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书籍的名言精选(九篇)

第1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一、编户齐民与严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汉代农民的固定称谓，这形象地反映了农民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梅福传》称：“孔氏子孙，不免编户。”师古注曰：“列为庶人也。”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就告诉我们，齐民的特点就是编户，所谓编户就是登录于户籍之中，如师古言：“列次名籍也。”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赋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出身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所以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④］。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以文法辩告”就是要为脱籍亡人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而不采取处罚措施。此后到东汉时代，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谓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此外，又称户版、名籍。《周礼·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疏云：“负谓担揭也。版，谓邦国图籍也。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因此，脱离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民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未能留下有关户籍格式的文书资料，只有一些相关的身份说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这实际上是一则告身文书，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人关于身份著录的习惯，大致是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如上书《扁鹊仓公列传》即有“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等记载。许慎子许冲在奏上《说文解字》的表中也自称“召陵岁里公乘草莽臣冲”。

在西北出土汉简中，有相当一批有关戍卒、田卒及其家属名籍的文书，此类涉及到名籍的文书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单身卒的名籍，格式如例：《居延汉简甲乙编》：

居延甲渠第廿八燧长居延始至里大夫孟宪年卅六 囗囗 五八·二 甲

四二五图一九九

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公士张褒年卅 一九四·一八 图三一四

戍卒河东北里贾害年廿六 三五·二五 图五0九

田卒河南郡宛陵囗囗里公乘囗囗 二一八·一三 图四一八

从这些名籍我们可以看出对吏卒的登录，与上引司马迁等人的身份说明十分吻合，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缀有现任身份，这也应当是当代户籍登录的基本要素。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作“名县爵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四月癸卯。”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这应当是为了严格控制，有利于脱逃后缉捕。西北地区在搜缉流亡时，以此为依据。《居延汉简甲乙编》第1590简这样记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土亡者，县署郡县、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这与户籍登录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二种名籍为卒家属廪名籍，是配给戍卒家属食粮的名簿。如《居延汉简甲乙编》：

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执胡燧卒富风，子使女始，年十，用

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年三，用谷

一石一斗六升大。

一六一·一（甲九五五）

妻大女严年十七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俱起燧卒王并，子未使女，毋知年二，用

谷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谷三石三斗三升少

二0三·一三，图一六

因为这是廪给簿，所以要登录与戍卒的亲缘关系、年龄、使役情况，以确定配给标准。

第三种名籍类簿书是记载吏卒家属成员和财产的身份书，常被人引述的有二个典型的例子，一为礼忠，一为徐宗，除登录本人身份外，还登记家属、财产等项内容，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名籍文书。《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七·三五简文：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侯长?得广昌里公大婢一人二万

乘礼忠年卅 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一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又同上书二四·一b（甲一八一b）简文：

妻 妻

宅一区直三千 妻妻一人

三坞燧长居延西道 子男一人 田五十亩直五千

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男同产二人 用牛二 直五千

子女二人

女同产二人 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有的学者直接把礼忠、徐宗简目为汉代户籍的代表格式，这是不妥的。在尚未发现汉代户籍的可靠原件前，我们只能根据上述文献的与简牍的资料，勾勒出汉代户籍格式的大概。

户籍登录的内容与时代变迁相关联。秦至始皇十六年，方颁布“初令男子书年”的法令，以扩大征役范围，而女子尚不必书年。西汉时期，户籍称名数、县里爵名，这应是成年男子登录的主要内容。不过，在西汉初，口赋、算赋设立之前，除男子要登录年龄外，其他人恐怕是只书县名数即可。随着口赋、算赋的征收，所有成员亦均需登录年庚。后来，由于赀算的征收，对家庭资产的登录也成为户籍登录的一项内容。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所包括内容应有以下几点：

1、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

2、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

3、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另外，妻子的籍贯似也在登记内容中，《居延汉简甲乙编》二九·一（乙二三）有这样一简：“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第卿 年廿一”，一些重点掌握的人物，恐怕还要翔实地记录其身长、肤色等。

二、人口控制的三大法律绳索

如上所述，汉代对农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实行的，在户籍管理方面，又设置了三大绳索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政府手中。

1、案比。

案比是汉代的户口登记与核查，这是户籍管理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东观汉记》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⑤］《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案比”道：“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

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汉代统一是八月案比，而且，有关案比时间的记载也的确基本上都在八月，如除上引《东观汉记》外，又有《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及三年大比”郑玄注：“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众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贾公彦疏：“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亦云：“今之八月比户，赐高车鸠杖粉粢时也。”《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与之类似：“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bù?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金石萃编》卷一八收有中平三年褒扬荡阳令张迁碑，碑文曰：“八月算民，不烦于乡。”《后汉书·皇后纪序》亦言：“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案比造籍”之后，各县要将案比后的户口等项数字上报郡国，郡国在九月派上计吏上报汉政府，上计之计，指计簿，如《续汉书·礼仪志》云：“计者，计簿也。”其中，户口状况是核心内容，《后汉书·光武纪》：“遣使奉计”李贤注：“计，谓庶人名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真浏览一下上述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所谓“八月案比”，都是东汉一代的史料，所以，如果说东汉时代是八月案比，九月上计，则毫无问题，但若放之于西汉，则不免让人质疑。西汉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常被人引用的是《汉书·高帝纪》五年的记载：“八月，初为算赋。”但这里看不出案比的意思，所以如淳反以《汉仪志》“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作注。查检西汉时代史料，引入注意的是西汉的上计不是仲秋八月，而是都在春间举行。下引几条史料予以证明：班固《东都赋》：“春至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师古注：“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计。”《淮南子·时则》“三月官乡”，高诱注曰：“三月料民户口，故官乡也。”官有官府、官舍之意。《礼记·玉藻》“在官不俟屦”注：“官谓朝廷治事处也。”这样，“官乡”就可解释为将官府移往乡中办公。原因是三月料民户口。我们可以认为，西汉是在春间行案比之事。

汉代案比的时间西汉为春间，东汉为仲秋，案比方法概有二种：一种是集县内民众至县衙所在地，统一案验、登记，验视地点在户曹。如韦昭在《释名》中所言：“户曹，民所群聚也。”《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另一种方式是县衙有关官吏直接到各乡进行案比。如前述“三月官乡”当为此义；又前引张迁碑言其“八月算民，不烦于乡”，深受民众称颂，应当也是因不将民集于县廷，而是下乡案验，所以下面接着写道：“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这一种方式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形式，下乡案验，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核实人户，另一方面可以同时进行家赀估定，何乐而不为？

2．脱籍与迁徙的禁限。

脱籍者，也就是所谓无名数者。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这是汉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万石君“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武帝不允，掾属甚至劝石庆引咎自决［⑥］。可见，流民，尤其是脱籍者对汉王朝的影响。

西汉建立后，萧何所定《九章律》就是在秦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厩、户”三篇，虽其户律不存，但汉承秦制，由秦律的有关规定，可以窥见一斑。云梦秦简中有题为《傅律》者：“匿敖童及占*[原字疒里加??（癃）不审，曲、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原字?字去辶]（迁）之。”有《游士律》，规定出外游历必须持符；还有《法律答问》“何谓匿户”条云：“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ㄒ玻?！薄妒芳恰ど叹?写?芬嘣疲骸吧叹??ǎ?崛宋扪檎咦??！贝雍笫赖摹短坡墒枰椤せЩ槁伞分幸部煞蠢〕龊夯?傻拇蟾牛骸昂合嘞艉纬星亍读??伞罚?蠹泳恰⑿恕⒒?????耪轮?伞F?梁笾埽?悦??伞1逼胍曰槭赂街????Щ槁伞K逄蒲??桓摹！碧坡擅魑墓娑ǎ号┟癫坏盟嬉馔鸭??型鸭?撸?页ご???短坡墒枰椤せЩ槁伞罚骸奥释燎???杂屑?椋?粢换е?冢?巡桓郊?撸??杉页ぃ?贤饺?辍！焙捍?墓娑ㄖ荒苡泄???薏患啊

为了制止农民脱籍，汉代专门设有“流民法”和“舍匿法”。“流民法”设于武帝时，《汉书·石奋传》：“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汉书补注》引刘敝言：“此言以流民多少，课吏殿最。”汉政府设立流民法，想以此禁止地方官吏对农民的压榨、勒索，以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因此，汉代地方官的主要政绩之一便是户口增多，流民减少。

“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许容留脱籍流亡人口，“及舍匿者，论皆有法”［⑦］。梁统曾称：“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征隐匿。”［⑧］这里的“豪杰犯禁”，主要就是指他们容留脱籍人口，所以武帝要以首匿之科，严惩隐匿。“知从”，据李贤注“谓见知故纵”，实际上也包括对脱籍人口的不举报。《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师古注曰：“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可见，使用无户籍者为庸保，本身就构成了知从之罪。

当然，汉王朝也并不是不许人口流动，只要经过批准，手续齐备，还是可以迁徙与外出周游的。但按规定，手续十分严格。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这样的简文：

永始五年闫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

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

言之。 十五·十九

建平五年八月戊，囗囗囗囗广明啬夫宏、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

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取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

移居延，如律今，敢言之。 （简背面）放行 五0五·三七

从以上两份简文可以看出，里中居民如要迁徙他处或外出办事，必须先到乡政府处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要交清更赋、无官狱徭役在身，然后再由乡啬夫拟定文书，批转加案转移所去县府或关卡。迁移者更需由移所批准更籍“放行”后，方可迁行。当然，政府特别批准的移民不在此限。

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或从事其他活动者，也要经过批准，并办理户籍证明手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仓公淳于意答文王文：“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其中的“移民数”，王毓铨先生认为就是谒告乡吏取得出游的符传一类的证件［⑨］，即户籍证明，这种解释比较合理恰当。

3、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

什伍相连，由来其久，其成熟则是在商鞅时代，《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云：“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商鞅的什伍连坐在秦代已贯彻于法律，如云梦秦简中即有多处有关什伍连坐的法律条文及实施原则、规定。如《傅律》中规定：如果申报年龄不属实，除对申报本人予以“赀二甲”的惩罚外，还要“伍入，户一盾，皆迁之。”

汉朝建立后，继承了这套什伍连坐制度，而且更加严密地把它与户籍管理扣在了一起，因此，徐斡在感叹乱君之政时，则把“户口漏于国版”，与“夫家脱于联伍”并提，并且认为若出现这种情况，则会“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汉王朝不仅继承了商鞅所制定的一家有罪、什伍并罚的刑罚原则，而且还追加了一系列经济连带责任的处罚，后者对农民的影响尤其巨大。

汉代的什伍组织，《盐铁论·周秦》云：“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续汉书·百官志》说得更清楚：“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立十家，伍立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相监官。”这里，恶事的概念十分宽泛，举凡不合乎封建政府法令、规范、道德等等，都为恶事。对恶事，有刑事处罚性质的连坐，这一点与商鞅相类。如《淮南子·泰族训》言：“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盐铁论·申韩》亦云：“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此外，汉代的经济连带责任更是骇人听闻，其主要内容就是什伍之内，若有随意脱亡者，不管告发与不告发，其所应负担的经济义务却要由其他人户负担。这样就出现了“去者便，居者忧”的情况，形成上述“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的局面，这样，势必造成愈演愈烈的流民潮，增加“无名数”（脱籍）的数量。当脱亡人户较少时，这种经济连带责任或许能起到一点控制作用，但当流亡日多之时，这一作法只能是扬汤止沸。“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⑩］所造成的后果，《盐铁论·未通》中文学们说得十分清楚：“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两汉防不胜防的流亡人口，固然与自然灾害、横征暴敛有关，但这种什伍相连的经济连带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肇事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对于两汉王朝的关系已昭然若揭。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而言，政府对于农村人口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至明清。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注重人口本身控制的时期；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人口与土地控制并重，以人口为主；第三阶段可以说也是土地与人口并重，但以土地为主。其分界线是均田制下的租庸调与两税法。与之相应，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日渐宽松的进程。两汉农民还强烈地依附于政府，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中唐以后，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特别是清朝的“摊丁入亩”之后，更是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与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相悖的座标体系，这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被政府严密控制之时，正是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之时。当然，这里的较高，只是相对于后世而言，后世农民虽然逐渐被解除了一些政府直接控制的枷锁，但较之两汉农民而言，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昔日的光彩与地位，这恐怕就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吧，我们无法象孔夫子那样一言一蔽之，只能在这纵横交错的叉港中认真求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以上均参见拙文《汉代赋役制度计量研究》，载《文史哲》1994年增刊。

②《商君书·境内》。

③《商君书·去强》。

④《史记·萧相国世家》。

⑤《后汉书·安帝纪》引。

⑥ ⑩《汉书·石奋传》。

⑦《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第2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关键词]引书模式　引书识别　引用表达模式　模式识别

[分类号]G254.361　H08

1　古籍引书研究概况

引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修辞手法到著述体例，再到文献体式(著述体例形式，如著述、编述、钞纂)的过程。先秦儒家以“五经”为代表的典籍引用了大量的民间谚谣、流行俗语、先贤言论、前代典故，作为修辞手法；汉代，为给儒家经典作笺注，需要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在笺注的过程中，引书逐渐形成为一种重要的著述体例；曹魏时以分类撰抄为特色的类书《皇览》把引书发展成中国古代典籍的一种独特的文献体式。

有关古籍中引书的挖掘整理研究，当始于汉代刘向的《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等考订战国典籍引书的文献。此后历代继有研究，至清为盛。但这些有关引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典籍引书的考订，甚少有引书识别方法研究，这种引书研究的学术倾向一直延续至今。而其间也偶有引用方法研究，如明末清初顾炎武的《论引书》一文，曾谈及引用方法和引用规范问题；清朝后期的陈澧撰《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以专文形式论述引用方法和规范。

近年出版的引书研究的学术论著主要分考订引书、从引书角度研究典籍或引书的学术价值、引书索引的编制三种类型。①考订引书，又如伍野春在《裴松之引书辨析》一文中，提出了裴注三国志引书识别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识别、类分其中的引书，如程金造在《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一书中，列出了《史记索隐》中的引书，并为之撰作提要。②从引书的角度研究典籍或引书的学术价值，如熊桂芬在《从引书看的文献学价值》一文中，从引书的角度探讨了典籍《广韵》的文献学价值，又如李伯勋。在《裴注所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一文中，探讨了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③引书索引的编制，是从目录学角度研究引书，贡献最大的当数1930年成立于北京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制64种引得中有14种涉及中国典籍的引书引得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迅速普及，使得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利用计算机识别、挖掘古籍中的引书成为可能。通过计算机挖掘引书，可以为引书识别提供一种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并可以快速、齐全、准确地识别引书，从而提高引书索引的编制速度。但是如何把计算机技术和古籍整理知识结合起来，多、快、准地挖掘引书，成为十分重要的难题。笔者试图以古籍整理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古籍引书的引用模式(引书名称及其表达方式)，为计算机挖掘引书拓展思路和方法。本文将以《广东方志物产》中的引书为对象，探讨引书的引用模式。

2　引书名称引用模式

在古籍中，不同作者引用文献时，往往依据行文、个人学养和习惯，采用不同的引书名称，有的用书名全称，有的用简称和异称，有的只用作者姓名，还有的则是作者姓名和书名全部引用。在《广东方志物产》(1949年以前的379部广东地方志有关物产门目资料)中，引书名称的引用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文献名称、作者名称、作者名称+文献名称。

2.1引用文献名称

文献名称有全称、简称和异名三种情况。全称也nU全名，是文献的正式名称；异名是不同于全称的另外名称；简称是对正式名称的缩简称呼，从字面上看也不同于正式名称，实际上是异称的一种，因此，笔者把异名和简称统称为异称。①引用全称，这种现象在《广东方志物产》中十分普遍，如《清・乾隆27年潮州府志》之“绰菜”条：“绰菜／南方草木状绰菜夏生于池沼问叶类茨菰根如藕条食之令人思睡故又呼瞑菜”，引用的就是全称。在整个《广东方志物产》中，引用“南方草木状”全称的就有533次，其他引书引用全称亦为通行。②引用异称，这种情况亦如全称一样普遍，如《民国13年阳江县志》之“戴胜”条：“戴胜／色灰绿大如脊鸽颅有髻高六七分南海谓其雄者丁髻郎雌者丁髻娘阳江谓之丁髻颅或谓之冠髻南越笔记”，这里的《南越笔记》是《粤东笔记》的异名；再如《清・光绪16年高州府志》之“淖树”条：“淖树／干叶俱似椿其叶煮汁渍果呼淖汁出高凉郡详草木状未知今何树”，引用的就是《南方草木状》的简称――《草木状》。不同的志书，有的引用正式名称，有的引用异名，但在同一部志书中不会出现既引用正式名称又引用异名的现象，而既引用全称又引用简称则很普遍。

2.2引用作者名称

引用作者名称也很普遍，如《清・光绪18年吴川县志》之“赤小豆”条：“赤小豆／此豆以紧小而赤黯色人药稍大而鲜红淡红者并不治病李时珍日小而色赤心之谷也其性下行通小肠入阴分治有形之病参群芳谱采访册”，这里引用的“李时珍”实际上指的是《本草纲目》。只是引用作者姓名的，多为名人名篇，使人一看作者姓名就知道引用的是哪篇文献或哪部典籍。若一个名人只有一种名著的，判别起来不困难，但是多数名人不止一种名著，这种情况的识别则是十分不易，除需要深厚、渊博的学识外，常常还需把引用的内容与该作者的著作一一核对，才能确定引自哪篇文献。《广东方志物产》中引用的“坡”、“郭璞”作者姓名，识别起来非得逐一核对原典不可，因为他们的名典与引用次数也多。当然，也有引用作者别名和字号的情况，如坡的全部名称为：姓苏，名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先生，还有称苏公、坡公的情况，坡只是其号。象坡这种名号齐全的作者，笔者必须清楚其全部名称，才能准确、全面地识别其引用情况。

2.3引用作者姓名+文献名称

这种情况不是十分普遍，有两种情况：①作者姓名+文献正式名称，如《清・道光2年广东通志》之“吉利草”引用的是《嵇含南方草木状》，是书名全称；②作者姓名+文献异称，如《民国19年龙山乡志》之“茉莉花”条引用的是《嵇含草木状》，是书名简称。

以上三种引书名称引用模式，是《广东方志物产》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利用计算机识别时，须建立三种对应的引书名称数据库，设计合理的算法，逐一匹配文献，方能较准确全面地识别出引书，否则会出现重复识别或遗漏的窘况。

计算机不是万能的，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必须与人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挖掘古籍中的引书。

3　引用的表达方式

3.1概况

笔者在整理《广东方志物产》资料时，发现这样一个的语言学现象：古人在引用文献时，为使句子语法完整、语义协调，通常在所引用的文献后面加上“云”、“日”等言说谓语动词，如“本草纲目云”、“五山志林

日”，等等，称之为引用表达模式词，或引用方式规则。此类谓语动词之前、后或中间，就是引书名称(文献名称、作者名称、文献名称+作者名称之一)。

《广东方志物产》共有31670次引用，笔者从此庞大的数据中，逐一剔除引书名称和作者名称，最终获得60种引书表达模式，为计算机处理需要，依模式词(规则)位置分为前标志型、后标志型和封闭型三种，如表1所示：

表1是从《广东方志物产》中提炼出来的所有引书表达模式，封闭型模式类型最多，前标型最少。但是使用次数最多的是后标型，远远高于其他两个类型。这说明《广东方志物产》的引书多使用封闭型引书表达模式，可能是中国古代汉语的本身特点要求所致。

3.2举例分析

3.2.1前标志型

前标志型的模式词置于引书之前。①“按……”、“案……”意义相同，都是“案语”之义，是编辑、注释或引用原文的人所附加的对原文有所评论、说明或考证的话。如《民国9年赤溪县志》之“菠棱”条：菠棱／按刘禹锡嘉话出西域颇棱国讹为菠棱云俗呼波菜；再如《民国32年丰顺县志》之“海棠”条：海棠……案李德裕花木记凡花木名海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这是从不同的引书中考证物产。②“本…”、“出…”、“据…”、“根据…”、“载…”，是依据、出处、来源的意思。“本…”是“源出…”之义，“据…”是“根据…”的缩写，“载…”的意义是“该段引文记载在某某引书”，其实质也是指明出处。如《清・咸丰7年琼山县志》之“刀鱼”条：刀鱼／尔雅谓之触刀郭注云今之觜鱼也状如长薄尖刀故名刀俗改作纫非本正字通；《清・道光23年英德县志》之“胡蔓草”条：胡蔓草／即断肠草一名大茶叶所在皆有俗与人哄及私怨辄茹此草希图诬以人命诈取财物死而不悔救法急取卵中未生鸡儿细研和以清油灌之即苏出岭南卫生方；《民国21年开平县志》之“金瓜”条：金瓜／据香山志金瓜圆其长者名香瓜又名枕头瓜；《清・康熙55年罗浮山志会编》之“菖蒲”条，注明的是“载艺文志”。这些都是说明该段引文的来源引书。③“参…”、“见…”、“详…”，都是“参见”、“参考”之义，是参合他书拟就，其意是：欲知详情，请参考某某引书。如《民国13年阳江县志》之“菘”条：菘／俗呼白菜另一种日黄芽白本北地产始种于肇庆今各处俱有之然亦不及北方之甜美参阮通志采访册。余不举例。但有一点须辨明：这里的“参见”意义与索引学不同，索引学是指引读者从一个标目指向另一个标目，标目之间是平行关系，而这里的来源文献与引书则有属种关系。

3.2.2后标志型后标志型的模式词置于引书之后，分两种情况：①言说动词式，如…称、…称为、…称之为、…为、…谓、…言、…以为、…曰、…云、…载、…有云、…作、…名、…名日、…命曰，这种形式可直接看作“某某引书说”。其中的“…云”、“…曰”数量较多，是古人的行文和语言习惯所致，就如同我们今天多用“说”而少用“道”一样。这种言说动词模式数量较多，以下略举二例说明，《清・雍正9年广东通志》之“蟹”条：蟹／一名蟾广雅云雄日娘蚁雌日博带抱朴子称无肠公子广志云铺小蟹大如货钱又蟹奴如榆荚在璨吉腹中生死不相离山海经载千里蟹洞冥记有云贡百足蟹长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北户录，这段文字使用了“…云”、“…称”、“…载”、“…有云”四种模式；再如该志书的“石相思子”条：石相思子／……按一名长生螺周密谓置之醋中则活即此，使用了“…谓”模式。②所+言说动词式，这里的“所”是语气助词，无义，只有与言说动词连用才能表达具体意思。如《清・雍正9年揭阳县志》之“蜀葵”条：蜀葵／郭璞日蜀葵花似木槿尔雅所谓荫戎葵也花可食。

后标志型实质上是语助词(如“所”)与不同的言说动词组合而成。如果去掉语助词，也能表达原意，但意义不完整，也不符合原有语境，况且这“所”字结构本来有就有其本身的意义，是固定的表达结构，不能分离。笔者原样辑录，不加省略的原因是保持原貌，探索引书表达模式的语法和构词结构；同时，用于计算机识别引书，会减少噪音。

3.2.3封闭型

封闭型基本是由“按(案)”、“即”、“据”、“如”、“依”加后标志型模式组合而成，虽可由后标志型替换，但表达意义、语气不完整，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与后标志型也有区别。也如《清・雍正9年揭阳县志》，其“车前草”条：车前草／即诗所谓苤莒尔雅日苤苜马舄马舄车前也其性利水。这里的“即…所谓”表达的是承前语气，若去掉“即”字，虽能表达原意，但不能表达原来的语气，行文有点别扭，失掉了原有撰述风格。

前标志型、后标型和封闭型，是《广东方志物产》中能够辑录的模式，总共才使用7604次，比起引用总次数31670来，差之甚远，而更多的引书是没有任何引用模式的。所以，更多的引书识别则需要深厚的历史文献学知识和学术涵养。当然，那些没有表达模式的引书，还可通过引书的名称特征提取引书名称模式。

总之，通过表达模式就能够识别引书，前标志型引书的识别是辑录出模式词前的不同数量的文字，后标志型是辑录出模式词后的数量不等的文字，再加以人工判别即可。至于封闭型，模式词之间的文字就是引书，几乎无需人工判别。

仅靠模式识别方法并不能识别出《广东方志物产》中的全部引书，但如果把引用模式与前文条析出的引书名称相结合，建立书名库和模式库，无论识全率或识准率，都会大大提高，具体的作法是：①用书名匹配文本；②用模式匹配文本；③用书名+模式匹配文本。若计算机采用这种方法，引书殆尽矣。

古籍中的计算机引书识别是个复杂的问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甚少，本项研究只是尝试和探索，本章总结出的引书名称特征和引用特征，只来源于《广东方志物产》，对于更为复杂的整个《方志物产》来说，是个特例，而对于整个古籍更是沧海一粟。但是，本文探索出的书名库和引用模式，可以应用于整个《方志物产》，甚至在整个古籍上尝试。本项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广东方志物产》为实例，探索浩繁的《方志物产》引书识别方法，进而推广到整个古籍的引书识别。

4　试验设计与测试结果

4.1试验设计

为了测试模式识别引书的效果，笔者构建了引书挖掘系统(另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8期)，步骤如下：①建立方志全文本数据库；②建立引书模式库，模式来源于方志及其他古籍；③模式匹配，运用模式在全文数据库中进行匹配，抽取候选引书词串；④对抽取结果进行过滤处理以及运用N-gram进行分词和词频统计，适当去除低分词，并合处理结果，最终得出引书集；⑤为防止遗漏，再运用这个引书集对全文库进行扫描，最后得出全部引书。

系统环境是windows 2000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选用Borland Developer Studio 2006，具体采用其Delphi for the Microsoft，NET Framework模块作为开发环境，数据库选用的是SQL Server。

4.2测试结果

经过以上处理，系统识别出引书1081条(不含重复)。测试时，借鉴信息检索中的测试标准，采用对应的识准率、识全率等指标来进行测评。具体公式如下：

识准率=(计算机识别出的真引书总数／计算机识别出的引书总数)*100％　(1)

识全率=(计算机识别出的真引书总数／人工真引书总数)*100％　(2)

笔者随机抽取了12篇方志物产文档，请专家审读，通过人工识别，得到引书。同时应用本系统设计的方法在全部文档中进行引书识别，并将自动识别出的引书复原至上述抽取的12篇文档，得到该12篇测试文档的自动引书识别结果。将两者进行比对，根据上述指标统计出的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数据计算出识全率为84.95％，识准率为72.88％。经过对引书识别结果的分析，影响识别效果的因素主要有：①原始文献在数字化过程中人为的错误，包括生僻字、特殊符号、空格等，导致误识并影响正常的引书频次；②模式本身并未涵盖所有可能的引书，导致漏识；③n-gram本身的误差。虽然识准率并不是十分理想，但识全率较高。作为一个辅助系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半自动化引书处理的要求。

第3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一、史实与辨伪

（一） 史书涉及作者死后史事并非皆为伪

杜泽逊先生以为：“一部书若涉及作者死后的史事，则不全伪即窜乱。”又言，“古人有续书的习惯，动用此法辨伪要审慎，不可轻易否定全书。”然使得辨伪要审慎的缘由，并非仅有“续书”一事。

余嘉锡先生解“古书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后师，或记叙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诸侯之客，或定著于写书之官”。而书名与作者难以反应此类情况，使得书籍涉及“作者”死后史事常有。如对《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的考证中，便有此问题。

（二）史事、书籍难以考证

先秦、秦汉史事难考。盖古史不详，传闻多异，一事而诸说并存，诸解俱有，难定真伪与时限。若以史事真伪定史书真伪，则在先秦、秦汉时期最难。且此时期书籍，有幸流传至今者，皆久经年月，屡遭厄运，难以求得最初版本。

如刘知住妒吠ā分校有《疑古》《惑经》两篇，屡言《汲冢书》，此书与儒家经典、圣贤言论，出入很大，但又合乎逻辑，难以断为谬误，盖上古之世，去今久远，后人难断是非。

又有马王堆所出的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不论二者孰优孰劣，但就两本的巨大差异，足以见书籍流传中的变数很大。同理，先秦书籍中，历秦火而侥幸流传者，常赖个人的记忆，再加上口耳相传的讲授方式，及漫长时光中的诸多变数，如此今本与古本的差异，难以想象。

二、作者与辨伪

（一）作者之名难考

先秦书籍的作者，争议最多，大多至今莫衷一是。至于汉代，经典传承中，又有师法、家法之说。以西汉为例，说西汉经学严守师法也好，抱残守缺也罢，经学著作，虽有作者，但“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由章氏所论，可见只知师承某家，但难确知说着何人。此时期，口耳相传的讲授习惯，与师法、家法之类的学术传承方式，使得“作者”难以确知何人。此点可补正上一条 “史书涉及作者死后之事，并非皆为伪”。

（二）作者避讳自名

有作者成书后，不署己名者，除集体修史等的正面原因外，还有“惮于自名”而伪及“耻于自名” 而伪之类。胡应麟与杜泽逊先生论此种为伪。

胡应麟“惮于自名”而伪，与杜泽逊先生所解“逃禁”，有相似之处。大体因政治因素，不得已而为之。如《子华子》，旧题先秦晋国程本撰，《四库提要》考其作者为伪。

所谓“耻于自名”而伪，如《金瓶梅》，虽为读者接受，但终归有伤风化，难登大雅之堂，作者未曾直接署名，而题“兰陵笑笑生”。关于“兰陵笑笑生”，杜泽逊先生以此为伪，笔者以为作者所题为“笔名”，未曾窃他人名号，视为“伪”，实为不妥。且题笔名的情况在明朝并不鲜见。

又有作者风评人品极差，而后人改题作者，故意湮没其姓名者。如《全唐诗话》，《四库提要》疑为贾似道所著，但此人声名狼藉，故改题宋尤袤撰，使得书籍得以流传。

此三种情况，为作者本人或后人有意隐瞒姓名，据此而视书籍为伪，则有些不妥。且后两种情况，似更多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有失客观。

三、谈“伪书”的概念

若分析作伪动机，就所见论说，笔者大体赞同。但关于伪书的定义，则所见不多。

何为“伪书”？“伪书”于不同“伪事”，虽胡应麟俱已明言伪书类别，但并未明确下定义。刘咸跃俚谩安晃倍伪”六例，感慨：“前代失在考证太疏，在今日反失在考证太密。”以为“伪者，不真之称。伪书者，前人有此书而已亡，或本无此书，后人以意造伪书而冒其名，实非其人之作也，苟于此例有不具，则不再伪书之科。”但此定义存在一点漏洞：

“前人有此书而已亡”，后人伪书冒名，则可为“伪书”。如百二篇《尚书》，如《连山》《归藏》之类，大体为此类。

但“本无此书”，后人伪书而冒其名者，如何与“托古”相分别呢？如昔人以为《周礼》《仪礼》系周公所作，虽有刘歆等深信者，但从何休到诸多宋儒，质疑者多矣。大体先秦古书常负此类猜疑，汉人刘歆，又常背作伪骂名。可见此种定义，推之先秦、秦汉，颇显示尴尬。此时期书籍，可谓为文明之先声，但确然不合后人辨伪标准。

再者，作者伪是否可视书籍为伪？托古为先秦常例，自不可据此而称“伪”。刘咸韵壬以为“自说不嫌造说，借名非同冒名，此而为伪，则《盗跖》为庄周之失主矣”。然若《玉照真定经》，此书本题郭璞撰，张J注，但《四库提要》考此书实出张J一人之手。虽同为托古，与先秦比，似有不同。大约张J托古，为增加自己注解的分量尔。

另有“剽窃”之说，即盗他人之书，如有传言戴震之窃赵一清，毕沅之窃邵晋涵。但“剽窃”的界定，古今亦不同。推至秦汉，如有《汉书》“抄”《史记》《七略》，后有南宋郑樵，以为班固者“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而章氏言“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但此种情况，若发生于明清，又应如何评论汉人与清人的“盗书”，孰真孰伪？

“伪书”鉴别，可与版本学角度的伪书鉴别相比。大抵版本学书籍的辨伪方式，似乎更具有普遍性，如明人盗版猖獗，可考出何版为假（可参考程毅中《明代小说的盗版与伪托》），因其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区分标准中，改变极少。而文献上的“真伪”则不然，使得“伪书”这一概念及其鉴别方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当然，辨伪一事，意义重大。而辨伪的过程，从来都是运用一切可运用方式，来作出综合判断的。而“伪书”的定义，笔者以为，大可当作一口头用词，不必亦难以作出严谨恰当的概括。

参考文献：

[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第262页

[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第186页

[3]叶长青撰.文史通义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191页

[4]胡应麟.辨伪丛刊之四部正伪[M].朴社出版. 第5页

第4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了书籍，就像没有了阳光；智慧里没有了书籍就像鸟儿折断了翅膀。”列宁也曾说过：“书籍是巨大的力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不管怎么说，这些名人名言都充分表现了书对人类的重要性。的确，书对人类真是太重要了。沉沦的人可能因一本好书而变得热爱生活，心里充满仇恨的人可能因一本好书而变得无比关心他人，心胸狭窄的人可能因一本好书而变得心胸无比宽广。作为我们小学生，更应多读些有益的书籍，这样不但可以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写作能力，而且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

高尔基说过：“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对，书籍是知识的源头，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书籍，是嘹望世界的窗口，改造灵魂的工具，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读书，能使人愉快，使人聪明，鼓舞人的思想感情去爱人类，爱和平。

书是有价的，但又是无价的。世上的书那么多，价钱从几元到几千元，各不相同，可它们内存的知识是无价的天价难及的。书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自然不言而喻了。

为了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人们渴求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只有知识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源泉，既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

努力读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好读书的人们，让我们一起读好书吧！

第5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由于古印度文化的影响和藏传佛教的浸渍，藏文古籍不仅形式特殊，其他如装潢艺术、书籍名称、文章特点、句读符号等都别具一格，与众不同，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明显的时代烙印。

形式特殊

一般书籍都是成册成册的，而藏文古籍却是木刻板印刷、不加装订的长条散页。这一形式来源于印度的贝叶经。原来的贝叶经是用铁笔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叶片当中有孔以便穿连。藏文书页则有所改变，中间不穿孔，为使页面不致混淆，添加了边框线，书页两边有页码和书名简称。

书籍版本分长、中、短三种：“箭杆本”为长版本，长50厘米左右，宽7厘米左右；“肘长本”为中版本，长30～40厘米，宽5～6厘米；短版本长20～30厘米，宽5厘米左右。此外还有80厘米以上的“特长本”，多为金银汁手写本，作为镇寺之宝，是专为寺院供奉用的。版本的长短宽狭不是依据纸张的长短划分的，而是依据版心边框的长短宽狭决定的。

中外书籍的计量单位是“册”，而藏文古籍则以“帙”(包)来计算。所谓“帙”是用一块正方形的棉布或绸缎进行包裹，面积大小依所包书籍的长短而定。为了使书籍得到更好的保护，有的还用两片制作精美的木板把卷帙夹好再行包裹。

雕版印刷

藏文书版所用的木料细密坚硬，双面雕刻。佛说经用朱砂印刷，称为“红版”；一般书用特制的墨汁印刷，称作“墨版”。印书纸张是一种藏区特产的“瑞香狼毒”草制造的，这种草纤维长，有毒性，造出的纸无虫蚀鼠咬之患，可以长期保存。书籍印好后，夹成厚捆，磨齐书边，四边再刷上红的或黄的颜色。

藏文古籍的雕版印刷机构主要集中于藏区各大寺院，著名的有康区德格印经院、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日喀则地区的纳堂印经院。其中始建于1729年，历时16年才建成的德格印经院保存了藏传佛教三大教派70％以上的经典，有木刻经版217，000多块，画版近6000幅，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德格印经院的周围，自古以来就有不少雕版专业户。江达县古泽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为德格印经院雕版的工匠，故有“雕版之乡”的美称。另外一个被称作“民间雕版之乡”的是尼木县普松乡。那里有80多户人家，户户都能雕刻经文、图版，而且世代相传，农忙务农，农闲雕版。8年前，纳堂寺出资委托该乡雕刻全本“丹珠尔”，8500多块经版，估计至少须10年工夫。

金银写经

藏文古籍除木刻本外，还有手抄本。一般的手抄本非常普遍，这里要说的是佛经的金汁银汁写本。

在特制的蓝黑色厚纸上用金汁写成的称为“金写本”或“金写佛经”；用银汁写成的称“银写本”或“银写佛经”。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萨迦寺，其南部主殿建于1288年，主殿的后身是一个巨大的书库，四壁叠满了经书，经书墙高10米，长60米，寺内喇嘛和当地文物专家估计这些经书约8．4万卷，内容不详。这些经书大多数是八思巴时期(1235－1280)集中全藏的缮写人员抄写的，系用金汁、银汁、朱砂和墨汁写成。萨迦人说，如果殿外的墙壁倒坍了，经书就是第二道墙壁。由此可见书写经书年代之久远和数量之众多。

1984年，布达拉宫弥勒殿发生火灾，供奉于该殿的“丹珠尔”受损，225函卷中有82函约2万张需要重新补写。“丹珠尔”是布达拉宫所藏的几部大藏经中最珍贵的一部，是用8种珍宝(黄金、松耳石、白银、珊瑚、锡、红铜、白螺和珍珠等混合研磨而成)写就的。前年已动手抄写，需3年多才能抄完。

抄写经书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群众对佛祖的崇敬和信仰，相信抄写经书可得长寿，可消罪孽，不堕地狱，出离生死，往生净土。

书名特色

藏文古籍的书名，首先以三种文字刊刻于该书的首页，藏语称做“松比(三文对照)”。“松比”第一行是兰扎文，第二行为乌尔都文，第三行才是藏文。据说兰扎文是天界文字，乌尔都文是龙的文字，实际上是古印度多种文字中的二种，图弥桑布扎参照兰扎文和乌尔都文分别制定了藏文楷书和草书的书写形式。“松比”形式不仅在古籍中普遍采用，现在有的书籍仍在继承仿效。再者，不少古籍开篇第一句就是“印度语曰……(书名)”，而后才是“藏语曰……(书名)”，这些都有着深层的内涵。由于藏文创制受到古印度文字的启发以及佛教的影响，后人用这种形式来表示缅怀和纪念。

古籍书名的另一特点是，往往有一连串的藻饰词语，读者如不进行分析则不易理解。一般说来，13世纪以前的藏文书名比较简单，没有什么修饰成分，如历史著作《巴协》等。13世纪后，因受印度《诗镜》一书的影响，文风起了很大的变化。《诗镜》作为理论性著作，丰富了藏族的文艺理论和修辞知识，对文学创作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藏族知识分子就特别注意修辞技巧的运用和词藻的雕琢，将本来可以一目了然的书名弄得复杂化，有的多达数十个字，还有的用诗歌体(偈颂体)来给书籍命名。

例如，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的著名历史著作《王臣记》(简称)一书的全称是《主述下凡天神雪域王臣之史册・圆满时节・青春喜宴・杜鹃歌音》。书名更长的，有八世班禅(1855－1882)主持制订的《扎什伦布寺规》(简称)，书名的全称为《祥瑞大乐・超越诸方・扎什伦布寺诸首要和僧众以及拉丈囊玛等有关生活事宜・须牢记刑法二律之补充规定・最高权威・珍贵金刚杵・牛轭・净善》。

书名以诗歌体写成的，如《陀罗尼经・第一部》(简称)一书的全称是：

《为使佛众安乐苑兴旺，

加持成就吉祥甘露降，

奇异世间稀有之至宝，

陀罗尼经一百六十七两部之第一》。

长书名和诗体书名别具风采，令人耳目一新，产生遐想。现在的藏文书名既有继承又有改进，不那么复杂冗长了，如出版于1996年的《通史》一书，其全名为《通史・松石宝串》。

书首礼赞

千百年来藏区寺院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学习和传布文化知识的园地，成了藏区教育的主要机构，所以大多数著作都出自那些高僧大德之手。他们皓首穷

经，多有佛学著作传世，其中不少人是语言学、文学、史学、医学、天文学、绘画等学科的专家。由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及社会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著作无不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氛，明显的表现就是每部书的“书首礼赞”。

所谓书首礼赞，是写在正文前面对佛陀、菩萨、神祗、上师或描述对象的顶礼赞颂之辞，内容包括写作缘起、写作宗旨和结尾祝愿等，都是格式化了的。这类赞颂辞，有的只有一句藏语或梵文，如“顶礼遍织佛”、“顶礼文殊菩萨”；有的藏语、梵文同时出现，如“、嘛、呢、叭、咪、，顶礼观世音菩萨”；如系密宗典籍还要写“顶礼金刚持”、“顶礼密宗行者瑜伽士”；而尤为普遍的是以诗歌体写就的礼赞，如《甘丹格言解说》(简称)一书的书首礼赞由分别赞颂顶礼释迦牟尼、文殊菩萨、宗喀巴师徒和表达写作宗旨的4首七言诗组成。

不少古籍的书首礼赞辞不止一组，而是多达数组。所有礼赞诗句或七言或九言或九言以上，它们句式整齐，结构谨严，文词典雅，琅琅上口，颇具音乐美，被视为作品中的精彩章节。

还有一种书首礼赞名为“初译礼赞”，即翻译“律藏”时，译文开头要写“顶礼一切智”；翻译“经藏”时，译文开头要写“顶礼文殊”。不过后世并未完全遵循这一规定，认为是译师各自顶礼信奉之佛，不能作为定论奉行。

著译作品要写“书首礼赞”或“初译礼赞”，一方面是表示对知识学问的重视和对专家学者的尊崇，另一方面是为了祈请神灵护佑，在著述或翻译期间工作顺利，不受干扰，得以圆满完成任务并获得相应的果报。

其他方面

在藏文古籍中，书的章节标题，不是置于所述内容之前，而是置于所述内容的末尾，因此，如不读完某一章，就不易了解其重点所在。解放后排印的古籍有的已经将章节标题提到了该章节的前面。

第6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概论》是陈先生早年授课之讲稿，1942年方编集成书出版，共6卷，它将“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史学必需参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的六朝至清代35种佛教史籍，略按成书先后顺序，分类加以研究、辨析，依书的内容、性质，分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几类，分别对每部书的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及内容体制、得失等方面加以介绍与考证。与此同时，每部书又视具体情况，在介绍的方面上各有侧重与增删。本书所有成果涉及到文献学、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它问世以来的近60年中，征引者甚多，而论述者甚少。近年，周少川教授曾撰《史学研究的拓展——读<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文（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阐述《概论》在目录学、历史学、佛教史方面的贡献，读后颇多启发。本文只就《概论》的史学价值作进一步论述，揭示它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史料价值

作为名重一世的考据学家，陈垣先生在《概论》中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准确与可靠问题。正如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所言：“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这指明了本书的基本撰述目的及特征。而这一特征，则是本书史学价值的根本，也是其文献价值的最主要方面。

——考证史实。勾稽残简遗册，博征各家之说，加以参照考校，以求得事实之最终真相，是考证学的基本目的。《概论》在这方面所做贡献，极为突出。如上所言，本书撰述的缘起是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疏漏错误之处，而事实上，它所纠正、补充的史籍远远超出于此，而是把每部书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讹误的每个环节，均一一加以考辨，从而求得廓清事实之功效。此类考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考名目，包括书名、人名等。前者如卷一《出三藏记集》条中称：“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后者如《历代三宝记》条对“宗殆”之名在历代史籍、文集中致误的过程作了考察；同卷《开元释教录》条，专列“《晁氏读书志》正误”、“《四库提要》正误”两目，证其图书分类及相关史籍评价上的失当之处，则更为精到、详备，卷三《弘明集》条关于《牟子理惑篇》之撰者的考证，亦属此类。以上，是为此书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二是考史实，即对所论史籍的流传及书中所载内容之误加以考辨。如在《历代三宝记》条对“补阙”一职的辨误，是从典制史的角度对《佛祖统纪》关于佛教人物记述失实的订正；卷二《续高僧传》条，指出《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时由于对佛教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是为从文献运用角度谈其不足与讹误；又如卷五针对《宝林传》所载昭明太子奉旨为达摩撰祭文一事，指出“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等等，均为此类。

——拾遗补阙。《概论》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前人所注重的佛教史籍，主要指补《四库全书总目》之缺。全书研究的佛教典籍中，《四库存目》者为8部，无载者为14部，共占全书总数约三分之二。即使是《四库提要》所涉及的史书，亦在其基础上补充必要的考证与史实。二是考人物履历，主要指从正史、笔记、杂传及其他佛教史籍中勾稽史料，以得到所论史籍著者及相关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如卷三《法苑珠林》条所列“道世略历”一目，是在广泛征引《宋高僧传》、《越缦堂日记》、《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唐译本、《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各种性质著作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他如“赞宁略历”、“玄应略历”、“慧苑略历”等均类此。不仅如此，陈垣先生还在考实的同时，总结、概括某些作者的学术特点，如卷六《禅林僧宝传》在考察作者惠洪生平的同时，还指出他在学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伉爽有才气，聪明绝世，同时僧中无两也。其居平评诗之语最多”。三是对非宗教史学著作内容的补遗。如卷二《高僧传》条，指出“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于《高僧传》十三《迁传》”；卷四称“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卷六《佛祖通载》指出“惟此书撰自元代，时有佚闻，如瀛国公之死，《宋》、《元史》皆阙载，此书于卷末至治三年条，载是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与洪武初无愠撰《山菴杂录》同，此释典之有补世典者。”此乃在指出本书的史料价值的同时，还补充了正史所缺史料，对客观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镜源流。考镜源流为史源学之显著特征，亦为考证学之重要方面，同时也是陈垣先生治学的显著特征。他在《概论》中亦十分强调探究史源的重要性，如卷三《广弘明集》“《四库提要》正误”目，指出“《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概论》之考镜源流主要体现于每部书目之下“版本流传”、“学人利用”诸方面考察中，这对于了解这些史籍的版本优劣、内容特点及前人研究情况都大有裨益。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传与使用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与介绍；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版本即藏本与儒本作了不同的介绍，以便于人们在利用与研究时作参考。至于考察佛教历史发展的专目，如卷五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之下列“台禅二宗之争”、及“山家山外之争”二目，指出台禅二宗“之于七佛十十八祖，亦犹儒墨之于尧舜也”，而山家山外之争，则“犹儒家今古文之争也”。是为从两部阐述佛教统纪的史籍中以微见著，考证佛教发展的脉络与流派特征，亦可视为较为完整的学术发展史研究。它们不仅具有条分缕析、考镜源流的作用，而且每每涉及到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随处发论，多有真知灼见。    

以上这三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此书在史学研究尤其是佛教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必备书籍。正如佛教史专家吕澂先生所言：“陈垣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讲述得较详，可以参看”（《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

二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理论色彩

《概论》是一部考证性质的宗教史籍研究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史学著作，盖无疑义。然从陈垣先生之学术渊源与学术特点来看，绝不仅限于考证史实，他所著宗教类著作，从《元也里可里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到《明季滇黔佛教考》，无一不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历史、史学与现实的思想认识，《概论》亦不例外。除了上述文献学上的价值，它还具有多方面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点作简要论述：

 

——学术定位。所谓学术定位，是指《概论》在考镜源流，辨证史实的同时，还明确了所考察的每部佛教史籍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里说的学术发展，既包括佛教史、客观历史，也包括史学史。而这种定位工作，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的：一是通过对史书本身的特点进行总结，直接提出结论。如卷三《法苑珠林》说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是“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表示其说有征，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卷四《慧琳音义》在这方面价值则体现为：“吾人近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伪，利用此书卷八十九”；卷五在介绍《宝林传》时指出它在佛教史研究中的地位：“此书为禅宗史惟一史料，《景德录》及《传正宗沪》均取材于此。惟其言不雅驯，荐绅难言，故《正宗记》用之而复贬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国天主教史，不能不用传教士所著之书也”。二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时代学术风气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考察，凸现出它本身所具备的学术史价值。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行与汉学的关系的分析，首先引刘毓崧《通义堂论文集》十二所言“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蒐讨之用；其无足本者，可以为校补之资，于艺苑学林，自有裨益，不得因异端当斥，而遂不节取之”，而后得出结论云：“书之显晦固有时，然苟不与汉学家气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同卷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内容的考证，认为它们之所以得到清代小学家、校勘家、辑佚家的青睐，也是由于“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讐校。”“此亦时代风气使然”。同样，《辅行记》的流行，其内在原因也在于它与清代学术风气的偶合。这就不仅是对史籍本身价值的考证，而且把它的流传与时代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来了。

——探讨规律。《概论》谈学术发展，往往超出佛教史学的范围，对某一时代学术风气进行概括与总结，从而使这种研究具有了某些普遍性特征。如上述对时代风气与佛教史籍流传影响的认识，就带有这一特征，使今人对清代学人的学术观点、价值取向及其与佛教发展的密切联系有所认识；同样，卷三《广弘明集》在谈到本书的利用价值时，指出《四库提要》从中得阮孝绪《七录序》，故而对其大为重视，而事实上“明人早已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后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这一段议论之作用，不仅在谈佛教史籍，而是涉及到对明代学术整体特点的认识及其与史籍流传关系等问题，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清治学风气的迥异。又如卷四在谈及《新译华严经音义》流传时指出：“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王二家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这一方面揭示了辽代佛教发达、尤其在汉族旧地为甚的事实，一方面也是对辽代文化发展特点的概括。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任何学术流派相互之间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史学与佛学如此，前代与后代学术亦如此。第二，政治与学术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前者决定后者的基本面貌，而后者在反映前者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前者。《概论》中所包含的这些理论因素，不独是由于陈先生对史事的精于考辨，更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大势有驾驭之力所致。

——史学批评。在《概论》中，这方面探讨多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正史比较进行的。如卷四在讲到《五灯会元》的体例时指出：“《十七史商榷》五十三谓：‘《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平心观之，延寿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史，合有鸠聚钞撮之功，延寿适承其乏，人情乐简，故得传世。’吾今于《五灯会元》亦云然，自《南北史》行，而八史多残阙；自《五灯会元》出，而五灯遂少流通，同一例也。”这事实上是把佛教史籍纳入史学史的广阔范围加以考察，认为它们遵循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为出发点，《概论》还在史书体例的不同方面，对佛教史籍作出评价。如卷六指出《佛祖通载》在体例上不能吸收正史编撰的长处，在纪年时“只以甲子二字标题，而不尽著年号及年数，每条起始，多以‘某月’或‘是岁’等字冠之。欲知其事在何年，辄翻数叶或十数叶而未得其确数，此本书之大病也。”卷五在探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体例时，指出前者有本纪、世家、志、传、载记，乃“仿《晋书》十六国例，以天台以外诸宗入载记。”而后者则“稍变其例”，增加表以“仿《魏书》例也”。此外，还“有《山家教典志》，犹诸史之艺文，专载天台宗著述目录；有《名文光教志》，犹地方志之艺文，专载有关天台宗之文；有《诸宗立教志》，载天台以外诸宗；有《法运通塞志》，其体为编年；有《历代会要志》，其体为类事，则不独天台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祆诸教历史者，均可取资也。”指出这种类于典志的史书体裁在佛教史籍中的运用及其在史料搜集方面的优长之处。在运用史学批评标准评价佛教史籍的同时，《概论》还对自《史通》以来颇受史家关注的“史法”之说提出自己的认识，即不受“名教”、“伦理”之限，以事实为依据开展史学工作。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四库提要》指责《宋高僧传》以武则天时人入周代，是“殊乖史法”，而实际上“不知此最合史法也。武后于载初二年九月，既改国号曰周，直至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始复国号曰唐，此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接下来还对《四库提要》所言本书“未明断限”问题加以辨析，则既是对《提要》的补正，也是对史书体例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人物评价。此亦为《概论》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纵观全书，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论古必恕”。如在卷二《续高僧传》条一方面指出严氏《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一方面又设身处地认为“卷轴既繁，虽号称缜密，亦不能无误，要在后学为之纠正耳。”二是“知人论世”。如卷五《法藏碎金录》条，针对《四库》认为《郡斋读书志》列此书于别集类，是“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辨析曰“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陈二氏，见解不同，陈氏颇不喜佛，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则公武又何尝有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则所谓不肯列之释氏者，岂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论古者之大病也。”三是客观公正。这个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对《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的评价。陈先生一方面对其“语类俳优，然适会上意”、趋炎附势的做法加以批评；一方面又对其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加以客观评价：“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偁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这三个方面的评价标准，都包含着辩证的色彩，一方面体现出陈垣先生对我国史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他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之后的结果。

除上述所言，《概论》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理论价值，如关于文史关系的论述：“所谓一体者，即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卷六《释林僧宝传》）关于校勘学原则的论述：“‘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等等。这些涉及史学研究方方面面的理论观点，虽不系统，却与本书的文献学价值一起，成为陈垣先生留给今天史学研究者的富贵财富。

三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时代意义

《概论》成书之际，正值日寇横行中华，国破民亡之时，陈垣先生在这一时期著书，无不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通鉴胡注表微》即是先生史学著作中最为显著的例证。而从《概论》本身来看，作者也多借对佛教历史的阐发，行议论时政之实。在本书《后记》中，陈先生明言“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北京沦陷，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指出它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感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他为实践“有意义之史学”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贯穿于全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思想认识：

第7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关键词：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素养

图书馆古籍编目，就是对图书馆所收藏的古籍进行著录、鉴定版本、分类、典藏，其目的是正确地揭示、反映所藏的古籍，为读者提供需要的古代文献资料，方便读者迅速而准确地检索，从而使蕴藏在古籍中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另外做好古籍编目工作，将对古籍一系列整理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也有利于古籍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面对读者不断更新的阅读需求，要对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进行有效的分析整理著录、版本鉴定、开发和利用，一支具有良好思想素养和业务水平的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队伍则是不可或缺的。随着时代变迁和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相应地也对编目人员的素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一、古籍编目人员基本素质建设

1.1要热爱图书馆事业

作为图书馆工作者,首先要热爱图书馆事业,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根本的。搞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把对图书工作的事业心落实到热爱古籍整理工作上去;很难设想,不热爱、不懂得这一工作的人能把本身的工作搞好。道理是浅显易懂的,但是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却正是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事业心的确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通过长期的教育、学习和工作实践,逐步了解和熟悉所从事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这方面有领导者的责任,有老古籍工作者的义务;当然,主要还是古籍工作者自身。有道是“师傅领进门,修炼在个人”。连门都没“领进”,是前者的责任和义务“;领进门”了,自己不坚持“修炼”,那是自己的事情。

1.2要有较强的古籍整理工作的事业心

怎样才能有较强的古籍整理工作的事业心,就领导和老古籍工作者而言,一要“讲”,二要“做”。“讲”就是讲馆史,讲馆藏古籍史,讲图书馆古籍整理的性质、工作范围和方法等。要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讲,反复阐明一个道理,围绕增强工作事业心这个主题做文章。图书馆是利用图书资料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图书馆的古籍整理是图书馆的一个具体工作部分。有的同志进入图书馆搞古籍整理,首先想到的是利用馆藏,在工作时间里埋头写自己的文章,而不愿意做具体工作,认为古籍整理不过是抄抄写写,借借还还,平庸琐碎,没有什么学问,没有多大出息。因此,围绕增强工作事业心这个主题做文章,对于端正馆员的工作态度,养成良好的作风,熟悉馆藏,了解图书馆古籍整理的基础工作等都是完全必要的,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功之一;更何况这些工作的本身,就带有学术性。所以,既要提倡利用一定业余时间,运用馆藏,写出高水平、有见地的文章,又要重视本职工作,并根据工作水平和业绩评估其学术水平和能力,引导馆员热爱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另外,还要讲明我国古籍整理的历史和现状,明确两种古籍整理的区别和联系:一是古籍出版所作的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和汇编等古籍整理,是学术性的;二是图书馆对于所藏古籍所作的采选、版本鉴别、分类编目、典藏、为读者服务以及整理缩微再生、建立古籍数据库、制作古籍全文光盘等的古籍整理,则被有人视为非学术性的。其实,二者的古籍整理是一个整体,前者要利用后者的整理成果;后者的整理要为前者的整理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二者是一种工作的两个阶段,那种把前者整理视为学术性,而把后者整理视为非学术性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仅就图书馆对古籍的收集保管、整理分编、揭示馆藏、促进社会各界对古籍的开发利用来说,它既标志着图书馆古籍整理的成果,也反映了图书馆古籍整理的学术水平;特别是现今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也利用馆藏图书资料方便条件作了些标点、校勘和编辑出版的工作。“做”就是领导和老古籍工作者要身体力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和老古籍工作者重任在肩,要用好的思想、作风和一流的工作影响馆员。领导和老古籍工作者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二、古籍编目人员业务素质建设

古籍不同于现代一般纸质文献，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这就对与之相关的工作人员素养提出了较高的专业素养要求，既需要他们具有相应的编目专业知识，又要求他们掌握计算机基本应用技能，并具备一定的外语知识。

2.1编目专业知识

相对而言，与古籍相关的编目专业知识主要包括古汉语基础知识、编目条例规则、四部分类法、古籍版本知识、印章篆刻知识等。

（1）古汉语基础知识。古籍编目主要是对古籍进行著录、确定版本、分类。而这一系列工作往往与理解分析古籍内容密切相关，要看懂古籍中前序后跋，理解古籍图书内容，必然要求古籍编目人员应该具有一定的古代文献阅读能力，熟悉古代各种文体，并能够句读和校勘。古籍上的文字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要对篆书、行书草书等都有所研究并认识其常规用字。还应熟悉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的用法，熟练使用工具书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一般常用的繁体字、异体字均能认识，最好达到一定量的储备，否则，拿到一本古籍书，满目生字，不会句读，不知所云，怎么去分类编目？何谈阅读原著进行版本考证？那样的话，若要辨别古籍版本的优劣，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具备一定的古汉语知识是从事古籍编目工作的先决条件。

（2）编目条例规则。编目规则是实现编目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前提。作为一名古籍编目工作者，应该熟练掌握古籍编目规则条例，录入格式，既能够在实践工作中灵活运用，又不应只拘泥于条例规则的条条框框。这一点在题名著录中尤为重要。例如 ：按规定，一般200题名与责任者说明字段中，题名是按照原书中的卷端题名进行客观著录，但是当卷端题名不足以反映全书意旨概貌时，编目人员则要用可反映全书宗旨面貌的题名代替原书卷端题名，卷端题名则在其他字段进行著录，作为补充信息。

（3）四部分类法。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除了应该熟悉中图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十五大类分类法、十进制分类法等几种图书分类法之外，还应掌握四部分类法，这一点对从事古籍工作者来说也至关重要。对于中国传统古籍，四部分类法仍是主流，是最完整体现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渊源的图书分类法，是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直到今天，许多图书馆仍在使用它或使用在它基础上增删的分类表。笔者认为，无论馆藏古籍是否运用四部分类法编排，编目人员均应懂得它。懂得了四部分类法并追根溯源，才能对古籍分类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以此法编纂的各种书目工具书，如《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当需对馆藏未编书进行编目而馆藏古籍又按四部分类时，编目人员掌握这一分类法则尤显重要，不然，就会造成重复编排或者分类错误，引起排架混乱和查找的困难。

（4）古籍版本知识。古籍编目工作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版本鉴定。古籍版本鉴定，是一门深奥博杂且永无止境的学问，它可以专门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版本鉴定涉及面极广，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诸子百家，无所不包，无所不含。其中包括中国书史、文学史、通史、哲学史等方面知识，行书草书字体的辨认，历代思想代表人物著述行文风格，避讳制度、职官制度、姓氏谥法、古代地理沿革等常识，不一而足，枚不胜举。所以，这也对我们图书馆古

籍编目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只有平常在工作中注意积累，并向专家多请教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版本鉴定能力。

（5）印章篆刻知识。古籍中常钤盖有藏书印，印章大多是藏书家或著者自己加盖上去，以表明所属关系。印章向我们传递了古籍流传的递藏信息。一般古籍编目都会涉及印章著录，藏书印多数是篆字刻成，所以，要对篆字有一定的了解，并有一定的篆字量的积累。编目时一般要求在数据库中罗列出这些印章释文，以便读者从中最大限度获取信息。而印章释文，也就是把篆字翻译为现代文字，这一工作前提就是辨识印章篆字。不识篆字，也就无法著录藏书印的内容。如果辨识错误，则会把错误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并贻笑大方。此外，还应该注意辨识字体比较相近的篆字，比如：小和川、泉和甲、年和季、鸟和乌等篆字的细微区别，尽量减少释文错误。

2.2相关专业知识

古籍编目也涉及现代计算机与网络应用技术以及外语等相关专业知识。

（1）计算机应用技能与网络应用知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大量古籍文献信息数字化要求古籍编目人员必须掌握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网络知识。比如繁体字输入技术，这是建立古籍目录数据库和书目的基本条件；创建书目数据库新记录时及迅捷地将书目数据远距离传递，进行、核实；机读目录创建等等均要用到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网络知识。只有熟练掌握计算机及网络应用技术，才能有效获取网络资源信息，才能确保编目数据的质量，从而使得古籍编目工作标准化、网络化得以真正实现。

（2）外语知识。很多人还包括许多从事古籍的工作人员认为，与古籍为伍，只要具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能够胜任自己工作就行了，外语会不会无所谓。这是一种相当偏颇的想法，也是一种眼界狭隘的表现。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对外交流与合作已逐渐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外语知识缺乏势必会影响到今后学术交流。古籍编目人员除具备专业知识之外，还应掌握一定的外语知识，只有掌握了一两门外语知识，才能及时跟踪了解国际上最新最前沿的相关方面学术信息，并将有用的信息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本职工作中新的体验创意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切磋，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总而言之，古籍编目是一项综合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对从业人员的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它既要求编目人员具备良好的基本素养，又要求他们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古籍编目人员只有积极主动地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完善和提高自我素养及业务能力，才能为古籍文献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更好的信息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图书馆古籍编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戴南海.版本学概论[M].成都:巴蜀书社, 1989.

[3]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本书编写组.目录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第8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关键词:古籍 避讳 版本鉴定

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多种多样,如根据古籍本身的特征鉴定、根据牌记鉴定、根据序跋鉴定、根据字体鉴定、根据名物制度鉴定等不一而足。其中利用修辞上的避讳就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正如宋代王所说:“古今书籍,其间字文率多换易,莫知所自,往往出于当时避讳而然。”陈垣先生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避讳学的常识,对于中国历史,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对于某些问题也无法解决。懂得了避讳学,不但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而且可以利用它来辨别古籍文物的真伪,并且可以鉴定其时代。”

避讳作为中国古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产生的时代较久远,成因也很复杂。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性。避讳是一种语言禁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语言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在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避讳文化,甚而形成“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陋习。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同时文化又制约着语言,语言的发展始终铭刻着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避讳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古籍版本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避讳在唐宋时期尤为盛行且发展到极至,以至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给我们阅读古书带来诸多不便。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都是辩证的统一,避讳也不例外。它在造成文字运用上混乱的同时,也给我们考察古籍的年代及鉴定版本带来极大的便利。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这种习俗“其流弊足以混乱古文书,然而反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之滞疑,辨别古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因为避讳极具时代性,利用这一点正好可以将它作为某一时代的标志。可以说,避讳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地加以分析,利用它来为我们鉴定古籍版本服务。

著名修辞学巨匠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给“避讳”定义为“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接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避讳辞格。”避讳这一中国特有的风俗习惯,周朝就已经开始形成,唐宋时期盛行且发展到极至。如刘温叟以父讳“岳”,不听丝竹之音;李贺以父讳“晋肃”,不赴进士举。韩愈针对这一现象,作《讳辩》:“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予以鞭挞。历史上利用避讳也曾闹出过不少笑话,如南宋钱良臣的儿子每当读经史的时候见到“良臣”二字就改读为“爹爹”。有一天,读《孟子》中有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改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本为尊敬,却闹出笑话。

避讳可分为国讳、家讳、私讳和圣人讳。避讳的方法主要有空字、改字、同音替代和缺笔四种,如晋代王羲之的曾祖名“览”,为避曾祖讳在他的《兰亭集序》中将“览”写成“揽”。讳字具有时代性,因而在古籍版本的鉴定上广为运用。用避讳的方法来鉴定古籍版本,要熟悉一些重要的讳法、讳例、讳字和讳类等,如宋本书里偶尔有注明“今上御名”的方法回避当时皇帝的名讳,但最常见的还是缺笔。这些在阅读古书的时候一般容易发现和辨别。但是宋代避讳要求严格,不但避历代皇帝的名讳,同时也避赵氏远祖的讳,而且“正名”、“嫌名”均避,这一点在鉴定宋代古籍版本时应特别注意。其他朝代的名讳也各有其特点。下面试分析避讳在鉴定古籍版本中的重要性。

一、利用避讳鉴定古籍版本,可以鉴定古籍的大体成书年限。在鉴定古籍版本时,要认真找寻每一个讳字,并确定其下限,即避讳至哪一个字为止,特别是牌记和名家的序、跋等。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传世的雷峰塔经《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u尼经》,其牌记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m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现存的还有一卷,其牌记云:“天下都元帅吴越王钱弘m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这两段牌记都点明了刻经的年份,比较容易考证。如果单从避讳的角度来考证,也很容易。前经的牌记写成“钱m”,就是采用缺笔的方法避赵匡胤父亲弘殷的名讳,仅此我们可知此经是吴越王降宋后所刻。后一牌记仍写成“钱弘m”,单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此经乃入宋前所刻。经查证,前经刻于吴越王入宋十五年,后经成书时离宋建国还有四年。《横云山明史列传稿》清初有两种刻本,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和雍正元年(1723年)刻本。根据版心下刻“敬慎堂”三字,可知是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因为康熙本“慎”字不讳而雍正本“慎”字缺末笔。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后汉书》,“桓”字作“渊圣御名”;而“构”字则作“今上御名”,知为高宗时刊本。

二、根据讳字还可以考证古籍的刻处。不同时代的避讳严格程度不同,同一时代的避讳也往往有差异。宋代是避讳比较严的一个时期,但是官刻本、坊刻本和家刻本避讳就不一样,官刻本的避讳比较严,坊刻本和家刻本则相对较宽松,另外家刻本往往还避家讳,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版刻的单位及刻书的地点。如《z宋楼藏书志》所载《汉书•卷下》:“乌桓之垒”。其中在“乌”字下注“渊圣御名”,陆心源考证为绍兴中蜀刊大字本。缪荃孙根据《容斋续笔》云:“绍兴中,公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并书四字曰‘渊圣御名’,则此为两淮江东转运司本,而非蜀大字本明矣”。

三、利用避讳可以作为其他鉴定方法的补充,济其他方法之穷。如现藏北京图书馆朱彝尊的旧藏明刻本《玉台新咏》,其卷首序、题署、名家世序均与嘉靖本相同,但仔细比较可知明显不是同一版本系统。嘉靖本简文帝的《北诸》,此本作《北渚》;梁元帝的《春宵》,此本作《寒宵》;王僧孺的《怨夜》,此本作《夜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具体刊刻年代难以确定,但是该书不避康熙帝的名讳“玄”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其为明刻本。有时因为不知避讳而导致版本鉴定错误,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刘注曰:“按古语皆云画虎不成,此误。”殊不知,这里的“虎”字是后人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而窜改孔氏之语。

任何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避讳也是如此。因为古籍版本极其复杂,特别是善本、孤本,极具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书商们为牟取暴利,于是在版本上大做文章,以今充古、以次充好。加之“古书流传久远,易主递藏者多”,给版本鉴定带来诸多不便。如果单凭避讳来鉴定,恐怕有些欠妥。对于避讳这一鉴定古籍版本的方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鉴定古籍版本虽然不能仅凭一两个讳字就予以界定,要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证。但依据避讳鉴定古籍版本的确是一种简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为鉴定古籍版本服务。

参考文献:

[1]S进.《玉台新咏》版本研究.北京:中国古籍研究.1996年版.

[2]陈垣.史讳举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3]李致忠.古籍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4]李致忠.宋版本叙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5]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6]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8]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

第9篇：有关书籍的名言范文

摘要：魏晋正始时期司马氏在争夺曹魏政权政权过程中不断迫害名士，政治的高压使得当时的文人名士内心无比苦闷焦灼。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名士要数阮籍。阮籍用消极的出世态度对抗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他在文学上最大成就是其《咏怀诗》八十二首，阮籍借此宣泄心中的苦闷，因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性格的特点决定了其诗隐约曲折的风格。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

作者简介：李芳芳（1984-），女，河北邢台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2-0008-01

中国的读书人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大多都有一种积极的入世心态。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魏晋是个动荡的历史时期，战火连年，政权频繁更迭。乱世出英雄，却不适合文人的生存。这时的文学像是夹缝中纤纤细草，带着某种病态的美。在那个连时代都看不到前途的历史时期文人动辄被杀，可想而知文人的心里是多么的焦虑与苦闷。

魏晋正始时期较著名的文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人要数阮籍。阮籍(210～263)，三国时期魏末文学家，著名玄学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其代表作为《咏怀诗》，在这由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的庞大组诗中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奠定了他在五言诗史中的地位，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文学与政治的矛盾更加集中的体现他的身上。依袁行霈中国文学的划法阮籍属于正始时期的文人，正始时期共三十一年，从魏明帝青龙元年，到魏元帝咸熙元年。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贯穿在这一时期。

魏明帝死后继位的齐王曹芳才十岁，司马懿和曹爽受遗诏辅政，双方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政权最终落于司马氏手中，这场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利争夺战中很多名士被杀。司马昭篡夺曹魏的天下用尽了暴力与阴谋。这一点阮籍心里非常明白，所以他才对司马氏有所不满。但阮籍又是害怕和软弱的，他不像嵇康那样对司马氏采取的是一种彻底的不合作。

《晋书》阮籍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幼年时候就能为文，这时就显现不同于一般人的才情。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有积极入世的志向。司马氏靠着军事强夺而建立自己的政权，在政治经济上并不占很大的优势，表面上他标榜以孝治国实际上它只能通过国家机器对政敌对下层人民实施残酷镇压。毁坏了儒家道德伦理中关于孝的美好理想。阮籍这类的名士由于无力反抗司马氏的暴政又不肯与朝廷同流合污，只有消极避世，接受了老庄一脉的虚无主义思想。阮籍为魏晋之际著名玄学家，他崇尚自然和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玄学思潮在晋朝开始蔓延，几乎整个晋朝的文学界都是这样的，或佯狂，或纵洒，或服药，或清谈。司马昭不杀阮籍，包含有减少名士群体的反对的用意。而对阮籍来说，依附于司马氏实为自全。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他是生存下来了，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终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身苦闷。《晋书・阮籍传》：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借此宣泄心中的苦闷。也是他们这群人当时内心苦闷焦灼的真实表现。在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时期，名士的所作所为自然不合常理。阮籍只能用消极的出世态度对抗司马氏的政治高压。

阮籍在文学上最大成就是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既是他一生当中诗歌的总会也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诗随感随写的，并非一时而作。清代沈德潜的《古诗源》中讲“阮公《咏怀》，反复凌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此其所以为阮公之诗也。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是说阮籍的《咏怀》诗表达的意思很相近，他的内心是复杂矛盾的，诗中的赋比兴是凌乱的让人不知从何理解。使得他始终的意趣很不容易被解释得清楚。这些诗词旨渊永、寄托遥深。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阮籍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性格的特点决定了其诗隐约曲折的风格。南朝梁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卷上评论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是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第一首。“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诗显著的特点。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等复杂的感情。夜已经很深了诗人这时不是不想寐而是不能寐，尽管便面上什么也没说但从“不能”二字中就传达出诗人满腹的烦闷。于是就“起坐弹鸣琴”，而因何也不能寐，因何而起坐，因何要弹鸣琴，这些原因阮籍没有说，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口部臧否人物”的阮籍来说，他真是无人可与诉，也无法表达的那么清晰。诗人只能借助琴声排解心中的忧思。“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薄薄的帘帏上有清澈的月光照在上面，深夜的略带寒气的清风吹拂着诗人的衣襟。这里的衣襟应该不单单之衣服，也暗指了诗人的襟怀。他的内心也同样感到了清风的寒冷。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 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通过薄帏、明月、清风，这些周围的景象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地表达出来。但诗中的“忧思”仅仅是一种感受、一种情愫，读者可以领略到其中的孤独、悲苦之味，和诗人内心的焦躁，但却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被钟嵘评为“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的缘由吧，从中很明显地看出其受到政治的影响。

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就这么的微妙，走得太远不合政治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走得太近就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49《阮籍传》。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诗人心态[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萧华荣，诗品注译[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