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精选(九篇)

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自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来，***始终高举这一光辉旗帜，在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不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紧密结合不同时期形势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内涵，积极探索推行以基层党建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路子，充分发挥“枫桥经验”在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协调经济社会关系、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基层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新的成效。

***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不断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个末梢，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依靠广大党员和农牧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传承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开辟新途径，大胆探索新办法，勇于创造新经验，坚持党建和基层治理有机结合，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一是不断加强村级“领头雁”队伍建设。结合村“两委”换届选举，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发挥党组织“堡垒”作用、党员在基层治理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加大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力度，坚决撤换调整政治不坚定、能力不胜任、工作不尽职、作风不正派的党组织书记，广开选贤渠道，不断巩固提升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领导核心地位，切实提高党组织在基层各项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同时，把党组织的决策领导权、党员干部监督权与群众协商的共治权有机结合，推动村级自主议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真正让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

二是不断加强基层乡风文明建设。在实行“四议两公开一监督”等民主议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计生协会，妇联，十户联防小组群众自治组织，结合“传承好家风家训家规”活动，制定村规民约。抵制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划定红白喜事合理标准和规模，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铺张浪费、攀比炫富、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不良风气。以自治组织为纽带积极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文明乡风，净社会风气。同时，以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为抓手，深入开展文明家庭、美丽庭院，优秀妇女、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等典型评选和乡村民俗文艺汇演等活动，以“正能量”引导激发群众向上向善和脱贫的内生动力。

第2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为普通民众和学界所公认且多有褒奖;但对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变化,则是众说纷纭,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无”和“程度”等基本问题上,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更不用提及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评判等问题。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中国政治研究者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政治学将进入一个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平行发展的阶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介绍了大量国外政治学理论成果,也整理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些着作和理论的引介和阐述,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哲学研究,而政治科学研究不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影响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哲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一方面,面对当代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置身其间的中国政治学者尚未做出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并给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解读,尚未做出系统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撑,或囿于固定的习惯的认识范式,中国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也未见有长足发展,徘徊于传统话题与论域之中。

    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对政治学术的呼唤,抑或政治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乃至参考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学会有一个“经验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为主,系统研究总结本土社会实践和经验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从学理上,中国的政治科学会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形成一个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平行发展的时期。

    政治科学研究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

    根据我的体会,政治科学主要是认识和研究政治活动的条件、成本和时机等三大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和发现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之间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探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试图利用某些规律性认识干预社会政治进程的意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素材。从认识论角度讲,“实践-经验-理论”是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中国政治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经验总结概括和理论提炼升华。如果不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有全面精准的理解和认识,更不可能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便会逐渐地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发展的现实基础,有沦为象牙塔中的空泛之论之虞。

    如何从经验层面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我的体会是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两个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和基层的政治实践;“一个视野”,是指政治研究的国际比较。所谓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战略等。对于普通政治研究者,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具有难以避免的障碍,存在社会学里所讲“到场”问题。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是通过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分析和对重要政治文献的文本解读、语言分析,以帮助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的宏观发展。相比国家层面的政治,基层政治研究比较容易“到场”、容易入手。政治学者可以通过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基层政治实践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一政治实践的具体发生机制、运行过程十分有益。同时,由于在中国政治场景中,基层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做好基层政治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的发展需要参考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较政治研究可以为更好理解中国政治提供有益启示。

    政治科学研究应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

    就科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过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终极理论”或者“宏大命题”的徘徊,绝非科学研究者所愿,更无益于政治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乃至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而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恰是社会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易逝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往往缺乏明确的、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势必大打折扣。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抑或说,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基本功是还原生活、“复制现场”,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一如刑事侦查中的“重构现场”。而政治学者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接近原来形态地还原生活、“复制现场”,则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和经历,而深厚经验与经历的获得则需要长期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又有赖于政治学者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的实践磨练,需要政治学者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群众。

    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必须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虽然是以中国政治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现象,就必须遵守政治学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范,参与国际政治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第3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税收工作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成绩显著，这与基层税务部门依法治税能力的稳步提升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基层税务机关正面临巨大考验和挑战。

（一）税收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顺利完成这一奋斗目标，必须要有强大、稳固的税收财力保障。基层税务部门必须切实提高依法治税能力。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真正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二）治税环境的复杂性要求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

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带来更多税收收入的同时，治税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加剧。从经济主体的结构看，国有、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经济活动的特征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加活跃，经济行为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活动方式日趋复杂。基层税收工作将长期面对偷税与反偷税、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处于十分复杂的内、外环境之中。为此，基层税务部门必须与时俱进，全面提高依法治税能力，从容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三）深化税收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

目前，基层税务部门队伍素质仍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一些干部缺乏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素质和能力同现实工作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税源管理还较为薄弱，征管基础尚不够扎实，对偷逃骗税行为的打击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少数税务人员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强。因此，进一步提高基层税务部门的依治税能力十分迫切。

二、全面提高基层税务部门依法治税能力的基本思路

（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提高基层税务机关的依法治税能力，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税收工作，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推进依法治税、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伍建设这个税收工作的主题，扎扎实实做好“两基”工作，加快税务管理现代化进程。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法治税，认真贯彻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保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各项税收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大力组织各项税收收入；三是坚持抓基础管理，走“科技兴税”的道路，执“管理兴税”的理念，强化纳税服务，加快构建新型的征纳税关系；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队伍建和党风廉政建设。这“四个坚持”既是过去一段时期基层税收工作成绩和经验的体现，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提高依法治税能力要继续坚持的基本思路。

（二）明确主要目标。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按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来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并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现代公共管理科学也把科学发达程度、社会民主和文明程度以及法治完备程度作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新时期基层税务部门提高依法治税能力的总体目标应该是：通过基层税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使基层税务机关成为依法治税、科学治税、文明治税的现代化税务部门。

（三）确立严格的检验标准。

能否真正做到依法征管，关键是要符合政策要求，经得起检验，具体包括三条标准；一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要求，处理的程序和方式规范、透明，税收权力的运行得到有效监督制约；二要使税收“征收率”提高；三要经得起上级和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经得起纳税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4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第5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社会治理的内核是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中国化突出体现在社会治理结构的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结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社会治理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最为显著的地方。

人类社会发展中，在先发国家实践基础上总结的理论，对于后发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时展和经济社会基础不同，西方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一直以来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否则，要么只开花不结果，要么只能结出“坏”果子。用“飞来峰”和“鞋子合不合脚”，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理论与实践、制度与生活的内在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但是需要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用中国化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中国实践有益，才可能成功指导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社会实践。相比较而言，社会治理理论首先产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它根植于西方现代社会基础之上，一是以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达的现代性社会为基础，但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还处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因而社会治理的实践推进缺乏稳固的基础；二是西方社会治理是构建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是社会发挥作用的体现，但我国目前主要是政府更好作为和市场更加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这与西方不同；三是西方公民社会发达和公民参与意识、自治水平较高，这些方面是我国的不足方面。因而我国社会治理同西方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基础具有较大的差异。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论断，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不仅注重主体多元、方式的法治、大部分人的认同机制和参与机制，而且包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政治民主”、“协商民主”、“公民权利”等现代社会发展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也包括我国传统关于“治理”的状态、功能等内涵[2]，因而是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是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结合的成果。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同中国化的社会治理相比较，有共同的地方也存在一定差异。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社会治理多元化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强调社会治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多元化的主体来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但是两者也存在多种不一致的地方：从主体结构来看，西方社会治理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平等性、伙伴关系，有些学者强调政府的掌舵作用[3]，有些学者强调政府边缘化[4]；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即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从社会治理方式来看，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法治、谈判、协商等方式；中国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更加全面和系统。从经济社会基础来看，西方社会治理是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条件，是内生的产物；中国社会治理是受外在影响和内在社会管理的困境驱动才由党直接倡导的，缺乏牢固的经济社会基础条件。从历史方位来看，西方社会治理是现代性结果；中国社会治理是现代性的动力，是加快社会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

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得出社会治理在中西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这里需要对社会治理概念作重新定义：社会治理是党、政府和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多元主体，通过利用系统、法治、源头、综合等方式，共同解决社会公共事务和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有序、和谐发展。这既体现了治理的基本特征，也实现了治理概念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结构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时代潮流中的社会治理理念、思想和方式；二是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三是国体。就时代潮流来看，当前依法治理、协商民主、公众参与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趋势，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必然要体现公众参与的地位。就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社会现代化，需要党和政府用较为集中的方式来推进社会现代化加快发展。就国体分析，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成为执政党、领导党。这三个方面决定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特征，反映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5]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治理的多元化、系统化，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中党的领导地位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是社会治理结构的中国特色的主要体现，是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同时，社会治理在不同层级中体现为不同结构特征。在基层社会，社会治理结构特征：“党的领导、村（居）委主导、村（居）民主体、其他组织共同参与。”[6]但是无论在基层还是整个社会，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和特色不会改变。

如何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法治化的社会进一步提升党的社会治理领导能力，夯实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是决定我国和平崛起和现代化加快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和创新党建品牌，完善党组织全覆盖。加强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夯实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地位，关键是要做实党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完善党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出现了诸多的新组织、新群体、新阶层。党组织如何领导社会，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引领社会前进是当前党面临的重要任务。解决这些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在新的群体、新阶层、新组织中锲入核心领导力量。这就要求必须在基层社会、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新群体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将各地先进的经验，特别是推进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模式，如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等，复制和进一步推广，不断加强基层基础中党组织的力量。同时，在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按照要求“设立党组”，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7]同样在当前农村地区党组织建设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组织，本身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员载体和动员主体，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否很多时候取决于党的基础组织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党组织能否成长为多元智力主体的政治核心。[8]

（二）通过核心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信仰是人的道德基石，是解决人生活意义之根本所在。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基本信仰之所在，其核心价值观必须化作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拥有崇高的信仰，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的一呼百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在新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下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也是加强社会治理最本质的目标所在。

（三）通过顶层设计出协调利益关系的政策体系，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公平正义社会。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不断制定符合时代和全体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通过顶层设计，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社会利益分化和矛盾突出，需要党站在各阶层利益协调立场，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推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制定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建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秩序，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与根本保障。

（四）通过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和权力，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发展，这是被证明为普遍存在的规律。西方学者认为，“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差不多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9]中国也有学者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的政治体制。[10]集权仍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11]然而，现代化目标之一是政治民主。“在晚得多的第三阶段，体制的扩大才能使得在该体制内重新分配权力成为可能。”[12]因而，在各国现代化中后期或者现代化已经完成阶段，民主成为必然的选择。“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集中与民主发展的平衡点。社会参与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构，使得全体人民与党和国家共谋共享社会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比其他国家现代化更快发展的重要条件、基础和保障。

（五）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体系完善，突出法治基础作用。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制度化是基础。制度化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各种制度，也需要完善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制度完善是加强制度建设的目标，而制度完善的目标却是要通过制度规范社会行为。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制度体系完善是法治的基础。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是利用法律和其他规章制度来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因而，需要在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六）通过学习借鉴，总结基层实践中的经验，完善本土化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西方社会中许多经验和理论，尽管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但它们的经验可以成为我国在处理同样社会实践中的借鉴。理论来源于实践，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实践中存在很多好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制度，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一方面在推进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本土化；另一方面，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6.

[2]桂家友.国家与社会变革中的城市社会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2.

[3][美]戴维・奥斯本，[美]特德・盖布勒，周敦仁译.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1.

[4]Bache，Ian&Flinders，Matthew.Multi-levelGovernance[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6]解读市委“一号课题”：基层大改革“加减乘除”如何做[N].解放日报，2015-1-5.

[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N].人民日报，2015-5-30.

[8]蔡志强.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00.

[9][美]W.W.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5.

[10]周天勇.不同现代化道路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A].迟福林，殷仲义.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C].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45-46.

[11]吴忠民.中国现代化：进入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期[A].韩明谟.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与现代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1-152.

第6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二十多年的村民自治的实践，在农民的民主意识增强的基础上，农民的民主能力也有所提高。农民从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学习选举，而且为了更好参与民主选举，开始十分关注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学书籍。村民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民利，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农村基层选举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村民选举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的体现并且还是村民实现社会自治的前提。农民通过经济自和社会自的获得，极大地调动了自己的积极性，努力通过选举自己满意的村干部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体现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确立了农民在农村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农村基层选举培育了农村的政治“精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使竞争性选举制度为农村政治精英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一批带领村民致富的能人，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干。随着农村大专生、本科生的日益增多，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引领群众致富一展才干的人才。现在在村委会的班子里也不难见到这样的人才。他们不仅以农村为舞台，有的还进了城，带领村民在大城市里拼搏，他们为发展城乡经济、改变二元结构、发展基层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应当从基层群众自治搞起，从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提高农民的政治能力、培养农民的民主观念做起。农村基层选举提供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特色。我国国情这么复杂，如何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还必须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党总结群众经验，推行村民自治，就是这方面的第一种新探索、新实验。村民自治目前最成功的经验集中在“民主选举”的层面上。在巩固民主选举成绩的基础上，要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验。通过农村基层选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要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来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

农村基层选举巩固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群众基础。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既需要上层级的引领，也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跟进。民主力量最深刻的根源在民众之中。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可以为国家的民主建设拓宽道路、夯实基础，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村民自治，让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实现“完全的民主”，使农民这个人口最多的群众养成良好的民主素质，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由有了巩固的群众基础。随着农村基层民主的不断深化，基层群众的力量在逐步推动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和民主程度。农村基层选举保障了人民当家作利的实现。我国宪法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宪法赋予了人民民主选举和监督国家机关代表的各项权利，这就在制度上使最广大的基层群众有机会和渠道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选出大多数人接受的代表，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并维护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农村基层选举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既维护了农民的切实利益，又减轻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农村政治发展的压力，促进了党和国家的选举制度建设和政治稳定，开拓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的有效途径。

农村基层选举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应运而生的新事物。它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初生之时是弱小的，并且是极不完美的。但它有巨大的活力和远大的前途。它的诞生，预示着中国社会一次转型的开始，开启了建设我国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空间。虽然，现实的村民自治面临着诸多难题，如政治体制问题、法律政策问题、农民的素质经验问题等等，但村民选举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从长远看，农村基层选举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将是功德无量的。

作者：柳燕茹

第7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关键词：基层；党务工作者；素质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14(C)-0043-01

党务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政治工作。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各级党组织对党务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应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才能做好各项党务工作，笔者结合几年来的基层党务工作经验，浅谈以下几点。

一、基层党务工作者应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

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无论在任何复杂困难条件下，都能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要坚持党性原则，严于律己，敢于和善于同危害党的形象的错误思潮、腐败现象作斗争。

较高的理论素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较好地掌握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努力学习党务工作方面的知识，要重点学好党建理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熟知党史。

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基层党务工作者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反映。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踏踏实实地投入基层工作，有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把全部身心投入基层党务工作，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甘于寂寞，甘于清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基层党务工作者应具备的职业道德素质

（一）良好的道德修养。基层党务工作者必须具备优秀的职业道德品质，情操高尚，诚实严谨，廉洁奉公；在代表党和政府履行职责，处理各种关系时，公道正派，不牟私利，不徇私情，为人正直，处事公道，讲究信用；对待本职工作，能够尽心尽责，恪尽职守，充分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职业道德责任；能够勤奋学习，钻研业务，积极进取，不断提高基层工作能力。

（二）奉献精神。基层工作一是服务，二是管理。基层工作随机性强，突发事件多，小则日常事务就会占去许多个人时间，大则甚至会牺牲个人的利益。所以，事业心、责任感、进取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一个合格的基层党务工作者所必备的。只有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才能真正把心思放到工作上，想出新点子、新办法，才能扎扎实实为居民办实事，为居民谋福利。

（三）敬业精神。一名基层干部的敬业精神是相当重要的。基层干部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热爱党务事业，在具体工作中勇于探索和不懈追求的人，才有可能把工作做好，才有可能获得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

三、基层党务工作者应具备的文化业务素质

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基层工作的综合性，要求基层党务工作者知识的多样化。首先，基层党务工作者应掌握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如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伦理学、公共关系学、市场学、会计学、外语等。其次，基层党务工作者要有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如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公共财政、公共项目分析、政府理论与政治制度等。再次，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必须知法、守法，做到依法办事。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基层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法律的贯彻情况，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要积累工作经验。基层党务工作者单单掌握理论知识只能是纸上谈兵，还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积累相关的工作经验。相关工作经验是指工作性质和方法与基层工作比较接近的某些职业经验。如从事纠纷调解工作的经验或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经验，从事说服工作的经验，从事舆论调查、民意测验方面的经验等。

四、基层党务工作者应具备的组织管理素质

筹划和决断能力。基层工作战线长、头绪多、范围广，每天都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基层党务工作者要有战略头脑，有深谋远虑、运筹全局、当机立断的能力，能及时做出科学判断并拿出恰如其分的方法，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组织协调能力。基层各种会议的召开，党员干部的教育与管理，都有赖于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组织协调能力，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配合默契、步调一致的行动，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方针政策。

人际交往能力。社交能力是进行交往、联络群众的能力。它是创造良好人际环境的重要手段，也是基层工作者广结善缘，争取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理解、支持的基本条件。社交能力是人的性格、学识、口才、阅历、经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善于交友，能扩大工作面，建立广泛的工作关系。

开拓创新能力。创新是基层工作的灵魂，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基层工作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基层党务工作者只有不断接受新事物、新理念，善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求得基层工作的不断发展。

第8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关键词：成都;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实践意义;研究价值

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化已经让传统的乡土社会悄然改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个人利益诉求表达较以往更加强烈。学术界都流行着“村（居）民自治在中国，而对中国的村（居）民自治的研究却在国外”的说法。这说明我国研究基层治理的学者少，研究起步晚，学术水平还不够。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在治理乡村社会的伟大发明创造，在解体，包产到户后，原来负责组织农民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组织失去了依托，逐渐瘫痪。基层管理的某些职能无人负责，山林土地纠纷大增，社会治安状况比较混乱。也就是在“经济小岗村”定型之后，农村还需要一个“政治小岗村”，一个指向村庄秩序重建的治理模式，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果作村组建的村委会诞生了，这就是村（居）民自治制度的雏形。80年代初，村（居）民自治制度列入宪法，是具有中国智慧的基层治理机制，这一创举赢得美国等全世界的赞誉。就如当初在经济体制变革后，重塑农村的政治制度，加强对农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一样。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得益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农村社会的畸形发展，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提出了“三农问题”并确立解决这一社会历史疑难杂症的方针政策，这关乎农村社会和谐，关乎亿万民生福祉，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自2008年以来，成都市在统筹城乡过程中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有力推动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成效显著。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促进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成都实践既是对村级治理理念的创新，也是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机制，探索村民自治实现的有效形式的路径创新。成都实践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它在特定（时间、空间）社会环境中有其自身的承载力和生命期限。近年来，成都市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积极发展“产城一体”，“产镇一体”，同质均衡的城乡公共服务，以破解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困境，把实现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和充分尊重民众主体地位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最高价值追求。整个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维方式。经济的发展必定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在新时期、新阶段，成都老百姓有了新的利益诉求，他们的权利需要整合和正确的疏导，而传统的村民自治制度已难以充分解决这些矛盾。市委组织部探索创建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正是对传统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补充建立了村民议事会作为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重新调整和规范了村委会的职能，进一步的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体制，优化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强化了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的领导并不断为农村基层建设事业提供人才保证。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拓展了传统村民自治制度的功能，使这一制度在基层治理当中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7年多的实践，全市形成了科学发展、共治共享、和谐繁荣的良好局面正是得益于此。

探索未来中国基层治理机制发展新路，成都经验的启示。成都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依托村民议事会对村级事务的自主自决，实际上就是对过去基层党组织在村务上全权包办的替代，从而使得基层党组织职能转变到对村民议事会的领导上来，避免了因村级事务决策失误、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而形成党组织负面情绪的积累，实现了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夯实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这一经验对我们党的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分布在国企、高校等行业系统，是不是在这些行业都建立起行业议事会，取代行业系统内基层党组织的过多的行政职能，经济职能，也是改变党与民争利，以党代政，防止腐败，保证党的高尚性、纯洁性的有效制度设计。

1、切实做好对转变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的方向和途径的研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是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变党的职能的根本要求，但是学术界对研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具体方向和途径甚少，特别是对基层党组织在转变职能、执政方式的方向和途径方面提供的理论支持不够，导致这一理论构想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宣讲，而找不到出路。

2、研究基层治理，注重制度建构的生命力和承载力。成都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完成了与传统村民自治制度良性承接，是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中的延续和完善。一是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理论的指导下，村民议事会丰富了村级治理主体，实现了村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议事会这一制度平台的搭建，进一步畅达了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也是对党群众路线的丰富与拓展。三是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增加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承载内容，这一制度构建了化解农村矛盾的有效机制，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现有秩序，变得更加和谐。同时优化了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另外，各地因地制宜设立了资产管理委员会、农业经合组织等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使传统村民自治制度的经济职能得到了补充。再次，基层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民主意识培育到最终实现政治民主有了基层基础。

3、需强化对人才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的制度机制研究。目前政府明确了“人才向基层流动，在基层培养”的人才工作导向，如何加强政策倾斜，畅通基层干部出口，从政治、经济、精神等各方面提升基层岗位的吸引力，让优秀人才到基层干事创业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基层治理，除了有制度保证外，还要有人才作保障。成都在引进大学生村官，研究村官出路方面都有制度上的创新并且在提高村组干部待遇和出台激励政策上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研究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案例。

参考文献：

[1]蒋永甫.乡村治理：回顾与前瞻――农村改革三十年来乡村治理的学术史研究[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2]陈柏峰，董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04）

第9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范文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县“学习枫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动员大会，既是贯彻市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动员大会的实际行动，也标志着“枫桥经验”在我县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刚才，文宏同志宣读了《关于认真学习“枫桥经验”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内容充实、措施具体；村、居委会、桥头集居委会分别作了经验交流，经验十分宝贵、值得借鉴。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推动落实。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应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的重要举措。为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今年中央在全国选择部分城市作为试点，市被列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11月27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动员大会，会议召开到乡镇一级，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县作为市东边门户，面积大、人口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既是为全市试点工作勇做贡献的责任所系，更是我们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

“枫桥经验”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出的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模式。其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枫桥镇在改造“四类分子”中，广泛开展说理斗争，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实现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捕人少，治安好”的目标。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枫桥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40多年来，“枫桥经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生动实践，一直被推崇为全国政法工作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把学习“枫桥经验”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学习“枫桥经验”，更加有力有效地推进我县社会管理创新。

下面，围绕会议主题，我讲四点意见：

一、深刻领会社会管理创新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性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确保大局和谐稳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自觉主动地做好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

第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顺应群众期待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的思想更加开放、需求更加广泛，他们迫切希望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切身利益得到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得到有效保障，创造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群众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我们只有针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加快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改进管理服务，才能更好地保障群众利益，满足群众意愿，才能始终践行好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第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发展，社会管理的动态性、开放性、流动性大大增强，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人的自我意识增强，社会对立矛盾增大，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特别是现在在虚拟社会、“两新组织”等新社会群体管理上，还存在真空地带和“盲点”，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丰富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方法。只有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让我们的管理思路更加灵活，管理方法更加多样，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快速发展、矛盾日益复杂的局面。

第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助推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想不断加快跨越发展步伐，就需要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因素，释放社会全部的发展活力，更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稳定的发展环境靠有效的社会管理。我们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推动建立更加多元化管理方式、科学化的管理机制、社会化的管理网络，不断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来积极营造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

二、全面学习“枫桥经验”成功之道，坚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信心

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包罗万象，管理是一个宏观命题，创新就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所以说，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枫桥镇作为浙江原本一个并不起眼的乡镇，就因为其创造出了“枫桥经验”，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被推崇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典范，从2007年起，连续三次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2008年，捧得代表全国综治工作最高荣誉的“长安杯”。那么“枫桥经验”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其成功之道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社会管理实质上就是人的管理，而能否管好人，关键就在于是不是能够坚持以人为本。“枫桥经验”做到了，它的以人为本理念不仅体现在大幅度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而且体现在许多细节之中。例如，他们在推行村级事务中，坚持先向群众征求意见，再提交村民会议酝酿完善，最后提交村民代表联席会议审议决策，真正做到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他们针对流动人口管理，坚持寓管理于服务的方针，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教育，尽力帮助解决其实际困难，实行感情式管理；对社区矫正人员，推出像长辈一样谈心、像朋友一样帮助、像教师一样教育、像医生一样矫治、像兄弟一样关爱“五个一样”矫治机制，这些体现了“枫桥经验”中的人性化管理理念。他们针对弱势群体，积极开展助困、助工、助居、助医、助老、助残“六助安民”行动，组建文教卫生、应急救助、综治协管、综合抢修、村镇建设等专业服务队，为群众提供组团式服务，这些更加体现了“枫桥经验”人本化的服务理念。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使“枫桥经验”赢得了民心、促进了和谐。

二是始终坚持狠抓基层这一关键。枫桥镇多年来，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狠抓基层、夯实基础，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强大执行力，确保社会管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他们在全面加强乡镇综治工作中心建设的同时，按照“一站、两会、三组、五员”即综治工作站，治保会、调委会，应急工作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组、社区矫正组，治调信息员、综治信息员、安全信息员、法治宣传员、社情信息员的要求，健全了所有村级社会综治工作组织；按照信息灵通、反应快捷、条块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行村级综治网格化管理；扎实推进警力下沉，警务进社区，从而在村居社区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综治工作网络。他们按照工作延伸到哪里，制度就建设到哪里的要求，先后建立了系统的维护群众权益、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等机制，健全了定期排查、情况报告、案件分流、调处反馈、责任查究等各项制度，提高了工作科学化水平。他们坚持把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发展“枫桥经验”的根本性任务来抓，要求村两委干部走得进群众的家门、坐得下群众的板凳、拉得起群众的家常、解得下群众的困难、帮得上群众的求助，切实增强基层党员干部的奉献精神，乐于管事；建立村级班子动态评估、实绩公示和双述双评、量化考核等制度，增强村干部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敢于管事。这种抓基层、打基础的做法，是“枫桥经验”深深扎根基层、得到持续推进的根本原因。

三是始终坚持源头预防这一重点。枫桥镇把加强教育作为第一道工序。建起了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流动人口教育等立体式教育网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文明意识，有效减少了矛盾纠纷的产生。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关键性环节。全面推行“三公开两恳谈”制度，即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定期举行镇、村民主恳谈会，让群众充分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管理，推动组织领导方式由“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转变，从而进一步减少党群、干群矛盾。把制度预防作为针对性措施。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充分掌握社情民意，及时调整工作策略，提高群众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努力从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去梳理问题；建立定期排查、重点排查、集中排查、下访排查和排查等五项排查制度，努力从源头上发现问题，掌握工作主动权。这种注重源头预防的做法，使枫桥镇实现了由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的转变。

四是始终坚持矛盾化解这一主线。如果说“枫桥经验”是枫桥镇的最大品牌，而矛盾调解就是“枫桥经验”的最大特色。枫桥镇之所以能捧起代表中国综治工作最高奖“平安杯”，就在于他们敢于面对矛盾，全力化解矛盾。该镇始终坚持调解为先，建立起了镇、村居企、区域性、行业性四种形式的调委会，共有镇调委会1个，社区调委会5个，村企单位调委会112个，形成村居企、管理处、镇三级全覆盖的调解网络。他们在调解过程中，积极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及司法调解有效衔接，对发生在各个领域的矛盾，开展有效的联合调解活动；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多路由”的调解方式，提高矛盾调处的成功率。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8%以上，其中村一级成功调解的达80%以上。正是因为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他们才真正实现了“基层稳、天下安”的目标。“枫桥经验”的实践也证明，发生在群众内部的矛盾，绝大部分是可以化解的。这种千方百计主动化解矛盾的做法，减少了社会的对抗，节约了司法资源。

五是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这一根本。枫桥镇在推进综治维稳工作中，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努力让群众担当维护社会稳定的主体。他们引导群众自我管理，帮助群众制定符合大众意愿的村规民约，逐步引导群众自己的议题自己决策，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理，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最终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他们依靠群众化解矛盾，把有威望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组织起来，建立群众调解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充分推动群众的亲戚朋友、各类协会组织和相关部门联动，以“多路由”调解模式，不断提高调解水平和社会公信力。他们发动群众自我防范，积极组织群众和企业成立义务治安巡逻队、平安志愿者、保安队等群众性防控组织，真正形成群防群治的“大防控”格局。他们组织群众积极参与，广泛开展“平安村”、“平安社区”、“平安企业”等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十佳平安基层创建单位”、“十佳政法综治干部”、“十佳村居治调干部”等评选活动，激发广大群众自发参与综治维稳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人群防和人人综治在枫桥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这种坚持群众路线的做法，使枫桥镇实现维稳主体由一元向多元化转变，管理机制由线性向联动、互动转变。

“枫桥经验”的巨大成功告诉我们，社会管理需要创新；“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创新是社会管理永恒的主题；“枫桥经验”的成功之处启迪我们，只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工作方向，紧紧抓住那些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创新就一定能取得成功。我们一定要在学习“枫桥经验”中，进一步明确社会管理创新方向，把握社会管理创新重点，坚定社会管理创新信心。

三、学习“枫桥经验”，创造性地开展我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学习是为了为我所用。我们学习过“枫桥经验”，就要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精神，把“枫桥经验”融入到我县实际中来，切实提高我县社会管理创新水平。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必须抓住原则性、方向性的东西，要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创新：

第一，要创新社会管理理念。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无为而治”，这个“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求在该有作为上大有作为，在不该作为的时候就坚决不为。如何实现“无为而治”，关键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思想，实现管理理念的“三个转变”，即工作重心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工作方式由单一行政手段向社会共治转变，工作目标由维护社会稳定向维护公平正义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就是要坚持民利至上，全面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积极推进民生工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提供质量更高、覆盖面更广的公共产品，及时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让群众安居乐业；就是要针对刑释解教、社区矫正、重度精神病人以及特殊青少年等社会特殊群体，进一步加强服务和管理，让他们在亲情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条件下，尽快回归社会；就要是围绕流动人口的现实需求，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积极为他们提供子女就学、保险、医疗等社会服务，真正让他们既是我县经济社会的建设者，更是改革发展的受益者。由单一行政手段向社会共治转变，就是要更加重视发展基层民主，积极推行“四议两公开”，加强村级监督委建设，在村务、党务、财务公开的基础上，推行“点题公开”，做到群众想了解什么，就公开什么，提高村级自治水平，实现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就是要更加重视发展社会组织，尤其是要围绕虚拟社会、“两新组织”等新群体，健全相关管理服务组织和行业管理制度，提高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水平，实现行政管理与社会自律的良性互动；就是要借鉴“枫桥经验”人人综治、人人维稳的做法，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治安防控、矛盾化解、安全监管等社会管理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工作全民化、社会化。由维护稳定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就是要围绕打造法治型政府，切实加强《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规范》的贯彻落实，规范行政行为，全面实行政务公开，加大对依法行政监督检查力度，构筑法制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深入推进普法教育，实施司法救助制度，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坚持司法公正惠民，切实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打造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骨干力量；坚持把涉法、涉诉的上访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真正保护群众的正当合法权益。

第二，要创新社会管理思路。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其实就是一个“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管理新经验。对于我县来说，加强社会管理就是要在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富裕群众的同时，坚持预防矛盾和化解矛盾并重，来增强社会稳定性、提高社会和谐度。一要坚持预防为先。针对发展类矛盾，重点要推行科学决策，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高维稳预警水平，切实减少因决策不当而引发社会矛盾。针对政策类矛盾，重点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我们常讲民意“宜疏不宜堵”，群众上访其实就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就是送上门的社情民意，只要我们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解决群众诉求，主动接访也可以预防矛盾发生。一定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耐心听取群众的诉求，热情、诚恳地回答群众疑问；要以法律和政策为依据答复群众诉求，切不可为了一时的安宁而给群众开“空头支票”；要始终坚持适中、适度的原则，既要在行动上迅速果断，又要尽量不采取过激行为，努力通过教育、疏导的方式，把问题解决掉。针对治安类矛盾，重点要加大人防、技防、物防投入，加快组建乡镇专职治安巡逻队，以全省技防试点县为契机，积极推进重点单位、要害部位、新建小区的技防建设，构建群防群治体系；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及时消除重点地区治安安全隐患。二要坚持化解为要。一个社会要想绝对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有矛盾也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消弭矛盾的方法和手段。解决矛盾纠纷有很多种方式，有调解、仲裁、诉讼等，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和为贵”的传统，仲裁、诉讼虽然也能解决矛盾纠纷，但最终当事人双方容易产生隔阂。而调解往往是本着双方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原则达成调解协议，这样便于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了规范和引导，我们县也制定出台了《关于构建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每年拿出135万元用于专业调解组织建设和人民调解个案补贴。大家一定要把《人民调解法》学习好，把“枫桥经验”的调解经验领会好，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县的各级调解组织，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力争95%以上的矛盾纠纷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调解。

第三，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枫桥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关键还是要坚持抓好基层、打好基础，努力实现社会管理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实际工作中，要切实把握三个重点：一要推进网格化建设，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管理就是通过缩小管理半径，提高管理反应速度。我们在秋季秸秆禁烧工作中，就推行过网格化管理模式,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现在村居规模都较大，给社会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在村居、社区积极推行网格化管理，就是将每个村居以自然村或者村民组为单位，划分成若干个责任网格，将人、地、物、事等管理对象全部纳入网格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能实现社会管理“零距离”、反应速度“零时间”，加快建立基层点、线、面结合的社会管理网络。二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现扁平化管理。基层力量薄弱、基础工作不扎实是影响社会管理成效的重要原因。加强社会管理，重点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在基层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所以，要加快建立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委为主体，以调解、治保、行业协会等为配套的农村组织体系，增强基层组织开展自治、协助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打造社会管理一线的骨干力量。三要加强综治工作中心建设，实现高效化管理。社会管理涉及方方面面，要实现高效管理，必须对管理机构、管理力量进行整合。去年以来，我们在全市率先开展乡镇综治中心建设，对乡镇司法、综治、等社会管理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凸显了1+1>2的良好效果。要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乡镇综治工作中心要实施综治办、、司法、调解、警务、民政、妇联、劳动、安全生产、应急等“多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形成各个机构一个场所办公、各类案件一个口子受理、各项工作一个目标统领的工作体系。同时，在村、居、规上企业也要加快建立涵治保、调解、、安全生产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治工作站，真正提供流程化、一站式服务管理。为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维稳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按每村每年1万元的标准建立村级平安建设专项奖励资金，乡镇和村居一级一定要主动作为，及早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真正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

第四，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制度化是工作规范化、常态化的前提。社会管理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注重制度建设，工作就可能流于形式，管理就不能有效落实。从“枫桥经验”看，他们在民主管理、排查化解、处理等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这也是枫桥镇能够实现社会管理高效、社会秩序良好的根本原因。创新社会管理制度，着重要在三个方面入手：一要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实现齐抓共管。就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县里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组，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确定了每项工作责任单位，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要求，建立领导组以及成员单位之间的责任机制、沟通机制、协调机制，形成横向联动的工作格局；同时，在纵向上建立健全目标管理机制，将任务分解到单位、量化到岗位、落实到人员，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上下互动的工作格局。二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促进规范高效。工作机制主要是针对落实层面的。要针对每一项工作流程以及流程中的每个环节，健全完善相关制度，真正理顺工作程序，实现工作之间有效衔接，促进社会管理力量有机整合，增强各个部门的协同、协作能力，形成一盘棋的局面。三要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推动工作落实。考核的目的不仅是衡量工作成绩，还有通过考核激发动力、增加压力。为了激发动力，我们将适当提高社会管理工作在综合考评中的分值，因为社会管理是抓好发展的前提，提高分值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更加积极去落实管理任务、履行管理责任。增加压力，还是要坚持严格惩处，对年度考评靠后的单位黄牌警告，整改不力的要坚持“一票否决”，增强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的主动性、坚决性。

四、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实效社会管理创新是我们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统一领导、协调推进、深入持久、重在实践”的原则，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统一步伐，在工作上加大力度，全力推动我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努力走在全市前列。

第一，要增强主动性。社会管理创新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的事情，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与我无关”的思想，树立“舍我其谁”的意识，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组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工作的领导指导；各级各部门党政负责同志，要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于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协调。基层是社会管理的主阵地，有着大量的鲜活经验，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源头活水，乡镇、园区以及村居社区更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主动意识，围绕加快社会管理创新，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思考，认真谋划，自我加压，在社会管理创新上真正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第二，要增强创造性。创新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县里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几项重点工作，都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和意见，关于“枫桥经验”我们表述的也较多。但意见和方案都还是框架性的，“枫桥经验”的表述也只是方向性的，具体工作的开展，还需要我们对方案进行进一步细化，把“枫桥经验”与我们的实际工作进行有效结合。大家在工作中，一定要深思力行、创新创效，积极探索加强社会管理的新理念、新内容、新机制、新方法，只要是符合上级政策精神、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就大胆尝试、果断推进，创造出具有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