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意大利精选(九篇)

第1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一、相同点

1．背景相同。19世纪中期，德意志、意大利还处在严重的分裂之中。德意志在形式上是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的松散联合，其中最强大的是南部的奥地利和北部的普鲁士。意大利不仅处在分裂中，而且大部分地区和邦国受外国控制。19世纪，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扩展，德、意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国家的分裂状况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经济的发展要求把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又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2　都有一个中坚力量。有可能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的只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但是普鲁士具有更大的优势，如：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经济发达；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普鲁士是一个纯粹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国家，统一决心坚定；统治阶级实力雄厚，野心勃勃，最后，统一的旗帜终于落到了普鲁士的手中。

撒丁王国是意大利惟一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它位于意大利北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意大利力量最强经济最发达的邦国，政治也比较开明，是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中心。同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的旨在自下而上完成统一的多次武装起义连连受挫。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希望撒丁王国来领导意大利的统一大业。

3　都有一个中心人物。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要实现德意志统一，最终要靠武力解决问题，他推行“铁血政策”，号称“铁血宰相”。1852年，加富尔出任撒丁王国首相，他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撒丁王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4　都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德意志统一是通过三次战争实现的，先后爆发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1871年初，德国终于完成统一。1859年，撒丁王国争取了法国的支持，联合对奥地利作战。第二年基本完成了北部意大利的统一。

5　都有一个共同的敌手奥地利。德意志通过普奥战争将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联邦；意大利借助于普奥战争摆脱了奥地利的控制。

6　统一后都保存了大量封建残余。德意志的统一结束了德意志长期分裂的状况，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旧制度，特别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意大利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意大利的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顽固，自然资源又缺乏，资本主义发展困难重重。

二、不同点

第2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欧洲人心中的理想行长应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他必须具备财政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专业背景，并需在银行业担任要职，拥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合理巧妙协调不同部门的分歧；既可以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些在欧元区占有绝对地位的人物平等对话，也能够成为其他弱小欧元区国家值得信赖的领航者；同时，还要在全球金融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近日，欧盟领导人批准任命现意大利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接替将于2011年10月任期届满的法国人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成为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

一波三折的提名

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新行长可谓一波三折，这也凸显了欧洲央行难以摆脱的政治干涉。作为欧元区最主要的成员国，德国和法国对新行长人选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政府本想推荐本国前央行行长阿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竞选，但他因个人原因在今年2月辞去德国央行行长一职，同时也放弃了竞选欧洲央行行长的机会。韦伯的意外退出，给热门人选德拉吉增加了胜算。

欧洲央行董事会由6名成员组成，行长列入其中，随着现任行长特里谢的卸任，法国人将不再占有席位。一旦意大利籍的德拉吉出任行长，意大利人将在董事会中占有两席。法国政府为此威胁推迟德拉吉的任命，要求意大利为法国让出一席。在几次交锋后，最终意大利政府让意大利籍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理事斯马吉（Lorenzo Bini Smaghi）做出妥协，提前两年结束任期，为德拉吉的提名铺平道路。

除德、法两大国的影响外，荷兰、芬兰及卢森堡等国的竞争对手既没有德拉吉的经验也没有他的信誉，这无疑使德拉吉的当选信心倍增。

民众的信任对于欧洲央行行长候选人来说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媒体风趣地调侃称德拉吉“错拿了护照”。欧元区国家中除希腊外，债务状况最糟糕的就是意大利，这对德拉吉而言可谓出师不利。由一位来自“超级债务大国”的央行行长来拯救欧元，很难让人放心。另外，意大利央行的“名声”并不好，在加入欧元区前一直是高通胀国家。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来自这样一个国家的央行行长具有更加切身的体会，因而在治理金融方面下手会更坚决。最终德拉吉还是顺利地接过了传递棒，即将上任欧洲中央央行行长。

超级马里奥

无巧不成书，曾风靡一时的游戏“超级马里奥”的主人公马里奥与这位新行长同名，无论是学识还是从业经历，德拉吉都酷似那个具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的―“超级马里奥”，历经波折，过五关斩六将地成为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出生于意大利金融世家，但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作为长子的他承担起了父母的责任。他从罗马第一大学本科毕业后，于1976年，受到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里阿尼和主索罗的真传，拿到了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德拉吉也是获得此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意大利人。随后德拉吉曾全职担任佛罗伦萨大学教授，现在还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董事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研究员。从1984年到1990年期间，他在华盛顿担任长达6年的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

1990年，德拉吉回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财政部供职10年。在此期间，时任财政部总干事的他改革了财政部内部结构，起草了一部管理意大利金融市场的法律。同时，还他实施大幅货币紧缩政策，增加税负，取得巨大成功，并推使意大利在1999年首批进入欧元区。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德拉吉走向私人企业，成为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副总裁，并因极具商业头脑而广获赞誉。德拉吉认为，公司促使他更快了解市场，与此同时快速而宽泛地增加金融领域的知识和经验。有评论曾称：“与那些只会钻书堆的经济学家不同，德拉吉真正了解私人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2005年年底，意大利央行面临破产，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将德拉吉召回，出任意大利央行行长，并成为欧洲央行理事会委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拉吉已担任五年的金融稳定年会主席，所以被任命负责协调20国集团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事务。

凭借丰富的阅历和业绩，德拉吉被认为是在国际金融界最受人尊敬的意大利人。有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小细节：德拉吉在着装上如法国人一样讲究，不管天气多冷，都是一身得体的高档西装，从不穿外套。而冷静、专注、严谨、善于思考、不夸夸其谈的性格又极像一丝不苟的德国人。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以严厉的措施对抗通胀，正与德国央行不谋而合。尽管他是意大利人，却没有地中海国家的懒散气质。因此，金融界也戏称他是错拿了护照的意大利人。

纵观全球，很少有人可以如德拉吉一样，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学术界、国际组织、政界和商业界。当之无愧的成为“超级马里奥”，无可挑剔地成为欧洲央行行长最佳人选。

风险与机遇同在

与特里谢8年前出任欧洲央行行长时相比，欧盟经济状况已大相径庭，德拉吉这次接任欧洲央行行长之职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超级马里奥”将面临严峻的债务危机考验。在如何应对希腊债务危机问题上，他表示，不能让希腊出现债务违约，为摆脱资金瓶颈，只能让私人投资者在自愿的基础上为救助希腊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必须避免债务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预防欧元区经济和货币联盟崩溃的巨大风险。他还表示，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已经进入新阶段，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作出明确的回应来阻止这场危机的蔓延。因此，德拉吉的上任首先必须履行危机“救火员”的职责。

第3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关键词】俾斯麦 大陆体系 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263-02

俾斯麦出生于普鲁士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雪恩豪森庄园一家大容克贵族世家,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俾斯麦的主要功绩,一是他通过三次战争统一了德国,结束了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另外,则是他天才般的外交手腕支配着欧洲大陆外交格局的走向。其“外交手段的高明、眼界开阔、思想深远、在德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俾斯麦联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改写了欧洲格局,“一改以前中欧凹陷,边缘凸起的局势,在欧洲中心崛起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普法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开始建立他的联盟体系,将孤立法国作为其首要的目标。

在推行孤立法国这一政策时,俾斯麦把注意力放在英国,俄国,奥匈帝国上,实行“联俄、亲奥、拉英,反法的外交策略”。

英国有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占据了广阔的殖民地。英国认为,在欧洲大陆中应尽量避免卷入一切纠纷,自己的力量仅仅用来防止任何强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优势地位,奉行“光辉孤立”政策。在普法战争后,德国可以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法国战败,但在殖民地的角逐中,法国仍然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需要保持同德国的良好关系。其次,英国在亚洲扩张计划同俄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想利用德国来牵制俄国。

奥地利在普奥战争失败后,被迫与匈牙利贵族地主达成协议,将奥地利改组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此时的奥匈帝国对德国心存畏惧,积极推行同德国接近的政策,以便与德国合作,同俄国争夺巴尔干。

联俄是俾斯麦大陆体系的核心。俾斯麦着重拉拢俄国。1873年5月6日,俄德签订了一份简单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二十万精锐部队予以援助。显然这是针对法国和英国的。俄国要求奥加入俄德新成立的军事协定,但奥国怕卷入对英的战争,草拟了一个很模糊的兴勃隆协定。1873年10月,威廉一世加入兴勃隆协定,三皇同盟成立。三皇同盟的成立使俄国能够全力以赴的在中亚应对英国,而德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条约对法国进行侵略。但是,从签订条约之时,三皇同盟内部就矛盾重重。

柏林会议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柏林会议是在俄土战争之后,欧洲列强召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俾斯麦利用这一机会,力促柏林成为欧洲事务的中心,进一步孤立了法国。英国打击了俄国,俄国被迫放弃了部分胜利果实。柏林会议后,欧洲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俄奥关系破裂,因为奥国联合英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迫使俄国放弃了建立大保加利亚的计划,俄对奥非常不满。二是俄德关系恶化,俄国认为在会议中,德国总是偏袒英、奥,致使俄国放弃胜利果实。这俄德关系迅速恶化。俄奥的破裂和俄德关系的恶化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三皇同盟名存实亡;二是促使德奥接近。

面对三皇同盟名存实亡,俾斯麦采取进一步与奥接近的政策,奥同俄国在巴尔干的矛盾是其主要矛盾,恰在巴尔干问题上德国支持了他,因此,奥国也乐意同德国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1879年10月7日,德奥在维也纳正式缔结同盟条约。盟约规定缔约一方若遭到俄国的攻击,两国有义务已全部军力实行互助并不得单独媾和,若缔约一方遭到其他国家的进攻,另一方应持善意的中立。但如果进攻的国家得到俄国的支持,缔约双方应共同作战,直到共同缔结合约为止。 德奥同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同盟的实质是如果俄奥发生战争,德国支持奥;如果德法发上战争,奥中立。但如果,俄国支持法国,奥要支持德国。因此,德奥同盟直接是针对俄国,间接又是针对法国的。

俄奥缔结同盟,英国看到德国要成为反俄的主力,非常高兴。此时俄国认为,虽然自柏林会议后与德国关系不断恶化,但并没有发展到对抗的程度,俄国的主要矛盾还是英国,不应意气用事。德奥同盟形成虽然进一步恶化了俄德关系,但俾斯麦并没有放弃联俄的努力,因为俾斯麦认识到如果放弃联俄,就彻底毁掉了大陆体系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俄国与法国结盟,不仅不能实现孤立和打击法国的初衷,相反会使德国陷入两面受敌的处境。俄国要与德国改善关系的想法正与俾斯麦的心思吻合。1881年6月,三皇同盟续约,主要内容是,当缔约国与第四个大国发生战争时,其他缔约国保持中立。三皇同盟的恢复,对德、奥、俄都有好处。对德国来说,保证了在未来的德法战争中俄、奥的干涉,排除了法俄同盟和德国两线作战的困境。三皇同盟条约签订十天后,奥匈同塞尔维亚签订同盟条约。

由于法国出兵占领突尼斯,法意矛盾加深,意大利主动要求加入德奥同盟。1882年5月20日,三国正式签订《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参加旨在反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同盟或协定;在法国进攻意大利时,德奥必须以全部的军力援助意大利;如果德国遭到法国的侵略,意大利负有同样的义务;缔约国之一在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法国除外)发生战争时,缔约国另外两方必须对他们的同盟国采取善意的中立。三国同盟建立后,罗马尼亚又加入德奥同盟体系,德国进一步孤立了法国。

三皇同盟、德奥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和奥罗同盟构成了俾斯麦的大陆体系。“俾斯麦的大陆体系和外交活动是列强错综复杂关系的反映,也是俾斯麦外交才干的充分体现”。

二、俾斯麦联盟体系的调整

1887年后德法关系又趋于紧张,俾斯麦千方百计要把法国孤立起来。在俾斯麦促使下,1887年2月12日,英、意、奥签订了针对法国的《第一次地中海协定》,为了进一步孤立法国,加深三国同盟的团结,俾斯麦在1887年2月20日,也就是八天后续订的三国同盟条约中,答应了意大利的两点要求,及意大利向北非扩张和在巴尔干问题上享有发言权。为了确保俄国的中立,俾斯麦承诺德国承认俄对于保加利亚有绝对的支配权而且允许俄国夺取海峡时保持中立,前提是在德法战争时,俄国保持中立。由于德奥同盟已经保证奥匈帝国于德法战争时保持中立,而这个条约又保证了俄国的中立,因此被称为《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支持俄国向巴尔干和海峡方向发展,但这样明显会违背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利益。12月12日在,在俾斯麦支持下,《第二次地中海协定》签订,规定“维持东方现状”“不得对保加利亚干涉”,这样,俾斯麦在六月份给俄国的承诺在12月份又假借英国之手拿了回来,这成为俾斯麦外交手腕登峰造极之作。

这样,到了1887年,所有的欧洲大国,在德国和法国发生战争时,要么会帮助德国,要么中立,法国被完全孤立了。

三、俾斯麦联盟体系的瓦解

所有这一切,在1888年改变了。威廉一世去世后,威廉二世上台,他刚愎自用,同俾斯麦在内政尤其是外交上的矛盾越来越严重。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职。威廉二世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俄国行动完全自由了,失去德国的保护后,俄国开始将法国作为他新的伙伴同盟,而这正是法国最想要的。1892年8月17日法俄签订了法俄军事协定。主要内容是:1、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用他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他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2、如果三国同盟或组成三国同盟的国家之一动员了他的军队,法俄不需要任何事先的协议,应立即动员全部部队;3、法国用于对付俄国的军队为一百三十万,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七十或八十万。这样,俾斯麦用了20年的时间阻止法俄接近的心血功亏一篑,法俄同盟的形成,标志着俾斯麦大陆体系彻底瓦解。

四、结语

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和19世纪已经差别很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俾斯麦身上学到有意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外交是国家权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俾斯麦将外交的因素发挥到极致,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认为,“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他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摩根索形象的把决定国家权力的其他因素比喻为原料,而一个国家的外交质量是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给予他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他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他们沉睡的权力苏醒。

其次,外交不仅仅是一手段,而且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俾斯麦将自己的外交手腕发挥的淋漓尽致,构筑了一个复杂的模型。但我们应该看到,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蛛网体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俾斯麦的体系,也正是当时各个大国之间关系的体现。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明火执仗的战争,而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综合国力竞争。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增强,各国相互依存变得更加紧密。依靠外交手段,实施纵横捭阖的伎俩去结盟和分化敌国已变得很不现实。

最后,坚持真正的不结盟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最终要靠自身的国家实力。19世纪后半期各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不仅未能阻止战争,而且导致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维护国际利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

参考文献:

[1] 陈灿.俾斯麦的国家实用主义路线及评价[J].湖北社会科学,2010第4期

[2] 周庆建.刚柔相济的外交艺术[J].法制与社会,2008.11(中)

[3] 王颖.浅谈俾斯麦及其外交政策[J].昌吉学院学报,2002年12月

[4]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P268

第4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作为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和华尔街排名前十的知名投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2015年在运营上出现了巨额亏损，各级监管机构对其的调查和法律诉讼无止无休，各种媒体揭露其商业模式漏洞和潜在风险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市场恐慌引发了对其股票的抛售狂潮……

德意志银行，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华尔街巨人、日耳曼民族的骄傲，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它又是否会重蹈昔日华尔街资深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覆辙呢？ 内忧

引起德意志银行眼下的这场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便是其2015年全年业绩的披露。

尽管德意志银行2015年的年报还没有正式，银行总裁克里恩 （John Cryan） 在今年1月底已经向外界非正式地宣布：德意志银行2015年全年亏损高达68亿欧元！这不仅是德意志银行自2008年以来出现的第一次亏损，同时也是德意志银行100多年的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亏损。

消息公布后，市场一片恐慌，全球都掀起了抛售德意志银行股票的狂潮，其股价也呈自由落体式的下跌。两天内，德意志银行的股价就跌了近15个百分点。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股价已经跌了近四成。曾经每股股价高达100多欧元的香饽饽，到现在已经跌成只有十几欧元还嫌烫手的山芋。

针对当前的危机，克里恩一再强调，造成这次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多项法律诉讼和各级监管机构的罚款，德意志银行业务本身并没有大的问题。德国财政大臣沃尔夫冈也高调表态，表示德意志银行业务稳定，资本充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事实上，并不尽然。正如有些分析师所指出的，德意志银行现在虽然业务众多，但是却找不到一项好业务。

比如，在传统的信贷方面，德意志银行一直都很活跃。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让德意志银行深陷其中。美国的那些银行，在美国监管机构的督促下，迅速地补充资本金，充实资产负债表，应付不良资产的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可是，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欧洲银行，由于是外国银行，所以美国监管机构的那些措施对他们并不适用。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与美国的同行相比，欧洲银行应付不良资产的能力明显差了一大截。如果一切正常，问题不会显现出来，皆大欢喜。可是，一旦这些不良资产收不回来，欧洲银行出问题的概率要比美国银行大得多。最近，意大利的几家银行都濒临破产的边缘，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从最近披露出来的资料来看，德意志银行在欧洲有大量的信贷业务，其对象有许多是那些欧洲经济危机中的重灾区，像西班牙和意大利等。这些贷款，很有可能颗粒无收。据估计，德意志银行在西班牙所面临的信贷风险是120亿欧元，在意大利更是高达180亿欧元！对于这些巨额不良资产，德意志银行不仅没有披露，更没有充足的资本金来应付，因此有可能产生的突发危机。一旦出问题，德意志银行怎么办？市场出现恐慌，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比如德意志银行颇引以为豪的“有条件可转换债券”业务（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作为德意志银行的一项金融创新，“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给予投资者每年6～7个百分点的固定收入，但作为交换条件，在情况不好的时候，德意志银行可以停止支付利息，甚至将债券转换为股票。目前全球来看，“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的市场规模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但是，“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的流动性却比不上其他金融产品，这直接影响了“有条件可转换债券”的价格。德意志银行的“有条件可转换债券”，从发行至今市价已经跌到不到面值的70%，但是每年还得支付3.5亿欧元的利息。德意志银行能否有充足的现金支付利息？如果一旦现金不足，它是否会将债券转换为股票，让投资者长期套牢？正是由于在设计上的不成熟和过于乐观，“有条件可转换债券”不仅没有给德意志银行带来预想的丰厚回报，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对这次的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德意志银行的业务本身没有问题的话，这场危机根本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正是由于德意志银行自身有问题，才会让危机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外患

目前市场上针对德意志银行而出现的种种恐慌，除了德意志银行自身的原因之外，当然也有外部因素的作用。

首当其冲的便是德国经济增长的低迷。作为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与德国的那些企业巨人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德国整体经济的状况，对德意志银行的业绩有着直接的影响。可是德国这台欧洲经济的发动机，现在的表现是差强人意。2015年德国的经济增速为1.4%， 这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同期的经济增速，还低于同在欧洲大陆的英国的增长速度。不仅如此，业界估计2016年德国的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跌到1%。德国宏观层面经济增长的低迷，会直接影响到德国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业绩的下降，又会迫使德国企业缩减融资、投资活动，而这恰恰是德意志银行所严重依赖的。所以，德意志银行势必会受到牵连。

欧洲央行目前的超低利率，对德意志银行的持续经营也提出了挑战。利率越低，银行的利润空间就会越小，对银行的挑战也会越大。目前，业内人士估计欧洲央行为了刺激欧洲的经济，将会在3月份再次调低利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对于已经深陷困境的德意志银行来讲，无疑会是雪上加霜。正是基于对欧洲央行的这种预期，广大机构投资者预期德意志银行的情况会继续向坏的方向发展，从而引发市场的恐慌。

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外部因素，便是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放缓。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出口是德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可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且这种态势，估计还会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的放缓，对进口的需求就会降低。对于那些依赖出口的德国企业，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据报道，德国的有些企业已经因此在经营上出现了困境，而这又会连锁性的影响到服务于这些企业的德意志银行。

国际能源市场，特别是原油市场持续的价格低迷，对德意志银行的业绩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德意志银行的许多客户，是那些跨国型的能源巨头。德意志银行公司信贷业务的近一成，来自于能源板块。可是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在每桶30美元左右的历史低位徘徊，许多石油企业现在是入不敷出，财务上捉襟见肘。这些企业付息还贷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德意志银行在这上面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大大增加。一旦一家或几家企业出了问题，德意志银行的贷款很有可能就会打了水漂。这也正是一些机构投资者所担心的。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德意志银行被自身的问题所困扰的时候，宏观层面的诸多因素不但没有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反而使得德意志银行的情形变得更糟，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心理，在全球范围了引发抛售的狂潮。 官司

在宣布2015年年度业绩的时候，克里恩反复强调在这68亿欧元的巨额亏损里面，有53亿欧元是由于为了应付监管机构的罚款和各种官司、诉讼而提留的特别储备所造成的。暂且不管克里恩这个解释的可信度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各种官司在德意志银行的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从2012年至今，德意志银行被全球各级监管机构开出的罚单就高达120亿欧元。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2015年4月份，因为操纵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 Scandal）而被英美两国的监管机构所处以25亿美元的罚单，以及2015年11月份因为违反美国的制裁条例而被纽约州和美联储所开出的2.6亿美元的罚单。

然而，针对德意志银行的法律诉讼还远远没有结束。德意志银行现在正在配合各级监管机构进行调查的主要案件包括：涉嫌俄罗斯的洗钱案;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案;涉嫌操纵欧洲银行间拆借利率（Euribo）案;银行员工集体严重逃税案;等等。德意志银行为了应付这些案子的诉讼费用和可能的罚款，又专门预留出了48亿欧元的资金。

针对德意志银行的调查和诉讼，从2012年开始就没有间断过。每当结束了一个案子，更多的案子被扯了出来。德意志银行在这上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似乎就像一个黑洞，永远不能见底。在这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诉讼战中，德意志银行到底能否坚持到最后，这是令广大机构投资者所担心的。

更重要的是，在各级监管机构的调查中，德意志银行的许多违规、甚至违法的操作被逐渐地披露了出来。暴露在广大投资者眼里的德意志银行，就是一个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投机分子，完完全全的一副赌徒嘴脸。德意志银行在这些案件中的所作所为，让许多的投资者寒了心，毁掉了大家对其莫大的信任，这是造成这次德意志银行股价崩盘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路

德意志银行的这场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之与 2008年申请破产的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作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德意志银行是否会重蹈覆辙，成为第二个雷曼兄弟？

必须看到的是，德意志银行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依然存在。从自身来讲，经营模式和产品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纠正，所以风险还在;从外部因素来讲，宏观经济短期内难有大的起色，中国经济的疲软态势还会持续下去，能源价格还会在低位徘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德意志银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很严峻;从官司的角度讲，德意志银行还有一系列的案子正在接受各方的调查，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需要支付多少数额的罚款，还未可知。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德意志银行的这场危机不但不会马上得到缓解，相反还会继续下去。

但尽管如此，德意志银行重蹈雷曼兄弟覆辙的可能性仍不是很大。与雷曼兄弟不同的是，德意志银行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同时也是服务众多德国企业在海外业务的主要德国投资银行，目前还没有其他一家德国银行已经强大到能够替代德意志银行。正是由于德意志银行在这方面的超然地位，决定了它不会像雷曼兄弟那样倒下。否则的话，受伤的不仅是德意志银行本身，它还会牵连到德国其他企业，甚至整个德国经济。

第5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学校德育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各项教育内容既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统一于德育目标之中。在具体实施德育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可能会出现侧重抓某一方面或强调某一方面的情况。这种阶段性的重点教育，其目的是通过调整，使各方面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受“左”倾思想影响较严重，在强调政治教育时始终没有掌握好“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过程所反映出来的总体特点是，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化、政治化的德育意识已经被打破，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价值选择出现务实化。这表明，目前社会道德从总体上看是向新的境界和高度攀登，社会道德风气变化最深刻的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由“等、靠、要”的习惯思想向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方面发展，一种逐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道德规范不定型”期。由于客观上社会的变化正处于进行之中，主观上人们的主体文化素质又有一定差距，所以目前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重新定位的动荡和多重化选择之间的混乱。在道德选择导向上出现了三种选择倾向，一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文明：二是选择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明，主要是优良传统美德；三是既要弘扬本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又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在这三种选择当中，前两者显然具有较大片面性，只“向外看”和“向后看”必然脱离现实。只有第三种选择倾向，才有可能对道德建设做出符合于自己时代要求的探索和创造。

在未来的社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和技术必将进一步为社会提供物质利益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将伴随着发生诸如水污染、土质下降、森林遭受破坏、动植物种类急剧灭绝、资源枯竭和环境公害等。为此，人类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建设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对人们的总体要求是学会关心，关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类社会这些公共关系，需要建立一种相应的道德规范。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在整个人类建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道德规范，但重视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学会共处、学会同情等一系列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是21世纪初德育发展的大趋势。

21世纪的德育必将在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强：一是道德人格教育。道德人格同道德规范相比，是更深层、更基础的道德意识。它是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包括人们的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心动力、道德选择的权利感、责任感、独立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自信和人格尊严。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个很大弱点就是“重规范、轻人格”，过多强调规范，而不大注意尊重人们的道德人格，不善于把规范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以及正确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简单的、浅层次的教育，目前人们正在逐步改变这种教育方式。21世纪的道德教育将出现尊重个人自立、尊重个性和选择的权利，在“重人格”的基础上带动道德规范教育的新局面。二是加强社会公德的规范化。传统德育中的一个很大弱点是“重个人道德、轻公德”，即对个人要求多，对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建设投入不够，把国家、社会的一切均寄托于个人的修养，对社会体制、优化环境、公共规则建设的责任感比较淡漠。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把腐败问题归结于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不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的健全上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腐败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良好的行业之风或职业道德就建立不起来。21世纪的德育必将是务实性的、基础性的，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

二、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将由政治动力转向经济动力的趋势

在以政治教育为德育的主要内容甚至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全部内容以往的德育中，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政治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成了德育的代名词，德育的主要任务只是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激发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时，基本上以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崇高的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由于这一目标既高又远，所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大多数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成为少数思想境界较高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然而，当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一向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义轻利”观念开始重新审视。一部分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重利轻义”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大部分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都是“重利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道德思想及其一系列儒家道德文化，并以“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为例说明坚持儒家思想的重要，这种思想很快在一些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气候”，于是，儒家文化精神也重新获得了一个再评价、再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本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精神的强大冲击，使得一种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声势。然而，某种道德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因此，要确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在文化选择和再造中最缺少和最需要克服的弱点是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重利，不重利就不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就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只重利不重义，也不能保持经济的持久发展。所以，“义利并重”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符合两个文明一起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时代要求。“重义轻利”是儒家道德学说“以德为本”的实现手段，它适合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礼法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封建社会，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生价值观。在面临经济结构形式根本转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社会的“重义轻利”道德观念淡化乃至崩溃是必然的。

从社会总体发展来看，对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变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重利”实践的结果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第二，从民族性格或社会心理的构成来看，“重利”能促使人的竞争意识。

第三，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个人私欲以及个人物质权利的肯定，有助于现代独立人格或人权意识的确立。人们追求利益，也就必然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利的追求实质是中国社会比较单纯的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时期必要的心理反映。它在向人们显示，现代人们的道德观已开始摆脱儒家那种理想而缺少实效的“重义轻利”的影响，开始正视现实社会，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商品社会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利益为杠杆来启动人们去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尽心尽力，使他们为现代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实行重奖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引导更多的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可见，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行，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更是21世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

三、学校德育将从“小德育”转向“大德育”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校德育同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一样，由于受封建思想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进入与社会同步运行轨道，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更主要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的作用下，使人们听到和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差距。无论历史的事实还是现实的事实都证明，文化道德的文明交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全人类这个大家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任何阶级偏见、孤立发展，最终只能拉大自身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差距。

儒家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人文主义价值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对于人类迎接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更具有超越民族界线的价值和意义。对民族道德的“回归”，反映了现代人对人类共有道德的认同，是对儒家道德优秀成果在世界未来发展中作用的肯定。这一方面说明，儒家道德中确实有许多精华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发展使之现代化，需要在国际间彼此的学习中来完成，从而实现新的集成，这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国际，而国际的现代文明发展又是建立在广泛地、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里，任何闭门治国，不思吸取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之长的做法，最终只能限制自身的发展。

有人用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有些国家的事例来证明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以此来排斥西方现代道德文明，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

“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经济起飞，其主要动力并不能归功于儒家道德文化。把儒家道德观念作为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来解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为本”和“道德决定论”的思维定势，这恰恰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道德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任意夸大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能强化“人治”国家的实质性作用。

第6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道德规范；建构；启示

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源远流长，精微而博大，这对我国传统道德规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与建构原理。这种系统与原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特质不可缺少的要素。这里我们抛开些先验的理论模式，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本身的特质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总结。

1．家族本位

中国血缘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伦理精神以家族为本位，因此在道德规范中人们也以家族利益为核心。正如黄建巾先生所说：“巾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为聚族而居，不轻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族为本位。所谓五伦，届家者三，君臣视父子，朋友视兄弟，推为则四海同胞天下一家。”

这种家族本位主要表现在人伦关系中以家族血缘为原型，设计整个人际关系。血缘家族是传统伦理的根本，它在伦理生活，伦理精神中具有绝对意义。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出发点以及人的确立方式等都有着浓厚的家族本位思想，如孟子在“人伦”中把调节家族内部的核心关系——父子关系的道德规范列为首位：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腾文公上》)。《大学》提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表明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以及后来董仲舒制定的“三纲”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内容，其中两纲属于家庭伦理。因此，家族精神既是人伦的原则与出发点，又是人伦的归宿；既是人格的出发点，又是人格的最高理想。家族的原理就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原理，家庭精神不仅是中国道德规范的根本精神，而且也是中国伦理精神的根本，这种家族精神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社会道德规范上，它使血缘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根基；在个体道德规范上，以考悌为核心；在思想上，以亲疏、亲尊为道德思维模式。其次，它确立了传统道德的核心一一维护血缘关系和等级统治的孝亲忠君，始终是封建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第三，以血缘为最高价值取向，“亲”成为价值的始点与标准，血缘宗法足社会结构的原理，形成一种家族式的集体主义。但这种家族的原理与精神，对家庭来说是比较满意的，而对国家则是灾难性的。第四，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伦理，也造就了中国的宗法家长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

2．重义轻利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是“重义轻利”，那么很显然在巾国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将“重义轻利”就作为一条指导行为的道德规范。所谓“义”，主要指道德伦理，后经董仲舒，朱熹将它哲学化和神化为“道”或“天理”。所谓“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并不泛指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在中国史上，体现“重义轻利”思想的例子数不尽数。如，孔子言：“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子罕言利”(《论语·子罕》)苟子主张以义制利。他说：“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名》)即认为符合义去做，就叫做德行。又说：“利少而义多，为之。”(《修身》)“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到了汉代的董仲舒那里，在义利关系上，仍是重义轻利。其言日：“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权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意者，虽富莫能自存。”(《身之养重于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认为离义无利。《尚书引义·禹贡》说：“立人之道日义，生人之用日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人害，人用不生……”但中国的重义轻利思想实际上是被当时统治者利用，最后变成了被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应无条件服从统治者的利益，而且是绝对的服从，故有“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说法。这种义利观更加突现了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是以“重利轻义”为道德准则的。

3．个体至善

在中国伦理精神中，个体至善的传统也是表现的相当明显。因此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中国伦理强调道德修养，强调克己，提倡存理灭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这种追求个体至善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气、寡欲思想；孔子的“克己”、“修己”、“正身”的修身方法，等等，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人们个体至善的道德规范。根本旨趣是改变自己以适应或维持社会秩序。它以个人本性即善之人性为起点，强调个体的上心诚意与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实质上就是以“道德我”克服“欲望我”，达到道德上的超越。在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强调通过个体道德主动性的发挥来完善人格。这种价值取向，它不是以追求社会及社会规范的公正合理为目标，而是以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循即个体至善为条件，一是在政治生活中，就导致这样的现象：个体越修养，越至善，政治越专制，社会越不合理，也就是在造就“道德的人”的同时，维护着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悲剧。

4．中庸和谐

中国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的中庸境界，这种“极高明”的中庸境界落实到道德行为上就是求和执中，无过无不及，这种中庸和谐的伦理精神也正是社会所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严格按照孔子要求行动，求得个人伦理的贯通和谐，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达到人性的提升，由此也达到人伦建构与人性提升的和谐。中庸之道，就德性状态来说是执中，就价值取向来说是求和，就最高境界来说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和”包括个体德性的“和”与社会伦理的“和”，不论是个体德性的“和”还是与社会伦理的“和”，总的来说，就是要达到各种伦理关系之间的和谐，达到于天下一家的境界。这种“和”的境界，也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的五伦境界，亦即是孔子“礼”的境界。“礼”的核心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境界就是“和”的境界。总之，中庸和谐的精神是中国伦理的最高精神，而天人合一则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价值与最高精神指向，它是中国伦理的整体精神形态。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而我们今天要努力创建和谐社会，是与我国传统伦理中追求中庸和谐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5．人情主义

人情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突出特点，因此中国国民在道德规范中所体现的人情味是十足的，它用人情的法则建立起人们间的伦理政治关系，使人情成为宗法社会的深层的人际结构原理与社会结构原则。人情主义的本质是伦理政治，它是人们在主观精神形态上把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

具体来说人情作为一种社会主动机制，其表现为正己修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在传统伦理中，“君之心为惠，臣之心为忠；父之心为慈，子之心为孝。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结果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情主义使社会生活具有较浓的人情味与人性气息，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人情主义精神形态的最好表述。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那种人情味一直教导着人们要知恩图报。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仍然比较注重人情，应该说是历史的人情种子留在了我们体内，不断的滋生着，约束着，也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二、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

以上从家族本位、重义轻利、个体至善、中庸和谐及人情主义论述了我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有很多旧的规范已经僵化，并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范都不合情合理。因此，中国伦理中的道德规范精神哪些仍需保留，哪些需要抛弃，在这里就形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国伦理中道德规范的重建是势在必行了。

根据时代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起新的、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这是近代以后的中国道德规范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把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放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国际大潮中，新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就是由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与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的辩证统一。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源于西方，但是我们不能将西方的东西全盘引进。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是有很多问题，有些道德规范可能既不尊重客观必然性，又无价值意义；有些道德规范可能尊重客观必然性但元价值意义或有价值意义但不尊重客观必然性，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只有在传统道德规范了注入西方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才能给原有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伦理和科学、民主的统一，既是中国文化的新模式，也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突破，具体问题如下：

1．“家”与中国道德规范

在前面，我们谈到“家族本位”是中国道德规范精神的根基，血缘关系构成中国伦理关系的范式，家族道德规范成为个体德性的源泉，“家”在中国伦理中具有绝对的地位。家族本位给中国伦理精神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人伦建构上，它形成了“血缘一宗法一等级”三位一体的关系。它的优点在于在个体德性上强调孝道，人伦情感，整体至上等，这恰恰是尊重了客观必然性。这些好的方面，我们仍要继承、保留并发扬光大，但是这种家族本位的道德规范中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它使人的伦理精神意向局限于家族之中，用血缘关系厘定社会关系，从而被统治阶级加以利用，产生了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应该说，中国人精神结构中法制观念、自主意识，自由意识的缺乏与这个缺陷是分不开的。这却有违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在这三方面意识中仍然完全摆脱不了此困境，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一方面要改变原有家族精神中的不足方面，保留并发扬其中具有优越性的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家族关系的变化改变伦理精神的原理和结构。概括地说，就是要改变家族本位的传统，由家族本位变为社会本位，使家族伦理变为社会伦理。同时要改变由家族权威而导致的尊卑等级的传统，形成民主、自由的伦理基础。中国伦理精神的家族本位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对其加以改造，形成一种新的伦理精神格局。只有这种既能保持优点又能克服缺点的新的道德精神，充分体现出它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意义的道德规范，才能被我国公民内化并发扬光大。

2．“人”的理念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对“人”是及其重视的，甚至将人放在核心地位。因此它强调“个体至善”“重义轻利”，当然“个体至善”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强调义务、轻视权利。因此，塑造了极高的圣人人格。这种伟大的人格在中国史上随处可以体现，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困忧民形象都是如此。

在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培养出…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些理想人格表现出一个共同倾向，他们的主体性只是道德的主体性，即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性，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地位、基本权利，而是处处追求着道德理想，处处体现着献身精神。没有把自己放在“人”这个主体的显赫位置，也不注意对自我的珍视，如与之相联系的俗语就深刻地表现出了这一点：逆来顺受、唾面白干、看人脸色行事、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人活着首先不是以自我为主体，甚至不知道自己首先是个人，几乎是在为别人活着，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价我。这种价值取向，桎梏着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体毫无个性和独立性，有的只是无条件的认同和追随，在这种社会中人民也毫无民主意识。这样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严重相悖。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必须倡导人们不仅要有道德的属性，更重要的是有政治的、经济的属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弘扬主体意识的同时，充分肯定个人的责任感意识，应充分重视人的权利，达到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而且要大力倡导民主，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人情主义问题

中国人注重人情，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人仍然是比较有人情味的。这种人情主义道德观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说，造就了知恩图报的人格，人与人之间宽容、互助的特征，以及就像在前厨说到的，在传统伦理中的那种“君之为惠，臣之心为忠”，“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优良传统美德。但是，演变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愈演愈烈的人际结构原则和社会结构原则。这种人情精神的根基使得“亲亲”是出发点，亲属之间、朋友之间，任何事情都好办，无能也提拔，处处托关系，找门路。导致了我们今天颇于无奈的腐败现象。这一切不足我们想要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愈演愈烈的腐败，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社会最终元价值意义获取。如果国人将这种畸形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不可想象，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险。因此，我国道德规范重建立，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强化公平、公正原则，给每一个人创造一个合情、合理场所，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巾以科学的理念引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科学的用人观念，才能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才能使我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7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一、共同的敌人、相同的命运,奠定了英苏合作的基础。为了战胜法西斯;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协作与配合。

    二战初期,希特勒利用苏联与西欧国家之间的不和,通过“闪电战”方式,迅速占领了欧洲十余个国家,直至威逼英、苏心脏——伦敦、莫斯科。这样,英苏面临着共同的选择:要么被法西斯打败,要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德国。德苏开战当天,登基伊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表示,鉴于国难当头,英国要义不容辞地援助“俄国的危难”。因此,以德苏战争为契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自身利益,英苏相互放弃了一战后久有的敌视态度,以打败法西斯、重建世界和平为目标,进行了广泛的战时合作。表现在:

    (一)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相互援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晚上9时,丘吉尔在广播中声明,英国将给予苏联以“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只要我们能办得到和对苏联有利”⑴。次日,丘吉尔审时度势,果断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与俄国人民。⑵”旋即双方举行了协商、洽谈。1941年7月 12 日,英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双方保证在对德战争中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同年8月中旬,双方又达成贸易贷款和支付协定,英国向苏联提供了急需的军用物资、一次性贷款1千万英镑,而苏联则向英国提供了短缺的原材料,以助其扩大军工生产。到该年底,英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苏联提供了669架飞机、487辆坦克及其他武器,并与美国一同向苏联供应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各种物资 150万吨。到 1943年底,英国向苏联共提供了1.877亿英镑的援助。

    史学界过去认为英国对苏援助甚少,不及美国,因而无足称道,而笔者则认为二战期间的英国援苏意义非能等闲视之。

    其一,英对苏援助不及美国,这是由其实力决定的,但英国提供的援助却是自觉主动、力所能及的。当时,大英帝国危机四伏,英伦三岛朝不保夕,对苏援助必然受到限制,但其援助却富有诚意。1941年秋,英国供应部官员哈罗德·麦克米伦说:对苏援助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保证兢兢业业、逐字逐句地予以执行”⑶,表明了英国援苏的原则立场。1942年上半年,丘吉尔演说时坦率表示:“如果考虑到俄国为消灭希特勒、为我门共同的事业所做出的一切,我们为俄国所做的事太少。⑷”丘吉尔的歉疚之情表明了援苏的诚意,但却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英国便设法促成美国对苏更多的援助。美国1942—1943年对苏440万吨物资援助计划的成行,就是由于英国坚持的结果。且在美国实施对苏联一千多万吨物资援助时,英国克服重重困难,承担了运输、护航的主要责任,贡献非小。

    其二,英国援苏更坚定了苏联抗德信心,促成了苏联与英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在美国参战前,英国援苏消除了苏联对西方持有的深刻的不信任感,这种援助不仅解决了苏联前线的部分急需,更促成其与伦敦诸国流亡政府关系的改善。同理,互援是双方力量与信心的支持,对于双方坚决不妥协的对德斗争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政治上磋商协调达成谅解与合作。

    大战期间,两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通过首脑或政府要员间的沟通、会晤、磋商等方式,共同策划了打败法西斯的方略,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和发展。期间,仅斯大林和丘吉尔间的往来信件就达504件⑸。在1941年7月签订的《英苏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中,双方保证不单独对德停战或媾和,直至彻底击败德国,这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英苏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同盟。同时,由于苏联转入反法西斯洪流并成为事实上的抗德中坚,加上英美的协调,流亡伦敦的九国政府也迅速与苏复交。同年9月,英苏等11国在伦敦举行同盟国家会议,共同声明遵循旨在维护和平、正义,彻底摧毁纳粹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这样,由于包括英苏在内的盟国的共同努力,反法西斯的战时大同盟得以形成,它体现了英苏及诸盟国的共同意志,也成为战时合作的大舞台。此后,英苏政治协商不断加强,1942年5月下旬莫洛托夫应邀访英,签订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英苏同盟合作互助条约》,它规定:两国在对德作战期间互相支援,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单独缔结任何协定或和约,初步达成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约定战后共同行动保卫和平。这一条约加强了两国的政治团结,其国家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之后,通过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同年的德黑兰会议,两国关系得到了巩固,表明英苏等“盟国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⑹。更为可贵的是在整个战争中,两国始终遵循了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促进合作的原则,第二战场的开辟、联合国的组建、惩办战犯、德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波兰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先后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尽管当中亦有不快及至龃龉,但能求同存异,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

    不仅如此,英苏还就有关实质利害冲突问题理智地达成妥协。如两国首脑在1944年10月通过谈判就巴尔干势力划分达成了秘密协定,即英国在南斯拉夫、匈牙利享有50%、在保加利亚享有25%、罗马利亚享有10%、希腊享有90%的影响,其他部分归苏联享有。这反映了双方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在苏军已进驻罗、南的情况下做出的让步。丘吉尔认为是苏联给予英国的“特别的诚意”,“信守自己的义务”⑺的表现。因之,英(美)苏合作实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不因矛盾打破战时合作。

    (三)军事上较密切的战场配合。

    德苏开战后,英国即从海上加强了对德国的封锁,组织北非战役,打击法西斯的北非力量。1941年冬,德军猛攻莫斯科,锐不可当,莫斯科岌岌可危。北非英军为了配合苏军行动,迅即向利比亚德意军发起“十字军行动”,促使莫斯科的部分德军移师地中海,隆美尔非洲军团又深陷利比亚沙漠之中,从而减轻了苏军压力,使莫斯科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尤其是1942年秋的阿拉曼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会战密切配合、相互照应,沉重打击了德国法西斯。英军还参加了西西里岛战役及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战,对于肃清德意北非军队、促使意大利退出轴心国,以分散牵制德军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使德国法西斯处于腹背受敌态势,有力地促进了苏军的反攻进程。同样,对于苏军而言,尽管主要是在本土作战,但它抗击的是最凶恶的法西斯——德国,牵制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因此,对英国无疑是直接和最有力的配合与支持。“这场战争使英国无论在宗主国,还是在中东,都有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便整顿自己的武装力量”⑻,使英伦三岛在不列颠之战后能“风平浪静”。大战后期,苏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东欧德军,消灭了德军有生力量,配合了第二战场的成功开辟,使英美军队迅速推进德国腹地,对于最终摧垮法西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双方上述积极举动及重大胜利的获取,英苏首脑曾互相予以热烈的赞贺和高度的评价。

    英苏军事配合不仅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而且还表现在战略方针的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统一筹划部署上,如英苏美三国外长曾共同拟定、谋划过击败德军的计划。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合作是英苏二战期间关系的主流,由于合作而加深了理解与信任,由战前的对手转为盟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反法西斯力量。

    那么,英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各异,积怨已久,为何能在大战中共释前嫌,携手合作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同轴心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就苏联方面而言,德国的背信弃义,撕毁了签订还不到两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二战初期的外交,终于对西方民主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并意识到法西斯是不共戴天之大敌,大战是民主与专制的殊死大搏斗。为了扭转德军闪击下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盟友,孤立并打击法西斯,苏联愿意且必须与英国等合作互助。特别是就英国方面而言,援苏对其“命运”更为重要:首先,德苏战争爆发时,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震醒了英法绥靖政策的迷梦,使大英帝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全面挑战;德国入侵利比亚,对大英帝国中近东殖民地和海洋交通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德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伊朗、伊拉克的经济渗透与侵略,形成了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全面争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危及了英国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与自治领……帝国大厦行将倾覆。丘吉尔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感到处于危如累卵境地的英国,应该利用德军主力远离英国的有利时机,加强本土和中东防御;同时通过援助苏联、鼓励苏联的对德行动,以牵制德军,防止德国打败苏联后再挥戈西进,直捣英伦三岛。其次,援苏有助于维持英苏战时同盟,冰释苏联自30年代后期集体安全努力失败后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深重顾虑和敌对态度。再次,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利用苏联力量击败德国,掘法西斯之墓,减少英国的牺牲;另一方面可使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削弱,“躺在手术台上”,从而为英国继续执欧洲大陆之牛耳,乃至主宰世界事务扫除障碍。因而,英国主动援苏,甚至亦不惜作出牺牲、付出代价。深谙韬略的丘吉尔真切地道出了其援苏主旨之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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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同的国家利益与战争目的,决定了英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其缓急程度随着二者所受威胁之变化而变化。

    苏联参加二战的目的是:打败德国法西斯,扞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战后安全体系。英国参加二战的目的是:铲除德国法西斯,借机削弱社会主义苏联,重振大英帝国雄风,建立以英国为主宰的欧洲新秩序。二者在打败德国法西斯这点上是共同的,这是携手合作的前提和动力。但二者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有别,积怨已久,陈见颇深,因而在其合作的统一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矛盾与分歧。随着战争主动权移至盟国手中,矛盾也初显端倪,待胜局已定,矛盾亦愈演愈烈。反映在盟国三强中,在一些利害冲突上,英国或单独或联美抗衡苏联,从而播下了战后不和的种子。具体表现在:

第8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摘要：和谐社会是以宽容、理解、尊重、祥和为伦理价值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求得协调、有序的社会发展状态。道德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谐社会道德建设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和为人民服务核心。

关键词：和谐社会；道德建设；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是以宽容、理解、尊重、祥和为伦理价值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和目标。和谐社会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求得协调、有序的社会发展状态。这样一种社会境况的实现需要宽容、理解、尊重的伦理精神支持。这就决定了道德建设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一、和谐社会道德建设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道德建设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道德是为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的。道德的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人的需要和利益，二是人际利害冲突。望无限而资源有限，这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冲突的一种途径就是约束人们相对过度的欲求，规范、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强调道德精神并不是要人们以忍让来对待自己的利益、权利，而是说道德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根本问题是关照自我利益，还是关照他人利益?是优先个人利益还是优先集体、社会利益?“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总原则，是使个体的生存发展适应群体的生存发展，而不是相反。"即道德调节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的类利益。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从最本初的意义上讲是符合人类的类生存和发展的。从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来看，“道德是人类的道德，是同人本身、人的活动、同人的社会属性的发展变化紧紧联系着的。”口道德作为“人类自我约束、自我调控”的规范，能够“加强内部团结，巩固外部联系，约束和调节个人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这也保障了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在道德发展、变迁和完善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以维护人类的类利益为宗旨和目标，只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道德所维护的‘类”的内涵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维护的“类”利益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

    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首先，是由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道德调节的目的是处在社会主义形态的人类、社会、国家、集体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宗旨就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人类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道德调节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意识形态在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和社会之间关系时，以集体、国家和社会利益为最高最后标准。即“集体利益高于一切”。道德作为一定社会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从根本意义上讲，其调节者是掌握着国家、集体主动权的人(领导者)，道德是操纵在其手中的工具，调节的目的是社会秩序的和谐，是人群关系的融洽，更是统治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施道德调解时必然要求维护集体、国家、社会利益。

    市场经济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决定了道德调节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必要性。市场活动有其自身的缺陷，如趋利性、投机性等，如不加以正确引导，就容易诱发各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和贪污腐化等消极腐败现象，干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功利性会使不成熟的市场主体，更多的关注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和他人利益，导致利益主体的短期行为，这就要求发挥道德的调节作用，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功利观，立足国家、社会、集体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立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铸造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合力、动力和凝聚力。

    道德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影响因素，其自身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道德原则也是如此。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为了真正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囚从道德原则的一般性、普遍性、共识性和导向性出发，我们应该深人丰富、充实、发展、更新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内涵，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第一，和谐社会集体利益重于一切，这是道德调节集体原则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由道德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有制性质决定的。道德的最初和最终意义在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因为削弱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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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个体也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道德调节利益关系的立足点必然是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全局、整体和长远利益。“集体利益重于一切”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的性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佐证了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也说明了以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对我国和谐社会发展是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在实践中，“集体利益重于一切”为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提供了出发点和立足点，由于和谐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社会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公民在实施道德行为时，更多的情况是集体、国家、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双燕，“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都有增长”;在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市场主体，多种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上也必然存在多种道德规范、道德评价标准，处于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道德明确“集体利益重于一切”，为和谐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正确的道德选择标准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人们做出正确的(符合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行为选择。

    第二，和谐社会集体保全、维护、满足个体的正当利益。这是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的重要内容，也是集体原则发挥调节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国家、集体利益两全共盔，是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在一般情况下和更本质的意义上，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互增益。两者中更为主导和主动的因素是个体，因为集体的利益和目标是通过个体的行动来实现和达成的。集体有必要而且必须保全、维护、满足个人正当的利益，以调动和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集体目标;只有个体的正当利益得到了应有的保障、维护和满足，个体处于较满意的生存状态，心情舒畅，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精力干工作，从工作中体会到生命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同时，为集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当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要求让度个人、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保全集体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这是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的核心内容。由于集体、国家、社会更多关注的是整体、全局和长远的利益，而个人则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和局部的利益，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仍然会发生某个个体、局部利益和集体、国家、社会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这种是道德调节的极端情况，也是区分道德性质的试金石。此时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要求个体的局部的物质利益服从国家社会集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的原则性体现。这不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性质.也符合道德调节的本意，更为重要的是符合人类的类生存和发展，同时也符合道德调节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惟其如此，人类才能长久生存繁衍，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文明才能进化，道德才能完善。

    第四，当面对人的生命财产时，和谐社会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要求集体、国家、社会关注个人的生命财产，为保全个人的生命财产，不惜牺牲任何物质利益代价。人的生命是人的类生存和类发展本义。个体存活构成类的存活，个体生命的延续构成类的延续。所以，维护、保全个体生命是道德调节的集体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物质财富匾乏，也由于缺乏“以人为本”观念、认识不到人的生命权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权利。我们曾经一度大力宣传、弘扬“为抢救国家、集体财产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英雄行为，对人的生命财产不够珍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改变这种观念，以人为本，核心是以人的生命权为本，要尽最大努力保障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态度很积极，措施也很到位，我们已经看到，在各种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中，政府首当其冲想到的是救人，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也是道德调节的本意和道德调节集体原则的回归。

 二、和谐社会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第9篇：德国和意大利范文

一、统一前夕的德意志

德意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成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盛行封建割据的帝国无异于一盘散沙。1806年，拿破仑战争摧毁了帝国。德意志不久又成立一个邦联，但政治上仍是四分五裂。19世纪上半期，面临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大国争霸的局面，分裂的现状越来越令德意志人无法容忍，统一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境内的两大强邦，奥地利虽传统上占有首席地位，但统治者缺乏统一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普鲁士较之具有优势——重工业占全德的一半以上，拥有欧洲一流的陆军，它还是一个单一的日耳曼民族国家，容克统治阶级（容克即普鲁士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把统一德意志当做自己的使命。显然，由普鲁士去担当民族统一的任务更为合适。

然而此时的内外环境却清晰地表明普鲁士想实现统一决非易事，奥地利不会轻易退出德意志，欧洲大国也不愿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出现。于是以军事力量来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就成了普鲁士的唯一选择，历史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号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去完成。

二、走向宰相之路的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1815年出生于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曾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847年，初涉政坛的俾斯麦一度反对德意志的统一，后来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改变了观点，由反对统一转为赞成统一。1862年，因国王与议会发生冲突，俾斯麦临危受命，担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他在议会的首次演说中即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它只有用铁和血。”由此俾斯麦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称号，上台伊始，他便开始筹划统一进程。

三、三次王朝战争

为达到统一目的，俾斯麦以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辅以精明的外交手段，通过三次王朝战争，逐个扫除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的障碍。三场战争犹如一盘精心设计的棋局，走得恰到好处。

1，对丹麦的战争：夺得石勒苏益格

普丹边境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自中世纪起就纷争不断。1863年底，丹麦欲接管两地，俾斯麦即于次年初拉拢奥地利共同发动对丹麦的战争。战争毫无悬念地以普奥联军的胜利而告终，普鲁士得到了石勒苏益格，奥地利则得到了荷尔斯泰因（此地与奥地利并不接壤，中间隔着普鲁士，这就为俾斯麦下一步发动对奥战争提供了机会）。

2，普奥战争：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

俾斯麦将奥地利视作是统一的最大障碍，对丹麦战争结束后，他便积极策划对奥战争。他首先在外交上取得俄、法中立的保证，又与意大利结盟，孤立了奥地利。1866年6月，普鲁士出兵荷尔斯泰因，普奥战争爆发。7月29.1万普军与23.8万奥军在萨多瓦进行决战，奥军战败。此时，俾斯麦显示出了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他未进军维也纳，也未对奥地利予以苛求，其用意即在于避免奥地利倒向法国，希望其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

普奥战争后，奥地利退出德意志，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建立起北德意志联邦。

3 普法战争：扫除统一的最后障碍

在欧洲大国中，法国最不愿看到德意志的统一，处心积虑破坏德意志的统一事业，并在背后控制着南德四邦。于是，打击法国也就成为俾斯麦统一计划的扫尾工作。

1870年，俾斯麦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表了一封带有侮辱法国口气的电报，立即引起舆论大哗，五天后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屡战屡败，色当会战中十万多法军投降。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帝国皇帝，俾斯麦任帝国宰相。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就此完成。

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把俾斯麦推至政治一生涯的光辉顶峰，但1888年上台的新皇帝不满这位权相。两年后俾斯麦辞职，后于1898年去世。

作为领导德意志统一的核心人物，俾斯麦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的“铁血政策”却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德国历史。统一后的德国迅速跻身大国行列，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但是，统一后的德国也继承了普鲁士的旧传统，民主建设不甚健全，而其军国主义思想则长期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直至以后陷入世界大战的深渊。

历史小贴士

我国历史上的六大古都

我国历史上的六大古都是指：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六座城市。

西安：公元前11世纪，西周首先在这里建都，称镐京。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定都于此，取名长安。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均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曾经是古代东方最著名的大都市。

洛阳：最早为西周的东都，叫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正式成为东周的都城。战国时期改称洛阳。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武周先后在这里建都。最后定都洛阳的是五代十国中的后唐。洛阳先后有九个王朝建都，素称“九朝故都”，也历时一千多年。

开封：最早为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叫大梁。唐朝改称为汴州。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定都于此。接着，后晋、后汉、后周均相继在这里建都，同时改称东京，又称开封府。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定都于开封。

杭州：五代十国时吴国的都城。南宋也定都于此，称为临安。这里山水秀丽，文化璀璨，积淀深厚，成为闻名天下的美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