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孝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孝观念与墨家思想有较大区别 , 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 , 儒墨均倡孝道 , 墨家更重“孝”的民主性 , 另外 ,《孝经》中的一些思想与墨家思想也多有相似之处。

传统孝道代表了以儒家学派为主的关于“孝亲”的一系列思想、主张以及道德伦理规范 , 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先秦诸子中 , 除儒家之外 ,墨家思想中亦“以孝视天下” ①, 探讨墨家思想与传统孝道的联系有助于全面完整地认识传统孝道。笔者拟以墨家思想与传统孝观念及与《孝经》的关系两方面加以探讨。

一、传统孝道与墨家思想的关系

墨家在先秦诸子中占有重要地位,《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说: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此足证墨家学派影响之大。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从墨子的思想体系来看,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兼相爱 , 交相利”为纲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 ,“兼爱”既是墨子的政治理想 , 又是他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所谓“兼爱”, 既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无论贵贱、无所差别地爱一切人。由“兼爱”的原则出发 , 墨子并不反对孝道 , 在《墨子》一书中 ,表现出了对于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 如: “君臣不惠忠 , 父子不慈孝 , 兄弟不和调 , 此则天下之害也”； (《墨子·兼爱中》, 下引只注篇名) “人君之不惠也 , 臣者之不忠也 , 父者之不慈也 , 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 (《兼爱下》) “为人君必惠 , 为人臣必忠 , 为人子必孝 , 为人兄必友 , 为人弟必悌。”(同上)看来 , 墨子确实也认为孝是要讲的。

不过 , 墨家虽然也讲孝 , 却又与儒家所讲的传统孝道大不为同。

儒家提倡“爱人”, 但这个爱不是泛爱 , 而是“以己推人”, “爱己及人”, 是等差之爱 , 所以肯定“亲亲之杀 , 尊贤之等”。孔子讲“亲亲而仁民 , 仁民而爱物”,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都是以己推人 , 由近及远 , 要点全在一个“推”字。因之 ,孝在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 , 它是“仁”的根本 , 爱心的本源 , 具有哲学上的地位。儒家所推崇的孝道 , 其本身即极讲差等 , 按血缘关系之远近表现出种种差别 , 如丧服制度就最为明显。而墨家提倡“兼爱”, 主张“爱无差等”和“不辟亲疏”。所谓“爱无差等”, 即君臣、父子、诸侯家臣之间 , 乃至全体人与人之间 , 不分上下贵贱 ,都要相亲相爱。《墨子·兼爱中》说:“诸侯相爱 , 则不野战；家主相爱 , 则不相纂； 人与人相爱 , 则不相贼。” “君臣相爱则惠忠 , 父子相爱则孝慈 , 兄弟相爱则和调 ,天下人皆相爱 , 强不执弱 , 众不劫寡 , 富不侮贫”, 诚如是 , 则“凡天下祸纂怨恨 , 可使毋起者”。所谓“不辟亲疏”, 即爱人与用人不能以“亲亲”为标准 , 而应完全消除亲与疏的差别 , 真正做到一视同仁。由“兼爱”的原则出发 , 墨子认为 ,“孝”不仅仅限于爱自己的双亲和长上 , 还应包括爱民利众之意 ,“亲贫 , 则从事乎富之； 人民寡 , 则从事乎众之； 众乱 , 则从事乎治之”。不仅如此 , 墨子还进一步认为 , 利亲应先从他人之亲考虑 , 只有“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 人才能“报我以爱利吾亲也”。 (《兼爱中》) 看来 , 墨子的观点刚好与儒家相反 ,变等差之爱为爱无差等 , 变由近及远为由远及近 , 先施而后求报。所以他又说 , “夫爱人者 , 人亦从而爱之”, “恶人者 , 人亦从而恶之” (《兼爱下》), 希望人们爱人之父若其父 , 爱人之身若自身 , 爱人之家若自家 , 处处先为他国、他家、他人着想。由上述基本思想所决定 , 孝道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并不占有怎么重要的地位 , 它作为社会的普通伦理之一 , 只不过是在“兼爱”之下的一个小的德目 , 是“兼爱”表现于亲子之间的一个名词而已。墨子说:“爱人若爱其身 , 犹有不孝者乎 ?” (《节葬下》)试想 ,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兼爱 , 爱他人如爱自己 , 那还哪有什么孝与不孝的区别了 ? 按照墨子的兼爱之说 , 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子之间 , 也并不比其他的人际关系近 ,所以孟子才据以攻击说:“杨朱为我 , 是无君也； 墨子兼爱 , 是无父也。无君无父 , 是禽兽也。”②

与上述对孝道的总体认识相联系 , 墨子强烈反对厚葬久丧。儒家是主张重于丧祭之礼的 , 孔子认为“三年之丧”不可更改 , 孟子也曾力劝滕文公恢复三年丧制 ,认为这是符合仁义和孝道的。墨子则主张薄葬短丧 , 因为在“兼爱的原则之下已经不复存在亲疏之别 , 厚葬久丧等关于孝道的措施自然是多余的了。况且 , 厚葬久丧需大量浪费社会财富 , 损害人民健康 , 破坏正常生产 ,又影响人口的增殖 , 实不利于“富贫众寡 , 定危治乱”, “以厚葬久丧为政 , 国家必贫 , 人民必寡 , 刑政必乱。”另一方面 , 厚葬久丧会使当事人“出则无衣也 , 入则无食也”, 其结果必然造成“为人弟者 , 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 , 必将怨其兄矣； 为人子者 , 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 ,必是怨其亲矣； 为人臣者 , 求其君而不得不忠臣 , 必且乱其上矣” (《节葬下》 )的局面 , 那还有什么孝道可言呢 ? 所以 , 厚葬久丧的确“非仁非义 , 非孝子之事也。”

墨子说古代圣王“制为葬埋之法 , 曰: 棺三寸足以朽体 ,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 , 下毋及泉 , 上毋通臭” (《节葬下》), 这也就是墨子本人对待丧葬的态度。墨子死后 , 其后学分为所谓“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三派③ , 称为后期墨家。现存《墨子》一书中有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和其他诸篇不同 , 一般认为 , 这六篇乃是上述墨家诸后学的著作。由此六篇之内容来看 , 墨子后学对于墨子“兼相爱 , 交相利”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有所继承与发展 , 这里不拟予以全面分析 ,只讲与孝道有关的一个问题。墨子学说“贵义”、“重利”, 爱与利并举而又以爱作为利的基础。后墨则在义与利、爱与利的关系中更强调利的重要性 , 认为义和爱的内容就是利。《经上》说: “义 , 利也。”《经说上》说: “义 , 志以天下为芬 (爱) , 而能能(善) 利之 , 不必用。”此言能以天下人为爱而又能善利天下人 , 善利天下人而又不必为己用 , 这才是利人 , 才是义。如此说来 ,所谓爱和义 , 其本身不过是利而已。既然有利就是爱 ,后墨便把这个“利”字贯彻到各个方面 , 他们所谓的 “孝”, 也便以父母的获得实利为要素 , 完全成为功利主义的了。《经上》说: “孝 , 利亲也。”《经说上》说: “孝 , 以亲为爱 , 而能能(善) 利亲 , 不必得。”《大取》也说: “智(知) 亲之一利 , 未为孝也。亦不至于智 (知)不为己之利于亲也。”看来 , 所谓孝 , 就是要“利亲”, “爱亲”就在于能够善利亲。对孝的这种解释确是新鲜的 , 它和儒家的“养志”, 以敬为孝等观念完全异质 , 从中可看出儒墨两家对于孝之根本含义的理解的差异。

总之 , 从传统孝道向封建伦理转化的历程来看 , 墨家的贡献并不大。但是 , 由于墨家讲究“兼爱”, 所以总是将孝与慈并提 , 从不把“孝”抬到重于“慈”的地位 ,在墨者看来 , 无论父慈或子孝 , 都不过是兼爱的表现而已。这种孝慈并重而不片面强调孝的特点 , 实反映了墨家对等级差别的否定 , 它对于孝道中民主性内容的增长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此外 , 墨家反对厚葬久丧 , 也是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 对后世较有影响。

二、《孝经》与墨家思想的关系

从内容上看 , 《孝经》系广泛采摘儒家学派自孔子、曾子至孟子、荀子等大师论孝道的言论 , 以孔子与曾子问答的形式加以穿连 , 缀辑在一起而成篇的。由此看来 ,该书实为先秦儒家论孝道的总汇 , 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集成和总结。但是 , 《孝经》的作者 , 却是聚讼纷纭 , 迄无定论 , 有孔子说、孟子说、七十子后学说、孟子弟子说、汉儒说等。

近年来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以及郭店楚简及上博简的出土与研究为《孝经》的作者及成书提供了一些新的参考系 , 结合一些学者的有关论述 , 认为《孝经》非伪书 , 成篇于战国中晚期的七十子后学之手应是较为公允之论。④那么 , 《孝经》与墨家思想的联系就有了逻辑上的可能。笔者认为《孝经》与墨家思想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1. 儒墨同源,均以孝视天下:

《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 , 受孔子之术 , 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 , 厚葬靡财而贫民 , 久服伤生而害事 ,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一是说明儒墨同源 ,二是说墨家尚夏道。就此有的学者认为《孝经》本于 “夏法”, 与墨家有很大关系: 章太炎先生在其《孝经本夏法说》曰:“《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释文》引郑氏《说》云‘禹 , 三王最先者。’斯义最宏远。余以郑氏综撮全经 , 知其皆述禹道 , 故以先王属禹 , 非冯臆言之也。禹书不存 , 当以《墨子》为说。《墨子》兼爱 ,《艺文志》序墨家者流云: ‘以孝视天下 ,是以尚同。’……以《墨子》明大义 , 以《书》、《礼》、《春秋》辨其典章 , 则《孝经》皆取夏法 , 先王为禹 , 灼然明矣。”⑤《孝经》是否本于夏法 , 笔者不敢断言 , 但墨家“以孝视天下 , 是以尚同”, 与《孝经》的“孝治天下”却有较大的联系；《孝经》将“孝”作为贤圣之治和君子终身躬行的“至德要道”, 认为孝既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 , 又是社会伦理的核心和最高境界。孔子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 , 人之行莫大于孝” ⑥, 把孝看作是道德的渊源、治化的纲领 , 用孝统德 , 教以敬 , 教以爱 , 使人人日增美善之心 , 最后达到天下大顺。在孔子看来 , 以孝治国 , 最为便捷 , 最易收效 , 也最可靠 , 所以《圣治章》说: “圣人之教不肃而成 , 其政不严而治 , 其所因者本也。”“孝治”思想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 , 故多以之为标榜。

而墨家之“尚同”也是基于天下百姓相残相害而不相爱；父子兄弟、天下百姓彼此怨恨、残害的“多歧义”而提出的 ,“尚同”是以“孝”、“顺”为根基的 , 进而认为:“尚同之为说也 , 尚用之天子 , 可以治天下矣 , 中用之诸侯 , 可而治其国矣；及用之家君 , 可而治其家矣 ,”实际与《孝经》所述的思想多有相同之处。

2. 墨家博爱的思想在《孝经》中亦有体现:

《孝经·三才》章曰:“先之以博爱 , 而民莫遗其亲 ,”提出了“博爱”这一观念 , 那么《孝经》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孝经·感应》章曰:“故虽天子 , 必有尊也 , 言有父也 , 必有先也 , 言有兄也。”《援神契》释以“尊事三老 , 兄事五更。”《汉书·艺文志》序墨家曰: “养三老五更 , 是以兼爱。”可见 , 这里的“博爱”与墨家之“兼爱”是有一致之处的。

《孝经·广至德章》说:“教以孝 ,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 ,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孝经》提倡孝父、爱兄 , 并不局限于狭隘的小家庭 , 而是希望将孝父、敬兄作为培养善端的基础 , 推广到天下所有人的父兄。所以 , 《广要道章》说: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当然 ,《孝经》的博爱有儒家的“推爱”之意,但墨家的兼爱思想在这里有更多的体现。所以著名学者蒙文通论道:“倘自儒取于墨,墨非乐而儒者不言《乐经》,墨尚同而儒者亟尊《孝经》欤?《淮南》谓墨子学儒者之业, 受孔子之术。夫儒墨同为鲁人之学, 诵《诗》、《书》, 道仁义,则《六经》固儒墨之所共也。”⑦

另外,《孝经》中的鬼神观念亦较为突出,与儒家思想有一定冲突,如:《孝经》曰:“子曰:宗庙致敬 ,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失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孔子素来讲“子不语怪力乱神”,《孝经》中的鬼神观念是否与墨家思想中的“明鬼”观念有联系也尚待进一步探讨, 但上述思想在墨家鼎盛时代出现也不是偶然的, 二者间存在取舍关系也说不定。

总之, 传统孝观念以及《孝经》与墨家思想的联系是多方面的, 换句话说, 传统孝道不应少了包括墨家思想在内的各家的有关思想主张, 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先秦孝道所要注意的。

注释: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韩非子·显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④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郭沂: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2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 儒家孝道 大学生 感恩教育

孝道，作为中国道德要求的基础扎根在中国文化的骨髓中，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笔者认为必须分清孝道的政治价值和其本身所蕴含的伦理价值间的差异。在当今功利化思想泛滥、个性要求日益鲜明的社会转型期，复兴孝道的伦理价值对加强大学生的感恩教育且有重要意义。

1 儒家孝道思想的演变和遭受的冲击

1.1 孝道思想的演变

儒家孝道的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已基本成型。周人将“孝”这一人伦道德的精神寄托在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中。《国语·鲁语上》云：“夫祀，昭孝也，各致斋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但当时“孝”的这种形式是专用于周天子、诸侯和宗子的，因为他们是有继承君位资格和权力的宗法体系中的嫡长子。这样，“‘孝’作为宗法道德规范获得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维护奴隶主统治的有力工具”。虽然孝道的核心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受到了冲击，但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家庭成为社会牢固的细胞，“孝”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秦汉时期出现的《孝经》成为以后儒家孝道的经典之作，影响着中国人以后数千年的道德生活。《孝经》开卷就借孔子表明了孝的至德地位，“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汉代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确立，孝道和忠君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孝”亦由家庭伦理道德上升为社会公众道德和国家政治道德，具备了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此后的千年时间里，儒家孝道思想越发走向了政治化和专制化。但是将原本用来规范家庭伦理的孝道思想异化为政治手段，“将非血缘的利益关系硬说成是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会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孝道本身的意义”。

1.2 近代社会变革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冲击

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结束，封建社会下的家族结构遭到了重大打击，以儒家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传统也受到了激烈的冲击。

（1）辛亥革命了君主专制，宣扬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思想本源于西方，对封建思想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儒家孝道因而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2）“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加强也是宗法孝道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中华民国的建立对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是思想层面的，激起了普通大众对个体的重视，对自由民主的追寻。儒家孝道作为存在几千年的“老古董”被认为是反现代性的东西，应该扫入历史的尘埃里去。

（3）“孝”的道德行为要求与封建等级制度紧密相连，父母子女的关系也严格受到“长幼尊卑有序”的限制。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彻底变革，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随之改变，“长幼有序”让位于“民主平等”。

（4）在长达十年的时期里，孔子成为彻底的“反动派”，儒家思想被批判到了极致，孝道也一并被彻底遗弃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让沉淀了千年的中华民族优秀伦理道德规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和摧残。

孝道，在产生之初是一种对生命的畏惧和敬意，原本的含义是强调对长辈亲人的爱和尊重。儒家孝道真正追求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和谐融洽的社会目标。只要家庭还是最基本的社会目标，孝道思想就不应该被遗忘。

2 大学生感恩教育低效的现象分析

（1）自杀率逐年攀升。近年关于大学生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大学生自杀现象引发了社会高度的关注。自杀是导致15～34岁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自杀研究专家发现：一个人的自杀会给与自杀者有密切关系的五至七个人带来无尽的愧疚自责和终身的生活阴影。自杀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缺乏回报父母的感恩意识，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下转第100页）（上接第55页）

（2）对父母亲情态度冷漠。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父母宠溺孩子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孩子把父母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更有甚者做出杀害父母的大逆行为。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里一旅日留学生因学费问题在机场刀刺母亲，致使母亲当场昏迷。这名留学生在日5年从未打过工，学费和生活费都靠母亲每月7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支出。这样极端地背德现象虽然是少数，却深深地责问着当代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效果。

（3）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是家庭的延伸，一个对父母缺乏感恩意识的人，其也没有社会责任感。一个面对他人的帮助都如此冷漠的人如何能成为家庭的支柱，如何能肩负起社会和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的片面、家庭教育的缺失等。一味谴责85、90后大学生是“失落的一代”是无济于事的，而要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正面的能量改变感恩教育低效的局面。

3 汲取儒家孝道思想精华，提高大学生感恩教育实效

（1）复兴文化魅力，在传承中实现自我教育。中国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虽有一部分封建专制的糟粕，但这丝毫无损它的光芒和价值。例如《孝经》，虽字数不足两千，却影响了几千年来人们的家庭道德关系。当代社会一些道德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斩断了现代和传统的文化连接而造成的。没有历史的厚重，就没有对家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大学生责任意识、感恩意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文化断层的表现。在当代大学生感恩教育中复兴传统道德力量，在文化的感召中增强大学生对传统孝道思想的认同感，在潜移默化间实现自我教育。

第3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哲学； 性德； 西方儒学

我在留学英伦研究中国儒学时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某些问题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丰富、治学态度之严谨，的确能让很多中国学者为之感叹。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西方学者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问题却变得难以理解了，把本来清楚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发现，有着不同哲学流派背景的人，都试图用自己所熟知的哲学流派的知识来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在西方就出现了诸如存在主义的儒家思想、人道主义的儒家思想、女权主义的儒家思想、规则主义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论的儒家思想等等［1］。面对这种种流派对儒家的解释，即使是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只有望洋兴叹了。这就促使我开始反思，西方学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要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

一、 西方“哲学”含义的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爱智慧”。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智慧显然对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须的。但是随着对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哲学变成了“科学之科学”，这种意思上的转变暗示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研究哲学的方法的转变。哲学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了，而成为建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既然是“科学之科学”，就意味着古希腊意义上的追求智慧的学问也已蜕变为一种科学。这种哲学看似是其它科学发展的基础，实际则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哲学，其研究方法也相应地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与不同的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哲学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奠定在不同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旧哲学的扬弃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正如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奠定在旧的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样。各种哲学流派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的名词、概念、术语，同时也仍然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旧有传统的哲学概念术语。于是人们发现，学者们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使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为了能够彼此交流或沟通，人们就必须首先界定自己将要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术语。这就导致了语言解释学的必然出现。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是在科学精神影响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如果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个概念，就必然带来交流上的障碍和困难，而造成学术上的混乱状态。

被称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由于必须奠定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虽然它可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却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给人幸福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源于古希腊的“对智慧的追求”意义上的哲学逐渐丧失了。这种哲学，不仅仅是要批判现实，而是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导。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理性思辨，而确实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生活，带给人真、善、美、慧的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望洋兴叹却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指导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与病以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只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能够为现实服务；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不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是能够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哲学本来的固有含义——爱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这也应当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否则，被誉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虽然脱离了“神学的婢女”的地位，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学的婢女”，面对科学发展的种种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无能为力了。这也是现代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要改变“科学的婢女”的境遇，哲学就应当回归到它最初的含义——对智慧的追求上。这种智慧是能与病以药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反思的思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而有所发展的哲学。举例来讲，一个人中了箭，如果等我们弄清楚了箭是从何处而来的，是谁制造的，是谁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问题后，那么这个中箭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讨这些问题，而是要想方设法马上把箭，把中箭的人医治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二 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建立在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之道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对这种“道”有深刻体察的人，就是一个有“德”的人。《说文解字》上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2］也就是说，有德的人就是一个得道之人，亦称为圣人。圣人所具备的德性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说它“外得于人”，是因为对普通人而言，这种德性是可以通过向圣人学习而获得的；说它“内得于己”，就是因为人性本善，这种德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因此，又称性德。可见，儒家哲学并非没有本体论和宇宙观的哲学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着眼点和重点所在。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是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药方。

那么，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如何与病以药的呢？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还不都是人心缺乏治理的原因吗？试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行为（如邻里纠纷、青少年斗殴、球迷酒后闹事，砸车偷盗等）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只有个人、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光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与此相比，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显然略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试举儒家的孝亲尊师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儒家仁的思想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显。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竖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进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 为政》），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最终达到社会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

三 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及儒学发展前景

既然儒家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社会的病症。因此，它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因此，我以为，儒家思想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因此，我不以为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真正理解了儒家思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正因此，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勾画出一些主观臆断的理论体系，而不能发挥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儒学讲“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儒家的修养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则所触皆通，一学一切学， 一得一切得。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学的一贯方法。没有这种根本智慧，即使学的知识很多、很深，仍然是南辕北辙，越学离道越远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对儒学的理解，只是在其原始的阶段。而这似乎也证明了这样一句话，“外国人研究儒学，怎么也比不过中国人自己研究的透彻。”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问题，总是以西方哲学的求知识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智慧，然而他们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儒学的价值和它的“实用”性也正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认识到。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以宏观的眼光研究了历史之后，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 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卓著，成为历史美谈；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儒家《论语》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儒家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更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儒家思想“实用”特征的逐步认识，也似乎预示了以“实用”为特征的儒佛教育在新世纪的兴盛。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却没有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上看，人们离开了道而追求器，离开了体而追求用，离开了根而培植叶，本末倒置，必然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战兢惕厉之中，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的种种哲学流派是无能为力的。依靠科学本身不能彻底走出这个怪圈。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防身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因此，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是对某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合理性的预见、论证和证明（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应成为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这也就是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回归到古希腊的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也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然而，常人或者迷于一时的功利、兴衰和成败，或者迷于一己之利，舍本逐末，只有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胸怀天下，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之理，他们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仍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开明学者所赞叹、研究和津津乐道。这正说明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博大精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这是因为，首先，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历史上，华夏民族也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的智慧。

其次，儒家思想虽然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皇权至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的只言片语和诏、敕、令等律外之法为同罪异罚、一人一事一法提供了依据。汉武帝时担任廷尉的杜周就专门观察推测皇帝心意决定刑罚的宽严。“人们诘问他：你既为廷尉，为何‘不循三尺之法，专以人主之意旨为狱’时，杜周回答说：‘三尺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时皆为是，何古之法乎？’”［3］他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所谓的法，是君主之法（俗称王法）。中国古代有关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谓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谓不周密，科举制度不可谓不先进，然而在人治的统治之下，由于君权是法之所出，故君权高于法权。中国历代的法律，没有一条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权（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现的“八议”、“官当”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人而异，甚至随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惩治达官显贵的作用，更无法限制君权。然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约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达到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虽然儒家的思想适应了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但是，儒家思想更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正如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样，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儒家思想的这种实用性特征一旦为人们理解和重视，必将带给国家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国文化热在当代西方的兴起，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远非人们所理解的是牧民的工具或蒙昧人们的武器，而是蕴藏着一种真正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会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21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而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那些要求维护人伦秩序、解决世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笔者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也将以崇尚和平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参考文献：

[1] cua, a.s.，道德视野与传统：中国伦理学文集[m].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98．

第4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第5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中国、南韩和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教的概念变成了为得到超度的绝对忠诚。因为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与忠诚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上帝只适用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们敬畏、惧怕他们的上帝,他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个。而东北亚洲人普遍习惯多神教,大多是多神论者。他们只是单纯地求助于神,并不惧怕神,神在他们的精神力量里很软弱,因为对神(上帝)他们总是有自己的选择。

宗教徒对死亡的看法与儒家理论不同。基督教徒们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产物。他们威慑于上帝的威严。男人劳动,女人生育是上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基督教徒认为生活在现实世界就是痛苦,死后可以进入快乐的天堂,死亡是解除痛苦的根本方式。起源于南亚的佛教是东北亚洲最为流行的宗教之一,佛教徒也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因而,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寻求解除罪恶与痛苦的救世主,如主、耶酥和菩萨等。

相反,崇尚儒家理论的东北亚洲人最怕的就是死亡。他们以这个世界为中心,只相信现在活着的世界,并不相信基督教里的天堂和地狱,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也不相信佛教里的伊甸园。他们认为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最快乐的世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是痛苦。他们既不像基督教徒那样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被上帝选为圣人,也不能像佛教徒那样因生命的轮回而获得再生。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尽可能长久地活着,哪怕只多活一天。

对东北亚洲各国来说,宗教是一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儒家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令东北亚洲国家的人们信服,后来的道家也成功地提供了一些解释。儒家思想在亚洲东北各国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无论是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还是起源于南亚的佛教,尽管在东北亚洲长期宣传,仍然不能改变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看法。

二、死后的世界

儒家认为,人是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控制精神的是魂,控制身体的是魄,魂魄的组合就是生命,死亡导致的魂魄分离。死后魂漂流到上界,魄到下界。根据这种解释,通过对死者魂的召唤可以获得生命。即死者可以通过招魂仪式重返人间。儒家的这种解释可以消除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恐惧。死者的招魂仪式就是用黄教。儒家是在黄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其他几种黄教只保留了仪式而未在理论上有进一步发展。在古代,儒家子弟举行死者的招魂仪式。随着儒家的发展,死者的家人和后代充当了这个角色。

人们认为,生育后代是死者返回的必要手段。换句话说,生育后代是把某个死者的魂传给新生婴儿。在东亚这叫投胎,即死者的魂与胎儿的魄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即使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继承他魂的后代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通过招魂仪式复活先辈的灵魂使先辈能复活,因后代的出生而继续先辈的生命,这种信仰使人们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认为,做好事多的人死后投胎可以做人,而做坏事多的人死后就投胎到动物。这一观点将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动物死后也是魂魄的分离。这与当今社会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尊重实验动物的权利是相吻合的。

另外一种解释是,后辈是先辈的再生。这种前辈和后辈最亲近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是未来的后辈,而子女是故去的先辈。这样,这种“先辈(父母)——自己——后辈(子女)”的关系对应的时间顺序是“过去(父母)——现在(自己)——未来(后辈)。”

儒家提倡的孝道由三件事组成: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和养育后代。大众认为的孝道只是孝敬父母,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孝敬父母只是孝道的一部分,孝道包含完整的死亡观。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

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论在孝道和家庭伦理基础上逐渐发展。第一个发展的人是孔子。但孔子之徒们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家庭伦理上,而是从儒家的观点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宣传儒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这样,宗教内容开始与伦理礼节分离,伦理礼节发展成为儒家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6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马注；《清真指南》；忠孝

一、马注及《清真指南》研究现状

马注（1640-1711），回族，经名尤素福，自文炳，号仲修，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生于保山。马注和先于其的明代学者王岱舆及之后的清代学者刘智、马德新被公认为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四大著名学者。马注一生所著可考文献有《樗樵集》、《经权集》和《清真指南》（十卷），前二部已无遗稿存留，但《清真指南》十卷本却保存完好。《清真指南》由马恩信等人译为白话文，于1989年11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清真指南译注》（上下册）。

关于马注及其著作的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已有的一些研究却也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对于马注《清真指南》十卷本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就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民间流传的《清真指南》主要有成都刊本和广州刊本，虽然两种刊本有一些细微的出入，但并不影响整部著作的原貌。除了官方的版本之外，还有一些民间收藏手写本，内容大同小异。后来由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对《清真指南》进行了整理和译著，于1989年11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清真指南译著》（译者：马恩信、马瑞麟、马汝云、薛贤）。该译著对《清真指南》进行了全面的修补，并将其从文言文译为白话文。这给广大的读者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读者如果有一定的文言文基础，可以针对原著进行阅读。对于一般的读者，可以对照原著，读白话文的译文，这对于推进当代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一些特殊的地理条件，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他们留下的少数民族的一些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如果没有国家进行统一梳理，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视，新一轮的研究又开始进行了。关于马注的研究也有了重要的突破。

刘玉钊先生的博士论文《马注生平及思想研究》，对马注的一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使后人对马注的了解又更为深入了一步。马注一生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由于马注曾是前朝明永历帝时期的一个小吏，南明灭亡后马注淡泊名利，退出官场，成为一名布衣小文人，所以不可能有较为全面的家族谱系，因此他的生平就留有极大的研究空白。

早期有关马注的研究有论文如下：白寿彝.马注[J].中国穆斯林.1983（1）；梁向明.“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兼谈回族学者马注的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J]宁夏社会科学.2005（3）；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四）――中国穆斯林大学者马注之墓及印章[J].中国穆斯林.2006（3）；杨桂萍.马注与《清真指南》.[N].中国民族报，2011-5-24；徐淑杰的论文若干：马注早期思想的儒学特征[J].回族研究，2012（5），马注论“斋”、“济”与“游”[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11），马注论“念”与“礼”[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11），试论马注思想的伊斯兰正统与苏非主义信仰基础[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11），试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及马注对此的贡献[J].社会科学战线，2010（12）。

有关《清真指南》的研究有如下论文报刊：李培振.试探《清真指南》有关卫生保健的论述[J].中国穆斯林，1989（6），徐建军.《清真指南》的认主独一思想[J].中国穆斯林，1998（11），纳国昌.读《清真指南・魔鬼传》[J].中国穆斯林，1994（1），丁化.《清真指南》与儒家伦理哲学关系探析[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2），纳国昌.穆斯林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传统――《清真指南・约束教条》剖析[J].中国穆斯林，1997（3），纳国昌.中国穆斯林构建和谐社区（教坊）的历史传统――《清真指南・约束教条》剖析[J].回族研究，2009（8），吴建伟.《清真指南》海内赠言诗考略[J].回族研究，1996（8），高占福.从《清真指南》看伊斯兰教的人道思想[J].中国穆斯林，2011（5）。

以上所列举的就是有关马注极其《清真指南》的一些最新研究，这些研究就马注及其论著进行了一些阐述，但是由于马注的《清真指南》内容极为庞杂，所以有待研究的空白之地依然较多。对马注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思想研究有之，马注论著中的哲学特征研究有之，包括马注论著中某一论断或者某一章节甚至某一首诗的研究也有，本文将针对马注《清真指南》中的有关论忠和孝的思想进行展开论述。

二、《清真指南》中的忠孝思想的儒家阐释

马注在《清真指南》第八卷授书说道：读清真万卷经，习经者，固不可不通儒；习儒者不能通经，此为终身之大恨。是书也，岁集于予，不过因经书之所传、编辑、讨论，欲公世人，为习儒者通经之捷径，习经者指迷之药方。这应该是马注写《清真指南》的最根本的原因。虽然马注在此如是说，但是通观全书，马注写《清真指南》的因素还有如下3点：1、为了让统治者知晓伊斯兰教，重视伊斯兰教，使得伊斯兰教能够回到元明时代的辉煌。2、还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让更多的非穆斯林也能够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历经发展，到了明朝基本就是走下坡路了，到了清朝就更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对伊斯兰教有所阐释。3、人才的匮乏让伊斯兰教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如何让大家接受这样的一部书，是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马注本人经过自学，掌握了阿拉伯语，并学习了许多的伊斯兰教礼教义，如果仍然以伊斯兰教的语气来阐述，想必只能在回族人中进行传播。必须以一种大众通晓的方式来阐释伊斯兰教，方能达到效果，所以马注认为以儒家的观点来阐释伊斯兰教就是最好的方式。

在全部书中，马注都以简洁的言辞，用儒家的语气把伊斯兰教的道理说得非常透彻，这让中国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让其他的非穆斯林民众对伊斯兰教也有大致的认识，甚至以这种方式阐释的伊斯兰教能让其皈依伊斯兰教。

马注在第五卷中用了一章名为忠孝的文章说明了伊斯兰教的忠孝观是怎么回事。伊斯兰教的忠孝观原来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忠孝观是一致的，知识对于忠孝原点不同罢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忠孝思想的认识。

《清真指南》中的忠孝的思想的是以儒家的思维方式来对伊斯兰教进行阐释的。马注认为儒家思想中的忠孝和伊斯兰教的忠孝是一致的。儒家的忠即是忠于天，终于天则是以忠于君、忠于国家为体现的。因为在中国的古典思想中，君主即是天子，是代替天来统治万民的，因此忠于天子即是忠于君主。马注在忠孝一章中如是说：

真主运无极而开众妙之门，成太极而为万有之宗，造人极而为万民之根。无极为种，太极为树，人极为果。树生果里，果藏树中。人极虽微，所包者大。真主运此三大纲领，以造化乾坤万物、天仙神鬼、水陆飞行、草木金石，总备人极之用。人极之贵莫尊于君。君者，所以代主宣化，摄理乾坤。万物各得其所。

马注在此引用古兰经和圣训进行了说明：

故天经喻云：委实我欲造一代位之人。[1]又谢赫哈里云：真主要展扬自己，造化了阿丹。

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始，五伦由兹而立，九族由兹而分，万民由兹而出。寄四海之命，宠以天位，爵曰天爵，禄曰天禄，民曰天民。[2]

马注以儒家的思想对君主（天子）、民众都进行了定义，指出了天和君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君民之间的天定的关系。因此忠于君主乃是忠于天的一种表现。之后马注对君主以下的各级管理人员――大大小小的官吏进行了说明，指出了官吏和天子，官吏和人民之间的应尽的权利和义务。在此马注的材料是极为翔实的，他以一些脍炙人口的短小故事来说明忠君思想之重要。在此仅列举一例，其余可参看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五。

始皇微行，见一老人，抱负二子，手携一童，踏米村庄。始皇讶而问之曰：“尔年老如此，岂无子媳，劬劳如此，不亦甚乎？”对曰：“此三童者，乃吾三子之子。”始皇曰：“尔子何往？”对曰：“皆被筑长城而死。”始皇曰：“信如此言，乃无道之君尔。”对曰：“非始皇无道，乃下民之孽。若始皇无道，天应绝始皇而存下民。今下民之难，始皇何与焉？”

马注通过儒家的观点进行阐释，以极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们说明了忠的思想。君主应该忠于天，代天而治万民，百官应该忠于君主，而百姓则应该要忠于地方官吏的管理。忠于管理即是忠的表现，而天子（君主）和百官以及万民应各尽其责，共同维持社会的发展。

关于孝的思想，马注也作了详细地说明。

马注认为孝的思想是继忠的思想之后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其次莫如孝，孝者，顺德也。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何人无亲？无亲则身体何出？盖人子当襁负之时，其叭其泣，生欲口噙，遇有疾患，恸思身代，坐不安席，卧不安枕，酸颦泪眼，五内分裂。亲之爱子，如此其劳。乃严亲在堂，慈母在室，曾不得一票之奉。一帛之温，一语之慰，然则，父母亦奚乐乎其有子也？今有贵人于此，陈盼则随其目之所视，喜怒则随其心之所虑，汲汲惶惶，犹恐不得一当。以我的劳养育之人，呼左而右，命东反西，曾路人之不若？[3]

马注关于孝的说明用了大量的故事说明孝乃是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孝于亲而悌于长乃是儒家思想最为基本的美德。这一基本的思想和伊斯兰教的思想也是不相悖逆的。马注在文中也列举了众多的例子说明有孝心之人必有好的报应而如果不孝必遭天谴。

而立桑免张妇之诛。

盐官县顾德谦妻张氏，素有隐恶，一夕梦神告曰：“明日尔当遭雷霹。”既醒，是曰间雷，自分必死。默思曰：死固不免，奈姑老惊恐。”遂更衣出门，远立桑树之下。俄闻空中有声曰：“此念曼苍已知，特赦汝死矣。”既而，天果开雾，氏遂无恙。

投钱遭霹雳之诛。

来临川县民王四者，事父不孝，父不胜怒，欲赴诉于官。王四持钱二百赶上，疾呼曰：“以是为纸笔费”，投父怀中。父行未半里。雷雨大作，急避人家，雨止而出，闻其子已震死，趋视之，钱乃在子肋下，与肉相连。及探怀中，钱已失矣。

马注认为孝于亲，特别是孝于父母能取得上天的恩惠。这和伊斯兰教的孝于亲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

三、结语

马注用儒家的方式将伊斯兰教的思想极为清晰地阐释出来，语言简练、说理充分。这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找到了根据，也为伊斯兰教融入中国博大的文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清真指南》之后成为历代经堂教育大师们选择的课本。这不仅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也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增添了极为浓重的色彩。

注释：

（1）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章第30节：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人。”

（2）（3）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五。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清真指南译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11）.

[2]（清）马注.清真指南（十卷）[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第7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 中，孝 道的根本是 子女伴 随着对父母 的感 恩心理，自然流露 的对 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 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 ，孔子 因此视孝 为“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 ，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 了维护这 一文 化之根 ，当父母有过 时，子女虽然应 当劝谏 ，但劝谏 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 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 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 孔子思想 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 。”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 ，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的孝道观对于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中国孝文化必须首先研究孔子的孝道思想。研究孔子孝道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只能是《论语》，虽然在其它一些书籍中亦多有“孔子日”、“子日”之类 的记载，但那多是后人冠以孔子的名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其中有些确实是孔子的言语，但为慎重起见，我们也只能先采取“阙疑”的态度。下面即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参考其它书籍中的孔子言论，对孔子孝道思想进行探讨 。 

一、 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 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 ，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 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 自然流露的思想 ，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 ，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 自己的子女 ，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母之恩的心理 ，对父母 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 ，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二、孝与“爱敬之心”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 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

无敬，何 以别乎?”(《论语 ·为政》) 子女如果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 日：‘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如果没有了根本 ，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

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如果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 此本性，扩 而充之 ，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 。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 ，建筑在孝 的伦理上，从人类 内发而 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 ·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 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 日后法家思想掺人，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 说 出现 于《论语 ·为政 》篇 ，其 文云 ： 孟懿子问孝。子 日：“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日：“孟子 问孝，对日‘无违。”’樊迟 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 以礼。” 

如果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反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 ，子女都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如果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 ·里仁》)“几 ，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3父母有过 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 ，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 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 ，并要求父母应 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 el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 ，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 ，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 ·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 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 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如果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 旧坚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l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 

“楚之有直躬，其 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 。’以为直 于君 而 曲于 父，报 而 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 ，对日：‘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 ，夫父之孝子 ，君之背臣也。”(《韩非子 ·五蠹》) “君之 直臣，父 之暴子”、“父 之孝子，君 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 。“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中产生 了极大 的冲突，造成 了一些人 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 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 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究竟如何?《论语 ·为政》云：或问孔子 日：“子 奚不为政?”子 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 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 ，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孑l子孝道思想中内含 的倾向。《论语 ·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 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 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 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 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 ，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 ·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 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 ，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 ，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 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如果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 现，无 道则 隐。”(《论语 ·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 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 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孑l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 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孔子 思想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 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 ，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予孝思想 中含有的观念，如果不加 以适当限制，给予适 当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第8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忠孝合一；规范；影响；文化心理渊源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国家，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家族意识非常浓重。在中国人的辞典中，“君”、“父”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与之相适应，事父的“孝”、事君的“忠”就成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有极特殊地位的两个范畴，在几千年的教化过程中，忠臣、孝子则被作为理想人格，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的底蕴，影响着华夏子孙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

作为伦理规范的孝与忠，学术界有一致的公认，孝先于忠而产生，孝是宗法家族制度的产物，忠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君臣、父子矛盾冲突激烈的结果。

孝作为一种文化渊源，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而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为孝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父母的财产将由子女继承，这就要求子女在父母生时尽力尊敬、赡养父母，这种要求的实践，就是孝的萌芽。孝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则产生于奴隶社会，我国自商朝开始到周朝为止，逐步地完善了以家族父家长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孝被赋予了阶级内涵，成为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但在商周两代，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是大奴隶主贵族，社会等级的贵贱是以血缘关系为标准的，国家组织以“王族”为主体，联系着许多直系、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从而形成了统治网络。在这种政治统治中，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家族的宗法制度合二为一，所以，调节他们亲子间关系的准则与调节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手段都以亲亲原则即“孝”来完成，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逐渐发生变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候国的奴隶主及其贵族都利用奴隶的劳动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现了大夫比诸侯富、诸侯比君主富的局面。有了财富就有了政治势力，而政治势力促成了他们各自的更大的政治野心。所以，诸侯争霸，大夫夺位现象层出不穷，这样上至国君、下至大夫为了自保和争霸，便广开贤路、招募人才，出现了许多没有血亲关系的谋士和武士做官，这就突破了宗法关系的政治体制。而诸侯争霸的连年战争的破坏和周天子的衰弱，使得一大批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产生了尊君抑臣的思想。认为仅用孝道和亲亲原则已不能维系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必须用一种新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臣属对君主的关系，这样“忠”的思想就产生了。企图以此来调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格局，这一时期，社会关系的调节出现了两条线：一是以亲亲原则为指导的“孝”调节着家族内部的关系，二是以尊尊原则为指导的“忠”调节着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用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此，事父的孝与事君的忠由原来的合二为一改为一分为二了。

秦汉时代，小农经济已取代了“领主制”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大量自耕小农的出现，使他们在观念上要求把血亲家庭的道德标准作为社会的道德标准，这时家庭道德规范――孝扩大成社会道德规范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情况在汉朝建国前后表现的十分明显，《孝经》一书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孝经》和其他一些论著中可以看出，孝已不是简单地被视为家庭道德，孝的涵义已扩大了。孝父是忠君的前提，忠君是孝父的必然结果，在这里，忠与孝又达到了逻辑的内在统一，当汉代开始宣扬用孝的内容来解释忠的意义的时候，忠孝合一的观念便诞生了。

忠孝合一思想在它的初始，是对大夫以上的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但在统治阶级强大的舆论宣传和成百上千年致力于“教化”的过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君民和父子关系上，不仅使用了“忠”、“孝”这两个词，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把表达统治阶级利益的忠孝教条的基本内容作为自己的道德观念，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结构，并影响着亿万炎黄子孙。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对传统儒家文化做了大胆的批判，这样在人们的心中，一提起儒家文化，很容易产生反动封建思想的概念。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而存在过，这是事实。我们又必须充分注意儒家文化中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认真研究其发生、发展以及作用于社会的机制，以便达到利用儒家文化的“趋利避害”。

在儒家文化中，应以儒家的伦理思想最为重要。如果说整个一部中国文化思想史就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话，我看并不会显得太牵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忠孝合一的思想，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它都以存在的事实，规范着我们当代社会。形成许多社会现象的文化心理渊源。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第一，忠孝合一思想从文化心理基础中，消除了中国社会走向个人主义泛滥的局面。第二，忠孝合一思想，在全社会大倡孝道，养成了中国社会中尊老敬亲的传统美德，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忠孝合一思想，培养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精神。

从消极方面来说：第一，忠孝合一思想，培植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亲缘政治”，造成了许多任人唯亲的现象。第二，忠孝合一思想，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唯上唯书的行为选择和人情大于法的社会现象。第三，忠孝合一思想，促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仕途经济之路，造成了贪污受贿有人羡慕的社会现实。

对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合一思想做上述评论，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对当代社会有积极影响的，我们应光大发扬，对那些有消极影响的东西，我们要注意弱化其功能，直到彻底根除。

参考文献：

[1]陈一风，论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 [J]《孝感学院学报》2004，（3）。

[2]王玉德，试论汉代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视孝道与《孝经》。《孝感学院学报》2003 ，（4）。

第9篇：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 宗教 企业 文化 影响

企业文化是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激发士气的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的宗教，企业老板就相当于企业中的教皇，他把自己的思想，进行宣讲和传达，就是在传法、布道。总的来看，企业文化对外部是企业的包装；对管理层是企业在规章制度之外的规矩；对员工来说是宗教。日本的宗教思想深入到企业的文化中，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在5世纪前后，我国的儒家思想就开始传入日本。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诚”等思想。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没有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至今，日本的宗教思想仍然贯穿在日本的企业文化之中，构成企业文化的精髓。

一、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认为:人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人的生存和需要应该得到保障;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学最显著的、最基本的特征。儒学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对国家的管理从神本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国家管理理论。儒学在它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传播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形成了儒学文化圈。儒学传到日本以后，结合日本民族自身固有的文化特质，发展了儒学，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管理理论，这个理论也有着鲜明的人本特征。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二、儒家“忠孝”的思想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儒家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

忠孝观念关注集体最终目标。企业员工成为命运共同体。日本人认为，出色地完成工作、达到集体目标，就是履行上天赋予自己的义务，是自己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

忠孝观念重视企业业绩，企业员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日本，每个人的良心(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由于“终身雇佣”及其他一切的关爱在每个日本人的脑海中都有一本账，这本账上详尽的记载着给予别人的恩惠和所接受别人的恩情。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深层次文化基础上的，在日本，忠诚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恭敬和献身，而是与成功和奋发努力相结合的能动的服务与表现。要求人们在工作中为实现业绩价值而不断创新，埋头苦干并且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正直纪律。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良好业绩的职员才算履行了忠孝义务。

忠孝观念提供团结的心理基础，使企业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忠孝观念为日本社会形成高效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使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呈现“机械团结”的状态。机械的团结也就是一个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它使日本社会各个单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业主体易于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忠重于孝使日本企业营造了强有力的企业团队精神。在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人认为只有努力地与同伴配合，尽量地照顾别人，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能靠与同伴为难，拆同伴的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特有的日本企业文化，造就了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效率和规模，也使日本成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强国。当然，一种企业伦理的形成不可能是由某一单一因素决定的，其必然是哲学观念、企业制度、市场原则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产生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世代相传，却构成了日本企业伦理的核心部分，为日本企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现在我国国企改革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也是国企改革中的当务之急，这里我们探讨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借鉴日本，走出一条新时代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企业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1]陈为民:当代日本企业[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