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精选(九篇)

第1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全面二胎”政策，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浪潮。在人口政策转变的特殊时间节点，居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居民生育二胎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文献综述

张丽萍等（2015）研究发现，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较低且保持稳定，全部育龄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杨怡丽等（2015）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得出经济条件、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环境因素等对二胎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谭雪萍（2015）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二、访谈设计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本文筛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四位受访对象，全方位涵盖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群体。在对访谈问题的设计上，本文基于大量相关研究文献和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整合出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各个主客观因素，且根据受访对象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三、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

（一）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要二胎

1.城市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经济条件好，足以负担二胎费用。在城市中有较高且固定收入的家庭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前提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第二胎小孩的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等费用。同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会考虑到以后财产继承的问题，为避免一个孩子出现意外而不能继承遗产，所以会选择生第二胎，以防万一；第二，避免一胎子女出现以前独生子女诸如相对自私，唯我独尊等缺点。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备受关心的特殊地位，极易出现自理能力弱，缺乏合作意识和分享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等缺点。家庭选择二胎，可避免此类问题，对孩子成长、性格塑造大有裨益；第三，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家庭四个老人只有一个小孩，也就意味着这个小孩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生病不能出意外甚至不能远嫁，就连工作也不能离家太远，但是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孤单守在家无人陪伴家庭的问题很难解决。

2.农村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儿女双全等。农村中年家庭还是有一定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认为家中必须要有一到两个男孩，现在政策允许，所以他们选择继续生第二胎；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农村的养老问题是其民生问题中的薄弱环节，为老有所养，他们选择生第二胎，同时也是为减轻一胎小孩养老压力；第三，满足老人的意愿，促进家庭和睦。很多家庭生二胎是迫于老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促进婆媳关系，增进夫妻感情的一种方法。

（二）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不要二胎

1.城市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生二胎经济成本太高。城市生活压力大，消费水平高，生育小孩投资成本高，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放弃再生二胎。其中显性成本包括：生育费、奶粉玩具零食等幼儿时期开支；教育经费；医疗费用；结婚买房买车等一系列支出。隐形成本包括：生二胎会影响到母亲的事业发展，必要时母亲为照顾两个小孩放弃工作，增加了父亲的工作生活压力；如果母亲产后继续上班则需要增加聘请保姆费用或者麻烦老人，增加老人生活压力。同时对于一对夫妻来说具有巨大的抚养赡养的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第二，一胎小孩的反对。由于第一胎小孩占有欲强且已经习惯当下的生活状态，拒绝与另一个小孩分享现在的一切，分享家人的爱，所以反对家庭再生。继“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很多一胎小孩为反对家庭再生而做出种种惊人举动导致一部分城市居民放弃生二胎；第三，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居民老有所养。城市居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保障，不再依赖孩子解决养老问题。

2.农村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难以承担高昂的抚养费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少，经济拮据，无力负担抚养第二个小孩的各种费用，迫于经济压力而放弃生二胎；第二，社会性别比失衡，农村出现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而且结婚费用高昂，多生孩子尤其男孩，导致其家庭在子女的婚姻方面的经济负担重。

第2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长，到2015年人口总量已经达到13亿。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突出，引发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远大于收入，即抚养比下降。除此之外，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为了防止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超低生育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二、二胎政策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

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高出生率、高增长率的势头很快被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下滑。数据显示，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由1971年的23.4%直线下滑到4.96%。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处于人口老龄化过渡时期，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且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征。根据拉文斯坦的推力-拉力理论，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济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劳动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使得东部地区老龄化放缓，而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加速，并且这种态势仍在加剧。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人类本身是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马克思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既是生产力也是消费力。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不仅造成消费不足，也造成了生产要素的短缺。人口的老龄化还使劳动力的供给格局发生变化，不但造成劳动力资源短缺，还引发劳动力老化等问题。老龄化的队伍缺乏创新精神，阻碍大众创新的发展，从而使创新与进步缓慢。老龄人口的增多限制了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得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此外，老龄人口的增加加重了政府的养老负担，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低生育陷阱”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生育水平开始下降，在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1971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4，201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为1.55。根据人口学规律，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才会达到合理的更替水平，既不会出现人口的快速增长，又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低生育率带来的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得劳动力价格上升，直接造成外资转向更加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其次是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青年人数，这对养老所需的人力和财力都是个不小的挑战。有学者预测，2030年以后，我国供养一位老人将需要两个劳动力。劳动力同样也是消费的主要人群，拉动内需的主力军，所以生育率低使得我国经济前进动力不足。中国过低的生育水平将在不久的将来达到15亿的人口峰值后进入负增长状态，人口结构将呈现“倒三角”型。

（三）家庭结构

计划生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结构，缩小了家庭规模。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2010年则缩减至3.1人。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家庭呈现“421”的结构，家庭的基本功能（生育、养老）弱化，年轻人婚后将面对双方父母四个人的养老负担以及来自住房、工作等方面的压力。

三、二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短期内拉动内需

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拉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出口、投资出现下滑，必须转向内需拉动。而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短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当前的育龄妇女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属于工薪阶层，面对未来抚养孩子所需的巨大支出，大多选择只生一胎，二胎政策的执行率可能只有8%。但单独二胎、全面二胎实施以来，“70后”的大多数以及部分“80后”“90后”每年能带来将近100万的人口，将会带动相关产业与服务的需求。全面二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中长期对于老龄化的缓冲。二胎时代的到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使老龄化速度得到有效减缓。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到，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所以未来我国人口在中长期内应保持一定增势。

（二）中长期为房地产创造需求，延缓老龄化，保持人口红利

首先，房地产业将会在中长期受到二胎政策的影响。二胎政策为住房创造了一定需求，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人们更倾向于置换或租住更大的房子，并且人们依旧会热衷于对二胎教育有利的学区房，可以说二胎政策将是未来房地产发展的人口红利。有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胎后，在2050年，20～40岁的人口比例将比不放开二胎增加4%，增加的人口将达到1.28亿，这将直接使房地产从中受益。住房需求的增多缓解了楼市泡沫，使房价趋于稳定与软着陆。其次，从中长期来看，二胎政策有利于缓和养老保险收支压力。由于老龄化严重，我国养老保险已经跟不上老龄化的增长速度。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超过2万亿元。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中断社保的现象普遍，这一数字可能还在增加，老无所依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府不仅出台了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而且放开二胎政策同样有利于养老保险的收支趋于平衡。最后，全面二胎政策能够改善人口结构，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型，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何谈人口红利。而二胎政策的出台正是为增加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优势就在于劳动力充足以及价格低廉，而现在的人口结构使得更多的外资公司甚至国内的制造企业转向劳动力更廉价的东南亚市场，这一切都在说明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后果。而二胎政策是劳动力市场的福音，在中长期发展阶段，该政策会为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多新鲜血液，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使人口红利继续延续。

四、结论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身为独生子女的“80后”“90后”的生活观念不断改变，人们放弃“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这导致二胎政策遇冷，居民生二胎的积极性不高。央视公布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3～2014》显示，有52.9%的独生子女仍然坚持“只生一个好”。所以，政府在实行二胎政策的同时，还要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完善上学、就业和医疗等配套政策，为家庭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以提升他们的生育愿望。人口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其对于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而二胎政策正是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的有力举措，其影响将会更为深远。相比政府通过完善社保制度等措施来拉动内需，二胎政策实施起来相对简单且拉动内需能力强。综上所述，二胎政策可以有效解决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通过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来改变人口结构以及延续人口红利，从而使得经济得到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晶.基于人口红利视角下中国人口转变效应的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2]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3]大渊宽,森冈仁.经济人口学[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孙祁祥,朱南军.中国人口老龄化分析[J].中国金融,2015,(24):21-23.

[5]德庆贡布.以经济学角度观“二胎政策”[J].智富时代,2016,(5):112-113.

第3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儿童的数量决定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自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数量逐渐增加，教育事业也由此受到了相应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研究二胎政策对学前教育行业的影响，并分析学前教育事业在二胎政策影响下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学前教育；影响；对策

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直接促进了中国儿童数量的增加。学前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初级阶段，面对儿童数量迅速增加的现象，在教育质量、教育市场、教育方式、教育发展规划等方面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学前教育在二胎政策的影响下，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分析出了适合学前教育新发展的对策，并针对分析对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在教师管理方面，将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学前教师的专业能力。在国家管理方面，政府将加强对教育事业的扶持。在体质研究方面，教育本身应当探索出符合时展的新体制。

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影响

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学前儿童的数量

二十世纪中期，为了控制中国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政府提出并实施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提倡少生优生。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发展状况来讲，无疑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减少中国人民物质需求的同时，提高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增加了中国家庭的总体收入，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青年消失在了无情的岁月之中，用人生的阅历与美好的青春换来了逐渐苍老的身躯，在时光中走向了自己的老年时代。从而导致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现象。面对这样的生存发展状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为青年父母们打开了拥有两个孩子的大门，使更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生育二胎，解决家里一个孩子过于孤单的状况，减少独生子女经济压力与精神压力过大的现象。二胎政策的开放促进了年轻父母生育观点的改变，在他们选择拥有第二个孩子的同时，不仅改善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提高了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数量，还导致了学前儿童的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现象，增加了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数量。总而言之，“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实施，在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同时，影响了中国学龄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加了学前儿童的数量。

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质量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越来越好，人民拥有越来越富足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人们开始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并渴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拥有更加富足的生活。正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每一位家长的期盼。为了实现家长的期盼，学前教育作为孩子发展的初期阶段，将承担更加重大的社会责任，为广大儿童的家长分担更加繁重的教育儿童的负担。学前教育机构不仅要在学前教师师资水平上提高教育质量，更要在教育环境上提高教育质量，摆脱单一的教学环境，为儿童提供更好地学习环境。自二十世纪中期提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后，我国儿童的数量就呈现逐渐递减的现象。面对这一现象的产生，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也呈现逐渐下滑的现象。导致学前教师的数量较少，拥有专业学前教师水平的专业化人才较少，教育环境质量较低。这一长期发展的教学模式，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实施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学前教师在管理儿童方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平均每名教师要管理24名学生，但是，按照国家的明文规定，每名学前教师要管理7名儿童。可见，现如今的幼儿园教师数量与国家规定的资源配置不符，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容易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例如，有这样一位现如今已经15岁的妙龄女孩，她在儿时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由于师资配备少而影响一生的事情，这位女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活泼好动，自己独自的走进了一个装满热水的大锅旁，当时其他的老师正在忙着管理儿童吃饭，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女孩的离开，可当老师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是这位女孩掉进热水中，发出求救的时刻。就这样，这位女孩的腿上一直留着一道深深的烫伤疤痕。由此可见，幼儿园教师的数量应该随着儿童数量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以使每一位学前教师可以全心全意的照顾到每一位学龄前儿童。并且，为了实现培养优质儿童的目标，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加强专业化教师的培养，使教师可以在生活能力、艺术培养、文学底蕴等方面影响正在茁壮成长中的儿童们。

3、“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市场发展前景

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学龄前儿童所决定的，儿童的数量越多，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就越好，相反，儿童的数量越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就越慢。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提出，导致中国儿童的数量呈现持续下滑的现象，从而导致学前教育的市场发展前景受到了阻碍。但是，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后，中国儿童数量逐年递增，学龄前儿童的入园率逐年增加。根据相关人士的推测，在2016年至2020年间，幼儿园入园儿童将在原有儿童的基础上增加1000多万。这一明显的数字变化，呈现出了中国学前教育市场的发展状态。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极大程度的促进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儿童需要培养能力、掌握知识的生存发展状态下，学前教育的市场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儿童的数量，扩大了儿童对于学前教育的需求，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市场发展前景。

4、“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教学方式

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无疑是说明了在中国家庭中，有更多的父母可以幸福的拥有两个孩子，使更多的孩子可以拥有兄弟姐妹、拥有形影不离的陪伴，使更多的儿童远离孤单童年的阴影。虽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开放为不少中国家庭带来了欢乐，为更多儿童带来了陪伴。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它也为不少的中国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与精神压力。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每一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这种期盼，不仅仅针对自己所拥有的部分孩子，而是针对自己所拥有的所有孩子。所以，综上所述，二孩的降临不仅不会减少中国父母对教育事业的忽视，反而还会增加父母们对学龄前儿童能力的培养。在生存环境的压力下，父母们为了拥有更多的时间走入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会选择将适龄儿童送进幼儿园，将培养儿童的重担传递给学前教育事业。从此，怎样培养儿童的综合能力、如何增强儿童的生存本领、如何影响儿童的思想与行为成为学前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独生子女时代，学前教育模式主要是以每个家庭中拥有一个孩子作为儿童成长环境的客观标准，在有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学前教育教学方式的特点主要是“填鸭式”教育、“不服输”教育。并且，在注重培养儿童智力、智育的同时，大多数教育机构缺失了对儿童的德育方面的培养，使部门儿童养成了独处的个性，不喜欢融入集体生活，也不懂得如何与其他同龄人相处、交流。这样的教学方式，不适合现在的学前教育教学方式，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每个二胎家庭中都增添了一个与大孩年龄相仿的同龄人，这就使得每个家庭的生活压力变大，儿童应该被培养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应该被灌输团结合作、与他人和平共处的思想。所以，现在的学前教育应该从教育独生子女的教学方式走向教育多个子女的教学方式中。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培养儿童的独立生活能力，例如培养儿童自己吃饭，培养儿童自己午睡。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儿童传授知识，培养智育，还要向儿童讲授社会道德与优良品德，从小培养儿童的德育。在儿童玩耍的过程中，学前教师应该从细节之处培养儿童的团结协作能力，使儿童可以与家中的兄弟姐妹和平相处，以减轻父母教育子女的负担。总而言之，学前教育的教学方式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受到了影响，为了适应时展的潮流，学前教育单位机构应该改变教学方式，以培养更多适合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

5、“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出现生育高峰期，在出现儿童数量瞬间剧增的现象后，很多中国家长有了“入托难，难于上大学”的想法。可见，在儿童数量突然暴涨的年代里，儿童走进幼儿园也成为了一件艰难的事情。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初期，中国儿童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现象，在这一现象的趋势下，中国学前教育大多数为公立幼儿园，并且入园轻松。可是，现如今，中国儿童数量逐年递增，中国幼儿园数量明显有限，在这特殊的发展空间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严重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发展前景规划，使中国出现民办幼儿园，并使民办幼儿园受到了广大家长的关注。这不仅是学前教育发展史上的机遇，也是学前教育事业的挑战。

二、学前教育事业面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发展对策分析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前教师能力

学前教师，作为儿童成长路上的引路者，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巨大的责任与义务。现如今，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位家长都提升了儿童培养的重视度，试图全方位、多领域的培养自己的孩子。在家长重视儿童能力培养的同时，意味着学前教师也应该具备良好的综合能力，以符合儿童成长的需求。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由于儿童数量的增加，导致学前教师的数量比例减少，从而影响了学前教育水平。面对教师数量少、儿童需求高的现象，学前教育事业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前教师能力，以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不仅要增加学前教师的数量，更要提高学前教师的质量。在大学教育中，应该加强对学前教育专业的重视度，开设学前教育专业，为社会学前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向社会输出更多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在学前教育人力管理中，应该扩招学前教师，缩小教师与儿童的比例，调整学前教师的管理压力，提高教师的管理质量。在学前教师入职前，应该加强对幼儿教师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制定出符合实际标准的教师准入制度，使每一位学前教师在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前就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增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在学前教师入职后，幼儿园应该定期进行教师培训，使他们在不断的培训学习中逐渐增强自己的教师能力。在提高学前教师能力方面，主要应该增强幼儿教师的综合能力，使他们可以对儿童言传身教。例如，在大学教育的学前教育专业中，培养学前专业学生琴、棋、书、画的能力。为学前专业学生开设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在音乐课上，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讲授乐理知识，并教授他们弹奏、演唱儿歌，增强幼儿教师培养儿童音乐天赋的能力。在美术课上，教授学生绘画儿童画以及绘画花草、动物。在舞蹈课上，教授学前专业学生儿童舞蹈，培养他们拥有童趣、带动儿童一起舞动心生的能力。在剪纸课上以及粘土课上，培养专业学前教师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以促进儿童在经过学前教师的培养后，可以从小拥有创新性与创造性。当然，对于学前教师能力的培养不仅仅要体现在大学教育课程中，也要体现在专科、研究生等多个教育领域中，以促进社会拥有更多专业化的学前教育人才。总而言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前教师的综合能力是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关键，对学前专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国家政府机构加强学前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儿童数量的增加，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首先，政府应该在资金上对学前教育机构加以扶持。通过资金的投入，扩大学前教育规模，增设学前教育班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学龄前儿童人数。其次，政府应该在学前教育环境上加以投资。目前，已经有部分幼儿园拥有独立的儿童厨房、独立的儿童娱乐室等一些促进儿童成长的优质环境。但是，这种拥有优质幼儿园的数量较少，只有满足部分富裕儿童的需求。为了让中国儿童普遍可以拥有这样的学习环境，政府应该加大对幼儿园环境的资金扶持，使普通幼儿园也可以改善一下学习环境，为儿童营造不一样的学习氛围。最后，政府应该在政策上扶持学前教育的发展，从教育层面与管理层面出发，利用政策文件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总而言之，政府的支持是学前教育得以良好发展的依靠，为了促进中国人民从小拥有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扶持力度。

3、学前教育加大教学宣传力度，树立符合时展的学前教育观

宣传，是指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从而影响受众的思想、引导受众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无论是在国企单位还是在私营经济单位，都会设有宣传部门，利用宣传部门，将企业的内在进行加工、提炼、宣传，使自己所属的行业为广大人民所熟知，并理解其中的理念。例如广告传播，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通过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介，向广大受众传播产品信息，使广大消费者喜爱此广告所传播的产品，这就是宣传的效果。利用一定的方式、通过一定的理念，影响他人的行为。由此可见，宣传效果是显著的，宣传的作用是明显的，宣传效果的实施是必要的。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许多家长、学前教师、学前教育管理者的观念还都停留在之前的独生子女教育观念中。为了改变影响学龄前儿童发展的关键性人物的观念，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加强教育宣传的力度，培养学龄前儿童的综合能力，使学龄前儿童懂得分享的意义。并通过宣传行为，影响人们的观念，为学前教育事业树立符合时展的学前教育观。在宣传手段的选择方面，首先，学前教育机构可以选择网络宣传，通过微博、微信、贴吧等一系列传播信息的媒介向广大学前教育者与广大家长传递新的学前教育观。其次，学前教育机构可以选择通过广告播放进行宣传，如同公益广告的宣传形式一样，通过深入人心的广告，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最后，学前教育机构还可以采用面对面传播的宣传方式，通过口口相传，向身边的人传递新的学前教育观。当然，宣传的手段有很多，学前教育可以通过不同的宣传手段实现教育宣传的目的。总而言之，树立新的学前教育观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的必要阶段，对学前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达到树立新学前教育观的目的，学前教育机构必须大力实施宣传力度，促进新学前教育观以最快的速度被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所熟知。

4、努力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差距，加强农村学前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呈现持续上涨的现象，国民的生产总值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国家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投入力度也明显加大。但是，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我国教育事业的总体水平呈现上涨的趋势，但是，城乡教育水平的发展还是及其不平衡的。在城市，教育体制与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呈现一片大好的发展的前景。但是，在农村，政府对于学前教育水平的投入明显不足，学前教育机构本身也并没有符合时展的潮流。在很多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水平仍然呈现落后的状态。面对农村学前教育的现状，应该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水平，加强农村学前教育的管理，争取以最快的时间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距。农村学前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要体现在农村学前教育的数量方面，还要体现在学前教育的质量方面。在努力开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同时，增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教学质量，改善农村儿童的学习状态。现如今，农村学前教育水平落后的现象有很多。例如，在部分农村地区，儿童没有正式的班车，上学的方式除了步行就是家长骑着自行车接送，这样的求学之路，足以反映出了农村教学质量的落后。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增加班车的数量，以保证儿童每天拥有顺畅的交通方式。在农村地区，教师的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农村儿童的成长，所以农村学前教师的师资水平必须要得到提高。农村儿童的家长与城市儿童的家长不同，大多数父母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据统计显示，将近50%的农村父母为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40%的父母为初中文化水平。这样明显的比例说明了农村父母无法正常的向儿童传递教育知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成为影响儿童学习知识、影响儿童成人成才的重要人物。在承担如此巨大压力的状况下，在农村地区担任学前教师的工作者们，更应该加强对教师能力的培养，从儿童本身出发，根据农村儿童的现状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案。按照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儿童们传授适合他们学习的艺术特长与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增强儿童的学习能力，培养他们拥有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想法，以此来提高农村人民的总体文化水平。在农村学前教育管理方面，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增强学前教师的师资待遇，避免教师受到外界利益干扰，出现人才外流的现象。并且，学前教育机构也应该制定出明确的管理体制，保证学前教师对每一位儿童负责。总而言之，我们应该重视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三、结语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于2016年初迎来了新的发展对策，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既是生育政策的一次调整，也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在二胎政策的实施下，不仅解决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问题，还增加了中国劳动力的数量。可见，二胎政策的实施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改善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在二胎政策逐渐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儿童数量的增加导致学前教育事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学前教育事业内部的教育质量与教育形式，还影响了教育事业外部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逐渐地得到了改善与发展。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学前教育将作为中国教育的起步者，在扩大发展空间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实现培养优质儿童的目标。

作者：魏玮 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利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及措施[J].亚太教育,2016,(25)

[2]郑益乐.“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影响及建议——兼论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现状与前景展望[J].教育科学,2016,(03)

[3]李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及措施[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04)

[4]郭元凯,胡晓江.“单独两孩”政策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影响——兼论未来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J].中国教育学刊,2015,(02)

[5]梁文艳,王玮玮,史艳敏.人口政策调整后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与教育需求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4,(09)

[6]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02)

第4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摘要：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传统农村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观念。而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也逐步走向非农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农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广大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们这个团队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二胎政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以我校所在地的南岸区村民为调查总体展开调查。通过对南岸区部分村民的调查和结果分析，深入反映重庆农村普遍民众对开放二胎政策以减轻养老负担的看法。 关键字：二胎政策 调查 分析

一、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0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

二、农村生育观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观

今天的农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们有了更多的积蓄来干别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以及农村传统思想的病根，在计划生育观上仍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调查，接近90%的村民认为农村不该多生，在多数城里人看来，只有一个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认为农村家庭两个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们看来两个并不为多。在对待农村生育与中国人口压力的问题上，35%的村民肯定农村超生会增重国家人口压力，应该严格控制农村计划生育，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给出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家人口压力与农村无关，只要人家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接受罚款就让生育二胎。

中国人口压力因农村超生而加大。这是最为严重也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关系着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村的落后制约着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对中国而言，农村是其兴衰的命脉。我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为何我们只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显然是人多!计划生育是针对中国人口压力大而制定的一项国策，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严格按照要求，有计划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对你愿意生二胎这个问题我向所询访的几十个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40岁，结果分析，其中，大约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约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 该查询拜访预示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主要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大多的夫妇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妇只愿生育一胎，极少部分夫妇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岁。

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各种原因，我国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虽然连续举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为了缓解国度老龄化趋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节制尺度上有所放宽，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 的夫妇开始考虑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农村许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许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有些人表示，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换了，以后老年时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一些35岁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读书，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可以说是为了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宁愿违反政策规定，被罚款也要生二胎。

而对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来说，原因有三点：1.政策这道红线不敢逾越2、生儿生女都一样。第三点也是大多数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另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3、重男轻女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衰妇。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大多也变为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父母晚年才会有依靠。本次调查显示，85%的被访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别的。在现在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孩子的性别不介意，但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会介意，喜欢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访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会有失落，但也不会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将来孩子面临就业压力和社会挑战也是一样的。

农村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但隐含着对男孩的偏好。诚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养儿防老的观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会化养老程度低下，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靠养儿去防老。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育政策的实施之果，更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城市则提供了农村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之源和榜样的力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识开始通过打工者的渠道，对农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从这次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多年来，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导，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和抚育观的进步，这其实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大步。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改变虽然通常比较缓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农村居民生育观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提前有所准备。

三、调查结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9%，高于全国比例2.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将超过1637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8%。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城乡空巢家庭、农村五保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根据《XX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规定,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个再生育条件之一,均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非农业户口的夫妻再生育条件有4个：

一,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经医学干预后,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

三,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农业户口的夫妻在以上4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了4个条件：

一, 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二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的;

二,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聚居区,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部分山区农村的独生女户,少数民族户或边远高寒大山区的独生子女户;

另有两个条件没有户口限制：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民众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见大多数民众对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访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儿女双全的思想，和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经济允许、减轻子女生活负担和喜欢孩子等。农村居民被访者中原因较为均衡，相比而言选择养儿防老的更多。根据调查员的得询问和调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保、退休金较为齐全，农村居民则不完善，所以他们认为养儿防老较为重要。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较少的农村居民被访者会选择经济允许，主要原因：在农村消费支出较少，抚养孩子的代价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开放，针对经济允许的家庭，可以试行;全面开放后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国民的素质水平。不符合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所以可以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或地区试行允许生育第二胎，来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等建设，使其养老要得到保证后可试行二胎政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意见是：

经济允许的家庭和地区试行开放第二胎，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建设后可开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开放，最终看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确实有必要性，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出发点就仅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边环境的考虑。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约有40%的人觉得国家应该出台的二胎政策来降低或缓解我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认为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减轻下一代的养老压力。还有较少比例的人群选择开放二胎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劳动力，而且每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

开放二胎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当然开放二胎也会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口压力、经济压力还有家庭负担等，其中经济压力大和家庭负担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对策

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哪些家庭开放：

现在我国已经从十一五规划过度到了十二五期间。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也在考虑此问题，很多专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认为二胎政策一旦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涨。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符合国际规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所以开放或者试点开放二胎政策的条件是允许的。因此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出生率较低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家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家庭开放。

就宏观上看，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的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而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在这个高消费的时代，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成为了又一大问题。的确，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容小觑，这不仅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表现明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尤为常见，据统计显示，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人的费用是291570美元。美国农业部发表年度报告说，它的这一估算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但不包括孩子的出生费用和大学教育费用。那么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据媒体报道，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孩子们花了多少钱?这是一笔苦中有甜的糊涂账专家勉为其难推算大致费用。由此可见，人们的家庭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生二胎意愿，甚至是否有能力养一个孩子。当然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第5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二胎；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DOI]10.13939/ki.zgsc.2017.06.220

1 调查背景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全面二孩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新的生育政策背景下，真正受到冲击的正是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生为主的独生子女这一历史特殊人群。本次研究的核心是二胎背景下的理工科高校女性教师真实境况。通过此问题的调查研究，旨在改善高等教育女性的生存不利环境，丰富妇女发展理论，深化女性主义理论，为当代高校理工科女教师走出发展困境，进一步提升自己提供新的思考。

2 调查研究的设计

2.1 调查对象

本调查主要以松江大学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50份，成功回收有效问卷120份，从而得到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职称级别人群对于二胎政策的多方数据。

2.2 样本的基本特征

问卷调查中，样本基本特征通过6个问题设立：性别、年龄、职称程度、您本人是否独生子女、您的配偶是否独生子女、婚育状况。此次被访人中，男性为26人，女性为94人，分别占总数的22%和78%。同时，调查对象集中于本校机械学院、汽车学院等工科学院。

从以上基本特征还可以分析出：

（1）30岁到50岁者，总占比86%，而这一人群正是二胎政策会真正影响的主力军，他们的真实意愿对二胎国策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2）高校教师基本都是高学历，中级和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占比88%，也是对二胎政策真正回应的主要对象。

（3）本人非独生子女的占比67%，配偶非独生子女占70%。此数据显示，原生家庭中有弟兄姐妹的经历者仍然占大比例。这有可能是二胎政策正向发展的有利因素。

2.3 调查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网络、报纸、书籍等渠道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引入了“提出问题―设计问卷―数据分析―解决问题”的环节，具体的方法如下所示：

（1）随机口头调查与问卷调查结合法。通过阅读相关政府文件和网站，了解上海市二胎政策的具体规定，为调查问卷的设计和分析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同时，通过对问卷进行科学、准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为本报告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为报告的最终结论提供了数据支持。

（2）数量研究法。通过对本次调查的统计分析和数据支撑，分析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3）对比分析法。在对问卷进行整理后，从年龄、职称级别、性别、现有小孩数等多角度对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一定程度上预测出二胎政策对高校教师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校工会的工作提供了参考。

3 高校教师对“二胎生育意愿”问卷调查

3.1 生育观念

调查人群理想的家庭子女数目，其中只有7%的教师坚定选择只要一个孩子，赞同有两个孩子的人数高达85%。而从自身角度出发，不要二胎的占22%，愿意自己生育二胎的占47%，不一定的占31%。说明出于现实多种原因的考虑，至少15%的教师是放弃理想模式，是迫不得已选择了只要一个孩子。接近一半的教师是选择二胎政策的。

（1）主张生育二胎的原因中，排名依次是一个孩子孤单不利于成长（80%）、危机感（失独危险）20%、其他（10%）、自己未来的保障（7%）、长辈压力（5%）、坚决不要（3%）、头胎男孩想要女孩（3%）。可以分析出，高校教师关注点首先是从头胎孩子的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培养更优秀的后代，这也非常符合教师的孩子基本都很优秀的世俗看法，因为父母在教育界，眼界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而出于自身的考虑养育二胎的也有27%，譬如老年的保障和失独的风险。其他出于外界压力的原因也有21%，说明在要二胎的问题上，环境压力有但不居主要原因。

（2）主张不要二胎的原因，排名依次是3岁前无人照顾（60%）；养育孩子很费力（50%）；高龄生育危险（28%）；经济压力（23%）；社会保障体系不全，有后顾之忧（22%）；影响个人工作事业发展（13%）；身体不好，怕孩子不健康（10%）；其他（2%）。调查显示，首先不要二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仍然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成长担忧。其次是高龄生育危险的现实，这个二胎政策的实行对目前高校女教师最大的冲击是年龄问题。众所周知，最佳生育年龄是26岁到30岁。此次调查中，30岁到50岁占了86%，所以，高校女教师对生育二胎都有高龄忧患。不要二胎，心有不甘，恐错失机会。要二胎，也有自己身体的担忧。再次是经济压力以及养老问题，我们素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这也是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观念。最后是高校教师工作事业和孩子健康的影响。

3.2 对家庭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组成中最重要的细胞。二胎政策，最先影响的就是家庭。在调查中，调查对象的25%认为该政策影响大，影响不大或者没影响的占到73%。说明，高校教师相对是个稳定阶层，此项政策对教师家庭发展没有极大影响。在生育二胎对家庭的具体影响上，排名依次是经济状况基本允许（50%）；职业生涯影响（22%）；家庭负担难以承受（15%）；完全能承受（13%）；其他（10%）。从家庭经济看，二胎政策对高校教师的家庭负担上不占主要影响，只有15%难以承受。但排名第二的职业生涯影响显示，该项政策对教个人事业前景的发展上有较重大影响。

3.3 对个体的影响

在直接对个体的影响度上，样本数据中的58%认为对职业发展有影响。这和生育二胎影响因素63%的教师认为来自职场压力不谋而合。同时，针对女教师的影响力中，42%认为会延缓职业发展。由此推断，个体影响中，工作仍然是教师个人最大的保障。换句话说，最大的安全感来自工作。

4 调查建议

在“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背景下，高校教师对此项国策还是非常地认同。在高校中，二胎政策的执行，在一定时期内，会引起女教师生育的高峰，特别是高龄生育者。所以建议：

一是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协调配合。以确保生育期间，法律给予母亲充分的福利保障，减轻职业压力，保证再生育女教师的用工、工资、福利、休假等相应的权利，捍卫职工权益，分担养育子女成本。

二是提供有力的卫生健康支持。充分发挥卫生资源丰富的优势，畅通服务渠道，开展生育评估、生育指导、告知风险、提醒日常注意事项等工作，积极引导高校教师的家庭优生优育。特别是面对高龄生育的教师，更要做好以上工作，减轻女教师的心理负担。

三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否愿意养育二胎的教师，很大程度上考虑了第一个孩子的成长感受以及教育资源的运用。所以为了二胎政策的实施，教育部门也要慎重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

四是客观宣传二胎政策的影响，树立正确生育观念。孩子既是个体问题，家庭问题；也是关乎社会，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避免性别歧视问题，降低性别失调比例。

5 结 论

通过此项调查，我们发现本校高校教师对二胎政策有比较全面理性的认识，对国家政策的解读方面也很理性。通过调查，我们也对高校教师在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态度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此次随机调查是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部分工科院系进行的，大量样本是高校理工科出身的女性教师。因此，该调查结果在同类型高校应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第6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专家学者激辩“二胎”政策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行,然后再完全放开。她说:“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

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为此写了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

易富贤说,在人口政策已执行30年这个重要节点上,来讨论“二胎”问题,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国家在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他强调,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易富贤还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他认为,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说,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水平。(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田雪原还认为,过去的3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学者顾宝昌认为:“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

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说:“不论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今年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他说“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如果老是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就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现在人口学界议论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教授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地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1、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当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进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因而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

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他说:“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梁中堂关于人口的算法和试点意见,我认为是可行的。”因此,最终“花”落翼城。

2、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中堂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他说,“在试点启动时,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在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地去进行“家访”,再到后来组织群众开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发展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3、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

“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说。

数据直观地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第7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经济意义探讨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影响分析 全面放开二孩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教育如何应对？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人口增长的效应研究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教师未来就业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90后生育意愿的影响 关于全面“二孩”政策利与弊的思考 关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思考 全面放开二孩后育龄群众的观念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需求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的经济效应 关于适时放开二胎政策的初步探讨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后 全面二孩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探讨 “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的媒体报道分析 “全面二孩”，放开只是一个起点 全面放开二孩“儿医荒”如何缓解 浅析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经济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6]2014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激增上升至12.37%. http：///finance/20150303/688429.shtml.

[7]曾毅. 普遍允许二孩民众和国家双赢[J]. 社会观察，2012，（9）.

[8]王广州，张丽萍. 到底能生多少孩子――中国人的政策生育潜力估计[J]. 社会学研究，2012， （5）.

[9]王广州 . 北京市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 北京社会科学[J]，2011，（3）.

[10]王军.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J]. 南方人口，2013，（4）.

[11]乔晓春.从_单独二孩_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2015，（2）.

第8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金营，再认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35

[2]王桂新，少了老龄化：计划生育遗症，社会观察，2012（09）：28

[3]毛雪颖，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两北人口，2006（3）：59

[4]汗小英，周艺，关于中国人口质量制度引导机制的思考，西北人口，2011（1）：22

第9篇：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

7月21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一度形成共识：在自愿原则下，可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单独二胎”试点。但当天的会议没有讨论具体试点省份。

此前，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部分官员，以及学界人士，普遍预期“单独二胎”试点政策会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主要数据出台后，获得中央批准。《财经》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国家计生委即编写完成《“单独二胎”政策调整指南》，内容包括如何调整政策、如何指导地方、如何应对可能出现问题等。

然而，种种信息表明，即使酝酿经年，各方对人口形势已无太多争议，对生育政策进行“最稳妥的调整”计划，似乎仍被“无时间表”地搁置了。

“单独二胎”初酿

这轮生育政策调整，自2007年酝酿，于2009年正式提上日程。2010年初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知情人士表示，有多种“二胎”方案进入讨论，有按女方年龄分步放开；有按省份逐步放开；亦有如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即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不分地域、不分城乡，也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均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入选，此方案被认为更好地体现了“平稳、逐步、有序、可控”原则。目前，中国内地除河南省，皆已实施“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者，可生育二胎。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先双独、再单独，最终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比较容易被接受”。此外，弥补独生子女家庭为生育政策业已做出的牺牲，亦是个中考虑。

“单独二胎”实施方案，最早设计了“三步走”策略：2011年，浙江等五省首批试点；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则为第三批。最终在“十二五”期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详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独生子女政策谋变”）

2010年11月初，方案经微调后，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当时，包括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内的数位官员，均预计“六普”主要数据出炉之时，即为政策时间表一锤定音之际。（详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24期“计生政策调整谨慎前行”）

然而事与愿违，“六普”之后仍是波澜不惊。

新方案有去无回

今年4月28日，“六普”主要数据公布。国务院“六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已从过去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发展到了目前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中国人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简而言之，总人口增长情况大幅度低于预期。

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为2.1时，代际之间的人口更替大致均衡。“六普”数据面世后，多方测算均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小于1.8的官方调控目标。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对总和生育率的测算结果为1.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的测算结果也仅为1.65左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口总数为13.41亿。较《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提出的2010年人口总量13.6亿人，少了约1900万人。

与此对应，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高于预期。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目前占总人口的13.26％，较“五普”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而10％即为老龄化门槛。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测算，中国老龄化的高峰期，将从过去认为的2038年－2040年，提前到2035年或更早。

因此，“六普”数据甫出，人口学者再次呼吁生育政策调整刻不容缓。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六普”数据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历史上第一次对于人口问题的集体专项学习。主讲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和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于学军。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举措随之而至。5月5日，其下属的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下称人发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5月10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陈立要求人发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人口预测多方案测算，为中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财经》记者了解到，一项主要的测算结果是：假设目前中国生育率是1.5，未来峰值人口是14.2亿人；假设生育率达到1.8，峰值人口在15亿人左右，此两种峰值出现的时间均为2030年前后。6月，在此测算基础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不久上报国务院。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新版方案与2010年版本不同之处在于：这次并未形成选择试点省份的倾向性意见，亦非具体的试点方案，而是能否“开始单独二胎试点”的请示。“只要国务院批准这件事，下面选取试点地区，国家计生委就可以自己来做了。”上述人士表示。

然而，这份放弃了细则，只追求原则同意的请示，上报数月有余，却一直未出现在国务院常务会的议题中。

8月下旬，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究竟哪些省份能进入第一批试点，以及何时试点，现在都充满了变数。此事目前已处于搁置状态。”

地方跳不出来

事实上，按照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政府在法律意义上已将“放开二胎”的权力下放于地方。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但国家人口计生委2008年《关于改革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指导意见》中却规定，“省级改革试点方案要上报国家人口计生委审议。”再次将调整生育政策决策权上收。

今年7月11日，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公开宣布，广东省正式向国家提出了“单独二胎”试点申请，正待中央决定。这是一年内张枫对此事的第二度公开表态，亦是罕见的地方高调申请调整生育政策之举。

张枫表示，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生育政策的调整方面先行先试；目前广东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并连续十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广东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后，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甚微。

有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2010年广东得知国家人口计生委有意进行生育政策调整后，就开始了省内人口情况调研。广东人口调研组的报告估算出，放开“单独二胎”后，该省每年新增出生人口仅为20万人左右，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相比广东而言，上海老龄化的情况更为严重。60岁及以上人口占15.07％，高出全国1.81个百分点，其要求放宽生育政策的意愿更为强烈。但囿于直辖市的影响，上海并未进入最早的试点名单。随后，上海方面遂赴京游说，终于使国家人口计生委原则同意上海进入试点。

同为直辖市的重庆，其主要官员亦曾当面询问国家人口计生委，何时可放开“单独二胎”。重庆人口计生委一位官员在2010年11月曾对《财经》记者表示，重庆将进入了第二批试点名单序列。

浙江省是近年来在调整生育政策上最积极者。由于严格执行计生政策，浙江先于全国遭遇了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出生性别比偏高等问题。2005年，浙江省政府完成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就提出建议，“2010年－2020年实施一方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越早越好。”2010年10月27日，浙江省人口计生委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将实施单独生育政策试点。浙江省人口计生委官网公布了这一消息，这是各省首次对试点方案的正式表态。

然而，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该省一位主要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单独二胎”政策在今年恐无法施行。8月下旬，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该省人口计生委一位官员说，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浙江也不再对生育政策调整表态。

实际上，究竟哪些省份能被列入首批试点，中间颇多曲折。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进入国家计生委内部讨论的，除较广为人知的“五省方案”外，还有过一版“六省方案”，乃至更为激进的“十省方案”―― 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江苏、山东、北京、上海、四川、重庆，十省市全部进入首批试点。“十省方案”征求专家意见的时候，专家们认为，第一批十个省太多了，“这样还不如全面放开算了。”后经反复讨论，综合各省自身调整意愿之后，最后形成了“五省方案”。知情人士表示，在国家计生委内部方案中，各省具体试点政策均不一样，由于各省生育政策本身就有微小差别，目前的各省试点方案系在本省原有生育政策基础上进行调整，并非一刀切。

那些为了挤上试点名单而摩拳擦掌的先行者，如今都悬在一张未知的时间表上沉默不语。

阻力何来

在北京，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乃至博弈，早已超越了计生系统内部。

七年之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教授王丰等学者就呼吁，重新评估现行生育政策。2004年，“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提交建议书，提出分步进行，平稳过渡，最终全面放开二胎，并建议中央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

参与课题组的学者回忆，该研究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亦不乏支持者。但最终，反对的声音占了上风，课题组的建议未能得到支持。

之后，低生育率的后果开始逐步显现。高考人数减少、小学生源不足、老龄化加剧、招工难等问题均与此相关，调整生育政策呼声日高。接近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人士说，“一些领导、地方不断向中央送报告，中央批到国家计生委，请他们研究，计生委压力也很大。”在外部压力和形势变化的推动下，2009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终于将调整生育政策提上日程。“现在，计生委本身也有意愿调整生育政策”。

然而，新的阻力来自于部委中的一些经济部门。在GDP，包括人均GDP挂帅的指导思想下，某些经济部门担心人口总数增加，导致人均GDP数字下滑。

但有学者指出，这种担忧事实上是多余的。生育政策调整只影响新生人口，而新生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很小，约为1％，对人均GDP几无影响。近年来，中国年均新生人口只有1600万左右。即使稍微放开生育政策，持续下降的生育意愿也不会使新生人口激增。

不过，生育政策最终决策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中央高层内部对生育政策调整仍存在分歧。反对者最担心的是，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大，同时，对整体人口形势走向仍有顾虑。另外，在对待人口老龄化态度上，也有不同认识。反对者认为老龄化固然是大趋势，但生育政策的变化，到底对未来老龄化程度有多大的影响，尚不能准确评估。

另外一个影响决策的因素是：由于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之间，永远存在差额，人类群体行为亦受“羊群效应”、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放松生育政策之后，究竟会造成多大反弹，尚无法精确测算。这导致高层对政策后果拿捏不定。

而接近决策层的一位人士则表示，历来政府决策都主要解决本届任期内的问题，人口问题的后果发生在将来，老龄化高峰也出现在十多年后，对现任政府来说，调整生育政策并非最紧迫的问题，“本届政府可能更急于解决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2011年9月下旬，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对《财经》记者称，“单独二胎”政策还遭到了几个省的省委书记的明确反对。他预计，这项政策可能要延缓到“十”之后才有望实施。

难以承担的代价

但应该看到的是，相较于经济问题，人口的变化静态且缓慢。它的变化看似悄无声息，影响却可能至一二十年后方始显现。

其中一个影响是，“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之中。王丰和蔡等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将面临拐点，2013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也就是说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消减，进而变为负贡献。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考虑到劳动人口、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可能走势，估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将在8％－9％之间，和过去十年平均10％的增长相比显著放缓，“十三五”期间增长将进一步下滑。

同时，新增人口数量减少直接对应老龄化高峰期的劳动人口减少。“六普”数据显示，老龄人口上升的速度快过预期。两种变化叠加，造成实际赡养负担加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按照新数据，到2038年，统计赡养率（即平均一名劳动人口需要赡养的老龄人口之比）很可能修正为1比2.6或者2.5，那么，对应的实际赡养率可能修正为1比0.8甚至0.7。

鉴于对此形势的认识，顾宝昌、王丰、郭志刚、蔡等诸多人口和经济学者集体呼吁适度放开生育政策，希望通过生育率的回升缓解未来的人口忧患。

另外，现实证明“人口剧烈反弹”的担心并无必要。比如，甘肃省的酒泉、山西省的翼城、河北省的承德、湖北省的恩施等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迄今已经有20多年，覆盖人口达800多万。顾宝昌在多地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多年来人口仍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从未达到2，并没有出现政策较宽松而引发的出生率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