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知识梳理精选(九篇)

第1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关键词：康德；形而上学；道德；现代价值

康德思想的重要性在当论界是众所周知的。形形色色的现当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渊源于康德，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这种独立于客体的概念，给道德奠定了基础。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而其他学科都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也成为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

一

康德的思想，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所说：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而以后的哲学又从康德这里流出的”。康德思想研究早已经是一种“显学”，似乎人人都能对康德的思想说点什么。伦理学在康德整个思想体系中属于另一个方面，在康德思想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牛顿转向卢梭，由自然科学及其哲学意义转向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康德的伦理学，都认为其重要性不能和他的认识论研究相比，甚至认为康德伦理学只不过是形式主义而已。基于这样的事实，康德思想对于我们，可以说还是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之中。那么，康德哲学思想主要是认识论还是伦理学呢?他在构造其“批判哲学”时，虽然首先着手于认识论，但就康德个人主观上来说，伦理学显然高于认识论。在康德的主要伦理学著作中，即《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它们的共同任务就是建立实践的最高法则以及论证道德法则乃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原理，旨在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是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的，而其他学科都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由此也成为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

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这种独立于客体的概念，给道德奠定了基础。康德的道德哲学特别强调自由、平等、权利的优先性、即优先于任何特殊的善。在康德那里，正义的重要性，首先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能够尽善，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利(正当)概念，权利是一个既定的优先于和独立于善的道德范畴。康德的正义论具有直接的道德意义，因为它主张正义之所以是首要的，在于正义的要求超过其他道德利益和政治利益，而无论这些利益可能有多么迫切，因此正义就不仅是人类价值集合中的一种，可以随情况的变化来加以权衡，而是所有社会美德中的最高美德，是其他社会美德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康德就通过正义的优先性为社会道德奠定了基础，即保证社会正义是一切道德上善恶的前提。根据康德，善恶概念不足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就似乎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于是遵守道德法则本身就成了目的，而无需某个假设为善的目标。那么，正义优先性的根据在哪里呢?

第2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关键词〕韩忠岭 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哲学 教育哲学

21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哲学已经成为中国音乐教育学界的显学，很多音乐学者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众多当代学者中，韩忠岭从历史的视角，以辩证的方法，在我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潮的流变中梳理出自己的观点，大胆质疑，并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和探索。通过在音乐哲学和教育哲学这两个视阈下寻求音乐教育哲学的范式，以及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哲学诉求的反思，用一种更为开阔、更为深远的视野关注音乐教育哲学的问题，将其理性的思维、严谨的学风、扎实的理论基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音乐理论研究的实践之中。

一、研究之“精”

（一）明确界定研究视域

作者在“音乐哲学视阈下的音乐本体诉求”及“教育哲学视阈中的教育本质诉求”中都对研究视域进行了界定，并使之一一对应，不仅增加了文章时间逻辑性，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可阅读性。例如：作者在对“音乐哲学”进行解释时，特别强调了“音乐哲学”和“音乐美学”的区别。作者所研究的“音乐哲学”视域主要是有关音乐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展开状态的哲理运思，并分为前现代音乐哲学、现代主义音乐哲学、后现代主义音乐哲学三种视阈对音乐哲学进行研究分析。为了全面论述，作者还特意为对应西方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音乐哲学视阈界定了中国的“前封建、封建、后封建”的音乐哲学视阈。前封建主义即指先秦时期，封建主义是封建社会时代，后封建主义对应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主要指封建社会消亡民国开始的现代时期，从时间上讲，一直延续到“”和改革开放初。作者认为之所以称之为“后封建”，是因为这类似于西方的后现代之意，在文化和艺术观念上，艺术存在形态上有“反”封建主义的意味。这种“前封建、封建、后封建”的提法，是作者行文论述中对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视域的界定，这种视域的界定有利于作者对每个时期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进行梳理，并不是要对中国的时期进行时代上的划分，至于这种视域的界定是否准确，也只能在时间的检验中由后人评说了。

（二）精确的“取点深做”

该书符合“取点”的一般原则，“深做”的基本要求，它在音乐哲学和教育哲学这两个视阈下取域，意在构建一种合理自然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为的是达到一种“中和”的并符合大众理想追求和迫切所需的理论哲学。作者认为以往的音乐教育哲学大多是以“音乐哲学”为“本体”进行延展开来的，没有充分体现出“音乐教育”的“教育”功能和理念，难免有失偏颇，对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会造成概念混淆和以偏概全的影响。所以，作者提出构建我国音乐教育的哲学：一要放宽视野；二要博采众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三要继续弘扬，继承我国音乐教育、美育的优良传统；四要体现本我，立足我国的教育国情，理论研究和建构要追求中国特色，体现自我价值。 在此基础上，作者经过两个视阈的层层推进，最终概括出音乐教育价值的“五性三观”的哲学观，“五性”指音乐教育面向“音乐本体”，要追求音乐艺术的艺术性、审美性、实践性、人文性、生活性；“三观”指音乐教育要体现教育本质，追求音乐教育的知识观、人性观、审美观。 这种“价值论音乐教育哲学之思”乃是作者“取点深做”的精髓。

二、研究之“新”

（一）新的词汇见解

作者在本书当中对一些音乐教育知识体系中常见的高频词汇进行了解析，在词汇原有的意义上附加上其它的含义，使人们在阅读的时候更加轻松准确地把握词汇的含义以及语句的意蕴。例如：作者对 “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对“音乐本体”，根据自己的理解给予它“三本”的哲学诉求，其一，是音乐的“本源”问题考量；其二，是音乐的“本身”问题考量；其三，是音乐的“本质”问题考量。“对音乐的“本源”考量，意在重视音乐与生活和情感的联系，反映在音乐教育之中，教学实践要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对“本身”问题的考量，意在重视构成音乐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在音乐教育中，要重视音乐知识体系的教学。对“本质”来说，他认为音乐审美是音乐教育价值的取向。这“三本”问题构成了音乐本体的较为明确指向的意义，对于音乐教育来说，提倡“音乐本体”的哲学观，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也不能真正体现“音乐本体”的意义。

（二）新的行文表述

关于行文表述风格作者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行文表述最重要的是方便、简洁和语气的直接，这似乎不符合论文的称谓规范，但他认为只要大家都能看得懂何乐而不为呢？不仅如此，作者在文章中还举了大量有趣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要说明的东西，比如：他认为音乐的美是艺术美的属性，音乐的创作生成过程，是音乐的形式和美的生成过程，因为美是音乐的属性之一，美依附于音乐的形式而存在，正如咸是盐的属性，咸依附于盐本体而存在，盐的生成就赋予了咸的属性。又如：作者认为美是“审”出来的，音乐作品在其成为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融入了创作者的审美才成为含有音乐美的艺术作品。作者追根溯源，把每一个关键的词汇都找到其出处，并对其进行解释说明，为自己著书立说提供便捷，也更为读此著作的音乐教育学者们提供方便。

三、研究之“果”

作者之所以在行文中时刻提醒读者自己的研究取域是“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是因为哲学是支撑中国教育事业的大厦，如果根基没有打好，结出的再多果实也必然是畸形的。至此，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音乐与教育、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探索音乐教育的本质、价值、社会功能以及在整个大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挖掘并能够从哲学的层面思考研究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些最根本的现实问题。希望能澄清人们对音乐学科的认识，希望能呼吁国家和社会对国民音乐教育的重视，希望能提升音乐学科的教育地位，希望对音乐课堂教学指导思想能具有实际的现实意义。所以，作者对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探索无疑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理论。

虽说作者在行文中引述外国的理论大多是来自中国的译著，难免会有失偏颇，但笔者认为这已不足为奇了。起码，作者在为探索中国音乐教育哲学做出了学术贡献，这是学术的进步，也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3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1.对20世纪文化领域的变革的反思

自20世纪初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股力求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以西学改造国民精神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塑造政治运行模式的思想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缺陷，但是全面否定却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这一运动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传统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以绝不调和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及其冲突，主张通过接受西方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层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是发达的，那么其思想如文化、艺术、哲学也必定是先进的，而中国贫弱，其思想也必定是落后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是过时的、腐朽的东西，西方的才是合理的、先进的。

中国哲学在近代逐渐丧失其生命力,是中国人愚笨,缺乏创造力吗？笔者认为应该是来自制度设计方面。明清两代对学术领域的控制加强导致了中国哲学的衰落。事实上，不是中国的哲学腐朽以后才造成了国强民弱、封建专制加强这一现实的，而是政治制度设计先出了问题,文化领域专制的加强钳制了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而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专制统治,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变革，国家随后走向贫弱。近代中国民贫国弱的根源在于腐朽的清代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将矛头指向传统文化，没有找准问题的关键。只有制度首先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改变近代衰弱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专制制度，对旧制度首先进行打击，中国的学术才显现出复苏的态势。遗憾的是，这一复苏刚要开始，便又一次遭受打击。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又一次遭受摧残。而当人们终于苏醒过来，力图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创造的时候,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人作为文化继承和创造的主体，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这表现在：第一，缺乏真正能透彻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第二，在心理层面上文化主体不愿意再去回归传统，更不用说自觉地、有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了。

2.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讲中国哲学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哲学是一个死的东西，哲学与生活、社会环境是截然分开的。而事实上，他们是紧密结合的，生活就是哲学，哲学源于生活。主体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面向世事人生，总要有所思、有所想，这些就是文化、哲学的源头。哲学内在于主体之中，主体是什么样的主体、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这决定着会产生什么样的哲学，无所谓适应或不适应的问题。主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结果是时展、个人存续的真实写照，它肯定是与时代相契合的。学术必须融入研究者的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的生活信念、灵魂自觉的一部分，才能够实现与当下的生活接轨。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主体的体悟和认知，强调修养以达到一定的境界。在古人那里，思想就融合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哲学思想活生生的诠释。而今天的研究者只把哲学、传统哲学当作一个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当作有待于处理的材料，这样怎么能够真正体悟到古人思想的精神实质呢？又如何把握得了中国哲学的本真面目呢？

萧菴父先生指出：“从17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准备了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根据，涌现出中国式的启蒙思潮代表。……这一思潮……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法维新、排满革命的运动中显示了它的活力。事实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和活水源头。”但是人民“迫于救国图存的形势，忙于曰新月异的西学引进，未能也来不及清理总结自己民族的启蒙遗产，也没能认真探索中国思想启蒙的特殊道路；长期陷入中西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中，未能找到传统文化中能滋生现代意识的活水源头，没能把握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契合点，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这些话对19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都是适用的。只是今天的我们仍然没能很好地总结自己“民族的启蒙遗产”，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神韵和精髓缺乏深刻直接的体悟和认知。中国哲学现在只是研究者手中的材料，而作为一种精神取向、审美情趣的东西并没能融人当代人的生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愿回到传统、回到经典，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近代以来的内外形式所迫。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还不能有这样的自觉，即自觉梳理传统遗产、自觉探索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的特殊道路、自觉破除中西对立及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自觉把握住传统哲学与现代化的契合点，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滋生现代意识的源头活水”，那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就只能是一句空的口号。

中国哲学应当是以先秦以来文献典籍为文本基础，通过理论创新、适应乃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需要人们自觉改变对传统的一味否定态度，就是要有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基础。而传承和创造的主体是人，因此教育在这方面应该作出其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的教育，从学制、体制到教育内容、方法以至学科建制都是按西方模式来构建的，甚至我们的汉语，其语法也拉丁化了。尤其是在教育内容上，我们缺少甚至是没有像样的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习。其结果是，中国人读不懂古典文献，古人说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传承和创新。这方面的缺陷使得我们缺乏古典哲学传承和创造的主体。

张志伟先生指出：“全球化的现代性方面对中国哲学形成了成胁，但是全球化在‘普及’现代化的同时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为中国哲学恢复自身的独立地位创造了条件。”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有没有这种自觉？我们能不能激发主体的创造欲望，在物质上和上层建筑层面为传承和创造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能不能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主题进行开掘和深化，并结合人类当下的存在对其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而不是简单地对历史上的各种哲学观点进行整理和陈述。当然，首先要讲好，要照着讲好，更要自觉的接着讲。讲是起步，照着讲是基础，接着讲才能发展创新，这是目的、归宿，也是中国哲学的希望所在。

以上的考察表明，中国哲学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有文化的自觉意识，那么什么是文化自觉呢？

3.文化自觉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针对现实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以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具体来讲，文化自觉首先指的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我们要自觉地认识到中国文化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在实践中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积极借鉴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以为己用。从个体的角度讲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文化创造力，自觉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在变动不拘的世界中寻求最有利于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明显的文化自觉：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儒家文化事实上成为维系此后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纽带，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自觉；第二次是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思想先行者们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力求在对传统的批判和颠覆中寻求中国的出路，但可惜这是一次未能完成的文化自觉，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而这一运动自身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遗留下来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也成为此后中国文化转型的不利因素，这一次文化自觉被中断以后，实际上就再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文化自觉的现象，但“这种文化自觉还是属于不自觉的或者说是处于‘自在’的阶段，而不属于自觉的、‘自为’的阶段。换言之,它固然属于文化自觉的成果，但它还没有明显的、清晰的‘文化自觉’的意识，没有从理论的层面去概括、提炼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和思想。”

第4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论文关键词：康德；形而上学；道德；现代价值

康德思想的重要性在当论界是众所周知的。形形的现当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渊源于康德，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这种独立于客体的概念，给道德奠定了基础。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而其他学科都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也成为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

一

康德的思想，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所说：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而以后的哲学又从康德这里流出的”。康德思想研究早已经是一种“显学”，似乎人人都能对康德的思想说点什么。伦理学在康德整个思想体系中属于另一个方面，在康德思想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牛顿转向卢梭，由自然科学及其哲学意义转向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康德的伦理学，都认为其重要性不能和他的认识论研究相比，甚至认为康德伦理学只不过是形式主义而已。基于这样的事实，康德思想对于我们，可以说还是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之中。那么，康德哲学思想主要是认识论还是伦理学呢?他在构造其“批判哲学”时，虽然首先着手于认识论，但就康德个人主观上来说，伦理学显然高于认识论。在康德的主要伦理学著作中，即《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它们的共同任务就是建立实践的最高法则以及论证道德法则乃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原理，旨在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是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的，而其他学科都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由此也成为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

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这种独立于客体的概念，给道德奠定了基础。康德的道德哲学特别强调自由、平等、权利的优先性、即优先于任何特殊的善。在康德那里，正义的重要性，首先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能够尽善，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利(正当)概念，权利是一个既定的优先于和独立于善的道德范畴。康德的正义论具有直接的道德意义，因为它主张正义之所以是首要的，在于正义的要求超过其他道德利益和政治利益，而无论这些利益可能有多么迫切，因此正义就不仅是人类价值集合中的一种，可以随情况的变化来加以权衡，而是所有社会美德中的最高美德，是其他社会美德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康德就通过正义的优先性为社会道德奠定了基础，即保证社会正义是一切道德上善恶的前提。根据康德，善恶概念不足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就似乎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于是遵守道德法则本身就成了目的，而无需某个假设为善的目标。那么，正义优先性的根据在哪里呢?

在康德那里，权利正当的优先完全是从人类相互的外在关系的自由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它和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即获取幸福的目的)或人们所承认的实现这一目的手段没有任何关系。简单地说，权利的优先性完全是从人之为人先天具有的自由中推导出来的，我们也只有在受那些不以任何特殊目的为前提条件的原则支配时，才能自由地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不过，把自由与正义联系起来，中间还需要有一个过渡，否则，自由的个体不能走向正义的社会，或者反过来，社会正义必然束缚个体的自由。为此，他提出了善良意志的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一开始就指出，“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

有的伦理学家用知识来解释善，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有的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善，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近代以来，更多的伦理学家则把善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要求的满足。康德反对上述一切看法，他认为善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人的自然本性，更不来自人的意志的某种对象物，而只能来自人的理性自身中的善良意志，一切其他品质，如明智、勇敢、果断、不骄不躁等，虽然从许多其他方面看来是善的，但若没有善良意志的指导，就可能成为极大的恶，同样，那些导致幸福的东西，如财富、权力、健康、境遇如意等，若没有善良意志的正确指导则会使人自满和傲慢。相反，唯有善良意志才是无条件的善，它“不依其促成或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愿意而善，它是自在的善，自为地无比高贵”。善良意志不是来源于经验世界，而是存在于人的纯粹理性之中，“为自然的健康理智本身所固有，故而不须教导，只要把它解释清楚就足够了”，也就是说，道德的基础(正义的基础)在于实践理性主体自身，人作为拥有实践理性的主体同时是一个意志自律的主体。作为一切行为准则的根据的东西，也必须是一种目的主体，而非任何经验的目的，这就是理性存在自身。唯有这一主体才能提升人自身，使之成为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并使他能够参与一种理想、一种完全独立于我们社会欲望和心理欲望之外的自由王国。也只有完全彻底的独立性才能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超凡脱欲，假如我们永远都能自由地选择我们自己的话，就能使我们不受那些偶然环境的制约。可见，人的自由作为人的天赋权力，也是人的意志天生具有的一种能力，它先于主体可能确认的任何特殊目的而存在于主体自身，这种能力被康德看作是一种服从于特殊法则的能力。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不过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具有按照对规律的意识、观念或表象来行动的能力，即按照原则行为的能力。

正是因为实践理性的存在，正是因为自由所具有的自律性，人类才能尊重道德规律，道德法则才能存在，而道德法则的存在又成为了我们认识自由的条件。这样，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才能够以普遍的绝对命令形式颁布人应该遵守的实践法则。普遍性是道德法则的根本特征。因为绝对命令的普遍性，人人都应该遵守，因而它又具有必然性。这就要求始终将人当作目的而决不能当作手段。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人类建立了一个道德的理想王国，而是将传统的道德哲学奠定在自由和理性这一崭新的基础之上，以重建人类的道德王国。

二

现代西方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两大派系都渊源于近代西方哲学。英国的经验主义直接影响了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生。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则直接转化成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近代西方唯理论与经验论是在反封建反神学旗帜中的近代哲学内部的两个派别。唯理论强调要以理性来批判上帝的权威和宗教的虚妄，倡导一切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予以审判，只有确切无疑、清楚明白的才是真理，反之便是谬误；经验论则高举“经验”大旗，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只有符合经验，为观察与实验所能证实的才是真理，否则即是谬误。唯理论与经验论在反封建神学的战斗中共同起到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它们之间的分歧或者说各自的极端性、片面性也是明显的。

论争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调和。康德通过提出和论证“先人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阐述了科学知识因是先人的，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足综合的所以又具有知识的增长性。康德在知识论上的所谓“哥白尼式革命”就是认为知识足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先人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知性范畴(普遍性、必然性、因果性等)对经验杂多质料加工整理的结果。可以说，唯理主义(演绎主义)与经验主义(归纳主义)在康德知识论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不过，这种调和带有明显的机械拼合性质。

康德只讲“自由”、“主体”、“善良意志”的概念，而这种离开人的根本的“社会”本性，离开．r任何感性限制的、只影响经验世界却不受其影响的自由、主体何以存在?这种抛开了它所寻求的客体且先于它所寻求的客体的主体，其存在又如何可以确认?抛开经验世界，于是康德对其先验主体概念进行论证。首先，康德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超验自我的存在。作为经验自我的主体，我身居超感性的世界，独立于自然规律，因而，我能够自律。其次，在实践上，一个经验的存在，是不能够获得自由的，因为意志在经验世界的实践中随时町能受制于欲望。在这里，人的意志不能成为第一原因，是不自由的，人的行为是他律的，但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使我们自己成为理智世界的成员，并认识到意志的自律。康德先假定自由，然后以归谬法证实了他的超验“主体”的存在。就这样，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寻找道德的基础，康德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最后只能求助于彼岸世界，从而也终结了其探索之路。

与其所批判的以感性经验论为基础的目的论伦理学把道德奠定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不同，康德在实践人学之前，通过对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的普遍性的信仰而将道德的基础从上帝那里转移到人身上，这是人的道德观念的又一次解放，他的道德哲学也因此与他那众口传诵的道德名言一起深深地影响了后人。但是，道德基础的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作为道德基础的主体仍然是抽象的、被认为具有共同本质的人。康德的道德哲学在l9世纪早期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就已经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其唯心主义实质遭到了马克思的深刻揭露。因为抛开经验世界，在纯粹的理性思辨中去寻找道德的根据，康德必然使他的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成为实际生活中难以把握的东西。康德自己也说，他提出的道德规律和道德原则在经验世界中是不可证的，只有在理智世界或意会世界才能把握到它。

尽管如此，经验主义在康德哲学中毕竟还是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康德对经验主义哲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黑格尔那里，则通过方法论角度，为感性与理性、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作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可以说近代经验论哲学正是通过康德对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理论影响和推动作用。康德知识论中肯定经验是知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的考察，把知识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之内，否定物自体世界的可知性、科学性等思想都对现代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总体精神和理论思路产生了多重作用。康德将本体学说推之于知识界之外，通过道德意识根据建立理性主义的超验本体学说，又对近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转化成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从另一角度上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

那么，康德在统一事实与价值的过程之中贡献了什么?从后面的新康德主义者的道路来看，是造就了哲学是一种价值论，这种价值论包括以道德学为核心的目的论体系，新康德主义身处于一个哲学已经被经验科学瓜分殆尽的时代。

自然与自由是康德给人类理性所设定的两大目标，人既要给自然立法，也要给实践行为立法。前者表现为自然法则，后者表现为道德法则。康德在不同体系中对它们作了表述，又在最终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它们作了统一。康德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三种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对象真、善、美的探析，在人类哲学宝库中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第一批判是为数学、自然科学知识确立哲学基础，它所回答的是“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二批判是对超验本体领域的考察，对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作出回答；第三批判则力图沟通前两个批判，即将科学知识论与道德本体论统一起来，它回答的是“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以三大批判集中系统地对关联人的三个问题作了阐述——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晚年康德又从人类学上添加了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以人类理性的这四个问题，构成的康德哲学体系是系统严密的，也是思辨和实践的，它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主题发展的归纳综合。

第5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关键词：道德哲学 蔡元培理论伦理学 高校道德建设

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内容纷繁复杂，各种流派自成体系，而蔡元培的道德理论体系“用西方伦理学的模式和理论来叙述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1]，融汇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西方伦理学，对于高校德育工作者来讲，具有综合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道德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

在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史中，普遍将关于道德义务的理性基础的争论划分为两个主要学派：道德理性主义和道德情感主义。[2]蔡元培则力求将这两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综合：良心对道德的形成起作用的过程体现着情感主义道德观，理想对道德的影响体现着理性主义道德观。更重要的是，蔡元培通过良心和理想两者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关系，解释了道德形成的过程。

1.道德的产生是良心与理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行为犹两造，理想犹法律，而良心则司法官也。司法官标准法律，而判断两造之是非，良心亦标准理想，而判断行为之善恶也。”[3]“良心者，非无端而以某事为可为某事为不可为也，实核于理想。”[4]人的理想是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而这个判断由谁来做呢？是良心。

2.道德义务的心理动机源于良心，道德义务的内容规范源于理想

正如蔡元培所说：“本务者，人生本分之所当尽者也，其中有不可为及不可不为之两义……故本务之观念，起于良心，而本务之节目，实准于理想。”这也就说明了道德义务规范性的两个方面：动机和约束力。

3.良心与理想在道德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互补的作用

在良心给定的前提下，理想越远大，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会越大，就越会受到良心之责。在理想给定的前提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给定，良心越强，对同样差距的良心之责也就越大，这就是德育建设中的“木桶原理”。因此要提升道德水平，必须要培养较强的良心，还要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远大理想，二者需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4.道德的养成过程也就是道德义务的履行过程

“凡实行本务者，其始多出于勉强，勉之既久，则习与性成。安而行之，自能欣合于本务，是之谓德”[5]。在蔡元培看来，道德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品性，而是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逐渐涵养而成的。他对道德种类进行了阐明，尤其是对“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进行了解释。

道德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蔡元培的道德形成体系，简单来讲即是“循良心、持理想、行义务、成道德”，下面将分别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讨论。

1.理想的基础

蔡元培认为：“自发展其人格，而使全社会随之发展者，人生之鹄也，即人之行为之理想也。”[6]即人的理想就是发展人格，“而人格之发展，必与社会之发展相应”，是“对于自己、若家庭、若社会、若国家之本务”[7]，脱离了社会则无所谓人格了。那么，蔡元培的合乎道德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义务相联系的理论基础何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理”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冯友兰说，“某一类之物之成为某物，必依照某理”，事物的构成部分只有按照事物之理的规定运动，该事物方能存在。“每一人皆属于其所构成之社会，其行动之可以直接或间接维持其社会之存在者，是道德的行为”。[8]因此，道德之“理”应遵循社会之“理”。“凡社会的分子，在其社会中，都必有其伦与职”。其中，“伦”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尽伦尽职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9]可见，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对道德内容的规定性来自人的社会属性。

2.良心的培养

如果说道德规范的内容源于理想的话，那么在蔡元培眼中，道德的动机则源于良心。“良心者，道德之源泉”。良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概念，而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便是知、情、意。因此，蔡元培认为，对于良心的养成而言，“知、情、意三者，无一而可偏废也”。对于良心如何锻造，“心”学对“致良知”有着较为系统的阐述。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主旨，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在梁启超看来，“致良知”的前提是“辨术”和“立志”。辨术，为善恶真伪义利之辨；立志，则是志于道、志于德、志于仁。“致良知”的“修证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10]

（1）存养，是存心养性，是保存本心、存养善性。存养之法有“敬”与“静”两种。敬，是“修己以敬”，即自觉；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也”，即自律；是对理想信念和道德价值的仰视与敬重。静，是“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观照；是时常安静清心，给自己一个梳理自我的宁静时空。

（2）省察，是通过反省检查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和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坏的念头、毛病和习惯。梁启超对省察的方法梳理得较为系统：省察之法有普通省察法和特别省察法两种。特别省察区别于正常生活中的普通省察，包含“吃一堑，长一智”的意思。普通省察法分为根本省察法和枝叶省察法。枝叶省察法又有随时省察法和定期省察法两种。此外，“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11]，两者是统一的过程。

（3）“克治”，是克服和整治。克服，是指当发现自己存在不良的念头和行为倾向时，在成为现实和有损道德的行为之前便能够克制。整治，则是针对自身现实存在的不良行为和习惯进行纠正，使其恢复到合乎道德的轨道上来。

以上“致良知”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的修身养德之道，即便是在现实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事实上，良心对于道德的重要作用，西方哲学家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也多有论述。无论是蔡元培的“良心”，还是休谟的“反省内心”，或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都是从知、情、意的角度，从心理层面对良心进行锻造。而道德的养成是“知、情、意、行”的统一，所有的道德规范和心理动机最终都要落实在“行”上，这便自然过渡到了蔡元培对道德义务的需求。

3.道德义务与道德形成

道德义务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不同。法律所定的义务，是个人对别人、对社会所负的责任。道德义务所对应的权利与法律义务对应的权利不同，其表现在若履行道德义务，则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蔡元培看来，道德义务长久履行，形成习惯，即成道德。

至此，道德的“萃取”过程宣告完成：良心持人生目标，对所作所为形成善恶观，进而有了道德上的义务感，在道德义务的履行过程中，久而久之便养成了道德。借助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理解道德的不同属性和种类。首先，在道德动机（即良心）作用下，道德在个人心理层面有着知、情、意的统一；其次，在道德规范（即理想、人生目标）影响下，道德在社会层面体现了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义务的统一。

蔡元培理论伦理学对高校德育建设的启示

1.高校德育建设面临的问题

在蔡元培的道德体系中，良心和理想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基石。因此，我们对道德养成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讨论，也基于这两点展开。

（1）良心培养环节面临的问题。社会环境和价值评价机制。一方面，当前浮华、躁动、嘈杂的社会生活难以容下内心的宁静，增加了存养与省察的难度；另一方面，社会对个人成功的定义常表现于行为结果的可量化上，而作为道德源泉的良知，对其价值的衡量主要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较难得到当前文化的感知与肯定。学校德育理念与方式。一方面，传统道德修养观念认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2]，穷理和尽性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第一课堂的专业化解构了人性完善的综合性，而这种割裂破坏了良知培养的整体性；另一方面，道德培养是一个“知、情、意、行”统一的过程，而德育课程重视知识的教育，忽视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在对“知”的灌输和对“行”的要求之间缺乏情感接受和意志养成的存养省察。

（2）理想树立环节面临的问题。理想的教育方式。当前大学生理想规范教育的方法较多采用历史分析法和实践教育法。对大学生而言，除同义反复般的外部求证外，将理想融入个人价值观的过程尚需自我求证。而自我求证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个人理性上理清理想规范形成的基本逻辑。

理想的接受过程。远大理想的树立，除了需要对理想内容进行理性梳理外，还需要一个情感接受的过程。在现实工作中，常用的说服方式是采用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的辩证关系，试图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直接建立联系。但由于忽略了过渡阶段，反而导致两者逻辑关系的割裂。面对这一问题，传统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的培养方法，值得高校道德建设工作借鉴。

2.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对策

基于以上对道德形成体系和当前面临问题的分析，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道德形成过程之内，要以改进各个影响因素和影响环节为出发点；二是在道德形成过程之外，要以完善高校德育环境为出发点。

（1）为修身养德创造好的氛围。理想形成过程以传统历史文化为背景，而当代社会环境和高校文化与传统文化存在的差异，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首先要为修身养德创造良性氛围。

德育环境方面。在保留专业学习功利性目标的同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可以在专业传授中，激发学生对知识、对智慧原始的敬重和朴素的情怀。高校应借助相应课程设置，着力培养学生对道德的追求和存养的情感。例如，借鉴蔡元培“自美感之外，一无杂念”的主张，将美育作为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借助美育消除人我之别，摒除私念，打开通往纯粹的高尚情感的通道，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质朴追求。

德育理念方面。要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建设，使大学教育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整体过程。通识教育的理念是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以培养“完整的人”。在理想的通识教育环境中，目前开展的德育工作事实上可以成为真正德育建设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建设本身就是高校德育建设，教育就是德育，即“知识即美德”。

（2）改进道德形成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在良好的德育环境和理念中，我们需要改进道德形成的各个环节和因素。

德育建设的目标。实现道德规范和道德动机的统一，即“知、情、意、行”的统一。在中国，无论是修身规范还是道德义务，都应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目前，对这些德育规范知识的教育局限在“知”的层面，而道德从知识层面到学生现实的行为是一个“知、情、意、行”统一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学、真信、真懂、真用”，真正落实道德实践。

德育建设的方法。实现常规道德教育和传统道德修养的统一。在理想树立方面应做到理论和情感并重，一方面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理想规范的逻辑基础，另一方面培养学生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实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义务的统一。在良心培养方面可以适当借鉴存养、省察和克治之法，提升道德境界。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前言1 .

[2]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M].商务印书馆，2006 .13 .

[3]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 275 .

[4]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280 .

[5]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 282.

[6]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 271.

[7]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 279 .

[8]冯友兰.新理学[M].三联书店，2007 .107.

[9]冯友兰.新原人[M].三联书店，2007 .111.

[10]梁启超.德育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2 .

[11]梁启超.德育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35.

第6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一方面，《考纲》（或《考试说明》）是二轮乃至冲刺复习的方向。一轮复习时，考生们大多是依据上一年的《考纲》复习备考的。虽然每年高考《考纲》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考试政策的微调，《考纲》对高考的要求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如考点范围、题型示例、参考例卷、模块分值等，考生应依此相应调整复习内容与应对策略，把握目标方向，做到有的放矢。

用心做自己该做的事。

别总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另一方面，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一轮复习时，考生们大多采用具体的、微观的知识点梳理方法，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样）”的角度梳理知识，侧重于建构知识间的纵向链接，这一做法有利于帮助考生加深对教材某一具体知识深度、广度的理解，但知识却往往相对零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这就需要考生在二轮复习时，应依据各个模块考点的具体要求，在微观把握的基础上注重宏观整合，加强知识的横向和综合梳理。如以《文化生活》为例，“从宏观到微观”作以下横向梳理：

这一横向梳理方法，有利于考生把书读薄、读顺、读全，养成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合理调遣知识的良好习惯。

如以《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题为例，可进行以下综合梳理：

再如以“人民民主”为主题，可串联成专题性知识网络体系：

这一综合梳理方法一般适用于单元或模块为主的综合性专题复习，它可以使相关知识结构化、网络化、系统化，达到“抓纲举目，串联重点”的效果。

二、提升增分点：以能力立意为导向，突破主观题解题瓶颈

能力立意是高考命题的要旨。坚持以能力立意为主导、围绕“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述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四项考核目标与要求命题，是当下高考文综政治命题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据相关分析，高考主观题整体难度系数一般控制在40～50%，增分的空间大，攻克主观题就成为高考政治得高分的关键。在一轮复习时，考生们大多立足于夯实基础知识，侧重于突破选择题解答技巧。二轮乃至冲刺复习“贵”在主观题突破，考生的着力点应放在主观性试题的审题与解答技能培养与积累上。

一要规范审题。规范审题是正确答题的前提。要做到规范审题：①审准设问。明确题目在“问什么”，这是解答好主观题的最关键一步。审准设问，包括：第一，审范围限定，即明确题目要求是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模块）知识作答呢，还是要求用某个模块的某一具体知识进行回答；第二，审角度限定，即弄清题目是要求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怎么办”； 第三，审主体限定，即明确设问是否有特定的主体限制。如在《政治生活》定的主体有公民、政府、政党、人大、政协、国家、国际组织等；第四，审材料限定，即设问是否要求结合材料，结合哪些（哪个）材料进行分析等；第五，审对象限定，即设问有否针对特定的事件和现象等，要求我们对什么进行分析。②审清材料。高考政治主观题总是以情景材料为载体的。在审题过程中必须重视审材料、明信息，做到材料“有什么”就“答什么”，避免信息遗漏，提高答题的全面性。做好这一环节，需落实“三读”要求：第一，读“全”材料，即全面阅读材料，养成对材料进行逐字逐句分析的习惯，这是提高答题全面性的前提；第二，读“准”信息，即对材料信息进行筛选，提取有效信息，排除无效信息，这是提高答题全面性的关键；第三，读“出”知识，即对材料中提取的有效信息进行学科（模块知识）解读，用具体的学科知识对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③审明意图。每一主观题都蕴涵着命题者的命题意图，考生在审题时就要揣摩命题者的意图，明确题目要考查什么知识、能力或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然后调用相应的知识和能力作答，做到“要什么答什么”，提高答题的有效性。

二要规范答题。规范答题是得高分的关键所在。做到规范答题，必须要：①针对性，即答题思路要正确，要切题回答，避免答非所问。②逻辑性，即先答什么，后答什么；先说那句话，后说哪句话，要条理清楚，重点突出。③层次性，即要层层分析，大的层次包含哪些小的层次。④要点化，即一定要用阿拉伯数字清楚地表明答题要点。⑤全面化，即答题要点要全面，不要遗漏答题要点。⑥规范化，包括语言表达规范和书写规范，做到语言精练，术语准确，卷面整洁，字迹清晰。

三要架构模型。答题模型可以提升规范答题的有效性。以2012年浙江高考40―（2）为例：近年来，W村在村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一碑两谱五星”乡村文化创建活动。所谓“一碑”，即树立一座精神丰碑，主要收集本村先辈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两谱”，即撰写时代风范谱、尊老爱幼谱，主要收录在乡村发展、家庭邻里关系中的先进典型；“五星”，即创评“读书、创业、诚信、法纪、勤俭”等五项星级文明户。村民们以极大热情参与了这一活动，讲身边事、树身边人、自评自荐、互评互荐，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不要过于计较别人的评价。

不妨暂时丢开烦心事。

上述材料如何体现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本题为“体现反映类”主观题，解题思路一般是：定点（即确定考核的知识点是什么？）――联系（联系所给材料与所学知识）――梳理、作答（将材料所给的信息与考核的知识点一一对照，二者相符的就是答案要点）。分析、思考、解答模型如下：

第7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一）知识构成上的先天不足

对于艺术类学生来说，“文、史、哲”等文科基础知识薄弱是他们在知识构成上的先天缺陷。“文字积累不足和文字敏感度不足”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广告文案写作课上，经常会要求学生做一些写作练习，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文字积累不足而导致的词汇量缺乏现象十分明显。例如要求学生使用形容词来描述汽车发动机动力强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用的最多的词汇是“动力十足、动力强劲”这些词汇，“十足”和“强劲”作为形容词固然可以用在这里，但由于广告语言的目的是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鼓动性，因此这些基础性词汇在表现力上不够生动形象，过于枯燥无味。

（二）理性思维能力差

艺术类学生的另外一个缺点是理性思维能力相对较差，从根源上来讲就是右脑能力强于左脑。人脑的工作原理是将情景以模糊的图像存入右脑，左脑一边观察右脑所描绘的图像，一边把右脑的形象思维转化为抽象的语言、符号。长期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专业的学习使得他们的右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具备了很好的形象思维能力，但理性思维能力却有所欠缺。

（三）自学能力差

艺术类学生由于中学阶段文化课基础的相对薄弱决定了他们的自主阅读能力、自主思考能力较差，在由传统教学模式向引导式、互动式教学模式的转变中，他们普遍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不适应。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笔者经常尝试让学生自己从教材或广告案例的阅读中归纳出主题，梳理出逻辑线索，然而学生的表现通常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主阅读后仍然无法从纷繁的信息中寻找出核心信息，归纳出主题，对逻辑线索的梳理也显得比较混乱。

二、艺术类学生的优点

（一）艺术鉴赏力强

广告学不仅是以理论为主的单一学科，它还同诸如美术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具有明显的交集，艺术类学生在美术学方面的积累使得他们的艺术鉴赏力有所提高，而这种艺术鉴赏力又能在以后的广告艺术设计中起到指导性作用。当笔者要求学生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对广告设计作品进行鉴赏时，艺术类学生的鉴赏水准明显高于文科学生，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自己掌握的理论来分析广告设计作品。

（二）设计能力强

广告业被称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它要求广告专业人才既具备宽广的人文素养和深厚的专业素养又具备娴熟的广告活动操作技能。与文科类学生相比，艺术类学生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自身具备的较强的设计能力。这种设计能力不仅体现在他们能够在艺术理论基础指导下进行设计，还体现在他们对于很多工具性设计软件的熟练掌握。

（三）执行能力强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文科生往往体现出对理论的过度依赖，他们擅长于总结理论、表述理论，但是在执行时，复杂的理论体系却成为了阻碍他们进行实践的绊脚石。与此相对应，艺术生则会在掌握理论之后更好地用自己的实践来执行和贯彻理论，他们的执行能力往往强于擅长理论的文科生。

三、在教学中扬长避短，发挥艺术生的优点，补足他们的缺陷

（一）针对知识构成的不足进行知识积累

“文、史、哲”等文科基础知识薄弱是艺术生在知识构成上的先天缺陷，作为教师应该针对这种缺陷进行有意识的“知识补足”工作。1.补足语文基础知识和文学常识文科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这必将是一个点滴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讲述常规教学内容的同时，笔者会在“广告文案写作”这样的课程中开辟一定的学时作为语文基础知识和文学常识的补足。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中学阶段语法知识的回顾，也有文学常识的补充。除此之外，还会在课外安排学生阅读一些能够提升自己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的文学作品和经典广告文案的赏析。2.大量进行课堂写作练习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通常会安排一半的学时作为广告文案写作的课堂练习和点评。在布置好写作任务之后，学生们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在之后的点评中，笔者会挑选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案作品进行点评（最好的和最差的），对于最好的文案，在点评的过程中会公布姓名，以起到鼓励学生写作积极性的作用；对于最差的文案，则只点评、不公布姓名，以避免挫伤学生的写作积极性。

（二）锻炼理性思维能力

1.引导学生了解哲学方面基础知识在锻炼学生理性思维能力方面，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了间阅读一些浅显的哲学理论，如辩证法和矛盾论，这些基础哲学理论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在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加强逻辑性与思辨性。2.在课堂上设置“模拟场景”，鼓励学生发言仅仅学会理性地思考问题还不够，为了解决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差的问题，还应在课堂上尽量多地安排互动环节，鼓励学生发言。在日常教学中，笔者经常把课堂模拟成“广告作品说明会”或者“招聘面试现场”，在“广告作品说明会上，设计者（学生）必须针对自己的设计对广告主（教师）进行充分描述，进而说服广告主采纳自己的设计；在“招聘面试现场”，应聘者（学生）可能会受到招聘者（教师）的“百般刁难”，他必须在语言表达上做到条理清晰和逻辑严密，才能够“全身而退”。

（三）针对艺术生的优点引导他们大量欣赏优秀设计

1.在教学过程中大量安排优秀广告作品赏析优秀广告作品的赏析对于广告学专业的教学非常重要，在“广告创意与策划”课中，笔者会安排学生欣赏国内外优秀的广告设计作品，在欣赏完之后，请他们进行分组点评，点评内容通常包括：“你认为这个作品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如果让你来设计，你会怎么做？”。通过这样的赏析，学生对自己原先掌握的艺术专业基础知识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2.布置相关的设计作业在赏析完成之后，笔者会布置相关方面的设计作业，要求学生按照自己在分组讨论中的思路进行设计。与赏析相比，作业的布置量应适中，繁重的作业会挫伤学生设计的积极性，以学期为时间单位来说，一学期安排2次这样的作业比较适宜。

四、结语

第8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近六年来，广东语文卷选考题中的实用类文体阅读题，基本上对实用类文体的新闻、传记等各种类型进行了全方位的考查。但我们发现，传记和人物访谈成了考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传记相隔一两年又成了考查内容。例如：

2009年，阅读材料是刘作忠的《黄侃先生二三事》，类型为传记，考查的三个考点是信息筛选与概括，要点归纳，写作意图探究。

2010年，阅读材料是梁衡的《让法律来保护阳光》，类型为新闻评论，考查的三个考点是修辞方法（分析语言），内容分析，标题含义（主题探究）。

2011年，阅读材料是温源宁的《梁宗岱先生》，类型为传记，考查的三个考点是修辞方法（语句赏析），要点归纳，语句理解（探究传主品质的价值）。

2012年，阅读材料是《寂寞出学问》，类型为人物访谈，考查的三个考点是筛选整合信息，观点理解，文本主要问题探究。

2013年，阅读材料是赵野木的《山水画中的地质学》，类型为科学小品，考查的三个考点是语句理解，语段作用，文本主要问题探究。

2014年，阅读材料是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在罗哲文先生生前对他的访谈节选。类型为访谈，考查的三个考点是信息筛选与整合，要点归纳，中心概述。

由此可以看出，命题紧扣考纲“了解传记、新闻、报告、科普文章的文体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进行，2009―2013年，科普文考查了一次，报告仍未考查。

二、细看今年：试题再现访谈，不设难度，重在考查概括能力

纵观近几年的实用类文体阅读试题，基本是几种文体类别的轮番考查，且考查难度不大，考点以筛选、归纳信息为主，加上阅读文本通俗易懂，故而实用类文本阅读题受大部分考生青睐。

同样，今年命题遵循文体特点，以分析概括为主，三个题几乎都是在考查筛选概括信息，答案源于文本。例如，19题，概述罗哲文先生研究汉长城的过程和结论。解答此题时，先从文本中找到罗哲文先生研究汉长城的过程和结论的语段，根据主持人和罗哲文的对话部分中提示性的语句加以概括即可。

20题，在古建筑保护上，罗哲文先生持哪些看法？解答此题，可从文本中主持人和罗哲文的对话中，找出与古建筑保护相关的语段，然后根据提示性的语句，直接提取或概括即可。

21题，访谈呈现了一代大师罗哲文先生怎样的形象？请结合全文逐层分析。主要考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此题可着眼于全部文本，从主持人与罗哲文的对话中，结合着具体的内容来概括罗哲文先生的形象特征。可见，只要考生按照文本顺序，结合题干一一梳理，准确概括，难度不大。

2014年，考查的是新闻体中的访谈，考点与近几年的类似，体现出稳定的特点，文本内容上，注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抽象与形象的交融，有利于文理科考生的阅读。

此外，所选材料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对高三学子在填报专业、选择职业道路很有启发性。

三、展望明年：明确方向，全面出击；科学备考，重点突破。

从以上分析可知，高考对实用类文本阅读的考查内容，主要是新闻、访谈、报告和科普文章，但重点在新闻中的访谈，传记两类文体。考查的角度主要是分析概括能力。因此，2015年的复习备考，必须做到复习有方向，备考讲策略。

1. 合理规划、突破重点。

总体规划与科学操作：先按文体分类作专题复习，再结合具体考点作重点突破。分新闻（访谈）、传记 、报告等专题讲授文体特征。操作流程为指导方法、过关测试、讲评点拨。

明确重点与要点梳理：以文体特征、阅读方法、主要考查形式为复习重点。结合不同的文体，突出不同的阅读重点。如：新闻阅读强调“注意材料的来源与真实性、事实和观点的关系”，“传记阅读”强调“注意基本事件、典型细节与传主形象、主题表达的关系”等。讲文体特征时，主要选择能够有助于阅读理解、涉及到答题需要的点来重点讲。

知己知彼与能力提升：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命题突出以下几方面的能力考查：

考查理性认知能力。实用类文体如“访谈”“调查报告”“新闻”“传记”等一个突出特点是立足于事实，而这些事情的背后究竟隐含着哪些“深层意蕴”“人生价值”“时代精神”，就成了命题者不会轻易放过的考查点。因此，考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问题和蕴含着许多有待探究与阐发的问题，需要用理性的认知去加以判断了。

考查实践能力与实践体验能力。“实用类文本”的应用性、实践性特点决定了高考命题不会回避对学生实践能力与实践体验的能力考查。

贴近文本、考查整体感知能力。“访谈”“调查报告”“新闻”等文本，如果除正文之外，还有诸如“背景资料”“补充介绍”等链接材料，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将其与正文联系到一起进行信息的综合分析。

在文本的未定点或空白点上考查学生的探究能力。实用类文本也像其他文本一样有一些未定点或空白点，有的可能不是访谈双方讨论的中心话题，有的可能不是作者陈述的主要方面，有的可能是作者未作评判的事情主体间的意见分歧，还有的可能就是作者提出的疑点或难点，等等。这些方面常常成为命题人用以考查学生的辨别能力强弱、思维品质高低的命题点。

2. 优化课堂、提高时效。

备考时要特别强调课堂结构的优化，尤其注重“容量、有效、有序”等课堂的实效性。一般而言，高考备考有三种课型：知识复习课、专题训练课及讲评课。

知识复习和整体训练的课堂结构为：讲解考试目标 复习知识重点、辨析知识交叉点 分析典型例题 课后巩固练习；讲评课的课堂结构为：呈现答案 讨论或自省 针对讲评 优劣比较 相同或变式训练 总结。

3. 立足实际，增分提效。

复习时，可结合学生实际，作以下要求：

一是“考点解释”，帮助学生明确考点，尤其要化为具体的实例，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应付考试的能力。

二是“知识梳理”。三是“难点引路”，结合学情，可以把考点“整体阅读、整合归纳、评价探究”作为重点突破点。如“整体阅读、归纳主题”是阅读答题的基础，结合实用类文本特点，主要是教会学生明确材料和观点的关系、由事实归纳观点，具体方法有“联系文体特征、把握文章结构、分析事实材料、读懂关键词句”等。

四是“答题指导”。包括审题、答题方法、答题规范等。

五是确定“增分策略”，如让学生定下语文得分目标及答题时间（15分钟左右）。在讲到“探究专题指导”时，针对学生答题的存在问题，教给学生“分层抓点审题、回归文本思考、内引外联分析、集中分点答题”等一系列增分方法。

第9篇：哲学基础知识梳理范文

[关键词] 北大荒文化；文化现象；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2-128-3

胡适曾把文化视为人们的生存方式，梁漱溟将文化指明为人类生存的样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无论是在原始社会、农耕社会，还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当中，文化都无处不在。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风俗习惯、饮食男女、情感表达、伦理规范、社会制度等等，都属于文化范畴里的内容。

怎样看待如此花样繁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如何梳理出一条研究文化的思路和线索？这是任何文化理论研究工作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北大荒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其内涵和外延的提升需要首先确立研究的基本坐标，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展开系统性的探讨。

一、“文化现象”与“文化理论”的区分

据语言学家考证，“文化”在西方的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具有“耕耘”“掘种土地”的意思，直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文化”一词才逐渐具有现代意义，其含义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主要方面。西方的“文化”重注理性和科学，是一种强调内在生命力生成的社会形态。

相比西方，中国人对“文化”的理解稍有不同。中国学者们将“文化”的含义追溯到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P.2）著名学者张岱年以此来解释中国“文化”的起源。他认为：文，一般指纹理。天文即天道自然规律，人文则指人伦社会规律，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组成的社会关系。治国者观察天文才可明白时序变化，观察人文，才使得天下人遵从文明礼仪，行为得当。“‘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P.2）因此，中国的“文化”专注于人的精神修养，强调文治教化。

虽然中西方对“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二者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即都突出文化的“人为”性质，将文化视为人类本质活动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文化通过人类的活动展现为一种外显的现象。文化只有表现为传统、习惯、伦理、法制、知识、信仰、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现象，才能被人类自身充分察觉和理解。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化现象。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实际上都是指“文化现象”。从纵向来说，文化现象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历史沿革；从横向来看，文化现象又有其特定时期的基本结构和模式。一种关于文化现象的理论，就是要一方面梳理出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线索，另一方面论证和阐明特定国家和地区，其民族在特定阶段文化现象的基本结构和模式。

就北大荒文化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现象而言，要展开对其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搜集并掌握大量放映北大荒地区文化现象的一手资料，包括历史材料、新闻素材、影像资料、文艺资料、理论研究成果。以此将北大荒地区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制度变迁、特色习俗等现象尽收眼底。

二是需要对已掌握的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升华，分门别类对北大荒地区的人文、地理、气候、生态、习俗、宗教、科技、经济、制度等展开研究。

至此，我们澄清了文化现象与文化理论之间的区别，接下来需要对北大荒地域的文化现象作一个初步的总结和梳理。

二、北大荒文化发展现状

（一）北大荒文化的表现形式

根据《北大荒移民录》的作者郑加珍的叙述，自1947年开始，北大荒移民史揭开了崭新一页。公营农场的建立，为黑土地带来了新鲜的红色垦殖文化。创建开发初期，北大荒人来自五湖四海，“复转军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把北大荒动人事迹写成各式各样的作品，将文学艺术火种播撒在黑土地里。”（P.130）从20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开始，“北大荒文学艺术出现第一次繁荣。大批复转官兵把军旅文化渗透到黑土文化中，创造了军垦文化；大批知青把城市文化融合到黑土文化中，创造了知青文化；以大荒原、大机械、大农业和高科技为特色，创造了全新的多样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汇集的北大荒文化。”（P.130）

自从军垦文化、知青文化与黑土文化相互交融，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现象之后，逐渐凝结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在此基础上又升华出“诚信、务实、创新、卓越”的北大荒核心价值观，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又从北大荒文化现象中提取出“忠诚、坚守、忘我”的北大荒文化精神和“开放、开拓、智慧、包容”的北大荒文化基本特征。对北大荒文化现象的这四重提炼，标志着北大荒文化开始逐渐形成和构筑起比较稳固的生存和发展模式。

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四重提炼只是初步的工作，更具体的内容仍需细化和展开。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搜集，我们发现北大荒文化现象主要显现为几个方面：

1.文艺方面

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歌颂先进模范事迹的故事，描述垦区生产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小说，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诗歌，配合思想政治活动的板报、宣传画，描绘垦区生活的版画，书法等美术作品，文工队的歌舞剧，纪实影视剧等等。

2.史料方面

《北大荒全书》和各管理局及其下属农场史志，各类发展年鉴。

3.媒体方面

报刊类代表有《北大荒日报》，文艺刊物代表有《北大荒文化》，政策和理论性刊物代表有《农场经济管理》，电视台有农垦电视台，网络平台有北大荒网，广播有北大荒调频广播，博物馆有北大荒博物馆。

4.文化产业

以北大荒文工团、版画院、文学社为代表的文化产业。

5.其他方面

关于北大荒文化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局、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等。

综观当下北大荒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以反映边地垦殖史、讴歌红色文化发展历程、服务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为基本特色，以弘扬和传承北大荒精神为基本内驱力，以促进垦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基调，以引领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强国际影响力为基本导向。

（二）北大荒文化理论研究的空缺

时至今日，北大荒文化现象已具备较为稳固的表现形式，它需要进行理论升华来增强生命力。然而，以文化理论为主旨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垦区的辅助作用却仍显单薄。垦区民生工程的建设，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生态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场城镇化过程中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都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于北大荒文化的理论研究，不单单是为了呈现军垦文化、知青文化、黑土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更是要在这种文化现象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梳理出该文化现象发展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理清垦区过去和现在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基本模式，才能为北大荒的未来发展指引方向，为北大荒人冲破传统农耕文化的束缚，踏上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轨道打下夯实的基础。

三、北大荒文化理论发展模式初描

（一）以文化哲学作为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点

要系统开展关于北大荒文化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十分熟悉此种文化现象，其次至关重要的是找到文化理论研究的基本坐标。哲学作为各门社会科学的源头和基础，与各门学科都有紧密联系，因此在我们看来，哲学理应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风向标。而作为以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化哲学，则要承担起为文化理论奠基的重要任务。

文化哲学不只是就具体文化要素、文化特质、文化形式这些文化现象作简单的对比和分析，“而是对于文化整体的批判性反思，是对文化在人类社会和历史演化中地位和变迁的探讨，或者说，是揭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文化内蕴”（P.65），文化哲学“研究的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的规定性及其演进机制。这种意义上的文化一定是以文化模式的方式存在。”（P.65）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P.65）因此，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即是文化模式。而要想充分理解和阐述文化现象内在的结构模式和发展变迁，建立起文化理论研究的“高楼大厦”，需要以文化哲学作为理论基石。

（二）以各门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理论拓展

除了文化哲学的奠基作用以外，还需要拓展北大荒文化现象的内在意蕴，吸纳不同学科的科研力量来研究不同的文化对象。如，需要民俗学来分析和阐述北大荒地区的习俗特征和变易模式；需要社会学来研究垦区社会结构与居民活动方式；需要生态学研究垦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特征，提供保护措施意见；需要历史学来理清北大荒地区的历史发展变迁和重大事件；需要教育学重点研究垦区青少年教育现状和发展规律；需要法学深入调查北大荒的法制史和法律制度运行机制；需要旅游学全面研究垦区旅游业的运行关系、内外条件、社会影响和发生发展规律等等。总之，北大荒文化理论研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在文化哲学这一大脑中枢的指挥下，各器官各躯干协同作业，交相辉映。

（三）以学术对话作为理论升华

除了培养起系统性、有机化的研究力量以外，还需要促进各学科间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对话。一方面需要汇总各学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学术论坛或学术年会等形式促进学科间科研成果的检验和交流互动，以便日后展开目的性更强、学科交叉合作更多的研究；另一方面，将学术对话从北大荒地区延展到全国范围内其他农垦地带。此外，作为全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排头兵的北大荒地区，也有必要展开与西方农垦文明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这是未来北大荒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发展方向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洪铁军.北大荒全书（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郑加珍.北大荒移民录――1958年十万官兵拓荒纪实[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6]孙时彬.北大荒文化生成的独特机制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