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字：日本动漫樱花情结武士道精神拿来主义

日本漫画指日本国内制作或发行的漫画，包括故事连环画和四幅一组的组画，它是画面组合作品的总称，也是指刊载这类作品的杂志和单行本。高度发展的日本漫画已经成为世界漫画当中具有独特风格以及庞大影响力的流派。多数日本漫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具有这类特征的漫画常被称为日式漫画。

1．日本的动漫文化的发展

有多少经典无法忘却，有多少瞬间需要铭记。现在，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足迹，将日本动漫发展的脚印一一踏过……

现代日本漫画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漫画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变化。

第一阶段（“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玩具时代”，漫画只是供孩子娱乐的道具。

第二阶段：“清楚时代”，漫画被视为低俗、浅薄的读物。

第三阶段：“点心时代”，父母和教师勉强允许孩子在不妨碍学习的前提下看一点漫画。

第四阶段：“主食时代”，1963年TV动画《铁臂阿童木》在电视上连续放映，许多家庭中的大人和孩子一起观看，漫画的到社会肯定。

第五阶段（二十世纪70~80年代中期）：“空气时代”，漫画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六阶段（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记号时代”，漫画称为青少年之间相互沟通的记号。

2．日本漫画流行的原因

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漫画慢慢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都看过很多日本动漫。为什么日本漫画会那么流行呢？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漫画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日本漫画是按照读者群的年龄和性别进行分类的，可分为儿童漫画（以6～11岁的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内容简单易懂，如《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等）、少年漫画（以6～18岁的少男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少女漫画、唯美漫画、女性漫画（以超过20岁的女性，尤其是家庭妇女和白领女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如：会长是女仆 、青年漫画（以18～25岁的青年男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有着更多成人化的元素，内容多表现上班族和大学生生活）等等。

3．日本的动漫文化的特点

⑴天真烂漫的樱花情结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漫画中运用大量樱花渲染气氛，镜头和画面里无所不在地充斥着对樱花的浓重描绘。樱花不仅成为日本荣耀的象征，更是美与悲哀的诠释。樱花的身影大都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与其的生命特征相吻合的颓废而唯美的片段中。所以日本动漫作品中往往出现的一些“自讨苦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受强烈的文化底蕴的影响。于是在我们眼里樱花就是“那么回事”，但日本人对樱花保怀的情感之溢于言表，并不在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内。就像南京大屠杀在国人心中造成的阴影，也不是很多日本人可以深切体会得了的。

⑵武士和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人遗留的璀璨精华

动漫是战后日本流行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不仅畅销全球，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已经担负起对外推销日本文化、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使命。

在绚丽多姿的日本动漫界中，以武士、浪客为素材的故事创作形成了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这类题材的运用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广受读者好评。

日本武士在漫长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身不由己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漫画家们在叹息武士道消逝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间，末期武士的悲惨命运和凄戾人生。

青少年们倾心于日本动漫，甚至把某些超人气的动漫人物奉为偶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觉得其中蕴涵着非常积极的进取精神。这正是青涩少年的单纯可爱处。其实日本民族的“进取精神”远不止这么简单——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士道”的现代流行版。

在日本某些人的精神世界里，以“天皇崇拜”为精神支柱的武士道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根基之深厚、影响之广泛超乎一般人想象，连意在娱乐休闲的动漫也不曾幸免。

⑶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

很早之前就有人针对某大师级的动漫制作人将作品中人物的勾勒趋向欧美化表示出相当的成见，并遣责日本动漫界有崇洋的嫌疑。其实对于强健和曲线优美的体态甚至是优越的先进科技的顶礼膜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成崇洋便有些严重了。毕竟日本奉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体系一气呵成。当然其中的一些逻辑思维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性观念”“暴力美学”等等。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里才看得到，也不是说它们同绝对的恶劣和丑陋具有某种从属关系，而是说它们在彼此的意识形态上的等同性是对应的。而且某些观念的流露并不仅仅局限于动漫领域，而是通过深厚的文化基奠向各种社会关系和现象延伸开来。但这也不表明日本人只知道一味地追求西洋理念，而对于东方文明的古香古色则冷落地怠慢。

综上所述，日本动漫自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作为日本文化的直接产物，同样存在浓重的文化痼疾。透过日本动漫中的一些经典作品，人们可以发现日本文化中与军国主义幽灵相关的“强者的专制”、“无根的偏执”、“极端与矛盾”、“救世与物哀”等特点。

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动漫真正进入了全盛时期，动漫每个季度都有许多作品问世。许多全新的动漫文化开始兴起，比如后宫系、催泪系、BL系、GL系之类，每个领域都有不少狂热的支持者。但是，作品多，难免会鱼龙混杂。这就造成了作品泛滥，经典稀少的场面。动画开始向快餐式的娱乐作品靠拢，而真正有特色有内涵的片子却越来越少，撑场面的还是之前黄金时期中的诸多经典。这确实是很让人忧心的事情。我们由衷的希望，优秀的日本动画能越来越多，日本动漫界能摆脱目前浮躁的情绪，将之前的辉煌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宋会芳 浅析日本动漫文化[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1.09

第2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影响

一、日本文化形成的背景：继承传统、融合外来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一直接受着东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日本人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日本的特色文化。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在古代，海洋既成为免受外敌人侵的天然屏障，也阻隔了与外族的文化交流。因此，在这样封闭的地理环境下，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很好保存，同时也形成了日本人自我独尊的心理与性格。他们将自己国家称为神国，将天皇奉为太阳神的后裔，对“国粹”有着特殊的癖好。而当他们打开国门，跨过海洋接触外面的世界时，面对他国的先进文化又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在这种自尊与自卑的矛盾心理的驱使下，日本对于外来文化既能够积极诚恳的吸收，又不会照抄照搬削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将外来文化进行“日本化”的处理(所谓“日本化”就是日本人根据实际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模仿、融合和创新的过程)。古往今来，在日本经过此种方法“过滤”的外来文化可谓不胜枚举，但一切错综复杂的外来文化不但没给日本文化领域、精神世界带来混乱不堪的局面，反而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特色的日本文化。

二、日本文化对日本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文化是教育的上层建筑，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文化与教育每时每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社会教育是促使日本迅猛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社会教育活动能直观地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发展情况，是研究日本社会教育的一条捷径。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按照涉及的教育对象可分为：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女子社会教育活动及老年人社会教育活动。许多学者仅从教育本身出发探讨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而笔者认为从日本文化视角出发，更容易找出日本社会教育发达的深层动因。但由于能力有限，笔者将仅从较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化――集团主义、个性主义及儒教思想这三方面出发来研究其对日本青少年、成人及女子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个性主义与日本青少年及成年社会教育活动

集团主义是日本重要的传统特色文化之一。它是受到日本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单一的民族成分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是日本本土与生俱来的典型文化。日本人相信“集团具有超过自己的超人的能量”，并非常忠于自己所属的集团。在集团内部，强调“和谐”，但在集团间，则有着激烈的竞争意识。这样特别的传统文化意识早已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其影响必然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普及文化思想作用的社会教育更不例外。集团意识悄无声息地调控着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尤其是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社会教育活动。早在15、16世纪，在日本各地村落中，就有被称作“若者组”、“若众者”等的伙伴集团组织，它们对青少年实行非正规化的类社会教育。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引进西欧文化，推行文明开化事业，尚处在萌芽期的社会教育为了确立和加强天皇权威，开始推行民众教化，统一民众忠于新国家的集团意识。在甲午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因战争所带来的贫困问题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为了稳定民心，日本开始重用社会教育手段，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并鼓励组建地方青年会等青年团体。通过选定、编撰图书，举办展览会、讲演会等活动，对青少年及成人进行教化，灌输为国家服务、顺从国家的意识。从此时到二战结束，日本这种以集团主义为方法、以国民教化为目的的社会教育思想一直是控制青少年及成人社会教育活动的主导思想。二战后，美国间接控制了日本，带来了教育民主化、个性化、法制化的思想，使一直只受集团主义控制的社会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社会教育开始呈多样化发展，社会教育活动也随之丰富起来了。

个性主义可谓日本的“舶来品”。日本自古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结构是集团主义的，个性主义是受到轻视与排斥的。日本开始重视个性主义是在二战后，受美国影响，尊重个性的思想得到了认可。反映在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开始注重个人性格与喜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各种活动。对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强调职业与道德教育，注重培养青少年的独立自主精神，且更注重培养协作服务精神与爱国精神。进入60、70年代，日本到了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人们余暇增多，使人们在物质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又产生了改善精神生活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教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也逐渐多样化起来。在校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青少年教育设施及体育设施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家乡活动、交友活动、社会义务活动、野外活动、集体住宿教育训练、劳动生产见习、各种体育活动等等。目的是培养在校青少年的生活、活动能力，养成其主体性和社会自觉性的态度。校外劳动青年的社会教育主要是通过青年学级、劳动青年学校、青年教室、青年国内研修、青少年团等组织实施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教养、情操、兴趣；体育、娱乐；家庭生活；市民意识；职业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青少年伙伴集团的意识、讴歌青春，深化文化素养学习，增进职业技能，强健体魄，使青年具有连带感和充满生气。这一时期的成年人社会教育活动的本质在于为满足成年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学习要求而提供相应的学习帮助。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各级各类学校的开放讲座、展览会、讲演会、发表会、培训班等活动，帮助成人提高职业技术水平，陶冶情操、提升素养，舒缓生活压力等。进人8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引入日本，为日本社会教育指明了方向。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除了继续加强以往的活动外，还注重国际交流，和平问题的活动等等。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则注重通过丰富的信息手段，帮助成人继续学习，提高职业技能，培养成人多样的生存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高速更新。并且还开展各种兴趣培训班，开设烹饪、实用外语、书法、音乐等课程，来丰富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

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集团主义和战后民主化的产物――个性主义，在现代日本是追求它们的和谐统一。体现在青少年和成人的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既要尊重青少年与成人的个性，允许个人视自身的情况发展自我，又要适时培养伙伴意识，拥有适应性、协作性、纪律性、责任感、自主性和协调性的素质，避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由于两种不同文化教育的相互制约，使日本人具备良好的素质――既能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够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奋斗与他人良性竞争，又能够无怨无悔地忠于自身所属集团。这样的日本人民使日本社会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下，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腾飞。

(二)儒家思想与日本女子社会教育活动

中国儒家思想传人日本后，深刻影响着日本的道德意识观念，并随着儒学日本化的完成，而成为日本传统的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思想就对女子道德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室町时代，就很重视对女性贤淑文雅、观念的教育，特别是上流社会更注重“三从”之道，以优雅为德的教育。江户时代，由日本化的儒家思想转变而来的儒教主义成为贵族和庶民女子家庭教育的共同方针，不但贵族强调“三从”“四行”教育，庶民女子也学习坐作进退(礼仪作法)的教养、女子道德和女性修养的基本观念、社交礼仪、社会常识、百般知识的涵养等等。到了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政策下，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民权活动家的男女平等的妇女观、女子教育理论曾盛行一时。然而，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基于家族制度的“贤妻良母主义”妇女观又开始抬头，并与后来的培养“军神之母”的军国主义女子教育思想共同成为二战前女子教育的主导思想。战后民主化思想的传人，给女子教育带来了新气息。为了适应妇女走向社会的需要，变革落后的妇女意识，开展了女子社会教育。女子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行政开设的学级和讲座，如妇女学级、乳幼儿学级、妇女讲座、妇女教育、母亲教育等；民间团体、企业或志愿者组织的小组活动等。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儿童教育、社会生活、生产和职业生活，健康、安全、兴趣方面等。

从女子社会教育内容不难看出，女子社会教育并未完全逃离儒教传统思想的影响。活动内容非常注重女子修养、家庭生活方法、健康、消费等方面的训练，反映出以往“贤妻良母”主义的观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子社会教育也开始注重传授基本经济、法律的基础知识，培养女子的职业观，使女子不再只为家庭做出牺牲，帮助她们走上社会、走向独立。即便如此，由于性别、心理等方面因素，有关女子修养、家庭生活、兴趣等方面的社会教育活动仍是最受女子欢迎的学习内容。

三、借鉴与启示

当今已步人知识经济时代，对人们的身心素质、知识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作为发展大国，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必然要提高对大众的教育意识，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化社会势在必行。而作为构建学习化社会重要手段的社会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是所有教育人所关注的。通过对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文化对社会教育的深远影响，重视这一影响，对清晰、灵活地运用社会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通过以上对日本文化与社会教育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和启示。

首先，继承和充分利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充分利用、控制、把握好民族文化传统才能使社会教育的发展适合于国情，更好地造福国民。03如日本的集团主义、武士道精神等都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当今的社会来看，其中有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有腐朽的因素，但日本人能够扬长避短，没有一味地将传统文化全部抛弃，而将其精华之处，发扬光大，尤其在社会教育方面，在传统集团主义意识的指导下，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增进团结，提高凝聚力。这一方面很值得我国学习，对现代而言，在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有值得我们骄傲的方面，也有桎梏我们思想的因素。如果能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很好地利用于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对于我们这一泱泱大国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会有很大帮助。

其次，思想解放，敏锐地发现外来文化并主动吸收，是发展社会教育的主力。oo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化思想就涌进了日本，但日本没有闭关锁国地全面抵制外来文化，而是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这种“胸怀”和“智慧”，使日本在东西文化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极大地促进其社会的迅猛发展与进步。在社会教育方面，引进外来民主，个性主义，并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使社会教育更加大众化，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国家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综上所述，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日本社会教育活动的发展变革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解开“日本之迷”，找到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的深层动力，了解它是如何利用文化因素发展并服务于国家的，为我国建设学习化社会提供了一个样本。它使我们懂得文化无好坏之分，关键看如何选择与利用。只要我们能重视文化对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积极提高全民科学文化水平，就能通过无处不在的社会教育帮助社会稳定发展。

第3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是人们较熟悉的一个概念，但它也可能是人们较无知或者说是极不清楚的一个概念。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人们最无知的东西。可以说，目前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国内外有上百种之多，但却没有一种能够完全给文化说清楚。人们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文化特定的定义，而很难总体上给出文化一个解释。当然这也与文化本身的属性有关，即“夫文化为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就是说，人就是文化，所以人自身给文化下定义，就会形成一个逻辑上的自相关。因此，真正来讲，文化只能自身“显现”出来而不能“说”出来。然而，在现实历史中，我们出于各种需要还总得给“文化”一个定义。赵汀阳曾指出，“在内容上，文化由一套‘主观意见’（doxa）所构成，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价值观，或者说是，去做或不去做某些事情的理由；在形式上，文化表现为关于各种事物的想象、表象（representations）和解释，在这些表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得以建构了社会性的话语、意象、规范和制度。”可见，人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遗传。

由于人类是世代向下传承的、不可逆的，所以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也是不可逆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历史的印记和遗传，也是它当下社会中方方面面中最深层和最稳定的东西，同时还是体现着它未来理想的东西。所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记，也是一个民族活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是以保持民族个性为前提的。或者说，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既不可能彻底地排斥掉，也不可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种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日本正是因为在民族个性和对外学习交流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所以它才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保持了“自我”的个性又获得了“自我”的提升和发展。对日本文化的深层剖析，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而且可以使我们借鉴日本现代转换过程中的经验。

上文提到，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我们不可能给出文化一个大全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给文化做出某种限定。广义的文化就是指人或者“人化”了的世界，而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我们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谈论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文化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有些矛盾，对此，有的学者用与刀来概括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在对日本文化的众多概括中，‘’与‘刀’并存特征的概括较接近日本文化的实际。‘’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以此对日本文化命名似乎并不是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用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认为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极其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强不化而又柔弱有变，驯服而又不愿任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胆怯。”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是在日本历史中长期发展形成的，但又反过来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集中体现在武士道精神上。武士道一方面崇尚武力，崇拜偶像，对强者恭顺和忠诚，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弱者凶狠野蛮。正如王维先所言，“原始的信仰和崇拜往往积淀成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趋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象征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应该说武士在日本社会是很受人尊重和崇高的职业，但日本人对武士道的盲目称颂助长了民族心理的邪恶意识。本尼迪克特对于武士道的德与恶的双面性有这样一段意味深沉的论述：“西方人理解的德与恶与日本人理解的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家。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二、日本文化的对外态度

日本自身文化的矛盾特征是由于其文化来源的多元化而造成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好学善学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忠实“学生”，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向中国学习。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云，“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艺术、词汇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但是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不断内化的过程，而并非迅猛彻底地儒化。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换句话说，日本儒学是在中国儒学的不断传播和推动下在日本植根生长的。但它绝非中国儒学的照相式翻版，而是既影响于日本文化，又经日本文化改造了的中国儒学的变形物。”更准确地说就是日本儒学以中国儒学为母体，但同时夹杂着日本的本土文化，它是二者互动的结果，并不断适应日本的形势而发生着变异。比如，“中国儒学里臣对君的忠，不是臣下单方面的义务，而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君主有没有礼和道，最初日本臣属对君主的的忠也不是没条件的，只不过不是以礼和道为前提的，而是主君的恩为交换条件的，带有某种契约的性质”。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历史上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在学习的同时又体现着自己的“特色”。

同样，在近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也既不是盲目崇拜、全盘西化，又不是消极排斥，而是成功地使得西方文化在日本实现“软着陆”。被誉为“东方伏尔泰”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很能说明这一点。福泽谕吉一方面对日本和西方在各方面进行了比较。比如，他从文学，技术，商业等各方面说明了日本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从而断定西洋文明确实高于日本文明，但他并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登峰造极，尽善尽美。因此，他十分鄙视那种在西洋文明面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无所作为的奴才相。福泽谕吉极力号召国人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向西方进行批判性学习来改造自己的文化，他说，“即使前途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

正像几千年来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改造性”学习一样，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批判性吸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也开始宣传自由、平等和权利等思想，这对唤醒广大思想受压抑的普通民众来说具有极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日本对西方的启蒙思想进行了灵巧的转化，其大体进程是：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接受并信奉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把“天赋人权”改换为“天赋国权”，把“人人平等”扩展为国家间的平等、独立；在此基础上，大约在明治十四年，日本最终转向了保守的传统道德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并在对待人权和国权的关系上，日本很多启蒙思想家都转向国权优先的立场，将国权置于人权之上，甚至使之绝对化。诚如有的学者指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逻辑是：由天赋人权出发，在现实中把其转换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最后再要求人权服务和回归国权。这与近代启蒙思想发展很大不同，西欧近代启蒙思想把自然状态的平等的个人作为出发点，个人是国家的拥有者，国家和政府只是人们订立契约的产物，国家存在的根据是保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全。个人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是主动者；而国家只是保护和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而日本的天赋国权――人权――国权的逻辑结构，使得国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个人则下降为被动者，从属的手段和工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矛盾特征缘于其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复杂历程。

三、给我们的启发

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对日本文化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和消极的影响。日本的好学和善学使它在近代不但摆脱被殖民的命运，而且成功地实现了脱亚入欧，但是与此同时也使得日本产生了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有学者指出，日本一方面很早就开始脱离亚洲各国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也曾几度抛弃过亚洲并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以至亚洲国家嘲讽日本人是香蕉，即在外表是黄颜色（黄皮肤），而拨开皮之后，里边是白颜色（欧美白人）。另一方面，日本终究是一个亚洲国家，其地缘，人种，文化都跟亚洲各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日本一方面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又陷入了一种困境。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的近代化是成功的，相比之下，中国的近代化却一波三折，道路异常艰难和曲折。有人对中日两国的文化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基本的文化形态属于‘并存型’，即‘什么都可以’，而中国文化是‘非并存型’，即‘什么都不可以’；日本文化是‘全面摄取型’；中国文化是‘部分摄取型’；在社会协作关系中表现出的文化特性方面，日本是‘非家族协作型’，而中国是‘家族协作型’”。这种概括未必准确，但是值得我们反思。

第4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日本文化融合了中方和西方等外来文化的特点，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导向。日本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挖掘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之处，通过长期的沉淀已经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机制，为他们吸取外来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从根源上来说日本文化是博大的中国文化所派生而来的，从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衍生，使得最终扎根下来的日本文化有着其独特、精彩的一面。

1日本文化的演变进程

日本初始文化发展经历了古坟文化、弥生文化、绳纹文化三个阶段，进入了5世纪后从政权上的改变而衍生出了日本独特的专制集权。日本国开始不断从大陆等国汲取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文明。到达6世纪后中国文明已经在朝鲜半岛有了大范围的扩散，继而通过朝鲜国进入日本国，这次文明的冲击使得日本发生了文化阶层的巨大变化。以飞鸟、奈良为主的时代来临，日本开始关注隋唐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对文化精髓的摄取帮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佛教文化开始扎根日本本土，最终成为日本国的国教，但是此时的日本文化已经开始了自身独立的发展。进入12世纪后天皇地位和权利的改变使得幕藩制应运而生，武士文化开始进入日本本土的文化行列中。到了16世纪朱子学已经开始盛行，甚至达到“官学”的至尊阶段。江户时代长达几百年的统治时代让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19世纪的日本受到西方各国的影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活动，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文化导向也从亚洲开始转移到欧洲，帮助其步入世界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国家的前列。二战的发生使得美国文化开始进入日本，在和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属于日本国的文明方式。

2日本的外来文化

（1）日本的佛教文化

进入6世纪中期的日本就开始大范围的接触从朝鲜传过来的佛教文化，虽然它在日本本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最终还是在平安时代开始确认为国教。日本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巨大的发展，飞鸟、平安、江户等时代都成为其出现重大演变的阶段。二战的爆发使得日本佛教开始受到《神道指令》的限制，政权和宗教开始分离发展，这项措施促进了日本社会宗教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日本本土还有20多所大学都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佛教类的，校内存在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组织和部门，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佛教文化的宣传，促进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和壮大。

（2）日本的中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发生了诸多战乱，这个时期的齐国、越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大批的从中国逃亡到日本，使得汉字开始在日本盛行。现阶段日本字的发音和形状都保留着汉字的诸多特征，甚至存在很多日语就是直接由汉语引用而来的，高达80%的口语也是汉音的变音。考古研究表明，发生这种现象都是因为吴越地区民众大量涌入日本，这是日本大范围的接收中国文化的有力例证之一。

（3）日本的基督文化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日本本土的活动开始增多，加特力修道会作为日本第一座基督教城市代表着日本基督文化的广阔发展。直至1587年丰臣秀吉没收了这座基督教城市。基督教在发展之初通过成立慈善机构和组织慈善活动来巩固根基，到了后期开始从医疗方面来为日本民众服务，由此开始深入日本社会和家庭。根据日本内阁文化厅的相关分析表明，日本本土信仰基督教的民众就高达174.4万，接近信教人数的1%比例。

（4）日本的茶道文化

日本茶道文化是从中国传入并快速发展的，至今已经成为日本独特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之一。茶道文化融入了文化艺术活动的诸多年精华，不仅涉及哲学、美学等高深的文化知识，还将宗教文化、生活行为等方面纳入其中，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极高享受。日本人通过学习茶道来陶冶情操，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观。日本茶文化从发展之初的模仿中国到后期的挖掘、衍生，现如今已经拥有了自身独树一帜的茶道文化。在奈良、江户等时代经历了较大的转折和发展，目前单是针对日本茶道文化的流派就高达39个。

3外来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经济方面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二战的发生使得日本本土开始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日本人从价值观、文化观上就已经接受了美国人的特定思维，正是这一股创新、开拓的思想模式才使得日本人开始了工业化发展之路。他们在经济领域执行了自身独特的“日本模式”，美国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成就了其巨大的经济财富。

（2）文化方面

日本在融合多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武士、神道为主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对日本的主要印象。茶道、书道、花道是日本文化中的精髓，在各个方面均有深入发展。合气道是融合了日本武士和中国功夫的文化之一，因为其格斗风格成为各国争相学习和模式的体育文化。

（3）教育方面

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活动后从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作为培养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方式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使得教育体制发生了大幅度的改革，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二战发生后的日本在教育体制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科学技术也在教育体制的推动了进行了快速的发展。

第5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日语 基础教学 文化 导入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Introducing Japanese Culture Education to Japanese Basic Teaching

LUAN Chao

（Qingdao Technical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Abstract Japanes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ts social culture.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knowledge is very important. The writ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Japanese basic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o introduce Japanese culture into it.

Key words Japanese； basic teaching； social culture； introducing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是共生的、互依的关系。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文化的产物和表现形式，是形成并沟通文化其他成分的重要媒介。长久以来，我们在日语的基础教学过程中总是过多地重视日语单词、语法结构等语言形式的教学，认为在初级阶段只要打好语言基础即可，没有必要对语言的文化背景进行太多的介绍。这使得我们的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日语词汇和日语知识，能够写出符合日语基础语法的句子和文章，但是在同日本人实际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些句子却往往用得不恰当。这促使我们应该从日语的基础教学阶段便重视日本文化教育的导入。

1 日本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1.1 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汉字便传入日本，中国汉字字形成为日语的表记方式，相当一部分的汉语词汇不管是发音、字形还是释义均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并应用流传至今。可以说，中国的汉语为日语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中日两国语言的亲密关系使得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在进行基础日语的学习时非常得心应手。很多单词和表达方式在两国的语言系统中都能够找到共通点，十分便于理解和记忆。但是，也常常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在基础日语教学阶段往往忽略了其文化背景教育的重要性。

毕竟中日两国的国情文化不尽相同，两国的语言虽有联系，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比如，“大丈夫”这个单词，在汉语中指的是有志气、有作为的男子，而到了日语里面，却成了没关系、不要紧的意思。又如，中国人在见面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打招呼：“你吃了吗？”“你去哪儿啊？”日本人则大多会说“いいお天荬扦工汀保ㄌ炱真好）。如果在这里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问对方是否吃饭，要去哪里，就会显得很奇怪。作为中国人，如果不了解日本的文化，就很难正确恰当地和日本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长久以来，中国文化虽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两国文化差异很大。这是因为，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源于日本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虽然积极吸取中国大陆以及西方社会的文化精华，但还是深深根植于日本社会，具有相当的日本特色。这些特色也深深影响着日语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在日语教学过程当中，应该重视日本文化以及日语中所隐含的文化内容的导入，让学生在了解日本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日语学习。

1.2 日语教学的要求

我们在日语的基础教学过程中，常常过分地强调日语单词的记忆和日语语法结构的应用，却忽略了日语与日本文化的内在联系，虽然也会在教学中导入一些文化因素，但也总是会局限于粗略的地理、风俗、传统文化等的简单介绍，往往忽视了日语的使用语境、日本人的思想心理等的深层次的讲解。这使得学生无法真正地了解和掌握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导致学生所讲的日语，虽然在发音、语法结构上无可挑剔，但常常不会根据特定场合灵活地变化。很多学生甚至会用中国式的思考和习惯来说日语，这样不仅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且还容易让对方产生误解，造成交际失败。比如：在教授日语敬语的时候，如果不从文化学角度出发给学生讲解敬语的产生、发展、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敬语的使用情境，而是单单从语法角度出发讲解词语的变形，让学生生搬硬套的话，学生无法真正地理解和接受敬语，更无法体会日本人的文化心理，那么学生就会认为敬语难学难用，从而产生怕用敬语、用不好敬语的后果，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想要提高日语的教学质量，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观念和教学方法。在日语的基础教学阶段积极导入日本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日语语言体系，了解日本文化，打好日语学习基础，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日语的兴趣，激发学习动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2 导入日本文化教育的方法

2.1 课前准备

作为一名日语教师，应该具备丰富全面的日语语言文化知识，有自如驾驭日语语言文化的能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了解并掌握中日文化的异同，拥有分析日语知识与日本文化之间深层次关系的专业技能。在进行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应该充分备课，在备课时通过广泛查阅资料等途径，分析并精炼教学内容中的日本文化内涵，并努力找到一种简洁生动的方式给学生讲明讲透。

2.2 课堂实践

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日语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应该注意运用正确的语言形式，在讲授日语知识，进行单词语法学习的同时，浅显易懂地进行文化背景介绍，讲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结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思想特点与日语进行比较讲解，让学生在初级阶段便能够理解并接受日本文化，促使学生排除汉语的干扰，养成日本式的思维及表达习惯。在进行文化方面的讲解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多地利用一些先进的多媒体手段，如图片、音频、视频等，使学生能够全方位立体化地感知日本文化，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感性意识和文化素养。同时通过这些多媒体手段，能够改变枯燥乏味的你听我讲的传统授课模式，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此外，必须注重学生的互动和参与，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比如，在进行日语敬语教学的时候，在讲解完敬语知识以及文化背景之后，可以设置一些场景，让学生分组进行模拟或者创造性表演。让学生分角色设计会话，并在课堂上进行表演，之后由学生和教师进行点评。设计会话和表演的过程，正是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运用语言的过程。通过小组成员的共同设计、表演以及之后的互相点评，学生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指导和点评，能够让学生加深对知识及其背景文化的理解，并及时纠正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从而达到更好更恰当地运用敬语的目的。

2.3 课下活动

在日语基础教学过程中，课下活动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小视。给学生布置日语语言文化相关作业，让学生在课下查资料，并进行整理和总结，鼓励学生在课下进行大量阅读，可以使学生养成自我学习日本文化知识的习惯，提高自身的文化内涵。通过在课堂教学以外的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开展日语演讲或日语配音歌唱比赛、举办日语专题讲座等等，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加深对日语知识及其相关文化的理解，提高活用日语的能力。鼓励学生利用课下时间积极和外教或者日本留学生进行交流，从日本人那里了解生动形象的日本文化，同时提高自己的日语交际水平。

作为日语教师，在进行日语基础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视日本文化教育在日常教学中的渗透，积极采用各种方法引导学生在学习日语知识的同时了解和掌握日本文化，从而使学生突破汉语的思维局限，在初级阶段逐渐学会根据不同场合需要，用日本式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灵活恰当地运用日语。这无疑将会给学生今后更高层次的日语学习带来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肖霞.论日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性[J].山东外语教学，2001（3）.

第6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日本动漫；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嬗变

中日文化的交流从秦朝开始就有了历史的见证，日本至今保留着徐福的遗迹；隋唐伊始，正是日本大规模向中国学习的开始，日本向唐朝派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明治天皇革新成功以后，中国的有识青年东渡日本学习其改革经验；如此等等。新时期，日本动漫产业的兴盛给中国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带来了工作之余的另一种放松。日本动漫题材广泛，糅合各种传统、现代、主流、非主流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对其影响是巨大的。

1 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生性的一切物质、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其范畴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同时，以个人为主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是其重要的组成元素。狭义的是指中国历史传承下来的各种精神财富的总和，其范畴则――知识、宗教、道德、风俗等。中国世界上传承最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荣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精神内涵、时代价值都影响着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因子从内涵与外延上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挂钩，依据季羡林先生对这一定义的理解，便于本研究的开展，本文将之定义为：最广大国人认可的、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传统精神的一切因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当然，这里面只有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意义。其外延大致可以概括为：古代铸造技术类、建筑艺术类、历史发明类、特色节日类、古典服饰类、历史人物、古典音乐及乐器类等等。

2 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对日本动漫的影响

神话是人们早期对自然力崇拜的产物，是人们对自然的客观反映形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民间传承中不断加以艺术加工而形成的，其主要以虚幻、本源形式传承下来的。动漫作品以娱乐性为主的体裁形式，神话传说的幻想性质，对漫画来说是最好的“营养品”。神话的幻想性质为动漫作者留下了大量的幻想空间和创作灵感，人们对神话传说的似信非信“残余”意识，也成了作者大量借用神话传说的重要原因。中国早期的神话无论从内容还是题材上，与动漫的特性有着很大的契合。因此，动漫作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神话题材，创造了一大批的优秀动漫。《白蛇传》是日本首部彩色动漫，其题材就是中国《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戏曲题材。

中国的神话种类很多，有开天创世、造人传说等多种内容。神创体系在文本中没有像希腊神话那样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却也有着系统的理论。《四圣兽》是日本在中国传统星宿神话的基础上生成的，其内容构成上与中国传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着理论渊源；1992年《不思议游戏》中，日本漫画家渡獭悠宇将中国星宿分成善恶两派，由四圣兽带领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2004年以穿越为题材的《遥远的时空中――八叶抄》由日本漫画家水野十子完成，其主要内容仍是以四大神兽为题材的。如此还有《少年阴阳师》等等。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日本历史中，对汉学是非常推崇的，尤其以“汉诗”体裁为最。从唐朝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古典著作燃起了浓厚的兴趣。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进行了翻译，先后产生了《通俗西游记》、《绘本西游记》等译本。到了近代，中国对西游体裁的作品层出不穷。1942年，《大闹天宫》的问世，拉开了中国西游文化的热度序幕。

当下流行的动漫作品《火影忍者》也融入了不少的西游因子，比如魔猿变身，变成了一根与金箍棒属性相同的棍子，再比如其分身术，与孙悟空的毫毛身外化身如出一辙，如此情结还有许多。模仿西游因子最多的莫过于《最游记》。是日本漫画家峰仓和也1996年绘画而成的，其人物名称、性格塑造都与西游有着共通之处，而情结与故事设计都与西游有着巨大的差异。

日本动漫最常用的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是《三国演义》。《三国》是于东山天皇时期翻译的。1991年，日本TV动漫《三国志》基本上讲述了中国三国历史；1999年《“新”三国志》的问世，拉开了三国被恶搞的序幕，角色女性化是其恶搞方向；2003年《一骑当千》中孙策等也开始女性化；2007年的《钢铁三国志》更是将其人物性格恶搞的“出格”，孙权艳丽无双、刘备的职业也由“编织草鞋”走向了“养花匠”；2000年由索尼公司发行的《真三国无双》游戏，更是将三国题材的游戏推向了巅峰。

总的来说，日本动漫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还是比较多的，其人物的衣服女性多着旗袍，或者是旗袍的“改装”。其情节也融入了其本民族的元素，如：黑社会、冷酷的性格或者色情暴力等。在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影响下，日本动漫从体裁、内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3 日本动漫对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融合的原因

首先，这与日本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有关。日本出现早期的封建大一统国家是在公元400年前后，从时间上界定，日本文化的产生远远晚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次文化大融合的记载：大化革新――对隋唐文化的融合、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的融合、二战后――对美国文化的融合。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化其实没有固有的文化样式，只是在把外来文化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杂种文化”；冈田雄则也认为日本文化在佛教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积累中形成的；“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化”[1]。当然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吸收外国文化中汲取其精华并与本国实际相融合取得的巨大成就。

其次，中日文化的交流也促成了日本动漫对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吸收。有文献记载以来，从东汉开始到西晋这一段时间，日本被文献成为“倭”；到唐朝开始，才有了“日本国”这一名词的翻译传世。日本在汉文化圈中是最有“成就”的“学生”：衣着服饰、习惯风俗、饮食医学等方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日本当代学者内藤湖南在讲演中就说，日本对中国的学习是不能泯灭的，无论日本学习西方多么深。

世界发展一体化的今天，日本动漫产业为了迎合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客户”在漫画创造中更加注重创新型。这样各国的文化都成为他们创作的思维源泉。他们以本土文化为固有主体，汲取外来文化因子。日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动漫输出国，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在日本动漫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特（美）.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1.

[2] 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第7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终身雇佣 年功序列 特点 利弊

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各大公司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制度，这三者把员工和企业的利益连为一体。日本学者认为，上述制度好比“三件神器”，凭借它们的威力，日本企业才得以纵横天下，傲视群雄。

一、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是日本企业从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劳动人事制度。在这一时期，日本为了富国强民，迎头赶上西方的工业化发展，在各个产业领域大力引进和推广西方先进的新技术，新工艺；但是受制于技术基础薄弱，技术人员稀缺，国家和大企业（财团）从长远的发展考虑，要优化社会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减少因为人员流动性过大而带来社会财富流失和企业经济损失，就必须构建一支长期、稳定的技术人员队伍，于是就有了“终身雇用制”的原型；而为了有效地刺激生产，鼓励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不得不采取定期提薪、发奖金和晋升等手段，这就是“年功序列制”的原型；而另一方面，企业里的职工为了能够有安定的生活保障，也愿意遵守这种制度。在二战之后，日本经济和产业界面临全面重建国家的种种困难，人力资源更成为国家珍贵的财富，为了稳定生产队伍，日本企业不但进一步完善了“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同时还将西方的“工会制度”加以改进，本土化为“企业内部工会制度”，这种日本式的工会制度不仅不同于西方“工会与资方”对立的状况，反而形成了“以和为贵”为主导思想的独特工作特色，其组织存在于企业内部，规模较小，工作重在协调劳资双方的关系，避免使用对抗和冲突方式来解决劳资纠纷。

得益于这些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技术人员数量不断得以增加，素质不断提高，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生产效率，单位产量和质量发展迅速，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了世界技术强国之一，而且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甚至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工潮”。

二、日本“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特点

终身雇佣”制度认为：企业一旦录用员工就不能随便解雇，对员工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而被录用者也必须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来选择职业，一次录用定终身，优秀的人才选择的是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这种制度有如下特征:1.录用刚毕业的大学生;2.以综合能力为基准进行录用;3.被录用者主动要求将本人的一生奉献给企业，但企业必须保障本人一生的职业以此作为前提条件。

“年功序列”制度认为：随着工龄的增长，业务能力和技术熟练程度将随之提高，而且工龄越长的员工对于企业的贡献越大，因此工资应随工龄增加。也就是说，新员工进入企业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资待遇随着工龄增加，资历也逐年平稳上升，不产生明显的个人差异。此外，在干部提拔使用和晋升制度中也规定了必须具备的资历条件，达不到规定的资历就不具备成为晋升候选人的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年功序列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重视资历，以职工工龄、学历等作为决定基本工资的主要条件;2.员工收入比较稳定，同工龄段或同级别员工之间的工资收入相近，内部工资差距不大;3.内部等级森严，一般员工提薪和晋升竞争的过程都比较长。

三、日本“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利弊

“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是日本企业凝聚人心的法宝。日本公司的正式员工，从受雇之日起，每隔几年职务便会提一级，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在企业干的时间越长，资历越深，职务和收入也就越高。实行这项制度，讲究的是先来后到，同时进厂的员工，头10年职务、待遇一般拉不开差距，只有在企业服务多年，才有可能接受领导层单独审核。审核不仅对个人的能力、贡献严格评分，还要经多数员工的认可，否则很难破格提拔。这样，后来者没有“踩着别人往上攀”的机会，先来者也要注意与同事打成一片，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小了，相处自然和谐、默契。

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背景下，企业就会大胆地培训员工。有的日本企业甚至将员工送到美国学习两年，工资照发。于是，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员工肯与企业共进退。如果企业效益好，员工的工资就会相应提高；一旦碰上经济萧条，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员工也自愿降低工资，减少福利，和企业一起共渡难关。

“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使日本企业受益匪浅。但凡事有利亦有弊，由于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日本的大公司患上了“肥胖症”，机构繁多，员工队伍庞大。年功序列制带来了“熬年头”的倾向，对年轻一代员工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弊端:1.“年功序列制”以论资排辈作为个人晋升的阶梯，不利于挖掘员工今后的工作业绩和能力，助长了部分职工论资排辈，人浮于事的现象，导致激励机制弱化;2.在主张自我、强调竞争的年轻一代看来，是不利于发挥员工才干的，它所造成的秩序主义以及风险与报酬的背离，不利于培养员工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奋发精神，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僵化;3.它也导致了人才自由、横向交流的不平等现象，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得理想人才，而企业内部人才却比较容易被外界挖走。

总之，“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是在日本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在当时日本的现实情况下，是国家，企业，个体三者利益巧妙结合的产物，它使员工队伍对企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对企业忠诚服务并关心企业的兴衰，塑造了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式的快速发展，企业要求生存，求拓展就必须拥有前瞻性的战略视觉，根据环境的变化制定适宜的经营和管理政策。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这种日本式企业管理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依托，一旦经济长期低迷，这种管理方式就难免走进死胡同。果不其然，随着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企业的这种管理模式也蒙上了阴影。“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8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明治维新 西方 教育文化 传播

日本民族素来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喜欢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国家，教育在江户时代就颇具规模：在幕府有以昌平坂学问所为主导的官学，200多所藩都设有藩校；在民间各类专科学校也相当普及如汉学塾、兰学塾、医学塾等等。在当时寺子屋是德川时代最基层的庶民教育实体。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就已开始向西方学习欧美等国家的教育，当时最盛兴的是兰学。已开始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聘请西洋教师，已开始向近代教育转型。日本的近代教育的改革是从1868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确立的过程也是西方教育文化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也就是说日本近代教育的确立主要是吸收西方教育文化的结果。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从广义上讲。明治维新是指从1868年至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期间的一系列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它是日本近代历史的起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摆脱了半殖民地化危机，形成独立自主的近代民族，发展资本主义，比较顺利地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成为东方唯一一个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与近代中国非常相似，对外处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儒家的道德伦理在日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幕府统治的没落，使日本在近代陷入空前的危机，屡屡受到荷、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的侵扰。1853年的佩里舰队来航惊醒了幕府和日本的有志之士。向西方学习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要求。经过尊王攘夷运动，倒幕运动等终于建立了明治政府。进行了明治维新改革，在此历史阶段中，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都进行了改革；全力引进西方文明，西方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建筑、器用①、饮食等等各个方面传入了日本。

日本教育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方针指引下，（其中，"文明开化"，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改革日本的文化教育制度。）进行了种种教育改革试验，广泛吸收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大量引入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成功经验，这一时期西方教育文化传入日本的途径主要有：通过向西方国家派遣考察团来学习西方的教育文化；通过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来学习西方的教育文化；通过聘用外籍老师来学习西方教育文化；通过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来了解西方教育，接受西方教育。

一、派遣考察团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各藩就已经派遣使节团来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如1860年（万延元年）的遣美使节团，该使节团参观了美国的国会博物馆、天文台等。回国后的使节团中的人员如福泽谕吉、中浜万次郎等等在幕末至明治初年的启蒙活动中传播了欧美新知识，对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861年（文久元年）的文久遣欧使团。萨摩藩1863年的遣英使团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制度等等。在这众多的使团中最有名的是十三大藩海外使节团的派遣和岩仓使节团的派遣。1871年（明治四年）5月为了建设一个近代国家明治政府派遣十三大藩海外视察团赴欧洲考察。视察团到达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人称为普鲁士）等国家。在德国柏林的视察中山中一郎发觉普鲁士的教育与众不同，欧美国家教育皆着重于"实行""功利"，普鲁士则着眼于"知识启蒙"，发展基础教育。回国后的成员在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871年（明治四年）11月至1873年（明治六年）9月约用两年时间考察欧美的岩仓使节团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西方文化考察团。岩仓使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兰、德、俄、丹麦、瑞典、意、奥、瑞士等十二个国家，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使节团考察的对象有四种其中"各国的教育制度及其实际运作状况"为其中一种。从而有助于日本人对于其现代化模式进行全面和深层次的思考。日本学者森嶋通夫曾做了如下的概括："明治政府比较并检验了所有这些信息已判明那些国家在某些领域最突出、最先进。例如：哪个国家在教育制度方面最优秀……在获得了代表团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的基础上，政府作出了关于哪个领域应以哪个国家为样板的决定。例如，1872年颁布的教育制度就是以法国的学校区划制度为样板的……②在实地考察中，岩仓使节团就痛感日本教育的落后状况是羁绊国家发展是主要原因。木户孝允在，给国内的信件中痛陈："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止十年后之弊病，惟在于兴办真正的学校……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有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惟真正在于教育而已。"③在充分比较分析了西方等国的教育体制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情况向国内提出建议：在追赶西方列强的过程中，日本应当效仿和学习法国学制为宜。在具体做法上，采取"育伟才与大学，开民智与小学"的重在两头，带动中间的政策，力争尽快完成教育领域的近代化过程。④后来，在起草"学制"时，随同岩仓大使一行出国考察教育制度的森有礼、田中不二磨等经常向日本政府报告欧美教育情况⑤。他们的建议得到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赞同，全民重视教育的思潮形成。这些考察团考察了西方的教育，是西方教育文化传入日本的一重要途径。

第9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

一、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含义，"亚洲同盟"、"日中提携"与"日本责任"诸论

如果要分析亚洲主义的初始含义则有必要观察其最初产生的原因。

日本是后进的工业国家，近代拉开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的冲突，被迫"开国"，倍受压迫。1853年，美国凭籍坚船利炮，以"黑船舰队"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定屈辱的《日美和亲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签定类似条约。历史事实如此的严酷，促使日本将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洲周边国家联合，实现这一"主题"。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朝鲜等国也与日本遭际相同，甚或更苛烈的景遇。日本亚洲主义在亚洲各国获得应有的回应与支持。这可以说是日本早期"亚洲主?quot;出现的重要原因。

明治初年日本曾出现过几种社会思潮，分析这几种社会思潮兴衰消长，对认识亚洲主义的产生及其性质的最初界定也是有意义的。如"尊王攘夷"思潮，主张以中国儒学大义名分论为指导，号召国人反对幕府。在对外思想上则主张以武力抗击西方的侵略。幕府，建立明治政府，尊王思想显然取得了胜利。但在反对西方侵略方面，军事力量悬殊与其它诸因数，使"攘夷"的一系列行动都遭到失败，"开国论"在日本转为主导思想地位。不过尽管如此，攘夷，即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可以说，早期亚洲主义与攘夷论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亚洲主义的最初初提出，其锋芒所向，主要指向西方。

几乎在抗击西方侵略的同时，亚洲侵略的思想也已经在日本滋生。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主张此论。他们意在效法西敌故技，动干戈于朝鲜、中国等东亚地区。将失落于西方的利益，补得于周边邻国。后来情况有所变化，岩仓大大使从欧美视察归来，主张"内治的急务"，西乡等人下野（1873年）。此期"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暂时内敛，遂使"亚洲主义"在日本国内获得较大的舆论空间。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曾为亚洲主义创造了较好的生存条件。1863年启蒙主义团体"明六社"发起，积极宣传西方民权思想，开展"开明"与"渐进"的启蒙运动。板垣退助等人建立爱国公党，提出国会开设要求。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使日本思想界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原来对外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无形中助长了亚洲主义的发展。

显然，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韩论以及亚洲侵略论的一时"退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衡"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义"初潮涌现。早期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杉田鹑山、森本（樽井）藤吉等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所主要宣传的是"亚洲同盟论"。与此主体理论相关的，则有抵制西敌（俄、英、美、法等）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衡论、日本责任论等。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较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张唤醒亚洲，起而抗击西方侵略。1863年，日本政治家木户孝允等访胜海舟。海舟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

胜海舟以为在西敌东侵的紧要关头，"亚洲生存"实为重要。他在《解难录》一书中以为：宜由日本、"支那"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以共抗西洋"。

如果说，胜海舟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提出过亚洲主义的思想，那么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一些报纸则对亚洲主义作了较有声势的宣传。

在一些报刊文章中，撰文者重点论述日本与亚洲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解说亚洲迫于侵略，沦与水火的实况，试图警醒日本，亚洲已气运衰微，一旦成为西方属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这才是日本最善国策。

如明治17（1874）年4月13日《朝野新闻》有文《东洋的气运》。分析亚洲的危急形势，引发以下的议论：

"试论今日亚洲形势如何，印度与土耳其正受着英国的制压，东南亚缅甸等国徒有其版图，仅保一丝气息而已。其邦独立危殆，如风灯残烛。越南作为中国的藩篱，现已经落入法国手中。中国困难重重，已无可名状。观今日之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景。视将来亚洲气运，不吉之兆，也已迫在眼前。"

他在文章中强调：亚洲的危机，即为日本的危机。亚洲既成兵马交战之地，日本夹在中间，岂可独然一国入于世界列强之行列。英俄诸国外交家早已将日本与东洋诸国家等同视之。一有机会，则对日本有所企图，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与亚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

在此同时，日本一批"忧国志士"还主张借鉴欧洲，用于亚洲。日本《邮便报知新闻》明治12年（1879）11月19日刊有草间时福的《东洋连衡论》。文章指陈西洋事情，解说亚洲道理：读西洋书，见其中所论多是欧洲共同利益，共同荣誉，极为强调欧洲的整体性。欧洲平时秦楚互斗，吴越相争，一旦危险，即团结一致，齐向外敌。"故欧洲列国相争，犹兄弟睨于墙"，而亲如兄弟是欧洲文化的主题。欧洲从来是一个整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欧洲。他说，反观亚洲人，知有本国而不知有亚洲，"知利害之一部，而不知利害之全部，知直接之利害而不知间接之利害"，与本国利害相关则竭力相争，而于亚洲全体利害荣侮，茫然无心。他觉得如此下去将使亚洲各国或互不相关，或互视若敌国。长期以往，亚洲邻国将因内部的崩溃，进一步招致欧洲的鄙视与侵略。自然，亚洲落于英美之手，唇亡齿寒，日本也将遭遇不幸。他又联系到日本国内的情况说明亚洲联合的意义：就日本一国而言，虽已跻入世界强国之列，但以目下情况而论，依然无法胜过欧洲。欧洲有团结之力，亚洲为分散之力，以分散之力击团结之力，其实情如"挟泰山而过北海"。他继续追问，"难道日本将永远没有超越欧洲之时了吗？"他回答：办法是有的，这就是学习欧洲，结亚洲?quot;连衡"，"以亚洲之力而超越、驾御欧洲。"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不是空泛之论。所谓同盟者，所指对象是谁？最主要的对象是谁？这是研究亚洲同盟论时所必须弄清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日本亚洲主义者当年关心最大，讨论最多的问题。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历史上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在政治与经济中发挥过极重要的作用。时至近代，中国国势日衰，然而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依然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由此，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本质上云，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论，而最关键的?quot;中日提携论"。19

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西学盛行，使日本学术界出现一股轻视"汉学"，蔑视"支那"，视中国无足轻重的风气。与中国结盟何以值得？这直接影响到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在社会上的影响。为此，一部分持亚洲主义观点的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论与中国结盟具有重要的战略实际意义。

明治8年（1875）11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登载《支那不可轻》一文，批评日本舆论界轻视中国。文章记载一件事，即发表文章的该月，有中国兵舰《扬武》号驾入日本港口，舰上配备一应效仿西方，"有大炮9门，最巨者七吨以上"，"有乘员250人，机关250马力。速度平均凡9里。"文章据此议论：日本民众观点跟着上层人士导向走，上层轻视中国，民众也同样轻视中国。对于"轻视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害当扫除"，中国之将来尚不测，继续对中国采取轻视态度，将会因此获祸。既然如此，就目前情况论，应转"轻视中国"为"日清协和"。

明治11年（1878）《邮电报知新闻》也有持论相同的文章：《不可轻视支那论》。署名为杉山繁稿。他从经济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以本国为自负，本出于爱国之情，也足可贵。但是不做远谋之计，单纯轻视，将成日本失败之因?quot;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是因为中国贫弱，体格心性"优柔惰弱"，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但中国经济似为弱小，而幅员辽阔，即使遇到灾荒，一地有歉，异地有丰。有远见的日本人应当知道，日本目前虽具开化之美，而国库实有空虚之虞。他猜测，中国引进西洋器物方面虽不及日本，但是难保国内储存实力，藏而不显。他感叹对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摸不到底，日本万不可轻举妄动。

这篇文章没有明显提出中日连携理论，但为"连携"论造了舆论。当时日本朝野的心理，是要摸到中国的真实经济与军事底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强弱不明则暂时"连携"。如果说这也一种亚洲主义的类型，则是一种实用型战略论的"亚洲主义"。

以上所述的两篇时论，似乎有意在向人们昭示一个道理：在上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是"结谊"、"提携"还是断绝，或干脆换之于裸的侵略，明确的价值观是看与之"提携"的国家有无经济实力。有其实力则有携手可能，反则反之。事实正是：外交是现实的，现实是严酷的。一切有效的，与我有利的外交皆是实力的外交，是现实的外交。易之今语，发展是硬道理，同样发展也是国家邦交的硬道理。穷则挨打，离弃一个国家发展的主题，要求获得别国的尊重与建立平等的外交纯属是一相情愿，历史上无此先例。当然也要说明，前述时论对中国当时国力评价毕竟过高。时间推移，甲午战争后，中国底牌尽识，日本的态度大变，大陆政策完全走到了前台。这在后文还要论及，此不赘言。

当然，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的提出，还不能说仅在于对中国实力的推断。与西敌抗争，争取盟友究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东亚的气运》一文的作者所论：在亚洲中只有日本超然出众，达于富境。但眼看亚洲各国"愚昧不开"，受欧洲列强之无端侮慢，"此于畅达日本之国权，抑制西洋之跋扈，到底不利。"

为此，他主张"亲善中国"，不当对中国取轻蔑态度，而应结亲密之交际，联为同盟，共图亚洲振兴的大计划。文章还说，现在西洋侵略中国，中国"屈辱态度为日本所耻"。但值此景况，日本总要为亚洲的前途着想，想到亚洲联盟计划的重要，并切实地去加以实行。如果中国因蒙羞辱而有所振作，与中国合力合战，共破欧洲的压制，共同振兴亚洲也属可能。

如何结成亚洲同盟？应该拿出什么办法来。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思想者们，纷陈己见。

胜海舟首先提出"亚洲觉醒论"。他目睹亚洲当时的思想情况，以为实行亚洲联合有待认识的提高。目下亚洲各国执政者，还不明白联亚抗敌的重要性，宜由日本派船队，设使节，前往各国进行游说，以促亚洲的觉醒。他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朝鲜，懂得"盛大"海军，即扩大海军力量的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再一同"切磋学术"、"合纵连横"，最终使亚洲得以逃脱西方的"蹂躏"。

《东洋之气运》的作者则说：要结亚洲同盟，日本所当采的计划是第一：养成实力。第二：实行连衡计划。

在这方面提出具体且又详细方案的要数著名思想家杉田鹑山。他取出的一帖自以为可疗救亚洲沉疾的药方，即所谓"兴亚策"。其人为福井县人，追随板垣退助，属自由党主流派。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民权主义者。他1880年于《经世新论》中有一章为《东洋恢复论》，提出自己的亚细亚论。他不无忧虑地感叹："东洋之羞辱日甚一日。黄色人种将被白色人种吞灭。"

此后他又在1883年写有《兴亚策》。指出亚洲奋发振作由弱转强是亚洲的生路，也是日本的生路。鼓动日本与亚洲结成联盟，努力"兴亚"转变亚洲的"大势"。他觉得日本与亚洲都需要一个大改革，大改良，"若要进行一个大改良，势必要转变亚细亚的大势"，"亚细亚的大势转变，日本之改良成也。"他将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为"亚细亚第一主义"。所谓"第一"，看来就是"前提"的意思，亚洲的振兴与"大势转变"是日本成功的先决条件。日本的独立与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联盟势在必行。

杉田鹑山《兴亚策》（1883年）又具体提出实现亚洲联合主义理想的诸点方案：即为在亚洲实现自由政体；实行亚洲教育改革；施行兵制改革；促进产业开发，鼓励亚洲互相通商；结束亚洲的"割据"状态；实行亚洲"联合"。杉田鹑山还以为东洋之所以受西方的压迫是因为亚洲没有基本民权："回顾我亚细亚专制之制度，人皆习以为常，人民卑屈，数百年沉沦于迷梦。"由此缘故"版图日益缩小，国权年年丧失。且全亚洲诸国因输出入不均，内地之膏血，尽入碧眼紫髯人手。"

因此，"吾辈同志……当也基于天地之公道，将自由之檄文飞扬于亚洲?quot;

由上可见，杉田鹑山为建立亚洲联盟提出别具见解的课题：要将亚洲联合由空想变为现实，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quot;的亚洲。经济的强弱悬殊、"文明开化"的进步与迟滞、政治制度优劣的不相同一，是阻碍亚洲联合的内部原因。他主张亚洲弱国当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追求进步，于世界之东方出现一个文明亚洲，如此亚洲真正联合也为期不远。他又主张：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了前面，当与亚洲携手并进，为亚洲新文明的到来尽己力量。可惜的杉田鹑山的理想愿望，在此后的岁月里并没有被日本的统治者所采纳实践。杉田鹑山的"兴亚论"甚而被用为对东亚施行侵略政策的理论借口，终被异变为"侵亚论"。

除上述以外，还有樽井藤吉提出亚洲合邦论。他在明治24年（1891）写有《大东合邦论》，曾建立过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东洋社会党"，受到政府的压制。他的"合邦"理论与以后军国主义所鼓吹的"合邦论"有所不同，主张"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此与当时准备侵略中朝的日本政府立于不同的立场之上，实质是提倡亚洲和平的联合，是早期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又一种表达方式。

前文已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作了概述，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作了肯定性记叙，那么这个思潮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对其作公允评价？笔者认为，早期早期亚洲主义中的"亚洲责任论"等思想使亚洲主义不可避免的染有大国主义、"东亚盟主"的思想。

草间时福在《东洋连衡论》中说，亚洲可主持连衡之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吗？"他主张实现连衡计划，要有自信，有方法：譬如印度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可先派书生赴印度，审其政体风俗，学其语言文章，或利用杂志、报纸或演说等诸方式，宣传印度人当求独立之精神。唤醒其公共之义务心，促其求独立之幸福。印度一旦独立，英于印度失其支配之力。其结果，日本将?quot;维持欧亚大陆之权衡，欧洲将无法再对亚洲做蚕食之态，日本将由此而稳操东亚盟主之牛耳。"

想做"东亚盟主"的思想在此已暴露无遗。

《兴亚策》的作者杉田在其论著中流露出明显的日本优越思想，倡言日本在亚洲有输出先进文明以启后进的责任，提出所谓文明输出论。此思想发展的结果客观引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理论。他游历中国后"痛感"中国人"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也无国利民益之心"，说当有"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为了施行文明输出计划，他曾与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

显然，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较多的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给其留有适当历史地位。然对其亚洲责任论与亚洲盟主论等思想，则应予必要的批判。

二、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及其特点

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一个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由强转弱，接近尾声。政府方面忙于进行宪法制定与对外"条约改正"。与此政治形势相对应，国内欧化主义思潮泛滥。西洋生活方式被大量引进：西洋舞、西洋音乐、西洋绘画成为一时风尚。闻名于世的"鹿鸣馆"也在这时出现，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为鹿鸣馆时代。值此时代变局，一部分有识之士心怀忧虑，批判世风，希望振兴亚洲文化，恢复"民族自觉"与"日本文化的独自性"。

明治21年（1888），《日本人》杂志创刊，以后又由《日本人》杂志同人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进而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思潮。

史实说明，日本国粹主义或"日本主义"派虽其主旨是宣传"国粹"与"日本主义"，而重要思想组成与亚洲主义紧相联系。试析前章所述，19世纪中叶以降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主要特点乃为：主张抗击西方军事侵略，强调亚洲团结与中日提携，思想诉求侧重于政治与军事面。与前期亚洲主义不同，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所代表的亚洲主义具有明显的文化性质则是：阐发日本文化底蕴，寻觅日本人文根源，反对日本欧化主义思潮；注目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深远联系，对之做正面肯定与宣传，主张更新与"复兴"亚洲文化（其主要内容为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以此为根基重建日本新文化。因而明显体现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主义倾向。故可将此期亚洲主义界定为"文化亚洲主义"，而前一时期的亚洲主义则为"战略亚洲主?quot;。当然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不仅仅是国粹派等。一些并非属于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派别的思想家也同样关心着日本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反对日本的全盘欧化思潮，而主张更新的东亚文化传统重回日本，以建立适应工业东亚的新文化。

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代表有三宅雪岭、冈仓天摹⒕?险艽卫伞⒕?显擦说热恕?/p>

以下我们试对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观点作介绍与评析。

文化亚洲主义者在西学冲击的形势下，对亚洲文化投以格外的关注，主张亚洲文化的复兴与更新式回归。如前所述，西村茂树曾成立"东洋学会"，渲髦际欠炊云??quot;洋学"，力主接续与发扬中国、印度与日本的固有传统文化。因"东洋学会"建会较早（1886年），乃为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的发生透出其初期信息。他在名为《东洋学会的前途》的演讲中说：世界上的学问可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通东西而能发挥其中的真理者。其二是依西洋之学理而能发挥东洋之事理者。其三、东洋自身的学问。他对第三种学问即东洋的学问热忱的关怀。他强调不当以西方学问绝对地覆盖与统合其它民族的学术文化。主张在开展东西文化比较中，重现东洋学的风采与精华，既求东洋文化的进步，也求世界总体学问的进步。

他将西方学问与东方学问等同视之，西方学问自有其优秀之处。但对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学习而利用之，由"通东西"而发挥真理。人们当努力掌握西方学说，而学习目的乃是为了东洋文明的改建与更新，建立适应目下情势的新亚洲文化。

冈仓天心在其名著《亚洲的觉醒》中，提出以"亚洲觉醒论"为基调的亚洲文化复兴观。他承认西方确实曾给予亚洲许多有益的东西，对此亚洲人从来都是抱着感激的心情。然而他笔锋一转说，不可忘记的是"给我们真正灵感之源的还是亚洲的精神"，亚洲的精神将古代的文化传播给我们，"植吾以更生的种子"。他不无自豪的说：在亚洲的"所有的孩子中"，日本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日本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日本有理由为此而高兴。他强调亚洲在觉醒中，亚洲在"复活"。他说亚洲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似乎在沉沦中。即使日本也有过一个"昏睡"的过程，"作为东洋一国的日本她的国民正在努力应付着随近代社会接踵而来的种种急务，她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现在日本刚刚从昏睡醒?quot;。他说在东方曾有过一个"亚细亚的长夜"。他分析造成这个"长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个原因是"蒙古人对亚洲人的征服"，"这是一个极大的惨祸"。这种征服的结果足以使中国与印度为主体的亚洲文化传统被迫中断，无法进展。对这种中断他表示极大的惋惜："每当我们想起由蒙古袭来所带来的亚洲文明的长夜，更觉得支那与印度的文化是如何的熠熠闪光。"他指出，随着近代的到来与时势的变迁，也由于西力东侵的刺激，亚洲已经觉醒。日本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明这种"觉醒"是客观的事实，不容怀疑。不过他不无遗憾的说，对于"亚洲复活的内面含义，以及我们的终极理想"，西方依然还是"抱着很大的猜忌。"（同上书）他深觉有必要将亚洲觉醒的要求以及亚洲（特别是日本）现在正在觉醒的情况告诉西方，以取消西方人对东方人至今依然存在的"懵懂无知的状态"。他责备西方人："（西方）持有人种的偏见，自十字军遗留下来的对东洋人的种种漠然与嫌弃，依然支配着他们的心?quot;

他呼吁东方与西方文化要有一个相互理解与学习的过程。相互隔绝，或视西方文化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思想是错误的。

如果笔者在前面的文字中，还没有说明西村茂树的东洋学术振兴说与冈仓天心的亚洲文化复活论，其"学术"与"文化"的内涵究竟其是什么，那么继续深入分析则可知道，他们所谓东亚学术与文化除神道、佛教外，主要指中国儒学文化。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存着一份"汉学"关怀与"儒学情结"。甚至可以这样说，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从一个意义上说是"儒学回归主义"。文化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指向，是要在日本业已成为"工业日本"的前提下，重建日本的文化体系。而此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即为儒学，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是文化亚洲主义的又一个思想特点。

例如元田永孚在看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教育政策失败，主张重新起用儒学在新形势下对国民精神做重新统合。早在1879年以"天皇旨意"的名义所写的《教学大旨》中就称："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提出了源于儒学的"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教育原则。

1890年日本颁布《教育敕语》,可以说是儒学回归近代日本的明显标志。《教育敕语》规定日本正式以儒学为教育之本。其中云?quot;树德而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新，世世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敕语》还要求国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以使全日国民皆成"忠良之臣民"。

前面提到的冈仓天心在宣扬亚洲主义的文化观时，同样注目"儒教"："儒教是支那农业文明的缩影，其本来的性质是自制的非侵略的。"他这样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儒教的基本表达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儒教的核心宗旨。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冈仓天心认为，儒教是亚洲之心，因为孔子之教，将热爱土地劳动的道德神圣化。孔子与他的弟子，教人以淳朴家长制的道德，并主张这个世界谦让与调和。以后佛教传入，又使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孔子主?quot;种族宿命"思想，而对于这种宿命要努力去遵行，不可以有所超越。显然冈仓天心将孔子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希望日本能永远遵从孔子的和平主义。冈仓还这样说明儒教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原本是一个岛国，因儒教与佛教的影响，与邻国一道，自制自律，在岛国狭小的领域里，遵从着自己的宿命。"

在复活儒教思想的声浪中，一些思想家注意对中国儒家学说的具体研究，以发掘其中适应新时代的学理资源。明治26年（1893）时三宅雪岭著《王阳明》。该书用评传方法写就。著述目的旨在宣传"东洋文化"，尤其阐明东洋哲学于当今日本存在的意义。他声称在王阳明处找到了自己的"分身"，这种"分身"才是本质的"自我"，也是日本的真正精神本原。他对阳明的"良知说"特别给予关注：他说，"阳明在壮年的时候曾有过厌世是思想，及至得到安心立命的方法，万难中尽乐天的趣味。云，此乃乐心之本体。由此也与快乐相伴，未曾与一刻相离。"在三宅看来，阳明思想的精华所在是"良知说"，"然有良知处，则万般的事物皆恍然而融和。如何的艰难，任何的穷迫，而未能系缚我者。"他对良知说作如下解释："如阳明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是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他得出结论，良知说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实与康德之所谓理性同。

对阳明的推崇，可以说是明治时代文化亚洲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共识。如果我们将新渡稻造也看做文化亚洲主义主张者中的重要一员，则在他的著作中也明显可见对王阳明的赞美："最高洁奈涫恐校?行矶喽际芄?裘鞯乃枷氲那苛业挠跋臁??餮蟮亩琳咭材艽又杏胄略际ナ橄嗬嗨频墓鄣恪?quot;

另外，井上哲次郎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在书中记日本阳明学哲学史，对心学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论述。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十分重视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有其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日本在确立其国家主导思想时，曾将儒家文化作为首选对象，以为本民族支配思想。这在江户时代表现最为突出，整个的江户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儒教时代"。"儒教"（主要是中国理学）与神道教相结合，成为日本国教，也成为日本进入近代之前的"国粹"与文化传承主线。就此，日本在一旦经过西方文化洗礼之后，当想到要弘扬亚洲以至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时，自然会重新认识儒家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通过对其更新，以其与全盘欧化思想相抵，再次将其确立为支持日本式现代化的本国重要伦理基础。而进一步分析，日本文化亚洲主义者一反江户时代的传统，由对理学的敬奉，改为对心学的张扬，这是历史的事实。究其原因，则是由于阳明学较之理学而言，主?quot;良知"，主张对自我"本心"，主体意识的扩张，这正与处在进取发展过程中的"工业日本"民族精神相合。

当然，组合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其他还有佛教等。要宣扬文化亚洲主义自然对佛教思想也同样给予积极的评价。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佛教曾受到过贬抑与排斥。明治初年就参加出现过"废佛毁释"的运动。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的发表使佛教在理论上得到政府的承认。西村认为对西学的片面追求，已使日本道德陷落沦落边缘，在强调国民教育当倡导儒家的前提下，说明佛教作为"世外教"，于广大基层群众中渗透度甚大。值西风鼓动，百姓精神无所适从之际，政府权当因势利导，以佛教约束众多国民。哉?先毡臼婪缛障碌牡赖轮刃颉?/p>

另一名思想家井上圆了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倡佛教对再造亚洲与日本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佛教"论三世，谈六道"，其真旨是"物质不灭"与"能量常存在"，努力求得佛教的现代性意义，用心良苦。

他以为学习西方，固然十分重要，但一味倾慕西学，置东方学术于不顾，其后果是只看到西方物质丰盛的一面，而对精神面的探求寡少，将对日本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他强调佛教是一种对东方人精神建设极为有益的哲学体系，对其应重新体认，吸收为日本人的精神营养。为着重宣传亚洲哲学，他在1894年创刊了《东洋哲学》。佛教思想家村上精一则直指佛学为哲学，而之所以说佛学为哲学，是因为佛学对世界宇宙"原理"作了"百尺竿头的彻底说明"，起着与哲学相同的作用。他把佛学神圣化，甚至说成是人间最高层面的哲学，"其论无尽，其说无至"。

如果说，日本亚洲主义中文化亚洲思想旨在纠正世人偏重西学，鄙视亚洲文化精义的偏向，以求再兴亚洲文化，那么以上有关佛教价值问题的各种论点，在宣传文化亚洲主义过程中所起的舆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文化亚洲主义的再一个思想特点是宣扬"日本主义"。我们只要查看一下日本思想年表就可以发现，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日本"为名的论著与杂志是何其之多。在杂志与报纸方面，1888年三宅雪岭与井上圆了等创刊《日本人》杂志，组政教社。次年则又有主张"日本主义"的报纸《日本》问世。1890年有《日本评论》创刊。1897年井上哲次郎设立"大日本协会"，创刊"日本主义"杂志《日本主义》。在论著方面则有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1886年）、《新日局?嗄辍罚?887年）、《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杉浦重刚《日本通鉴》（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1887年）、《日本弘道会大意》（1889年）；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与《伪恶丑日本人》（皆为1891年）、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1894年）；冈仓天心《日本的觉醒》（英文，1904年）；高山樗牛《赞日本主义》（1897年）；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年）当然，以上的记录还不完全，而且不是说凡冠于"日本"的杂志、报纸、论著乃至协会组织就都归属于日本主义，但说其中宣传 "日本主义"者占大部是不会错的。

日本主义主张保持"国粹"，如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一头《日本人》杂志，指陈"彰显国粹"与"国粹保存"。"真善美日本人"是三宅宣扬这方面观点的一步代表作。他又有《吾辈倡国粹主义岂为偶然》一文，指出保存国粹的目的在于"坚持国家无形的元气"，强调所谓"国粹"者乃是日本"一国所特有者"，"独创而非模仿他国者"。他承认，他所谓的国粹主义实是"日本主义"。陆羯南于1889年创办报纸《日本》，论及与国粹主义的关系时说："吾辈与国粹主义向有同感"。

日本主义者反对盲目崇外，主张应细致考察日本的国情，确定适合日本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大策。如志贺认为，应该选择最适合日本之"宗教、教育、德育、美术、政治生产制度"，"以此裁断日本将来之向背。"他对眼下全盘欧化的情景表示强烈的担忧，故提出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主客说"："当以日本开化为主，以西方开化为客"，也即以日本文化"同化"西方文化，最后创出日本新文化。

陆羯南说我们不是将西方文化直接的输入日本，而要看其是否对"日本之幸福与国益有用。"有用则用，反则反之。日本主义还有一个特点是进行日本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如前所述，井上哲次郎开展对日本古学、阳明与朱子学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子。

不能简单的说国粹派与日本主义者就是文化排外主义者。志贺主张：对西学的态度当"以日本国粹之胃，咀嚼西方文化，以消化之，与日本文化相同化"。

三宅也不同意别人说他们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谓保存，易与守旧混同，此是误解了我们的意思"，住日本主义与国粹足以是要将日本文化精华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与固守旧物之保守主义相异"。

由上可见，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亚洲主义性质出现变化，一方面不排除战略亚洲主义依然存在，而其向文化意义的转化确是一个明显的特点。直面西学盛行，传统日衰，日本一部分有识知识分子要求回归"亚洲"，再尊儒学，产生"国粹派"，倡导"日本主义"，在日本乃至亚洲现代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然而，19世纪末日本文化亚洲主义主调中也有不和谐音的混响：有人"提醒"日本勿忘日本在复兴亚洲文化事业中所应起的"先行者"的作用；主张日本文化"优越论"，与振兴亚洲文化"天职论"。

这一切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向国家主义方向转化，竟使这个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潮与前述"战略亚洲主义"遭到同样的命运，迈上侵略主义的歧途。这是我们在肯定文化亚洲主义的合理意义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日本亚洲主义在中国的回应，中国亚洲主义的发生与其特点

日本亚洲主义曾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重要影响。上本世纪初，中国也出现过各种形式与内容的亚洲主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中国与日本地理、人种与语言接近，同属东亚儒家圈；更由于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收到成效，成为世界列强中的一员。特别是经甲午战争，战胜中国，"学生"变成"老师"，中国开始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自然，日本的各种思潮包括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也同样涌流中国。其二，从人员上来看，自十九世纪至20世纪初，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甚或无政府主义以及"国粹"等各政治、思想派别中的领袖及重要人物或为逃亡或为发展积蓄势力，留驻日本。再有辛亥革命前10年是中国留学日本史学的"黄金1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如此之多的中国社会"精英"，由不同的机缘，会聚日本。他们是极具政治、思想敏感的一群，成为传播日本思想的重要媒介。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日本亚洲主义发生兴趣，作出反应自是题中应有之意。第三、从中国的政治环境来看，无论中国革命派与改良派，皆期望日本的经济与政治支援，出于这个原因主张亚洲联合、"日中连携"的亚洲主义，对于他们便具有某种"亲和"力。他们注目日本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对其加以改造，提出中国娴?quot;大亚洲主义"。第四、从文化上看。西学东来，中国与日本一方面从西学获得教益与教训，此对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发生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西学泛滥，也使东亚出现信仰基础破坏，民族精神安顿无处的尴尬。此情况日本有中国也有，故当日本出现文?侵拗饕澹?谥泄?⒓捶⑸?聪欤?灾脸鱿种泄?窖?奈幕?侵拗饕濉5谒摹⑷毡舅淙幻髦挝?潞蠹纯觳浇?胧澜缜抗??校??蠼?酃?饕宓牡匚痪龆ㄋ?胗⒐?⒚拦?戎?涑r蚶?娣峙洳痪?戎钗侍夥⑸??堋m?诖耸保?泄??芪鞣搅星康钠垩棺钌酢n?钟?鞣角致裕?毡竞艉?quot;中日连携"大亚洲主义。中国与日本在许多方面一时一致。这样，中日"连衡"，抗英美俄的政治型亚洲主义自然在日本与中国流行一时。

日本亚洲呼吁在中国的回应具体表现在可以系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亚洲主义思潮同样具有亚洲联合的思想。主张中国与日本连手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1894年以后，章太炎参加革命，开始读日本书。1897年2月，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主张联日反对俄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并提?quot;亚洲和亲"思想。

1907年四月，章太炎发起由中国、印度、日本与朝鲜等国人士组成的"亚洲和亲会"。

章太炎到日本之后就有印度志士钵逻罕、保什来访。"二君道印度衰微之状与其志士所经画者，益凄怆不自胜"，同时也询问中国情况。章太炎又曾与张继一起拜访幸德秋水，同其商谈。在章太炎等人的努力下，结果结成亚洲和亲会。

此会的首次集会是在青山印度会馆保什的住宅。第二次集会于东京九段下一所唯一神教教会中。与会者除中日印三国代表外，还有安南、菲律宾等国的志士参加。

从对章太炎思想的研究，可知当时他有亚洲和亲，中日提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亚洲文化一体论之上的。他在《民报》第十三号发表《记印度西婆耆纪念会事》和《送钵逻罕、保什二君序》，其中章太炎将中国与日本、印度三国比喻为一把扇子，中国是扇骨，印度是扇纸，日本是系扇柄的扇绳。以此象征亚洲三国的友好关系。章太炎大亚洲思想与日本的大亚细亚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同将西方侵略视为亚洲最大的危险。他在《民报》第十六、十七号上发表《五无论》与《国家论》，?quot;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其殖民统治"酷虐为旷古所未有"。

不可以忘记，章太炎的亚洲主义思想中还有革命目的在内，希望借亚洲（主要是日本）之师，排满兴汉，复兴中华。故他在亲自所书的亚洲和亲会的《约言》中强调："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为此，章太炎的亚洲观从其大主题来看，一为文化保种，一为民族保种。保亚洲文化之种，保亚洲民族之种。

孙中山为了发展革命曾经对日本的亚洲主义做出积极回应，且结合中国革命需要做出有利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的解释，主张中日携手、"亚洲联络"。他在1924年于日本发表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说。演说指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孙中山将亚洲的独立寄托在亚洲的联合与互相支持。他说目前在亚洲有一个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正在澎湃发展，势不可摧。这种思想潮流涌进的结果将会使亚洲团结起来。他希望亚洲各个争取民族解放国家之间要?quot;亲密的交际"与"诚恳的感情"。亚洲"联络"起来，亚洲全体独立就为期不远了。

不过，就章太炎与孙中山的言论而言，他们一方面主张亚洲以及中国与日本的联合，另一方面对日本的亚洲侵略思想也表示警惕。他们的中日联合论是有条件的，即这种联合是建立在中国与日本的平等互助之上，这种联合将使中日均获其利，绝不许中国受损。

譬如章太炎在以扇子比喻中国印度与日本的关系时又说：日本是亚洲这把"扇子"的"私绳"的扇绳，通过自身努力，已经脱出危亡境地，对亚洲的稳定、和平与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作为扇绳的日本"非但没有担负起拯救它的使命，相反对东方实行侵略，破坏着"亚洲之扇"--亚洲的安全。这使他痛心疾首，惋惜万分。他要求日本作深刻的反省，制止亚洲侵略行经，真心实意的与亚洲人民团结一道共抗西敌。

孙中山在前述演说中也说道：中国与日本，至今还不能说是已经真正的"联络"起来了。亚洲的王道思想，亚洲民族求解放的独立精神，是亚洲，是中日团结联合的思想基础。什么时候亚洲团结起来，中日团结起来。亚洲就会取得全体的独立，王道思想就会最终战胜西方的霸道思想，亚洲的曙光就会出现。他忠告日本：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9年针对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曾经提出"新亚洲主义"的概念。他主张以"新亚洲主义"取代日本的"大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1919年前后，段琪瑞政府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编练军队，扩充自己的势力。于1919年元旦发表《大亚洲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直截了当的提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起实质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主义"，是"铁怒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据所能见到的材料，这是我国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的概念。他在文章中还明确地指出，应以民族解放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亚洲，改变中国，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组?quot;大联合"，"益进人类的幸福"。

与孙中山、章太炎相比较，所用的语句是最尖锐的，眼力也是最明锐的。他看得出来，日本的战略亚洲主义，虽打着反对西方侵略的旗号，其名义虽在反对帝国主义。但日本自己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世界列强内部瓜分殖民地，利益冲突的结果，属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这类矛盾相对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性质显然不同。日本鼓吹联亚反帝，纯为策略需要，最终目的乃在由日本一国独占中国以至全亚洲。由此断言：日本的亚洲主义实是并吞中国与全亚洲的"隐语"，是"侵略主义"。自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大亚洲主义提出之初，一些有远识的日本知识人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出于对西方强敌?quot;忧国"之思，倡导"大亚洲主义"，呼吁联合亚洲，其心深处确有诚意。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日本舆论界的这种正义之声确是日益转弱。联合亚洲，对日本决策者来说全然转为一种战略需要，一旦日本真将西方强国势力拒于亚洲圈外，"联合亚洲"，"日中提携"的理论势必激变为亚洲侵略论与中国侵略论。这种情况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毋庸置疑。

对于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国不仅对其"战略"亚洲主义的部分有所回应，同时也出现文化亚洲思潮。这主要表现在日本国粹主义影响中国后，梁启?quot;亚粹"思想的标榜；中国国粹派"国粹"思想的提出及孙中山复兴亚洲文化理论的提出等。

笔者在本文将日本国粹主义思想与亚洲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并主张日本国粹思想是日本亚洲主义于文化面的体现。如果这样的说法有道理，那么日本国粹主义思想于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国粹主义的发生，也应该与日本亚洲主义思潮有关。1898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提出办报宗旨之一是"发明东亚学术，以保亚粹"。打出了"亚粹"的旗帜。"亚粹"与"国粹"自有文意上的联系。"亚粹"的含义，比"国粹"更广大一些，然都主张保护与发扬亚洲优秀传统，将其界定为文化亚洲主义的一种，应该合乎情理。20世纪初，中国国粹派在中国产生。研究他们的思想与日本文化亚洲主义的国粹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1902年《译书汇编》有文：《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较早的将日本的国粹主义介绍到中国。同年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说："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

孙中山也对亚洲文化抱肯定与希望的态度，反对全盘照收西方文化的论调与亚洲文化虚无论。为此，他提出复兴亚洲文化的观点：亚洲文化的落后是一时的，其丰富的文明底蕴与崇高的人文资质，决定其振作有日，复兴在望。故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这一著名演讲的开门见山地表明：今天大家定了一个问题，请我来讲演，这个问题是大亚洲主义。我们要讲这个问题，便先要看清楚我们亚洲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经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像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来，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种种文化，都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出来的。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亚洲主义。他为亚洲的古老文明觉得骄傲。虽然孙中山说西方文化由东方传去，有点偏颇，但表现孙对西学东渐后亚洲流行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批评态度。他强调一切新文化都由"老文化"推演而发生。亚洲是世界上著名的文化源地，对其应持自信与积极的态度。

在演讲中，孙中山承认现代亚洲是落后了，但这不能成为亚洲妄自菲薄的理由。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亚洲的衰弱已走到了极点，其已面临一个转机的关头。他对首先进入世界强国的日本寄予希望给予充分的肯定。他?quot;日本是亚洲的头一个独立的国家"，

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起始的一天。他说日本在世界赢得地位是亚洲人的骄傲与榜样，中国、印度等所有的亚洲国家将步日本的后尘，一起向帝国主义争自由，亚洲是充满了希望的。

其二：指陈东西文化冲突论。孙中山亚洲与欧美现在存在着冲突，这冲突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

他说：当前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

这个文化的冲突具体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孙中山说得很明确：中国与日本乃至亚洲的文化说到底，?quot;王道"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是"霸道"的文化。从表面上来看，欧洲文化好过亚洲，但他们的文化仅仅"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一言概括之，是霸道文化。他说世界上除了欧洲霸道这种坏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好文化，就是亚洲王道文化。亚洲文化"好过霸道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专门感化人而不去压服人，让人怀德，而无须让人去畏威。孙中山感慨地说，世人都去相信"霸道"文化，"王道"文化处在被排挤的状态。西方用霸道文化欺压东方，是亚洲日甚一日陷于衰落的最大原因。亚洲人民团结一致将使东方仁义文明战胜西方的霸?quot;文明"。亚洲与西方的抗争是军事的抗争，也是两个文明的抗争。

其三：中国与日本的联合是战略联合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主张将此一致的文化认同化作战略联合的坚强人文基石。他强调中国与日本同属于是东亚文化圈，亚洲是一个文化统一体，共同的文化纽带将它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正是如此，他确信亚洲应该联合，可以联合，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联邦。中国与日本的联合，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中国与日本正因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与渊源，由此决定两国具有联合反帝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与日本的联合，其思想基础不应该仅仅立足于军事的策略需求，还要从文化的高层面意义上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中国与日本协同反对西方的侵略，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是保卫亚洲文化，使之不至于在西风鼓荡下飘散丧失。亚洲的存在固在于亚洲各国领土的完整保存，更在于亚洲文化的保存接续与复兴。

其四：说明亚洲精神的灵魂是中国的儒学。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十分强调亚洲的大文化主义与亚洲的大精神主义。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就是中国的儒教思想。他主张将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做为亚洲的灵魂所在，是亚洲发展、发达的精神基础。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亚洲的灵魂，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

孙中山发表此演说的时候，中国已经过，已经过东西文化论战。他似乎没有和五四以后胡适等人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站在一起。想必他是不赞成全盘西化理论的。追问其思想本原，当说他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更恰当些。不过他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他主张对中国与亚洲传统抱接续态度但绝不反对民主与科学。他的一生说明他是中国20世纪初将民主思想付之于实践的最勇敢最坚决的斗士。他对中国实现科学化也竭尽其力。所以他有如下的话?quot;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如上所述，上世纪之交梁启超的"亚粹"论点；中国的"国粹"思想；章太炎的"亚洲和亲论"等莫不与日本的亚洲主义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联系。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在名称上也似雷同，与日本同类思想的渊源关系更不待言。由此可见，亚洲主义思想不是日本一国的思想现象，而于上世纪初蔓延日本与中国。两个国家在大致相同的时期里出现同一种思潮，连名称也同。然而，史实已经表明，两?quot;亚洲主义"，其名虽同，其实质内涵，既同也异。对此当然得以科学的态度，试作历史的比较与总结。限于篇幅，笔者仅于结语中作一简评。

四、 结语

以上，主要是从"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的视角度对出现在上世纪之交中国与日本的亚洲主义做了简略述论。

对于"战略亚洲主义"日本有中国也有。综观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日本对亚洲与中国觊觎侵略的历史，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出于历史的机缘与时代的际会，日本又常常成为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展变法与革命的国际"后方"。在这个后方，中国的改革志士得以逃避清皇朝追捕，组织政党，宣传理论。不否认日本给予中国这种"方便"主要为其民族利益所驱。但是也不否认如宫崎滔天等人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支持应该加以肯定。由他们提出的亚洲主义，应在肯定之列。再有，自从1840年中国发生鸦片战争，1853年之后，日本出现"黑船事件"，中国与日本同时遭际到英美列强的侵略，在一段时期内中国与日本反对西方侵略的民族意念一时趋同，这时候日本提出"日中提携"、"亚洲联合"、"共抗英美"（也包括俄国）的战略亚洲主义有其合理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的可供肯定的意义。从中国来看，中国当时所要解决的有两个现实课题：在内部要清朝腐朽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第二个"课题"而言，总体上说，日本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双刃剑：既反对西方压迫，又将侵略刀剑挥向中国与亚洲。孙中山等人不是看不到日本之剑恶的一面，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揭露日本恶的一面，利用其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取"合纵连衡"之势，以阻西方，提出中国观点的"亚洲主义"，与日本"亚洲联合论"相合，是一种战略的需要，因此也当作历史的首肯。只是我们在讨论日本历史上的战略亚洲主义时候，也要注意到在包含其中思想中的"日本责任论"。依这种理论，日本对"保卫亚洲"有天然的"责任"。反对西敌的主导权在日本。如果在亚洲还存在有一个反对欧美侵略的"联合体"，日本是这个"联合体"的天然的领导者。依这种理论，日本可以反对西方侵略的责任论为借口，横行于亚洲，侵占周边国家，自任亚洲的霸者与盟主。"日本责任论"就是这样与亚洲侵略主义最终接上了头。

关于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都具有文化亚洲主义的特点。这是我们在文章所提到的。对此作者以为也当作客观的评价。不过当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时候，又有以下的体会，即传统改造的必要性，时间顺序性。如笔者所见，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文化现代化要经过"正题、反题、合题"三个阶段。或者说具有"三级跳"的特征。中国与东亚的文化建设要经过三级跳的顺序跳跃，才能最后臻于完善境界，才能使亚洲农业式的旧文化转变成工业式的新文化，以促进农业东亚向工业东亚的转型。

这"三级跳"的第一步：西学冲击，传统对西学的抵制与被动受容。（如曾国藩、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由于中国是诸多历史与社会特质使得中国与日本相比，其第一步有较大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第一步，中国跳跃在先。这可以从中国魏源《海国图志》出版与在日本广泛流传获得证明。问题的关键是第二步，即对旧文化的解构与清理，此为文化建设"三级跳"及其紧要的一步。由于中国是东亚儒教圈子的核心区，旧儒教的影响与内部结合力与传承力要远超过作为"文化外缘区"的日本，因此中国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与投放更多的社会与思想力量对不适合现代工业时代的旧文化进行解构与清理。

在具体做法上，这项工作有时是矫枉过正的。是彻头彻尾的解构与清理。也即是对旧文化进行超越其他民族的最严厉的审视与反省。即把旧儒教的一切观念都置于怀疑与"打倒"之列。将旧儒学的所有信仰结构体系全然解散，求其从理念到组织陷于瘫痪，难以对世界先进学理发生阻抗之力，而助西学大潮"长驱直入"。

旧文化的"解构与清理"时期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离乡"时期。中国人以民初剪辫"断发"的坚毅态度与腐朽的封建形态诀别。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应表现出勇敢的文化叛逆行为与承当精神，与中国历数千年筑就的古老乡堡，作一次告别。要体现撤除老屋重建新居的激奋；掀去黑暗的屋顶，撤除闭锁的窗棂，驱逐专制的家蛇，排除愚昧螨虫的决心。用新设计，盖新房屋。显然文化建设的第二步，是革命而不是温存；是断裂，而不是接续；是疏离而不是情恋。这一步是文化建设的极其关键的一步，其为东亚的"宗教改革"，无论在人力与精神上都将付出牺牲。开不出这一步，或这一步走得不充分，不完全，都会将在东亚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彻底断送。我们感谢"五四"，感谢鲁迅、陈独秀乃至于胡适、傅斯年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去责备他们曾经说过的一些偏激的话，就是为的这一点。这一步是十分难跳的。情感上的原因占了很大的比例。此时的中国人将体会日暮乡关的离乡愁绪，失去家园的的失落情感。离开老屋，告别乡堡的涌动人群，这时候又不可以避免的出现道德失序的状态，这使中国文化人的乡愁情结，越益浓化。因此，只有努力克服这种善良而又无益的情绪，文化建设的过程才不至于中断，中国新文化的曙光才会真正跃出东方地面。

假如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是顺利地"跳"好其第二步，紧接着将可以进行第三步的跳跃。笔者将这第三步的跳跃称为文化的再构重造前提下的回归。是传统的归乡与回家。或说是在撤除老屋的基地上，再建新屋。新屋看来有旧的痕迹，因为地基是原本的，材料也并不排斥旧的。但设计将是全新的。这座新屋有其新的灵性：专制的家蛇与愚昧的毒螨已被清除，请进的是"开了光"的祖神。到这一步东亚与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可以说是接近完成。在说明以上文化建设三级跳跃的情况以后，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三级跳跃有其顺序性与时间性。第一：顺序性。在跳第二步之前，第一步不可或略。更重要的是，第二步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也无法省略。如前所言，文化建设如造屋。造新屋必须要撤除旧屋，清理地基。省略这一步，新屋何来。第二是时间性。如前所说中国社会与文化国情，决定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二步是最艰巨的。所以所化的时间，即在跳跃"空间"的停留时间也当更长。

文化建设所怕的是"第二步"未跳，或者未跳好，就及早起跳第三步。不破而立，或者是破得不彻底而转向于立，可能会使文化建设的过程步伐紊乱，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其结果无法对中国旧文化做最彻底的清理，文化建设陷于在烧饭"夹生"的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其原旨是对日本全盘欧化思潮的反拨，要求重新发现日本文化的源头即亚洲文化，主张在保持亚洲文化精粹前提下，吸收西洋文化，以找寻日本文化现代化的本体道路。中国的亚洲理论在这方面与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有相同的地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中的文化亚洲论与章太炎的"昌明古代哲学"的思想，表现得都十分明显。因此"总体"上中国与日本上世纪之交提出文化亚洲理论，具有进步意义。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而且是文化的现代化。而一个民族与国家文化现代化的代表标志，即看其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是否作了适应现代化的改造，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新文化。

然而，章太炎在20世纪开头，"五四"对旧文化的大规模批判还未开启，即在某种意义上受日本文化亚洲主义的影响，恢复古学，又与刘师培等人开创国粹。我们一方面从"总体"上肯定中国文化亚洲主义与国粹主义，肯定其在排满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肯定其为20世纪以阐发中国文化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前奏，但因其在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超前性"，使其在现代文化史学的实际价值受到限制。

这里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建设所反映的实态是：第二步与第三步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二步同跳"的情况。笔者时常在想，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如同是合力拉纤，"文化批评主义"与文化"文化建设主义"抱着改进中国文化的相同态度在异途同归的过程中将中国的文化之船拉向现代化境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发表时间是1924年，就《大亚洲主义》演说主旨而言，孙中山主张传统文化接续论。他直言中国儒家传统是亚洲文化的根基与命脉。亚洲文化（主要指中国儒家文化）是王道文化，而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并指出王道文化将一定胜过霸道文化。这里，孙中山确是站在文化建设主义的立场之上，与胡适的文化批评主义比较，表面上看似乎是互相不容，但就其效果而言都"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发挥了作用。由此，当我们将孙中山的文化亚洲主义与章太炎等人的国粹思想作比较时我们对孙中山的文化亚洲主义肯定成分要更高一些。

日本在进行其文化建设时，大体依照三步顺序起跳的方式进行。不过第一步进行得并不充分。福泽谕吉等"明六社"同人曾对日本旧传统作过批判，但这种批判是不够彻底的，紧接着文化亚洲主义盛行，传统迅速"回归"，使日本的"现代"思想中夹杂有大量旧思想的残余，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刻有封建社会印迹最深的现代工业国家.与此同时，如在本文已经提及，对日本文化亚洲主义主调的不和谐音应有必要的历史警觉。诸如强调日本在亚洲文化复兴过程中"先行者"的作用；主张日本文化"优越论"与振兴亚洲文化"天职论"。这一切，连同日本战略亚洲主义中的"日本责任论"与"亚洲解放论"，加上福泽谕吉"脱亚论"的负面思想影响，终将使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向右的异变，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可悲的变数，演化为亚洲侵略与"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

由此，我们在分析日本的亚洲主义时应不可忘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日本的亚洲主义不管其为战略亚洲主义还是文化亚洲主义其最?quot;异变"为亚洲侵略主义。以笔者所见。这种"异变"与日本加紧实施其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相一致。如德富苏峰在1894年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对外自主派的本领》等文亟言侵略中国。植村正久则与德富苏峰发出同调，提出"精神冲突战"理论，说"（甲午战争）之外有其大意义在。"鼓吹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新旧两物的精神冲突："日本流血前进，乃为新文明之精神张吐气焰。而将其国是告知于天地神灵"。（参见《明治思想集》）大川周明在将大亚洲主义向右转化的过程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大川周明本来是大亚洲主义一个积极宣传者，时势推移，他最终主张复兴亚洲的唯一方法不?quot;亚洲提携"，而是亚洲"解体"与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对于大川周明态度变化的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20世纪日本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全然付诸实践。大亚洲主义逐渐演化为日本具体侵略政策的思想基础。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主张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使日本大亚洲主义再次浮出水面。太平洋战争之后，大亚洲主义又被"大东亚共荣圈"所利用，鼓吹当时战争乃是一场"黄色人种革命"，而日本则俨然成为"解放亚洲"的"救世主"。

以上，笔者从正负两方面对日本上世纪之交出现的大亚洲主义以及中国孙中山等人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回应与再诠释作了简单的述论。笔者看到，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的提出，其中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日本一些有识之士，主张中日联合抗击欧美，对日本亚洲侵略势力的抬头与嚣张，曾起到过某种抑制作用。宫崎滔天等人的亚洲振兴观至今来看依然与中日、亚洲的全体利益相合。他们对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尤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良有助益。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主张在吸收西学的同时弘扬亚洲优秀文化，这种思想此后传入中国，总体上对中日、亚洲现代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中国的亚洲主义则注意剔除日本亚洲主义中的负面因素，表现上世纪之交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希求中日友好的真诚之意。同时从战略上考虑，孙中山等革命派对日本亚洲主义有条件及具创建的回应，也使中国革命在某一时段得以日本为据点，获得回旋的空间。这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当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