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精选(九篇)

第1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但遗憾的是能源互联网概念自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议。不同的理解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夹杂着某些误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能源互联网事业的发展。为了深化和统一认识，在今天“互联网+”的新形势下，有必要以理性的态度对能源互联网进行再认识。本文从分析能源互联网概念提出的背景以及产生歧义和误解的原因入手，对能源互联网的内涵、技术模式、与智能电网的关系，以及如何以“互联网+”的方式表达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

1能源互联网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

互联网(Internet)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由无数计算机网络互联形成的覆盖全球的信息共享网络。将能源与互联网结合，构成“能源互联网”概念，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正式提出来的。里夫金说，历史上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离不开能源革命和通信革命两大因素，正是它们的发生和结合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目前一场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革命正在兴起，通信领域在过去的25年里也出现了伟大的变革，即互联网革命，这就促使他将能源革命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将全球的电力网变为能源共享网络，使亿万人能够在家中、办公室、工厂生产可再生能源并与他人分享。这个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分散型可再生能源可以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正如信息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一样，每个自行发电者都将成为遍布整个大陆的、没有界限的绿色电力网络中的节点。

这是最早也是最“正宗”的关于能源互联网的构想。毫无疑问这一构想符合能源革命的方向，也十分美好，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其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技术失误：能源共享网络(即电网)与互联网的工作原理不是类似而是截然不同，能源(电力)不可能像信息那样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事实上由于电网与互联网彼此的结构、功能、技术特性、传输方式和载体，以及运行所遵循的物理规律完全不同，电力在电网中传输受到的约束要比信息在互联网中传输受到的多得多、大得多，不仅有电压、频率、功率平衡、电能损耗、传输能力的约束，还有暂态、动态、热稳等各种安全稳定极限的限制，因此电力很难像信息那样可以在任意两个节点之间自由交互。那种认为只要电网不断扩大，实现全球电网互联就解决了电力从一点到任一点的输送问题，是一种误导或误解;即使在较远的将来，超导输电在电网中的应用与今天光纤在互联网中的应用一样普遍，并且采用直流电网为主干网架时，也不能完全做到。

此外，由于电力具有同质化、一次性消耗、不能重复“分享”的特点(信息则具有个性化、长期保存、可重复分享的特点)，也决定了电力并非都有必要像信息一样在任意两个节点间传输。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界限、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的能源共享网络，也没有不受约束可以在任何范围内自由传输的能源(电力)。但如果仅在一个局部区域，如一片社区或一座城市甚至更大范围内，遵照电网运行的客观规律并根据用电负荷的需求和特性，对各种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微电网、配电网以及主干网进行统筹规划建设，同时采用先进的信息和自动控制技术进行智能化协同调度管理，实现里夫金的构想则是可能的。

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翻译的汉语词组，能源互联网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这里的“互联网”如果看作是专业术语Internet，按词面理解的意思应当是“传输能源的Internet”，显然这在技术上不成立。如果将“互联网”看作是一个普通汉语名词而非Internet，则可认为能源互联网就是“能源的互联互通网络”。在此前提下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认为各种能源，如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天然气、煤炭转化为电能后都要汇入电网，因此电网是天然的能源互联网;二是认为真正的能源互联网应当是包括电网、油网、气网、热力网在内的综合能源网。尽管两种理解都讲得通，但不把“互联网”看作是Internet，显然不符合这个概念的本意。这种因语言表达规律差异而带来的困扰是客观存在的，因此通过认真讨论，统一认识十分必要。

2能源互联网的内涵与新能源革命思想

由于能源互联网的构想在技术上受到质疑，作为经济学家的杰里米˙里夫金后来解释说，提出能源互联网主要是源于哲学和经济学层面的思考，他承认能源互联网不是一种新的能源技术模式或体系，而只是一种新能源经济思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说明，可以说是正确认识能源互联网概念本质和内涵的一把钥匙，但遗憾的是里夫金的这个解释几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

新能源经济思想实质上就是新能源革命思想。根据里夫金的论述以及世界各国能源革命的实践经验，它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一、新一轮的能源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能源革命的目的是以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阻止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能源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融入互联网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将以分布式为主，公众既是能源的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世界将迎来能源绿色化、分散化、多元化、民主化的新时代。三、具有集中、垂直、单向特点的传统电网将向相对分散、扁平和双向互动的新型电网转型，与此同时传统的电网公司也将由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电力供给者，转变为包括能源信息在内的服务提供商，与用户双向共同管理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四、能源的绿色化需要经历一个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存的混合能源时期，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智能化手段协调控制各类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优化能源配置，最大限度提高能源利用率。五、分布式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民主化将为社会创造出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就业岗位，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新经济的重要支柱。

不难看出新能源革命思想的精髓，就是通过在能源革命中融入互联网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能源的绿色化、高效化和民主化，能源互联网概念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因此，能源互联网的内涵可表述为“在规划建设中融入互联网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低碳、绿色能源高效、分散、智能和民主化利用的输送和配置能量的网络”。建设能源互联网就是建设符合这一内涵要求的能源网络。

3智能电网是能源互联网的主要技术模式

智能电网(Smart Grid，或称智慧电网)是融入了互联网理念，以“绿色、高效”为目标，以双向互动和扁平化为主要特征，以现代信息和储能技术为支撑的新一代智能化电网。智能电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智能电网指以分布式电源为基础的低碳绿色小微电网，它们既可单独运行亦可与大电网联网运行。广义的智能电网指包括有集中式电源的整个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低碳绿色电网。电网特有的功能以及智能电网在能源绿色化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智能电网是能源互联网的主要技术模式。事实上，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构想的“能源共享网络”，指的就是智能电网。

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的关系是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智能电网是能源互联网概念(内涵)的外延。它们之间也可以看作是宏观指导思想与具体技术模式的关系，能源互联网概念揭示能源和电网的发展方向，智能电网建设提供具体的技术方案。

目前国内关于能源互联网的研究，绝大部分内容其实都属于智能电网建设的范畴，比如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微电网的运行控制和互联、需求响应资源的整合利用、电动汽车充放电设施的建设运行、家庭用电智能化，以及能量(电力)路由器的研发建设等。这些内容或者以电网为基础、对象，或者本身就是电网的一个部分、一种设施，无论它们怎样融入信息技术，无论它们的信息与电力设施一体化程度有多高，目的都是为了使电网更好地实现绿色化、柔性化、智能化和高效化。

有一个情况值得深思，欧美不仅没有关于能源互联网的争论，实践中更是很少使用这一概念。比如美国还有一本以新能源革命为主题的书，叫《重塑能源：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中译本2014年6月出版)，作者是著名能源专家艾默里˙洛文斯。他在书中分析了美国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电力总需求80%应采取的途径，肯定了智能电网在重塑能源和加速传统电力系统变革中的作用，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能源互联网这个概念。观察德国的情况也能发现，国内谈论的几乎所有能源互联网的东西，都包括在他们的智能电网建设中。

中国人曾经对智能电网(Smart Grid)也充满了热情，但似乎一夜之间这种热情都转向了能源互联网，究其原因是我国智能电网的建设出现了大的偏差。必须指出，智能电网建设是在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它不是传统电网原有的自动化、智能化建设的简单延续和提高，而是传统电网走向绿色化、民主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但由于目前我国的智能电网建设基本上以传统电网的智能化建设为主，导致很多人产生了误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智能电网的建设被交流特高压绑架了。多年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电网的建设都是以交流特高压电网建设为中心，电网的建设工作基本上都要服从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智能电网的建设也不列外。由于看不到智能电网建设在推动我国能源绿色化、民主化，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分布式能源大发展中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无数以能源革命为己任的有志之士，自然将希望寄托在了能源互联网上，不惜重新回到源头，再次扬帆起航。其实这是本不应当出现的情况，既可叹亦可赞。

4第二种技术模式与“互联网+”表达式

智能电网是能源互联网的主要技术模式，但不是唯一模式。由于能源的绿色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混合作用的时期可能会更长。为了提高各类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促进能源向低碳化、绿色化方向更好更快发展，能源互联网无疑还有第二种技术模式，这就是智慧能源网。该网络是由输配电网、天然气网、冷热气网等构成的包含分布式能源转换和储存设施在内的综合能源网，通过统筹规划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控制技术进行协同调度管理，适时提供气、电、冷、热多品种能源，互助互补满足用户需求，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和产能端与用能端的智能匹配，最大限度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

智慧能源网与智能电网都是能源互联网的技术模式，但两者侧重点各有不同。智能电网以电力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绿色化为主要目标;智慧能源网则重点研究各类能源的相互转换以及各种能源网间的协同配合和优势互补等问题，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以及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在一个园区、一座城镇，或一个更大的区域里，能源互联网建设采用何种技术模式，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可利用的能源资源情况确定。可以肯定，随着可再生能源转换、利用、储存技术的进步，以及能源绿色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智能电网与智慧能源网将向着合二为一形成新型综合能源供给体系的方向发展。目前智慧能源网的建设以“泛能网”的形式，已经在一些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宝贵的经验。

能源互联网的两种技术模式，在今天“互联网+”的时代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进行表示，使其更具时代色彩。其中智能电网可表示为“绿色电网+互联网”，智慧能源网可表示为“能源网+互联网”。这样表示的优点，一是概念明确，针对性强。每个表达式中的“互联网”一词除指Internet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智能电网的表达式中，电网之前加“绿色”二字，点出了智能电网的本质所在，有助于人们在智能电网建设中把握正确的方向。智慧能源网的表达式中，直接使用“能源网”一词指明能源互联网第二种技术模式的基本特征，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解。二是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难点。“绿色电网”与“能源网”都是网络，它们与互联网相加是两种网络的“融合”，无疑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强调“网络”可提醒人们不能用处理一般“互联网+”的方法来解决其中的问题。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采用“+互联网”而不采用“互联网+”的表达方式，是因为当“互联网+”的对象亦为一种网络的时候，若将“互联网+”置前，容易使人将信息网络误解为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网络，从而可能导致在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实践中主辅颠倒，走偏方向的情况发生。

5结语

第2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关键词]消费主义；影像重构；徐克；3D电影《智取威虎山》

曲波的《林海雪原》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以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和浪漫主义的叙事方式，获得读者青睐，成为“红色经典”小说之一。1959年，《林海雪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六七十年代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和舞台艺术片《智取威虎山》，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又被改编成电视剧。2014年，香港导演徐克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为蓝本，将之改编成国内首部3D战争动作电影，收获7亿多票房，就如何在消费主义语境中对红色经典进行改编进行了成功尝试。

消费主义是指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产品的丰富，消费取代生产成为利润实现的关键环节，由此形成的新的消费观念和思想形态。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消费欲望对于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消费者的欲望、需要和情感便成为资本作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并变成了一项营销工程。改革开放后，市场改革而来的电影产业属性使消费主义成为电影生产的驱动力量。电影是特定时代语境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不同时代语境的电影都呼应着相应的时代，负载建立新的历史逻辑、社会规律和历史想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文化产品匮乏的时代，电影生产者居于绝对权威地位，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电影生产，电影作为集体感知对象，是按照生产者的革命意识形态进行设计的，其目的意在召唤在场观众于潜移默化过程中形成自我指涉，将自身以审美方式投入到电影所展示的革命运动中去，接受革命教育，完成一次阶级成分的“洗礼”，最终完成革命时代国民性格的塑造。而在消费主义时代，商业逻辑主导电影生产，观影者的消费需求与欲望作为制约电影生产的强大力量，必然会对影像进行重构。徐克作为香港导演，深谙电影商业规律，以消费主义的改编方式让红色经典再次闪耀登场。

一、叙事方式的重构

革命样板戏及其舞台艺术片《智取威虎山》采用历史代言人的全知叙事，构建起叙述权威，而徐克的改编则为“智取威虎山”这个故事套上了一层叙事。3D版《智取威虎山》以留美学生姜磊（韩庚饰）回到家乡，在爷爷奶奶（《智取威虎山》故事中的“栓子”和村长的孙女“小娟”）的回忆中，开始讲述《智取威虎山》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将历史叙事和当下叙事划分为两个时空，以2015年姜磊的现代时空为次层叙层，他所讲述的1946年小分队深入东北林海雪原剿匪的故事为主叙述层，组成一个套层结构，交叉叙事，突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束缚。套层结构不随时间和空间而转移，而是通过视听语言将过去、现在和将来打通，多层空间交替叙事，相互渗透，互文生义，使叙事更为饱满和立体。这种套层叙事方式改编，使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重新“陌生化”，具有多重消费功能。

（一）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价值耦合

3D版《智取威虎山》的套层叙事以杨子荣“素描本”为两个叙述层的纽带，在最后段落将两个叙述层的人物集聚在一顿年夜饭中，虚拟缝合了两个时代的大团圆，英雄“牺牲”与今日“幸福”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的革命目的在家庭团圆中得以实现，为革命画上了人性化的价值句点。在后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并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重建意识形态。徐克设计的这种套层叙事，勾连历史与现实，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价值耦合。[1]

（二）迎合当代主流观众的观影兴趣

居于次叙述层的家族史回忆结构，成功地将集体记忆的革命历史转化为当代观众更为理解和认同的个人记忆，唤醒了当下主流观众的角色代入感。偶像明星韩庚扮演的姜磊的出场，呼应了消费时代主流观众的需求，承担了将红色经典与观众进行对话的功能，拉近了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两个叙述层互文生义，一层一层地将受众（特别是青年受众）的感情与历史粘合起来，迎合了当下电影消费者的文化怀旧情绪。

（三）为构建视觉奇观提供了合理性

姜磊回忆往事的次叙述层结构，使居于主叙述层的《智取威虎山》故事，相当于这位战争亲历者后代所转述的历史，将全知叙事转化为个人叙事，在保证《智取威虎山》的故事部分是真实性的同时，叙述者的情绪记忆也为徐克在故事中融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提供了合理性。

二、情节内涵的重构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于展现新政权的革命历史及其合法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但《智取威虎山》除了革命说教之外，还有英雄、江湖、恩仇、正邪、打斗、以少胜多等浪漫和传奇因素，具备了武侠片的要素。在消费主义语境下，“人们对于革命时代的激情，丧失了认同的欲望，却保留了猎奇的幻想”[2]。这些元素既契合当前由武侠片和好莱坞大片培养起来的观众的审美需求，又可发挥徐克作为武侠片大师的专业特长，自然成了徐克改编的着力之处。徐克在3D版《智取威虎山》中，沿袭了二元对立的情节模式，但抖落了原模式的政治内涵，对《智取威虎山》实行“去意识形态化”处理，将国共对立改写成兵匪对立，阶级冲突被改造成了善恶之间的人性冲突，政治斗争也就被改造成了武侠传奇。政治冲突向善恶冲突的转移，使情节设置更加适应消费时代的需要。

（一）重新设置情节动力

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以阶级斗争来设置剧情的，而在3D版《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匪帮下山烧杀抢掠，造成栓子父亲被杀，母亲被抢上山的家庭惨剧，构成了小分队的剿匪动力，国共对决被简化成为小分队除暴安良、快意恩仇的武侠传奇。小栓子将他带队剿匪的意义表达得很清楚：“我是去接我娘的。”家庭团圆、珍惜和平、生活幸福等这些消费主义时代的价值成为电影的追求目标。

（二）重新定义军民关系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按照群众路线理论来定义小分队与夹皮沟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的，并着意展示小分队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过程，以表明革命是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过程。而在3D版《智取威虎山》中，徐克从表现武侠传奇主题出发，将这种彼此依存的军民鱼水关系重新定义为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并由此重新安排剧情，抽掉了样板戏中展示人民战争和群众自我解放的故事情节。在3D电影里，夹皮沟群众愚昧软弱，虽然对小分队表示了某种情感亲近，但一直不相信小分队和自己的力量，拒绝革命启蒙和参与剿匪战争。尾声的“合家团圆饭”看似延续了军民鱼水关系，但将“革命大家庭”改写为血缘家庭与救命恩人，实则是拯救与被拯救的感恩式呈现。这种拯救与被拯救的人物关系重设，肯定了个人式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契合了原子化时代观众的英雄期待。

三、人物形象的重构

人物形象是电影的灵魂，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改编过程中，“人物不断脱离个人情感，走向两极对立的角色身份，依据其身份表演特定意识形态内容，最终借助于京戏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完成了京剧样板戏的新程式化”[3]。而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为适应消费主义时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或使人物更具人性色彩，或增删了新的人物形象。

（一）人物形象的人性化改造

剿匪英雄杨子荣是《智取威虎山》的灵魂人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删除了杨子荣身上的个人情感、草莽习气和才智胆识，将他塑造成一个被思想武装，具有崇高革命理想、阶级情怀和无穷智慧的无产阶级英雄。徐克将杨子荣从“高大全”的政治舞台请了下来，遵从原著《林海雪原》杨子荣的人物特点进行改编，还原了杨子荣个人生活状态以及作为卧底“第九金刚”的匪气形象，对杨子荣进行“人性化”改造，更加适合杨子荣无间卧底的情节需要。徐克刻意淡化了英雄形象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规训，将杨子荣从高不可攀的英雄还原成常人，在杨子荣形象中掺入了匪气与侠气。在3D版《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穿上了皮大氅（结尾时才穿军装），蓄上了大胡子，能说书，能唱酸曲，满口江湖黑话，桀骜不羁，一身草莽气质。上山打虎的3D重头戏码深深赢得了观众，机警灵活的身手，老虎都不怕的一股狠劲儿，再配置与压寨夫人调情的风流，与座山雕之间也隐约存在着英雄相惜的情感，作为卧底与老八之间假戏真做的“兄弟情”，头上耷拉的帽子几乎遮住了眼睛，准确传神地体现了杨子荣“粗犷”和“匪气”的特点，俨然成为国产版的007。在3D版里，杨子荣独闯威虎山，也不再是上级委派，而是个人决定，更加符合当下观众对“英雄”的定义与期待。徐克在将杨子荣匪化的同时，还为杨子荣注入了人道主义的侠义情怀，强调剿匪是要过太平日子，为革命剿匪，增添了为孤儿栓子寻找生母的人性光芒，更能获得当下观众的理解和认同。

在样板戏中，反面人物形象是反人民性的阶级本质的化身，极力凸显其狡猾、残忍的一面。而在3D版中，徐克将这些匪徒漫画化，赋予其一些人性色彩。例如给座山雕增添了压寨夫人，但又似乎是一个待的性无能者；戏谑、不合逻辑的后现代新生语言：“一个字：什么都不说了”，在表现其强悍时又赋予其幽默味道。“金刚”中的老八被刻画得亦正亦邪，在杨子荣前“卖腐”，处处维护着他。徐克把江湖中的人性透析得更为饱满，耐人寻味。

（二）加入新角色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增添了猎户女儿“小常宝”这个人物形象，在样板戏里，小常宝代表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经过小分队的阶级启蒙，加入剿匪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以表现剿匪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而徐克在3D版中，删除了“小常宝”，增添了姜磊、青莲和栓子三个人物形象。姜磊作用已如前述。青莲是威虎山匪徒抢来的压寨夫人，是一个“诱惑者”形象，她在威虎山上不断诱惑匪徒，其目的是想寻找一个能帮助她下山与儿子栓子团聚的人，但诱惑的结果，是威虎山上没人能帮她实现梦想，因而她便疯狂复仇。青莲角色的加入，既使座山雕形象更具人性内涵，也使威虎山这个匪窝更具戏剧张力。她与新来的“老九”杨子荣的暧昧调情戏份，也为影片增艳不少，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望。小栓子这个人物形象并不讨喜，也拒绝如“小常宝”一样，接受阶级启蒙而加入革命队伍。他与青莲的母子关系构成了一种家庭伦理叙事。青莲与栓子的悲惨经历是土匪给人民痛苦的一个缩影，他们因土匪分离，因剿匪而团圆，表明剿匪的正义性。同时，栓子还承担了将套层叙事结构串联起来的任务，他作为姜磊的爷爷，他对剿匪故事的讲述完成了电影的套层叙事，使观众从革命时代走向当代生活，用亲情纽带实现了与受众情感的自然联结。

四、图像呈现的重构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电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意识形态部门，影像符号是社会关系的光影呈现，它追求符号的阶级表征和革命逻辑的清晰。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都有对杨子荣和小常宝痛说家世的唱段，以展现人物的阶级出身及其革命动机。而在消费主义时代，影像符号的物质功能被弱化，不再是阶级关系和革命历史的载体，新鲜的视听刺激和多元化体验已经成为新时代受众的审美诉求。与样板戏中的“小常宝”不同，压寨夫人青莲的阶级出身不明，这种历史暧昧性虽为剿匪提供了人道基础，但更多是为电影贴近当下市场提供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符号。这个符号淡化了阶级斗争的所指功能，而是以强烈刺激的体验来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符号所指层面的弱化与能指层面的强化，为电影艺术提供了新的图像表现方式，各种符号能够跨越符号界限和历史限制而自由流动。在消费主义时代的艺术里，意义并不是在主客体之间固定的指涉关系中生成的，而是在各种拼贴游戏中生成的。

拼贴（Pastiche）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环节，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和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4]。3D版《智取威虎山》中出现了多种艺术元素的自由拼贴，如戏曲元素，其中杨子荣潜入威虎山与土匪智取信任的“黑话”桥段，既是原著小说中的原版对话，也是戏曲京剧样板戏中的对话，剧中这段“黑话”具有东北山林的神秘感，黑话中的江湖味儿迅速被观众捕捉，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话语；新奇夸张的脸谱化人物造型，杨子荣的眼影在剧中十分凸显，它也是属于戏曲里的一个明显元素之一。更为夸张的脸谱化造型是座山雕，带上了一个真正的“脸谱”，人物的真容已经完全被颠覆、改造。3D版《智取威虎山》中的造型元素是现实主义造型与后现代主义造型的拼接，戏曲元素在后现代方式的处理下被不断地延异、涂改，衍生出一种新颖的视觉效果。

徐克充分发挥了他的3D技术特长和类型片制作经验，隆重上演了一幕幕视觉狂欢。3D枪战中充分融合了火箭炮、土炮、狙击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飞刀等多种战斗武器，加上好莱坞式的火爆场景：人虎斗、坦克战、飞机战、百鸡宴上的激斗奇观，仿佛置身于一场真人CS战，或是“魂斗罗”游戏，大规模、大场面的刺激对战彰显了游戏对战争的解构。充满暴力的娱乐狂欢，使观众对暴力的欲望和内心的压抑感像机关枪一样在银幕中宣泄和释放，放大了战争的游戏式体验。结局姜磊对战争展开猜想，在乌托邦式的幻想空间中融入“飞机战”炫酷元素，与样板戏继续杂糅混搭。这种自由拼接，衍生出一种新型的符合后现代无主题、破碎、狂欢式的影像风格，将影片对历史的狂欢化幻想推向高潮。

五、结语

样板戏和舞台艺术片《智取威虎山》是国际冷战格局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其影像建构是要塑造崇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召唤观影者的革命意识，承担解放全球的责任。但在消费主义时代，“当代审美文化已经厌倦那种过于累人的思想重负，已经不愿向深邃幽暗的精神极地作艰苦的跋涉，也无力承受过于沉重的道义感和责任感”[5]。为此，徐克的改编逻辑是将“红色”与“经典”两分，淡化“红色”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强化“经典”的传奇色彩和浪漫精神。将“眼睛”交给当下，营造视觉奇观与感官盛宴，而将“心灵”付与历史，消融人物的历史深度与阶级基础，释放了原著中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商业元素”，将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改造成了商业类型片，打上了鲜明的徐克印记。“徐克在这里把革命淡化到只剩下符号，其他都是类型元素的天下，用英雄、传奇，把现实、历史跟真实分离得能多远就多远，建构了一个独立的传奇世界。”[6]他以自己擅长的武侠传奇、爱恨恩仇和视觉奇观恰当地置换了《智取威虎山》的革命情节，创造性地重述红色经典，获得了不同观影群体的广泛认同。但在消费主义背景下，消费者的审美需要成为驱动电影生产的原动力，香港人徐克熟悉电影的商业运作和当下的电影市场，但他与革命历史的隔膜，使他难以理解革命话语、思维方式和红色美学的形成过程。他对《智取威虎山》的影像重构，由资本逻辑主宰了故事叙述和影像呈现，是一种颠覆性的解构力量。套层叙事放弃了历史代言者的叙事方式，集体记忆转化为怀旧式的个人记忆，个人化叙述方式最终造成革命的非历史化；伦理冲突置换了红色经典中的阶级冲突，以“侠”来诠释剿匪的道义性，以城市黑帮片的无间卧底展现革命历史，蒸发了剿匪战争在保境安民、解救百姓之外的政治意义，使电影叙事虚化和空洞，人物扁平，缺少动力。狂欢式的符号拼贴，造成“所指”历史的缺席，拼贴式的符号狂欢改变了人民剿匪战争的历史逻辑，动作片的消费性置换了剿匪战争的革命性，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政治内涵。奇观画面的空洞、故事缺乏深度也成为中国当代红色改编电影的通病。这要求我们对红色经典具有新的理解能力，一种重新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的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研究（晚清―民国）”（项目编号：15A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生成与流变研究（晚清―民国）”（项目编号：15YJA860016）。

[参考文献]

[1] 路杨.《智取威虎山》：“革命中国”的想象、追认与终结[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2）.

[2] 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89.

[3] 张节末，郭丰涛.《智取威虎山》六个版本的美学分析：从仪式化角度谈起[J].文艺争鸣，2013（01）.

[4] 卢衍鹏，向宝云.中国当代戏仿文化解读――以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例[J].当代文坛，2006（04）.

第3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关键词：洪学智；中共历史学；功能；运用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215-02

说起洪学智，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他从长征路上到朝鲜战场的赫赫战功,想到他对军队后勤建设的杰出贡献以及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传奇经历。其实在这些之外，通过阅读相关文章特别是著作《洪学智回忆录》，笔者发现，洪学智还有着深邃的历史智慧。他高度概括了中共历史研究对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意义，并广泛而深刻地回顾和评述了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了几个关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和方法。研究这些理论成果，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共历史研究走向深入。

一

中共历史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以及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探索并揭示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坚持科学性与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相统一。洪学智在长期实践中十分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思考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洪学智曾就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作过专门论述。归结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历史、写好历史是关系到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后代负责的大事情

2003年在安徽约见当时的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时，洪学智首先就谈到做好党史工作的重要性。他说：“研究历史很重要，写好历史更重要。我们做党史研究工作的人，要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后代负责，要写出真正的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书。”这就是说，研究历史写好历史关系着我们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关系着我们用怎样的历史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后代。对于指导一个伟大运动的政党来说，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可能在当前的运动中迷失方向，因此，“这项工作是光荣的，艰巨的，做好了是值得自豪的”[1]。

（二）研究历史、写好历史 “就是将历史经验作个总结”，“鉴往知今”

历史首先是一种经验和证明。1994年6月，在一次谈话中，洪学智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党史，我们写党史，“就是将历史经验作个总结”[2]。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以使我们新制定的政策更正确；另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可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建国后 ，庐山会议“受牢连”，“”中遭受磨难，促使洪学智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中共历史上历次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从我们党的角度讲，无休止地搞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不仅影响全党的团结，伤害我们自己的同志，干扰国家的正常建设和中心工作，而且也容易使坏人钻空子，挑拔离间，浑水摸鱼，引起动乱，祸国殃民。”危害是极大的，教训是极深刻的。教训之一，“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不仅要经得起对敌斗争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中，“必须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信真理，耐得住精神上的痛苦与压力，为了革命的大目标，自己受点冤枉，遭点磨难，也不减革命斗志，不丧失革命的信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真理，坚持原则，秉公直言”[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教训之二，革命胜利以后，阶段矛盾自己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执政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经济建设上，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洪学智主管全军后勤改革，八年中成效明显。回顾这段历史，一个重要体会是“军队改革必须与国家经济改革相适应”。因为“军事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经济改革必然会直接影响军队的经济工作。因此，军队后勤改革必须在国家经济改革的大局下统一行动，使军队后勤工作适应国家经济改革的要求，并借鉴地方经济改革的思路和经验。”[3]

（三）研究党史，宣传党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教育青年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重要途径

在回忆录序言里，他这样写道：“写这部回忆录，正是为了以小见大，鉴往知今，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反映我党我军走过的艰苦历程，歌颂我党我军的光辉业绩，也表达我对党、国家和军队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部回忆录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自己学习和研究党史、军史的过程，也想为年轻的同志学习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史科和佐证”，“从中加深对我党我军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认识”，从而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奋发图强，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3]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和青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从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 自信心，共同投身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这就点明了，党史研究应当给人以启发，给人以信心，引导人们向前看。

总之，洪学智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上述分析，虽仍可归结为传统史学借鉴、宣传与教育功能的体现，仍可归结为“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目标的体现，但又毕竟有着全新的时代目标和内涵。在这里，“资政育人”，“资”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育”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四有”新人。这就使得中共历史学的功能得到扩展和提升，具有新的时代因素，成为增强民众智慧和力量的历史源泉。

二

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是洪学智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他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重要方法。如何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洪学智反复强调：搞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解释说，因为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就是要讲真实的东西。展开来说就是，总结历史要真正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对人也好，对事也好，只能唯实，你不管上级是怎么讲的[1]。如何实事求是？他认为：第一摆事实，讲道理，以事实作依据，以理服人。第二，对历史材料要很好地进行辨别，鉴别，防止感情用事，不能因为是好事而掩盖了不足，因为有功绩而掩盖了缺点。第三，不回避问题，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比如关于王明，他认为“这个人比较复杂一点”，不要简单全盘否定。第四，注意排除研究中各种不必要的干扰，查找真正的原因。洪学智注意到现实研究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并对此进行了分析[1]。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洪学智对总结经验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充分发挥中共历史功能的一个总要求。

（二）要有全局观念，搞好协作

这主要是对中央和各地党史工作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的要求。中共历史学是一门政治性非常强的学科。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党的利益，对有些问题，必须慎重对待。为此，洪学智提出，在研究过程中对什么事情，都要从全局出发来考虑，否则就容易出现片面性，这样既不利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又不利于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这就必然要求我们：第一，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要根据历史资料取得统一的认识，不要中央一个说法，省里一个说法，县里一个说法，究竟哪个对呀？要做工作多交换意见，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加以论证、核实，达到一致。实在统一不了的，只好放在以后再说了。第二，党史部门之间要搞好协作。大家开诚布公，为党的事业合作，为党的利益工作，从全局来看，中央和地方之间，省与省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都要搞好协作。第三，研究历史很重要，写好历史更重要，要写出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书。关于如何写好党史，洪学智特别强调了四条：党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群众是革命力量的源泉；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机遇[2]。从全局观念出发，加强协作，写好党史，是中共历史学的科学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三）坚持群众利益的评价标准

洪学智指出，写党史书时要把群众的伟大作用写进去而且要写好。他啊多次强调，“党历来都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为了是谋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群众是革命力量的源泉。革命要有群众拥护，拥护了他就会参加，就支持，革命力量就发展壮大。正是因为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组成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革命才取得胜利[2]，”在新时期,看待改革也离不开从人民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洪学智十分精辟地指出：“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3]。”党作为领导者，如果只看到生产力状况，而不照顾到群众的实际情况，不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就谈不上领导，为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再则，用群众利益标准来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助于认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更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更能够体现中共历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这也是中共历史学区别于一般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 聂皖辉.记洪学智将军的一次约见[J].党史纵览,2003,(6).

第4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全球化

零和一　信息与智能社会

超级产业的国际竞争

虚拟经济

哲学革命

温特尔模式

物质能量与信息

相对论

文章简介：本文探讨新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分别对新经济和全球化进行了定义。对于信息产业的本质，是从物质，能量，信息的差别谈的。信息的本质是以二进位（0和1的组合）来表示客观存在，可以与电的开关相一致，所以可以达到光速，因此超越了物质特性，在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文章归纳了信息社会的12个内容，指出它不是工业革命的继续，而是未来信息与智能社会的开端。中国历史上的“易”就是二进位的组合，中国人具有发展新经济的巨大潜力。在新经济和全球化基础是的国际竞争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包括两极分化，宏观经济不稳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主权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策，不可盲目和天真。

一。作为生产方式的“新经济”：

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结合

1。　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定义

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

的经济高速融合”（IMF）。“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

狭义的“新经济”有三重含义：第一，指90年代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美国经济的特殊繁荣；第二，将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网络，“新经济”就获得以下含义：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第三，指以信息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广义新经济包括三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新经济不限于生产力范围，而是生产方式的整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力指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在9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则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指美国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这样定义新经济，就与流行的所谓“新经济＝＝信息产业（IT），加上全球化”说法相一致了。

第二，目前的“新经济”是90年代在美国首先产生，并影响全世界的。以美国的新经济为出发点，考虑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加强调“国际领导者”（目前是美国），包括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主体作用，而不仅仅把全球化看成客观过程。美国是有目的，有战略，有策略，有意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这就使全球化带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作为霸主的美国，它的利益和战略的产物。这对于全面分析全球化的性质，新经济的性质，及其双重后果，对于我国的应对战略，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三，新经济是一个历史概念。广义的“新经济”，应该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地域性经济，农业社会而言，可以理解为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百年内，经过3次大的科技革命，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过程。

2。

4次科技革命与社会形态

我们把“新经济”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力的核心部分是新科技革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场大的科技革命，需要相当长的酝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以爆发的形式形成现实生产力，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下一次新科技革命又在酝酿。近代以来已经出现3次大的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出现第4次。

每一次“新经济”的大飞跃，都有一些重要的标志：

第一，作为“新经济”的生产力方面，我们强调它的科技革命基础：4次大飞跃是以4次科技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期，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17世纪产生于英国，在18世纪成为现实生产力，19世纪在美国形成最大规模的超级产业。第二次科技革命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现了原子能和电子，形成了电力，航空，钢铁，汽车等超级产业。第三次科技革命从二战以后开始，形成新的超级产业群。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正在酝酿第4次科技革命。为什么把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下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开端,而不是上一次的延续？因为，第3次科技革命及其形成的产业群，仍旧属于工业革命范围，形成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而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生态技术，基因技术为开端的新科技革命，代表的是21世纪“信息和智能社会”。

人类可以利用的最重要资源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把物质加工成人力工具；在工业社会，能量被转化为动力；到了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将被转化为现代的智力工具。在信息社会中，人类将面临“智能革命”，人的智能通过智能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放大，实施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人工智能是高科技的核心。所以准确地说：未来社会应该是“信息和智能社会”。要实现智能革命，就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大脑。21世纪的主导科学将是生命科学。90年代开始开始的基因研究，到2005年可能查清人类基因的图谱。未来的高科技是以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生态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智能生产力。信息产业，可以看成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智能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

第二，每一次新经济的飞跃，都有生产工具创新，并发现新的能源动力。第一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珍妮纺织机和镗床，由镗床加工出蒸汽机，才使得蒸汽成为大工业的动力；第二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机床，动力是电力和石油和原子能。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第一代计算机是用于信息处理的大型计算机，用于国防和学术研究；第二代计算机是个人计算机，用于信息的获取。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工具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结合，形成交互式网络，用于信息的传输和交流，这是第三代计算机。更为高级的计算机，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产生智能机器人，达到人机共同思考。

第三，人类对于物质层次的认识和利用，日益深入。蒸汽机是以热力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从分子层次；石油的分解和提炼，是以化学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原子层次，物质的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结构的改变；电力的产生，是人类改变了电子的运动方向。而原子能，则是人类打破原子核的结果，质子，光子和中子，都被人类所利用，以产生新的巨大能量。

第四，人类对于外部环境的利用日益广阔，体现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和利用。第一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牛顿的机械时空观为基础的。新大陆的发现，极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航海技术使得世界性的征服殖民地和移民成为可能，而美国铁路网的建立，才真正为大工业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第二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换的。人类正在进入海洋和外层空间，扩大自己绝对活动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开始自觉地改变自己和空间的相对关系，即通过加快速度，缩短时间，克服空间对自己活动的限制。电子，航空，航天，电磁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和铁路，缩短了人类环绕地球的时间。3颗同步运行的卫星，即可以实现全球24小时不间断的通讯，使得气象观测，股票市场，都能够通过光速，全天候24小时运行。运行速度越快，时间越短，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就越小。有人说：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就是说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空限制，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技术手段。新的通讯交通工具可以“压缩时空”，使整个地球变小，人类的交往不再受到以往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代依靠快马传书，一天可以跑800里；汽轮船，高速列车，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一切。使人类摆脱时空限制的根本手段，是电子通讯技术。1964年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1965年出现了商用卫星。60年代末期互联网始于美国，80年代应用于军事，教育，科研和教育，90年代应用于商业。2000年有1　亿台电脑入网，用户有5　亿人。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达到3。5－5万亿美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到2016年，全球有2　亿人在家里上班。是网络，把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关系，可以说，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手段，造就了全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基础；而全球化则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世纪之交世界性的全新生产方式。

第五，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有尖端技术和先导技术，并产生完全新型的系列产业。第一次科技革命是蒸汽机，纺织机，电动机，发电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尖端技术在20世纪40年端，在70年代成熟，包括：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成熟的标志是全球技术创新，并使之转化为产业，至今方兴未艾。

所谓完全新型的产业，首先是因为其全新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如20世纪的基本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核物理，电子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数理逻辑学科。未来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尖端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包括多媒体，芯片，机器人和软件等），激光技术，生物工程。理论基础则是现代遗传学等。未来新技术产业对于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转变为对知识和技术的高度依赖。

第六，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产生新的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总有一个国际领导者推动全球化和自由化，这个领导者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发源地，具有最先进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了最强大的超级产业，集中了全世界大部分工业生产和财富，具有强大的文化政治影响和外交支配能力，成为国际霸主。同时也总有国际挑战者，与领导者进行对抗。17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荷兰，挑战者是英国；18－19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英国，挑战者是德国和法国；20世纪国际领导者由英国向美国转换，国际挑战者先是德国，二战后是苏联和日本。经过数十年的较量，特别是美国新科技革命的成功，取得了更加强大的国际领导者地位，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第七，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促进生产关系的革命，产生新的经济体制，新的政府和法律政治制度，新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总的方向，是向着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

前3次科技革命，都属于工业革命范畴，而目前开始的第4次科技革命，则属于信息革命范畴，所创造的将是21世纪的信息和智能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

二。信息产业与全球化

1。信息的特殊性。

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第三种客观实体。信息是具有客观内容的，这个客观内容是可以转化二进位数字的，于是就可以电子作为载体，以光速运动。爱因斯坦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物质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当物体接近光速运动时，其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会缩短50％，完全达到光速时，长度为零，而其质量趋于无穷大。长度是物体所占空间的概念，表示物体的存在，人类不能够想象有一种没有长度，不占据空间的物质，而且质量无穷大的物质，或者说物质不可能以光速运动。以二进位制将信息数字化，化为“0和1”两个数码，称为“比特（BITS）”，与电路的“开和停”正好一致，因此比特可以和电子运动相一致。电子的运动就是信息的传输。以光速运动的数字化信息（BITS），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而是独立分为一类，它就是以光速运动的某种“内容”，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并产生超越时空限制的产业－－－－信息产业，在本质上必然是全球化产业，可以超越国界限制，语言限制，速度限制。

信息的另一个特征，是“注意力经济”。1997年INTEI前总裁GROVE提出了“争夺眼球”的概念：“一个用户就是一份资产，拥有的访问人数或者眼球数越多，就意味着企业的潜在利益渠道越广”。美国迈克尔说“注意力经济”是一种远期资产。在信息社会中，特别是在网络虚拟经济中，信息以爆炸方式增长，信息已经是一种充实的经济资源。稀缺的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即期内客户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注意程度－－－注意力或者心灵占有率MIDSHARE，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注意力经济，是以最小成本吸引客户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群体，获得未来的无形资本。注意力是企业在网络经济中把潜在购买力变现的前提和关键，是虚拟经济的“硬通货”。

2．信息产业。

狭义的“新经济”主要指信息产业。“新经济”产品与传统产品的最大不同，就是其科研试制费用，先期投资的固定成本非常之高，如12英寸的芯片生产线为20亿美圆，基本上是一旦失败就无法回收的“沉没成本”，而其复制成本或者边际成本非常之低，在复制软件方面几乎为零，必要时，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大幅度降价，保持庞大的销售市场，排挤竞争对手。因此，市场的规模和占有率是第一位的，生产者必须进入国际市场。

信息产品的技术标准最为重要，生产者可以通过技术标准的推广，通过技术和设备的专用性，把用户长期锁定于自己的产品系列中。技术标准必须是国际通行的。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是国际性的。

信息产业起源于本世纪初的无线电，发展于50－60年代的半导体。日本在70－－－80年代成功地把美国创造的电子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在家用电器和汽车等方面，对美欧占据了优势。80年代初期，日本总体科技水平已超过了欧洲，接近了美国。1983年日本在159项关键技术中，有39项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有38项水平相当，只有16项落后。日本小汽车成本，在1980年是3000美圆左右，美国为4700美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80年代中期，占据了50％的国际市场；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建筑机械，在世界市场的价格比欧美产品低25－－－30％。60年代日本的主流产品是钢铁，船舶；70年代是家用电器，80年代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皆领先于世界潮流。然而在90年代的主流产品个人电脑，通信产品，和信息产品的增殖性服务方面，却明显缺乏日本的参与。在80年代末期，日本信息产业战略有误，把主要研究力量投入大型电脑，而美国却大力发展起个人电脑。

由于在领先产品方面的错误选择，日本就难以参与新经济的国际化分工。美国直接选取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为合作对象，以台湾和新加坡生产一般电脑部件，韩国生产半导体的记忆部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生产低档的周边产品，本土的英特尔控制核心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微软控制软件，利用英特尔和微软控制的技术平台周期性提升电脑性能和硬件需求，进而与英特网等最新的信息技术结合，左右了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温特尔平台”：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和英特尔芯片结合，微软占领了90％以上的软件市场，英特尔占领了80％的芯片市场。

第5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市场激增

近年来，由于各行业用户整合数据的需求进一步凸现。据Gartner2006年对30多个国家的1400余名CIO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BI是CIO们在本年度第一位关注的技术。用户的需求直接导致了BI市场规模急剧扩大，根据IDC的调查，2005年，全球BI软件市场（包括维护和使用授权）的营业额达到了57.25亿美元，而在2003年，全球BI市场规模为39亿美元。

存在的局限

BI市场的激增对厂商充满了吸引力，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就中国市场而言，不仅有数个纯BI厂商，如BO，更有微软、IBM、甲骨文等大软件厂商的加入。但是，BI的普及并没有厂商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用户对于BI的投入还仅为美国、欧洲等用户的约四分之一弱。Keith Gile坦诚:“我们面临着商务智能发展过程中的瓶颈，或者是说BI 1.0给我们带来的局限性。”

当前，BI应用的普及面临哪些挑战呢？据Keith Gile介绍，首先是BI的易用性问题。根据InformationWeek的调查，目前在企业中，BI工具的主要使用者往往是专业的信息制作者，他们占到了员工总数的15%，而剩余的信息使用者却不使用BI。原因是他们希望只关注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上，构建OLAP模块、填写即席查询、花时间接受培训等过程让他们既感觉费力又浪费时间。Keith Gile表示，这说明，BI应该逐步变得更加易用，容易获取信息。

其次，BI整合平台的局限。如今，企业内部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数据源非常多。这些数据来源于ERP系统，或者财务系统，其他的应用系统等等。所以，一个理想的商务智能平台应该适用于企业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存储系统、数据库等等，并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提供给企业的决策者使用。但是，BI在这个方面还未能发挥出最好的功效。

另外，用户对BI实时性的要求提高，对数据延时性的容忍度正在消失。Keith Gile告诉记者，现在用户要求数据必须是最新的，每周或者每月更新一次都不够，他们希望更快地获得数据，以便更加及时地进行决策。这意味着，BI需要提高它在实时性方面的表现。

突破者:BI2.0

为了突破上述BI1.0的局限所在，Keith Gile认为，BI需要演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BI2.0。在新时代，BI将从过去服务于“信息生产者”的专业技术用户的功能强大的工具，转变为针对广大信息“消费者”的极具关联性的BI解决方案。

据Keith Gile介绍，BI2.0首先承认，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底层员工在日常工作中都面临着做出决策的问题，他们决策的内容、速度、数量和价值差别很大。对此，BI2.0将BI应用分为战略型BI应用、操作型应用和运营型应用，针对不用的应用提供不同的适用工具，这不仅解决了BI应用的易用性问题，而且还将BI的使用者从专业用户扩展到广大信息“消费者”。

第6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随着2016年《中国制造2025》全面实施跑出加速度、“互联网+”行动计划逐步实施，工业互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以建设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双创”平台为抓手，围绕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关键环节，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到2018年，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互联网“双创”平台普及率达到80%，成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来源，并让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

物联网未来趋势：智能制造、无人驾驶、智慧城市

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执行主席张毅表示：“在世界范围之内，中国在物联方面的技术可圈可点，对物联网概念的推进，可以说做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完全摆脱了当初一开始说物联网，还以为是‘送快递’的概念。”

“世界物联网不仅存在于技术革命，更被定位为人与物、物与物、物与人的互联互通，还包括公共设备管理运行的共同交互共享，是一个多维度的生态化、智能化的网络体系。”世界物联网大会主席何绪明在2016年12月29日举办的2016世界物联网大会北京峰会中表示，世界物联网通过RFID、云计算、大数据、海存储、智能硬件、终端和软件的工具来实现，将世界所有的产品、物品都汇集在一个可查询、可跟踪、可选择、可追溯的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多功能的网络体系，涵盖工业、农业、军事、教育、医疗卫生、物流、能源化工、交通运输、航天航空、水利电力、环保、智慧城市、公共管理、安防安全、金融等16个领域，它们将催生出全球数十个万亿级的市场。

对于未来物联网的发展方向，中关村物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王正伟认为，首先是是智能制造和无人驾驶。“制造业是物联网发展的的基础，‘十二五’期间物联网十大行业规划中，真正能做大规模的就是制造业。另外，无人驾驶对接着车联网。车是最大的智能硬件，从智能制造到汽车生产，又产生内生的关联。”

此外，王正伟认为，大健康产业是物联网发展的另外一个方向。“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就是人口的红利，而人口的红利转换到从产业方中就是大健康产业，大健康非常重要，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其中健康养老是重头戏，物联网未来可以在这方面广泛应用。”智慧城市是物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他表示，物联网是实现城市智慧化的工具，更会为城市带来很多新的服务业态，产生很多新的商业模式，是一次商界模式上的变革。

统一物联网游戏规则

“由于各方和各国对物联网的认知不同，创立的标准技术各异，目前还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何绪明称，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颠覆了以前的生活工作方式，比互联网更大、更全、更实的物联网将会成为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化革命之后的又一场革命，它更能彻底地颠覆现在和以前的生活工作方式，成为开启智慧革命时代的必然，也会代表智慧革命。诚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来引领这场革命，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物联网的发展。

任何行业都有与其相辅相成的行业标准，中兴通讯战略规划部副部长赵孝武认为，标准本身对产业有着推动作用，甚至是加速产业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企业各自为政，各自生产的设备，在产业的整个生产链上是无法工作的，无法真正形成所谓的“互联互通”。对此，赵孝武建议，解决物联网标准化问题，应该降低标准化成本。“如果万物相联智能化的成本降下来，它的经济价值就是指数级的增长。”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徐冬梅表示，“物联网的特点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而标准正是互联互通互操作的基础和保障。智能家居、智慧医疗这些都是物联网带来我们每个人的新便利，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物联网标准体系。可以说，物联网标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对此，ISO/IEC物联网参考架构国际标准项目主编辑沈杰也表示，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国外用户就无法简便使用中国产的智能家电，而企业的后续维护成本也非常高。他认为，尽快建立完善物联网国际标准体系，对于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沈杰介绍，目前国际标准组织ISO/IEC 34个成员国投票通过了中国主导的物联网“六域模型”参考架构国际标准的核心内容。他表示，在今后全球物联网产业发展中，中国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于物联网的需求非常迫切；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完全能够培育和延伸出一个完整的物联网生态体系。

发展核心技术、保护信息安全是关键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和推动力量。对此，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延申表示，应用创新是物联网发展的核心，发展物联网必须遵循产业发展规律，要着力突破核心技术、智能传感器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农业、节能环保、商贸流通、能源交通、社会事业、城市管理、安全生产、医疗健康、生物医药、教育科技、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物联网应用示范和规模化应用，统筹推动物联网整个产业链的协调发展，形成上下游联动，着力加强物联网安全保障技术、产品研发和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提高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第7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手机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不相信的人只能是被潮流所碾压，最终消失在竞争的阶梯之中。当智能手机仍处在风云时代的时侯，各种业态的巨擘们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互联网智能概念还能在多少终端上大兴其势。于是，家用电器顺其自然地就映入了眼帘。

智能时代

当我们在谈论家电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有关趋势和未来的命题。IBM早在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描述了普通的智能生活，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无线宽频，将以智能为名的各种终端联结起来，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愈发丰富多彩。

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就已敏锐地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通讯技术和新能源系统的结合，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设施。里夫金预判，未来的互联网技术将会把全球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按照里夫金的逻辑推理，以电力为基础的能源互联网所导向的，正是智能家电互联的世界。从这一点来说，家电的机会正在到来。

未来世界，是大家电的时代。可再生、无污染的电能，将是驱动所有终端智能设备的不二能源，在不久的将来，将代替一切阻碍地球智能化、只会带来污染的“旧能源”。

只有那些深谙市场规律与技术趋势的人才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流中把握先机，独占鳌头。海尔、格力、长虹和TCL等家电巨头纷纷发起的再造运动，正在掀起一股家电从传统向智能转型的浪潮。而以乐视网、小米科技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企业，正在通过聚焦智能电视，以使看似不可能的业务打通与嫁接，进而构建着有关家电云图的未来。

云端机会

得趋势者得天下。三年前，我们还在为一款彩电能通过闪存和移动硬盘来实现数据内容的共通共享，而感觉到十分惊讶。而现在，充斥眼球的包括眼镜、手表等可穿戴智能设备，已经丝毫不会令我们质疑。

如今，智能家电更是从个体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对于全球范围内家电业的后起之秀，中国家电的未来让人充满遐想，未来的智能家电正沿着多种智能化、自适应进化、网络化、云端化、绿色化的预期方向发展。

第8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关键词：学校教育；教育变革；变革智慧；本土文化

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无论从什么角度切入或者以什么方式推进，目前确实已深入到学校内部，学校变革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节点上，需要我们的变革智慧，因为智慧地认识和把握关键性的发展问题，对于深化改革至关重要。

一、在教育变革中增长变革者的智慧

我们经常听到来自理论层和各级管理层的各种抱怨，“一线教师的素质”往往成为问题的焦点，好像学校改革推行不力、进展不利，主要根源或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教师。这种抱怨反映出对教育改革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我们决不能把问题责任转嫁、推卸给一线教师。无论以什么方式、什么身份或者以什么心态参与改革，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任何时代的变革都不是首先有了“合格”的变革者才开始的。在变革过程中，研究者和管理者可能是变革的始作俑者、推动者，可能对变革表现出更多的主动、关注、热情和责任感、使命感，或者多拥有些可在教师面前炫耀的“先见”或“先进理论”，但这些却不见得是什么变革智慧，因此也不能构成对教师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或指责抱怨的资本。

为什么要变革，从哪些方面认识变革的必要性，学校在变革过程中可承担和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进行教育变革必须解决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想变革和正在变革当中的群体和个人未必都能清楚，因为没有相当广阔的思想视野和深刻的思维品质，很难把握和体会在时代的背景、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和学校教育自身的条件中，何为教育发展的应然与可能，即使是很“专业的”研究者或管理者也很难把握。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却可以随着变革的深入，逐步渗透到理论者和实践者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之中，也就是说，只要置身于变革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因变革的推动和进展而产生个体的适应性心理、观念和行为变化，并可能促进个体变革智慧的内在生长。这种智慧获得的途径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必定是产生于变革之中或与变革紧密相关的。以教育的培养目标为例，“主体的人”、“个性的人”、“自我实现的人”、“创新的人”、“主动发展的人”以及“独立而合作的人”，是几十年来我国教育中的主体词汇，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共同追求。同处国际化、信息化、高度消费化以及生活方式多样化背景之中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出现类似的教育追求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相同大背景下具体民族差异决定的不同教育发展需求，大家却未必能一下子认识到。在日本，由于城市化和家庭孤立化现象日益严重，人们对人与人之间有联系的、具有生活情趣的社区生活产生渴望，并借此重新审视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和政策，寄希望借助“个性原则”来实现新的生活理想。在我国，社会的转型为社会发展和人的终身、全面发展的一致性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急剧变化的复杂社会环境突显了人的自我选择意识与能力，“主动发展的新人”、“个性健全的人”、“独立创新的人”等成为对教育新的期待。这些新理想和新期待，都首先出现在少数研究者的理论话语中，而后成为理论话语系统的主体词汇，进而渗透到实践话语之中，并或多或少地通过实践者的观念和行为实现着它的“实践形态”。一种观念从个别意识到普遍认同再转化成实践要几经反复和曲折，这个过程足以见证个人认识和能力的肤浅和单薄，也足以摧毁任何个人对自己变革智慧的夸张想象。

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变革中认识变革并在变革中增长相应的智慧；任何和变革有关联的人，无论是从事研究的、管理的还是实践的，都是变革的成果或产物而不单纯是前提性条件。所以，对那种想当然的自我陶醉和责任转嫁，都需加以冷处理。在以往的变革思维中，教师一般被作为最后的责任承担者，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充当了最后的执行者，是理论者和管理者描绘出蓝图指令他们来操作而已，在变革设计和谋划过程中，他们被“分离”出来。变革谋划和实施的“分段”，造成任何一方都不能透析变革的全局和复杂过程，而只能得到些局部的零星的见识。认识到这一点，参与变革的任何一方，就可以认真检讨自己认识中的过度自负，或者不恰当的过度自卑，努力给予自己和他者以恰如其分的理性认识。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目前所要做的是真正抛开偏见重新认识我们的教师。其实，只要真正贴近和走进实践，就不难发现我们的教师在课程开发、文化建设、学生管理等方面潜在的或者迸发的创造性的变革智慧，而这些智慧大多既不是先进理论者可给予的，也不是高明管理者能传授的。已变得普遍的班干部竞选制度以及后来的演进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把“竞选”作为民主参与的一个手段和途径，通过“竞选”打破教师单方面指定班干部和班干部终身制的局面，在改革初期，在促进师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但随着认识的深入，“班干部岗位”从狭隘意义上的班主任帮手性质，逐步被看作是一个锻炼学生管理班级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公共资源，一种不为某些学生所专有的、人人都有机会和权利分享的资源，“竞选”作为实现“民主”的一个常规性程序，其局限性就暴露出来并被意识到：“岗位”是有限的，“民主”并不能扩大参与面。此时，师生表现出非凡的制度创造才能，如建设两个或三个班委会；对班级事务分类实行“工作组”制；从功能和形式上扩展岗位类型等，通过广泛参与来营造竞争对比，学习合作的氛围，同时还保证了学校中各种民主制度和形式独有的“教育性”，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实践创造。有这种智慧性创造投入的教育变革，成功的可能性无疑会变大。

二、借鉴过程中警惕制度、方法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漏洞

把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汇聚在教育之中，并思考和定位置身于时代和社会之中的教育的应为与可为，可以避免就教育而论教育的狭隘思路，为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和坐标所向提供基本条件；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变革教育的措施一样关系到教育发展的成效与意义的体现。日本近几十年来教育变革的得失可供我们借鉴。

为了实现新的教育理想，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向产生“欺侮现象”、“校内暴力”等教育病理的中央集权制的“划一的平等主义式教育和竞争性”宣战，着手放宽各种规章制度，“宽松”和“个性”成为教育变革的指导思想和变革目标。学校变革中体现“宽松自由”原则的直接措施是增加课余时间和减少课程内容，如实行双休日制，课程内容与50年代比，削减近50％等。在班级组织、纪律和教育方法上也有相应的宽松改变，如上课不讲纪律，教师管教不管学；几乎没有家庭作业；班级里没有“班长”或其他“班干部”，只有一些纯粹服务性的“委员会”；还实施一种“平行教育法”，即在教课时不论有没有能力，学生成绩都要一样；在运动会上或其他的比赛中不设一等奖，只设参与奖，只要参加了这项活动，就都可得奖，以避免落后的学生被别人看不起。学校为学生提供各项咨询活动，对因为被欺侮而惧怕上学、拒绝上学的孩子，允许转校、转班或让他们到学校的保健室自习，以脱离欺侮者等。

应该说，日本学校的各种改革措施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确实有效，但同时也暴露出回避问题实质和转嫁问题责任的倾向。作为医治“欺侮”等教育问题的处方，实行周五日制和削减教学内容的目的是想把孩子还给家庭和社区，让孩子生活得轻松和自由，以减轻心理压力进而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从理论上可这样推测，降低学校在青少年生活中所占的比例，那么与学校有关的各种病理现象就会减少。但显而易见，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赶出学校之外，把责任推向社会和家庭。周五日制推行者所设想的学校以外是“健康的家庭和社区”，但事实上，学校以外的地方更可能是“私塾”和“闹市”。“‘工作狂’的工作中心主义、公司中心主义和‘学校教育依存症’、‘学校教育肥大症’以及激烈的考试竞争，使得学校生活变得没有放松的余地。”学校病理不是升学压力、管理主义、学校生活与时代生活不一致等单方面造成的，而是社会、家庭和学校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所以单纯靠压缩学校时间、教育选择自由化等，解决不了教育问题，同时还增加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学校采取的一些如咨询、指导和加强监护的措施，也多是在防、堵上做文章，不能触及产生问题的根本。

“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日本靠移植、“拿来”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促进了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型，也希望通过“拿来”的方式变革教育。日本的三次教育改革，都以欧美国家教育为范型，尤其是从第二次改革开始，在变革的制度和方法上全部仿照美国模式。但制度和方法很难孤立地评价出好坏，只有在具体的教育情景中、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并在运行过程中才能准确认识和判断其价值。制度与文化处于相互构成的关系状态，美国的民主制度诞生于它的文化并依赖这种文化，并与之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在具体制度和方法的借鉴过程中，日本所缺少的可能正是对自己社会文化特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性的深度反思。

日本和美国在思想、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日本社会以均质性、划一性著称，差异被当作异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日元不断升值，许多企业纷纷到国外投资，而随父母到国外生活和学习的孩子一旦回国后，就首先成为被压制的对象。因为他们将国外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带回，“扰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所以，日本从表面看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善于学习的国家，但它的成功大体上集中在技术和制度层面，至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有排斥倾向。虽然，第三次教育改革以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等思想为内容，但事实上，日本人所信奉的个人、平等和自由等观念，却都是很“日本特色”的。日本的“个性观”，与其说是“个人主义”的，不如说是“关系主义”的，因为不论孩子还是成人，都是集团或关系中的“个人”，个人的地位、价值是以所属集团的社会地位来衡量的。“与众不同”就应被排挤、受侮辱，而且是“耻有应得”。这与欧美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有不同的性质；即使美国人现在也强调在“关系”中认识个人，但其对特殊性的态度向来是欣赏和包容的。

此外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身份制”和“等级制”是相互关联并沉淀为潜意识的文化基因。“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尽其责”是他们理解的和谐秩序。给了你名分，也就意味着给了你这个名分下的社会地位，或者受尊重，或者受排斥，也都是“各得其所”。所以，理解日本人的平等、自由、个人等观念，必须放在他们的“身份”和“秩序”的文化背景中，否则，就容易和西方的平等、自由和个人观念等同。日本人用日本文化改造了西方的企业制度，但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面流动的却是自己的划一、等级色彩很重的文化血液，这种被改造的或“日本化”的企业制度在成人世界里可以顺利运转（但也可能表现出另一种类型的问题），但在儿童世界里，在学校生活中，却会出现儿童化的问题，即一方面是划一、等级和排斥异己的文化意识，另一方面是民主的制度和学生现实生活的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也即在制度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漏洞，在这个漏洞中，会自行产生一种依靠自然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处理群体关系的方式，欺侮现象就是一种表现。

教育体制和学校管理制度给个性、自由留出余地，但个性和自由却没有自然而然地“结果”。日本人倾向于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于旧制度的“疲劳”，但事实上“打不起精神”来的不光是划一的集权制度，还包括美国式的新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正是民主制度诱发和加剧了欺侮现象、班级崩溃等问题的程度。在日本，也有人认识到自由、平等、个性等观念是班级崩溃的真正土壤，认为那种把各种教育病理问题的重要原因看作是学校内部的东西，尤其是制度的东西，并把制度的变革与学校自由化、教育个性化直接从表面上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不明智的。对日本来说，缺少的或许并不是单纯的制度性变革，而是缩小文化与制度之间漏洞的人为努力；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结构上，重建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的价值观念，才是文化建设的真义。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增强，文化交流深入，“制度热”在中国也暗暗升温。在教育中，引进制度的热情也一度异常高涨，但我们同样需要思考我们是否具备产生这些制度和保证这些制度运行的文化土壤。从文化特性和变革思维方式上看，此时的我们和日本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匹配，单纯的制度挺进不是没有可能，但却不会行得太远，类似日本的新的制度性问题也会在所难免；其实当前已有很多的制度疲惫现象和文化漏洞需要我们进行大量亡羊补牢的工作。“本来民主”和“为了民主”说明了文化根底的不同，民主制度运行于民主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如鱼得水的自然状态，但脱离开它的文化母体，则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

三、追求和实现教育变革的本土文化意义

教育变革赖以自足和骄傲的文化目标，还不在于致力于填补“借鉴”和民族文化之间的漏洞。这涉及如何认识学校变革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学校变革的文化使命以及如何寻找完成文化使命的途径方式等问题；而且，也不仅仅是认识层面的问题，其中还涵盖对民族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文化变革的思想方法等。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全面转型，就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变革的同步性及相互作用性，就意味着社会各个领域都要为实现社会全面转型而变革自身同时也为整体变革做出“分内之贡献”。教育变革，一方面要依据社会文化的推动实现自身的转变，另一方面，又不能等到社会文化转型成功之后，再考虑自身的变革；教育同样承担着社会文化传承、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的多重使命。对于社会文化和学校变革的相互生成性，“新基础教育”有着自己相对全面的理解：教育提升文化的教育功能，以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种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和探索、创造意识的态度和作用，以开发学生的生命潜能；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培养新的一代和改造成年一代的双重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过程，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双重改造，包括观念、内容、组织、活动及教育的行为方式的全面改造；学校要完成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务，唯一的出路是参与新文化的创造，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精神建构超越现实指向未来的新学校文化；学校新文化的建设并非要求对历史和现实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应在现有文化的基础上，按培养新人的要求，进行取舍、整合与转化，使文化活化、动态化和面向未来。

教育的文化使命并不是理论的奢望和虚幻，因为文化作为生存方式，不是静止的、凝固的“遗产”，而是活动、策略和变迁着的，它就渗透于人们日常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中，并通过“活动”表现出来；所以，文化的改造就意味着是对现实中人的观念行为的改造，改造教育中人的观念行为，也就触及和走到了实现教育文化使命的基本途径上。

教师和学生习惯于“执行”已经被安排好的什么，教师完全依赖于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演出的是一幕幕事先编排好的“教案剧”，即使在教育变革中，教师也要求给“操作模式”，不仅被别人而且被自己降为按照固定流程和程序进行操作的“操作工”；班级中，学生“干部”和“群众”层级分化，班干部天经地义地成为教师管理的帮手，行使“小警察”、“情报员”和教师“代言人”的角色和职权，作为“精英”包办所有的班级事情，一般来说是“终身制”，不发生严重错误不会“下岗”，而其他学生则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缺乏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意识与能力；即使是班干部，也会认为“锻炼的机会”是教师给的；等等。学校中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依赖顺从和整个的社会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而学校班级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也有很强的同构和同质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更容易理解学校变革和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关系，也更容易理解学校通过变革来实现自身的文化使命，是可以在日常性工作中、通过改变师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切实进行的。

在师生心目中，对于班干部标准有以下几种认识类型：

(1)成绩和能力型：学习好，有能力。

(2)特长型：某些方面领先一步（如智多星、火车头、水中鱼）。

(3)态度和品质型：肯为同学服务，工作认真；说到做到；对自己要求高。

(4)资源型：把各种岗位看作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力和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的锻炼自己的资源。

对这些认识进行过程性的分析，我们发现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在改革初期，前两项认识占绝对多数，后来中心逐渐后移，目前，第三类型成为普遍认识，第四类型开始增多。在一些学校中，班干部的推举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即不再从能力，而是从“工作认真；热心助人；说到做到；对自己要求高”等方面对班干部提出要求。当然，虽然推举班干部时我们不再“唯能力”论，但在班干部上任之后，不仅要从能力和态度方面要求，而且还要有意识地从态度和能力方面对班干部进行培养和锻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干部岗位的教育价值和作为一个公共教育资源的意义。与此相关的是对干部轮换制的认识变化，在实施干部轮换制的初期，各种阻力比较大，“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给撤下了”？思想上很难想通，心理上也很难接受。现在，班干部被轮换下来感到“很光荣，因为可以带新干部”，还有人认为“可以到新的岗位上或挑战新的有难度的工作，更多地锻炼自己”。有的班干部会主动提出让少数能力差、或没有当过班干部、或担任过的岗位难度较小的同学有锻炼的机会，以培养能力、锻炼胆量。而且，这种认识还辐射到家庭、社会。干部轮换制实行初期，最大的阻力其实来自家长，当家长也接受了“资源意识”后，“干部轮换制”的阻力自然消失。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教育变革和人的变革、教育中文化的变革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变革，其相通性和一致性是内在的，而不是人为强扭的。

当然，追求和实现教育变革的本土文化意义，不仅是指对本土文化的改造或者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它体现的其实是对待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立场或者是在教育变革中必须秉承的文化信念，即“中国教育与中国本土文化是相互缠绕相互锁定又彼此构成和彼此催育的，只有在民族文化土壤中扎稳根基，才有可能摆脱外来教育和文化对我们的强力牵引和拔根式的撼动，实现民族性意义上的自主发展”。

注释：

[1][日]藤田英典著，张琼华、许敏译：《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页、89页、88页。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41页。

[3]叶澜：《世纪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教育参考》， 1996年第5期。

[4]叶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教育研究》，1997年第7期。

[5]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44页。

第9篇：智能时代的新内容革命范文

-------------------------------------------------------------------------

学习毛概的心得体会

本学期，我们系统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就所学的知识和自己的认识，我有如下的体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就这门课来讲，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学说。它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史论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沃土之中，它的产生和发展以经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过程，也是近现代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其二，是与现实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门课程帮助我们学生充分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这对于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关和深入贯彻学习“三个代表”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使之成为更自觉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新的世纪里，立志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时间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有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它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它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学好毛泽东思想，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原理，掌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还有助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人也是一种有精神追求的动物，需要一定的精神信念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和奋斗目标。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涵，才能真正的领会到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才能科学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今天地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