为博士生在校专心攻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主要有奖学金或带津帖培训、助教金或助研金、特定资助金和助学贷款三大类，并有严格申请条件和审批标准。

在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机制中，有广泛的招生宣传与严格的入学筛选机制，首先通过服务性宣传来吸引学生报考，然后通过全面性考察来择录优生；培养过程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在高水平的师资建设方面有广纳贤才的公开竞聘制度，“非升即走”的教师评聘管理制度，不留本校应届毕业生任教、避免“近亲繁殖”等不成文规定，以“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吸引人才；课程设置具有个性化与特色化，课程设置目标以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并重，课程选择个性化，让每个学生能按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接受培养，课程设置特色之一是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之二是重视跨学科课程的学习；在教学与科研训练中注重学生的研究与创造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通过课堂教学启发思维、引导讨论、锻炼能力，通过导师指点下的科研训练使学生参与研究、博采众长；有学位论文的高标准与严把关，从对学位论文的撰写从选题要求、研究计划的审核、口试(Proposal Defense)、定期汇报与指导、论文评定标准都有标准与严格的程序与步骤；培养过程还有逐级考核的淘汰机制，期间通过课程考试和博士资格考试逐层淘汰不合格的博士生，最终只有通过了学位论文评定的博士生才能被授予博士学位。

六、美国博士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博士生教育体系的优越性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我国博士生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示。在宏观方面，需要国家层次从几个方面创造条件：一是以市场竞争机制为主导，政策与经费的支持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主要以质量与效益为衡量指标；建立社会评价与监督机制，促使高等院校的分化，从而产生一些研究型大学；二是使这些研究型大学及其它层次的大学之间形成竞争性的相互作用模式；三是继承和发展洪堡的思想并作为大学研究生院的正统观念，以培养创造性学术人才为目标；四是利用国家各类基金直接或间接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博士生教育。而对于培养博士生的研究型大学的内部管理来说，优秀师资是研究型大学画龙点睛之笔。

第5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学校体育;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8-0067-04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HOU De-hong

(Dep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51909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9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ir current research areas, teacher teams and cultivation plan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ir research areas are unbalancedly distributed as well; the strength of their teacher teams is high, but 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today; they have fairly high standards for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value research abilities.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their cultivation quality: concern the western area; focus on research contents; expand the advisor team; optimize cultivation plans;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China

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互相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置的研究生专业,10多年来,该专业为我国体育界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授权点60多个,博士授权点9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教育是我国体育学博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培养学术骨干和带头人的重要渠道。但有研究表明,目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1]。因此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布状况、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布

1)博士授权点的地域分布。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9个博士授权点的分布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浙江大学(浙江)、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湖南师范大学(湖南)。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华南和华中,分别占56、22、11、11。刘燕[2]等研究认为:“体育学博士点招生学校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26%、37%、21%,西南和西北地区为0。”显然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与我国整个体育学博士点的分布状况是一致的,这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关系。体育人文社会学需要浓厚学术氛围和深厚研究基础,同时与地区的发展也息息相关。西南、西北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表明这两个地区体育理论研究上和体育人才的培养与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与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不协调,这种严重的区域分布不均现象也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授权点的学校类型分布。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分布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院校,约占67,其次是专业体育院校约占22,综合院校约占11。可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以师范类院校为主。

3)博士授权点的研究方向分布及研究特色。

(1)研究方向的学科分布。综合9个博士点的研究方向包括:体育教育、体育管理、体育社会学、奥林匹克研究、跨文化比较、体育管理与评价、体育社会学与伦理学、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体育基本理论、少数民族体质与健康、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休闲心理学研究、竞赛心理学研究、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管理与系统工程、体育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体育哲学、体育历史与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心理学、体育新闻传播、体育组织媒体公关与体育赛事媒体服务等。

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来看,这些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体育经济学、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传播学。各学科及地区分布状况: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华东和华北地区;学校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在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在华东、华北、华南地区;体育管理学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北和华中地区;体育心理学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也有所研究;体育传播学主要是在华北和华东两地。而且各学科地区分布不平衡,其中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管理学的地域分布比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均衡。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说明经济和科技发展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从各个地区的研究学科来看: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均衡,华南和华中地区的研究相对较窄。

(2)特色研究领域的分布现状。从各个博士点研究领域的特色来看,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都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如北京体育大学的奥林匹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的体育伦理学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华南师范大学的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等。以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例,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它以其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灿烂的东方古文化而享誉世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9个博士点中,除浙江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的7个点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研究十分注重创新和自身独特的研究风格。

(3)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不同类型学校研究方向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到专业体育院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在研究方向分布上的区别:专业体育院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研究领域宽广很多,而且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细化,也很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和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学科的某一方面。如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经营管理、高等体育教育管理、体育产业运作与管理、体育管理体制等;上海体育学院的体育运动与社会发展、体育运动与社会、体育文化传播、社会结构与体育发展等。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研究则比较注重各个学科的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研究领域的设置为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学校体育学、体育休闲娱乐等,可见专业体育院校的体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综合性,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体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专一性。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师资队伍

导师队伍是博士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博士的培养过程中导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导师的学术造诣、科研成果、知识结构、学术精神等都对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思想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王蔚虹[3]的调查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博士生还肯定了导师在专业知识、学术兴趣、科研能力、治学态度以及道德修养方面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有超过80%的博士生表示导师对自己专业知识、科研能力、治学态度、道德修养的影响较大,其中认为导师对自己治学态度影响较大的比例更高达90.7%。导师队伍的实力不仅是衡量博士点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关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师资队伍的现状:专业体育院校的导师数量明显多于综合院校的导师数量;导师队伍中不乏知名学者,他们德才兼备、见多识广、学术造诣深、科研成果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教学指导经验。如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杨文轩教授,近年来在部级核心刊物40多篇,出版多部著作,如《体育原理》、《体育概论》、《当代大学体育》等;曾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部级课题,广东省级课题,主持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海,是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第一人,任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首席专家、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曾主编《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动》、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动》修订版、《中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五环旗下的科技奥秘》。如此强大的导师队伍使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有了坚实的后盾,也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了保障。另外,为了扩大导师队伍,加强对博士生的指导,一些学校通过聘请外校专家或是其他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指导、联合培养。这种培养方式不仅缓解了导师的指导压力,还加强了跨学科的研究深度,能更好地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

从招生要求、计划招生人数、课程设置、师生比等方面来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首先,从导师人数和招生人数也即师生比来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导师数量相对于所带的博士生数量来说是不足的。以下面两所学校为例:上海体育学院近3年(2006~2008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的比例都是1.21(上海体育学院每年的招生计划为10~14人,取平均值);华南师范大学近3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2、53、43。师生比是一项衡量教育资源相对量的重要指标,对于博士生教育而言,师生比问题除了反映出博士培养的效率,更关系到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精力投人的可能,对博士培养质量的影响不容小觑[3]。从以上的师生比来看,每个导师每届不止带一位学生,这样,导师的精力分配和指导就会比只带一位学生少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我们通过查阅各个博士授权点的招生简章和课程设置发现:第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招生考试要求通过外语考试,但较高外语水平的考试将许多学生挡在了门外;要求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文章,重视学生已具备的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等;博士生的培养时间为3年,课程学习时间基本上是1年,论文撰写和求职时间为2年。第二,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按照“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的学分制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开设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体育学科前言探索,拓展学生思维。或是通过设立“教研室”、“科研小组”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让他们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4]。

通过对一些导师的访谈发现:在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和人文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文字功底较浅,写作能力有待提高。访谈在读博士生发现:他们认为导师的学术水平和知识结构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导师的指导对他们的学习和学位论文的完成至关重要;科研经费不足是影响他们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因素;参与课题研究的实践不多;学校对学位论文的把关非常严格,有较完善的论文评审制度[5]。

4结论与建议

1)关注西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建设。经济发达的东中部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集中区域和研究重地。西部体育发展的落后,体育人才培养的滞后,尤其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水平不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在“发展西部、建设西部”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加大西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力度,同时鼓励更多的体育人文社会学高级专门人才去西部,这样才能发展西部的体育理论研究,提高西部高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

2)注重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建设。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地域上和不同类型院校中的分布不平衡,专业体育院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院校的研究领域更为宽广,而且各个学校都十分注重自身特色研究领域的发展。但是整体看来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还不够宽,比如残疾人体育、社区体育服务等研究比较少。另外在某些新兴学科或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上也不够,如体育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哲学等。因此我们应加大这些领域的研究力度,重视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3)扩大导师队伍,加强科研指导。“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导师队伍的强大,师资力量的雄厚是影响博士生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从调查的师生比显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导师数量满足不了学科发展和培养博士生的需求。基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教育的现状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扩大导师队伍,建议对博导的遴选要求略微宽松,培养中青年骨干力量,以满足师资力量不足这一现实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多个导师指导同一学生,更有利于学生知识的丰富和科研能力的增强。

4)把好生源关口,优化培养方案。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招生,在生源的把关上比较严格,重视外语水平、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由于需要较高的外语水平许多具有极强科研能力的优秀人才,因为外语水平稍差而被拒之门外,建议对这些学生在录取考试时,外语水平要求可适当放宽。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学习年限相对来说较短,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内容比较陈旧。因此在培养过程中学习年限的弹性应增大,学习时间的长度应增加;并优化课程结构,加重有关研究方法、研讨性课程的比例;同时还要加强博士生的实践能力课程,培养他们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丰富理论。

5)加强各校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我国体育人文博士点数量不多,博士生队伍也不算庞大,加之当今通信技术和网络的发达,各个博士点之间应加强交流,实现校际间的导师和学生的互相交流,学生和学生的频繁交流,共享学习资源,共同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和学科发展,形成互动的学术圈。以“他山之石”来丰富各自的知识、开阔大家的视野,拓展彼此的思维,共同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 李静,薛翠霞. 对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4):522-525.

[2] 刘燕,谢丹霞,吴贻刚,等. 我国体育学博士与硕士授权点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4):72-75.

[3] 王蔚虹. 我国博士生培养现状――基于四所高等学校的调查[J]. 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11):42-48.

第6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在世界各国中，俄罗斯的教育事业算得上是比较发达的。目前，俄罗斯与中国都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时期，两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亟待解决，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现状及其在改革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分析俄罗斯研究生教育的情况，以期能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俄罗斯；研究生教育；对比；启示

俄罗斯作为世界教育大国，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学术大师、治国之才和兴业之匠。俄罗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形成了自己在世界教育史上独特的俄罗斯模式。

中国与俄罗斯同为金砖国家，面临相似的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机遇。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担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任。如今，中俄两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与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俄罗斯研究生教育的情况，以期能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笔者从事技术科学的研究，因此本文观点更加适用于技术科学专业。

一、 俄罗斯研究生教育概况

俄罗斯拥有前苏联约60%的教育资源，是其教育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研究生教育属于大学后职业教育。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基本上秉承了前苏联时期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及学位制度。前苏联解体后的最近十几年， 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科研人才体系中的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

前苏联高级学位设两级： 副博士和博士，且不设硕士学位。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通过考试可进人研究生部学习，在读完三年的研究生课程，完成其“在某一问题上有新突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后，可获得科学副博士学位。而科学博士学位则是科学副博士学位获得者再经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领先成果或足够数量的有创造性的或有很大应用价值成果” 后，经本人申请并由所在单位或相关学术机构推荐，将自己的这些成果汇总，并在其基础上完成申请科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通过后方可获得。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本继承了前苏联时期的学位制度，学位仍然仅设两级，即副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副博士之前的五年制毕业生授予“专家”的称谓，说明该毕业生具有了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但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这种结构类型比较单一的学位体制，已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和高教与世界接轨的需要。为此，俄罗斯先后在1992年3月和1993年8月出台了《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多层次结构的决议》和《关于俄罗斯联邦多级高等教育制度中硕士生培养的规定》，并在1996年8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高等和高等后职业教育法》，对本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力图构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同时具有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高等教育结构模式，正在形成一个既保留原德国模式的影响，又吸收了英美模式的成分，并结合自身特点的新的研究生教育体制 [1]。由此，形成了俄罗斯现行双轨的高等和高等后教育体系，即一轨为专家—副博士—博士；另一轨为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而后一轨发展势头迅速 [2]。

与苏联成立初期废除沙俄时期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建立具有苏联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基本培养模式相比，俄罗斯联邦转型时期研究生教育却继承了苏联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培养模式，值得我们进行比较和分析。

二、 俄罗斯研究生教育之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几点启示

（一） 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明显区分

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俄罗斯的硕士生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进行创造性职业活动的专家型高级技术和应用人才，副博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和地区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和科学教育人才。单从表述上来看，通过比较可见，俄罗斯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尽管寥寥数字，但面向实际，内容明确，硕士生教育与博士生教育区分度高，便于操作，而我国的研究生培养目标表述宽泛，硕士生教育与博士生教育容易混为一谈，可操作性较差。笔者认为，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区分度高，乃是全世界范围内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

1. 硕士研究生教育应以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目标

欧美的硕士教育往往带有本科继续教育的特点，修业年限短，强调人才的应用性。同样，俄罗斯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也明确指出，旨在“培养能够进行创造性职业活动的专家型高级技术和应用人才”，强调职业与应用，淡化学术与科研。

反观我国的硕士生培养目标与现状，一方面要求硕士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强调硕士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国内许多高校目前仍然把发表学术文章作为申请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实际上，硕士生修业年限短，并不适于深入开展科学研究，硕士研究生教育应把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核心位置。

2. 博士研究生教育应以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目标

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现状中，与硕士生受学位要求的制约而往往无法全身心投入带有工程性质的科研项目的尴尬情况相类似，博士生由于在同一个课题组从事了较长时间的工程项目，却往往无法保证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纵观近现代科学史，博士生乃是科研创新的主体，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博士生阶段乃是一个人最具有创造力的阶段。因此，完全有理由要给博士生创造最好的学术环境，将他们从工程项目中更加充分地解放出来，最大化地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为达到这个目的，一个课题组中，硕士生与博士生要有相对明确的分工，硕士生应以做应用型工程项目为主，博士生在其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要积累大量的工程实践经验，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前期可以指导硕士生开展工程项目研究，并在此期间努力凝练科学问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后期则应全身心投入更具前沿性和探索性的学术研究中去。

总而言之，对比俄罗斯与欧美的研究生教育，我国的研究生培养目标还不够清晰，导致了我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实际效果不够理想。近一两年来，国内部分著名高校已经开始改革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苗头，例如发表学术论文不再作为获得硕士学位的要求、加大招收研究生中工程硕士的人数比例、探索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途径 [3]，等等。

（二） 研究生招生的多样化和自主化

俄罗斯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具有多样化和自主化的特点。首先，招生指标不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下达，而是由院系提出上报学校，由学校审核决定院系的招生人数；其次，没有全国的统一考试，而是由各高校单独进行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体现了学校的办学自。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从招生人数到考试科目、考试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国家的控制，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与管理，可以相对地保证生源的质量，但却削弱了高校的办学自。

硕士入学考试统一分数线、统一形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具有专长的优秀本科生由于考研分数没有达到分数线而未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实际上是人才培养的损失。笔者相信，研究生招生的多样化和自主化将是未来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

（三） 重文轻理现象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近年来，我国著名大学例如清华、北大，高分考生重文轻理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受到就业形势的引导，包括“状元”在内的高分考生对经济管理类专业趋之若鹜，而机械、电气、自动化等传统工科愈发遭到冷落。与此类似，俄罗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数量近几年上升为仅次于科学技术类专业的第二位，对此，俄罗斯教育部制定的缩减研究生招生人数主要涉及人文和经济领域，因为近几年人文和经济专业答辩的研究生几乎占所有研究生人数的一半，但论文质量却一年不如一年。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文社会及经济类专业的研究生论文纯属“伪劣产品” [4]。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摒弃工程师的职业，而把目光纷纷投向华尔街。于是，美国的一流高校包括常青藤学校、MIT等，都发出回归实业的呼声。美国和俄罗斯的做法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四） 研究生教育的纯净化

俄罗斯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目的多种多样。除了一部分学生报考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自身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谋求自己满意的职业，还有为数众多的学生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报考研究生。例如有人是为了捞取“功名利禄”，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务人员和企业的领导人得了传染性的“学位病”，他们利用权力和非正当方式通过论文评审和答辩，前教育部部长菲利波夫指出，目前俄罗斯副州长中半数都获得了博士学位。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去年5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在其个人微博上爆料，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同学均未见到本人”。微博发出以后，网友纷纷跟帖留言，指出教育不应该“产业化”甚至“行政化”，“教育腐败会伤国之根本”，高官不应“不学而得学位”等。对于该官员是否真的利用权力获得读博资格，目前还不得而知，需要有关方面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俄罗斯的情况相似，官员利用权力和非正当方式通过论文评审和答辩的现象肯定存在。研究生教育的纯净化对于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提高，是迫在眉睫的。

在世界各国中，俄罗斯的教育事业算得上是比较发达的。历经几百年，特别是在20世纪历经70年的发展，俄罗斯教育取得了辉煌成绩，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俄罗斯与中国都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时期，两国的研究生教育也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亟待解决，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现状及其在改革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一面明亮的镜子。教育改革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1]李雅君， 乔桂娟. 俄罗斯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述评. 外国教育研究， 2008（5）：81-85。

[2]王立. 俄罗斯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及启示.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8（24）：63-65。

[3]于福莹，肖宏，王加春，漆汉宏. 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 探索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途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2（231）： 50-53。

第7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新晨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超级秘书网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第8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博士生 课程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086-01

博士研究生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不同的培养单位都设计了相应的培养模式。在博士生教育阶段,国内外学者对课堂教学是否必要,课堂教学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例如英国的教育模式提倡以博士生自学为主,美国则比较注重博士生的课堂教学,我国不同的培养单位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我校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对课堂教育要求较高,除开设必修课外还开设了相当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程。目前所有博士生培养单位一般都将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为学术型人才培养,而博士生毕业需要提交具有创新性研究的学位论文,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专业前沿研究工作,在培养周期内存在课堂教学和科学研究争时间问题。因此如何设计好博士生课堂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使博士生能深切感受到课堂教学对于专业知识的系统深入理解以及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是每一个承担博士生课堂教学任务的教师需要周密谋划的工作。以下根据作者主讲我校博士研究生《大气边界层动力学》课程教学实践,谈一谈开展博士生课堂教学工作的体会。

1 结合博士生选课动机定位课程教学目标

《大气边界层动力学》是我校为大气科学专业博士生开设的一门理论课程,旨在引导博士生应用物理学定律和数学方法研究边界层大气运动的动力过程,从动力学理论和数值计算两个方面探究边界层大气运动规律,并利用理论模型研究边界层大气对下垫面状况的响应。该门课程是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动力气象学》、《高等大气动力学》等课程的后续课程,目标在于拓展博士生的科学视野,增强博士生的独立科研能力。该课程侧重大气边界层基础理论扩展,借助数学推导和数值方法开展大气边界层动力学机理和应用研究。因此要求选修该课程的博士生必须具备很好的大气动力学、大气数值模拟等相关理论知识基础。

博士生选修该门课程的动机是开展教学工作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博士生普遍反映选修该门课程的目的在于对大气边界层理论了解的不多,而大气运动状况受边界层影响很大,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将要涉及到大气边界层科学的有关问题,因此需要对该研究方向的前沿科学研究有深入了解;再者,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希望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对提高理论水平开发创新潜能有所帮助。博士生感到想学什么？在哪方面希望得到训练？这既是博士生的学习目标,也是教师进行课程教学工作的目标。为此将课程教学目标定位为使博士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系统掌握大气边界层动力学的核心理论框架和前沿研究状况,提高大气边界层动力学问题的求解技巧,以及运用动力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博士生的综合分析、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2 注重课程设计在达到教学目标上的作用

课程设计是教学准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课程设计是将课程理念转化为课程实践活动的“桥梁”,对课程设计最简单和概括化的理解就是“对于课程的各个方面作出规划和安排”。克莱因认为课程设计“是指拟定一门课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包括技术上的安排和课程要素的实施”。因此课程设计是实现教学理念的具体规划,教学目标的实现需要进行科学的课程设计。对于博士生课程的设计首先应关注教学对象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人的创新内在潜质存在于人的主体性当中,《大气边界层动力学》课程设计的第一个原则是要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学生学习知识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对科学问题主动思考的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在课程内容选择方面除考虑大气边界层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外,选择理论发展的一个前沿主导方向为突破口,以大气边界层通量廓线参数解析解以及大气边界层简化方程理论解为主线,形成完整的课程内容体系。所选择的课程内容理论性强,相关研究工作需要采用灵活的数学技巧,并不可避免地使用多种假定,因而每一个命题都存在可质疑之处,这为激发博士生的科学批判精神提供了机会。

3 创新能力培养贯穿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博士生课程教学的目标是既引导学生对课程内容有深入理解,又通过课程学习领悟前沿创新科学研究思路的萌发过程,从而激发博士生创新思维的潜能。因此博士生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机开发学生创新意识。这就要求教师把创新能力培养贯穿到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研究性教学是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通过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组织教学过程,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独立研究能力,使教学过程充分体现探究性、自主性、灵活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主要特征。根据《大气边界层动力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Seminar教学法。Seminar教学法是以教师和学生为共同教学主体、以学术交流互动为特征、以相互启发、相互激励为动力的研讨式教学模式。具体教学内容分为主题教学和专题研讨两部分。主题教学部分是教师全面介绍学科发展脉络,并根据学科发展的进程和突破,将学科发展进行阶段性划分,而在每一个阶段又可根据研究方法、具体应用等细分为若干讨论主题,将讨论主题分派给学生,为专题研讨做准备;专题研讨部分是学生成为专题研讨中某一主题的主讲报告人。按照这个思路开展的教学实践结果表明,采用研究性教学对于激发学生自主创新思维潜能,拓展理论应用思路收到很好效果,学生普遍感到思路豁然开朗,从原本不知所措无从下手,甚至提不出研究课题的状况,转变为感到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清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了多种选择。

创新能力最终需要通过科研成果体现出来,对博士生来说体现创新思维和创新研究成果的高水平科研论文撰写能力仍然需要进行强化训练,特别是英文专业论文的写作。利用课堂教学适时进行专业论文写作训练也是课程教学的目标之一。结合课程教学提高论文撰写能力的一个有效方式是充分利用学生对所学习内容的深入系统掌握能力,审视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审稿人的身份对所发表的论文从严把关,从论文的创意、逻辑性、研究方法手段、结论的提炼以及论文主题的表述方式,甚至论文的格式和标点符号等每一个细节上,发现论文的闪光点,揭露论文有可能存在的瑕疵。这样不仅可以深化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训练学生对专业文章的写作和理解能力,锻炼学生的阅读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将提高博士生专业论文写作能力训练作为课程教学目标之一,可以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专业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

第9篇：博士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博士教育；培养目标；学科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是博士教育的目标。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CID）将博士教育的目标界定为培养“学科看护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养未来学术界的继承人以推进学科知识的发展。但是，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教育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多样化，诸如“可雇佣的人”、“高级知识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纪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具备如下特质：他们必须具有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开放的学习态度；他们必须对全球化过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环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应懂得网络信息技术。这些技能在问题解决、写作、领导和知识应用中被形容为“软技能”和“知识密集型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这些要求超出了传统上学科教育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学术不再是博士毕业生的唯一或主要归宿，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调查博士从事学术职业。从博士生的就业意愿来看，70%左右的英语系博士生期待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化学学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对教职感兴趣。伍尔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顾性评价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个学科已经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发现博士毕业生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对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准备，强调跨学科和市场化的技能。

显然，博士教育目标从“学科看护者”到“可雇佣的人”的转变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文献指出，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标，应该在学术型博士学位之外建立专业博士、项目博士等多样化的博士项目。尽管这些研究试图将触角伸向学术型博士项目之外寻找解决博士教育危机的出路，但不可否认，学术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脱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不仅促进了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学科进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学科领域导致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化。”那么，学术型博士教育的目标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不同学科的教师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标？教师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素质？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R大学）进行的质性研究资料。R大学是一所具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学，并且是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的成员机构，它在全美共有八个分校。笔者主要在主校区进行田野调研。就具体的资料收集而言，大体包括文本资料（R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访谈资料（对9个学科35位教授的访谈，全部录音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同时辅以观察），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资料（在R大学研究生院待了近一个月，访谈研究生院管理人员15位，参加各种会议3次）。本文主要选择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作为典型学科进行分析论证。这四个学科的12位受访教师的具体情况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进行资料分析，其具体操作过程是：一级编码，开放式登陆，以开放的心态呈现资料本身的概念和意义，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二级编码，关联式登陆，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三级编码，核心式登陆，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

二、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化学学科

当问及“您认为化学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时，受访教授普遍宣称是培养独立的科学家。那么，化学学科的教师注重培养博士生具备哪些能力与素质？

在化学学科，对独立科学家的素质要求既包括学术研究与筹划的能力，也包括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说，独立的科学家应该能提出研究问题、理解研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同时应该具备沟通能力、做报告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毕业后具有就实验室事务做出决策与计划的能力。对此，卡内基博士教育创新计划全面概括了化学学科博士应该具备的十个方面的专业能力：人际交流、写作和学术报告能力、团队工作能力、技术领域新技能的运用、道德伦理与公共关怀、了解企业策略和技术转移、接触其他领域以拓展知识广度、国际视野、了解工业界的机会、了解经济驱动对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导师是如何培养化学学科的博士生具备上述能力呢？导师除了提供资源和好想法、给予指导和传授实践经验外，还教给博士生有关化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研究策略，并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一位化学教授陈述他作为导师的任务是：“教给博士生化学基本知识并习得研究过程，向博士生传授如何批判性并带有好奇心地观察科学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有效沟通的技能；我很高兴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研究、学习和将博士生培养成为独立科学家的氛围”。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实验，主动从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指导。博士生在此过程中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了自主推进研究项目的经历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此外，受访导师指出，指导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是获得沟通、报告、表达和展现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访者的原话：

“我们教博士生如何沟通，包括口头沟通能力和阅读写作沟通能力。科学家喜欢讨论某一话题的研究进展，因此我们也喜欢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做20分钟的报告。我们的确花不少时间培养博士生如何做报告，如何画精致的图形，如何清楚地表达，如何机智地回答与会学者的问题。我们指导博士生如何有逻辑地、清楚地组织报告……我们不仅通过带博士生参加会议锻炼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鼓励博士生与系里的访问教授交流。”

化学学科不仅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迁移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看重的是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科学家管理和指导研究团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从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毕业后会做两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选择到学界、工业界或者政府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化学博士毕业生在公司或国家实验室工作，或自己开公司，这部分博士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样，导师认为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并不局限于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也应考虑学术界之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一位资深化学教授所说：“劳动力市场给我的触动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化学家。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因此，化学学科越来越需要培养服务于社会各种技术需求的科学家。而对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使化学学科的博士生获得了在学界内外就业的基本素质。

（二）数学学科

受访者指出，如何培养博士生成为独立有潜质的研究者是数学学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借用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定义，数学学科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积累和转化学科知识的研究者。据统计，学术界是数学学科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占三分之二以上。学术就业市场对数学人才的挑选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潜质。也就是说，数学学科评价博士生的标准是学术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有结果的学术论文，并以此证明自己是有研究潜力、出类拔萃的研究者。

“学生研究做得比较好的、出类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对老师来讲，希望学生找到好工作的话，就要让学生做出好的成果来，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希望写出好的论文。但是具体做什么样的题目，关系不是太大。例如说，数学系在招人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这说明你有研究潜力。”

尽管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之职，但就“培养什么样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数学学科的教师并非将博士生毕业后是否从事学术职业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读期间的智识探索经历，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发（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一位受访教师说：“如果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成为教授，而是成为保险精算师，为公司工作。我认为这也是成功的，因为博士生拥有的这段智识探索的经历，将使其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读期间有一个很好的智识探索的经历，并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学能力也是导师提及的博士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数学学科博士生的资助主要靠教学和奖学金。教学是数学学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与英语学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课获得资助的，有很多教课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要教。在数学领域，我们的教学任务远远多于其他系，英语也是。”总体上看，博士生有两项任务：研究与教学。但是，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数学学科博士生面临的难题。正如受访导师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教学以获得资助，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多的教学实际上挤占了从事研究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获取博士学位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选才标准看，研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教学。

（三）经济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教授在访谈中更强调博士生的就业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既有到学术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业界、联邦机构或投行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济学博士生培养具有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而不单是对“学科看护者”的培养。

当笔者询问：“您在指导博士生时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经济学科的受访教师均指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具备就业能力并顺利谋得职业。经济学科教授对职业一词的理解不仅包括学术职业，也涵盖非学术职业。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一条路是学术职业，即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之职；另一条路是非学术职业，这是经济学博士生的重要就业途径。非学术职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机构，如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政府机构（美联储、财政部等）、智囊团（兰德公司）；另一类是商业机构，诸如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

灵活多样的就业去向实际上也要求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要具有灵活性，教师通常倾向于结合不同学生的职业定位培养博士生。受访者明确提出对经济学博士生的指导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不同职业对博士生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会有差异。一位教授的陈述体现出经济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灵活性以及对博士生就业意向的重视：

“对不同学生的定位不一样。我的标准根据博士生的就业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韩国学生想毕业以后回国在研究所工作，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谋职，这与去韩国的研究所工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工作的特质以及我对学生的期待，标准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国从事学术职业，也就是从事学术研究，你得有创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创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韩国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韩国的研究所大多数研究工作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的不是原创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没有实用性的技能。”

既然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获得就业能力，那么博士生应该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对访谈资料提取高频词，发现“技能”一词在经济学科受访教师的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例如在受访教授EC_2的访谈中出现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访者提到的与技能相关的词有：研究技能、教学技能、沟通技能、实用技能、计算技能、英语技能、计算机技能、技术性技能、理论技能、计量经济学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从以上所列各种技能，可以看出经济学科教授的话语体系里对“技能”的宽泛界定，以及学科本身鲜明的实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将受访者提到的博士生应该掌握的技能概括为四大类：专业技能、技术性技能、教学技能和软技能。其中专业技能是经济学博士生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是指经济学科本身的知识。但是，随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导师越来越重视培养博士生的技术性技能。受访教授指出，现在对博士生的培养开始重视技术化的知识和技能，诸如数学、统计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拥有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在博士项目的录取中越来越受到青睐。拥有跨学科知识也是导师培养博士生技术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总之，博士生应该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种各样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话，必须具备各种工具性技能，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们不仅具有理论技能，也要拥有计量经济学和实用技能……我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获得这些整套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更为重要。”

（四）英语学科

英语学科的受访教授认为，帮助博士生从学生向“专业化学者”的顺利转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标。英语学科教师眼中的“专业化学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扎根于访谈资料，可以发现英语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中的“专业化学者”素质的界定大体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并做报告的经历与能力；写作与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具备出书的水平；教学经历。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语学科教授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就业之时劳动力市场所看重的评价维度。

首先，博士生应该具有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而且导师鼓励博士生准备学术论文并做会议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更重要的目的是丰富作为专业化学者的经历与经验。同时，这一经历会在就业之时给博士生添砖加瓦。

其次，导师评价博士生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准备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的标准是研究本身的创新性。导师认为，博士生向专业化学者的转型应该始于资格考试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格考试之前，导师所看重的是培养博士生在专攻领域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而在资格考试之后才开始对博士生进行专业化学者的学术训练。

第三，对英语学科的博士生来说，教学能力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导师看来，虽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学能力对博士生作为专业化学者的发展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学任职，而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教学型大学尤其看重求职者的教学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学从事学术职业，教学能力也是考核的标准之一。因此，英语学科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以R大学为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门课，这也是博士生获取资助的重要来源。

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教师希望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英语学科的教师之所以比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学界就职，一方面源于纯基础学科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社会应用部门的联系不紧密，另一方面也与英语学科趋于严峻的学术就业市场相关。英语学科的教师不断地表现出对博士生就业的担忧。“由于学术就业市场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博士生选择到非学术部门就业，但是很少有英语系出于就业市场的原因而改变博士生培养的课程结构。尽管我们开始尝试做20年前不会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写作，因为学生可能需要到工业界撰写文案和宣传册”，但是，“英语是相当传统的学科，很多学校仍怀抱博士生生来就要成为学者的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学科文化传统以及博士生培养理念之间的多重张力。以学术职业和专业化学者为博士教育首要培养目标的英语学科，处在保持学术传统与适应新兴环境的藩篱中，现实张力下的博士生培养究竟何去何从？

三、学科文化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学科差异

通过对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四个学科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博士教育目标的总体趋势是从学科看护者向可雇佣人转化，但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显著的学科差异。尽管所有学科的教师都注重对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但是不同学科的侧重程度以及对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强调呈现差异。英语学科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化学者；化学学科的教师将博士教育目标界定为能在各行各业工作的科学家；与英语学科相似，数学学科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经济学科直接着眼于培养博士生成为“可雇佣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可雇佣的人”包括学术部门和非学术部门。

这一差异可以用学科文化的理论进行解释。托尼・比彻（T.Becher）指出，学科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于心智相似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个学科具有其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独特的智识任务。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训练的过程，是将博士生进行学科规训或学科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学科文化会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产生影响。之所以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差异，是因为学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动理性不同。行动理性是指学科成员在行动中遵循的标准，他们可以遵循价值理性的标准，也可以遵循目标理性的标准。区分的标准是学科知识本身对应用的关注程度。纯基础学科是追求价值理性，即为学术而学术，其知识生产是纯粹智识探索的过程，典型的学科如数学和英语。因此，这类学科将博士教育的首要培养目标定位为学者或研究者，更强调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应用学科遵循目标理性，谋求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或者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研究关注应用性，对博士生的学术训练不仅注重学术本身，更强调知识的目的和应用性。因此，应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在强调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专业技能或就业能力，教师将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定位为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条路径，典型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化学（表2）。即使在当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环境（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并对博士生培养形成挑战的情境下，学科文化仍旧以强有力的作用对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产生影响。

对于从事高深知识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学术型博士生来说，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几乎是所有学科的目标。但是，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应具备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学术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强调程度所持的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纯基础学科对“职业”一词的理解往往限于学术职业，也就是说，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根据“博士十年后”调查（被调查者于1982-1985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大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界工作。英语学科对“专业化学者”的培养要求是：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要具有与学术领域对话的能力，并且能定义博士生的学术身份认同；同时，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成长的重要方面。同样，数学学科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之职，因此教师也看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他们认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问题，养成独立思考、自我激发和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

在应用学科，研究会受到外部实践需求的驱动，强调研究的实用价值，而且知识的应用范围较广。因此，这类学科对博士生的培养尽管也注重学术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专业能力与可迁移性技能，诸如经济学对技术性技能的强调，化学对解决问题与合作能力的重视。也就是说，应用学科注重博士生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培养目标不仅仅定位于学术界，从事非学术职业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之一。化学学科对科学家的界定较广，不仅是指服务于大学的学者，也指在工业与政策等部门的就职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四、讨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博士教育目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界定：培养博士生扎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独创性质的科学或专门技术方面的成果。《学位条例》体现的是一种整体化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者。

但是，不同学科的知识特点不同，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从博士生培养实践来看，尽管学术型博士教育以培养学术界人才为主，但应当有符合学科知识特征的具体培养目标。例如，化学、经济学等学科呈现出追求目标理性的学科文化，那么，博士教育可以培养从事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的人才为目标，这符合这类学科对实用文化的认同。而在英语和数学学科，呈现出追求价值理性的学科文化，知识本身对纯粹价值的偏爱决定博士教育的目标多局限于培养学术型人才，应当注重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