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公司盈利模式精选(九篇)

第1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盈余质量

会计信息披露作为一种信息传导机制，其作用是把公司的相关信息传递给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使用者，提升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帮助投资者及利益相关者做出理性的决策，从而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因此，上市公司所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对资本市场影响极大。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从1990年至今，逐步建立并完善，但是，一些上市公司仍然频频触及监管红线，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两市共发生了49例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件。可见，会计准则的改革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不能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我们还可以从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自身出发来寻找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而为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证券市场有效性提供方向。

1 文献回顾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大量国外学者从上市公司特征的角度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研究。如：Lev &Penman（1990）、Beasley（1996）、Schadewite & Blevins（1998）、Fan & T.J. Wong（2002）、Eng et al（2003）、 Beak et al. （2004）等，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外部董事比例等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而股权集中度则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国内学者刘立国、杜莹（2003）、杜兴强和温日光（2007）、薛祖云和黄彤（2004）、 殷枫（2006）、王勇（2009）等则大多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角度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大多数的研究结果表明，法人持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监事会的规模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在现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上市公司特征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公司基本特征、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以及公司财务状况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可能是由于所选样本或是构建的研究模型不同或是研究方法欠成熟的原因，某些公司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由于不同学者选择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不同，研究比较单一，不同的研究之间缺乏相互印证。

2 上市公司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股权制衡，是指由少数几个大股东共同控制公司，通过内部牵制，使任何一个大股东都不能单独操纵企业的决策，达到互相监督、抑制内部人掠夺的股权的模式。近年来理论界对股权制衡在抑制内部人掠夺方面的独特作用进行了一些研究。公司中由于第一大股东与其他大股东控制权不同，其他的大股东（主要是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可能主要扮演监督和制衡的角色（唐跃军，2007）。因此，其他大股东可以阻碍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控股股东操纵披露信息。因此，一般来说股权制衡度越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也就越高。

2.2 财务状况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由于公司财务状况的因素较多，本文仅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公司规模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1）盈利能力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按照经济学信号传递理论，为了减少冲突，高盈利公司积极地对外披露信息，区别于质量低的公司，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帮助公司股票被市场正确定价，并且维持他们的地位、声誉。因此，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会对信息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管理层为了掩饰公司的经营不善，有动机进行财务舞弊。

因此，一般情况下公司盈利能力越强，其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

2）公司规模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容易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关注，促使公司运作相对规范，上市公司容易成为市场上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支持，其可能会进行更充分的信息披露，以树立公司形象，信息质量相对可靠；第二，与规模较小的公司相比，规模较大公司对市场资金的需求和依赖更大，因而有动力规范地披露信息，减少成本；第三，与小公司相比，规模较大公司的边际信息生产和披露成本通常更少。

因此，公司规模大，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会产生促进作用。

2.3 董事会规模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1）董事会规模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司董事会要承担对公司重大问题进行筹划和决策的职责。但是，如果董事会规模太大。由于沟通和协调上的问题，会出现很多好的策略与思路因理解偏颇而遭放弃，而且规模越大的董事会在讨论问题时效率就会越低。因此，一般情况下董事会规模越大，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低。

2）按照委托—理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位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利用董事会监控总经理，是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机制。在实践中，董事长是股东方的代表，总经理是管理层的代表。股东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并希望能够监控公司会计政策使其向维护投资倾斜。而管理层最关心的是酬劳、利润分享、度假、晋级、社会声誉等。因此总经理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甚至对有些不利信息不披露或提供虚假信息。在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的情况下，会出现总经理的权力过度膨胀，导致总经理自己监督自己。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也会削弱董事会的监控功能。因此，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是否分离对会计信息质量有较大的影响。

3 上市公司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假设

在以上的分析基础上，可作假设如下：

假设1（H1）：股权制衡度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假设2（H2）：公司盈利能力越强与其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假设3（H3）：公司规模大小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

假设4（H4）：董事会规模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

假设5（H5）：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分离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图1 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我们选取了深圳市2011-2012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由于金融类公司股权结构、业务经营、会计处理的特殊性，故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基于数据计算的需要，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经过筛选，此次研究选取了88家深圳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研究所使用的统计以及数据处理软件为EXCEL2003和SPSS.V17.0，其中数据的处理主要使用EXCEL2003，变量的回归分析则主要使用SPSS.V17.0。

3.3 变量的定义

1）因变量-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盈余信息一直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核心部分，因此本研究中的会计信息质量将通过盈余信息的质量进行衡量。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一般是采用应计项目与现金流匹配的状况来考察盈余管理，其衡量指标是现金利润比率：

现金利润比率（Q）=经营现金净流量/利润总额

现金利润比越大，上市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越小，代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会计信息质量就越高。

表1 变量定义

2）解释变量：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选择股权集中度等5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3.4 检验结果及分析

3.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88个样本企业中，现金利润总额比最小值为-15.83，最大值为7.34，均值为-1.05，波动范围很大，说明样本企业中盈余管理的现象比较严重。股权制衡度最小值为仅0.0025，最大值为5.00，均值为0.46，说明在88家样本上市公司中还是不太注意股权制衡的作用。在样本公司中，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岗位分设均值0.66，表明大多数上市公司领导的二元性比较好。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看出，样本公司的特点能够反映深圳市上市公司的一些普遍性特征，其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3.4.2 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因变量与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显示，各解释变量与因变量间均呈显著相关，并且与假设的方向一致。另外，由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会对统计检验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有必要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对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所有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190以下，表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高，适于做回归检验。

3.4.3 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假设公司信息质量受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两职分离、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大小等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将变量纳入同一个模型中，进一步加以测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式：

Q=b0+b1V1+b2V2+b3V3+b4V4+b5V5

利用SPSS.V17.0软件对样本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系数

注：F=14.008， p

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总体拟合优度达到0.461，说明回归方程拟合度比较好。

从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股权制衡度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与预期一致，但不显著。从理论上看股东之间的监督和制约，对改善公司治理效率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有可能是因为分散的股权会导致一个上市公司凝聚力不强，内部管理反而容易出现弱化，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负面影响。所以造成结果不太显著。盈利能力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与假设一致，且具有显著性。公司规模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与假设一致，但是不显著。这有可能是，公司规模大，其产业链就长，相应经营业务更复杂，操控业绩的方式反而比小公司更多更方便。董事会规模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和假设相符，且具有显著性。两职分离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这与原假设一致，但也不显著。

通过回归分析，原假设中H1和H3未能通过检验，H2、H4、H5均通过检验。即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两职分离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规模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

参考文献：

[1] Lev B.， S Penman. Voluntary forecast disclosure nondisclosure and stock prices[R]. Journal 0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0： 10.

[2] Beasley，Mar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R]. The Accounting Review，1996：443-465.

[3] Schadewitz， H.J. & Blevins， D.R. Major determinants of interim disclosures in an emerging market[R]. American Business Review， 1998：7-8.

[4] Fan & T.J. Wong， Corpora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 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s and Economics， 2002：401-425.

[5] Eng， L.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3：325-345.

[6] Beak J.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Korean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4：71.

[7] 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3：17-19.

[8] 杜兴强，温日光.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J].财经研究，2007-1：122-133.

[9] 殷枫.公司治理结构和自愿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06年第3期：7-9.

第2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盈余质量；信息观；计量观

国外学者把对盈余质量理解分为基于决策有用的信息观和基于决策有用的计量观，基于决策有用的信息观认为，盈余是一种包含多种信息的信号，市场上报酬率和股票价格的变动可以作为信号作用替代变量。因此学者用盈余的持续性、可预测性和平稳性的时间序列特征对盈余质量进行界定和评价。

基于决策有用的计量观则立足于会计报表的项目构成及其关系，强调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会计计量方法反映企业真实的经济活动，增加由会计报表所提供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从会计报表的角度定义盈余质量，即盈余与现金流量的关联程度。两者分离程度低，即盈余中所含有的现金流量比例越高，就认为盈余质量越高。因此西方对盈余质量的计量就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

1国外基于决策有用的计量观

1.1总应计项目

DeAngelo(1986)提出总应计项目的变化可以用来衡量盈余质量。但是以应计项目为基础形成的盈余质量概念与FASB基于持续性、可预测性、平稳性的盈余质量概念并不一致，也不可能趋同。

1.2盈余管理程度

以盈余与现金、应计利润的关联程度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变量。应计利润是权责发生制会计所核算的盈余和收付实现制会计所核算的盈余之间的差额。盈余由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利润两部分组成，应计利润又分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与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NDA)。盈余与现金、应计利润之间的关联程度不仅反映出企业经营的某些特征，更是会计确认计量和会计政策选择，甚至是盈余管理的集中反映。

对于盈余管理的衡量，Healy以总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应计利润中不可操纵的部分；Deangelo则以应计利润的变动部分来衡量盈余管理，但该方法无法控制经济情况改变对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影响；Jones、Dechow和Sloan等都倾向于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变量；而DechowandDichev，HribarandCollins，WhisenantandYohn等则认为，会计盈余中的现金比应计利润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并以应计利润与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比值来判断盈余质量，该比值越高表示盈余质量越低。总的来说，盈余中应计利润部分越少，特别是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少，经营现金流量越多，则盈余质量越高。

琼斯模型以盈余质量为出发点，经过盈余管理环节，最终又回到盈余质量，该模型后来被大量用于盈余管理的识别和评价。琼斯模型以及修正的琼斯模型验证了应计项目回归残差可以用来反映盈余管理的程度，盈余管理程度又被认为与盈余质量呈反向关系。Dechow，Sloana和Sweeney(1995)通过对四个重要模型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修正的琼斯模型对于识别盈余管理最为有效。

1.3应计项目水平

Sloan(1996)和HougeandLoughran(2000)都认同会计盈余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提供可靠且相关的现金流量信息部分和应计项目部分，所以应计项目水平可以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应计项目水平与股票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1.4会计政策选择

Teohetal(1998)年研究了短时期内减少坏账准备或折旧对于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类似的还有BeaverandEngel(1996)对于减少贷款减值准备影响的研究，Moehrle(2002)对高估重组费用影响的研究等。他们对盈余质量的界定基本上仍属于决策有用观，但更强调会计计量方法的影响。

Penman和Zhang(2002)研究了保守会计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为会计报表层面盈余质量的研究和评价开启了新的思路。他们设计并采用保守会计程度指数计算得出盈余质量指数，将资产负债表信息与收益表信息联系起来，进而将盈余质量的影响扩展到资本市场中对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上。

2国内基于决策有用的计量观

2.1从利润的各构成部分对利润总额的比重，评价盈余质量

王志台采用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作为永久性盈余的表征变量，以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作为盈余持续性的衡量标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了研究。贝洪俊(2002)从主营业务利润分析盈利质量，公司的盈利质量与主营业务利润持久性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2从盈余的收现量，评价盈余质量

储一昀、王安武(2000)采用现金制下的指标与应计制下的指标作对比。计算两者的差额，从而判断利润的含现量。他们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多角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盈利的获得和现金的流入并不同步，而且存在一定的盈利操纵行为。

储一昀与王安武从盈余与经营现金流量联系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问题。他们认为，盈余质量反映盈利的确认是否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较高质量，具体表现为以应计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余指标数值的设计出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四组8个指标，通过计算这些指标在应计制与现金制下的差额来反映盈余质量。

耿建新等从现金流量与净利润比较角度来发现违规公司报表的特点，寻找信息不实公司的预警信号。研究发现，当企业在经营业绩下滑时，若进行盈余操纵，其净利润现金差异率会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因此净利润现金差异率既可以作为一个盈余质量指标，也可以作为一个预警监控指标。

周建波选用了经营现金流量、经营现金流量变化、存货、坏账准备、应收账款、毛利、销售及管理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8个指标分别采用两种方法计算盈余质量的综合得分值，并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各指标以及盈余质量综合得分对股票回报率和未来盈利的增量解释力。

王庆文以1998—2002年沪深两市A股为样本，以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研究其对公司下一年度盈余及未来两年内股票收益的影响。

2.3构造多指标模型，评价盈余质量

苟开红(2005)从相关性和可靠性出发，选取了四项指标，构建了一个盈余质量的评价模型，这四个指标是：①预测价值；②及时性；③无偏性；④表象真实性。把上述4个指标通过换算，采用百分制形式，最高分为1O0，最低分为0，得分越高质量越好，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建立以可靠性为核心的收益质量指数模型。

孙晖，李峰建立了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系统，从多维度来全面评价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盈余质量的外在表现形式包括盈余的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如实表述、中立性。

陈收和唐安平从财务分析角度，选取了持续性、成长性、稳定性、现金保障性、安全性、可靠性、公司治理效果和行业特性8个方面共22个指标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就盈余质量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在典型的盈余——收益率模型中加入22个盈余质量评价指标。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外对盈余质量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有人强调真实性、有人强调现金保障性、有人强调持续性、有人同时强调几个方面。国内学者王志台、储一昀和王安武、耿建新、王庆文都只是从单一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实证分析；周建波、陈收和唐安平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但没有系统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

在最新的实证研究中，我国学者多采用西方学者论证成熟的盈余质量模型，如盈余反应系数、琼斯模型、应计项目等。但是利用模型评价不同行业间公司的盈余质量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目前盈余质量相关性方面的研究有基于委托理论，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中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含量的关系。朱星文,蔡吉甫,谢盛纹（2008）发表了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报酬研究，他们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指标反映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且选取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来估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毛洪安（2008）发表了管理股权、会计选择与盈余质量研究，根据异常应计项目框架和修正的Jones模型，以1995—2004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管理股权通过会计选择影响企业的盈余质量进行了分析。

王建华（2008）发表了上市公司最高决策者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作者采用的盈余质量评价模型是以Easton和Harris提出的盈余反应系数为基础，并考虑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业经营环境,引入行业变量,得到基本模型。即作者运用盈余反应系数来度量盈余质量。

盈余反应系数是根据当期的盈余变动情况预测未来市场回报的能力,是从市场反应的角度对盈余质量进行度量和评价,它度量的是盈余质量的反馈价值。检验盈余对股票超常收益的影响程度通常要采用回归分析法,盈余变量的回归系数即盈余反应系数可以反映公司盈余质量的市场认可程度。

从外部大股东视角，研究控股股东或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早期的论文直接研究控股股东或机构投资者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近年来学者从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的掏空和支持，关联交易方面，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周晓苏，张继袖，唐洋（2008）在控股股东所有权、双向资金占用与盈余质量一文中，综合考虑每个行业面临的不同风险,用行业应计项目的中位数调整个别企业的应计项目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这个指标一方面符合盈余质量的思想,有现金流保障的盈余是高质量的,是经营现金流和收益比率的变形；另一方面,该指标调整了行业因素,相当于剔除了行业的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同时该指标相比应计项目的变化多了一期数据,增加了样本量。

第3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 董事会 公司治理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作者简介：

季 敏（1987- ），女，山东济宁人，青岛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金贞姬（1963- ），女，吉林延边人，青岛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一、引言

民营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是自然人或民营企业，受政府的管制约束很少，表现为高管任免具有独立性、股权变动比较自由，由此也导致公司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董事长一言堂现象。董事会一旦被一个人所控制，就会导致内部失控，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的存在就会成为空壳。由于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通常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再加上有国家作为其最终担保人，使得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受到更强烈的融资约束，公司为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配股资格和维持上市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践中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使会计信息违背了会计信息质量真实性和可靠性原则，导致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扰乱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序进行。而董事会作为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对编制的财务报表负有完全责任。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高低关键在于董事会的结构，因此，研究董事会结构特征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采用Roychowdury设计出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运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 对董事会特征在控制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效用方面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董事会特征的以下方面研究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相关性：

（1）董事会规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Jensen（1993）通过研究得出，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chow等（1995） 也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就越有就机会进行盈余管理。然而Dalton等（1999）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就越能更好地对经营者实施监督；董事会规模越小，效率可能更高，却也存在着被少数人控制的危险。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1： 董事会规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2）独立董事比例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独立董事可以更好地监督经营者的行为和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Byrd和Hickman（1992）研究发现，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降低。国内研究学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吴清华和王平心，2007）等。张志花、金莲花（2010）认为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置能有效抑制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2： 独立董事比例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

（3）两职兼任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民营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的，两职兼任现象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更为普遍，两权集一身能更有效的控制整个公司。Jensen（1983）发现，两职兼任的领导结构使了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名存实亡。王建新（2007）等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使得董事会被一人控制，为其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3： 董事长和总经理（CEO）两职合一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假设4：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同一人时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4）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董事会下的专业委员会通常掌握着某一方面的技能，其存在提高了董事会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实践也证明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置和有效运作，是明确董事会职责、提升董事会运作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治理方式，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降低。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5：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

（5）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Vafeas（1999）认为随着董事会开会次数与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董事会会议是董事会成员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主要途径，会议的召开可以给董事提供参与制定企业决策的机会。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6：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

（二）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变量如下：（1）因变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选取了公司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三种主要形式销售操纵、过度生产和降低可操控性费用，分别以异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控性费用的大小来作为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大小的指标。经营现金流量（CFO），采用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来表示。生产成本（PROD），可操控性费用（DISEXP），主要包括研发支出、广告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由于我国会计准则没有把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单独列出，而是把其列入到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根据Dechow和Skinner研究，建立以下线性回归模型对每个公司年度CFO的正常水平进行估计：CFOt/At-l= α0+α1×（1/At-1）+α2×（St/At-1）+α3×（St/At-1）+ε1…（1）。其中，At-1为t-1期期末的资产总额，St是t期的销售额（营业收入），St =St-St-1，残差ε1为对应的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先利用该回归模型估计出α系数值，然后将对应的α系数值代入回归模型中，估计对应的正常水平下的CFO，则ACFO=实际CFO-正常CFO。按照同样的方法分别根据下列模型：PRODt/At-1=α0+α1×（1/At-1）+α2×（St/At-1）+α3×（St/At-1）+ α4×（St-1/A t-1）+ε1…（2）。DISEXPt/At-l=α0+α1×（1/At-1）+ α2×（St-1/At-1）+ εt （3）。对每个公司年度PROD和DISEXP的正常水平进行估计，再用实际值减去其正常水平值，分别得出异常值APROD和ADISEXP，即各自回归方程中的残差项。Cohen指出，由于会计科目之间的相互影响，通常是采取多种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因此需要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因此引入一个综合变量SRM。由于可疑公司运营年度进行盈余管理时会导致当期经营现金流量和可操控性费用比正常情况下低，生产成本比正常运营年度高，因此将综合真实盈余管理指标表示为：SRM =|ACFO|+|APROD|+|ADISEXP…（4）。该综合指标值越高，则表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2）控制变量。本文主要考虑了公司本身的特征：公司规模（LIZE）、净资产收益率（ROA）和资产负债率（DEBT）。一般而言，公司规模越大受各方面监管和关注比较多的同时也有更多机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因此，将公司规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净资产收益率是衡量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基本指标，并且上市公司在增发股票和配股时对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都有一定的要求。微盈利企业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与股东相比，债权人为了得到应有的资金使用费，会更关心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由于管理当局相比债权人来说掌握更多的内部信息，管理者为了减轻来自债权人的压力，当公司负债比例较高时，就会采用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3）解释变量。模型的解释变量是公司董事会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 LNBO） ， 用董事会成员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独立董事的比例（DULI），用独立董事的人数除以董事会总人数表示，独立董事比例的平方值（DLSQU）；LZDZ是虚拟变量，反映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时取1，否则取0；LZHY 为虚拟变量，反映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是否合一，当两职合一时取1， 否则取0；董事会会议次数（BOME）；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PC）。

在此基础上建立董事会结构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模型如下：RAMt =β0+β1LNBOt +β2DULIt +β3DLSQUt +β4LZDZt+β5 LZHY t+β6BOMEt+ β7PCt+β8LIZEt +β9ROAt +β10DEBTt +εt在回归分析时将分别用ACFO、APROD、ADISEXP、SRM来代替RAM。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所有2011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1年相关数据作为估计2011年度民营上市公司异常CFO、异常PROD、异常DISEXP和SRM的基础，选取2011年有关董事会特征数据。样本中剔除了盈余管理数据和董事会特征数据不全的公司，最后得出有效的总样本数701个。所有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样本公司不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状况，主要是可疑公司与正常运营公司对应变量均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可疑公司运营年度与正常公司运营年度相比具有较高的异常生产成本、较低的异常可操纵性费用，而异常经营现金流量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较低的可操纵性费用和较高的生产成本共同作用的造成的。可疑公司还表现出较低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数为0.006457，可以看出可疑公司的净利润非常小，为了摆脱增发股票和配股的限制条件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比较大。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董事会被一人控制的现象比较常见，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倒不常见。可疑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平均值低于正常运营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平均值达到37%，公司法的最低要求是三分之一，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企业规模方面，可疑公司要大于正常运营公司。公司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相差不大，基本上都设有四大专业委员会。

（二）回归分析 首先利用701家民营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别对模型（1）、（2）、（3）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回归系数再代入模型计算正常水平下的经营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可操控性费用，再将实际值与正常值相减即得到异常经营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纵性费用，然后再计算出综合真实盈余管理SRM。从表（2）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整体的解释能力较强，Adjusted R2值分别为0.43，0.767，0.045，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较高。对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整体的解释能力比较强，同一个解释变量与盈余管理指标的四个表现形式的相关性有时并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在实践中公司采用多种盈余管理方式共同作用造成的。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董事长和总经理（ CEO） 两职合一、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同一人、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资产负债率都与异常可操纵性费用的相关性系数为正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1、假设3和假设4。独立董事比例与异常可操作性费用的相关性系数为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公司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与异常可操纵性费用的相关性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呈现出显著性，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越大，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样本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异常生产成本呈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1；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异常生产成本呈负相关，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异常生产成本越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越少，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净资产收益率与异常生产成本的相关性系数为负数，有效地支持了假设6；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与异常生产成本的相关性系数为正数，并呈现出显著性，有效的支持了假设5。（3）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与异常经营现金流量相关性系数为正，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同一人、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公司规模都与异常经营现金流量呈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3、假设4、假设5和假设6；资产负债率与异常经营现金流量呈显著性负相关。（4）样本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与公司的盈余管理呈正相关；独立董事的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同一人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在这一点上假设2、假设3和假设4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呈显著性负相关，有效的支持了假设6，董事会会议的召开使所有董事有机会参与到企业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公司的规模、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微利民营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

四、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可疑公司运营年度可能会通过不正常的价格折扣扩大销售或者降低费用来增加当期营业收入和利润以达到公司的经营目标，结果导致当期生产成本较高和可操纵性费用较低，但是异常经营现金流量与正常运营公司并没有多大差异可能是由于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的。（2）公司自身的特征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尤其是公司规模、负债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越大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空间就越大。（3）公司的董事会特征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异常生产成本呈显著性负相关。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个数与异常生产成本呈显著性正相关，表明上市民营企业中董事会的专业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的综合盈余管理呈显著性负相关，表明董事会的活动能有效抑制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独立董事比例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表明民营企业中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基于以上得出的结论，在公司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中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和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实现良好的内部监督，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让董事真正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当中。

参考文献：

[1]吴清华、王平心：《公司盈余质量：董事会规模微观治理绩效之考察》，《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年第1期。

[2]张志花、金莲花：《公司治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10年第4期。

[3]王建新：《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会计研究》2007年第5期。

[4]姜英兵、王清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

[5]Roychowdhury.S.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

[6]Dalton D R，C M Daily，J L Johnson，A E Ellstrand.Number of Director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

第4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公司决策

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进行利益分配的一种决策，上市公司如何在股利分配与股利留存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是所有上市公司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实现公司价值即股东财富最大化。

一、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1.剩余股利政策

剩余股利分配政策是指股份公司生a经营所获得的盈余首先应满足公司投资项目的需要，如果还有剩余，则分配股利；如果没有剩余，则不分配股利。

2.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是公司确定一个股利占每年盈利的比率，并长期按此比率支付股利分派给股东的政策。从绝对额上看，企业支付给股东的股利随每年赚的盈余不同而有差异。

3.固定或持续增长的股利政策

该股利政策是指公司将每年派发的股利额固定在某一特定水平上，不论公司的盈利状况和财务状况如何，都保持该股利不变，只有在确信公司未来的盈利将足以维持增加后新股利的时候才会宣布增加每股股利。

4.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是公司除了每年向股东支付固定的股利外，还在企业盈利情况较好、资金较为充足的年份向股东发放额外股利。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现状及特征

我国的证券市场成立于九十年代初期，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市场运作日益完善，投资者交易日趋理性。然而与国外资本市场相比，我国市场环境依然不够成熟，还存在一些问题。总之，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分配倾向有所缓解，但是股利支付率低。九十年代初处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早期，此时，大部分公司都进行股利分配。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末，“不分配利润”几乎成为了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的一中普遍现象。有资料显示，我国在1999年前上市的公司有二百家在1999-2002年从没分配过利润。股改之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影响到了其股利分配的能力，不分配的情况有所缓解。

第二，股利分配形式多样，以派现为主。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的股利分配方式逐渐趋于多样化，包括纯现金股利、纯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组合、现金股利与转增股本股票股利与转增股本组合、不分配股利等。这充分反映了中国股权结构多元化所产生的对利润分配需求的多样化，但现金股利仍是我国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

第三，股利收益率低。股利收益率是指股份公司以现金形式派发股息与股票买入价格（每股原市价）的比率。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竞争力不强，获利能力较差，在盈利不丰的情况下，不得不把较大的部分用于发放股利，股利支付率较高，但由于我国股票市盈率较高，平均在50倍左右，使得股利收益率很低。

三、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一）内部因素

首先是盈利能力。良好的盈利能力能使公司有更多的盈余分配股利，从而给股东传达信心。上市公司如果拥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其可获得的分配额越多，越可能支付较高的股利。公司的盈利能力可以通过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来表示。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现金股利发放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正相关。

其次是成长能力。处于成长期的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较大，倾向于支付较低水平的现金股利政策或不分配现金股利，将利润留存在企业内部以满足不断扩大的资金需求。现金股利政策一般与企业的成长能力负相关。

再次是公司规模。不同规模的公司，具有不同经营方针和获利能力。公司的规模越大，扩张性的要求越不强烈，越倾向于发放更高水平的股利。公司的规模越小，扩张的欲望则越强烈，越需要更多的现金投入到生产经营当中。股利支付水平一般与公司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最后，股权集中度也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企业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对公司的控制力就越强。其可以通过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人作为董事影响董事会，控制剩余现金流的分配权。不仅可以影响股东大会的决议，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控股公司进行支持或掏空。

（二）外部因素

1.政策约束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还处在探索阶段，发展并不成熟，这使得一些公司的股利政策决策被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很严重，最广大股东的利益没法被充分体现。而且，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并没有征税，而是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现金股利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计征20%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对现金股利支付的积极性。

2.契约限制

当公司采取发行公司债券、长期借款、融资租赁、发行优先股等方式进行外源融资时，对方为了降低其财务风险，往往将有关股利分配的限制性条款加入到签订的契约中。尤其是对于高风险的行业来说，债权人更倾向于通过契约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况客观上导致上市公司在发放股利时更加不稳定。

3、宏观经济环境

对于还不是很完善的我国证券市场来说，外界宏观经济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经济复苏繁荣期，公司受外界影响一般都会获得盈利，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也会促使公司发放股利；而当经济处于萧条衰退期时，公司不佳的经营状况会影响公司的现金状况，银行通常也会缩紧银根，此时公司倾向于不分配或支付较低的股利金额。

四、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建议

（一）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信息披露

股利分配的突出特点是信息不对称，筹资者对信息了如指掌，相比之下，投资者尤其是小股东掌握的信息则非常少，处于劣势地位。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大力度，着重了解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时间、类型、原则以应及时履行的义务，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也可以让上市公司树立起发放股利的重要意识，并保证其有章法可循。

（二）制定相关股利分配政策法规并规范股利分配行为

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和政府应制定明确具体的股利发放的政策和要求，防止流于形式，并对政策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其贯彻执行，从而真正的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真正起到制约作用。

（三）上市公司应当制定稳定可行的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管理者应尽量保持各年度间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或有比较稳定的增长率，避免股利发放的大起大落。公司管理者对近几年的盈利情况进行分析，进而预测未来几年的盈利情况，制定出稳定可行的股利政策，能给外界传达积极的信号。

第5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研究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的关系，是会计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国情的需要。第一，从会计理论的需要看，会计盈余在会计信息中被作为最重要的概念和指标，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是财务会计的立身之本。如果会计盈余不具有决策有用性，人们有理由质问财务会计本身是否有继续存在的意义，或者应该进行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一直受到来自财务学和投资学的怀疑和轻视，因为按照经典的股票计价模型，股票价格等于未来股利或净现金流量的折现，而不是未来会计盈余的折现，更不是用历史成本和权责发生制原则计算出来的报告会计盈余的折现。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挑战，如果会计学家不能找到会计盈余数字具有决策有用性的经验证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大厦将不堪一击。“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将不能再作为财务报告的目的而只能看成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会计假设。正因如此，30年来会计盈余的有用性研究一直是西方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旋律。

第二，从我国国情来看，进入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实务和规范都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的过程，中国会计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志是会计信息是否开始具有投资决策有用性。由于会计盈余是所有会计信息中最受人关注的信息，所以对会计盈余信息有用性的检验和研究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在我国，会计盈余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还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市场化导向的会计改革使我国会计的计划经济色彩越来越少，强调获利能力和会计盈余指标、为投资者决策服务的成份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否是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投资决策服务这一问题上还存在摇摆和犹豫；同时证券市场和投资者也还不尽成熟，“政策市”的特征明显；企业的盈余操纵现象比较普遍等因素也使人们倾向于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并不具有决策有用性的猜测。由于同时存在会计盈余可能不具有决策有用性的因素和会计盈余可能具有决策有用性的因素，使得在我国现阶段，研究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通过对深沪股市中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及其披露）的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回答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这一个基本问题。作为研究的副产品，我们同时可以发现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审计意见类型等信息在股价变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投资者对有关财务信息的分析能力和国内若干独有的制度因素对会计盈余功能的影响力。

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是对研究课题的制度环境所做的一个述评。80年代中后期开始启动的会计改革堪称我国会计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它体现了3条主线和趋势：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会计改革的根本动力；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是会计改革的直接原因；证券市场的需要是会计改革的核心内容。这3条主线都导致了同一个结果，那就是会计盈余信息在会计规范中的重要性不断地得到增强，在证券市场监管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会计目的的投资决策导向日益明显。这些都使人倾向于认为会计盈余具有决策有用性。不过另一方面，我国过渡经济中会计改革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和矛盾性、目前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盈余数据的使用主要侧重于“政绩”考核而不是用于投资决策、较严重的盈余操纵和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还不够、股票市场中散户占大多数，他们使用财务信息的能力有限、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较多等诸多因素，又令人不得不怀疑会计盈余数据能否在资本市场中扮演它应有的角色。

第二章是会计盈余功用的理论篇。作者首先历史地，从三个大的会计思维范式，即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的角度分析会计盈余的功用并阐释了三种思维范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节“会计盈余与股票计价模型”对国内外文献中主要的股票计价模型做了一个归纳总结（包括现金股利折现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盈余资本化模型、资产负债表模型、会计基础计价模型等），揭示它们对会计盈余有用性研究的指导意义。最后一节是对论文总体研究框架和以后各章结构安排的说明。

第三章是对我国上市公司历年会计盈余的水平、披露特征与股票市场报酬率的主要统计特征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使读者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待处理的数据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第一节通过对几年来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指标的分析，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业绩水平参差不齐，两极分化日趋严重；（3）盈利能力经历了从“深强沪弱”到并驾齐驱的过程。第二节计算近几年深沪股市市场组合日报酬率的若干统计量以考察深沪两市的区别和联系。第三节是对上市公司年度（盈余）报告披露时序特征的研究，初步的结论有：第一，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上存在明显的“挤末班车”的偏好，这种情况到1997和1998年报时虽然由于监管部门的干预而有所缓和，但基本的趋势并没有改变。第二，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在单周各日间的分布，在不同年度都有比较稳定的分布特征。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的干预，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挤末班车”的现象，但对于年报披露在周内各日的分布频率，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以上两点发现可以初步说明，在年报披露的时序特征中，很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即使是监管政策也不能完全改变的规律性的因素。

第四章旨在检验我国深沪股市中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第一节“国内外文献综述”首先勾画了国外30年来 在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领域十大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然后分析了国内近两年出现的该领域的三篇有代表性的文献，并指出了它们的不足。第二节在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理论推导模型的基础上，具体地讨论了作者在研究设计中考虑的七类问题，它们是：样本选择、预期盈余的衡量、非正常报酬率的衡量、时窗长短的选择、模型中需要控制的变量、数据来源、回归模型的构造。第三节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和分析，主要的发现有：

（1）总的来看，即使控制了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审计意见类型等重要变量的影响后，会计盈余的披露仍然具有显著的价格效应。从分年度模型看，1996年报的效果最为显著；从分交易所模型看，深市对盈余披露的反应要显著强于沪市。无论是深市还是沪市，都对会计盈余披露存在延续反应现象。

（2）每股净资产尽管是股票报酬率的一个解释变量，但其影响力远不及未预期会计盈余，而且市场对每股净资产的披露同样存在延续反应现象。

（3）从总体来看，在年报披露期间，董事会分配预案是继会计盈余信息之后对股价变动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它对股价的作用强于每股净资产信息。上海市场对分配预案的反应强度大于深圳市场。

（4）审计报告的披露具有信息含量，只是它不够全面、充分和及时：第一，投资者仅仅把审计意见类型与会计盈余（例如E）的“含金量”联系在一起，还没有考虑到审计意见类型同样也应该反映了每股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的“含金量”。第二，投资者在对未预期会计盈余做出反应时，仅仅局限在年报公布之后若干天之后。第三，只有上海市场（1994－1998）对审计意见类型有价格上的反应，深圳市场在对股票定价时，始终没有考虑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5）和美国市场相似，深沪股市的盈余反应系数（ERC）在时序上也具有不稳定性。笔者认为，在充分和完善的市场上，ERC不具有稳定性也许正是会计盈余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的一种方式。同时，在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中ERC的稳定性问题时，结合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量可能会更好地理解问题。这是因为深沪股市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市场规模、制度、结构等都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其中包括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

（6）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截距小于零。作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如果收益决定偏保守，那么的估计值会大于零；如果收益决定偏冒进，的估计值会小于零。与国际惯例相比较，我国会计制度和准则谨慎不足，往往导致对会计利润的高估；而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满足某些监管条例和局部利益往往通过提前或超额确认收入、推迟或缩减确认费用、通过关联方交易等手段粉饰经营业绩。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得到的截距的估计值都为负数。

（7）和国外文献相类似的是，我国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也偏小。所有混合样本回归得到的adj-仅为1.6（时窗为[-15,0]），即使是在分年度的数据中，adj-也最高不超过8.4（时窗为[-15,0]）。

（8）在会计盈余对股价变动的解释力度上，深市一直强于沪市，尤其是1996年报以前。作者认为，除了一些硬变量（如规模、股权结构、行业差异等）以外，深沪股市在制度背景方面的一些软变量（如投资者素质、运作理念、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经营思想等）也是造成两市在上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9）对分年度数据的研究表明，报酬率──盈余关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96年报期间，模型的回归系数和决定系数都显著地高于其他年度。作者认为，1996年末《人民日报》针对股市非理性的过度投机而发表专题社论是促成我国股市投资理念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

第五章是对第四章的进一步延伸，它探讨了分析师预测模型下的预期盈余变量在中国市场中对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影响、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对预期盈余计量误差的消减效果，而且在第四章短时窗的基础上将事件窗口拉长到整个年度来重新审视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研究者发现：

（1）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更准确，而且前者往往会高估公司的未来盈余，后者往往低估公司的未来盈余。

（2）虽然分析师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的预测更准确，但用分析师预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并没有能够较随机游走模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提高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在模型中使用的分析师预测不具有市场代表性。

（3）虽然深圳市场对分析师预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做出了反应（显著异于零），但上海市场没有做出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平安证券公司的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深圳的各证券营业部的缘故。

（4）用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加入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只有以深交所各年度数据为基础的模型通过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adj-也较其他模型有显著提高；上交所的数据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当时窗长度从31天拉长为一个年度时，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回归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这再次说明，会计盈余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股票计价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6）和前面短时窗的结果一致，在分交易所的模型中，尤其是在1996年以前，深市的报酬率——会计盈余之间的相关度要远远高于沪市。

第六章是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在了解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的同时，通过了解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进一步体会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股价行为特征和会计盈余信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股票市场，股票价格相对于会计盈余，不具有信息含量，或者说，用当期的股价无法预期未来的会计盈余。从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当期的股价变动中没有包含或无法预期未来的会计盈余的变动，股票的定价机制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效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在我国，会计盈余信息的及时性很好，其他渠道的信息尚无法取代会计盈余数字所传递的信息，所以必须等到会计盈余信息后，投资者才可能对它做出反应。另外的两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股价对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一是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正处在不断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阶段，这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各期间会计盈余的可比性，从而影响股价的信息含量；二是由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尚未规范，上市公司的人事、生产经营和财务活动受到母公司的严重干预，使得上市公司的各年间的报告盈余很可能是母公司非正常干预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上市公司本身正常经营的结果，这显然会降低会计盈余数字本身的内在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第七章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实证研究。该章的目的是看股票市场能否从上市公司的报告盈余中识别出永久盈余和暂时盈余两种对股价有不同含义的成分。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资产定价只是机械地对利润表中的名义会计盈余数据做出反应，不能识别和区分公司利润表中各盈余项目对资产定价的不同含义。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形成机制。在逐一排除了投资者幼稚假说、交易成本假说、集体非理性假说之后，作者指出，正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上和规则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尚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和体现，为配合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机构大户等“庄家”有动机维持市场的“功能锁定”状态，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超额利润。

第八章是对前面各章研究成果的一个简单总结并对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会计盈余股价行为证券市场信息含量实证研究

AccountingEarningsandStockPriceBehavior

——AnEmpiricalStudyonChina’sStockMarket

Atract

ItistheneedoftheconditionofourcountryanddevelopmentofChina’saccountingtheorytostudytherelatiohipbetweenaccountingearningsandstockpricebehavior.Ch ina’saccountingtheoryandpracticeandstandardshaveexperiencedagreatchangesince1980’s.Thedecisionusefulneofaccountinginformation,eecialearningsdataisoneimportantsymbolofsucceofourmarketorientaccountingreform.Itiswellknownthatinourtraitioneconomy,therearesomefactorsleadingtotheusefulneofaccountingearnings,butothersleadingtonousefulneofaccountingearnings.Soitisveryinterestingtoexaminethedecisionusefulne,orvaluerelevanceofaccountingearningsdatathroughstockpricebehavior.

Thethemeofthisdiertationisstudyingthemarketpricereactionofaccountingearnings(anditsdisclosure)toawerthequestionthatwhetheraccountingearningisdecisionusefulinChina’ssecuritymarket.Asby-productofthisquestion,wecanfindtheroleofbookvalue,preliminarydividendpolicyandauditopinioninstockpricebehavior,andthebehaviorabilitiesofinvestorsincapitalmarketandinfluencesofsomeuniqueititutionalfactorsonthefunctionofaccountingearnings.

Allisdividedinto8chapters.

Chapter1isanintroductionofsomeimportantititutionalbackgroundofmystudy.Theaccountingreformbegiingatthemiddleof1980’siscalledthe3rdrevolutionintheChineseaccountinghistory.Inthisrevolution,marketeconomy,open-doorpolicyandsecuritymarketleadmoreandmoreimportantroleofaccountingearnings.Ontheotherhand,someproblems,forexample,themultipleobjectsofaccounting,thedifferencebetweenChineseGAAPandinternationalpractice,themanipulationofaccountingdata,theweakindependenceofCPAs,naiveofinvestors,etc.,causepeopletodoubttheusefulneofaccountingearningsinstockmarket.

Chapter2discuesseveraltheoreticalmodelsofvaluationfunctionofaccountingearnings.Firstlytheroleofaccountingearningswasanalyzedwithintheparadigmofinformationperective,valuationperectiveandcontractperective,reectively.Thenasummaryofvariousvaluationmodelswasdeveloped,includingdividenddiscountmodel,capitalaetspricingmodel,earningscapitalizationmodel,balancesheetmodelandaccounting-basedvaluationmodel.

Chapter3isadescribestatisticsofreportedaccountingearnings,disclosurecharacteristicsanddailymarketretur.Thefindingsaboutaccountingearningsofallthelistedcompaniesincludes:(1)theprocecanbedividedinto3stages.(2)distancebetweenthosebestonesandthoseworstonesislongerandlonger.(3)Performanceoflistedcompaniesexperiencedacourseoffrom‘ShenzhenisbetterthanShanghai’to‘ShenzhenisthesameasShanghai’.Section2ofthischapterpresentsthereturnofmarketportfolioofeachyearfrom1992toJune,1999.Section3studiesthetimecharacteristicsofearningsaouncements.Thetentativeconclusioare:(1)‘lastbusphenomenon’,thatis,mostcompaniesdisclosuretheiraualreportjustbeforethedeadlinefordisclosure.(2)AlthoughtheCSRC(ChineseSecurityRegulatoryCommiion)andtwoStockExchangesintervenedthetimepointsofaualreports’disclosuresfromJanuary,1998,thedatedistributionamongaweekisnotchange.Itisprobablythatsomeinternalelementsdeterminesthetimepointsofearningsaouncements.

Chapter4aimsatexaminingtheinformationcontentofaccountingearningsaouncementsinShenzhenstockmarketandShanghaistockmarket,from1994to1998.Afterliteraturereviewthepapercoideredsomecriticalproblemofresearchdesign,suchassampleselection,measurementofexpectedearningsandaormalretur,longorshortofeventwindow,variablesshouldbecontrolledfor,dataresourceandmodelcotruction.Thelastsectionofthischapteristheanalysisoftestresuslt.Mainfindingsare:

(1)Theaouncementsofaccountingearningshavesignificantstockpricereactio,evenaftercontrollingforthedisclosureofbookvalue,preliminarydividendpolicyandauditors’opinion.Amongyearmodels,1996isthemostsignificant;Instockexchangemodels,ShenzhenmarketismuchmoresignificantthanShanghaimarket,eeciallybefore1996.Post-Earnings-AouncementDriftwasfoundbothinShenz henandShanghaimarket.

(2)Bookvalueisanexplanatoryvariableforstockpricechangesbutlesignificantthanunexpectedearnings.

(3)Theaouncementsofpreliminarydividendpoliciesareanimportantexplanatoryvariableinreturn-earningsmodel.ShanghaimarketismoresignificantthanShenzhen.

(4)OnlyinShanghaistockmarket,disclosuresofauditopinioareinformative.

(5)SimilartoU.S.market,theearningsreoecoefficient(ERC)isnotstableinChina’sstockmarket.

(6)Theestimatevaluesofinterceptinreturn-earningsregreionmodelsarenegative.TheauthorthinksthatChineseaccountingstandardsaremoreaggreivethaninternationalpractice,sotheinterceptislethanzerointheregreionmodel.

(7)SimilartoU.S.,theofreturn-earningsregreionmodelislow.Adj-ofthepooleddatamodelisonly1.6.Butinstockexchangemodels,ofShenzhenmarketismuchhigherthanShanghai,eeciallybefore1996.

Chapter5isanexteionofchapter4.Itdiscuestherelatiohipbetweenreturandearningsinmoredetails.Theauthorfound:

(1)Theanalysts’earningsforecastsaremoreaccuratethanrandomwalkmodel.Usuallytheformerinclinestoforecastthecorporateearningsmoreoptimisticallythanrandomwalkmodel.

(2)OnlyinShenzhenmarket,themodelusinganalysts’earningsforecastsproduceshigherofreturn-earningsmodelthannaiveexpectedearnings.

(3)Inaociationstudywhichwindowis1year,thevalueofinregreionmodelismuchhigherthanshortwindow.

Chapter6examinestheinformationcontentofstockpricewithreecttoearnings.NoevidencewasfoundwhichsuortsthestockpricescouldleadaccountingearningsinChina.

Chapter7investigatesthefunctionalfixationhypothesisintheChina’sstockmarket.Theevidenceindicatesthatinvestorscaotidentifythepermanentcomponentandtraitorycomponentoftheaccountingearnings.Inotherword,theyfixonthereportedearningstomakedecisio.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reasonoffunctionalfixationisneithertraactioncost,norirrationalityofinvestors.TherealreasonstemsfromtheititutionalcharacteristicsofChina’ssecuritymarket.

第6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 自愿性会计变更； 盈余质量； 盈余管理水平； 盈余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 F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4-0042-06

一、引言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为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并进行投资决策提供服务。魏明海[1]指出，会计信息是公司利益相关者签订契约的基础，盈余质量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典型代表。有效资本市场条件下，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起到决定性作用[2]。理论认为，两权分离下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问题，高管如果存在债务契约动机、薪酬契约动机等，往往会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进而操纵盈余，导致会计利润偏离真实的经营成果[3-4]。大股东为实现掏空等行为往往进行盈余管理，结果降低公司盈余质量[5]。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随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会计准则也越发完善且更加契合企业财务行为特征，但现行会计准则依旧给企业相当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变更会计政策成为企业会计选择的重要方式。企业采用不同的确认、计量、核算及披露模式变更会计政策，其结果导致不同的信息产出，通常情况下，会计信息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重要载体。相关性较强且如实反映的会计信息对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反映管理层解除受托责任的情况还是基于有助于投资者决策的角度，高质量盈余特征的会计信息有助于实现投资者保护。源于准则的企业会计政策自由选择权，意在促进企业如实反映企业状况，但同时为管理当局盈余操纵提供了机会。文献表明，自愿性会计变更往往伴随着企业管理层的自利行为[6-8]，那么，企业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是否会影响会计信息盈余特征？从可靠性和盈余持续性的角度来看，会计变更存在怎样的影响？本文以2008―2013年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的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会计变更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特征的影响。一定层面上，企业的盈余特征主要包含盈余管理水平、盈余持续性等，盈余质量是衡量企业盈余状况的重要指标，本文实证检验了与未发生变更企业相比，发生会计变更的企业盈余质量及盈余持续性是否存在差异。

以2008―2013年发生会计变更的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会计变更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为会计准则的使用效果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对监管者规范上市公司会计变更行为并完善相应的会计准则制度提供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盈余质量是各方利益相关者普遍关注的话题，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够帮助使用者更好地了解企I情况，提高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是当前会计研究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盈余管理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收益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盈余在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即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体现在对企业会计信息尤其会计数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报告盈余的影响，而不能影响到企业的真实收益。既有研究认为，有关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利润平滑、洗大澡、避税、避免亏损等，通过会计选择的方式实现盈余管理也主要体现于此。Healy and Wahlen[9]提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变更财务报告陈述的过程中，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其容易影响股东判断并获取公司的真实业绩及经济产出。一定意义上，盈余管理可理解为公司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在确认、计量、报告等会计过程中，为获取某种私利而从变动方向、变动幅度和时间分布等方面对盈余的调整，而过度的盈余操纵必然带来大量的应计盈余操纵，导致企业盈余质量下降。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假设1a。

假设1a：限定其他条件，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高。

两权分离带来了问题，在委托观下，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反映受托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作为资产的受托方，经营者通常尽可能提供关于受托资产的保全、增值和有效使用的情况，以及相关资产等在其经营的时间范围内的运行情况，经营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反映其受托责任的情况，最大限度地反映企业高管解除受托责任的结果，基于此，企业管理层根据外部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的实际情况通过相应的会计政策选择和调整，实现对企业更真实盈余状况的体现。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假设1b。

假设1b：限定其他条件，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低。

盈余持续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的盈余质量。根据会计的决策有用目标，会计信息需能帮助股东、债权人、政府机构等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相应的投资决策，盈余持续性越强，相关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越高，越有利于使用者评判企业过去的业绩，分析当前的财务状况进而实现对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测。Sloan[10]认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源于对会计应计的判断，由于会计应计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且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容易造成市场对应计部分的错误估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盈余的持续性反映出会计的可靠性。

上市公司的会计变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而此前提便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改变，企业需要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会计调整，即通过会计变更实现“如实反映企业各要素的现象或状况”，从而能够更深刻全面地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实现可靠计量，提出假设2a。

假设2a：限定其他条件，会计变更提高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会计变更通常是管理层当局的主观判断，即使准则或相关条例强制要求变更，管理层也会通过择时变更来达到自利目的，因此不排除在强制变更中，企业有选择性地实现会计变更行为，而自愿性的会计变更则更有可能基于管理层的个人动机实现。同时，会计变更需要管理层结合企业资产等各要素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市场环境中相关要素的对比分析而进行，因此，不同的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变更时可能会基于特定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最终获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提出假设2b。

假设2b：限定其他条件，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减弱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基于上述讨论，某些特定准则颁布后，企业管理层择机选择采用，因此，本文将发生会计估计变更的企业以及相关准则颁布后，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择机选择采用的情况均作为发生会计变更的样本，样本区间限定为2008―2013年度，并依照以下原则进行Y选：（1）由于特殊会计制度规定，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3）结合变更项目的内容和分析，剔除会计变更内容描述模糊的公司，例如“采用新准则”的样本。按照“同年度、同行业、近规模、当年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原则进行配对，最终获得样本2 299个。

（二）变量定义

1.盈余质量（DA）：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利用截面数据来估计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2.盈余持续性（EP）：公司当年盈余能够持续到未来的程度取决于当期盈余中关键盈余的比重，而所谓的关键盈余主要是指那些相对稳定的能够持续到下一期的盈余。通常情况下，营业毛利（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作为关键盈余的变量，如果关键盈余较高，说明企业盈余中主要的盈余占比较高，盈余持续性较强。

本文同时分析了会计变更对年度间盈余相关性的影响，从另一角度分析会计变更影响企业盈余持续性的特点。

3.自愿性会计变更：具体而言，会计变更包括了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本文将自愿性会计变更定义为企业发生的会计估计变更和部分会计政策变更，这里的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是指企业择机选择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样本，不包括新准则或新制度颁布实施后相关企业同时变更会计政策的情形。

4.其他变量：文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是否交叉上市（Cross）、董事会规模（Bsize）、是否四大审计（Audit）、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合二为一（Dual）、企业所有权性质（State）、独立董事占比（Indep）等。

四、实证检验

（一）会计变更与盈余管理水平关系检验

为检验假设1，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检验企业发生会计变更的影响。首先对样本中各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主要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可操控应计利润DA在样本中分布较为广泛，向上的DA最大值为0.580，向下DA绝对值最大值为0.684，而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DA绝对值的平均值为0.078。控制变量方面，包括公司特征变量，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为2.529，最小值为0.084；企业规模的最大值为26.163，最小值为18.367；公司治理特征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最大值为77.02%，最小值仅有8.57%；董事会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而独立董事比例则差别不大，均值为33.3%，与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契合。其他变量方面，包括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以及审计该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等，其分布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将样本按照是否发生会计变更（Change）、是否交叉上市（Cross）、是否国有企业（State）以及是否四大审计（Audit）进行分组，并对各分类组间的DA绝对值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的DA显著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只在国内A股主板上市的公司，国有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低于非国有企业，由“四大”审计的公司的DA低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检验是否发生会计变更与当年可操控应计利润DA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会计变更与企业可操控应计利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变更当年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盈余质量高或低的特点，于是将操控性应计利润取绝对值，并根据其取值分布在（0，1）之间，进行Tobit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一定意义上，DA的绝对值代表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首先进行大样本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公司当年DA的绝对值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且在5%水平上显著；从系数来看，发生会计变更公司的DA绝对值比未发生变更的公司高0.00882，这占DA绝对值均值0.0777的比例为11.3%，表明发生会计变更与未发生会计变更公司样本组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方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越激进，当年的盈余质量越低；规模越大的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当年的盈余质量越低，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低于国有企业，说明国有企业因受到政府监管、舆论监督而有较高盈余质量。将样本按照DA正负取值划分为两组，通过亚样本分组检验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当DA为负，即存在向下盈余管理时，会计变更与DA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即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DA向下调整的程度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而当DA为正时，会计变更Change与DA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其向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不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会计变更与盈余持续性关系检验

1.以营业毛利/利润总额衡量企业盈余持续性检验会计变更的影响

为检验会计变更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文章以营业毛利/利润总额作为盈余持续性的替代变量，在此基础上分析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及未来盈余持续性的特征。首先对相关回归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4），结果显示盈余持续性的替代变量（营业毛利/利润总额）均值为52.54%，表明在样本公司利润总额中有一半左右来自于营业毛利，从中位数和均值的差异以及标准差值可见样本公司的盈余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并未将EP值为负的样本予以剔除，原因在于，当企业的营业毛利与利润总额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时，恰好表明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较低，且二者比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盈余持续能力越差。其他变量方面，代表企业成本结构的Dep均值为0.060，而最小值（0.002）和最大值（0.347）相差较大，说明样本公司的成本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5是对会计变更与盈余持续性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发生会计变更公司的盈余持续性比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明显较弱，无论是否控制年度和行业变量的影响，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均在10%水平上显著。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支持假设2b。控制变量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越强；企业规模越大，盈余持续性越强；成长性越高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越强；国有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文章同时以预先一年（下一年度）和预先两年的盈余持续性为被解释变量，z验会计变更是否会影响以后年度的盈余持续性，结果如表5中的（3）（4）（5）（6）列所示（注：回归时将连续发生会计变更的样本予以剔除）。从（3）（4）列可以看出，Change与E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下一年的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对预先两年盈余持续性影响的回归结果表明，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相比，发生变更公司两年后的盈余持续性相对较低，不过未获得统计上显著的结果。控制变量方面，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越强，规模大、成长性较高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较高，国有企业相较非国有企业盈余持续性较低；同时，经营业绩（Roa）与下一期及预先两期的盈余持续性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当年的盈利能力越强，以后年度的盈余持续性越高。

上述检验了样本公司在发生会计变更前后各年度企业盈余持续性指标的差异，下面检验发生会计变更公司在变更前后企业自身盈余持续性的变化，以获得更稳健的经验证据。以Post和Pre为虚拟变量，定义变更前一年Post为0，变更当年Post为1，变更当年Pre为0，变更下一年Pre为1，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回归时将连续发生会计变更的样本予以剔除）。由该表可见，会计变更当年与变更前一年相比，盈余持续性有所降低，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同时检验了会计变更对下一年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变更下一年的盈余持续性要高于变更当年，但未在统计上得到显著结果。

2.以年度间盈利相关关系检验会计变更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年度间盈余的相关性检验会计变更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见表7和表8。其中，表7为本期盈余与下一期盈余的相关关系检验，表8为本期盈余与预先两期（下两期）盈余关系的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企业年度盈余间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依然成立。笔者加入Change和Earnings的交互项，检验会计变更对年度间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会计变更显著降低了企业年度间盈余的正相关关系。从表8中关于本期盈余与前置两期盈余关系的检验结果可见，与上述回归结果相近，会计变更显著降低了企业年度间盈余的相关性，再次支持了假设2b。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从盈余管理和盈余持续性的角度研究了自愿性会计变更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变量，实证检验会计变更当年发生变更的企业与配对样本盈余管理水平的差异，结果表明，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检验了会计变更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包括变更对企业当年盈余持续性以及年度间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以营业毛利/利润总额代表企业盈余持续性的检验中，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未发生变更的公司；会计变更公司后续的盈余持续性低于未发生变更的公司；对会计变更前后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会计变更当年的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变更前一年，而变更后一期的盈余持续性与变更当年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了跨年度间企业盈余的相关关系，并检验了会计变更的影响，发现企业年度间的盈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会计变更降低各年度间会计盈余的相关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会计变更的经济后果。从变更影响企业盈余质量的角度研究发现，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变更过程存在较多的自由选择和判断的空间，且会计变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为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管理层操纵盈余的工具，降低了企业的盈余质量，不利于投资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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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会计政策组合选择　极端组合　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外许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除了考察企业选择或变更单个会计政策如存货发出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LIFO)或先进先出法(FIFO)等不同的会计政策的动因以外(Abdel，1985；Arcelus＆Trenholm，1991；Frankel＆Trezevant，1994；Hughes，Schwartz＆Thakor，1995；Fredinanad，2001；Tan，2002)，还对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的表现和动因进行了探讨。Zmijiewski和Hagerman(1981)研究证明，管理者可以选择不同的会计程序组合来获得当期最佳盈利额，但进行院外游说的公司(Watts和Zimmerman的研究样本，1978)采用极端组合的比例显著高于一般公司(Hagerman和Zmijewski的研究样本，1979)。这一结论表明有效契约观和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观都在发生效力。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研究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早期的会计规范相对统一，企业所用会计政策的同质特征使得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研究难以进行。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于开始允许很多备选方法的使用，会计选择组合研究逐渐增多。梁杰等(2004)以东北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治理对于会计程序组合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颜敏等(2004、2006a,2006b)以2001年沪深股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现状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多样性进行了描述和解释。田昆儒、姚会娟(2008)对2003年至2005年上市公司会计选择现状及成因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主要与证券市场监管因素相关。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设定了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个计量属性，使公允价值重新得以应用，并且有些内容超前设计，如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相关业务影响广泛而深刻。因此本文预期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将呈现出与以前年度不同的特征和动因，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新选择。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定 反映公司特征变量的选择及其假设是基于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因素的考虑。

(1)证券市场监管因素及假设。从现有的研究中可知，对证券市场监管规定的迎合和规避是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意欲扭亏的公司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长久保持上市资格，预备再融资的公司和高盈利企业也将会计政策选择当作经常性的盈余管理手段(颜敏，2005)。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执行对上市公司虽有调增利润的客观作用，但由于退市管制和再融资管制并未撤销，因而证券市场监管效应依然存在。如果再融资管制有效，那么，计划在当年和以后年度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会努力使本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再融资管制决定的标准，因此该类公司有可能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相反，在当年已实际进行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预计其在本年度可能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释放以前年度积累的包袱一为了再融资而尽量少计提和摊销的费用或提前预计的收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计划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负正相关

H1-2：“实际再融资”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值呈正相关

由于退市管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会较多地采用会计政策选择的方式规避该管制。以前年度亏损的公司会选择调增利润的会计政策，以达到扭亏的目的；高盈利的公司会选择调减利润的会计政策，努力均衡公司各年的盈利。本文高盈利是指当年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全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的公司。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6.省略info.省略)和上市公司资讯网(省略)。上市公司再融资信息还来自新浪股票与财经网(stock.finance.省略)提供的2007年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信息。行业分类和代码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提供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为准。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全部采用手工方式录入。

(四)会计政策的分类和研究方法(表2)披露了1461家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用情况。(1)会计政策的分类。上市公司2007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政策中，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折旧计提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否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转回、坏账准备是否转回等政策的选择，其公司特征具有差异性(因篇幅有限，差异显著性分析过程略)。其中，先进先出法、五五摊销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政策的选择与公司盈利水平和政府监管政策有关，主要取决于是否是扭亏公司、高盈利公司、是否计划再融资、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高管人员变更的多少等因素。鉴于此，在以下会计政策组合选择分析中，有必要对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等五项政策进行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低值易耗品的价值一般不大，对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在以下分析中不再考虑。(2)研究方法。本文假定采用加权平均、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不转回等政策均会减少当期报告盈利；而采用先进先出法、确认正的或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坏账准备转回均会增加当期报告盈利。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是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政策。本文依据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多少来判断其增减。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中，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63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额是负数，而选择成本法的1295家上市公司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正数，所以本文将公允价值计量归为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成本法归为增加当起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参见(表3)。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

(1)会计政策组合分布情况。如果每种会计政策均有两种程序选择，则上述四种会计政策可以有16种组合供企业选择。从四种政策发生的频率和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来看，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盈利影响程度最大，最重要；先进先出法、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虽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发生频率较少；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发生的频率较多但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较少。因此假设某一给定会计政策组合对盈利产生的影响对所有企业都一样。同时再提出以下假定，据以评价不同政策组合对盈利的影响。首先，假定四种会计政策对利润影响程度相同。这个假设使得对报告盈利的影响由16种组合减少到5种，(表5)中即为5个策略的栏目。策略值的高低表示选择减少当期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越小，策略值越低。增加盈利和减少盈利的两个极端组合(1和16)分别被设为“1”和“5”。只有―个减少盈利政策的所有组合用“2”表示，拥有两个减少盈利政策的所有组合用“3”表示，依此类推。其次，假定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只是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政策的一半，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则是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一半。在这―假定下，16种组合减少为10种组合，(表5)中即为10个策略的栏目，第10种策略即四种减少盈利的政策全部使用时，策略值计算如下：设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a，则先进先出法和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分别为a／2，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对利润的影响程度为a／4，四种方法都使用的策略值为a+a／2+a／2+a／4=2.25a。依此类推，可以分别计算出(表5)中其他9种组合的策略值。(表4)列示了上市公司全部样本、扭亏样本和高盈利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的比较结果。经过比较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可以发现，扭亏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大于高盈利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1.49％、0.27％、0.81％；高盈利样本采用减少盈利极端组合的频率大于扭亏样本和全部样本，分别为0.54％、0、0.22％。这一结果表明，扭亏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增加盈利的迹象，而高盈利公司有借新准则执行之际调减利润的迹象。

(2)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的国内外比较。将(表4)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比较(颜敏，2006)，可以发现，2001年ST样本、配股样本、国有股样本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相对频率较高，且大于总体样本，分别为28.26％、23.53％、20.94％、19.60％，远远高于2007年采用增加盈利极端组合的比例；另一方面，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没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这一结果表明，2001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以增加盈利为出发点，其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调增利润尤以ST公司、配股公司和国有股上市公司为甚；2007年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既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又有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但增加盈利极端组合比例相对于2001年很小，不超过1％；67.92％的公司选择的会计政策组合是混合程序，即不确认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货发出计价采用加权平均法、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采用成本法、不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基本维持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的会计政策选择。将(表4)中三个样本的会计政策组合分布结果与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会计政策组合与国外的明显差别。Hagerman和Zmijewski(1979)样本及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中选择极端组合的比例分别为12％及35％。两个样本比例的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Watts和Zimmerman(1978)样本是进行院外游说的企业。两个样

本中的极端组合有两种，一种是全部增加盈利的组合，一种是全部减少盈利的组合。其中两个样本中采用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9％和23.53％，采用减少盈利的极端组合分别占3.33％和11.77％。相比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分布差别并不大，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混合程序的组合，如(表2)中的选择第10个组合的公司占全部样本的67.92％。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了解会计政策选择策略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为此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策略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从5个策略和10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更大，因此下文的回归分析将只针对5个策略的情况进行。从各个影响因素与5个策略的相关系数来看，计划再融资、实际再融资、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变更和规模等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低，因此去掉这5个变量，选取另外的4个变量扭亏、高盈利、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为了避免4个因素之间相关性过高，有必要对4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表略)，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扭亏、高盈利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高。为避免在模型中出现复共线性问题。所以舍去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这样就剩3个变量参与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57)所示。(表6)显示。模型的F值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用该模型来描述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的因素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信。但Adj-R2只有0.0123，说明白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性较弱，表明该模型亟待改进。另外，模型中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于2，表明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atson值为0.975，经查表可知模型没有序列相关问题。就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言，扭亏变量NL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一一扭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扭亏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呈负相关，假设H1-3得到验证；高盈利变量LP的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平滑盈余的目的仍然存在，高盈利变量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成正相关，假设H1-4得到验证。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程度来讲。NL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5104，LP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3433，说明扭亏和高盈利变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影响较大且相近，高于第3个变量LEV，即证券市场监管决定的具体指标――扭亏和高盈利是决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重要因素。建立回归模型如下：策略i=α0+α1NL+α2LP+α3LEV+ζα10。其中各自变量解释如下：扭亏NL(一)：越是扭亏公司，越会选择增加盈利的会计政策以摆脱困境，此时策略值小；高盈利LP(+)：越是高盈利公司，越要选择减少盈利的政策以平滑盈余，此时策略值大；资产负债率LEV(一)：资产负债率越低的公司，偿债能力越强，越会选择减少盈利的会计政策，此时策略值大。(表7)反映了影响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几个主要因素。从回归模型的构成来看，扭亏和高盈利变量相对于资产负债率影响程度更大。说明盈利能力相对于偿债能力仍然是制约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且证券市场监管规定仍然在发挥效用。

第8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中小企业;国际化方向;国际化层次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67-05

一、企业价值评估对象的相关情况

东软集团是中国领先的IT解决方案与服务供应商。除此之外,集团在大连、南海、成都和沈阳分别建立三所东软信息学院和一所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同时拥有一家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A公司依托东软集团的行业优势地位,从事与集团主业相关的软件行业风险投资业务。

B公司为A公司投资的一家专业提供ERP高端咨询业务的软件服务类公司,公司成立以来经过近两年的发展,业务与人员规模均有了显著的提升,已经挤进国内专业ERP实施顾问咨询公司排名的前三位,在高端ERP咨询服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有幸通过参与B公司的年度企业价值评估工作,得以了解A公司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并且在对此案例进行研究、总结、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相应的改进建议。

二、A公司选用企业价值评估方法说明

(一)企业的估值方法概述

传统的企业估值方法一般是基于现金流折现的思想,在理论上又分为内在价值法和相对估值法。虽然内在价值法在理论上是科学的,但是它过分依赖不确定的预期因素,因此实际操作性不强。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估值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估值法、损益表估值法、基于商誉的估值法、现金流量折现法和价值创造法。

与传统企业相比,高科技企业具有特殊的估值特点,主要表现在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发展的阶段性与决策的动态序列性以及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并且部分高科技企业缺乏传统估值方法所需要的数据。

因此,A公司对于高科技企业一般采取改进后的传统评估方法与实物期权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估,以便尽可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同时,笔者认为在高科技、高风险企业的价值评估方法的使用中,普遍表现出一种从众性的特征。

(二)对B公司采用评估方法说明

因B公司成立时间不长,缺乏较长时期的历史财务数据资料。同时,由于公司有良好的盈利状况,建议在此次年度价值评估方案中主要采取相对估值法中改进后的市盈率比率估价法来对其进行初步的价值评估,同时辅以期权定价法对企业的评估价值进行修正,以期获得更为合理的估价区间。

在此次企业价值评估中,选用具体估值方法如下:

1. 修正后的市盈率比率估价法;

2. 实物期权模型估价法。

三、被投资公司(B公司)企业价值评估过程

(一)市盈率法中标准公司的选择

在国内从事ERP实施咨询服务及行业解决方案的企业有很多,其中用友软件在ERP行业的品牌知名度排名中一直位居国内公司的前列,是国内ERP行业的领军企业。因此,笔者决定以用友软件为标准参考公司,对B公司进行财务等相关数据考量。

东软集团作为B公司的关联企业,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软件外包企业。在对B公司进行定性考量时,以东软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和事业部作为考量标准。

(二)市盈率法中修正系数的确定

修正系数的确定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B公司与用友软件、东软集团分别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相关系数值。

公式为:修正系数=定量指标评分×50%+定性指标评分×50%

根据B公司的2008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计算相关财务指标,然后与用友软件2008年的相关财务指标进行比对,计算得出对比后的相关财务指标的相对分值,加权平均后计算得出B公司的定量指标,评分结果为71.78%;

同理,根据东软集团内相关事业部的定量考核指标对B公司的相关定量考核指标进行比较评价,经过加权平均计算后可以得出定性评价指标评定,B公司计算出得分为70.5%;套用修正系数的计算公式得出B公司的修正系数为0.71。

(三)修正后的市盈率法估值计算

市盈率计算公式为:

市盈率=普通股每股市价/普通股每股收益 或

市盈率=公司总体价值/(净利润-优先股股利)

根据公式,B公司的总体市值=0.71×用友软件市盈率×B公司的税后净利润。B公司2008年度公司的税后净利润约为278万元;在2008年1年内,用友软件的平均市盈率大约在24倍左右,套用公式计算得,B公司的总体市值大约是4 737万元。

(四)对B公司拥有的期权进行分析

从单一期权的角度来看,一家公司所具有的期权分为三类,即增长期权、延迟期权和放弃期权。其中,增长期权指公司通过预先的投资作为先决条件或一系列相互关联项目的联结,获得未来成长的机会,而拥有的在未来一段时间进行某项经济活动的权利。对于B公司而言,这部分的期权主要指扩大规模期权和范围拓展期权。

延迟期权指延迟投资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或技能,当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或投资权的持续时间较长时,延迟期权的价值较大,较早投资则意味着失去了等待的权利,对于B公司而言,由于A公司是一次性投资款到位,所以,A公司丧失了这方面的期权价值。

放弃期权,指在市场环境变差时可以提前结束项目的权利,相当于一种看跌期权。对于B公司而言,则包括缩小规模期权和转向期权两种。

同时,对于B公司而言,由于其是非上市公司,因此对比上市公司而言,采用市盈率估价法从方法上来看存在着高估或低估公司总体价值的必然性。因此,必须采用实物期权法对B的公司价值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以便发现B公司比较真实的价值范围。

(五)实物期权法估价过程

A公司选用Black―Scholes模型作为B公司增长性期权的定价模型。

1973年,Black和Scholes提出了最著名的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既被专门从事期权交易的投资者使用,也被研究人员用来探索期权价格的发展。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C=SN(d1)-Xe-rtN(d2)

d1=[ln(S/X)+(r+0.5δ2)t]/δt1/2,d2=d1-δt1/2,

δ=[■(Si-S)2/(n-1)]1/2

式中,S为期权协定中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

X为期权约定价格;

t为期权年限;

r为短期利率;

δ为市场易变性;

N()为累计正态分布函数;

C为期权价格。

根据以往A与B的相关企业投资协议等资料,确认了A公司为此所支付的期权价格,其占B公司总期权价值的60%。

因此,套用B-S模型进行相应计算,S=公司当时价值=2250万;X=期权的实施价格=公司目前的价值=未知量;t=1年;r=2.6%(2009年1年期国债利率);δ=年度标准差=14.43%(用友股份的价格标准差);C=支付的期权价格=未知量。

根据公式,代入相关数据进行试算,A公司收购时支付的溢价款(期权价格/价值)为1 400万元,得出公司目前的整体价值(X)约为3 593万元。

(六)B公司企业价值评估结果

经过以上各步骤的分析与评价,B公司以2008年度经营情况为参考,进行评估后的具体价值为3 593万元(实物期权法估值结果)和4 737万元(修正后的市盈率估价法)。

综合考虑到估值方法中的主观不确定因素,以及采用的评估方法本身的局限性等客观因素,此次评估给出B公司的估价范围为4 000万元～4 500万元。

四、B公司评估结果分析

此次对B公司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案从设定到开始实施以及最终提交成果报告,前后历时20多天。此次评估结果,虽然得到了A公司领导的肯定与赞扬,但事物的两面性仍然决定了此次价值评估中有许多的不足之处。笔者在事后对评估工作的总结以及对此论文的整理过程中,确实也发现了许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下面就将这些问题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一列示。

首先,由于受到时间及物力等客观因素影响,笔者进行的价值评估工作的资料来源大多数为二手资料,虽然笔者曾经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最为准确的一手资料,或者试图努力通过其他途径对第二手资料进行验证,但仍然避免不了有许多未经验证的二手资料,因此,可能导致笔者在对此次价值评估方案进行论证时的基础数据就是有缺陷的。

其次,对于B公司而言,市场上的可参照公司(标准公司)很少。作为一家专业化的高科技咨询服务公司,想在国内的上市公司中找到类似的公司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大的行业范畴内寻找可以比较的参照公司,这样势必导致标准公司的参考数据与B公司的实际数据之间缺少一些相关性。举例来说,用友公司的年销售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与软件产品的销售收入,而B公司的收入全部为服务性收入,软件产品的销售收入为0,这样比较也增大了最终评估结果的误差范围。

最后,在此次评估中,笔者是从B公司的整体角度进行价值评估,但是从选择的方法来看,对B公司的评估中容易忽略掉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资产的价值――人力资源的价值。我们在对其他的公司价值评估中发现,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公司的人力资源价值可能会高出公司整体价值很多。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年度评估方案中,除了从整体角度进行评估之外,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当对被投资公司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价值进行单项资产评估,以弥补对高科技企业进行总体资产评估时可能导致的被投资公司资产“缩水”情况的出现。

五、评估方法的改进与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分析

在此次评估过程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笔者试图通过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B公司的此次评估结果进行验证,以改进在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中一直以来存在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无法估值的问题,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对中小型、成长期的高新企业的价值评估方法。

由于B公司成立的时间较短,在缺乏长期财务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很难采用传统的现金流折现方法对其进行估值计算,运用蒙特卡罗模拟计算恰好可以从某些方面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可以将现金流折现法引入到此类型的企业价值评估中,取得较为可信的计算结果。

(一)对2007-2008年之间的季度利润采用统计检验,测算其分布是否符合正态分布特征(因统计期较短,采用季度数据增大样本总量,见表1)。

运用EXCEL简易统计分析插件6SQ对各季度的净利润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确认公司的各季度利润分布特征符合正态分布,可以采用蒙特卡罗模拟的正态分布模型对B公司未来的净利润数据采用模拟方式进行概率预测。

(二)对公司顾问人数按时间进行一元回归分析

公司的顾问人数按照季度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后,得出人员的增长规律满足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假设条件。一元线性函数为:y=7.2x+30.444,相关系数R2=0.7509(见表2、表3)。

然后,根据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推算自2009年后开始的各季度末顾问人数,运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各年末的顾问人数及年平均顾问人数。

(三)对B公司的员工负荷进行正态分布性检验

随后,对B公司的员工负荷率(按照薪酬统计计算)按照月份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员工负荷率的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员工负荷率的均值为68%,偏度为0.23(见表4、表5)。

(四)构建蒙特卡罗模拟模型及计算分析

根据B公司的盈利模式及其相关主要因素,构建B公司的蒙特卡罗模拟模型(见表6)。

其中的顾问人数为外生变量,数据根据一元线性回归统计分析得出;自变量为人均负荷率、人天单价、人均年费用。在这里由于公司每年的净利润数据与公司每年的净现金流量数据差距不大,所以用净利润数值代替净现金流数值进行模拟计算,根据折现法的计算公式,公司未来净现金流的折现价值就是公司的目前价值(未知量)。

在此模型中,我们假定东软集团会在2013年末按照投资价格的1.5倍进行股份收购,所以B公司的价值除了截至2013年的净现金流折现价值外,还包含股份收购价格的折现价值。

对模型中的员工负荷率已进行了正态分布特征检验,结果证明符合正态分布特征。再对公司的人天单价、人均年费用进行相关检验,获得其概率的分布的特征,结果证明人天单价、人均年费用的概率分布都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

在采用CRYSTAL BALL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前,按照之前的检验结果,对相关自变量进行分布特征设定,现举人均负荷率为例简述,对其中的人均负荷率进行设定,其符合标准正态分布,其均值为68%,偏度为0.24,按照设定其分布形态如图1所示。

同样,对人天单价、人均年费用各因素也设定其分布特征。其中,假设人天单价在2010年时平均为2 800元/人・天的情况下每年递增3%,其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假设人均年费用在2008年的基础上每年递增5%,其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

对现值和(折现期望值)结果进行置信度为95%的模拟10 000次蒙特卡罗计算,计算结果范围从-5 059.66万元～12 643.86万元,其平均值(折现期望值)为4 392.34万元。其80%的取值范围集中在1 501.51万元～7 322.77万元(见图2)。

考虑股份收购的折现价值,B公司的价值大约在5 800万元左右。

此后逐渐减少自变量个数,然后重新计算B公司的价值,发现有如下规律:(1)随着自变量种类的减少,模拟运算的结果范围在迅速的变小;(2)平均值(期望值)的减少较为有限,说明结果的集中性较好,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3)随着变量种类的减少公司的价值在逐渐递减,这点说明考虑的相关因素越多,B公司作为成长性公司的价值越会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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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少豪.企业价值评估(观点方法与实务)[M].北京:中国水电水利出版社,2005.

[3]王少豪.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4]刘芍佳,从树海.创值论及其对企业绩效的评枯 [J].经济研究,2002,(7).

[5]彭斌,韩玉启.企业并购价值的期权评估模型研究 [J].经济经纬,2004,(2).

[6]冯春丽.企业价值评估:从企业战略视角的理论探索[J].经济经纬,2005,(1).

[7]刘晓纯,沈浩.论有限合伙在我国风险投资领域的制度价值 [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11).

Study of Venture Capital Firm Valuation based on Neusoft Venture Capital Firms

Zhang Hongxia1 ,Chen Quan2

(1. Northea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 Dalian 116025, China;

2. Liaoning Neusoft Venture Capital Co., Ltd, Dalian 116023, China)

第9篇：征信公司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 盈余管理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盈余管理的手段很多，如：会计估计变更、会计政策选择和关联交易等。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对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的监管越来越严格，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关联交易作为资本市场成熟后的新型交易，对会计盈余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关联交易便成为了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首选方法。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现象越来越突出。论文使用CCER数据库中2009年至2011年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司数和公司总数计算的比例来看，2009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中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数占总公司数的62%，2010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中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数占总公司数的91%，2011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中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数占总公司数的54%。由此看来，研究具有我国特色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有学者认为进行关联交易能够降低成本，另有学者认为关联交易会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甚至使公司价值下降。证实了进行公允的关联交易能够减少集团内部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实现公司整体的战略目标这一优势。Coase（1937）的研究发现，关联交易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Khanna和Palepu（1997）研究表明，当外部市场尚不成熟而导致市场成本很高时，关联交易有助于交易主体更好地分配资源。Shin和 Park（1999）发现集团内的关联交易可以帮助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高经营效率。Chang和Hong（2000）研究结果表明在集团内部进行关联交易和交流管理经验可以提高公司的业绩。Fan Goyal（2002）应用有效契约理论研究发现，集团结构体制和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可以帮助降低交易成本，克服生产所面临的、加强所有权和契约管理方面的困难。但是更多的研究则认为这种内部交易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会使公司的价值下降。Wolfenzon等 （2002）对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治理环境较差的国家，常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掠夺中小股东的现象。P.H.Fan和T.J.Wang（2000）认为降低公司价值和造成公司资源流失的主要手段是关联交易，会使公司价值下降。Claessens和Fan（2003）发现关联交易是操纵利润时较常用的手段。Gordon Henry和Palia（2004）研究了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和公司价值的关系，指出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上，关联交易被视为是潜在的利益冲突，股东并没有从中受益，投资者对关联交易反映消极。

（二）国内文献 虽然国内对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说起步比较晚，但是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肖虹（2001）发现，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与控股股东力保上市公司免被摘牌并达到配股要求的目的相联系。陈少华（2003）研究发现，扭亏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亏损时间越长的公司为了达到扭亏为盈目的进行关联交易程度越大；扭亏年度前一年的亏损程度、大股东比例是扭亏年度进行关联交易影响的因素。陈晓、戴翠玉（2003）发现，关联交易活动和重组活动是扭亏亏损上市公司的主要手段。陈晓和王琨（2005）发现，关联交易受到股权结构的影响，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保护投资者利益提供了思路。王怀栋和赵智全（2007）发现，连续三年没有增发新股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其再筹资动机强烈；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大量资金；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现象严重；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不仅通过非主营业务管理盈余，而且还通过主营业务管理盈余。朱丹卉（2010）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及其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1）交易费用理论。市场交易会发生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本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理想模式。但是对企业的协调和管理需要发生组织成本，这种组织成本一般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当企业规模超过某一临界点，企业所节约的交易费用将会被内部组织成本所抵消，丧失企业本身的优越性。为了协调成本，形成企业集团。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即构成了关联关系，而这些成员之间发生的交易即关联交易。相对于外部市场交易，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联交易可以大大降低搜寻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还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费用，从这一角度看，关联交易的交易成本小于外部交易成本。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细化专业分工，节约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2）委托理论。La Porta et al（1999）研究发现，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存在股权高度集中的现象，在这一类公司中，大股东通过优先投票权、交叉持股或者金字塔式的持股方式实施对公司的控制，并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同时对管理者进行监督，而小股东缺乏监督激励，一般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此时委托的冲突问题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类关系中，大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存在转移公司资源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关联交易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为了粉饰这一侵占行为，盈余管理就产生了。（3）信息不对称理论。关联交易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是盈余管理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于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信息，内部管理者相比公司的外部投资者来说更具有主动权。此时管理者有两种选择：一是管理者将所了解的全部信息与外部投资者共享，进而实现了利益共享；二是管理者将自己拥有的信息与外部投资者实行有选择性的共享，即公开那些有利信息，隐瞒那些不利信息，从而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牺牲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所有者与管理者在目标上存在不一致时，出于理性人的假设，管理者会选择后者，隐瞒不利信息并且对公司盈余数据进行加工，盈余管理行为随之产生。

（二）研究假设 基于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1）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基本假设。关联交易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过程中较为实用的手段，一方面是因为其交易主体复杂、交易方式多样化和交易具有隐蔽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管理层报酬契约与企业债务契约都依赖于会计盈余信息，而管理层与企业外部各利益相关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因而管理层为了谋取私人利益，具有强烈的运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有学者指出，机会主义观下，管理层为了达到其特定目的可能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且关联交易显著提高了盈余管理程度。Gordon和Henry（2003）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某些类型的关联交易显著正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0：关联交易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2）加入公司特征后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特殊假设。我国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增发配股、面临亏损以及管理层收购等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下文主要从已被特别处理、下一年将实行增发或配股、第一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三个公司特征方面提出假设来探讨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陆建桥（199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当年及其前后年度普遍采用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公司因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监会诸如暂停或终止上市等处罚。为了争取尽快“摘帽”的ST公司因为较难通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来扭亏，必然会主动进行盈余管理，来满足其维持上市资格的监管要求。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被ST的上市公司较未被ST的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烈

下一年配股或增发公司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配股和增发新股是股权再融资最主要的两种方式。虽然近年来配股政策有所放松，但为了达到“配股增发资格线”，上市公司在配股和增发新股前很有可能具有强烈操纵盈余的动机。许多学者对增发或配股动机下我国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现象是否存在进行了研究，王怀栋、赵智全（2007）以科技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原因和特征，得出结论：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配股和增发资格，来满足其融资的需求。从而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有增发或配股等再融资计划的上市公司较没有的上市公司，会强化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

第一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公司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是非常独特的。在我国，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占40%以上，因此，有很多第一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状态，且大股东利用盈余管理手段侵占中小股东的现象已经普遍存在。关联交易作为企业盈余管理最主要的手段，自然而然地便成为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首要手段。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企业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进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了研究。Ming Jian和T.J.wong（2003）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较易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及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第一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较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有更强烈的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考察分析总样本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本文把2009年至2011年沪市A股发生了关联交易的公司的数据作为一个总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据表（2），从观测值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是非常频繁的；其次，发生关联交易样本的盈余管理程度即操纵性应计数的平均值为0.0703，极大值为2.1254，远远大于平均值，少数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很大；关联交易度平均值为0.0234，最大值是0.9352，远远大于平均值，说明存在少数企业关联交易程度较大，交易金额较大。总体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二）回归分析 通过SPSS软件处理，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四个模型的F值均具有较高的显著性。（1）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关联交易度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了总体上看来，关联交易度和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验证了基本假设H，这也正好与前人研究的结论相一致。（2）对大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此处的解释变量是DST*RPT，结果显示，DST*RPT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是否被ST的公司特征显著影响了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被ST的上市公司较未被ST的上市公司会强化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这正验证了假设H1。（3）对大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此处的解释变量是DPGZF*RPT，结果显示，DPGZF*RPT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是否有增发或配股等融资计划的公司特征显著影响了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有再融资计划的上市公司较没有的上市公司，会强化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这验证了假设H2。（4）对大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此处的解释变量是DLS*RT，结果显示，DLS*RT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第一大股东是否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公司特征显著影响了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第一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较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公司会强化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这验证了假设H3。由此可见，上文提到的假设在此处均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选取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研究了大样本下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与此同时，本文还研究了不同公司特征下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首先得到如下基本结论：关联交易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监管部门对其他盈余管理手段，如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等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因此利用这些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关联交易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过程中较为实用的手段，因此公司会采用关联交易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然后本文分别研究不同公司特征下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被ST的上市公司较未被ST的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烈。公司上市会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企业已经出现亏损被ST，说明企业已经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为了早点摆脱特别处理，企业往往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做高，达到再次上市的要求。有增发或配股等再融资计划的上市公司较没有的上市公司，会强化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我国上市公司IPO发行、配股或增发、暂停交易以及退市都要经过证监会的严格批准，为达到其指标，企业会进行一系列盈余管理行为，当然关联交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较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上市公司，有更强烈地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关联方在上市公司上市之前先进行利益输入型关联交易，但上市公司一旦上市之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关联交易廉价或无偿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等资源，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建议 结合最新的证券市场的会计准则内容，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强化公司监管，并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鉴于被ST的企业很有可能为了尽快摆脱其ST的“帽子”，大规模、高频率地使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证券监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限制其关联交易行为，将监督的重点转移到ST公司在被特别处理期间发生的接受资金、接受担保、资产重组等关联交易行为上。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对于被处理的上市公司撤销ST的条件相对比较宽松，导致ST公司想方设法利用关联交易实施盈余管理。因此建议，证监会将ST公司的“摘帽”条件提高，在要求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净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大于零的基础上，考虑将每股净资产为正数且高于面值的条件重新纳入其中，并将满足前述条件的年限延伸至最近两至三个会计期间，以此达到遏止ST公司为“摘帽”而实施盈余管理的目的。另外监管部门应该对ST企业加大监管力度，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进行管理。（2）完善公司增发配股政策。为抑制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在设定上市公司再融资门槛时，除了要考虑其以前年度的会计盈余，而且应当关注其后续发展能力以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从而避免上市公司为了满足会计盈余指标要求而刻意修饰盈余信息，进行盈余管理。对于真实可行的投资项目，即使过去的业绩并不理想，也可以考虑给予其再融资的机会。因此，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应完善公司增发或配股等融资政策，使其更贴切、实用，使公司融资不再过多地依赖于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不给公司在增发配股之前在会计盈余信息上有可乘之机。（3）优化股权结构，加强公司治理。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往往会使用关联交易手段进行盈余管理，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般认为公司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法人治理，股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否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各有的权责利关系及三者之间有效制衡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公司大股东往往会在没有得到董事会认可或由少数大股东委派的董事擅权决定后，通过与母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向上市公司转嫁包袱，为母公司提供贷款等。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通过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使其关联公司受益。因此，应该稀释股权结构，削弱大股东权利，这样相对来说降低了第一大股东的决定权，使其不再像原来那么方便于利用自身的优势，使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另外还要加强公司治理，协调好大股东、中小股东以及管理层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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