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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精选(九篇)

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

第1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壮族民歌;艺术创作;风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J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182-01

从古至今壮族人就把唱歌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壮族人民根据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不断的继承、发展和丰富壮族民歌的创作手法和技巧,使壮族民歌无论是在调式调性、体裁、节奏上,还是在歌曲风格上都具有了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蕴。

一、壮族民歌的渊源

“壮族民歌”又称“壮歌”,一般指壮族人民用本民族语言演唱的民间歌谣。壮族民歌是一种用节奏、有韵律的语言来反映壮族人民思想感情与生产生活情况的艺术形式。壮族人民从古至今勤劳、勇敢而进取;壮族民歌历史渊远,民族文化浓郁而朴实。

(一)壮族民歌的历史渊源

壮族人民善以歌唱的形式来表现生活,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据记载:壮歌最早可以追溯到壮族原始社会时代狩猎时的呐喊。虽然呐喊不能算是歌, 但它无疑孕育出了壮族民歌的种子。真正义意上的壮歌应该是从壮族原始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开始,这从现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可见一斑。广西壮族古老的歌圩集会和绣球一直流传至今,壮民从开天地一直唱到如今,几乎人人能歌善唱,已近“以歌代言”的地步。

(二)壮族民歌中古代民歌的表现形式

壮族民歌的表现形式淳朴、自然、真实,乡土气息格外浓厚,尤其是结构短小、音调和谐、韵律自然、易歌易记、流传方便,使得壮族民间歌谣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丰富多彩,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洋溢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壮族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所撰《谈僮歌》一文和《壮族通史》以及《壮族民间歌谣集》等论著中可知:壮族古代民间歌谣包括诉苦歌(长工苦歌、媳妇苦歌、单身苦歌、怨命歌等等)、情歌(散歌、套歌、探问歌、赞美歌、讨欢歌、示爱歌、发誓歌、分别歌等等)、风俗歌(庆贺歌、祝祷歌、仪式歌、敬酒歌、迎宾歌、哭丧歌、哭嫁歌等等)、生产劳动歌(农事歌、农闲歌、时令歌、节气歌、喜雨歌、苦旱歌等等)、历史歌、时政歌、童谣、革命歌曲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壮族民歌分类很多且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人类生活与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壮族民歌创作的独特性

(一)歌唱者也是创编者

壮族民歌之所以丰富多彩,和它的作者众多而面广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民歌和其他民族的民歌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作者一般是劳动群众,另外还有不少壮族知识分子也致力于壮族民歌的创编。有的将生产、生活经验加以总结、提高;有的则将汉族故事传说改编成各种形式的民歌;也有的是从汉族引进来,用汉族的故事,套以壮族民歌的艺术形式形成了壮族人喜闻乐见的歌曲,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梅良玉》等。众多作曲家对壮族民歌的继承、发展和丰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创编者也是歌唱者

壮族人民人人都会唱歌,上至古稀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童,不管是歌师还是农民都能唱出一口优美悦耳的民歌。当你步入壮乡,特别是耕种的季节或逢年过节或操办喜事的喜庆日子,处处有歌、时时有歌。

壮族民歌富于音韵美,韵点密集,唱起来悠扬婉转,娓娓动听,常常给人美的感受。壮族人民不仅创编和演唱歌曲,而且也都是劳动能手,都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既有宝贵的生产知识,又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创编的壮族民歌也都是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

壮族民歌是壮族歌手和壮族劳动人民结合自己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把一定的思想感情和崇高理想经过艺术创作变成为有血有肉的最通俗、最朴素、最形象的口语叙唱出来。因而它音调和谐,韵律自然,充满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一切得益于人类情感的发展和生命激情的迸发,它始终离不了壮族人民喜歌善舞的民族心里特质和幼即习歌的社会习俗。

壮族民歌基本上是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的产物,常被人们用作交际和交流感情的工具。因壮族民歌的演唱者也即是民歌的创作者,再加区域的差别而使壮族民歌呈现出种类繁多、体裁多样化、结构灵活多变、调式体系以徵调式为主其他调式为辅、艺术表现手法千姿百态和语言创作独特异奇等特点。

壮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孕育了本民族的艺术风格特征,这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艺术传统,尤其是共同心理状态、审美观点和艺术特点等因素决定的,它成为壮族民族音乐特征的标志。

参考文献:

第2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论文摘要:忻城莫氏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忻城土司制度文化既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本身又立体地呈现了土司制度文化的基本特征。土司制度文化本身的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土司制度下的其他文化.如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既存在特色因素。也存在文化再现的缺失。从制度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三方面探讨土司文化的历史源流.并对这些制度文化进行理性思考。

忻城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这一源头本身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探讨与思考土司文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在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余.多一点理性的思考。客观、历史、辩证地看待土司文化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好地做好文化的继承工作。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莫氏土司制度由来已久.考证它的历史源流.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土司制度首先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我国在历史上可谓地广物丰.为管理好这样一个东西南北跨度都很大的国家.历来.朝廷都是采取多种管理制度。隋朝以前.大多是世袭制,隋唐以来.朝廷采取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并通过铨选派遣官员到各地任职管理地方。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便于管理.朝廷不得不采取多种管理制度。对于广西这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就经历过郡县制.羁縻制和土司制由于羁縻制不编户上籍.不向朝廷纳税.各州县处于“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明代。为加强地方管理,朝廷最终采取编户上籍“皆赋役之”的土司制度取代羁縻制土司制度一方面是中央通过少数民族土著首领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统治.另一方面还由此获得各民族首领承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忻城地属广西.瑶壮土民聚居.实行的土司制度正是多种制度文化之下的结晶。

明代是广西土司的极盛时期.大小土官有300多人。清初,仍有大小土府、州、县等128个。广西历史上被称为“南蛮”之地,忻城更是地处山区。要了解土司制度全貌,通过忻城土司制度可见一斑。忻城土司制由莫氏世袭.莫氏土司管理的忻城的土地、经济、教育等制度都是比较清晰的。他们“世官其土.世有其民”,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立体地呈现了土司制度文化。

(二)土司制度文化的理性思考忻城土司制度正式源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十七任土司.莫绳武因“纵匪殃民”罪被撤职废除.历明清两朝4l1年。而若从其始祖莫保协理算起,时问跨度为500年。奠氏土司能够长时间地统治地方.而又最终被取消.其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均值得我们思考。

1.进步因素。首先.忻城土司制度是固有社会生存发展的主动脉。忻城是山区.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莫氏土司是当地土著居民,熟悉忻城的主要交际语言瑶话壮话,编户上籍.帮助朝廷征收赋役,并且确立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比较顺应当地的社会发展。

土官不领朝廷俸禄.但得到中央王朝的确认.对土县境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有权对境内土地进行分配对于为土官及家人服役的土民。土官是不发银两的。但为了让士兵、厨子、厨娘、轿夫、鼓手甚或捕鱼捞虾的等人能够比较忠心地为土官服役.土官把能够维持其生活的地分给他们,这就是役田管理制。耕种役田的虽实为农奴,服劳役世世相袭.但对役田也能够世世相袭.并且无需缴纳租税.这就使得耕种的人能够相对独立地耕种役田.积极发展生产并维持生活。在阶级矛盾激烈的明清时期.这一举措满足了土民的愿望。基本符合社会生存发展需要。

其次.忻城土司制度还是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基础。世袭土官们不仅注意修正与朝廷的关系.还制定与完善一套适合忻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定历史作用。如土官及其官族还通过建立学馆,撰写诗文。加强教化,安抚民心,维护统治。

第四任土官莫廷臣开始举办学馆.“嘉靖年间,忻城土官莫廷臣在县城办学.延请名士专教莫氏官族子弟。”而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国不仅创立义塾.以儒家正统思想教授官族及堡目子弟,还亲自制定类似今人校规的《教士条规十六则》示于学堂.从思想意识,道德修养到做学问和日常行为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土官当中有不少土官及族人勤于撰文的,土官莫镇威、莫宗诏、莫元相、莫振国、莫景隆等人及官族诗人莫震、莫云卿、莫煦南等人都有诗文传世。诗书礼乐教化显然对维护土司统治.安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落后因素。忻城土司制度的落后。首先体现在它等级森严的统治上“土司土官对辖境内从土地到臣民有自主之权……土司土官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而一般州县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属封建地方制。”日(p印6)生产关系是封建农奴制的忻城土县.生产力低下.土官对土民的统治等级森严土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严格体现出对土官的毕恭毕敬.不得有半点越级之举。如土民“入市不准撑雨伞,吃饭不能与土官、官族同席。出行必须给土官、主人让路,见官必须跪拜土官出巡……路过村庄,村民须收藏所晒之衣物,人屋回避,小孩不许啼哭。村民如回避不及,或就地低头站立,或跪于路边迎候。所到村庄,村庄头人负责招待,按户派要食品,贡纳钱物.供土官及随员享用。”聊(嘲)在这样等级森严,尊卑分明,黄发垂髫不能怡然自乐的情况下.自然会延缓社会发展的步伐。

此外.莫氏士官在教育上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由于阶级的局限,私心的考虑,土官一方面鼓励官族子弟人学,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上相对较宽裕的土民百姓.虽然允许他们人私垫读书.但却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唯恐失去对他们户籍的控制对于大多数土民,则实行愚民政策,不准他们读书。这样的等级教育制度显然是极不公允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忻城教育的滞后。这样等级森严的统治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土民暴动。

利用手中武器进行军事镇压.是忻城土司制度的又一局限及落后因素。忻城莫氏土司始祖莫保在元代即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记录.其后代均有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表现.得到皇帝的信任.如第六任土官莫镇威甚至还在镇压瑶壮人民起义中得到万历皇帝的嘉奖土官们针对土民的军事镇压以维护封建统治、土官利益为出发点,大大激发了社会矛盾,从而影响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莫氏土司统治忻城500年问,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节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等组成的民俗文化多姿多彩。这种民俗文化既有多种民俗文化的特征.又带有土司统治的等级烙印。

(一)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人民自古以来世代种田,缺乏商品经济观念,加上身处山区的封闭和地理障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物质追求。但是,他们在精神上自得其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忻城民俗文化是多种民俗文化融合的结晶忻城自古以来生活着壮、瑶、苗、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生活生产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风俗。如过年时赶歌圩.开展苗侗族人们喜爱的上刀山、下火海等竞技类娱乐活动。三月清明节祭祀,家家户户要煮五色饭.七月鬼节吃鸭,端午节吃粽子等等。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

1.特色因素。首先.丰富多彩的民俗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比如过年,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土司封官印停止办政事,~直到十五闹元宵后才又“开官印”办理政事。在封印期间.土官与土民同乐土民在这一个时候可以自由享受过年的快乐.猜拳划码,赶歌圩。此外,颇具生活趣味的传统竞技类娱乐活动,比如上刀山、下火海、踩梨嘴、斗牛、斗鸟、斗鸡等。也颇能吸引人这些传统娱乐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温情。

其次.忻城土司民俗文化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歌圩是壮族人民的情人节.明清时期.都有地方官严禁歌圩。而在“以故俗治”的忻城.歌圩得以保持下来,不仅土民平时的禁锢得以释放.而且土官甚至也可以参加歌圩。同享子民的这一盛大节日。如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刘三姐》中与刘三姐对歌的莫怀仁的生活原型就是莫氏第十一任土司莫元相。歌圩上.除对歌外.还有抛绣球、碰红蛋、放花炮等节目。热闹的歌圩体现了壮族人民奔放热情、乐观豪迈,向往美好的人性化需求。

忻城还有织壮锦的风俗。这些壮锦图案别致。有“狮子滚球”、“双龙戏珠”、“丹风朝阳”、“鲤鱼跳龙门”、“字纹”等十多个品种.体现了壮族人民的美好愿望。歌圩、织壮锦等民俗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2.民俗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民俗虽丰富而具趣味性.但这些民俗处于土司制度之下,文化再现存在缺失因素.如不少民俗带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呈现“异化”状态。即使是在最欢乐的年节也如此如除夕要给土官家族送扫把等礼物.而要进庙上香也要等土官祭拜之后方可。袭任的土官上任前一天要到城隍庙烧香.举行大祭。土民要承担这些活动的所有费用。土民的衣服颜色不能鲜艳.只能着蓝、灰、黑三色衣服.长袍不能穿在身.嫁娶等人生大事不能坐车骑马。这些民俗文化呈现出的“异化”状态.其实也与忻城土司民俗文化的封闭有关。土司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人很少进入.忻城土民也很少外出.基本已经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民俗也就很少有变化.有些落后的习俗也无从改起。

三、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土司衙门建筑群被誉为“壮乡故宫”.它的建筑艺术历来备受称赞忻城土司建筑是第八任土司莫镇威于明万历十年始建.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它雕工精致,气宇轩昂,既包括土司办公的衙门.也包括官族府.也就是土司官族的住所。这个建筑群,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底蕴。折射出厚重的地域色彩。

(一)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

1.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首先,忻城土司建筑群是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土司建筑群背靠翠屏山而建.尽得自然山水的精华。林语堂先生在《官家令》中说:“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合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土司建筑群无意间得到了山川地形之美。而且.为了配合这种地形之美,土司建筑的色彩也很巧妙和谐地与青山映和为了避开帝王的宫廷建筑常用的金黄颜色.它的镶镂窗栏.屋梁大量使用赤色,并且,I赤色为主调,以绿、黑、白颜色为补充。与苍翠的山色、明朗的青空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2.南国人居生存心理的再现。忻城土司建筑群还体现了南国人居的生存心理。基于地理环境以及族群关系的考虑.南国的建筑无论在选址、建筑形式还是结构与朝向上,无不体现着遵从自然法则,追求天、地、人与建筑相和谐的理念。忻城土司衙门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把北方以坐北朝南为尊改为坐南朝北,这不仅体现了注重实用的居住心理.满足了功能的需求.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莫氏土司衙门的祠堂兴建在土司衙门之东.便于祖先享祭.说明了是壮族建筑文化的内核.体现南国人居尊祖重孝的心理。弟妹、叔侄等家庭成员的住所定在土司衙署的西面,韦、刘、杨三姓亲戚的住所则在官族府第西侧,关帝庙、三界庙及关帝庙的附近。这些安排.反映着莫氏土官注重家庭关系,族群关系、邻里关系,充分体现了南国人居“以亲为贵.共荣共患”的思想。

(二)土司建筑文化的理性思考

1.土司建筑文化的特色因素土司建筑群首先是多种建筑文化融合的结晶。它被称为“壮乡故宫”.其实即可说明它既有壮族建筑的特色,又有汉族民居建筑艺术的特点。土司们引入了汉族民居建筑艺术,因此,忻城土司建筑群在布局上与明清时的故宫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些可以说是汉族建筑的翻版,比如四合院式的内部结构。但它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又使它具有浓郁的壮族特色。

土司建筑群非典型的壮族的传统干栏式民居.但从它的建筑细节中仍然可以看出它立体地巧妙地呈现出了壮族的建筑特色。如大量运用石鼓作装饰。据《桂海虞衡志》,“铜鼓,古蛮人之所用”.“藏至二、三面者,即将雄居一方,僭称王号”。可见.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土司建筑群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装饰物就是石鼓。它们或在门口,或在庭院,或在百余座柱础之上.它们与铜鼓一道彰显出了莫氏土司的财富与地位.同时也体现出壮族的建筑特点与图腾崇拜。建筑色彩上,屋顶仍然选择壮族传统的黑、青灰为主的色调。而选择以蝙蝠、葫芦、鹭鸶、鹿为装饰,则寄托了壮族人民祈求福、禄、寿、举家富贵的美好意愿。而以草龙、草凤为装饰。更体现“龙风绕脊.瑞气盈门”的心理需求。超级秘书网

第3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健词】壮学;壮学研究;壮学体系

【作者】覃彩銮,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广西壮学学会会长。南宁,530028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共1700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居住在与广西相邻的广东、云南、贵州、湖南及四川等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四五万年的“柳江人”时代;与国内的侗、仫佬、毛南、傣、布依、水、黎等民族和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岱、侬族、老挝老龙族、缅甸掸族、泰国泰族、印度阿洪人等民族有历史渊源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壮族及其先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特色鲜明的文化,包括大石铲文化、铜鼓文化、花山崖画文化、稻作文化、干栏文化、歌圩文化、壮语文化以及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信仰文化、以蚂虫另节为代表的节日文化,等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学者关注并对壮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广西籍学者徐松石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壮族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承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对于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至1990年,研究壮族的著作达100余部,数百篇,内容涉及壮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习俗、艺术、语言、文字、民间文学、等方面,为壮学的形成和确立奠定良好基础。1991年广西壮学学会成立,以壮族为对象的研究工作开始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新阶段,以壮族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壮学正式提出。1995年,壮学学会名誉会长张声震研究员建立壮学体系的构想,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提出构建壮学体系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和壮学体系的内容,得到了壮学专家学者们的热烈响应和认同,相继撰写论文,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壮学体系的内容。1995年在武鸣召开首届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声震研究员提出编纂和出版《壮学系列丛书》(后称《壮学丛书》)的倡议,不仅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拥护,并且得到出席会议开幕式的自治区主席李兆焯同志的赞同。2000年,政府拨出专项经费,《壮学丛书》开始启动。按照计划,《壮学丛书》分资料性、基础研究和现实性应用研究三大板块,共70项研究课题。这是推进壮学、建立壮学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标志着壮学正朝着建立壮学体系的目标迈进。为此,现将近年来专家学者对壮学的界定、内涵、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壮学体系的理论构建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以便学界对壮学的认识和了解。

一、壮学与壮族研究、壮学研究的定义与区别

壮学(壮文:Cuenghhag)是指以壮族学者为主体,包括其他民族的壮学研究者对壮族历史文化、政治形态、社会经济、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教育医学等各种学科进行研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现阶段的壮学属于一门边缘性学科。壮学与壮族研究、壮学研究是三个不同的学术范畴和概念,三者各有主体和特点,并非完全等同。

壮学(壮文:Cuenghhag)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把壮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壮族的历史和文化起源、变迁、发展的过程,研究壮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壮族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医药、宗教、习俗、心理、生态、科技等方面。它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点。壮学与现代汉学在汉学、汉族研究和汉学研究的三者区别上具有相似性,只是研究的主体不同而已。例如一些有关壮族研究又过多涉及到泰学和汉学的交叉研究成果就不应该纳入壮学范畴。

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壮学的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为壮族,这点毋须置疑。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壮族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人口、地理、哲学、民俗、心理、医药、科技、社会组织、社会变迁以及壮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等,其研究范围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领域,可以说壮学包括壮族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

上述的壮学定义表明:壮学既是关于壮族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亦意味着壮学包含两大研究主题,一为有关壮族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包括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二为壮族现代化等现实问题研究。现阶段的壮学研究仍以前者为主,主要注重壮族的历史、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每一门学科都在尽力积累一个有效的知识主体,学者们通过对构成这个知识主体的相关概念、命题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提炼,不断完善其适当的研究方法,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这一学科的知识体系。壮学发展至今的知识主体为壮族历史和文化,这已为事实所证明。

从“壮”一字之内涵分析,它含有生物、语言、历史、考古、地理、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文学、民俗、艺术、人口等方面的意义。作为生物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的体质人类学上的意义,作为语言概念上的“壮”,含有壮语、本源书(壮族人民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字)和“方块壮字”(又称土俗字、古壮学)的历史悠久意义。作为历史概念上的“壮”(彳童、僮,下同),含有壮族历史上族称非单一而族源族系一脉相承的意义。作为考古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住民族的意义。作为地理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人民世代居住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辖之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贵州省从江县、湖南江华壮族乡等地区的意义。作为民族概念上的“壮”,含有在以上地区居住的壮族以及散居东盟各国和世界各地与壮族有着同源关系的族体意义。作为政治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先民曾与古国和古苍梧国的建国关系密切的意义。作为社会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传统社会组织都老制长期发挥的稳定壮族内部功能及其作用的意义。作为文化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古代文明丰富灿烂的意义。作为经济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长期作为稻作民族的独自性(“那”文化)意义。作为宗教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人民对以布洛陀神话传说及其信仰为核心的民间的意义。作为文学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史诗《布洛陀经诗》的独特意义。作为民俗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各支系保持传统生活习俗的悠久和多样性意义。作为艺术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人民创造的“花山壁画”、“铜鼓”、“壮锦”、“山歌”的艺术魅力长久不衰的意义。作为人口概念上的“壮”,含有壮族是当代中国第二大民族且人口达到1800余万的意义。

由此可见,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就是将作为一个民族的“壮族”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众多学科结合起来展开全方位研究的相对独立的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决定了“壮学”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点。换言之,“壮”意蕴的多样性及其壮学研究涉及多“学”科的交叉性,决定了“壮学”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属性,而非一些学者主张的“壮学的综合性是由壮学的研究对象――壮族所决定的”,“壮学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其人类学属性……壮学就是研究壮族的人类学。如果仿照国外研究汉族的人类学称为汉学人类学的范例,壮学或许可称为壮学人类学。”参照蒙古学、藏学等学科进行比较研究,便可一目了然这样的主张过于主观片面,难免对壮学的内涵定义或狭义定义过于偏颇之误。而一些人在壮学论述中将壮学、壮族研究、壮学研究混为一谈,视为同一,同样是不准确、不完整、非科学之论。壮学、壮族研究、壮学研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概言之,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壮族研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泛指民族研究(例如广西民族、华南民族、百越民族、南方民族等研究)中涉及壮族的论述或研究工作。壮学研究同样不是一门学科,狭义的壮学研究仅指对“壮学史”(壮族史与壮学史是不同的概念)的研究,广义的壮学研究包括“壮学学科”涉及的研究内容和“壮学史研究”在内。这如同汉学、汉族研究、汉学研究为三个不同概念的论理一样。[1]

壮学属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国国家标准(G/TI3745-92)将学科定义一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这里所言学科取第一义。199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虽然尚未将壮学列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但在一级学科“语言学”(代码740)之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代码740.45)之下设置了满语文(代码740.4530)、壮语文(740.4550)、苗语文(代码740.4555)、瑶语文 (代码740.4560)等三级学科。由于壮学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存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已为客观事实所证明,并广为学界所认同。而且壮学学科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涉及多学科,集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宗教学、教育学、军事学、艺术学、文学、自然科学等于一体。今后随着壮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标准学科分类的应时调整和修正,壮学与蒙古学、藏学一样,被设置为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势在必然。

二、壮学特点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壮学同样不会例外。从壮学经历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期的过程中看,笔者认为壮学学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综合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已为壮学界所公认。壮学的综合性由壮族及其壮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两方面所决定,即前述的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具有综合性特点,而非由壮族单方面的客观存在所决定。

从研究主题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涵盖壮族历史文化和壮族现代化两大主题:

从研究内容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渐进扩大。在壮学形成期(20世纪50~60年代),壮学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包括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壮歌、歌仙刘三姐、左江花山壁画、青铜器与铜鼓)、考古、土司制度、节庆、民风习俗、壮医药为主,开始具有了综合性特点。到了发展期(1978年~1989年),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在形成期的基础上的深化、扩大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壮族史学、文学、艺术以及语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壮族的族源、族称、地名、文化、民风习俗、婚姻、葬制、都老制、羁縻制、歌圩、歌会、文学、兵、历史人物、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住居、巫术、神话、史诗、原始宗教、哲学、音乐、土地制度、人口、壮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内容问世,从而突现出了研究内容上的壮学综合性特点。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进一步得以彰明,表现为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新内容的开拓。壮族的“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蚂虫另(蛙婆)文化”(即节庆文化)、“圩蓬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文化”、“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们当中的一些壮学研究新内容,皆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并逐步建构了部分文化体系,提出了“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做出的重要贡献。壮学繁荣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以及壮医药的体系形成和完善。这些皆为壮学研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涌现出一批有造诣、成果显著的壮学带头人。此外,在壮学繁荣期,壮族的体质人类学、教育、壮泰文化关系等研究新内容新成果也先后问世。这一切完全展现出研究内容上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二)交叉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交叉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样化和融会贯通性),二为学科的交叉性。

从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壮学形成期主要以调查资料(包括统计史料和口述史料)、历史文献、考古史料等涵盖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为基础,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义指多样化和交叉化)开展研究。到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进一步扩大,开始借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人口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度研究。

从学科上看,在壮学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展开的壮汉民族关系研究、壮侗语民族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皆属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当然,这种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壮学单方面的成果,应属多学科成果。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壮学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壮族的地域性特点所决定。壮族主要世代居住在当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西南面与越南交接。因此,历史上壮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关系上同源异流的壮泰文化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壮学与传统汉学、泰学和新兴的瑶学、苗学、侗学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而决定了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这些方面看,壮学学科属典型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三)广泛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决定了壮学无论在指导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还是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皆具有了广泛性的特点。

壮族是一个充满理性而智慧和自尊的民族,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壮族的伦理道德集中在体现在哲理长诗《传颂歌》中,《传颂歌》被誉为壮族的“道德经”。自明代以来,壮族地区的寨老以《传颂歌》为调解纠纷的依据,壮族老人以它为教育年轻一代的“教科书”。因此,《传颂歌》成为壮学学科中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并在高等院校《壮学概论》、《壮族文学》、《壮族历史文化概论》等“教学科目”中发挥着对学生的心智成熟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和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壮族“道德经”教育作用。由此表明壮学学科具有伦理道德教育的特点。

(四)三位一体特点

壮学具有学术研究、民族文化传承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三位一体并重的特点。由于壮学不同于普通学科,因此它不仅注重对壮族的方方面面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构建体系,同时注重将知识化为文化效益的现实实践意义和作用,致力于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即以壮学知识为指导来达到传播民族文化和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的目的。近年来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等重要传媒平台上聆听到的天籁之声“僚歌”和观赏到的广西田阳“敢壮山”数十万人汇集一处祭祀壮族创世神、始祖神、道德神的宗教神布洛陀的盛典以及壮族地区传统节日“三月三”的空前盛况,既是壮学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外延和散发结果,又是壮学专家们亲临现场运用深厚的壮族文化知识加以指导的成果。壮学专家潘其旭研究员于2006年4月4日在广西壮乡田阳“敢壮山歌圩”现场接受中央电视台现场实况传播主持人鲁健访谈并与其一道解说歌圩,便是壮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紧密结合,学科知识与实践并重的表征。《布洛陀》、《田林壮剧》、《刘三姐歌谣》《那坡壮族山歌》、《壮族蚂虫另节》、《平果壮族嘹歌》、《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等相继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是壮学研究与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并重的成果。

(五)现实性特点

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壮族现代化研究,它是学科研究主题之一。尽管目前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使得壮学为壮族现代化服务的现实特点并不突出,但这并不能否定壮族现代化研究具有的现实性特点。二为壮学学科具有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社会现实服务的特点。这一特点目前在众多的壮学研究成果及其弘扬的民族团结和平等思想已经广泛深入人心的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显,特别是2008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称赞广西是“我国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即“四个模范”)。壮学学科的现实性特点今后不仅要在民族团结事业创建民族团结模范区中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重视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有更多更大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J)广西社会科学,2008,(07-11).

2. 覃乃昌.20世纪的壮学研究(J)(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1.(04).

3.李富强、潘汁.壮学初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第4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 壮族形象;文化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C95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14-06

民族形象的建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和论及的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是,“形象学”、“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建构”、“族群认同”、“民族文化认同”等术语,也成了学界比较流行的关键词。在这样的文化学术背景之下,壮族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形象建构等问题,也成了学者们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且这种关注甚至早已超出了学理研究的范围,而转化成了人们现实的文化行为之一。今天人们对《布洛陀经诗》等壮族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对铜鼓文化和黑衣壮文化生活习俗的研究和宣传,对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操办等,无不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壮族形象建构意识与冲动。但是对于今天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重建壮族现代性形象,人们仍然不是很明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需要我们继续脚踏实地从今天的文化情势出发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外,还应该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壮族形象建构中汲取智慧与启迪,因为今天的壮族形象的重建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凭空而起。所以,为了能把今天重建壮族新形象的工作做好,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历史上壮族形象的建构现象作一回顾与分析,并揭示它对我们今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壮族形象的话语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

回顾历史上壮族形象的建构,最先引人关注的大概是这么两种建构形式:一是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的建构,二是汉族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的建构,因为它们都具有我们借以回顾壮族历史的较为完备的文本资料。这两种建构形式尽管无论是从建构主体,还是从建构结果看,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从建构的方式看,则又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对壮族形象的塑造与建构,都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关于这两种建构的具体情形,我们已经另文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将转换一个视角,只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壮族民族特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的成分。

首先来看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的建构。这种形象的建构,历史最久远,大概自壮族有自己的口述作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在被认为是人类较早的文学性口述作品之一的神话作品,即壮族神话作品,像《布洛陀经诗》、《妈勒访天边》等作品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壮族的形象及其民族特性。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还发展出了别的口述作品的样式来继续塑造本本民族之形象。对这些口述作品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笔者在《壮族口述作品中的壮族形象书写》一文中,大致将之分为了六种,即“积极创造人类文明的壮族形象”、“讲究道德伦理的壮族形象”、“自由地追求真挚爱情的壮族形象”、“勇敢而又正义的壮族形象”、“机智灵活的壮族形象”、“不怕困难、勇敢地追求幸福的壮族形象”。[1]这六种壮族形象,也可以说是壮族自我认同和赞赏的六种民族特性,因为它们都是壮族依据自己的想法和视角描绘出来的。透过这六种壮族形象,我们亦可以大致窥见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认同内涵:(一)他们比较认同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好的生活要靠辛勤的劳动来获得,这可从《一幅壮锦》等故事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二)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这可从《布洛陀经诗》、《传扬歌》等作品中看出;(三)他们认同以歌咏的形式来表达爱情,寻找幸福的婚姻,这可从大量的壮族民间情歌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四)他们认为对于不义之人及其行为,应予以应有的回击与惩罚,这可从《岑逊王》、《逃军粮》、《红铜鼓》等壮族民间故事作品中得鲜明的体现;(五)他们认为对于任何有碍于人们幸福生活的事物与困难,都应该勇敢地与之斗争,直至克服为止,这可从《布伯》、《杀蟒哥》、《挨朱奴》、《水珠》等壮族民间故事作品中得到反映;(六)他们认为智慧及巧智之行为都是值得赞美和学习的,这可从关于佬巧和小甘罗的一系列故事中看得出来。这些文化认同之内涵,可以说是壮族在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他们生产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们塑造自我形象与民族特性的基本指导思想。壮族以口述作品的方式来反映本民族的形象与特性,直到今天也还存在着。

其次,再来看看汉族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建构。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建构,是在汉族与壮族有了实质性的接触之后才真正开始的。这里的汉族历史文献,主要是特指那些以意识形态偏见对壮族形象进行描述与建构的文献作品。这些历史文献以明代以前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尽管时代不同,但都表现出一种表述上的共性,就是以汉文化的眼光与立场来描写他们眼中的壮族形象,并据此给壮族的民族特性定性。阅读这些文献作品,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似乎壮族的一切文化事象,在汉族作者看来都是多么的不可理喻,比如在面对诸如“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汉书》,卷上)、“无嫁娶礼法,不知父子之性,夫妇之道”(《汉书・南蛮传》)、“长幼无序”、“椎结徙跣,贯头左衽”(《三国志》,卷五三)、“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断发文身,好相攻讨”(《隋书》,卷八二)、“俗好相杀,都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隋书》,卷三一)、“衣服斑斓,畏鬼神,喜淫祀”(《宋史》,卷四九五)、“架板而居,上楼男女,下息牛羊,不习诗书,不勤生理,婚嫁不避同姓,疾病专事鬼神”(民国《迁江县志》)、“婚姻不用媒,妇常招婿而冒女性之宗”(清乾隆《柳州府志》,卷之11)、“夷撩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民国《贵县志》,卷14)、“好疑事鬼,以鸡骨卜卦”(清《西窿州志》)等之类的壮族文化事象,汉族作者常常是既好奇,又不可理解。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壮族的形象就被勾画成一副怪诞、未开化、甚至不近人性的模样。对此,笔者在《论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书写》一文中,将之大致分为五种,即“缺乏教化的野蛮的壮族形象”、“不懂得道德礼仪的民族形象”、“风俗鄙野荒诞奇怪的民族形象”、“生性暴戾好斗的民族形象”、“信鬼的民族形象”。[2]汉族历史文献的作者,还在此基础上,把壮族的民族特性分别定为“蛮”、“禽兽”、“荒怪”、“犷悍”、“信鬼”等。[2]这样一种对壮族形象的勾画与对壮族民族特性的裁定,实际上是一种汉族至上、汉文化至上的狭隘而又偏激的“”思想的表现。其中所体现的汉文化认同是偏激的、狭隘的,因而未能客观、公正地描述和评价壮族形象。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这样一种建构壮族形象的方式与态度,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所以,建国以后,这一建构方式就被彻底地废除了。

不过,透过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这种带偏见性的话语建构,我们亦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对壮族形象进行实际性的改造与建构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感受到与汉族及汉文化有着较大差异的壮族,是很难以“汉法治之”的。于是,与汉族历史文献对壮族形象的建构几乎同时并行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壮族形象所进行的实际性的改造与建构。

二、壮族形象的实际性建构及其文化认同

对壮族形象进行实际性的建构,真正的开始应以秦在岭南设置三郡为标志,因为随着行政机构的设置,政策措施的推行,壮族的方方面面也随之产生了实际性的变化。对此,《汉书》卷1下是这样说的:“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壮族在这种“俱赖其力”下所发生的变化,正是政治、行政措施,在壮族形象塑造中的重要表现。此后,随着管治的进一步深入,这种政治、行政措施对壮族形象的改造,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对此,陈寿《三国志》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文曰:“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祉,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礼;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以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这里所提到的移民、传授技艺、设立学校、教之以礼义的方法,都属于怀柔性的措施,并且偏重于文化、教育、技术方面,对于提高壮族的科技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颇受壮族的欢迎。所以,这样的措施,也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普遍采用,但真正取得显著成效的却是在清代,尤以改土归流的完成为显著标志,因为在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明代闵王圭的《论抚讲岑应疏》中还分别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况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各处蛮夷边境,地皆炎瘴,人皆顽梗,不可以中国之法治之。”这样的描述,说明至宋、明之时,壮族的形象还没有被改造到能以“中国教法”治之的程度,但到了清代,状况就不同了,壮族的形象及其文化认同,已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汉化迹象。依据其汉化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把现实中的壮族形象分为三种:

(一)是与汉族无差别的壮族形象。对此变化之壮族形象,(清光绪)《北流县志》描述道:其县之壮族已“夷风悉化”,“与汉人无异”矣。(清同治)《象州志》云:“壮与蛋家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富者均读书,贫者均力田,愚者均安分,黠者均滋事。即不习官语,皆知畏官法……所载瘴气及所载蛊毒,近今概无闻。”(清光绪)《富川县志》云:“二百年来,仁渐义摩,礼陶乐淑,文教覃敷,无间幽遐。而瑶壮亦蒸蒸向化,鸟在偏隅,小邑不足征,道一同风之盛哉。”(民国)《桂平县志》云:“瑶亻良侗壮诸族,与民接近者亦涤除陋习,咸从礼教。乃知圣人之道,远近可行”,还说邑中诸族“风俗、语言、浸淫统一于不知不觉中,固由文化之深而婚姻互通”。这四县之壮族形象,已与汉族难以分别了。

(二)是大部同于汉族的壮族形象。对如此变化的壮族形象,(清乾隆)《柳州府志》描述道:来宾壮族,“向尝贪利,寻仇好杀轻命,迩来渐觉驯良,然其风未尽泯也”。(清道光)《白山司志》(今马山县)云:“从前土人好仇杀,……自地方大吏严禁之后,百余年来犷悍之气尽消”,“富家弟子六七岁即入村塾,”“近圩市人家房屋,富者架木覆瓦”,“官族则瓦屋鳞次,墙宇修整焕然,有中州富官之气象矣”,但是“性愚蠢,耕作之外无他技艺。……从无商帐远涉之人。……病不事医药,惟召巫跳鬼,……若夫男歌女唱,赠带投巾。少女多野合之羞荡,妇有淫奔之丑”,“衣尚青,男子间有着蓝青,妇女则纯青,行路以一幅杂诜⑸希短衫长裙”,“居乡村者,无论瓦盖草苫,皆作上下两层,人处其上,牛、羊、豕皆处其下,名曰栏房”。(民国)《昭平县志》亦云,昭平的壮族“夙号刁顽,自争田两大案判结后,服教日深,旧俗日革,民乐耕耘,士勤诵读,学校已不乏其人,百余年民壮久已相安无事。壮刁而瑶蛮,其衣服、装饰、婚丧、礼教,民壮无或稍异”,但“俗信师巫”、“架木成楼”、“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酒肉相饷”等风俗还保留着。(民国)《怀集县志》(怀集今属广东省)说他们的壮族,“轻悍犷戾,椎髻炙,刻木为契,不事诗书……易于纠合生乱。近虽稍变蛮习,供税县官,目颇识字,然狡猾难化,梗性犹存焉。”这四个地方的壮族虽已大部汉化,但“其风未尽泯”,大致代表着一种中度汉化了的壮族形象。

(三)是局部同于汉族的壮族形象。对此壮族形象,(清光绪)《镇安府志》的描述可具代表性,其文云:镇安府(今德保、靖西、那坡)的壮族,“间道汉音”,“其性犹朴鲁,畏见官司词讼,稀简钱粮,亦肯完纳”,“椎髻跣足。架棚为室,寝处其上,其下杂畜牛马犬猪,不避腥秽。疾病不事医药,专信巫鬼。……答歌为婚,不禁同姓。男妇专事耕种,无别生活。秋收有余,则都里亲戚,日招往还,恣其饮啖。……性喜仇杀,好斗轻生。其妇女专蓄蛊毒杀人,其男子出入带刀自卫,或遇争拘提,则用以格斗拒捕。盖诚不可纯以汉法治者也。”这一描述,对壮族的汉化特征,只用一句“间道汉音”来加以概括,但却用好几句来描述壮族特有的风俗,显然表明该地的壮族,汉化程度较小,壮味还比较浓。

上述三种壮族形象,汉化程度尽管有大有小,但是毕竟在形象的面貌上,都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可以用焕然一新来形容。由此我们可以见出,历代封建统治者重建壮族形象的努力,至清代时可以说是结出正果了。从总体来看,这一建构方式,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得到了壮族的支持和参与。而壮族之所以支持和认可这一建构方式,是因为其中的汉文化认同是对自己有利的,以先进的汉文化来改造和重塑自己,实质上是对自己民族素质的全面提升。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壮族才会“操汉语”、“改衣装”、“从礼教”、“讲礼义”、“读书入痒”、“互通婚嫁”,“蒸蒸向化”。有的壮族还甚至到了把自己认同于汉族的地步,这就是壮族民间曾经盛行过的“汉人后裔意识”和“攀汉现象”。其中虽有规避现实政治歧视的因素在内,但是对汉文化的欣羡不能不说是他们主动认同于汉族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汉族历史文献中的文化认同也是汉文化认同,但是汉族作者不是用它来提高壮族,而是用它来嘲笑壮族,因而使得其汉文化认同的性质与功能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所创造出来的壮族形象,不同于在实际生活中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另外,以汉文化认同来改造和重塑壮族形象,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以汉民族特性来取代壮族民族特性,其结果是使得壮族没有了自己的特色。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以汉文化认同来改造和重塑壮族,固然使壮族的一些文化风俗消失了,但并不意味着全都消失,壮族的一些风尚至今还保留着,壮族作为一个民族至今也还存在着,就是一个明证。另外,就那些汉化特征甚至已经达到了“壮汉无差别”地步了的壮族而言,其实际情形却也是“汉而不化”,“融而不合”,[3]因为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他们也仍然意识到自己是壮族,就像那些在宋代为避免因受侬志高牵连而改汉姓与汉族的壮人那样,仍然世代相传自己是属于壮族的。所以,大可不必夸大,汉文化认同对壮族民族特性与民族意识的淡化作用。

三、壮族形象历史建构的启示意义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壮族形象的建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也是不同的。为什么呢?细加深究,就可以发现是因为其中的文化认同不同的缘故。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民族形象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无独有偶,美国当代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谈到美国国家特性与民族特性的塑造的时候,也非常强调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国家特性之所以面临着挑战,是因为在民族文化认同上出现了危机,并强调只有重新确立“盎格鲁―新教”文化价值观念,才能把“我们是谁”这个美国民族文化身份问题解决了。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我们今天要重建壮族新形象,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时过境迁,今天壮族形象的建构,自然不能照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化认同。我们得依据今天的文化情势来建构和确定我们今天壮族形象建构的文化认同。那么,确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参照历史经验,确定文化认同的标准,应该看这一文化认同是否具有先进性,是否得到壮族的认可。那么,这样的文化认同,又该去哪里找呢?结合今天具体的文化情势,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文化资源可供我们选用:

(一)是壮族传统特有的优秀文化。对这一文化资源的重视和热衷,既可从当下一些壮学学者热衷于对壮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扬的行为中见出,也可以从媒体和文化人对黑衣壮文化习俗的追捧、研究和宣传中见出。他们之所以重视和热衷壮族传统文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借此来突出、或重构壮族特有的民族文化身份。

(二)是以汉文化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优秀文化。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强调,可以从有关强调读经的讨论中见出。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全面复兴汉文化经典,来重新确立中华文化之根与灵魂,以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提供本源与动力,为将来中国文化的全面兴盛提供基础,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经典、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希望的民族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是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趋同性的文化内容。对这一趋同性的文化内容的强调,可以从大量的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的建构的讨论中见出。经济全球化会使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民族间趋同的文化现象会越来越多。文化的趋同性,往往也就意味着文化的普世性与普遍可接受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拒绝这样的趋同性文化。

(四) 是现实的政治文化。它是指导我们现实、乃至未来行动的基本思想,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都难以逃脱其影响,壮族形象的现代性建构,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四种文化资源,是我们今天文化语境中所存在的比较重要的文化资源,而且也各有其地位与作用,因此,也都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建构壮族形象建构中的文化认同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一情势决定了我们今天建构文化认同的策略,只能是整合之策略。只有这样,我们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才既具民族性,又符合当今文化之形势以及世界之潮流,一种现代性的壮族形象才可能被建构出来。毋庸讳言,以整合方法建构出来的文化认同,只能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特点的文化认同,而不是单一文化特点的文化认同。建构这样的文化认同,需要建构主体具备宽容的心态,开放的态度。而具有这样的心态,对于壮族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包容性本就是壮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所形成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之一,而且这种包容心态,在壮族形象的实际性建构中,也已表现得相当明显了。相信具有这样包容传统,性格与心理的壮族,必定能够在新的文化形势下,通过整合的方式,建构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文化认同来,并以之为指导来建构新的壮族形象。

另外,对于壮族来说,形象建构中的包容性,还表现在要容许和接纳他族的人参与到壮族形象的建构中来。这一点,壮族过去已经做到了,相信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壮族会做得更好。

总之,采取整合之策略,汲取包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来建构具有兼容性特点并得到壮族认可的文化认同,是我们今天建构壮族现代新形象的关键,同时,这也是壮族形象的历史建构,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欧宗启. 论历史文献中的壮族形象书写[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 (4).

第5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壮族服饰色彩;青黑色;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169-01

许多少数民族妇女的服饰大都是色彩斑斓,大红大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如云南文山的彝族“花倮”和苗族的“花苗”支系的妇女服饰,喜用对比强烈的白红两种色搭配而,红白相间,形成耀眼的红色调,杂以绿、蓝、白等色,鲜艳悦目,美不胜收。

各民族服饰色彩体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就那文山地区来说,彝族服装给人以粗犷的印象;苗、瑶服饰,做工精细,色彩艳丽,极富装饰意味,多以黄、红、蓝、绿、白等对比强烈的色彩,运用织、绣、挑、染等工艺,色彩艳丽而协调,图纹繁多又不显紊乱,显示出妇女们特有的艺术才华及其审美心理,成为民族自身表达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的有力工具。

文山壮族服饰的服色独具特色,不象大多数少数民族那样大红大紫,色彩斑斓。而是以青黑色冷色调为主调,在袖口、领口等局部地方绣有色彩鲜艳的装饰纹样,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显得稳重大方,赋予了一种深沉的内在美,显示了一种高贵的民族气质。这种色调的形成以壮族宗教、文化是分不开的。

一、壮族有蛇图腾和鸟图腾的遗迹,更引人注目的是蛇图腾的遗址。铜鼓为壮族的重器,从遗留的铜鼓上可看到蛙的雕塑、蛇和鸟的纹饰,从麻栗坡大王岩画上也可看到主体的两个人物动作呈蛙式和蛇的画面。蛇是龙的化身,这样说来,壮族人应该是以蛇和蛙为图腾,把它当作自己的祖先和保护神。青蛇、青蛙皆为青黑色,壮族服饰也以青黑为主,这不是偶然现象,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

二、纹身习俗以古越族群后裔较为普遍。史籍载古越人纹身图案和含义者颇多。《说苑・奉使》谓其“剪发纹身,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纹身断发,用避蛟龙之害”一语时,引应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纹其身,以象龙子,故不伤害也“。《淮南子・原道训》:”陆事少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断发纹身以象鳞虫也。可见“象龙子”、如蛟龙之状、“象磷虫”等是越人纹身,为的是避蛟龙之害,说到底仍是越人图腾在纹身习俗上的反映。然而,人身图腾饰形以身外的服饰来得便利。少数民族的部分服饰是从图腾文身演变而来的,这个演变过程是鲸、刺、镶、嵌、吞、悬、挂、戴、背、披。可想而知,鲸、刺、镶、嵌之痛苦,而以吞代之就容易得多了,再代之挂、戴、背、披就更容易了,于是纹身向服饰的转化就不可避免了。

文山壮族有布侬、布岱、布雅依三个支系,分布地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有共同的习俗,共同的语言,服色也大同小异。文山壮族的先民正是古老的百越族群,这已经得到考古界和文献的证实。唐代柳宗元《咏僮俗》曰:“衣襟刺绣作纹身”。可见,壮族先民与纹身的关系密切。而唐诗《竞渡船》又唱到:“须臾系罢各东西,竟脱纹身请上书”,纹身又成了一种可以脱下的衣服,当指画有纹身图案的衣服。此外,闻一多先生还把许多民族的彩丝系臂驱邪的习俗归结为纹身习俗的遗留《端节的历史教育》。

按前述柳宗元《咏在壮俗》诗可知这种纹身又转化为服装,色以今推之,应为青黑,今天的壮族还有纹身的习俗,并以青黑色纹之。纹身之图样则转化为今壮族服饰上的各色镶边。镶边多以红花绿叶和几何纹样的点、线、面相结合组成了一种聚、散、疏、密的秩序美,色彩极为协调。色形分家,这要算是壮族纹身向服饰转化的一个特色。

三、壮族服色的成因和民族的性格也有极大的关系,壮民族族是一个极其内涵、沉静的民族,其服色呈青黑色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壮族服饰中除了前面介绍的主体服饰以外,还有作为服饰的辅助部分―围腰、背被也是壮族服饰富有特色的精彩之作。其色彩与服饰主题的冷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显得十分明亮、鲜艳。文山布侬背被的表现主题多为青蛙、如意、太阳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花鸟鱼虫,如戏莲、荷花、蝴蝶、喜鹊等;布岱背被母题多为蟹、牡丹、凤凰、八角花、燕子、橄榄枝等;布雅依多为蝴蝶形纹样,整块背被心用蝴蝶纹来装饰。这些刺绣、拼贴的图案看起来五彩宾纷、异彩分成,但与整套服饰融为一体时并不显得花哨,而是体现了一种整体美,打破了主体的沉静,使得整套服装活跃起来。壮族人民对这些题材的选择同时表现出壮族人民对美的追求、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充满了的憧憬。

结语:

文山壮族服饰色彩作为审美符号的出现,将显示出文山壮族人民服饰中关于“美”的观念,主要还是从其自身的文化观念中引伸出来的,即“真”、“善”就是美。这种“美”多是本能的、不自觉的、是带有传承意味的。随着色彩实践的深入,人们对色彩的本质和规律将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服饰色彩从动物本能或图腾、宗教以及记史释俗的历史重负下解脱出来,成为人们美化生活、展示民族心理特征的衬饰。在色彩的利用上完成一次飞跃,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将从表现群体审美意识逐渐走向表现个性、表现自由,这是社会平等、文明、繁荣的象征。就是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文明和进步,因为人类越向前发展,审美的精神内涵会日渐增强,对服饰色彩的要求就越高。

第6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化

一、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概况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共有汉族、壮族、瑶族、苗族、侗族、毛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京族、彝族、回族等12个民族。全区少数民族人口1778万,约占全区人口总数的40%。

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涉及语言、文学、艺术、服饰、、伦理道德、民俗、饮食、医疗、生产和生活经验等。在语言方面,广西每个少数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而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使用的壮语是广西的官方语言之一。在文学艺术方面,广西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歌舞资源(壮族刘三姐已成为广西民歌的代表人物),有海量的少数民族传说神话故事,有杰出的建筑物(如三江侗族的风雨桥),有无数的工艺品(如壮族的铜鼓、壮锦、绣球)。在服饰方面,广西各个少数民族的服饰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壮族的一个分支“黑衣壮”即以全身黑色着装而得名)。

在方面,广西所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有各自的祭祀仪式。在伦理道德方面,广西各个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比较接近,内容包括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勤劳善良、单纯朴实、吃苦耐劳、热情好客等。在民俗方面,广西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如瑶族的盘王节、壮族的蚂拐节、仫佬族的依饭节)。在饮食方面,广西所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如壮族的糍粑、五色糯米饭,侗族的打油茶,苗族的“醋泡饭”)。在医疗方面,广西有壮医、瑶医、苗医等自成体系的医疗方法手段。在生产和生活经验方面,广西各个少数民族在多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如农耕和畜牧的方法技巧)。

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广西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凝聚了广西少数民族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发展演变。

二、我国现代化进程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挑战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基本封闭的、落后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向一个开放的、欣欣向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挺进。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经济基础较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法治建设逐步完善、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得到较大程度的维护、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程度不断加深、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给广西的少数民族带来巨大的影响。广西的少数民族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成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广西的CDP总量由1978年的75.85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8175.4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这其中有广西少数民族的辛勤汗水和卓越贡献。现代化进程如暴风骤雨,冲刷着广西少数民族群众的头脑,呼唤广西少数民族群众变革传统观念,树立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与此同时,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受着严峻的挑战,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致公党广西区委会主委、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在接受《广西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加强我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在黄格胜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我区民族地区群众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维艰。如民居和民族服饰、民族工艺日趋消竭;民族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后继乏人;民族传统习俗如歌圩、庙会、节日和婚丧礼俗,均因受到现代生活方式强烈冲击,面临生存危机”[1]。

然而,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需要保护和抢救;另一穷面需要促进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转化,获得新生和发展。

三、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需要注意的八个方面

在笔者看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需要注意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广西少数民族群众需要更新传统意识,培养现代意识。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核就是传统意识。广西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意识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宗法族规意识、臣民意识、等级意识、重男轻女意识、顺从意识、迷信意识、信命意识、勤劳意识、节俭意识、自给自足意识、甘于清贫意识、安于现状意识、自我封闭意识、风俗习惯意识、人情意识、面子意识等。这些传统意识有相当部分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广西少数民族群众需要觉醒觉悟,自觉更新观念意识,树立现代意识。现代意识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自觉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公平意识、学习意识、科技意识、创新意识、开拓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效率意识、市场意识、投资意识、创富意识、环保意识、低碳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以人为本意识、开放意识、全球意识等。其二,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摒弃一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意识,吸纳现代意识。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饱含着浓重的传统意识,其中一些意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应该被淘汰。譬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延续了500多年历史的一年一度的“斗马节”、广西武鸣壮族“三月三”歌圩期间举行的斗鸟、斗鸡、斗狗、斗牛比赛,这些血腥活动把人类的肤浅快乐建立在动物的巨大痛苦之上,反映了人类自高自大,无视动物的福祉和权利的意识。这与西班牙的斗牛士运动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西班牙的斗牛士运动已经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追求现代文明的人士的抗议和抵制,广西少数民族群众也应该反思和警醒。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应该全面吸纳现代意识,反映现代意识。比如,广西少数民族的山歌创作应该注意吸收和反映现代意识,尤其是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创富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实现山歌内容的“革命”。可以想象,吸收和反映现代意识的山歌会更加受到欢迎,更加流行。2007年广西武鸣“三月三”歌圩地税山歌台传出了这样的歌词:“作为纳税人,要辛勤劳动;为国创财富,幸福又光荣。”这反映了创富意识和纳税意识的歌词得到了周围群众的喝彩。

其三,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根据需要可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实现自身发展。广西少数民族的原生态传统文化朴实无华、原汁原味,让人感受到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华风骨。不过,在当代社会,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发展,可考虑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包括现代审美理念、现代文化艺术成分、现代科技手段等。例如,广西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舞虽然质朴,但显得有点粗糙,审美点不够集中,那么在把它们搬上舞台时,可以适当添加一些现代元素,包括根据现代审美要求,给民歌加入现代音乐成分,提高民歌的感染力;对舞蹈动作进行重新编排,增加动作的表现力;以唯美标准安排舞蹈演员的着装和化妆;采用现代舞台灯光手段,增强表演的效果;采用精心编写的现代音乐作为声音背景,使舞蹈动作与音乐水融、浑然一体。广西壮族的天琴女子演唱组合特色山歌《唱天谣》、大型舞蹈史诗《妈勒访天边》和大型山水实景歌舞演出《印象刘三姐》就是三个典型的成功例子。2003年9月龙州县委、县政府出资成立了一个壮族天琴女子弹唱组合,邀请广西著名的音乐理论家范西姆、梁绍武、韩醒等到龙州调研采风,专家们为天琴组合创作出一批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民歌,其中有《唱天谣》。2003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天琴组合献唱《唱天谣》,独具壮族多声部特色的演唱征服了现场所有的观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随后天琴组合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参加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演出以及第七届亚洲艺术节文艺演出。《妈勒访天边》是南宁市艺术剧院根据壮族民间素材创作的壮族舞剧,曾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金奖及六项单项奖、广西第五届“桂花金奖”及十一项单项奖,并入选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印象刘三姐》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融合了壮族歌舞、桂林山水实景、现代灯光效果等多种元素,于2004年3月在桂林阳朔公开演出。世界旅游组织官员看完演出后评价:这是全世界看不到的演出,从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飞机票飞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2004年11月,以《印象刘三姐》为核心项目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7月,《印象刘三姐》获得“中国十大演出盛世奖”。

其四,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现代技术手段。广西文化厅应考虑用书籍、CD、VCD、DVD、光盘、数据库等现代技术手段把广西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系统地、完整地、全方位地记录下来,既便于保存,也便于传播。

其五,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研究方法。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呼唤文化学者们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对其分门别类,总结各门类的性质特点,建立起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系脉络。经过专家学者的努力,广西已整理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布洛陀、刘三姐歌谣、侗族大歌、那坡壮族民歌、桂剧、桂南采茶戏、彩调、壮剧、壮族织锦技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京族哈节、瑶族盘王节、壮族蚂拐节、仫佬族依饭节、毛南族肥套、壮族歌圩、苗族系列坡会群、壮族铜鼓习俗、瑶族服饰、壮族嘹歌、瑶族长鼓舞、邕剧、广西文场、陶器烧制技艺、宾阳炮龙节、壮族三声部民歌、田林瑶族铜鼓舞等27种传统文化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有助于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其六,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实施文化产业战略,打造广西的文化品牌。广西的决策者应把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当成文化产业进行开发、经营、管理和发展,用心打造一批广西精品文化品牌。连续举办了12届的一年一度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一个支柱、广西的一个精品文化品牌、广西的一张名片。该艺术节已将广西少数民族的许多经典民歌介绍给世人。一些民歌精品(如前述的《唱天谣》)凭借该艺术节的舞台声誉鹊起.名满天下,为世人津津乐道。这是一种成功的现代营销。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也已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另一个支柱,出现了一些民俗文化旅游品牌。广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开发本地的民俗文化,举办民俗文化节,建立民俗旅游景点,以吸引国内外游客。目前广西影响较大的民俗文化旅游节有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三江“多耶程阳桥”旅游节、宁明花山文化旅游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宾阳炮龙节等。

第7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壮族嘹歌保护 传承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8C-0160-02

壮族嘹歌是著名的壮族长篇古歌,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创造的优秀民族文化成果。壮族嘹歌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历史、民俗学、语言文化学和古文字研究价值,是壮族文学的瑰宝。它先后于2004年和2008年被列入广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一批名单和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壮族嘹歌的挖掘、保护、传承对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现状

(一)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危机

历史上,壮族嘹歌曾多次遭受被禁止的厄运。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壮族民众生活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嘹歌受到较大的冲击,演唱的歌圩场、点的数量以及演唱的人数减少;青年人迫于生活和生存压力等原因很少参加壮族嘹歌演唱活动;大量的壮族嘹歌歌书被焚毁;民间传承人数量减少,歌馆不复存在;一些传承人因为年事高无法从事传歌活动,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处于危险境地。

(二)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优势

嘹歌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原生态的独特魅力,曾4次走进到中央电视台录制“民歌中国”等音乐节目,3次走进全国性民歌大赛,2次唱响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舞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采录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参加),于2003年1月对壮族嘹歌中的《贼歌》进行了完整地采录并将《贼歌》的壮文撰写和汉文翻译文本交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随着平果壮族嘹歌演唱组和平果著名的哈嘹乐队参加2007年悉尼歌剧院的“友谊的使者――中国民歌演唱会”的演出,壮族嘹歌走上了世界的音乐舞台。自2002年以来,广西平果县积极组织引导,开展广泛的群众普及活动,如组织举办了各种级别的嘹歌研讨会、嘹歌比赛等活动。此外,自2008年以来平果县每年都举办歌圩音乐节,参与的群众也达到了每年20万人次以上。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壮族嘹歌的搜集和整理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蓝鸿恩1963年在《广西文艺》上发表了最早的壮族嘹歌评论性文章《哀民生之多艰――关于(嘹歌)的一些说明》;1993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出版了《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2004年,广西著名壮学学者覃乃昌等人开始对平果嘹歌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于2005年陆续在《广西民族研究》上发表了8篇《壮族(嘹歌)文化研究》学术论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截至2005年,平果县收集到的壮族嘹歌共有5200多首,21000多行。目前,以壮族歌师农敏坚为首的研究者,经过深入挖掘,整理出版了“平果壮族嘹歌”丛书,规划出版9集,共计1200多万字,目前已出版5集。族嘹歌论文和丛书的出版,为今后人们深入研究壮族嘹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的现有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形式可以分为“活态”和“文献”两种形式。活态传承是由社会群体或掌握某种特殊技艺的人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将民间传统和特殊技艺传承下来,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本质特征和根本途径。文献传承,即由掌握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能的人利用文字、图像等手段将民间文学、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以文献的形式记载下来,使这种知识和技能能够在活态传承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保存。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囊括了“活态”和“文献”两种形式,具备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民俗传承、歌书及电子传媒等现有模式。

(一)活态传承

1 家族传承。壮族嘹歌起源于晋代以前,形成于明代。它与壮族其他口头传唱的民歌不同,它是一部由歌手们创作完成之后用古壮字传抄并四处传唱的反映壮族人民劳动、生产、生活、爱情、婚姻、历史等方面内容的传统民歌。父传子、母传女是壮族家庭历代沿袭的山歌传承习俗,这一传承模式在壮族地区很普遍,也因此造就了家族传承在壮族嘹歌的保护与传承中的巨大作用。

2 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模式之一。一代又一代歌师的谆谆教诲,使得广西平果嘹歌的传承得到了很好地发展。打造平果嘹歌品牌工作办公室的黄国宽懂得嘹歌的套路、熟知用土壮字记载的嘹歌歌本,为更好地传承嘹歌,他在晚上抽空去学壮语,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教许多爱好嘹歌的年轻歌手唱嘹歌。在他的精心教导之下,许多年轻人正慢慢地喜欢唱嘹歌。

3 民俗传承。壮族地区有“歌海”之美誉,壮族人民历来以好歌善唱而著称。壮族地区流传着大量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歌,题材包括图腾歌谣、创世史诗、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内容涉及风俗歌谣、婚恋情歌、伦理道德和生产时令等。壮族民歌的传承和传播,主要依赖于一年一度的遍布各地的歌圩活动。目前,平果县内存在并有一定规模的歌圩有11个。可以这样说,民俗传承使壮族民歌代代相传,并推动着歌圩的不断发展。

(二)文献传承

1 歌书传承。壮族嘹歌相较于其他壮族民歌而言,是一种程式化的经过一定的加工并且用壮族土俗字(古壮字)抄写的比较规范的民歌歌体。由于古壮字是一种未经统一规范的文字,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通用,因此,壮族嘹歌的传承是有文字传承、传播与无文字传承、传播的结合,这属于文献传承中的静态传承。

2 电子传媒传承。在现代传媒背景下,嘹歌的传承和传播除了保持传统的模式的同时,还融入了电子传媒传播模式,主要通过广播、电视、录音磁带、CD光碟和VCD光碟等形式传播,也就是文献传承中的动态传承。事实上,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文献传承,都在当代壮族嘹歌的保护与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探析

目前,壮族嘹歌的大多活态传承人年事已高,随时都有“人亡歌息,人去艺绝”的危险。壮族嘹歌的保护与传承的关键问题在于“传承人”的保护。在模式选择方面,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角度,可以把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和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民俗传承、歌书及电子传媒等现有传承模式充分地利用起来。

(一)正规教育:践行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

所谓“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它通过不同文化形式和内容的选取、传承来培养对该文化有亲和力且能够将这种文化传播开来或承接下去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实施高校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机制,大力培养壮族嘹歌音乐文化传承人,真正培养出一批能够扎根民族地区,能够在民族民俗文化旅游方面有所作为的音乐文化传承人,以此推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水平开展。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作为一个积极的探索者,它近年开展了嘹歌进课堂和专业培养传承人的实践,这实际上就是本土化音乐文化传承的典型案例。广西艺术学院在大胆探索壮族嘹歌音乐文化传承的同时,也为广西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二)非正规教育

1 延续传统传承模式。传承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延续。壮族嘹歌的传承模式呈现多样化,传统的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民俗传承等传承模式一应俱全,在壮族嘹歌的保护和传承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壮族嘹歌保护与传承取得一定成效的今天,无疑延续传统的保护与传承模式举足轻重。

2 推广现代传媒手段。现代的传媒手段,可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真实、形象地再现壮族嘹歌的各项文化活动,使得人们对壮族嘹歌的文化神韵、文化面貌认识更加直观、具体和全面。我们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现代传播手段实现壮族嘹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除传统的文字记载即纸质档案外,壮族嘹歌的保护和传承还可以大量推广运用电子传媒,如广播、电视、录音磁带、CD光碟和VCD光碟等现代传播模式,在建立壮族嘹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同时,将壮族嘹歌传播市场化,以扩大壮族嘹歌的受众面。

3 建立壮族嘹歌博物馆和传习所。加强壮族嘹歌博物馆和传习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可以对壮族嘹歌的抢救、保护、传承、展示与宣传等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重视壮族嘹歌博物馆建设,加强对藏品的登记、建档和安全管理,落实藏品丢失、损毁追究责任制。实施馆藏文物信息化和保存环境达标建设,加大馆藏文物科技保护力度。提高陈列展览质量和水平,进而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教育作用。通过传习所授徒传艺、开展传习活动,改善和提高壮族嘹歌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保障,为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提供切实可行的现实条件。

4 组织各类竞赛,打造壮族嘹歌品牌化。积极举办各种级别的嘹歌研讨会、嘹歌比赛等活动,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壮族嘹歌群众普及活动;积极推动壮族嘹歌传承者参加全国性比赛和演出,以品牌化的发展战略,打响壮族嘹歌这一文化品牌。深入挖掘壮族嘹歌文化旅游资源,努力打造壮族嘹歌文化旅游品牌,通过民俗庆典活动和民俗旅游景区带动壮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拉动当地经济,从实质上促进壮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壮族嘹歌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5 提升学术平台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瑰宝,面临着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容乐观的生存状态,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壮族嘹歌。我们要以这些学者研究的成果为基石,进一步提升学术平台的支撑作用,在壮族嘹歌的保护与传承上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对话,以实现保护思想的提升和创造。

第8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农业谚语;壮泰民族;农耕文化;农耕技术;农耕习俗

【作 者】周艳鲜,百色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6-0082-007

一、前 言

谚语是运用隐喻手法,采用固定、便于记忆的结构来反映智慧、真理、道德与传统观念,被代代相传下来的短小精炼而众所周知的语句。[1 ]4它是口头传统的一种主要类型,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浩如烟海的谚语宝库中,农业谚语是最为丰富的。我国农业历史悠久,古代农书中记载有大量的农谚,例如,北魏的《齐民要术》中有“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汉代的《田家五行》中有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等等。人类先民在长年累月的农业劳作中经过反复实践验证,获取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与知识,摸索出了农业生产的种种规律,然后把这些都浓缩到形象、生动、简短的语句中去,由此创造了丰富的农业谚语。

壮、泰民族是古老的农业民族,他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形成了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农耕文明。覃圣敏提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是稻作文化,这是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大共同点。[2 ]黄凤祥、徐杰舜认为,壮族先民创造的稻作文化对泰国泰族和东南亚其他一些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壮泰族群千百年来保持了共同的稻作文化形态,成为其他各种文化现象同质化的根源。[3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用不同学科方法、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和稻作文化的亲缘性、同源性和本质上的差异性。那么,农业谚语能否折射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明,能否反映两个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渊源关系?

韦达论述了壮族谚语蕴含的人生经验,将农业谚语称为“壮族农业发展的教科书”[4 ],蒙元耀认为壮族熟语“取材于壮乡的生活实际,反映壮家人的生活本色” [5 ] 9,泰国学者(乌顿潘・阿曼吞)主编的(《泰国谚语精编》)(2013)阐述了农业谚语的来源及文化背景,[6 ](斯瓦潘・派林)编著的(《俗语分类》)(2008)对农业谚语进行归类解释 [7 ]。但文献阅览显示,目前,针对壮泰农谚的专题研究非常有限,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作为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研究的重要语料,壮、泰语农业谚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本研究解读壮、泰语农业谚语中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化,并对其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究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二、农业谚语中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化特征

梁庭望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发明以后,逐渐主宰了越人先人及其后裔的整个生活,在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饮食结构、语言文学、人生礼仪、、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民族性格等方面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绵延至今。”[8 ]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壮、泰民族传统农耕社会的总体面貌与基本特征,本文从农业生活、农业结构、农业技术与农耕习俗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农业生活

覃乃昌提出,在“那”文化圈生活的主要是壮侗语族群,包括中国壮族和泰国泰族,其主要文化特征是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 [9 ]40-47。以下两组谚语反映了壮、泰民族相似的农业生活形态和共同的生产习俗。

1. 壮族的传统农业生活

(1)Bak saeh hong guh bonj,maenz aeu gwn guh mbwn.百业农为主,民以食为天。

(2)Fouz hong mbouj onj,fouz haeux mbouj an,fouz buenq mbouj fouq.无农不稳,无粮不安,无商不富。

(3)Guhhong mbouj liz gyaeuj naz,canghbuenq mbouj liz hangzdaeuz.农夫不离田头,商人不离行头。

(4)Mbouj ndaem naz,mbouj ndaem reih,youq lawz miz haeux hau gwn.不种田,不种地,哪有米饭吃。

(5)Hong naz beij mingh raez.农活比命长。

(6)Gaj mou hwnj hangz,ndaem naz nab liengz.杀猪上行,种田纳粮。

壮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壮族“据‘那’(田)而作,随‘那’(田)而居,依‘那’(田)而食”,他们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世世代代过着自耕自食、自给自足、勤劳节俭的农耕生活。壮语谚语Laeng mbanj miz dah,naj ranz miz naz(村后有河,屋前有田)生动描写了壮族农家的田园风光与人居环境,反映壮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追求。以上谚语中,第(1)(2)(3)(4)反映了壮族以农为主、以稻作为生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第(5)是壮族传统农业生活的生动写照,第(6)记录了历史上封建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种官田”“纳官粮”的赋税政策。

2. 泰族的传统农业生活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泰族的传统产业。据兰甘亨大帝纪念碑碑文记载,泰族从公元1237年(佛历1780年)素可泰建立国家开始,农业便逐渐成为泰族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10 ]1261第(7)将农业比作国家的脊梁,说明其在国家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8)(9)描绘了农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的场景;第(10)描写了泰人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活;第(11)(12)反映了泰人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形态,前句揭露了泰国封建王朝统治下劳动者受到剥削与压制的社会共性,后句源自一个关于勤劳的老农民用“分身术”提高种田效率的古代故事。

(二)农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指的是农业中各生产种类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传统的农业民族,壮、泰族大多依靠水稻种植为生,兼有旱地作物种植,并衍生了鱼类养殖、家畜养殖等多种生产活动。壮泰民族传统农产结构的这种相似性,在谚语中得到了印证。

1. 水稻种植与鱼类养殖

在壮语中,水稻种植也称为“种田”。根据《新华字典》的释义,“田”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种田”,广义上泛指以务农为生,谚语Caet cib ngeih hangz,ndaem naz guh vuengz(七十二行,种田为王)反映了壮族祖祖辈辈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水田为挖塘养鱼储备水源,创造了鱼类养殖的条件。稻田养鱼是古老稻作民族的农业文化遗产,据《淮南子・原道训》记载,南方越人曾“陆事寡而水事众”,他们发明了水田和水塘养鱼,这种生产方式在古越人后人(壮族)生活的地区沿用至今。泰人也有水田、水塘养鱼之俗,兰甘亨大帝纪念碑碑文曾记载:“在兰甘亨大帝的黄金时期,水里有鱼,田里有谷…”[10 ]1261这充分表明,壮泰民族先民早就认识“稻鱼共生”的好处,他们创造了很多描写“种田”和“养鱼”的谚语。

第一组:

(13)(壮)Bauh faex muengh faex ngaeuz,ndaem haeux muengh haeux henj.刨木望刨光,种田盼谷黄。

(14)(泰) 撒谷子望收成

第二组:

(15)(壮)Aeugwn haeux couh ndaem gyaj,aeu siengj gwn bya couh vat daemz.要想吃米就插秧,要想吃鱼就挖塘。

(16)(泰) 种田节省秧苗 做干鱼节省盐

第三组:

(17)(壮)Daemz miz bya,naz miz haeux.塘里有鱼,田里有米。

(18)(泰) 田里有米 水里有鱼

以上几组壮泰谚语意思相近,第一组表达了壮、泰族人播种之后期盼丰收的愿望,第二组反映了壮泰民族共同的种田插秧和养殖鱼类的生产习俗,介绍了壮族挖塘养鱼和泰族制作干鱼的生产活动,第三组描写了壮泰民族 “鱼米之乡” 的丰收时节。在壮语(南部)和泰语中,“田”发音为na21 和na33,“水”发音为nam32 和nam55,“米(谷)”发音为khau24 和 khaw41,“鱼”发音为pja33 和pla33, 这些证据进一步说明了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相似性。

2. 旱地作物种植

除了水稻,壮泰民族也栽培旱地作物,但由于两地气候不同,播种品种与季节有所不同,而对大多数农作物的称谓,壮、泰语大多相同。[10 ]1369黄兴球通过植物命名研究提出,蕹菜、芥菜、芋头、稻、甘蔗等植物的同名佐证了壮泰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11 ]在壮泰谚语中共同出现的主要旱地作物有:薯芋、豆、瓜、甘蔗、香蕉等,例如:Biek doxlawh guh faen,maenz doxlawh guh ceh(芋的种子是芋,薯的种子是薯)和(芋按照种类 薯按照族系),Cingmingz gyaj,goekhawx duh(清明秧,谷雨豆)和(煮豆燃豆萁)等。其中,薯芋类是壮语谚语中出现最多的。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晚期开始,壮族先民一直栽培薯芋类作物,因此薯芋类作物可能是壮族先民最早驯化栽培的作物。[10 ]1161芋头的发音,在壮语(南部)为phurk55,在泰语为phiak55,薯的发音,在壮语(南部)为man21,泰语称为man22。壮泰族群对芋头称呼一致,对薯类作物也有相同的总称,说明壮泰族群对于芋头与薯类的认知是一致的,这是他们的文化共性的具体表现之一。[11 ]32-38

在粮食作物方面,玉米是壮、泰民族种植业中主要的经济作物,因而有谚语Loeg nyied haeuxyangz henj daengz ganj(六月玉米黄到蔸)和 (去掉玉米粒心剩下壳)等;在蔬菜方面,空心菜是壮泰民族种植的主要蔬菜之一,有谚语 Ceh byaekmbungj seng byaekmbungj,cungj cijboiq seng cijboiq(空心菜籽生空心菜,紫背种生紫背菜)、(空心菜汤去,莲茎汤来)等。有史料记载,泰族先民很早以前就开始种植蔬菜、水果与其他作物,在素可泰时期(佛历1800―1892年,公元1257―1349年)甚至有“种山种园”之说,《拉鲁巴纪事》也说阿瑜陀耶时代(佛历1893―2310年,公元1350―1767年)种植了多种蔬菜、水果与花卉。[10 ]1264在水果方面,泰语谚语中出现较多的是香蕉,例如,(砍香蕉不要留嫩芽)和(到处是香蕉粉蕉),说明泰国具有香蕉种植的漫长历史。此外,壮泰民族先民种植棉、麻等纤维类植物的历史也很悠久,产生了很多关于棉、麻种植和棉麻制品的谚语,例如:Goekhawx mbaet caz,laebcou sou maz(谷雨摘茶,立夏收麻)和(肚粮仓,肚麻袋)等。

3. 动物养殖

动物养殖是壮、泰民族重要的农业生产。《管子・牧民》曰:“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意指社会繁荣。六畜,指的是牛、马、羊、猪、鸡、狗。壮语谚语Loegcuk vuengh,fouz cainanh(六畜旺,无灾殃)反映了动物养殖对农业民族的重要意义。壮族远祖的家禽饲养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猪、牛、羊、马是壮族畜牧业的主体,鸡、鸭是壮族养殖的主要家禽,而泰国养殖的牲畜主要有水牛、黄牛、猪和鸡鸭。[10 ]87-88大量的谚语反映了壮、泰民族养殖动物的种类、技术或经验,说明壮泰民族养殖业的相似之处,例如:Ciengx ma vih goeng,ciengx gaeq vih sei(养狗为公,养鸡为私)、Ndaw naz langh bit,non gip ndonqndiq(稻田放鸭,害虫全光)和(鸭鸣竟鸡)、(狗耍鸡),Cib max doengz ruq,mbouj lau rum geq(十马共槽,不怕草老)和(马踢椰壳),Ciengx yiengz roengz lwg lai,song bi rim gwnz bya(养羊繁殖多,两年满山坡)和(捉绵羊斗山羊),等等。

在壮族养殖的动物中,猪有其特殊的意义。壮族先民养猪历史悠久,考古发现,猪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较为久远的一种家禽。根据桂林甄皮岩人遗址考古发现,至今7500―9000年的甄皮岩人已经开始人工饲养猪,开创了瓯越故地家畜饲养业的先河。[12 ]69Ndaw ranz loeg seng mou guh daeuz(家庭六畜猪为首)说明猪在动物养殖中的地位,Ciengx mou baengh raemz,ndaem naz baengh gyaj(养猪靠糠,种田靠秧)介绍猪的饲养经验,Cab liengz baenz cang,mou biz rim ranz(杂粮成仓,肥猪满栏)是丰收年景的写照,“宰年猪过大年”是壮族重要的春节习俗之一。猪也是泰族养殖的主要家畜之一,一些泰语谚语以猪为隐喻意象,不仅生动形象地反映猪的本性,而且赋予其丰富的隐喻涵义,例如,(赶猪进圈)比喻为自己利益而摆布柔弱的人的行为, (泥土裹住猪尾巴)比喻懒惰之人,等等。

(三)农耕技术

壮族先民真正进入犁耕农业阶段大概是从汉代开始的。在岭南地区出土的陶车、陶牛和陶俑等考古材料,是壮族先民牛耕劳作的生动反映。广西出土的陶制耙田模型表明,南朝时壮族先民已经掌握了筑埂保水、漏斗排水、犁后加耙、平田播种、碎土深耕等一整套耕作技术 [10 ]1141-1143。

1.耕牛

“牛”是壮、泰语谚语中出现最频繁的一种动物,说明壮泰民族用牛拉犁耕作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也体现了耕牛在两个民族传统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我国牛耕技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社会进入一定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当时生产力的进步,说明农耕社会达到了新的高度。壮语谚语Laj riengh miz vaizcae,gwnngaiz mbouj yungh you(栏下有耕牛,吃饭不用愁)反映了耕牛对稻作民族的重要意义,而泰语谚语(岳父养牛,岳母养女)说明泰人饲养耕牛的普遍性。

壮泰民族先民在谚语中总结了耕牛饲养的很多经验,例如,Cawx vaiz gaej genj daez fag geuz(买牛莫选剪刀蹄)和(选牛看尾 选媳妇看妈妈),而Max mbouj miz loengz mbouj ndaej gwih,vaiz mbouj con ndaeng nanz rag cae(马无缰绳不能骑,牛不穿鼻难拖犁)和(丢了牛头断了牛鼻绳)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牛鼻拴绳的方法,说明壮、泰族有相同的训牛习惯。传统的耕作中,壮族一般使用水牛,泰人既用水牛也用黄牛,而泰国高棉人却普遍使用牛为蓄力,一些泰语谚语来源于牛的历史典故,用以记录泰国高棉人与牛为伴,共同生活和劳动的经验与情感体验。例如,(住在一个牛棚的牛打架)不仅记录高棉人建棚养牛的习惯,并以共居牛群经常互相打架来比作共事的人们因不齐心而会产生矛盾。总之,牛是壮泰民族驯养的主要动物,是农耕社会缺一不可的耕作工具。壮语(南部)和泰语中,“牛”的发音极为相近,“水牛”发音为va:i21和khwaj33,“黄牛”发音为mo21和kho33; ko33,这是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相似性的一个重要证据。

2. 传统农具

壮泰民族使用的农耕劳动工具多种多样,大致分为耕地工具、灌溉工具、田间管理工具、收割与运输工具、脱粒加工与储藏工具等。壮语谚语Diuz soh guh gaenz,saenj goz guh ek(直木做锄把,弯木做牛轭)、Raeq naz miz fagcae,doegsaw miz ci bit(耕田一把犁,读书一支笔)、Fungbeiz ci haeuxgok,dwg fag dwg beb gag faenmingz(风车吹稻谷,是胀是瘪自分明)、Miz haeux gyawz lau fouz rum daem(有米哪怕没臼捣)和泰语谚语(进林别忘刀,去田别忘犁)、(打黄牛怨恨耙)、(牛脱了轭又进去耕地)、(镰刀在肚子里)、(推石臼上山)等反映了壮泰民族农耕工具的相似性。

3.耕作过程

壮泰民族的耕作过程从犁田、耙田、灌溉、撒种、育秧、拔秧、插秧、耘田、割稻、打谷、晒谷,直到收藏、加工等程序基本相同,生产工具也基本相同,但是种植的季节和田间管理有所不同。[12 ]110-117关于稻作过程的壮、泰语基本词汇中,有不少读音相似相近,例如,犁田,南部壮语(简称南壮)为thai33na21,泰语为thaj24na55; 耘田, 南壮为da:i22 na21,泰语为daj21na33;引灌,南壮为tho:i55nam32,泰语为to:j33 na:m55;插秧,南壮为dam33na21,泰语为dam33na33;收谷,南壮为kip55 khau42,泰语为ki:p35 haw41ka24;磨米,南壮为muk11hau24,泰语为。

这至少从语言学的角度反映了壮泰民族在水稻栽培过程中一些环节的相似性。记录耕作过程的壮语谚语很多,但相关的泰语谚语比较少见。

(1)施肥。土壤的质量会影响稻谷的生长与收成,Cien rap bwnh roengz reih,fanh gaen haeux haeuj cang(千担肥下地,万斤粮入仓),每一个农民都知道肥料的价值,将肥料比作“宝”“官印”,例如,Bwnh vaiz rum hoengzva,nungzgya song aen bauj(牛粪红花草,农家两个宝)、Dangguen baengh inq,guh hong baengh bwnh(当官靠印,做农靠粪)。Daeuhbeiz coq naz,haeux genq baenz gijmaz(地皮灰放田,稻谷胀又坚)介绍壮族先民越人采用的“火耕水耨”的施肥方式。

(2)犁耙。犁田耙地需要深入、细致,不可匆匆忙忙、漫不经心。Rauq naz yawj gyaeuj vaiz,cae reih yawj bak cae(耙田看牛头,耕地看犁头),Cae naz gvaq doeng,non noix namh mboeng(犁田过冬,虫少土松)、Cien gvak baenz ngaenz,fanh gvak baenz gim(千锄生银,万锄生金)、Cae ndaej laeg,rauq ndaej nuenz,it vanj namh boengz it vanj haeux(耕得深,耙得烂,一碗泥巴一碗饭)介绍了犁耙的时间、次数与深度。犁耙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壮家娶媳妇的一个条件,例如,Genj gwiz yawj cae naz,genj yah yawj daemjrok(择婿看犁田,择妻看纺纱)。

(3)灌溉。水是生命之源。壮语谚语Luegbya miz suijgu,naz lae haeux henj gim(坡岭有水库,梯田出金谷)说明蓄水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我国是世界上兴修水利最早的国家,早在5000年前大禹时代就有“尽力乎沟洫”“陂障九泽、丰殖九薮”等关于农田水利的内容。到了明代,广西灵渠经过多次维修、疏浚,两岸的万顷田地得到了灌溉,这是壮族先民大量兴修与利用水利的证据。Henz naz hai diuz mieng raemx lae,reih rengx hix miz bet cingz sou(田边开条流水沟,旱地也有八成收)、Coih hamq vat daemz ciengx ndei naz,mbouj aeu rengx daeuj gouz mehmbwn(修坝挖塘养好田,不要旱来求老天)等谚语介绍壮族地区挖塘筑坝蓄水、开沟挖渠漫灌的灌溉方式。

(4)种植与田间管理。壮族视谷种如同生命,他们“Hoh miuz lumj hoh mingh,louz ceh lumj louz gim(保苗如保命,留种如留金)”,积累了“Haeuxceh naednaed fag,gomiuz gogo cangq(种子粒粒圆,禾苗根根壮)”“Cin daeuj mbouj doek faen,hah daengz yienghyiengh hoengq(春来不落种,夏收样样空)”“Ndaem naz ndaem ndaej cingq,dangq ei ndingq caengz bwnh(插秧插得正,等于下层粪)”等选种、播种、插秧的经验以及诸如“Dawz baez namh cae laeg,ak gvaq sam faen fwn(深翻一遍土,胜过三分雨)” “Gyaj ndai sam baez haeux rimcang,duh gvak sam baez naednaed fag(禾耘三次谷满仓,豆锄三次粒粒黄)”等翻土、耘田等田间管理经验。

(5)收割、晒谷与加工。Caet nyied haeux henj youq ndaw naz ,gyagya hohhoh sou ma dak(七月田里一片黄,家家户户收割忙),因为水稻“Bet cingz cug,cib cingz sou,cib cingz cug,laeuq song cingz(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二成丢)”。稻谷收割之后要及时晒干,Ban haet mok baenz benq,mbwn rengx ndei dak haeux(早上一片雾,晴天好晒谷)总结了晒谷的天气规律。壮、泰民族稻谷脱粒加工方法相同,主要用磨臼(石磨、泥磨)去掉谷皮或用木杵舂捣。“舂堂舞”便是来自于舂米的灵感,“晨暮时候,妇女们将晒干的稻禾放在长形的大木槽中,用木杵舂去谷壳,称为舂堂。木杵舂击木槽发出有节拍的声响,宛如动听的曲子,被发掘成为了现今的舂堂舞” [13 ]112。“舂堂”壮语称为“打砻”,打砻舞现已成为壮族喜闻乐见的节庆习俗舞蹈。

(四)农耕习俗

农耕习俗是传统农耕社会最具民族性的文化现象,农业谚语记录了壮、泰民族传统节日中的一些农事习俗,是人们了解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民俗活动的重要语言资料。

1.春耕习俗

壮族认为,“Dojdeih lingz mbouj lingz,bibi cungj aeu gingq(土地灵不灵,年年都得敬)”。壮人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春社节”举行土地神祭祀仪式,祈求土地神保佑全村老少、六畜兴旺与农业丰收。“春社节”也叫“开耕节”,人们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以祈福开耕顺利,饮酒作乐之后繁忙的春耕就开始了,因而有了谚语“Gwn le laeuj cinsix,cae rauq mbouj liz fwngz(吃了春社酒,犁耙不离手)”。泰族于每年佛历六月举行“春耕节”,这是泰国宫廷大典之一,由国王亲自主持祭祀天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泰语谚语(禾苗等雨,稻等雨)反映了求雨仪式上人们对降雨的渴求与祈盼,而(丝足鱼得水)描写大雨来临之时,人们欢呼雀跃,就像丝足鱼获得了久违的甘露。

2. “尝新”习俗

农历六月初六来临的时候,稻谷已经成熟,壮族会举行“尝新节”,谚语Loeg nyied loeg,gwn haeux moq(六月六,吃新谷)描写了壮人在开镰收割之际品尝新谷,行香祭天,以庆祝五谷丰收的节日习俗。在举行秋粮入仓仪式时非常讲究话语的忌讳,Haeux duh ndaej daengz cang,vahlangx gaej luenh gangj(五谷得入仓,闲话莫乱讲)告诫人们谨慎言行,以免遭到神灵惩罚致使入仓的粮食受损。泰国佛历3月举行“尝新节”,这时候稻谷开始成熟,新打的稻米新鲜而味道香甜,人们用来做成竹筒饭,在礼佛日拿去斋僧,这个节日因而得名“竹筒饭功德”,于是有了■(竹筒饭功德)这个俗语。

3. 祭牛习俗

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壮族非常敬仰“牛神”,人们“Seiq nyied raen vaiz baenz duzciengh,caet nyied raen maez baenz yahvuengz(四月见牯牛如大象,七月看老婆如皇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牛魂节”(脱轭节、敬牛节),要给牛招魂、脱轭,有些地区将这天当作牛王的生日,以美食供奉牛神、喂养耕牛,所以说,“Seiq nyied co bet dienheiq rongh,duzcwz duzvaiz ceiq cingsaenz(四月初八天气晴,水牛黄牛最精神)”。泰族每年佛历一月“庆丰节”也举行为牛求魂的仪式,但是祭祀活动并不像壮族那样隆重,因为泰人认为牛只是有功德的动物,他们对牛的辛苦耕作仅是怀有愧疚心理。一些壮族地区禁食牛肉,但在泰语谚语中有食用牛肉的记录,泰语谚语(杀牛吝惜盐)记载了古时泰人杀牛后将吃剩的肉制作干肉,却因节省盐巴导致牛肉腐坏的典故,而(杀牛不要吝惜辣椒)告诫人们不要因小利益而让大利益受损。

总之,壮、泰民族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农事习俗,其中,很多农事习俗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结 论

壮、泰族先民在长年累月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农业谚语。这些谚语不仅记录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劳动经验,也凝练了两个民族劳动人民的农业智慧,是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研究的重要语料。壮、泰语农业谚语折射了两个古老农业民族的农耕文明,反映了两个民族在传统农业生活、农业结构、农耕技术和农耕习俗等四个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说明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有很多共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共同的稻作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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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壮族的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键词】中职 学前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 开发 利用 宜州 壮族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7B-0020-02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全国著名的民族学专家梁庭望教授在谈到广西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时认为,作为壮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广西要大力继承和发展壮族文化,壮族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失。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如何根据专业课程的特点对壮族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宜州壮族民间文化

广西壮族主要聚居在桂西的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即百色、河池、南宁、柳州4个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壮族及其先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包括歌圩文化、壮锦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布洛陀文化、绣球文化等。

宜州市位于广西西北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历来是桂西北的军事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宜州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恒久流传的灿烂文化。其中以山歌、戏剧、曲艺、诗词书画为杰出代表。更有刘三姐这个传奇歌仙成为南方山歌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宜州彩调、桂剧等地方戏独具特色,彩调剧《刘三姐》和《龙女与汉鹏》20世纪50年代曾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作专场演出,得到和中央首长的高度赞扬。地方民俗文化异彩纷呈,主要有舞龙狮、过火海、狮子上刀山、台阁顶马、打火球、扁担舞、傩面舞、蚂拐舞、竹竿舞、板鞋竞走、抛绣球、赛龙舟、抢花炮、打陀螺、舞鸡、舞春牛等。饮食文化充满着地域特色,较常见的小吃有松糕印板馍、马打滚、豆腐肴、狗舌馍、艾馍、豆腐圆、凉粉、龙膀(血肠)等。地方历史文化及民俗构成了宜州厚实的民间文化资源。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政府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视及宜州旅游业的发展,宜州古老的壮族民间文化被挖掘、整理和保护,将更多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二、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与壮族文化结合的现实意义

(一)利用学前教育专业优势传承壮族文化。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对儿童成长有巨大影响的幼儿教师,是幼教师资培养的主要基地。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设置以技能教育课程为主,艺术教育在专业教育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幼儿教育的任务所决定,也是幼儿教师素质的要求。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有着天然的丰富的联系,壮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淬炼出的音乐、舞蹈、美术都能成为艺术教育的教学素材。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其根本任务是为儿童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这时候受到的教育对幼儿影响深远。富含壮民族元素的学前教育能丰富幼儿的生活,增加活泼愉快的气氛,培养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做到传承民族文化“从娃娃抓起”。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引入壮族文化,可将承载民族文化记忆的“活化石”“活化”“救活”,这不仅有利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更是从根本上传承壮族民间文化。

(二)丰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和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有弹琴、乐理与视唱、乐器演奏、歌唱舞蹈、绘画和手工制作、幼儿园五大领域教学、课程设计等。通过学习,学生可以掌握一定的弹、唱、跳、画、做、演等艺术表达技能,学到育儿的基本知识,学会教育幼儿的教学方法。壮族文化的载体都能成为是学前教育专业民族教学的基础。壮族文化中的壮族美术(如铜鼓纹、崖壁画、壮锦图案、蜡染图案等)、壮族舞蹈(如舂堂舞、扁担舞、蜂鼓舞、采茶舞、绣球舞、捞虾舞等)、壮族音乐(如山歌)、壮族文学(如神话故事、歌谣)、壮族乐器(如铜鼓、马骨胡、竹笛、二弦、八音、天琴、木叶等),都可以成为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教学灵感和素材来源,丰富学前教育专业各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学前教育专业。现在的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多是整齐划一的,全国一样,没有特色,和地方的实际结合不是很密切,这样的教学未能根据学生的民族特点地域特点来进行教育,教育效果没有达到最佳。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日益显示出其独特魅力和盎然生机。壮族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是与其他民族区别的外在标志。深入挖掘自然和社会中未被利用的壮族文化资源,力求把壮族文化融入学前教育教学中,主打民族牌、特色牌,可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并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使学前教育专业走上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极大地发挥地方性、民族性和特色性的地区优势,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学前教育专业。

三、利用宜州壮族民间文化开展学前教育专业教学

(一)宜州刘三姐歌谣、彩调融入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2006年刘三姐歌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宜州刘三姐歌谣大体分为生活歌、生产歌、爱情歌、仪式歌、谜语歌、故事歌及创世古歌七大类。山歌以赋比兴为基础,主题随意性强,旋律相对固定,主要有东平调、祥贝调、北牙调,多以五声调式为基础,乐曲中加衬腔,可即兴创编词曲。山歌的句式是2―3―3式,如“清早牵牛去犁田,犁田犁到田中间,见妹打伞田边过,黄牛挨打几多鞭?”山歌的韵律是:第一、二、四句的末字用平声韵,第三句一定用仄声,可不如韵也可如韵。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山歌小组唱、表演唱。山歌易学易唱,易记易传,是宜州壮族一种主要的文化娱乐形式,也是广西民族文化资源研究开发的富矿之一。

广西彩调同湖南花鼓戏、云南花灯等地方剧种一样,是颇有独特地域和文化特色的地方戏。宜州是著名的彩调之乡,彩调在宜州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彩调,原来是忠采茶、调子或拿嗬海,1955年,宜山彩调上北京首次演出时开始统称为彩调。2006 年广西彩调入选国务院公布的518项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彩调剧目多以劳动、爱情、家庭生活等为主题,表演内容谐趣,形式活泼。表演时采用桂柳方言,以小生、小旦、小丑(三小)等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为主,其中丑角和旦角的步法、转身、亮相、扇花、手花极富特色,其中尤以步法最为突出。扇子、手帕、彩带号称彩调“三件宝”在表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宜州艺术瑰宝的刘三姐歌谣和彩调,可借助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课、舞蹈课来传承。音乐、舞蹈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融入宜州山歌、彩调的元素,编写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幼儿歌曲、幼儿舞蹈教案,开展洋溢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课教学。组织编写山歌、彩调校本教材,作为学前教育学生的必修课程,教会学生唱山歌,表演彩调,掌握地方文艺技艺。在学生中开设山歌、彩调兴趣班,邀请民间艺人授课,学习原汁原味的山歌和彩调,满足学生学习民族艺术的浓厚兴趣,丰富学校的第二课堂。每学期排演一场大型的山歌、彩调的专场文艺晚会,展现教学成果,传播民族文化。在学生学会山歌、彩调的经典曲目之后,教会学生结合幼儿的特点进行山歌、彩调创作,不断推陈出新。这样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能在学校期间认识山歌,彩调,掌握一定的民族艺术表演形式,保持民族特色,也将在未来岗位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二)宜州传统民俗体育游戏融入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教育活动的生动、自然、活泼是幼儿教师所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游戏是幼儿健康成长所必需的活动,最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最能满足幼儿的需要,具有其他活动所不能替代的教育价值。为了既保证教育的计划性、又保证游戏成为幼儿的基本活动,幼儿教师必须充分利用游戏组织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做到教育教学游戏化。宜州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体育游戏给教师提供大量的开放式的信息,也为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活动设计课提供了设计的素材。教师遵循游戏的特点,对民俗体育游戏进行改编,利用这些游戏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将会受到幼儿接受和喜爱,增加教学活动的趣味性、民族性、地方性,发挥民间体育游戏的教育优势。

例如,舞龙狮是宜州壮族春节喜欢举行的一项群众性文娱活动。“龙”是用纸糊成的龙头龙尾的形态,中间用一条画有龙鳞的长布连接,分成若干节(九节多见),每节有一条支杆。舞时每人拿一条枝杆,互相协调,以呈现出龙的翻腾、蠕行、摆尾、戏珠等姿态。狮子也是两头两件硬壳,中间用一块短布连接,缀上绒毛狮身。舞时前后各由一人支撑,锣鼓伴奏。在幼儿园的重要活动,如儿童节、新年等节日活动中,教师可制作小型的龙狮道具,让幼儿舞龙狮表演,营造喜庆的氛围。在幼儿园的日常活动中可以把龙狮变换为简单的小道具,用于幼儿每天锻炼体能的游戏,让幼儿学习舞龙狮的基本步法和动作,可促进幼儿身体协调、健康发展。

(三)宜州壮族民谣融入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民谣,谣与歌相对而言,没有固定的曲调,以自由的方式吟诵,强调音乐的节奏感。宜州流传的多是童谣,去曲调,念诵时节奏性强,有的结合游戏念诵。宜州民谣是宜州人民日常生活中语言智慧的结晶,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充满着趣味,有些令人捧腹,差不多每个成人童年时都诵读过。如民谣《排排坐吃糯糯》:“排排坐,吃糯糯。糯糯香,吃沙姜。沙姜辣,吃枇杷。枇杷苦,吃猪肚。猪肚尖,尖上天。天又高,有把刀。刀切菜,菜又青。买口针,针又秃。买个奴,奴又走。买个狗,狗又叫。强盗来偷你家的烂棉套。”如《丑猫猫》:“丑猫猫,割镰刀。镰刀利,割鼻涕。鼻涕嫩,掉茅坑。茅坑臭,没有人来救。”学前教育专业活动设计课可将这些民谣适当改编引入幼儿园教学,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启发幼儿智力,体会生活常识,增加乐趣,发挥着民谣应有的教育功能。同时不断整理民间民谣,发挥想象,创编新的民谣,更贴近幼儿的生活,应用到幼儿园语言课和游戏中,寓教于乐,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外,宜州地方历史人物故事及特色小吃也可以融入学前教育专业的相应课程中,设计出更多适合幼儿的教学活动。

【参考文献】

[1]鄂秦泰.关于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与思考[J].职业教育研究,2008(6)

[2]舒锡慧.基于刘三姐文化的宜州旅游业发展构思[J].河池学院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