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回流；推拉模型；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109-03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工潮”成为一种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目前，我国已有1.4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一方面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寻找到了一条新的就业渠道，提高了农民收入，为缩小收入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回流，并且近年来回流规模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虽然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部分回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依靠在家乡创业，对家乡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林斐，2004），但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回流的农村劳动力中创业的比例是极低的（白南生等，2002；王西玉等，2003），在回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中，以被动回流为主，整体上来说，大量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不利于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发展。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就其主要原因来讲，来自于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素质与城市用工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矛盾，如用工部门对于青壮年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大量需求与农村外出劳动力普遍的低素质之间的矛盾等，这也是造成我国部分省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和本质。而要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包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进行深层次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本文结合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推拉模型对其回流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在城市和农村相关推、拉力稳定的情况下，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素质低下是造成其回流的主要原因。为了提高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够满足城市用工部门的要求，就必须加强教育培训。

1.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推拉模型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由雷文斯坦(E•G•Ravenstein)、博格(D•J•Burge)提出，并由埃弗雷特•李(E•S•Lee)对其进行了扩展和补充。推拉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由原住地和流入地的拉力和推力以及第三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等）共同作用造成的。我们认为，推拉模型也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现象，本文将对传统的推拉模型进行改造，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现象做出解释。

本文认为城市和农村中都存在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推力和拉力，同时将传统推拉模型中关于中间障碍因素的论述改造成为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做出回流决策的自身因素。自身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自身心理因素及其自身能力因素。心理因素主要包括：农村外出劳动力对故乡、家庭的依赖、眷恋等恋乡心理，本文假定这种因素与其年龄成正相关，农村外出劳动力年龄越大，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和眷恋就越有可能造成其作出回流的决策；农村外出劳动力对在家乡建功立业的渴望，对我国农村地区来说，家庭成员在家乡创业致富能够使家庭直接分享其成果，并能够提高家庭在所在社区的地位和威望，这种渴望也构成农村外出劳动力作出回流决策的原因。自身能力因素主要是指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的思想、文化和技能素质, 农村外出劳动力流入城市后，通过城市的工作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小农意识，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拥有一定的相关资源，并可以使其自身素质和技能得到提高，也意味着其人力资本得到提升，本文认为这种因素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作出回流决策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在未完全达到城市用工部门对其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以前，随着外出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他们在回流后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则其越有可能作出回流的决策，而在其素质和技能达到城市用工部门的要求以后，他们本身素质和技能的继续提高使他们更为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而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种种优越条件会促使他们留在城市工作，作出定居城市的决策。

1.1 放模型假设

除上述假设外，本文仍然采用经典的推拉模型的相关假设：假设农村外出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做出定居城市或是回流的决策是经过理性选择的，符合其收益最大化的要求；假设农村外出劳动力对目前所在城市及回流的故乡的资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1.2 模型构建

我们认为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作出回流决策是城市与农村的相关推力和拉力及其自身因素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假设城市的推力和拉力分别用Ut和Ul表示，农村的推力和拉力用Rt和Rl表示，而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心理因素以PS表示，自身能力因素以CA表示，并以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是否达到城市要求为临界点，如果将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因素的临界点定义为k，临界点前代表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因素还未达到城市要求，这是促使他们作出回流决策的因素，相反，临界点后则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可以通过自身实力留在城市工作，因此是阻止其做出回流决策的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做出回流决策是根据其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所决定的，其自身最大化的收益应是在考虑以上因素合力的结果，因此：

MaxR=f(S),S0

其中S表示以上所有因素的合力，是所有有利于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做出回流决策的因素与阻止其做出回流决策因素的差。由于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因素CA在其临界点前后对其是否做出回流决策的影响是相反的，因此，S应该表示为：

S=(Ut+Rl)-(Ul+Ut)+PS+CACAk

(Ut+Rl)-(Ul+Ut)+PS-CACA>k

因此：

MaxR= f［(Ut+Rl)-(Ul+Ut)+PS+CA］CAk

f［(Ut+Rl)-(Ul+Ut)+PS-CA］CA>k

因为，所有有利于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做出回流决策的因素与阻止其做出回流决策因素的差大于等于零，劳动力才会做出回流决策，则当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素质因素达到城市对其要求以前，即k点之前，要满足S0，则：(Ut+Rl)-(Ul+Ut)+PS+CA0 ；k点之后，要满足S0，则：(Ut+Rl)-(Ul+Ut)+PS-CA0。则对不等式进行变形后可知，满足S0，即：

(Ut+Rl)+PS+CA(Ul+Rt)CAk

(Ut+Rl)+PS(Ul+Rt)+CACA>k

其中，不等式左边为有利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做出回流决策的因素，右边为阻止其做出回流决策的因素，当这种有利因素超过（至少等于）阻碍因素时,农村外出劳动力会做出回流决策(其中当这种有利因素和其阻止因素相等时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均衡点)。而且通过上式可以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的推力、拉力及其自身心理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对其做出回流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其自身能力因素，即其通过城市工作掌握的技能、知识、新的思想观念、相关资源等等，如果其自身能力达不到所在城市的要求，则该因素会促使其做出回流决策，而如果其自身能力达到或超出所在城市的要求，则该因素不利于其做出回流决策。进一步分析可知，如果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因素处于点之前时，其回流决策的做出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其自身能力素质达不到城市要求，或者他们的城市工作经历并没有给他们在自身能力方面带来很大的提升，因此，这部分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相当大的部分属于被动回流；而当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因素超出临界点，则证明其城市工作经历使其自身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他们已经能够适应城市工作对他们的要求，这时候，这部分群体继续做出回流决策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属于主动回流。

2．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内源、外生的共有需求

依据推拉模型，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能力素质与其是否做出回流决策有着重要的关联性，但其自身能力素质对回流决策的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临界点前后对其回流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而在现实中，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从事的多是非正式部门工作，对其技能培养、资本积累并无太大帮助，可以推测，我国目前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多属被动回流。这种回流不仅意味着农村外出劳动力自己对“进城”的放弃,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是被产业升级、技术发展和素质提高的浪潮淘汰了，而在他们退出之后,高素质的、能满足现实需求的农村劳动力尚未及时补上,从而成为当前“民工荒”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许小青等，2005）。

提高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自身素质不仅有利于其向城市的转移，提高其收入，同时更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内源、外生的共有需求。

2.1 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内源需求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普遍具有较高的收益预期，这是其流入城市的主要动力，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时间为8.7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0.5%，农村外出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现实使他们大多只能从事竞争激烈、工资低廉的初级劳动，这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外出时的美好憧憬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一般而言，较高的人力资本会带来较高的收益，受教育程度和教育的适用性与劳动者收入之间呈现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出于提高在城市工作收入的目的，农村劳动力会形成继续接受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原始动力。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希望定居城市。可见，收入因素并不是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唯一决定因素，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借此完成由“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之一就是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使其自身素质符合城市用工部门对职工素质的要求，能够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而依据推拉模型可以看出，大多数农村外出劳动力由于自身素质的低下，无法实现定居城市的愿望，被迫回流，因此，农村劳动力为了实现定居城市目标，也会催生出接受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需求。

2.2 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外生需求

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逐步由中期向后期发展，城市用工部门在吸纳劳动力时，对其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现实中，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是低素质的，这一矛盾的存在不但使大量农村外出劳动力无法被城市用工部门所吸纳，同时城市工业化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也没有得到满足，这将会给我国工业化的进程造成阻碍，最终也必然会影响到城市化目标的实现。为了使我国工业化发展有足够的高素质劳动力保障，早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3.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模式选择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已开始了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工作，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却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的。从现状来看，目前我国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一般采取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培训为主的模式，内容主要以引导性培训和一般性职业技能培训为主。但从现实来看，这一模式普遍存在着教育质量不高，效益不明显的问题，对此，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以输出地作为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来源存在许多短板，如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输出地大多是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发展基础较差，思想观念和教育水平落后于经济发达的农村劳动力输入地区，同时，输出地对输入地的劳动力需求信息掌握不充分，这是造成输出地教育培训模式存在先天不足（杨兆山等，2007）。要增进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的质量必须对原有模式进行改造。

构建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为辅，相辅相成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模式是解决其教育培训低效率和低质量的有效解决办法。与输出地相比，输入地是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接受地区，对于农村劳动力需求数量，技能素质要求的信息掌握更为充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培训。输入地大多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有能力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成本进行支付，同时，作为农村外出劳动力输入的受惠者，输入地理应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教育培训成本的负担者。

从现实考虑，这一模式应包括部分内容：（1）输入地的教育培训主要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特别要注重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就业后的职业技能素质的提升，按照输入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高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同时，输入地的教育培训还要注意到农村外出劳动力思想、心理和政治等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提高，为其早日实现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提供良好的条件。

（2）输出地的教育培训主要以引导性培训为主，主要完成农村外出劳动力输出前的准备工作，避免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无序流动，同时辅之以必要的一般性技能培训。为农村外出劳动力日后职业技能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基础。

（3）在成本分担上贯彻政府投入和用工部门承担为主，农村劳动力负担为辅或免费的教育培训原则。这样不但照顾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也贯彻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避免以往教育培训模式中用工部门作为受益者却无成本分摊的缺陷。

4.小结

通过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可以得出：由于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普遍素质较差，从长期看，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如没有相当程度提高，则其大都不能适应城市用工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因此，定居城市的愿望几乎只能成为幻想，这不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无法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提高可持续的高素质劳动力。为此，必须集合国家、用工部门和其他社会部门的力量，加大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职业技能、文化水平、心理等各方面素质，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提供可靠人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林斐.对90年代回流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4.

［2］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两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2.

［3］王西玉,崔传义,赵阳.打工与回乡：就业转变和农村发展――关于部分进城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

［4］许小青,柳建华.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的研究［J］.求实，2005.

［5］杨兆山,张海波.构建以输入地区在职教育为主的农民工教育模式［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第2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回流；迁移法则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6] 罗静，李伯华.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29-43.

第3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第4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要素；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023-02

1、导　言

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33：1，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必将威胁到我国已有的改革成果、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感。一直以来，不断有学者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进行研究，力求找出其影响原因并采用合适措施使之缩小至合理水平。其中，有学者Shi(2002)用9省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解释为劳动力市场与户籍制度的影响，另有杨俊、张宗益(2003)则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经济发展不是决定收入分配变动的主要因素，也不存在自发的“倒u”型过程，只有人力资本积累才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作用。更多的学者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对我国劳动力要素配置现状进行分析，并就其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做出剖析，最后根据影响途径针对性地提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2、我国城乡劳动力要素配置现状

劳动力要素市场是劳动力要素配置和流动的场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市场，自产生之日起由于各种制度诱因便存在着分割的现象，长时间的被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相关的诱因在市场机制和行政因素影响下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劳动力要素市场，而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是传统体制下劳动力要素配置方式的延伸。

由相关劳动力分割市场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传统制度下的被划分为城市和农村户籍劳动力市场还是当今复杂、多元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影响我国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阻碍着城乡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更进一步影响城乡收入水平。

2.1传统的劳动力要素配置方式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劳动制度及相关制度造成了人口和劳动力的城乡分割。相关制度诱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两种户口性质，农业户籍人口不能向城市迁移，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农民和城市居民拥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身份，制度性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分割正式形成。可以这么概括的说，我国现存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城乡劳动力自由有效流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2.2当今复杂、多元的城乡劳动力要素配置形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开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传统体制下壁垒森严的劳动力资源城乡分割被改变，形成了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体现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体制的基础性变迁。现阶段，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就业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加上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日益增长，但至今尚未形成稳定、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劳动就业机制，农村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状况(崔学海，2007)。现今，在我国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结构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户籍式劳动力迁移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户籍式劳动力迁移。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1.31亿迁移人口中，非户籍迁移占全部迁移入口的65.1％。两种不同性质的迁移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不一，同时也各自影响着我国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更详尽影响途径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阐述。

3、劳动力要素配置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如上文所述，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人为分割与扭曲配置情况决定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所以说，我国劳动力要素配置情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方面。当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于转移分类角度不同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以转移后转移个体的性质改变即户籍改变为考查主体，可以分为户籍式转移和非户籍式转移；而以实现劳动力转移地点为考查主体，则一般分为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接下来，本文分别从两种分类角度来剖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以及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1户籍式转移和非户籍式转移模式的效应

除了农村人口流动角色原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农村教育年限较短，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要素配置低下的情况，最为明显的就是当今所出现的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行的情况。虽然说农村劳动力要素不能有效并充分自由地移动，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在以各种形式转移着。其中，最为优秀的农村青年由于考学等原因以户籍式转移的方式，不可避免的遵循着“农村播种，城市收获”的路径来到城市。由于考学的原因进城的大学生，为城市提供新的税基，补偿城市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缺口。这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剩余”几乎全部归城市所有，对农村的外溢效应极其有限，对城乡之间衔接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这种转移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减小并不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非户籍转移大多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最终更有效地调配了城乡的一体的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羁绊，此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务工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其中大多以在城市中所学技术积极地工作和生活，有效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非户籍的转移方式当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

3.2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模式的效应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很大比重表现为异地转移。这种转移虽然也给农民带来明显的好处(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1/3左右)，但它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还使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呈扩大趋势。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模式，即流向大中城市的就业模式，所派生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孕育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是身份和职业合二为一，其中“农民”代表他们的身份，而“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城市化进程，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是如何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而城乡居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上。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对上亿个农民工的公共品的供给，使农民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同原有城市居民一样，这是国家财力所难以承受的。

这就存在着如何形成一种机制，使农民工的福利制度能够与现有城市福利制度相融合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就是舒尔茨所提出的在农村社区追加投入其他生产要素，是化解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

4、根据影响路径提出对策和建议

4.1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

要使我国城乡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首先必须继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取消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推动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其次要求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非农产业与城镇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除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异地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有效地配置到城市所需岗位，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如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小城镇等)来长久性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致力通过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经济发展新机制；再者还需要注重改革城市劳动力就业保护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

4.2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提高农村人力资源

第5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失衡 劳动力市场分割 农村劳动力 流迁就业收入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结果有两种情形：一是仅仅转移城市就业并不改变农村户口属性，即农民工就业，具有流转性；二是转移就业的同时并市民化，具有迁移性。这两种转移就业情形合起来成为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二者并不是分割开来的，它们不仅仅具有总体上先后进行的特性，而且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直接影响其将来是否市民化，市民化后群体的就业收入也会影响转移就业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

学术界对于劳动者工资的高低的解释一致存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Sakamoto Arthur，1988）。个人主义研究强调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所接受的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工资收入的决定作用；结构主义研究认为个人主义的完全竞争假设和在证据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决定作用（LewirrEpstein，Noah，Moshe Semynonv，1994）。现有研究较多地验证了我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相关城市倾向性制度安排（李实，1997；蔡、都阳、王美艳，2001；蔡，2005）；户籍分割对城乡劳动力群体工资收入异性有显著差影响（张展新，2004；陆益龙，2008）；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型分割和户籍型分割，这会对劳动力工资率产生影响（李芝倩，2007）；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市场部门对劳动力的分割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王甫勤，2010）；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和市民工资差异都有显著影响（黄利、周密，2011）；培训和行业分割对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具有同等重要作用（赵显洲，2012）。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以2006年以前的数据为基础，同时缺乏针对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的两种情形的考虑。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开放统一和户籍改革，农民工工资是如何决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城市就业收入与原有市民收入的工资是否存在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异、农民工内部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人力资本分割和户籍分割，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失衡出发，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农村劳动力流迁收入决定

本文所提到的收入也以工资替代，将自由职业者和自行从事商业者剔除这一群体。收入决定相关文献研究一般以经典的明瑟（Mincer）工资函数为基础，工资的影响因素主要考虑教育程度（EDU）、培训状况（TRAIN）、工作经验（EXPERIENCE）及工作经验平方（EXPERIENCE2）等衡量下的人力资本水平。这种人力资本回报式的工资决定分析受人力资本个体差异及社会资本的影响（黄利、周密，2011）。所以一般要修正工资函数增加性别（SEX）、年龄（AGE）、婚姻（MARRIGE）、父亲受教育年限（FATHEREDU）、母亲受教育年限（MOTHEREDU），根据研究对象不同本文加入是否农村出身（ORIGIN）这一变量，根据我国市场分割类型主要有人力资本分割、户籍分割和行业分割加入是否是高中以上学历（Dedu）、是否农村户口（REGIST）和是否在国有单位（INDUSTRY）三个控制变量。根据研究目标需要从CGSS（2008）数据中选择了三类不同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分别是非农就业劳动力总体样本、农村户口非农就业劳动力（农民工）样本和高中以上城镇非农就业劳动力样本，非农就业形式只选择“有无固定雇主”和“劳务工或劳务派遣人员”。

针对以上三类样本分别利用以上解释变量建立模型，并采用OSL估计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剔除不显著解释变量和调整模型形式。本文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三个方程均通过F检验和WHITE检验，同时进入各个方程的每个解释变量均具有显著性，说明被解释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三类样本群体的收入变化。

由总体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工资收入决定除了受人力资本影响外，还受个体差异因素（性别、年龄、父母教育背景）影响，同时是否在国有单位工作变量并未进入该模型，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劳动力比高中以下学历劳动力每增加一年教育导致工资增加要高近5.6%，农村户口劳动力比城镇户口劳动力工资少14.4%。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以高中学历为界限存在人力资本分割，低学历劳动力一般就业于工资较低的二级市场，由于农村流转劳动力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为71.3%，城镇劳动力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为3.4%，所以农村流转劳动力绝大部分就业于城镇二级劳动力，究其原因表面上是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但根本原因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差距。

通过农民工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因素中培训对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作用最大，有过培训经历的比无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工资高出35.2%。进入国有单位的却比没有进入的农民工工资低34.8%，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些国有企业存在合同工、劳务工和临时工等多种内部制度分割等级。通过高中以上学历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出身劳动力比原有城镇劳动力工资低13.6%，原因可能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质量）差异导致的同等学历下的个体差异，当然也无法排除社会资本的作用（黄利、周密，2011）。

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现状

从以上分析得知，影响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收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人力资本分割、户籍分割和行业内分割，而究其根本原因却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存在差距。人力资本形成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和培训，所以有必要探讨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状况。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和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农村均低于城镇，2011年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为237.77元小于1994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投资250.75元；城乡家庭人均教育投资比率从1994年到2011年并没有缩小趋势，反而呈现扩大趋势，2011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投资是农村的4.67倍；国家生均义务教育段预算内支出农村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生均教育投资水平与全国均值的差额呈逐年增加趋势，小学阶段由1994年的37.37元增加到2011年的120.81元，初中阶段由1994年的82.99元增加到2011年的200.82元。

所以，我国目前实施的依然是偏向城镇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仍趋于扩大，这无益于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分割状态，同时也将加剧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收入与城镇劳动力就业收入的差距。农村低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势必会影响教育质量，农村出身的劳动力即便是与城镇劳动力具有同等的受教育年限，其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较低，会影响其就业和工作能力，这也是具有较高学历的农村出身劳动力收入依然低于城镇出身的劳动力收入主要原因，同时这种现象仍然会持续多年。

由于近些年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起薪趋同和大学生就业率不容乐观，农民工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减少和机会成本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选择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受挫。再加上城乡高中教育的差距，以及国家对职业培训投资偏低和城乡职业培训投资失衡，造成农村劳动力追求高中以上教育的需求和供给均不足，同时以低学历为主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较低。CGSS（2008）数据验证农民工高中以下学历比例为71.3%，同时2011年中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比例是68.8%。所以农村人力资本提升途径失衡将会加剧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限制大部分农民工收入增长，抑制农村高学历劳动力比例提升。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人力资本分割，承载低人力资本农民工处于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中高学历群体呈现城乡出身不同工资分化现象；二是提升农民工工资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是培训；三是剥离户籍与学历差异影响因素后承载高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后就业收入依然相对较低；四是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在数量和投资途径上都存在失衡。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平衡城乡人力资本总体投资，特别是平衡各类各级教育投资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投资；二是建立农民工信息化培训机制，不仅仅要增加农村劳动力培训投资满足其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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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甫勤.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J].社会，2010（1）

第6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二元经济；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04.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73-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06BJL003)。 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原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又集中在农村，这就导致了我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偏好显著，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被普遍采用，而这种替代效应也确实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农业产出没有大的突破，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2003年粮食产量为43，069.5万吨，相当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2006年粮食产量为49，747.9万吨，相当于10年前的199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①本文将以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引入生产经济区概念对此进行分析。

一、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瓶颈效应[1]

图1中横轴L代表每亩有效劳动力投入量，纵轴k代表人均资本投入量。曲线OE和OF是脊线，在OE之上和OF之下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正值，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非经济区；在OE和OF之间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负值，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进行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经济区。

以A点为假定参照的起点，由于资本与劳动力共同扩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产生了从A到B和从A到C两种不同的扩张路径。

从A到B是在资本扩张的同时，偏重于劳动力扩张，并在B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资本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劳动力投入的组合。在B点，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0(MPL=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0/ MPk =0。

从A到C是在劳动扩张的同时，偏重于资本扩张，并在C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资本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劳动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资本投入的组合。在C点，资本的边际产量为0(MPk=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 MPL / 0=∞。

对于进一步的农业产出增长要求，B点农业区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劳动力投入，就会产生如B'点的农业产出下降的结果。同样C点农业区资本过剩而劳动力短缺，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资本投入，如C'点，也会使农业产出下降。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因而使农业产出处于一种瓶颈状态。

二、劳动力与资本替代瓶颈形成过程的现实考察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政府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了过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局面，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而此时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收益优势不明显。农村中有效劳动力投入增大，农业资本投入也不断增加，二者共同扩张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这一阶段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在图1中，这一初期扩张过程表现为偏重劳动力投入，但两者比例的差别不是很大。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资源偏重差异性，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产出扩张过程。

(一)从A到C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缺乏。受这一条件的限制，农民人均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转向依靠非农业产业。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传统上一直以发达的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有限，因此，这些地区具有“弱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前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这一特征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发达的农业为轻工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起到积极作用。因此，非农产业在这些区域的农村有了迅猛的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收益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农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大。根据劳动力追逐高工资原理，农业劳动力会流向非农产业，农业中劳动力投入会因此而减少。但由于初期“离土不离乡”等政策的限制，农业依然是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而农业生产中不断减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则主要依靠“以商补农”，即通过扩大农业资本投入来弥补，以促进农业产出的增长。

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人口流动的范围，增加了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显著增大。因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数越来越多(见表1)。当非农产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而土地经营收入比例逐渐下降(见表2)，就会使得，一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多从事非农产业。现有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一群体常被戏称为“386199”部队。2002年调查农户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6.70个月，而女性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7.11个月，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素质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过度流出导致了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其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甚至产生了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③二是农户对土地实行粗放是耕作和掠夺性经营，甚至部分或全部弃耕。④而与此同时，原本投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资源也会随之荒废。我国属于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耕地、水资源和林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和18%。耕地资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样，尽管在农村中，农民收入增加而农业却出现了萎缩。[2]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二)从A到B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收益较高，但农业生产方式比较传统。而这些地区又往往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形成了以落后的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强二元经济结构”，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后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更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很难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在原有薄弱的轻工业基础上，建立新的轻工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投入又不足，很难形成规模型的轻工产业群。因而这些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弱二元经济结构”地区而言，农业与非农业利益差产生的投入农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大(见表2)，从而不足以促进劳动力的规模性流动，只是有限的转移(见表1)。而这些地区农业资本自身形成不足，地方政府和国家农业资金投入不多，因此在有限的农业资本供给下，只有通过扩大相对富足的劳动力投入，进行精耕细作以促进农业产业的增长，而一旦劳动力供给饱和，农业产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三)结 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植根于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人口向工业流动上，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区域间农业发展的差异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以均质二元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性，通过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来为我国解决二元经济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对策探讨

尽管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资本过剩现象，但这只是相对的，在总体上农业资本仍然是短缺的，而且农业资本以耕地等固定资产为主，其流动性较差。相比之下农业劳动力过剩是绝对的，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农业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已经形成先导和后发趋势。并且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流动，可以延续发挥农业技能，一般不用特别培训，这可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支出，降低转移成本。因此，有效地引导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应是我们对策关注的中心之一。

农业劳动力流动具有自发性，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就业的表现，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权利，不能横加限制。但针对一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多流出问题，国家应积极引导新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并且促进土地产权顺畅流转与新流入的农业劳动力有效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是：

1.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自主流转，使新进入的劳动力有合法的土地经营权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

第一，保持现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变⑤，除国家征地外，农村土地不得用于非农用途⑥，对于放弃农村户籍进入城市定居的农民，其土地应由相应的村委会收回。第二，对于暂时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就要相应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制定相关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杜绝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二是稳定土地承包制，只有确立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和固定化才会有农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合理流转；三是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考虑客观条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租金等收益应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可采取多样化的收益分配方式。四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由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信息收集、登记工作，及时信息，搞好土地招商，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3]第三，对耕地的占用要严格审批，要严格遵循审批制度和程序，不得随意占用农民耕地和基本农田。对于因征地而失地农民，要依法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拓宽安置渠道。

2.增强农业劳动力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建立健全农业就业服务体系

一般劳动力市场只关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信息，而对农业自身劳动力供求缺乏有效的反馈，而常常被忽略。农业产出作为一项生产活动对于劳动力的供求同样也离不开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反馈，因此，第一，政府要加强信息服务工作。省、市各有关部门要收集农业生产的劳务市场的各种供求信息，及时向各种中介机构及劳动力聚集地，要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和宏观决策系统。第二，要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中介机构不仅要提供基本的农业生产的劳务介绍服务，还要提供指导、培训，代办社会保险以及开发公益岗位。尤其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第三，要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通过建立以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4]

3.保护新流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限制歧视性待遇

第一，严格执法，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第二，保障新流入的劳动力成为流入地的重要组成群体，应该将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需求纳入流入地公共服务的范畴。

本文以我国国内区域农业间劳动力转移为例，实践中还可以促进农业劳动力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间转移。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478页。

②资料来源：莫荣. 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③2007年5月13日中国社科院报告认为，我国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区域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一些农业区域所能提供的农业劳动力必然不足，而另一些还会存在过剩的农业劳动力。

④这也成为许多农业土地非农化的借口。最近我国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如猪肉、鸡蛋价格上涨，无不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息息相关，必须保障农用耕地不被侵蚀。

⑤当前存在将目前的集体所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土地的观点，其实不可取。一旦转变为国有土地，承包权也必然转变为全体国民拥有，如果只承包给农村居民则缺乏法理上的依据。

⑥土地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将土地作任何用途的处置，对于其非农用途必须严格限制。

[参考文献]

[1]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2-103.

[2]刘志澄.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J].农业经济问题，2007，(2)：4-7.

[3][美]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吴爱华，赵 芳.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539-541.

[5]盛泽中，韩东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06，(2)：45-47.

The Research on Farm Labor Force’s Complementary Flow among Regional Agricultures――The Substituting Effect of Work Force and Capital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hou Jia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第7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点；刘易斯转折；要素价格均等；产业升级

一、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及其现实悖论

作为要素禀赋理论的重要推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PE)指出，在开放经济中，国际间因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不同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两条途径而逐步缩小，使要素价格将趋于均等。第一条途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它导致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化；第二条途径是商品的国际移动，它导致要素价格的间接均等化。这就意味着，无论交易国之间在生产要素的禀赋和供给方面有何差异，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进，工资率、土地报酬率及资本收益率在长期内都将趋于相等。然而，通过审视当前国际贸易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所隐含的要素价格趋同这一长期趋势在普遍意义上并未得以实现。这使得理论界越来越多地强调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本身的局限性，因为从该定理的前提来看，它所依托的技术不变等静态假设在现实贸易中无法成立，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动态变化所导致的一国比较利益格局的变化会扩大贸易的基础，而如果考虑到生产要素的非同质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就更加不具备现实性。

事实上，尽管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没有在贸易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实现，但这并不否认该定理的理论贡献及政策意义，也不否认该定理在长期内的有效性。Leamer(1994)指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仅仅是一种推论，要素价格的非敏感性(FPI)则更加真实地传达了现实贸易的结果。依据FPI定理，在一个国家，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的变化总体来讲是不敏感的，这使得产品价格可以保持不变。而要素价格调整定理(PFA)则基于动态角度对要素价格的非敏感性作出了解释，即产出组合的调整降低了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变化的敏感性，而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产出组合作出调整的机会就越多，从而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的变化就愈发不敏感。

依据FPI和FPA定理对要素价格变动的理解，作为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大国，中国贸易实践中的要素价格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以备受关注的劳动力价格为例，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特征的日益深化及对外贸易实践的不断推进，有学者指出，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所揭示的长期趋势，即便劳动力价格没有实现均等化，也至少在沿着不断缩小的轨迹运行；但与要素禀赋条件不同的美国相比，两国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这就构成了备受理论界关注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现实悖论。但结合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特征不难看出，FPA定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现实悖论，从而对劳动力价格的非敏感性做出了一定的解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依据FPI及FPA定理虽然可以对劳动力价格非均等化的现实悖论做出一定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反映出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较低的深层次原因。换言之，我国之所以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存在于理论假设之外的“现实体制”是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二元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现状，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角度阐释我国出现要素价格均等化悖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现实论据，阐明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二、解读中国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基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视角

从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前提条件来看，即便在开放经济中，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也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从而要素价格均等化推论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演进过程。但与此同时，产品流动往往是放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贸易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差距应是不断缩小的。然而以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水平为例，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表明东部地区长期保留了承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国内区域间的劳动力价格差距考虑在内，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地区优势。具体来看，在我国31个省市的工业结构上，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多是西部欠发达省区，而很多东部沿海发达省区则明显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特征。这种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东部地区所呈现的这种长期的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与中国的“现实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以及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是导致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在一国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几乎不存在明显限制，因此当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出现资本边际产值差异时，究竟由哪种要素的流动来实现资本边际产值重新均衡，取决于两种要素流动成本与收益的相对比较。_3J具体来看，资本流动成本主要体现为地理位置改变引致的物流成本增加以及原有投资沉没成本损失等，而劳动力流动成本则主要包括由于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机会成本、生活成本上升等。在我国，由于劳动力流动成本普遍低于资本流动成本，我国东西部之间的主要流动形式体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资本流动。换言之，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是导致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具体原因。具体来看：

其一，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就业吸纳作用使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跨地区转移的正向效益明显加剧，而依附于我国二元经济体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构成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现实条件。

根据马歇尔关于产业集聚效应的阐释，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共享的劳动力市场(labor pooling)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Guido de Blasio和Sabfina Di Addario(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降低了教育的回报。这一方面反映了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降低将减弱教育作为人力资本信号的功能，另一方面，结合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和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特征可以看出，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升水的潜在可能性构成区域外劳动力向区域内转移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产业集聚对教育信号的弱化降低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成本，为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提供了现实可能。从而，在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尚未消失之前，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的深化将促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持续的跨地区流动。这样一来，随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其劳动供给也迅速得到补充，劳动力价格的长期非敏感成为可能。

其二，在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同时，不仅发达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提高会抑

制资本的流出，并且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落后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降低同样也会抑制资本的流入，从而劳动力转移对资本转移的替代就得到强化。

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不断向东转移，将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不断降低，从而资本边际产值相对提高，这就意味着，资本向外转移的动力得到抑制；与此同时，尽管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出几乎可以不影响当地的劳动力供求相对状况，但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不断弱化，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边际产值存在不断被强化的趋势，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值被相对降低，这又进一步抑制了资本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因此，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结构性偏离使劳动力转移对资本转移的替代得到强化。

上述分析表明，伴随于产业集聚的就业吸纳导向，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无限供给特征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可以不断得到补充，从而由国际间产品流动所引发的劳动需求上升得到了供给方面的同方向抵消，而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所引致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差异扩大化，又进一步使劳动力转移对资本转移的替代得到强化。在要素价格领域，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就在长期内表现为非敏感。

三、“刘易斯转折点”的现实推断及其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

依据以上分析，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所引致的东部地区出口领域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体制及其所引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由此可以推断，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即一旦出现理论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则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的现实条件将被弱化。这就预示着，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将被降低，比较优势的下降就成为预期。所以，在目前劳动力价格仍然表现为非敏感的前提下，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其未来向价格均等化演化的潜在可能性。而关于目前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条件，理论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推断：

第一，进入转折点以后，只要经济增长持续下去，城镇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持续上升。针对这一推断，吴要斌(2007)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无论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沿海地区，工资增长都非常显著，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也开始缩小。尽管企业规模对工资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但二元经济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尽管中国距离这个过程的完成还有很长的时期，但“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已经可以预计。

第二，如果转折点到来，随着农村蓄水池中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另一个蓄水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劳动也会提高工资和缩减规模，非正规就业逐步向正规就业转化。基于此推断，笔者根据差值法计算了1994―2007年的非正规与正规就业人数，①如上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尽管1994―2007年间非正规就业规模曾一度攀升并超越了城镇总体就业规模，但从近两年的趋势来看，正规就业的规模正不断回升，与此同时非正规就业规模开始出现下降。这预示着，城镇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化转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预见。

依据上述两个推断，“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必然将引致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步消失，从而劳动力跨地区持续转移的条件将不再具备。因此，一定时期内，劳动力价格的非敏感性问题将得到缓解，这一方面意味着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将不断消失，另一方面也为产业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提出了挑战。

四、“刘易斯转折点”、要素价格均等化与产业升级

“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将使中国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所依托的二元经济及其引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体制”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从而，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跨地区转移将被搁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上升及比较优势下降将是必然趋势。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的弱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转化使得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成为必然要求，然而这种产业升级却是建立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顺利转移的基础之上的。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考虑到中国显著的劳动总量优势而且考虑到“刘易斯转折点”尽管可以预见但距其来临还会有一段时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很难转移到其它国家，因此，如何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区域间实现有效转移(主要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成为关键性问题。

但是必须同时引起注意的是，一旦转折点得以出现，中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出也会降低，这实质上会抑制资本的流入。或者说，在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期所积累的资本边际产值的地域间的不均衡性将导致西部地区很难自发的形成对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就面临着原始积累层面的障碍，因此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以及产业升级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既然加大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不具备理论和政策意义，就必须降低向中西部转移资本的成本或加大资本向中西部转移的预期收益。具体来讲，在相同的沉没成本的情况下，交通、物流条件尤其是投资环境的改善，都可能加大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可能性和便利性，相关政策的引导和优惠也会有效促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转移。

总体来看，“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来临，将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所依赖的“现实制度”得到彻底的改变，从而要素价格非均等化在中国的现实悖论将被弱化，而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将被强化，这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有效转移提出了诸多的挑战。综观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何依据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促成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调整贸易结构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而考虑到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期间所积累的地区间资本边际产值的巨大差异，并且考虑到这种差异为资本向中西部地区的自发转移所带来的困境，如何从制度层面率先打破这种资本转移困境，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跨地区的转移就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第8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和劳动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资本存在“异化”倾向和“异化弹性”，从而形成人力资本外流。我国目前是人力资本外流十分严重的国家，结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我国的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可以探知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抑制人力资本外流，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

自20世纪50年代末始，人力资本理论在舒尔茨、明塞尔、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确立并逐渐形成。随着罗默的知识积累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的推广和使用，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人力资本属于西方经济学范畴，是指人们在教育、训练、获取信息、移民和维护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资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按照劳动的运作形式不同，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当代，由于知识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别使活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创造作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劳动力资本是劳动力商品概念的逻辑延伸，是指“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要素的资本所有权”口，，包括对其自身具备的体力、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权。因此，劳动力资本也同样可以分为从事简单劳动和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经济学范畴的人力资本。

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人力资本正在迅速超过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成为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国人事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约达1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仅为27.5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许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资本外流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可以发现其深层的原因。

一、人力资本的“异化”与人力资本外流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资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的资本，而是占有者即资本家的资本，即劳动力资本存在“异化”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非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存在，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存在，劳动力资本也存在“异化”问题;在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不存在，则劳动力资本不存在“异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因为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看作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但是产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等多种权利，因此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离性。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实现其资本价值的过程中，由于服从、妥协或是无意识的作为而损失或让度了部分产权，客观上存在着“异化”倾向。只是相比较而言，普通的劳动力资本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往往处在弱势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愿意遵守契约;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高、增殖性强，在与企业的谈判中相对更加主动，甚至对契约会产生一定的背叛性。这样，普通的劳动力资本由于其能力资本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大，而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强，当对其不利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比如离开企业另谋高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资本仍然存在弱化或“异化”问题，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作为主动性的特殊资本，只要存在“异化”倾向，人力资本肯定会从“异化弹性”较大的地方流向“异化弹性”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国界，从一个国家流向另外一个国家就形成人力资本外流。

二、人力资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价值规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从一个部门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该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世界范围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国际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从国际范围来考察，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低于其应有的价值，长期出现与价值规律不符的现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力资本外流成为必然。这样，对于人才流人国，是以有限有偿的人力资本现期投人(较好的经济待遇、生活与工作条件、业务培训等)，获取了超额的投资收益。而对于人才流出国，则是在进行了大量人力资本投资之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人力资本能创造大于自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是存在累进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备的外溢性，与它的贡献相比，人力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明显存在反差。在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劳动雇佣资本正逐步取代资本雇佣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理应在获取工资的同时取得其资本部分产权出让的收益，以分享剩余价值作为投资回报。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企业利润分享制、企业价值分享制、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等方式参与剩余价值分瓦，而这恰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商品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人的原因，阎。因此，价值源泉与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虽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依附于劳动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全体和个体来看，其收益权并不能完全实现。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资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异。但人力资本作为主动性资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资本流动，我国的人力资本外流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则出国的预期收益越高，从而导致大量的精英滞留国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资本外流，将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抑制人力资本外流的思路及对策

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数与滞留人数比例的最佳状态是2:1，这个比例被称为“最佳黄金回归比例”。在现阶段，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很难彻底摆脱人才国际流动中的不利地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某些启示，将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就能够减少人力资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损失。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的内涵、外延和具体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脑力劳动与复杂劳动日益居于主导位置。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人力资本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具有“马太效应”的增长趋势，使生产的收益呈递增状态。更有意义的是，在不可再生资源匾乏时，人力资本积累还可以促使人们创造或发现新的资源作为替代物，这对存在严重资源隐患的中国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剩余劳动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剩余价值。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如何来看待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增长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投资，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资本外流，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首先，加快国内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宽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只有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时吸引外流的人力资本回流，初步改变永久性人力资本外流与过渡性人力资本外流的比例，最终彻底扭转人力资本外流现象，实现人力资本的双向与均衡性流动。

其次，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同时把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内容。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一种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网。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应积极创造良好的条件，消除对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流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上的障碍，使人力资本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济自由选择权，促进人力资本在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

第四，把“绿色通道”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并逐步加以完善，吸引人力资本和激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海归“绿色通道”的建立是对保障留学人才合法权益的很好定位，但政府还可以把它上升到立法层面，以便更好地吸引海外人力资本的回归。

第9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潮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12.

[4]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J].经济师，2013（3）：38.

[6]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8]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1）：35-40.

[9]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10]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00（1）：38-42.

[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