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市场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诞生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以下四个问题:

1.持续的贫困。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政府以此理论为导向,大力发展教育,以期减少失业,消灭贫穷,但却以失败而告终。(Piore,1979)

2.教育与培训失效。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与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事实上,它们对城市工人的就业前景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也无法有效减少低工资和贫困。不少经济学家批评认为片面强调教育与培训的作用显然是忽略了在工作岗位创造和配置过程中的结构性短缺。(Gordon,1972;Harrison,1971、1972)

3.收入不平等依然存在。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状况比教育分布的不平等状况要严重的多。(Thurow,1975)

4.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现象严重。男性白人和男性黑人、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即使他们的生产率是相同的,但他们的收入差异却很大。(Reich,1971)并且他们彼此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Hall, 1970)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

1.工作竞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前身

工作竞争理论认为工人的收入与其技术无关,而与其工作的类型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假定在多数情况下雇主只对降低劳动力成本感兴趣,工资结构作为外生变量,雇主间的工资差别很大且与工人的特征没有多大关联。雇主招收工人的标准是其是否具有可以被培训的潜力。(Thurow,1968)工作竞争模型强调公司内部的培训和竞争机制。如果说工资竞争模式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工作技能的供需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那么工作竞争模式则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被培训人员和培训机会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Hinchliffe)

2.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成熟

Kerr Clark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文中首次提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1971年,Doeringer和Piore共同发表《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政策》一书,正式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进行了详细分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远非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大块,及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和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一级市场具有工资福利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晋升和培训机会多的特点;二级市场则与之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竞争机制。两个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劳动分配的机制有明显不同。一级市场以结构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是一个完全存在于某一企业内的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 通常以一套指导雇佣决策的详细规则和程序代替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与传统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一致,按照边际方法决定雇佣量和劳动报酬。(Doringer.p和M.piore1971;Osterman,1984)这两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于教育的作用,奥斯特曼在根据职业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对城市的男性劳动者进行细分之后,对各部门的工资进行了回归分析。他总结到,不同部门对工资的决定大不相同,劳动者接受的额外教育在一级市场岗位能够得到奖励,但在二级市场却得不到,二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与一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在统计学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但前者的工资水平要比后者低20%。(Osterman,1975)

(2)对于培训,Jacoby总结出雇主大规模投资培训这一现象的由来,他认为,在二十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性。(Doeringer)较之二级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对一级市场的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

(3)对于劳动力市场工人的纪律性,Gordon指出一级市场工人的纪律性较强,而二级市场的工人,尤其是刚从农场出来的工人,无法满足工厂的纪律要求。(Gordon,1972)对此,Doeringer 和Piore也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二级市场的工人经常迟到和旷工,并且不太服从管理。他们的这些特点一旦定型,就将形成其工作品位,这种工作品位的形成又将强化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Doeringer和Piore,1971)

(4)劳动力的流动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Doeringer和Piore认为流动率很小。但一些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不太一样的结论。比如Boston对1983年美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Neuman和Ziderman对1974年以色列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但Rosenberg在1980年对美国的数据研究之后认为,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最初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后来却在临界线附近转向一级市场就业,这一流动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但也并不绝对,有时还很不均衡(Rosenberg,1980)。在英国,从事较差工作的工人要脱离二级劳动力市场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但如愿以偿者也为数不少,且大多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Mayhew和Rosewell,1979)Andrisani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二级市场的劳动者向一级市场流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Andrisan,1976)

3.激进的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阶级视角

在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变革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重要性,从而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引向了另一条途径。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厂商为达到控制和刺激员工的目的而采用的种种计谋,即工作职位与劳动报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卫?桑普斯福特,1999)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会组织的顽强抵制,传统的控制工人的手法渐渐失效。于是,大型企业为了笼络人心,将重点放在正常的晋升规则、提供工作保障以及开拓就业前景等方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僚式的控制。正是由于某些厂商缺乏放弃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才会出现雇主与工作报酬之间的差别,才会出现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Edwards,1979;Gordon,1982)

激进的分割理论者认为:工人的人力资本构成应包括工人的技术生产能力和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这些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包括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他们指出这些抽象因素虽然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但常常被资本家当作分化工人同盟、分裂工人阵营的工具。(Bowles;Gintis,1975)

对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的共同之处,Cain 认为这两个流派都对制度变化和权力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以及对雇主和雇员的态度、动机和偏好进行心理学的分析。(Cain,1975)对于两种理论的不同点,Gordon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了一项针对具体时间的分析,强调了分割的技术原因;而激进的分割理论则把分割归结为一个广义的历史和政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劳动力队伍内部的分割促进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永恒的控制。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政策建议

1.完善二级劳动力市场,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待遇。具体来说 (1)对二级劳动力市场进行重构: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投资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培训;增加提升机会。(2)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资源管理的质量,以加强劳动力组织的有效性。(Bosanquet; Doeringer,1973)

2.关注劳动力市场,调整有关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政策。调整劳动力需求方的政策包括:公开招聘、发放工作补贴、反对招工歧视等;调整劳动力供给方的政策包括:促进教育平等化等。(Bluestone,1970)

3.关注社会制度,并对其进行改革。对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进行重组;同时动员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政治联盟,争取自己的利益。(Bowles; Gintis,1973)

四、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评述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各团体和阶层的利益,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历史和制度的分析。对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的特征,而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在划分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由于划分标准的非绝对性,很难合理准确地将劳动力市场进行区分。

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而不同劳动力市场内部各自也会存在许多的不同,如收入、工作的稳定待深化。

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成熟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这种分析对于解释发育相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成因和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不仅存在由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形态等带来的市场性分割,更为本质的是一种体制性和制度性分割。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和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又有很大的不同,其制度安排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性、工作条件等。因此,对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内部差异的研究还有过程中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人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在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时就需要在借鉴、发展西方分割理论的同时,必须对分割的制度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参考文献:

[1]S.Bowles; H. Gintis:机构和效率工资理论.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2]谭友林: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北人口,2000年第1期

[3]汪 洋: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4]王善迈:教育经济学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第2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9C-0006-05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国以教育促进就业为前提，发展本国教育事业。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人力资本提升通常有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学校教育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其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力，实现自身创新发展。[1]人力资本理论、符号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相继表明，教育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市场选择具有交互关系，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呈正比，进而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通过文凭筛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2]研究表明，劳动者所处行业和职业是其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3]，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业、职业分布。

教育与劳动者行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各行业在职工选聘时，通常对其受教育程度和类型有要求。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行业的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是行业内职工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与行业性质共同构成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4]第三，教育影响行业代际继承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其行业的代际开放性高于受中等和初级教育的子女。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从事的职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5]Spence在阐述筛选理论时指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通过学历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将求职者按教育水平的差异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市场职位匹配理论认为，与劳动者人力资本相匹配的职位将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此才能使投资教育的劳动者获得该岗位的比较优势。[6]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从普通职员到管理者是常见的职业发展通道，内部升迁给劳动者突破职业的等级限制提供了可能，但通常会受到资历、学历的影响。

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以此成为健全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之一。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职业的分布情况，将富有创新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以此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数据支撑。在现阶段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为劳动者个体配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为此，培养与未来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人才，是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职业教育实效的共同要求。

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行业、

职业的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至2009年我国就业劳动人口数量由7.5亿增长到7.8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57.9%增加到58.4%。根据2004年、2009年的数据，可以初步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行业分布以及职业分布的变化。根据2009年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各行业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上呈现的分层现象。此外，结合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劳动者整体受教育水平与OECD国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一）我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及与OECD国家比较

2009年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占比79.8%，与2004年相比，有较大提升。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比例下降，这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在纵向上有一定提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劳动者中，高中、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比例呈下降趋势，总比例由2004年的18.4%减少到17.5%，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则增加0.5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9年，我国低学历（小学及以下）的劳动者比例在下降，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劳动者比例在增加。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仍较大，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份额极低，2009年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劳动者仅占7.4%。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比较研究成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必然趋势。据2011年OECD的统计数据，25-64岁的劳动力中，中等教育程度以下占25%，中等教育程度占44%，高等教育程度占32%。同时，报告中显示，我国中等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为78%，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比例为22%，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7]OECD国家认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high-skilled）劳动者的充足供给，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他们被雇佣的可能性呈正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将明显不足，其在行业、职业上的分布将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挑战。

（二）我国劳动者的行业构成和职业结构

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的19个行业中（如图1），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其次分别为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数量上看，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均呈增长之势。在纵向上增幅最大的为租赁和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呈负增长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三大行业。有学者将行业分为四大类别：第一类为农林牧渔业；第二类为采矿建筑、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制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第三类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房地产，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第四类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金融。[8]从现有数据来看，我国就业人员集中于第二类，而第三类的从业人员规模相对较小。

2004年、2009年劳动者的职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如图2）。具体而言，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在这几年我国劳动力向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较为明显，生产、操作类初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大，而专业技术等高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小。

（三）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行业、职业的影响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进入的行业具有差异。以2009年初中学历劳动者为例，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多数行业（建筑、采矿、住宿和餐饮、制造业等行业）占比大（如图3），由于制造业吸纳的劳动者人数最多，因此可判断初中学历的劳动者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中。同时，教育、金融业的初中学历劳动者比例低。两相比较，一方面表明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的行业差别较大；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对劳动者的最低受教育程度有要求。除初中学历具有这一特征外，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在行业分布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大学专科的劳动者在国际组织、金融业、教育行业占比高，而在其他行业则有明显降低。与以上两个学历不同的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显示较强的普适性，除农林牧渔、建筑业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较小外，其余行业中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相差小（基本处于同一曲线周围）。而小学以下和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各行业的比例均较低，这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占比低有关。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如金融、教育、科学研究行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占比大，以大学专科为主。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职业分布同样具有影响，基本形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层（如图4）。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表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不同领域专业技术职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农林牧渔生产。而高中水平的劳动者，与其在行业中的普适性相一致，在各职业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为均衡。

从事相同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单位负责人从业者主要为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劳动者，其中，单位负责人尤以高中学历比重最大（36.7%），专业技术人员以大学专科比例最多（29.1%），而商业和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则以初中学历为主，分别占比53.1%和61.2%，农林牧渔水利的生产工作则主要由初中及以下学历（94.1%）的就业人口构成。

综上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行业分布上，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制造业、教育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职业结构中，以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居多，这表明我国还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传统的农林牧渔行业，难以实现转移。此外，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的行业和职业。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已初步形成职业分层。另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行业、职业）中所占的比重过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大学专科人才输出不均衡，对第二、第三类行业的人才供给不充足，影响我国未来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三、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以继续教育为导向提高在职劳动力素质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多数，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在职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通过接受多层次的教育获得知识增长和学历提升，非传统高等教育将成为他们继续教育的主要场所。[9]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各行各业形成劳动者从业的基本规范，规范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确保劳动者从业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形成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和职业学校为企业服务的新常态。职业学校应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公益讲座为企业员工提供提升职业素养的通道，为在职员工提供适合的在岗培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劳动者继续教育的绿色通道，通过学费资助等形式，鼓励在职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学历水平。此外，还应为中等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进入大学专科提供便捷的途径。

（二）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结构

新世纪以来，“以省为主”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呈扩大态势，一定程度上符合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专门劳动力的需求。[10]为提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首先，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动态监测，形成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层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未来趋势。其次，优化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结合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民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等、高等职业教育。[11]最后，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职业院校应以缺口行业为专业设置导向，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敏感度，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

（三）形成劳动力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为适应各行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职业教育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高等职业院校应重视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教学实践水平和创业教育实效。[12]其次，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提高职业院校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提升劳动者素质是人才培养的一大途径，需要打破行业、职业的垄断和分割，通过不同岗位的实习，增加未来劳动者在行业实习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提高不同行业、职业的适应性。增加正规就业的灵活性和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鼓励人才自我雇佣，职业院校应为其创设包容的环境。[13]

参考文献：

[1][13]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创新型人才的涌现[J].教育研究，2011（9）.

[2]李宝元.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郭丛斌，丁小浩.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行业代际效应及教育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5（1）.

[4]晋利珍.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在中国的验证[J].人口与经济，2009（5）.

[5][8]李旭东.贵州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职业分层的影响及其关联度[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0）.

[6]贺尊.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交互关系：一个文献综述[J].税务与经济，2013（1）.

[7]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M]， OECD Publishing，2013：74-97.

[9]李明华.农民工高等教育――需求、供给和认证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

[10]胡耀宗.省域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变化与规模分化[J].现代大学教育，2013（5）.

第3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一、调查数据统计

首先分析广东省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就业特征等。经过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东省企业劳动力中超过60%的被调查劳动力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男女比例接近1:1；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约为30.4岁，以青壮年为主，广东省本省户籍劳动力与非本省户籍的劳动力数量比例接近1:1。而在就业情况方面，近80%的被调查劳动力的职位处于“无职位”、“基层”状态，中层职位和高层职位占比很少。而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数据显示劳动力月工资的均值为2307.3元/月，众数为2000元/月，标准差达到1753.96元/月，近九成的劳动力月工资分布在800～3500元/月的范围，大部分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劳动力接受教育及培训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050个被试参加了职业教育，占总被试的33.8%，而未参加职业教育的被试数量为2054，占比66.2%；参加中专、技校、职高职专等中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7.9%，参加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5.9%。从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可见，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整体普及程度不是很高，职业教育的水平等级也较为偏低，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人数不多。

二、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差异分析。利用spss统计数据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职业教育情况下广东省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差异进行检验。统计数据显示，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450.58，标准差为1911.21，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234.06，标准差为1663.59，二者的平均数均为2000，t=3.117，df=1875，p=0.002。结果表明，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在月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p<0.01）。整体看来，不同职业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在月工资均值方面，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均值高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方面，两者的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相同，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的标准差显著大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

（2）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为了准确判断出职业教育是否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技能来提高劳动力收入，以及对现有收入的影响程度，本章节利用计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方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劳动力的个人月工资收入为因变量，职业教育为自变量，进行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分析数据表明，相关系数R=0.033，决定系数R2<0.001，F=1.417，标准化回归系数=0.033，t=1.190，可知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回归方程不显著（P>0.05），职业教育能够解释月工资总变异的不足0.1%。从估计的回归方程可知：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2236.049，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为2339.127。根据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会造成劳动力月工资的差异。

三、结论及建议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匹配、与人力资源配置相适应，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本研究通过对以广东省为例的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和影响的分析，浅谈若干相关政策和建议。

（1）整合师资力量，有效约束培训结构和职业院校做精做强。职业院校要具有一支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教学要求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既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够胜任理论知识教学，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对市场需求和发展有敏感而精准的把握。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改进整体师资力量不够强、待遇激励不足的现状，完善职称评定和任务安排，制定相应的绩效激励；同时开展公办职业和技工院校向落后地区师资培训和交流、共建培训基地。

（2）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转变政府职能。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数据表明，个人投资职业教育成本高，投资积极性会由于直接成本过高而降低，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停滞不前，致使职业教育经费高度紧张。国家应加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适当降低个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投资成本压力，让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更好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第4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预期收入；机会成本；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323.6;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等职业教育主要是指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它主要由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组成，是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在培养各级各类中、初级应用型人才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职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在我国，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就业和技工荒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劳动力培训的扶持政策，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资助力度逐年加大，例如职业中学每学生平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以较大的幅度逐年增多，且2000年以来都高于同期普通高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如表1所示。

是，在国家不断加大资助力度的同时，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仍不强，许多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坚持上复习班或者直接出外打工，而不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根据统计，2004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共有2200万，其中820万人升入了普通高中，550万人升入了中等职业学校，另外800万人则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中的比例仅占40%，有些地方不足30%。初中毕业即进入劳动力市场，不具备应有的职业技能，就业竞争力不强。而整个社会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各种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和高级技工。更重要的是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有8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2006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750万人，其中招收农村学生超过500万人 (黄尧,2007)。可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是提高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分析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村学生做出上职业学校的决策，政府应如何创设条件，引导不能上高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积极接受职业教育，使已出台的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以达到预期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一）长期成本收益分析

一般而言，收入与人力资本存量是正相关的，受教育越多和接受培训越多的人越能适应变化，他们能够从中获益，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新机会，有效地增加个人收入。教育和收入的关系反映了受教育者比不受教育者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Mincer, 1974）。也正是收入提高的预期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Schultz, 1962）。因此，人们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考察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关系。本文利用Becker（1962）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来分析人们是否接受职业教育同样受预期收益、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的影响。

一般来说，学生初中毕业后有三个去向，一是升入高中，二是到职业学校学习，三是就业。对于上职业学校来说，考虑上高中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比较复杂，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各地都有“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很多用人单位和个人都盲目吹捧和信奉高学历，造成非经济行为选择；二是上高中还有分数限制，并不是想上就能上，而近几年上职业学校不再有中招成绩限制。因此我们只分析考不上高中的那部分学生，他们在选择上职业学校还是就业时的影响因素。首先，计算一个学生选择上职业学校带来的净收益。假设人们的预期收入总是根据当前各种岗位的实际收入进行预测的，职业学校毕业后成为技术工人,年收入为W2，直接就业成为非技术工人,年收入为W1，上职业学校每年的学费为C，15岁初中毕业，职业学校三年，60岁退休。则一个学生上职业学校一生的净收益为：

可见，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选择上职业中学的概率随着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异(W2-W1)的增大而增大；随着直接成本学费C的减少而增大，特别是当前对农村学生来说，学费仍是较重的负担，国家加大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力度，无疑是最有效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的办法。但从长期来看，切实提高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收入，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长久之计。下面着重分析预期收入和机会成本对选择上职业学校的影响。

在分析预期收入时，必须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在我国，很多时候工资并不能正确反映受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所做出的真实边际贡献。低回报率降低了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海克曼，2003）。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源于经济社会的二元性（Bibb,et al, 1997）。因此，在分析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时，必须考虑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的特殊情况。蔡等（2001）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分割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制度原因，认为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户籍歧视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持久性收入差异，据邓曲恒（2007）的研究，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应归结于歧视。在职业学校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的预期收入，也会受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降低了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因此，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考虑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们预期收入的影响。

（二）预期收入调整方法

中国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劳资关系问题更趋复杂化（姚先国、赖普清，2004）。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主要不是基于工人们的生产力的差别，而是基于工人们身份的差别，即城市和农村的户籍差别。

运用Blinder-Oaxaca方法（Blinder,1973; Oaxaca,1973）可以将这两种不同的工资差异甄别出来。他们的工资差异分解模型为:

在这里，Y是工资的水平形式或对数形式均值，X是解释变量均值向量,β是Mincer（1974）收益率方程OLS估计参数，上标H表示高工资组，上标L表示低工资组。方程右边的第二项归因于人力资本或其它生产率特征的工资差异，第一项和第三项之和则归因于歧视的工资差异。

本文采用李芝倩（2007）提出的工资的“户籍折扣系数”概念，反映非城镇户籍的劳动力在获得城镇部门工资时所面临的户籍分割状况。它表示工资的一种折扣率，是由于户籍原因而使劳动力工资出现的折扣额与未折扣的收入总额的比率。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型分割程度越高，户籍折扣系数越大。

利用1997年、2000年和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计算和估计上面各变量,分析他们的小时工资差别能被教育年限和经验、性别解释的部分，不能被解释的比重近似地认为是由劳动市场分割和户籍歧视造成的。我们计算的1997年、2000年和2004年的户籍折扣系数分别为40.36%、51.43%、58.89%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给出具体计算过程，作者另有文章对此计算结果作详细阐述。。进而得到调整的预期收入，用PW表示。

三、接受职业教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用各地区考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率来表示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而接受职业教育的比率的变化主要是由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强度决定的。这是由于中职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据统计，农村孩子大约占中职在校生学生总数的83%左右。因此，下面我们主要考虑影响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因素。

（一）技术工人工资

中职毕业生有希望成为技术岗位的工人，一般能获得比普通工人较高的工资，这是吸引学生上职专的最大动力。职专毕业后能不能获得技术岗位，到底能达到怎样的工资水平，便是影响学生决策的主要因素。在实行双向选择就业政策以后，很多中职毕业生成为打工族，不转户籍，也不是单位的正式员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因此，我们在分析中职毕业生预期工资收入时，必须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据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低，受到的歧视越少，中职毕业生的预期收入就越高，上中职学校的意愿就越强。

（二）机会成本

我们认为非技术工人工资越低，或者农村务农收入越少，农村学生上中职的意愿就越强。不上高中和中职的初中毕业生是否选择出外打工，是比较打工和在家务农收入水平后做出的选择。由于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分省数据，而当前农民工跨省流动比较普遍，因此各省农民工中非技术工人工资水平难以统计，但农民工都是把打工收入与本地农民纯收入作比较的。并且近期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说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已与农村务农收入接近。因此我们用各地农村人均纯收入来度量上中职的机会成本。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市场对技工的需求是通过工资变化和岗位数量的变化两种方式体现出来的。影响岗位数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各产业的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先决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使更多不上高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在家无事可做，为职业学校提供了潜在的生源，并且即使参加农业劳动，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势必增强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会减少，而技术工人的需求量会增加，这两种力量共同促使人们增强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

四、接受职业教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一）被解释变量

这里被解释变量Y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假设初中毕业生是否参加职业教育是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如果考不上高中，一般还有以下几种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直接去打工或者再复读初中。我们以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代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Y＝中职入学人数/(初中毕业生人数―高中入学人数)。本文选取河北、河南、吉林、四川四省所计算的接受职业教育意愿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于1999―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统计年鉴。

图1 1998―2005年河北、河南、吉林、四川四省接受职业教育的比率变化情况

由图1可知，从1998年到2001年各省接受中职教育的学生比例有缓慢下降趋势，近两年有所回升，但一般仍然在20％到40％之间，处于较低水平。

（二）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1.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检验

对于上面分析的变量，选取我国人口数较多和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的17个省份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数据由1999―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利用Hausman检验辨别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原假设与备择假设分别为：H0: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H1：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利用Eviews软件求得Hausman统计量H=5.548,其对应P值为0.236,所以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应该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2.同质性检验

假设各地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受各因素的影响趋势相同，又由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别较大，并且在数据整理中，均用1998年价格水平作为基期对工资、收入、产值调整为真实值，尽量消除时期因素的影响，一般可采用常系数变截距个体效应模型。我们再进行F检验。当假设斜率和截距都变化时，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此时的残差平方和S1=0.2102；用同样的方法分别求得斜率变化而截距不变时的残差平方和S2=0.5236,斜率和截距都不变时的残差平方和S3＝1.3264。计算F统计量：

其中：PW用来衡量接受职业教育后的预期收入；ER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用来衡量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而较准确的机会成本应该是农民工中的非技工收入，但是历年各省农民工收入难以查询到完整的数据，我们只好利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代替，其优缺点在第三部分已分析过；PU为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由二三产业的产值之和除以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之和而得；PR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由第一产业的产值除以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而得。

利用Eviews5.1计量软件，进行常系数变截距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接受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接受职业教育比率预期收入对数农民人均收入对数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系数估计0.150.200.38-0.19t检验P值0.040.060.00040.0000 调整的R20.65DW值1．49注：数据来源于1999―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表中没有列出常数项的统计结果。

4.结果分析

除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显著性稍弱外，其他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通过t检验。从估计结果来看，预期收入每增加10％，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会增加1.5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年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千元/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会增加3.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纯收入的系数和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与前文分析的有所不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出现了正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提高了人们支付学费的能力，从而使本来交不起学费为生计所迫去打工的学生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而机会成本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出现我们所预计的与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的正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造成二三产业没有快速提高技术工人岗位的动力，而热衷于雇佣廉价普通劳动力，没有对普通劳动力产生推力；同时城市下岗工人数量也较多，他们更有能力填补技术岗位的空缺，刚毕业的中职学生由于劳动经验较少，竞争力较弱，不能顺利获得较好的岗位。广东统计信息网给出的2005年春季珠三角地区企业招工情况调查分析报告中指出，普通工人供求情况好于技术工人，2005年春季计划招收的各类人才中，企业管理人员占4.2%，专业技术人员占7.1%，技术工人占21.3%，普通工人占67.4%资料来源：广东统计信息网，gdstats.省略/tjfx/t20050512_27804.htm。，便是一个证明。相信随着市场竞争的有序和加剧，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普通劳动力的推力作用和中职学生的拉力作用会表现出来。

五、政策含义

1.合理发展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效减少农业人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促使更多的人想成功转移出去。从前面的统计结果来看，现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可见，加大农村的科技投入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能使农村产生需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又能提高农民收入，为中职学校提供上得起学的潜在生源。

2.减少就业歧视

从统计结果来看，提高农村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提高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但这种方法会扩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异，也是难以实施的方法；二是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从近期来看，这是一种比较及时和有效的方法。因此，各地要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各项政策，消除市场歧视，如果学生预期职业教育会带来较大收益，就会改变直接出去打工的想法。

3.促进二三产业技术升级，扩大技工需求

当前我国农村仍然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一些二三产业仍能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取利润，这是技工无法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促进各产业技术改造的政策，会与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良性互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本，产业升级也会扩大技工的需求量，从而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蔡，都 阳，王美艳． 2001.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 经济研究（12）.

邓曲恒． 2007.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J］. 中国人口科学(2).

海克曼. 2003. 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M］． 曾湘泉 等 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66-79.

黄尧． 2007. 大力发展农村职教服务新农村建设［N］. 中国教育报，03－10.

李芝倩． 2007.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J］. 南开经济研究 (1).

姚先国,赖普清. 2004. 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 经济研究(7).

BECKER G S. 1962.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0(5):9-49.

BIBB, FORM WH. 1997.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al, and sex stratification of wages in blue collar markets［J］. Social forces,55:974-976.

BLINDERA S. 1973.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 and structural estimat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8(4):436-455.

MINCER J.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R］. NBER: New York.

OAXACA R. 1973.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 in urban labor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4(3):693－709.

SCHULTZ T W. 1962. 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in me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X(5).

Empir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Factors of Rural Young

People Accept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XIE Zhoul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continue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has not increased apparentl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Statistic Yearbook of China from 1998 to the present and CHNS Data to build a model of factors that affects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tudies the effects of opportunity costs and income prediction on the accepte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not only decrease the direct cos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improve farmer's earnings, develop agriculture rationally, and reduc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pay the expens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crease their expected earnings, this will real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policies.

第5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教育程度；收入盖距；趋势

[作者简介]王云多，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024―03

一、引　言

从20世纪60年代起，有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因素的探讨，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库兹涅茨提出不平等与发展之间存在倒u关系，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起初上升，然后下降。但是考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尽然。高经济增长率并非以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和恶化作为条件，像中国台湾地区、伊朗和韩国，不仅有高经济增长率，同时，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得到改善或至少不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低经济增长率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改善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经济增长究竟是恶化还是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呢?

二、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现状及原因探析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构成在发生变化(表1)，与财产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比，劳动收入(工薪收入)始终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数据表明，决定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劳动收入的变化，而不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职能分配的差别。依据表1提供的数据，图1描绘了近年来工薪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从中发现工薪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呈逐年递减趋势。

从图l可以发现，除个别年份外(从1995年到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总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06年人均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到最低点(69％)。这一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地区部分家庭出现了劳动收入的相对下降。而部分家庭的非劳动收入却有所增加。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家庭内部各类收入来源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文章选取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分类中最高收入、中等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比值计算收入差距的大小(表2)。

近年来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年人均收入呈不同程度增长的趋势。其中。最低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变化趋势较小，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2002年较2000年反而略有下降；中等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变化趋势稍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最高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变化趋势最大，尤其是2001年以后上升幅度更大。由于高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从不同收入等级家庭收入变动趋势比较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差距的变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城镇经济中，由于存在不同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近年来各行各业发展的状况和从业人员收入状况，文章选取了改革开放后部分行业从业人员的年人均收入，从中探寻收入差距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图2)。

图2是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所分析的近年来典型行业从业人员年人均工资收入变动趋势图。从趋势图可以清晰地发现体力劳动行业和脑力劳动行业从业人员工资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其中，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后，科研和教育文化广播行业的工资收入增长明显，这表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教育程度与劳动者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教育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力增强，文章认为根本原因在于1992年后，中国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市场被认可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相应地，企业有了较大的用人自，可以比较自主地依据职工贡献的大小而确定工资奖金分配。职工流动的限制因素没有以前那么多，职工个人人力资本的配置能力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此外，图2中典型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变化的趋势也反映出行业垄断的存在，仍然是影响我国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电力煤气等垄断行业从业人员仍然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

三、结论及建议

1　教育因素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在增强。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是借助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状况，而配置能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经济主体特别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够自由选择和自由决策，能将自己的人力资本配置到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产业和部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教育对个人收入分配影响的增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2　行业垄断制度因素仍然是影响个人收入差距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割，实现就业机会平等。实现人力资本在行业间合理流动，得到最优的配置，通过立法强制执行消除就业中行业垄断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各行各业中引入竞争机制，这样可以逐步使受教育者的就业机会趋于平等。

第6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 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劳动力市场；工资

中图分类号 F24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3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农业生产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到2006年为止，中国有1.2亿“离土离乡”外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以夫妻二人共同外出打工的家庭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2］。农村迁移家庭通常采取在城市定居的方式，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在城市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内，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城市定居的农村迁移家庭不断增加，农村迁移家庭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

本文关注于农村迁移家庭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供给行为，劳动供给是劳动力市场中任何群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按照Heckman［3］的观点，劳动供给的变化可以分为劳动参与（广度）和工作时间（深度）的变化，因而劳动供给行为可以分为劳动参与行为和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市场工资水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市场工资对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程度如何，除市场工资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对农村迁移家庭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就业政策的设计。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开始对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展开广泛的经验研究。1999年，Blundell和MaCurdy［4］通过对大量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后指出，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工作时间工资弹性，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远大于男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典型化事实。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中国学者陆续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经验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方面，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外研究基本一致［5-16］。2005年，郭继强［17］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工作时间选择行为，指出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却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由于市场工资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市场工资的决定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在决定农村迁移家庭城市工资水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工资和收入对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的影响，估算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本文第一部分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二部分论述回归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张世伟等：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1 数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调查数据（CHIP），数据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2个省和直辖市中2 000个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信息，每户包含家庭成员特征和家庭消费支出等方面的信息。在调查的2 000户家庭中，1 522户是夫妻双方同时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家庭，本文的分析关注于这部分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调查数据中个体的全部工作时间分为在城镇工作或就业时间、在家乡从事非农经营活动时间、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在城镇寻找工作时间和因病休假时间。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夫妻中任何一方各项工作时间总和不等于全部工作时间、城镇工作时间大于零而收入等于零或者城镇工作时间等于零而城镇工作收入大于零的家庭，删除了夫妻双方任一方所需信息缺失家庭，最后得到1 292个家庭样本。根据Eissa［18］的观点，本文将劳动参与界定为2002年在城镇有过工作经历，在男性样本中1 285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99.45%；在女性样本中1 034个个体参与劳动供给，劳动参与率为80.03%，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劳动参与率，主要源于城镇就业是农村家庭迁移的主要目的。

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本文首先给出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对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影响的统计描述。尽管现实经济中个体的工作时间通常受到其所属行业、单位类型和雇主偏好等需求因素的限制，但Killingsworth［19］认为个体可以通过选择职业和雇主间接地决定工作时间。通过表1给出的农村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职业性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男性中私营或个体经营所占比例为68.41%，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所占比例为23.11%，女性则分别为71.95%和21.37%，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性质均以私营或个体经营和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为主，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由于非正规就业是目前农村迁移家庭中个体的主要就业形式，因而相对于城市正式职工而言，具有较大的自由来选择工作时间，如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体可以根据盈利情况调整经营时间等，因而可以认为迁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可以连续地做出工作时间的选择决策。

表2给出了参与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间、小时工资、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和标准差）（非劳动收入由家庭城镇年总收入减去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得到；家庭城镇年总收入为家庭成员在城镇中个人打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礼金收入和其他收入之和，个体城镇年劳动收入为个体打工收入和经营收入之和）、工作时间与小时工资和工作时间与非劳动收入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年均工作时间均接近3 500个小时，远大于城市职工的年均工作时间，说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工作强度非常大；参与样本中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在统计上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09 2和-0.434 8，工作时间和非劳动收入均呈不显著的负相关性。然而，上述关系仅仅是描述性的，由于个体间存在差异，在实际分析中应该通过回归模型对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因素加以控制，并考虑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

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与个体属性密切相关。表3给出样本个体属性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发现个体平均年龄35岁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多数为青壮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4年左右，说明迁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数未达到初中毕业；迁移劳动力绝大多数身体健康；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时间均较少，分别仅为7.30年和0.7个月；迁移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97人，说明绝大多数家庭有两个孩子，且一半以上的孩子寄养在农村老家；迁移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8 582元，外出前他们外出前年收入的3 379元，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主要动力。当然，平均年最低生活费用10 000元以上说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

2 回归模型设定

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需要对两个方程加以估计：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根据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劳动供给分析以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为出发点，通过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来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中的样本选择偏差。假设个体的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pi*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i是否参与劳动的变量，pi表示个体是否参与劳动（1为参与，0为未参与），yi表示个体i非劳动收入，zi表示可观测的个体属性，由于未参与个体的市场工资不可观测，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不包含市场工资变量，α表示系数，在假定ui~N(0,1)的情况下，个体i劳动参与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Φ(•)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基于Probit模型可以获得系数α的估计值。根据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校正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估计的逆米尔斯比：

其中，wi表示参与个体i小时工资，xwi表示影响个体i市场工资的个体属性，β表示系数。在工资方程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wi~(0,σ2w)。使用工资方程可以对个体市场工资进行预测，并将所有个体预测的市场工资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劳动参与方程（结构式）中（Blundell和Smith［20］认为对所有个体均采用预测的市场工资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

其中，i表示个体i预测的小时工资，γ表示系数。使用逆米尔斯比对工作时间方程进行校正，校正后的工作时间方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hi表示个体i工作时间，xhi表示影响个体i工作时间的个体属性，θ表示系数，在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逆米尔斯比之后，可以假定随机扰动项εhi~N(0,σ2h)。

在估计出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后，可以估算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劳动参

其中，epw表示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epy表示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pfl表示劳动参与率，表示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分别可以表示为：

其中，ehw表示工作时间工资弹性，ehy表示工作时间收入弹性，表示参与样本工作时间均值。

从样本的统计中发现男性参与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高达99.45%，基本均参与城镇劳动市场，因而只需对男性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同时在对男性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不必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但女性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80.03%，需要对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加以估计，并且在工资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按照Mincer方程的基本设定，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选取了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和职业培训时间，其中受教育年限反映了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工作经验和职业培训反映了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工作经验是指个体在城镇就业时间，职业培训指个体在城镇接受培训时间，尽管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和培训时间可能会对个体工资水平产生影响，但在调查的数据集中却无从获得相关的信息，因而在分析中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对迁移个体在城镇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还包含了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的变量。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在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除选取非劳动收入外，还选取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户主、非劳动收入、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农村迁移家庭迁入地所在省份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年龄反映了劳动参与的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健康资本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反映了城镇以及农村老家家庭情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省份变量反映了不同地区经济环境差异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在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解释变量除选取了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外，还包含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工作经验、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年龄反映了工作时间的生命周期形式；受教育年限、健康和工作经验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户主身份、城镇生活人口数、城镇生活月最低生活费用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反映了家庭情况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解决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的内生性问题［21］。解决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基本方法是2SLS估计法，因而需要对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选取恰当的工具变量。选取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是工具变量与内生的解释变量相关而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按照传统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本文首先选择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平方和工作经验平方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其次，考虑到需求因素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会对个体的市场工资产生影响，选取了迁移家庭所在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和职业培训时间作为小时工资可能的工具变量；最后，在调查中要求每个个体对外出打工之前所能够赚取的年收入进行了估计，这个收入可能直接与城镇工作的小时工资相关而与城镇工作时间并不相关，因而，将其作为小时工资的另一个可能的工具变量。非劳动收入可能的工具变量选取了配偶打工前能够赚取的年收入、配偶的年龄、教育、工作经验、职业培训时间和相应各变量的平方项。由于这些工具变量均可能与个体的工作时间相关，因而可能并不是恰当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来判断。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是检验工具变量内生性的必要条件，如果过度识别约束检验被拒绝，那么所选取工具变量是内生的，是不恰当的。实际中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选取各种工具变量组合来确定合理的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选择行为并不相同，因而某一在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被选做合理工具变量的变量可能作为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就是不恰当的，即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可能是不相同的。

3 回归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女性工资方程、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和男性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从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年龄对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源于农村迁移家庭以青壮年为主（表3数据描述显示迁移家庭中女性的平均年龄为34.22岁，且标准差仅为7.10岁），劳动参与并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受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08 6；与身体不健康的女性相比，健康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341 4；与非户主的女性相比，女性户主劳动参与率大约会增加0.145 6，意味着户主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较大的责任；非劳动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没有影响，说明女性的劳动参与并不具有收入效应；城镇生活人口数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城镇生活人口数每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降低0.023 6，说明迁移家庭中女性仍然承担了城镇生活中的主要家务活动；城镇生活家庭月生活最低费用并没有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可以增加家务活动时间从而替代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农村老家人口数则增加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农村老家人口数增加一人，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增加0.025 3，说明农村人口生活负担将会促进迁移女性积极地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由女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逆米尔斯比进而修正工资方程的估计（在计算逆米尔斯比、预测未参与个体市场工资、估算教育收益率、劳动参与弹性和工作时间弹性时，需去除回归方程中不显著变量。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去除不显著变量的各方程估计结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从女性工资方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对工资方程进行样本选择偏差的修正是必要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以及职业培训时间均显著，工资水平随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经验的增加，女性工资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上述结果说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已经发挥了明显作用，但3.71%的教育收益率要远小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

由于男性基本均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因而可以应用OLS方法对男性工资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经验的增加，男性工资水平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而职业培训时间对男性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同样说明男性人力资本在决定其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尽管农村迁移家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4.97%，远小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但却大于农村迁移家庭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这与城镇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于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的经验事实存在差异。

根据女性工资方程可以预测样本中所有女性的小时工资，将小时工资（对数）预测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而估算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值。通过比较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和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二者主要差异在于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在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教育对劳

动参与的影响变成了负效应，健康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与简化式相比明显降低，主要源于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受教育年限和健康对劳动参与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市场工资的形式加以体现。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小时工资对数对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边际效应为0.424 5（去掉不显著变量的影响之后，边际效应约为0.431 8）。根据式（7）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为0.539 5。非劳动收入对劳动参与影响不显著，说明女性劳动参与不具有收入弹性。

表5给出了农村迁移家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2SLS估计结果。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反复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和丈夫外出打工前收入作为女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斯比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女性工作时间方程估计中，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不显著；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的系数为-1 031.4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倾斜，即工资越低，工作时间越长。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已经有很多经验证据，但多数只存在于低收入群体中。Dessing［22］认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个体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工作时间从事劳动力市场活动从而保证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表1的统计结果说明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主要就业方式为收入较低的临时工或个体经营，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城镇中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社会福利，工资水平越低，维持基本生活的难度越大，因而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非劳动收入的系数为-0.014 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当非劳动收入增加，女性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转而从事家务活动。从其他影响工作时间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的系数为负并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女性的工作时间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对工作时间没有影响，而工作经验和健康均能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身份会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城镇生活人口数和农村老家人口数对工作时间均没有影响，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增加会促使女性工作更多的时间从而获得满足家庭基本生活的费用。

通过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不断尝试不同工具变量的组合，最终确定城市劳动参与率、职业培训时间、年龄平方、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外出打工前收入、妻子职业培训时间和妻子工作经验作为男性2SLS估计过程中的工具变量。从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Hausman内生性检验被拒绝，说明小时工资和非劳动收入是内生的。小时工资对数系数为-1 356.8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迁移家庭中男性工作时间曲线依然向右下倾斜。非劳动收入对男性工作时间影响并不显著，说明非劳动收入的变动并不会影响男性的工作时间。从工作时间方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年龄系数为负并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男性的工作时间同样略微呈现出生命周期模式；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健康变量对男性工作时间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能够使迁移个体获得更长时间工作的机会从而能够增加收入水平；表示家庭基本情况的户主、城镇生活人口数、农村老家人口数和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四个变量中，只有城镇生活家庭月最低生活费用对男

性工作时间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费用的提高，会促使男性增加工作时间。根据式（8）可以计算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261 3和-0.344 3，男性工作时间不具有收入弹性，而女性工作时间的收入弹性为-0.073 3，工作时间对于非劳动收入的反应要远小于对小时工资的反应。

4 结 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在城市中生活和就业。依据中国微观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城市中农村迁移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71%和4.97%，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这一方面可能源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歧视，另一方面可能源于农村教育质量较低。同时，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男性工作时间将明显增加，主要源于教育有助于工资率的提升。由于农村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受教育质量较低，政府发展农村的教育，将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迁移家庭收入的提升。

女性劳动参与方程、女性工作时间方程和男性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身体健康不仅有助于女性的劳动参与，而且有助于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增加。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较差，政府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提高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进而有助于农村迁移家庭劳动供给和收入的增加。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由于经验的边际贡献大于年龄的边际贡献，说明向城市迁移时相对较年轻的个体在劳动供给方面占有优势，政府应鼓励年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尽早向城市迁移，尽早地融入城市将有助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进而有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升。

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约为-0.261 3和-0.073 3，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约为-0.344 3，虽然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均较小，但仍说明农村迁移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曲线均向右下倾斜。向右下倾斜的工作时间曲线暗示着农村迁移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为维持家庭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需要，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得不工作较长的时间。长时间的工作使得迁移劳动力缺少机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又进一步限制了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导致许多农村迁移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同时，女性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为0.539 5，远大于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说明市场工资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就业，进而促进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有序的迁移，不仅有助于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适当提升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为进行个体经营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提供优惠政策，消除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覆盖全部农村迁移人口，促进农村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升，促使农村迁移人口尽快摆脱贫困陷阱，达到农村迁移家庭和城市居民的和谐和融合，进而达到提高中国社会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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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Labor Supply Behaviors of Rural Migrant Households in China’s Cities

ZHANG Shiwei JIA Peng ZHOU Chuang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第7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供求不均 高校扩招

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始终处于增长状态，尤其是1999年至2007年，gdp以每年接近10%的增速高速增长（见附录表1），根据奥肯定理，实际gdp每增长2%，失业率将减少1%。从经济学原理分析，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产业的扩张，从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就业率增加。尤其对于大学生这种具有大量知识储备的劳动力来说理应在就业上具有优势。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不完全的分专业统计数据表明，从2004至今，大学生就业率呈现明显下滑趋势（见附录表2）。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专业的就业率多集中于b-至b+的档位，也就是在80%至90%的区间上。但是经济管理、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历史等）却多处于b-至c-的位置，而参看各大院校的专业设置，这些专业的学生却在大学生中占据相当分量；处于a-、a+级的多为工科专业。因此，纵观大学生就业形势，排除留学、考研的学生，保守估计大学生的失业率也应在20%左右。我们初步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均衡造成的。

从劳动力的需求角度分析，我们建立模型：根据奥肯定律，以实际gdp变动率的1/2衡量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量，假设所有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量全部是对大学生这一特定劳动力群体的需求，并且假定实际gdp增长率为8.7%（对实际gdp对时间作回归，得实际gdp对时间变量的拟合优度仅为0.00326，相关度极低。因此，将1998年至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加权平均作为gdp增长率的预测值。）。由此，我们预测未来数年劳动力的需求量将以约4.35%的速度增加。

从劳动力的供给角度分析，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整理得附录表3（其中，统计对象是普通高等教育学生）。从数据可以假设每年的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的增长率为常数。于是，建立数学模型ln（yi）=c+bxi，其中yi代表每年的招生（毕业）人数，xi代表时间（2000年为0）， r为招生（毕业生）人数的增长率，从而b的估计值即为招生（毕业生）的年增长率（r）。利用eviews软件可得如下结果（具体软件输出结果见表4）：

招生人数与时间的回归模型（记作模型1）：

ln(yi)=5.48+0.14xi+ui

p值00

毕业生人数与时间的回归模型（模型2）

得到结果

ln(yi)=4.9+4.49xi+ui

p值00

从上述回归模型可以得出结论：模型1和模型2的各系数的p值均为0，从而各系数都是显著的。同时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949784和0.990172，回归效果良好。得到x的系数分别为0.139654和0.139654，对这两个系数同时取对数并减1得:r1=14.9876%和r2=14.9876%，即从2000年至2007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较上年平均增长率为14.9876%。同时，做出预测，在未来若干年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因素冲击，则大学生的毕业与招生人数平均将以14.9876%增长。根据市场一般均衡理论，当且仅当劳动力的供给等于需求时，劳动力市场则达到出清，只存在摩擦失业。但是，由模型得出的结论却是劳动力的需求以每年4.35%的速度增长，而劳动力的供给（大学毕业生）却以15%的速度增长，从而有近10%的劳动力供给过剩，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失业将大量积累，失业率上升。从以上分析框架下得出的结论是：大学生失业是社会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时随着时间的增长有加剧的趋势。

大学生的供给过剩究其原因主要是自从1999年以来的大学生扩招。1999 年初， 国务院提出了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自此拉开了各高校大幅度扩招的序幕。从1998年到2006年， 普通高校专科生招生人数、本科生招生人数和研究生招生人数分别增长了389%、298%和452%。国家教育发展中心曾对1999年教育消费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行过测算，结果得出教育部门的产生系数小于124个行业部门的平均值，教育部门的影响力系数也小于所有部门的平均值1，且排序靠后，说明教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而1999年正值98年大洪水以及东南亚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恢复期，我国经济呈现出衰退迹象，因此如何提高我国gdp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我国人们的教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大学生这一光环成为无数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同时，家庭教育观念也发生变化，教育投资理念深入人心。因此，在1999年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背景下实行高校扩招无疑对gdp的增长有着极大的拉动作用。1999年的高校扩招在将来近10年的时间里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数量极为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大学生失业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第8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一、解释性个案研究和平行个案研究的区分显现国际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中国职业教育，需要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吸收和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职业教育的国别研究和比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野和资源，但对于脱离国别个性经验的重要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亟需整体和系统的研究。R． H．莱曼把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中常见方法分为解释性个案研究和平行个案研究两种，指出“平行”研究既可指共同的、各个国家都接受的目标或政策，也可指几个国家相关联的目标和政策的同类研究，他特别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4年关于职业教育的建议书和1976年在科罗拉多丹佛举行的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为例进行了分析。莱曼在这里的区分，显然肯定了平行个案研究不同于国别解释性个案研究的重要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众多国际组织中，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各国职业教育政策影响最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这三个国际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的公约、建议书或者政策报告，以及技术援助和资助，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咨询参考和政策指南，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对上述三个国际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本文考察这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框架，研究的旨趣在于为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一个平行的、[1]相对抽离于国别个性的国际借鉴。

二、国际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范畴与分析框架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模式或框架作出过各自的分析。例如，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职业教育政策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关系模型：在农业经济阶段，不需要专门的职业教育；在工业化发展阶段，需要国家主导型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在信息化发展阶段，需要市场主导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2]还有学者通过职业教育发展的设计模式和内生模式的区别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3]而更有学者将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模式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论、社会整合论和公共选择论三种：[4]一种模式关注的是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后两种模式则侧重于政府、职业教育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三种模式的分类与判断，如果作为一种大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作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还需要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

当笔者初步探索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之后，发现在众多的职业教育公约、建议书和报告中，隐含着一套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职业教育政策基本范畴或分析框架，存在六个维度和六种二元对立范畴。

(一)教育与培训的分离与重合

理解职业教育，需要从源头上理清教育和培训这两个概念。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上教育和培训经常被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前者被归为心智发展，后者则主要是指掌握实际的操作技能。在人类的教育实践中，教育更倾向于哲学而非实用，而培训总是与中低级职业相关。同时，教育与培训之间的人为划分又关联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与分离的事实。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很不屑于使用“培训”或“职业教育”之类的词，以为只要与这些词一沾边，便意味着肤浅而片面的学习，具有实用、具体、功利而且短视的特征，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培训比教育更具价值，批评教育是空泛的、不确定的学习，对学生是徒劳无功的。这种概念上的分离，进而演变成在实践中把某一类机构的活动称为教育，把另一类机构的活动称为培训，或者一类教育机构属于普通教育，而另一类教育机构属于职业教育。这又促使具有分离特征的教育政策的形成，而这样的教育政策的实施转而又加剧了这种分离的制度化。

多年来，国际上对职业教育的概念和内涵一直争执不休。传统的提法是“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英文缩写为VE)或“职业技术教育”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VT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用“技术与职业教育”(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VE)，国际劳工组织的提法是“职业教育与培训”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TVET)的概念。 1999年教科文组织在汉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上，其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的提法。上述情况表明，国际上已经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替代了传统的职业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在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将用“职业教育”作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简称。

这绝不仅仅是术语上的变换问题，而是折射出职业教育伴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变化与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而做出的不断调整和适应的努力。术语的变化不只是表述方式的变化，变化的深刻寓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多数教育家同意了教育和培训构成了从抽象的理论到实践的连续过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对学习者的发展都是重要的；田二是培训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职业培训和正规职业技术教育对于学习者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在终身学习的大背景下，将逐步融为一体。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崛起，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的以农业、工商业、家政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教育课程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职业已经让位于那些要求有更多专业资格的服务性活动，于是，职业教育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国家加强了教育、培训与就业部门的密切协调与合作，长期以来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由教育部负责，职前就业培训、在职培训由劳工部门负责，然而现代社会的迅速变革使教育和培训相互隔绝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例如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战略致力于加强教育界和企业界的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创建一种适应学生和就业者需求和为终身技能培训打基础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制。韩国的国家报告也强调指出：目前韩国各类学校进行的职业培训受教育部领导，职业教育中心则由劳工部监管，管理体制上虽各有侧重，但两个部共同工作，卓有成效，培养了大批技术精湛的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加强了协调与合作，职前教育与就业培训、在职培训被视为一个统一的连续的过程。可以说，“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一概念，已逐步替代了那个与普通教育相对立、与培训相分离的“职业教育”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教育与培训是有区别的，两者各有优势与不利之处。

(二)来自不确定性的挑战

全球化、技术进步、产品周期的缩短与新的工作组织方式为职业教育和培训带来了广泛的不确定性，改变了制定职业教育政策的环境。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制定部门面临着变革和不确定性对职业教育的压力。

随着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工作组织方式的变化，对技能工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新信息技术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通信速度已在日益全球化的生产和金融市场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全球化又通过强化竞争加快了新技术的扩散和新型工作组织方式的采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对新技术和劳动力技能的获得和运用。这些变革激励各国比以往更多地投资与人力资源开发，但也会带来减少大批劳动者培训机会的后果，损害长期性就业关系，将大批低技能劳动力排除出劳动力市场。因此职业教育政策必须对上述压力做出积极反应。

“全球化过程本质是一个内在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6]各种全球化理论充满了对立的观点，这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加深。确定的是普通产品的标准和生产过程标准却越发具有约束力，相关的劳工标准也更需要有全球性的考量。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不断提升制造高品质产品的压力，高品质产品及质量好、附加值高的工作被视为是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教育和培训的发展与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极其重要的。除了已有的中、高等的职业教育机构，随之而起的是专门的职业培训中心的增加、为非正式部门提供培训的合适课程和为大公司大企业的订单式的能力培训课程得到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培训和教育整合到生产和工作的过程之中。

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所有人获得能够成功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种种能力，而职业教育政策在于引导社会建立适应终生学习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使职业教育更具适应性、灵活性、能动性。在这方面，三个国际组织几乎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共识。

(三)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

建立在工具理性和效率基础上的经济学方法，与建立在考察公平、合法性、权力基础上的社会学方法，应该成为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所依据的不可偏倚的两种方法和两种价值取向。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教育学的方法与价值取向。

经济学的视角与社会学的视角带来了职业教育领域中激烈冲突的观点。以新韦伯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所传授的技能对雇主和雇员均无大的价值，其作用无非是阻止了工人阶级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级别较高的工作。并认为职业教育只是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功能在于复制世代相传的社会不平等。但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职业教育传授的技能对雇主非常有价值，而对雇员而言，还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并提高收入水平。

社会学角度对职业教育功能的研究，产生了争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妨碍受教育者找到受人尊重的工作；另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为减少失业和非技术就业提供了安全网。在某些国家，职业教育在起到安全网作用的同时也妨碍了受教育者找到受人尊重的工作，而在其他国家则不然。m所以，职业教育究竟是分流管还是安全网，往往是由条件决定的。

还有一种社会学的观点，与阶层不平等复制论不同，认为职业教育具有缩小社会排斥、增加社会团结与和谐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边缘人群、低技能就业者来讲，职业教育是最接近他们的最方便接受和选择的、直接增加他们就业能力的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都持这种观点。

另外，一些经济学学者则认为，不管职业技能还是学术技能，均可以改善学习者在就业市场上的境遇，职业教育可以传授给学生必要的技能，从而提高其生产能力，因此就有了对职教毕业生的市场需求。与未接受职业培训的工人相比，职教毕业生获得就业和较高工资的比例正在大大增加。然而，从经济学视角考察职业教育问题，特别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的问题，很容易忽略职业教育重要的社会功能。

很久以来，对职业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而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却非常单薄，这也反映人们更看重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而忽视其社会功能，包括世界银行亦是如此。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则是更倾向于采取兼顾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平衡立场。

(四)人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

职业教育一方面根植于教育的理念与目标(教育理念与目标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植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工作标准。为了保证职业教育满足人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与工作的需要，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同时考虑“教育”和“工作”这两个领域。然而个人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或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之处。为了实现个人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或社会需求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如何将教育与工作的需要、价值和标准进行有机地整合，使职业教育应该更加人文化、宽基础化，以提高适应性和灵活性，拓宽就业机会，是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者和计划者的主要挑战之一。

对于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主要是在学校获得或是在其他部门获得这一问题，各方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熟练工人的技能是在工作中获得的，与工作有关的技术和能力主要是在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培训和工作中学到的。国际劳工组织也认为，劳动力的技能主要是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8]但是，大量基础性的职业能力和一些特定的技术需要在专门的教育机构中通过培训获得。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里，教育体系与工作世界是割裂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心更靠近教育的规范和标准而不是工作世界的需要，这成为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的一个痼疾。而在不少工业化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心更接近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促进了教育价值与个人需求的实现。

在国际组织中，教科文组织更多是从教育的理念和人的发展的角度，来平衡职业教育中人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之关系；世界银行主要从成本收益率的角度强调职业教育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经济效益，而相对忽视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效益；世界劳工组织则是更为具体地从劳动力就业能力与改善工人生活的角度，兼顾了职业培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市场主导与国家主导的取舍

在制度的发展动力上，存在着以市场为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以国家为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两种极端的发展模式各有其优劣，比如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这也是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英国学者安迪·格林肯定了职业技术教育在一国的世界经济竞争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进行研究时，他通过对集权制和分权制下的教育成绩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英、美分权制体制的教育成绩要逊于集权制体制下的教育成绩的结论，并指出反对国家干预教育是英国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格林在分析了法国和德国的技术教育成功的原因后，提出了一条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新的道路，即让国家和社会合作者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9]这种观点显然已经被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接受。那么，这些国际组织又是怎样确定和划分政府、市场、学校、其它相关权益者等各自的作用呢?这一点应受到关注。

(六)在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低技能平衡与高技能平衡

有学者考察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发现存在两种技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式：一种是德国、日本等国的发展路线，被称为高技能平衡(High-Skill Equilibrium)，其主要特征是：给高技能者以高工资，获取高工资和其他工作报酬的个人知道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收益大于成本，管理者通过促进短期的灵活性和长期的创新寻求改善竞争优势，政府的目标是避免实际工资率的减少和控制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种是低技能平衡(Low-Skill Equilibrium)的发展路线，主要指英美的发展路线，其主要特征是：个人感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超过收益，原因是他们偏好短期的收益效应，或者因得不到资助培训的机会，企业感到提高技能的成本或风险太大，担心任何管理控制的减少，而去偷猎技术工人或者打破现存工作组织，政府认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太高，做出任何变化都将会导致预算紧张或者与市场理念冲突。

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均是在工人受教育水平较低，几乎没有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的支撑的情形下，走出一条低技能的工业化路线。而第二批开始：工业化的德国和日本，认识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价值，开发出有利于技能形成的成功模式，工业化的策略属于高技能路线。但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明白，他们正面临日益增强的经济竞争压力，特别是来自诸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拉丁美洲等低工资国家的竞争的后果。那么，要想维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国家，除了转入高附加值的和依靠知识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尤其是那些要求其劳动者有高水平技能和灵活性的生产和服务领域，他们就别无选择了。[10]美国就是率先完成这一转变的国家。英美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的培训体制使得实施全国性高技能战略非常困难，两国面临着企业自治与高技能的公共目的最大化之间的困难选择。然而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一批具有最高层次技能和能力的人才以及全球人才招聘策略适应了信息化社会的需要。

阿斯顿和格林在1996年提出了现代社会维持高技能发展路线的制度化框架，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满足六个必要的条件，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才是遵循高技能发展路线：(1)国家必须致力于高技能的开发和生产体系的创新目标并提供坚实的基础教育，避免教育市场制度所带来的不平等和精英主义。(2)教育系统本身必须培养学生在语言、科学、数学和信息技术方面具有高水平的基本能力，作为未来工人工作技能持续发展的基础。(3)雇主组织也必须致力于高技能形成的目标，因为高技能的形成离不开工作场所，学校和课堂中的职业教育的有效性的局限必须在工作场所中才能克服。(4)在工作场所技能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制定规则和责任以调控培训的数量和质量，维护培训的社会效益和质量，限制机会主义。(5)采取奖励和激励的手段促使劳动力个人愿意致力于高技能形成的目标。(6)建立在职学习与脱产培训互为补充的培训制度，有利于高技能形成所需要的经验与理论的结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它们的文件和报告中，并未直接提到在劳动力与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低技能平衡与高技能平衡这两者发展路线，但是，它们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建议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与上述两种发展路线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的，这两种发展路线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职业教育政策的一种视角。

三、启示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政策基本范畴的揭示，对于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自觉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价值。在此建议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在依据上述职业教育政策范畴的基础上，做出以下选择：

1．在坚实的普通教育基础之上，学校职业教育与非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协同发展；， 2．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公平目标并重；

3．就业导向与以人为本兼顾；

4．继续坚持国家主导，发挥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

5．从劳动力低技能平衡的发展路线向高技能平衡的发展路线转轨；

6．立足本土需要，批判性地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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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劳动教育市场分析范文

研究特点。研究领域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长期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学术成果注重创新,擅长创造性研究。研究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证结合,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学术成果。在《中国人口科学》、《经济科学》、《高等教育研究》、《教育与经济》等期刊30余篇,其中CSSCI期刊近20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科研项目。主持省部级课题4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一般项目“教育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2009年度“多重视角下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偏低研究”,获第41批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武汉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武汉地区大学毕业生起薪问题研究”。

主讲课程。本科生课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逻辑学》、《社会学》、《人才学》,研究生课程《教育经济学》、《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