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指出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本质上是基于文化驱动的一系列隐性契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分解为基于法律层面的制度和基于道德层面的制度，前者通过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予以强制规范，规定企业以及员工必须履行的责任的下限；后者通过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来实现，内部控制文化不仅促进企业对制度规范的执行，而且鼓励企业基于道义精神力所能及地履行非法定的责任。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不单单是靠建立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内部控制机构等硬控制就可以完成的，内部控制更为关键的是一种执行文化。控制环境为企业内部控制设定了基调，而在内部控制的环境因素中，文化则是最根本的因素，它对于人的行为影响深远。文化形成价值观，进而支配人的行为取向，是统一员工思想、价值观念的粘合剂。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的境界、思维方式和未来发展格局，而与企业文化一脉相承的内部控制文化，则为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提供了实际上的支持。笔者认为，要使得企业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和实施，还需要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增强内部控制的软控制。

二、内部控制文化文献综述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重要影响。1998年《巴黎宣言》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思想。新加坡将“四书”、“五经”作为教科书和基本员工守则，韩国也重视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被称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崇尚儒家思想，主张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要“一手持算盘，一手持《论语》”（源自《论语讲义》（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的必经之路，而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更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建设需扎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如此，方能不失去文化建设的根基，否则，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生机和活力。目前，学术界从不同侧面对企业内部控制文化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基础研究 直接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文化的文献并不多见。彭幼华（2008）首次明确提出了“内部控制文化”的概念，指内部控制实施群体在长期内部控制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被共同认可、遵循，带有价值取向、道德作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及其具体化的物质实体等因素的总和，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晓玲、王福胜（2009）指出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具有业绩至上的价值观、“纠错防弊”的理念、“执行指令、服从规范”的伦理道德、绝对的层级管理方式和制度建设的静态化等特征，并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如何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柯虹羽、王海兵（2010）指出了内部控制文化研究的现状以及内部控制文化的内容，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和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王海兵等人（2011）不再将内部控制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环境的组成部分，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内部控制要素，成为人本型内部控制的八个要素之一。彭妍、陈艺婷（2011）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的构成要素及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包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团队协作等多个方面，为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文化，需从硬件、软件两方面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全面公正的评估机制、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适当的内部控制文化构建成本和全程全员的风险意识。

（二）内部控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联研究 此外，有很多文献针对人本控制、内部控制中的诚信文化、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刘明辉（2003）认为企业文化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企业文化的发展同企业经营活动和控制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实现自我控制的主要指引。汤谷良教授（2006）在分析了“中航油”事件的深刻教训后，认为“内部控制更为关键的是一种执行和执行文化”，并且强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最为关键的是构建一种对制度敬畏的公司管理文化”。林钟高（2010）围绕内部控制执行文化问题，论述了文化对内部控制执行效率的影响，分析了两类契约与内部控制执行的相互关系，探讨了企业诚信文化这一隐性契约在内部控制执行中的独特价值和实现途径。王竹泉、隋敏（2010）提出了“控制结构+企业文化”的内部控制要素新二元论，将企业文化作为内部控制的二个要素之一。王海兵、李文君（2010）首次提出“人本内部控制”的概念，并对以人为本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进行了探讨。

（三）儒家思想运用方面的研究 在儒家思想与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方面，骆良彬（2008）通过对儒家思想和会计职业道德关系进行研究，提出应弘扬儒家优秀思想，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计人员诚信意识，重塑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屈燕妮（2008）通过阐述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指出如何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摒弃消极因素来构建现代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绩效。沈丽（2010）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思想影响的两面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西结合，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当代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可以看出，学术界针对企业内部控制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经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如何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应用于内部控制文化建设，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现状

企业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各个经营环节的协调约束机制，是一种制度建设，企业内部的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目前我国在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实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一）内部控制文化的战略性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视 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规章制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单纯依靠规章制度的硬约束难以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一些企业认为，按照《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建立起来的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就等于建立起了内部控制机制。而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应当是包括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文化建设这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融合，缺一不可。通过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让内部控制规范深入到每个员工心中，影响到每个员工的行动，无疑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一条途径。

（二）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不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大量学习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经验，仿效西方建立起内部控制制度，但唯独文化是没法复制的，它是企业立足于国家的文化大环境，根据自身情况逐步培养起来的。我国的传统文化历时几千年，世代传承，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应当很好的去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来引导员工的行为与内部控制规范相一致，这是西方国家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所不具备的。然而，在实际中，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注重学习西方模式，而对我国传统文化精髓领悟不够，挖掘不深，没有很好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使得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成本过高，而效果却不够明显。

（三）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注重形式而忽略内涵 《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提出，企业在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的同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很多企业为了响应《规范》的号召，在企业中喊口号，贴标语，制定企业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等，但这些措施只是流于形式，员工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涵，也只是盲目的遵从，更别说能够实现软控制。另外，我国内部控制显得过于单调，过于形式化，有的企业只重视企业财务方面的控制，有的企业只重视经营管理方面的控制，对其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

四、儒家思想与内部控制文化的耦合

国内外流行的学术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工业革命和大机器作业的结果”，“真正的产生还是20 世纪的事。”李孝林等人（2009）认为早在我国西汉时期内部控制早已被人们应用到经济、管理行为控制中，当代内部控制方法，一般认为有11 种， 除电算化控制外，汉代都已存在。我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其影响已渗透进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当中。这说明在汉代，儒家思想就已经和内部控制相结合，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人本观与内部控制文化 一切事物的存在只有与人联系起来才能找到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没有人的存在，不与人的利益、人的权利等相结合，任何事物都仅仅是一种存在物、一种事实、一种状态而已，就不会有任何价值。（1）先秦儒家思想的主体思维重视人的作用，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孟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儒家“民本”的思想，也即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2）朱熹是集儒家思想之大成者，作为程朱理学之一派，他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若一件事，民人皆以为是，便是天以为是；若人民皆归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朱子语类》卷一十五），朱子这句话就是说做对一件事的考量要以人民的愿望为标准。朱熹在《四书集书・中庸章句》中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 和“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3）儒家人本思想以“和为贵”为指导原则，儒家文化注重和谐统一，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所谓“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易・系辞下》）。儒家思想的和谐理念对于企业构建和谐的内部控制文化具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儒家思想的诚信守义观与内部控制文化 内部控制和诚信通过不同方式来增强员工行为的可预测性，内部控制和诚信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互补性，廉价而高效的内部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较少依赖诚信；而当诚信存在时企业可以降低因设置内部控制机制而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但在实务中，内部控制和诚信是同时存在的，诚信是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条件。内部控制能够规范和制约企业经济行为的首要前提是确保内部控制的完备性，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拟定完备的内部控制是不可能的，不完备的内部控制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这就要求必须要加强企业的诚信文化建设，以弥补不完全契约带来的控制漏洞。 “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业无信不兴，诚信作为做人的基本规范，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其地位显得越发重要。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规律。极端真诚而不能使别人感动，这是未曾有过的事；不真诚，是不能感动别人的。孔子也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诚信是人们立足社会、经济往来、治国理财的根本要求，因而诚信就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

任何职业活动都承担着两种职能：即促进社会进步和满足职业活动主体个人利益。前一种职能的实现称为“义”，后一种职能的实现称为“利”。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一方面承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主张通过正当的合乎道德的途径和合法恰当的手段去谋求利益。单纯的讲“义”会挫伤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工作的效率；单纯的讲“利”，是唯利益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在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将“义”和“利”统一到企业发展上来，既维护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权威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三）儒家思想的知行观与内部控制文化 儒家思想中对知行之间关系的阐述，尤其是朱熹理学的知行观，与内部控制制度的知行具有很大的耦合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让员工知晓，此为“知”；员工将这些制度贯彻到工作当中，此为“行”。朱熹在知行观上有一些通俗而明确的说法，值得借鉴。（1）知先行后。朱熹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卷第九），意思是说道理不明白，怎么能实践呢？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先有实践，才有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来说，先要有内部控制制度，企业按照既定的内部控制制度来安排各项控制措施，每个员工按照控制制度行事。（2）行重知轻。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第九），朱熹认为知行相比较，行更重要。在企业当中，内部控制的道理在于行，不行就如同没有控制。（3）知行相须。朱熹说，“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第九），知行与目足的关系一样，是相须相存的，知行需统一。企业内部控制也需知行相须，知行统一，孤立、片面，都不好。

（四）儒家思想的创新理念与内部控制文化 儒家认为历史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任何制度不会停止于一种状态。因此，理论与制度要随着改革，以适应新的环境。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既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殷商继承了夏朝的制度，并对其做了修改；周朝继承了殷商的制度，也做了修改。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制度，即使过了百世，还是要修改制度，这个是很明了的。这也就肯定了制度需要不断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同样，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应当培养创新型的内部控制文化，根据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企业发展的要求，及时对内部控制制度作出修正，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五、儒家思想与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的冲突

儒家思想有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发展到今天，儒家思想的内容并非完全能与现代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相吻合，有时候甚至产生冲突，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儒家思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一）“中庸”思想妨碍内部控制环境建设 儒家“中庸”思想，强调关系的“和谐、统一”，讲究一团和气的内部控制文化会阻碍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儒家倡导和谐中求得统一的思想，这与西方强调差异化的文化不同，统一可以给企业带来稳定的文化氛围，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理念在企业文化中有时也会演变为不注重制度安排，往往强调非制度性人情理念。导致在经营中很少考虑与契约制度相关的价值理念，而很重视人情关系，这将对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产生不好的影响。

（二）重“人治”轻“法治”，忽略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存在 儒家强调“人治”， 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管理组织，采用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董仲舒按照其“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孔子的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原理，这种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会使得企业制定的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失去存在的权威性，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执行。另外，儒家学派主张“集权”的思想，而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强调“授权”和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由此二者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三）儒家“家天下”的思想不利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提倡“家国一体”的思想，这种“家天下”的思想观念持续至今，造成了在选拔人才时“任人唯亲”，而不是客观公正的“任人唯贤”。这种思想过分凸显了个人的权威，不利于对权力形成有效地监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许多企业领导者，将企业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小家”，无视监督机制的存在，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带头冲击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利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

六、基于儒家思想的内部控制文化建设

通过对儒家思想与内部控制文化的耦合性和对立性分析，在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应着重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创建和谐的内部控制环境 “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充满了大智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醇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精神。“和”不是“同”，也不是追求“中庸之道”，“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以和谐的方法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群体向着更新的方向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在一个企业当中，和谐并不意味着低效率，和谐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建立和谐的内部控制环境既有利于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也有利于营造祥和宽松的工作环境，对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建立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制度 企业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制度，关心人，重视人的作用，鼓励和激励员工，在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中以人为中心，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理论和Y理论，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更高的工作业绩，同时也可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效果。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其目的不能仅仅只是在于查错防弊，还要能够体现全体员工的自身价值和人格追求。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应该是一种人性化的制度，有利于实现员工的自身价值及其人格追求，它能使员工的“自律”和“他律”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因而能够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建立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不是强调“人治”大于“法治”，企业的内部控制要发挥制度的约束力，强化沟通与监督。以人为本不是以个别人为本，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的特权。

（三）培养诚信守义的内部控制职业道德规范 “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是中国商业精神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儒家传统思想的至理真言把诚信列为人从事任何职业活动的一条首要的职业道德规范。“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四书正误》），正如清代大儒颜元所云，应该提倡人们在合乎道义原则的前提下，采取合理的方式去取利。把义放在第一位，利放在第二位，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中应培养诚信守义的内部控制职业道德规范，“诚信不欺，义以天下”。

（四）建立知行统一的内部控制沟通与监督体系 结合实际，建立一套适合本企业的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制度制定者与员工加强沟通，提高全体员工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识，做到“知”。另外，一项制度制定的再合理、再完善，如果执行人不完全照此执行，其力度将大打折扣，甚至起到不好的反作用。所以为了保证制度能够有效地执行，顺利的发挥作用，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反馈，以了解制度是否有漏洞，是否需要完善，制度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并做到赏罚分明，“行”之有效。

（五）打造创新型的内部控制精神品格 内部控制文化对企业的创新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当公司内部控制陷入困境和公司需要进行组织机构变革时，企业能够走向成功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哲学和文化及时适应时势的变化。企业应当打造创新型的内部控制精神品格，使企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激情的组织氛围，能够顺应环境的变化，及时对内部控制做出修正。

参考文献：

[1]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2]王竹泉、隋敏：《控制结构+ 企业文化：内部控制要素新二元论》，《会计研究》2010年第3期。

[3]崔志娟：《规范内部控制的思路与政策研究――基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动机选择”视角的分析》，《会计研究》2011年第11期。

[4]刘明辉、张宜霞：《内部控制的经济学思考》，《会计研究》2002年第8期。

[5]王海兵、伍中信、李文君、田冠军：《企业内部控制的人本解读与框架重构》，《会计研究》2011年第7期。

[6]刘明辉：《内部控制未来的变革方向》，《中国财经报》2003年11月26日。

[7]汤谷良：《内控制度如何具备持续的执行力》，《财会学习》2006年第9期。

[8]骆良彬：《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柯虹羽、王海兵：《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内部控制文化》，《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第2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文化;融合

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要想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建设，就必须要实现其自身的中国化，即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融合。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国的主流文化无疑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可融合性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文章接下来将对此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学说的思想理论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彻底解放全人类为其奋斗目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事物和问题的普遍性分析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终要完成的任务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本质上是广泛适用于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而这一本质性的特征也就为其根植于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儒家文化就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文化派别，而儒家思想在内容上以人伦思想为基础，进而衍生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等，同时在指导原则上又主要以孝道原则为基础性原则，以和谐原则、仁爱原则和忠恕原则为主要指导原则。而儒家文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兴起的一种文化流派，即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诸如艺术文化、哲学文化、人际交往文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化和教育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概括地讲就是“内圣外王”。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可融合性

（一）马克思主义是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科学理论学说

如前文所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辩证唯物主义对具体事物和具体问题变化、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状态的分析，还有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论述和人民大众在历史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及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都是科学的、辩证的，更是着眼于我们整个物质世界的，也是广泛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而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则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落后和腐朽的性质，最后得出了资本主义未来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全世界将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代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结论。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既然是一门广泛适用于各国的世界性科学理论，那么它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这一普遍性的特征就为其与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二）中华文明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四海的胸襟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文明，当汉朝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北逐匈奴之后，西汉使者张骞得以开陆上辟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同西域、中亚、阿拉伯乃至欧洲交往的大门，随后，历经东汉和三国时代，再到唐朝、两宋时代和元朝时期，又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系列的对外交往中，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最典型的莫过于自东汉时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并与儒家文明融合的例子，虽然自两晋时代之后儒释道三派之争不断，但迄今为止，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明已经深度融入了中华文明之中，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此外，在食品、工具、牲畜以及生活习俗方面，域外文明中优秀合理的成分在海陆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以及在诸如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和汉唐元明清时中国疆域逐步扩张的年代，都相继地传入了中国，并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近千年的封建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和而不同”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的引导下尚能够积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明以发展充实自己，那么在封建社会之后的新时期，对于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儒家文化也必定能够与之相融合，从而实现其自身的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内容上有许多相近的观点

首先，世界观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是唯物的，物质是第一性，客观规律不以人的物质为转移，但是人们可以在认识规律和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界，以造福于人类。而儒家学派的荀子大师曾经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眼中的天不同于孔子的命运主宰之天和孟子的道德义理之天，而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之天，唐代大儒柳宗元在论述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时也提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即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要遵循客观的必然趋势，这种“理势合一”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其次，在民本思想方面，孟子大师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荀子大师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即民众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重视人民大众的作用，保障好人民的实际利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一切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在如何对待人民大众方面，二者极为相似。

最后，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看问题，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儒家文化中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人伦思想和生态思想下的诸如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知行合一、重于应用、社会本位、爱护自然、敬爱他人以及富民等思想，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两者在方法论上的相通之处就为它们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终极目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儒家文化的最终理想则是大同世界。学术界对此比较流行的看法则是由于儒家大同思想本质上是封建农业文明的产品，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此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观点来看的话，此种观点或可成立，然而若从哲学角度解释，则二者本质是相同的。首先二者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家天下。其次，大同世界的生产力程度或许无法和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状态相比，但是那个世界的人们一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一样，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够实现按需分配，过去存在的剥削现象和人民对物质需求同生产力无法满足其要求的矛盾将基本消失，也许，大同世界的工具不如共产主义社会先进，但是对于那个世界来讲，人民是满足的，也是幸福的，从这个角度看，但从生产力发展程度来判定其本质上不相同未免有失偏颇。最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人们精神境界极大地提高，但是究竟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其标准又是什么，这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但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国度，这个标准无疑就应该是儒家文化中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思想，一方面是儒家道德思想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普世性，即只有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平等、和谐和仁爱，这个社会才不需要国家政府以及诸如军队警察和监狱之类的暴力机器，每个人才能真正地实现自由而又全面的发展。站在哲学的角度，作为儒家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的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基本一致的，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从本质上再一次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融合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中扎根生长，就必须要与本土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和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而与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融合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只有实现了与儒家文化融合和自身的中国化，才能够真正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标准，也才能够从心理上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另外，中国共产党身为中国的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指导思想必须要符合本国的国情，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可以使得党的指导思想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从而更好地指导党的工作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最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其实也是实现二者本身发展的需要，二者的融合是一个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过程，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可以实现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拓展，而儒家文化也能够在新的时期立足于新的国情实现其自身的新发展，从而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戴圣.中庸――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张觉.卷十一，天论第十七――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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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觉.卷五，王制第九――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 本书编写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第3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 酒店管理 教学 儒家文化 沟通能力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培养的学生是目前我国旅游行业中从事一线服务工作和基层、中层管理工作的主力军。高职院校旅游专业教育侧重于实用性，在技能及行业认知的培养上力度大且效果好，但学生沟通能力普遍欠缺。改善此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学生的日常教学中去。

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前进与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高职院校应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与他人的沟通技能，培养学生的良好心态，培养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使其更加符合社会需要和行业需求。

2研究的过程

将儒家文化融入到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过程的实践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效果评估A段。

2.1准备阶段

选取《饭店市场营销》、《沟通技巧》、《饭店人力资源管理》这三门专业课程的课堂进行观察研究，选取了开设以上3门课程的我院酒店管理专业、年龄在18-20岁之间，大一学生100名，大二学生90名进行访谈。

在授课开始的第一个月里针对学生对于儒家文化的认识程度，学生对于《饭店市场营销》、《沟通技巧》、《饭店人力资源管理》这三门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学生对于毕业前实习的认知度，在授课第一个月观察授课班级的出勤情况，课堂管理难易度，学生在上课期间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学生在课堂互动交流时的积极程度，学生选择在教室中就坐的位置分布等进行观察分析 。

2.1.1根据访谈和观察后发现

（1）受访的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均比较浅，认为儒家文化用途不大的约占89%，将近90%的学生对儒家文化的内容不感兴趣，约95%的受访学生对于儒家文化的了解仅限于孔孟为儒家的代表人物等浅层次的认知和了解。

（2）在授课开始的第一个月里，将近95%的学生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将近34%的受访学生对抽样的三门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整体效果表示比较满意，40%的受访学生表示满意，16%的受访学生非常满意，10%的学生不太满意，不满意和十分不满意比例为0。

（3）在授课开始的第一个月里，受访的学生在抽样的三门专业课程课堂上的出勤率良好，旷课率在8%左右，学生课堂纪律一般，对于教师进行课堂管理制定的相关课堂管理规则有一定抵触，积极认可并主动遵守课堂管理规定的学生比较少，约占20%。

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将学生选择在教室中就坐的区域与学生学习的兴趣与主动性相挂钩，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学霸区”、“打酱油区”、“睡眠区”。以一个教室有10排桌椅为例：一般靠近讲台前3排为“学霸区”，主动选择在前3排就坐的学生对课程内容较感兴趣，学习积极性较高，课堂上与教师互动较好；4-7排为“打酱油区”，主动选择在该区域就坐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对课程内容不十分感兴趣也不反感，大多以提高平时成绩与顺利通过期末考核为目的；8-10排为“打酱油区”，主动选择在该区域就坐的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基本不感兴趣，上课的目的是为了应付考勤。如图1所示：

学生在抽样的三门专业课程开课第一个月的课堂上主动选择“学霸区”的学生约占15%，主动选择“打酱油区”的学生约占60%，主动选择“睡眠区”的学生约占25%。

（4）课题组成员针对抽取的100名大一学生进行了心态测试，包括：对所处环境的适应力、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了解他人的能力等。约80%以上的学生心态负性居多，约90%的学生抗压和抗挫折能力欠缺，94%的学生欠缺了解他人的能力。

2.2实施阶段

根据在第一个月的观察和访谈情况，拟订和实施了以下措施，力求将儒家文化更好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在接下来的两个教学学期，共7个教学月的时间里实施、观察、改进，以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改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知识+智慧”模式。根据第一个月的观察和访谈，将儒家文化以“智慧”模块形式融入到了抽样的三门专业课程课堂教学中。我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节课的时长为90分钟，课题组教师将课堂时间按模块进行了划分：前20分钟为“智慧”模块时间，课题组教师根据之前的访谈调研结果，选取儒家文化中经典著作中的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中间45分钟为课堂知识传授，最后25分钟为“翻转课堂”时间：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讨论自己在“智慧”模块的学习感受。

（2）改进传统的课堂管理模式，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管理。根据准备阶段的观察和分析，在实施阶段课题组教师改进了传统的课堂管理模式，采取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管理的新课堂管理模式。

（3）精心备课，尽量将儒家文化融入到专业知识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4）在课堂中融入儒家文化，做好学生的实习前教育工作。

2.3效果评估阶段

在实施阶段的第三个月和最后一个月对课题研究的效果进行了评估。

2.3.1在课题实施阶段第三个月进行了抽样访谈，结果如下

（1）学生对于儒家文化的认知度产生变化，学生掌握的儒家文化知识明显增多，接近91%的学生表示不反感儒家文化了，有接近29%的学生表示非常喜爱儒家文化，对儒家文化很感兴趣。

（2）受访学生对三门抽样的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整体效果做出了评价：22%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49%的受访学生表示满意，24%的受访学生非常满意，5%的学生不太满意，不满意和十分不满意比例为0。

（3）受访的学生在抽样的三门专业课程课堂上的出勤率良好，旷课率下降到4%左右，学生课堂纪律良好。

（4）受访学生在抽样的三门专业课程课堂上选择就做区域发生了变化，如图2所示：

“学霸区”人数增加，“打酱油”区和“睡眠”区的人数减少。主动选择“学霸区”的学生约占35%，主动选择“打酱油区”的学生s占50%，主动选择“睡眠区”的学生约占15%。

2.3.2在课题实施阶段最后一个月进行了类似的抽样访谈，结果表明：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知程度又有提高：接近93%的学生表示不反感儒家文化了，有接近39%的学生表示非常喜爱儒家文化，对儒家文化很感兴趣。

受访学生对抽样的三门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整体效果的满意度有所提升：19%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41%的受访学生表示满意，36%的受访学生非常满意，4%的学生不太满意，不满意和十分不满意比例为0。

受访的学生抽样三门专业课程课堂上的出勤率良好，旷课率维持在4%左右。

3心得体会

（1）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的教师应该多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儒家文化融入到实际教学中，课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做事，提高学生情商，为学生创造幸福，引导学生争取幸福。

（2）儒家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可以提高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3）儒家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课堂管理，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周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现职业教育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

[2] 马海燕.论内型发展期的职业教育创新[J].教育与职业，2006（17）.？

[3] 张淑贤，刘海洋.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讨[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6）.

第4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法律文化学界历来存有的法律与儒礼之争出发，深入剖析了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历史上的演进及相互影响，进而提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自汉代开端，而至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梁治平先生则主张汉代以后儒法合流，但仍是礼支配法，即所谓“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笔者暂且将梁先生的主张定名为“儒礼法律化”。不管是“法律儒家化”还是“儒礼法律化”，均表现出中国传统法制深受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并巩固其政权，在法律制度上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精华而塑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法律体制。在此，笔者并不想着力论证我国古代法律所蕴涵的儒家和法家思想，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隐藏在我国古代法制建构背后的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史。

一、“儒礼法律化”解构

“法律”一词是舶来品，管子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里的“法律”虽然连用，仍不过是单字的集合。“法律”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合成词在汉语中出现，要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法律”与“法”、“律”其实很不相同，“法律”植根于西方国家的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法律就被视为权利的保障。与权利义务相联系的“法律”，这在我国古代是看不到的，我国古代“法”、“律”以惩罚为唯一功能，陆贾语：“夫法令者所以诛恶。”是以为证。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传统“法”的起源呢？礼，是也。

“礼”，最初指一种祭祀仪式。“礼”自产生后，其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们长期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成为礼制的渊源，礼制在氏族社会后期及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具有了习惯法的性质，夏商西周之后，在保留习惯法性质的同时，礼制的许多内容转化为成文法中的条款。春秋战国将礼制成文法化后，儒家即开始着手阐述成文法化后的礼制礼义，并编撰成《礼记》，由此“礼”就成为儒家的主要思想。

自汉以来，儒法合流，“礼入于法”，“儒礼法律化”这一概念即说，虽“合流”，主次尚分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仍强调礼对于法的支配，法对于礼的服从，故而有了“父子得相隐匿”、“列服制图于律首”、按照血缘亲疏定罪这样的例子。

笔者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法律所蕴涵的儒学礼治思想，但“儒礼法律化”则一味地突出“礼”，而将“礼”作为中国传统法制的核心，法律只是礼的表现形式，这种观点恐怕有失偏颇了。

二、“法律儒家化”的导入

上文说到，自汉以来儒法合流，汉儒董仲舒以《春秋》大义为断讼依据，讲“原心定罪”，法律可以直探人心，礼“禁于将然之前”，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又有人云：此时的“法”不过是罚则，“礼”（伦理纲常）因为附了罚则就变成了法律。这样说来，“法律儒家化”不又混同于“儒礼法律化”了？

其实不然。笔者眼中的“法律儒家化”是动态的，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斗争史，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碰撞的结果。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主要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期，天子失位，诸侯丧国，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礼崩乐坏，“重人”思潮兴起，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政在人，为政以德，为法以直，这正符合春秋社会变革的需要，因而春秋时期成了儒家思想的大舞台。到了战国，儒家这种以礼教民的治国方略须时久远难见成效，而法家以法治国，富民强国的方略功效立见，法家思想便逐渐取代儒学而成为战国群雄的首选，并进而为秦始皇所沿用。称汉代为儒法相争的时代毫不为过。汉高祖刘邦取天下后，作律九章，仍以法为重要的维持统治及社会秩序的工具，虽贾谊等上疏进言崇儒，仍未得采纳。后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又重回正宗地位。魏晋以来至于唐，儒家思想始落实于法律，即礼法合流，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儒家与法家、人治与法治、礼治与法治、礼与刑的较量。作为君王的两种统治工具，礼与法、礼与刑、儒与法相结合才能全面满足其统治需要，是而历史上儒与法的不断碰撞的结果就是儒法合一。此即是笔者眼中的法律儒家化。

参考文献

第5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哈佛学派”；儒学观；奠立；嬗变；成熟

历史地看，中国曾长期居于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因此，西方世界的汉学（sinology）研究亦有着很长的历史。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西方的汉学研究于18世纪中期即已肇端。不过，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开展并不均衡。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状况，美国的汉学研究则要比欧洲晚出得多。而且，美国初期的汉学研究完全是欧洲汉学研究的翻版。然而，在美国本土儒学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等的努力下，这种情形很快得到了改变。WWw.133229.cOM费正清不仅一改美国儒学沿习欧洲汉学的学风，而且还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儒学研究。费正清所创立的美国儒学研究与传统欧洲汉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不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而是更关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研究。或者说，传统欧洲汉学是以古代中国为对象、以古典文献为重心的研究，而费正清所开创的则是以近现代中国为对象、以档案史料为重心的研究。而且，在费正清的带动下，以费正清为核心，以费正清的学生为骨干，形成了一个研究中国儒学的学派——“哈佛学派”。从总体上看，这个学派可作为美国早期儒学研究的代表。但是，这个学派的可研究之处很繁多，而且其成员的观点并不尽相同。因此，择其有关联之处入手展开研究进而把握其理论全貌应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一

严格来讲，费正清所开展的并不是纯粹的儒学研究，而是广义上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因为他以整个中国而非仅以儒学为研究对象。当然，在其中，儒学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历史上的儒学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身份。费正清认为，儒学自汉朝起成为历代“国学”①以来，在近2000年时间里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王朝不断更迭，沧海桑田，但中国的社会演变始终没能跳出儒家学说的模式。对于这种历史现象，费正清解释说，这里面除了历代统治者的因素之外，自有儒家思想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无论是从事传统的欧洲汉学研究，还是从事整个中国的研究，儒学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费正清虽然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儒学研究为其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在费正清看来，儒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费正清认为，重视社会甚于个人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说：在中国，“个人本身是不受赞扬的，他既不是唯一的、永存的，也不是世界的中心。”[1](p135)他认为，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重大区别。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人都是集体主义者。他们重集体轻个人，而且总是倾向于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的观念是儒家强调“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费正清说：“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是教会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每个个人的家庭是他经济资助、安全、教育、社会交往和娱乐活动的重要来源。祭祖甚至是个人主要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定。中国的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核心。”[2](p15)在中国，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最小细胞。而与此不同，在西方国家，个人才被认为是社会的最小细胞，他们认为社会是由单个的人体而非由家庭组成的，作为个体的人而非家庭才是社会的主体。“我们以个人主义的名义发挥自己的才干，可这正是富于集体精神的中国所要避免的。”[3](p124)因此，西方强调契约，强调个体的权利，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费正清将儒学的这种特征概括为“以环境为中心”，而非西方的“个人主义”。他说，如果说中国有“个人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式的“个人主义”“是‘以环境为中心'的，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以个人为中心'的”[4](p68)。

费正清认为，在这种重视社会甚于个人的价值观念下，儒家传统“成功地”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因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个人并不享有西方式的公民自由权，儒家所关注更多的也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社会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以孟子所说的“五伦”为代表，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费正清看来，这种对社会道德原则的过于看重是无法使个人享有充分的公民自由权的，因此，建立在公民自由权基础上的民主在中国便无从提起。他说：美国“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3](p121)相反，中国的传统社会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费正清认为，表面看来，在中国似乎“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矛盾现象：人的个性异常丰富多彩，然而几乎没有人享有公民自由权的传统。”[4](p67-68)事实上，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并不矛盾，因为人的个性只是很小限度内的个性，它绝不能与整个社会的道德原则相违背。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儒家伦理规范才是正确的，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端，进而可能遭受来自政权的制裁或迫害。质言之，费正清认为，儒家思想透显着强烈的意图伦理：一家之人皆无个人意识有利于家长独裁，一国之民皆无个人意识有利于君主专制。因此，儒家思想强调“公”而压抑“私”，将个人的正当利益淹没在了虚无的群体之中。在这样一种传统的影响之下，无论是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还是“温和主义者”，尽管他们都认同现代化，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认同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主义文化。[3](p142)

在费正清看来，儒家重视社会甚于个人的思想不仅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而且促生和强化了高度的专制主义。他说：“儒家传统的道德要求以个人修身为出发点，然后力求推及家庭、社区、国家、天下，这样以德行推广而形成费孝通所谓中国社会独特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显然比基督教社会更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对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5](p331)由家、国、天下的逻辑推展开去，家庭的中心地位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政治上的专制。因此，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政治传统始终还保存着古来的专权性质：皇帝永远是高高地在人民之上的，他是人民的君父，而不是人民的代表；他对人民负有绝对的责任，因此他有私人的权利来支配管制全部官员，并且要求他们对个人效忠；也还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威，这种权威不允许任何敌对势力的兴起，也不允许有向这种权威挑战的任何行为。在皇帝之下，各级官吏的任务也是控制百姓而不是代表人民。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专制制度渗透到每个层次和各个角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严重政治化，甚至人们的日常家庭生活包括服装举止、生老病死也被赋予政治意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很多个世纪，直到1911年为止，中国都始终被统治在这样一个孔教的传统之中。

费正清认为，历史地看，这样一种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制制度的确造就了自给自足的悠久的中国文明。但是，有一点却是不能忽略不计的。这便是，虽然中国的专制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但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追求进步的政府机构。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专制制度在强有力的领导下是有能力的，中国的许多成就都与之有关。然而，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活力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德行和能力，再加上缺少进步观念和缺乏个人主义原则，这种制度不仅妨碍了中国进入广阔的国际社会，而且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有力的领导品质能让这种政治体制维持多久呢？”[6](p28)也就是说，在这种专制制度之下，每一个朝代在建立时就不得不面临其统治能维持多久的问题。因为，这种专制制度下的皇帝可以是非理性的，他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牺牲者毫无权利可言；而且，由于在儒家政治理论中权利学说没有地位，在现实政治制度中没有上诉法庭，因此，对专制制度持异议者除了某种抗议和造反之外别无他途。与此相应，秉承儒家文化的帝皇们却不得不汲取法家严刑酷吏的思想来加强专制统治。“每个朝代都是靠兵力定天下的。”[4](p65)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建立王朝、消灭叛乱、惩罚官吏，无不需要动武；每当统治者要控制局面的时候，威吓即是其一大策略。然而，正因为如此，一个王朝最终还是要被推翻而被新的王朝取代。但是，虽然王朝变化了，但专制制度却一仍其旧。

费正清认为，由上述讨论可见，儒家文化是一个自我封闭而停滞不前的系统。他说：“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7](p60)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已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在费正清看来，这样一个自我平衡的精巧结构仍是一种古代文化形态，而不具有近现代文化的特征。费正清认为，中西文明这两大体系实际上是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中华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在费正清看来，中西这样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费正清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8](p1)

因此，儒学不可能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动力，儒学根本不可能成为民主理念滋生的温床，相反却是中国社会长久停滞不前的文化因素。费正清断定，按照民族主义、科学和工业化的一般原则，儒家传统不可能使中国现代化。正是儒教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僵化和心理上的迟钝，它妨碍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成功反应。或者说，中国是儒学的、农业的和官僚的社会，它不能调适成商业的、工业的和现代化的西方社会。费正清甚至认为，儒学是一种具有窒息一切生命力量的惰性的文化。他说：“2000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惯性，说明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4](p75)在费正清看来，充斥着顽固的惰性的中华文明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所谓发展和变革，实际上只是内部的稍作调整而已，它缺乏内在活力来打破传统范式。基于这样一种理解，费正清得出结论说，中国只有在巨大外来力量的冲击下，才能被迫对西方做出反应，从而跳出传统的羁绊。也就是说，因为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故它只能在巨大的外来冲击下才被迫对西方做出反应。他说：“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新兴力量不少又源自西方。”[2](p3)这一理论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说”（impact-response model）。这一思想一经提出，便长期影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而且，围绕着这一思想的讨论，还慢慢形成了一个团队——“哈佛学派”。

二

在费正清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成了美国儒学研究的重镇。而且，作为美国儒学研究的先行者，费正清在其研究过程中还培养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除了居于统领地位的费正清外，还包括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年）、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年）和柯文（paul a. cohen，1934- ）三个人。这三个人均出自费正清的门下，而且其学问均围绕着费正清的观点展开。除此三人以外，还包括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张馨保（chang hsin-pao）、刘广京（kwang-ching liu）及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等。在费正清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的儒学研究在治学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且，其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起至上世纪末不仅代表了美国儒学研究的实力和水平，甚至也渐居于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因此，在美国学术界渐渐出现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哈佛大学的儒学研究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学派，并具体地称之为“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哈佛学派”对儒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泛，不过，围绕着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所展开的儒学观探讨是其重要内容。

列文森认为，“中庸”是儒学的本质特性，是儒学之区别于其他思想的根本所在。他认为，儒家的“中庸”取向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儒家主张“爱有差等”，这介于道家“无我”的利己主义与墨家“无我”的利他主义之间。这种取向使得家庭文化构成儒家学说中最根本的内容。他说：“中国家庭的团结一致和文化上的区别对待（不是自我，不是世界，而是家庭和文化）这两者都成了典型的儒家世界观中本质的部分。”[9](p361)其二，儒家主张“内圣外王”，这介于法家的“平天下”与道家的“内圣”之间。列文森认为，在法、道两种极端主张之间，儒家“将‘修身'与‘平天下'，亦即个人的美德和社会治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儒家的理想是通过统治者之美德的榜样作用来影响被统治者，从而建立起社会秩序。”[9](p361)其二，基于对人性的认识不同，道家以自然个性为美，法家以人性本恶为主张，二者都不相信教育的力量。儒家则在道家与法家之间取中道，无论主张性善、性恶，都直接导向对于教育的格外重视。他说：“儒家对人性的这两种认识，以及他们对介于道家极乐的空无境界和法家相信暴力而不相信学问之间的教育作用的强调，是另一种‘中庸'取向的证明。” [9](p362) 列文森认为，儒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居于显赫地位，就是因为受益于这种“中庸”特性。他说：“儒教的思想特性是‘中庸'，儒家——原则上是指那些与汉和汉代后历代王朝的官僚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特性是介于封建贵族 和专制 君主之间起平衡作用。……儒教的这种‘中庸'特性使它特别地适合于长期存在，亦即在漫长的官僚社会中充满了活力。” [9](p360-361)

。

在列文森，儒学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它与法家、道家一起分别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他说：“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一道在官僚制度与君主制度的关系方面，塑造了中国的政治；儒家学说又和道家学说（后来还有佛教）一道塑造了中国的文化。”[9](p362)由此看来，儒学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列文森强调，以“中庸”为特质的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他说：“在现代世界里，儒教的‘中庸'特性已没有存在的余地，它不再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法，而成了来自新的权力中心之新精神的对立物。”[9](p367)在列文森看来，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实际是一种非职业化的人文理想，它主张学问的价值就在于学问本身。然而，“他所学习的东西对于治国没有任何价值，但却是学问之体，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如此。”[9](p36)总之，儒学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因为儒学体系不仅无法产生出民主，而且它还是专制制度的“依附者”或“工具”。列文森说：“在本质上儒家是反对多数统治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多数统治具有无人格的、数字上抽象化的味道。但是，如果不是数量上的多数统治，那必定就是权力上的强者统治，而权力的强者统治，并不比无人格的数量上的多数统治更符合儒家的要求。不像那些无脸面的芸芸众生，皇帝仍然具有道德完美的可能性，所以儒家成了皇帝的依附者。当一个王朝还能正常运作时，他们便为王朝的君主们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但这也将掩盖统治的真实基础。当儒家虚伪地、甚至是奴才似的将道德献给皇帝时，他们似乎真正成了他的工具。然而正是这一君主需要，并只能由儒家制定的道德，是儒家自主性的标志——说得难听一点，是君主和儒家相互依赖的标志。”[9](p200-201)

如前所述，费正清认为儒学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理论系统，这个系统只有在外来的冲击下才能够进化与进步。就列文森对儒学的批评来看，他与费正清极为相似。但是，他不完全同意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而是以“传统-现代说”（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儒学观回应了费正清，并最终得出儒学是一种“博物馆”哲学的结论。他认为，即使到了近代，在西方的冲击下传统中国社会趋于解体的历史环境下，儒学也没有能够完成其文化形态的转变。因此，儒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实质而徒具象征意义的“躯壳”。他说：“对儒学而言”，“当其‘服务于'社会目的之时——如消解潜力、反满，以及不甚明确的民族主义的现代思想方面——已经几乎被完全剥夺了其最后的思想实质，只留下一个作为反对革命的象征性的躯壳。”[10](p293)而这样一个“躯壳”是不可能具有生机和对外界反应的活力的。既然如此，列文森认为，在外部世界的冲击和内部新生力量的颠覆下，儒学最终必然逐步走向衰亡与消解。在他看来，历史是“进步”的，而“进步”主要意味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然而，“传统”是中国儒学的“传统”，而“现代”是西方的“现代”，传统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现代化，故，它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来自西方的冲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列文森认为，儒学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近代已经死亡。也就是说，中国的儒学已随中国的封建时代一起“走入历史”。这样一种哲学，只能是一种供人鉴赏的“博物馆”哲学，只是一种供人进行历史研究的史料，而不再具有建立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

“哈佛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史华慈。在续承费正清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史华慈也阐明了自己的儒学观。史华慈认为，以前的西方学者对于儒学的领悟并不准确。因此，必须改变西方学者偏狭的儒学观，以“表达对在这一传统中发现的生机勃勃的内在生命的某些领悟。这一传统在西方经常被描绘为陈腐的道德准则的汇集。他们被无数代士大夫麻木的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11](p62)。史华慈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持有异议，他也不赞成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说”。他不认为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中国是“沉默的”、“静止的”和“无历史”的。相反，他认为，中国“有创造性的”时期并不短暂，在“传统中国”后来的若干世纪内，中国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内在变化的趋势。他认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以对此视而不见，缘于他们的研究理路大而不当。如果“当人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情景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极其激动人心和启发性”，“真理往往存在于精细的差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x文化和y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12](导言)以前的学者习惯于以“全球性概括”的宏大叙事背景去研究儒学，这种研究往往容易忽视那些具有“激动人心和启发性”的“真理”。因此，史华慈主张儒学研究要从宏大叙事走到“问题情景”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来。

于是，史华慈对孔子、墨子、道家等先秦诸子进行了“问题情景层面”的研究。通过研究，史华慈发现，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具有两个重要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儒家对于每个人（至少是一些人——那些属于‘创造的少数人'）均具有道德上与精神上自我改进之内在能力的信念。”“另一个，显然与上述儒家思想主题有关的，……是：儒家以为权威在社会中可能发挥很好的功能，也可能发挥令人极为憎恶的功能，关键在于行使权威的个人的道德与理智的资质。”[13](p229)具体地来讲，史华慈认为儒学有三组“极点”（polarity）可以具体反映上述两个主题。第一组极点是“修身与平天下”。他说：“像《论语》这样的作品中的一个中心的极点就是自我修养（修身、修己）导致个人的自我实现（最高品德‘仁'或‘诚'的获得），以及天下的有序和和谐（治国平天下）的极点。”[13](p49)“修身”与“平天下”这两个目标在儒学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第二组极点是“内外王国”。所谓“内”的王国是指“个人的天生的精神和道德能力”，所谓“外”的王国是指“客观的规范的文化秩序”。[13](p51)“‘内'和‘外'的极点关涉的是最直接关系到这些理想的实现的两个现实的王国。”[13](p51)第三组极点是“知和行”。“知和行”同样是“儒学的基本的价值”，儒学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将二者联结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13](p54)史华慈认为，这三组“极点”在儒学“传统中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具有持久的重要性”[13](p57)。

史华慈强调指出，由上述两个主题和三个“极点”可以看出，“儒学具有它自己的问题”，因此“不意味着几乎为所有自称为儒家的人所采用的各种假设并没有共同的内核，也不意味着儒家学说与其他思潮之间并没有界限（尽管这些界限可能是模糊的）”。[13](p58)史华慈认为，就其内容来看，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儒学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并不能匆忙地由此论定儒学完全无法与现代化相容。因为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儒家的许多思想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比如，“礼”的根本目的是维持等级制的基础，加强统治者的权威。这一点在古代中国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古代民主制度只有在城邦国家内才有可能实行，而非所有的国家。因此，在一个疆土广大的国度中等级制的权威显然是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即使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等级制色彩很浓的“礼”也仍然有它的价值，而不可一笔勾销。史华慈说：“孔子关于人们如何的权威和不平等的权力行使人道化的问题我们仍会遇到，不论我们对它的解决办法有何看法。”[14](p70)总之，史华慈认为，儒家文化虽然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显而易见，这一观点不仅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构成了威胁，而且对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说”形成了挑战。无论是在费正清还是在列文森，儒学的“形象”都是负面的，而在史华慈，儒学的“形象”则是正面的。这是“哈佛学派”儒学观的一个重大转变。

关于“哈佛学派”的儒学研究，我们还必须提及同样出自费正清门下的柯文。柯文作为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他对以前的儒学研究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他认为，流行的儒学观大概有三种：一种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这种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冲击，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模式。第二种是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说”。这种模式认为中国社会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而西方现代社会是世界各国发展的范本。因此，只有在经历西方的冲击后，中国才能向西方式的“现代”社会前进。第三种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这种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发生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解体、民族灾难和无法前进的祸根。柯文指出，所有这三种模式实际上都是“西方中心论”下的结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工业化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是世界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而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内部是始终无法为这些变化提供前提条件的。因此，它们都认为19、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历史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堵塞了从中国社会内部来探索中国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

柯文认为，“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必然导致对儒学的歪曲。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ethnocentric distortion）。”[15](p53)针对这种弊端，柯文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上述三种儒学观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对于这种新的研究模式，柯文归纳了四个特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15](p201)为了准确界定其儒学观的含义，柯文解释道：“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件。”[15](p210-211)很明显，“中国中心观”是一种全新的儒学研究模式。历史地看，如果说史华慈对费正清和列文森的儒学观形成挑战和威胁的话，那么，柯文则对费正清和列文森的儒学观进行了彻底颠覆。他以对“种族中心主义”的严厉批判完成了从史华慈开始的“哈佛学派”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

三

在上世纪中后期，费正清所开创的“哈佛学派”代表了美国早期儒学研究的实力和水平，而且也渐渐统领起整个西方世界的儒学研究。这当中，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哈佛学派”儒学观的奠立、嬗变与走向成熟：费正清所提出的“冲击-反应说”的预设是把儒学看作一个封闭、僵化的理论系统，这个系统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它是不会进步的。列文森所提出的“传统-现代说”无疑是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的具体化，它将费正清所认定的封闭、僵化的儒学描述为“博物馆”哲学，意即儒学只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而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不过，到了史华慈这儿，其儒学观发生了较大变化，他认为儒学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儒学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他虽然没有明确反对费正清和列文森的儒学观，但实际上他已从负面地看待儒学转向正面地看待儒学。这是“哈佛学派”内部儒学观的一个重大转变。继而，柯文最终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主张正面地面对和研究儒学这种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完成了由“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标志着“哈佛学派”的儒学观的成熟。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史华慈和柯文儒学观的变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费正清和列文森思想的基础上递进的。

透过“哈佛学派”儒学观的嬗变，我们大致还可以看出如下线索：其一，由域外到本部的线索。最初美国的儒学研究并非本土的学问，而只是传统欧洲汉学在美国的“移植”或“翻版”。然而，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努力下，美国本土的儒学研究逐渐建立起来，而且还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其二，由盲目排斥到同情式表述。无论是费正清，还是列文森，他们的儒学观都把儒学看作因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而应在排斥抛弃之列。而到了史华慈和柯文，他们不再取盲目排斥态度，转而开始对儒学持一种同情式的理解态度，进而开展了客观的理性的研究。其三，由望文生义到信而有征。由于美国儒学研究的晚出，故费正清等人的儒学研究有很多望文生义和格义附会的成份。然而，到了史华慈以及后来的柯文，其抛弃望文生义和格义附会而重信而有征之深入的研究倾向已十分明显。相较而言，美国的儒学研究从费正清到柯文是从关注宏大的理论视野到深入的微观考察的转变。这样三条线索是“哈佛学派”儒学观的变化所可透显出来的，而这透显出来的线索基本上反映了美国早期儒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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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1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第6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 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 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 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 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 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 [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 [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 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 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 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第7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儒学；困境；儒学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价值的载体，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先进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以儒家思想唱主角的读经热、儒教热、国学热方兴未艾；虽然儒学会议接踵而至、儒学著作层出不穷、儒学论文漫天飞舞、儒学课题纷纷立项；虽然儒家思想寻找到宗教儒学、哲学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等不同的存活方式，然而在我们看来，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上陷入了非常大困境，并且阻碍着儒学的继续发展。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体的困境――儒生群体的缺乏、迷惘和无信

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播、研究和践行中，作为主体的儒生群体变小，缺少了像历史上有组织有信仰地从事儒家思想宣传工作的队伍，使对儒学的研究和宣传成为少数学者的工作。同时，在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他们的学术行为要受到学校或研究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时间上不能保证对儒家思想阐发和研究的持续性，在思想上不能保证阐发儒家思想的价值独立性，并且在诠释儒家思想以及选择思想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也存在迷惘。主体的无信则是说在当今儒家思想的实践中，能做到“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儒家的理想、儒学的大义、儒者的原则付诸行动者少之又少，也就是说，儒生群体在生活中能坚持并且实践儒家价值观的着实缺乏。正如李文森所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上虽然眷恋传统，理智上却与传统疏离。可见，在传播主体、研究阐发主体、信念主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儒家思想的确陷入了困境。

（二）存活的困境――社会基础的根本改变

传统儒学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宗法制，在此基础上,儒学建构了基本的伦理体系,确立了以伦理道德思想为指导、以各种礼仪为载体的作用机制,并延续下来成为文化传统。家庭、宗族、社学、书院、乡约都是儒学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形成了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1。然而这个社会基础,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大大地毁坏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代替了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宗族规模逐渐缩小,人们的血缘宗亲观念日益淡薄,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随着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儒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热土,成了无源之水,只剩下抽象的理论,举步维艰。

（三）认知的困境――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或诠释

一是以功利的态度利用儒学，把传统思想文化视为牟利的工具。如大搞形象文化工程，利用群众对儒学的热情，不顾及本身的学术水平举办一些低劣的国学班、出版一些错漏百出的儒学读物等等，把儒学当做牟利的幌子。二是片面地利用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忽视对其思想本真的把握，对其进行不全面或者夸张地解释。比如现代社会常用“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来树立人类正确的天人关系态度，告诫人类与自然本是一体。看起来，这种解释非常圆融，但“天人合一”的本意并非如此。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张载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二程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要说明的是“天之道”与“人之德”的关系，认为“人之德”与“天之道”的合一，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其中并没有包含要求人理性地、可持续性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内容。三是过分拔高儒学的现代价值。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排斥西方文化，抵制文化的交流，要求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洁性”，甚至像某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那样把儒学抬到宗教的高度，提出所谓的“立儒教为国教”，甚至表现出反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基本立场，诸如：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等等。2

（四）实践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实践的困境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及其主张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本是“极高明而道中庸3”的，即是说，儒家思想一方面属“形上”之道，另一方面也是日用庸常之道(器)，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是相当普及的。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和儒家群体的减少，儒学成了一种“精英文化”，如儒家思想中提倡的“舍生取义”、“仁者爱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种高尚的思想与人们生活缺乏沟通和联接，让一般人敬而远之，在现实社会中难以真正地实现。此外，儒学在现代仅被作为知识来传授,其实践性和真精神却被日渐淡忘，或者说人们缺少把儒学中的高尚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当中。这无异于买椟还珠，儒学丢掉了最宝贵的精神,空守着经典故纸堆,其复兴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某些儒家思想研究者可以把自己的体系做到圆融精巧、自成一体，但却往往忘记了儒家思想的担当和责任，不仅没有积极地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检讨和批判，反而去粉饰太平、掩盖问题、歌功颂德，或者只埋头研究儒家思想，而忽视了其现代作用或者突破发展困境的方法。可见，当儒家思想仅局限于作为少数人把玩的对象时、当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无法在生活中兑现时、当儒家思想研究回避其在社会本有的张力时，儒家思想的理想与现实社会脱节，其发展陷入了实践的困境。

由于儒学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要复兴儒学仅仅凭一腔热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儒学之“潮”已经被热情掀起了，但如何使这个“潮”来得更加富有活力，更加“理性、健康”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正如贺麟所言：“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4（1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浙江；金华；321004；2浙江师范大学 数理与信息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参考文献

［1］ 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N］.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

［2］ 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8(4).

［3］ 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M］.山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J］.纽约《知识分子》1985年秋季号.

注解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0页。

第8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五四运动”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第9篇：儒家文化研究范文

刘述先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哲学界视其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言人”。他虽已年届古稀，却仍然活跃在中国哲学的前沿领域，他学贯中西，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以《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中国哲学与现代化》、《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等的著作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宏博精深、融通中外、会通古今、自成一家言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海内外广为流播，影响深远。作为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新儒家，他既具有坚定的学术信仰，又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

以这位对中西哲学涉猎甚广的当代儒者的思想学说为研究对象，前无借鉴，难度颇大。姚才刚博士迎难而上，敢攀高峰，反映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这部约23万字论著的构架及其论题的逻辑展开来看，作者在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全面把握海内外儒学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对刘述先的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且具相当深度的学理分梳，该著具有以下特色与创获：

选题具有前沿性。该著首次对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细密梳理与系统分析，阐释了其思想源渊、学思历程、学术成就及学说特质，尤其深入研究了刘述先有关“理一分殊”、“两行之理”、“哲学全观”等方面的论说。作者在评析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过程中，对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前沿问题，亦作了富有创见的思考。尤其是对现代新儒家所谓“门户”问题、“道统”问题、“内在超越”问题、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等热点问题，作者的分析肯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得出了一系列饶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在对刘述先学术思想渊源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之后，作者将刘述先的学术思想定位于方东美和牟宗三之间，且从存有论和宗教哲学的角度，着重强调了儒家的仁心与生生精神的现代价值，这是较为准确的，道前人之所未道。作者还首次指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尽管“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家使用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刘述先对此范畴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把它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试图解决当前中外文化所面临的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紧张与冲突，同时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及中外文化的会通架起一座桥梁。作者的这种分析深得刘述先学术的真精神，论证也充分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