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选线方案；质量评价；QFD理论；公路工程

中图分类号：X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高速公路选线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层次纵横交错关系的系统工程，是地形、地质、安全、生态环境、自然景观等多目标权衡的结果。传统的公路选线方法因其以追求最小成本（或最大效益）为方案决策的唯一标准[[[] Manoj K. Jha and Avijit Maji. A Multi-Objective Genetic Algorithm for Optimizing Highway Alignments[C]. Proceedings of the 2007 IEEE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in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 2007), 2007, 261-266.]]，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专家的实际经验和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已难以满足现代道路建设施工要求。然而，对于环境逐渐增加的关注和社会影响迫使决策者必须考虑多个因素，而不能局限于简单的经济成本效益核算[[[] Lawrence Mandow, Jose -Luis Perez-de-la-Cruz. Sindi: an intelligent assistant for highway design[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4, (27): 635644.]]。对此，学界与工程实践已开展大量研究。

Sadek（1998）等[[[] Sadek, S. and Kaysi,I. and Bedran, M. Geo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Highway Layout: An Integrated GIS Assessment Approach[C]. ESRI User Conference, 1998.]]开发了一个GIS框架作为线路设计多目标决策的辅助工具，综合地形、地质、岩土边坡稳定性、环境影响和社区破坏评估等多项因素，进行线路设计多目标评价。高进科（2007）[[[] 高进科.基于AHP方法的山区公路路线方案比选[J].交通世界,2007, (12): 89-90.]]将AHP引入山区公路路线方案比选中，有效克服比选过程的盲目性、片面性和主观性，以选择最佳路线方案。谢洪新（2005）等[[[] 谢洪新,肖慎,杨海荣等.神经网络在高速公路网综合评价中的应用[J].公路交通科技,2005,8(22):106-134.]]应用多层次分析法和神经网络模型，建立适用于高速公路网评价的四大类评价指标；通过神经网络建模思路及网络模型分析，建立三层前馈神经网络综合评价模型。Zhang Yingxue（2009）等[[[] Zhang Yingxue, Chunhua Han & Zhang Qisen.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Highway Route Plan Based on Entropy and Entropy Weight Theory[J]. Geotechnical Special Publication, 2009, (190): 127-132.]]基于关联性构建公路路线比选方案决策指标体系，利用熵和熵权决策模型进行方案比选。综上，GIS、AHP、模糊数学、神经网络、熵和熵权等理论或方法已应用到公路选线设计中，为线路方案决策服务。公路路线方案评价由原来追求成本最小或效益最大逐渐发展为达成工程投资、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等多目标平衡。评价指标体系也从最初的定量评价，到现在将定量、定性评价相结合，并充分考虑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及其表达模糊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全面反映路线方案评价影响因素和评价要求；第二，既有线路设计或方案比选对高速公路产品使用者实际需求的考虑有待增加。

对此，本文引入质量功能展开（QFD）理论，构建基于模糊群决策的质量屋方案优选模型，将QFD“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理念贯彻到公路线路方案比选中，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识别高速公路选线功能需求和质量特征，作为寻求更合理、更科学的高速公路工程选线方案评价方法的大胆尝试。

2基于QFD理论的选线方案评估原理――功能屋

考虑到QFD的核心工具质量屋只能实现顾客需求到质量特征之间的转换，而未体现设计产品的功能需求，且不能直接用于设计方案比选（Vairaktarakis，1999）[[[] Vairaktarakis G L Optimization tools for design and marketing of new improved Products using the house of quality[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1999,(17): 645-663.]]，本文结合高速公路路线优选群决策特点，改质量屋（HOQ，House of Quality）为功能屋（HOF，House of Function）。不仅体现了高速公路产品的功能需求，且能解决顾客需求模糊、指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使评价结果满足高速公路产品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求。高速公路选线方案比选，

以各顾客需求的实现程度即顾客需求满意度水平为目标，一般较难直接测量，功能屋恰恰提供了直观反映用户需求实现程度的可视化工具，其作用原理如图1所示。本文将方案评估目标层顾客需求满意度水平替换为功能需求满足水平。因高速公路选线质量特征往往可以通过选线技术指标来度量，本文将指标层加在因素层与方案层之间。这样功能屋通过三步顺次转化：第一步为顾客需求向功能需求转化，第二步为功能需求向质量特征转化，第三步为质量特征向选线方案设计与比选转化，实现设计方案有效评估。

3、高速公路选线功能需求、质量特征及其相关关系

3.1 确定高速公路选线产品及其顾客

路线方案优选，不仅为获得最优方案，还要有助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获得成功，即使利益相关者满意，如投资者从中获取利益、乘客满意、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等等。由此，本文将建成后投入运营的高速公路界定为选线最终产品，并界定对高速公路有着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都是高速公路产品的顾客。经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确定的高速公路路线决策核心顾客为交通运输部、地方政府、债权人与投资者、施工单位、汽车运输公司、乘客、环保组织、沿线居民、商业者等9类。

3.2 识别顾客需求及其功能需求

在广泛搜集资料并阅读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梳理出高速公路产品的顾客需求，并根据完备性、独立性、可测量性等基本原则，进行分析整理以及规范化处理，综合归纳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技术可行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1）社会效益：CR1增强公路网运输能力；CR2征地、拆迁、建设费用合理；CR3缩短时空距离；CR4促进产业结构优化；CR5与城市发展规划相协调；CR6与综合交通系统协调；CR7优化土地资源配置；CR8促进城市形态演变；CR9引导城市结构变迁；CR10提升国防保障能力。（2）经济效益：CR11合理投资；CR12提高资源利用率；CR13提高就业率；CR14促进区域经济增长。（3）技术可行：CR15施工条件较好；CR16乘车安全；CR17乘坐舒适。（4）环境保护：CR18减少水土流失面积；CR19对生态环境影响小；CR20绕避风景名胜、文物遗址等；CR21远离噪声敏感区；CR22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3 质量需求到功能需求的转化

通过专家访谈和文献调查，整理聚类得到高速公路产品的功能需求有FR1交通功能（包括FR1.1完善国家公路网，增强交通连通度；FR1.2方便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换乘；FR1.3增强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联系）、FR2城市开发功能（包括FR2.1促进城市功能综合集聚，引导城市结构变迁；FR2.2集约利用城市土地资源，优化城市布局；FR2.3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和FR3区域发展功能（FR3.1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FR3.2提高区域人们生活水平；FR3.3沿线环境可持续发展功能）三类。

将前面已经确定的顾客需求与聚类后的功能需求进行对应，最终得到顾客需求与功能需求的映射关系，如表2所示：

表2顾客需求到功能需求的映射

3.4 高速公路选线质量特征的确定

质量特征是根据功能需求转换而来的技术语言的特性或性能，或是一项产品或服务的技术特性或标准。如高速公路路线方案比选过程中的技术标准、工程造价等项可作为“质量特征”。本文结合已确定的功能需求，从设计工作者和决策者视角，确定高速公路产品的12项质量特征：QC1线路长度、QC2最小曲线半径、QC3最大坡度、QC4征地拆迁、QC5路基工程、QC6桥涵工程、QC7隧道工程、QC8轨道工程、QC9工程造价、QC10工程地质条件、QC11环境影响度、QC12与城市规划协调性。

3.5 功能需求与质量特征关系矩阵的确定

功能需求与质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度所构成的关系矩阵是功能屋的本体，用于描述各项质量特征对功能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功能屋中，采用简化符号和三角隶属函数来表示满足程度：、、分别表示“非常弱”、“中等”、“非常强”。

4、高速公路选线方案决策功能屋优选模型的构建

假设由q位来自与公路有关的不同职能部门、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专家组成QFD小组参与高速公路路线方案决策，他们的偏好各异。经QFD小组分析确定质量特征属性集为，且通过功能屋分析，得到质量特征的权重向量为，。其中，质量特征指标都以模糊数进行表达。对于经过初步分析得到的备选方案集，QFD小组成员对于方案质量特征的评价表示为（见式1），其含义为每一位QFD成员在属性集上对各备选方案的满意程度。

（1）

如果QFD小组成员评价的相对重要性向量为，第p个小组成员评价的可信度用模糊数表示为。本文将基于模糊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具有共同参照基准的QFD小组群决策的步骤归纳如下：

（1）群体信息的综合与加权

通过聚合，可将个人评价信息综合成群体评价，如式2所示：

（2）

对得到的指标值矩阵进行加权可得：

（3）

（2）模糊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确定

模糊理想解

令，则质量特征模糊群加权指标值对应的模糊极大集可表示为，其隶属函数为：

（4）

负理想解

令，那么根据质量特征模糊群加权指标值计算相应得到的模糊极小集可表示为，其隶属函数为：

（5）

（3）方案优选

依据各个方案与模糊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从而对各备选方案进行优选。方案与模糊理想解的差距，以及与模糊负理想解的差异可分别表示成式（6）与式（7）所示。

（6）

（7）

其中，，分别表示质量特征模糊群加权指标值的左、右模糊集；

，分别表示模糊理想解的左、右模糊极大集；

，分别表示模糊负理想解的左、右模糊极小集；

表示海明距离。

因此，各备选方案与模糊理想解之间的相对贴近度可用以下公式来进行计算：

（8）

得到的结果越大，说明与模糊理想解越接近，因而也就越优。

本文构建的基于模糊多属性群决策的功能屋方案优选模型即为：根据每一位QFD小组成员对各备选方案质量特征的评价，考虑各影响因素的实际模糊性和评价专家的不同偏好及评价的可信度，在知识协同的基础上，将各备选方案进行排序，选出其中最优的高速公路路线方案。

第2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香港居民； 旅游重要性； 旅游动机； 人口统计特征； 最优尺度回归

收稿日期： 2012-02-28； 修订日期： 2012-06-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口碑与商家绩效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研究：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7110103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网络的Web个体情感倾向变迁规律研究”（2011M500680）。

作者简介： 张紫琼（1982-），女，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酒店及旅游管理、电子商务和数据挖掘。Rob Law（1963-），男，博士，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酒店及旅游管理。刘挺（1972-），男，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1引言根据《2010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大陆接待香港游客达7932.19万人次，占全年接待入境游客的59.20%；接待入境过夜的香港游客达2609.45万人次，占全年接待入境过夜游客的46.88%。可以看出，香港居民对中国大陆旅游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大陆旅游业实践者对香港居民的出游特征了解并不多，学术界对香港居民出游特征的研究文献亦不多见。因此，研究香港居民的出游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解读香港居民的出游特征，研究出游动机和人口统计特征如何影响香港居民对旅游重要性的感知，探讨这些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对香港居民各种出游动机的影响程度。2相关研究回顾对不同游客而言，旅游的重要性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而目前关于旅游重要性感知的研究比较匮乏，因而本文将重点回顾研究人口统计特征与旅游动机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是影响游客旅游行为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将旅游动机在各种人口统计特征不同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作为研究重点，发现具有较高收入和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人更可能参与休闲活动（Sirisukul，1998）、更愿意长途旅行（Zimmer，et al.，1995）。Heung等（2001）以日本休闲游客为研究对象，发现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寻求利益动机，低年龄的游客普遍比年长游客更重视探索动机，而收入和职业对各项出游动机均无显著影响。Kim等（2003）发现中年游客的家庭聚会出游动机显著高于年轻和年老游客，年龄越大的游客观赏自然风光的动机越强烈，而年轻游客的探险和结交朋友动机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家庭主妇的家庭聚会动机、公务员的观赏自然风光动机、专业人员的逃避日常事务动机、学生的探险和结交朋友动机分别显著高于其他群体，而家庭主妇的探险和结交朋友动机、公务员的逃避日常事务动机、专业人员的家庭聚会动机、学生的观赏自然风光动机分别显著低于其他群体；女性的家庭聚会动机显著高于男性，男性的观赏自然风光动机和探险与结交朋友动机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和女性在逃避日常事务动机上无显著差异；高收入群体的家庭聚会动机和观赏自然风光动机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的探险与结交朋友动机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在逃避日常事务动机上无显著差异。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旅游重要性感知、旅游动机与人口特征：基于香港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在人口统计特征对出游动机的影响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邱扶东（1996）研究发现，年龄、职业和家庭人均收入对旅游动机水平有显著影响。张宏梅和陆林（2004）发现，皖江城市居民的4个出游动机（新奇、内部社交、外部社交和知识）存在人口统计特征上的显著差异，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新奇动机越弱；25～44岁和45～64岁两个群体的内部社交动机表现较强，15～24岁群体的外部社交动机表现较强，25～44岁群体的知识动机最强；高中组的新奇动机最强，大专以上组的知识动机较强；政府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的新奇动机较高，军人、离退休人员的内部社交动机较强；家庭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两组的新奇动机较强。包亚芳（2009）发现，50～54岁的老年人最易被“求知与好奇”动机驱动去旅游，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自我感知经济状况对杭州老年人的出游动机无显著影响。董亮（2011）针对九寨沟、峨眉山和青城山三个世界遗产地游客的旅游动机进行研究，发现游客的年龄和学历对其旅游动机影响较大，年龄较大的旅游者的宗教朝圣动机大于年纪较轻的旅游者，学历较高的旅游者对文化类遗产旅游资源表现出更浓的兴趣。上述文献表明，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人口统计特征与旅游动机之间的关系，但更多的是从各种旅游动机在人口统计特征不同水平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视角展开，很少探讨各项人口统计特征在某种出游动机上的相对重要性。3研究数据及方法

3.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为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在2010年3月17日至2010年3月28日以香港居民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电话调查。该调查采用随机数字拨号（Random digit dialing）抽样方法，从香港地区电话簿中选择样本。调查语言根据被访对象使用粤语或英语。该次调查共拨打电话14983次（对“无人接听/电话留言机/暂时没有时间/网路正在使用”情况采取重试操作），排除“接通即拒绝/拒绝合作/中途拒绝”（1303次）、“电话有问题（长鸣、怪声不能分辨）、非目标样本（没有受访对象、FAX、非住宅）”（225次）等情况后，共有1708位香港居民完成了不超过15分钟的电话调查，调查成功率为56.73%，其中1238份调查有效（即对旅游重要性、旅游动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各项均不存在“不记得/不清楚/拒绝回答”等回答）。表1显示的是有效调查中受访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

3.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方法，它允许因变量和自变量都为分类数据，可分析自变量的各级别对因变量影响的强弱变化情况。基本思路是：基于希望拟合的模型框架，在保证变换后各变量间的联系成为线性的前提下，采用一定的非线性变换方法进行反复迭代，为原始分类变量的每一个类别找到最佳量化评分，随后在相应的模型中使用量化评分代替原始变量进行后续分析（张文彤，2004）。将最优尺度变换技术应用到线性回归，即为最优尺度回归，可由SPSS16.0的Optimal Scaling过程实现。本研究的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分类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将能够清晰揭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实现本研究的目标。4结果与讨论

4.2人口统计特征对各出游动机的影响

4.2.1“家人、朋友或亲戚一起”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从回归结果表3可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都是预测香港居民“家人、朋友或亲戚一起”出游动机的重要变量。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月收入较高、年轻的香港居民比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月收入较低、年老的香港居民“家人、朋友或亲戚一起”的出游动机更强。同时根据自变量影响的重要性可知，在4项人口统计特征中，家庭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更能影响香港居民的亲友聚会出游动机，而性别对该动机的影响最小。

4.2.2“认识不同的人”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回归结果（表4）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是预测香港居民“认识不同的人”出游动机的重要变量，而性别对香港居民的该项出游动机（显著性水平为0.911）无显著影响。根据标准化系数，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香港居民在出游时越不被社会交往动机所驱使，说明在出游时希望能够结识新朋友的香港居民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家庭月收入有限的人群，同时从年龄的标准化系数和影响重要性可知，希望在旅游时结交新朋友的群体主要是年轻的香港居民。而影响重要性的指标显示，年龄对香港居民“认识不同的人”出游动机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对香港居民该项出游动机的影响较小。

4.2.3“休息及轻松一下”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根据表5可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都会影响香港居民“休息及轻松一下”的出游动机，且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的香港居民越希望通过旅游得到休息和放松。而年龄越大的香港居民越不看重休闲放松出游动机，表明年老的香港居民对休闲放松的需求较少。根据自变量的影响重要性，在4项人口统计特征中，家庭月收入对预测香港居民的“休息及轻松一下”出游动机最为重要，表明寻求休闲放松旅游的香港居民可能具有较高的家庭月收入。性别对香港居民的休闲放松出游动机影响较小。

4.2.4“远离日常事物、责任、压力等问题”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从表6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都是影响香港居民“远离日常事物、责任、压力等问题”出游动机的重要变量。香港居民中女性比男性更希望通过旅游逃避一些琐事和压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的香港居民可能平时工作压力较大，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月收入较低的香港居民更希望通过旅游来远离日常事务和排解压力；同时回归结果还表明香港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不愿意通过旅游来逃避现实的烦恼。根据影响重要性指标，年龄在影响香港居民的“远离日常事物、责任、压力或问题”出游动机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对香港居民的逃避日常事务出游动机的影响较小。

4.2.5“发掘新地方、认识新事物”动机与人口统计特征表7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的香港居民越希望到新地方去旅行或越喜欢接触到新事物；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香港居民去新地方或接触新鲜事物的出游动机逐渐降低。根据影响重要性指标，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香港居民“发掘新地方、认识新事物”出游动机的影响较大，而性别和家庭月收入对该项动机的影响较小。

5结论与多数学者研究的不同之处是，本文研究目的不是研究旅游动机本身，而是研究各种旅游动机在旅游重要性感知中的相对影响，并揭示人口统计特征对香港居民的旅游重要性感知的影响程度。本文还着重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对香港居民出游动机的影响，揭示与某种出游动机最相关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结论如下：（1） 香港居民对旅游重要性的感知与性别的相关关系不显著；香港居民对旅游重要性感知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依次是休闲放松动机、发掘新事物动机、家庭月收入、亲朋好友聚会动机、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动机、逃脱日常事务动机和年龄。（2） 香港居民亲朋好友聚会出游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社会交往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和性别；休闲放松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月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逃脱日常事务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年龄、家庭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发掘新事物动机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月收入和性别。由于本文不是基于特定的旅游目的地进行调查，因而研究结论是香港居民的一种普遍需求，后续研究可以针对入境香港游客展开，以准确获取香港居民对大陆景点的相关旅游需求。致谢：感谢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在电话调查和数据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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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鸟兽的爪印蹄坑是具象事物特征的标示，是产生文字的原始符号。这一符号来自自然的基本标示经过人的意识地作用，并进行修正变革和改造，便再造了意向性或象征性的符号，由此便形成文字。在文字的起初自然的具象符号特征就决定了汉文字的意向性和象征性的符号特征，并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基本特征。书法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客体经过人的意识作用而产生的再造符号，是自然的和人的精神化的符号再现，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属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形成具有独立的世界性地位。中国的汉文字是来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结果。它的符号特征是科学的，形象特征是美妙无比的，是世界文化中璀燦的明星。书法是一种文化根，这种文化根的本体意识作用在理性的支配着人们不断的发展着中国的书法艺术。由于汉文字的起始是来自自然的具象因素，是通过人的意识作用创造出的意象形象，是人脑劳动的反映，其结果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使文字由一般的原始的自然因素上升到原始社会陶器上的文字符号。据考古资料证明，从原始社会陶器上的文字符号仰韶文化到商代的陶器符号其具有文字的性质是无疑的。无论原始社会陶器上的文字符号或商代的陶器符号以及青铜器花纹等具体的文化，如仰韶文化陶器符号、龙山文化陶器符号、商甲骨文、周金文、青铜器花纹中的许多字形及花纹，都保留着自然事物的某些特征。文字由自然的符号经过人的加工和改造，用来记录和表达人的思想语言。致使书法的本质是自然符号经过人的变革和改造而发展成抽象符号的，这就使得汉字的书写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造型劳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书法是由一般的自然符号经过改造加工成特殊的符号即文字形象。书法是由一般的能够标示记事性的自然标志经过人的改造发展为一种具有意向性或象征性形象特征的抽象符号，最终成为一门艺术。历经千百年的不断变革与发展便成为一种最为抽象的线性艺术，极致为一种纯粹的艺术门类。

文字文明的起初是为标示或记事的需要而促使着人创造了文字。文字是人类的需要，需要是文字存在发展的动因。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文字成为人类表达情感思想的共性符号。在人类高度发达的时期，同时也不断促使着文字逐步向更高层次跨越，跨越是书法质变的结果，使促成文字结构型质的必然结果。东方文化的变革创新使书法这一原本来自自然和人的精神化的符号，即就是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第二自然，经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不断创造使书法成为一门独特绝美境界的艺术。其根源是书法符号的自然特性与人的的清神境界高度升华的必然结果。书法艺术首先是来自自然界的因素，它是启示人的审美观不断升华的决定性根源，是书法艺术由具象事物产生抽象艺术的基因，因此书法艺术之美的第一因素及特征是来自自然具象美的必然，再经过人的劳动创造使书法艺术不断的发生型质变化，不断的形成和丰富了抽象的书法艺术的独特美，并且到达了民族艺术殿堂的领袖地位。从广义的范畴讲中国书法或中国绘画以及中华民族的各个艺术门类都未能脱离这一抽象特征的艺术精神的本质。就书法和中国画而言，它的精髓和灵魂将凝聚在笔画之中的线条里。它们所表现的各种美如自然美、意向美、象形美等等美的本质形式都包含着书法美的基因。线条美的特征是形成书法抽象形式美的最基本单元，它的构建标示和凝聚着精、气、神，它凝结着皮、肉、筋、骨、血并以时空构成以线的载体而产生生动、含蓄、抽象、节奏、韵律的书法艺术美。

书法艺术之美是由具象性符号性特征的线性因素通过人的想象创造逐步发展达到线条的抽象形式美，概括地说就是从字的一种具象性型质变化到另一种型质，无论发展变化属于那一个阶段，美是从具象符号开始，美的元素构建书法精神化的结构型质并发展成抽象形式的线,线是书法美的基本特征。

从书法的起始认识书法，也就是从自然界中的具象符号的形象认识书法的艺术美。在《文心雕龙》第39篇“练字”一文中写到“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说的是仓颉在起初创造文字时，“见鸟兽蹄坑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文中表述仓颉以自然界中的形象通过人的情感体悟，可借以自然界中的一些形象反映人的情感意志，借着自然界中的各种形象和各种形象所具有的特征来表达人的思想，或借着各种形象的特征来暗示和表达人的情感，或借着这些形象的特征来暗示着人对这些形象的情感。后汉大书家蔡邕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唐韩愈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里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明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终其身而名后世。”宗白华是这样评价的：“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现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是‘可喜可愕’的；他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借着这些形象的概括来暗示着他自己对这些形象的情感。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像中国画，更像音乐，像舞蹈，像优美的建筑。”这种书法艺术美的特征在各门艺术中都有书法美的基因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书法形象的起初是人找到了能够暗示和标识人的情感意向的客观与主观的切合点，其内在关系与书法符号的自然美的符号性和人的精神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显然各门艺术的内涵与书法的抽象美的关系相关联，各门艺术的精神因素又具有书法符号美的因素。这就是得书法形象美的艺术特征始终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各个艺术门类，它们都未能脱离书法这一抽象特征的艺术精神本质。

书法之美与自然形象紧密相关，它是自然客体符号化的再显，是人的精神结晶。书法艺术之美是来自自然和人的意识的共性产物，它不是孤立无源的臆造。人类发展的需要是文字存在发展的动因。文字的起初是人类为记事和标示事件的发生，在自然中找至汀能够暗示和借代的标识及表达人的情感意愿的形象。通过改造是客观的自然因素变为更加完美的符号。是人的精神之美有了明确的标示符号，人的思想情感有了明确地表达方式，使人的意识形态以更加完美的符号特征而彰显，从而确立书法体系。书法艺术之美是存在的主观反映，是存在通过人的意识作用的精神产物，是来自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精神产物。多么抽象的书法形式都是存在的自然美与精神转化的产物。因此书法艺术之美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美，离开了自然形态的书法之美，是无美可谈的。书法艺术之美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有形式的美、内在的构成美、人的情感美，而且还包含有其它众多的因素在内，它不仅具有特殊之美更有普遍的形式美，它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美即在形式而又超越形式，离开形式美无法张现书法美，离开客观自然美和人的精神美，书法美是无本可谈。从“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明确表达了文字得以创造的基础因素是鸟兽足迹辨明，文字才得以创造。”由于书法艺术之美是自然之体貌给予人的启示，使人的观念发生变化并想象创造了具有意向象征的书法符号，自然之美和人的精神之美是书法艺术美的本源。因此人们只在站在书法艺术美的开端和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很好的把握书法艺术之美，才能充分认识高度抽象的符号化的书法艺术之美。书法形式、结体及一切书法表象都是来自然和人的精神化的第二自然。第二自然是从构成书法的所有要素集中表达书法的基因，第二自然是孕育书法艺术美和创造书法艺术美的源泉。从书法的形式、形态上看，书法是一种最为抽象，最为纯粹的艺术门类，它体现的是一种东方艺术的独特美，是民族艺术殿堂的领袖，是中国艺术的精神本质，是一种文化根。书法发展至今完全是这种文化根的本体意识的作用在理性的支配着书法的銀。

书法艺术之美和促成人的能力因素是一种动力它促使着人们努力的继承和不断地创作。然而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针对点画训练与结构训练，是不必以书法之美的课题作为学习的先决条件的，而要从书法本体的规律法则着手，从传统的书法理念中吸取营养，不断夯实书法基础，循序渐进，追寻规律，遵循法则，尊重时代，尊重艺术，尊重人的独特见解。守恒书法艺术的本体、客体及时代性特征，在继承中不可偏废书法艺术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规则。不能以专家的权威或集团的误导而贻误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在继承中只有回归到书法艺术的本体、客体及时代性特征的规律因素里从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探索创造书法艺术，才能更好的实现民族艺术的发扬光大。

继承书法艺术是一项充满着快乐和艰难困苦的事情，对现代人来说，似乎存在着许多的客观困难和主观困难。客观困难是现代的计算机技术给书法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计算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书法艺术的书写功用，键盘革命使得书写技术直接丧失存在的作用。加之书法艺术本身存在的抽象性因素是造成书法艺术继承和发展的主要困难，同时也是造成人的主观困难有来自书法艺术本体的抽象性因素。书法艺术的抽象因素“多维空间”的规律使书法艺术的继承存在极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可以通过对书法艺术的抽象因素加以认知，强化书法理念，进一步加深对书法的“多维空间”因素的认知便可突破这一困扰许多书法人的难题，也是解决书法长期存在的一个未解决的书法笔法因素的课题。另外人的价值观和来自西方文化理念的冲击，使书法艺术及其艺术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继承发展是突破各种难题的动力。艺术价值、能力价值才能是这一民族的传统艺术得到完美的存在。在继承书法艺术时首先要从书法艺术的最根本的问题上着手，本源是发展的源泉。其次从传统的文人式的诗、书、画、印四绝的知识结构着手，书法使人能获得能力的发展。再次从“书法的多维空间”规律着手，变化多端是书法艺术美的根本。书法艺术的抽象美是通过书法的多维空间彰显的，认知多维空间是揭开书法艺术神秘面纱的关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是通向书法抽象符号结构型质的路经。陈振濂在《书法美学》中论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只有当他能从哲学、美学高度来把握书法中的真旨时，他才会在书法学习，书法创彳乍，书法研究诸方面游贿余，左右逢源。当然，诗、书、画、印式的意识修养也许仍不失其价值，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向来是互相渗秀、互相制约中建立起其规模的，且书法与中国画、与诗文、与篆刻也保持了密不可分的悠久关系，因而当代书法家们对此也必须花真功夫”。追寻书法的美学特征和哲学理念是提高和强化书法艺术的有效途径。以此达到书法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因为书法的美学特征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基因和标志。书法艺术抽象美的“多维空间”因素可以促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对美学原则的无意与有意的去体悟、探索和仓噺，以致达到书法艺术的型质变化。

第4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 住宅；用户；满意度；测量；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93.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120-04

[作者简介] 张 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房地产市场营销。

(北京 100044)

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直接决定人们基本需求和发展需要的实现程度。对多数人而言，住房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消费支出，住宅不仅为人们提供栖身之所，也是人们休息、学习、从事其他消费活动的重要场所。住宅用户需求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不仅为学者们而且也为开发商和城市规划者所关注。为每一个家庭提供适合的住房环境是国家住房目标的组成部分。在住房规划中，应针对不同的住宅用户群体，通过测量其满意度来评估住房规划成功与否。住宅用户对住宅状况及邻里关系的主观评价决定了住宅用户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并由此形成公众选择的基础。如果用户对住宅状况及邻里关系不满意，他们会考虑迁移。研究住宅用户满意度，对于理解公众对住宅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住宅用户满意度测量的理论基础

住宅用户满意度是一个很复杂的认知概念，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理论基础是非常相似的。根据已有文献，我国专门针对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的定义尚未形成，本文借鉴了国外相关文献对顾客满意度及住宅用户满意度的研究成果，将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定义为：城市住宅用户在使用产品或享受服务以后，对目前住宅状况总体的满意程度。

为便于进行实证分析，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住宅市场实际情况，提出感知价格、建筑特征、邻里关系和区位特征与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建筑特征、邻里关系、区位特征和感知价格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分别与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构、住宅用户满意度与用户迁移之间的关系结构。

1.建筑特征与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建筑特征的具体因素包括采光、通风、住宅面积和内部建筑的其他特征，是住宅用户考虑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城市特征或环境而言，住房可用的空间对居民居住的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个人的住房条件和住宅质量问题常常对住宅用户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2.邻里特征与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邻里特征的具体因素包括绿化、社区密度和配套设施如学校、银行、商店、邮局和公园等，它是决定用户是否改变居住地点的重要因素。物业管理的质量也是解释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的重要变量。在评价住宅用户满意度方面，邻里特征要比建筑特征更重要。低收入群体对安全性更为关注。邻里特征是城市住宅用户考虑的重要因素。邻里关系好，住宅用户对邻里特征的满意度就高。由此可见，邻里特征的质量决定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的高低。

3.区位特征与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住宅的区位因素在人们选择住宅时越来越受到关注。区位特征是影响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主要因素，对区位偏好会影响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的高低。如果到市中心的时间距离越短，或者说相应的交通设施越完善，居民对其综合评价也就越高，区位的经济价值也就越高。

4.建筑特征与感知价格之间的关系

建筑特征与城市住宅满意度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如果一套住宅拥有更多的令人满意的建筑特征，那么对这些特征而言，住宅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价格就高。外部结构、地板、窗户等质量特征跟房间数目、浴室数目、宗地大小一样对住宅价格有重要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房间总数、卧室的数目、浴室的数目、建筑面积跟住宅价格正相关，这会导致住宅用户对建筑特征的感知价格具有负向影响。

5.邻里特征与感知价格之间的关系

外部性变量是邻里因素中研究最多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经济学家不断研究外部性对城市房价影响的问题。在外部性变量中，废物处理设施(如垃圾站等)、宜人性与非宜人性、交通噪声以及景观等对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最多。由于居民害怕健康受到损害，并希望自己的房地产不受潜在的负面设施影响，有关有毒垃圾站对城市房价的影响问题特别重视。一些学者研究了附属设施(如会所、游泳池、花园、健身房、运动设施等 )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由于附属设施具有方便居民日常生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功能，因此，这些附属公用设施对城市房价有正的影响，这也会导致住宅用户对邻里特征的感知价格具有负向影响。

6.区位特征与感知价格之间的关系

对于购房的居民而言，在购房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房屋的价格，而房价主要取决于房屋的结构和面积，以及与区位条件有直接关系的地价。当房屋的结构和面积一定时，房屋所处的区位条件就成为决定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位于城市内不同区位的房屋，其价格相差很大。按照传统的区位观点，可达性通过到CBD的距离进行量化。无论何种形式的可达性测量，都对住宅价格有一定的影响。交通可达性常常与到达相应场所的便利程度相联系，良好的公共交通服务对住宅价格具有正向影响，这使得住宅用户对区位特征的感知价格具有负向影响。

7.感知价格与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人们从直觉上可以推断价格和顾客满意度负相关，但这只是针对客观价格而言，即较高的价格会导致较低的顾客满意度。在本研究中，对于价格的定义并非指的是客观价格，而是采用感知价格。它和顾客满意度之间应该存在正向的直接影响，即顾客对于商品或服务的感知价格越有利，他从中所获得的满意度就越高。

8.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与用户迁移之间的关系

如果住宅用户目前的居住能满足需要，住宅用户就对住宅和邻里关系拥有高满意度。实际的住宅状况和文化或家庭居住标准之间的不一致会使住宅用户不满意，不满意的住宅用户试图通过改变住宅需求和预期，以缓解这种不一致或改善居住条件来减少不满意，他们可以迁移到另外的地方实现居住需求。住宅用户满意度的确对迁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住宅用户满意度的测量方法

测量项目的确定是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本研究是在借鉴中外文献相关测量项目的基础上，根据具体应用范围和适应性进行了调整改进而形成的量表。在提出的测量变量中，住宅用户满意度采用了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和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中一些成熟的量表。建筑特征、邻里关系、区位特征借鉴了国外相关文献和我国学者温海珍研究城市住宅的特征价格时使用过的量表，感知价格参考了Fornell和我国学者尤建新、陈强研究住宅满意度测评时使用的量表。上述测量项目均根据本研究的具体应用范围――城市住宅的特点作了相应调整。

1.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

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从对目前住房总体上的满意程度、与预期相比对住房的满意程度二个方面计量。

2.建筑特征

建筑特征从现有住宅居住面积、住宅厨卫面积及位置、现有住宅户型结构、住宅采光通风条件、住宅朝向、水电等配套设施(水、电、燃气、网络等)、住宅建筑类型、住宅私密性(隔音、避免户间“对视”等)、住宅建筑外观、住宅施工质量、住宅防水防潮、车位、房间数、楼层等十四个方面计量。

3.邻里特征

邻里特征从小区环境卫生、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小区物业管理收费情况、小区安全性、区内配套(会所、游泳池等)情况、小区绿化水平、小区空气质量、小区环境噪声、小区空间感受(高度、密度)、小区居民素质、周边单位、小区社交活动(联欢等文体活动)、活动场所、居住地点周边的教育配套(初中及以下)、附近医疗服务水平及便利性、周边餐饮服务配套、周边文化娱乐设施、购物条件、小区的规模、小区的档次等二十个方面计量。

4.区位特征

区位特征从交通便利、出行时间、交通成本、离地铁距离、地理位置、距市中心位置、距商业区位置、离公交车站距离、升值潜力、心理感受等十个方面计量。

5.感知价格

本文中感知价格主要是指人们对住宅价格水平的一种接受程度。对于感知价格的测度包括和价格相比的质量评判以及与质量相比的价格评判。此外，本研究还设计了住宅价格合理性与可接受性来测评感知价格。

6.迁移

用户迁移是通过迁移意愿、迁移计划两个方面计量。

上述测量项目共同构成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指标评价体系。将测量变量展开为调查问卷上的问题，利用用户对问题的回答，可得到测量变量的数值。这涉及到如何用数值反映顾客对测量对象的态度，量表是态度测量的基本工具。本论文对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的测评采用七级李克特(Likert)量表，态度等级分别是非常满意、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对应的值分别为7、6、5、4、3、2、1。

三、住宅用户满意度测量实证研究

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我们通过整群抽样调查和随机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市普通住宅用户进行正式研究的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500份，收回问卷391份，经初步分析有效问卷为336份，有效率为85.9%。问卷结合国内外对于住宅满意度研究成果，设置了4个二级测量指标、47个三级指标对于北京市住宅用户满意度进行描述。为研究个体特征对于住宅用户满意度的影响，问卷同时还对被访者的个体特征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研主要面对的是20-50岁的在职已婚工薪阶层，其中家庭处于满巢期的为186人，占55.4%，新婚期青年为82人，占24.4%，两者合计为268人，占全部样本容量的79.8%，绝大多数样本为成年人。

从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上看，93个样本的家庭月收入为4001-6000元，占总样本的27.68%，其他收入情况较为平均地分布在4001-8000元之间，基本上保证了本次调查对象为普通住宅用户的初衷。

在学历方面，本、专科院校毕业的样本共计77.39%，样本的学历差别不大。从业人员多为在民营或私营企业工作的一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1.问卷总体情况

问卷结果用SPSS13.0进行统计后，样本总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71，表明各测量指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问卷的信度较好。

从各指标的平均值来看，各样本对应的项目平均值差异不大。因此，本文拟用平均值计算得到本次研究的北京市住宅用户满意度指数为4.218，换算成百分制为53.63分，说明北京市住宅用户满意水平不高，目前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具体指标上，平均满意度低于4(即百分制50分)的有8个，它们分别是私密性A8、车位数A12、小区安全性B4、活动场所B5、噪声B8、社交活动B12、教育配套B13、文化娱乐B17，其中最低的是社交活动B12为3.49；平均满意度在4-4.6(即百分制的60分)的有34个；满意程度较高(4.6以上，百分制60分以上)的指标是朝向A5、水电等配套A6、地理位置C1、离公交车站距离C8、升值潜力C10(见表3)。

2.住宅用户满意度主要指标的筛选

本文运用SPSS13.0对47个满意度测评指标进行数据缩减，结合陡坡图和特征值大于1下的主成分情况，选定了4个主成分的前提下，47个指标解释了满意度整体47个指标的61.57%信息量，说明指标可以进行缩减，对这4个主成分下的各分指标进行解释量在70%左右的缩减后，保留了表4中的如下指标。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表征住宅用户满意度的指标可以缩减为26个，这26个指标主要从房屋质量、感知价格、小区环境、物业管理水平、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配套设施等方面来测量住宅用户满意度。

3.个体特征对住宅用户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相关文献，住宅用户满意度与用户特征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而本次研究中问卷设计中也针对用户特征设置了相关指标。因此，有必要根据偏相关分析来验证住宅用户满意度与用户特征的相关性。问卷中涉及到用户特征的指标主要有性别P1、年龄P2、教育程度P3、职务P41、就职企业类型P42、家庭月收入P5、家庭生命周期P9，收回的有效问卷基本上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正面回答。

运用SPSS13.0对得到的数据分别进行了个体特征与47个满意度观测指标的偏相关分析，发现7个个体特征指标中只有就职企业类型P42、家庭月收入P5在0.01水平下与47个指标中的绝大多数或全部呈显著相关，说明不同就业企业、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住宅用户满意度的主要个体特征。

四、结论

住宅用户满意度反映了住宅用户需求的满足程度。本研究设计了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测量变量量表，验证了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用户群体对城市住宅满意度存在差异。

本论文仅对北京市普通住宅用户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和实证研究，由于对部分调研对象采用整群抽样，为此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房地产市场区域性特点非常强，所以，本研究的结论在其他城市可能会有所差异，其广泛适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未来的研究可以根据市场营销的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进一步改进城市住宅用户满意度测量变量的量表，以对相关概念进行更为准确可靠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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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论文关键词]客家民居门楼民俗与艺术文化特征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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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丘权政．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4]房学嘉等．客家文化导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第6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生态旅游者；动机；NEP；百花山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1―0075―06

1 引言

国外很早就开始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予以关注。弗雷尔和厄格鲁(Fennell&Eagles)认为游客是生态旅游框架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0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上，“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市场促销和推广――支持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消费者”是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在此之前，世界旅游组织(WTO)还特别委托专家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7个重要生态旅游客源国的游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世界生态旅游峰会c组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更多地去理解生态旅游目的地国家中那些正在对生态旅游产品做出反映的人们是重要的。”

从全球角度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目的地，而发达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客源地。生态旅游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因客观环境的不同，应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时期也应有不同的研究和发展的侧重。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主席伍德(Wood)注意到，生态旅游如操作不当，也会像传统的大众旅游一样危害环境。生态旅游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本土化是关键。如何在接受西方生态旅游新观念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课题。而对中外生态旅游者异同的透彻了解正是生态旅游本土化研究的前提。

2　研究背景

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境内，距市区80千米，所辖范围总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共由9座海拔超过1900米的山峰组成。2003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笔者在百花山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23份。采用K阶最近邻(KNN：K-Nearest Neighbor)和反向传播(BP：Back-Propagation)前馈型多层神经网络所构成的综合分类器对百花山游客中的生态旅游者进行识别，最终分类结果为生态旅游者139名，非生态旅游者284名。分类结果经预测有效性、内容有效性、理论有效性和收敛有效性检验，效果较好。

问卷各部分的设计尽量采用较为常用的问题形式，充分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结果对比的需要。其中：

人口统计特征部分，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年均收入4项。重点在于测量游客的人口统计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定位。问题设计时既考虑了国际惯例，也考虑到中国本身的研究习惯。年龄段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划分。

动机特征部分，调查了对游客选择目的地构成影响的34项主要出游动机，以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保护区的游客管理措施是否对游客的动机实现构成威胁直接影响到游客是否对管理措施做出响应，因此动机特征是问卷调查的重点。该部分表格设计主要参考了厄格鲁(Eagles)在“加拿大生态旅游者的旅行动机”(The Travel Motivations of CanadianEcotourists)一文中列出的旅游动机目录。该目录在1983年“加拿大人旅游态度和动机研究”(CTAMS)中首次使用，当时有11500人接受了调查，后来又有多位学者在多个地区的调查中使用了这一动机目录。本次调查通过预测试在该目录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环境态度直接影响游客的出游动机。该部分列出涉及环境问题的叙述6项，用以评判旅游者的环境素质。环境态度的测量，采用NEP尺度(NEP：NewEcological Paradigm)。NEP尺度，是国际上测量环境态度时最常使用的工具。改进的NEP尺度在不对测量效果造成显著影响的前提下，由原来的12个条目缩减为6个。

3　特征比较

3．1人口统计特征

从澳大利亚自然与生态旅游认证程序(NEAP：The Nature and Ecotourism Accreditation Program)的生态旅游认证标准看，与生态旅游产品相对应，对生态旅游游客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自然旅游者、生态旅游者、严格的(高级)生态旅游者3个级别的认定。其中自然旅游者通常指到访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本文除北京松山的案例是对自然旅游者特征的探讨外，其他均对自然旅游者与生态旅游者有明确的区分，主要是基于NEAP“生态旅游者”层次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百花山、中国台湾(3个沿海湿地的生态旅游者)、波兰(Oicowski国家公园的参观者及居住在附近的生态旅游者)3个案例，调查时采用了大体相似的生态旅游者判定标准以及动机列表。

案例选择时，除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外，主要考虑了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两个指标。除百花山外，还包括：

(1)松山：北京市唯一的部级自然保护区，与百花山客源基本相同，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调查结果的验证；

(2)中国台湾：与北京在文化上基本具有同源性，不同的是台湾的生态旅游开展得相对较早；

(3)波兰：波兰与北京相同，生态旅游开展较晚，不同的是波兰从文化上讲属西方文化的范畴；

(4)欧美：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旅游开展较早，可供分析的案例也较多，目前，对该地区生态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认识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3．1．1 性别

无论是取自百花山、松山，还是我国台湾的样本，生态旅游者都表现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而西方国家无论是处于生态旅游发展较早阶段的波兰，还是生态旅游开展较为成熟的欧美，都显示出相反的女性化倾向。不过，据维尔(Weaver)分析，欧美国家早期的生态旅游者案例研究结果也曾显现出较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

引起性别倾向最直接的原因可能与不同阶段生态旅游产品特点不同有关。早期，成熟的、商业化的生态旅游产品尚未形成，生态旅游多是自发的、小规模的、无向导的、对体力要求高的和探险型的，因而也是更适合男性的。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所对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市场的调研就表明，入境的女性游客更喜欢参加对体能要求不高的活动，如有向导的旅游或路程距离少于两个小时的无向导旅游；而男性游客则更喜欢参加观鲸、潜水以及长距离、无向导的旅行。但 女性对生态旅游的兴趣可能要高于男性，在百花山的调查中，以生态旅游兴趣尺度EI(EI：EeotourismInterest)作为衡量游客对生态旅游感兴趣程度的指标，结果显示百花山游客中女性比男性对生态旅游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当生态旅游逐渐步入稳定发展阶段，生态旅游成为一种商业性的旅游产品，各种配套设施和服务得到保障，甚至开发出更多适合女性特点的生态旅游产品时，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性别就会逐渐向女性倾斜。

3．1．2年龄

百花山的调查，与科思特托等(Kerstetter etal．)对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的调查结果相同，小于35岁的年轻人占绝对优势(见表1)，比例都超过了75％。石金莲等所调查的北京松山的生态旅游者年龄稍大，但也以年轻人为主体，小于45岁者占到72．5％。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生态旅游者的年龄构成上，以29―35岁的年轻人居多，占一半以上(51．6％)。欧美国家的统计则呈现相反的趋势，生态旅游者主体为大于35岁，甚至40岁的中年游客，波兰生态旅游者年龄也略高于一般游客，但不很明显。

导致我国与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年龄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

(1)与旅游体验有关。我国大陆地区，旅游业19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现在的很多中老年人，即使是大众旅游的体验也很有限；欧美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旅游就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进入中年，人们大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旅游体验，并在旅游实践中体味到珍爱自然的重要，因而更愿意尝试一些新的、有益于自然的旅游产品。

(2)与收入有关。生态旅游产品的花费比一般的旅游要高，因而对旅游者的经济实力要求也较高，另外，收人较高者往往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态度更好，这也有利于他们选择生态旅游产品。在我国大陆地区，小于35岁的青年人属于“”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收入，而中年人多多少少受到“”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较低，面临着下岗、失业等诸多压力，经济基础使之很难问津生态旅游；在欧美国家，近几十年的历史多未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中年人既有精力又有经验，因而往往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群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生态旅游产品。

(3)可能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我国台湾地区的游客就旅游体验和收入而言大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当，但生态旅游者也以年轻人为主；同样，上文提到，波兰的生态旅游虽然也处于早期阶段，但受调查者同样以女性为主，这两种现象都有可能与东西方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有关。杨瑞霞认为从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上讲，中国属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历来与外界来往较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主静”文明，旅游者心态呈现“内敛稳重”的特性。与此相反，西方沿海民族则以赚钱为荣，他们扬帆远行，冒险出游，到海外寻宝淘金，形成一种“动态”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所赋予西方人的精神勇猛、进取较锐的冒险品格。在东方“内敛”、“主静”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相对更富于探险精神的男性与年轻人来说，自然成为了中国生态旅游最主要的部分。

3．1．3教育程度

生态旅游历史较长，发展较为成熟的我国台湾和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超过了70％；生态旅游还处于早期甚至萌芽阶段的北京地区和波兰，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要小一些，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在60％左右。特别是在百花山的调查中，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仅为53．2％，与一般游客中50．0％的比例差距非常微弱。

处于早期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差距小的原因与二者的分异程度不大有关。如在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中有相当比例的经常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他们作为生态旅游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与一般游客的差异是相对模糊的，他们要成长为真正的、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还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否则将被淘汰为一般的游客。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更准确地讲，是针对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而言，如百花山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受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就达到了61．0％，超过一般游客约11个百分点。

3．1．4年均收入

足够的收入是促使有生态旅游出游动机的消费者最终购买生态旅游产品的重要保障，以往几乎所有研究都显示，生态旅游者比一般游客拥有更高的收入，百花山的调查也如此。我国台湾地区呈现出不太相同的趋势，陶等(Tao et a1．)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调查也显示，75．4％的人在1998年的家庭收入低于1250000台币，相比之下，1997年台湾一般人口中只有68．8％的人收入低于该数字。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收入偏低与其年龄相对较轻有关，他们大多正在读大学或刚刚大学毕业，收入自然要低些。大陆地区的生态旅游者虽然年纪也较轻，但上文谈到，他们由于有很好的教育和更好的机遇，收入并不低。

3．2动机特征

加拿大的数据来源于厄格鲁1992年对以往若干关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调查的总结。动机特征部分的调查采用的是4点李克特量表。

3．2．1重要动机上的差异

表2中分别列出了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和加拿大生态旅游者最重要的前10位出游动机，对其中6个动机，二者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它们是：“未破坏的自然区域”、“在大自然中学习”、“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风光摄影”、“活动筋骨，以喜好的方式自由活动”和“时间允许，看尽可能多的东西”。对于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比较重要的其他4个出游动机，即“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参与运动”和“品尝到新的美味”，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同样比一般游客认为更重要。因此，总体而言，百花山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在最重要的动机方面差异不大，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基本形成。

3．2．2差异程度

随着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者的特征将更加突出，与一般游客在动机特征上的差异程度也将有加大的趋势。以百花山调查和厄格鲁对加拿大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统计为例，二者所涉及到的相同或相近的动机特征34项，其中对于“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露营”、“在大自然中学习”、“学习新的户外技能”和“风光摄影”5项动机因厄格鲁的统计缺乏一般游客的资料，不便比较。在剩下的29项动机中，在90％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在7项动机(“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观看运动”、“利用旅费降低的机会”、“拜访亲友或故乡”、“三星级以上的旅店”和“可以进行室内运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加拿大差异显 著的动机项则达到24项，仅在“三星级以上的旅店”、“享受美食的高档饭店”、“唤起美好的回忆”、“温暖的气候”和“观看运动”等5项动机上不存在太大差别。在95％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存在显著差异的动机减为3项(“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和“观看运动”)，加拿大则仅除去了“室内运动”1项不太显著的动机，减为23项。

波兰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推断，在波兰，诺维兹克和弗雷尔(Nowaczek&Fennell)就49项出游动机对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做了统计，结果表明，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仅在“夜生活和娱乐”以及“拜访亲朋”2项动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陶等就18项动机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和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在“在大自然中学习”、“参与游憩活动(如徒步旅行，观鸟)”、“鸟类”、“生态保护区”、“荒野／未破坏的区域”和“地貌和地质遗迹(features)”等6项社会和吸引物动机上存在明显差异。

上述国家和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大小与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水平高低基本一致，该论断如能在以后的案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可将其作为衡量生态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应用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工作。

3．3环境态度特征

很多研究表明在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环境态度是行为的预报器，不同的旅游者，其对环境的态度不同，在旅游中的个人行为也往往不同。改进的NEP由6个问题构成(见表3)，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级构成，计分分别为1―5分。计算NEP分数时，正面陈述的调查分数直接计入总分，反面陈述则由6减去问卷调查的分数再计入总分，因此，最高分为30分，中立者的分数为18分，大于18分的表明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小于18分的表明其对环境不太友好。

百花山的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在环境态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NEP的平均得分来看，一般游客为21．47，环境态度中等，生态旅游者平均得分则为25．45，环境态度较好，其中，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NEP分数更高些，都超过了25分，分别为27．98分、25．98分，相比之下，经常的生态旅游者环境态度得分略低，为23．06分，低于24分，属环境态度中等。维尔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旅游者类型，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往往具有强烈的生物或者说环境中心论态度，而一般的生态旅游者则展示出明显的人类中心论倾向。百花山的调查与维尔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太相同的是发现在一般的生态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游客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他们每年去相对原始的自然区域旅游的次数较少，被称为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与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经历了实践的洗礼更加稳固不同的是，偶尔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则多来源于理论，相对是表面的、不太稳定的、需要巩固的。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调查显示了大体相同的结果，调查采用了由9个陈述句构成的NEP法，结果表明，所有游客的均值为34．7分(平均为3．86分)。环境态度大体介于百花山一般游客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之间。

陶等用类似的方法对台湾游客的环境态度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环境态度要好于自我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

4　结论与讨论

(1)人口统计学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呈现出男性化、年轻化、与一般游客教育程度差异小等特征。说明受生态旅游发展阶段以及东西方文化渊源的影响，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会呈现多样化形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应成为生态旅游游客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应研究自身生态旅游市场的独特之处，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生态旅游游客管理体系与营销模式。

(2)动机方面，比较发现，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最核心的出游动机与国外生态旅游者基本相符，但典型性不高，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较国外要小。相符的动机特征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初步形成，差异较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还较低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属于“生态旅游者”的人群是不稳定的，甚至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因此，随时跟踪我国生态旅游者特征的变化直至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是必要的。

第7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1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第8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谈客家说唱音乐 文 章 来源 自 3 e d u教 育网

在新世纪，五句板已经成为了客家山歌剧音乐创编的素材之一，山歌剧《等郎妹》中《十八阿娇》唱段正是以五句板《劝世歌》改编，演员细腻的表演和泣不成声的唱腔，触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弦，成为脍炙人口的唱段，是五句板艺术魅力的集中代表。本文对五句板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劝世歌》进行音乐形态分析，进一步探究客家音乐风格特点。

五句板《劝世歌》的音乐形态分析

音乐形态研究，就是从音乐本体的声音特色出发，对某种的声音艺术诸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和概括地描述。（一）《劝世歌》的乐谱文本（二）《劝世歌》的曲式结构分析《劝世歌》唱词每首为5句，每句7个字，是重复性的乐段结构。分析如下：乐段包含一句器乐前奏、 五个基本乐句、 一个小过门，重复发展。第一、二句，第三、四句音调同头异尾，多衬词；一、二、四、五尾音押韵（如下图，略）。

《劝世歌》的音乐构成要素分析

1.句法特色：《劝世歌》的句法特色在于七字一句中的“四三式”结构，结构前紧后疏、同头异尾，第五句是画龙点睛，具有总结性的效果，衬词的口语化，与音乐巧妙融合，丰富了艺术表现力。2.腔词特色：《劝世歌》唱词如下：第一句：竹板（个）一打（哇）（个）闹洋洋第二句：五尺（个）六尺（来）丈一长第三句：唔唱（个）征东（个）的薛仁（个）贵（呀）第四句：唔唱（个）山伯（个）祝九娘。第五句：劝世（个）歌子（哟）唱开腔（哎）《劝世歌》腔词的骨架是四个七字句实义歌词，加入富于客家地域特色的衬词（虚词）， 与实义歌词巧妙搭配，使唱词口语化，打破了原本规范、规整的“四三式”结构，这种非规整结构和内在实义歌词的规整结构两者有机整合，有利于乐句的扩展，使旋律更流动，表现出腔词结构中独特的节律美。3.旋律特色：《劝世歌》是四音列的羽调式，仅用“la do re mi”四个音，以“商、羽”两音为骨干音构成的纯四度框架，宫音、角音迂回级进。在“五度相生调式体系”的调式中，“宫—徵—商—羽—角”， “商”音居于中心位置，与下行四度反转的 “羽”音构成为调式体系中的核心音，“商、羽”两音构成的下行反转四度框架，在音乐进行中，旋律给人一种哀叹的感觉，表达出一种伤感的情绪。

《劝世歌》在“音乐形态学”意义上的解读

第9篇：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

五句板《劝世歌》的音乐形态分析

音乐形态研究，就是从音乐本体的声音特色出发，对某种的声音艺术诸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和概括地描述。（一）《劝世歌》的乐谱文本（二）《劝世歌》的曲式结构分析《劝世歌》唱词每首为5句，每句7个字，是重复性的乐段结构。分析如下：乐段包含一句器乐前奏、 五个基本乐句、 一个小过门，重复发展。第一、二句，第三、四句音调同头异尾，多衬词；一、二、四、五尾音押韵（如下图，略）。

《劝世歌》的音乐构成要素分析

1.句法特色：《劝世歌》的句法特色在于七字一句中的“四三式”结构，结构前紧后疏、同头异尾，第五句是画龙点睛，具有总结性的效果，衬词的口语化，与音乐巧妙融合，丰富了艺术表现力。2.腔词特色：《劝世歌》唱词如下：第一句：竹板（个）一打（哇）（个）闹洋洋第二句：五尺（个）六尺（来）丈一长第三句：唔唱（个）征东（个）的薛仁（个）贵（呀）第四句：唔唱（个）山伯（个）祝九娘。第五句：劝世（个）歌子（哟）唱开腔（哎）《劝世歌》腔词的骨架是四个七字句实义歌词，加入富于客家地域特色的衬词（虚词）， 与实义歌词巧妙搭配，使唱词口语化，打破了原本规范、规整的“四三式”结构，这种非规整结构和内在实义歌词的规整结构两者有机整合，有利于乐句的扩展，使旋律更流动，表现出腔词结构中独特的节律美。3.旋律特色：《劝世歌》是四音列的羽调式，仅用“la do re mi”四个音，以“商、羽”两音为骨干音构成的纯四度框架，宫音、角音迂回级进。在“五度相生调式体系”的调式中，“宫—徵—商—羽—角”， “商”音居于中心位置，与下行四度反转的 “羽”音构成为调式体系中的核心音，“商、羽”两音构成的下行反转四度框架，在音乐进行中，旋律给人一种哀叹的感觉，表达出一种伤感的情绪。

《劝世歌》在“音乐形态学”意义上的解读

综上所述，《劝世歌》的音乐形态分析，最具特色的是旋律进行，旋律中反复强调“商、羽”两音，尤其突出“商、羽”两音所构成的纯四度框架的旋律特点。这种音调特征正是客家山歌突出的音调特征。“客家山歌的音调特征是中高音区、窄音域、窄音列。以羽、商音构成的纯四度框架为骨干的四度跳进和邻音级为特点的旋法。”笔者认为，《劝世歌》这一围绕“商、羽”两音为骨干音的旋法现象，一方面说明五句板《劝世歌》与客家山歌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商、羽”两音为骨干音的旋法现象可以从客家人性格的两面性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