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精选(九篇)

第1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远在唐代即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西销印度、波斯乃至于埃及。历代以来，瓷器一直是中国对外的重要输出品，与丝绸、茶叶并誉于世界，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的产瓷地区之一，瓷器外销有着悠久的历史。宋元时期，德化窑的产品作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商品，大量外销欧洲、东南亚、中东地区。迄今在德化已发现外销窑址185处，欧美40多个国家的重要博物馆馆藏均有德化瓷珍品。德化窑因此被国内外学术界誉为“世界官窑”。

德化瓷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产品代表，更是中华文明的传播使者，通过瓷器的温润中和，把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带往沿线各地，传播中国的品味与时尚。德化瓷见证了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见证了中国在世界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文明进步的特殊地位。

中国瓷器给予世界的影响远未散去，于今更盛。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端的福建省，将发挥特色优势，被规划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中外艺术家对话”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旅游局指导下，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的部级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高端活动品牌。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届举办“中外艺术家黄山对话”，2014年联合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中外艺术家太行对话”，2014年11月，作为“感知中国”走进新西兰活动的重要项目，三届对话成果随同主席访问新西兰并在奥克兰向当地观众展出。在“一带一路”倡议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的阶段， “2015中外艺术家泉州对话”将邀请来自德国、英国、美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日本、中国大陆的国际级知名艺术家，重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福建泉州，回到古老悠久的德化窑，叩响陶瓷艺术文化的大门。

回归启航是为了更好创新发展，蓄力起航，通过当代艺术来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文明，通过艺术创作与学术对话，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凝聚中外艺术家的力量，共同传播中国梦的伟大价值和理念，推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贡献智慧心血。

第2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杨晓阳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今天的画展开幕式和研讨会开的非常成功，参加人员都是专家，大家谈的比较透彻，对李青还是有所了解的。李青在本科、硕士及赴日本留学阶段都是从事美术实践的，从他第一次举办画展到今天的展览，我都在现场。1986年李青从日本回国在西安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一次个展，大部分作品的名称都是我给起的，我对他的艺术历程非常了解。李青在博士阶段是对丝绸之路美术的理论研究，因而，他在美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以及美术教育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和成就，我们推崇这样的具有引领作用的美术家。尤其是在目前国家倡导“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人才为国家战略的发展和民族艺术的复兴贡献力量。李青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丰富多样，涉猎面很宽，有绘画，有书法，有传统的，有当代的，有水墨的，有综合材料的，还有理论著作，在这多样的类型交错中，他同时经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以为他走了，他一会又回来了。他同时展开许多研究方向，不停地反复研究探索，这种状态的确与众不同，这也是他的一个艺术特征。另外，我要说一种现象，就是总体而言，陕西画家不爱出门，对于国内外艺术交流兴趣不大。陕西画家不说别人好，外地画家在陕西办展览获得好评的很少。但是，陕西画家也不说自己好，也不多在外地举办展览。这种现象值得思考，其得失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年来陕西经济、社会及城市建设发展很迅速，相对而言，陕西画家是否还有些封闭？在李青举办这个展览以前，有些人仅知道他是个搞理论的，大多数人对他的创作一无所知，但是看了他的展览之后，大家都说很好、很震动、很震撼。我将这种现象提出来，仅供大家思考。

张海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明辨笃行、外师造化、跨界贯通、笔墨意象构成了李青书法与绘画的关键词。明辨笃行蕴含着李青书法与绘画的学理深度；外师造化呈现出李青书法与绘画的传承以及对生活的体验；跨界贯通显示出李青书法与绘画的路径方法；笔墨意象反映出李青书法与绘画的审美意念。从李青的书法与绘画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地域风格与艺术风格的高度统一。

郭线庐 （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李青是一位执着的艺术教育者和实践者，他指导有大量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艺术，对此他进行了长期的、多角度的考察、实践和钻研，完成了许多国家和省部级相关课题，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果。在艺术创作中，他数十年来长期深入丝绸之路沿线，扎根生活、体验生活，在此基础上用自己的艺术语言来表述和解读他对生活、对丝路文明的理解和感悟。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艺术创新者。他年轻时曾在日本学习，其毕业作品曾获得高度评价。多年来，他在艺术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创新的状态，从这次画展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青在继承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许多日本乃至西方艺术的表现元素，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景况下，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语境，这对于当下的艺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晓凌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李青的作品有一种关于丝绸之路意象的构建，他的画面看起来有厚度，有看头，你能读进去。他是一位综合型的艺术家，他既是学者，又有很好的绘画功底，同时他还有设计的理念。他的画展为我们思考在当下全球化、跨文化时代，中国画应该怎样发展、怎样定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示。另外，仅从艺术表现而言，我曾看过一些南方画家的太行山写生展，我对他们说，你们最大的特点是把铜墙铁壁画成软绵绵的棉花团了。他们的笔墨技法没有问题，画江南小景很好，但画西部大漠、画黄土高原、画戈壁太行还是不行。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像李青这样的西部画家来做，这是一个生活积累和文化积淀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法的问题。

孙克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

在李青画展之前，我曾看过他的画册，但是看了原作之后，还是很震撼。中国书画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汉唐时期比较强悍昌盛，到了宋元明清之际，绘画开始进入文人画时期。文人画是一个很阴柔的东西，名家大多都集中在江南或内地，长安以西的画家就很少了。我在西北生活工作过，那种一望无际的雄壮山川，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几乎没有被表现过。从石鲁、赵望云之后，尤其是近些年来，逐渐有不少画家开始关注和表现西部山水，我认为这是当代美术中一个重要现象。李青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他对丝绸之路人文历史和西北山川自然的热爱，呈现出一种由衷的感情流露和文化情怀。作为一位学者，李青在艺术气质、艺术表现和艺术品格上都与众不同。他的作品雄强、浑厚、大气，具有开拓和创新价值。我个人认为他的书法真的很厉害，我没有想到他在书法上下了这么多年的功夫，不比他的绘画下的功夫少。我自己也是多年都在写字，我知道这个艺术的难度。这种独特的艺术和一般的创作不同，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个性的表现，是一种人生的追求。它不仅与个人的学问、品格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需要坚实的基本功和高度的技巧。现在的书法界很多人没有将书法当作艺术，仅仅停留在写字匠的层面，并且十分功利化，画界也有这种情况。看了李青的书法作品其感受全然不同，他有很过硬的童子功，他的书法作品充满了大气雄强的艺术气息，其内容也都与西域大漠和丝绸之路有关，其风格与他的绘画也是一致的，确实了不起。从李青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他在书法创作中，一定不在乎什么参展、获奖或其他利益价值，应该坚持走这种道路。书法是一种生命的体现，它应该回归到纯艺术中，只有这样中国书法才能有它的前景。

王镛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李青和我是同行，我研究印度美术史，他研究丝绸之路美术，以前还不知道他是个画家。看了他的丝绸之路系列绘画，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和震动。有些遗址我也去过，他不仅将丝绸之路历史遗迹表现得非常真切，更重要的是他表现了丝绸之路的精神。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东西方贸易之路，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李青的绘画从题材到技巧恰恰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精神。他的题材多取自丝绸之路遗迹，他多次去实地考察，表现的尤为深入。当代中国画家在表现丝绸之路方面，其内容大多仅仅停留在甘肃、新疆境内，而李青的丝绸之路绘画将题材延伸到中国境外，尤其是印度、阿富汗、西亚、罗马、意大利以及尼泊尔、柬埔寨等，这样一个丝绸之路文化圈都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可以说是空前广泛的。他还写过很多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论著，虽然我没有读过，但知道他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对丝绸之路有考察、有研究，从而奠定了他的丝绸之路绘画的坚实基础。在表现技法上，他的绘画并不是单一的写实风格，而是将西画的写实元素与中国画的笔墨写意联系起来。他具有扎实的学院派绘画功底，但他并没有完全沿袭写实的风格，而是将写实与写意、传统与当代有机地融合起来，这一点尤为重要。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接受了很多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现代构成的艺术因素，有些作品大胆采用综合材料，颇具艺术张力。总之，我认为李青的丝绸之路绘画本身就体现着丝绸之路的精神，体现着东西文化交流的精神，这对当代美术家的创作观念、题材的选择及技法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

高天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看了李青的丝绸之路画展，我的感受是两个字：震撼。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学者能画这么多画，我觉得不可想象，这说明他是一个才情四溢的人。从展览的作品来看，我们会发现他的表现手法丰富而多样，有写实，有写意，有传统手法表现，也有现代技法的借鉴；从类型上看，有水墨画，有书法，还有综合材料绘画及学术著作。这样一个展览充分将李青的才华整体展现出来，它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绘画展览，而是一个研究型的学术展。他的探索与研究，为当代丝绸之路绘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丝绸之路在当下是个热点，许多画家都在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表现，但是，仅仅停留在题材的转换上还是不够的。我注意到，李青在绘画上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一种如何准确表达丝路精神的可能性。这无疑为当下丝绸之路美术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启示。

丁宁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能用丝绸之路做画展名字的人，我想一定是很有底气的人，因为丝绸之路所包含的文化含量丰富而博大。李青是美术史学界很有知名度的一个学者。据我所知，在学术研究中，李青长期以来都在挖一个丝路美术的学术深坑，坑挖深了其体会就不一样。今天看了他的画展，我认为其特色即是将学术研究与美术创作融为一体。目前也有许多理论家举办画展，但大多是即兴之作，写文章写累了，逸笔草草画两笔。但是李青的作品不属于这种范畴，他的作品完全可以和单打一的画家一比高下。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画作，我感到他将学术与艺术进行了有机融合，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这应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个案。

苏士澍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李青长期致力于丝绸之路美术创作与研究，取得了优异的成果。这次展览集中展现了他20余年来所创作的有关丝绸之路题材的水墨画及书法作品，这不仅是他在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展示与回顾，也是他在艺术实践中从探索走向成熟的起点。

王仲 （著名美术理论家）

李青是我敬重的学者之一。30多年来，在丝绸之路的大漠、雪山、戈壁、草原和星罗棋布的历史人文故地，都留有李青雄健的足迹。在丝绸之路这一宏大的历史命题中，李青将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融为一体，进行开拓性探索。他既是研究丝绸之路的文化专家，又是形象表现丝绸之路的艺术大家。在当代“一带一路”国际大战略背景下，自然更显李青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光彩和作用。

皮道坚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我和李青相识多年，在我的印象中，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他在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和美术考古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另外，他很早就投身于中国水墨画的艺术实践。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青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我就看过他的作品，那时候我就感到他不满足于沿袭传统中国画的老路，已经开始探索新的艺术表现语言。从他现在所创作的丝绸之路水墨画来看，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李青是用中国特有的水墨语言和笔墨方式，来表达他对时代的感受，表达当代的人文精神。而且在艺术实践上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他的这种画风和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素养关系非常密切。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笔墨韵味，又有当代的形式美感，蕴藏着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视觉震撼力。

罗一平 （广东美术馆馆长）

我与李青神交已久，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他在艺术上的走向。我读过他的许多论著，对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是十分敬佩。他的丝绸之路水墨画具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这种艺术力度与他学术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十年来，李青一直在探索传统水墨画向当代水墨画的转型难题。他所创作的丝绸之路水墨画不但具有传统水墨艺术的神采和韵味，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丝路大漠的精神和当代人的情怀，形成了传统艺术和当代文化有机契合的表现语境。

戴士和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李青的水墨语言既有传统功力又显生机勃勃，充满时代感和当代性。这对我们的油画创作都有一定启发。

陈卫和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看了李青的作品，其气象苍茫浑厚，又似有诸多内涵和故事蕴藏其中，耐人寻味。其书法落落大方，气度不凡。他将学者的知性与艺术家的审美情怀融汇一炉，彰显出一个学者的绘画特色。

张立柱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我和李青是同学，我知道他是一个天赋和才华极高的人。他的艺术涉猎面很广，包括书法、绘画和理论。一般人仅仅涉猎其中一类都难有成效，而李青在这几方面都做得很好，很有成就，他是我们这一届同学的代表和骄傲。作为老同学，我希望他在今后的创作和研究中，能够凝聚重点，再创新高。

范华 （陕西国画院院长）

李青是一位学者型的画家，数十年来他执着于学术研究和美术创作，彰显出较高的艺术才华。这次画展的举办，代表着当代学院派画家对中国画的一种思考和探索。其作品凸显了中西艺术交融的特征和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

赵权利 （《美术观察》副主编）

我和李青相识甚久，过去看过他的一些画作，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并且知道他外语很好。但是我还从未看过他这次展出的系列的大幅原作。这些作品以丝绸之路上的大漠、雪山、石窟等为题材，在传统与当代相结合的基础上，采用多样的表现手法，真切地表达了他对丝绸之路文明的感受。其作品超越了表象的真实，蕴含着一种深层的文化意识，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激情。他是一个将自己的时间和情感都投入到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人，令人敬佩。

徐亮 （《世界艺术》主编）

李青的丝绸之路画展是他多年来艺术实践的一个回顾性展示，同时也是他以丝绸之路为核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进行交差互补、有机结合的创新实验。自1985年至今，30年来李青在艺术创作中经历了学院派、现代与传统和当代艺术的历练，最终走向了具有深层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的意象表现路径；在美术史论研究中，他以丝绸之路为核心，兼及文化批评，已形成了基本的学术格局和特征。这种融汇历史与现实和理论与实践的艺术抉择，乃是他生命情怀的自然表述。

第3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由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彩绘丝路”活动，旨在用当代美术家的眼光和艺术手法再现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促进我国与中亚五国联合开展的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推动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伟大复兴。目前，活动组委会已陆续收到参加“彩绘丝路”国内段和国外段首次采风考察的艺术家们创作的精品画作，并拟由文化部纳入土耳其中国年“两展两演”活动之中。同时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交40周年，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邮票总公司将“彩绘丝路”活动的作品精选五十幅，设计制成邮票、小型张、套票在国内外发行。

“彩绘丝路”活动于2010年11月15日在隋唐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大唐西市隆重启动，在为期20天的国内段采访考察中，由国内著名画家组成的采风团驱车行程一万里以上，考察了陕西大明宫，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交河故城、火焰山等48处反映丝绸之路民俗风情的遗址和遗迹，并与阿克苏、喀什、塔吉克自治县等艺术团进行了艺术交流。活动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也对促进西部省份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彩绘丝路”活动首次国外段采风考察已于今年元月圆满完成，先后考察了东西方文明的汇集地土耳其、西方文明和艺术的源头希腊以及意大利的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名城遗迹，同时也细致体味了当地独具特色的美丽风景和异域风情，并进行了实景写生创作。

“彩绘丝路”国外段首次采风考察活动受到了所到国家中国驻外使领馆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并得到了诸多高度评价和赞誉。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孙振勇、驻希腊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罗林泉、驻意大利大使馆参赞湛玉铮等纷纷表示，“彩绘丝路”活动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开展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推动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4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赵丰自小就生活在丝绸的氛围里，母亲是丝织厂的缫丝女工，父亲是厂里的技工，从少年时代就受到丝织技术的熏陶。“”后成为第一届大学生，就读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学的是丝绸制造。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纺织大学（今东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攻丝绸历史，特别是隋唐时期的丝织史。以后常年任职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多年来在中国西北、中亚各地考察丝绸遗物，并走访欧美、日本、韩国等地，观摩各种各样的收藏，与国内外学者、收藏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专家交流学术，参与国内外各种有关丝绸的展览。赵丰的足迹就如同一条“丝绸之路”，他的这本《锦程》，也可以说是他走过的“丝绸”之路。

《锦程》一书以中国丝绸为线索，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丝绸贸易，特别是技术、纹样的传播，做了详细的阐述。从上古时代丝绸的产生，然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送的纺织品，欧洲对丝绸最早的传说；到汉晋时期中国丝绸的西传经过，以及同时期希腊化艺术对于纺织品的影响；中国发现的西方蜡染棉布与缂毛上的西方图样，东西方织锦的传播与影响。到了中古时期，从波斯、粟特织锦的东传，到隋朝何稠仿制波斯锦；从唐初窦师纶的陵阳公样，到中晚唐的大唐新样。然后是唐朝风格的丝绸向日本的传播，以及对契丹、回鹘的影响。最后描述了蒙元时期中国丝绸对高丽的影响，以及与波斯的技术交流；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后，明清之际中国宫廷中的西洋锦的来历和西方中国风的形成。作者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和鲜活的例证，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以丝绸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没有拘泥于众所周知的丝路故事，除了交代一些必要的历史背景外，都把浓重的笔墨放在丝绸上面，因此别具一格。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注重考古材料，重视对实物的观察。中国古代有关丝绸的记载非常丰富，作者对于传统史料和出土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是做过收集整理工作的，但文献的记载往往不够细致，最主要还是数量、尺寸、纹样、产地等方面的情况。而考古工作者不断发现的文物，则给丝绸专家观察丝绸的经纬、纹路、精粗、图案、衬里等具体情形提供了可能，也可以根据遗址、遗物的所在，判定丝织品的功用。《锦程》的作者对于从20世纪初叶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所获织物，到最新的中国考古专家的发掘品，都不断追踪，甚至亲自参与整理工作。比如作者参与的营盘15号墓墓主人所穿红地显黄花锦袍的揭取工作，得以对这件表现希腊纹样风格的对童子、对牛羊双层锦做出细致的分析和复原（112―117页）。又如作者带领的团队从2006年开始，与英、法等国学者合作整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纺织品，使得本书在讨论从波斯、粟特锦到大唐新样的转变过程，取样解说，得心应手。

本书的特色之二，是以技术和纹样的理解为基础对出土丝织品残片的复原。因为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很早就已开通，不仅中国生产丝绸，中亚粟特、西亚波斯，以及罗马、拜占庭，都能够织造独具特色的丝织品，即便是中国本土，北方与南方的纹样有异，河北与巴蜀的产品不同，要勾勒出各地出产的织物是如何从丝绸之路的一个点传到另一个点，需要对织物的技术和纹样做非常细致的分析研究。《锦程》的作者在考察、研究丝织品的时候，由小见大，从一块块残片，复原出整个或局部完整的丝绸面料。比如作者对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讨南羌”两件织锦残片的缀合，复原出连续的织锦与图案（88―90页）。又如作者对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锦图案的复原（121页图14），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联珠野山羊纹锦图案、对鹿纹夹缬图案的复原（163页图6，194页图12），特别是根据敦煌晚唐寺院账单中所记“番锦……又一张内每窠各狮子二，四缘红番锦，五色鸟九十六”，复原出1米×2米左右的狮子团窠，外面两圈单只立鸟的团窠纹锦的整幅图案（165―167页，图8），让读者不禁赞叹不已。

本书的特色之三，是作者的视野广阔，对于世界范围内各类丝绸精品的准确把握。由于种种原因，丝绸之路沿线的丝织品现在分散收藏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或私人手中，考古发现也在不断进行，有些仍在考古研究单位整理修复当中，有些盗掘品则流入市场，真伪混淆，因此把这些收藏品和发掘物中可以说明丝绸之路的物件检出，并非易事。所以，丝绸研究者需要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能力，而《锦程》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位不知疲倦，到处走访的人。我们看本书《寻访赞丹那村》一节，跟随作者到布哈拉周边的小村里，去寻访中世纪曾经织造著名的“赞丹尼奇锦”的地方，就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执着，为了研究丝绸生产技术如何从中国传到中亚，中亚如何织造更加漂亮的斜纹纬锦，再传到中国的过程而付出了多少努力。说来也巧，笔者在赵丰2006年8月走访赞丹那村两个多月后，曾经走访布哈拉古城，在一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手工作坊里，看到一些姑娘正在用手工织锦，所模仿的正是“赞丹尼奇”锦，但当时没有想到去赞丹那村追根究底。

第5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8月7日,怡莲丝品在北京自有品牌――“月光白”。作为中国首个中高端丝绸品牌,“月光白”以其较高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时尚的设计理念,不仅使古老的丝绸文化焕发新生,同时也填补了国内中高端丝绸市场的空白,对于提升中国丝绸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从“丝绸大国”到“丝绸强国”的升级具有重大意义。商务部、中国丝绸协会、湖北省相关领导悉数出席,共同见证这场丝绸艺术与时尚元素完美结合的时代盛宴。

楚地“古法原丝”获得新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帛的国家,而作为中国丝绸源产地的楚地,养蚕、纺织、刺绣的工艺均高超绝伦,自宋代起,“楚丝杭绸”的说法风行民间。楚地所产的古法原丝曾经沿着丝绸之路被广为传播,并成为国际市场的宠儿。

作为丝品行业的翘楚,怡莲丝品多年来专注于传承及发扬楚地深厚的丝绸文化。为了揭开楚地古法原丝的特性来源,上个世纪末,湖北怡莲丝品联合法国提籁雅在湖北英山成立了“21世纪楚丝研究中心”,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用楚丝与各种纺织材料进行8项指标比对,揭开了“楚丝”优越品质的奥秘,使得古法原丝获得还原,并通过现代工艺和时尚设计使“楚丝”这项传统工艺走向新生。

“软黄金”彰显“硬实力”

此次的“月光白”属于“楚丝”中的上品,以其 “亮、白、莹、润、滑”的特点和天然色泽的优越附着性而被业界称为“软黄金”。为了增强这种“软黄金”的“硬实力”,怡莲丝品汇聚一大批国内外顶级产品花型、工艺设计师,通过不断的与国际专业丝品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出一条创新传统的品牌之路。

从产品线上看,“月光白”系列涵盖蚕丝被、丝巾、家居服及丝质包,在产品设计方面,怡莲聘请了国内顶级设计机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宝华教授参与产品设计并担任顾问,同时与国内外高端设计服务机构及知名艺术家合作,确保了产品设计的高水准和国际化。

将时尚融入丝绸,以丝绸谱写艺术,“月光白”作为载体,不仅续写了传承千年的丝绸传奇,更是通过时尚定位赋予丝绸新的价值,将时尚人群带入高端丝绸艺术的殿堂。

全产业链布局

“面对新的时代对传统丝绸行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除了大幅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外,产业升级也至关重要。怡莲丝品在进行战略布局时,就着眼于全产业链的层面。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从蚕茧收烘、缫丝织绸到成品制作这样一条完整的丝绸产业链,具备较强的上下游一体化的优势。” 怡莲丝品董事长彭善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第6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然而，这曾牵动着东西方来往商人命运的丝绸并非只来自中国的中原一带。在古道上年复一年西行的丝绸，也曾悄然改变它本初的容颜，浸染了更多新鲜神秘的元素。地处丝路南道要冲的于阗（音“tian”，今新疆和田地区）就盛产一种著名的丝绸―艾得莱斯绸。正如其诞生地一样，“艾得莱斯绸”吸聚东西方精华，闪烁着有别于中原丝绸的异样光彩。

那么，桑蚕何以能落户于阗？古代中原不传之秘的丝绸纺织术又何以能在此地勃然传播？艾得莱斯绸到底魅力何在？

桑蚕何以落户于阗？古代中原不传之秘的丝绸纺织术又何以能在于阗勃然传播？除了那则传丝公主的传说依然鲜活，艾得莱斯绸的来历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传丝公主”将丝绸带入于阗？

《新唐书・西域传》曾称于阗之人“工纺织”，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过类似的评价。而今，这些有着赞许成分的话语依然是那么恰如其分。和田以艾得莱斯绸为代表的丝绸文化仿佛是一个永恒谜题，吸引着人们无休止地去追问去破解。

“艾得莱斯”即维吾尔语“扎染绸”之意。新疆的和田地区，即古之于阗国所在，作为陆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正是艾得莱斯绸扎根、生长、繁盛之地。

每当看到色彩艳丽、对比鲜明的艾得莱斯绸，一种裹着大漠风尘的异域情调就会扑面而来。环顾艾得莱斯绸的周边，花帽、胡旋舞、手鼓、热瓦甫，洋葱、孜然、葡萄、哈密瓜，一切似乎都与中原风物迥然而异。可是，只要我们略加考察就会发现，艾得莱斯绸的根仍然扎在中原大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丝绸”二字便意味着中国。西方人先识丝绸，方知中国。西方人称丝织物为塞尔基（Serge），称中国为塞里加（Serica），称中国人为塞里斯（Seres）。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的来龙去脉。有人以为丝绸是从树上长出来的，有人以为吐丝的蚕跟蜘蛛一样长着8只脚，要用稷养上4年、青芦养上5年才会从肚子里吐出丝来。然而，于阗的塞种人却很早就得悉了丝绸的真实秘密。

古时候，漫漫丝绸古路虽然商旅往来频繁，交易活络，但一切有关丝绸的核心秘密―蚕桑技术却是被严加封锁，决不允许被从中原帝国带出关的。那么，中原蚕桑技术又是怎样传入西域的于阗国的呢？从下面这个故事里，我们或许可略见其端倪。

于阗王曾娶一位来自东国（也有书说是中国）的公主为后。在迎娶公主时，于阗国的使者暗中请求公主想法把桑蚕养殖技术带来，这样将来于阗国民就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公主将这个请求暗记于心，下嫁之时，她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一路骗过关防。这样，才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本地居民方可自制丝绸。

“传丝公主”的故事原来只见于古老的《大唐西域记》之中，可没想到在近现代的考古挖掘中它居然得到了验证。

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8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戴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

传说归传说，我们仍需要事实来验证。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掘出大批记载西域丝织生产的汉文文书。另外，在尼雅古城出土的距今至少2000年的丝绸碎片，竟和今天的艾得莱斯绸制作工艺完全相同。蚕、桑树和手工纺织工具残件，的确证明了艾得莱斯绸拥有异常古老的历史。

桑蚕何以落户于阗？古代中原不传之秘的丝绸纺织术又何以能在于阗勃然传播？除了那则传丝公主的传说依然鲜活，艾得莱斯绸的来历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美丽艾绸的“硬件”与“软件”

大凡一种声名久远的好物件，其诞生与繁盛总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艾绸亦是如此。

和田养蚕业之盛，也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和田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雪水丰沛。特别是这里春天来得较早，气温提升快，夏季气温稳定而不过高，对于栽桑育蚕很适宜。据一位养蚕专家说，仅和田一地的现有桑树数目，就达到江苏、浙江两省之和。

制作出优良的艾得莱斯绸，光有桑蚕这些“硬件”还不够，还必须有“软件”―即过硬的技术手段，最主要的即扎染技艺。

扎染又称扎缬、绞缬或染缬。中国染缬艺术的形成条件早在周代以前便已具备，在秦汉时期开始流行。到了六朝时代，绞缬已经是“贵贱皆服之”，可见当时应用已很普遍。直到今天，在大理白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四川自贡地区仍然保留了古代的扎染技术。

中原的扎染工艺也是一路西传。解放后从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先后发掘出土六朝时代的红色白点绞缬绢、绛色白点绞缬绢，都是重要证据。

在具体工艺上，直到今天，和田农民制作艾绸仍然用原始手工操作工艺，与海南黎族使用同样的“扎经染色法”，即先扎染后织布。这与大理白族先织布后扎染分属两种工艺。

和田农民的织绸机有一人多高，需要手脚并用。织机全是木质的，蚕丝的一端拴在一块大石头上，靠石头本身的重量将丝拉紧，工人则在另一端按设计好的图案将丝织成绸。

吸聚东西方精华的艺术品

站在一匹匹绚丽的艾绸前，我们总难免心生疑窦：是谁的妙手成就了如此美轮美奂的图案？

其实，图案是通过扎染完成的。工匠根据图案需要，将经线用玉米皮扎起来，浸到矿物和植物的染料液中着色。扎经是非常细致而繁琐的工序，图案的形象、布局、配色都要在扎经艺人的妙手下才能体现出来。

扎经完成后再分层染色、整经、织绸。染色过程中图案轮廓因染液的渗润，有自然形成的色晕，好像用干笔擦出的效果，参差错落，疏散而不杂乱，既增加了图案的层次感和色彩的过渡面，又形成了艾得莱斯绸纹样富有变化的特色。这就如同那些高明的画师，往往掌握着某些用色和运笔的绝技。

在唐代以前，丝绸的纹样花色也同样主要借自于中原。1995年10月，在和田民丰县，出土了一件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织锦。卜辞为汉语自不必说，其总体风格和设计思想也显然受到秦汉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图案为星纹、云气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华夏之风尚浓郁。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五代时，于阗国王李圣天（塞种人）仍然“衣冠如中国”，足见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之深远。

至隋唐时代，新疆丝绸在纹样方面开始有了变化，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发端。新疆出土的大量隋唐时代的纺织品实物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些实物中以“联珠纹”“陵阳公样”“胡王锦”最具代表性。据研究，“联珠纹”主要来自波斯，“陵阳公样”主要来自中原，而“胡王锦”则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一方面新疆的丝绸文化受到东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疆丝绸也在影响着东西方。公元10世纪，于阗国王曾带大批和田制作的“胡锦”“西锦”到中原进行商贸交易，在中原十分抢手。同时，在伊朗、土耳其及中亚国家的史书中也有过关于“艾得莱斯”的记载。

艾绸上的“瓜果之乡”

和田丝绸真正变成今日我们看到的艾得莱斯绸的模样，是在和田地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

公元16世纪整个新疆维吾尔民族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从此, 伊斯兰教的影响深深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服饰文化自然折射出伊斯兰宗教的文化精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其他文化的遗痕。

由于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 所以禁忌在服饰、饰物和建筑物上描绘人物、动物。故此，维吾尔族以各种花卉纹样, 以植物的枝、叶、蔓、果实图案纹样, 以现实生活中的壶、盆、瓶、炉、坛、琴等物的图案为装饰纹样, 并以直线、曲线、弧线构成正方形、长方形、圆形、三角形、菱形、星形、新月形、锯齿形等各种各样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 尽情装点着维族妇女的裙裤、坎肩，男子的袷袢、腰巾等。

正是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艾得莱斯绸问世了。在图案中，最重要的实物象征莫过于“巴旦木”了。

巴旦木纹具有明显的宗教含意，广泛应用于维吾尔人几乎一切装饰艺术中。巴旦木是“巴旦杏”的果核。这种杏树盛产于南疆，其果核形似新月，而新月正为伊斯兰之标志，故此，巴旦木图案成为维吾尔族极其看重的装饰图案。如巴旦木花帽的图案，就是由按前后顺序旋转排列的四个巴旦木纹样构成，线条丰富，花色庄重素雅。

另外，艾得莱斯绸图案中瓜果、枝叶运用得较多，似乎流露了“瓜果之乡”和田人民的自豪之情。热瓦甫琴、独它尔琴的图案也很普遍，似又显示了歌舞之乡的特色。此外，对妇女喜爱的饰品，如梳子也多有表现。其中，图案直观易辨认者有之，强烈变形难以判别者亦有之。

艾绸的色泽也与中原不同，鲜艳明丽，色彩反差大，与沙漠边缘单调的环境形成了强烈对比，隐隐透出此方百姓热情奔放、豪爽直率的性格。

此锦只应天上有

宋元时代，维吾尔族纺织工人创造了织金锦的新工艺，增加了织品的华丽，对我国各地都有影响。元朝政府对这一新工艺极为重视，把300余户织金锦工人调往甘肃安化一带，设局制作，为织金锦工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7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历史意义

前言：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领域的问题和历史作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传统历史研究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然后，专门针对于丝绸之路文化领域的探讨文献却不多，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的形成背景和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并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意义进行逐一分析，不断对传统丝绸之路中的形成早期文明M行探索，以期能从中找出一条促进现代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一、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笔者作为一名高中生，对我国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从初中到高中，历史教材不仅对我国传统丝绸之路有详细的概述，也对其中的历史意义与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做出整理。具体如下：

文化的组建过程主要是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不断渗透形成的，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其中物质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由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活当中，精神文化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慢慢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往精神层面的文化较制度、物质文化的传播速度慢一些。

早期丝绸之路的交流主要对文化与制度方面的交流较少，主要以物质之间的交换为主。然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又带动着各领域的技术经验相互传播，其中西欧国家的丝绸、冶金和水利灌溉等级数多数有我国的“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的，国外的玻璃制作和糖果制造技术亦是通过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不断在中国得到发展[1]。随着物质文化的交流不断升温，国外的宗教文化迫切希望能够通过丝绸之路来讲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更为广阔的传播，中国由此开始引进以宗教为主的各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宗教领域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和天主教等。与此同时，我国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亦得到不断的传播，是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各种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时期精神层面的文化丰富多彩。随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逐渐加强，制度文化以被动的形式在各国之间不断进行相互渗透，制度制度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过程中几乎没有形成友好的交流方式，通常以战争的形式不断渗透，在战争结束以后，往往战败一方民族便会被强行渗透制度文化，以此来保证制度文化的传播效率。

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课堂教材中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资料进行整体，对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做了如下总结：

（一）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丝绸之路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我国传统古典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传播，并将印度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吸取。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便在我国有了初步的发展，在这一关键发展时期，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古典舞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将融合中的禅宗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完美结合，进行形成了具备佛教文化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对我国后现代的精神文明交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

（二）促进了中国技术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使得我国“四大发明”走上了全世界，成为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的基础。纵观现代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现状，多领域受到中国“四大发明”的影响，因此，亦可以说文化交流对世界文明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通过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将技术向世界进行推广的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括陶瓷、茶叶、冶金、纺织和铜镜等。这些中国的技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均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引入外国文明，为中国文化加入新鲜的血液

丝绸之路的开放让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引进了外国文化思想和技术经验，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经济印象，其中技术方面，有玻璃制品、西方医学和天文等。饰品类有象牙、犀牛角和琥珀等名贵物件，后期这些名贵的饰品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进行有效的结合，例如中国的折扇文化，扇骨和扇钉等均用西方的象牙来进行制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添加了更多的西方艺术魅力[3]。此外，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我国还积极引进了外来的食材，如马铃薯、草莓和芝麻等，这些外来食品的引入不仅让我国传统的经济农产品更加呈现多样化，同时也对中国的美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密切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后现代全球一体化的雏形思想，即打破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作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先驱路径，是正确的选择。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更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参考文献】

[1]王天军，王珏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下的体育文化交流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4（06）：641-644.

第8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麦积区,创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是5～18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交流荟萃之地。石窟开凿在秦岭山脉西段北麓状若麦积的红砂岩崖面上,现存洞窟211个、各类造像7800余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尤以石胎泥塑最为传神精美,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在规模上仅次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所保存的佛教题材的雕塑、壁画以北朝最为齐备,以盛唐最为绚烂,反映了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的完美结合。洞窟形制主要有方形“人”字坡顶、四面坡顶、平顶、穹隆顶、方楣平顶及方形四角攒尖佛帐式龛、圆形小浅龛等,各洞窟间以栈道相通。洞窟内部及外部大多为仿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

水帘洞石窟位于天水市武山县鲁班峡中,拉梢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拉梢寺最为著名的是大佛崖北周巨型摩崖造像,总高42.5米、宽43米,浮雕一佛二菩萨巨像,为小乘佛教题材。佛结跏趺坐,禅定印,着圆领通肩袈裟,佛座由莲花、卧狮、卧鹿、立象相间共七层浮雕组成。胁侍菩萨立于佛两侧,戴三瓣莲式宝冠。这种形式明显受到了中亚艺术形式的影响,是北周与西域、中亚文化交流的产物,反映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畅通和繁荣的景象。在拉梢寺大佛崖佛座正中龛内,有一佛二菩萨像,为宋代重修,形象端庄秀丽,朴实自然,富有艺术感染力,其中左侧菩萨像温婉秀丽,楚楚动人,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宋代塑像中的优秀代表。

炳灵寺石窟―下寺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境内丝绸之路黄河古渡口之滨的小积石山沟崖中,濒临刘家峡水库,是甘肃中部地区重要的大型石窟群。始凿于十六国时期西秦建弘元年(420)以前,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诸代,不断有新窟营造或重修、重绘,西秦、北魏、唐代和明代是炳灵寺历史上佛教最为兴盛的四个阶段。现存窟龛主要集中在下寺沟西岸南北长350米、高30米的峭壁上,附近的佛爷台、洞沟、上寺等处也有零星窟龛分布。炳灵寺石窟以石刻造像闻名,现存窟龛216个,彩塑和石雕造像776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在169窟北壁保存的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造窟题记。元、明之际,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时人利用原有洞窟进行了大量的重修、重绘,从而形成了汉、藏两种佛教艺术共存的局面。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在今敦煌市境内,为汉武帝时设置,因输入和田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遗址包括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与河仓城(俗称大方盘城)两部分。玉门关为汉代玉门都尉、东汉玉门障尉治所遗迹,河仓城是边防储备粮秣的军需仓库。玉门关北依天山余脉,南邻阿尔金山麓,疏勒河自东向西流经关北,沿河两岸水草丰足,为天然通道。汉晋时期,玉门关在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玉门关道上留下过许多名臣武将的足迹,如西汉赵破奴率骑破车师,李广利两度伐大宛,东汉窦固攻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裴岑破北匈奴呼衍王,俱经玉门关出师。在玉门关道上,有西域各国使臣和商队人马络绎不绝,也有高僧学者相望于道,充当文化传播的使者。玉门关也是一个永久的诗家话题,许多诗人对它做过精彩的描述,写下千古名句绝唱,使玉门关声誉远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关隘。通过历次考古发掘,玉门关境内出土了大批量汉简,涉及内容广泛,其发现使后人在观览汉晋疏勒河流域边塞风貌的同时,充分领略到前人经营西北边郡的艰苦情形。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位于酒泉市瓜州县境内,是古丝绸之路咽喉道上的一座古城址,始建于汉代,唐代为河西重镇――瓜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历十一年(776)陷于吐蕃。宋景三年(1036),西夏占领此地,仍名瓜州,得以振兴。元灭西夏,州废;明代更名苦峪城,曾缮治其城,供流寓之哈密驻军居之,明末城废。锁阳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西夏古城之一,在河西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方面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锁阳城遗址汇集了古城址、古寺院、古墓群、古渠道、古垦区等多种遗迹,集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国内少有,尤其是保存基本完整的大量灌溉系统,显示了这一地区古代灌溉农业的发达及其以后沙漠化的进程。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位于张掖市高台县,地处古代甘、肃二州之间,地当丝绸之路要隘。始建于东汉晚期,为酒泉郡表是县,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河西建康郡治,北凉政权即发祥于此。唐代在此设建康军,巩卫丝绸之路,名将张守曾任军使。据《唐六典》载:“其时建康郡有田一十五屯。安史之乱后,代宗大历元年(766),甘州、肃州并陷吐蕃,建康军随而陷,废。”汉至唐是骆驼城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其后逐渐衰落。现保存有以古城为中心,周围墓葬群、古窑址、农耕区、防护工程等环绕的分布格局。骆驼城城址分南、北二城,城垣为黄土夯筑,基本保存完整。遗址东南1.5公里处,分布有占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汉至唐代大型墓群。遗址西南1.5公里处,在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约34座夯土台式封土墓葬,规模高大,形制独特,地方旧志中一度误称之为“点将台”。遗址北2公里处,分布有9座窑址,呈弧形排列,反映了当地手工业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兴盛。

果园―新城墓群

果园―新城墓群位于酒泉市肃州区和嘉峪关市之间,是一处面积约60平方公里、墓葬数千座、自魏晋至隋唐各时期的大型公共墓地。这些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世俗生活静态而且集中的保存和展示,通过这些墓葬,可以了解魏晋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的状况及居民生活状况,故有“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和“古丝绸之路上的百科全书”之称。该墓群已发掘的墓多为家族墓葬,建筑形制独特,墓室多有二室或三室,也有部分小型的单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器物和装饰墓葬的画像砖。画像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包括农桑、畜牧、酿造、狩猎、屯兵、出行、宴乐、驿传、六博和建筑装饰图案画等,均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农业生产活动、手工业活动,以描写墓主人的奢华生活等为主,与魏晋、隋唐时期河西繁荣富庶的史籍记载相一致。大量身着少数民族和外国服饰的人物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的历史场景。壁画用墨线勾勒,用石黄、红、赭石、浅绿等施彩,线条粗犷奔放,色彩明快,艺术价值较高,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成就的生动再现。

张掖大佛寺

大佛寺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区西南隅,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明、清两代屡有修葺,是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的典型佛教寺院建筑。在东西中轴线上,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有山门、牌坊、钟楼、鼓楼、大佛殿、万寿殿、藏经阁、土塔等8座建筑。大佛殿为重檐歇山顶两层楼,抬梁式构架,面阔九间,进深七间,占地面积1370平方米,是甘肃境内现存的最大单体木构建筑。殿内彩绘泥塑像31身,四壁绘有内容为佛教故事的明代壁画。正中卧佛身长34.5米,高7.8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是全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卧佛身后塑十大弟子举哀群像,前两侧塑优婆夷、优婆塞,南北近壁塑十八罗汉,均身形高大,过于常者,基本保存了西夏彩塑风格。大佛殿后为藏经阁,内有明正统十年(1445)英宗皇帝敕书颁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一部,及明正统初泥金书经600卷,弥足珍贵。藏经阁后为土塔,为砖土混筑的密宗覆钵式金刚宝座塔,主塔高33.37米,结构精巧,设计新奇,气势宏伟,为同类塔中所罕见。

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千佛洞

马蹄寺石窟群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连山北麓。金塔寺石窟、千佛洞始创于北凉,是马蹄寺石窟群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金塔寺分东、西两窟,皆属流行于北凉到北魏、西魏时期典型的中心塔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链中的重要一环,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窟内的大型彩塑飞天凌空悬塑,若从天而降,素有“东方飞天之精华”的美誉。

榆林窟

榆林窟又称万佛峡,位于酒泉市瓜州县西南70公里处,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之一。始建时间不晚于唐初,现存洞窟43个,分布在东、西两个崖面上,东崖分上、下两层,分别开凿于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代,清代对部分洞窟壁画进行了重修。榆林窟宗教活动自洞窟开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明代闭关停止佛事活动)。现存壁画面积5200多平方米,彩塑200余身,石窟寺前遗有塔、化纸楼等文物建筑21座。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西夏、元时期的壁画无论从内容、绘画风格,还是艺术水准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独到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晚期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榆林窟艺术门类众多,诸如人物画、风景画、图案画和建筑画等,画技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唐、西夏、元代壁画艺术具有独到风格,体现出显教和密教结合、汉密和藏密艺术特点,山水画笔法具有中原画风的笔墨神韵,西夏、元时期的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也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榆林窟上层唐、宋时期洞窟多,前面有进深较长的甬道,且横开连通毗邻各窟的长穿道,建筑形制独特。榆林窟还曾出土过一尊稀世珍品――象牙佛,雕刻技法精美,艺术风格独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微雕艺术精品。象牙佛来自古印度,是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交流的实物见证。

第9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关键词：中国丝绸；纺织技术；明清云锦；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170-03

一、中华丝绸灿烂成锦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被誉为“东方丝国”。中国丝绸史源远流长，已经走过五千多年的历程。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学会了栽桑养蚕，缫丝织造。几千年来，桑叶田田，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最动人的衣耕风景，在中国早期的物质文明中，丝绸占有重要一席。在中国主要出品的商品中，丝绸占有极大比重，是中国之珍，东方之宝。

那么中国丝绸是如何传入西方，并在西方国家获得极高声誉的？是丝绸之路，这条古老而漫长的商路，搭起了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金桥，成为丝绸传入其他国家的大道。在丝绸未传入欧洲以前，希腊罗马人主要用羊毛和亚麻来缝衣物，不难想象当他们触摸到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中国丝绸时，是多么惊讶和喜悦！因为丝绸的华丽和高贵，它被西方人视为最高等的衣料，价值甚至超过黄金。这些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丝织品，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技术随着丝绸的外传而传播，使得其他各国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丝绸不仅为中华文明写下了灿烂的一页，更为世界文化贡献了辉煌的篇章，中国也因此赢得了“Seres”（丝国）的美称。

在古代工艺美术中，丝织品的地位最高，因此常常会成为其他工艺品模仿的典范。从早期的青铜器，到后来的陶瓷、金银器等，都追随丝绸装饰之风，以至有学者考证，“China”的原意并非瓷而是丝。中国古代的丝织技术非常细致，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商代玉戈堪称珍宝，它不仅拥有各种朱砂染色而成的平纹织物的印痕，而且还拥有以平纹为地、呈雷纹的丝织物印痕。这类几何纹样所有线条均等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商代织物的基本特征。在《诗经》里面，《大雅》、《秦风》和《卫风》中均出现有关桑、蚕及丝织的诗句。根据《诗经》、《左传》和《仪礼》等书的记载，周代时家蚕的养殖在黄河流域已经很普遍。这时，不但已有“蚕室”，进行室内养蚕，而且还有蚕架、蚕箔等专门的养蚕工具和缫丝设备。

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江浙地区蚕丝业兴盛，明末诗人周灿咏《盛泽》诗云：“吴越分歧处，青林远接树。水乡成一片，罗绮走中原……人家勤耕作，机杼彻黄昏。”盛泽成为重要的丝绸集散地，有“天上云锦盛泽绸”美誉。苏州、杭州是最著名的丝织业中心，明清设有官局，专门生产供宫廷消费的丝织品；民营丝织业兴盛；丝织品工艺精巧，出现“妆花缎”、“金宝地”；明代中后期，丝织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丝绸品种有绸、缎、绫、罗、绉、纱、绢、绡、丝绒等，质地精美，绚丽多彩，名扬中外，久负盛誉。1972—1974年初挖掘的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 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500多件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珍贵的是一号墓的大量丝织品，保存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有一件“素纱禅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该衣长1.28米，且有长袖，重量仅49克，织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后世曾作研究、仿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其仿制品重量为49.5克，比原件还重了0.5克，可见古代纺织技巧是多么高超。

吴地民歌，几近白话，自有别样的风味，如青翠的莲子，齿颊留香。山清水秀，水畔，柔软的风夹裹着草木的清香。

端坐织机前的小女子，心思纯净得就像远处那西子湖水。织机札札，一遍一遍都是那个清俊的身影，一呼一吸，有种软侬化不开的气息。

不管“丝”与“思”同音，也不管“匹”暗喻“匹配”，江南的女子，千百年来，都有清澈如水的莲心。

而织机上如雪的丝绸，也一如往昔，华贵隐现，温柔暗生。

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蚕桑丝绸业也发展兴盛，为后世整个手工及其纺织业的普遍发展拉开了序幕。随后，丝织技术历经各代不断得到提高。历代诗文均有载录。乐府民歌《陌上桑》精致勾画了美女子罗敷的装扮，而丝绸是她五彩的衣裳：“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聂夷中《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唐杜甫《白丝行》：“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象庆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南宋时，杭州丝织品种日多，主要分为续、罗、锦、缎、泞丝、纱、绢、绵、细等十多个大类品种。在“续”中有白编绩、柿蒂续、狗蹄绞、槽蒲绞；“罗”有素、花、撷、熟、暗金、博生；“锦”有金红捻金锦、绒背锦；“缎”有销金线缎、混织杂色线的花缎；“纱”有素纱、天净纱、三法纱、暗花纱、粟地纱、茸纱；“泞丝”是染丝而织，花色有织金、闪褐、间道；“绢”有官机、杜村、唐绢。

杭州的丝绸声名之盛，为“天下之冠”。城里女子，不分贫富，皆着丝绸，以至有“都市民女，罗绮如云”的记载。杭州一带，利于种桑养蚕，温和的气候，水泽滋润。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杭州逐渐成为繁华都市，市内和郊外的蚕桑都得到发展。唐代，杭州的贡品丝绸中，增添了绯绫、纹纱、白编绫。杭州丝绸的繁荣，犹如杭城自身，繁华鼎盛。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不由得盛赞其为“世上最华丽的城市”。

丝绸的发展，促进了丝绸贸易的繁荣，当时与丝绸有关的行市，有丝绵市、生绵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银朱彩色行之多。在烟波浩渺的海上，白色的大帆船，将它们运至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南宋朝一百四十多年，杭州“丝绸之府”，名动天下。

唐代还以蚕丝制作地毯，被称作“线毯”，极为奢侈靡费。白居易那篇著名的《红线毯》，对此作了详尽刻画：“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线毯实物已经不存，这首诗便成为解读线毯工艺的主要参照，结合新乐府其他作品的写实手法看，当是言下无虚。线毯要经过择茧、缫丝、染线、织作等工序才能完成，其尺寸适应环境，宫殿有多大，线毯就有多大，长宽达十余丈的宫殿需要的线毯，面积极为惊人；线毯非常厚实，而且起绒甚高，歌伎踏上线毯，鞋袜会深陷其中；从“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一句看，线毯的颜色不会仅有红色一种，纹样当是以不同彩线编织而成；如此线毯自然需要大量蚕丝，其重量不可小觑，以至于百夫协力才能担起。难怪诗人说此诗是“忧蚕桑之费也”。

江南纺织技艺日益精进，至唐宋时，已到美轮美奂之境界。杭州丝绸之美，似乎是一种极致，所以诗歌中诗人们将美的景物比作丝绸。而这，恰好证明，盛世丝绸之美的透彻与极致。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莺梭》刘克庄），三月美景，竟也如织锦。

南京，为中国六朝古都，有着六千多年文明史和近两千五百年建城史，虽曾多次遭受兵燹之灾，但屡屡从瓦砾荒烟中重整繁华，留下了无数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朱楔先生在比较了长安、洛阳、金陵、燕京四大古都后，言：“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金陵，是南京最古老而雅致的别称，因南京钟山在春秋时称金陵山而得名。

南京，是一美善之地。其地处江南，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四周低山盘曲，山环水绕，襟江带河，钟灵神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度不凡的山水佳境。

“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南京是十朝都会，“衣冠文物盛于东南和都市大气之特色，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透露出几分儒雅之气，豪杰之风，斯文秀美，亢朗冲融”。同时南京作为天下文枢所在，文化底蕴深厚，“菜佣酒保也有六朝烟水气”。 南京的工艺品种类繁多，较为有名的有云锦、江宁金箔制品、仿古牙雕、金陵折扇及木雕、天鹅绒等。

三、丝绸之府与江南三织造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亲身体验过民间生活的疾苦，所以格外重视蚕桑业。明初定都南京，丝绸业在江南地区大量推广，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生产基地，苏州、杭州、松江、嘉兴和湖州成为五大丝绸重镇。到了清代，朝廷在江南一带的江宁、苏州、杭州分别设立织造局，专门生产宫廷御用的各类纺织品，史称江南三织造。其中江宁织造局， 由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和舅祖先后担任苏州织造局之职，而引起后人的兴趣。苏州织造局一度还是皇帝出京南巡时的指定下榻之处，可见其地位之高。

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因为盛产质量一流的丝绸，而赢得了丝绸之府的美誉。正所谓“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奔腾不息的钱塘江，烟波浩渺的太湖，中间就是美丽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古老的大运河和纵横交错的河道，将无数个城镇和村庄连接在一起。春蚕季节，桑林成海，蚕农们夜以继日忙碌在桑园蚕室；蚕娘们像养育自己的婴儿一样呵护着蚕宝宝。每当新丝上市，蚕农们将新丝放在神位之前，点上香烛，祭祀叩拜，感谢蚕神保佑丰收。那弯弯的石拱桥下，船来船往，将一船船丝绸沿河运往各地，或者通过港口运送到海外。所有的海商都知道，浙江生产质量最好的蚕丝，甚至连苏州、松江等丝织业发达地区也使用湖丝做原料，有“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的说法。湖丝因此成为海内外市场最为抢手的中国商品。

明清时期，丝织生产的兴盛是建立在丝织工艺技术获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的。生产技术的革新，丝织机具的改进，纹样色彩的绚丽多姿，品种的推陈出新，用料的贵重考究，织造技法的高超，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如定陵出土的一件“串枝葫芦寿字纹三色织金柿蒂龙裥缎”，其主体纹样用三色金织造，分别为纯银色的白金、88%合金12%银的黄金和98%合金2%银的大赤金。纹样上分布的各式龙纹、祥云、江崖、海水，全靠不同的金调来表现，视觉效果强烈，既金碧辉煌，又层次分明。所有这一切，显示出当时的丝绸业达到了中国丝绸手工织造时代的极高水平。

四、霞蔚天成，美若云霞

云锦，中国“四大名锦”之首，因其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案绚丽多姿，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

关于云锦的由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玉皇大帝为装饰天宫，便命织女们日夜织锦，朝为锦云，暮为绮霞，不得停歇。当人们仰望满天的霞光异彩，无不为织女们的心灵手巧而赞叹不已。于是，织女们开始向人们传授织云铺霞的神奇技艺。后来，世人便称这种富丽堂皇、瑰丽华美、如彩云般绚烂多姿的织锦为云锦。

明代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中以“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来赞美南京的云锦。

云锦起源于距今一千五百多年前，在元明清三朝，均被指定为皇室御用品，是黄袍、冕冠、嫔妃衣饰的主要用料，也是皇室馈赠、赏赐的高贵礼品。清代设“江宁织造署”，南京云锦进入鼎盛期，全城共有三万多台织机，近三十万人从事织锦行业，南京秦淮河边机户云集，杼声不断。

云锦工艺精妙，由传统的提花木机织造，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人配合，前者坐在织机上负责提花，后者在织机下织造，上下协同，两个人一天也只能完成5厘米～6厘米长云锦的织造，可谓是“寸锦寸金”。

清代沈寿记述云锦“色有定也，色之用无定。针法有定也，针法之用无定”。云锦工艺凭口口相传、手手相授，需要智慧和悟性。与一般织造的“通经通纬”工艺不同，南京云锦使用的是“通经断纬”技术，挖花盘织、妆金敷彩，织出逐花异色的效果，即从云锦的不同角度看，所织花色是不同的。

南京云锦主要有“花缎”、“织金”、“织锦”、“妆花”四类，尤以“织金”与“妆花”两种工艺成就最高。“织金”即用金箔切割成的金丝线进行织造，“妆花”的特点是用色多，五彩缤纷。

由于云锦被用于皇室，所以云锦的用料考究，不惜工本，所用材料多为金线、银丝、真丝、绢丝、各类鸟禽羽毛等。目前，这种靠人的技艺编织的传统手工织造方法仍无法用现代化机器代替。

对于中国丝绸史，人们通常认为汉唐是丝绸历史长河中的一座里程碑，此后明清时期又是另一座高峰。明清期间，丝绸纺织业不仅得到量的提升，工艺与艺术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提花织造技术不断提高，更多精美的丝织品被织造出来，如闻名天下的漳绒、漳缎、云锦，并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名绣。此外，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作为丝织品中“其价如金”的锦织物，发展到明清，形成了最高水平。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都。

云锦因其灿若云霞而得名。云锦在明清时代非常流行，专为宫廷织造，是皇家御用贡品。同时也是馈赠外国君主、使臣的高贵礼品。

康乾盛世，南京城共有云锦织机3万多台，近30万人以此为业，秦淮河一带机产云集，机杼声常常彻夜不绝。织造云锦的织机称为云锦大花楼提花机，是中国古代提花机发展的顶峰。这种大提花机须有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人配合，前者在上，后者在下，上下协同生产。在上者提经线，称拽花工，只要按过线程序提拽即可，相当于在敲电脑键盘。在下者，织纬线，称织手，他面前的织造面就相当于电脑显示屏。两人劳作一天，仅能织造五六厘米长的云锦。

南京云锦还用到一种独特的工艺，就是孔雀羽。这漂亮的孔雀羽线，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辉，奇妙的是当变换视觉位置时，孔雀羽线能显现紫、蓝、绿、黑等不同色彩，达到“转眼看花花不定”的神奇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云锦新生，1957年成立的“南京市云锦研究所”，科学复制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十三陵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等六十多件文物精品，再现了珍贵文物的往日风采。

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京云锦艺人创制于15世纪的云锦妆花形大花楼木质提花机，至今无法由现代织机完全替代，称为古代织锦的“活化石”。长5.6米、高4米、宽1.4米，是中国古代提花机中最复杂、最奇特、最完美的。每台织机分楼上楼下两个，由上、下两人配合操作。2009年9月30日，“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南京云锦虽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然不失其雍容华贵的风范。现今，云锦礼品、实用品、时装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欣赏与典藏。丝绸锦缎，以其华美高贵的品质赢得了全人类的珍爱，又以各种不同的织造技艺使其繁杂多样，以及风格独异的艺术匠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