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中新网苏州2月20日电 题：香港学子宋代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
第2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官方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独立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第3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一、博士生创新应具备的素质
清华大学教授陈皓明指出创新型人才应具备下列三个素质第一，对什么都能够产生兴趣；第二，要有坚定的毅力和执著的精神，第三，获取知识的能力，包括与社会上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这就要求博士生要在学习过程中注重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探索提升创新能力的方法。
导师在培养博士生过程中，要围绕以上三点素质精心引导博士生。第一，要加强博士生的思考、分析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用多种形式包括课外活动、专题学习、各种成功和失败的个案以及专门设计的科研任务，引导博士生产生科研兴趣，学习如何把创新应用于科研工作上。第二，利用学科建设和发展机会，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学科交叉的地方是创新人才最容易产生的地方。博导应建议并积极鼓励博士生参与交叉学科课题研究，培养他们探索新问题的勇气和热情，锻炼他们的毅力和执著精神。使博士生在交叉学科课题研究过程中，迸发出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第三，培养博士生广泛涉猎知识的能力。应带领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洽谈，使他们学会如何抓住问题的本质，锻炼与人沟通的能力，能够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抓住对方，用最短时间把问题的核心点提出来，展现一个博士生应具备的素质。
二、开展学术论坛．营造激发博士生创新思维环境
博士生论坛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很好的手段。论坛中通过与同行和非同行之间的交流，活跃博士生思想，激发参与科研兴趣、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通过专家的点评，总结各方经验，升华学术思想。在交流中不但认识了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活跃了科研思维，并且能够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距，激励自己不断进取。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储备，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启发了他们的科学思维。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热情。要鼓励博士生自己组织、管理、开展学术论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对进一步激发博士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非常重要。论坛的举行也有助于推动国内高校对研究生教育创新、培养创新的深层次思考，进而为全面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进行有益的探索。
三、加强创新实验平台建设，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
按照北京市教务部署，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进行了研究生产学研基地创新实验平台建设。搭建平台后使博士生的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产品，这有效地提高博士生独立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素养和能力以及从事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平台实施开放教学体系，让博士生根据科学研究需要自主选择实验内容、设计实验方案流程、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发挥他们独立思考的主动性、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和思维缜密性；一个产品的发明产生需要多学科知识，产学研实验平台成了多学科研究领域博士生相互交流的聚集地，很好地培养了博士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四、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博士生创造潜能
1 实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育苗基金及奖励计划”。北(jin)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育苗基金及奖励计划”。该育苗基金主要用于鼓励和支持具有创新思想的博士研究生提出新颖的学术观点，探索对学科发展或产业发展有重要科学意义或重要应用前景的研究课题：鼓励和提高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撰写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国际先进性或国内领先水平的科技论文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第4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现代意义上的学位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是我国学位制度创立的起点，是近现代西方高等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产物。学位制度的最高层次便是培养博士研究生，因此博士生导师队伍是博士生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博士生指导教授的评审十分重视，主要表现在当时就制定了由国家评审对博士生导师进行集中统一和严格的评审制度，并且规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必须在教授中挑选学术造诣较深，科研成果显著，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集中统一的评审制度对我国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发展。对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的成长和培养带来了阻力。因此建立完善的博导遴选指标体系对推动博导队伍建设，改善当前博导队伍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比较
大学导师制最早是由十四世纪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开始实行，到19世纪被大多数国家认可，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对研究生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对博士研究生培养主要是采用导师负责制，博士生从课程规划、理论学习、科研实践直到论文答辩都由导师指导。本文考察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发现西方国家与我国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
1.博士生导师需要具备基本的学位证明和相应的指导研究能力。例如法国，法国国家规定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高级研究员、国家博士可直接具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2.博士生导师需要博士生申请。在英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有权招收博士研究生，学校对于博士生的导师在资格方面没有硬性规定，无论是教授还是高级讲师，甚至讲师，只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深厚的学术功底，丰富的研究经验，都有资格接受学生的申请成为博士生导师。
3.博士生导师需要完成科研项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志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必须先找一个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往往会成为导师进行科学研究的助手，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高低会影响导师的学术声望。科研项目对教授和博士生意义重大，教授所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和他对博士生的指导方式也直接受他拥有科研课题和经费的多少所影响。
二、我国博士生导师遴选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比西方国家，我国博士生导师遴选存在以下问题：
1.导师资格终身制。尽管没有明文规定，我国的博士生导师事实上是终身制的，一旦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不管有没有学生申请，终身都是博士生导师。这种终身制使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活力不够，同时无法实现对研究生导师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2.导师队伍呈现近亲繁殖态势，当前许多高校都热衷于把留本校的优秀毕业生，许多学校遴选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大部分都是扎根于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校学习、工作。他们从师于自己本校的教师然后自己再指导本校的研究生，从而不能为导师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学科背景，不利于吸收新鲜血液，影响导师队伍的创新性发展。
3.对准导师的科研能力考察不够科学。当前高校在导师的遴选中，对准导师学术探究能力的关注普遍过于注重量化。在高校导师队伍遴选的具体标准中，都明确规定了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专著的字数、科研项目的数量以及科研经费的多少，对发表的相应的学术文章、出版的著作、承担的科研项目以及科研经费等等都只有数量上的硬性规定，这些文章、专著、科研项目的质量如何，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等，则缺少查询和证实。
三、博士生导师遴选指标体系构建
总体来看，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完善的博士生导师遴选指标体系，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中南财经大学大学自2001年颁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至2015年已经完成六次修订，完善了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指标体系构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十分重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始终把博士研究生导师的队伍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结合学校校实际，制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指标体系。
（一）建立基本资格指标
博士生导师基本要求是具有相应学术水平和科研条件的教授或符合条件的副教授承担博士生培养指导工作，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学位上具有博士学位，且任教授专业技术职称需要满足时间;二是在本学科专业（或跨学科专业）研究领域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已经在该方向领域取得一系列有重要影响与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且未来研究方向与现有研究领域具有连续性;三是在境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连续一年以上的研修经历。
（二）设立科研指标要求
博士生导师除达到基本的资格指标外，还需满足相关科研条件，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出版与本学科相关的专著或者在学校认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二是主持并完成一项部级科研课题;三是主编并出版高水平有影响的优秀教材。
（三）完善教学指标要求
学校规定博士生导师需要满足教学指标要求，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具有一级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的高校在岗完整地培养过全日制硕士毕业生三届以上，或在海外高水平大学完整地培养过硕士毕业生一届以上;二是系统地为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讲授至少一门专业课，三是指导的硕士生学位论文盲评平均成绩需要满足学校规定要求。
（四）特设破格指标要求
对于不满足上述指标但是具有博士指导资格的申请者，学校专门设立破格指标，用来提拔具有学科创新能力的研究者，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具有部级重大课题立项或者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论文;二是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或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奖;三是长期担任本学科带头人，任本学科全国性的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以上职务，对本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林颖.博士生导师评估及指标体系研究与实践[D].中南大学，2007.
[2]于艳华.研究生工作管理系统及导师遴选功能的设计与实现[D].天津师范大学，2012.
[3]李祖超，熊艳，张俐.美国博士生导师制度的演变历程、发展改革经验及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13，12：63-68.
第5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导师；博士生；培养质量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37（2012）02-0052-04
一、问题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我国高等院校的博士生人数也大大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全国博士生招生人数为3.2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生招生人数为6.2万人，增长了193.75%[1]。博士生招生人数的不断扩大，在培养更多社会高端人才的同时，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下降，这体现在博士论文的选题缺乏重大性、前沿性；论文缺乏创新性或创新性不足等[2]。另外，研究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还导致了师生比严重失衡的问题。2001年有报道显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比较热门的学科专业，师生比的问题已经很突出，研究生人数往往是导师人数的几倍甚至十几倍[3]。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状况如何？导师的指导情况对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有无影响？本研究将针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分析和评价。
以往关于导师指导的研究多集中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对博士阶段的研究比较少。潘艺林、何仁龙等人对上海市某重点大学理工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教育质量标准、导师素质及其指导方式、频率和周期等相互关联的许多方面，师生的见解各有异同[4]。牛智有、廖庆喜认为，很多导师由于精力不够而无法对每名博士生都进行细微的指导；同时，为了扩大博导的队伍，有些不具备指导博士生能力的教授也成了博导，很难保证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导师缺乏足够的科研筹资能力，这也是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5]。陈珊、王建梁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关于博士生导师指导情况的调查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博士生导师的指导频率影响博士生论文的完成、博士生文章的发表和课堂报告，他们还对如何提高我国博士生导师的指导频率提出了若干建议。[6]
综上所述，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具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虽然大多是实证调查，但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不够本土化，说服力不强。所以，本研究在借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并针对如何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若干建议。
二、调查概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主要以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0月至11月在中国进行的《研究生学习与生活调查问卷》的数据为主。该调查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样范围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在校博士研究生，主要采用两级分层的方法进行抽样。首先，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地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特点，以地域为初级抽样单位，将抽样地区分为西部、中部和南部，西部抽取一所高校，南部抽取两所高校，中部抽取两所高校。然后，以专业为抽样单位，在各个高校抽取文科和理工科的若干个专业，通过学校管理部门直接发放给博士研究生并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1 7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107份，有效回收率为65.1%，达到了基本的调查标准。
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情况为：男性占65.5%、女性占39.5%；学年分布情况为：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占51.8%、博士二年级的学生占30.0%、博士三年级的学生占18.2%；专业分布情况为：人文学科占22.4%、社会科学占19.4%、教育学占8.1%、理学占32.8%、工学占16.0%、农学占0.3%、艺术类占0.3%。
三、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分析
（一）导师的指导情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指导”可看作指导主体和指导客体互动的过程。博士阶段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为导师对博士生的学术指导或双方进行的学术探讨。互动过程可以从互动本身的维度进行分析，即从频度、深度、向度、广度等维度进行考察[7]。结合问卷的问题设置，我们将从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这两个层面考察学术互动中导师的影响作用。
1.指导频率
指导频率是指导师在一定时期内与博士生进行互动的次数。如果将接受指导的时间单位分为周、月、年的话，其中以月为时间单位接受指导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以周为单位接受指导，但是也有17.9%的导师一年只指导学生几次而已，最严重的情况是7.4%的博士生几乎没有接受指导。从指导频率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博士生还是接受了比较充分的论文指导，只有25.3%的博士生一年接受几次指导或几乎没有接受指导（见表1）。
2.指导程度
指导程度是指导师对博士生论文的指导深度。评价的指标为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主观评价，评价越充分就显示导师指导论文的程度越高。就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整体评价而言，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导师的指导比较充分，说明了我国博士生导师的论文指导程度比较高（见表2）。
（二）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
评价博士生培养质量有多项指标，其士生的论文质量和科研能力是考察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根据问卷设置，我们将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和科研能力三项作为评价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指标，以此来具体分析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
1.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学位论文的关系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主要是通过以下阶段完成：选题和开题，围绕论文系统收集和整理文献资料，撰写论文提纲，论文写作，论文评审，论文答辩。选题是完成学位论文的首要环节，根据问卷相关题目，我们主要分析导师指导与博士生选题途径和选题内容的关系。
首先，就博士生学位论文题目的确定而言，79.2%的博士生在学期间开始博士论文的研究，63.9%的博士生在问卷调查时已确定论文题目。博士生的选题途径主要有自己确定、与导师商定、导师确定等。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博士生的选题途径比较单一化，即与导师商定的占68.4%，自己确定的仅占15.6%（见表3）。由相关分析可知，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与博士生确定学位论文题目的途径存在正相关（见表5）。指导频率越高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题目越容易由导师确定，反之则越容易由自己确定。
其次，就博士生的选题内容而言，大部分博士生的研究领域都与导师的研究领域或课题有关（见表4）。由相关分析可知，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与博士生的研究领域存在正相关（见表5），即导师的指导频率越高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的研究领域与导师的研究领域越密切，反之则越不同。
2.导师指导与博士生一般论文的关系
一般论文是指研究生除学位论文之外发表的文章，它是研究生进行科研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8]，是博士生毕业的一般要求。一般论文的发表质量也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由交互分析可以看出（见表6），每月接受一、二次指导的博士生中，有71人（40.5%）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301人（46.2%）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268人（48.9%）在一般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在认为导师指导比较充分的博士生中，有106人（59.9%）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383人（57.9%）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317人（58.2%）在一般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
其次，就一般论文的质量而言，我们将问卷中“在国外、全国性和一般学术刊物上刊登论文”等几个问题的综合得分操作化为一般论文的得分，能够反映出博士生一般的质量情况。从相关分析看出，一般论文的质量和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存在正相关，即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频率越大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发表的一般论文质量就越高（见表7）。
3.导师指导与博士生科研能力的关系
研究生的能力结构按重要性排序，排在前几项的能力依次为：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即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并列，都是研究生能力结构的一部分）[9]。问卷设置中考察博士生科研能力的题目主要包括：第一外语的阅读、写作、听说能力，汉语写作能力，专业知识，知识面，独立思考能力和作为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等几方面指标。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与博士生第一外语的写作能力、听说能力存在正相关，导师的指导程度和博士生的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存在正相关，即导师的指导频率越高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第一外语的写作、听说能力越强；导师的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越高，反之亦然。博士生第一外语的阅读能力、汉语写作能力、知识面、独立思考能力和导师的指导则没有显著的关系（见表8）。
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文分析可知，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和一般论文质量以及科研能力的提高。
（一）目前导师对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比较充分
在2000年的一项关于导师学术指导的调查中，很多博士生明显表现出对导师指导的不满，有数据显示，42.9%的博士生认为导师的指导“较差”[10]。还有很多学者认为，高校扩招后导师指导的学生过多，势必减少导师对每个学生的指导频率和指导时间[11]。我们通过对博士生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的调查，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目前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对导师的指导比较满意，导师的指导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首先，导师的指导频率以月为单位的最多，其次是以周为单位，少数博士生一年接受几次指导或几乎没有接受指导。这说明大多数博士生能够每月或每周接受导师有规律的指导。其次，导师的指导程度比较深，调查中认为导师指导比较充分和很充分的博士生比例高达80.6%，只有19.3%的博士生认为导师指导不充分。
（二）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密切相关
导师的指导和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究竟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首先，博士生与导师在现实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这种互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对博士生的科研活动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间接结果是对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导师的指导直接影响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情况，多数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和导师商定的，题目或研究领域也大多属于导师的研究领域，并受到导师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的影响。再次，导师与博士生的互动频率和互动程度直接影响到博士生的科研质量和科研能力，互动频率越高或互动程度越深，博士生的科研论文质量越高，科研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三）加强导师指导有利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互动理论认为，互动频率的高低和互动程度的深浅影响互动质量的好坏，互动频率越高或互动程度越深，互动的效果越好，同时互动双方的依赖程度也越深[12]。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状况显著影响着博士生学位论文方向的确定和对选题的思考、一般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以及科研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导师对博士生个别指导的频率、程度等也直接关系到博士生科研活动的质量，间接影响到博士生独立探索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调查结果较好地验证了互动理论在师生关系上的应用，为师生互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事实支持。笔者认为，在加强导师指导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过度，防止博士生由于指导频率过高或程度过深而对导师产生依赖，不利于其独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综上所述，在适当范围内加强导师的指导，能够更好地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充分体现研究生教育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十五”期间教育事业发展成就．stats.省略[EB/OL]，2006-6-12．
[2] 贺祥，陆小新．优秀博士论文从何而来——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分析及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4（15），（16）：43-44．
[3] 李丽萍，李纬娜．研究生导师：数量不足水平参差[N]．中国青年报，2001-8-23.
[4] 潘艺林，何仁龙，马桂敏，张元兴．导师的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对部分师生的问卷调查与文献比较[J]．教育与现代化，2004（2）：20-25，60．
[5] 牛智有，廖庆喜．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考与措施[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5（10）：166-168．
[6] 陈珊，王建梁．导师指导频率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基于博士生视角的分析和探讨[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61-64．
[7] [12]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3-145，135．
[8] 马更新．大学生科研活动的必要性及其表现方式［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0（3）：93-94．
[9] 顾明远．试论21世纪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8（3）．
第6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工科博士生博士生导师“软”“硬”创新特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博士生教育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以来，博士生教育规模以每年平均超过20%的速度递增。随着数量的增长，博士生质量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有关博士生质量提高，学界提出了各种观点、思考、建议，包括从“软”“硬”两方面提高，既要有规律、理论分析，又要联系实际，并指出导师在对学生指导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工科类博士生科研创新现状分析
博士生与硕士生、本科生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我国在1992年《博士生培养工作暂行规程》中也指出“博士教育的培养要以科学研究为主。”《学位条列》第6条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标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不难看出，博士教育中，具备科研和实践技术创新能力是获取博士学位条件之一。
作为工科博士生，其科研创新又具独特性。（1）应具有理论意义；
（2）应具有工程或技术研发创新意义。在与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团队研究者交流中，一些导师反映目前博士生研究有偏“软”、偏“硬”倾向，偏“软”是研究缺乏与实际联系，偏“硬”是缺乏规律、理论分析。从软的方面看，一些博士生愿搞模型、算式，不愿动手实验，不愿联系实际进行研究。从“硬”的方面看，现在工科院校中，博士生普遍存在做研究逻辑思维能力不高问题，博士生论文像科技报告，工程味道太浓，科学研究不足，高水平创新性学术论文难出现。
为培养这种“软”“硬”兼顾的科学品质，许多导师强调工科博士生首先要有理论上的创见、研究，再者还要具有重视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素质。目前我国工科博士生在这两方面都不足，特别是实践创新远不够。浙江大学在“国际大学创新力评价研究”中指出，我们有着庞大的博士生队伍，但原创性科研成果少，与企业联系的、现实效应强的创新成果更少。
改变这一情况，涉及方面很多，其中导师作为博士生创新的第一负责人，将对博士生的创新有直接影响。为此研究工科博士生创新，必须研究导师如何发挥作用。
二、导师对工科博士生“软”“硬”特质的培养
1.加强对博士生课题选择导控
选题方面突显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北京理工大学周立伟院士谈自己培养理工科博士经验时，指出“将自己考虑的一些有科学价值、有现实意义、解决时机基本成熟、有初步方案可以动手研究的课题，或者是已经着手尚未展开的课题，或者是有想法的前沿课题，提供给博士生去做。这样的课题，目标和意图比较明确，突破口也找的比较准，起点比较高，工作量比较有底。”导师在长期研究中，对本学科的理论、技术进展有清楚的了解，博士生做导师的课题可在“软”“硬”两方面取得进展。还有的导师，则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有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的课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范洪义导师强调对思维敏捷又有钻劲的学生放手鼓励，让其自己找到理论、技术突破点，在其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其建立信心。这样迅速培养了学生的科研预见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科研的道路上较早地独立开步走。
2.导师营造学术创新氛围和条件
导师营造科研的氛围和条件，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精神方面，导师需要起带头作用，用于承担重大课题。同时积极改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敏感性和独立思考的主动性。在物质方面，丰富的科研经费和先进的科研设备，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正常开展的保障，是博士创新性研究必不可少的平台。对比中美博士生研究条件可知，我们博士生的实验室条件需大力改进。此外，需保证博士生的生活质量。如果仅加强师生间良好创新气氛建设，没有相应的物质支持，博士生为生活、为科研奔波，则很难出创新成果。
三、导师培养工科博士生“软”“硬”创新特质应抓关键环节
导师指导博士生“软”“硬”创新应贯穿培养各方面，包括生源选拔，课程设置，论文开题、写作，中期考核及论文答辩等方面。
1.抓课程建设
课程学习是为博士生在未来研究领域理论、实践创新发展奠定知识基础。美国大学及研究机构，导师对课程精心设置，提供博士生的课程包括基础理论课和专业理论课。基础理论课强调基础理论的学习，反映科技发展的最新理论和成就。专业课注意与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另外设立专题课程，围绕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开展。导师可以根据科技发展需要，增加、删减或变换课程，课程更新较快。因此，导师们可以向这种模式进行学习，在课程建设上多加关注。
2.抓论文写作三环节
目前不少导师不重视学生理论培养和创新，不重视博士论文的写作，造成博士生研究重复多，理论、技术创新性低问题。导师和博士生必须处理好学位论文与科研工作关系，使博士生论文与科技攻关课题相结合，出高水平的博士论文。
在研究阶段，导师要给学生论文设计、课题研究提一些建设性意见，组织学生攻关，参与研究过程，针对性指导学生开展课题，设计实验，处理数据。在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学生成果过程中，导师也要对研究、写作规范加以指导。同时还要检阅学生论文，考察文章研究原创性、独立性，与学生一起总结重点突出的问题，“软”“硬”创新点以及何以为创新等，并指出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深入方向。只有把好论文选题、写作每一环节，才能确保创新成果出现及被认同。
3.抓科研活动
在博士生学习研究过程中，导师要引导博士生参与科研创新课题。调研显示，博士生普遍希望参加导师的纵向课题研究，能够有所发明创造，理论突破，对于横向课题，虽不排斥，但最好能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理论实例论证提供方便。在引导博士生参与课题中，导师要避免将博士生看作简单劳动力现象，引导学生参与自己的课题，特别是与国家、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纵向课题，在研究中，根据学生承担任务的情况，给以相应的薪酬或基金，从承担课题重任、经费保障方面促进学生调研、实践，理论研究，出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第7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8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攻读专业博士学位的教学计划的原则（如年限、形式、水平、质量等）均参照学术性博士学位（PHD）的标准，只是在招生、课程的侧重点，培养方向、论文的性质、实践要求等方面有所不同。
培养目标
美国专业博士学位设立的伊始就是为了适应愿意从事实践性职业，而不愿从事研究和教学的那部分人的要求。它以培养实践高层次应用人才为目标而区别于以培养学术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性博士。所以对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培养目标就可以大体上总结为：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训练使其达到一定的水平，使之具有从事某种专门职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并要求掌握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由于培养目标与PHD有显著差别，所以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招生、课程设置、培养经费、实践要求、导师、论文要求等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招生
博士生招生是博士教育的首要环节。招生的状况直接影响培养质量，所以美国大学十分重视博士的招生工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知识更新与分化的速度急剧增长，社会对不同层次与规格的人才的渴求，导致了博士教育多样化格局的形成。美国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特点首先就体现在招生方面。总的说来，“美国式”招生制度的特点在于：不单纯以分数取人，注重全面考察，尤其重视学习能力；招生的指导思想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基于以上两点，其专业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招生对象的实践能力就成为考察重点。例如，工程博士的招生对象虽然有一些来自学士或硕士，但是更多的来自工业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中下层管理岗位。这些人从事过工程实践工作，具有很强的全方位的工程能力。
另外美国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置也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在相对“饱和”的专业领域，招生较平稳，发展较缓慢；而那些“兴旺”的学科，如工商管理、工程、教育、医疗卫生领域专业博士的生源则较多，发展也较快。这与美国高校一向所奉行的“服务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
课程设置
博士生入学后首先进行课程学习，这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一个特点。对攻读专业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的培养，由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它注重专业知识及相应的实务教学。选修课要求侧重职业或专业的需要，为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专业博士的培养方式主要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和企业、科研部门联合培养，在实施课程培养计划过程中，大学和企业各派一定数量的教师讲授课程，强调在生产实际和社会实践中进行科研。
在外国语的要求上也比哲学博士PHD要低。专业博士学位一般要求精通一门外语或者以其他学科如数学或统计学代替而PHD则通常要求精通两门外语。对于这方面的差别，作者认为可能起源于二战后的认识问题。那时美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美国学术界那时也忙着“国际化”，外语学习对掌握国际学术新动向，发展新知识，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培养面向实践的专业人员来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且外语学习需要大量时间，因此对于培养实践人才的专业博士降低外语学习要求，而把有限的学习时间用于专业学习，则被认为是最恰当的。所以二战后许多专业博士学位并无外语要求或不十分苛求，只是随着发展一些专业博士学位才提高了对外语学习的要求，但仍低于PHD的要求。这只是培养目标与课程要求一致性的结果。专业博士学位既然树立了自己的培养目标――面向实践，注重应用性，它就应该建立适应目标的课程体系和要求。
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要求
美国的专业博士生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能力，即要求学生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往往要求专业博士生有若干时间（一般为1~2年）的相关专业的实际经验。例如，医学博士研究生有“住院见习期”。工程博士研究生则要求至少一年的“工业见习期”。在此期间，学生往往需要常常往返于大学和资助博士论文的公司企业，接受大学导师和专业工程师的双重指导，从事研究和设计开发的创造性工作。
经费来源
近几年来，研究生教育经费的多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政府拨款在整个经费中占的比例下降，其他渠道筹措资金比例上升。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国家拨款经费的紧张，而学校与企业横向合作的经费在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企业确实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加入，所以许多企业愿意对专业博士选定的有实践背景的论文和实际应用性的科研项目给予资助，这部分资金成为专业博士教育经费筹措的渠道之一。例如，学生进入见习和论文写作阶段后，可以作为公司、企业的“见习生”，由见习单位支持博士生的选题，并为他们提供薪水和设备仪器及研究经费等。对于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来说，由于接近实践容易为企业带来现实效益，因此就更易于吸引企业投资，这种筹资方式所得资金占的比例较之于PHD大一些。
论文要求
第9篇：法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高等教育质量；满意度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1-0049-04
博士研究生由于其高层次的特点，质量问题已经逐渐成为近几年来研究者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过去10年的研究成果较密集［1］，这与培养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各界对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增加的质疑有直接关系。
在该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是学者陈学飞主持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的研究［2］和学者袁本涛等人开展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3］。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现状、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最近一次全国性的博士质量调查研究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于2007年联合开展的博士质量调查工作。［4］这些研究有利于人们了解研究生教育现状，强化对改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认识。
但是，上述研究对质量载体――博士研究生的看法重视不够，鉴于此，本研究从博士研究生这一重要利益关系人的角度出发，通过收集他们对培养过程诸环节及活动的满意度评价来展开分析。满意度评价的理论基础是服务质量观，该理论主张将培养过程看作是一种教学服务过程，据此，可通过收集服务接受者的感受来发现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5］满意度评价最早应用于商业服务领域，近年来被研究者逐步引入到教育质量评价领域。［6］［7］［8］［9］［10］
本研究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描述博士研究生对培养质量的满意度情况；二是分析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可能的原因。
一、研究过程概述
本研究以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为理论基础，参照国内外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满意度问卷的设计思路与实施经验，结合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自主开发了“全国研究生培养质量满意度调查”问卷（NSGAQ）并将其作为研究信息的主要来源。问卷是由18道题目构成的培养过程满意度评价，包括课程教学、导师、学术支持等三个维度及总评价。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尺度，“1”表示 “根本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总分在18-90分之间。调查以全国57所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为总体，采用比例分层随机取样方法。共回收问卷1549份，其中有效问卷1523份，有效率98.3 %。有效样本来自45所研究生院，有效样本所属研究生院占研究生院总数的78.9%。问卷数据整理与分析采用SPSS 16.0软件。经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问卷中的18个问项的决断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并可用于统计与分析。问卷反映的内在一致性检验α=0.920。
二、博士培养质量受到大多数研究生的积极评价
本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博士研究生无论在总评价，还是在课程教学、导师和学术支持三个方面的满意度评价上均较高。有80.3%的博士研究生的总评价达到“比较满意”及以上程度，这说明培养质量受到了大多数博士生的较充分肯定。
在分项评价上，将课程教学、导师和学术支持三个维度的满意度进行差异比较并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经多重比较检验，两两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将课程、导师和学术支持三个维度与总评价所作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这说明研究生在课程教学、导师和学术支持三方面的满意度评价呈两两显著相关，对这三者的满意度评价均与其总评价呈显著相关。由此可见，对学术支持的满意度评价与总评价之间的相互影响较显著。
三、导师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关注不够
进一步对有关导师学术指导的诸方面分析表明，博士研究生对“导师在指导时间投入”、“对学生治学态度的影响”、“学位论文与导师课题之间的关系”、“对学位论文的指导”、“对学生方法与规范的影响”、“对学生为人处事的影响”等6个方面的满意度达到“比较满意”及以上程度以上的均超过80%，其中“对学生治学态度的影响”评价最高，达85.5%。由此说明，导师的学术指导在许多方面赢得了博士研究生的普遍认可。
尽管博士研究生对导师学术指导的满意度在三个维度中最高，也高于满意度均值，但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博士研究生对导师对其学习兴趣的关注与激发的满意度评价上最低。与此同时，导师在引导学生进入学术前沿、时间投入的数量和频率等方面尚存在一定问题。
关于对学生的兴趣关注不够问题，可能与导师的指导策略有关。尽管人们通常认为通过课题研究来指导研究生的学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可是，究竟如何利用课题研究这个载体在实践中却有不同做法。一些导师能够在尊重学生学术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课题来展开培养过程，另一些导师可能会出于完成课题或项目任务的需要而无法顾及到学生的学术兴趣，后者显然属于“任务导向型”。“任务导向型”的好处在于能够最有效地完成导师的研究任务。如是导师让学生经常参加此类学术活动，学生会被迫丧失原有的学术兴趣而蜕变成导师的高级研究助手。因此，在学术指导中，如何有效协调学生学术兴趣与课题或项目之间的关系是导师在博士研究生指导中持续面临的挑战。
关于引导学生进入前沿不够问题，可能与导师自身的学术水平和视野有较大关系。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导师自己也尚未完全进入学科前沿，更不要说带领学生进入前沿了。改变此种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导师需要加强并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目前正在施行的各种出国研修计划和项目。
关于导师时间投入的数量和频率不够的问题，结合博士研究生对导师在其他方面的满意度情况，可能主要是因为导师被迫忙于许多与学术有关的非学术事务而导致的时间短缺所致。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想办法将导师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其有更多时间投入到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指导活动中。建议通过建立教授行政助手或秘书制度及提高学校行政服务水平和效率来解决此问题。
四、博士研究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应用有更多的期待
调查结果表明，在“课程方案设计与实施”方面，有78.5%的博士研究生“比较满意”；在“课程教学与论文撰写时间的合理安排”方面，有69.8%的博士研究生“比较满意”。相对而言，博士研究生对“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应用”、“课程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两方面满意度评价较低，“比较满意”的分别只有62.6%和61.8%。经多重比较检验，博士研究生在“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应用”、“课程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两方面满意度评价均与其余两方面的满意度评价存在显著差异（p
关于课程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不够的问题，相关研究早已有所反映［11］，这说明此问题在过去几年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究其原因，实则与前述的导师在引导学生进入前沿方面做得不够有相似之处。
关于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应用不够的问题，可能与教师的教学技能及教学素养有关。长期以来，与中小学相比，高等院校不太注重教师的教学技能。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只是一味地强调教师的学历学位水平而不太注意教学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要求。而事实上，教师学历学位水平所代表的学科知识仅仅是教师教学成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有关教学技能的条件性知识才是保障教学成功的关键。为此，有必要通过课堂观察、教学反思、行动研究等途径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技能并解决讨论式教学方法应用不够的问题。
五、研究经费和设施尚不能完全满足博士研究生的需要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校提供的学术支持是影响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包括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各种学术活动机会、专业文献、研究经费与设施、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等四方面。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博士研究生对培养机构提供的各种学术活动机会、专业文献、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三方面的满意度评价达到“比较满意”的比例均在约75%及以上，而他们对研究经费和设施的满意度评价较前三项低很多，有近40%的博士研究生对此项不太满意。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博士研究生在此项上的满意度评价与其他三项的满意度评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研究经费和设施不足问题，一方面与高等教育总投入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对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不足有密切关系。尽管许多高等院校已经设置了诸如研究生创新基金、专项研究基金、课题资助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基金等专门用于资助博士研究生开展研究的基金，但其覆盖面和资助力度尚无法满足需要。与此同时，在既定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水平前提下，高等院校需要调整校内的经费投向并增加研究生生均培养经费投入水平。对那些“985工程”院校而言，需要增加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在“985工程”项目建设中的比例。在研究设施的改善方面，一方面需要继续增加设施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创新研究设施的管理机制，打破研究设施在一些院校存在的“部门（项目、学科）所有制”弊端，并通过提高研究设施的共享程度来增加博士研究生在研究设施上的使用机会。
上述结论主要反映了博士研究生的看法和观点，既有总体上对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积极评价，也揭示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个别环节的不足和缺陷。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环节均是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的有效因素。因此，要想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满意度评价，对这些环节所暴露的问题和需求的重视和改善就显得尤其必要。当然，限于本研究方法和信息来源的局限性，本文尚难以给出有针对性的改善策略，未来的研究可在这方面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1］王蔚虹．博士生培养质量研究综述［J］．理工高教研究，2008（6）：47－51.
［2］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王孙禺,等．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状况综合调研报告［J］．中国高等教育，2007（9）：32－35.
［4］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R］．2008.
［5］Parasuraman,A.，et al．SERVQUAL：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J］ .Journal of Retailing，1988,(64)1：12-40.
［6］Kane, D，et al．Student Satisfaction Surveys: The Value in Taking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08，14（2）：135 －155.
［7］Rodgers, T . Measuring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Can a Performance Indicator Approach be extended to identifying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Union Provision?［J］.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2008,14(1)：79－92.
［8］David，A.G．Managing Quality［M］.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8.
［9］刘武，等．硕士研究生课堂教学满意度评价模型的实证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09（12）：10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