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变形记精选(九篇)
第1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关键词：苏北；黄河夺淮；水系变迁；水环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愈加关注和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史学界随之兴起了对环境史学的研究热潮。在这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的新兴学科中，水环境的变化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所谓水环境，指围绕着人群空间，由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水体及各种相关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总体。对某些水系发达的地区来讲，水环境的变化是影响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比如江苏省苏北地区。历史上的苏北地区水系丰富且明晰，淮河从其腹部穿流而过，南部为长江水系，北部有泗水自山东而下。丰富的水资源，特别是淮河水系，为苏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民间流传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说法。但自宋、金始，黄河改道，夺淮人海，打乱了苏北地区的水环境，使原本明晰的水系变得错综复杂，水患频发。黄河夺淮的巨大变故，加之人类治理淮河水患的活动，大大改变了苏北地区的水环境。水环境的变迁是苏北自然生态环境变迁的关键。
一、宋、金以来黄河夺淮的历史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被尊为“四渎之宗”②。它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咔拉山北麓，蜿蜒东流，穿过青海，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今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垦利县注入渤海。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其河道的决溢泛滥和改道迁徙，集中于其下游平原地区。据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2500多年里，有明确记载的黄河泛滥达1500多次，改道26次。这些泛滥、改道产生了多次黄河夺淮的事件。
所谓“黄河夺淮”，指的是黄河干流多次改道，南泛人淮，经淮河河道注入黄海的历史过程。关于黄河改道、夺淮人海的历史变迁过程，学界在起始时间、分流人海情况等问题上看法不一，但主流观点一般认为，大规模的黄河夺淮发生在南宋、金朝时期。根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黄河夺淮史上的重要年代和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件。
迄今所见黄河南泛、侵占淮河水系的最早记载，始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史记・封禅书》云：“今河溢通泗。”36年之后，即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县境）决口，“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②。这次泛滥，波及16个郡县，长达24年。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今河南开封）留守杜充企图阻止金兵南下，以水代兵，人为地“决黄河，白泗人淮，以阻金兵”。根据乾道五年（1169年），南宋使者人金渡河的地点，推断决口处约在今河南省滑县李固渡以西。新道东流出李固渡，经滑县南，穿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人泗水，由泗人淮。④杜充的决河举措，不仅没能达到其军事目的，反而造成黄河改道，不再东北流入渤海，以东南流人泗、淮为常。此为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泛入淮的开始。
宋绍熙五年（亦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以后，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由北清河入渤海，南支人泗水，由清口汇淮河人黄海。泗水源自山东沂蒙山区，南下至淮阴西清口人淮。此后，南支泄洪量逐渐大于北支，形成黄河全流夺淮之势。至金末，黄河在淮北、苏北地区长期泛滥，经由泗水、汴水、濉水、涡河、颍河等5条泛道南下夺淮。
直到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46年），黄河夺淮才由上述五股泛道改变为由泗水一股泛淮。据《明神宗实录》第308卷万历二十五年三月条记载：“至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夺淮。”从此，黄河夺淮的历史进入黄河全流夺淮人海的时期，即黄河不再北流人渤海，而是全部南流经淮河水道汇入黄海。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是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水道北上，重新回到由渤海湾人海的局面。黄河夺淮的历史宣告结束。
二、黄河夺淮对苏北水环境的影响
自1128年至1855年，长达727年之久的黄河改道，对淮河水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黄河改道主要是侵占淮河人海水道，所以黄河夺淮对淮河水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淮河下游地区，即江苏省苏北地区。
本文所指的苏北地区，大致包括江苏省的长江以北地区，下辖徐州、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扬州、南通和泰州等8个地级市。该区内分布着长江、淮河和沂水、沭水、泗水（以下简称沂沭泗水系，原属淮河水系，黄河夺淮后自成体系）几大水系。黄河改道对于淮河和沂沭泗水系的影响不可估量。这两大水系在黄河夺淮的影响下，或河道被截断改道，或因出水无路而潴积成湖，甚至部分河段泯灭。这些影响使得原本清晰的水系变得紊乱，每遇大水年份，极易引发洪水灾害，苏北地区也因此变得多灾多难，严重制约着农业和社会的发展。黄河夺淮对苏北的长江水系也有不小影响，促使江淮相通，形成了淮水入江的系列通道。
（一）对苏北河流环境的影响
黄河夺淮对苏北河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黄河夺淮使淮河下游变得洪灾频发。
淮河古称淮水，亦为四渎之一。所谓“四渎”，即四条独流人海的大河。《水经注》对古淮河的发源和流向，有详细的记载：
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又东过江夏平春县北，又东过新息县南，又东过期思县北，又东过原鹿县南，汝水从西北来注之。又东过庐江安丰县东北，决水从北来注之。又东北至九江寿春县西，水、泄水合北注之。又东，颍水从西北来流注之。又东过寿春县北，肥水从县东北流注之。又东过当涂县北，水从西北来注之。又东过钟离县北，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又东，两小水流注之。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
按照《水经注》的解释，古淮河的走向基本上是清楚的：源于河南省南阳桐柏山主峰胎簪山，今称大复山。有专家记载，桐柏山北麓的固庙寨建有大禹庙，庙后有一口井，叫“淮源井”，被认为是淮源之所出。②古淮河出桐柏山后，向东流经河南省的息县、淮滨县等地，安徽省的寿县、凤阳县等地，经江苏省淮阴（今淮安市），至涟水入黄海。
据《水经注》记载，古淮河自桐柏山发源，至涟水人海，沿途有近30条支流汇入，比较大的支流有大木水、慎水、汝水、颍水、涡水、水（今淠河）、决水（今史河）、泄水、肥水（今东淝河）、泗水、睢水、狮水、中渎水等。
根据《水经注》的叙述，古淮河流域水系分明，其干流从源头至人海口，河道通畅，独流人海。古淮河的这种状况，在黄河夺淮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黄河南徙，泛人淮河，由于黄强淮弱、黄高淮低，因此淮阴境内的古淮河水道只泄黄河水人海，淮水则被逼出入海水道。也因淮河失去人海出路，在苏北平原恣意漫流，造成这一带经常遭受洪灾。据统计，自南宋至清末，有记载的淮河全流域400余次较大水灾中，殃及苏北地区的占一半以上。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淮河水患更加严重。1921年和1931年的大水，每次都使数县沦为泽国，人畜死伤无数。如1931年7月，淮河流域普降暴雨，河水陡涨，多处堤防溃决，洪水冲入苏北平原，淹没庄稼，冲毁房屋，人畜尸体顺水漂浮。又如1949年夏，受暴雨影响，淮河流域遭遇空前严重的特大洪灾。在这次洪灾中，苏北地区的受灾范围和程度是为数十年所未见的。截至是年12月3日，全区灾民达446万余人，占苏北总人口的21.7%；被淹耕地17761672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1.7%，其中有700余万亩全部失收。1951年7月，苏北又受到风、雨、潮灾，665万余亩农田受灾，农作物除部分失收外，一般减产4成。频发且严重的水灾，对苏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影响，粮食产量不能稳定增产，这使其农业乃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时期地落后于苏南地区。
第二，黄河夺淮促成了淮河人江水道的形成。
淮河人江水道，是淮河汇人长江所经由的一条通道。如前所述，淮河与长江本不交汇，入江水道本来也不存在。淮河经由入江水道流入长江，还是要从黄河夺淮说起。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黄河涨水，清口淤淀，淮水不能东下，于是“挟上源阜陵诸湖与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淹没”。这次河患，淹没了泗州祖陵，明神宗极为愤怒，引起了一阵关于治河的热议。总河尚书杨一魁和给事中张企程力排众议，实施“分黄导淮”策略，兴建武家墩河闸、高良涧和周桥减水石闸，分三路泄淮水出海；又建茆塘港（即今毛塘港），使高邮湖和邵伯湖相通；开金家湾，建金湾河芒稻减水闸，分泄淮水经过两湖后下泄芒稻河人江。杨一魁的整治方略，不仅疏通了淮河人海的出路，还使淮河开始有了入江的通道。“入江水道”也因此得名，江、淮两水的相互影响由此开始。
这时的入江水道很窄，无法排泄全部的淮河洪水，其余的只能决堤分洪漫流；若遇江水高涨形成顶托作用，洪灾更重。从清康熙元年至十二年（1662-1673年）的12年间，9年大水，运河大堤决口8次。清廷在保漕运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归江河道的疏通，曾动员民力开挖、拓浚六闸以下的河道，如金湾河、运盐河、太平河等。至道光年间，在人江水道的末端，已形成6条河通人长江，即运盐河、金湾河、太平河、凤凰河、新河和淮扬运河（即今里运河）。随着河水的不断冲刷，六闸以下一些沙土河道如芒稻河、廖家沟、董家沟等，不断冲刷扩大，6条归江河道汇水于廖家沟、芒稻河，人江水道的下段形成。
咸丰元年（1851年），黄、淮暴涨，洪泽湖大堤上的礼坝被冲决，堤外冲成深塘（即三河），洪水从决口处东流至金沟镇，一股东南行经金沟河入高邮湖，一股东北行经宝应湖折向高邮湖。两股洪流出高宝湖区后，过六闸进入各归江河道，继而经廖家沟、芒稻河，最后至三江营入江。从此，洪水经三河改道入江，人江水道成为淮河新的尾闾。
为控制淮水的蓄泄与河湖的水位，维持江淮之间的漕运，沿线居民在江边打坝，到清朝末年，归江河道上形成了著名的“归江十坝”。民国时期，这条归江河道的路线基本上固定下来。据《导淮工程计划》记载，淮河的人江路线，“系由洪泽湖经三河、高宝、邵伯诸湖，至六闸，穿运河，出归江十坝，取道董家沟、廖家沟，至三江营而达于江”。因洪泽湖泄入长江水量无建筑物控制，加之汛期又往往开放归江十坝泄洪，洪水便在宝应湖、高邮湖区漫流，使得全省主要水稻耕作区之一的里下河地区经常遭受灭顶之灾。
淮河的这条人江水道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建国以后，对人江水道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整治，采取了清除坝埂和草滩等行水障碍物、疏通行洪路线、裁弯取直等措施，使入江水道的泄水能力大大增加。如今，入江水道已成为淮河主要的泄洪通道之一。
第三，沂沭泗水系发生重大变迁。
沂沭泗水系年代久远，据《尚书・禹贡》记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沂泗，东流人海。”可见，泗水为淮河的一大支流。南宋时，黄河夺淮泛泗，破坏了原有水系，沂、沭、泗诸水被迫改道，不再汇入淮河，从此与淮河分流，自成体系。
泗河古称泗水，又名清水，为沂沭泗水系的主干。据《水经注・卷二十五》记载：
泗水出鲁卞县北山，西南过鲁县北，又西过瑕丘县，东屈，从县东南流，水从东来注之，又南过平阳县西；又南过高平县西，水从西北来注之；又南过方与县东，菏水从西来注之；又屈东南过湖陆县南，涓涓水从东北来流注之；又东过沛县东；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又东南过吕县南，又东南过下邳县西，又东南入于淮。
从《水经注》的记载可知，泗水源于今山东省泗水县，流经曲阜、兖州、邹县、微山县、鱼台县，进入江苏省沛县，过邳州西，东南方向注入淮河。这一对古泗水上游走向的记载是清晰的。《水经注》只提到泗水过邳县（今邳州）西、东南方向人淮，但具体的人淮地点不清。清人胡渭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考证：“泗水自泗水县，历曲阜、滋阳、济宁、邹县、鱼台、滕县、沛县、徐州、邳州、宿迁、桃源，至清河县入淮。”清河县即淮阴。由此可见，淮阴是淮河与泗水交汇的地方。
泗水自源头至淮阴人淮口，沿途有洙水、小沂水、洗水、菏水、洧涓水、郭水、泡水、汴水、洳水、沂水、沭水、睢水等支流汇入。其中沂水、沭水、睢水是较大的三支。
沂河古称沂水，发源于泰山盖县艾山（今沂源县鲁山南麓），南流经今沂水县西、临沂市东、郯城县西，至今睢宁古邳镇东注入泗水，是沂沭泗水系中最大的山区河道。
沭水源出山东沂山南麓泰薄顶，曲折南流，在邳州直河口人泗。上游山地丘陵段，河道稳定，郯城以下平原地区经历代治理，走向、流势变迁较大。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建竹络坝于郯城禹王台，障沭水向西出。此后，沭水南下，在郯城红花埠人江苏省境内，经新安镇至口头折向东，在沭阳龙埝分为二支。北支称为分水沙河，人青伊湖。南支东行又分为二：北为后沭河，向北亦流人青伊湖，与分水沙河共出青伊湖，分别由临洪口、埒子口人海；南称前沭河，经沭阳城南流人砂姜河，辗转入海。
睢水源于河南陈留、杞县（今开封南）一带，东行经今睢县、商丘、萧县，折向东南经宿县、灵璧入睢宁县境，东北流经县城北至高作、沙集，出徐州境，于宿迁南入泗水。
1194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后，南支泛入古泗水。此后，黄河来水长期占据泗水故道。黄河夹带的大量泥沙，使泗水故道河床不断淤高，导致徐州以北的泗水和徐州以东的沂水、沭水出路均受阻。泗水的变迁最大，徐州至济宁的泗水中段，潴蓄成湖；徐州以下的泗水故道全部湮废；济宁以上的泗水上源，只存鲁桥以上河段，即今日的泗河。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记载黄河夺泗夺淮后，泗水的情况为：“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为黄河所占，而淮不得擅会泗之名矣。”
黄河大堤形成后，沂水不能人泗；沭河人淮通道淤塞，向东另辟出路，尾闾与沂河尾闾串通，从临洪口、埒子口及灌河口人海。从此，沂、沭、泗水系与淮河流域脱离，自成体系，辗转人海。睢水入泗亦受阻，转道南流注入洪泽湖，不再属于沂沭泗流域。
变迁后的沂水和沭水以及由泗水潴积成的南四湖的来水，最终都要经过临洪口、埒子口和灌河口人海，这三个人海口的总流量不足2000m3/s。而沂、沭河的上游为山区，山岭起伏、源高流急、水势凶猛，据1950年实测，即使是普通洪水年份，洪水来量也高达7000～8000m3/s，大水年份来量更猛。由于下游的泄水量远远低于上游来水量，所以沂沭泗流域极易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建国后的前五年，除1952年为小水年外，其余4年的水灾面积每年都在1000万亩以上，灾区占苏北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依次为21%、16%、14%、4%和17%。为解决沂沭泗水系泄水出路不足的问题，1950年代初期开辟了新沭河和新沂河，大大缩短了沭河和沂河的人海出路；1950年代中期又开挖了邳苍分洪道、韩庄运河等排洪河道，使沂沭泗水系的排洪能力提高到11000～12000m3/s。这些新河道的开辟，大大降低了沂沭泗水患的危害程度。
第四，黄河北归后，留下了一条废黄河。
废黄河是黄河夺泗、夺淮人海的故道。在长达727年黄河夺淮的历史中，黄河泛人古泗水，从古泗水的人淮口――淮阴清口――侵入古淮水，并长期占据淮阴以东淮水的入海河道。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后归故，重新回到入渤海的状态。黄河归故后，被黄河侵占的古泗水、古淮水的故道，就被称为“废黄河”。
废黄河西起今河南省兰考县，向东偏南行经兰考和民权北部，宁陵、商丘、虞城北界，山东省东明、曹县、单县南界，流经安徽省砀山县、萧县；穿过山东、安徽省境后，又沿江苏省丰县边界南行，于丰县二坝进入江苏省；过铜山县境，再东南经徐州后，又入铜山境，再东南至睢宁，经宿迁、泗阳、淮阴、转东北经淮安、涟水、阜宁、响水、滨海等县市，至套子口人黄海。全长728.3km，流域面积4291km2，其中江苏境内长515.3km，流域面积1720km2。
黄河北归后，尽管废黄河被腾出，但是，泗河和淮河并没有回到黄河夺淮前的故态。这是因为，黄河所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在河床底，黄河北归后，原河床已高出两侧地面数米，徐州以上河段高出地面6～8m，徐州以下河段高出4～6m，外水不能进入。所以，淮河不能经废黄河人海。
废黄河仅汇集原河床范围内径流和降雨，水源短缺，旱时无雨则干涸见底。因无支流汇人，废黄河成为独立水系；又因其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并将沂沭泗水系和淮河水系隔断，成为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习惯上，将废黄河以北的苏北地区称为沂沭泗水系，以南地区称为淮河水系。
为治理苏北淮河水患，自清末起便有治理人海水道的讨论，方式有两种：一曰“复淮”，即疏浚废黄河，使其重新成为淮河人海通道；一曰“导淮”，寻适宜位置另辟新道。然因清末统治腐朽及民国时期战争频繁，虽议论之言不少，但工程实施不多。
建国后，也曾存在着“复淮”与“导淮”的争论。1951年7月26日至8月10日，中央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治淮会议并决定，“人海水道可以不再开挖，改由洪泽湖至黄海修筑一条以灌溉为主结合排洪的干渠”，即苏北灌溉总渠。会议决定采用“导淮”的方式，在废黄河以南另辟新道，代替原入海水道引洪泽湖（为淮河下游的蓄洪湖）水入黄海。1952年5月，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完成后，可解决两岸350余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但因泄洪量很小，仅700m3/s，并没有明显地改善苏北的淮河水患。
总之，持续727年之久的黄河夺淮的历史在苏北地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因水系被打乱，每遇大水年份，洪水便在苏北平原恣意漫流，苏北地区也因此得“洪水走廊”之名。这些频繁的洪涝灾害严重地制约着苏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长期落后于同省的苏南地区。黄河夺淮使淮河失去人海出路成为导致苏北水患的根本原因，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根治苏北地区水患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大都是围绕着解决淮河出路的问题而展开的，如苏北灌溉总渠的开辟、人江水道的整治与拓宽等。这些工程的兴建，很大程度地改观了苏北地区的水利布局及生态面貌。
（二）对苏北湖泊环境的影响
位于苏北平原的洪泽湖和骆马湖及苏鲁交界处的南四湖，是淮河流域的三大湖泊。这三大湖泊的形成与扩大，与黄河夺淮有着直接的关系。
洪泽湖是今江苏境内重要的集蓄洪、灌溉、航运、生态养殖等一体的综合型湖泊。在唐代以前的地理著作中，并没有洪泽湖的记载。这一带原是古淮河下游所流经的地方，是一块地势低洼呈起伏状态的冲积平原，沿淮两岸散布着许多小湖泊，见诸史册的有破釜涧（又称破釜塘）、白水塘、富陵湖、泥墩湖、万家湖等。
关于洪泽湖的形成，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洪泽湖本来就有，是古淮河沿岸诸多湖荡中的一个，只因规模很小，不足以引起重视，所以史书上并无记载。如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引《河渠考》云：“洪泽湖之名不列薮泽之数，汉陈登筑堰以兴水利，洪泽之名无征……愚故疑陈登筑堰时洪泽之为湖甚小也。”
另一种说法是，“洪泽”本无其名，是隋唐时期得名的。“洪泽”之名，是隋炀帝所赐。隋朝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游扬州，经盱眙的破釜涧时，久旱遇雨，塘蓄雨水，才使龙舟顺利通过。隋炀帝遂改名“洪泽浦”，以避“破釜”之不祥。可见，隋朝始有“洪泽”之名，时称“洪泽浦”。而“洪泽湖”的形成，据武同举考证，是由破釜塘和白水塘汇聚而成，并因在此置官屯而始见于史册。《淮系年表全编》载：“唐代宗大历三年，射阳湖、洪泽湖并置官屯。”武同举注：“洪泽湖之名始见。时破釜、白水二塘不修，流汛成湖。”
虽然洪泽湖的成因与得名未有定论，但学术界公认：黄河夺淮导致洪泽湖水面不断扩大，加之高家堰的修建，使其逐渐形成今日之规模。
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后，南支泛泗，所挟大量泥沙使泗水的人淮口清口逐渐淤垫，导致淮水下泄受阻。尤其是1546年以后，黄河全河夺泗夺淮，更加剧了淮阴清口以东淮河下游人海水道的淤积程度。淮水无出路，便在盱眙、淮阴一带潴积漫溢，逐渐将盱眙以北、洪泽以西、泗阳以南、泗洪以东地区的多处湖洼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大湖。据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二《山川》载：“绍熙五年，当金明昌五年，河夺淮流而洪泽始大。”
黄河水、淮河水潴积在洪泽湖区，无路人海。每遇黄淮两河水涨，洪泽湖容蓄不下，便四处横流，造成水灾。因此，治黄、治淮，关键在于疏通黄淮入海的通道。明清时期，洪泽湖成为治理的重点。
明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提出了“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治理黄河方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潘氏在洪泽湖东岸筑高家堰，以期使之切断湖周岔流，抬高洪泽湖的水位，使水专出清口，造成对清口以东淮河原河道泥沙的冲刷。这一治河方法，被清代河道总督靳辅所推崇。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将高家堰又向南延伸了25公里。随着湖堰的修筑，湖水位不断壅高，湖面也越来越大，至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实测，洪泽湖面积为3668km2，库容为95亿m3，是当时中外罕见的水利工程。
如今，经过整治，洪泽湖已成为淮河下游重要的蓄泄水库，在防洪、排涝、航运、养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在苏、鲁两省交界的沂沭泗流域，受黄河夺淮的影响，形成了两大湖泊，即南四湖与骆马湖。
南四湖的形成是泗水变迁使然。元代以前，南四湖区是古泗水流经的一片平原洼地。如前所述，1194年黄河南支泛人古泗水后，因其所挟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壅高泗水故道，导致徐州以北的泗水出路受阻。泗水因无出路，便在徐州至济宁段潴蓄起来，积水成湖。因黄河水量不断增加，宣泄不畅，遂使湖区向四周扩展，淹没了大片农田，变陆为湖，先后形成了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和微山湖。明清时期，在四湖上不断兴修水利工程，使四湖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至清同治年间，四湖已连成一片，统称“南四湖”。
由泗水潴蓄而成的南四湖，面积达1280km2。它的流域涵盖山东、江苏、河南、安徽4省32个县（市），总面积约3.12万km2。其在江苏境内的范围为南四湖以西、废黄河以北，包括丰县、沛县全县和铜山县、徐州市的一部分，面积达3382km2。
受地形等因素影响，南四湖周围极易成灾。湖西为平原，由于不断受到黄泛影响，河床淤浅，断面狭小，水系紊乱，泄洪能力极低；又受到湖水顶托，每逢暴雨，到处漫流。湖东为丘陵山区，河道源短流急，河身上大下小，汇流快、来势猛，每逢山洪暴发，堤岸溃决，危害极大，是淮河流域中的重灾区之一。
更由于南四湖地处苏鲁边界，湖面浩淼，历来是淮河流域水利矛盾最突出的地方。近代以来，每当发洪水时，江苏紧闭湖口蔺家坝等闸，不让湖水下泄，山东境内则泛滥成灾；而大旱少水时，山东又堵住湖水，涓滴不放。因此两省的水利纠纷愈演愈烈，为南四湖的治理增加了困难。
南四湖形成后，徐州以下的泗水故道全部湮废。因泗水汇集沂水人海，泗水下段泯灭后，沂水便因不得入泗而水无出路，被迫改道东南，在宿迁马陵山西侧的一片平原洼地积蓄起来。加之东面受到马陵山阻隔，水流不畅，潴壅成湖，被称为“骆马湖”。骆马湖形成后，又相继开通了洳河和中运河，起初在骆马湖行运，后又利用骆马湖水济运，致使湖面不断扩大，到清代已成为苏北地区的一个“周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丈，南北长七十里，东西宽三、四十里”的大湖。
由沂河潴蓄而成的骆马湖，是江苏省四大湖泊之一，位于今新沂市、宿迁市宿豫区结合部，上承沂河及中运河来水，流域面积5.2万km2。骆马湖形成后，成为沂沭泗流域的滞洪区之一；建国后，经过规划治理，骆马湖被改建为常年蓄水库，承担着调蓄沂河洪水，以减轻下游排洪水道的压力。
第2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关键词]汉唐；含沙射影；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优化
[中图分类号]K23；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38-07
汉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当今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即生态环境不断恶化。①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考虑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地域性和时段性特征，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由不适宜人们的居住转变为适宜人的生存。
“含沙射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它的含义原为作为毒虫的含沙伤害人的方式，到了唐代，开始演变为暗中诽谤或者陷害人的行为，其词义的变化是否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有关。本文试从汉唐时期“含沙射影”词义的转变入手，探讨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化过程，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含沙”社会影响力的减弱与“含沙射影”词义的演变
“含沙”作为一种毒虫，又名蜮、射工、射影、水弩、短狐等，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战国时期的文献已经有所记载，屈原《离骚·大招》中，“魂乎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险隘，虎豹蜿只。鰅鳙短狐，王虺骞只。魂乎无南！蜮伤躬只。”①虽然含沙已经在南方存在，但是，这一时期，南北尚未统一，诸侯国间战争不断，经济文化交流并不频繁，含沙还不足以引起中原社会的关注。
秦汉帝国建立后，南北统一，中原社会加强对南方的经营和管理，南北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由于南北生态环境的差异，中原社会十分在意南方的生态环境，尤其对于危及人生命的各种有毒之物。时人对含沙的分布状况有所关注。《搜神记》卷12中记载汉武帝时期，长江水中生存着含沙。“汉光武帝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中记载，“刘向以为蜮生南越。……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狐。”王充的《论衡》卷23《言毒》中，“南道名毒曰短狐。”道为方的意思，南道即南方。②南方到处都有含沙。另外，人们对含沙的形状以及含沙伤人的方式也有所认识。许慎《说文·虫部》中，“蜮，短狐也，似鳖，三足。”服虔也认为含沙似鳖，“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状如鳖，古无今有。”③他还指出含沙以沙射人，“含沙射人，皮入肉中”。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大量中原人士避乱江南。他们的亲身经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南方生态环境的整体评价。在他们看来，南方地区多毒物。受此影响，时人对含沙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分布区域上，三国吴人陆玑指出江淮之地皆有含沙。⑤东晋葛洪指出吴楚之地多毒物，其中之一为含沙。⑥南朝宋鲍照的《苦热行》中，“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瘴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⑦华南一带的毒物中包括含沙。魏收《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中记载也记载了南方的毒物，“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与秦汉时期相比，含沙的分布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在含沙的形状方面，葛洪《抱朴子》卷17《登涉》中指出含沙似鸣蜩，“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蜩，即蚱蝉，“俱方首广额，两翼六足，以胁而明”。⑧张华《博物志》卷3中认为含沙似甲虫，“江南山溪中水射上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这一时期人们对含沙的认识存在着争议，明人李时珍认为含沙的形状和鳖、蝉、甲虫的外形皆有关，“射工长二、三寸，广寸许，形扁，前阔后狭，颇似蝉状，故《抱朴子》言其状如鸣蜩也。腹软背硬，如鳖负甲，黑色，故陆玑言其形如鳖也。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飞，作铋铋声。阔头尖喙，有二骨眼。其头目丑黑如狐如鬼，喙头有尖角如爪，长一、二分。有六足如鳖足，二足在喙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二歧爪，或时双屈前足，抱拱气喙，正如横弩上矢之状。”①如果李时珍的认识正确的话，那么汉魏六朝时期的人们只是从局部描述含沙的形状，没有从总体上把握。
这一时期人们对含沙攻击人的方式以及含沙射人后的症状也进行了仔细的探究。干宝《搜神记》卷12中记载含沙以沙射人，“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葛洪认为含沙以气杀人，《抱朴子》卷17《登涉》中，“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此外，含沙也可以攻击人影，使人患病。陆玑《毛诗草木虫疏》卷下中，“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见水中，投人影，则杀之，故曰射影。”张华《博物志》卷3中，“以气射人影”。葛洪《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以射人形影则病”。含沙射人中，症状明显，有发热、头痛、畏寒、浑身抽搐、结痂等。干宝《搜神记》卷12中，“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初得或如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恶寒热，四肢拘急，旦可暮剧，困者三日，齿间血出，不疗即死。其中人有四种，初觉则遍身体视之，其一种正黑如墨子，而绕四边突赤，以衣被犯之，如刺状。其一种作疮，疮久即穿陷。一种突出如石痈状。其一种如火灼人肉，熛起作疮，此种最急，并皆煞人。”
在唐代，人们对含沙的认识没有突破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认识。如在含沙形状方面，孙思邈认为含沙与甲虫相似，《备急千金方》卷25《治三种射工虫毒方》中，“其虫形如甲虫，有一长角在口前如弩，檐临其角端曲如上弩”。在含沙射人后的症状上，《备急千金方》卷25《治三种射工虫毒方》中所描述的与《肘后方》中的基本一致，“其初始证候，先恶寒噤瘆，其成疮似蠼螋尿，亦似瘭疽疮。射工中疮有三种：其一种疮正黑如黡子，皮周边悉赤，或衣犯之，如有芒剌痛；其一种，作疮久久穿，或晡间寒热；其一种，如火灼熛起，此者最急，数日杀人。”但是，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唐人所记载含沙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只分布于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及岭南一带。白居易元和八年（813年）写给江陵府士曹参军元稹的诗中，②“君年虽校少，憔悴谪南国。三年不放归，炎瘴消颜色。山无杀草霜，水有含沙蜮。”③湖北江陵一带的水中生存着含沙。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所写的送别诗《送人贬信州判官》中，记载了江西上饶一带的毒物，“溪畔毒沙藏水弩”。④柳宗元的《与李翰林建书》中，“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⑤永州（今湖南零陵）环境恶劣，有蝮虺、大蜂、射工、沙虱等毒物。岭南地区也分布着含沙，刘禹锡的《莫徭歌》中，“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⑥沈佺期的《入鬼门关》中，“夕宿含沙里，晨行菵露间。”⑦
到了宋代，虽然医书中对含沙有所记载，但是相关内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医书中的记载基本相似，没有较大变化。①而且，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只谈及岭南一带分布着含沙。“百越之地，……三月五月，春草黄茅，岚雾瘴氛，上炎下潦，飓风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虫、蚺蛇、沙虱，过而踣者犹十三四焉。”②作为毒物的含沙已经不被时人所重视。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们对南方环境认识的深入，他们也对含沙的认识逐步深化，无论是分布范围、形状，还是危害人的方式、射人后的症状。这说明含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较大，否则，人们也不会对此毒物过分关注。自唐代以来，除医书外，其它文献对含沙的记载逐步减少，反映了随着含沙分布范围的缩小，整个社会对含沙的关注度降低，含沙所产生的影响力日益衰落。与此同时，“含沙射影”的词义发生着演变，由作为毒虫的含沙攻击杀害人的方式，形象地转变为阴谋陷害人的行为。白居易的《读史五首》中，“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③白居易用“含沙射人影”比喻使用计谋陷害别人的行为。随后他举出几个例子进行说明，“掇蜂杀爱子，掩鼻戮宠姬。弘恭陷萧望，赵高谋李斯。”这几个例子分别见《琴操·履霜操》、《战国策·楚策四》、《汉书·萧望之传》以及《史记·李斯列传》。④宋人欧阳修的《亳州谢上表》中，“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⑤诽谤之人必如含沙射影，中伤于别人。欧阳修此篇文章写于治平四年（1067年）。这一年正月，宋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欧阳修因在丧服内穿紫袄，被御史弹劾。他以前所推荐的蒋之奇趁机诽谤，说他与儿媳私通。宋神宗彻查此事，证明欧阳修遭受诬陷，蒋之奇因此被贬黜，而欧阳修也被贬到亳州（今安徽亳县）。⑥明代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3中，“《亳州谢上表》，欧公遭罹馋谤，故其言多呜咽。”⑦欧阳修对含沙射影的理解或许更为深刻。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枢密副使吴充指出，朝廷在广开言路的问题上，一定要仔细审查，不使善良之人造诬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⑧吴充用含沙射影比喻阴谋诬陷他人的行为。
二、汉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司马迁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指出，“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蓏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人们的生产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湿地广布、植被丰茂的自然景观。根据今人的研究，江汉平原云梦泽为平原—湖沼的地貌景观，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属于河网切割地貌。长江下游一带湖泊众多，沼泽湿地广布。①而且，长江中下游山地丘陵地带森林资源极其丰茂。②
含沙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居溪旁湿地，天大雨时，或逐行潦，流入人家而射人。”沙虱不仅生活在水中，也生存在草丛之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沙虱毒方》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及阴雨日行草中，即著人，便钻入皮里。”今人在研究这两种毒物的生存环境时指出，沙虱、含沙的传播媒介为恙螨，其孳生在阴暗潮湿的丛林边缘、溪沟江河沿岸的灌木杂草丛中等场所。③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为含沙的生存提供有利的条件。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华北政局的动荡，北人的南下，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农业景观不断建立。在江汉平原，《太平寰宇记》卷146记载南朝刘宋荆州刺史沈攸之将荆州一带的沼泽之地开辟为农田的史实，“宋沈攸之为荆州刺史，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故以获名其湖。”《宋书》卷46《张邵传》记载了张邵在襄阳一带围垦汉水滩地，“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在江淮地区，淮南扬州一带，土地荒芜，《南齐书》卷44《徐孝嗣传》记载，“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南朝齐人徐孝嗣建议在这一地区开田辟地，“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太湖流域的开发是以太湖为中心，从四周高地逐步向近湖沼泽地带发展，到了南朝末年，常熟二十四浦形成，这一地区的塘浦圩田得到较大发展。④宁绍平原西部山阴（今浙江绍兴）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于是这一地区的居民向宁绍平原东部沼泽之地迁移。《宋书》卷54《孔灵符传》记载对此进行了记载，“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湖田即围湖造田，将湖周围的滩涂变为良田。《宋书》卷54《孔季恭传》史臣之论中，记载了江南一带经济发展的成果，“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隋唐时期，南北一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地丘陵。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以及洞庭湖地区，修筑大量的堤防工程，水网沼泽之地进入全面开发阶段。⑤在长江下游沿海一带，由于海水倒灌，农业生产受到制约，淮南、浙东以及浙西等地海塘的修筑，将沿海荒芜之地变为农田。《新唐书》卷143《李承传》记载李承在淮南楚州（今江苏淮安）修筑的常丰堰，“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收常十倍它岁”。《新唐书》卷166《杜佑传》记载扬州一带滨海废弃之地得到改造，“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太湖流域盐官县（今浙江海宁）的海塘在开元年间重新修建，“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⑥《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中记载了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海塘修筑的经过，“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开元十年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观察使皇甫温、大和六年令李左次又增修之。”海塘的建设，促进太湖流域圩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到唐中后期，这一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基本形成。①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沼泽湿地广布的环境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区的水利设施必须兼具排水和灌水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开垦沼泽湿地的能力，使沮洳之地变为良田沃土。《全唐文》卷430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沼泽湿地之中，榛莽丛生，有利于含沙的生存，农田的建立，杂草的清除，水环境的变化，使得含沙所依存的环境彻底发生改变，加快其消亡的步伐。
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地丘陵主要包括江淮丘陵、江南丘陵。其中，江淮丘陵从大洪山、桐柏山和大别山一直向东延伸，直至苏北平原洪泽湖一带。江南丘陵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南，五岭以北，由中山、低山及介于其间的丘陵盆地构成。茶树的种植、畲田农业的发展，山地丘陵地带的植被发生较大变化。
茶树适合种植于低山丘陵地带，《四时纂要》卷2记载，“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随着野生茶树的驯化、人工栽培茶树技术的提高，茶树分布面积进一步扩大。“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②虽然陆羽主要讨论不同地区茶叶品质的好坏，但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种植茶树，低山丘陵地带植被丰茂的自然景观发生改变。
在山地丘陵地带，畲田农业也发展起来。唐代畲田农业主要位于山南道、剑南道以及江南道所属州县周边的山地间。③时人已经意识到畲田农业对山地丘陵地带生态环境的影响。“畬山儿，畬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④畲田农业破坏山地丘陵间的植被，直接影响到动物的生存环境，这在刘禹锡的《畲田行》中也有体现，“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⑤虽然畲田农业破坏了山地地带的森林植被，但是它也清除了各种灌木丛林，改变了含沙的孳生环境。韩震在舒州同安郡（今安徽桐城）通过焚烧草木，消灭老虎和毒虺，“桐城……本同安，至德二载更名。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令韩震焚薙草木，其害遂除。”⑥山地丘陵地带植被的改变，灌木丛林的清除，使得含沙这种毒虫逐步消失，不再危及人的命健康。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发展、沼泽湿地以及山地丘陵环境的改造、植被资源的变化、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水利工程的修建，从根本上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含沙的生存环境发生明显的改变，其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瘴气分布范围变迁方面。战国西汉时期，瘴气分布的北界可能在秦岭淮河一线，长江流域为重病区。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及长江以南，邛崃山、大雪山和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域，以大庾岭—衡山—鬼门关一线以南尤甚。江淮地区以及苏杭地区，瘴气已经销声匿迹。①瘴气的形成与南方潮湿的环境、茂密的森林直接相关，②森林植被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瘴气分布范围的变化。长江中游以南五岭以北广大区域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畲田农业主要集中在山地丘陵边缘地带，其深处植被茂密，因此，这些地方依旧生存着含沙、瘴气等毒物，环境恶劣。
在秦汉社会的观念中，南方属于恶地，疾病流行，环境卑湿。③然而，在唐人心目中，长江下游风光旖旎，美不胜收。江南，吴越，几乎成为“好山水”的代名词，④在张籍看来，广大的江南风光旖旎。“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⑤江南土地虽然卑湿，多虫蛇，但丝毫不影响他欣赏美景的心情。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中，“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⑥白居易也时刻惦念着江南的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⑦另外，他在《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中又写到，“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⑧崔国辅在《题豫章馆》中写到，“杨柳映春江，江南转佳丽。”⑨韩翃《送客游江南》中，“赏称佳丽地，君去莫应知。”⑩韦庄的诗中也谈到了江南秀丽的景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11}总之，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造，由沼泽遍地、榛莽丛生的自然景观转变为农业景观，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更加适宜人们的居住，从而奠定了“含沙射影”词义转变的基础。
第3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昆曲的湖南地方化，其显著的标志在于湖湘文化的主体精神、湖湘文化的结构形态、湖湘文化的个性品格、湖湘文化的审美趣味等重要因素对她产生的全面影响，使她相悖于、相异于、创新于原产地的艺术形态和艺术原则，成为人们习称的真正的“湘昆”。
、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主体精神。使湖南剧界敢于创新昆曲，改编和新编了不少昆曲剧目，在剧本文学内容、演唱声腔音乐、舞台表演艺术及行当脸谱化妆等方面都有拓展和创新。
湘昆虽与苏昆、北昆同源，然经地方化后，产生出一些独有剧目或稀有剧目。如传统剧目《豹凌岗》，写涿州牧羊人王则，首倡起义，声势日壮，号东平郡王。宋仁宗派文彦博征剿，王则纵火牛拒战，败至豹凌岗被俘。全剧场面热闹，具湘南粗犷村野之风，迥异苏昆典雅之气，确系湖南剧人的创造。衡阳湘剧中至今尚能演出折子戏的昆腔连台本戏《混元盒》，是湖南各地方剧种所无的稀有昆曲剧目，常在地方设坛打蘸禳神祈福时连本接唱，平时只演单折，不演整本。它由《五雷印》、《朱砂判》、《收五毒》等三本大戏组成。衡阳湘剧艺人赋予该剧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传奇精神，在结构模式、唱腔音乐、演出形态、表演规程上都有突破和创新。据传，上世纪二十年代，该剧种艺人以此剧与祁剧艺人交换《目连传》，《混元盒》遂传入祁剧界。其精彩折子有《登舟破桶》、《烧香迷良》、《奎楼自叹》等。
《醉打山门》和《打碑杀庙》分别是明清传奇《虎囊弹》、《党人碑》中的一折。经衡阳湘剧界艺人多次改编后，在表演形态上作了独具一格的探索和创新。《醉打山门》中被誉称为“金鸡独立”7分钟的“罗汉山子”表演，模仿18罗汉的各种形态，就借鉴于祁剧《打蜈蚣岭》中武松的醉拳表演，汲收地方民间武术东安拳套路，综合延伸发展，经谭松月、谭保成改进完善，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武净表演范式，拓展和创新了昆曲净行的表演艺术，被学界奉为“谭派”，被俄罗斯的戏剧艺术大师赞为“魔鬼的艺术”。《打碑杀庙》是三花行(即丑行)褶子路做念重头戏，内中相师刘铁嘴表演中有“耍伞”特技，也是衡阳湘剧艺人的创造。名丑谭贵昌演来别有风味，从而拓展了昆曲丑行的表演路子。
二、湖湘文化“兼容并包”的结构形态，影响着进入湖南剧坛的昆曲生态，使她放弃一家独尊、不能移易的艺术原则，接受相悖相逆的艺术处理，汲收融汇湖南地方艺术精华，以取得像湖南地方剧种那样如鱼得水的生存环境，成为湖南地方化的剧种。
衡阳湘剧中，有一道中国戏曲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在同一剧种中的同一剧目，可以同时存在用三种不同声腔来演唱的演出本及其相应的演出样式，这就是传奇《铁冠图》，可以用昆腔、高腔、弹腔三种声腔来进行演出，且各有不同声腔的演出本，只不过唱昆腔时取名为《天意图》。这种三腔(或两腔)并立、各呈其长的演出形态，在湖南的衡阳湘剧、祁剧中普遍存在(如祁剧的《西游记》、《岳飞传》等连台本戏，就上本高腔、下本昆腔，或一本之内高昆间唱，称之为为“雨夹雪”)，因为同一剧目中高昆间唱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它与昆曲奉行的惟我为雅、排斥俗曲的艺术原则是相逆的。但在湖南的一些土地上，相逆的东西却让昆曲容纳并接受了，这是湖湘文化“兼容并包”结构形态影响所致。
在语言声律、咬字行腔艺术上，这种融汇相悖、相逆艺术原则的因素于一体的现象也不少见。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中的昆曲剧目，格律虽与昆曲大致相同，但咬字均颇具地方特色。辰河戏的昆曲多用流行于辰河流域的西南官话，湘剧则用长沙方言，衡阳湘剧、祁剧因其地处湘南，咬宇行腔则具湘南风味，如丑行的念白，大都不讲苏白而用当地方言(衡阳方言、祁阳方言或郴州方言)。特别是上声字调的处理，多依湘南上声宇调高唱。这种艺术处理，恰与明代讲究音律的戏剧家沈口对昆曲所力倡的“上声当低唱”原则相悖。湘昆由于受高腔的影响(尤其与祁剧关系密切，名角同台竟演，甚至半昆半高、昆弹掺合)，演出中有滚唱和滚白加衬，抽眼缩板，紧拉节奏，是其常用手法，有些曲牌中，甚至出现前有佛曲，后有民间小调的现象，如《醉打山门》中卖洒郎唱的《山歌》、《绣襦记》里郑元和唱的《莲花落》和叫化声等。这种使用不属昆曲曲调的音乐现象，在《赠剑》、《打店》等戏中，以掺含着使用吹腔([安春调])为代表。
三、湖湘文化的个性品格集中体现在“忧乐观”上。既有岳阳楼上范仲淹的“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忧后乐”观，也有祝融峰上伟大思想家王船山的“天下治，使人乐，天下大治，使人忘其乐。天下乱，使人忧，天下大乱，使人废其忧。废其忧，则其君如已亡之君，其国如已亡之国，而无与救矣”(王夫之《诗广传》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的“忘乐废忧”观。这种种忧国忧民的忧乐观，影响着昆曲在湖南的艺行大义和演出宗旨：那就是“与民乐乐”，为民乐乐，从“阳春白雪”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走向民间。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嬗变过程，在湖南的昆曲，曾经走出过这个过程。首先，以故事情节完整的大本戏走向农村，向农民们演出，有著名的江湖大戏“三钗十八记”。这些演出本对原本传奇多有删节，做到一本大戏，一天演完，适应农民普遍的观赏需求。如《荆钗记》，原著48折，湘昆的演出本缩为20来折，一天演完。其方法是唱腔上抽眼缩板，拉紧节奏，增添富有地方色彩和情趣的戏剧性宾白，参用弹腔对白，副、丑不用吴语，让昆曲尽量通俗化和地方化。其次，让昆曲剧目结合当地的民情风俗，在表演艺术上吸收地方戏曲、民间舞蹈、曲艺的精华，以便当地民众喜闻乐见。如《渔家乐・藏舟》，演出时根据湘南河流滩多水浅、用篙不用桨的行船特点，邬飞霞的表演改用桨为用长篙，创造出许多优美的撑篙舞蹈动作，《十五贯》中的娄阿鼠杀人用尖刀而不再用斧子，玩纸牌而不再玩骰子，也是根据湘南一带的习俗改的。因为祁剧在湘南一带传播很广，所以，湘昆在表演程式上，向祁剧学了较多，如角色下场跳马门，出场亮相的开山子、甩罗帽、挝紫金冠的头颈功、花脸和丑角的脸子功、眼功等。在专业昆班衰落或不能组班时，就 以昆、弹参半演唱或到祁剧专业班社搭班演出，使地方化了的湘昆得以薪火留存。故而，1957年湖南昆剧团成立时，大部分演员均从邻近县专业祁剧团和衡阳湘剧团调入。其三、让昆曲走进校园，走入乡村业余剧社和曲社。上世纪初年，在湘昆流行的桂阳、耒阳等地，出现了很多业余昆曲社，在湘南农村“打八音”(唱堂会)时以唱昆曲为主。每遇宴会，以昆曲牌名拈阉赌酒竟唱，用[下山虎]对[混江龙]、[滚绣球]对[落梅花]、[山坡羊]对[水底鱼]等规程以行酒令。嘉禾县廪生廖咏霓设馆课徒，既教诗文，又教昆曲。桂阳的李鸿猷在编音乐教材时，就将二十多支优美动听、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昆曲编入其中，为普及昆曲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许多家长，教育子弟以习唱昆曲为正当娱乐。
第4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关键词烟雨楼；造园史；浙江嘉兴
中图分类号TU-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22-0218-03
ResearchontheHistoryofJiaxingYanyuLou
SUN Yun-juan 1ZHU Peng-fei 2WANG Xin1
（1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Zhejiang A&F University，Lin′an Zhejiang 311300； 2 Jiaxing Jiacheng Environment &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AbstractYanyu Lou in Jiaxing South Lake was built in five dynasties.Under the efforts of the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the weather-beaten building finally forms the pattern of today.Based on several fields' research，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lla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this paper was finished at the landscape point of view.This paper tried to present a clear reform process of the history by sorting out the gardening history and finding out the humanities artistic charm of it.
Key wordsYanyu Lou；garden history；Jiaxing Zhejiang
1烟雨楼概况
嘉兴市区东南有2个湖，明朝之前，称南面的湖为湖、马场湖，西南面的湖为鸳鸯湖，即现如今的西南湖，二湖相连（中间有桥相隔）。湖占地逾53.33 hm2，湖心岛占地1.20 hm2。它不仅风景秀丽，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烟雨楼位于嘉兴南湖湖心岛之上，是湖心岛的主体建筑，为南湖景区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烟雨楼四面环水，碧波荡漾，岛上杨柳依依，绿树掩映。阴雨时节，从岸边向湖心岛眺望，雾霭朦朦，犹如蓬莱仙境（图1）。
烟雨楼历经多次兴废重建，历代不少府志、县志、诗词中均对其有所叙述，历代文人墨客为烟雨楼留下了无数诗篇和画卷。该文在多次实地调研及文献收集的基础上，对前人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景观角度展开研究，针对烟雨楼造园史进行梳理阐述，深入发掘南湖烟雨楼的人文艺术魅力，力求呈现烟雨楼清晰的变革过程。
2烟雨楼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传统园林一样，随着朝代的更迭、战争的摧残、不断的易主，烟雨楼历经改建，已非原貌。选址、格局、建筑、功能等方面均经过数次调整后，才有如今的面貌。
2.1五代时期始建
《十国春秋》记载：“元作金谷园以娱老，又建烟雨楼于湖之上[1]。”此处的元是指吴越王钱的第四子钱元。陈从周先生主编的《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中断定嘉兴烟雨楼为吴越钱元在后晋天福年间（936―944年）所创建。嘉兴在吴越国时期，国泰民安，距离吴越国首府杭州较近，环境优越，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后花园。
明万历《秀水县志》记载：“元筑台鸳湖之畔，以馆宾客[2]。”可见当初的烟雨楼并不在湖的湖心岛上。烟雨楼的具置，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具体何时建造也无证可考。2011年《嘉兴日报》陆续刊登了于能撰写的《烟雨楼及其楼址考》系列三文，综合分析各大史料记载，推测烟雨楼最初建在在鸳鸯湖和湖交汇带。
五代时的烟雨楼并不对外开放，它属于皇家园林的一部分，是皇家休闲娱乐、接待宾客的会所别院。史料对其场景布局未有详细描述，但从其功能及服务对象来推测，其建筑、园林的规模档次绝对不容小觑。
2.2宋元时期的兴废
随着吴越国的纳土归宋，烟雨楼也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北宋年间，其风头被西北城上颇受官方推崇的月波楼所盖过，随后的100多年里，史书中未见与其相关的记录，它从官方产业逐渐成为民间产业。
北宋宣和庚子年（1120年），方腊起义，第2年起义军便攻打了秀州（嘉兴旧名）。北宋灭亡后，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率军攻打秀州。这9年之内的2场战役，让秀州的亭台楼阁被战火烧毁，烟雨楼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间未有史料记载。
南宋在江南的偏安局面获得稳定后，经济恢复的很快，嘉兴城市十分繁荣，这时又开始了楼堂馆所的兴建热潮，烟雨楼也有了它的第一次重生。嘉定年间，吏部尚书王希吕，在钱氏遗址建楼，后由其儿孙辈扩建成烟雨楼。
宋理宗绍定二年（约1229年），大臣吴潜游烟雨楼，作词《水调歌头・题烟雨楼》一首，“烟雨楼”三字初见，在此之前并未有“烟雨楼”之名。词中描写该楼“高立万人头”、“东湖千顷烟雨”、“自有茂林修竹”。由此可见王家的烟雨楼高大巍峨之状，周边有“茂林修竹”，环境优美。
之后，烟雨楼又几经易主。关于这段历史，光绪《嘉兴府志》有一段清人做的考证：（烟雨）楼自王希吕重建以后，尝为柳氏园。潘师旦得之，为会景亭。吴仲圭云“春波门外旧高氏圃中有烟雨楼”，后废为三教堂。元即其地为宣公书院，兵后，移书院入城，又改为三贤祠。盖楼初建在湖滨，与春波门相近，故嘉兴八景有春波烟雨之目。自元以后，废兴不一。嘉靖中，太守赵公重建时则已在湖中矣[3]。
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农民起义暴发，张士信进兵嘉兴，与苗人杨完者在嘉兴进行拉锯战，史称“杨苗之乱”。烟雨楼毁于战乱之中。
2.3明清时期重建
明代时局稳定，嘉兴又恢复往日的繁荣。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秋（1547年），嘉兴知府赵瀛为了疏浚河道，发展民生，大搞水利建设，他将河道中的淤泥运到湖之中，形成一个小岛。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赵瀛在“诸僚佐曰可”和“父老曰可”的民意推动下，开始动工兴建楼台。为造此楼，赵瀛还推迟了自己的升迁机会，直至造完5间后才去山西上任。此处建筑仍旧沿用了“烟雨楼”之旧名，从此烟雨楼从湖滨移至了湖心。明代范言所作的《重建烟雨楼记》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书中描写道该湖心岛“积五十尺，广袤三百尺”。明代首辅李春芳曾为其写记：构楼其上凡五楹，缭以垣围，莳以桃李，轩牖洞豁，而一览嘉禾可尽也，仍其名曰“烟雨”。由此可想象当年重建后的烟雨楼的面貌，四周有围墙，种植桃李，屋内窗口通透明亮，可远眺观景。
此后的几十年，烟雨楼又几经修葺。隆庆五年（1571年），浙江兵备道沈奎来嘉兴，见烟雨楼已破损不堪，将有坍塌之险，便重行修建，还在大楼南面筑了一座石台。万历十年（1582年），龚勉又一次集资修葺，利用开浚城河的淤泥，加高了沈奎所筑的石台，取名为“钓鳌矶”，寓意嘉兴人科考高中，独占鳌头。次年嘉兴果然出了一名状元。于是龚勉又在湖心岛上，对烟雨楼四周景观进行扩建，新建文昌、武安两祠，凝碧、浮玉两亭，禅定、观空两室，沿湖堆砌山石，小岛北面凿池布泉，钓鳌矶畔种植桃李。整个园林建筑设计精巧，布局合理。他去任后，有人将烟雨楼荷花池畔的一座亭子改作了龚公祠以纪念他的功绩。得益于龚勉之举，烟雨楼格局有了重大改观，自此烟雨楼又开始兴盛，游人争相来观赏“夹岸芙蓉飞紫燕，绕堤杨柳弄黄鹂”（李培・南湖咏兴）之美景。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烟雨楼经知府刘应钶再度修葺烟雨楼，自此烟雨楼盛名远扬，成为四方人士来禾必登之所，烟雨胜景，令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董其昌赴湖北督学，途径嘉兴，建议把湖作为放生湖，并且留下“鱼乐国”三字，这就是岛北“鱼乐国”石碑的由来。由于游人纷至沓来，官府不够重视，烟雨楼年久失修，不堪重负，直至崇祯五年（1632年），烟雨楼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知府李化民才又组织地方上重新建造烟雨楼。
明末清初，嘉兴人民为抗清兵入侵展开战斗，烟雨楼毁于战火。在此后的40余年，烟雨楼名存实亡，昔繁荣鼎盛之处，皆成瓦砾。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嘉兴同知季舜有2次创议，烟雨楼才得以兴建，同时于钓鳌矶东南重建了龚公祠。工程历时四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终告完成。
清康乾盛世期间，因恐皇帝南巡至此，烟雨楼不断得以修理。1751―1784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8次驻跸烟雨楼，每次都留下诗篇盛赞烟雨楼美景。期间主要变化：①明代重修后烟雨楼一直是坐南朝北，为了迎接皇帝南巡，烟雨楼经过重大整修后面向了南面的钓鳌矶；②原有石埠由于烟雨楼的换向失去了作用，在东岸堤上，重新建造了一座大石埠；③拆除旧楼前的浮玉亭和凝碧亭，改建了凝碧阁；④由于烟雨楼的换向，栖凤轩从紧靠大楼后变成在楼前。之后百年里，烟雨楼部分区域暂停对外开放。自道光以后，随着国运衰落，烟雨楼因缺少管理和维护，日损一日，逐渐变得荒芜[4]。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与清军展开激战，存在180余年的烟雨楼终不能幸免于难，再次毁于炮火。次年，战争平息后，嘉兴知府许瑶光在湖堤岸边种植了花草树木，对岛屿进行了绿化。此后数年里，又陆续修建一些建筑，形成今日烟雨楼的大体格局，很多建筑保留至今。主要变化：①在烟雨楼大石埠上面，建造一座门厅，取名“清晖堂”；②在钓鳌台上建造八咏亭；③在烟雨楼遗址的东北，建造了三间平屋，取名“亦方壶”；④在清晖堂左右各建有厢房，南厢房名菱香水榭（又称小蓬莱），北厢房名菰云；⑤在凝碧阁的废址上建造“宝梅亭”。地方士绅筑为了赞颂许瑶光的功绩，留住这位好官，在烟雨楼旧址的西北先后建成来许亭、鉴亭。
2.4民国及建国后改建（图2）
民国七年（1918年），嘉兴知府张昌庆重建烟雨楼。这次烟雨楼的重建工程较大，主要做了以下几处改动：①在遗址上建造了两层楼房，外加四周走廊；②大楼之前钓鳌矶上的八咏亭有碍观景，予以拆除，移建在城内瓶山之颠；③楼北的假山，由张家弄寄园主人沈石荪主持整理，堆叠成虎豹狮象形状；④重新修建堤上荷花池万福桥。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南湖水面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烟雨楼连同秀丽的南湖一起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抗战期间，烟雨楼曾沦为日军的“华中铁道公司食堂”，内饰呈日系风格。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烟雨楼重新回到了嘉兴人民的手中。自此以后，在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烟雨楼进行了多次整治和修葺。2004年10月，烟雨楼经批准进行落架大修，次年初完工，重新对外开放。重修后的烟雨楼更加宏伟气派，更显江南名楼的风采（图2）。
3结语
烟雨楼自初建起的一系列改变，慢慢从皇家别院转变为民间产业。它的兴衰和官府的重视程度有紧密联系，明清是其发展的高峰期，文人墨客争相从四面赶来一睹烟雨楼风采。从选址来看，烟雨楼从最初建在岸边，机缘巧合，移至岛上，规模格局逐渐扩大。烟雨楼的每一次改建，每一处布局，都与其当时的社会时局、政治因素、民间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追寻它的历史旧貌，了解它的每一步改变，可为下一步烟雨楼园林艺术及人文特色的研究打下基础[5]。
4参考文献
[1]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
[2] 李培，黄洪宪.万历秀水县志[M].民国十四年金蓉镜校补铅印本，1925.
[3] 许瑶光.嘉兴府志[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3：45-46.
第5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关键词】湖南 先秦时期 湖湘文化 时空结构
research o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pre-qin culture in hunan
taochu 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 in hunan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paper basically restores the system of time-space structure abou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its main causations.
key words:hunan pre-qin period hu-xiang culture time-space structure
“湖湘文化”理所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今湖南境内（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为代表）自古至今存在过的人群所创造的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切成就。在这种含义之下，湖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早期阶段，也是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本土性特征最突显的阶段。因此，本文对于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及成因的考察，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才疏学浅，难免以管窥豹、坐井观天，拙陋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湖南先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阶段划分
传世文献中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记载极少，我们对湖南先秦文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考古学。建国六十年来湖南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斐然，为湖南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虽然考古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但在文献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它是我们唯一所能依据的素材和研究对象。不仅湖南如此，即便是文献记载较丰富的中原地区，研究先秦时期特别是史前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同样离不开考古学。因此，湖南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发现或确认的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已达30余种，其中有的已正式命名为“某某文化”，有的因为相关材料较少而未正式命名，仅暂称为某某“遗存”或“类型”。下面先作一个简要介绍：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澧水类群”和“潕水类群”两大系统[1]，均分布于雪峰山脉以西的湖南西部地区。前者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区，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距今约4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连续发展的四个文化——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和十里岗文化；后者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尤以上游支流——潕水流域最为集中，故称“潕水类群”。目前该类群还未正式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在东部地区的长沙、浏阳、益阳、安化等地点也发现有旧石器地点，因材料较少，未予命名。
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较多，几乎分布于境内各个地区。具体来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澧水下游以澧县八十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八十垱下层遗存” 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发现于永州市道县寿雁镇一名“玉蟾岩”的石灰岩洞穴中）。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下游和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洞庭湖东岸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上层文化、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斗篷坡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湘江中、上游地区的“望子岗一期遗存” 等。
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地区的皂市文化（或称“皂市中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澧水上游、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商代早、中期）、费家河文化（商代晚期）；湘江、资水下游的樟树塘类型（夏代至商代早期）、炭河里文化（西周时期）；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等。以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多为商代至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
澧水下游、洞庭湖区及洞庭湖东岸地区出现楚文化遗存，洞庭湖东南的湘江、资水流域为古代越族文化分布区。战国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楚文化所占据。
通过以上考古学文化，我们可以梳理出湖南先秦时期历史的大致过程为：距今约40万年左右，湖南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在距今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商周之际，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湖南被带入了青铜时代；战国时期，楚文化占据湖南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秦帝国的建立，湖南被正式纳入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来区分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本土文化（湖南文化）到区域文化（长江文化）的过程，秦代开始成为中华文化一员。在具体论述之前，先就“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等的涵义进行界定。
本文“地域文化”，泛指一定地域内（含自然地域、政治地域等）所出现过的人类文化，不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或各种性质的判定。一个文化必有其生存地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类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或其某个部分。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地域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区内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分支或文化小区，这个分支或小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一定具有独立性，但文化的面貌或传统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且该共同特性为相邻地区其它地域文化所不见。湖湘文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它就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地域文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湖南境内自古至今生存的人类文化是否具备上述文化面貌或文化传统的共同特征，如果“否”，则“湖湘文化”不成立，不如依现代行政区划称“湖南文化”更合适。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本土文化”是指湖南境内起源或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且其分布空间未超出湖南境域。而“区域文化”是指分布空间包括湖南但必须超出湖南境域的文化，该文化的中心区或起源地可以在湖南境内也可以为境外地区，而实际上湖南在先秦时期未曾成为过区域文化的中心区。在区域文化中，湖南的地域文化只是其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过程，且总的趋势是“区域”范围不断由小变大，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就是区域文化不断扩展的结果，其动力机制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不同地区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具体过程不完全一致，可以表现为发展阶段性、演变节奏、文化互动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
多数地区一样，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由本土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又回归到本土文化再到区域文化的反复而曲折的道路，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本文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分别称为“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
史前时期是湖南先秦文化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末，结束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初，湘南、湘西等边缘地区可能晚至商代早、中期。本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本土文化阶段，后段为区域文化阶段，前、后两段的时间界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
史前时期前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十余种。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有湘西北洞庭湖区的“澧水类群”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潕水类群”文化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旧石器群；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文化有洞庭湖区的八十垱下层遗存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新石器早期后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有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湘江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这一阶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特征，即：均为本地起源并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分布区均未超出湖南境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向外输出或传播。例如，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就是彭头山文化的一支向北迁徙形成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开始出现、汤家岗文化盛行的白陶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别传到长江下游、岭南珠三角、江汉平原和汉水上游地区，鄂东皖西地区的黄鳝嘴文化、江西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
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珠三角地区的咸头岭文化、大黄沙文化、江汉平原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均发现了白陶器，器型和装饰风格与洞庭湖区的白陶亦接近，只是年代稍晚些。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之所以相对较高并处于文化传播的主体地位，应与湖南境内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史前时期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高坎垅类型、岱子坪·舵上坪类型、高庙上层文化、斗篷坡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些地域文化多数已开始具备上述区域文化的特征，虽然本地文化传统仍占较大比重，但已不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已不再是本土文化的中心区而成为了以境外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边缘区，文化的演变节奏也与境外的文化中心区同步。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高庙上层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其形成的主因实际上就是大溪文化向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扩展；其后的高坎垅类型就是屈家岭文化在该地区直接存在的反映。湘江、资水下游流域的堆子岭文化一改本地从黄家园类型到大塘文化以釜为核心的炊器传统，代之以鼎为核心的来自长江下游或东方的文化传统，虽然湘江流域是堆子岭文化的中心区，但因堆子岭文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系统，故实际上已是以境外为中心的文化边缘区。岱子坪一期文化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到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时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取代东方文化将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纳入了其政治版图。从大溪文化开始，以境外为中心区的区域文化一步步向湖南内陆地区挺进，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湖南一半以上的地区都被纳入了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体系。仅湘南、湘西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自身传统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阶段，如斗篷坡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并不妨碍湖南大部分地区所呈现的区域文化特征。
原史时期（亦称原史时代）是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中第二个大的阶段。此前笔者已专文就包括湖南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原史”时期进行了首倡和概论性阐述[2]。该文认为，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末至秦帝国建立前这一段历史既不属于史前时期，也不属于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并建议借用西方史学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时期”这一概念称之。
理由是：长江流域的整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秦帝国建立后，长江流域被纳入以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历史体系，应与先秦时期分开；而先秦时期又须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点应在新石器时代末。因为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高度发达的几个大的区域文化集团（可称为早期国家或酋邦）几乎同时衰落并消亡，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均不是先前区域文化的遗裔，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过程在文化传统层面上是断裂而非连续的。与这种断裂特征相匹配，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本土性特征重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的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圈不复存在，而各小地理区域间的文化独立性和差异成为主流。关于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起点，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吴越和巴蜀已属历史时期，但按照“历史时期”的涵义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时期”这一点来衡量，它们均未进入历史时期。传世文献中确有不少相关记载，但均非其本民族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是来自它族（华夏族），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巴志》、《蜀志》等；考古出土的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过是些零散的、片段的纪念性文字、日常记录或专类文书而非“史”书，也没有较完备的编年系统，这些特征恰好符合西方通行的“原史时期”的概念属性。所以，本文亦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末至秦这一时段称为“原史时期”并以楚进驻和统治湖南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原史时期前段，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末，下限为楚国统治湖南之前（约当春、战之际）。本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的皂市文化，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樟树塘类型、炭
河里文化，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 等。本阶段楚文化已传入湖南境内，如湘西北澧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春秋中、晚期已见部分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但大量研究表明，楚人在战国以前并未大规模进驻湖南，春秋时期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当地土著文化所占据，东部湘江、资水流域为百越文化分布区，西部澧水和沅水流域应为苗蛮文化分布区。从总体上看，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面貌又回复到本土文化特征，各地域文化的分布区多未超出湖南境域（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除外），并基本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也非境外文化的分布区，但较史前时期前段的本土文化有新的特点。例如：外来文化传统在各地域文化中均占一定比重；各小地理区内前后交替的地域文化间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较弱；文化更替的原因多为外因且基本跟随境外文化的演变节奏。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中原文化的明显优势使其时刻对长江流域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牵制作用，以致在两湖地区难以自发形成分布范围稍大的区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无力完全征服和控制这一地区，没有可能将其直接变为中原文化的分布区。因此，这一阶段湖南的本土文化传统反复出现突变、复归的循环过程，不过每次复归后的本土文化传统又加入了新的区域因素，因而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向新的区域化不断迈进的过程。
原史时期后段，即楚国统治湖南时期，具体年代为战国时期。本阶段湖南全境基本上为楚文化所占据，仅雪峰山高原山区情况不明（目前邵阳地区尚未发现战国楚墓），也有可能仍为本地土著文化分布区。楚文化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核心、以长江中游为主要分布区的区域文化，战国时期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成为“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湖南遂成为楚文化的大后方，史称“南楚”。湖南境内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面貌上与江汉平原核心区已非常接近，楚文化亦将湖南境内古代越人的某些传统（如越式铜鼎）融合吸收并传播到其它地区。关于楚人大规模入驻即统治湖南的年代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传统意见认为当始于春秋晚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为战国早期或稍晚。湖南境内考古发掘的楚墓五、六千座，然春秋楚墓不超过50座，战国早期楚墓数量也不多。这一现象与楚国公元前四世纪初吴起变法后“南平百越”的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湖南先秦文化的时间框架和文化传统演进的总体趋势。
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是指在湖南全境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然空间内，“先秦”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各地域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变化的，但其基本的空间范围又是相对稳定的，否则该文化就不存在或演变成为另一种文化。所以说，文化的生存空间，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但相对稳定是主要的，变化是其次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对于一定区域内人类文化史演进模式、动力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对湖南先秦时期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内涵、面貌特征、分布范围、兴亡时间以及相互间交流融合、更替传承关系等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在空间布局上一个总的特征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在南北方向上联系紧密，而在东西方向上有所隔离，很明显地可以先划分成东、西两区而不是南、北两区，而且从历时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时间段之间，东、西两大区的空间范围也是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东、西两区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呈南北方向排列，而在不同时期这种南北排列的文化分布区空间位置经常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特征用八个字概括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下文进行具体阐述：
从字面上理解，“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首要特征是东西分野，其次才是南北进退，而且分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退则表示有变化。统而观之，这八个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
东、西两区的分野情况，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因为东部地区材料太少还难以看出，但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成形，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战国前都十分明显和典型，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非常强势，致使湖南东、西两区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东、西分野才渐趋模糊，但东、西部的楚文化仍有较大的差别，且有研究表明，楚人进入湖南东、西部的路线和经营策略
也是不同的。东、西分野的具体界限，南段以雪峰山脉为分水岭，北端沿洞庭湖南缘东行、再北折沿洞庭湖东岸直至城陵矶，略呈东北—西南走向。那么，东区范围涵盖湘江、资水流域全境和洞庭湖东岸地区，即今行政区划的岳阳（除华容）、长沙、益阳（除南县）、湘潭、株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邵阳十市所辖地区；西区范围为澧水、沅水流域及洞庭湖区，含今常德、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四州市所辖地区。
在东、西两区内一般又可分为南、北小区，但不同时期南、北两小区的界限会有差别，总的趋势是从北向南移动，但也有反复。西区的南、北小区一般沅水中、下游之交的沅陵县五强溪一带为界限，北小区包括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南小区包括澧水上游和沅水中、上游，后来南移至麻阳、怀化市一线。东区的南、北小区一般以湘江中、下游之交的衡山一线为界，北小区包含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区，有时（如原史时期前段）洞庭湖东岸地区与湘江下游地区分开形成单独的文化区；南小区总体为湘江中、上游地区。为后文叙述之便，笔者将西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北区、湘西区，东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东区、湘南区。
旧石器时代，由于东部地区考古材料太少，情况不明，但西部地区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北（澧水类型）、南（潕水类群）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域文化发现太少，难以对比。
新石器时代中期，湘北区先后出现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继承关系明显，分布区东抵南县、华容一带，南至石门、慈利、桃源一线；湘东区先后有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在存续年代上，黄家园类型文化跨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大塘文化跨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虽然两区地域文化面貌有相近之处，但文化的兴亡时间完全不同步。湘西区先后出现的高庙文化和松溪口文化，文化传统有传承关系，年代与湘北区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相当，但主体面貌差别较大。湘南区的情况目前不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湘北区先后为长江中游区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而湘东区首先是属于东方系统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分布区，其后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所替代，本区的石家河文化与湘北区差别甚大，并非由湘北区传播而来，而是来自汉东地区。湘西区高庙上层文化虽仍具本土文化特征但受大溪文化较多影响，表明外来的区域文化开始向沅水中游地区渗透，接下来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和石家河文化进一步深入到沅水中游地区，仅上游渠水流域的斗篷坡文化仍保持本土文化传统。湘南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末期的望子岗一期遗存仍属于本土文化。
原史时期前段，湘北区商代至西周晚期为本土传统的皂市文化所控制，范围包括沅水中游在内，春秋时期早、中期楚文化进入该区北部澧水下游一带。湘东区又可细分为两个小区，北部洞庭湖东岸地区先后有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和楚文化。其中铜鼓山一期遗存为早商文化在湖南境内的分布，范围仅为岳阳市以北的长江沿岸一带，费家河文化为商代晚期本土文化，西周时期情况不明，楚文化于春秋中期进入该区。南部湘江、资水下游地区先后有樟树潭类型、炭河里文化和百越文化。其中樟树潭类型文化面貌与湘江中、上游望子岗一期遗存有共同之处，表明后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曾经北传；炭河里文化虽是以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为契机形成的，文化构成中也包含有较多商文化因素，但它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传统为主的地方青铜文化，与此前的樟树潭类型及春秋时期以“越人墓”为代表的遗存同属古代越族文化的一支。湘西区沅水中游商代至西周时期为皂市文化分布区，春秋时期有可能为楚文化分布区，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武陵山区商代至西周时期有朱家台类型，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沅水上游地区商代仍为斗篷坡文化延续生存之地，西周、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湘南区坐果山类型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望子岗一期遗存的土著文化传统，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亦属百越文化，战国时期逐渐为楚文化所同化。
原史时期后段，楚文化基本分布于湖南全境，但四个小区的楚文化面貌均略有差异，其中湘北区与湘西区、湘东区与湘南区相对较为接近，亦可看出东、西分区的格局。随着楚文化从北向南一步步推进，东区的本土文化越文化、西
区的本土文化苗蛮文化逐渐向南及东西边远山区退却，前者主要向岭南地区和雪峰山高原迁徙，后者主要退避到武陵山区。
我们相信，以上所论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分布——“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之格局，将会随着考古资料增多及研究的深入更加显现和完善。以往多数学者在涉及湖南先秦时期或某一阶段文化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一般也是首先将它们分为与本文基本相同的四个小区来展开的，但尚没有人注意到这四个区之间空间层次的差别，本文指出的其在东西方向上相对稳定而南北方向上时有变化的现象，对于湖南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当有所裨益。
三、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成因探索
前文关于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一，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可明显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每期又分为前、后两段。而从文化发展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演变趋势来看，在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基本相同的过程，而且两个时期的地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特征，即整个先秦时期湖南地域文化空间分布的东、西分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在东、西两大区内文化的空间变化呈南北向移动，且总体趋势是从北往南推进。，我们认为与整个长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有关。这一特点不仅仅为湖南先秦文化所独有，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先秦文化同样具备。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如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已经发展到了高水平的区域文化阶段，不仅空间分布范围很大，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如城、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礼器、社会的等级分化等都已出现或达到相应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比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准文明社会”却几乎同时衰落并消失了，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地域文化一致呈现出倒退的景象，原先的区域文化特征消失，各地又退回到了本土文化阶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前学术界提出过多种假设，或以为如良渚文化等在宗教生活中的过度侈靡奢华，耗尽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终致盛极而衰；或以为洪水泛滥直接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中原文化入侵造成的。笔者曾提出，洪水泛滥是起因，中原文化南侵是在洪水泛滥对长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乘火打劫，并最终导致了长江文化的消亡。许多线索告诉我们，距今4000年左右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大范围内，可能的确经历了一个洪水泛滥的高发期。如：大禹父子两代治水的故事；当今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创始神话都有洪水传说，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当时大洪水的劫后幸存者，后来才迁到了西南地区；文献记载尧、舜、禹在征讨三苗的檄文中也提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并归咎于其所编造的三苗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欲加之罪”、是入侵长江流域的借口，但也正好说明当时自然环境的异常。另外，长江下游地区不少考古遗址发现了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商周时期之间的洪水淤积层。试想，如果不是洪水泛滥（包括接踵而来的瘟疫等）已经让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大伤元气，中原文化（显然因为治水工程卓见成效而受洪水灾害影响较小）也不敢如此随意编造借口、无端用兵南下。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确已开始南下。河南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经南阳盆地、过随枣走廊，深入到了江汉平原腹地，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及宜昌地区“白庙文化”的形成与此直接相关。夏商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先后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下游的马桥文化包括湖南境内的皂市文化、铜鼓山一期遗存、樟树塘类型、费家河文化等无不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中原文化印迹。中原文化的南侵无疑打破了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原有体系，从而导致了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区域文化传统的断裂，但是，外来的中原文化又无力在本地再建一种新的秩序，原区域文化各组成部分遂四分五裂、很自然地回复到松散的本土文化状态。此为湖南先秦文化史前时期与原史时期两大阶段形成及发展道路重复而曲折的主要原因。
关于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与湖南的自
然地理环境相关，其次为境外文化对湖南的影响。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北临长江，东、西、南三面以罗霄山脉、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为屏障，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大体形状呈开口朝北的簸箕形，它与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共同构成了两湖盆地，成为长江中游的主体。簸箕形的开口处、长江南岸为洞庭湖所在，它与长江对岸被称为“云梦泽”的大片低湿地通过长江连为一体，实际上构成了湖南北部的一道屏障。如此看来，湖南确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空间。更为独特的是，在湖南中部从南到北隆起着一条雪峰山脉，向南穿过南岭、向北直抵洞庭湖南岸，与洞庭湖水网湿地一起将湖南分开为东、西两半，且雪峰山脉峰峰相连，从北至南几无缺口，完全阻断了东、西两侧的交通。在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时代，唯一的通道就是沿洞庭湖南岸与雪峰山脉北端之间的狭窄地带。故此，在历史上多数时期，东、西部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不是彼此之间而是湖南境外的其它地区，即使在当代，湖南东、西两部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东西分野”的根本原因。
湖南先秦文化空间范围在东西分野的大框架内呈南北向分布的主要原因亦为地理环境所致。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基本上从南往北最后流入洞庭湖。由于境内中央为雪峰山脉，东、西两面又有罗霄山脉和武陵山脉，湖南的东、西两部分境域均呈南北狭长形，东西方向上纵深很短，不可能为人类文化提供较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最适宜古代人类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为水系干流所在的盆地和宽谷地带，这些宜居地与河流走向一致，必呈南北向分布，这就决定了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东西分野”总框架下“南北进退”的格局。
除地理环境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是影响文化空间分布的因素，有时还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某一文化相对于周邻其它文化的优势特别巨大，足以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自然可以成为决定文化相互间空间布局的主体，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就湖南先秦文化而言，与境外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者境外文化的直接进入固然对境内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上不仅未能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且多数时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整个先秦时期，湖南东、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自然障碍较少的洞庭湖两侧往北进入江汉平原地区，其次是由南岭山区的河谷地带通往珠江流域。正因为如此，从史前时期后段开始，来自江汉平原或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从北边进入湖南后一步步向南推进，此为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南北进退”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第6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关键词：药洲遗址；皇家园林；岭南园林
“药洲遗址”又称九曜园，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宮苑遗址，是古代岭南园林“药洲”的千年遗迹。它位于广州市教育路与西湖路交界之处，东依北京路，西连教育路，南面西湖街，北靠葱郁的越秀山公园。九曜园因其石碑文化而令文人所向往，在古代广州起到了荟萃人才、酬唱诗文、雅集翰墨的作用。
1药洲的历史渊源
药洲是岭南地区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名胜遗迹，其典故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据有关文献记载，当年的南汉宫苑，湖光山色，窈窕宫室，歌台舞榭而笙歌终日不绝，可见当时宫苑气势之恢弘。南汉王朝于公元971年被宋所灭，历经刘龑、刘玢、刘晟、刘鋹四主，共存55年[1]。
2药洲的园林艺术
南汉宫城苑御中，最著名的是南宫区的药洲。《南汉春秋》记载有：“凿山城以通舟楫，开兰湖，辟药洲。”药洲的园林艺术可概括为理水、置石、种药（用植物观赏）三个部分。
2.1理水艺术
当时广州的西湖路以西有天然的水道流经此域，药洲原为天然湖沼，泉水从湖底流出。南汉王刘龑命罪民开凿并扩大湖区面积达10公顷，其湖水北接文溪，东连沙溪后流人珠江，周围500余丈，湖面呈现南北狭长的形态。药洲的北面修筑有玉液池；湖畔栽满柳树，湖边筑有含珠亭、紫霞阁、明月峡、黄鹏港等建筑景物，红墙绿瓦掩映绿茵丛中。湖中水清如碧玉，沙岛上红药紫草倒映水中，如镶嵌于碧玉中的彩云。放眼望去，药洲可谓柳绿莺啼，水波荡漾，绿潮红雾，其风景绝佳。
2.2置石艺术
药洲之石以九曜石而闻名，南宋方信儒在《南海百咏》中说他当时所见的药洲积石如林，可见南宋时药洲石景仍相当可观。因药洲以石景胜，又有人称之为“石洲”。
2.2.1堤岸桥石
药洲两岸均用石垒叠成峡谷，形状有如明月，峡谷堤岸石旁栽植杨柳，洲岛间以石架桥，《南海百咏续编》记：“采砺山石，跨湖为桥”，题咏家称之为“宝石桥”。据传宝石桥的桥石光洁如玉，每块长丈有六，横三尺，厚二尺，平列如砒。药洲的石桥之美观由此可见一斑。
2.2.2洲岛置石
药洲池中设岛，岛上构石成山，园中奇石林立，元代吴莱有记载药洲“列石嵌奇，突出者九”。九曜石得名于天上的星宿，九曜指梵历中的九星（宿），亦称“九执”[2]。史记九曜石为刘龑命带罪之富人从江苏太湖周边运回来的太湖、灵壁石，但也有专家经考证后认为五代时期太湖属吴越和南唐两国，距离南汉国比较远，从太湖运石回南汉的可能性较小，并且现存遗石不是太湖石或灵璧石，而是属于“石灰石”，很可能取自西江的封州（封开），用船运载到广州。
2.2.3置石诗词艺术
一千多年来，千百文人墨客慕名前来游览药洲，并在此立碑刻石，留题赋诗，使之成为富有历史、书法艺术价值的园林古迹。书法家米芾在“笏石”（因该石的形状非常像朝廷大臣叩见皇帝所用的朝笏而被称为笏石）所题的“药洲”二字最为有名，石中上书“药洲”，下款“米黻元章题”，被历代赏石之人视为瑰宝，可惜“笏石”上的字样已经模糊不清，所幸有真迹复制品刻于碑廊的碑石上。该“笏石”历史上曾被多次移动，先被放置于“广东布政使署”后堂的东院，后又被张之洞放置在两广总督署，1934年又移回“广东布政使署”东院，新中国成立以后“笏石”才被移返药洲九曜园。另外，米芾还曾题诗：“碧海蜃阁，青空起夏云。瑰奇怪石，错落动乾文。”于九曜石中的“掌迹”石上，但该石已不存在，今仅存摹刻碑石（清道光年间叶志诜摹刻）一块，放置于九曜园池畔。
2.3花药艺术
药洲不但湖秀石奇，同时也注重栽植奇花异草。药洲因其在湖中设置沙洲，岛上栽植花药，因而称为药洲。花药是可供观赏的药用花卉植物，一方面可以装饰药洲西湖的风景，远可观其色块之美，近可赏其婀娜之态，另一方面可以供炼丹者用于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刘龑设置药洲以象征神山，集中炼丹术士在西湖洲岛上修炼丹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刘龑最终虽没达到其目地，但客观上造就了药洲之美，《宋•九耀石刻》有诗句描述“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可见当时的药洲西湖上炼丹者众，炼丹之气雾缭绕，西湖因而形成一片水雾蒸腾，云雾缭绕的气象，加之堤岸垂柳飞絮随雾飘荡，沙洲花红草绿镶嵌于湖光雾影中，时隐时现，仿佛一片人间仙境一般。药洲之名实至名归，充分体现南汉国都高超的花卉培育技术，及古人对药用植物与观赏植物的运用技术。
3药洲园林的发展与衰落
南汉王朝灭亡后，宋、元、明、清期间虽然不断遭受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以修复，药洲仍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各方文人墨客，为士大夫觞咏泛舟、游览避暑之胜地，数代均有名人雅士（如苏轼、米莆等）到此泛舟，留题赋诗。南宋嘉定元年（1208）略使陈岘加以整治，在湖面种上白莲，称之为白莲池，建爱莲亭。到明代，西湖仍具有数百丈，景点留有宝石桥、黄鹏港等，高大的九曜石傲立湖中，时以“药洲春晓”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到了明朝后，由于溪水变道，断绝了西湖的水源，湖面不断淤塞缩小，同时，由于广州商业的繁荣，城市街道的规划，西湖水面渐渐消失。沧海桑田，宽阔的西湖在清代后大部分变成了陆地，只留下现今“九曜园”这片小块园地，以及九曜坊、西湖路、仙湖街等名街名巷。
4结束语
药洲遗址是一座千年历史的名胜遗址，它饱含了诗词书画等文学艺术与人文景观，是广州货真价实的皇家园林杰作，是广州作为千年古都的历史见证。它填补了岭南园林空缺的区域性代表绝作，是丰富岭南园林文化的绝好内容，是深镌广州文化内涵的重要篇章。我们期待药洲遗址这座璀璨的皇家园林古迹，能受到广州政府与人民更多的关注，在未来的日子里绽放光芒。
参考文献：
[1]杨宏烈.广州南汉宫苑残粒的保护与拓展[J].中国园林,2004(8):9-11.
第7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关键词：淮河流域；汉唐时期；水环境
中图分类号：X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3-0079-13
环境学认为，水环境是指以水资源为中心，及与水资源相关的其他诸要素（包括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的，等等）组成的集合体。依据这样的定义，可知水环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水是生命之本，万物之源，人类的生产生活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因此水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诸要素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水环境固然与人类之生存关系密切，但它也是十分脆弱的，极易遭到破坏，无论是自然的因素，还是社会的、经济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水环境这样那样的变迁，有时甚至是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就淮河流域来说，汉唐时期自然地理环境最显著的特点是河流众多，密如蛛网，湖沼棋布，犹如串珠，水资源格外丰富，水环境整体格局稳定，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这与黄河长期夺淮期间乃至近现代以来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鉴于此，本文拟在全面搜集、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从水环境的核心要素――河流和湖沼两个方面出发揭示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水环境的基本特征，这一则可明了淮河流域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主要是指黄河夺淮）情况下的环境演变模式，二则能为与其他阶段的比较研究提供前提。
一、汉唐时期淮河流域的河流
汉唐时期淮河流域的水系状况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详细的记述。《水经注》记载淮河水系的篇卷有：卷三十《淮水》、卷二十一《汝水》、卷二十二《颍水・洧水・溟水・漕水・渠》、卷二十三《阴沟水・汲水・获水》、卷二十四《睢水》、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卷二十六《沭水》、卷三十一《水・瘾水・水・水・水》、卷三十二《决水・水・泄水・肥水》。这些篇章，或记淮水干流，或记一级支流，或记二级、三级支流，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给我们展示出一幅能够代表和反映汉唐时代淮河流域水系特征的网络结构体系。据《水经注》，淮河的一级支流就多达37条，其中淮北19条，即大木水、慎水、申陂水、青陂水、汝水、谷水（富水）、颍水、润水、椒水、夏肥水、沙水、水、涣水、潼水、历涧水、蕲水、泗水、凌水和游水；淮南18条，即石泉水、九渡水、油水、湖水、狮水、谷水、壑水、黄水、淠水、决水（史水）、穷水、水、肥水、洛川（洛水）、西濠水、东濠水、池水和中渎水。在这些一级支流中，其中较大的支流又接纳了众多的二级、三级支流。仅二级支流（含枝津）而言，汝水就有23条，颍水有10条，沙水有25条，水有4条，涣水有5条，蕲水有6条，申陂水有2条，泗水有12条，水有4条，肥水有8条（见表1）。
大体说来，在淮河流域的干支流网络体系中，淮北地区的一级支流基本上均呈西北、东南走势，流程长，流量也较大，接纳的二级、三级支流众多；淮南地区的一级支流大致呈南北走向，流程较短，流速快，接纳的二级、三级支流较少。与黄河、长江相比，淮河的流程并不算长，流域面积也较小，但它所接纳的支流水系却一点也不比黄河、长江差，淮河在古代被尊称为“四渎”之一，当与其密如蛛网的支流水系密切相关。
汉唐时期虽然有汝水、泗水和沭水的改道事件，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整个流域的水系面貌并未发生大的变动，仍然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之中。但这种情况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长期夺淮以后就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淮北西起颍水、东到泗水广大地区的支流水系，无不横遭以泥沙著称的黄河的既淤且夺，致使这一片区域的河流水系面目全非，许多河道早已淤填为平地，今天淮河流域水系的面貌特征，就是黄河长期夺淮的结果。
二、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湖沼的基本特征
湖沼既是重要的地貌类型之一，也是水的一种存在方式。一地湖沼的多寡，大体上能够反映出该地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一般状况。从淮河流域湖沼发展的总体历程来看，汉唐时期是一个最为繁荣昌盛的阶段。先秦时期由于文献记载的阙略，目前可考者仅有48个，汉唐时期则共计有大大小小的各类湖沼253个（其中《水经注》一书就记载了178个）。汉唐时期的这些湖沼，尤其是属于淮北地区的，有相当一部分在宋代以后的文献中就不见记载了，这表明淮河流域的水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其中的主要原因，仍然是黄河的泛滥夺淮。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治淮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淮河流域的水环境面貌。发展至今天，淮河流域尽管仍然散布着一些湖沼，但无论从数量、规模、水体状况还是分布密集程度等方面，均不能和汉唐时代相提并论。（一）湖沼的地理分布特征
从成因来看，绝大部分湖沼都是由相关河流在地势低洼之区潴积而成，因而湖沼的地理分布就呈现出极为显著的串珠状分布态势，往往一条重要的河流沟通联系着众多的湖沼。如上慎陂、中慎陂、下慎陂和蠛陂都是由慎水串联在一起而形成的，《水经注》卷三0《淮水》云：“慎水又东流，积为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南为下慎陂，皆与鸿陂水散流（会）。”再如南陂、北陂、同陂、窖陂、土陂、壁陂和太陂都是由汶水沟通潴积而成，《水经注》卷二一《汝水》云：“汝水又东南，汶水注之，水首受慎水于慎阳县故城南陂。陂水两分，一水自陂北，慎阳城四周城堑……堑水又自渎东北流，注北陂；一水自陂东北流，积为同陂。陂水又东北，又结而为陂，世谓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阳县北陂，东北流，积而为土陂。陂水又东为窖陂。陂水又东南流，注壁陂。陂水又东北为太陂。”这种串珠状的分布形势，在淮北地区的湖沼中是十分普遍的。
汉唐时期淮北地区见诸文献记载的各类湖沼多达194个，占淮河流域湖沼总数的77%。此期湖沼的分布格局，可以区分出三个区域，即汝颍水流域、鸿沟系统流域和沂泗水流域。从数量上看，三个地区湖沼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带性差异，汝颍水流域有92个，鸿沟系统流域有64个，沂泗水流域有38个，其比例约为3：2：1，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趋势。
汝、颍水流域的92个湖沼，其分布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势，即集中式和相对分散式。大体上说，可以以今西平县、商水县一线为界，将汝、颍水流域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该线以北属于上游地区，接纳了或分流出水、三屯谷水、广成泽水、鲁公水、霍阳山水、三里水、黄水、张磨泉、扈涧水、激水、蓝水、白沟水、龙山水、湛水、百尺沟、昆水、演水、醴水、水、五渡水、龙渊水、平洛溪水、溟水、洧水、瘾水等二级支流，这些河流大都发源于山地，流出后在一些河间洼地形成湖沼。由于这二十余条河流遍布于汝、颍水流域上游各地，所以这些湖沼的分布一则显得较为普遍，二则呈现分散的态势，没有十分集中分布的现象。而该线以南地区，即汝、颍水流域的中下游，其湖沼的分布就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一地区汝、颍二水接纳的支流大大减少，地理形势也要比上游简单得多，既无山地，也无丘陵，而是到处都为平原地带。尤其是汝水干流两侧及汝、颍水之间，即今汝南、正阳、息县、阜阳、临泉诸市县之间的地区，地势特别低洼，这不仅有利于天然湖沼的形成，也有利于人工陂塘的修造，因而汝、颍水中下游地区的湖沼也就是十分集中地分布在这个区域内。在汝、颍水流域的92个湖沼中，有40个属于流域的中下游，而这40个湖沼的分布几乎均在今正阳、息县、阜阳一带，其集中分布的态势是非常突出的。
鸿沟系统流域和沂泗水流域湖沼的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鸿沟系统流域的湖沼主要分布在大致以今荥阳、淮阳、徐州为顶点的三角形区域内。鸿沟系统流域共计有64个湖沼，其中46个就分布在该三角形区域内，占了总数的72%。如果再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该三角形区域内又形成了以中牟、开封和商丘为中心的三个集中分布亚区。总的来看，该三角区湖沼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也较大，如著名的孟诸泽、荥泽、圃田泽、逢泽、中牟泽、白羊陂、淖陂、白马渊、蒙泽等天然或人工湖泽陂塘就分布于此区。至于三角区以外地区湖沼的分布，则主要集中在沿淮以北一带。
沂泗水流域共计有湖沼38个，几乎都分布在今徐州至连云港一线以北地区。从流域的角度看，则又主要分布在菏水流域、泗水流域上游及汶水以南的广大地区。如果以今曲阜为中心，大致以曲阜至徐州的长度为半径画圆，则该区湖沼的分布大体上都在这个圆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之内。
汉唐时期淮南地区见诸记载的各类湖沼有59个，占淮河流域湖沼总数的23%，其分布又可以区分出二个区域：邗沟流域和淮南西部地区。邗沟流域主要是指今苏北里下河地区，淮南西部主要是指今安徽省江淮之间的地区。从总体上看，邗沟流域湖沼的分布呈现出南北走向的集中分布带，而淮南西部湖沼的分布则主要集中在肥水、决水、灌水等河流与淮水交错接壤之区，即以今寿县、固始县、淮南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沿邗沟地区的湖沼在唐代之前几乎均为天然湖，不仅面积广大，而且往往湖湖相连，是一片水乡泽国的景观，春秋时期邗沟运河的开凿主要就是利用了这些天然的湖沼。唐代为保证运河的畅通，又在今扬州一带兴修了许多陂塘工程。总之，邗沟流域水资源丰富，湖沼密集，其重要的功能在于航运交通方面，而农田灌溉的作用是次要的。淮南西部的肥水、决水流域，其湖沼主要是人工的，这里既有淮河流域最早兴建的期思陂，也有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芍陂。从功能上说，该区湖沼主要是承担农田的灌溉任务，但也有航运之利。尤其是芍陂，实际上同时也是唐代之前淮南西部沟通江淮之间的“巢肥运河”的重要补给水源。
（二）湖沼的规模
由于文献记载的原因，这253个湖沼的具体面积和大小不得一一详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仅有简单大小记录的一些湖沼中推测出当时这些湖沼的一般规模来。据笔者整理，共计有49个湖沼有具体大小的记载，兹列表如下（表2）。
从表2可知，这49个湖沼的规模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等级：一是特大型湖沼，这类湖沼一般周回在300里以上，面积十分广阔，可谓烟波浩渺，一望无垠。在这49个湖沼中，有5个属于此种类型，占到了10%，它们是巨野泽、鸿邰陂、永泰湖、射阳湖和淖陂，其分别为周回800余里、400余里、363里、300里和280余里。二是大型湖沼，周回一般在100里以上。属于此种类型的有4个，占8%，它们是圃田泽、芍陂、船塘和广成泽，分别周回达120里（或作152里）、120许里、120里和100里。三是中型湖沼，周回一般在20-100里之间。属于此种类型的有20个，占41%。在这种类型的湖沼中，周回在50里以上的有4个，其余16个都在周回20至50里的范围内。四是小型湖沼，周回在20里以下。属于此种类型的有20个，占41%。在这种类型的湖沼中，周回在10里以上的有4个，其余16个都在周回10里以下的范围内。这就是说，49个湖沼中，周回在10里以上的竟有33个，占到了总数的67%。换言之，大约有2/3左右的湖沼属于大中型类型。
（三）湖沼与自然资源
山林泽薮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宝藏，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各类动植物及矿物资源，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对此，古代学人及统治者均有深刻的认识，这从他们对于泽、薮、湖等的释义及态度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何谓“泽”？《风俗通义》卷一0《山泽》云：“《传》曰：水草交厝名之为泽。泽者，言其润泽万物，以阜民用也。”何谓“薮”？《风俗通义》卷一0《山泽》云：“谨按《尔雅》：薮者，泽也。薮之为言厚也，草木鱼鳖所以厚养人君与百姓也。”何谓“湖”？《风俗通义》卷一0《山泽》云：“湖者，都也，言流渎四面所隈都也，川泽所仰以溉灌也。”这种对于泽、薮、湖的释义，不是仅仅从字面上着眼，而是将其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起来，重在揭示其功能和价值所在，可谓意蕴幽远，精辟深刻。如宋人秦观在论及鸿邰陂时便说：“鸿池陂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鱼之饶，实一郡潴水处也。”②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古人对山林泽薮给予特别的重视和保护。在《周礼》中，设有泽虞、山虞、林衡、川衡等职官，专门司掌山林泽薮。如泽虞一职，“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人之于玉府，颁其余于万民”；“每大泽大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泽中薮如中川之衡。小泽小薮如小川之衡”。而《礼记・王制》则明确有“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的规定。山林泽薮中的资源是富饶的，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简单，并不是每个泽薮的真实状况都得以反映出来，兹仅将有明确记录的整理列表如下（表3）。
在表3中所列的15个湖沼中，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漏泽和广成泽。漏泽在今泗水县东南，方圆达15里，是一个季节性湖泽，春夏积水，绿水潋淳，滋养鱼鳖，秋冬漏水，数日竭泽。颇可称道的是，漏水之时，也正是附近居民大获鱼鳖之利之时。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郦道元作了十分细致的记述，《水经注》卷二五《泗水》云：“墟（桃墟）有漏泽，方一十五里，渌水潋淳，三丈如减。泽西际阜，俗谓之妫亭山……阜侧有三石穴，广圆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陂竭泽矣。左右居民，识其将漏，预以木为曲状，约障，鱼鳖暴鳞，不可胜载矣。”《元和郡县图志》卷一。河南道六泗水县条亦有类似记载，其云：“此泽漏穴有五，皆方丈余，深二丈以上。其泽每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将漏之时，居人知之，不过三日，漏水俱尽，先以竹木作薄篱围之，水族山积也。”
广成泽是汉唐时期皇家的重要苑囿所在，其范围甚大，大约包括了今临汝县、伊川县境的广大地区。广成泽的富饶繁华，在马融的《广成颂》中有精彩的描绘，其云：“其土毛则攉牧荐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葙，昌本、深蒲，芝、堇、苴，蓑荷、芋渠，桂荏、凫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则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椿、梧、栝、柏、柜、柳、枫、杨，丰彤对蔚，糁爽。翕习春风，含津吐荣，铺于布，扈薤荧，恶可殚形。”通过对这两个典型湖泽的具体叙述，我们也就大体可以推知其他湖泽资源的一般情形了。
（四）湖沼与农田灌溉
古代的中国是以农业为唯一的经济命脉的，而发展农业首先就要解决好水利问题，可以说农田水利是农业经济的命脉所在。淮河流域的湖沼中，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是陂塘的，其绝大部分都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关。对于这一点，古人早就有所论述。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一0《山泽》云：“谨按传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县是也。”应劭引经据典，并结合当时代的“富陂”县名这个活生生的事物来解释“陂”字的含义，足以说明它所代表的事实真相及其性质，即“陂”是与农田灌溉有着密切关联的水利工程。据笔者统计，253个湖沼中，明确记载了灌溉农田面积的有21个，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表4）。
由表4可见，这21个陂塘的灌田面积是非常广大的，动辄以数百顷为计，多者甚至可以达到数万顷，最少的也在一百顷以上。这个数字应该说是极为可观的。至于其他一些陂塘，尽管没有如此定量化的灌田记录，但也多有定性的记载。如常丰堰，《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楚州山阳县下云：“有常丰堰，大历中，黜陟使李承置以溉田”；又卷三八《地理志二》载，今枣庄市东南的县，“有陂十三，畜水溉田”；再如《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云：“既而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元和郡县志》卷九河南道五软县条载，县西南有仙堂六陂，梁武帝时“百姓堰谷水为六陂，以溉稻田”。
（五）湖沼与军事
淮河流域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号为“战神祭坛之地”，发生于此的战争，有不少是以水为攻、以水代兵的；淮河流域的一些塘堰，也就是因军事需要而兴筑的。对于湖沼与军事的这种关系，宋人王应麟曾有精彩分析，他在《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二中列举了江淮间的诸多湖沼后说：“大要六安以东有芍陂之险，钟离以东无非湖浊之地；西自皖，东至扬，则多断流为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师皆出东道，如吴邗沟、魏广陵、周鹳河等，率资鄢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庐寿一路，陆有东关、濡须、硖石之，重以陂水之艰，最为险要。然闻芍陂可以灌寿，淝水可以灌庐，南唐何敬洙尝复诸塘不克。”
据笔者统计，明确记载军事功用的湖沼共计有11个（表5）。
在这些塘堰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当为浮山堰。浮山堰是一个以水代兵的庞大军用工事，它的修筑，就是要在淮河上筑坝拦水，抬高淮河水位，从而淹灌寿阳城，击退北魏大军。《梁书》卷一八《康绚传》记载云：“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绚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然而，这却是一个违反了河流水性等自然法则的水上工程，因而它不仅很快就溃决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而且给沿淮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南史》卷五五《康绚传》云：“至其秋，淮水暴长，堰坏，奔流于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生值其时的郦道元曾不无感慨地说：“淮水又东经浮山，山北对石山。梁氏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②郦氏对浮山堰的猛烈抨击，可谓一语中的，意味深长，值得今人反复玩味。
（六）湖沼与航运
唐代之前沟通江淮的水道有东西两条：东路为邗沟运河，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西路为“巢肥运河”，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两条水道，都与其附近的湖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邗沟运河时，就主要是利用了当地天然的湖沼。后来由于湖面浩渺，浪大风疾，路途也迂远，所以邗沟就改道了，但这并没有改变利用湖沼的局面。对此，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0《淮水》中有详细记述，其云：“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邗沟运河在唐代的漕运中地位日显重要，但扬州附近的水源补给却越来越困难，为保证漕运的畅通，唐王朝确是费了不少心思。先是对太子港、陈登塘等三十四座陂塘作了一番修整疏浚，以增加漕河的水量，但不久就又被堙塞，收效甚微。后来淮南节度使杜亚又“浚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起堤贯城，以通大舟”①，但问题仍然未能圆满解决。直到后来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②。就这样，经过一系列陂塘工程的修筑疏导，扬州附近邗沟运河的水源补给问题才最后得以解决。
巢肥运河的通航，与芍陂有直接的关系。据说芍陂为楚相孙叔敖所筑，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用来灌溉农田、发展经济而作，其实除此之外，它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功用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调节肥水航运水量。芍陂湖泊面积广大，四周设有五个水门，吐纳断神水、羊头溪及两芍陂渎等水流，即《水经注》卷三二《肥水》中所谓“陂周一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而井门为芍陂五门之一，由此开渎引陂水东与肥水相合，将芍陂与肥水贯通起来，所谓“与芍陂更相通注”，这说明芍陂之水可流入肥水，肥水之水亦可流人芍陂，诚如杨守敬疏所言：“肥水、芍陂往复径通，肥水盛时，亦委注芍陂。”可见芍陂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水柜，依着肥水的盛衰涨落而随时调整着肥水水量，保障航道的顺畅流通。郦道元还特别描绘了途经今寿县的水运状况，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水陆交通盛况图，可以说是整个肥水航运的缩影。《水经注》卷三二《肥水》盛赞云：“肥水自黎浆北经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津侧有谢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陆舟车，是焉萃止。”熊会贞疏曰：“《述异记》上、《续博物志》二并云，灌、淝之间，离别亭，古送别处。当即北亭，惟灌为淮之讹。《凤台县志》，谢堂北亭当在今东津渡，肥水西岸高冈上。陆路东通凤阳、定远，西通六、霍、颍、亳，水路通淮，与《水经注》所谓迎送萃止合。”可见，肥水航运盛极一时，畅通无阻，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芍陂对其水量的调节有直接关系的。
再如泗水，它也是汉唐时期重要的航道之一。早在《禹贡》时代，扬州、徐州等地的贡物就是经由泗水运往京畿地区的。尽管泗水运道过往舟楫熙熙攘攘，沿途两岸也呈现出一副热闹繁华的景象，但泗水并非通途，它有徐州百步、吕梁二洪之险，给航运带来很大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东晋时谢玄曾在吕梁建立了七个埭堰，《水经注》卷二五《泗水》云：“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从此溪（丁溪水）。……晋太元九年，左将军谢玄于吕梁，遣督护闻人，用工九万，拥水立七埭，以利漕运者。”《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奕子玄传》亦云：“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夷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可见，吕梁诸埭的修筑直接就是为航运服务的。
三、汉唐时期淮河流域主要湖沼的变迁
由于文献记载的简单，我们很难对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湖沼整体或其某些亚区湖沼的具体演变过程和模式作出探索，但对一些湖沼个案，通过稽考相关文献，还是大体上能说出它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状况。
（一）鸿隙陂
位于今正阳县、息县之间的鸿隙陂是汉唐时代规模巨大的农田水利工程，它的兴废可谓一波三折。汉武帝时期在全国兴起了修筑水利工程的热潮，“用事者争言水利，……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①，鸿隙陂的兴筑当在此时，所以北魏时郦道元就说：“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②鸿隙陂初筑之时即可灌田万余顷，其规模大小和经济收益状况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到汉成帝时却被翟方进废毁了。《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云：“初，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翟方进决水废陂，主要是为了解决水患问题。因为西汉自元、成诸帝以来，关东一带淫雨连绵，水量猛增，再加上汝南地区地势洼下，大量雨水均汇集于此，以致出现“陂溢为害”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应该说，治理水患是当时政府的重要任务，但翟方进的这种做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之举、权宜之计。翟方进毁湖为田的消极影响很快就凸显出来了。王莽时期，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黎民饥馑，由于昔日浩渺的陂塘变成了枯黄坼裂的田地，无有灌溉之利，于是百姓追怨于翟方进，一首童谣不胫而走，其云：“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这虽然是一首童谣，却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心声，复田为陂的呼声又由此而起。但在西汉末年扰攘纷争的社会环境下，这只能是嗷嗷待哺的民众的一厢情愿而已。
降及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时任汝南太守的邓晨得以重修鸿隙陂，《后汉书》卷一五《邓晨传》云：“晨兴鸿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对此，《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许杨传》还有一段更为详细的记载，兹不赘录。由这些记载可知，东汉初年为修复鸿隙陂，颇是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心思，耗时数年，终于又兴修起了周回四百余里的灌溉工程。从其灌田可达数千顷的记录来看，此次修复后的规模可以和当初灌田万顷的规模相媲美，仍称得上是一个巨型的陂塘工程，其所发挥的社会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巨大的。
到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并未直接提供当时鸿隙陂的有关资料，而是叙述了在鸿隙陂一带的近30个陂塘工程，并说“皆与鸿邰陂水散流（会）”，可见此时的鸿隙陂不再有一片的景观，而是被淤积分解为许多小的陂塘。唐初所修的《隋书》，在卷三0《地理志中》谯郡汝阳下仅是记载有鸿隙陂，但没有说明其规模和灌田数，可能这时的鸿隙陂只是徒有虚名了。到了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图志》之时，在该书卷九河南道五汝阳县下明确地说，鸿陂“今废”。至此，鸿隙陂彻底淤废，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
鸿隙陂这种兴衰荣枯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在人为的、主观的条件和环境下进行的。不论是最初的兴修，还是后来的毁湖为田、废田复湖，还是由整体分解为部分，乃至于最后的废毁，这些过程主要都是和人们的修与不修、维护还是破坏等主观因素直接相关，而与外界客观因素如所接纳河流的泛滥和泥沙淤积等关系不大。有文献记载可考的，属于这种原因发生变迁的湖沼还有在今临汝县东的黄陂。《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二梁县条：“黄陂在县东二十五里，南北七里，东西十里。隋朝修筑，有灌溉之利，隋末废坏。乾封初，有诏增修，百姓赖其利焉。”按，黄陂最早见于《水经注》卷二一《汝水》和《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中》，它主要是利用黄水潴积而成的。李吉甫在这里所说的“隋朝修筑”，只能理解为是在隋代重新修筑，这大概是在南北朝的争战中因无暇顾及而曾一度废毁，故而到隋统一后又修复了。但隋末战乱，得不到修葺维护，再度废毁。直到唐代乾封年间才予以增修。
（二）荥泽
荥泽位于今荥阳市东北。《尚书・禹贡》云：“荥波既猪”；又云：“道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荥波”又作“荥播”，即为荥泽。这是说，荥泽是由济水溢流潴积而成的。对此，唐代孔颖达有更为详细的解释：“浼水入河而溢为荥，‘荥’是泽名。洪水之时，此泽水大，动成波浪。此泽其时（指禹贡时代――笔者注）波水已成遏猪，言壅遏而为猪，畜水而成泽，不滥溢也。”②事实上，荥泽是古济水从黄河分流后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济水经过在此停滞、调节后，又东北流入大海。《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云：“决荥口，魏无大梁。”《索隐》云：“荥泽之口与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无大梁’也。”可见战国时期荥泽的面积广大，湖水也很深，所以才说只要扒开荥泽堤堰，就可以将繁华的大梁城完全淹没。由于荥泽地处最靠近黄河本身的冲积扇地带，再加上其水源――济水是直接从含沙量巨大的黄河分流出来的，经过在此停滞后，大量泥沙都淤积下来，所以从荥泽形成之日起，实际上就注定了它要被湮没的命运。大约从西汉平帝时起，荥泽的淤积就已经十分严重了。在前引《禹贡》“荥波既猪”下，伪孑L传云：“荥泽波水已成遏猪。”孔颖达《正义》曰：“郑云：‘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在其县东。’”这里的“郑云”，是引用大经学家郑玄的话，郑玄是东汉人，所以“今塞为平地”的“今”是指东汉郑玄生活的时代。这就是说，荥泽在东汉时已经全部淤积为平地了，但当地百姓仍然习惯上将荥泽所在之地称为“荥泽”。《续汉书・郡国志一》河南尹荥阳条云：“有荥泽。”这里说的荥泽不应该是指荥泽水体本身，而是就其故地而言的。《史记》卷二《夏本纪》：“道；允水，东为济，入于河，为荥。”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济水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荥泽，在郑州荥泽县西北四里。今无水，成平地。”
（三）圃田泽
圃田泽又称原圃，在今郑州市、中牟县之间。先秦时期，今武陟县南、荥阳市北、原阳县南、郑州市北及中牟县的广大地区地势低洼，很容易潴积为湖，尤其是在洪水季节，水量来源大增，而排水却不畅，致使大量雨水聚集起来，所以这里形成了许多湖泽，圃田泽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尔雅・释地》中记载了全国性的十个大泽薮，圃田泽被列为十薮之一，其云：“郑有圃田。”郭璞注：“今荥阳中牟县西圃田泽是也。”《周礼・职方氏》豫州条云：“其泽薮日圃田。”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也经常将郑国的原圃与秦国的具囿相提并论，意在说明这两个泽薮对于秦、郑两国的重要性。此时的圃田泽，“周围绿草平铺，森林茂密，百鸟群栖，禽兽聚集”①。由于文献记载的简单，我们虽然不可确知它的具体规模大小，但可以肯定的是，先秦时代圃田泽是浩渺无际、一片的整体。两汉时期，由于黄河先后有大小15次决溢泛滥，其中有几次是直接灌注于圃田泽的，大量的泥沙沉积到泽底，圃田泽的淤浅日益显著。
到北魏时代，圃田泽的规模第一次有了具体的记载，《水经注》卷二二《渠水》云：“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应该说，北魏之前圃田泽的规模大小也基本上与此一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北魏时代圃田泽的面貌特征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这就是，从原来烟波浩渺的一个湖沼景观演变为由24个浦组成的湖沼群体景观，即完整的湖沼整体被分解为若干个湖沼部分；圃田泽中间已经淤积出沙冈，第一次在泽中出现了陆地景观。这24个浦是互相通连的，并且各有名称，《水经注》卷二二《渠水》云：“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迳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渐、小渐、大灰、小灰、义鲁、练秋、大白杨、小白杨、散吓、禺中、羊圈、大鹄、小鹄、龙泽、密罗、大哀、小哀、大长、小长、大缩、小缩、伯邱、大盖、牛眠等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八河南道四中牟县条云：“圃田泽，一名原圃，县西北七里。其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长城，东极官渡。上承郑州管城县界曹家陂，又溢而北流，为二十四陂，小鹄、大鹄、小斩、大斩、小灰、大灰之类是也。”这个记载虽然与《水经注》有所差异，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一致的。以上情况表明，南北朝隋唐以来，圃田泽的淤积越来越严重，已经出现了沙地，原来一个完整的大泽被分割肢解为许多彼此相通连、大小不等的陂泽，整个湖沼景观发生了明显的变迁。
综合荥泽和圃田泽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两个湖沼变迁的原因与鸿隙陂是颇为不同的。鸿隙陂主要是由于人为的破坏和不加修葺等原因而最后淤塞的，而荥泽和圃田泽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外在强大的力量，即黄河泥沙的长期大量淤积，从而使其一步步地由大到小，或由整体变为部分，最后彻底淤为平地。大体上说，黄泛区湖沼的陆续湮废，绝大部分都是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淤积造成的。
第8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一、湖南花鼓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过程
湖南花鼓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花鼓戏最早时期源出于民歌，随着进一步演化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据考证，在1818年，正值清朝嘉庆年间，《浏阳县志》记载了关于当地元宵节耍龙灯的情况：“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由一个旦角和一个丑角共同表演形式的花鼓戏，这种花鼓形式被我们叫做地花鼓，说明湖南花鼓的初期阶段在嘉庆年间就已经形成了。在花鼓的早期形成阶段，它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它作为诞生于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艺术形态，浓缩了广大湖南劳动人民的情感，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思想情趣和愿望,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清朝同治元年大概在1862年，杨恩寿在《坦园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花鼓词中，已经有了书生、书童、柳莺和柳莺婢4种角色，而且情节和表演都有所改进，变得更加富有内涵，这说明湖南花鼓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原来的一个旦角一个丑角，发展成为旦角、丑角和生角，而且表演规模也有所扩大。1949年后，花鼓戏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整理了如《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戏剧，而且创作了《双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不少现代戏剧，并把《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摄制成影片。2008年，湖南花鼓戏入选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发展形式和规模上看，在清朝光绪以来，湖南花鼓以班社形式存在，其发展很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和收徒传艺两种方式相结合，被叫做花鼓教场，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当时被称作半台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花鼓的演出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分别成立专业花鼓剧团，艺人们可以进入城市剧场进行公演。据1981年统计，全省花鼓戏剧团已经发展到了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从曲种的形成过程上看，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
二、湖南花鼓的特点
1.艺术形式多样。湖南花鼓从音乐曲调上来看大概有300余种，按照不同的结构和腔调分为4个方面，分别为打锣腔、川调、牌子、小调。这4种表现形式从整体上看均给人一种豪迈大气、民族风味浓的感觉，但是从细里琢磨这4种形式又各有各的特色。其中川调又被人们称为正宫调，该曲调组成方式有两种，分别为过门乐句和唱腔乐句。曲调的形式和旋律变化十分多样，适合三湘地区人民的品味，因此川调是花鼓的主要唱调。牌子这种表现形式也可以细分为两种，分别为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他们都源于湘南民歌，多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曲调十分欢快，常常与歌舞相配，较多以歌舞剧的形式出现，在湖南花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小调有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之分，其中丝弦小调属于明、清时期的曲调系统，已经逐渐地方化。打锣腔这种表现形式不托管弦，一般都是以一个人作为曲调的开头，而众人一同帮和，与劳动号子十分相似，深受长沙、岳阳和常德等地人们的喜爱。
2.表现形式丰富。湖南花鼓的表演艺术十分朴实、明快、活泼。行当主要以小丑、小旦和小生为表演形式，每个表演形式均各具特点：小丑夸张风趣，小旦活泼开朗，小生则一般为风流倜傥。步伐和身段也各有不同，丰富多彩，如划船的走法和身段、挑担的走法和身段、打铁、摸泥鳅、捉蜻蜓等等，之后湖南花鼓学百家之长，引进了毯子功和把子功，充实了花鼓中的武术表演。
3.分工细致入微。花鼓戏的行当分工日趋细致，不但由“三小”发展到生、旦、净、丑，而且“三小”中也有更细的分工。以长沙花鼓戏为例，小丑又分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小旦又分正旦，可见湖南花鼓的分工如此之细化可见一斑。
4.表达简单清晰。湖南花鼓的剧目大概有400多个，一般都是表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家庭情况、感情变化。语言表达十分生动形象，而且通俗易懂，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歌词的表达方式非常自由，口语化、独白化很多，而且难度十分小，形式非常简单。
三、湖南花鼓发展的现状及形成原因
湖南花鼓虽然曾经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拥护，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和剧目，也培养了不少享誉全国的花鼓表演艺术家，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深化，外来思潮的不断进入，文化呈多元化发展，使得湖南花鼓这种表演形式日趋没落，花鼓市场日趋萧条，参与花鼓表演的人们越来越少，花鼓文化团体也由上个世纪80年代的60个，到现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团体，花鼓作为我国文化遗产正受到社会各种文化严峻的挑战。湖南花鼓发展受阻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思想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外的文化思潮感染着国内人们的思想，部分人们存在盲目崇外的思想，对国内的传统文化给予一律排斥，这里也包括对花鼓的排斥。此外，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欣赏品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使得人们更青睐于当今的流行歌曲，将关注程度放在了流行文化上，而逐渐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与研究，关注度越来越少，造成了湖南花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地域文化限制。湖南花鼓是一种地方特点很浓郁的小型戏种，它的唱法都是由湖南地区方言演唱，所以从唱调形式上，韵律节拍上必须使用湖南方言才能体现其魅力。由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不同对湖南方言不太了解，使得对花鼓唱法出现听不懂、唱不会、韵律不齐的问题，导致人们逐渐对湖南花鼓失去了兴趣，严重影响了花鼓的发展和传承。
3.专业人才的缺失。近年来，由于人们对花鼓的关注程度越来越少，使得从事这方面的人才更是捉襟见肘。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人们的欣赏品味发生了变化，花鼓的观众大幅度减少，使得部分花鼓剧团已经无力支撑，纷纷倒闭，花鼓演员不能保证正常的演出，导致人才的流失。其次，由于目前的孩子面对花鼓戏曲艰难的学习道路很难做到持之以恒，此外由于社会的现状，大部分家长将孩子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当今热门行业中，一般不愿意让孩子从事花鼓学习。再次，由于老一辈的花鼓曲艺艺术家的相继离世，而新一代的花鼓艺术家需要较长的发展时间，使得花鼓艺术的后备人才储备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四、重新振兴湖南花鼓的有效措施
根据目前湖南花鼓面临的诸多问题，为重新振兴湖南花鼓，让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继续源远流长下去，我们应做好以下几点：
1.加强政策保护制度。面对濒临灭绝的湖南花鼓文化，必须需要政府有关文化部门的保护和扶持，首先需要对湖南花鼓的剧本建立完善的档案制度，为了保证文化的流传，请老一辈的花鼓艺术家走近摄影棚，将传统的唱腔和舞台表演形式通过录音和录像的形式制作成教程。此外，政府要对花鼓的发展制定可行的发展规划，对群众基础深厚、影响范围广、发展潜力大的地区，要给予特殊政策扶持，培植有代表性的精品剧目。
2.提倡创新性原则。湖南花鼓正处于观众大量流失的时期，花鼓要发展，观众是根本，要想留住观众，必须对目前花鼓的创作形式进行创新性改革。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其他类型曲目乃至国外先进艺术的表演特点，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其很好的与湖南花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湖南花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能够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观点，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花鼓艺术重新产生兴趣，逐渐接受花鼓文化，从而促进其有效的发展。
第9篇：湖南变形记范文
1、兴隆桥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表介汇金旺里自然村，现保存完好，单孔石梁桥，东西朝向，全长9米，高3.47米，宽2.4米，孔跨4米，拱矢高3米，金钢墙用花岗岩条石缝平砌。长系石镌有楹联，已模糊。
2、潮音桥建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是一座三孔石拱桥，石桥当中更有大工业桥，桥上行人，桥下堤岸也能行人，具有现代立桥桥的雏形。再说双林，三姐妹桥，三姐妹指的应该是三魁，化成，三元，三座三孔桥，她们相踞很近，总间踞350米，同跨双林塘上，雄伟壮丽，可谓天下奇观，更让人感叹的是“三姐妹桥”的建桥工程在800年间曾屡建屡毁。又屡毁屡建，展现了湖州先民的执着和顽强。此外，湖州新市还有座当桥前，它与千年古刹觉海寺相连，从选材造型都渗很着佛教文化风格，又如湖州东南的“八字桥”，它说是两座桥，桥长50米的石梁南北跨河，平石桥则东西跨河，两桥相踞数米，一长一短，构成“吧”字形，相映成趣。
3、独木桥的材料很特别，但它有很多类形，有的是专门加了工的，还有的是直接把树的树干砍下来，有的是四四方方的，有的是圆圆的，独木桥虽说人可以行走过河，但一次只能乘一个人，所以也不是很方便。
4、翠湖西面也有两座用鹅卵石铺的桥，其中一个拱桥的两端有3颗大榕树，把桥面遮完了，桥面是用石板铺成的台阶状，栏杆是用石条和石板砌成，石柱上还雕了12个云龙的图案，桥面和栏杆都做成天然的岩石形状。到公园里游玩的人，都喜欢在这里摄影留念。
5、在湖州有很多的古桥和新桥，古桥横卧在两岸，仿佛有点古老的韵味，站在桥上仿佛有一种超越时空，跨越世纪和孚交流四水，问港如织，古桥众多，反获港一古旧有桥23座，其中最名副其实的是：兴隆桥，秀水桥，庙前桥，隆兴桥。
6、我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上踏上了步月桥，首先感受到的是那如同仙镜般的感觉。步月桥的两侧横挂着许多五颜六色的灯管，有的红如火，有的黄如金，有的绿如草，有的白如雪，有的蓝如海它们还学会了变脸术呢，一会黄变蓝，一会儿蓝变绿，一会儿绿变红，一会儿红变白这些色彩变幻着变幻着，把步月桥装点得花枝招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如同进入了一个神神奇的童话世界。
7、长江大桥对于石拱桥来说，肯定又要高一个层次，长江大桥长，还很雄伟，并且上面能通汽车和人，下层能通火车，江面上还能通大轮船，相对于石拱桥来说，那真是方便多了，这可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啊！
8、长江大桥在长江的正中央，更加便利，可容下几百人，几百辆车子也不成问题。它非常坚固，可使用二三百年。它上层通汽车和行人，下层通火车，江上还可通行大轮船客轮……但做起这座桥来，至少也得花几年的时间吧！可现在交通不便，容易堵车。有什么桥能在陆地上过马路呢？对了，是立交桥！下面就来看看立交桥吧！
9、故乡的小桥是有青石砌成的，桥面是十分平整光滑，桥的两旁是抚摸光滑了的小石柱护体，小桥离水面很低，似乎一伸手就可触摸水面，其实还远得很，河底历历可数的卵石，小虾在石间嬉戏鱼儿在石上休憩和卵石旁长着绿油油的丝草在水波中荡漾，与倒影在水中的柳影相互辉映。
10、还记得那座古韵悠悠的小桥么？我记得，我们记得，我们这一群嘻嘻哈哈的小孩一伙年少天真的伙伴一群朝夕相处的同窗记得。我们曾同行，带着真诚，怀着希冀，揣着梦想，走过风雨中的古桥，走过艳阳下的古桥。
11、翠湖紧靠柳河之间，有一座凹形的踏水桥，桥面用78个长4米，宽50公分的石板组成，桥的东面是奔流直下的柳河，西面是从翠湖溢出的孱孱流水。特别是夏天，河水淹没部分石板，行人走在桥上仿佛走在河中，十分惬意。
12、在江南没有哪座城市的古桥能像湖州这样千姿百态奇巧绝伦，湖州的古桥中，气势磅礴的大作。如双林三桥，湖州的潘公桥，菱湖安澜桥，南浔通津桥，永丰塘桥，洪济桥等。也有轻盈灵巧的小品，如菱湖五圣桥，双林金锁桥，履泰桥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几座匠心独运，个性鲜明的古桥，堪称古桥绝品：先说潮音桥。
13、啊，步月桥，你是南靖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更是南靖人民的骄傲！我希望人们好好爱护它，让它的美丽永远驻留在南靖人民的眼里。
14、遍布水乡的古桥长途不一，风格各异，有手板石梁，有拱形环桥，还有踏在桥上后吱吱作响的小大桥，桥洞有单孔和多孔的，根据门道的宽度来设定，桥孔一般都是成绩单数。
15、中化堪称首，铁索斜拉，坦途凌波，淞南沙北横大道；世界亦数二，众智辉灿，科技结晶，浦东沪西并东流。
16、大桥给我有趣的童年染上了瑰丽的色彩。然而，转学搬家升高中及住校，旋转的生活车轮带走了我的童年和无邪。()当我再次走向大桥时，愉悦平静的感情湖水，不免泛起点点惆怅的涟漪。
17、远远望去，两座塔架高高耸立在南北两岸，120根从塔架伸向桥面的巨大斜拉索，组成了四张巨伞似的形状。那高耸的桥塔，强劲的拉索，与舒展的主桥面相连着，如同是两个巨人伸出那无数的手臂把桥从水中拉起。眼前的葑溪大桥像一条巨龙，横卧在运河上，又像天上一道绚丽的彩虹，把运河两岸连接起来。
18、立交桥可真像一个迷宫，虽说它像迷宫吧，可还真起了迷宫的作用，可以四通八达，最后可真好笑，人们一下子把江上的桥搬到陆地上了，使交通更流畅，真是相交的立体的美，真像拧麻花的。
19、家乡的桥，美的不光是桥本身，就连桥下也是一幅幅迷人的画卷。大川河的桥底下，被颇具匠心的人们种满了花草，从桥上走过，一年四季都有怡人的美景。春天的嫩草刚给河床铺了一张柔滑的绿地毯，夏天的花儿就迫不及待将它装点成五彩。秋天，河床里的芦花汀草茫茫一片，给你以走进大草原的错觉，在这样的前上走过，连心也为之开阔。而一座座汾河桥的两岸，循堤岸建起了秀丽多姿，风采迷人的汾河公园。或红或绿的灌木被修建成美丽的造型；椰树般的路灯摇曳着南国的风情；花砖拼砌的小路延伸出一个个甜美的憧憬，整个的汾河两岸，就是一个风情绝佳的长廊。
20、岁月像过滤的筛网，筛去记忆中的泥土，留下了闪光的金子。我早已欣赏过赵州桥的古朴苍老，领略过长江大桥的矫健雄伟。然而，我却总是时时惦记着家乡古城那座小桥，记着我童年梦幻的小桥。一到放假，缕缕牵挂总是促使我去寻找那温馨甜蜜的童年回忆。
21、古老的徽州文化造就了你，座座嶙峋的牌坊托举着你，细细柔柔的炊烟笼罩着你，双双深情的明眸挂念着你。啊！亲情之桥--友情之桥，纯洁的色彩，矫健而有不失优雅的身姿，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缕春风，一抹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