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精选(九篇)

第1篇：对外传播范文

一、危机及理性思考

首先让我们从传播理论的角度分析一下当前的危机。美国传播学家马尔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正式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实践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在各大新闻每体上占据显着地位长达数月之久，可谓是议程设置的一个鲜明案例。

开舆论学新河的李普曼认为，人们的行动越来越不依赖自己对真实世界的了解，而是对现代传播媒介传达的无处不在的“虚拟环境”的反映。①媒介是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及最好的洗脑系统。这些机构每年生产几十亿个词，成千上万的书籍，数百部教学片和记录片，昼夜不停地去影响他们的传播对象，去主宰他们的精神生活，在传播媒介上传播了媒介关于生活的重要解释。而受众在没有觉察到是在学习的情况下，从中吸收了很大部分内容。这种传播理念反映在宣传上是一种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

众所周知，美国广播电视节目主要依赖于卫星传输。在旧金山湾区，华文广播节目中有49%来自大中华，而另外51%节目立足于本地及全美。来自华语地区的卫星传送的广播节目中，67%来自台湾，16%来自大陆，14%来自香港，另外近4%来自新加坡。华文电视比广播更依赖卫星传送，电视节目中88%来自华语地区，其中49%来自香港，26%来自中国大陆，24%来自台湾，另外1%来自新加坡。②

如果说在美国市场中，我们的宣传还做得不够，那么在英国，情况就更差了。英国威尔士大学高级讲师杰夫·格兰姆讲过这样的话：“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穷国，又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需要一个强

大的政府，因此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应当持理解的态度。”这是黎信先生听过的对问题的最高评价。由于这种态度，这位讲师还被人讥笑为“中国说客”（ChinaLobbyman）。

笔者接触的英国教师和学生中，对中国都存有偏见，或者说，是对中国很多方面不理解。他们承认中国经济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在人权、、计划生育等问题上对中国持不公正的批评态度。

让我们看一组数据：英国着名新闻学者菲利普·冈特（PhilipGaunt）对美联社、英国新闻协会，法新社3家西方大通讯社及3家地方性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作了调查。之所以选择3家地方性报纸是因为地方报纸较少受到国家利益、政府等因素干扰，报道更客观一些。调查结果是：对国际政治的报道，3家通讯社和3家地方报纸分别占国际报道的30.9%、23.4%、34.1%和34.5%、30.8%、27.5%；对犯罪和暴力的报道分别为8.3%、11.3%、7.8%和15.2%、15.9%、13.0%。其他对国际经济、社会问题、自然灾害、恐怖事件等的报道也大同小异。③

再看一组资料：

赫伯特·甘斯在1979年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周刊》和《时代》进行调查后，列举了经常性报道题材：

美国的外交活动

直接影响美国的境外事件

东西方政治关系

在欧洲皇室中拥有特别利益的首脑更迭

急剧的政治冲突

自然灾害

国外独裁统治者的暴行④

而这些题材在西方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中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对第三世界的报道中就更为明显一些。在西方报纸中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而灾害、饥饿、犯罪、内乱和政局不稳成了西方通讯社和报纸对第三世界国家新闻报道的重点。这些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偏见和误解，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形象。⑤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议程设置的功效了。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50年间可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提法似乎已经过时，可是，相信去年5月在科索沃危机当中北约对中国的表现会使很多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中国人警醒。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平演变”战略和分化的政策，表现在媒体报道中就是对中国的攻击、歪曲、误导、甚至蓄意编造。在1922年问世的《舆论学》一书中，李普曼运用了柏拉图的洞穴的比喻进行类比。这种理论认为，一生都被束缚在洞穴里的人，便把他们所看到的影子想象为真人。这样，长期陷在西方媒体议程设置的大海中的西方人士想要客观了解中国情况的客观可能性很小。

此外，前面所说的精神产品市场中，中国的对外宣传机构和西方传媒之间实力对比悬殊，中国的精神产品在数量、覆盖、信息量、推销力度和影响方面，在西方的竞争力不大。有资料显示，在国际新闻传播当中，西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法新社发的稿件占国际新闻稿件的绝对优势。国际信息的传播方面，西方流向东方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的新华社，尽管国家在困难的条件下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但实力和成果目前尚难以与西方匹敌。可喜的是，据统计，中国是CNN《世界报道》采用消息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新华社的稿件被国外采用的条数，或者稿件虽未采用，但引起外电记者注意并亲自前去调查采访的比例在增加，因而同样形成的议程设置的影响也在稳步增加。可见，我国也在逐步按照传播规律进行对外宣传，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对策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对外宣传可以界定为传者对国外或其他地区的受众有目的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传递行为。那么对外宣传受众应当是：境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组织机构以及人民。如果这个界定成立，则很显然，在受众方面产生传者预期的效果是对外宣传的关键。

宣传应当是全面的与多层次的。当我们的青少年看了《拯救大兵瑞恩》后，恐怕日后在战场上很难对着臂上有USA字样的大兵开枪了。西方媒介产品的渗透是全方位的。美国的影视作品可以说在世界市场上没有敌手。据统计，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75%来自美国。欧洲的录像带节目市场中，美国商业影片占90%。这种文化霸权侵略即使在西方也引起抵制，法国的纯净法国文化的政府行为便是一例。在这类潜移默化的无形宣传中，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化，在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了解到，有些民族企业家提出到国外教中文，在振兴民族企业的同时，通过传播文化进一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这固然是一位民族企业家和教育者的一个思路，但是对我们的宣传工作亦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对学习外语的北京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统计表明，学过日语的学生对日本的关注和好感要高于未学过日语的学生。那么不难想象，占领语言教育市场在赚取巨额外汇、增加就业机会之外还意味着什么。净化民族语言，扩大本国语言在世界上的影响对反抗文化霸权、达到长期的对外宣传效果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再谈外宣的“外外有别”和“针对性”——这两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原则，但二者其实完全符合新兴的传播学中关于受众的理论。外宣产品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应充分考虑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伦理、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注意研究境外人士不同的接受习惯、心理和需求。曾有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专家批评我们的对外宣传说：“你们对我们说中国要和平，我们拉美人就从来没觉得你们中国人要战争。你们像欧洲国家那样向我们宣传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搞特区等等，我们那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过去引资造成困难。你们搞这一套，我们非常担心会不会变成我们那样。”⑥由此可见，对外宣传不分清受众，开大锅饭是行不通的。《西游记》由于有猪八戒的形象而不适于出口阿拉伯国家。影视片中有群众揪打犯罪分子的场面可能不适于出口西方国家，因为这在我国观众看来是解气的、可以理解的，而在西方看来可能就是侵犯人权。只有“因材施教”，区别对待，分开来开小灶，才符合传播规律。

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营销（树立国家形象又岂不是一种推销？）中有4个元素——产品、价格、地点和促销。核心是体察用户的需求。在这里，关键字是“所需”和“所缺”。中

国的宣传在世界宣传战当中，亦应树立市场意识，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实现宣传意图。在把握受众心理的基础上，对外宣品的编辑制作实现规范化、产业化，以适合国外的风格、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用商业化、娱乐化的形式传播给境外人士，真正发挥这些外宣品对海外作外宣的作用。

从传播学受众角度看外宣受众，应当从“大众受众观”，进而改为“细分化受众观”。以细分化的、独特的宣传占领具有不同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受众的宣传市场。而要想得出细分化市场，细分化受众，首先就要对受众心理进行调查研究。这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按照最新传播研究方法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需要专门人才及大量财力和物力。但是，受众心理，简而言之，即“给我我想要的，在我想要的时候给我，而且是以我想要的形式出现。”这就涉及到：

A、研究宣传对象所需；

B、研究宣传时机；

C、研究宣传方式。

在这3个方面，无愧于宣传家称号的同志早有论及。在宣传对象方面，他曾经说：“做宣传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⑦在宣传时机方面：“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⑧在宣传方式方面：“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个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如果对美国70年代里程碑般的每星期六早间儿童节目《芝麻街》进行个案研究，我们会发现，传者一方在充分调查目标受众的基础上，以目标受众最易接受的方式（剪接、音乐、内容编排等），经由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建议改良，而最终成功。可见对受众的透彻研究是传播内容成功地触及受众并影响受众的基础。不言而喻的是，如果不能真正满足国外受众广泛多样的新闻需求，我们的新闻媒介就不可能在国际新闻市场立足并有所作为，一切良好的愿望都会落空。

在短兵相接的新闻战中，受众更加不容忽视。这还包括注意受众对传播效果产生的逆反效应：1.过度新闻炒作会引起逆反效应。例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性丑闻的新闻，共和党炒作过度，使得许多受众产生逆反心理，克林顿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2.不对受众立场、观点、所处的实际情况等信息进行调查易引起逆反效应。例如前面提到的拉美友人的意见。3.受众具有心理定势和个性特质，受经验与习惯的影响，再加上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使受众产生的“预防接种”效应，于是，受众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形成“固定成见”，如果宣传与此相抵触，受众便易产生逆反心理。例如各省外宣单位都有对外宣传录像带，录像画面精彩，内容多是经济成就：高楼大厦，快速路，高架桥，风光胜地……有的海外观众看了之后不禁要问：看上去中国俨然是发达国家了，为什么你们自己还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呢？因此，对外宣传要以正面宣传为主，要毫不含糊地回答西方舆论的挑战，把握时机，区别对待，善于引导，讲策略，注意分寸，有理有利有节；同时要适当反映改革中的问题与困难，加强真实性、可信度、增强说服力。

让我们看两个新闻战的胜败实例：

1998年8月1日晚湖北嘉鱼县大堤溃口，外电以讹传讹，传说死亡2000人，好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44人，其中有19名战士和25名群众。但是这个真实数字直到8月25日才披露。而海外媒体的误导作用使得海外受众先入为主，再想澄清事实非常困难。未抓住受众关注这个新闻事件的心理，错失宣传时机，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洪水伤亡人数的谣言有了滋生的土壤。

1995年初，英国商业电视台的3名记者以旅行者的身份来华，到广东、广西、湖北等地的儿童福利院秘密采访，拍摄了一部名为《秘密亚洲——死亡屋》的电视纪录片，用歪曲和编造的手段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儿童福利事业，给我国造成了恶劣影响。针对这一情况，中央电视台派出摄制组，沿着英国记者的拍摄路线，采访制作了《欺世惑众的“死亡屋”》专题报道，披露了事实真相，及时消除了对我国的不利影响。这次交锋把握了时机，宣传内容直接针对受众欲知、应知而不知的事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鉴于国际新闻在对外宣传当中似“匕首”和“投枪”，具有日常性、直接性的特点，应当对国际新闻高度重视。美国的报刊工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西亚·麦奎尔认为：“新闻的质量是报业的灵魂。”斯特里普斯报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威廉·伯利说：新闻事业要想获得成功，不是以牺牲真实为代价，去制造轰动效应，去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对外宣传产品要想赢得受众，并不是想当然的。因此，必须认真作调查研究，研究国外媒介产品，如电讯稿。研究应当细到格式。这就如同说学英语，只有模仿正确发音，才能达到交流和传播的目的。与此同理，很难想象，违背国外受众阅读、收听、收视习惯的媒介产品会完整准确地表达我们宣传的精髓。

有这样一种说法：“大众传播即方便地及时地向广大受众提供信息的方式。”一种传播观念认为，受众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具有渴望接受宣传，鼓励宣传机构以他们习惯的方式给他们以各种问题的答案的心理。例如，人们明知因特网的信息并不全具有权威性，但还是愿意去看，去寻找答案，就是由于这样的心理可以及时得到满足。在被称为信息时代的今天，一种信息如果不是方便、快捷地提供给用户，很简单，用户的注意就会被具有这种特征的信息所占据。

而宣传形式和宣传内容同样不容忽视。以新闻为例，要：

1.忌空话、大话、套话，注意用语习惯：在讲某项技术“世界一流”的时候是否掌握了国际科技动态？在稿件编译当中，“五讲四美三热爱”是否随后跟有对各项内容向国外受众的解释呢？在习惯地讲对犯罪行为要“从重从严”处理时，是否考虑到海外受众，特别是重视法制的西方受众，会误以为我国没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似乎中国法律可以随意调节呢？

2.注意宣传技巧，用事实说话，用客观的手法，让受众自己评判。西方对外宣传非常注意宣传技巧。其中之一即善于将观点和宣传意图隐藏在貌似客观、公正、中立的新闻事实当中。这种手法，既易于得到国外受众的信任，又符合国外受众接受新闻的习惯，可以说，我们的对外新闻宣传在这个方面很应当向西方同行学习。

应当注意的是卫星技术为对外宣传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1991年9月1日起，以每年150万美元租用“亚洲一号”卫星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覆盖台、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到今天为止，已基本实现了中国电视覆盖全球的目标。

然而，上星后是否能落地？正如马丁·梅尔在《关于电视》一书中谈及收视率时所说的：“枪是对着天空发射了，落在哪儿只有上帝才知道。”⑨在技术保证的条件下，要落地，并使宣传进入国外主流社会，宣传产品内容仍是重中之重。要针对受众广泛感兴趣的内容。海外受众对我国平常人的生活，市场资讯，中国同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中国同西方舆论的斗争，我国的政局和大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关心。宣传工作就可以主动出击，抓住兴奋点，配合党政方针，大做文章。

结语

总之，我国50年来对外宣传有丰富的经验，也走了弯路。对外宣传工作应当随时代前进而补充新的内容，增添新的活力，在新世纪，加强理论思考，结合传播理念，增强受众意识来进行对外宣传或可为外宣工作提供一条思路。

注释：

①李普曼《传播媒介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思到麦克卢汉》P132

②（美）戴安娜斯多佛迪灵哈斯《新媒体技术对美国华文媒体的影响》，《国际新闻界》1999，3

③李东《西方媒体国际新闻报道透视》，《国际新闻界》1999，2

④《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第464页

⑤李东《西方媒体国际新闻报道透视》，《国际新闻界》1999，2

⑥引自《对外宣传参考》1999，1

⑦《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页

第2篇：对外传播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

前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互联网、数字技术、移动通讯以及物联网技术为主要技术支撑的诸多新媒体，为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其具有多元化、高效性、实时性以及互动性等特征，有效地破除了文化交流面临的时空障碍，丰富了文化传播的途径，稳步提升和扩大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内蒙古地区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地运用各种新媒体，并获得良好效果，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内蒙古在运用新媒体对外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现状

首先，当地严重缺乏传播技能较强的新媒体对外传播从业者。当前，在对外传播内蒙古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传播人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必须要考虑和关注的关键性因素。眼下，内蒙古地区在开发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拓展新媒体对外传播渠道方面，对外传播技能和水平较高的新媒体人才资源非常稀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够高，未能充分关注新媒体对外传播人才的训练与培育，尤其是文化传播、新媒体技术、文化产业等方面的人才都非常匮乏，此外工资、福利、薪酬较低，人员编制管理比较严格，不能有效地引进高水平的新媒体传播人才；其次，主管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相关部门未能高度关注对在岗从业人员的新媒体传播技术训练与培训，导致了落后的新媒体传播观念，传播技术越来越陈旧。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范围小，层次低的问题。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该地区曾经生活过不少民族，民族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多彩。但迄今为止，该地区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时，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范围非常小，层次低的问题。不能充分地利用以及开发这些文化资源，绝大部分依旧处于简单地展示文物古迹，程式化的民俗旅游观光以及观摩表演、会展以及节庆活动的层次上。不能深入地挖掘与展现民族文化的精髓以及内涵，整体来讲，缺乏创新性的、深层次的体验方式与开发思路。

二、新媒体时代提升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建议

首先，大力引进高水平的新媒体传播技术人才，充分地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和特点，采取各种传播技能，积极地拓展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领域以及范围，挖掘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通过提升新媒体传播人员的综合素养，积极有效地整合文化资源。其次，在新媒体背景下，内蒙古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应该针对各个消费群体进行有效的分层，比如利用报纸与电视等传统媒体为老年群体提供良好的文化传播产品和服务，借助微信、微博、网络视频与博客等在内的多种新媒体，为广大青年用户提供内蒙古民族文化消费的优质产品与服务。在此过程中，相关单位应该切实把握好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分层级对外传播问题，净化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外部环境，翻译成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目的语，增强跨文化传播的针对性。第三，着力铸就文化精品，注重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艺术性。文化传播部门应该积极地探索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规律，强化研究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力度。形成强烈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品牌理念，合理地借助各种新媒体，使蒙古族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沿着“有知识、有声、有景、有像、有故事、有物，易传播、易学、易懂”的传播方向，希望呈现出最精美，最丰富的画面、内容，将最动听的内蒙古民族语言，多姿多彩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呈现给广大受众。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民族特色，侧重于丰富的草原文化，形成较强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品牌，打造质量、策划水平较高的精品文化项目，实施以认知与传播为主要特征的品牌化营销。通过各种新媒体，持续地创造关注度较高的民族文化热点话题，借助品牌符号，向目标受众传输内蒙古民族文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充分地联系新媒体技术的具体传播特征，持续地延伸该民族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经济价值链。例如，依赖不断进步的新媒体视听媒介技术，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的视听化转换；密切结合网络游戏及动漫产业，设计开发富有内蒙古民族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题材的网络游戏与动漫；运用先进的3D多维数字技术，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资源的体验式传播。借助日益普及的数据库技术与持续深化的数据化应用思想，进一步拓展该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与产业的价值链。

结语：

内蒙古地区在运用新媒体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积极地与传统媒体密切配合，循序渐进地找到对外传播民族文化与新媒体运用之间的契合点，进一步破除新媒体在对外传播民族文化中的障碍和难题，提升新媒体促进内蒙古地区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张竞月,王金磊.新媒体视域下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出路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4,(4):134-138.

第3篇：对外传播范文

宏观定位，揭示深广意涵

中共建党90周年的对外传播是一个大题目，欲揭示其深广意涵，首先需要在宏观上加以定位，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值得关注：

“大历史视角”。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的重点之一，是要回答海外感兴趣的下述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或者说，今日中国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即揭示中国执政党和中国的走向。对外报道应该向那些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外国读者说明，在中国近代以来救亡自强的进程中，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具有必然性，中共所承载的使命是民族复兴，而非强权崛起。

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立足于现实，既要回顾，更要前瞻。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是中国向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奋斗的最后10年，也是中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的阶段。同时，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已步入“矛盾凸显期”。此外，2011年也是预热中共十的重要一年。

“全球视野”。2011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和执政62周年，也是前苏联解体20周年。两相对照，社会主义为何在中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为何能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中国模式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有何启示?海外关注的这些大问题，对外报道需要努力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与世界联系的空前紧密，世界各国都在观察：中共领导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面对各种形式的“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对外报道正可以中共建党90周年为契机，解疑释惑，积极传播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实现和平发展的理念、举措和成果，比如，中国“十二五”期间推动进出口平衡将给他国带来什么机会?中国将如何运用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中国怎样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等等。

“国际传播”。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建党90周年报道提供了新的语境。近两年，中国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动作频频，引人关注。恰在此时，“中共建党90周年”为当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当然，也是一次检验。

在国际传播硬件平台全面更新后，“软件”升级是中国媒体更大的挑战，这包括更新传播理念，提高表达水平，拓展媒体形态，增强传播效果，等等。因此，如何将建党90周年的重大主题，变成具有国际传播水准的具体产品，取得积极影响国际舆论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内容为王，提升全球关注度

中共建党90周年内容丰富，林林总总，对外该如何选择报道的重点?

首先，从对外报道的本意出发，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海外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点、兴趣点，将“我们想说的”和“人家想听的”完美地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报道题材、角度和写法，避免自说自话，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在满足海外读者好奇心的同时，取得期望的传播效果。这一点“知易行难”，难在需要精研海外涉华舆情，并根据舆情的启发进行巧妙有效的议题设置。

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最近对《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进行了梳理，发现海外对中共建党90周年至少有四大重点关注：1．政治改革。尤其是十前中共在民主政治、执政思路、反腐败等政治领域的重大举措或变动；2．国际担当。随着中国实力增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渐高；3．经济前景。外媒认为中国受通胀和转型乏力等因素影响，未来经济增长面临复杂形势，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将经受考验；4．社会矛盾。外媒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严重、公权力被滥用、民族问题凸显等种种矛盾，给中共执政带来巨大挑战。

其次，根据以往经验，中共领导人在建党90周年前后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海外媒体会格外关注，并对其中透露的有关政策走向、“政治遗产”定位、民主政治改革、两岸关系、国防战略、外交政策等问题的新表述、新举措进行解读。比如，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使用的“不折腾”一词，就引发海外热烈关注和好评。2011年，外媒关注的中共领导人可能透露重大信息的类似场合还包括全国“两会”、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及国内考察、国外出访和外事会见等，媒体有必要制订专门的对外报道方案。

此外，和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类似，中共建党90周年应该是贯穿2011年全年的报道主题，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报道中，都需要考虑其与建党90周年大主题的关联，并努力揭示这种联系。比如，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复杂，又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宏观调控举措可以折射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将迎来和平解放60周年，中共将如何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此外，全国“两会”、博鳌论坛、夏季达沃斯、国庆62周年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同建党90周年报道统筹考虑。

即使是那些无法预知的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甚至是突发事件，也都可能与中共执政理念、执政挑战、执政新举措和执政成效等有内在联系，比如，汶川地震中新华社曾对外报道过板房中的党支部。总之，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需要用更开阔的视野和联系的观点，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

着力表达，谋求国际传播实效

建党90周年对外传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表达技巧是执行层面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新闻驱动。建党90周年的对外报道必须十分重视新闻性原则，要用事件、现象或“最新发生”推动新闻，深度报道也要缘事而发，要加强“热策划”，不炒冷饭。官方媒体尤其要充分发挥自己在重大新闻授权和权威解读方面的优势。关注海外涉华热点，及时加以跟进、澄清和分析，也属于新闻驱动的范畴。

善讲故事。对外报道中共建党90周年的大主题时要尽量将抽象的理论或政策用生动典型的故事来解读，如以江苏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反映中共党内民主进程，用类似的“新鲜事”以小见大，通过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趣味性，吸引和影响海外受众，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客观平衡。要摆脱高调宣传成就的旧思维，客观平衡地报道中共带领中国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挑战，并探讨解决方案。正如总理所讲的那样，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国力显著增强的今天，对外报道采取更加客观平衡低调的手法，有利于赢得海外受众，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中共建党90周年对外报道有浓重的国际传播色彩，这就需要提升跨文化传播水平。比如，针对海外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受众，制订分众化的报道策略。再比如，对中共提出的执政理念和术语，用符合外国文化特点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不要硬译、直译。

第4篇：对外传播范文

填补外宣空白

近年来移居海外的少数民族华人、华侨数量不断增加，移居的国家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侨务部门近年公布过新疆地区海外维吾尔族华人华侨的概况：哈萨克斯坦有维吾尔族侨民20万、吉尔吉斯斯坦约15万、沙特阿拉伯约15万、土耳其约4.5万、巴基斯坦约2万①。

少数民族侨民移居海外之后，往往出现文化上的不认同感。一方面无法融入所在国主流文化，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障碍和隔阂，又很难被当地华人圈接纳。他们渴望了解国内的情况、了解家乡发生的变化，但是苦寻无门。这也正是外宣的一项空白，而这个空白终将由民族语言媒介来填补，民族语言广播更是应该担负重任、发挥所长，将来自祖国的信息传递到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区。

在对外宣传如火如荼的今天，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应利用自身优势，担负起外宣职能、扮演好传递正面信息的角色。向外界传递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全面进步的战略。宣传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项民族政策以及我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现有的民族语言广播节目，内容以新闻资讯、音乐和生活为主。其中音乐、生活类节目可直接落地在境外播出，而占有重要地位的资讯节目，则需要转换语境、以适合海外传播环境的内容和方式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主动“走出去”

实现间接落地，达到辐射性外宣效果。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普遍处于祖国边境，与邻近国家有着绵长的边境线，且具有相近文化和语言的优势。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自治区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东北部与蒙古毗邻，北部同俄罗斯联邦接壤，西北部及西部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接界，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

边境两边的居民普遍使用同一种语言，这是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在该地区传播的先决条件。在此条件之外，国内的民族语言广播还需要对边境城市和邻近国家民众收听习惯和传播方式进行调研，并有针对性地制作符合受众胃口的各类型节目。

实现播出内容本土化、传播大众化、受众忠诚化。国内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普遍以民族地区听众为目标受众。新闻资讯类节目以硬新闻为主，缺乏软性内容和反映民族地区民生、民情的内容；生活类节目更是缺乏满足海外少数民族侨民需求制作的节目。因此，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要真正走出国门，担负起对外宣传的重任，还需要从自身节目内容入手，为海外少数民族受众服务。

通过使馆及当地华文媒体等渠道，对海外少数民族侨民情况进行调研。调研应围绕以下几点进行：主要城市少数民族侨民数量、所属民族、使用语言；侨民教育背景、现从事行业及家庭情况等。通过以上调研所得结论，选择现有节目中符合对外宣传、适合境外少数民族侨民状况的节目用于境外播出；此外，可针对不同国家，制作专题节目。

在我们加强国内民族语言广播这一对外宣传职能的同时，也应当清醒意识到境外民族语言广播一直觊觎着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大功率短波加强覆盖，传播符合对方利益的资讯节目、传递与我核心价值观念相悖的价值体系和与国内少数民族基本制度、政策反向而行的意识形态。

面对花样不断翻新、手段不断调整的境外民族语言广播，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不能再满足于现状，停留在闭目塞听、自说自话的状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的传播效力，以适应对外宣传的节目水准来办好民族语言广播节目。我们在适应国家对内、对外宣传的需要，守好民族语言广播固有阵地的同时，要及时拓宽传播的渠道，平稳推进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走出去”的道路。

用好新媒体手段，多渠道推进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走出去”。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传统广播出现了网络化的趋势。广播电台纷纷开设网站作为自己节目的新型传播平台，而广播与网络结合之后形成了两种主要的传播形式，简单地说就是直播和点播。正如BBC的克里斯-韦斯科特所说：“广播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死亡，但是会改变。”②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更应抓住发展的时机，加大改革的力度，利用好新媒体的大发展，多渠道加大少数民族广播外宣力度。

2010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推出了融蒙、藏、维、哈、朝、汉六种文字于一网的中国民族广播网，实现了五种民族语言广播节目音频、视频和图文的网络呈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民族语言广播与新兴传播方式结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侨民居住较为分散，这一点在北美和欧洲国家比较普遍。对于广播节目来说，虽没有地域界限、传播方式较为灵活，但是由于散居侨民较多，想要形成一定影响力并产生积极的外宣效果，还需要寻找解决途径。

（二）境外已有的部分民族语言广播对我外宣的挑战和负面影响不可小觑。目前已知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均拥有自己的藏语短波和网络电台，而北美和欧洲主要国家也有部分维吾尔语社区广播。这一方面反证了我国民族语言广播走向境外、参与国家对外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我们在境外顺利播出、获得受众认可提出了挑战。

（三）前方编辑部和记者站的角色缺失，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外宣效果有一定影响。由于境外少数民族侨民相对数量少，社区广播可能是民族语言广播在海外的主要存在形式。社区广播对节目内容本土化有相当高的要求，如前方没有编辑部、记者站或者固定的供稿人，势必对节目内容的采制和传播效果有所局限。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担负起对外宣传的职能，是广播业务发展的新亮点，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跨境传播现象。广播电台和相关领域从业者如何把握机遇、深度改革探索，用民族语言将中国的声音传遍世界，将是民族语言广播工作者面对的新挑战。

（作者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合作处）

【注释】

第5篇：对外传播范文

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积淀和延传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文化、观念、政策、制度以及行为方式，这些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传统”。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目的和传播路径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形成了本文所称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本身并无所谓优劣褒贬，其存在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渊源。

传统发生于过去，却支配着现在，影响着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从我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实践中窥见这种政治传统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痕迹。近年来，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史中的政治传统，不仅有着学理的旨趣，更有着现实的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出发，围绕古代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传统，梳理其历史表征，探究其思想渊源，进而检视其在现时代的衍变和转向。

一、政治传统的历史表征

关于我国古代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今人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录，是有关周穆王出访随演的传说。周穆王是西周王朝第五代国王，据《穆天子传》记载，他在公元前964年带领一支庞大的乐队，经河西走廊来到中亚的“玄池”，向当地的部落酋长展示了规模盛大、持续三日的音乐演出，是谓“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日乐池”（《穆天子传》卷二）。这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有着久远的历史，并且从一开始就和君主的对外政治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历史记载来看，我国古代表演艺术主要有着境内传播和境外传播这两种对外传播模式。境内传播就是通过“乐宴来使”等方式，使得来到中国的域外人士观摩、学习和认知中国表演艺术，进而将中国表演艺术带回自己的国度；境外传播就是通过“外派使臣”等方式，将中国表演艺术带至域外，从而实现传播的效果。这一来一往的传播之中，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特征。

（一）境内传播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力昌盛，加之从中土通往中亚乃至西亚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往来频繁，这一时期的跨地域艺术交流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民间流行乐舞百戏，也称“散乐”，是一种包括了杂技、武术、魔术、角斗、音乐、舞蹈和滑稽表演等多种形式的串演。这种表演艺术形式深受外国使者的喜爱，汉朝统治者也经常举办十分盛大的演出招待外国来使，以展示中国的繁盛和富裕。欧阳询《艺文类聚》引《汉武故事》说：“未央庭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里内观，角抵者，使角力相触也，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所捕述的就是汉武帝时期为招待外宾而举行的一次演出。

“乐宴来使”盛大之极，当属隋炀帝。隋炀帝爱好乐舞，又好大喜功，他“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隋书?音乐志》）'以实力雄厚的宫廷乐舞团队为基础，经常向西域来的使者展示盛大的表演场面。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绵延五千步的戏场，通宵达旦的整月演出，仅乐器演奏者就有一万多人，可见演出规模之大，使得西域客人看到如此盛景之后纷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炀帝这样做的目的，即在于“以示中国之盛”（《隋书?裴矩传》）。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有着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实力。这种国家实力，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还包括文化影响力，亦即使一种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自然流向另一种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的力量。正因为此，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纷纷派出众多的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访问和学习。唐朝政府不仅以歌舞盛会招待他们，还为他们提供学习中国文化艺术的机会。以日本为例，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在学习中国汉字、儒学和佛教的过程中，也使中国表演艺术在日本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现存日本的一件唐代弹弓上，就有漆绘图案反映了当时顶竿表演的场面。在日本的奈良古都书院中至今收藏着许多中国古代舞蹈的道具。据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统计，仅唐代乐舞输入日本的即有十调48种，其中就有著名的《破阵乐》、《春莺啭》和《兰陵王》等乐舞。

（二）境外传播

在中国古代的国际交流中，不仅域外各国遣使来华，中国历朝历代也会派遣使臣出使外国。这些使者在出使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的音乐、歌舞等表演艺术传播于所到之处，使得各种表演艺术获得了对外传播的机会。例如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宋太宗时王延德出使西域高昌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表演艺术在西域诸国的传播。明清时期，外派使臣更为频繁，大批使臣被派往朝鲜、安南、琉球诸国。例如，中国政府定期派遣使团前往琉球岛国，行使册封、授印、诏谕、赏赐和吊祭等礼仪。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首次派使者到琉球，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507年间，明清两朝24次册封，共派出正、副使43人。中国册封使及其从客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艺术对外传播的主体。他们大多为受过教育的高级文官，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和艺术造诣，在琉球居留期间，他们或受邀授课讲学，或交流切磋才艺，不仅传播了中国的书法和诗歌艺术，也传播了中国的乐器和曲谱。

除了外派使者，另外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也间接促进了中国艺术播撒至域外，例如和亲、屯田和战争。以汉朝为例，和亲是用以处理西域关系的重要政治手段，如汉武帝时先后派遣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王国和亲联姻。在和亲的过程中，常常会有由乐师和艺人组成的表演团队作为嫁妆，陪伴公主一同进入异国他乡，在客观上使乐舞百戏有了输入西域的契机，对中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有着积极的作用。秦汉时期的屯田制也间接促进了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汉武帝派张骞二使西域，打通了中亚交通，随后武帝在河西设郡并移民屯田?进一步巩固了“丝绸之路”东西段的连接。秦汉及其以后设置的屯田制，使得大量屯田区的军民将中原的乐舞带往西域周边?得以与当地文化艺术融合。此外，战争也会造成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例如汉末中原战乱，不少民众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迁徙避乱，使得中原的乐舞百戏向西域流传。

从上述史实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有着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这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传播主体上，政府及其官员构成了重要的传播主体，虽然同时也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民间主体的传播行为，但是官方无疑占据着对外传播的主导地位；二是在传播目的上，政治目的是对外传播的主旨所在，换言之，艺术对外传播常常是出于展示国力、炫耀国威、德化蛮夷、威压海外的目的；三是在传播路径上，艺术对外传播与国家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外交活动紧密相关，艺术与政治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四是在传播动力上，艺术的对外传播是以国家实力特别是政治实力为后盾，这也是“国家强则传播盛、国家弱则传播衰”的原因所在。

二、政治传统的思想渊源

古代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传统，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一方面，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乐制度，使得“乐”与国家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即所谓“乐与政通”；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和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使得文化艺术成为对外交往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左传?僖公七年》）的重要工具，即所谓“怀柔远人”。

（一）乐与政通

礼乐制度起源于约公元前11世纪的“周礼”。随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确立，礼乐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文化的基础。周礼本是在原始巫术礼仪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其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以便形成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并从中衍生出一套包含了仁、义、智、信、忠、孝、悌、廉等伦理范畴在内的“礼”。周初“制礼作乐”所深藏的思想就是，表面上是为祭祀而进行的原始乐舞活动，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协调现实统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乐”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是诗歌、音乐、舞蹈、杂技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有着大众参与性、娱乐性和通俗性，比较适于大规模展示和现场交流，具有极强的感染效果和教化作用。“乐”尤其是仪式性的乐舞，本身已经成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历朝历代都将乐舞看作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大事，即如《乐记》所言的“乐与政通”。

这种思想观念表现在艺术传播上，有着两个主要特点：一则是“功成作乐”的内容选择；二则是“乐宴来使”的场合规定。中国历代都有以雅乐舞来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惯例，即《乐记》所谓之“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例如唐太宗为歌颂自己的武功而创作了著名的《秦王破阵乐》。而且，在大大小小的祭祀、朝会、庆典和宴飨等公开场合中，官方都有使用这些乐舞的具体规定，当这些乐舞表演发生在对外交往中时就产生了对外传播的效果。

（二）怀柔远人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就是西方汉学家所说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正如《诗经》中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这样一个总合的世界中，中国居于中心地位，“四方”则为“四夷”，从而构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就表现为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感色彩的“朝贡体制”。朝贡体制一直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开展对外官方关系的基本模式，直至近代才被“条约体制”所完全取代。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在构建和维系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天子应该秉持“王道”而摈弃“霸道”，应当“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正所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礼记?中庸》）。孔子也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统治者相信，礼乐能影响观礼者，并使之在心中确认统治者的德行与权威。即如费正清所指出的，“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礼乐结合，使得艺术表演成为统治阶级的礼仪制度的一部分。基于此，礼乐的对外传播便成为通过“文德”来“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

总之，历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乐舞可以感化人的内心，并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功能。具体而言，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对外传播本国的表演艺术，或许是因为要以乐舞作为一种仪式，达成两国间的协议；或者是出于天子统领天下的优越感，意在表现自己的威仪，并以乐舞教化“四夷”；或者是因为音乐常被视为国家兴亡的晴雨表，试图以乐舞来表现太平盛世；或者是为了通过乐舞来向外界表明和宣扬天子的功德；又或者是为了表现天子“与民同乐”的形象……这些心理或者说动机，最终都能够找寻到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即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可能会呈现出新的形式和样态，但是其政治功能和外交作用则是一以贯之的。

三、政治传统的现代衍变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古代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历史和建国后我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实践对比来看，不难发现两者在传播的表象上的相似之处，亦即对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的强调。新中国建立后，出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考虑，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传播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更多地依仗官方而非民间，所传播的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但不同的是，现代政府往往会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对传播行为进行规范化的指引，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由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加以贯彻实施。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急需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于是，在“文化先行，外交垫后”的外交方针政策下，政府主导了一系列涉外艺术表演活动，使之成为国家外交的途径之一。例如，中国京剧院、上海京剧院等文艺团体纷纷被派往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同时，剧团的国营化也使得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具备了体制上的支持。

在这些“文化外交”活动中被津津乐道的一次是，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瑞士日内瓦会议时，亲自策划了一次电影招待会，向外宾隆重推介了建国后拍摄的第一部地方戏曲影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次把越剧带到国际上，使越剧走向世界”。后来，这部电影戏曲片又被送往捷克斯洛伐克、爱丁堡等地参加国际电影节和艺术节，都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好评。这次文化外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推动中国越剧不断走向世界舞台。在此影响下，中国越剧代表团于1955年应邀赴民主德国和苏联访问演出，四年后又在越南刮起了。r越剧风”，紧接着又让香港居民为之倾倒。

1958年，文化部组织中国戏曲歌舞团出访欧洲七国。筹备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一些中央高层领导参加了剧目的挑选和审查，选定俞振飞和言慧珠为主要演员，演出剧目为《百花赠剑》和《惊变?埋玉》。半年之间，访欧演出团先后去了捷克、瑞士、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英国、波兰七个国家二十四个城市，共演出一百零二场，观众达九万多人次，最后转道莫斯科回国。“这次出访，与其说是文化交流，不如说是一次政治性很强的外交活动。当时，西欧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还没有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通过文艺演出，不仅可以增加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艺术传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对外传播表演艺术时，在内容选择和传播做法上往往过于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这对于长期对中国持偏见和敌视态度的西方国家而言，更容易招受他们的抵制，而无益于艺术的传播。特别是文革时期“样板戏”的传播，其政治色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集中反映彼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八部“样板戏”，被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宣传，“但凡有国外贵宾或代表团来访，‘样板戏’都是外宾必看的文艺节目，有时甚至组织来访贵宾集体观看”。

四、政治传统的反思与转向

实际上，并非只有中国在对外传播本国文化艺术时才具有政治传统，有鉴于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重要政治功能，世界各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并加以扶持，常视其为文化外交的重要部分。各国在对外传播表演艺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上的色彩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在运用这种手段处理美苏“冷战”问题而尝到“甜头”之后，美国充分认识到艺术交流在构建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今天的美国不仅抢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传播阵地②，而且不失时机地扶植和利用自己的表演艺术对世界各国发挥文化影响，宣传积极正面的美国形象，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政治霸权。当政治外交过于敏感时，文化外交往往能在政治防线之外迂回渗透。例如2008年，在美国与朝鲜就核问题进行紧张的对立和谈判时，纽约爱乐乐团在美国国务院的推动和朝鲜方面的邀请下赴朝鲜演出，完成了一次文化外交上的“破冰”之旅。

在当代，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官方或半官方的艺术管理机构，建立健全艺术补助机制，扶持本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例如2003年7月，美国国务院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为国务卿提供文化外交政策的建议。在一些“政治一统型”国家（如中国和法国），都单独设有文化部并联合外交部来管理国际艺术交流事务。例如法国的艺术行动联合会（Association Fran?aise d’Action Artistique）即专门承担和服务于该国各种国际艺术交流的业务，它具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部门，所以它“无论在表演艺术或视觉艺术的国际交流，皆扮演财务支持者的关键角色，惟其决策深受法国官方、特别是外交部及文化部的影响”。这些机构有效推动了本国艺术家或艺术团体参与国际交流，也资助和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国际艺术表演活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各国也越来越重视通过其官方代表来促进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进而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对外战略意图。这有利于解决文化艺术对外传播中的“排异”问题，避免其他国家对“意识形态”方面内容的敏感和猜疑。因此，同其他文化手段一样，表演艺术对外传播中的政治色彩往往被掩盖起来，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政府鼓励或支持民间文化项目的方式来开展对外传播，如政府资助或授权非政府组织来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这在给艺术交流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实际上也能更好地实现其政治目的和功能。

有鉴于此，当前中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必须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面临着从政治目的向多元目的、从官方主体向民间主体、从单一路径向多元路径的转变。

首先，在传播目的上，要从单一的政治目的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目的转变。也就是说，政治目的要与经济目的、文化目的并行。这是因为，单纯的政治和外交目的不足以形成对外传播的强大合力，在通过对外艺术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同时，不能总是自费“走出去”。在文化艺术“走出去”的同时，也要“引进来”，形成深层次和高水平的文化和艺术交流。不能只重产业却不重文化，片面强调经济动力，忽视文化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要求。

其次，在传播主体上，要从官方主体向民间主体转变。在以往的传播模式中，官方主体构成了主导的甚至是唯一的传播主体，其优点在于传播的规模大、资金足、效果明显，但是其缺点在于政治色彩过浓，他国的传播受众可能产生排斥心理，而且常常表现为单向的文化输出，缺少国内外人民间的互动性，使得整个传播过程给人一种刻板印象，这也是中同以往通过官方组织对外传播表演艺术的一个总体特点。今天的对外传播和过去相比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深入，传播主体已不再能局限于官方，而应当有效地调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这样的民间力量。相比较而言，民间主体参与和主导的对外艺术传播具有形式多样、灵活高效的优点，可以充分动用地方资源、反映地方特点，并且能够实现国内外民众间的平等交流和互动沟通，因而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第6篇：对外传播范文

挑战

我国学者将中国非传统安全概括为六大类型，分别是：以民族分裂问题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为基础的恐怖主义问题；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问题；以大规模流行疾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资源安全问题；犯罪和洗钱的跨国犯罪问题。

在上述六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恐怖主义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和公共健康问题在当前中国的对外传播中尤为突出。这主要是指这三类问题一旦发生，事件本身比较具有新闻性，容易以小见大，放大社会心理中的恐惧。而政府部门对这三类问题的掌控能力相对比较弱。同时，国际舆论也很容易因为这三类问题，加大所谓的“中国”、“中国不确定论”走向。

理想中的一个国家对外传播形态，应当是“稳定结构＋长期效果”。即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对外传播体系中，持续进行价值观和人民形象的双重塑造，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传播态势，以期通过较长一段时间，塑造一个稳定的国家形象。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这种理想状态比较难以出现，毕竟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安全环境的影响就是其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挑战，在于两个具体的方面。

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打破了对外传播稳定结构的要求，在转变国家战略的同时，往往会带来对外传播的目标和手段的偏向。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可预期，具有爆炸性、偶然性、恐怖性、心理可传染性等一系列社会特点。如果没有“9・11”事件，美国整体国家战略的重点不会迅速转向反恐，势必会对亚太地区保持较高的安全威慑和意识形态压力。而对中国来说，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直接形成了“奥运会语境”和“后奥运时展语境”的话语危机，让中国的对外传播不得不分出具体的力量，来回答国际社会对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质疑。

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国际国内的舆论分化。21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手段的娴熟运用，全球舆论环境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所谓的中心和边缘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维基解密现象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信息流动发生根本的变化，传播者和受众的信任关系发生了直接改变，传播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平行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所谓的“忠诚度市场”也出现了萎缩。当前阶段，是新媒体产生以来对政治环境和传播环境影响最集中、最强烈的时期。非传统安全议题在这个时期的出现，分化了社会舆论，消解了政府部门、国家机器、舆论领袖和权威媒体的权威性。无论从时效性上、平衡度上、客观性上，非传统安全都产生更多个体化的表达、标签化的表达、极端化的表达，也更容易为袭击者或者威胁议题所操纵。比如2007年发生在印度孟买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不但使用“恐惧的政治”这一手段，而且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直接了解外界的反恐行为。2009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流行传染病，总被冠以“末日”、“死亡”之名，就是这一体现。

特点

从目前来看，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为国家战略对象，已经势 在必行。除了各个应对部门之外，对外传播的国家队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需要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了解非传统安全形势下对外传播工作的几个新特点。

恐惧的政治化――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政坛人物撒切尔夫人，就担心恐怖主义会用恐惧绑架政治，改变决策者的议程，或者改变议程顺序。所以大多数被称之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内容，都有政治化趋势。甚至有学者如Paul Wilkinson认为，“在民主社会当你说到‘恐怖主义’一词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说‘媒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典型的非传统安全议程：例如1993年的美军进入索马里；比如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变暖”问题；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当然，我们不否认非传统安全很重要。但是所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新闻报道之后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议题政治化。在我国目前的对外传播工作中，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语境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用文化内涵去塑造国家形象，但是恐惧的政治化，对于我们的习惯手段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感知的集体化――坦率地说，今天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不如传统安全的威胁，比如侵略、核扩散那么容易产生大规模杀伤效应，它往往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隐蔽性，反而容易让少数潜在的受害者，或者已经的受害者把个人感知上升为集体感知，推动社会舆论爆炸式的发展。比如我们在观看了莫斯科大剧院、地铁和机场的恐怖袭击之后，自然会产生集体反应，对我们身边的安全环境提心吊胆，这也给更多的恐怖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手段。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模仿能力或者可复制能力极强，人们总是习惯把效果戏剧化，非传统安全威胁注重戏剧性的传播效果，为此几乎所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都自然和阴谋、恐怖、不道德、色情等带有人性上的弱点联系在一起。因此非传统安全有一套自行的传播逻辑，基本上可以描述为“事实――情绪――阴谋――新的事实”这样的环节。当然实际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曾与美国情报机构有关，疯牛病又曾和实验室病毒相联系。因此在对外传播中，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事实和原因常常是分裂的。国际舆论容易接受对事实的描述，但是很难接受对原因的简单定性，也就不容易改变非传统安全的成见。

敌我的标签化――自“9・11”事件以来，全球反恐活动在传播行为上的一大特点就是贴标签。无论是“恐怖主义组织”，还是“邪恶轴心”，或者是“第二次非典”、“21世纪的黑死病”，还有“大萧条卷土重来”等等，这些都是标签性的新名词。有的时候这种标签有助于理解威胁，但是更多的时候标签化不给深刻分析留出空间。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媒体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发生时，如果不善于制造标签，就势必要追随标签。而在舆论上看，标签化产生的成本很低，传播效果又比较好，国际主流媒体在这方面常常获得先机。

这几个微观上的特点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来说，非传统安全在政治价值上可能赶不上全球性的某些大问题，但是从新闻价值上值得关注。举例而言，20国首脑的会晤可能产生更多的重要成果，但是会议期间的一次自杀性袭击可能改变媒体关注的顺序。美国国会研究部在1997年10月22日递交的报告《TERRORISM,THE MEDIA,AND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S,TRENDS,AND OPTIONS FOR POLICYMAKERS》中，曾专门就恐怖主义威胁的对外传播谈及五点应对策略，即：（1）资助政府－媒体联合培训；（2）建立政府层面的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信息中心；（3）提升多媒体使用手段；（4）提供无偿的媒体报道指导；（5）监控针对媒体或操控媒体的恐怖主义行为。当然这其中还没涉及媒体在非传统安全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第7篇：对外传播范文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与人的意愿背道而驰。虽然我有为外宣工作添柴加薪的鸿鹄之志，虽然我倾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研读了不少外宣理论书籍，但是收效甚微，对于新时期外宣工作的特点、规律、及亟需破解之“瓶颈”等的认识，依旧十分粗浅地停滞于书本之上。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书本理论向实践经验的转化，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外宣战士呢？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时任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的王作权教授将他订阅的《对外传播》杂志送给我，说：“《对外传播》杂志是咱们外宣人的良师益友。隔行如隔山，几年前，得益于它的如影相随，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理论处处长到外宣办主任的角色转换。今天，我把它推荐给你，希望它扶你走上外宣路。”

王主任是全市外宣系统德高望重的行家里手，在全国系统亦口碑极佳，当选为全国城市外宣工作协作会理事会副会长。他语重心长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他手中捧过散发着油墨馨香的《对外传播》，仿佛郑重地接过前辈外宣人传递给外宣新生力量充满期冀的接力棒，顿感重若千钧的信任的力量激荡于全身，除了努力，我别无选择。

于是，《对外传播》成为我形影不离的良师益友。我就像一名虔诚的小学生，逐字逐句研读、领会、思考其中充满实践真知的记述，大目标被具体化、情节化，大理论被细节化、生活化，以案说理，以理载道，着眼当今世界外宣视野前沿，着手于细枝末节终端，理论与实践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我如沐春风，欣慰地感悟到——外宣工作与自己竟是那样近在咫尺、亲密无间！

《对外传播》就像一位博学的母亲，润物细无声地搀扶我这个牙牙学语、亦步亦趋的笨小孩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阳光和雨露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外宣之路。攀着“业务探讨”的阶梯，登上“理论平台”，放眼“国际视野”，纵览“一线传真”，探究“案例剖析”，深感外宣无小事，处处留心皆学问。只要你以一颗恭谨、执著、热忱、坦诚之心待它，它便会赋予你无穷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

《对外传播》引我走上外宣路，使我从一名毛手毛脚、一头雾水的门外汉，成长为将思想着眼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上来，着眼于提升城市对外影响力上来，着眼于塑造和展示城市发展新形象上来，着眼于为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上来，站在新起点，研究新形势，聚焦新目标，迎接新挑战，较好地参与了“秦汉唐·观天下——2008文化之旅新闻采访活动”、“感知陕西 尽览人文——2012全国电视联合采访活动”、“文化中国——2013海外华文媒体陕西行”等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外宣活动。

值《对外传播》创刊200期之际，赋七言一首，谨为恭贺——

第8篇：对外传播范文

每位留学生都是民间大使

大量中国年轻人出国留学，带去了中国人的面孔、文化甚至国家形象，他们出国留学本身就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推介。他们中的一些人，毕业后留在国外创业、工作，很多人的工作内容就是跨文化交流与科技交流合作等。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受到各国重视，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在访华期间，曾表示美国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要增加到10万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北京亲自启动了“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

赴外留学生的猛增难免导致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出现，中国有关方面应加强出国留学人员的出国前教育，让其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风俗和法律。不久前在韩国举办的中国留学生庆典活动中，中国留学生展示传统服装、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舞蹈，赢得阵阵喝彩。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言谈举止得体，向韩国社会展现了很好的精神面貌。但也有少数中国留学生在活动现场有一些不当举动，如有学生用书包抢占贵宾座位、靠近舞台拍照干扰现场摄像，有的同学多次被组织方提醒仍我行我素，甚至有的中国留学生与组织方进行理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在《南方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呼吁，对有需求的中国留学人员展开公共外交基础性培训，使他们丰富对留学国的文化认知和政治认知，帮助他们能够自觉地成为“民间大使”。

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华留学空间巨大

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措施吸引留学生前往留学。韩国政府推出立体的留学生支援政策，整合高校、社会等多方力量积极改善外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取得很好的效果。截至2011年6月末，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从2004年的1，7万人快速增加到8.7万人。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推出“接受10万人留学生计划”；2008年又推出“30万人留学生计划”。截至2010年5月，在日本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14.2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2001年到2008年期问，来华留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20％，当前在华留学生的人数超过24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实施来华留学预备教育，增加高等学校外语授课的学科专业，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要争取到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当年外国留学生数量达到50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2006年各国接受学历留学生的人数如下：美国58万，英国33万，德国26万，法国25万，澳大利亚20万，日本13万，俄罗斯8万。尽管2009年到我国留学的留学生总人数为23万多，但其中学历生仅为9万余人，这个数量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甚至日本都差距很大，中国在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华留学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在外国留学生中培育“知华派”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强调，要在外国留学生中间通过公共外交的手段大力培养“知华派”，让绝大多数外国留学生能够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使他们也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员。

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制定目标明确、细致、可行且富有人情味的行动计划，才能更好地发挥本国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让更多留学生来华留学并喜欢上中国。目前，在留学生医疗、奖学金、宿舍、亲人签证、接触中国文化等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做。日本为了让留学生接触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组织了很多社会团体与组织，动员了家庭主妇、退休老人等很多志愿者，定期与在日各国留学生开展聚餐、联欢、旅游、文化交流等活动，成为留学生接触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第二课堂”。

此外，在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依然有必要通过校友会、合作研究、研讨会、联欢、邀请来华等方式提供“追踪”服务，培育更多真正喜欢中国、推广中国的坚定“知华派”。这项工作既可以推动留学生所学专业领域内的中外交流与合作，又能促进留学生公共外交，可谓一举两得。如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追踪项目，“回国外国人留学生短期研究制度”向留学结束后在本国从事研究工作的回国留学生，提供在日本的大学进行短期共同研究的机会。此外，这个机构还负责派遣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的指导教员到中国进行面对面的研究指导(回国外国人留学生研究指导事业)。这个机构还发行“日本留学网络邮件杂

志(Japan AlumnieNews)”，向已回国留学生提供有益的信息。

第9篇：对外传播范文

【关键词】5W模式 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 文化战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显著的地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竞争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文化发展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12年中共十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理论基础，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分析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现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建议和策略。

一、理论基础——拉斯韦尔“5w模式”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是传播学的先驱之一，1948年他在题为《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5w模式”或“拉斯韦尔程式”的过程模式。②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5W分别是英语五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它清晰地阐述了社会传播的基本过程和五个基本构成要素，揭示了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点，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成效与不足

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建国至今，政府和党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也暴露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和不足。

1、成效

从传播者层面看，中国传媒国际影响力增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际传媒的实力增强，他们可以通过卫星、互联网向世界传播自己的声音；开办各类专门传播中华文化的节目，如《中华医药》、《华夏文明》等；报纸、电视、网络多媒体的融合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平台，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从传播内容来看，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内容日趋多样，加深了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播内容不仅仅是汉语言的传播，同时还包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统手工艺、饮食文化、影视作品、书法绘画作品等的传播。此外，中国还通过举办文物展和主题公园等，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传播渠道来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渠道不断拓宽，形式更加多样。例如我国成功举办了“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在世界各地创办了孔子学院、文化中心，开展文化贸易，促进骨干企业和文化品牌进入国际市场。此外，在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一些国际平台和合作渠道，如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同时还利用国际书展、国际电影电视节、国际文化艺术节等国际化商业推广平台，实现海外销售与发行促进了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和中国文化理念在世界的传播。

从受众和效果角度看，我国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如通过各种书画展、文艺演出、电影节、饮食展等活动分别满足了受众对中国各种不同文化的需求，世界对中华文化认同得以加强，汉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各地掀起“汉语热”。例如，2009年1月上旬，韩国20位历届总理将他们联名签署的建议书送进青瓦台总统府，以敦促总统李明博尽早在小学实施汉字教育。③

2、不足

首先，传播组织偏于官方，中国传媒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力弱，传播人才缺失，个体素质有待提高。目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发声的主要是一些官方媒体，这会使一些外国人产生排斥心理，使国际上对我国媒体的信任度和认同度不高。再如孔子学院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战略，但在其中担任老师的并不是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传播技巧的人，很多都是还未毕业而派过去的实习生，造成传播个体的素质良莠不齐。

其次，文化资源开发不够、内容创新不足。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主要集中在京剧、武术、舞狮、皮影、茉莉花、民间剪纸等，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智慧并没有充分发掘出来。长此以往，难免使外国人产生一定的刻板印象。有一个外国人在其博客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歌曲非《茉莉花》莫属，中国的颜色非大红莫属，中国的建筑非长城莫属，中国的艺术非京剧莫属。”④

第三，传播渠道单一、传播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目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主要依靠政府渠道的推行，没有整合利用民间的公共外交资源，社会组织和个体参与意识弱。赵启正先生在谈及目前我国文化对外输出远少于输入的现象时也曾指出：“不说我们的文化没有资源，这里很重要的是我们对外的表达和传播的能力弱。”⑤

第四，缺少受众调查，忽视受众反馈，传播效果不够理想。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受众的文化差异，缺乏国际视野，没有根据传播地区的社会特点，进行受众分析和调查，忽略了不同国度对中华文化的不同兴趣和真正需求，使我们走出去的文化内容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不强，缺少吸引力和亲和力，甚至会造成文化误读，产生偏见和误解。

三、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分析与建议

中华文化要成为被广泛接纳的世界主流文化，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下文将根据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结合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借鉴国外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1、传播者：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传播者的素质

新闻媒体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最主要的通道，我们必须转变对外传播观念，建立对外媒体传播体系，改革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重塑媒介形象，同时加强与国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奠定基础。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在谈到新媒体与中华文化传播时曾指出：“从报纸到新媒体，他们都是互相兼容、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的，不可能哪一个消失。只是我们作为一个用户，他可以从更多的渠道来获得信息。”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有所长，所以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在发挥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应充分开掘新媒体的作用。同时，人才在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是民族文化资源的创意者、生产者和整合者，加强人才的培养，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走出去。

2、传播内容：重视创新，开掘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个性特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宣传应避免“程式化”，要细挖文化的多样性和个性，注重内容的创新发展。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很多。⑦对外文化的传播包括物质文化传播和非物质文化传播，文化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个性鲜明之处，而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它的传播。我们要立足于本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

3、传播渠道：官方、民间多渠道结合，形成合力

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多元渠道，应该把大众媒介渠道、组织传播渠道（经济传播渠道、教育交流渠道等）、人际传播渠道（学术交流渠道、智库传播渠道、华人华侨传播、旅游传播）相结合，通过发挥不同渠道的优势，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持续力。

从国外对外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来看，西方文化能迅速的成为世界强势文化，与国家政府这个强大的后盾支持是分不开的。比如“韩流”“哈韩族”的出现离不开韩国政府所实施的文化立国方针。所以我国政府在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有政策支持，还要从理念、制度和行为层面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合力。政府不仅要运用多样方式如举办文化周，主题文化活动，通过高校、作协、文联等之间的交流和对外宣传继续加强与国外的文化交流，通过文化旅游、文化论坛、文化教育交流等渠道让外国人亲身感受和体验中国的文化，通过文化创意活动，推动中华文化中的民俗、艺术、文学、戏剧传播，增强文化的发展空间和活力；还要鼓励人民在海外从事商业、教育和其它活动的方式，借助文化产品的渗透力，在无形中传递中华文化，扩大其在世界民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受众及传播效果：细分受众市场，建立反馈机制，注重传播效果

文化对外传播是一种差异化传播，我们应该注重与受众沟通，构建有效传播渠道，建立反馈机制。地域或国家不同会存在语言习惯、接受方式等的差异，我们要细分市场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如对非洲国家，我们可以加大力度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而对欧美，可以淡化政治色彩，着力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先求文化认同，再求政治理解。⑧这样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进行传播，使中华文化更容易被接受，也不至于产生文化误读。只有科学有效的进行传播，才能使传播效果最大化。

结语

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将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可以促使不同国家的价值利益趋向一致，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安全保障。⑨所以，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尊重传播规律，发挥传播者在传播中的作用，选择最适宜的传播内容，选择最合适的传播方式，同时考虑受众的需求及反馈，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1（9）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0

③《韩国历届总理联名建议实施汉字教育》[EB/OL].新华网，2009-1-12

④《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中国软实力不足美国1/10》[EB/OL].人民论坛网， 2011-2-21

⑤《赵启正谈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EB/OL].人民网，2006-11-27

⑥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谈新媒体与中华文化传播》[EB/OL]. 2010-08-26

⑦周瑾，《中国元素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J].《对外传播》，2008（8）

⑧蔡哲远，《相信中国，寻找下一个比尔·盖茨》[J].《经济导刊》，2008（2）

⑨刘洪顺，《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刊》，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