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第1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股权参与；工业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9-0022-06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就业是我国的政策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界对此作了大量研究。

从理论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就业创造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就业人数。就业创造效应包括直接创造效应和间接创造效应。直接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东道国的资本缺口，作为资本要素按一定比例吸纳劳动力的情况；间接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东道国相关产业其他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地增加就业的情况。其次是就业替代效应，指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东道国的就业机会，降低就业人数的情况。就业替代效应主要指间接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出东道国资本、技术溢出等对东道国就业产生负向影响的情况。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最终影响不确定，取决于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实证上看，由于研究视角、方法等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我国的就业：蔡叻、王德文(2004)在人力资本框架下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增加我国就业、促进培育劳动力市场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意义；王燕飞、曾国平(2006)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但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影响不足；Sune Karlsson(2009)等利用我国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增长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而且其可能通过技术溢出而对国内民营企业的就业产生正向的间接效应。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了我国的就业：黄华民(2000)以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居民储蓄作为自变量表示资本形成的不同途径，以就业人数作为因变量回归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产生了负向效应，而对第二产业的就业则没有产生显著的效应。竺彩华、胡再勇(2007)利用联立方程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了负向的效应。

我国工业企业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去向。本文根据我国工业企业的股权参与情况，将全部工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两大分类即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模型，利用2000年至2007年我国各地区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外商对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

二、我国工业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的基本分析

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在股权参与、企业效率、吸纳就业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从全部工业企业来看，我国工业企业迅速发展，2007年实际产值比2000年增长了三倍多；外商资本在实收资本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20.29％上升到27.26％，吸纳的就业人数除2001年和2002年略有下降外，从2000年的5559.3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7875.21万人。

其次，从政府所有工业企业来看，其实际产值增长较快，但在全部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47.34％下降至2007年的29.54％；外商资本在实收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且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5.94％降至2007年的4.57％；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000年的53.88％降至2007年的22.13％，这主要是政府所有工业企业近年来裁减大量冗余人员、提高效率的结果。

最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地位明显上升，其实际产值在8年期间增长了四倍多，在全部工业企业实际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00年的27.39％升至2007年的31.50％；实收资本中外商资本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从2000年的67.68％增至2007年的75.22％；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852.96万人大幅增加到2008年的2353.04万人，在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提高了近15个百分点。这说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在接纳政府所有企业裁减的冗余人员及农业部门转出的剩余劳动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模型，分析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借助Eviews6.0软件，用Cross Section SUR方法对上述变截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2所示。

在模型估计时以数据序列替代数据序列。

(一)估计结果基本分析

表2显示，模型中除ri以外解释变量的系数至少在10％的置信区间内是显著的，拟合优度较高，调整R2均在0.8以上，而且各方程三个分组的估计均在1％的置信区间内通过回归显著性F检验和固定效应F检验。

本文的模拟结果中，Lnwt和rt的系数符号和理论预期不同。首先是rt的系数符号。rt表示实际利率，反映资本成本。从理论上看，资本成本和投资应具有负向关系，而实证结果显示，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rt对国内投资不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rt则对国内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信用评级机制不健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及利率水平受非市场因素影响显著，并非完全由项目的发展前景、企业的信用等级等决定，而政府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流向大型项目、形象项目的贷款，大多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企业的投资有很大的盲目性，存在跟风投资的现象，重复投资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利率在调整国内投资上的无效性。

其次是LnWt的系数符号。从理论上看，在劳动

要素供给冗余，工资外生于劳动供给，且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y小于1的约束条件下，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来决定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当工资水平提高时，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则其可以资本来替代部分劳动，因此，工资应该具有负向的就业效应。而实证结果则显示，全部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正向的就业效应，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负向的就业效应。笔者认为，全部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正的就业效应，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工业企业发展迅速，对劳动力存在刚性需求；而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户籍制度等因素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另外，各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外生推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较高的负向就业效应，主要是由于我国政府所有企业大多具有一定垄断性，利润率较高，员工的工资也较高，但同时企业又必须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严格控制人员编制而导致的，并非企业自主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导向下，根据市场工资水平调整就业的结果。

综上分析，模型通过主要统计检验，虽然出现部分变量的系数符号和理论预期不同的情况，但符合我国经济实际情况，因此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以下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的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直接就业效应。从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工业企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幅度小于国内投资的就业效应。全部工业企业的外商资本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046％，而国内投资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58％；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外商资本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014％，而国内投资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380％。这和王剑、张会清(2005)用我国全国时间序列做出的结果一致。从外商工业企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幅度高于国内投资的就业效应。外商投资工业的外商资本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696％，而国内投资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024％。

比较三组工业企业投资的就业效应可以看出，政府所有工业企业投资，不论是外商投资还是国内投资，其就业效应明显低于全部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投资的就业效应。其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转型，基本上退出一些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集中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战略性产业，同时引进先进技术，裁减冗余人员，提高效率。

2，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首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拉动效应，从而间接影响就业。从全部工业企业的估计结果来看，全部工业企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从两个分组的估计结果来看，政府所有工业企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拉动效应，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则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这说明我国不断开放外商投资领域，外商对非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股权参与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而且对本国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仍有一些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又大多由政府所有企业垄断，并设定严格的条件限制外商对这些企业的股权参与，使得外商对政府所有企业的股权参与不但没有挤出国内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内投资。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影响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间接影响工业企业所吸纳的就业。实证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对就业有明显的负向效应，全部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就业的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最小。

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股权参与工业企业的技术效应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对全部工业企业、政府所有工业企业产生明显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且对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对全部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则不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其可能的原因是，本文用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侧度指标，衡量一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全部工业企业而言，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市场竞争和示范效应对其产生了技术溢出，整体上提高了工业企业的效率；对于政府所有工业企业而言，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示范效应、提高企业效率的同时，由于所处的行业或提供的产品具有一定垄断性，外商投资企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窃取市场份额(Brian J.Aitken＆Ann E.Harrison，1999)来挤出政府所有工业企业。而对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而言，其技术和管理水平一般都较为先进，而且相互之间产品的替代性较高，同一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之间过度竞争，反而降低了企业效率。

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方面，从全部工业企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对就业产生了负向影响；从两个不同分组来看，外商对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拉动效应，从而对就业产生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不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就业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模型，利用我国全部工业企业、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外商对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及启示：

第一，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的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直接就业效应，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外商资本的直接就业效应最为明显；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高于全部工业企业，其在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迅速上升(参照表1)。外商投资工业一般有实力雄厚的母公司作为后盾，工资水平较高，管理模式较为先进，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整合资源，发展较快，其在吸纳新增就业的同时，必然J吸引部分非外商投资企业高素质的人才向外商投资企业流动，造成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人才流失，这将使我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影响其发展。

第2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三个宏观视点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是全球范围内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浪潮的有机部分，要准确地判断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国际环境，把握时代大势，必须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之下，考察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从较为突出的宏观视点入手来分析，其中三个尤其重要：

第一个视点：涉及把握企业国际化的宏观切入点。客观地来判断，世界经济史上，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企业国际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大体上是同一进程的三个侧面。首次将这三个侧面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家美国企业。1868年，美国胜家缝纫机制造公司在英国苏格兰投资开办分公司，在当地制造与销售产品，被视为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自那以来，上述三个侧面便不可分割地被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世界范围内每一次直接投资流动的高潮，都同时属于跨国公司扩张的高潮。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来的百多年间，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掀起过三个高潮，分别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70-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三次高潮同时也是跨国公司扩张的三次高潮。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球直接投资流动规模与跨国公司数量呈正相关联系。另一个方面是，跨国公司国际扩张的形式，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形式。这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掀起的并购浪潮，改变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之“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的比重，使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最主要形式。

客观地来说，要把握一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既可以从上述三个侧面的任何一个侧面切入，也可以将三个侧面视为一种“三位一体”的进程来考察。

第二个视点：涉及到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阶段划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国际化的基础，无论是判断企业国际化的国别进程，还是全球进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是个基本依据。按照参与国家多少及竞争格局，对于19世纪末期迄今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一国主宰时代。这个阶段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取代国际信贷等古老的间接投资流动形式。这个过程几乎与20世纪同时开始，持续到二战结束，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时间。另一个是，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地位不断加强，最终形成一国主宰格局。研究显示，1897年美国6亿多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就已经占了起步时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很大比重，而1914年其26.32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了当时所有列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有大的收缩而外，美国一直主宰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份额，始终维持在一半以上。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的主宰地位逐步动摇，反映这一态势的基本事实是，美国在全球外向FDI中所占比重由持续上升而转入不断下降，1950年代中期上升到55%以上，之后转入持续下降：1960年降为47%，1975年降为44%，1980年和1985年分别降为40%和35%。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冷战”结束前夕为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多国兴起时代”。这个阶段，先是西欧（主要是英、法、荷等国）对外资本输出由间接到直接的转换，由此刺激了欧洲经济恢复中的企业国际化。其后是日本、德国等国企业声势浩大的国际化。最后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企业的加入。到“冷战”结束前夕形成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国竞争格局。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统计数据计算，1960年西欧5个主要直接投资国（英、荷、法、意、德）外向FDI占全球的份额已达37%，加上北美加拿大（3.7%），占到41%以上。197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加入，最终打破了美国一国主宰的格局。到了“冷战”结束前夕的1985年，西欧五国加上加拿大、日本两国，占了全球外向FDI流量的51%，加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加入，将美国的比重逼降到35%。到199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6%和26%。美国主宰地位一去不复返。但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之前，多数投资母国对于本国企业投资的东道国有着严格的限制；多数东道国，对于引进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戒备心理，限制多于鼓励。

“冷战”结束至目前为第三个阶段，可以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全球竞争时代或“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有二：其一，参与直接投资的国家大大增加，几乎所有工业化获得突破的国家，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到了新世纪初，除了北美、西欧及东亚（主要是日本）这些传统外向FDI区域而外，拉美、东亚及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转型中的俄罗斯等中欧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加入到输出直接投资的行列。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年度FDI数据揭示，年外向FDI初具规模的国家和地区，拉美不少于7个（百慕大、智利、维尔京群岛、巴西、阿根廷、巴拿马、墨西哥），东亚不少于6个（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中国及马来西亚）。非洲也有数个国家的外向FDI年流量超过10亿美元。另一个特征是，全球FDI流动环境大为改善。几乎所有FDI母国，都取消或减少了关于本国企业投资东道国的限制；几乎所有东道国，都一改以往对FDI的消极政策而为积极政策。

第三个视点：涉及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的先行经济体的选择。回顾全球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是一个起点而且一直占据首要地位，美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与政府政策对全球具有重要示范效应；日本企业国际化起步虽然较晚，但规模扩展迅速，对后发国家具有示范意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主要是韩国与中国台湾省，经济规模虽然不大，但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相对较大。这些先行经济体对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政策措施均具有启示意义。虽然可以说，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历史要早于美国，迄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不小，但在美国之前，这些国家资本输出几乎完全采取信贷及其他间接投资形式，后来的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创举较少，可以略而不论。

对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而言，上述视点的现实涵义是显而易见的。基于第一个视点，可以认为，作为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后来者，我国政府部门也好，企业也好，都须将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作为“三位一体”的进程予以通盘考虑。具体说，政策战略上，应将我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视为建立中国式跨国企业的有机进程。基于上述第二个视点可知，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战国时代”的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竞争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激烈，但全球FDI流动环境的改善则意味着国际化的外部条件好于以往。基于上述第三个判断，可以认为，在我国企业国际化推进中，必须关注两类经济实体的企业国际化动向：一类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企业国际化及政府政策对于全球具有示范效应；另一类是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在企业国际化方面对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具有直接示范效应，甚至联动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几个历史参照系

要准确把握中国企业国际化与我国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预期下一步发展态势，必须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的以往发展经历。纵览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征或趋向：

第一个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涌动时间上：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形成浪潮，全部发生在工业化末期。具体来说，美国企业掀起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浪潮，是在美国工业化进入尾声阶段。经济史家一般认为，美国是在20世纪头20年完成工业化的，此前的1870年代工业化已获突破。日本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涌动，发生在1970年代后期。一般认为，日本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先后完成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至于亚洲“四小”，也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突破以后掀起对外直接投资浪潮的。

第二个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以及该国投资规模，与其经济发展势头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美国、日本均很明显。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英国后一直维持着全球第一大经济实体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一直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累计直接投资规模变化如下：1897年为6亿美元，1949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1970年代突破千亿美元，1998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截至2004年，美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2.18万亿美元。其中从1914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外向FDI一直占据全球总存量的一半以上。自那以来比重逐步降低，但依然维持着全球存量第一的位置。目前美国外向FDI约占全球总量的1/5。战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初为起步阶段，累计投资300多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为快速扩张阶段，投资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年度流量由百多亿美元增加到600多亿美元左右；1991年以来为对外直接投资继续扩张与调整阶段，年投资流量在在15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波动。虽然势头不及上世纪80年代，但规模依然可观。

第三个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与一国货币汇率的联系上。在几乎所有先行国家和地区，本币升值往往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点从日本到韩国再到中国台湾省，表现尤其突出。研究表明，1980年代后期的日元大幅升值，是刺激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85年“广场会议”后的五年时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连创新高，年度流量从122亿美元猛增到675亿美元。同样的联系也可在台湾与韩国那里发现。其湾1986年以后的新台币升值，促使民间资本向泰、马和菲律宾等地的投资大增。即使美国，也可看到这种联系。实际上，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确立起到1970年代初期，坚挺的美元一直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促进因素。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浮动汇率制下，美元汇率的周期性变动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之间的联系也明显可见。

第四个表现在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演进上。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一个由毗邻地区向全球扩展的过程。其中美国的情形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直接投资投向毗邻地区，主要是加拿大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占了总投资的70%以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向其余地区扩展。目前的格局是，欧洲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占大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时期也主要投向东亚、大洋洲以及南、北美洲等毗邻地区，后来才向欧洲、非洲及中东等区域扩展。至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周边国家和地区。

第五个表现在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演进轨迹上：由原材料、能源开发等“一产”起步，到制造业扩展，最后到服务业提升，无疑是一种趋势。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完成了整个演进过程。研究显示，从1914年到1960年，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石油等“一产”所占比重最大；1960年到1985年，制造业比重迅速上升，占据第一的位置。此后则进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时期，到1990年代，服务业取代制造业占据第一的位置。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演进迄今只完成了美国经历的一半，即由初级能源、矿产等原材料开发业到制造业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1980年。此前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比重最大的是能源、资源开发等行业；1980年之后，制造业上升为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与此同时，商业、保险、银行等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投资产业结构“三产化”露头。但后来的“泡沫经济”崩溃与经济衰退，延缓了这一进程。

第六个表现在投资东道国类型变化上。无论是先行者还是后来者，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为主到向发达国家集中的过程。研究表明，1950年代，美国在这两类国家的投资各占一半，此后开始了向发达国家集中的过程：60年代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上升到65%以上，70年代上升到73%以上，80年代上升到74%以上，90年代中期突破80%，2000年以来接近85%。与美国相似，1970年代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时期，对亚洲、拉美及中近东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总额一半以上（约55%），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向发达国家集中的趋势。1981-1990十年间，日本企业对北美、欧洲、澳新等发达地区的投资上升到占总额的72.5%。1990年代中前期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重虽有所回升，但后期依然集中向发达国家。目前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近80%依然集中在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但由于中国及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前景看好，延缓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向发达经济集中的过程。

上述特征，可以作为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现状，预期未来趋向的重要参照系。客观地来说，目前我国工业化接近完成，经济增长前景看好，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比照先行经济体的历史经历，这些显然都预示着我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流动已到了涌起持续高潮的阶段。而先行经济体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往经历显现的其他一些特征，对认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也不无裨益。

三、企业国际化与政府政策：一些普遍特征

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离不开投资母国政府政策支持或干预。纵览先行国家政府关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化的政策历史，至少可以看到五个较为普遍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表现在政府政策与企业国际化的因果联系上，是事前――事后的关系。具体说，政府政策往往是对企业国际化的事后反应而非事前安排。一般是应本国企业界及其政治人的要求而推出的。比如在美国，企业国际化第一次浪潮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直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几乎看不到政府政策的影子。一般认为，美国政府关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提出，肇始于海外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实施。这一政策以1913年国会通过的《国外纳税减免法》和1918年的《外国税收抵消法》为依据推出，意在消除美国海外企业双重征税问题，因此带有一定消除企业国际化障碍的意向。这比企业国际化实际进程晚了近半个世纪，带有典型的“事后”特征。后发型国家此类政策推出时机较早，比如日本政府关于避免企业双重征税政策、关于海外投资保险政策，以及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信息情报支持政策的开端，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但由于日本企业在二战之前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化探索，20世纪50年代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本身也刺激着企业的国际化实践，因而也可看到政策与现实进程之间事后――事前的联系。

第二个特征表现在政府政策体系形成过程上，政府关于本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形成，是个漫长的动态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一般的规律是：按照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没有一劳永逸的政策措施。美国此类政策迄今经历了三个时代的演进：20世纪中期之前，主要借助税收政策调节；20世纪50年代至“冷战”结束前夕，政治经济手段并用，鼓励与限制政策并行；“冷战”结束以来，经济手段凸现，政治手段退缩。日本此类政策经历了两个时代的演进：20世纪50-70年代，政策重心置于海外投资保险、金融支持系统及情报服务系统的构建；80年代之后，重心置于鼓励海外企业联合组织系统的构建。

第三个特征表现在政策形式上，政府政策以法律化形式推出，建立在坚实的立法基础上。几乎所有西方先行国家，政府关于企业国际化的政策，都以议会立法为依据，鲜有借助行政命令的。因此政策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是个政府动议法律化的过程。绝大多数政府政策通过立法机构形成法律文件，由此强化了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或支持效率，简化了监管程序。

第四个特征表现在政策倾向性上，追求一种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中性政策，是多数发达国家此类政策的最终倾向。多数国家关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立场，带有明确的中性化特征。所谓中性化，即既不鼓励也不限制，任由企业经营者自行决断。这方面美国最为典型。1913年迄今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即分别为财政政策、信贷政策、海外投资保险政策、投资信息情报服务政策。体现这四类政策的有关法律，均带有强烈的中性特征，找不到明确的支持或抑制倾向的例子。日本政府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早期有微弱的鼓励迹象，但后来受到日元升值及“产业空心化”的压力与警示，也倾向于中性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时期的政府政策鼓励倾向明显，但后来企业国际化暴露出的大量问题表明此种政策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易诱致企业急功近利。

第五个特征表现在政策实施机构上，是政府与非政府中介机构并用。几乎在所有法制健全的国家，政府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法律，同时借助两股非政府力量去实施：一股是民间中介机构，主要是各种企业化的中介机构。比如在美国，由于大部分政策有法可依，这为法律、审计、会计、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参与创造了制度基础。另一股是非官方研究及咨询机构。日本1958年通过立法组建的“日本贸易振兴会”以及后来成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一大任务就是从事海外经济情报搜集与分析。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政府政策，是近年国内各方讨论的重要话题。适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从中央主管部门到“有条件”实施这种战略的沿海主要省、市政府，都在不断酝酿与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目前这方面存在两个重要的倾向：一个是政府政策“事前”特征突出。各级政府都提出了关于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构想，按照这种构想设计了一些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措施带有明显的超前倾向。另一个是，政府的鼓励性政策多于限制性政策。几乎所有政府部门提出的政策，都带有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明确意向。这两个倾向的效果究竟如何，尚有待实际进程来回答。但在提出与实施此类政策之前，审视一下先行国家这方面的政策历史，无疑是有益的。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参考文献：

赵伟：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与典型案例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赵伟、古广东：民营企业国际化：理论分析与典型案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3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因此，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状的总结与分析，找出目前我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了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并实事求是结合具体情况与国情来探讨解决方案，进行预防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有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把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作为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项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需要我国各类企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我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现状；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56

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国际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中国可谓是经济大国，但目前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强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缺乏的是技术与竞争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以培养自身的竞争能力，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政府要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的企业了解我们的产品，提高国际知名度，从而占领更多的世界市场。

但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也相对较短，还处于探索期，另外也面对着国内国外诸多阻碍，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方面的支持，还有很多的坎要跨，以保证我国经济能更好更快的发展。所以，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统计整合，弄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归纳其在行业、区域、投资方式上的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出相关建议，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高政府及企业的重视，从而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工作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指导。

2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特征分析

2.1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在1979年国务院提出了“出国办企业”的号召，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已被列为我国重大发展政策。此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内部化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企业也纷纷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发展起来，参考已有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1）探索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1979年国务院提出要出国办企业的口号，并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中国一些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成为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率先跨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

（2）起步阶段（1986年～1991年）。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政府逐步放宽了对外投资主体的限制，扩大了范围，简化了相关审批程序。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额及企业数量都逐步增加，并扩展至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主体由外贸公司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类公司向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综合性金融机构等扩展；投资行业也由服务业、餐饮业等少数初级行业向资源开发、机械加工装配、交通运输等20多个行业延伸。

（3）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1年）。1992年开始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外贸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跨国经营，在国外开发能源、开展加工贸易，以便更好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期，大中型国有企业迅速壮大，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民营企业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对外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高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在“十五”规划纲要中，政府正式提出支持鼓励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投资境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及合作开发资源。2002年党中央再次重申要加快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同时陆续放宽了国家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不断完善和加强对外投资政策及服务体系。

2.2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增长迅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快速增长，2014年与吸引外资的规模首次接近。自2002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7.5%。2014年的投资流量是2002年的45.6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虽然在迅速扩大，但相对于日、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也不断扩大，2014年首次步入世界排名前十位。

（2）投资行业多元化，门类齐全，但集中度较高。其中服务业的投资流量及存量都超过了七成。2014年投资存量多于1000亿美元的行业有四个：采矿业、租赁及商业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这四个行业的投资总量占总额的77.8%，投资存量达到6867.5亿美元。

（3）投资地区多元化，但具有很高的集中程度。我国1.85万家境内投资者虽然广泛分布在全球的186个国家及地区。但2014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的国际及地区存量占总投资额的90%。另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中国的香港地区，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的程度、政策的稳定性等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很大的影响。另外，采矿业的投资除了中国香港以外，主要流向了澳大利亚与欧盟，这表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很大的资源导向性。

（4）境外大型投资项目主要以国企为主，跨国并购将成为主流。我国国有企业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资金雄厚，竞争力相对较强，因此境外的大型投资项目大多都由国有企业承办。但国有企业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由于与政府挂钩，会引起东道国政府的猜忌甚至是阻挠。在投资进入模式上，简单的建立办公点等方式是最初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继而发展到投资办厂和资源开发等，后又开始采取收购兼并、境外上市、股权置换和建立国际战略合作联盟等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3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结合目前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现状与对具体投资案例的分析总结，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企业自身实力较弱，缺乏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投资领域过于集中，缺乏长远意识与创新精神。另外，我国缺乏完善的相关法律体系，政府部门对国内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强。

3.1 投资总量和产业结构层次偏低

虽然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硕果累累，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还处于探索阶段。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量相当于美国的40%，日本的70%，考虑到我国经济整体实力对比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偏低，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3.2 企业内部要素与能力不足，缺乏必要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企业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技术水平偏低，科技创新实力较弱，缺乏跨国管理经验，国际竞争力不足；经营管理模式落后，企业在创建海外经营战略、管理制度等方面缺乏现代化管理经验。另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模糊，境外资产监管松懈，导致对外投资效益较差。这些都是因为我国缺乏一套能适应目前国际竞争需要的完善的企业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3.3 投资区域过于集中，且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不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入了全球80%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十分广泛，但大多数投资都集中于亚洲的中国香港和拉丁美洲的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开放的避税区。而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随在逐年增长，但总体投资量却较少，这不利于我国市场多元化的实现，也不利于投资风险的分散，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十分不利。

3.4 国内投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高，缺乏跨国并购经验，成功率低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逐渐发展为以跨国并购为主的模式，但回顾之前的并购经历，很多并购由于事后业务整合失败或管理不当等原因而失利。由于我国企业在跨国投资的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缺乏经验，以及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文化背景等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之路一直十分坎坷，成功率也较低。

4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4.1 制定正确发展战略，打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企业在抓住机遇走出国门的同时也要对国际市场进行充分的考察，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和国内外发展局势，制定出正确的对外发展战略。不能盲目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市场现状有针对性有选择的制定企业投资规划。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势互补，在增强企业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打造企业核心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做好人才战略，积极引入和培养国际型人才，为企业将来的发展储备能源。把人才战略作为对外投资战略的基础。

4.2 制定正确的“走出去”发展战略

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我国企业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及发展需要来制定正确的对外投资战略。应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对外投资，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应逐步加大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将主要投资领域从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到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加大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行业进行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学习其先进的科技及管理经验，培养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充分整合国内外两种资源，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促进企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但需注意的是，不能全盘西化，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扬长避短，把西方发达企业的“好的东西”为我所用。

4.3 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

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除了增强自身条件外，还要建立与其投资项目相对应的风险管理体系，尽量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前期，需要充分全面地了解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特点，制定出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找出潜在风险，并针对这些风险制定出有效的应急解决方案。为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扫除可能出现的障碍，推进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

5 结束语

通过对外投资我国企业可以接触到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我国企业自身的提升，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OFDI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OFDI发展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再加上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因此，还需要政府、社会及企业自身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分析我国OFDI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并探讨出相应对策，是更好落实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集中各方力量，积极支持我国OFDI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第4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自由贸易园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054-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功，在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开始深度融入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

国内一些文献也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结论。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1]；郭克莎（1995）认为外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水平、转变经营方式的压力和紧迫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基础[2]；裴长洪（2006）研究认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3]。

当前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充分把握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积极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新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中放缓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经济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印度、美国等国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稳健增长（见图1）。相比2001―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速的大幅波动，2012年以来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步增长，2013―2015年分别增长234%、370%和583%。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均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从纵向看，在我国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十年间，平均利用外资增速为102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2012―2015年四年中，我国平均利用外资增速相对较低。从横向看，将金砖五国之一、人口与我国相近以及领土与我国相邻的印度作为比较对象，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2―2015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242亿美元、282亿美元、344亿美元和590亿美元，三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年均增速高达3459%，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

（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发生显著变化

12012―2015年香港地区对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见图2），2012年直接投资额为7129亿美元，2015年快速增长到9267亿美元，直接投资绝对额增加了2138亿美元，仍然保持了913%的年均增速，远远高出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比重从2012年的623%上升到2015年的734%，三年内投资占比提高了111个百分点，我国利用外资更加依赖香港地区。

2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日本和美国等对华投资规模不升反降，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台湾地区：2011年对大陆直接投资6727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441亿美元，绝对额减少了2317亿美元，年均降幅10%。日本：2012年对华直接投资高达738亿美元，为当年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随后几年直接投资额迅速下降，2015年仅为321亿美元，下降了一倍多，年均降幅4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313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259亿美元。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华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同比增长183%，实际投资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同比增长52%，实际投资7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

（三）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1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高端制造业引资能力逐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准入条件，简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手续，优化国内软环境，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上升。2011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524亿美元，制造业利用外资521亿美元。2012―2015年，服务业与制造业利用外资绝对额差距不断拉大。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跃升为第一大产业。2013―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341567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05%，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服务市场需求，提升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2015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7718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11%，其中，高新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15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859%、551%和297%，计算机应用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建筑、金融、卫生、文化艺术等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4]。

2011―2015年，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下降幅度较大。2015年利用外资额创5年来新低，仅为3954亿美元，比2005年的4245亿美元减少了近30亿美元，所占比重由近70%下降为31%，在制造业整体利用外资走弱的同时，高新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2015年的前11个月，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238%，其中，生物药品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663%、1426%和186%。反映出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减少，同时，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减弱，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正处于去产能、结构优化的艰难转型期。而我国高端制造业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前景，对外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发展。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移，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凸显。国家引资政策也出现了新变化。由过去利用外资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及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未批准新设外资企业，严格控制产业链低端产能过剩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鼓励外资投向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汽车、生物、医药、通信、金融、软件服务等行业中新设企业或追加在华直接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空气产品、礼来等跨国公司都在上述领域新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均超过1亿美元。此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移，对高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市场，抓住我国高端产品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转移了产业链下游环节以后，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等。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等高端功能性机构快速集聚，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比2010年的1400家增长了近一倍。同时，我国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19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325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改革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新成效

1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额44581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088家，合同外资额33266亿元人民币，占比分别为842%和746%。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市的一半。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向自贸试验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2北京市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初显。2015年北京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率先推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扩大开放。这六大重点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68家，实际利用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02%和625%，占全市吸收外资总量的735%；其中，金融、科技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全市564%和76%，增速分别为157倍和14%。

3广东省借力自贸试验区和《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利用外资额大幅回升。2015年广东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57%，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其中，吸收港资同比增长483%，吸收澳门投资同比增长2222%。

二、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新问题

（一）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快速下降，引资压力加大

联合国贸发会2016年1月份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控》显示：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增长365%，全球对外投资金额达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17万亿美元，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5%，达到5480亿美元。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增长58%，远远低于全球同期的365%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1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从2014年的105%迅速下降到80%，2016年我国引资压力增大。首先，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破“7”，全年经济增长69%，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新低，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全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65%―69%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吸引力下降。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和加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化对外开放、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压力。美国201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从2014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3840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为我国的近3倍。同时，印度2015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到590亿美元，是2014年344亿美元的近2倍。美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快速增长挤压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空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波动、总需求疲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和地区局势紧张，预计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将会下降。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升反降，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引资压力。2016年1月份，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08家，同比下降114%。2016年1―2月份，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252亿美元，增速迅速下降到27%，而2015年同期增速为17%。201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局艰难，全年引资压力巨大。

（二）外资来源地“香大”，但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几乎全部来源于香港地区，“一地独大”（见图2）。

其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占比均快速下降，绝对金额从2012年的419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336亿美元，占比从2012年的37%下降到2015年的27%，增加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的风险。随着香港地区对大陆投资趋向谨慎，港商撤资风波不断，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风险。另外，香港地区发展以贸易与金融业为主，跨国高新技术大公司很少，不同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模式[5]，随着我国与香港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香港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三）外商投资逐步“去工业化”

图42009―2014年房地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去工业化”倾向。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 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从2009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62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从2009年的44%上升到2014年的52%，助推了我国房价的快速上升，增加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步“去工业化”和向房地产业集中，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四）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

从近年来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历年利用外资占比均近80%，截至2014年，东部地区累计利用外资占比8056%；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额从2011年的11571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0779亿美元，占比从933%下降到839%，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

随着服务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制造业利用外资额下降，东部地区在市场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高端人才储备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此外，随着自贸区的相继设立，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准入，东部地区再次占据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先机，未来一个阶段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可能进一步两极化。2015年1―11月，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9742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54%。

（五）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减弱

截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2828%下降到2015年的-65%，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5465%下降到2015年的441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0047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10227亿美元，2016年1月，出口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68%，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促进作用减弱（见图5）。

三、经济新常态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由“量”到“质”的战略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在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量”稳定前提下，要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向“质”的战略转变。根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在当前我国国内储蓄与外汇储备充足但缺乏高新技术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引进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6]。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战略措施，实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新跨越。

（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结合，对不同产业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向产品的价值链上游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合作，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支持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上述行业的要放宽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优惠力度。此外，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去产能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型出口行业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要利用好当地的人才优势、市场环境优势、产业配套优势，促进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加大对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对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省份的战略合作，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优势互补的双赢局面[7]。此外，要积极利用好中西部工业园区与经济开发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放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制造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

（三）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改革

根据世界银行的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容易指数（0―100）”显示：我国得分637，远远低于美国的80、日本的816，甚至与印度的763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据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建立一个企业要花费65天，走18道程序，高于印度的46天和16道程序。此外，据经合组织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指数（0―1）”数据显示：我国是041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0068，比印度的0263还高出很多。表明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放宽准入条件、简化手续、优化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改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大力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对条件成熟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在全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推广。

（四）加快我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当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单一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我国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特别是要积极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进程，有序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改善引资环境，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大我国对欧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五）加强招商引资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

加强招商引资的人才队伍建设，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和培养一支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队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科学化和合理化。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摒弃过去单纯的以招商数量和引资额来评价招商引资成绩的考核标准，从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出发，持续跟踪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2]郭克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5（5）：31-40.

[3]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06（1）：33-39.

[4]王晓红，沈家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J]国际贸易，2015（3）：41-48.

[5]姚国利香港企业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1995（8）：38-41.

第5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经济安全 外商直接投资 跨国企业 监管外资

一、研究背景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受到某些来自国内外因素的冲击和影响时,具有足够的抗衡和抵御能力,它已成为国家安全中独立的、甚至是核心的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的地位逐渐凸显,影响一国经济安全的因素很多,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直接威胁主要来自各种国际经济渠道,如贸易、投资、金融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关系到经济控制权的转移,事关一国经济的长期独立地位,因而其影响最直接,地位很重要。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引进外资对于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但大量外资也对一国经济形成一定程度的控制,进而赚取大量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国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规范,以及各种限制性条款的取缔,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将进一步扩大。外资的引入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这些积极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它在带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安全的威胁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许多关键领域受到外资的影响与控制,其隐含的经济风险日益凸现,使我国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二、文献回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由一开始的定性化逐渐过渡到趋向于定量化的研究,但大都停留在表象层次,没有深刻理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有部分财经领域智囊和学者持有绝对支持的态度。美国卸任财政部长约翰罗布森认为,美国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既不是出于理论,亦非基于感情,而是出于自身的需要。王志乐(2006)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安全主要看它的经济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国家面对外部竞争就难以保障安全,外商直接投资不对经济构成威胁。国内大部分学者持中性态度,温耀庆,陈泰锋(2001)、刘晓琴(2005)认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推动出口,增强综合经济实力,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但过多的FDI会导致我国核心技术缺乏,产业结构失衡和国有资产流失。

在一些国外经济学者看来,引进外资确实向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导致产业与市场控制程度加大,技术吸收消化能力减弱。美国记者Martin Tolchin和华盛顿大学教授Susan Tolchin对于大量涌入的外资也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他们1988年在《购买美国》一书中指出,外资的进入不仅侵蚀了本国的经济,而且使得国家丧失尊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外国人控制美国经济的要害部门和插手美国的内政。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产业安全方面,林晓慧(2005)认为随着一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FDI的积聚,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控制也会逐步加强。同时,由于外资企业的品牌优势,使我国一些民族品牌逐步消失;在金融安全方面,郭界(2005)指出,FDI会对东道国的贸易条件、金融安全等产生潜在的威胁;在战略资源的流失方面,李文元(2004)指出,跨国公司完善的人才培训计划导致内资企业人才纷纷流失,削弱了内资企业人力资源的实力,对东道国经济安全产生长远的影响。魏浩、马野青(2005)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加速我国的资源风险,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导致我国对其技术的依附性,加剧我国的人才流失。

三、外资对中国经济安全威胁的主要体现

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从产业风险、金融风险和资源流失三方面进行阐述说明。

(一)外商直接投资引起我国的产业风险

产业安全指一国拥有的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控制力,以及这些产业在国际比较意义下的发展力。对于国家来说,一旦外企控制了某些重要产业,就可能以此迫使东道国政府接受种种不合理条件来谋求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控制主要通过行业控制、技术壁垒、市场挤压和品牌控制来实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大多数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直接投资,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绕过关税壁垒,实行生产“本地化”战略,占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规模、技术和开发能力上,及跨国、跨地区营销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近些年,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其技术、资金、规模、管理等方面都有着内资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外资企业凭借这种优势从各个方面控制着我国产业的发展,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产业安全。外资企业控制我国产业发展的手段主要是控制和提高在投资企业中的控股权,从1998年到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98年起,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所占比例首次超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利用方式。此后,外商独资企业所占的比例一直急剧增长,大大超过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所占的份额,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流方式。跨国企业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直接成立独资公司或至少达到绝对控股,通过这些途径跨国企业直接股权控制权,进而取得对我国产业的控制。

(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将对我国财政金融系统产生冲击

外商直接投资对财政系统的冲击,主要来自于国家外债规模过大和结构的不合理,这些都会使政府的信用降低,还有可能导致财政破产,从而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对金融系统的冲击主要是短期的资本进出引起的,这些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并不是为了进行实业投资,而是为了投机以套取暴利,这部分热钱本身会寻求一国的财金运行和管理上的漏洞,进行恶意的套利,同时在财金系统出现危机征兆时迅速流出,对金融危机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东道国对付危机的成本和难度。

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市场,人民币会面临强大的升值压力,而本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进口上升,经常项目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同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大量的利润流回母国,使得东道国外汇收入减少,也会对国际收支带来负面影响。加入世贸后,外商可以直接投资的产业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银行业、保险业的开放以及资本市场的放开,我国潜在的财金风险将上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主要是由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巨额外汇顺差构成的外汇储备,我国历年来的外汇储备构成中,资本项目顺差明显大于经常项目顺差,因而在外汇储备构成中资本项目的作用大于经常项目。因此,我国的外汇储备构成是脆弱的,因为不管进来的是投资还是贷款,终究要以外汇收回或偿还。未来将要流出的贷款本息、投资的利润和本钱将大大超过当初流入的数目。这种长期的、大量的利润流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消耗是不可低估的;同时,资本项目的逆差或顺差过大,将影响本国货币的对外稳定。外商直接投资会形成外汇占款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最后配套资金等外资项目资金需求也会诱发国内信贷扩张,从而与初始的货币政策目标相冲突。并且我国内外资配套比例过高,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直接导致中央银行货币被动投放,增加了央行贯彻货币政策的困难。

(三)外商直接投资加速我国的资源风险

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核心资源是指人才、技术、市场三个方面,外资加速了对这一系列稀有战略资源的争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往往在争夺中占有优势。外企使用优越的条件吸引了我国大量高级人才,还从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挖掘人才和技术,形成了国内高级人才向外商独资企业单向流动的现象,这种情况在独资企业数量增多以后更加严重,从而使国内的研究力量遭受损失,而国内研究积累的成果也可能随着主要人员的流动而被带入外国公司,加剧了我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和产业空心化。在资源争夺中,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应该说是最致命和最为严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流失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其对东道国的影响也是长远的。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越来越倾向于独资和控股,使中国从外部获得技术及提高技术水平的难度大大加大,从而使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技术依附性明显加强。跨国公司往往将最新技术转移给它们的独资公司,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移给当地公司或合资公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先进技术的获得;外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除了表现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之外,还表现在外资品牌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外资企业非常注重对自有品牌的控制,外资品牌所占市场份额越来越高。外商直接投资越多的行业,外资产品所占中国市场份额就越大,在某些行业甚至将达到垄断地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不能单纯否定外商直接投资,若能制定相应对策,对其有效加以防范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度将大大提高。

(一)完善监管外资的法律政策

应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建立健全规范竞争秩序的法律体系,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加强对外资并购中的国有资产评估与外资企业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监督和管理。在宏观上对外资进入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统一的决策或协调。要特别注意反垄断、反倾销,用法律武器,保护国家和相关当事人的利益。

(二)调整利用外资的战略

逐步调整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调整外资企业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加大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研发环节的战略投资。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扶持国产品牌,明确规定外资不能进入的行业或部门,其主要依据就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三)建立安全预警体系

应该建立监测外商直接投资的信息预警体系,通过产业指标特别是关键产业指标的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问题点。对于外资要区别对待,不要盲目引进,特别要加强对外企恶意并购和垄断进行审查。更重要的是,我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必须加大对民族品牌的扶持和保护。

参考文献:

[1]魏浩、马野青,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江时学,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Caves, R. 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new Finding on the Turnover and Mobility of Firm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8, 6(4).

[4]尹久,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三大机制”及对策思考,商业研究 2006,18 总第350期

第6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2-0063-06　收稿日期：2010-08-07

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公开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仅在五年之后的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即已突破1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汹汹来袭的2008和2009年，当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出现大幅下降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为实现我国产能的国际转移和深化境外资源互利合作。保证我国有力应对危机冲击，乃至增大我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的话语权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走出去”战略确已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迅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推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更公平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随着对外投资而来的海外利益对于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发展利益更是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陈伟恕，2009)。

一、现状与特点分析

(一)国内过度依赖资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国际延续根据本文作者的不完全统计，2008～2009年以中国企业为买方的跨国并购，仅交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就至少有34宗，金额合计达571.3亿美元。其中，目标领域为能源产业的有13宗，交易金额277.54亿美元，占1亿美元以上并购案交易总额的48.6％；矿业15宗，交易金额262.3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5.9％；公用事业1宗，交易金额15.8亿美元；商业服务业1宗。交易金额8.58亿美元；制造业3宗，交易金额7,04亿美元(见图1)。我国跨国并购高度集中于能源和矿产行业，首要地是由我国的经济长远发展战略所决定的。近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国内现有的自然资源储备，如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等都构成巨大压力。中国需要放眼于国门之外，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安排，保证以石油供应为主的能源安全，保证价格稳定。充足的原材料供应。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使中国能够介入大宗商品市场，跟其它资源强国同台竞争。通过海外投资。掌握尽可能多的石油及其他资源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资源行业资金密集度高的特性同时也就决定了我国海外收购以大型企业为主体。

然而，过度依赖于进口资源对中国经济自身的伤害也将是极为严重的，便利地获得进口资源将弱化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固化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因此，就根本而言，维护国家海外投资利益的最根本措施，在于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真正有效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问题是，从目前迹象看，在今后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仍将是能源、原材料领域，这也就意味着东道国对我国投资的疑虑与可能的摩擦并不会很快消除，从而难以获得长期的海外投资利益。

(二)增长高速。发展滞后自“走出去”战略提出并付诸实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自2002年我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直至2009年底，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8.6％，远超出同期GDP、出口贸易额、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率，且在绝对值上与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达55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418.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4.87％；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839.7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1472.8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0.06％。据商务部最新预测，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预计达433亿美元，同比增长6.5％，存量则已达1905.8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6.63％(见表1)。

但从整体来看。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构成中所占份额极为有限。2008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相当于出口额的2.93％，在GDP中所占比重仅为0.97％；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40％。2009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相当于出口额的3.60％，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到0,88％；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87％。而在2007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GDP中就已分别达到2.03％和16.80％，发达国家所占比重更是分别高达4.71％和35.07％。中国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已有一些研究者基于经典理论的分析指出。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匹配的(薛求知等，2007)。

(三) 国际拓展迅速，所占份额有限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铺开。在2003～2008年的短短5年间，投资覆盖国家和地区新增35个。截至2008年底，中国有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覆盖率达71，9％。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境外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境外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外方45.5万人。2009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尽管发展迅速，但从总量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所占；份额仍然有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所载数据计算，200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世界份额的2.25％，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排名第1位，低于瑞士、比利时、荷兰这样的小国，排在俄罗斯后面；存量份额占0.91％，排名第25位。低于香港、台湾，排在巴西、爱尔兰、奥地利之后(见表2)。相当于当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14.3％和6.2％。2008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排在美、日之后)，第三大吸引外资国(排在美、法之后)，第一大出口国，以此而论，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相对而言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不合理的，增长模式是存在

一定缺陷的，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紧密程度仍然有限。

需说明的是，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地位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急升至4.34％，但此现象的背景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剧跌43％。全球FDI出现严重萎缩无疑也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拖累，在此情形下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保持6.5％的年增长率虽已属极为不易，但其真正的实力和发展水平尚需长期观察。

(四)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从“走出去”战略实施开始，跨国并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就成为重要形式，并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这与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额从2002年的仅有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8年的205亿美元，6年间上升百余倍。特别是在进入2008年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额迅速上升，在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占49.0％。并且，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在世界跨国并购市场上所占份额已超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据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并购交易中所占份额突出，已达到1／5(见表3)。

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在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额比上年下降了34.7％的颓势背景下，中国的非金融行业跨国并购却比上年剧增了225.4％。进入2009年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表现不仅要好于同期全球跨国并购交易，而且还于2009年前三个季度出现逆势急升，特别在第三季度出现大量成交。跨国并购交易的逆势上扬，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局面的平稳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五)国企，特别是央企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在我国进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境内投资者中，就企业数量而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连年降低，从2003年的43.0％下降到2008年的16.1％，降幅接近2／3。在投资存量上所占的比重，虽在两年间快速下降了11.4个百分点，却仍然高达69.6％。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让出，却并没有使私营企业相应地增加更多的份额。在企业数量上，私营企业一直维持在10％上下徘徊；在投资存量上，到2008年底也只有的1％。外资、台港澳资企业、集体企业亦称微不足道。异军突起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企业数量上，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年已占有半壁江山，比2003年的22.0％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在投资存量上，达到了20.1％(见表4)。

能更加鲜明地反映出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优势地位的指标。是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分别所占的权重。中央企业和单位仅占境内投资者数量的5.6％，但在存量中却占有81.3％，在流量上更是达到85.4％(见表5)。

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36家中央企业中，共有117家发生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占中央企业总数的86％。2008年末中央企业在全球127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791家，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357.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当年总流量的64％；年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3.3％。特别是在石油等能源领域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完全是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

自2002年我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起的历年数据均显示出，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一直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力量悬殊对比，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某种挤出效应。首先，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1997)通常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需具有OLI优势，而这恰是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短板。其次，我国“走出去”战略的目的一直以来都基本上明确为境外资源开发合作、产能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所需资金规模巨大，并且能得到当地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在我国，有能力占据这些前置条件并因而能得到国家支持的基本上也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前景，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总体实力的继续增长而逐渐明朗起来。

(六)受国内外宏观形势和政策变动影响显著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受国际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较为显著，同时国内的政策性因素也发挥着强大作用。特别是进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后，随着危机的发展和国内反危机措施的出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出现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局面。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在愈演愈烈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比上年下降了14.2％。这一下滑趋势在2009年更为显著。在此背景下，2008年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同比增长229.0％、环比增长50.6％的高速发展势头，但到了危机全球性爆发的下半年，同比增长骤降为48.4％，环比增长更是下降为－36.9％。到2009年上半年，总体上看局面仍在继续恶化，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为一51.7％。环比为－23.5％，但实际上从第二季度起已止跌回升，当季投资87亿美元，较上季(环比)的37亿美元增长了18亿，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37.6％。到第三季度，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4.7亿美元，超过了前两季度的总和，较上季环比增长1353％，同比增长190.4％，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8.7亿美元，已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其中投资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17个，较上年同期增加4个。整个2009年下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309亿美元，同比增长190.7％，环比增长249.2％(见图2)。

第7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技术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发展，现代的产业发展模式正逐步引导着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品销售范围而走出国门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银行业是我们金融行业的支柱产业，也是目前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单位：亿美元

目前，我国银行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中央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政策性银行等。由于整体发展模式、资产能力和经营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别，五大国有银行和部分有能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成为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51亿美元，其中货币金融服务类（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占49.5%。（各年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见上图）。由此可见，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是金融类对外直接的主力军。所以，通过研究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为银行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有用的政策，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通过中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形成阶段，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不是特别的成熟，所以，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可以为我国商业银行更好地走出去寻找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从主体分布、区位选择、投资模式和投资规模四个方面上进一步分析现阶段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以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投资主体集中于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五大国有银行以及少数发展较为良好的大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对外投资极少。从银行业的数据来看，中国银行是海外规模较大的银行之一，其海外机构的数量最多。截至2014年6月末，中行海外资产总额7653亿美元，实现税前利润44.12亿美元，同比增长35.76%，占集团资产总额和税前利润的比重分别为27.73%和22.22%，占比在国内同业中居于首位。从数据上看，中国银行大力配合了“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发挥了综合化的经营优势。但是其他小型的股份制银行把主要的经营范围重点放到了国内市场，对外投资频率低，不够重视，与大型商业银行的差距较大。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较为集中

从目前的投资区位分布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南非、俄罗斯、马来西亚、加拿大以及香港、澳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分行、子行、支行和代表处。但是，总体看来，目前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占比将近70%，非洲地区较少，仅仅达到了1%左右。很多潜在的市场尚未挖掘。

三、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为单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银行业“走出去”大多采用新建投资的方式，沿袭至今，新建投资已成为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式。近几年，并购投资也逐渐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规模和资产的限制，并购成功的案例不多，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是并购成功次数最多的银行，我国银行业采用并购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还不够，后续整合管理也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继续寻找并购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并购措施。

四、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渐增长

近些年，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渐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51亿美元，其中货币金融服务类（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占49.5%。2013年年末，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170.8亿美元，其中货币金融服务类对外直接投资709.2亿美元，占60.6%。2013年是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增长的一年，我国银行业逐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重新把握有利时机，实施国际化战略，进行全球扩张。

五、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特征分析，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在制定合适的国际化战略，采用因地制宜投资模式，既要考虑自身的需要，也要考察被投资地区和被投资对象的具体情况才能制定合理的投资模式。此外，并购以后，要制定全面有效的整合管理措施；还要联合海外机构，加强合作，实现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风险风范意识，加强银行自身建设，提升自身抗风险经营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海外市场，提高自身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邓小东，孙芳.从跨国并购看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一基于中国工商银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的思考[J].北方经济，2009，8：8586

[2]姜业庆.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N].中国经济时报，20071026（1）

[3]刘智泓.银行海外并购动机的探讨一以中国工商银行东亚并购动机为例[J].发展研究，2011，4：7276

第8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也大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区域合作的机遇凸显，如何调整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人民币升值、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摩擦加大等新形势下，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必要。

一、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机遇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全球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全球跨国投资也普遍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连续4年实现高增长，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9160亿美元，比2004年提高了29%。发达国家的流入量增长37%，达到5420亿美元。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31亿美元，比上1年增长了38%，是2000年以来增幅最高的1年。企业对外投资正呈现加速趋势。据统计，200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5%，达到857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02亿美元。直接投资不仅在发达国家一直被高度重视，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也得到了快速增长。我国大陆全球跨国投资增长迅猛，非金融投资从2003年的2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87亿美元(含金融投资部分达209亿美元)，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处于起步阶段。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全球的0.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我国仅为1∶0.11(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远不及发达国家的1∶1.14，也不及发展中国家的1∶0.1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实力极不相称，与我国多年来的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的地位反差太大。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结果。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地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任何国家(地区)也无法回避这场深刻的革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的4个主要载体——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或者说跨国公司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载体的推动者与担当者。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组建和发展跨国公司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战略层次质的飞跃，是在更高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需要。

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企业有实力基础，需要国家有综合国力条件，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3-2006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高达35.5%，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5万亿元，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家数达到30家，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2007年我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三；我国外汇储备连年增加，截至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万亿美元；国内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也已突破17.5万亿元，为企业对外投资准备了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获取利益的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我们应大力扶持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

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引进与对外投资、商品出口与资本输出不成比例。如下表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2003-2007年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连续4年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和使用外资的年增量差额和累计差额在逐步减少，但与吸引外资数额差距巨大，比例仍然过低。2007年底，对外投资额与吸引外资额比例为1：4倍，差额达56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额与累计吸引外资额之比为1：8.69，差额达7228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只及我国外贸出口额1/65，外汇储备依然连年增加，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我国资本金融账户的高额顺差，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我国吸引的对华直接投资额数倍于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合理比例；而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增加的一部分原因也应该归结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不够，外贸只能依赖于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高额的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给商品出口增加困难，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双顺差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外汇风险和资金的闲置成本，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又更加剧了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及我国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外汇储备风险和闲置成本的迫切需要。

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结构性过剩下我国企业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过热与膨胀是典型的结构性过热膨胀，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与结构性需求过度、过热并存，许多行业如家电、纺织等轻工行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多数产品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市场拓展难度加大，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急需对外投资拓展生存空间。而“入世”后，我国在承担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义务和挑战的同时，也享有了相应的权利和机遇：即“入世”后世贸成员国要向我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这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企业应充分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除了让产品、服务走出去外，更要尽可能地通过投资向海外进军。

对外直接投资既是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对于产品、劳务出口来说，现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组建跨国公司更有利于企业增强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能享受东道国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开拓国外市场，提高企业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实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我国企业利用在低技术含量行业里所具有的明显比较优势，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名列世界第4位。但是，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十分严峻。相当长时期来，我国产品出口频频遭遇反倾销控诉、反补贴调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甚至暴力抵制。到2007年，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遭受美国调查最多的国家，2008年也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以往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减少贸易顺差，绕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还能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吸引外资政策，享受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有效拓展市场空间，提高资本收益率。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能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降低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并日益加剧。世界制造中心地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我国大量的资源进口抬高了资源价格，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成本越来越高，使我国产品逐渐失去成本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内部化方式长期获取国内短缺的战略性资源，是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降低企业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举措。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收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随着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引进外资而能吸收的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越来越有限。而通过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置身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环境之中，能更有效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能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化的竞争规则，培育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能力，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

四、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改善我国国内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抑制国内经济过热与膨胀，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6%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的3200亿增至2007年10月的9万亿元，2007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再增长26.8%。2008年一季度全年在建项目总规模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83万亿元，增长25.9%，增速加快0.6个百分点。仍将持续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充裕的企业自有资金是投资膨胀的重要支撑。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紧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的生猪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此，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有效途径，是企业自有资金重要的分流渠道。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降低国内投资的热度，减少国内总需求，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状况，减轻国内资源价格上涨压力，是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的重要手段。

五、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跌破7元大关，以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 8.72元的汇率为基数，人民币已升值24.75%。以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汇率基本盯住美元时的8.27-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为基数，人民币升值18.45%。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们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也使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随之同比例缩水，按2007年外汇储备额1.528万亿美元计，我国外汇储备共缩水2837.979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萧条冲击下，我们将面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和外汇储备进一步缩水的威胁。

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大力发展对外投资能较好地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储备缩水的损失，充分利用人民币较高的购买力，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的理性选择。

总之，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综合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是人民币升值下的理性选择，也是解决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有效措施，应该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高度重视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勇敢地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做大做强企业。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对对外投资管理的自发现状，提高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建立全球生产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制定和完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营造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和条件，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走出去”战略的质的跨越，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钟芸香.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j].经济导刊，2007，(7).

[2]汤建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特点比较及其启示[j].当代财经，2007，(11).

第9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