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一)当前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缺乏反映和概括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特有范畴

自TRIPS协议签订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开始进入以私权保护模式为最主要保护方式的历史阶段。尽管TRIPS协议在序言中宣示以“认识到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发展目标和技术目标;还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国内实施法律和法规方面特别需要最大的灵活性，以便它们能够创造一个良好和可行的技术基础”为其政策目标，甚至引为协议的正当性来源，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属私权”［4］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处心积虑地在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确立下来，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保护方式进行知识产品倾销来实现知识资本利润最大化，并辅之以文化霸权的推行来干涉他国多元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以排除基于人权保护考量而产生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之合理规制，侵害了以共同体自足权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宪法权利要求。因此，学界认识到我国的实情是解决现行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的基础，开始反思这一问题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努力。在《文化多样性公约》公布的前后，学者们分别提出“法益优先说”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和自主文化发展选择说”。“法益优先说”主要盛行于《文化多样性公约》公布之前。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出于公共利益的目标，出于对宪法权利的尊重，在一定情况下应对知识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利用”［5］，要求通过法益优先的标准来进行利益衡平，以期消除知识产权对人权保障的消极影响。如果仅就学界通行的知识产权的合理性特征而言，此种学说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就知识产权的本质而言，这种主张事实上仍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私权，不足以窥知识产权人权保护之全貌，往往对公共利益的救济只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程度。与之相近似的，还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性主张，即“在知识产权领域进一步明确共有产权制度是保护知识公共性的必要措施”［6］，其与法益优先说相比在于看到了知识公共性(准确的来说是知识共享性)的特征，但由于其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表面，人为地在知识产权之间树立所谓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和共产主义知识产权的高墙，并没有明晰知识产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的归属。

“文化多样性保护和自主文化发展选择说”提出于《文化多样性公约》公布之后，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在《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启发之下，对“法益优先说”只能被动地救济公共利益痛心疾首，提出“知识产权致力于解决智力成果的保护而忽视智力源泉的弊端”［7］，不足以承载文化多样性的国际保护需求，也不足以抵抗知识产品输出大国对知识产品消费国的文化霸权，并深刻地认识到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因此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其核心的，并借助集体人权和第三代人权(发展权)的视角来分析自主文化发展选择的正当性。这种努力就解决知识产权属性不明引起的理论困境极有意义，其力图在人权的视野下协调知识产权和少数权利及共同体自足权的冲突，有利于摆脱知识产权保护的纯私权保护方式，为明晰知识产权本质属性提供了科学的思考进路，然而由于其对知识产权客体认识的不明，妨碍了其进一步思考。此外，这种基于国家文化理论，虽然力图依托共同体自足权为理论基石来解决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道路选择自主性的需求，但如果仅仅以国家文化理论为理论框架，而不挖掘其深刻内涵，容易遗口实于反对《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国家，在实务层面上也确实存在着以美国为代表所指责的滥用《文化多样性公约》来侵害本国公民人权和艺术自由的可能。此外，此种观点不利于看到美国这种指责实质上是为消除《文化多样性公约》对知识产品自由贸易的妨碍，重申其一贯主张的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论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垄断知识本身，加大知识产品输出，以牟取知识产品利润最大化。造成这种理论缺陷，而无法直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知识垄断资本输出国要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知识产权客体认识的不明。尽管其为解决知识产权属性不明引起的理论困境做了重大的努力，但在知识产权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仍然不能明确。

虽然其已经认识到“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8］，“知识产品:精神产物财产化”［9］，但并没有从中推导出知识产权的客体实质上是知识产品，仍然受知识产权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无形财产权)的影响，认为知识产权之所以通过财产权受保护，源自知识是财产权对象的依据，其暗合了知识垄断资本家垄断知识的目的。此外，其还提出“知识产权不仅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国际人权”［10］，并通过知识产权的公益性和合理性对此展开论述，但仍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应侧重一体化，不应过度强调本土化。因此，即使从其已经朦胧的意识到应对知识产权的本质进行多维度解读，即“从价值目标和制度功能的多维角度出发，可以对知识产权的本质进行不同的描述;在私人层面，它是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在国家层面，它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度选择;在国际层面，它是世界贸易体制的基本规则”［11］，再加之缺乏对反映和概括当前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特有范畴的提炼，因此仍无法真正跳出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窠臼。因此，在当下已成通说的知识产权理论框架之下，欲解决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本质缺陷，存在着理论支持的不足。惟有明晰知识产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的归属，提炼能反映和概括当前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特有范畴，才能促进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人权保护冲突的真正解决。

(二)知识权能够担当和反映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的理论使命

如前文所述，个人自由不应被狭隘地界定为个人专有权。同时，“人使自己区分开来而与另一人发生关系，并且一方对他方只作为所有人而具有定在。他们之间自在地存在的同一性，由于依据共同意志并在保持双方权利的条件下将所有权由一方移转于他方而获得实存。这就是契约”［3］48。因此，将知识产权视为私权而无限扩大，是“作为特殊意志，而与自身，即作为自在自为存在的自身相殊异而对立的。这就是不法和犯罪”［3］48。也就是说，无论是以TRIPS协议为代表所确立的通过自由贸易保护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还是就各参加国本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而言，由于其侧重于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保护，在实质上造成了知识商品消费者在公平的条件下获取知识及知识商品的客观困难，进而严重妨碍了人权的实现甚至波及到以共同体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自足权，并突出但不仅仅表现在对公共健康、传统知识保护、落后国家科技进步等权益的危害上。因此，知识产品在现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异化为知识商品，被跨国知识垄断资本所操纵，达到垄断知识、进行知识商品倾销、牟取知识商品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的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概念，仅仅是指知识产品受益权，属于宪法权利的下位范畴，即宪法学的普通范畴———宪法权利具体化之内容，不足以反映和概括知识保护运作的实际状态。因此，知识产权作为“精神产物财产化”［9］，也就是狭义范围的“知识”的财产化，必须对其进一步抽象。知识是什么，学界众说纷纭，有信息说，有主观映象说，有认识活动成果说。尽管各有侧重，然而就其共通性而言，其都在于对人的有用性，也正是这种有用性使知识产品成为商品;此外，知识还具有于人的必要性，即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德性即知识”，认为知识就是人的本性，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智慧之火，是属于共同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财富，是人类向神性发展的工具。直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知识的产物———知识产品才开始凸显出个人解放，反对封建特权的私权属性。然而，知识本身并没有异化为知识所有人独占的对世权利之客体，其本身仍属于共同体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共有财富，仅仅只是将知识所有人的权利客体(知识产品)异化为知识商品，并在此之上建立了知识商品拜物教，才扭曲了对知识的认识，也使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产生了危害人权保障的消极影响。正是这种对人的有用性和必要性，使知识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来保障人权的真正实现，可以说就概念层面而言，知识产权作为宪法权利在私权范域的衍生性权利远远早于其经验层面的产生，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宪法学普通范畴的内容。因此，可以将知识界定为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包括经验和由经验扬弃而来的理论。

从以上对知识的界定可知，就知识产权而言，事实上知识产品而非知识本身才是知识产权的客体，而知识则是知识产权上位概念(知识权)的客体。因为，就经验层面而言知识产权最早是作为一种封建特许权出现的，这种特许权事实上是对基于封建王权予以合法授予的知识产品垄断权;而知识产权的上位概念则是由其发展而来的一种独立的、成熟的权利形态，已经脱离了私权的桎梏，而发展成为宪法权利的重要内容是人权的具体内容，其在逻辑层面的位阶高于知识产权，属于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内容。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情势的变迁，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的知识产权不仅不足以促进人权全面保护，反而在TRIPS协议主导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人权保障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应该提出知识权的概念来与财产权、劳动权等宪法权利的重要内容并列，丰富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外延。此外，知识权在此处指的并不是西方所谓知识权或所谓社区知识权［12］，而是将西方所谓之知识权包括在内。所以，知识权作为宪法权利的重要内容，是宪法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存在物而言与人权存在的时间相始终，是人权价值的普世性与实现方式的时空特殊性的统一，并依托共同体这个概念而存在，解决的是共同体每个成员公平获取知识的权利，以及为社会组织和共同体主体公平的获取知识提供可能，促进少数权利的保障和共同体本体自足性的巩固。而宪法权利则是反映和概括当前知识保护运作状态特有范畴，体现了对宪法主体获取知识的保障。

二、知识权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重要内容的价值和意义

就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其实质是对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保护，其目的是要实现知识商品利润的最大化，而非知识共享最大化，甚至以阻碍知识的传播与获得为手段，来实现垄断知识牟取暴利之目的。正因如此，《多样性文化公约》签订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资本输出国对公约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而主张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应进一步开放对知识商品的自由贸易。但TRIPS协议主导下的这种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仅仅只反映知识权的私权属性，并不能反映知识权的关于人权价值的普世性与实现方式的时空特殊性的统一，客观上造成了知识商品消费者在公平的条件下获取和选择知识及知识商品的困难，实际上妨碍了宪法权利的实现。

因此，欲真正解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人权保护的冲突，就必须提出知识权概念来满足共同体多元文化选择和自足之现实与理论需要。具体而言，知识权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重要内容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如下:

首先，知识权以人权的普世价值为其终极价值追求，否定以私权属性代替人权属性的自由贸易价值趋向，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2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知识产权 市场 竞争力

由于知识财产的权利界限难以精确界定，法律对知识财产的保护采取类型化粗略保护方式。在各类知识产权中，受法律保护的条件也存在高下之分，这必然导致权利效力也存在强弱不同。知识产权的效力从来都同该权利产生的条件高低相关。通常，权利产生的条件越苛刻，权利效力也就越强。这在著作权与专利权的效力差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仅如此，对于同类知识产权也是这样。比如商标必须具备显著性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显著性即为商标权产生的条件。如果一个商标的显著性强，则依附于该商标上的商标权的效力也相应较强。不同的保护条件决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宽窄各异的保护范围和程度有别的保护力度，而法律设定不同保护条件又是因为各类知识产权具有的社会价值不尽相同的缘故。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保护基础（基于不同社会价值而设定的不同保护条件、目的），知识产权法对不同知识财产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强度、范围不同）。当这些保护基础与方式不同的知识产权被用于市场竞争中时，就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市场竞争力。

知识产权的保护基础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存在两种基本理论，即“激励学派（incentives school）”和“开放学派(openness school)”。前者关注创新者能否获得其创新的大部分收益，他们认为创新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汗水”，要是能带来好的回报，人们就更愿意付出汗水。而且，是一百个人（或公司）或是唯有一人具备强烈的动机并不重要：只要任何人有足够强烈的努力动机，他或她就会付诸行动。据此，同其他投资一样，创新的努力主要由其产生的回报来驱动。后者则认为关注一些公司努力工作的动机有点不得要领。首先，在知识产权之外还有一些相当强烈的创新或创造的动机：对公司而言，创新能确立声誉并获得市场领先优势，事实上，知识产权极少成为公司获取创新回报的主要方式；对个人而言，发明—它可能是有趣的而在灵感迸发时也是轻而易举的—可能从职业开拓、社会认同和自尊心中得到回报。其次，重要的是在任何问题上都存在着许多独立的思想，因为下一次创意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因此，开放学派强调公有领域和合理使用在激励创造中的作用。事实上，某些产业的创新—如现代制药业—需要强烈的动机，“激励学派”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一些产业的创新要么有趣或要么富于创造性，或者是其他本身引人入胜的活动的副产品—且一旦灵感顿来—用不着强烈的经济刺激。

就作为知识产权调整对象的知识或信息而言，专利、作品、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财产都具有有用性的特点，体现出一定的经济价值性。价值的存在是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依据，基于对这些价值的追求也就产生了需要法律加以界定和保护的具体利益。对合法利益予以界定并对冲突利益予以协调，也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利益平衡原则就是在对体现于知识产权之上的冲突利益进行价值衡量的产物。不同类型知识财产价值的大小及其价值评估的难度可能影响其权利保护及行使的方式。

利益的法律化即权利，权利是法律设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行使就是权利主体享有法律设定的边界范围内的自由。知识产权通过保护个人收益鼓励个体努力，通过授予一定的市场支配力，鼓励革新和创造。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为经营性企业进入某一行业或者某个市场提供了通行证，这种法律上的垄断为权利人获得经济上的垄断提供了便利，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专有技术、商标以及版权的占有构成了企业的技术优势。在今天这个被人们称为“技术革命”或者“信息革命”的时代，企业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竞争。有时一种新技术不仅可以迅速改变企业的市场份额，而且可以给整个产业带来新一轮的竞争和革新。知识产权不仅帮助企业取得较大的份额，而且影响其他企业的市场进入，法定支配力可能使得其他人无法自由进入现有市场与之展开竞争。

因此，在市场竞争中，知识财产的排他性赋予了知识产权人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并有可能为权利人带来超额垄断利润。但不应推定知识产权本身等同于市场支配力，因为市场支配力是与特定市场相关的，在该市场中可能还有知识产权（产品或方法）等其他替代品存在并且相互竞争。例如，在一项商业调查中，许可人不存在替代性供应商的情况只占27%，而存在10个以上竞争对手的情况则超过了29%。即使市场上缺乏替代品，致使权利人凭借知识产权取得了市场支配力，这种基于“高超技能、远见和勤勉”而取得的市场支配力也不应受到谴责，只要知识产权不被滥用于维持垄断或排斥竞争。因为反垄断针对的只是限制竞争的有害行为不是因努力竞争而取得成功的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也不是市场支配力本身而是其滥用。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使在两个竞争者的市场，一个竞争者终止，其他因素也可能表明竞争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例如，新的竞争者的进入障碍并不巨大，竞争者之一终止并未从整体下影响竞争，一个或者多个新的竞争者能够进入市场以取代已终止的竞争者。在此种情形下，来自潜在市场进入者的竞争压力依旧存在，被告的惟一竞争者的离去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受到威胁”。所以，对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创新激励和垄断效果应该予以平衡，一方面要尊重知识产权固有的市场支配力，即依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尊重知识产权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要对利用知识产权增强或扩张其市场支配力的行为加以限制，即以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行使”加以规范。

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

产权的本质特征是专有性或排他性，产权确定了权利主体个人的自由支配领域，使产权的效益和成本的内部化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同样具有拥有排他性，即拥有排除他人接近受保护的信息产品的独占权，除非支付一定的价格。知识产权在生产或产品销售或品牌标识的使用方面授予一定程度的独占权，这种权利的行使阻止其他竞争者生产或销售类似的产品，或使用类似的标识。这就限制了商贸自由，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不大。正是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或者排他性，知识产权权利人才可能通过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在一个有限时间和一定地域内就某种产品的生产或者销售取得市场优势地位，甚至垄断地位。知识产权的法定垄断的确赋予权利人一定程度的—至少是潜在的—市场支配力，但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的市场力量也是各异的。一般而言，专利提供了最强劲的保护，与其他主要的知识产权种类不同，专利的保护可以排除他人就相同内容而做出的独立创造，从而构成绝对的垄断。一项方法专利带来的技术改进可能使竞争者为了有效竞争而不得不去开发替代性的技术手段，而高科技领域的成本会限制投入此种研究的潜在的竞争性公司的数目。由于花代价开发一项即将到期的专利的替代品缺乏必要性，竞争者可能就会坐等专利到期，在此期间面临新进入者的风险就大大减少了。著作权垄断是有限制的垄断，其独创性的要求保证了现有表达不被划入保护范围，人们可以基于独创的前提使用已经产生的表达形式。商标涉及的不是智力创新问题而是产品差异问题，可能基于顾客的信心和产品的区别而产生一种低程度的垄断，并形成一股不太大的市场支配力。对于商业秘密来说，有限的专有性可以有助于维持最低程度商业道德，不鼓励在物理性保护措施方面做过度投资，而且有助于通过许可方式或其他自愿的“委托”形式促进对技术的有效利用。

这样，不同性质的知识产权在其权利行使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在评估该行为是否构成滥用或具有反竞争效果时，需要加以区别对待。总的来说，专有性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权利范围进而决定市场支配力。如果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较强的专有权，他行使权利的范围就要大一些，产生市场支配力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赋予的专有性相对较弱，则其行使权利的范围就较小，而产生市场支配力的可能性也相应较小。无论如何，权利人都必须在知识产权法依不同类型而赋予的权利的固有限度之内行使权利，超越这一合理界限的话，就可能构成滥用或反竞争。而专有性的强弱程度又与知识财产的价值大小又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价值越大，可允许的排他程度相对越高，反之亦然。

此外，基于知识财产的无形性，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具有界限不明确的特点，因而知识产权所赋予的排他力也具有不确定性，这实际上增加了有关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比方说，由于监控侵权的成本较高，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容易受到侵害，如果不能负担该成本的话，权利的执行就会产生困难。但另一方面，在权利人指控他人侵权时，知识产权也能成为更有效的威慑力量，因为被控侵权人可能虑及诉讼的结果难以确定而应诉又会牵涉较高的成本。在与一般物质财产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说，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交易成本通常远远大于物质财产的。而交易成本越高，法律就越不可能通过含义宽泛的财产权来寻求对交易的调整，因为财产权作为一种对世权—亦即任何想要该权利者均须与其所有人进行谈判——只有通过自愿交易，才能从估值较低的使用人向估值较高的使用人进行再配置。如果这种交易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不可行，则法律就将缩小其财产权。正是基于知识产权较高的交易成本，有人提出了“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即指减弱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禁止实施权的功能，让知识产权所有人之外的其他人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智慧创作物，然后通过利益分享形式使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智慧创作物使用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从经济学上说，保护权利的符合效率的方式是，对交易成本较低的权利以财产规则保护，对交易成本较高的权利以责任规则保护。前者是在事先禁止损害权利的做法，后者是在侵害权利后对权利人给予事后补偿的做法。知识产权的高交易成本为其权利保护的弱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为权利保护方式的转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此外，知识产权本身效力的不确定进一步提高了知识财产的交易成本。比如说，任何类型的专利都可能变为“无效”，只要专利权人声称自己适于特定的法律保护而事实上他又未满足该保护所要求的条件。即使一家政府机构对该知识产权与现有知识产权之间的矛盾及其合法性进行了审查，这种审查也仅是初步审查。通常最重要的审查发生在以后的诉讼中，尤其是在专利诉讼中，在侵权之诉中，一个常用的抗辩理由是宣称被侵犯的知识产权属于无效知识产权或不可强制执行。

参考文献：

1.郭禾.中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保护评述，北京二中院编.审判丛刊，2004

2.陈子龙.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及司法裁量.知识产权文丛（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王晓桦著.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第3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私权/利益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海关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纷纷掀起了改革与现代化的浪潮，其中调整海关管理职能，积极探索海关非传统职能，则是这一浪潮的核心。中国海关作为国际海关大家庭的一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不仅仅在履行传统职能方面的任务更加艰巨、要求更高，同时也开始探索优化海关监管和服务的措施，创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非传统海关职能和履行职能的方式和方法。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即是诸项非传统职能之一。本文从知识产权法理论、TRIPS协议规定、海关执法实践的不同维度，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私权性特点进行探讨和分析，阐述知识产权海关执法这一非传统职能，不同于以往海关传统职能的特点。

      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及利益平衡理论

      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经过了一个由封建时期的特别授权，到以法律形式承认其具有财产权属性的私权性的发展过程。在封建时期，属于这类特别授权的，如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等，都是以君主的敕令或政府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进行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特许权的保护是一种“钦定”的行政庇护，而不是法定的权利保护[1]（P.7）。到十九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过去更多的被特权支持的公法制度被改造成私法之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直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这类特权终于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制度化了，知识产权演变为了一种新型的私人财产权。由于知识产权本质上反映的是产品创造者的人格和财产权利益的特点，使其与一般财产权利在权利属性上有着诸多本质性的共性，因而不论是产生知识产权制度比较早的西方国家，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理论界及其我国的相关民事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的私权属性确认无疑。

      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强调其权利归属于私人。知识产权同物质财产权一样，表现为私人的权利，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私人，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第二，知识产权权利的私有性。即知识产权是特定人享有的权利，而不是社会公众共同享有的公共权利；第三，知识产权权利的私益性，即是与公益相对应的个人的利益。权利人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形成相互间的经济利益等法律关系。虽然知识产权具有与物质财产权利不同的客体，表现为非物质的特征，但知识产权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上述与财产私权共同的本质性特征，使得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调整，能够适用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使其最终纳入了民法的调整领域。正是对于知识产权这一非物质形式存在的私权的合理性定位，解决了为何给予知识产权专有权保护的本源性问题。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又一核心理论基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确认，为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必须规定各种利益的分配，平衡各种利益，有时法还是各种不同利益相互平衡和妥协的产物[2]（P.54）。因此利益平衡机制应当被看作是知识产权法的内在价值构造。自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以来，利益平衡一直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知识产权法的诸多原则和规则背后，反映了协调和解决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冲突的思想。知识产权制度涉及的利益平衡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包括：知识产权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知识产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利益的平衡；专有权保护与最终进入公共领域的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权利行使的内容和方式与权利限制的平衡；知识创造与再创造的平衡；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平衡等等[3]。知识产权法正是通过利益平衡机制来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通过相关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来确立知识产权产品资源的正义标准、正义模式和正义秩序。

      二、TRIPS协议有关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界定、利益平衡表述及其内涵

第4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 企业;知识产权;自主保护;主体作用

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社会发展的主题，只有全面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如何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最终将这些创新转化成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效的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成了维持企业竞争形势的迫切需要”[1]。

一、我国企业自主保护知识产权的现状

近年来，在国家日益重视知识产权战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下，大部分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保护手段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情况看，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自主保护的现状并不乐观。当前我国企业自主保护知识产权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企业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第一，我国许多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只重视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使用和管理，对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保护意识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相互之间的“拿来主义”、剽窃之风盛行。再加上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仍停留在专利等传统工业产权的层次上，而对品牌、企业形象、外观设计、软件等新型知识产权特征认识不足，因而无法实现对它们的有效管理和保护。20多年来，尽管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但一些企业的领导者、科技工作者、经营管理者却对知识产权知之不多，更谈不上运用法律武器来自觉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

第二，我国很多企业由于缺乏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紧迫感，对市场竞争的压力与动力认识不清，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和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直接导致了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不多。据统计，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2]因此，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尽管我国一些企业在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方面有了明显提高，但普遍暴露出不善于利用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主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不强等问题。甚至有些企业错误地认为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侵权只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事情，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筑中严重忽视了企业自身主体作用的发挥。

(二)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缺失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缺失是我国大多数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发达国家企业多设有专门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配备有知识产权专家、律师、资产评估师、市场分析员等专职管理人员，甚至有的还为企业领导层配备专业人员协助企业领导管理知识产权事务。而且，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一般直接隶属于公司总部，与生产、营销、技术、财务部门共同组成企业高层管理机构，如IBM公司、三菱公司、富士公司、东芝公司等。[3]国内少数著名企业如海尔、华为也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部，在企业的科研、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由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企业的专利申请、开发、转让、诉讼、保护和商标等专项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效。[4]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都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人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一般由总工程师负责或研发部门负责，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技术改造一并管理。然而，企业知识产权涉及到科技、工程、经济、市场和法律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单由科技开发部门承担肯定是行不通的。[5]科技管理人员往往由于对有关法律、技术贸易的理解不全面、不彻底、甚至不正确，因而达不到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另一方面，即使配备了专、兼职管理机构或专、兼职人员的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上也多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佳。这严重滞后了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制度不健全

由于我国企业多数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人员，因此也未形成科学的、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制度，特别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属问题和对发明者的激励机制等都无明确的规定。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制度不健全通常会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使企业一些新的发明创造成果不能及时申请专利。这样既使得企业的发明创造成果无法快速应用和推广，损失了应有的经济效益，同时又给其他企业时间上的可乘之机，最终甚至丧失该项知识产权。例如，中草药本是我国的强项，现在却有900多个由我国研发并完善的中草药项目被外国公司申请了专利，在每年上百亿元的中草药专利许可贸易中，我国不仅拿不到专利费，还不能向拥有这些专利的外企所在国家出口这类专利产品。[6]二是对自己所特有的商标没有及时申请注册，遭到他人抢注而引起纠纷，以及对已有的注册商标保护不力等现象。如浙江省一家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知名度的企业，在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时，由于未能及早注册商标，反被一些外商抢先在他们准备进行营销的国家进行了商标注册，使该企业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总之，这一制度缺失往往导致企业即使有自主创新，由于其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制度不健全，因而知识产权的利用率、商品化率、产业化程度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无法适应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自主保护知识产权的效果。由于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所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相关人员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产权教育或培训。据本课题组对有关企业知识产权工作人员的调研显示，近81%的人员是通过新闻媒介了解知识产权的，约有3%的人参加过各种学习，包括学校学习、各种有关的培训等，并且基本上都是专利法、商标法方面的培训，另外约有1%的人是通过有关具体事务的处理了解知识产权知识的，例如在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的过程中，在专利、商标诉讼中等。由于上述教育培训没有跟上的原因，导致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法律知识水平还停留在刚刚启蒙的状态。尤其是对专利、商标以外的保护手段缺乏认识。甚至绝大部分人对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例如定义、内涵、体系等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甚至有人居然不知道商业秘密、地理标记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因此，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尚不能适应知识产权核心竞争的需要。

综上，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这些现状严重地阻碍着企业可持续发展，制约着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难以取得竞争主动权和优势，难以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足。因此，企业要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加强企业知识产权自我保护势在必行。

二、德国企业自主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经验

近几十年来，德国经济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企业有效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不断提升和保持其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德国政府更加致力于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实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打造了德国奔驰、宝马、西门子、拜耳、巴斯夫等一大批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

(一)德国企业既是创新的主体也是保护的主体

在德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德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成为推进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主体。一方面，德国企业在整个国家知识产权开发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据介绍，2005年德国企业在德国专利局申请专利60 222件，获得授权的专利20 418件，其中13%的申请来自西门子公司、奔驰公司、罗博特博世公司、Infineon技术公司等四家德国大企业。同期，德国企业申请的欧洲专利和国际专利，有2/3集中在德国10家大公司，德国中小型企业则申请较少，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申请比例也只占到了6%。[7]另一方面，在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上，德国企业也发挥了绝对的主体作用。德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重点是围绕企业经营发展的总体战略，在知识产权的管理职能、评价体系、产学研合作、成果应用和产业化、员工培训和奖励等方面均形成了比较完善、富有成效的制度规范，对自己的知识产权进行全面的自主管理和保护，德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因此较高。

(二)德国企业自主保护知识产权的几点经验

第一，德国企业围绕自身发展战略制定了明确的知识产权战略和管理保护方针。德国企业并不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独立或孤立的战略去研究，而是将其作为企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加以综合系统的考虑，并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特点，确定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德国企业还普遍制定了明确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方针。如拜耳公司制定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方针是:一是要积极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以增加价值;二是知识产权管理要构建全球化的结构;三是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和方向要以全球商业战略为导向;四是企业知识产权要作为战略上重要的无形资产来保护;五是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是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的基础。

第二，德国企业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落实其知识产权管理保护职责，并形成了高效的内部沟通渠道。德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基本职责主要有:专利情报管理，创新发明的挖掘，申请专利，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管理专利权、商标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的综合管理，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发明奖励，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对知识产权的评价管理，对外沟通交流，对涉密文件的管理，知识产权风险管理等等。德国企业大多由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部门来落实上述职责。不过，具体由什么部门来管理保护知识产权则存在差异。第一种是由企业法律部来管理知识产权。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拜耳公司。第二种是由公司研发部门负责管理知识产权。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先正达公司。第三种是由公司法律部和研发部共同来管理知识产权。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汉高公司。

在明确管理保护部门职责的基础上，德国企业还普遍形成了高效的内部沟通渠道，使得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一个整体:一是企业总部设有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实现内部数据沟通和信息共享。二是知识产权管理、研发、生产、销售和法律部门之间经常沟通交流，各部门均十分重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执行。三是企业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定期向总部进行业务报告或专题报告。

第三，德国企业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培养。据相关资料显示，每一名员工进入企业时，都必须接受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文件管理及保密规定，知识产权发明、申请、应用、维权程序和途径等。员工经过教育培训，逐步形成自觉遵守法律制度和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强烈意识。不少德国企业还注意培养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对技术、法律人员定期进行跨学科轮训，或派员去专利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高校学习，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员工参加专利律师资格考试，以此培养企业自己的具有理工科背景、技术与法律相结合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人才。

第四，德国企业具有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申请与评价体系。德国企业对研究成果进行价值评估，以最合理的成本，选择最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第一，一项研究成果在申请专利之前，企业要先进行价值评估。根据价值大小，选择是否公开、是自用还是许可别人使用、是申请专利还是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第二，在获得专利授权后，企业则要适时评估每项专利的价值，如有价值就每年按时缴费维持，没有价值就定期放弃。第三，凡具有巨大价值或者涉及企业核心利益、技术公开后其他竞争者很容易掌握、而本企业又难以维权的，德国企业往往将其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严格保护;如果对一项发明创造企业难以有效保密的，他们则及时申请专利。

三、企业发挥保护知识产权主体作用的主要途径

企业作为是我国社会最前沿、最基层的生产部门，它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主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因此，企业绝对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排头兵。然而，结合我们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我们有理由呼吁，要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进一步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我们必须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主体作用。正如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我们要充分发挥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主体作用，要不断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自觉性，……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产权应用和保护的主体。”[8]

发挥我国企业的主体作用来保护知识产权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知识产权的外部保护或者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事后救济总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行政执法调处一般存在手段不强、措施不硬，受管辖权限制，跨地域执法难度大，而司法途径解决存在结案时间长、司法成本高，时效性难以保证等问题，致使企业的知识产权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由于知识产权固有的特点，行政与司法保护往往难以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也即可能会出现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局面，会严重地挫伤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因此，笔者建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应在继续强化国家主导作用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发挥企业自身的主体作用。

(一)强化企业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意识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意识缺失是当前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作用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而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化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普遍偏低。在相当多的企业中，由于受传统科研体制影响，对研究开发的新技术热衷于通过鉴定、评审等程序获得奖励或鉴定证书，然后将技术成果束之高阁或向社会公开，而对技术成果申请专利表现得十分冷淡。同时，企业防范知识产权侵权的意识也不够强或存在侥幸心理，在产品研发和市场化过程中忽视知识产权保护，陷入被人侵权和侵犯他人权利的危险境地。因此，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强化两种意识:一是彻底改变知识产权保护仅仅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事情的错误观念。尽管说，相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应该首先立足于企业的自主保护上，牢牢树立企业就是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二是要强化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将其作为企业文化来培养。这就要求我们企业在牢固树立自主创新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观念基础上，整个企业上下将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工作贯穿于自主创新和一切工作当中，有利于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的形成。

(二)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才队伍建设

要发挥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因为，企业自主保护其知识产权最终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借鉴德国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应尽快加强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人才队伍建设。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包括这么两大方面:一是建立专门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保护机构来专司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工作。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项目资料如合同资料、设计图纸、客户资料、市场信息等因掌握在个人手中而导致的不利于管理、不利于保护、不利于信息资源共享的局面。至于是由企业的法律部还是研发部来承担此责，则可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二是通过引进或培训熟悉知识产权工作和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人才来强化保护队伍。这里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的做法，即对企业的技术、法律人员定期进行跨学科轮训，或派员去律师事务所、高校学习，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员工参加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以此培养企业自己的具有理工科背景、技术与法律相结合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

(三)完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规章制度强化管理

完善企业内部知识产权保护规章制度强化管理是发挥企业自主保护知识产权主体作用的制度性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企业工作的各个环节，因此，我国企业必须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规章制度，使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工作有章可循。主要包括:(1)建立严格的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制度。企业知识产权档案详尽明晰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任何一家企业，只有对自己的家底十分清楚，管理严格，才有可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掌握主动。(2)建立企业专利查新、确权、运营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这一制度既能使企业避免重复研发，从而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同时又不至于侵犯他人的现有权利。(3)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分类保护体系。企业要根据保护客体的不同情况和保护措施成本的高低，选择不同方式或途径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4)制定系列其他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制度。如对职务技术成果的管理制度，在技术人员，申报成果，进行技术转让，与有关单位的合作等活动中，均有可能公开企业的技术成果及其他信息，造成企业技术成果新颖性的破坏或者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消失等;又如建立一定的员工约束制度，防止本企业人员由于兼职、调动、离职、私下转让等途径造成的企业知识产权的流失。当然，从调查结果看，已经有相当多的企业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甚至部分企业已经与员工签订专门的保密合同。(5)制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机制。通过该项制度的实施，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出色的员工能分享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获得奖励，从而充分调动员工保护本企业知识产权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主人翁责任感。

(四)重视行业协会与企业联合保护，形成合力应对知识产权侵权与纠纷

在企业间交往日益濒繁复杂的今天，单个的企业在整个市场和整个社会上日益显得渺小。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互相依赖和联合协作的趋势日益突出，再加上知识产权侵权自身的特点，导致其具有的跨地区性侵权甚至是跨国界侵权的存在，使得企业有时候依靠单个力量来维权显得有些无可奈何，而且维权成本很高甚至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导致某些企业不愿积极维权的一个原因。因此，可适当借鉴国外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的做法，建立和健全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相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企业联合会等要发挥组织、协调、自律、维权的作用，来解决依靠单个企业力量无法应对的纠纷，以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9]，这也是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 吴汉东.中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方向、重点与制度的构建[R].2008年4月21日吴汉东在2008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的主旨演讲，sipo.gov.cn.

[2] 吴汉东，胡开忠.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 博远，项沐.国外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比较研究[J].中国石化，2004(6).

[4] 王立诚，许必元，李海燕，严小生.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研究[J].企业经济，2005(4).

[5] 朱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其对策初探[J].柴油机设计与制造，2006(4).

[6] 王立诚，许必元，李海燕，严小生.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研究[J].企业经济，2005(4).

[7] 国务院国资委政策法规局.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和法律保护赴德培训考察报告[R].2006.

第5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在2006年I2月，北京市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正式《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从产业链的角度界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即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此定义强调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优秀的文化创意，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创作成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和消费，实现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知识产权保护是文化创意产业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知识产权的利用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

1、知识产权保护是文化创意产业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内容是创新活动，其产品内涵是一种设计、一种创意，产品价值主要体现在创意和创新环节的收益上，需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保障创意主体、创意企业的合法收益。同时，文化创意产品往往以数字信息产品作为载体，与传统产业的产品相比，数字信息产品更易复制，复制成本与开发成本相比接近干零。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中国区的一份资料显示，网上传播盗版音像制品给音像行业带来了每年至少50亿美元的损失。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更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保障创意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发企业的创意、创新活动。

2、知识产权的利用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力。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通过交易、许可、融资开发、合作等方式获得收益，文化创意产业的营利活动与知识产权利用紧密相关。文化创意中的诸多要素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商标一旦成为驰名商标或著名商标，就会产生独立于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可以通过转让、许可生产等方法获得利益;外观设计专利可以用于转让、许可，也可以折抵投资与他人合作开发;著作权的利用是文化创意价值实现的基础、等等。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创造成本高、投人大，但复制容易，复制成本很低，在复制和网络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个特征就更加显著。这一特性使得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很容易受到侵权伤害的产业，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意主体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没有收益，创意主体的创意动力会大大减少;而创意一旦丧失，文化创意产业则成为无源之水，发展难以为继。

从本质上讲，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提供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产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意产业司司长DimiterGantchev认为，狭义的创意产业，也就是版权相关产业。过去6年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35个国家研究其版权相关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一与就业中的贡献率。从目前已经出版的33个国家的研究结果看，这些国家的创意产业对其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达5.6%，对其就业的贡献率超过了9%o`}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具体有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商标权保护、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等模式。由于文化创意产业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对它的保护依赖于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手段。

一、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北京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07年12月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市版权局、市工商局协办，完成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办法》;北京积极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服务体系，北京产权交易所、国际版权中心及时项目，帮助企业寻找合作伙伴，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等等。这一系列知识产权措施，促进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全年实现产业增加值1497.7亿元，占GDP比重为12.6%ao‘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水平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显不足，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完善

1.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体系的法律法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随产品的产生自动取得，但如果要保全著作权产生的证据.作者就必须申请著作权登记，这就意味着作者要做多次著作权登记，这对创意企业资金和人力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压力;对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保护不充分，保护范围过窄，只有“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权”等四项经济权利对于文化创意成果的法律保护仍然存在真空地带，特别是广告、建筑、时尚设计等行业由于设计作品同质性强，对%r.窃、抄袭较难定义，相关法律法规在专利权、版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以及如何界定侵权等方面还留有空白。

互联网的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在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是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但同时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与文化创意产业息息相关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挑战。由于数字作品易复制、侵权较隐蔽的特点，著作权人很难发现作品被侵权，即使发现也难于追究责任。而数字环境下的使用取证很难，损失常常难以估量，维权成本很高，成效很低，使著作权人、使用者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数字技术的发展把作品创作、传播以及使用带人了两难的困境，也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互联网在北京的普及率很高，在软件、计算机和网络行业这种问题比较突出，在这方面北京仍有提高的余地。

2.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能力不足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北京市投资大、扶持优惠政策多、政府支持力度大，但落实到与创意产业发展最为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与完善L尚有不足

北京文化创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弱。目前，北京己有各类文化创意企业5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近8000家。u大多数文化创意企业规模偏小，创意企业中的创作团队常常只有几个人，尤其是在时尚设计、广告设计等行业显得尤为突出。企业规模有限，人数较少，就会把精力大部分放在创意成果本身的制作和销售，较少或没有时问关注创意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开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途径和效果会受到资源制约的影响文化创意企业规模小，一方面自我创新的能力需要提高，另一方面对自身具有的专项技术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不足，使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途径和效果受到资源制约的影响，同时缺乏必要的维权与反侵权能力。文化创意企业在其创意的素材索取和作品创作、传播过程中还不能全面考虑到尊重和保护相关方的知识产权问题。文化创意企业进行创造时，没有树立“权利先于创造”的理念，从而使创造者蒙受损失。

3.文化创意产业的不同行业遭到知识产权侵权形式不同，侵权现象严重

由于文化创意企业行业特征不同，其遭受知识产权侵权形式也有所差异。如电脑软件与互动休闲娱乐、电影电视、音乐行业中遭受侵权最多的“盗版与非法下载”，时尚设计企业为“商标侵权”，手工艺行业中的“专利侵权”，广告、建筑设计行业中则存在严重的“剽窃、抄袭”和“强占作品”现象等。在北京，“剽窃、抄袭”，“擅自复制”，“擅自使用”及“盗版与非法下载”等著作权侵权是文化创意企业主要的被侵权形式，在时尚设计、建筑设计、音乐、出版、计算机软件等行业表现尤为突出。

4.知识产权服务水平及市场监管能力尚待提高

文化创意产业走向产业化的过程需要专业化的中介服务组织和政府提供相关的公共泪及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能力的提高，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外，也需要借助社会中介的力量。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基本上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各种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支持。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市的中介服务机构并不成熟，既缺乏专业人员，也很难提供中小企业需要的规范全面的服务。

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涉及众多行业，参与管理的部门比较多，如在北京，涉及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版权局、一〔商局等部门目前这种各职能部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和协调，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将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二、相关建议

综上所述，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尽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和制止盗版、侵权行为，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营造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

1.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齐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更多地依托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而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针对新形势下我国法律中的不明晰地带，提请国家人大立法机构制定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并在具有优势的领域参与有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互联网络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现在基本在国家立法层面开展，北京市也可以考虑针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指导意见。

2.采取多种形式，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月前北京文化创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仍有不足，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增强企业的品牌意识，加强其知识产权保护，己成为中国企业加人WTO后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大计。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和教育，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使文化创意主体自觉地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人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去，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及时制止、制裁侵权行为，从而不断激励人们的创意活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升国际竟争力。

加强全民法律保护的意识，再好的政策和法规，如果没有民众的配合，任何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因此，培养北京市民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是解决目前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问题的根本出路。要积极、广泛地宣传并注意树立全民的保护意识。通过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相关法规的宣传普及、实施知识产权培训工作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和教育，逐步改变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薄弱的现状。只有市民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对文化创意进行保护，文化创意产业才有真正的生存与延续的空间。

政府应制定相关措施，注意促使文化创意企业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纳人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去，鼓励企业将知识产权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点工作，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增强其商标、专利等申请的积极性。

3.注意结合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进一步明确需要重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业，并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确定需要重点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业

文化创意产业包含很多类别，结合北京实际特点，应当重点加强以下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我国出版业市场需求强劲，出版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北京是出版资源聚集之地，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打击盗版和非法出版的力度，保护网络时代的内容传播，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出版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工作方式、休闲娱乐观念的不断改变，游戏、动漫产品的需求市场越来越广阔，并逐渐发展成为新的产业方向。为此，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激励网络游戏、动漫产品的自主开发，提高国产游戏、动漫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影视创作活动也因此呈现活跃发展之势，加之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针对新的发展环境，制定更完善的影视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加强打击侵权行为的执行力度，鼓励影视制作业的发展。工业设计是创新的体现，包含了大量的知识产权，需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设计产品应及时申请专利，以保障企业获得充分的利润;激励工业领域的自主创新活动，提升工业技术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软件设计，软件设计作为软件工程中关键的创造性活动，需要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加以保护，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以便为软件市场的良好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4.逐步完善行政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针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多头管理的现状，应该有效整合现有知识产权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尽快实行知识产权工作的归口管理，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工作合为一体，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效能，同时也利于与国外知识产权工作机构的对日交流和合作，更有效地处理涉外知识产权事宜。

在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进一步理顺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改变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版权局等各职能部门条块分割的现状，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效率;结合出台的《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若干政策》，研究制定北京市专利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措施，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办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监督力度，切实保护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第6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积极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045－05

一、地方专门法制度

民族地区立法空间大，很适宜建立传统知识利益保护最大化的地方专门法。地方专门法制度是指一般地方立法范围内的专门立法，属于一般性地方性立法。它是一般地方有关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以及于本地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地方立法是相对于国家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地方立法本身来说，它也是个系统，是由多类别、多层次的立法所构成，而每一类别、层次的地方立法又由多种不同内容的、受有关方面制约的具体的立法所构成。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地方立法的完整性与受制性的程度。从立法权限来看，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是一般地方最主要的常规性立法权，这一权力的法定来源主要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直接确定。行使这一权力所产生的地方性法规，在法的体系中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下，但它对贯彻实施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有积极而行之有效的作用。同时，地方性专门法规也是一般地方解决本地具体问题的主要的法的形式。在立法程序和立法范围方面，民族地区地方立法的自主性更大些，如地方性法规不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时间、空间、事项等方面也不像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那样受到种种明确的限制，它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自主地解决问题，这正是传统知识保护所需要的。

传统知识保护主张建立专门法制度的主要理由是：传统知识是一个特殊性的对象，有着强烈的地域保护特征，而民族地区内在与外在的保护需求都迫切需要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在传统知识面临的多重问题中，其中以财产利益保护为主的经济权利最为凸显。从激励机制角度看，保护传统知识的最大化利益亦是给传统知识建立一种激励机制，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的发展亦是一种最大动力的保护。在现行保护制度选择中，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相对成熟的一个保护工具，然而，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有着先天的缺陷，作为一种外来制度，或者说为现代社会制定的游戏规则，其保护的对象是主体、客体清晰的无争议的现代知识。在这种背景下，将传统知识放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去保护，可以说，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基本观念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无法满足充分保护传统知识的需求。以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知识，其局限性至少包括：有限的保护对象与众多的保护需求不匹配；有限的保护时间与长期历史创造和历史传承不相称；有限的财产权利授予与不可估价的传统资源财富不对等；单一私权化的保护方式与存在集体权利等多元化的权利诉求不符合；单一财产权利保护与资源权利和文化权利的总体不相适应；取样式的割裂保护方式与整体性保护不对称。总之，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知识保护标准与传统知识不在一个平面，知识产权制度是当下的一种选择，可以有效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无法解决众多存在的问题，不能全面而有效地保护传统知识。从防御性保护层面来看，TRIPS协议框架主导下的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只注重传统知识的市场价值，如果纳入保护，是从商品的角度，从市场利润的角度，以货币和资本为归宿点考虑，即便是2007年3月份正式生效的《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其对文化保护的落脚点也是在表现形式上，换言之，即保护的重点是文化产品而不是文化本身，战略上保护的是拥有文化产业相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利益。如此一来，那些具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社区，特别是像贵州这样的大多数民族地区，他们的传统知识被发达地区以现代手段使用后就变成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知识形态的商品，并纳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之下，间接剥夺了传统社区原住民族的文化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所以，民族地区传统知识加强地方性专门立法，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立地方性专门法规，这是一条必要的途径，也是实现传统知识资源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

从国内立法层次来看，分为国家立法、省立法、民族自治区立法、民族自治州立法，其中地方性立法包括省立法、民族自治区立法、民族自治州立法。地方性立法既有明确的限制性条件，也有充分的保障制度。对于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的地方性专门立法，可以考虑在不违反TRIPS协议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首先通过省立法、民族自治州立法来推动传统知识的立法，同时探讨传统知识保护的标准，实现传统知识资源利益的目的。从国际公约来看，TRIPS只是对成员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要求，并不限制成员通过国内立法提高保护水平。把传统知识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一个客体有利于对传统知识的充分保护，同时也可以避免其他知识产权形式与传统知识的冲突。除了立法保护，政府部门也应该大力参与传统知识的保护活动。在国家立法赋予资源来源地居民以集体名义享有传统知识所有权的前提下，依据行政法律指导在资源来源地成立传统知识管理组织。该组织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单位，是一种独立的非盈利性的事业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它负责当地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持续发展，确保对传统知识资源的受益。另外，民族地区政府应成立各级传统知识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传统知识的准入制度。任何个人、机构或者公司对传统知识资源的使用，都需要向该部门申请评估。各级传统知识资源管理部门评估的标准应看对传统知识的预期利用是否适应当地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否同国家传统知识立法保护的目标一致；是否经过当地传统知识管理组织的同意并保证当地居民得到公平的利益分享。

民族地区可以制定地方性专门法规，这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民族地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地方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是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职权。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使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具体实施，是行使这一职权的重要体现。制定这类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实践中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家某项法律明文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该法律的实施细则或办法。目前，这类明文规定的授权范围仅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二是某项法律虽未明文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也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办法。一种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其依据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有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遵守与执行的职权；另一种是省会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办法。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有关答复，这种实施细则或办法的制定依据，也应是基于以上职权，从上述条件来看，民族地区传统知识地方性专门法规存在着

比较大的制定空间。

二、传统知识数据库权

基于少数民族的社区特征，民族地区有着天然的传统知识数据库传承保护形式。传统知识数据库权是指在传统知识防御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资源为传统知识争取更多知识权利，以使传统知识保护改变长期以来的被动防御状态，这种保护是积极性而非防御性的。目前，针对数据库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主要有著作权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秘密法保护、商标法保护，另外也同时受其他法律保护专利权。

由于民族地区传统知识本身存在的特殊性，笔者赞成数据库权保护的主要理由如下：“传统知识数据库对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日益重要，将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传统知识数据库由传统社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资源组成，这些文化多样性资源都是人类珍贵的遗产，许多资源都存在不可再生性；传统知识持有人有着多重权利诉求，许多权利的内容远远超越一般经济权利；传统知识持有人是一个特殊性群体，包括个人、家庭、社区、民族、国家，该群体的知识权利保护是自发的被动的需求，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已经超越一般数据库的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与时间的投资才能创造及维持数据库，同时，任何一个传统知识数据库极易被复制及散布，容易被当作公共领域资源而被合法窃取；现行法律保护不周全，存在诸多制度缺陷。数据库权的争取是传统知识从防御性保护向积极性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说传统知识数据库是社区传统文化一个静态的集合体，其功能主要是从防御性角度防止对传统知识的错误性授权或者不适当授权，保护传统知识的基本权益，那么数据库权的争取与设置则是实现这些基本权益的措施与保障。传统知识数据库权也包括一般性权利和特殊性权利。一般性权利是指在现行法律制度条件下可以产生的权利，如：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诉讼权等，这些权利更多的是针对个人而非集体，在当前执法条件下可以直接行使和操作。特殊性权利主要是指在地方法规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有限地、适当地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条件，以专门法的形式设置特殊性的保护方式、保护期限、保护标准、保护力度等，如特殊性专利权，集体性著作权，集体商标权等。

由于传统知识数据库的产生背景是信息爆炸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统知识越来越为多数人使用，传统知识普遍遭到侵权与被动防御；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传统知识作为一种知识被信息使用者视作公共领域资源，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解决传统知识基本权利保护，已有充足理由设立超越现行法律保护的特殊性权利。目前，“数据库的保护”与“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及“表演与录音制作者保护”并列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外交会议的三大议题，换言之，寻求一般性知识产权保护，仅是完成防御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对于传统知识这样特殊的对象，不仅要解决“流”的保护，更要解决“源”的保护，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特殊性权利的构架与设置。数据库一词是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和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为了迅速、准确地从大量相关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计算机技术界在不同的阶段开发出不同的数据管理模式，即人工管理、文件管理和数据库系统管理。区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数据和对之进行管理的文件系统之间的独立程度。可以说，数据库就是在解决数据对程序的依赖中产生的相对独立的文件。在计算机技术界，对数据库的定义是“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合理存放的相互关联的数据的结合”。传统知识数据库可以是原创的独立作品，也可以是编辑作品。但在网络上，数据库多半为开放式、动态式数据库。从数据库权的设置管理来看，其中，使用得最多也最重要的就是著作权法保护，这是在传统知识保护中频繁出现的。《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的第五款规定如下：“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集本，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由于对其内容的选择和整理而成为智力创作品，应得到与此类作品同等的保护，而不损害作者对这种汇集本内各件作品的权利。”该规定说明汇集本可以受到保护，并可以推定保护水平是一般情况下《伯尔尼公约》对文学艺术作品予以保护的水平。1996年12月，WIPO的《版权条约》第五条明确数据库著作权保护的条款，被认为是具有数据库保护宣言性质的条款。该条款规定：“TRIPS第十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保护数据库：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以可续机器或其他形式，由于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就受到这样的保护”。

从现行法律对数据库的保护缺陷来看，总体上还有许多不足。“第一，以著作权法保护的缺陷：对于缺乏独创性的数据库，即使有实质性投入也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另外，即使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其保护也是微弱的；第二，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缺陷：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确定，未提供保护期间，也未提供像著作权、邻接权那样的经济权利，因而无法转让或授权；第三，以合同法保护的缺陷：合同的效力不及于第三人；第四，以商业秘密法保护的缺陷：对许多提供公众使用的数据库而言，很难主张秘密性；第五，以商标法、专利法保护的缺陷：商标法与专利法各有其保护要件的限制，数据库只有符合保护要件时才能受到保护。”笔者作为贵州省传统知识立法项目研究的负责人，在设计贵州省传统知识数据库时，最初考虑的构架包括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数据库权的基本内容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知识产权部门加强指导传统社区传统知识保护认定、编目、定级等工作；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建立全省传统知识数据库中心，负责指导全省的数据库管理和数据库维权工作；咨询、检索、查证、利用、开发、合同管理、侵权诉讼、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仲裁联系等；数据库采用数字化形式管理传统知识，用商业秘密形式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下设采编办公室、对外联络办公室、技术鉴定办公室、维权办公室，各办公室专人负责管理，工作人员对数据库数据保密；传统知识数据库实行登记制度，采取开放式登记、不开放式登记、式登记几种形式进行登记，传统知识持有人或群体以自愿的形式进行登记，经技术鉴定或者事实认定，录入数据库的传统知识可以获得相关数据库权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在多方监督下运行，监督对象包括：传统社区代表，传统知识提供者，政府代表人员，数据库管理人员等。监督的形式以公示、提议、提案、诉讼等进行。上述内容充分考虑了传统知识数据库的特别权利问题，尤其是将诉讼纳入传统知识保护的目标，从权利保护到权利实现表达了肯定的愿望。

从目前国际上已开始实施专门法保护传统知识的国家来看，普遍的做法除了一般性权利争取外，都在试着设置传统知识集体权利的保护，并在期限、权限、方式上给予特殊的照顾。关于数据库特别权利的保护与实现，目前的理论难度较大，尚未有完整的理论基础支撑和铺垫。当前，除尽量运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考虑更多的保护对象，指导和支持保护对象的保护权利实现。

三、补偿性责任制度

民族地区最重要的行动是权利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传统知识权利保护的实质等同于保护的目标，而传统知识保护目标的实现又离不开现行法律制度内的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知识保护的

有效实现，最近的法律救济就是补偿性责任制度的实现。

第7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098-02

一、知识产权战略化的概念和特征

（一）知识产权战略的概念

所谓“战略”，是指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谋划。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和商业权利，许多企业和国家都纷纷利用知识产权来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并把知识产权作为企业或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内容。因此，知识产权战略就是以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激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的转化与应用，提高知识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行动方案及相关政策措施。

（二）知识产权战略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全局性

知识产权战略是从国家、地区或企业利益出发，关于知识产权的全局性指导原则与行动方案，因此，它是从宏观层次上把握知识产权工作的方向性，而不是拘泥于知识产权的某项具体工作和某一局部内容。

2、目的性

这是发展战略的本质特征，知识产权战略也有明确的目的，就是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努力提高知识产权在国家、地区或企业发展中的贡献与作用，最终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3、动态性

发展战略通常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要适时做出调整，以便科学管理。

4、知识管理性

知识产权战略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关于有效地进行知识管理的机制和体制，它不仅能够激励知识的创造，还要强化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和扩散，不仅要保护创造者的利益和积极性，还要推动全社会的经济科技进步。

5、阶段性

知识产权战略不同于具体的专利战略、商标战略和品牌战略，它是基于知识经济、知识管理、国际竞争的理念和实践较之影响下的一种发展战略。

6、长远性

在制定、管理知识产权战略时，要以现在作为基本立足点，并以未来的长远目标规划现时的行动方案，求得当前与长远、现实与未来的协调发展。

二、知识产权战略的体系结构

（一）构成要素

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就其构成要素看，它应该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原则、支撑条件等。战略思想是一种理念，它是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指导思想，关系到知识产权战略的方向。知识产权战略目标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体系，即它是由不同层次的目标组成的一个目标体系。比如可以将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分为主体目标、阶段目标、具体目标和行动目标等，也可划分为功能目标、数量目标和时限目标等。战略原则主要是指为达到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而必须遵循的一些准则。知识产权战略的支撑条件可以看作知识产权战略的另一种体系，也就是知识产权战略的社会建制。它至少包括组织建制、人员配备与培养、文化观念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层次分类

从知识产权战略层次上看，可以分为国家层次、区域层次、产业或行业层次和企业层次。在知识产权战略的这四个层次中，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处于最高层次，着重于理念性、宏观性和战略性，对其他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起着指导和约苏作用;而企业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则处于最低层次，着重于操作性、技术性和战术性，是落实其他层次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而其他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则介于二者之间，对上受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约苏与指导，对下则对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有约苏和指导作用。

（三）类别划分

按照知识产权的种类，知识产权战略又可分为专利战略、商标战略等。所谓专利战略，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企业面对激烈变化、严峻挑战的环境，主动地利用专利制度提供的法律保护及其方便条件有效的保护自己，并充分利用专利文献和其他信息，研究分析竞争对手状况，推进专利技术看法，控制专利技术市场；为取得专利竞争优势，为求得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进行的总体性谋划。

关于商标战略，我在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三、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国家总体知识产权战略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国家总体知识产权战略。在缺乏总体战略指导的情况下，微观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没有统一目标和制度保障，很难形成整体竞争力。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国家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

（二）部门分割多头分散管理，且稍预警和协调机制

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涉及各个行业，贯穿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技术利用的各环节，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管理部门很多。但是，在现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缺少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知识产权管理出现一些盲区。一方面，由于责任不落实，企业遇到的一些知识产权问题没人管，也不知道该谁管；另一方面，由于渠道和信息不畅，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不能及时参与有关事件的协调或咨询，基层机构和企业也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和指导。

（三）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地区发展不平衡

（四）法律惩罚力度不够，执法不严与部分保护标准超越发展阶段并存。一方面，法律规定的赔偿额较低，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另外，有些保护标准超出了我国的发展阶段，立法简单照搬国外标准，与国情脱节。

（五）保护经费不足，适用人才短缺

（六）科技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一是政府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企业都缺乏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研究项目选题缺少知识产权查新，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二是科研项目管理重成果，轻专利，以成果奖励制度为主。三是职务发明的权属政策强调机构的权利，忽视发明人的权利。四是缺乏激励机制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机制。

四、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经验

（一）意识强，起步早

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美国政府和产业界都感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时候就认识到，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就在于科技和人才，这是其他国家都难以相比的。美国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怎样把他们转化为经济的竞争优势，这就要通过知识产权这个工具。因此，1979年，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就第一次提出要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到1985年，美国政府竞争力委员会则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战略的观点，即“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强化保护知识产权，是提高美国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措施”。

（二）以专利为核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攻城圈地，攘外安内，构筑壁垒

在知识产权体系中，专利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专利对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都有着直接的显著影响。因此，在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是将专利作为核心的。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和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因此美日等国都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跨国公司则通过各种手段，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

（三）完善法律，提高知识产权体系的运作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例如日本政府由首相任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于2002年7月推出了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计划将专利审批时间缩短到6个月以内，不到原来的1/3，并且将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追加医疗技术专利对象等。而美国则通过一系列的法律修改，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贸易挂钩起来；将原来被认为是非专利的领域，如基因工程、互联网经营模式等也纳入专利保护的范围。

（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构建知识产权创新体系

例如，按照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的计划，日本将建立专利电子图书馆，无偿提供专利厅拥有的约4800万件的产业财产信息，；将促进知识财产的利用，促进大学对外转移技术；将在全国数10所大学建立“知识财产本部”，充实法学研究生院的知识财产教育，以培养知识财产的专门人才。美国先后出台了《拜读法案》，《美国发明家保护法令》《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等，使美国大学、国家实验室在申请专利、加强产学研结合、技术转移即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思路

（一）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原则

1、适应潮流，全面接轨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是内生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产物，是世界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全面主动接轨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世界贸易规则，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2、积极参与，掌握主动

贸易规则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规则，因此参与制定贸易规则事关国家利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组织的成员，因此，我国应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参与各种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以掌握主动，维护国家利益。

3、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方面，我们在一部分我国具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技术领域优先发展，重点突破，力争掌握技术标准，获得垄断技术的地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竭力主张的少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可能确实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我们也不能全盘无条件的接受。也应该有所选择，循序渐进，获取知识产权制度收益的最大化。

4、本土化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具体的程序和方式上的本土化，二是在一些技术标准和专利开发上的本土化。

5、市场化

我国经济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无论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在知识产权的创造与发展方面，目前都存在较为浓厚的行政化和计划性色彩，长期看是不符合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规律的，也是不利于技术创新的。

（二）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措施

1、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1）要修改和完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重点修改和完善目前有关与TRIPS协议不相协调的方面，同时加强立法解释，使我国的立法更适应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要求。

（2）要加强司法保护。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通过加强司法解释，规范诉讼程序，明确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和侵权人的责任，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3）要加强行政保护。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法制建设，确保行政执法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公正性，不断提高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4）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队伍的建设。要加强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专业人员队伍建设，对执法人员要严格选用和强化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要切实保障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所必须的经费、设备等物质技术条件。

（5）要建立权威，加强协调。随着条件的成熟，要逐步集中统一行政执法队伍，改变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执法现状；同时建立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司法机构，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效率和水平。

2、促进知识产权的应用

（1）是要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比如财政支持、税收优惠、贷款、建立各种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鼓励知识产权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2）是建立知识产权市场化交易的机制。建立知识产权商品化评估机制，充分激活知识产权，以许可、转让等方式推向市场。

（3）是要提高吸收和整合知识产权的能力。我国目前的创造能力还不够强，我们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进行二次创新，这方面，日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4）是要健全知识产权的中间服务机构。我国应加快成立多种形式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机构、咨询机构以及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服务机构，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健全知识产权信息的公共服务设施，为知识产权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3、激励知识产权的创造

（1)要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健全多层次的技术创新体系。多层次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构建一个开放的、法制化的、平等有序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和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制定适合我国特点的自主技术创新策略，尽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注重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构筑核心竞争力。

(2)要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技术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技术创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着很多先进的技术，主导着国际间技术的转移与流动，因此，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3)建立科学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我们要在各种类型的考核体系中，将知识产权创造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比如在政绩考核、职务职称晋升、项目立项、科研评奖等方面，加强对知识产权指标的考核，促进科研成果向知识产权转化。同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辅以配套措施，对获取知识产权的活动，比如专利的国际申请等，给予优惠和奖励，降低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获取知识产权的成本，从而激励更多的知识产权创造活动。

参考文献：

\[1\]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第8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 社会契约论 目的 内容 相对性 还原

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公布了题为《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的长篇报告，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针对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以知识产权制度应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为基本立场，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系列问题作了广泛而翔实的报告。如何看待这一报告？不同的人反响不一样。一些人大声叫好，认为讲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一些人嗤之以鼻，认为无非是一帮学者讨好发展中国家之举。

本文仅就报告第一章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本原理——“社会契约论”展开分析，还其“庐山真面目”，论证这一理论并非是仅仅为发达国家唱知识产权保护高调服务的，其同样也能够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现状作出合理的解释。

一、讨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原理的意义

第一，近几十年来，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冲击，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处在不断变化发展当中。为了能够更好的掌握这种变化的趋势，就必须把握住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本原理，因为它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东西，有利于我们透过知识产权保护的种种现象看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质。

第二，讨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基本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能促成对话。对基本原理持有不同理解的人可以通过“有益的对话”来克服现有理论的不足，进而对具体的制度建设发挥作用。

下面笔者将结合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来对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本原理——“社会契约论”的具体内容展开分析。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转型，知识经济就是这个重大转型变化的一个基本方面，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是知识经济，这种经济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可见，知识或者说知识产品在现代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那么什么是知识产品？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但都只是从浅层意义上去揭示知识产品的含义，而没有揭示出知识产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个性。在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中则谈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了知识产品的三大属性：1.知识产品的无竞争性。这是指知识产品使用者的使用不会发生冲突，知识产品被某人使用的同时并不排除其他人的占有和使用。2.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指知识产品不会通过使用而被消耗掉，某一个人的使用也不会导致另一个人使用量的减少，也不会影响另一个人的使用。3.知识产品的易逝性。具体是指虽然精神产品作为知识是无形的，但知识的应用结果则是有形的，一旦“物化”，即其应用生产了产品，则被仿制以及相应原理的泄密也在所难免。由此得知，知识产品是一种公共产品。

报告指出，正是由于知识产品的这三大属性使得“知识或知识产品天生难以阻止他人使用和复制它”，呈现出“生产成本高、复制成本低”的状态，进而导致“市场失灵”，知识产品的生产缺乏“财务动机”。再往前看的话，如果这种动机长期缺乏，必将使公共利益受损，因为如果花费了相当代价得出的成果很容易被复制，研发人员从事研究开发的热情也就会因此而降到冰点，没有很多人再愿意投入资源搞发明创造了。这在经济学上就叫做“外部经济效应”。

为了解决现实中出现的这种“市场失灵”问题，于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应运而生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是通过赋予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的垄断权利进而对付不向其创造付费而使用的揩油者，这样就弥补了公共产品这一市场失灵效应的恶果，从而使发明者创造者的热情充分发挥。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本原理。

三、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基本原理分析

报告对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原理的分析是分别就专利权和著作权展开的。但是我在下面的分析中可能比较侧重于专利权的分析。

（一） 西方发达国家眼里的“社会契约理论”

报告首先就明确了专利权机制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契约，这种看法的实质可综合如下：认为思想是发明人的财产，但是单纯的占有思想，对于发明人来说是不够的，他应当能利用思想。然而思想不是物，如果将其公开，可能被各种人加以利用。为了使发明人能够一个人利用它，发明人应当得到禁止别人利用其思想的权利。所以，按照契约理论，专利是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同发明人之间签订的一项特殊的契约。这项契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发明人来讲，公开技术获得垄断权可以补偿发明创造活动中支出的劳动和费用，还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社会得到的利益表现为增加了新知识，这些知识丰富了科学与技术，并成为它们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专利权期限结束后，发明变成为社会的公共财富，公众可以自由使用。反之，如果社会对这些技术不加以保护，这些技术的发明人就会被迫保守发明的秘密，社会获得新知识就会受到阻碍，科学研究就得不到最新情报而不得不重复大量的初级水平的劳动，甚至有些发明被发明人带进坟墓。社会却什么也得不到。

结合社会学原理分析可以发现，从短期来看，如果专利保护力度过弱，公众获得专利就较为容易，因而社会公共利益也就会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相反，如果专利保护力度过强，专利权人的利益就会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公共利益和专利权人的利益两条曲线的交叉点就应该是专利权保护的最佳程度，在这一点时，两者的利益都能得到相对较大的实现。

而从长期来看，如果专利权保护力度过弱，专利权人的利益就无法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而与此同时，由于专利创造“原动力”的缺乏，社会利益也不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相反，如果专利保护力度过强，而社会利益还是得不到较大程度的实现，专利权人的利益就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但达到一定程度后也就不会再继续增长的。因为在专利保护力度过强的时候，社会公众获取专利技术的成本过高，导致他们不会积极的去追求，而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是传播中的财产权，“无传播即无财产权”，这样也影响了专利权人利益的实现。那么只有在这一点处才是专利权保护的最佳程度。

（二 ）西方发达国家眼里的“社会契约论”弊端分析

需要明确的是，以上两种情况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也就是说是一种应然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而实际上我们的契约理论如同报告所说，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下的，这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却可能并不存在。这一系列假设条件主要有：

1、专利保护机制的最佳程度的明确存在。而现实情况是不能准确地给专利保护机制的最佳程度下定义。专利保护期限和专利保护范围是专利保护强度的两个决定性因素，如何适当的规定专利保护期限和专利保护范围是一件相当难以操作的事情。正如报告所说：“专利保护范围过大容易阻碍其他研究人员在专利品的全面领域继续进行革新。相反专利保护范围过小则会鼓励其他人‘围绕着’该专利进行研究，对他人进行相关研究的限制较小。”

瓦特发明蒸汽机后，当时对其专利的保护范围就过大。瓦特在申请专利的说明书中所提到的许多原理涉及面很广，而且其中有些原理从来就没有实际使用过，这种情况引起了很多竞争的工程师的不满，因为许多被瓦特认为仿造并因此诉之法庭的工程师并不是通常的仿造人，他们实际上在研究和利用相关技术方面都走在了瓦特的前面，机器比瓦特的还复杂且相当成功，但仍被判败诉并因此而破产。这还是在几百年前的情况，如今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还牵扯到伦理道德的问题，而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也是一样的问题。可以说，现今确定知识产权的最佳保护程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除此之外，报告中还提到，专利保护机制的最佳程度（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还会因产品和领域的不同而大小不同，而且与需求、市场结构、研发成本以及革新进程的性质相关联。因而实践中专利保护的最佳程度实在不可能制定的那么精确。在加上对这些因素主观把握可能出现的误差，最佳程度的精确确定就更不可能了。

2、“私营部门潜在的革新能力一俟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专利保护就会得到释放。”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正如报告中所说：“对具有充足研究能力的国家来说，情况可能如此。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地的革新制度（至少像发达国家一样的革新制度）是薄弱的。”各国经济水平和研发能力的差异可能是专利保护的激励功能大打折扣。

3、社会契约理论是以知识产权制度零成本或低成本为代价的。其实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相当高的社会成本。报告中提到：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行使机制都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在发展中国家，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匮乏，法律体系也不完善，有效运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机会成本是不低的。因而必须将这些成本与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利益进行权衡。其实这里就是涉及到产权界定明晰的费用问题。依照经济学观点，如果界定产权而产生的费用高于因产权界定明晰而带来的收益，产权界定就显得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反之的话，界定产权也是合适的。

通过以上分析，“社会契约”理论一系列假设条件的不存在使得这一理论在实践运用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报告中对此问题也有所涉及。

首先在一般意义层面上，这一理论容易导致过度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使公共利益受损。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由于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不易确定，进而增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这就将阻塞对已有发明创造的进一步完善，其结果是妨碍科技进步，而不是促进科技进步。美国现在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做出一系列重要判决，对专利权保护范围进行限制（如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禁止反悔原则），增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性。但是由于美国担心一旦采取更高的授权标准，世界各国纷纷效法，其结果不利于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国更方便地获得专利保护。因而美国在其国内和国际上采取截为不同的两种手段：在国内审慎调整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努力克服专利制度弊端，这与美国在国际上一味鼓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鲜明对比。（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尹新天在《知识产权》杂志 2003年第四、五期上发表的《如何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评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其实，在这份报告中，拉克。莱西格的评论也谈到这一点了。

其次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推动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那由于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私营部门潜在的革新能力一俟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专利保护就会得到释放。”这个假设条件之下的。而现实情况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研发能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且这些国家大多为农业国和主要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因而这一理论的适用使得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三） “社会契约论”的“真实面目”

可见，所谓的“社会契约”理论似乎并不完美，存在很多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因而亟待修正，很多学者采取的办法是进行重新构建的办法，因此出现了很多理论，比如激励理论、利益平衡理论等等，在这里笔者想做的是仅仅对社会契约这一理论本身进行考察，因为这一理论的不完美并非是由于理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由于由于利益和立场的限制在运用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带来的。

首先从社会契约的目的角度来解释。谈到契约，大所数人想到的就是平等的人之间自主地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但是谈到社会契约，不能做这么简单的理解，无论是对揭示政府起源问题的社会契约，还是对解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原理的社会契约。在分析有关契约的一切问题之前，搞清楚订立契约的目的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有关契约的一切规则的设置都是围绕实现契约所欲实现的目的而进行的。比如说为什么认为契约就是平等的人之间自主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就是因为这种契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处在平等地位的当事人各自的合法利益，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对于运用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原理中的社会契约，其目的则是为了从整体上促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进步。

这一点可通过考察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得知，“综观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创设的目的有二：一是鼓励创新；二是促进新技术、新知识传播和利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其实这两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一个是对权利的保护，一个是对权利的限制，但是仔细研究分析可以看出，这两者最终都是在围绕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这个中心的。可以说，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才是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出发点和真正的目的。正因为维护和实现国家的利益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所以在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时，各国总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具体规范安排。

这一点反映在我国还有其重要意义。正如尹司长所提到：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有很大的不均匀性。一些沿海地区发展迅速；但是广大西部地区却要落后得多，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亚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为了促进西部地区尽快摆脱落后面貌，中央采取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提出了要在各方面给西部地区以政策上的倾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不平衡性在知识产权政策上也要有所区别。

其次可以社会契约的内容角度来解释。作为阐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原理的社会契约的内容并不仅仅就是通过赋予知识产权人一定期限内的垄断权进而使智利成果得到公开这样一种关系，而是知识产权人因创设智利成果而生的获得报酬请求权和社会要求利益分享权的之间的一种对价，因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其创造的智力成果是以社会为其提供的公共资源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在设置知识产权制度时，不应单方面的对强调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而应更加侧重与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种平衡。

最后可从社会契约的相对性角度来解释，这里意思是说作为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包括具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问题只应约束各国本身。既然作为解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原理的社会契约就是指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同发明人之间经过博弈签订的一项特殊的契约。那自然可以得出，在不同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及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差异，那么作为存在差异的相对社会代表的各个国家其同发明人之间签订的契约的内容也应该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发达国家不应将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是违背社会契约相对性原理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应盲目的去适应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出的要求，而必须以本国国情作为立法前提。

四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这一理论的解释可能会受到不同利益取向的影响。西方学者将社会契约理论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原理就是跟他们的利益及立场紧密相关的，他们对社会契约理论的处理就是简单的赋予他们所需要的内涵，但是作为这一理论本身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立的，无论从其目的、内容还是通过分析其相对性属性都决定其是一种解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科学理论，而不仅仅是为发达国家唱知识产权保护高调服务的，其同样也能够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现状作出合理的解释。

参考书目

1、刘华：《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与绩效分析》200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2003年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第9篇：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西方知识产权 社会生产 创造价值 启示

“山寨”这个词已经成为了中国各大网络的搜索热词，在其背后隐藏着人们对于知识产权的漠视与反思；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每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模仿它国的阶段，如德国模仿英国，美国盗版英国，这一点在爱默生那里成了发挥的主题，并且认为“模仿”是进一步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然阶段；历史也实证了山寨的功效，如日本的“山寨”最为成功，并且在微小的改动方面，发展了自己的“电子王国”，但是，目前受知识产权法驱动的新的世界发展阶段，已经认识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价值，所以，有必要在此对其进行细致讨论。

一、西方知识产权在社会生产中的创造价值说明

理解西方知识产权在社会生产中的创造价值，需要理解知识产权与对创新者成果保存与继续利用的关系，明确创新在社会中的源动力功能。

首先，为了了解西方社会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法所产生的价值，可以透过“诚书”一词来加以了解，在这个方面，不仅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激起了诸多创造者的热情，并且，在法律的保护下，确保了知识产权保护，使创作者能够透过“创造”满足个人的利益，持续性的为社会创造价值，比如，美国市场的畅销书可以在全世界掀起出版界的活跃。

其次，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本质在于对创造者的尊重、保护、鼓励；目标在于社会价值、人类的长远利益；所以，美国社会的创造力在各个领域都比较饱满，比如，在电子产品行业、汽车制造业、出版业、服务业、零售业（如肯德基的可乐、汉堡、炸鸡配合等因其受到保护而推动了持续性的世界连锁）等。

第三，表面看，欧洲在近年来的国际实力在下降，但是，在其内部由于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德国工业、法国时尚、西班牙服装（ZARA），以及近年崛起的瑞典服装业（H&M）等，均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竞争，并始终占据优势，以后两个国家为例，所发明的“地下压力管道”已经使整个产业链的制造缩短到了12天、16天，可见，知识产权的价值之大，对企业发展之利，以及对于社会所创造的价值等。

二、中国知识产权及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在立法层面已经达到了完善，法律规范、条例不可谓不细致；但是，一直以来，知识产权受到漠视的原因在于执行不力。

其次，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在每10万人比例中，平均仅4人拿到专利，而在企业中的知识产权利用率方面，仅占到7%，而韩国是我国的58倍，所以，从这个层面看，知识产权的创新力明显不足。

第三，知识产权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具体来看，就是创造力推动新兴行业，不断创造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以现在的数据统计结果分析，只要知识产权保护得当，可以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而在这一点上，我国恰恰未做到。

第四，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表现在各个领域，问题的根本在于执法不力；比如，民众熟知的“山寨”、“有名无实的专利”、“注册后被国外专利拥有者攻击”、“百度遭众作家联合事件”等，因而在社会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了舆论的关注。

三、利用西方启示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法科学运用

在舆论热烈探讨、西方经验、就业与创新之关系背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价值、历史基本事实、法律执行不利等多个层面分析之后，需要发挥出知识产权的价值，就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实现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科学运用，推动社会向创新型国家进一步迈进。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之间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认识到这种价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应该对欧洲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区与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成功经验进行历史性质的研究，并且，注重案例的搜集与数据分析，不断吸取国外成功经验；比如，以苹果公司为例，它的创新一方面，除了智能手机的开放式平台之外，在外形、消费者感受、设计风格、产业链构建各方面，均拥有独一无二的知识产权，并且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认真处理，比如，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欧洲的股权参与制度等；而公司法引入两种制度后，必然出现一种矛盾，而在商业社会中，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是个人，更多的是个人专利的具体实践，即通过企业平台而加以落实，因此，它还牵涉到企业，所以，应该重点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法、公司法之间的配合问题，从而在法律的基础建筑层面做好各项前提设置与保障。

其次，要针对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执法不利情况进行一系列的措施推动；比如，执法不利的原因在于执行才的懈怠、监督的不利；而在前者属于职能与责任的有关系处理不当，在后者则属于社会监督层面的缺乏；所以，在解决执法不立的情况方面，则应该引入“终身问责制度”，让管理者、执法者，可以在问责的追究制下，恪尽职守；另一方面，解决权力机构监督权力拥有者、执行者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引入第三方监督，也就是说社会监督应该加强，具体来看，可以借助于媒体、民众，落实到实践方面，关键在于搭建社会化的监督平台，诸如网络监督公平、监督通道等；另外，要杜绝通道利用问题，还需要注重平台的互动，即民众与权力监督机构之间的信息互动等。

第三，为了保障综合治理的成果，需要构建一个长期有效且具备可操作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比如，在法律的宣传与普及方面、执行与监督方面、创造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认知方面等，从而构建起一个含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就业、社会发展等要素的新系统，透过这个系统与体系，长期有效的推动创新，促进创业，提升社会源动力的价值。

结束语

总之，知识产权保护法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了推动国家整体创新的一个强劲推动力，它的功能与价值已经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检验与实证，而且，也证实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借助我国政府提出的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大政方针，应该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知识产权，将已经完善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落实到位，从而进一步推动全社会的创造热情，掀起新的创新潮流，让形式上的创新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专利，并能够将其转化为一股股推动社会实际发展的源动力。

参考文献

[1]丁巨涛，宋振东，张岗等.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5）.

[2]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2015（10）.

[3]王宇红，冶刚，周音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产权管理机制的契约安排[J].中国科技论坛，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