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精选(九篇)

第1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当前希腊债务危机有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银行业的影响，由此产生了银行业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重组给银行业、进而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损失；二是欧元区内部国家发展不均衡。具体而言，北欧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南欧国家经济发展则较差。所以南欧国家缺乏竞争力，对外借贷增加，进而公共债务上升；三是欧元区公共管理体系不健全。

欧洲货币联盟（EMU）成立目的是促进较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通过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欧洲经济整合。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措施的预定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

欧洲北部和南部在经济上发展并不均衡，仅仅依靠市场是难以解决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此时便需要政府参与其中解决。然而，欧洲缺乏一个统一政府，导致了政治上没有意愿来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

此外，建立欧元时没有设计其他国家履行义务来援助出现债务危机国家的机制。所以2009年希腊出现债务问题时，没有国家进行援助，解决危机停留在自救层面。

当债务危机蔓延时，欧盟援助才提上议程，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国家援助措施实施较慢，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需要注意的是，对希腊救援方案一开始就附带债务削减条件，此后一系列援助也都附带更为严格的紧缩条件，比如要求希腊三年内大幅削减赤字，这使得希腊经济情况持续恶化，失业率和贫困率不断攀升，罢工游行时有发生，希腊前景一片黯淡。

欧洲货币联盟不应只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它应当符合欠发达国家的利益，通过促进成员国的贸易合作，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以推动共同增长。也就是说，应该改变目前由德国一个国家为其他国家做出承诺的状况，这需要建立欧洲统一的决策机构。

目前，建设欧洲强有力大政府的愿望正面临着公众舆论的压力，对于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来说，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议会才是最可靠的。

如何应对当前希腊所爆发的债务危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以说是一个解决办法。目前有75％的议员支持欧盟采取措施来应对当前债务危机，50％的议员希望希腊能够留在欧元区，但是如果欧元区不能提供给希腊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希腊将不得不退出欧元区。

然而，希腊退出欧元区使用新的货币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对新货币估值；即便新货币大幅贬值，对出口占GDP比重不高的希腊而言，积极作用仍十分有限。另外，退出欧元区应如何应对与各国货币和贸易交易，如何确定汇率也将是一个复杂过程。这都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够达到稳定。

因此，希腊政府将继续与欧盟谈判，如果欧盟仍然坚持其观点，对希腊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么希腊只能退出欧元区。然而，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说，是灾难性的结局。

那么依靠财政契约是否就可以解决当前债务危机呢？如果不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方案也不可行。我想提出两种解决欧元区南北竞争力问题方案。一是欧元区北方国家购买南方国家的产品；二是欧元区北方国家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投资力度。

前一方案遭到了以德国为首国家的反对；后一方案由于这些投资项目难以赢利，在长期看来还有助长经济泡沫的风险，因此也不可行。

目前，欧元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真正能够展开合作的，便是共同建设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发展地中海地区的风电设施，进一步开发可再生能源。

另外，欧盟需要进一步增强欧洲国家之间联系，使得国家间经济联系上升到新层次，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建立新的协调机制，实现经济政策的统一。同时，欧盟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和框架，将政治领导人的意愿适时的转变为行动，积极推动经济和政治的整合。

第2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记者：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何教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国债规模的判断。

何教授：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认识到：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记者：今年我国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风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何教授：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

记者：当前，我国的财政风险已成为财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

何教授：企业风险以及银行风险，这两种风险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而对财政风险问题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我看来，财政风险比其他任何社会风险都严重。首先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风险，如企业的风险，银行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部分最终都要转化为政府的风险，转化为财政的风险。所以说，财政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应当引起全社会充分的关注。

第3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关键词：债务危机；博弈论；对策

一、引言

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进入到大众教育阶段。在高校规模的急剧扩张中，资金短缺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为了满足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许多高校采用向银行贷款的方法筹措资金，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大部分高校新校区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解决。然而高校的还贷款问题却成了一个重大议题，即所谓的高校债务危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2000亿元，几乎所有高校都有贷款。巨额的贷款负债为高校带来了较大的财务风险，这不仅给学校带来不利影响，也给政府的宏观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经济风险，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经济学界关于高校债务危机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二是如何解决高校债务危机。

学者们就原因提出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高校扩张对资金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政府对高校的资金供给不足是形成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张万朋，2007）；第二，银行对高校的贷款授信额度过高以及高校的财务预算缺乏软约束也是形成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马宁，2007）；第三，三方失控学说，即高校在开支上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政府在高校贷款的申请和评估上缺少完善的监督机制，而银行认为高校是政府的，无论怎样贷款都会有财政支持，因此没有预警监控机制。三方协调不力导致高校贷款本息越来越大，结果出现危机（罗昆，2007）。

就解决机制而言，学者们就他们分析的原因对号入座地提出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如控制高校的贷款额度，加大政府的投入和对高校的财务管理，加强银行的风险意识等，但这些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文旨在用一个三方博弈模型来解释以下问题：第一，何时形成高校债务危机，何时不形成。第二，政府何时会投入资金给高校，何时不投入。第三，银行何时会贷款给高校，何时不贷款。即三方协调失控的根源是什么。并根据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序贯博弈下的高校债务问题

（一）模型基本假设

该模型的参与人包括高校、政府、银行三方。为简化起见，这里我们假设社会中只存在一个银行、一所高校和一个政府。

高校总是试图通过借款进行自身建设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高校的战略空间是（借款，不借）。

政府的唯一目标是管理高校债务，且政府只在乎自己的声誉R。政府的策略空间是（还贷、不还）；如果政府向银行还贷付息那么会获得名誉收益R（x）（假设满足R'（x）>0，R″（x）

银行的唯一目标是自身收益最大化，银行的战略是（贷款，不贷）；如果银行答应向高校贷款，那么高校就会把高校的收费，转账等业务交给银行办理，从而获得收益B（x）（假设满足B′（x）>0，B″（x）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

在模型中，假设银行答应给高校贷款x，那么政府会在到期还款的过程中获得声誉R（x），到期银行不光会获得rx的利息收益，还会从高校收费等业务中获得B（x）的收益。且满足R（x）-rx-x>0（即政府还贷获得的声誉应该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政府不会付出）；B（x）-x

下面我们以博弈树的形式来描述三方的博弈过程：参与博弈的三方按顺序行动，高校先选择策略，银行在高校选择是否意愿借贷后决定是否提供贷款，而政府是在观察到高校和银行的行动后决定是否还贷或是否直接给高校注入资金。各种策略下的收益如图1：

通过逆向归纳法，我们可以容易地找出博弈树中唯一的纯战略纳什均衡（借款，贷款，还贷），相应的收益为（x，B（x）+rx，R（x）-rx-x）。

（三）结论

只要政府是理性的且注重自己的声誉，则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下不会出现债务危机，政府行为在此博弈中起关键作用，政府最后能否有钱还债决定了危机的形成与否，因此政府应积极筹措资金来还贷以预防债务危机的形成。

三、同时博弈下的高校债务问题

本文进一步修正模型，使之更加接近现实。此时不再是银行、政府贯序行动，而是同时行动，即双方是在未知对方行动下的随机选择。这里我们只讨论政府与银行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不讨论纯战略纳什均衡的情形。假设政府选择还贷的概率为α，银行选择借贷的概率为β。博弈过程如下：

求解此模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求解过程如下：

对于政府：期望收益Eπ=αβ[R（x）-x-rx]+α（1-β）（-x）+（1-α）β[-R（x）]

当边际收益趋近于平均收益时，政府的决策行为也趋近于最优状态，即 ＝0时；银行的决策行为（借贷的概率）取决于政府的边际声誉和平均声誉之差。当边际声誉趋近于平均声誉时，银行的决策行为也趋近于最优状态，即 ＝0时。

从各自的偏导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结论一

当B（x）'x-B（x）>0，即B（x）′>B（x）/x时。

且R（x）'x-R（x）>0，即R（x）'>R（x）/x时。

有 >0， >0，这时为使银行愿意贷款，政府愿意还贷的概率更大，即为了增大α，β的值，这时理性的高校应该增大借款额x。

（二）结论二

当B（x）′gx-B（x）

且R（x）'x-R（x）

有

但高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更加倾向于多贷款，多借款导致银行不愿意贷款和政府不还钱的后果。这是不理性的行为，更不是利益最大化行为。

（三）结论三

当B（x）'x-B（x）>0，即B（x）′>B（x）/x时。

且R（x）'x-R（x）

有 >0，

（四）结论四

当B（x）'x-B（x）

且R（x）'x-R（x）>0，即R（x）'>R（x）/x时。

有 0这时高校增加借贷X会使得政府的还贷概率下降，同时使得银行愿意借贷的概率增加，高校债务危机由此产生。

四、高校债务危机的预防与解决

（一）政府应该积极筹建预防危机

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政府是高等教育发展中最大的受益者，政府理应是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但是近年来高校越来越多的贷款依赖，形成了较大的投资风险，各级政府部门要对高校的贷款风险进行评估并制定贷款的总额度和贷款的期限，从而建立起高校贷款的有效监管机制和运行机制。

（二）高校应该积极的筹钱和加强财务管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在政府采取各种途径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高校应该积极做好自筹资金工作，积极争取各种资助和捐款。与此同时要加强学校自身的财务管理，强化部门预算，制定有效的财务支出制度，提高资产的使用率，并根据预计的现金流入量合理安排还贷计划。

（三）建立对银行的约束机制，认清高校的类型

从模型中我们看到不同的高校类型对应着博弈三方不同的最优决策，如果不能正确认请高校的类型并相应的建立对银行的约束机制，则会产生高校债务危机。因此不论是政府还是银行高校都需要保持决策的理性，对高校自身有清楚的认识，并相应建立有效的筹款贷款计划。另外，由于重点院校是产生债务危机的主体学校，因此更应该加强对银行的贷款额度约束，避免债务危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华清君.当前高等学校财务危机的理性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10).

2、戴传红.高校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赵炳起.高等学校负债风险的微观成因及控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5).

4、王雪峰,王爽.高校建设贷款的风险及成因分析[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6(2).

第4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无独有偶，近年来美国多个州和县市也深陷债务困局，地方总负债高达2万亿美元。其中，加州财政危机更是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几乎到了要关门的地步。尽管美国《破产法》杜绝了州政府破产的可能，但县市一级政府宣告破产并不鲜见。例如，2008年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政府就因无力解决财政困局提交了破产申请。2010年底华尔街著名金融分析师梅勒迪斯?惠特尼更是大胆预言，今年美国或将有50至100个城镇因市政债券违约而面临破产风险。

无论是从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特征来比较，中美两国都相去甚远，却在地方债务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首先，刚刚过去的金融风暴放大了地方债务危机。在危机中，中国实行了强力的反危机措施，在总额为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除1.2万亿元为中央投资外，其余2.8万亿元资金都由地方配套，地方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在美国，次贷危机不仅重创了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业、金融业和商业，导致税源大幅萎缩、经济凋敝，更有大量失业人群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福利救济，由此也加重了财政负担。可以说，金融风暴使得中美两国发展模式的弊端都充分暴露出来了。

其次，这是“大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说中国是大政府，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但美国毕竟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代表，市场经济崇尚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经济，按理说不应该走上大政府的道路。但事实正好相反。自1992年以来，美国州和县市政府雇员人数已增长了40%，达到目前1500万人的庞大规模；如果不加限制，2016年还将增至2000万人。

此外，中国的官员晋升机制和美国的党争是地方债务危机的助推器。长期以来，“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经济增长已成为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由此导致了官员们对于GDP数字的过分迷恋，并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晋升锦标赛”。要想在与兄弟城市的竞赛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交出更为漂亮的成绩单。而大举借债投资基础设施和上马热门项目，甚至大搞“形象工程”，就成为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必然选择。对地方官员而言，谁借得越多，谁在任期内的政绩就越可能大，至于未来偿债的包袱，则往往留给后任去操心。正是这种扭曲的机制，加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

第5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一、欧美债务问题的现状和影响

(一)美债问题的现状和影响

美国面对高达14万亿的国家债务总量，相关学者一度担心美债评级下调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影响可能超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主要理由是美国市场利率会大幅攀升，进而提高全球及美国的借贷成本，再度将实体经济推向衰退。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表示“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借新债还旧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美国支出和收入的缺口越来越大，未来经济前途渺茫”；美国诺奖经济学家Krugman表示美国国债在“保守估计”的情况下将下跌20个百分点。而在2008年8月8日，降级事件发生仅3天的时间，美债不仅未跌，反而逆势而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2.33％，为2009年1月以来最低价格；次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又下探至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2.04％，2年、3年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下调。美债的逆势大涨，让之前唱衰的所有言论都显得有点站不住脚。

事实上，1981年至今，美国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保持了30年的低收益率，2004年美联储为了控制国内通胀两年内曾连续17次加息，可美国国债收益率并未受其影响而一直走稳，个中原因主要在于美债长期以来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金融工具，目前美政府发行或担保的债券占世界上AAA债券的55％，其中大部分是由国外政府和机构购买，尤其是中国、日本等与美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出口主导型国家，另外除美国债外，市场上能够选择的AAA级债券并不多，市场容量并不支持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各国央行将美债大量换持为其它资产。换言之，美国政府一旦发债，必然有买家，而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结构的原因使大量抛售从而导致美债大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综上所述，由于美债收益率并未出现大幅上扬现象，国际金融市场也并未出现大量抛售美债的大手笔，美债上限问题对于美国本国经济冲击并不大，提高债务上限实质上是转嫁负担的一种方式，难怪俄罗斯总理普京指责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寄生虫”了。

(二)欧债危机的实质和影响

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的升温，债务危机开始从欧元区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危机开始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希腊债务作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已经是“被公认的”无法从实质上得到解决，因为希腊完全缺乏偿债能力，其GDP估算为2.5％远低于偿债可能的GDP7.4％的增长，现在看来，若要强制性解决希腊债务问题，唯有通过债务重组，削债率估计80％，折合1400亿欧元，相当于欧元区GDP的2％，不仅如此，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19％，远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上限，在欧盟各国中仅次于希腊的142.8％；西班牙也面临着被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数据显示，西班牙201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9.2％。尽管西班牙政府正实施30年来规模最大的预算削减措施，同时还采取措施提高退休年龄和缩减裁员成本。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西班牙为防止债务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不够完整，其面临的债务风险相当巨大。东航国际金融分析师陈东海在《关于欧元区三种结局的猜想》中表示，欧元区入不敷出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导致的最终结局无非以下三种：欧元区解体；欧元区政治一体化：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这三种结局的任何一种出现，都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三)美欧债务问题比较

不难看出，美债和欧债问题两者的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债市场并未受到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影响，政府融资和企业融资门槛甚至降低，对于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复苏不存在阻碍作用，加之美国国内经济体作为国际产业链的最高端，使得美债债权人更不敢大量抛售美债；相反，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程度远超美国，希腊等国债务问题拖累了整个欧元区经济，而他们几乎不可能将危机转嫁出欧元区，欧元大幅贬值造成的市场预期导致欧债危机只能“内部消化”。所以，美国GDP涨速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最大可能是没有走出2008年次贷危机的阴影，而欧债危机是真正的危机。

美国凭借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灵活的转嫁危机工具，相信短期内主权信用问题不会让其丧失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欧洲作为世界经济“另一极”，遭受债务危机影响巨大，欧元区经济政治格局将发生变化，欧债和欧元短期内丧失“美债”替代品地位。中国必须为美欧债危机所启发，加速经济转型，以主导亚洲市场为短期战略目标，长期内挑战和机遇并存。

二、美欧问题背景下中国政策应对刍探

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欧美经济低迷，中国的处境如何，出路何方呢?世界银行副行长Otaviano Canuto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表示，全球增长引擎正在发生转换，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各种转型机遇和挑战，他们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取得了高速增长，当全球经济放缓时，创造国内能力和机制才是出路。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截止6月末，目前持有外汇储备超3.2亿美元，其中美国债券超1.1亿美元，受到美债问题的影响，人民币逃不出“输入型通胀”的冲击，美元贬值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加上中国国内巨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外升内贬”已是现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发文表示，中国食品价格飞涨，央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高昂的资金使用成本必将导致实体经济减速，“滞涨”苗头不容忽视。

面对这种忧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是：产业链上游不景气，外汇资产面临贬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美欧债务危机是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的延续，为中国加速经济转型提供倒逼压力。必须提升自身经济的自主性，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中国经济整体实力。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过程中，过分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必须改变，而转型期间，机遇与挑战并存。以下笔者就中国经济现存几个问题做出探讨：

(一)挤压资产泡沫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安全航道

以房地产泡沫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1873亿元，同比增长33.6％，远超过上半年GDP同比增长率9.6％，而商品房空置率过大，一线城市超过五成。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藤隆敏(2011)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警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可能比外表看起来严重。而且让他联想到1980年代的日本楼市。事实上，现今中国的形势是比当时的日本严重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比日本低很多，而中国地方政府放贷能力更甚于日本政府，在次贷危机影响之下，很多制造业主营业务不景气便将投资转向房地产业，更是推高了地价，另外，来自国际的“热钱”更是火上浇油，导致房地产业一时间炙手可热。目前看来，中国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和“限购令”小有成效，一线城市楼市降温明显，二、三线城市房价仍在上涨，按此形势，政府应当加大监控力度，落实二、三线城市限购令，防止“热钱”由上涌下，同时，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打消房价上涨预期，从两头共同挤压房地产泡沫。

(二)调整出口结构是保持高速增长的必要战略

次贷危机导致美欧经济放缓，国际供求比例发生大量偏转，以往作为发达国家“加工厂”的中国意识到如果单一地靠美欧需求拉动国内生产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美欧经济收缩，很容易导致国内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调整出口结构被提高到战略地位。汪洋(2010)引用官方数据，并分析了我国2001至2010年出口商品结构，从文章实证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国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已有显著成效，单从贸易角度来看，中国大有摆脱“世界加工厂”阴影之势，不过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转型阶段的特殊战略需要，资源密集型和初级产品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出口的一大项；工业制成品相较美欧日产品仍缺乏核心竞争力；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45％以上。除了出口商品结构之外，出口对象结构的调整也十分重要。海关总署10日的今年1-7月外贸进出口情况中，中欧双边贸易总值3186.1亿美元，增长21.1％。同期，中美双边贸易总值2454.9亿美元，增长18.5％。此外，我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2020.9亿美元，增长25.5％。其中，我对东盟出口950.7亿美元，增长24％；自东盟进口1070.2亿美元，增长27％；对东盟贸易逆差119.5亿美元，扩大57.3％。在美国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寻找贸易替代，加大与欧盟、东盟的合作是中国出口的新方向。我们希望能够引进和学习欧洲制造业的高新技术工艺，使之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与东盟的合作，努力实现加工市场的转移，让东盟成为我们的加工厂，使中国经济在亚洲取得战略地位。

(三)产业链整合是迈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企业，特别是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制造企业，大都处在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成本上容易受制于原材料供应商，价格上又屈从于品牌销售商。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2008)在《产业链阴谋》中提出国际产业链“6+1”理论，“6”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等六个环节，“1”是纯粹的制造业。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每台ipad平均成本约为260美元，最低售价为4999美元，而苹果公司分给OEM厂商的代工费仅为11.2美元，仅占零售价的2％左右。受到美欧债务危机影响，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纯制造业的成本上升，OEM厂商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很多产品的OEM厂商甚至流向了劳动力资源更加廉价的国家，诸如越南、菲律宾、泰国都要在原本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分一杯羹。

中国若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产业链垂直整合是必由之路。台湾宏达电国际电子(HTC)原本只是一家代工商，身处产业链的最下游，可他们坚持利用盈余资金扩大业务范围，组建智能手机研发团队，并积极与谷歌公司合作开发，1997创立至2006年，HTC实现了自主品牌战略转型，整合品牌设计、生产制造到终端零售于一体，实现了产业链垂直整合。2011年一季度，HTC美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17％，位于第二。中国大陆的企业比起台湾有着天生的优势，良好的硬件设施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如果能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大研发力度，配合政府政策支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品牌路线将不是难事。

(四)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稳定的最佳方式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走得并不均衡，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将扩大内需提高到战略高度是有必要的。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时寒冰(2011)在《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穷》中表示，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只有走民富路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笔者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其实是中国式快速增长的必然产物，社会保障机制的健全有赖于政府财政支持，这两者必须加快完善步伐但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此之外，城市投资途径单一也是民富问题的重点，但是这必须基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暂不展开讨论。而农村收入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民人口占人口总比60％以上，解决中国的内需问题，农民内需问题是关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文章很多，可大多从农村基础建设、农民保障建设和农民教育问题的方面展开研究。笔者认为城乡环境不同，仅仅解决以上三点不足以从根本上“还富于农”，解决农民腰包问题，优化销售渠道才是关键。相关调查人员在对广东省某地市场调查发现。当地菜市场卖出的奶白菜价格约为1.2元／斤，超市约为1.8元／斤，酒楼约为5.0元／斤，工厂约为1.5元／斤。而经过这种销售途径中的种种损耗以及中间商(二道贩、三道贩等)从中攫取一部分的利润，1斤奶白菜从农民手中买出去只能卖到0.2元左右。1斤奶白菜从农民手中到菜贩可以“增值”1元／斤，“增值率”达500％，这样的市场行为存在高效用么?我们的菜市场是否需要如此多的“中间过程”呢?日本农产品市场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日本农民首先受惠于各种法律诸如《土地改良法》等的保护，保障了耕地不受商用；其次，由于农业现代化，机械代替手工，使得劳作时间大大缩短；再次，农产品由日本农协协助配送。日本农协在生产指导、农产品销售、订单配送、信用合作以及农民福利方面给农民提供帮助，日本的苹果甚至可以在成熟之时由农民贴上条形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果实将配送何方。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采取如下措施优化农民的销售渠道：

第一、法律保护和约束。依法保护耕地不商用，保障农民对自有土地申诉权，组建农协组织，法律约束农协不以盈利为目的，保障农民对管理人员的选举权。

第二、政策支持。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切实解决农村基础建设、农民保障建设和农民教育问题，稳抓三个方面不放手。并扶持农村信用合作事业。

第三、人才引进和培养。引进或培养农村工作人才，如大学生村官，积极鼓励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踊跃参加农协，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只有帮助农民优化生产和销售环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全民收入问题，进而扩大内需。

(五)优化监管是经济协调发展的强大基石

在美欧债务发生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饱受质疑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式面临机遇和挑战。与西方相比，我国政府有较强的行政执行力，使得中国经济在国家合理干预之下又快又稳地发展着。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必须优化监管，以适应转型期的政策需求。以下笔者主要从外汇多元化考量、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和地方债务约束三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美债“绑架”中国外储，必须进行多元化考量。美债虽然没有在后危机时代如一些人预期大幅下跌。甚至按照目前美债收益率，中国外汇账面上还会有所“盈余”。外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外储被调回并会兑人民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汇兑面实际变化，而目前我国外储没有大规模调回的必要。”表面上看来我国的外储并不存在任何亏损，可这只会是短期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前司长、前中国驻IMF执行董事长张之骧说，关键是美债用新债还旧债，结构性债务危机无法消除，若长期经济靠印钞票维持，届时将没人使用美钞了。现实的问题是，美债已成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头，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品，而且由于其他低风险投资品或多或少存在关联性问题，简单的分散投资未必能达到避险的效果。针对该问题，中央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吴念鲁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汇过多，即存量上，下决心增加进口，保持进口速度增长超过出口增长，减少顺差；增量方面可考量投资策略，比如适当增持日债、欧债等其他债券。看来，加快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加速产业链升级才能从源头将中国“解套”；

第6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关键词】财务危机；财务危机的原因；财务危机管理

企业财务是企业经营的中枢，而良好的财务运作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企业经营总是要面临一定的风险，风险失控就会引发财务危机。财务危机是财务上困难而危险的状况，表示企业机体出现较重的疾病症状，如果不妥善处理，危机将会恶化，导致企业倒闭。所以，财务危机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面对财务危机时，有的企业能够平稳渡过，有的企业却受到重创，甚至破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依赖于企业管理的积淀，一方面是考验企业危机意识和决策层危机管理能力。所以制定一份完善的财务危机管理方案是非常有必要的，企业应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出不同的解决方法，以便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有责任的企业不会通过破产来逃避责任，而是会尽一切可能解决问题，摆脱危机。加强企业财务危机的管理，可以预防和避免企业的破产，能不断提高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竞争能力，处惊不变，保持持续发展。

一、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

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可分为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一般情况下，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来说大多是不可控因素，也是企业无法回避的。外部的原因主要为环境的变动或恶化，比如经济衰退、市场萎缩、政策调整、意外事件冲击等，企业难以适应环境变化而导致危机发生。以下是本文认为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几种主要内部因素：

1.投资决策失误。

2.经营管理失败。

3.风险意识淡薄。现代企业一般都倾向于获取负债的杠杆利益，在理财时往往容易形成过度负债。公司适度负债，可以获取财务杠杆利益，但过度负债会使公司的支付能力变得极为脆弱，甚至发生支付危机偏高的负债一方面会弱化企业的支付能力，蕴含着财务危机；另一方面，一旦信用链，条上某一环节出现故障，或实际现金净流量比预期净流量相差较大，影响即期债务偿付，必然出现财务危机。市场需求、产品售价及其调整能力、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性、单位产品变动成本的变化、固定成本总额的高低以及经营管理者的业务素质和管理经验等都是影响企业经营风险的主要因素。其中管理的质量是决定性因素。管理质量低下，使企业获利能力减弱甚至亏损，企业为维持经营就需大量借款。当负债总额大于资产总额时，企业的偿债能力过低，资信受到影响，财务状况恶化，这时企业容易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最终导致破产。

4.资产的流动性差。企业因为流动性不足而造成的风险称为流动性风险，也就是企业由于缺乏获取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手段而招致损失的风险。企业的应收账款多且不能及时地收回，存货积压占用过多，存货质量差，周转能力不强，这是企业资产流动性差的具体表现。一旦债务到期，企业没有足够的可变现资产用来偿债，企业财务危机就产生了。人们常说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就是企业流动性风险不断累积的结果。

5.市场竞争力不断减弱。

6.受关联企业倒闭的牵连。

二、财务危机管理的构建

（一）内部控制

财务危机管理重在防范，如何有效防范，重在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现代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已普遍为企业所采用，在预防财务危机的发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保证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以及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保证企业的经营战略得以很好的贯彻执行，能对企业的人员和职能部门进行合理的分工、协调、监督检查与考核。内部控制通过对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可以揭示企业经营决策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实施情况，并及时纠正和制止偏离企业经营决策和规章制度的行为，使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从而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各项预期目标，使企业财务状况保持稳定，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以避免决策失误。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主要是指能够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成果的会计账表凭证及其它有关资料，它们为企业管理人员了解过去，控制现在，预测未来提供了重要数据。会计信息是否真实正确，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只有正确的经营投资决策才能使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获取正的现金净流量，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维护企业财产物资的安全和完整。财产物资是企业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保护企业各类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对于提高财产物资的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有重要作用。通过加强对财产物资的采购检验计量入库入账、保管领用等活动的严密控制，可以有效的防止和减少财产物资的损失浪费和贪污盗窃等问题的发生。

企业财务危机，首先表现在到期债务无法偿还，短期支付能力下降，而企业短期支付能力主要取决于流动资产的变现能力。因此，下面主要从加强流动资产的内部控制来预防财务危机，具体包括现金的内部控制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和存货的内部控制。

1.现金的内部控制。一方面，对整个现金业务程序进行全面控制；另一方面，对关键的现金业务控制点进行重点控制。

（1）现金的授权批准控制措施。现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具有易携带易存取的特性，因此就必须对现金资产的接近和使用进行严格的授权批准控制，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现金的限制接近措施，业务人员进行业务活动时应该得到授权审批，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得办理现金收付业务；各个部门在使用现金之前都要向财会部门和上级主管提出申请，说明金额用途等要素；财会部门主管和经办业务部门主管负责有关原始凭证的审批和监督。

（2）现金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收入和支出的控制具体包括以下方面：出纳人员按照审核后的现金收付款原始凭证收款和付款，并对已经实现收付的原始凭证作标记，同时对收付的现金业务进行备查登记，并按一定顺序编号；会计人员要及时准确地将现金收付业务反映在记账凭证和有关账簿中，定期与出纳人员核对现金收付凭证账簿。

2.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不免会产生一些应收账款，由于应收账款是一种记录在账上的债权而非存在于公司中的实物资产，它很容易被员工非法挪用，而且应收账款是否可收回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流，如果不重视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造成资金不能及时回笼，就很容易使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引发财务危机。

应收账款的记录必须以经过销售部门核准的销售发票和发运单为依据。避免有的员工为了个人绩效而盲目使用赊销，形成数额很大的应收账款，一旦发生坏账损失，将对企业的现金流造成很大的影响。

应收账款的总账和明细账的登记应由不同的人员根据各种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分别登记，并由其他人员定期检查核对总账和明细账，然后根据应收账款的明细账户余额定期编制应收账款余额核对表，并用该表与客户核实，避免造成虚增收入的现象。成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定期编制应收账款分析表，分析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对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要指定专人负责催收。还可以根据客户还款情况编制信用评价表，对客户的信用情况制定相应的赊销政策，方便应收账款的收回。

3.存货的内部控制。存货在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占的比重较大，对存货管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流动资产的流动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存货的收入存储发出盘点都是重要的控制环节，下面仅从财务系统角度分析存货的内部控制。

（1）存货的授权审批控制。首先，各部门的业务经办人员办理存货业务时都要得到本部门主管和存货管理部门的授权批准，有关的财务记录需要向财务部门主管申请。其次，存货入库成本存储成本计算方法存货发出成本的计算方法的确定需要得到财务部门主管的审批，财务人员在存货盘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存货盘盈或盘亏的处理要得到主管部门的授权审批。

（2）存货相关凭证的审核。审核的重点是存货业务单据的真实性，任何原始凭证必须经财务主管审核后才能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另外一项重要的审核工作就是对存货业务活动的资金管理凭证进行控制，任何有关存货的资金收付都必须经过主管的审批同意后作账务处理。

（二）建立预警体系

财务预警是以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及其他相关经营资料为基础依据，运用财会、统计、金融、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理论，采用比率分析、比较分析、因素分析及多种统计方法，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活动等进行分析预测，以发现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潜在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在财务危机到来之前向企业管理当局发出警报，使其及时改善生产经营，降低损失，并延长企业寿命，是为了防止企业经营偏离正常轨道而建立的预警和防范系统。建立企业财务预警体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必要。

财务预警模型有单一变量和多变量模型两种。单一变量模型是运用单一的财务比率指标的变化来预测财务危机。预测企业财务风险的比率主要有：债务保障率=现金流量/资产总额；资产收益率=净收益/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资产安全率=资产变现率-资产负债率。按照单变量模式的思路，企业良好的现金流量净收益和债务状况应该表现为企业长期的稳定的状况。所以在企业财务预警时对以上四个比率的变化趋势特别加以关注。而在风险较大的企业中，则表现为有较少的现金而有较多的应收账款，或者表现为极不稳定的财务状况。单一变量模型的缺点是：其一，只重视一个指针的分离能力。如果经理人员知道这个指标，就有可能去粉饰这个指标，以使企业表现出良好的财务状况；其二，如果使用多个指针分别进行判断，这几个指针判定结果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导致企业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就是说，虽然财务比率是综合性较高的判别指针，但是仅用一个财务指针不可能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特征。

一个企业若出现长时间的舞弊情况，最终会因为资金链条绷得太紧而断裂。只要投资者细心留意自己的投资对象，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再运用专业的分析方法进行判断，从而可以提高自己规避风险的能力。

三、根据企业目前的状况制定相应的措施

在发生财务危机时，首先要了解企业现状，尽快算出在最坏的情况下，资产与负债的数额，搞清楚债权人、股东、与供应商等有关方面的损失，及早面对现实。根据企业目前的状况制定相应的措施。一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债转股

债转股是挽救企业财务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通过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依法处置原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基础上，对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实行债权转为股权，从而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与被持股的关系，将原有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的现象。

2.企业出售

企业出售是挽救危机企业的重要形式和措施之一。企业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把企业现有部分子公司、部门、生产线、固定资产等出售给其他企业，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已缓解财务危机。

3.盘活债权

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改善公司流动资产结构，是盘活债权的关键。国外运用已久的应收账款和应收账款证券化值得我们借鉴。

（1）应收账款

企业以应收账款的债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筹集资金。金融机构按担保应收账款70%-90%的比例向企业发放贷款，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及利息。通过抵押方式融资，企业并未转让应收账款的风险，仍要承担或有负债责任，但对急需短期资金的企业来说无疑雪中送炭。

（2）应收账款证券化

将应收账款转化为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由企业将应收账款直接出售给专门从事资产证券化的特设机构，该机构将所买的应收账款汇入其“资产池”，并根据应收账款的期限、业务来源等进行重新整合和包装，提升应收账款的信用级别；以经过信用增级后的应收账款为基础，向国内外证券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ABS，从而使企业达到融资目的。

4.调整企业组织架构

危机企业往往都伴随着组织架构效率低下，对外界反应迟钝，因此企业必须对组织架构进行改组。建立信息畅通、灵活调度、决策迅速、执行有力的具有高效运作的组织机构。同时要与股东进行沟通，并激发员工、顾客、供应商和债权人的信心。高层管理者在面临稳定公司及其现金流量的艰巨任务的情况下，还要记得保持与股东的沟通，让他们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从而在企业面临危机时，股东能与企业一起共进退，在员工、顾客、供应商和债权人面前要展示出一种积极的态度，要让他们相信企业的经营能力，对企业充满信心。企业需要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度过难关，如果连企业内部人员都失去了信心，那要债权人如何相信。

5.变更企业的管理者

管理者对企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好的管理者可以带领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相反不合格的管理者能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灾难。

每个企业都存在着财务风险，每个企业都有遇到财务危机的可能。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危机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危是危险，危难。机是机遇，机会。危机的本质在于它的危险性与机会性同在，中国有句古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话辩证地阐明了危机本质的双重属性。目前，我国有许许多多企业正陷在财务危机的泥潭中不能拔，而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应企业自身状况、易于实行的投资方式，是企业在危机夹缝中寻求出路的根本途径。总之，我国企业应学会在危机中寻找机遇，在不幸中寻万幸，于多弊之间取于轻，于多害之中求其次，力求将危机带来的损失或威胁降到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1]曹玉双.财务危机预警与公司财务治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1（23）：148-149.

第7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一、有关财政危机问题的共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宪政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宪政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宪政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宪政精神，形成宪政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2]张守文 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J] 法学，2003，（9）

第8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由于我国宪法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其经济性和法律性特征相对较弱，因而对预算的规定十分匮乏。这些不足本需预算法加以弥补，但现行预算法却较为空泛，可操作性较差，以致许多现实财政收支管理活动都游离于预算法规定之外，严重影响了预算法的权威性；简而言之，预算法已形同虚设，亟待改造或重构。具体体现在：（1）预算法明确规定“一国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纳入预算”。但在我国这一原则未能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致使在“预算资金”之外，又形成了所谓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在“预算外资金”之外，还积聚了许多“制度外资金”，从而导致国家分配秩序的极度混乱，财政活动失序、失范的问题大量存在，使正当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赤字规模由此不断扩大，而财政危机也由此潜滋暗长。（2）财政收支平衡是预算法的基本原则。但在一国预算法刚性不足，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收支平衡的原则往往很难被实际执行，这同样也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置预算法精神与规定于不顾，随意变更预算和随意追加、追减预算，以及改变预算项目等，还有预算支出的失控以及凭长官意志所进行的非法支出，更加大了滋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危害十分巨大。（4）预算缺乏透明度。特别是政府部门预算的透明度不够，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纳税人不知道自己的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怎么用了。众所周知，法律执行的监督是任何一项法律是否正常运作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预算缺乏透明度，不仅使预算缺少了社会和舆论的监督，甚至有可能为不法之徒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国家的巨额资金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财政危机直接体现为大量的显性赤字或隐性赤字，而对于赤字的弥补危害较小和最常用的，则是发行国债的形式。发行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尽管是债，但毕竟是公“债”，因而也具有很强的公法属性。它要求国债的发行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等很多方面，都必须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因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立法还相当薄弱，尚无专门的国债法对相关的问题作系统规定。在缺少专门的国债法的情况下，有关国债的一些基本规范，主要体现在预算法的几条原则性规定中：（1）在发行国债的法律依据上，由于预算法强调中央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且地方各级预算也应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在理论上就不存在通过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上述赤字的问题。但事实上，不仅是中央政府，许多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赤字，而且欠债规模还十分巨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漏洞如何弥补，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于化解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会有好处，否则，就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危机的可能性。（2）从现行制度来看，只是在中央预算所必需的建设资金出现资金缺口时，才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然而，对于借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却缺少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国债的实际发行过程中，无法有效控制和实施监督。（3）在对权力机关的国债发行行为进行监督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没有专门的国债法来全面规定国债的发行问题，因此，这里的预算监督行为也是无效的，从某种程度上放纵了国债的发行，从而也会增加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4）在预算法规定中缺乏一个较为系统的对国债风险进行防范的制度。国债是一个涉及比较多的经济学工具和技术的制度，国债的风险管理包括：发行的规模、发行的结构、发行的方式、国债流通的规模风险、国债的偿还规模和结构风险等。完善的国债法是能够有效防范国债风险的，对于这些问题，不是立法者拍拍脑袋就可以制定的；而且既定的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法律经济的分析方法，从技术上彻底降低国债的风险。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精神，形成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跃勤积极财政政策回顾与评价[J]中国金融，2005，（1）

[2]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问题[J]法学，2003，（9）

第9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道德债与经济债

这是一笔“债”，因为对此次难民危机，欧洲人是有责任的，至少要承担部分的责任。倘若我们将此债务视为“道德债务”的话，那么，欧洲与美国自然就成为“债务人”了。尽管要将每个国家的责任比例分配划分清楚实属不易，但美国无疑是首要的“债务人”。然而，美洲大陆对这些叙利亚难民而言，毕竟太远了够不着，这样，欧洲大陆就成了这些难民的首选之地。同时，极有可能还受到了欧盟采取的难民新政策的鼓励，难民就更是如潮水般地涌到了欧洲。

一方面，接收难民对欧洲人而言是必须的而且有利的。除了前文所述的“道德义务”，还基于由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历来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加上由于地理上紧邻中东地区，欧洲人难以拒绝邻国来的难民。同时，欧洲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上发达、但在劳动力上短缺的低生育率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典、法国都需要难民。因为现有已抵达欧洲的难民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有数据显示占比80%以上，更有数据显示达90%以上），而且多数还是叙利亚社会的中产阶级，其受教育程度也不低。

真正促使欧盟对难民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原因是劳力与人口要素。作为欧盟“领头羊”的德国应该早就意识到，本国的工业将日益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劳力危机”，以及更将面临人口下降与老龄化的“人口危机”，乃至由此引起更加深层次的整体“社会危机”。一个妇女平均仅有1.4个孩子的生育率，显然已经让德国社会饱受其苦。加上面对邻国法国一个妇女平均2.01个孩子生育率的“邻国竞争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最终采取的“破釜沉舟”之策也实属无奈。

另一方面，接收这些难民又是“不可承受之重”。因为无论对欧盟的哪个成员国而言，这都会是一个“预算重轭”。纵使在短期来说尚可接受，例如前些日子默克尔宣布德国将新投入60亿欧元，用来接收31443名难民；奥朗德总统也决定法国将投入相当的金额，为了能在未来两年内接收24031名难民。根据几个月前的估计，按照新的难民人数定额分配，德国和法国都将可能分别接收超过4万和3万难民。而倘若根据最新的估计，这个数字仅在德国就至少翻几倍乃至十几倍。实际上，迄今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万难民进入到了欧洲的边界之内。

“难”在何处

这次难民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债务”，而是“两难之债”。不仅对之前有接收难民历史的欧盟成员国，如德国、瑞典和法国等国家，而且对欧洲联盟整体而言，这都是个“两难之债”，究竟“难”在何处？

首先，是由于其将涉及这些难民“融入”到当地欧洲社会的难题。在叙利亚难民到来之前，德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已经接收过北非难民，而之前的经验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表明了，只有在其流程及节奏可控的情况下，难民的融入问题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其次，欧洲经济形势依旧糟糕。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各国的政客们口口声声要实现的所谓“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落地。欧洲央行（ECB）在今年7月中旬的会议上称，“欧元区经济恢复令人失望，经济下滑风险依然存在”。总体而言，欧盟经济虽有所好转，但依然不容乐观，尤其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增长形势异质性高，呈现参差不齐的态势。与其他成员国相比，德国和法国在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一季度的业绩已经不错，但是法国的失业率仍然高企，欧盟的整体平均失业率依旧超10%。换言之，当一个国家的国民还在与贫困和失业斗争之时，其政府如果对外来的难民表现出过于慷慨的政策，必定会受到本国国民的抨击乃至导致该政府。债务变债权

那么，欧洲的“两难之债”的“债务”是否有可能转变成“债权”呢？回答是肯定的。诚然，难民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完全可以填补德国在人口和劳动力上的短缺。并且一个国家所采取的难民政策，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发出慷慨和人道主义的信号，而这将有助于创建对国家乃至欧盟整体都有利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