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风险管理精选(九篇)

第1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摘 要] 文化风险是企业并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本文在界定知识与知识管理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并分别从成立风险管理小组､制定风险管理计划和加强沟通三个方面探讨了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的预警策略｡

[关键词] 知识管理;企业并购;文化风险;预警

一､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

1.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含义

文化风险是企业经营所面临各种风险中的一种，主要是指企业在跨组织经营过程中，由于文化间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汇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发生背离，甚至导致企业跨组织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由于文化具有层次性，因此广义地讲，跨组织经营既可以是发生在不同国家间的跨国经营，也可以是在一国之内不同亚文化间的跨组织经营｡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国家文化的差异，一国之内同样也存在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是地区文化差异､行业或职业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等｡

企业在跨组织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之中，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有时会危及到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2.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

(1)沟通风险｡沟通风险，即由于文化沟通障碍和沟通误会而导致沟通失败的风险｡由于不同组织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会产生差异，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曾在中国国内有名的“白象”牌电池出口到国际市场，其品牌就直译为“white elephant”，这种质优价廉的电池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状况却很不理想｡后经调查发现“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还有累赘物､废物的意思，可以设想这种品牌的电池又如何能吸引消费者购买呢?

(2)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即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管理风格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之间和员工之间不能建立起协调关系而带来的管理失败的风险｡尤其在跨国并购中，一国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有时不能为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使得企业在内部管理上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

(3)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即在商务合作中由于习惯､方式的差异而导致交易失败以及不同文化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好恶差别而导致营销失败的风险｡如在很多西方国家，在打高尔夫球时谈论业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谈业务往往是打高尔夫球赛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日本，人们却从不在高尔夫球场上谈生意，而德国人将商务和家庭生活区分开来，他们很少在下午5点以后做生意｡

(4)种族优越风险｡种族优越风险，即由于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心理的种族文化取向不同，来自一种文化的人具有较强的种族优越感，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优于他人，有偏见地对待异族文化而产生的风险｡个人与组织都可以有自我优越感｡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优越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一些国际化企业由于相信自己在国内的经营方式优于海外竞争者，因而在海外采取与在国内相同的方式进行经营｡

二､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

1.知识管理过程框架｡从知识管理过程框架来看，知识需求驱动知识活动，知识资源支持知识活动，影响因素制约知识活动，知识活动的成果得到学习和应用，如图1所示｡

知识活动必须由若干执行者来实施，这些执行者可以是人(个人或团队)，可以是计算机系统，还可以是人机系统的结合｡知识流把各个执行特定知识活动的执行者联系起来，这些特定的知识活动与相关知识流便构成一个知识管理事件｡一个完整的知识管理事件起始于知识需求，终止于需求的满足，但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半途而废｡上述三类影响因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制约事件发展的全过程｡

2.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从知识管理过程的框架图可以看出，知识管理是由知识需求为驱动力，围绕知识活动进行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过程｡结合这一模型，可以建立起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如图2所示｡

在该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1)信息收集｡信息是风险预警管理的关键｡按照系统的观点，在企业并购中，将不同的子系统融合为一个系统，系统的要素､功能､结构等都要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并购双方的信息､物质､人员与能量等不断地交换和沟通｡通过完整的信息收集，才能准确､及时地预测到企业可能发生的风险信号，为企业进行下一步预警活动的信息分析和评估打下坚实的基础｡

(2)信息评估｡信息评估主要是对风险环境和因素进行分析，环境分析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引起风险发生的文化､社会等环境因素的了解､评价和预测｡企业要及时识别､评价在并购中文化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观察､捕捉出现文化风险前的征兆性信息｡由于几乎所有的风险发生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前兆，所以，企业应当及时捕捉这些信息，及早进行必要的防范｡

(3)风险预测｡科学的预测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因此，在企业并购中，要根据文化风险的成因､演变､发展和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为管理者进行风险控制和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4)风险预警｡风险警报系统主要是判断各种指标和因素是否突破了风险警戒线，根据判断结果决定是否发出警报｡正如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指标体系就是对经济现象特征的整体描述一样｡企业风险的各种警兆只有经过警情指标来加以量化､说明与解释，才能得到科学､全面的反映｡在企业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设置预警指标监测防范体系，一旦发生“病情”，决策者可立即得到警报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手段和措施｡

3.文化风险管理的信息三维图｡在该模型中，信息始终贯穿于整个流程｡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管理者要不断地提高信息的获取能力，使风险预警系统能够有效地运行｡因此，管理者要从概念上能够清楚地勾画出在风险预警中所必需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据此，可建立起企业并购中的信息需求三维图，如图3所示｡

时间维: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可分为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在并购前，要对并购对象及其风险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确定并购的策略及风险防范的方法｡在并购中，要时刻监视并购中发生的风险问题，并要分析其根源所在，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并购后，总结在并购中的经验与教训｡

知识维:在并购中，从知识的纬度来分析，主要有政治､法律､管理､心理等相关知识需求｡

逻辑维:从逻辑维来看，首先是发现问题，其次是确定目标，然后是进行分析､提出方案，最后是作出决策｡

第2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国际投资又称“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是指投资者将其资本投放到本国之外,以获得收益的经济行为。国际投资方式主要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国外经营企业,通过直接控制或参与其生产经营管理以取得利润的投资活动;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外国股票、债券等,获取证券投资的股息或债息等。本文主要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风险及其风险评估与管理。

二、文化及文化差异

1.文化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狭义的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狭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具有民族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2.文化差异

荷兰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在对IBM公司50种职业、66种国籍雇员的11.6万份问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四项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

中国学者在对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文化差异的第五个指标: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其中即包含真理的差异也包含德行上的差异,且这种差异性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很难轻易被改变。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导致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这种文化的差异和企业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相兼容。

三、文化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背景下,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经营活动,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日益多样化,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投资风险也成为企业在国际投资上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如何有效地控制文化风险成为国际投资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1.国际投资中的文化风险因素

1.1信息理解差异风险

由于不同国家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国际投资中,经常出现由于双方沟通障碍,导致在工作方式、人员配置、市场开发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从而无法保证公司的有效运营。例如,在亚洲的企业文化中一般都将员工加班加点视为工作积极的表现,但在西方国家则把员工加班加点看作其违规或无能的表现。当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处于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沟通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导致误解,这些误解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严重影响管理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文化误解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轻则会带来误会,重则会导致冲突,使跨国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国际投资以失败告终。

1.2种族、民族差异

种族和民族的差异会使进入东道国进行国际投资的跨国企业管理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从而固守本民族文化和传统,有偏见地对待他国的文化和传统,这种民族优越感、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是跨国企业管理文化风险存在的普遍根源。

持有民族优越感的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中缺乏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常常倾向于采用单一的、以母国为中心的管理方式,移植或照搬母公司在本国或他国的成功经验,忽略或不能充分考虑本土文化斥求,也不能改造产品以使其适应特定市场的特殊需求,国际投资只以盈利为目的,本土员工既得不到接触核心技术的机会,又享受不到升迁的待遇。这种倾向在海外经营中不利于国际投资的跨国经营,在企业经营目标上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公司难以统一,同时也不利于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无法及时针对东道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1.3管理差异风险

管理差异风险是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管理方式、管理风格以及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之间不能协调工作而带来的管理风险,管理风险是国际投资经营时遇到的最大障碍。跨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在东道国所采用的管理模式、管理行为能否为当地的雇员所接受,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和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如果不了解本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而采用以母国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往往会带来管理上的风险。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念、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等,在企业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态度。

1.4产品需求差异风险

文化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欲望和消费行为,并最终决定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这种差异决定了市场需求的差异。如果忽视文化差异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仅从自身文化出发来进行国际投资经营,跨国经营企业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例如德国人比较偏重产品的质量,而日本人则注重产品的外观样式,在两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就有很大的不同。

2.国际投资中的文化风险控制

2.1正确认识文化差异

国际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认真分析其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不同,以及不同层面上的文化差异,在进行跨国投资之前,要充分认识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对东道国的文化特征、惯例、风俗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找出两国文化的差异,最终确定在东道国的经营方式和需要提供的产品类型,根据差异分析制定出一系列的经营方法和经营目标。

2.2加强跨文化沟通

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风险,企业应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培训,包括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跨文化沟通与冲突的处理能力培训;大力提倡、推广应用国际化工作语言,并进行语言培训,在企业内部形成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的风气;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等。这些工作可以促进跨文化沟通技能的提高,改善管理人员与当地员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

[1有助于管理者更快地适应新文化和新环境。

2.3制定风险控制战略

文化风险是企业国际投资经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跨国企业应积极制定风险控制战略。综合比较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差异,确定一种优势主导文化,并以此为主导制定企业文化战略,调整经营战略,积极适应当地文化,降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企业的经营投资应该是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通过不 断吸收外部文化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调整企业的经营,适应环境的企业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当然文化适应并不代表要被动、消极地妥协或服从,有时也要采取文化融合战略,利用企业自身的影响力,积极推动文化互动,在吸收当地文化的同时,向当地市场传递企业自身的经营思想和理念。

2.4实施本土化战略

本土化是为了适应当前所处的环境而做的变化,通俗讲就是入乡随俗。在国际投资经营中反映出的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以消费者为核心,而不是以商家的喜好、习惯为准绳,企业规范必须随地区性变化引起的顾客变化而改变。本土化经营是企业避免文化冲突,降低文化风险,顺利进行国际投资经营的重要保证。企业经营本土化战略带给跨国公司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包括确立在东道国长期发展的“合法”地位;奠定低成本扩张的基础;增加了当地劳工的就业机会等,企业本土化经营可以有效避免当地企业、员工的抵触行为,减少母国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时所产生的文化冲突。

四、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投资逐步深入到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其所面临的文化差异也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过程中不仅要对投资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进行分析,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风险更不能忽视。企业在从事国际投资经营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文化上差异,运用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手段,才能在国际投资经营活动中将文化冲突所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在不同文化的撞击、冲突和融合中,只有契合文化的经营才是最佳的经营。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M·霍杰茨弗雷德·卢森斯.文化战略与行为(第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马尔科姆·沃纳.跨文化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王涛生,许南.跨国经营理论与实务[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第3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资本监管效应理论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Koehn and Santomero（1980）、Kim and Santomero （1988）等基于预期收入效应，认为在资本监管压力下，假定银行追求期望收益最大化，如果资本成本相对较高，这将促使银行追求高的资产组合回报率，资产组合风险上升，银行破产概率增加，提高资本监管将增加银行体系风险水平，资本监管的风险效应显著。温信祥（2009）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实施1988年资本协议后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证明实施资本监管不但没有降低银行风险，反而导致风险有所上升。

Furlong and Keeley（1989）、Rochet（1992）等基于在险资本效应，假定银行追求价值最大化，将银行存款保险的期权价值引入状态偏好模型，得出存款保险价值与银行杠杆率呈正相关性，即提高银行资本监管将减少银行风险行为，证明资本监管风险效应不存在，提高资本监管有利于银行体系稳定。

实证研究方面，Shrieves and Dahl（1992）证明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Jacques and Nigro（1997）研究表明资本约束要求能够降低银行资产风险水平。吴俊、张宗益、徐磊（2008）运用Shrieves and Dahl（1992）联立方程组方法，根据中国12家上市银行2003―2006年面板数据，认为资本与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马理、黄宪和代军勋（2008）构建了风险偏好指数，运用中国部分银行2004年一季度至2006年二季度数据，证明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影响巨大，资本约束越严格，信贷越稳健，风险越低。Calem and Rob（1996）运用多期动态资产组合选择模型，认为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行为之间呈“U”型关系。Rime（2001）对瑞士数据的研究则显示，资本约束对银行的风险行为并无显著的影响。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假定银行追求单一目标，或者假定追求收益最大化，得到资本监管的在险效应显著的结论，或者假定追求价值最大化，得出在险效应不明显的结论。收益最大化或价值最大化或许满足部分银行的追求目标，但是现代商业银行理论认为银行追求的是价值、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即效用最大化。二是假定银行的风险行为是同质的，没有考虑不同类型银行风险行为的差异，即异质性。上述研究分析框架只是适用于具备部分特质的银行，看似论证严密，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能够建立包容各类异质性银行的分析框架，统一分析资本约束条件下的风险承担行为，将推动资本监管效应研究向更深入、更全面地层面发展。本文第二部分将基于效用最大化假设和完全竞争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推导资本约束曲线和效用曲线，建立了包容性更强，更加直观的资本-风险均衡模型。

二、模型构建与推导

（一）假设条件

1.效用最大化假设。本文假定商业银行作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追求的目标是在安全性和盈利性平衡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具体如下：一方面效益和风险具有替代关系。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偏好选择资产组合配置策略，低风险低收益、高风险高收益，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和效率之间存在正斜率的函数关系。另一方面，效益和风险具有依赖性。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就是要在盈利性和安全性之间做出平衡、选择和决策。

2.完全竞争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本文假定：（1）市场上银行、存款人、借款人足够多;（2）单个商业银行是价格的接受者;（3）商业银行、借款人和存款人均有自主的选择权，可以自由决定资产配置。

（二）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可以表示为资本、风险、收益的效用函数：

U=f（r，δ，k）       （1）

其中，U表示商业银行效用水平，r代表商业银行资产组合的盈利水平，这区别于单一资产的收益水平，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单一资产的收益水平是个常数，但是，资产组合收益水平取决与各资产的收益率以及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具有函数关系。δ代表商业银行风险水平。K代表资本水平。一定时期的风险-资本-效率效用集合构成了商业银行的效用水平。

在资本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效用最大化不仅受到资金来源约束，还要受资本充足性的约束，资金来源的约束也最终转化为资本充足约束。

1.资金来源的制约。简单起见，假定银行只持有两种资产，一种是贷款，为风险资产，一种为政府证券，为无风险资产;同时，银行只有两种资金来源，存款和权益资本，其中，L为贷款，B为政府债券，D为存款，E为权益。不考虑存款准备金要求。

资金来源约束的数学表达式为：

L+B=D+E                                （2）

2.资本充足率约束。在严格资本监管的情景下，银行的贷款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需要受到资本充足水平的约束。在一定的资本充足率下，资本所能支持的最大资产规模是一定的，意味着效用曲线是既定的。我们用K表示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则：

K=■                                                          （3）

将（3）变形为：E=（L+B）K                                          （4）

商业银行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转化为在银行资源和资本约束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极值问题，建立方程组如下：

Max  U（r，δ）s.t.L+B=D+EK=E/（L+B）                       （5）

（三）资本约束曲线的推导

假定银行资产中贷款所占比例为β，则政府债券所占比例为1-β，则，

L=β（L+B） B=（1-β）（L+B）              （6）

变换得到：

L=■B                                                         （7）

将（7）分别代入（2）、（4）式得到：

B=■EL=■ED=L+B-E=■E+■E-E=（■-1）E  （8）

银行资产组合的收益率用数学方式表示为：

r =■   （9）

其中，RL代表贷款利率，RB政府债券收益率，RD代表存款利率。

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用数学方式表示为：

δ2=β2δ2L+（1-β）2δ2B  （10）

其中，δ2B代表政府债券组合的风险水平，δ2L代表贷款组合风险水平。

将（8）代入（9）得到资产组合的收益方程为：

r =RL■+RB■-RD（■-1）   （11）

由于B为无风险证券，方差为0，即δ2B=0，则（10）可简化为：

δ=βδL？圯β=■    （12）

将（12）代入（11）得到：

r=RL■■+RB■（1-■）-RD（■-1）？圯

r=■δ+（RB-RD）■+RD    （13）

上述（13）式是在既定的资本约束条件下，银行资产组合的收益-风险函数关系，代表银行在一定资本充足约束条件下的风险与收益的函数变动关系，称为银行资本约束曲线。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单一银行是价格的接受者，单一资产收益率和标准差是常数，存款利率也是常数，所以上述（13）表达式是一阶线性函数关系，函数的斜率为：■，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RL>RB，RB>RD且K>0，δL>0，由此可知，上述函数的斜率为正，向右上方倾斜，斜率受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并呈反向关系，资本充足率越大，斜率越小，资本约束曲线越平;资本充足率越低，斜率越大，资本约束曲线越陡峭。在纵轴的截距为（RB-RD）■+RD，截距大于0，截距也受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并呈反向关系，资本充足率越大，截距越小，资本充足率越低，截距越大（见图1）。

图1 银行资本约束曲线图

由图1可知，银行在初始条件下，资本约束曲线K0，在风险水平为δ1时，对应的风险水平在A点，对应的资产组合收益水平为B点。如果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则资本约束曲线向下移动到K1。此时，如果银行保持风险水平不变，则资产组合对应的收益水平为C点，C

图1说明，面临资本约束时，银行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组合变动具有多样性，银行资本约束条件下风险承担行为存在多种可能性。

（四）商业银行效用水平―无差异曲线的推导

商业银行效用曲线一般特征如下：（1）在同一平面内有无数多条代表效用的无差异曲线;（2）同一平面内，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效用水平越高，离原点越近的无差异曲线效用水平越低;（3）同一平面内，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相交;（4）通常条件下，假定资产组合服从高风险高收益，则效用曲线斜率为正。

图2 商业银行效用无差异曲线

1.无差异曲线上点的移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在这里其他条件可以理解为资本监管要求不变，或者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不变。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点的移动代表商业银行风险和收益组合的变化，代表了风险偏好和盈利偏好的变化，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点的变动不改变商业银行的效用水平。高风险高收益与低风险低收益的效用组合具有替代性，商业银行可以选择不同的效率和风险效用组合，但效用水平不变。例如，商业银行可以选择低风险，低盈利的效用组合，也可以追求高风险，高盈利的效用组合。

2.无差异曲线位置的移动。当其他条件发生变动，无差异曲线将整条曲线平行移动。在这里其他条件可以理解为监管当局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的变动，如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或者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发生变动，如IPO、增发、配股、发行债务性资本工具、留存收益增加等因素。无差异曲线的平行移动代表商业银行效用水平的变化，代表商业银行资本、风险和收益水平的整体变动。图2所表示的无差异曲线U1、U2、U3代表不同的效用水平，离原点越远的曲线效用水平越高，因此，U1

（五）商业银行资本风险均衡的决定

商业银行将同时考虑资本、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性和匹配性，即同时考虑，资本、风险和收益三个因素，根据对资本约束曲线方程的推导，将（13）代入（1）变化为：

Max  U（r，δ，k）s.t.r=■δ+（RB-RD）■+RD    （14）

根据（14）我们知道，银行资本―风险均衡点是在资本约束曲线条件下，实现效用水平最大化的点。将前面得到的银行效用曲线和资本约束曲线放在同一坐标系内，得到银行资本风险（收益）均衡决定条件（见图3）。

图3 银行资本风险均衡决定模型

由图3可知，在一定的资本充足率K约束条件下，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偏好和盈利性要求，决定f（r，δ，k），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无差异曲线与资本约束曲线之间具有以下三种对应关系。

1.无差异曲线与资本约束曲线相交。在图3中，无差异曲线U1与资本约束曲线K相交A、B两点，但是该无差异曲线下，没有实现资本的充分利用，因为，总存在一条无差异曲线效用高于U1且不超过资本约束曲线，所以，U1条件下，银行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

2.无差异曲线与资本约束曲线无交点。在图3中，无差异曲线U2与资本约束曲线K无交点，该效用水平虽然高于无差异曲线U1，但是超过了商业银行资本可支持的水平，在这个效用水平下商业银行无法达到。

3.无差异曲线与资本约束曲线相切。在图3中，无差异曲线U0与资本约束曲线K相切于E点，商业银行资本得到充分发挥，该条效用曲线是银行在既定资本约束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用水平，E点对应的（资本、风险、效率）组合是最优资本风险均衡点。

本文推导的银行资本约束条件下的资本-风险均衡模型，证明银行在既定资本约束条件下，当且仅当代表风险收益组合的效用曲线与资本约束曲线相切时，达到资本风险（同时代表收益）效用最大化，实现资本风险均衡。

三、模型的应用

（一）资本充足率变动下的资本-风险均衡决定

银行的风险偏好等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动，资本约束曲线的斜率和截距都将变动，资本约束曲线的位置发生变动。

由图4可知，其他条件不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提高时，资本约束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从K1向右下方移动到K2，资本所能支持的资产规模下降，无差异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均衡点从E1移动到E2。在E2 点，由于风险偏好不变，E2点对应的风险水平仍为a，而对应的资产组合的收益率则下降到c。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提高，将导致商业银行资产组合收益降低，因此U2（a，c）

（二）风险偏好变动条件下的资本风险均衡决定

银行资本充足率等其他条件不变，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发生变动时，效用曲线沿同一条资本约束曲线移动。当银行风险偏好提高时，无差异曲线向右移动，当风险偏好下降时，无差异曲线向左移动，无差异曲线与资本约束曲线在切点达到新的均衡（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知，其他条件不变，初始时期，银行效用曲线U1与资本约束曲线相切于E1点，对应的风险水平为a，收益率为b，效用组合为U（a，b）。当商业银行风险偏好提高时，资本约束曲线不变，银行将调整资产组合结构，增加高风险的资产比例，风险水平增加，无差异曲线也从U1向右移动到U2，资本风险均衡点从E1向右移动到E2。在新的均衡点E2点，对应的风险水平为c，收益水平为d，效用组合为U（c，d）。此时，资本监管的风险效应存在，其大小等于风险水平的差值c-a;另一方面，也存在资本监管的效率效应，其大小等于资产组合收益水平的变动d-b。

反之，其他条件不变，当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下降，资本约束曲线不变，无差异曲线也从U1向左方移动，资本风险均衡点从E1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点，商业银行对应的风险水平和效率水平都下降了。此时，资本监管的风险效应和效率效应是负向的。

（三）多条件变动下的资本均衡变动

当多种条件变动时，资本均衡点的变动取决于各种条件变动的方向和程度，具有多种组合结果。因此，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效应具有多状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下面，我们假定一种情景进行说明。假定商业银行在T时期，资本充足，风险水平中等，获得中等资本回报率。在T+1时期，商业银行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同时，风险偏好提高，追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均衡变动如图6所示。

由图6可知，在T期，商业银行无差异曲线为U0，与资本约束曲线K0相切于E0，对应的风险水平为a，收益率为b，效用水平为U（a，b）;T+1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资本约束曲线向右移动到K1，斜率变小，曲线变平坦，因为其风险偏好也提高了，所以代表效用曲线的无差异曲线也向右下方移动，与新的资本约束曲线K1相切于E1并达到均衡。在E1点，该银行具有更高的风险和更高的收益水平，效用水平为U（c，d）。可以明显看出，与上述单一条件变动时的资本风险均衡水平相比，资本约束的风险效应和效率效应更加明显。

四、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的资本-风险均衡模型证明，商业银行对资本约束的风险反应和敏感性具有异质性，商业银行资本、风险与收益关系存在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资本水平、不同价值导向的银行对风险和收益的反应不尽相同，对加深资本监管效应的认识具有启发性。

（一）对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建议

1.模型证明银行对资本监管的反应具有异质性，监管当局应在保证公平监管的基础上，采取差异化的资本约束监督机制，防止“一刀切”的资本监管方式。应加强监督检查以及风险引导，定期评估其资本监管的风险效应，防范资本监管效应导致的银行体系的风险上升。

2.模型分析证明，资本充足水平、资本筹资的便利性和成本直接影响银行的风险行为。对于融资渠道狭窄、偏重内源性融资的银行而言，将通过提高风险溢价的方式增加资本补充，最终导致风险水平上升。应拓宽商业银行资本筹资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二）对商业银行的建议

1.约束银行风险偏好水平。模型分析证明，当银行风险偏好上升时，资产组合风险呈上升趋势。应发挥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定期审批风险管理战略、风险偏好、组合风险限额、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资本配置等。

第4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内容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纷纷开启了国际化进程,然而,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使跨国经营企业面临巨大的文化风险。本文建立了文化风险的识别机制,通过对我国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因素的分析建立文化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模糊数学理论构建风险指标评价模型以确定关键风险因素,最后提出控制我国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综合对策。

关键词:跨国经营企业 文化风险 识别机制 风险控制

风险是企业在一定环境和期限内客观存在的,导致费用、损失与损害产生的,可以认识与控制的不确定性(赵曙明,1997)。本研究将跨国经营企业的文化风险界定为:由于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通过人们主观能动性作用而形成文化认知差异并影响着人们情感情绪和具体行为活动,导致企业跨国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

跨国经营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差异乃至冲突问题(Suku Bhaskaran, Nishal Sukumaran,2007),文化差异使跨国经营企业的管理面临两难境地(Fons Trompenaars;Peter Woolliams,2007);它是每个跨国经营企业都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常常给企业的跨国经营带来诸多问题,甚至导致跨国经营活动的失败(Laurent,1983;Rapaille,2001;Rosinski,2003)。而不同文化的风险感知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OrtwinRenn, Bernd Rohrmann,2005)。而且,随着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程度的不同、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稳定性的差异,企业遇到的风险会有不同,风险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也大不一样(Lance Eliot,Werner, Steve, Brouthers,1996)。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很多,其中文化风险问题尤其值得引起关注(罗良中,2007)。但目前,对我国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研究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加以阐述,而对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定量化的研究还比较少,但企业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可能面临的文化风险,才能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从而避免遭受损失,或进一步将风险转化为收益。

我国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识别

(一)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识别机制的建立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风险识别,有学者将风险识别的焦点集中在识别机制应该包含的内容上(李筱光,2006),也有学者认为风险识别的动态性实际上是对风险进行识别的全过程(熊小奇,2003),还有学者认为风险识别机制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分析风险和评估风险两大子系统(许晖、李硕,2009)。本研究认为风险的识别包括对可能的风险因素的识别和关键风险因素的识别两个部分,对可能的风险因素的识别是通过对所收集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以建立风险指标体系,对关键风险的识别则是通过对指标体系中的因素进行评价之后确定关键风险因素,其逻辑模型图见图1。

从图1 可以看出,风险的识别机制是最终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关键风险因素进行确定的系统的过程。首先要搜集所有可能给企业跨国经营带来不确定性的文化因素,并建立风险清单,再根据企业自己设置的标准对各风险因素进行分类,分别考查风险源、风险概率及风险后果等,并建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价,最后根据评估的结果来确定企业所面临的关键文化风险。

(二)我国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我国跨国经营企业的自身特征,借鉴一些学者对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研究成果,将我国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文化风险归类为精神文化风险、行为文化风险、制度文化风险和物质文化风险四个方面,并在分析各种文化风险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对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模糊评价

在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因素中,涉及到大量的复杂现象和多种不易定量的因素。因此,在对其进行评价时,要用模糊数学理论进行定量化处理,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出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等级,以最终确定关键风险因素。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可知: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因素集U={ U1,U2,U3,U4 },其中,每个子集Ui={ui1,ui2,ui3……uik}(i=1,2,3,4);各子集的权重,得权重向量为:A=(A1,A2,A3,A4),其中,各子集中因素指标的权重为:ai=(ai1,ai2,ai3……aik)(i=1,2,3,4);将文化风险因素指标分成5个等级:很高(V1)、较高(V2)、中等(V3)、较低(V4)、很低(V5),则有:V={V1,V2,V3,V4,V5};确定隶属度及模糊关系矩阵R。

本研究中将通过以下方法确定指标因素的隶属度:首先由行内专家或评价人员根据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状况,给出每一评价因素的相应数值。然后,根据每个评价因素的相应分值及其相应的权重计算该风险指标的隶属度。公式如下:

Ri=∑Vik×aik

其中:Vik―风险指标类别i中风险指标k的评分。aik―风险指标类别i中风险指标k的权重。从而得到单因素评价矩阵Ri:

矩阵 Ri中第k行第j列元素rkj,表示某个被评事物从因素Uik来看对Vj(j=1、2、……、5)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

根据业内专家评定所确定的模糊权重向量ai=(ai1,ai2,……,aik)得到Ui的模糊评价的数学模型Bi=ai•Ri:

经归一化处理得到:Bi′=(bi1′,bi2′,

bi3′,bi4′,bi5′)

最后,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确定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各种风险的等级,并明确影响跨国经营企业的关键文化风险因素。

我国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控制对策

(一) 加强跨文化理解并协调文化差异

首先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形成文化的自我意识,这样才能在跨文化交往中清楚地识别自己的文化和他国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异同。霍夫史塔德(Hofstede)的文化模型表明,我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文化层面和管理形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这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还要充分理解他国文化,其中了解对方文化价值观中哪些方面与自己的不同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本国文化的约束,既能从另一个文化参照系(他国文化)反观自身的文化,又能对他国文化采取一种较为超然的立场,不盲目地落到他国文化的框架之中(Kamal Fatehi,2001)。另外,还要培养对他国文化特征的理性和感性分析能力,并尊重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在公司内部建立各种跨文化传播组织和跨文化沟通渠道,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以保证跨国公司在跨文化沟通中将彼此理解和信任中的障碍减少到最小值。

(二)构建企业理念体系并融入当地文化之中

许多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表明,在企业内形成一个基于跨文化理解的统一的价值观体系,并在此条件下形成高效率的,有凝聚力的领导集体和企业核心技能,决定着该企业的兴衰成败(黄伟文,2001)。因此,要真正实现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标,必须构建较为完善的、并不断创新的企业理念体系。我国大多数企业在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上主要强调目标、宗旨、信念、价值准则等“软”的因素,较少涉及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

而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企业管理理念体系。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包括“通用电气价值观”,全球化、服务和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等三大增长措施,对领导人要求的4E品质:Energy(充沛的精力)、Energizer(激发别人的能力)、Edge(敢于提出强硬要求)、Execute(执行的能力),对管理的三手段T(技术)、P(政治)、C(文化)等独特理念体系,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理念体系,还要注意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这里海尔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海尔开发海外市场的观念是:要让当地人接受其产品,首先要让他们认同产品所属人的品质及其文化,让海尔文化本土化。

(三)完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合理的激励机制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有关负责人曾指出: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不同,我国企业一个尴尬的困境是:走出国门经营,必须按照当地市场经济规则运行,而我国企业自身还没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思维方式、治理结构、管理水平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企业的盲目行为大量存在。因此,我国的跨国经营企业必须改变观念、提高管理水平。一方面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用一个透明、开放的管理制度来规范企业行为。另一方面管理制度尽可能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接轨,或者借鉴成功的跨国公司的经验来完善管理制度,避免盲目行为的发生。

另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价值观的差异可能导致激励机制的失效,甚至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因此构建合理的激励机制对降低制度文化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激励机制包括薪酬体系、考核机制、奖惩制度、压力制度等,最终就是要解决成员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问题。我国企业必须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要确定一个合理的薪酬水平;要有完善的薪酬结构;要确定适当的加薪因素。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我国跨国经营企业文化风险的识别机制,通过对跨国经营企业可能存在的文化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建立指标体系,并基于模糊数学理论构建综合评价模型,以最终识别关键文化风险因素。最后,结合我国跨国经营企业的自身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总而言之,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文化差异的理解,积极主动地协调各种文化差异,将文化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甚至将文化差异转化为企业的优势资源。

参考文献:

1.赵曙明.跨国公司在华面临的挑战:文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J].管理世界,1997(03)

第5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关键词:企业并购;文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企业并购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但并购业绩令人担忧。实证研究表明,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做好文化风险的防范与管理。美国组织心理学家和并购专家米切尔・马科斯指出,忽视企业文化整合是60%～80%企业合并经历缓慢痛苦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大力推进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研究企业并购后的整合问题十分必要。并购中的企业文化风险表现在并购双方文化的差异。由此导致了并购企业没有产生预期的协同效应,而是文化之间相互摩擦、效率低下、人心不齐,出现了1+1

一、企业文化在并购中的重要性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体系,包括企业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统和信仰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企业文化的内涵由深到浅可以归纳成四个层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

(一)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的影响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企业并购不仅仅是两家企业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当进行并购时,两家企业要对资源、人事、组织结构等进行重组变革。同时,对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进行调整和重构。员工常常难以适应这些转变,无疑会导致冲突。文化差异包括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的冲突会对并购后绩效产生重大影响。并购中两种文化碰撞,企业精神文化受到冲击,员工会产生消极情绪,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下降,进而导致企业生效率下降。有些员工包括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才因不适应并购后的局面,会离开企业。这对并购的企业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另外,不同的企业文化由于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资源配置能力不同,会导致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不同,从而同一存量资产会产生出不同的盈利水平。

(二)文化整合的意义

1、文化整合有利于员工之间互相认可,同心协作。企业并购会由于两个企业文化差异而导致冲突,阻碍了两个企业员工的沟通协作。通过文化整合,形成共同可接受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使得员工相互认可、相互协作,提高并购后企业运行的效率。

2、文化整合有利于企业较快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如果企业并购只是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而忽视企业文化整合,企业并购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事实证明,文化整合不力是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进行文化整合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整合能使员工之间消除文化障碍,积极沟通,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减少了内部摩擦和冲突,有利于企业较快地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3、文化整合有利于产生协同效应,达到预期目标。企业并购的动因大多是为了扩大规模、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并购不仅仅是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的整合。而文化整合的效果关系到整合后无形资产的利用配置效果。整合后的企业文化是两个企业文化中优秀文化的集合。这种新的强大的新文化和精神力量将会有利于企业达到并购的预期目标,达到1+1>2的兼并效果。

二、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风险

(一)文化差异风险分类。企业文化包括由内向外四个内容层次,即价值观念、经营观念、经营制度、工作程序。据此,可以把企业并购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差异风险分为以下几类:

1、价值观取向差异风险:一般来说,这类风险最有可能发生在混合并购和跨国并购中。经营事业不同,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存在很大差别。跨国并购时,涉及的企业文化因国家、社会、民族、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冲突就很大,因而风险也大。这种价值观上的冲突是最难调和的,对企业并购的成功与否产生的影响最大。

2、经营观念差异风险:此种风险最容易发生在企业横向并购时。经营管理理念和作风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沉淀下来的经营管理传统。所以,以新企业为并购目标的并购文化风险就小些,而以老企业为目标企业的并购伴随的文化风险就会大些。

3、经营制度层差异风险:在这个层次上的文化风险较小。因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程序在大多数企业中存在较大的共性,例如等级式的组织结构、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即使并购双方在经营管理制度和程序上存在较大的冲突,由于经营管理制度和程序相对易于改变,也可以通过对其作出某些变更而降低文化风险。

4、工作程序差异风险:这种文化风险很小,一般说来,并购企业各方在这个层次上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重新制定工作标准和工作程序来避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四种风险的大小可以用以下式子来表示:

价值观取向差异风险>经营观念差异风险>经营制度层差异风险>工作程序差异风险

(二)差异导致的冲突。两家企业并购后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必然会产生摩擦或冲突。当企业文化差异引发冲突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冲突的体现:一是个体;二是组织。在个体层次上,企业文化冲突会使企业员工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受到冲击,进而影响他们日常的行为。对于双方企业的管理层人员来说,如果双方的管理风格差异很大,会使管理者陷入困境,不知道以什么样的风格进行管理。何况,管理风格受管理者性格影响,且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形成的,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者如若不能达到并购企业的要求,可能就会被辞退或自己感觉不能适应而主动辞职。在组织层次上,当一个组织或部门面临变革,他们往往以一种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外来文化,这反映出企业或部门文化的凝聚力很强,员工们都非常团结。这无疑会导致更大的冲突,严重影响到并购后企业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并购企业若是强行要求其改变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将遭遇到非常强烈的抵制。

三、企业并购文化整合管理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磨合和新型文化的培育过程,对于并购中其他方面的整合也有一定的影响,且文化整合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文化协同效应的大小及并购后企业的运行效率。大量的并购案例表明,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只有充分重视文化风险的分析与防范,才能对企业拥有的各种内外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促进企业管理各层面的改革和完善,从而使并购双方真正形成有机的整体,达到优化组合的目的。

(一)并购前的管理

1、做好并购之前的企业文化调研工作。在企业并购前应进行文化调研,充分了解被并购企业的文化状况,合理分析企业文化的差异,让双方员工接受此次并购,并能互相了解、相互理解,接受各自的差异。

2、选择正确的文化整合模式。对于文化整合模式,理论界一般认为有吸纳式、渗透融合式、分离式和消亡式四种。吸纳式文化整合模式指被并购方完全放弃原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假设,全盘接受并购方的企业文化,使并购方获得完全的控制权。渗透融合式文化整合模式指兼并双方在文化上进行平等的沟通,取长补短,互相渗透和有机融合,形成包容双方优良文化特质的一种混合的、超越个别组织的新文化模式。分离式文化整合模式指兼并企业和被兼并企业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性,双方的文化变动都较小。消亡式文化整合模式指被并购方不接纳并购企业的文化,又未能坚持自己的文化,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文化迷茫的整合状态。那哈万德认为,对被兼并企业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企业原有文化的强度、对兼并企业文化的认识与认同感。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看,被兼并企业的选择非常明确。当被兼并企业希望保留自己原有企业文化,同时又发现兼并方的企业文化也有可取之处时,企业会选择渗透融合式文化整合模式;如果被兼并企业员工对自己的文化不认同,但愿意接受兼并方的文化时,吸纳式文化整合模式是较好的选择;当被兼并企业原有的企业文化很强,不愿意对它进行改革,则可能选择分离式文化整合模式。并购模式是多样的,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并购企业领导人要根据企业原有文化特性、企业并购战略、企业发展战略、领导人偏好等因素,选择适合于本企业具体情况的整合模式。选对了模式等于整合成功了一半。

(二)并购中的管理。并购中应根据双方企业自身特点,并参考依据文化整合理论,制定独一无二、切实有效的文化整合策略,并与员工积极沟通。倾听了解员工的意见和建议,消除他们的消极情绪,提高员工参与文化整合的积极性,使员工认同、支持、接受并购的各项措施。同时,企业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地将并购决策传达到执行层,且使得并购的进展情况及时地反馈到管理层,避免信息传递链现象,使得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提高并购工作的顺畅性。

(三)并购后的管理

1、做好并购后的新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文化整合毕竟不是将两种企业文化进行简单的堆积和叠加,而是要将不同文化通过相互的接触、交流、吸收、渗透,从而融合为一种全新的、统一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不断发展与创新的,文化整合是一个动态过程,并购企业应大力宣传新企业文化,使员工逐渐认同、接受,这需要较长时间的不断努力。

2、进行企业文化培训。一方面对员工进行跨文化培训,包括对文化的认识或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冲突处理方法和地区环境模拟等。解除双方员工的文化障碍,提高员工的文化适应能力,使两种不同文化能更好的融合;另一方面也要对企业领导者进行培训,使领导者认识到文化整合对企业并购成败的重要性,提高领导者的思维灵活性,使其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勇于创新,提高并购绩效。

(四)注意事项

1、把握好整合速度。并购文化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企业上上下下齐心协力,长时间的磨合。员工需要慢慢地适应并购局面。如果速度过快,会使员工接受不了,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并购的进展和效果。

2、注重顾客价值。在并购中,要切实关注顾客,与顾客保持联系,积极沟通,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避免造成顾客价值的损失。

3、注重精神文化的整合。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对员工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所以,整合好精神文化对于鼓舞员工士气,积极支持并购有重大作用。

4、塑造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描述了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它不仅可以使管理者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和未来业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具有激励价值,促使每个员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自觉地同企业的经营业务和目标结合起来。通过构筑企业共同愿景将有助于企业化解和分散文化风险,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

企业并购过程不仅仅是企业间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的优化组合,如果说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那么并购中的企业文化整合则是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有效的企业文化整合管理并不一定能保证企业并购成功,但无效的企业文化整合管理必然导致并购的失败。企业文化整合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逐渐地接触、磨合,并购企业领导者只有依据实际情况,客观灵活地选择文化整合模式,加强与员工的积极交流,并进行适时的文化培训,才能使文化整合过程顺利完成,企业并购目标也才能顺利达成,从而真正达到1+1>2的协同效应。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洁.企业并购整合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第6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关键词：股权结构；风险偏好；外包；纵向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2―0095―07

一、引言

日美制造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威廉森和克斯特等学者所关注的，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向来倾向于利用高度的纵向一体化来应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风险；而日本制造业企业则广泛依赖外包合同来获取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供应，其外包程度要比美国高得多。

学界常用日美文化差异来解释日美制造业企业组织模式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许多日本企业的管理实践似乎太特殊，以至于非用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才能解释。而把日美形成鲜明对比的股权结构模式与其截然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没有内在因果联系的巧合。本文并不否认文化的作用，诸如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可能大量存在于日本，可能有助于解释其制造业企业广泛采用分包体系获取零部件的做法。但是由于文化因素很难量化，用文化解释经济现象容易发生纯逻辑的推理问题。本文指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用可以客观度量的股权结构来解释日美分包体系的差异，这更符合实证科学的精神。

日美股权结构模式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这种因果联系被学界忽略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治理理论关注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及企业风险的影响，却往往忽视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纵向边界影响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企业边界的交易成本理论也很少把股权结构作为影响企业纵向边界的一个因素。本文认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边界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因素这个中间变量建立起来的。具体来说，日本以企业法人和银行持股为主、交叉持股比重高的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对公司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使高管目标与股东目标趋同，降低了风险规避度，决策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实现更多的利益。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由于股东缺乏监督动力，致使高管目标与股东目标偏离，高管决策时更注重安全性而不是股东的经济利益，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二、股权结构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决策理论的研究范式来解释日美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认为企业对自制与分包模式的选择既受决策环境因素的制约，也受决策者风险偏好因素的影响。由于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做“自制”或“外包”决策的主体是公司高层管理者，因而本文的决策者指的是公司高管。具体来说，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将会引起高管风险偏好的差异和变化，而高管风险偏好的差异和变化又会影响企业的自制或分包选择，从而影响纵向边界的范围。

(一)股权结构差异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

公司治理理论一直关注着股权结构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问题。如根据Bede和Means等学者的观点，在公司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权结构下，职业经理和股东之间会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及风险偏好的差异。股东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而经理经营企业的目标不只包括个人财富最大化，还关注职位安全和声望。这种目标的差异使经理比股东更规避风险。青木昌彦也认为，“即使股东不考虑风险，管理者的职业生涯和收入却是与企业经营业绩密切相关的，他在制定决策时会更注重安全性。”

根据公司治理理论的观点，问题最严重的股权结构是股权集中度很低且高管完全不持股的极端状况。因为一方面股权集中度很低，每个股东都把自己的资金分散投资于很多公司，这就容易产生股东之间的搭便车问题，而缺乏对某单个公司高管的监督动力。另一方面，高管完全不持股，领取固定工资的话，追求的必然只是自己的职位安全，而不会为股东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考虑而承担任何可能影响到职位安全的风险行为，哪怕只需承担极小的风险就可能换取巨大的收益。这种股权结构在现实中是不能在竞争中生存的，本文以其为分析的基准类别主要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强调通过提高股权集中度加强对经理监控的办法。其理由是既然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股东出于“理性的无知”而采取“搭便车”行为，那么依照这样的逻辑，提高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使股权相对集中，就可以提高股东的监控动力，降低经理的经营行为对股东目标的偏离。二是提高经理持股比重，赋予其股东身份来使职业经理和股东的目标一致，降低经理的风险规避行为。当然，采用终身雇佣制之类方法提供职位安全，免除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同样能使职业经理和股东的目标一致，降低经理的风险规避行为。此思路主要关注激励机制的作用。

股权结构对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可概括为：股权集中度、银行持股或交叉持股比重越高的公司，管理者越难以偏离股东的目标，风险规避程度就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或受终身雇佣制的保护，其风险规避程度也越低。相反，股权集中度越低或管理层职位越缺乏保障，管理层风险规避程度就越高。

(二)高层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

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会对企业纵向边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了更好地说明引入决策者风险偏好差异因素后对企业有效边界的影响，我们把它与风险中性假设下企业有效边界决定理论作一对比。

在科斯提出的企业有效边界位于市场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之处的假说基础上。威廉姆森在风险中性的假设下，认为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及不确定性是决定采用何种组织模式来组织交易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他在这三个因素中又着重强调资产专用性对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治理成本的不对称影响，从而影响企业有效边界的位置。如下图所示，用表示资产专用性的程度，c表示企业内部治理成本或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表示企业内部治理成本减去市场交易成本之差。则资产专用性企业边界的影响可由向下倾斜的Gm曲线来说明。当资产专用性为0时，由于采用市场来治理能得到高能激励的好处又不存在机会主义风险的困扰，而采用企业治理则只会徒增官僚成本，因此此时AG>0，企业应选择外购。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提高，会下降。这是因为，虽然资产专用性提高会使得企业治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都上升，但威廉姆森(1991)认为，后者上升得更

快，最终赶上了企业治理成本，即AG=0。此时，无论企业是决定自制还是购买都一样有效率，这就是纵向一体化的边界点。资产专用性大于此临界值，选择自制；小于临界值，则外购。

上述推理是建立在决策者的风险中性这一同质性假设基础上的，只要资产专用性程度相同，任何决策者都会作出同样的组织模式选择。但是，按照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市场交易成本还是企业治理成本的高低，都跟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有关，因此AG可进一步细分为AG、AG和AG三种与决策者风险偏好相关的成本曲线(ra、m和rs分别表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以及风险爱好)。图中AGm、AG。和AG与横坐标轴的交点k…kk点，即为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决策者决定的企业纵向边界点。

在面临同等资产专用性程度时，若决策者为风险规避者，则他会给市场治理受到机会主义行为攻击造成的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他所估计的市场治理成本高于风险中性者，更可能采用企业来组织交易而不是通过市场。如当资产专用性处于(k，k)区间时，由于其位于风险规避者的企业纵向边界点右边，风险规避者会选择自制；但它仍位于风险中性者的企业纵向边界点左边，因此风险中性的高管会选择外购。相反，一个风险爱好者面临更高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时才可能采用企业来组织交易(k>k)。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公司倾向于分包，而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公司则更倾向于一体化。本文的思路为理解日美股权结构与其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日本以股权高度集中、法人及交叉持股比重高为主要特征的股权结构增强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督动力和能力，使高管难以偏离股东目标，风险规避度下降，从而在面临同样高的资产专用性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由于分散的股东缺乏监督动力，而使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三)日美不同股权结构模式决定企业不同组织模式

1．日本股权结构特征与分包模式

(1)股权高度集中对分包选择的影响

从股权结构及其相关特征的角度出发，公司治理体制分为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盎格鲁撒克森(Anglo―Saxon)治理体制和以日本为主要代表的治理体制。美国治理体制的最明显特征是股权分散，而日本等国的公司总的看来是股权集中，两种体制下公司股权集中度差异很大。如表所示。

从表可知，日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平均水平为33.1％，明显高于美国。尽管近十几年以来，日本和美国相互借鉴了对方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但总的说来，日本的公司股权集中度仍然较高，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则仍然较低。

而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一方面，大股东参与有效监管后带来的财富增量，往往高过监督成本，因而具有足够的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积极地监督管理层，从而克服了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问题；此外，大股东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从而解决了外部股东和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控股股东既有动机去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又有能力对企业管理层进行足够的监督，使高管目标难以偏离股东目标，从而使高管风险规避度下降，在面临同样高的资产专用性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来规避风险，而是更多采用非一体化的专业化分工来得到更多的利益。

(2)法人持股为主与分包选择

日本公司中法人持股比率高，个人持股比率低。虽然从20世纪8、90年代开始这种格局有所变化，但到2003年时，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及产业公司合计的法人持股比重仍高达71.5％。由于法人股东主要是以获取公司支配权为主要目的，因而往往与被持股企业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和相互依赖的交易关系，这会增强股权结构的稳定性。稳定股东比例虽然也从20世纪8、90年代开始下降，到2003年，日本企业的稳定股东比例仍高达27.1％。根据调查研究，日本的这种法人相互持股结构仍将持续，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2005年的调查显示，66.4％的公司在未来5年内将继续保持稳定股东的持股比例。而稳定股东与公司高管之间这种长期稳定和相互依赖的交易关系，使股东监督高管更容易，从而使高管难以与股东目标偏离，高管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业化分工的利益。

另外，日本法人股东在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占绝对优势，也防止了因股份分散化而被人恶意收购的状况，更大程度上免除了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也会降低其风险规避倾向，使高管更倾向于选择外包方式组织交易。

(3)银行持股与分包选择

日本的法人持股主要包括企业法人和银行，而其银行持股比重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3年，日本上市公司中商业银行和信托银行持股比重合计高达29.1％。

在银行持股为主的公司中，银行通常既是公司间接融资的主要提供者，又是公司股份的主要持有者，这样银行就有很强的激励去监督经营者，同时银行也拥有公司经营状况的充分信息，因而银行也有能力治理企业。在既有监督动力又有监督能力的银行监督下，高管风险偏好与股东偏好越趋同。正如Aoki et a1．(1994)等学者的分析，日本高银行持股降低了成本并使股东可以比在美国更有效地监督经理们。因此，日本公司高管风险规避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在面临同样资产专用性时，采用外购的倾向更大，这也是日本人依赖分包合同的程度要比美国大得多的原因之一。

(4)交叉持股对分包选择的影响

交叉持股是日本企业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独特的企业股权结构。而在美国，即使有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也只是单向持股。

日本企业交叉持股的股权结构促进分包选择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为相互持股股东提供更多信息、降低监督成本，从而促进分包。Kaplan和Minton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制度使得内幕信息通过相互持股网络和直接交易，在经理与相互持股股东之间分享，使日本企业的监督更容易。这样就提高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管力度，使高管难以偏离股东目标，从而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用化分工的利益。二是通过提高对经理的激励，促进分包。Sheard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制度提高了经理对于企业利润分享的参与程度，而且通过将经理的薪酬与企业业绩相联系，提高了对经理的激励。这样就会使高管的风险偏好与股东趋于一致，从而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用化分工的利益。三是由于法人相互持股使相互避免风险成为可能，当一个公司业绩不良或经营遇到困难时，常常会得到其他持股公司的救助，从而提高了抗风险能力。这样就降低了高管职位安全的考虑，降低了高管风险规避度，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外包。

(5)高管持股和终身雇佣制对分包的影响

与美国不同，日本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为特点，终身雇佣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公司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从而降低高管风险规避度，使高管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分包。但另

一方面，日本企业高管人员持股比重却明显低于美国，比美国低1／4至1／2。这又不利于分包。日本高管的低经济激励高职位安全的制度特征对分包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从当代日本企业广泛的分包实践来判断，日本的高管激励机制以低薪成功地实现了对经理人员的有效激励。

2．美国股权结构特征与纵向一体化模式

(1)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与纵向一体化选择

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极为分散，往往一家公司有数以百万计的股东，但是单个股东持股的数量却非常有限，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重很低，公司最大股东的持股比重也很少超过5％。虽然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比例很大，投资规模也相当大，但是单个机构投资者在某个公司的持股比例也都不高，仅仅占单个公司总持股的1％左右，因而公司股权的分散程度是很高的，从非金融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来看，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明显低于日本，呈现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

美国公司这种极为分散的股权结构使个人小股东具有较强的“搭便车”心理，缺乏动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司的监督，导致公司内部监控和约束机制乏力，高管目标与股东偏离，而更规避风险，从而给市场治理受到机会主义行为攻击造成的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他所估计的市场治理成本高于风险中性者，更可能采用企业自制而不是通过外包等市场方式来组织交易。

(2)个人和机构持股为主

美国公司以高度发达的个人和机构持股为主，到2001年第3季度末，个人和非盈利组织持股占49％，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占46.7％。美国个人由于受财力限制，其持股比重未能达到控股的程度。而机构投资者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大多将投资分散到多个公司，使得他们在单个公司中也只是一个小股东，依靠某一机构投资者也不足以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由此决定了机构投资者具有小股东的行为特征。因此，总的来看，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都是“消极股东”，他们对公司高管经营行为的约束不是来自于直接监管，而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的“用脚投票”方式的间接约束。

虽然，从极端意义上说，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替代对高管的内部监督机制而起到同样的约束作用。个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卖股票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作出反应，并对问题严重的公司的高管实施惩罚，但是，这种极端的结果通常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因而，正如Jensen指出的，市场竞争充其量只是为了有效治理公司而采用的一个迟钝的手段。

该类公司常常表现出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很少投资于高风险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项目。这种风险规避型的行为表现，是由于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高管监督约束乏力，致使高管风险规避度上升之故。这类公司的高管在做自制或购买决策时更倾向于用纵向一体化方式来规避风险。

(3)职位缺乏安全保障与企业纵向一体化

美国公司拥有发达的外部控制权市场，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和流动性降低了公司并购和接管的成本。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效益低下，必然导致股票价格的不断跌落，由此使公司面临外部接管的压力。对管理层来说，外部接管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工作，失去高工资以及与职位有关的种种特权。

缺乏日本式终身雇佣制提供职位安全保障，美国公司经理决策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学者往往以美国公司研发投入低作为个人和机构股东目光短浅的证据。本文认为，美国公司这种规避风险型项目的行为表现正是由于美国高管缺乏职位安全保障，从而风险规避度更高之故。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公司高管在面临同等资产专用性程度时，更多地采用企业纵向一体化而不是通过外包方式来组织交易。

(4)高管高股权激励对纵向一体化选择的影响

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使分散的小股东缺乏监督的动力，为了使成本最小化，消除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强管理层激励，美国公司普遍对高管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强化管理者的股东身份，将高管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激励他们以公司的利益为追求目标。例如，在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经理人员总报酬的1／3左右是股票期权收益。

可见，与日本企业对高管实施高职位安全低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相反，在美国，公司高管享受不到职位安全的保障，公司对高管实施的是高股权激励制度。美国企业高管人员持股比重明显高于日本，这种高管持股激励会通过强化其股东身份，而鼓励其更多采用外包方式。美国公司高管这种低职位安全高经济激励的组合对纵向一体化的总效应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只有当高管持股比重高过临界值时，经济激励的作用超过了职位安全的考虑，高管才会选择分包；当高管持股比重低于临界值时，职位安全的考虑超过了经济激励的作用，高管会选择一体化。从日美的高管激励制度与分包选择的对比来判断，美国的经理持股比重还未达到临界值的要求，若想在避免终身雇佣制弊端的同时激励经理以股东利益为目标，则仍须进一步提高高管持股比重，加大经济激励的力度。

第7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摘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经营活动，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日益多样化。文化风险的产生源自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具体说来，可以用四个主要的指标来表征文化差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以及男性主义倾向。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问题已经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所关注的焦点。对于文化风险的正确认识及全面了解，是进行文化风险分析、风险测度和风险管理的必要前提，对于将要或已经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树立文化风险观念、提高应付文化风险的能力、制定科学的国际化决策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经营活动，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日益多样化。如何克服文化因素带来的风险，在本国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在母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就虞为许多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可以说，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问题已经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所关注的焦点。

一、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文化风险的含义与特征

托姆·麦克安(Thom Mc An)是孟加拉一家最近开业的鞋业公司。当公司的鞋刚刚走俏时，就发生了一场暴乱，由此导致50多人受伤。事件的原因是：印在每只鞋鞋底上的字迹是模糊的托姆·麦克安签名，但看起来很像阿拉伯语中草写的“Allah”(上帝)。在穆斯林世界，脚，特别是脚底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该公司要通过让孟加拉人将上帝的名字踩在脚下来亵渎上帝。类似的文化误解的例子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还有很多，它们轻则带来误会，重则导致冲突而使跨国经营目标难以实现。

文化风险就是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由于文化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相背离，甚至导致企业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之中，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有时会危及到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因此，对文化风险的正确认识与系统分析对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般地，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文化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文化风险具有客观性的特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其客观性从根本上源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人们的消费需求、价值观念、处事原则、思维方式等都是以其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跨国企业要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消费者的需求，要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组织机构合作，要聘用与管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职员，这些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国际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

第二，文化风险具有双效性的特点。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文化风险表现为带来损失的可能的同时，它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并由此带来额外的收益。文化风险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文化冲突，致使企业经营目标实现受阻，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诱发优势，是一种积极因素，可以激发企业活力，激励企业创新，使国际企业具有当地企业所不具备的跨文化优势。

事实上，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确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只有当文化差异未得到合理控制或管理，继而演化为文化冲突时才对企业的经营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所以，国际化企业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大量气力去改变或消除这种文化差异。相反，合理地利用文化差异，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消费习惯、市场状况、技术水平、人力、自然资源条件，都有可能给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丰厚的利润回报。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所在，就如自然界中的“杂交优势”一样，它会使企业更优秀，更具活力。

第三，文化风险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文化的内涵异常丰富，它通过语言、教育、宗教、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审美标准等多方面综合体现，同时一个国家的文化通常都是漫长的历史积淀，而且仍在不断变化与演进之中，因而，文化风险常常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动态变化的，它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是多方面、全过程的。

第四，文化风险具有可控性的特点。能够识别和控制，是风险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文化风险因素成因复杂，在风险控制与管理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要求风险管理者对于文化风险的产生根源、作用过程和具体表现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以及通过计划、组织、协调等方式对其加以控制和进行管理。

二、文化风险产生的根源

文化风险的产生源自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具体说来，可以用四个主要的指标来表征文化差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以及男性主义倾向。

1．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社会对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例如墨西哥，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在企业中表现为管理者与下属之间感情差距很大，上司具有较大的权威，且不易接近；而处于较小权力距离中，如在奥地利、以色列、丹麦，人们认为彼此是平等的，等级制度不过是所任职务不同而已，且职务是可以变换的。在企业中上下级感情差距小，下属很容易接近并敢于反驳上司。

2．不确定性回避

不确定性回避是指一个社会根据自身受到不确定性事件或情况威胁的程度，对回避该风险所作出的种种考虑。强不确定性回避，是社会在维护既定的信念和行为规范时，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和观点：在企业中表现为组织内部职责明确，规章制度严格，重视专家意见，要求高度一致，但也因此决策缓慢缺乏灵活性。弱不确定性回避是针对一个能够坚持较宽容的氛围，允许人们根据实际提出不同的观点学说的社会而言。弱不确定性回避的社会通常表现为敢于冒风险，鼓励创新。希腊、比利时就是比较典型的强不确定性回避文化，而新加坡、加拿大则相反。

3．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松懈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和最亲近的亲属，与之相反的集体主义是指在一种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其中有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分，人们希望内部群体关心自己，同时他们也对内部群体热心帮助，绝对忠诚。例如美国文化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则是集体主义倾向较强的文化。

4．男性主义

在男性主义倾向较强的国家中如奥地利、日本，人们注重收入、挑战、进取和被认可，成就的标志是财富和受到承认，这类文化往往倾向于搞大型企业并高度注重经济增长。在男性主义倾向较弱的国家中如瑞典、挪威，则比较强调平等、团结，注重友好的工作环境和就业保障，其成就的标志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工作给人们带来的压力较低，工人有较高的自由。

总而言之，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当企业由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行为和方式，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正是产生文化风险的根源。

三、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也是两种或多种文化交汇的过程。国际化经营中的文化交汇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吸引阶段、冲突阶段、交汇阶段和融合阶段。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文化风险对国际化经营的作用过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潜伏期、爆发期、缓和期和创新期。

1．潜伏期

在文化交汇的吸引阶段，人们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甚至忽视差异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人们被完全不同的文化所吸引，对其可能带来的商机充满期望。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潜伏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文化风险会爆发以至对国际化经营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同时，它也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所在。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在开发市场的过程中，发现非洲一个岛国的居民都不穿鞋，它的反应可能是很沮丧，也可能是欣喜若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和潜在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激励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同时，也蕴藏了一定的文化风险。

2．爆发期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随着不同文化交汇程度的加深，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明确、被放大。由于文化具有本民族化优越感的倾向，因此在跨国企业中，人们对它文化会自然地产生怀疑、排斥，这就势必产生文化间相互的激烈碰撞。在这一阶段，人们所持的态度多以自我为中心，由于不理解、不愿沟通、不能互相体谅而产生困惑、矛盾以至激烈的冲突与对抗。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爆发期，产生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会打击企业跨国经营的信心，动摇和阻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会使企业经营目标难以实现。

3．缓和期

在文化交汇阶段，人们从拒绝、排斥、不接受到理解、尊重、认同它文化。对于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能够更多地以理解、体谅、迁就的态度去分析。对于文化差异有正确的认识和预期。处理事情更加理性，能在相互比较中，互相学习。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缓和期，文化风险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更加理性，有了更多的自我审视，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应付和处理文化风险事件的经验，掌握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4．创新期

文化融合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结合、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彼此改塑对方，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一阶段是文化风险的创新期，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发挥各自的优势与精华，甚至融和创新，在组织中形成具有特色的新文化。它使企业跨国经营更加得心应手，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跨文化优势，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甚至会带来额外的收益。

文化交汇的各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彼此共存，相伴而行，这种相互交叉使得不同文化交汇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加减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的复杂的综合。由此，文化风险作用过程的四个阶段划分也是相对的，伴随着文化交汇的过程，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特点。

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文化风险识别

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企业外部跨文化市场经营活动中的文化风险；一是在企业内部跨文化管理活动中的文化风险。就外部来看，文化风险又可以分为针对来自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市场营销风险和针对来自不同文化合作者的市场合作风险。就内部来看，文化风险主要是针对来自不同文化雇员的管理风险。

文化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沟通风险、种族优越风险、管理风险和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等四种形式。

1．沟通风险

沟通风险，即由于文化沟通障碍和沟通误会而导致沟通失败的风险。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会产生差异，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曾在中国国内有名的“白象”牌电池出口到国际市场，其品牌就直译为“white elephant”，这种质优价廉的电池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状况却很不理想。后经调查发现“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还有累赘物、废物的意思，可以设想这种品牌的电池又如何能吸引消费者购买呢。

此外，不同文化模式有不同的沟通方式，来自不同文化的沟通双方很容易发生沟通障碍。一般认为信息的传递与沟通是通过体语、上下文联系、场景等进行的。在高情景(high context)文化中，人们沟通常常使用含蓄而不直接的语言，只有弄清说话时的情景才能准确理解对方语言的真正含义。而在低情景(low context)文化中，大多数信息由清晰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等表达，人们直接明确地陈述事物，语言本身给出了绝大部分的含义，你不必了解使用语言的情景。例如，日本人讲话中有许多用于鼓励说话者继续讲下去和重复某些信息的词语，其中一个词是“ha-i”，在英语中字面意思为“是”。但是作为高情景语言的日语，只有当说话情景的其他要素也意味着“是”时，该词的英语意思才是“是”。“ha-i”的含义也可以是“是的，我听到了”，“是的，请继续往下说”，“是的，再说一遍”或“是的，我真的不想说‘不’，但你应该明显知道答案是不”。因此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有时美国人以为与日本合作伙伴意见达成一致时，而日本人正在表示婉转地拒绝。

2．种族优越风险

种族优越风险(ethnocentrism)，即由于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心理的种族文化取向不同，来自一种文化的人具有较强的种族优越感，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优于他人，有偏见地对待异族文化而产生的风险。个人与组织都可以有自我优越感。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优越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一些国际化企业由于相信自己在国内的经营方式优于海外竞争者，因而在海外采取与在国内相同的方式进行经营。其他一些自我优越主义的国际经营行为包括：不能改造产品以使其适应特定市场的特殊需求；将利润全部转回国内而不再对所在国投资，让那些在国内干得很好但却没有国际经验的管理者充任海外企业要职。

3．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即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管理风格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之间和员工之间不能建立起协调关系而带来的管理失败的风险。在权利距离大的墨西哥企业中，对上司的尊重表现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上司也不情愿授权给下属。美国行政人员通常认为墨西哥人屈从权威是一种缺乏主见和不幸服从的表现，墨西哥人把美国行政人员的坚持公平竞争和委派的愿望看成是没有能力接受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这种不同的观念与管理风格在跨国企业中是非常普遍的。在国际化企业中，一国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有时不能为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使得企业在内部管理上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在跨国购并的例子中，完成购并之后的融合以及正常运作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最终宣告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4．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

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即在商务合作中由于习惯、方式的差异而导致交易失败以及不同文化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好恶差别而导致营销失败的风险。如在很多西方国家，在打高尔夫球时谈论业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谈业务往往是打高尔夫球赛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日本，人们却从不在高尔夫球场上谈生意；德国人将商务和家庭生活区分开来，他们很少在下午五点以后做生意。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工作时间将持续到日落及更晚的时间，与同事和商业伙伴的聚会会持续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

第8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关键词】 管理会计; 旅游景区; 财务资金风险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5-0049-04

一、引言

管理会计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强调内部经营管理，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加工，帮助企业实现预期经济效益。旅游业有其特定属性，如何利用管理会计手段实现旅游收益的最大化，需要从旅游业自身属性去发掘。旅游景区收入的季节性差异给旅游景区资金的筹集、使用、分配和管理等带来了风险。这种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旅游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当然也与旅游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欠缺有关，如旅游项目推广程度不足、企业战略决策及架构设置的失误等。如何强化管理会计在旅游景区的应用，有效降低、转移乃至规避经营过程中财务资金风险，是促进旅游景区发展的一项难题。

关于财务资金的风险分析，我国学者已经有过不少研究。有不少观点认为，企业科学决策必须考虑企业资金的财务风险状况，企业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对财务资金的运作风险加以防范和控制，才能保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旅游行业的季节差异，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景区收入差异的客观存在，是旅游企业资金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对于季节差异下旅游景区财务资金的风险分析，国内文献中还没有见到成熟的研究成果。

旅游景区产品特点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周期性强，受非客观因素影响严重，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特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呈不规律性。同时，对城市周边的酒店、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的依赖程度较高，旅游景区财务自主定价权利较弱，投资运营成本较大，人力成本占支出比重较高。

旅游景区财务资金风险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管理会计经营方面，存在旅游企业内控管理不到位、精细化管理程度不高、SOP标准化建设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景区财务资金管理的难度。第二，人员管理上，会计人员专业化程度不足，在筹集资金、调配资金等资金池管理上经验缺乏而导致财务操作风险。第三，货币资金管理上，资金需求量预测不准确、资金的存放管理松散，在途资金、库现资金量大都会出现相应的资金管理风险等。

二、旅游景区季节性差异收入预测

合理预测收入是企业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的保障，是战略决策的依据，是进行财务风险管理的依据。本文通过某旅游景区（CQ景区）2011―2013年的门票收入情况（全文图表中的原始数据均取自CQ景区2011―2013年的财务统计），预测季节性差异影响下2014年一季度收入状况，并展开财务运营风险分析。

（一）方法的运用

时间序列分析法是对旅游景区由于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季节、日期导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短期震荡波动趋势分析，研究方法采用加法模型，忽略随机性影响，从季节性差异入手。

（二）数据的选取

本文以常态化运营的旅游景区――CQ景区为研究对象，将CQ景区界定为财务资金风险较大的旅游景区。

（三）加法模型的步骤

步骤一：移动平均。按一年四个季度，采用4个期间进行移动平均，第一次平均值对应4个数据的中点，即第一个平均点为二、三季度中间，第二个平均点为三、四季度中间。然后进行第二次平均，将平均值对应在一个期间值上，即第一个平均点为三季度。后面的数据方法相同，然后通过第二次平均值与对应时间基础数值的差距求出特定区间的季节性差异。表1数据的两次平均值、季节性差异见表2。

步骤二：计算平均差异。将季节性差异值按照对应的时间排列到四个季度，通过相同季度的差异值汇总平均，计算出平均差异值，详见表3。

步骤三：数据调整。将平均值差异的合计数调整为0。通过表4汇总统计散客的平均差异为-139.6875，进行进一步调整，将减少的-139.6875平均分配到四个季度，每个季度增加34.921875;同理，团队的平均差异为12.6875，进一步调整到四个季度，每个季度减少3.1719;合计门票收入的平均差异为-127，平均调整到四个季度，每个季度增加31.75。

步骤四：收入预测。首先计算所求期间的收入趋势值，然后增加对应期间的季节性差异，最后求出预测值。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模型来计算，用V表示所求预测值，St表示对应季节性差异，R表示所求趋势值，Ro表示所求趋势增加值，Rt表示给定期间年趋势值，Rto表示给定期间上一年趋势值，T表示期间个数。

可得到V=（Rt+T×Ro）+St模型，其中Ro=（Rt-Rto）/T。通过模型计算出：

平均每季度散客趋势值增加值=（1 320.625-

892.375）/4=107.0625

平均每季度团体趋势值增加值=（295.875-315.25）

/4=-4.84375

平均每季度合计趋势值增加值=（1 616.5-

1 207.625）/4=102.21875

最后得出CQ景区2014年一季度的散客、团体门票预测收入见表5。另据CQ景区收入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的实际收入散客1 188.37万元，团体143.4万元，预测值与实际值大体一致。

三、旅游景区收入变动趋势分析

进行实际和趋势值的散点图分析，可以观察到CQ景区散客、团体门票的增长特点。通过图1数据值的变动趋势可见：CQ景区收入受季节性影响的变化非常明显，峰值高点在每年的二、三季度，四季度回落，一季度为最低点，整个数值折线上升。充分印证了三点规律：第一，旅游景区收入受季节性波动显著的特点;第二，整个旅游景区的收入在逐年递增，整体呈上升趋势;第三，旅游景区的收入结构有一定趋势的变化，散客游的收入逐年递增，团队游的收入逐年下降，同时伴随季节差异变化。

团体票的结算通常由旅行社和景区直接通过签单的形式进行定期核对结算，对应的景区财务会形成应收的往来款项，散客游的结算则由众多零散的货币资金结算。如何及时、安全、完整地汇总资金到专用账户，如何对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支配使用，既符合收入季节性差异管理，又增加零散资金的使用效率等都是旅游景区财务管理中面临的问题，需要景区结合实际防范风险。

四、旅游景区财务资金风险防范对策

（一）加强预算，确保资金统筹管理

预算制管理模式，在旅游景区整个资金全局性安排上，增强了资金投入计划性，改善部分内控体系不健全企业的无预算管理或预算粗放管理状态。企业在特定的时间内归集一定时期内财务支出的类别，分运营支出、项目支出，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标准、规定，项目支出按照用途划分“轻、重、缓、急”排序，按照进度安排支出，确保费用形成中预决算的合理误差。旅游景区预算统筹可以按照收入预测趋势，将旺季大量的散客资金归集，统筹考虑有限资金的利用，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基础。

（二）增强资金防范意识，避免资金流失

财务资金需做到日清月结，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盘查，确保账实相符、账证相符、账表相符。旅游景区日常管理资金零散，门点管理数量大，旺季的收入膨胀，资金的及时、安全、完整入库需要不断加强管理，确保保存资金和在途资金的安全，资金流通畅通。此外，旅游景区的未售卖票据也是资金的一种表现形式，随时可以变现，应当视同为资金管理，这部分资金数量类别庞大，需要加强出入库管理，进行分门别类的登记管理，定期盘点。

（三）盘活资金，合理开发项目

旅游景区现金流充沛，业务特点上现金往来频繁，资金回收期短，建立资金池管理能增强资金使用效率。具体而言，企业可以制定应收账款的管理体系，动态更新，及时收存收缴在途资金，合理控制流通库现，制定月度资金使用计划，通过相关规定程序审批，逐月拨付资金，做好结存沉淀资金管理，整合利用在企业战略项目投资上，确保资金有效使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管理会计视角分析评价了旅游业财务资金风险问题，旅游景区门票收入的预测值和实际发生额趋势大体吻合，体现了季节性差异带来的波动，有助于防范财务资金风险，针对预防措施应加强企业预算、规范资金用途等，融入多种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1] 熊焰韧，苏文兵.管理会计实践发展现状与展望――先进管理会计方法在中国应用状况调查[J].会计研究，2008（11）：84-90.

[2] 冯巧根.管理会计的发展动态与评析[J].会计之友，2011（20）：8-12.

[3] 高玉莲.企业财务资金风险管理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3（8）：112-113.

第9篇：差异化风险管理范文

关键词：内部审计;风险模型;风险管理;质量管理

一、风险模型导向型内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产生的背景

近年来，油田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创新和机制变革，油田发展的新形势对内部审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了内部审计质量管理的难度本文认为：内部审计质量管理的目的不仅仅是规避内部审计风险，提高审计结论的可靠性，增强内部审计工作的管理和经济效益风险模型导向型内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很好的满足了内部审计对可靠性、效率性、效益性三方面的要求，适应了油田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是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风险模型导向型内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构建与实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