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教育的不断发展，逐渐推行新课改的教育方针，将素质教育融入教学体系，保证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高校在对教学内容和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学生的素质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也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融入一定的先进思想和创新思维，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对于学生来说，思想道德意识并不完善，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并不全面，因此，高校教师在思政教育中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在进行思政教育时，应对传统的教学进行完善，与创新方式相融合，提高教学效果。

1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变化分析

1.1 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变化

随着新课改的进行，社会形式存在一定的变化，对教育体制整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学生的心理思想情况产生一定的作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大学生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时，更加注重整体发展趋势，以世界和未来的角度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保证学生积极健康的发展。通过对理论进行分析，进行一定的扩展，与实际相结合，进而实现新课程整改的一定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实现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1.2 思想状况与思维变化

学生在不断成长和进步的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推动，逐渐开始变得宽阔，具有一定的个性化色彩，融合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具备一定的新时代气息。网络技术与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完善，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得到一定的扩展，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更便捷的获取更多的信息，及时了解各种思想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为了适应新变化，就应适当的结合网络的特点，利用计算机网络，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政策，对思政教育体系进行完善，保证思政教学的有效性。

1.3 教师整体素质的变化

教师在整个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具有一定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主要引导者，在进行教学时，除了对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具有一定的掌握外，也应对现今的社会现象进行一定的研究，保证思政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教育体系的不断深化，在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方面，也在不断的提高，各大高校开始重视对教师的培训，以提高教师的素质为教学基础，进而保证对学生起到一定的积极带动作用。

2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比较与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比较与衔接，主要是体现在不同年级的思政课程内在体系以及教学教法之间的联系。

2.1 认识程度较低

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程度存在一定的欠缺，并不能以正确积极的态度面对。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高校普遍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基础课程而非专业主干课程，教师在进行课程教学时也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相对于老一代大学生的政治关注与热情，新一代大学生更加关注个体的命运与前途发展，对于个人利益诉求的追求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使得学生对课程学习较为懈怠，存在一定的消极思想，无法对自身的思想意识进行提高。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选择并不局限于专业知识和能力，对相关的素质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得到一定的认识。

2.2 教师整体素质达不到要求

虽然各高校已经采取对教师进行培训的方式，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但在实际实行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教师的综合素质仍然存在一定的欠缺。同时，教师的素质和知识储备情况参差不齐，在知识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部分老师教学较为呆板上课一味照本宣科，另外一部分老师则在教学中将知识“碎片化”，仅以话题来吸引学生的片刻注意力，还有的教师完全抛开书本用个人的语言讲行组织教学，随意性过强。据调研相当一部分思政课教师在进行理论知识教学时并不能灵活运用，无法将理论与实践和实际进行结合，在教学模式上缺乏一定的创新，对于新的教学形式也不能及时掌握使用，使得教学质量达不到新课改的要求。部分教师在进行授课时，教学内容准备不足课堂组织安排过于平淡，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无法实现预期的计划。

2.3 教学方法和模式存在一定欠缺

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按照新课改的相关要求，高校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也应进行一定的创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对于相关的设备和设施不能很好的利用，在教学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不能及时对信息进行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理论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进行实践，将理论引入实际生活，很多教师在实践方面存在欠缺，依旧按照教材进行死板的教学，无法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

3 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价值的有效策略

3.1 优化教学内容，进行课程改革

知识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社会的进步会对相应的理论进行一定的创新，相关的政策体制也会存在一定的变化。因此，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应对教学内容进行严格把关，适当的进行删改，使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理论结合实际，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基本观点，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的进行实践。

3.2 ??新教学方法和模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渐使得高校的教育方式进行一定的变化，互联网教学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高校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法，加强学生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使学生更好的认识到思想素质的重要性，提高个人素养。

3.3 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体系的核心，对学生起着直接的影响，对于思想政治教学，教师应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教师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对自身的思想意识也应进行提高，充分了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时学习新媒体制作技术，结合相关的教学内容，对相关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更加透彻的传递给学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第2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 中国比较政治； 主流学术期刊； 脉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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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3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很难对比较分析作简单界定。界定比较研究法涉及诸多复杂问题,例如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恰当的比较单元(国与国比较、地区与地区比较、或其他单元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①。简单说来,比较分析涉及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包括两种类型:同一历史时段内一国内部各种单元的比较;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些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界的惯例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比较排除在比较历史学的范围之外②。沿用这一标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③也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着作。这一判断与人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书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的差异,进而对比两个区域的政府绩效,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比较对象是一国内部的两个区域④。如果按照常用意义使用“比较”一词,一国内部不同单元的比较也应该属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其实属于历史研究法,本文讨论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时不考虑这一类型。

    一、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应用

    比较分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政治理论构建⑤;第二,外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第三,本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两个领域中的政治实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转,政治理论则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众的政治观念①。这里的三分法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例如,它没有涵盖国际政治。此外,具体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这样的三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这三个方面。为了方便论述,本文所区分的本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国与外国比较,无论这种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对本国的认知与对他国的认知必然相互影响,套用后现论的术语,此时,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认知相互“构建”(construction)。对于三分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政治实务”、“政治理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即使按照经验和常理对它们进行广义界定,政治学研究必然还会涉及“政治实务和理论”之外的领域,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就远远不限于“政治实务和理论”。三分法大大简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这里划分的三个领域还是凸显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探讨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失为有用的出发点。(一)政治理论构建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首先来看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在政治学发展史上,有一类研究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研究”。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无论二者的论题和分析路径有何差别,它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体系的理论”。《法哲学原理》和《正义论》中的理论构建并非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分类与比较,这些理论是从若干个预设规范推演出来的,比较分析在这一类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对于另一类以归纳法提炼理论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对同类现象的比较。由此看来,比较分析对于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构建不可或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学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论”是“实证型”理论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哪些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转型以及转型之后民主制的巩固?20世纪下半叶拉美、东亚、南欧,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区域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呈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同的转型模式?“民主转型与巩固”(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nd consolidation)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跨国比较是一种有用的方法②。(二)外国政治研究在实证研究领域,比较分析对于理论构建至关重要,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多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种方法在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从表面上看,研究一国政治毋庸比较。这种说法对于未受过现代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知识仅限于对本国的了解,他对异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采用比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识涵盖本国与外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时无法摆脱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方面:外国政治实务与理论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国时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比较分析,他往往也会“潜在”地进行比较:与本国比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国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的那部名着其实也是一部采用比较研究法的着作。踏上美国之前,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已经知道美国之行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Beuve)说:“托克维尔在他一无所知时便开始思考。”事实恰恰相反,应当说:“托克维尔去美国寻找法国问题的答案!”《论美国的民主》通篇谈论美国,托克维尔思考时却总是把美国与法国进行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并没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现③。托克维尔在写给一位将要去德国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对“潜在比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说:向法国读者描述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是个难题,这个社会的精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困难不仅源于这个社会实际如何与我们认为如何不一致,我们对自身的体认引导我们去想象,这才是症结所在。偏见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对祖国的反思和对本国历史的记忆,它对比较研究造成的困难远甚于我们研究时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唯一可做的是请您想一想自己对德国最初的认识以及后来理性的认识,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从最初的认识过渡到后来理性的认识……您想解释德法两国的异同吗?还是想让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自行发现答案?……我研究美国民主时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国,但我写下每一页时无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没有试图描述和解释美国这个异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与我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属稿过程中不断地联想法国是这本书成功的根本原因①。据上述引文,研究外国时比较分析有其特定困难:(1)研究者对他国的认识与该国的实际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会制约他对其他国家的理性认识。托克维尔认为后一重困难对比较研究的影响更大。《论美国的民主》采用一种特殊的比较研究,参照系并没有在文本中彰显。托克维尔采用这种方法要实现双重目的: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国;利用美国、法国等个案,探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张,“为了理解下文,视野必须越出法国;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国,我敢说他将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②“把基于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概念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试图描绘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民主社会,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模式。”③推崇托克维尔对比较分析的成功运用时④,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比较分析的消极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时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国政治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研究该国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比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这种“逻辑”,不恰当的类别也可能会遮蔽这种“逻辑”,这重危险可以叫做比较分析的“遮蔽效应”。进行比较时如何避免“遮蔽效应”是考验研究者技艺的难题。第二,托克维尔所用的“潜在比较”可以看成一种为解决本国问题而研究他国的策略,这种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并非总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为现实关怀所左右,对外国的考察服务于预定目的,这样必然不利于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这里出现了目的决定结果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比较分析的“诱导效应”。研究从一种预定目的出发,凡是有利于此目的达成的证据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证据都被忽略乃至改动,比较分析成了一张过滤之网;运用这张过滤之网,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纳入“美国模式”。我国学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批评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不余遗力,通常的批评是西方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带着偏见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国⑤。勿论这类指责是否成立,它确实揭示了研究时应当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研究外国时(有意、无意地)与本国对比,对本国(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支配着对外国的观察。比较分析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可能产生“遮蔽”或“诱导”效应,但不能因此否认比较分析对国别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者持有比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比较使研究者更加敏锐和更具洞见,比较催生灵感,比较分析的重大价值即体现于此。(三)本国政治研究上述讨论也适用于本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一国政治,忽视该国政治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在本国政治社会情境下产生的问题意识左右着对外国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国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时简单类比他国事例,这么做岂非忽视中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潜在地以某国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这么做难道不会扭曲对中国情形的体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两种思潮的鼓吹者都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结论。“西方”在支持“中体西用”的人看来是反面标准;对于“全盘西化”论的信奉者来说,“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中国人凭借西方资源反观本国时认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上文讨论的比较分析对国别政治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研究。下面挑选三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分析能够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三个例子涉及三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还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疆域辽阔,加之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这使得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异常困难。国家对基层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某些基层区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现在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审视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层自治说”当成定论而无条件地接受了②。“自治说”之失在于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化。国家控制与地方(或基层)自治并非截然对立,探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学者引入“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尝试③。研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进。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自治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古代实行城乡合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体”。与中国的情形相反,欧洲国家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城市自治权是一种“法权”。城市所隶属的国家———无论推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从而授予城市自治权,但是国家不能随意收回或缩减这些特许权,否则将激起城市针对国家的抗争④。反观中国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并不享有“自治法权”⑤。国家可能容许地方共同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不过这种权利并非保留给地方,国家可以随时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间,并且只要国家愿意,她总有可依赖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制度资源来实现这种入侵。地方士绅作为国家的维持地方秩序,他们不像欧洲城市自治势力那样为确保地方自治而对抗国家。中西比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实质。可以把上述比较概括为两种中央地方关系类型的比较,在欧洲,地方构成国家;在中国,国

第4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比较政治学中被边缘化的中国研究

社会资本、善治和政治信任

政治发展中的秩序类型:一个比较分析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与法治关系研究路径

华人学者的政治信任实证研究:回顾与展望

非正式制度与多民族国家建设

论全球性国家的构建

美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分歧与共识

东西政治价值的冲突与融合:中韩政治发展比较

阿拉伯动荡:过去与现在

论民族主义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

国家自主性与新加坡国家构建探析

城市化、转型政治与治理变革:基于比较的视野

西方议员角色变化的历史演进、现实互动与发展趋势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透析

西方民主促进问题管窥——一种政治哲学视角

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

文化分析中的诠释理论及其研究范式评析

民主质量评估:现状与问题

英国近代政治改革滞后的理性思考

印度超大规模联合政府的稳定性分析

一个真性情的汉子——纪念邓正来先生

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宗教角色转变

多民族国家的政党与族际政治整合

一个人的消失是如此容易——悼念邓正来先生

单一制国家协调地方利益冲突的比较研究

制度学习与制度变迁:新制度主义进展

国外一些执政党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和治党原则的矛盾与调整

美国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法调节

国外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民主化进程中中国城乡居民的政治效能感研究

当代社会结构变迁及中国共产党适应性分析

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洛伐克的欧洲化与政治转型

心之忧矣,曷维其已——写在永别邓正来先生的日子

结构约束与理性选择的辩证——当代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

亚洲分裂国家的困境及出路:中国与朝韩问题比较分析

相交二十载,情谊存心间——记与邓正来教授的交往

知识增长的认识框架与政治学的新思维:政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发展

反思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制度的修正——吉登斯的“世界主义”要义

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2012—2013)

亚洲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可行路径选择:基于西班牙与缅甸的比较

反思中国国家建设理论——一项基于比较视野的讨论

谁之“官僚社会”?何种“转型”?——与萧翰先生商榷

学在民间,贵在同心——邓正来先生与天则所在学术转型进程中的交集与合作

“为了中国”,“为了中国学术”,这是邓正来的“中国心”——缅怀邓正来先生

第5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第6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一、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

(一)一个核心

所谓一个核心,是指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所有问题的圆心,也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在现代政治哲学理论中,关于核心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观点,将范围缩小至汉语学界,关于核心问题的意见有两种:第一种,对于政治哲学研究,当其归属于汉语学界时,尽管政治哲学问题的分歧非常多,但是核心问题却是确定的,核心问题是指“社会正义”;第二种,此种意见否定了第一种意见,研究者认为,“社会正义”的概念是十分抽象的,对于“社会正义”的解说,不同政治派别的哲学家给出的解说是不同的,进而在意识上形成对峙性,基于此,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用“历史与自由的紧张”来表述。从合理性上来看,第二种意见所具备的合理性更高,由此,在政治哲学中,一个核心就是第二种观点的表述。

(二)双线对举

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对政治哲学进行阐述时,着眼点为独特的问题。政治哲学之所以具备“现代”属性,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来决定的:第一,在当代社会中,政治哲学研究的背景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不相同的;第二,在进行问题论述时,政治哲学所具备的方法预设发生了改变;第三,对于当前的政治,政治哲学对其影响方式发生了改变。在现代政治哲学中,问题的讨论都是对举进行的,比如公共与私人问题的讨论、压迫与解放问题的讨论等,实际上,对举讨论方式的本质是二元思维方式,二元思维方式是近代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对于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多重衍生

在现代政治哲学中,涉及到很多的学科,这些学科会产生边际效应,而多重衍生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哲学问题研究的,同时,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整个政治过程中会具有多种互动,这也是多重衍生的一个方面。对于多重衍生问题,所涉及的政治哲学研究问题领域比较多,而且,这些问题是在人们的生活中经常被发现的,具备极高的熟知度。

二、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

(一)西方政治哲学理论

我国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首要的思想资源就是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而且,此种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还具备规范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在进行政治思想的研究时,通常不会直接将其表达出来,而是将其隐藏在某种政治时事的舆论中,不过,在西方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成就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都是直接的表述出来,另外,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所具备的“现代”非常的独特,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结构非常的适应,因此,在一些后发展的现代国家中,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有着极强的制约作用。由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研究开始的比较早,而且也比较成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就等同于“现代的”,因此,我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在进行研究时,就必须要参考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由此,也使得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成为首要的思想资源。

(二)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

在当今的政治哲学研究中,中国古典的传统政治哲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第一方面,在汉语文化语境中,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会受到传统政治思维非常大的影响,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中,典范性、系统性都比较强,如果以现代的视野来看的话,这传统政治思维的典范性等方面并不怎么强,然而,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这种影响是无法忽视的;第二方面,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当中,其政治思维、政治神经、行动方式都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的影响比较大,再加上这种影响具备长期性,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必要受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另外,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比较现实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传统政治形态的转化,在实现现代政治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政治哲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从而有效地发挥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的积极作用;第三方面,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我国在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进行理解时,传统的政治哲学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物,通过传统政治哲学的对比,就可以明确政治哲学基本理念的排出与接受的种类,划出明确的范围。

(三)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

第7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模式创新

高职院校是培养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阵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高职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化的人才，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高职人才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大力加强高职教育教学创新，着眼于培养具有专业化、职业化、道德化的高职人才，在创新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从当前高职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高职学生普遍没有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而必须高度重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要从“务虚”向“务实”转变，积极探索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创新，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则是重要的创新性举措，对于提高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和实效性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原则，针对解决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创新，从而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步入更加良性轨道，为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和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的重要性

一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有利于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在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开展互动教学，能够进一步创新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充分发挥教师、学生“两个主体”作用，特别是通过设计形式有效的互动模式，能够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具多元化和特色性，进而对于促进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二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有利于提升教学的吸引力。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一定的枯燥性，高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也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将“互动教学”引入到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来，能够通过发挥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作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进而能够提升高职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在我国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新形势下，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已经成为重要的目标，这就需要大力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学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而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能够使学生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来，对于培养学生的理论素质、实践能力特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至关重要。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缺乏重视。尽管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各级各类高职院校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然有个别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新性的举措，虽然也开展了互动教学，但互动教学仍然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效，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入开展。比如尽管一些高职院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比较重视，而且也积极引导教师要大力推动教学模式创新，但一些教师还没有将互动教学作为重要的教学模式，因而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过程中，还没有积极探索符合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际的互动模式，也就无法取得良好的成效。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方法受限。对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来说，不可能有固定的方式方法，而是要根据课程设置和安排，采取切合实际的互动教学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效果。但从目前我国一些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来看，互动教学方式相对比较单一，更多的是采取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简单互动，还没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学生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比如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还没有将思想政治课教学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就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现象较多，即使有一些互动教学模式但其效果也只能是表现现象，无法实现长远影响。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载体较少。要想更好的开展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必须创造更多的互动教学载体，否则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就会成为“空谈”。从目前我国一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情况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载体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拓展“，多元化”的互动教学载体相对比较薄弱。比如一些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的过程中，网络教学载体建设严重滞后，尽管高职学生上网频率较高，但还没有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互动平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无法通过统一的“网络互动平台”进行沟通和互动，微博、微信、QQ等互动平台还没有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的重要载体，因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效果不佳。

三、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的优化策略

一是创新互动教学理念。对于高职思想政治课互动教学来说，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需要在互动教学理念创新上取得一定的突破，通过理念创新推动互动教学模式创新。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新互动教学理念，特别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形成教学创新的良好的环境，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推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创新。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更要在理论创新上狠下功夫，要把思想政治课互动教学作为提升思想政治课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措施，特别是要将理论课与实践课进行紧密的结合，最大限度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应当成为互动教学的重要目标。二是创新互动教学方法。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突出表现为不能就思想政治理论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而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和应用，这就需要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在创新互动教学方法上狠下功夫。首先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原则，加强对高职学生的学情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形之有效的互动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比如在开展互动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实施“分类教学”，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带动基础不好的学生；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应当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互动教学，这样能够提升互动教学的实效性，同时也能够使学生与学生之间更好的互动。三是创新互动教学平台。要想进一步加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创新互动教学平台，这一点至关重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这就需要广大教师在开展互动教学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创新和打造一些互动教学平台和载体，比如要充分发挥科技信息化的重要作用，可以在高职院校的“校园网”建立“思想政治教学互动平台”或“互动社区”，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能够在这个平台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同时也应当建立以学校为单位、以班级为单位的QQ、微信、微博互动平台，这样更有利于开展互动工作。还要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要经常开展一些实践教学，比如可以到红色教学基地进行参观和学习，这样能够更好的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再比如还可以让学生到企业进行实践和锻炼，并要求学生撰写思想汇报，这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实践的互动性。四是创新互动教学机制。在开展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创新互动教学机制，这就需要高度重视互动教学体系建设，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科学的设置和安排，使其连接更加紧密，更有利于开展互动教学。还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评价机制改革，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评价不能以简单的掌握多少理论作为评价标准，而是要看学生的有综合素质，特别是对于学生的思想能力、分析能力、实践能力进行考察，比如应当对学生参与多少互动活动作为评价的标准之一，这样能够使学生更加自觉的参与互动活动，进而为更好地开展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创造条件。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开展经常性的社会调查、互帮互助、社团活动、勤工俭学以及评比表彰、沟通交流、座谈讨论等活动，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各级各类高职院校都已经将互动教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教学模式，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最为突出的就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仅重视程度有待加强，而且互动教学方法和互动教学平台也需要加强。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必须将互动教学作为重要的模式，特别是要在创新互动教学理念、创新互动教学方法、创新互动教学平台、创新互动教学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使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取得新的成效。

参考文献

[1]高耀志，陈媚林.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体系构建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5（6）.

[2].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教学模式探讨[J].湖北社会科学，2015（11）.

[3]刘文娟.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7）.

[4]梁伟莹，卢坚.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有效性探析[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3）.

第8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支架式教学 高中政治 运用策略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新课程改革的推进，目前传统的中政治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而建构主义理论从西方传入中国，尤其是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引入，为思想政治课程带来了新的教学模式，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新课程发展的需要。支架式教学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蕴含着哲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的思想，这一系列重要的观点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调动了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教师成为了引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新型人才的需求。

一、形成支架式教学的学习和教学理念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要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在外界环境的剌激下和教师的引导、帮助下，注重并引导学生主动地对知识的意义建构，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教师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由注重教师的“教”向注重学生的“学”转变，由教师是课堂的权威者向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者转变，学生也应该由被动的接受者向主动的学习者转变，进而形成新型的、良好的师生关系，逐渐地树立起支架式教学的教学理念和学习理念，以促进支架式教学模式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二、注重提高政治教师的综合素质，培养新型教师

1.要求政治老师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研宄

高中政治老师要认真的学习、分析和研究建构主义理论，对建构主义理论的理论渊源、新型教学理念、教学派别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从而加深高中政治老师对建构主义理论的理解，并且老师要对支架式教学运用到政治课现实教学过程中的实际的经典教案进行认真的分析，用建构主义理念来指导政治教学和学科教研工作，将支架式教学顺利的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中，从而达到为社会、国家培养所需要的新型人才。

2.提高高中政治教师的教学水平，计算机水平

支架式教学强调创设情境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这样以来就对老师的计算机和多媒体水平提出了较高和严格的要求，因此，高中政治老师应该马上树立起计算机多美技术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观念，主动的加强并逐步提高自身的多媒体和计算机水平，学校也应该定期组织针对老师进行完善的、定期的计算机培训，使老师可以比较熟练的掌握和运用常用的教学软件，从而不断提高高中政治老师的计算机水平，达到以比较好的、顺利的将支架式教学模式运用于高中政治教学中奠定坚定的基础。

3.教学目标、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

在传统的政治课教学中，教学的形式比较单调，这也导致学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厌学情绪，教学的方法比较呆板，学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教学目标直至考试目标，这也致使学生向单一的方向发展，不少学生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学生应付各类考试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缺乏动手、动脑的锻炼，这些都.与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老师应该切实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方法，调整传统的教学形式，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确定教学目标，充分的应用以建构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比较成熟的支架式教学模式，从而提高老师的综合素质，逐渐形成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的支架式教师，以实现更好的将支架式教学模式运用到高中政治课教学中，从而推动高中政治教学的改革创新和顺利实施。

三、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充分调动学生、教师的积极性

1.老师

在传统的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中，老师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者，老师课堂上的主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的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灌输进学生们的头脑中，以达到完成学校规定的各种类型的教学任务、进而达到应付各类考试为目的，而支架式教学注重强调要以学生为主体，这样以来，老师就不单单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而且还是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在支架式教学过程中，政治课堂应该从靠老师的“教”向教师的“导”转变。因此，高中政治课教师应该切实转变传统的观念，树立新型的教学理念，明确自己在政治课堂中的正确位置以及任务，从而充分的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进而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以老师为主导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2.学生

在传统的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中，学生在课堂学习上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地位基本上是处于被忽视状态，目前，在支架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应该切实要树立在政治课堂上处于主体性地位的意识，在老师的组织、帮助和引导下，使学生根据已经掌握的旧有的知识、生活经历和社会经验，主动地实现对所学课本知识的意义建构，在课堂上要重视和加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从而形成民主、和谐、平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四、合理的借鉴支架式教学模式，因课制宜

在支架式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老师应该根据所学知识来制定具体的教学方式，这些要和教学内容比较适应，应该合理的运用支架式教学模式，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课本理论知识都是适合用支架式教学的，老师要根据具体情况因课制宜，这也就要求：老师应该从课本和教材开始，认真、仔细的分析和研究课本教材，并且老师还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对课本教材进行知识点的细化和分解，并不是所有的政治教材内容都适合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因此，这也就对高中政治老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老师必须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理解，从而根据课程的内容，合理的、科学的应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进而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使老师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教学的任务，使学生很好的实现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从而顺利地完成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学习目标。

五、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所以我们要进行教学改革，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所以在今后的高中政治教学中，要加强支架式教学模式的研究。

参考文献

第9篇：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　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　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　。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　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　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　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　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　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　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　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　：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　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　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　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　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　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　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　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　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　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　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　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　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　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