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元情报学　学科建设　元理论　研究对象

[分类号]G350

目前，“元情报学”这个概念在国内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关于元情报学的定义和性质，它的对象、任务、方法和功能，亦即什么是元情报学，什么问题属于元情报学问题，怎样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元情报学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更是一个足以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本文把元情报学看作一般元理论在情报学领域的一种具体化，试图从讨论一般元理论的起源、涵义出发，通过考察一般无理论的本质特征，对上述诸问题提出一管之见，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1　情报学元理论研究概述

1.1　元理论的起源、涵义与发展

元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学科领域理论建立的逻辑层面的起点，只有以元理论层次作为基础，理论才能得以发展并形成体系。元理论的广泛研究兴起于西方。“元”的西文为“meta”，意即“……之后”、“超越”，它与某一学科的名称相连构成一个新的学科名称，这一新学科专门针对一定对象学科进行元研究。目前已经建立起来元理论学科有元哲学、元数学、元逻辑学、元科学、元社会学、元心理学、元教育学、元伦理学等，这些学科通过对各自对象学科的元研究，对对象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每一个已有的或者随时有可能再发生的学科名称被冠“元”的现象，就都可以看作是这种一般元理论的一次具体化。对各种不同学科理论进行一般元理论研究，就分别形成与这些学科相关的无理论。

那么，对于目前处于发展中的情报学，是否应该相应地建立一门元情报学来专门对它进行元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

1.2　情报学元理论研究概述

自1997年Vickery关于情报学元理论的后，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丹麦、芬兰)的情报学界对元理论研究兴趣日增，在2000年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研究阶段，涌现出了不少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我国一些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关注元理论的问题。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范并思与刘迅两位学者。在通讯稿中两人认为“元理论研究的是某种对象理论的逻辑结构，研究这种对象理论的基本原理、概念的构成方式、证明方法以及这种理论和它本身所反映的现实的关系等等。元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哲学特征。”并提出寻找一种图书馆学的元理论体系，因为这种理论体系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的学科支撑点及其理论前提。他们在当时就能意识到元理论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元理论所构成的一种“体系”，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比2l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情报学元理论研究要早了近10年，而与第一届CoLIS国际会议对元理论的重视相比也几乎是同时的。早在1990年，张永东先生发表了《展开对情报科学元理论的研究》一文，该文认为，情报科学发展到今天，需要人们采用综合、整体的研究方式，以便从更高的层次上展望其发展的未来，进而导致“情报科学学”的建立，明确主张“展开对情报科学元理论的研究”。我国图书情报学者敏锐的理论洞察力由此可见一斑。只不过后来种种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未能持续下去。

2007年南开大学的王芳博士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入手，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情报学身份的讨论，包括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多学科来源及基础概念的歧义等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情报学的元理论，并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了情报学的范式变迁，指出人类社会中的信息运动过程范式将是具有整合与包容意义的情报学基础范式。北京大学的王琳博士介绍了元理论的概念及其在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用现代哲学思想作为元理论基础，对情报学中实证主义、建构主义、语言游戏论和诠释学等元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思想进行平述。

1.3　元情报学是以情报学理论为对象理论的元理论

我们认为，元情报学应该是以情报学理论为对象理论的元理论。元理论本身属于一般科学层次；元理论研究本身属于一种科学分析和科学考察行为，因此也可以说，元情报学是对情报学理论的一种科学研究。元情报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和研究情报学理论的论证结构，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构成方式、定义和证明方法，提高情报学论证的明晰性，推进情报学研究的精密化和严格化；并通过明晰理论的结构，析出情报学论证所依赖的最高前提，推进情报学基本问题深化发展，预示情报学“转向”的前景、趋势和可能性。具体地说，元情报学分析程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对所分析的情报学理论进行重新表述。阐明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定义和证明方法，使整个理论的结构明晰化。②按照一般元理论的理论性原则或指标分析对象理论的论证结构，对情报学论证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做出判断。③以其新的进展充实、深化和发展情报学基本问题，预示情报学“转向”的趋势和可能性。

元情报学作为一种元理论，它是把自己的对象理论(情报学理论)看作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对其进行后研究。元情报学本身也并不提出亦不试图研究和解答一些更高或更深邃的情报学问题，它只是把情报学理论自身内在的(包括那些未明言的)问题分析出来，通过发挥元理论研究的科学功能，推动情报学向更高或更深的境界发展。

2　元情报学建立的必要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情报学的探讨具有较为悠远的历史，但把情报学作为专门领域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中期。

2.1　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的简要回顾和存在的问题

从布什1945年发表情报学奠基之作《诚若所思》算起，情报学已有了60多年的发展历史。如果将学科的萌芽上溯到上世纪初La Fontaine和Otlet创办的国际书目工作协会，情报学则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不算短暂的发展史中，情报学随着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期间既有工业文明时期的发展与繁荣，又有信息文明时期的冲击与转型，现在更面临着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学科融合与创新的问题。从此中外学者对，情报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我国，情报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现在已进入21世纪，人们仍旧在探索着情报学的方向，为学科的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情报学元理论的探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能够为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基础和铺垫。

回顾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情报学的学科性质、对象、理论体系等重要课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学科建设重要性认识模糊、缺乏科学和系统的方法，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存在许多先天性的不足。这几年，

随着各种各样的边缘交叉领域不断兴起、崛起，情报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竞争情报、知识管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信息资源管理，甚至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等，这些领域发展十分迅速并成为情报学新的学科前沿问题，这是非常有意义和非常必要的，但同时学科建设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却令人担忧。我们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先导，基础理论研究应保持与应用研究的平衡比例关系，从目前我国情报工作的实践来看，加强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学科建设研究乃当务之急。

2.2　加强元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情报学学科建设工作必须重新加以重视，而且要上升到元情报学学科的高度上来进行。相对于一般的学科建设中的元研究，元情报学是元研究的学科形态和高级阶段，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首先，它是一种“超越”的视界。“超越”意味着更高一个层次的研究。元研究并不直接关注具体的情报现象，也不直接提出理论、构建体系，而是以已有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方法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理论、体系、方法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构建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其次，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元情报学不停留在零散的思考层次上，而是以元理论学科的形式对情报学本身进行整体性反思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它的研究领域将比原来的学科建设研究有很大的拓展；第三，它具有一套更为科学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元情报学并不排斥原来学科建设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如比较法、文献法、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相反这些研究方法仍然是元情报学的主要方法，这符合情报学的学科特点。同时，元情报学还将引进逻辑论证和浯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将和其他“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使得元情报学的研究更为科学、规范和有效。总之，通过建立元情报学把原来对情报学学科零散的反思和研究综合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框架中，这样使我们可以随时鸟瞰整个情报学，分析和批评情报学学科建设的缺陷，帮助寻找改进情报学的路径和发展方向，这对于情报学研究和情报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　元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明确了建立元情报学的意义。那么元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从元情报学的名称来看，它毫无疑问应该以情报学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学科指向”为特点的中国情报学研究，当前元情报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对情报学学科的元研究，分析、检验、判断有关情报学学科理论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以构建科学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对情报学学科的元研究包括以下很多方面的课题，如：对“情报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对“情报学研究对象理论”的研究；对“情报学学科性质理论”的研究；对“情报学若干术语、概念、命题”的语言分析和逻辑论证；对“情报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研究，对“情报学理论与情报实践关系”的研究；对“情报学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对“情报学学科史和情报学研究史”的考察；对“情报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对“情报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研究，等等。下而以对“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元研究为例，来具体探讨元情报学如何对情报学进行元研究。

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是什么?这不仅是元情报学直接关注的问题，而且是情报学家都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因为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学科独立的基础，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尽管要建立起比较科学完善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但中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存

・布鲁克斯(B.C.Bmoks)：属性结构情报理论。布鲁克斯认为，“从哲学上看，目前情报学还没有确定的地位，也没有理论基础”。他主张抛弃情报学萌芽时期那种狭隘的限制性概念，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虑情报的本质和情报学的一系列问题，使其在科学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哲学地位。

・米哈依诺夫：社会传播和科学交流理论。他把情报学限制在科学交流范畴而提出了科学情报的概念，其学术思想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他的情报学研究范围主要限于科学情报；二是把理论建立在科学交流的基础之上。

・钱学森情报学的三个层次理论。第一是资料的搜集；第二是怎样把资料整理、贮存起来并能有效地提取；第三是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情报，即情报的分析与综合。

・卢泰宏：三个研究规范论。面向情报源，面向传递过程和面向情报用户。三个规范问轴向原则、问题域、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基点和目标不同，且三者间又存在迁移互补关系，具有明显的时序性。

・刘植惠：宏观情报学／中观情报学／微观情报学论。宏观情报学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中产生、传递、利用情报的现象及其规律；微观情报学研究情报单元及人脑吸收情报单元的机制；中观情报学研究起中介作用的文献。

・王崇德：全球情报外延论。提出全球情报概念的外延将得到扩展和延伸，对情报科学的学科发展和走向进行了清晰的描绘。研究了六大原理：相似原则、耗散结构原理、马太效应原理、最小努力原则、大世界悖理和随机过程原理。

这些理论的提出都是上个世纪的成果，由于各理论体系的局限性，未能形成有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理论体系框架，但在情报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均有较大的影响力，对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情报学者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框架，有的是“属性结构情报理论”，有的是“科学交流理论”，有的是“社会传播理论”，有的是“三个层次理论”，有的是“三个研究规范”，有的是“原理体系，学科体系／学体体系论”，有的是“全球情报外延论”……。元情报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包括语言分析和逻辑论证在内的多种方法，来对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做如下思考和分析：为什么情报学要以“属性结构情报理论”“科学交流理论”、“社会传播理论”、“三个层次理论”、“三个研究规范”、“原理体系／学科体系／学体体系论”、“全球情报外延论”……等为理论体系?上述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体系是否揭示出情报的本质?是否超出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上述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体系与情报学的实际研究过程和内容在逻辑上是否保持一致?上述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体系研究具体表现为哪些情报现象和要素?是否注重情报本身，而忽略了外部环境对它的影响?上述学者所提出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在语言表述上是否明晰和有效?

当然，对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元研究肯定不只是以上内容。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情报学的“全球情报外延论”提出全球情报概念的外延将得到扩展和延伸，对情报科学的学科发展和走向进行了清晰的描绘基本形成共识，这是否意味着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共识了，不需要进行元研究了。笔者认为，元研究还是必要的。因为一个学科刚刚创立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并不十分明确，而学科自身的发展也正是随着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逐步走向成熟的。例如从一般元研究的观点来看，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必须与其界定的对象在逻辑上保持一致。而我们发现现有的情报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并不全是在研究情报的“现象、矛盾和规律”。这说明“被确定的研究对象”和“实际的研究对象”，这两者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对情报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的情报学，必须有它一个实际的研究对象，即情报学具体研究或主要研究情报及其与情报有关的一切内容，这才是对“情报学理论体系”明确和有效的回答。21世纪的情报学将向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方向发展，信息、系统、网络、用户、管理等要素将成为情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属于对情报学实际研究对象的回答，当然对这类“实际研究对象”的理论也需要进行元研究。

第2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图书馆； 情报学；哲学 

1 引言

我国著名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运动的四个基本环节——情报的产生、情报的组织、情报的传递以及情报的吸收和利用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情报学产生于情报工作的具体实践，必然会随着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通讯技术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情报工作的范围，丰富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是情报学技术发展的高潮时期。在情报采集、加工、处理方面，数字化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检索技术方面，数据库技术、导航与搜索引擎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多媒体查询技术、跨语言检索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技术、智能接口技术及元数据技术等取得了一定突破；在知识处理与表达技术方面，文本内容的自动处理、自动分词、自动标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及专家系统等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都得到了重视和相应的发展。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情报现象认识的深化，情报学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重要例证之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于1996年在讨论调整博士学位教育专业目录时，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同意将“图书馆、情报、档案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分别列为二级学科。今后有关情报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名称统一称“情报学”，而不再称“科技情报”了。同时，继武汉大学之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建立了情报学博士点。这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图书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信息经济学是情报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表明情报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两个分支领域都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不少文献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信息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例；对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业、信息产业、信息政策等现代社会的信息经济活动与规律进行研究；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流、网络经济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图书情报系统在改革中提出的新观念、新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我国学者首次对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的开拓性研究。

知识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近十年来，知识组织的研究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sko）；1996年，isko华盛顿会议决定将isko秘书处迁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学院。此外，自1993年1月1日起，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ko），由isko主办。虽然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设想，然而，目前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知识表达和计量方法。因此，我国学者马费成教授1996年在《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知识组织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情报学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数据、知识结构、知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仓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等等。

知识管理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网络化、信息化而来的知识管理热潮方兴未艾。情报学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文献管理的基础上，探讨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知识在组织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创新、增值等规律；同时也对企业信息管理、企业知识管理进行研究。近年来，知识管理新的动向和趋势主要表现在：①1999年11月召开的美国情报学会（asis）'99年会的主题为“知识的创新、组织和利用”，它对世界范围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asis（后改为asist）还专门成立了“知识管理”专业委员会；②国际图联（ifla）召开了主题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知识时代的变革”的2001年年会，其目的是增强图书馆员在知识时代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感；③200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机信息和教育2001年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图书馆如何管理知识”；④国际文献信息联合会（fid）在其网站中专门开设了“知识论坛”栏目，旨在促进全球图书情报人员就知识管理的学术与经验进行交流；⑤国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⑥知识管理已成为国外许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课程，并出现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各层次的专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断升温。据报道，已发表了知识管理及其相关论文350余篇，分别从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措施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论述了知识管理研究进展。国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比较赞同邱均平教授引用yogesh malhotra的定义，认为“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

3 情报学发展的哲学思考

技术是情报学发展的推进器。近十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情报工作的模式，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及基础理论在网络环境下得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因特网和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信息计量学与网络信息检索。

社会信息需求是情报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情报学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人类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需求和情报学自身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社会提出了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情报活动从传统情报活动发展为现代社会情报活动，情报学理论从传统情报学理论发展为现代情报学理论。

分化与综合的交替运动是现代情报学的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现代情报学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新态势。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象——情报范畴的迅速扩展，即由“部分对象发展为全对象的对象趋全性”，即情报的概念由科技情报向人类社会的全情报——社会信息延伸；另一方面，表现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叉、分化与整合的相互作用过程。近十年来，情报学与其他基础学科之间不断地交叉、分化和融合，产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孕育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时代观是情报学发展的显著特征。情报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符合科学的“运动观”和“发展观”的。从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到大情报观（信息观），再到知识观的演变，在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突出地反映了情报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参考文献

［1］王伟军，付立宏.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5）.

第3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知识管理;图书情报学;发展趋势;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知识管理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在今天的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了众多学术前沿领域中的重要一支。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新型管理模式，知识管理与其他学科相互关联，从而掀起了学术界一场激烈的学术大讨论。图书情报学是以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加工、传播等传统内容研究为主的学科。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知识管理相关研究逐渐受到 到情报理论研究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因此，在知识管理所影响的一系列传统学科基本概念、研究范围等的变化中，以图书情报学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科学而系统地研究图书情报学与知识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图书情报学未来发展方向，是情报学界目前为止特别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知识管理概述

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是当代正在经历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知识管理作为管理领域里的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还未形成完全被大家认可的精确定义，也正因如此各国学者便就此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马斯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系统地发现、选择、组织、过滤和表述信息的过程，其目的是改善雇员对特定问题的理解。阿比克则是将知识管理定义为：“对企业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分解、使用和存储”。这两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研究者的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将知识管理的对象限定于知识或信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观点从其他的角度对知识管理作出了界定，例如美国的卡尔・弗拉保罗以知识管理的目的为出发点，认为所谓的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力量来提高其应变和创新的能力，是为企业提供实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共享的新方法。

尽管有关知识管理定义的研究各式各样，但是从它所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理解，还是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达到统一的。研究者们认为，对于“知识管理”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解释。所谓广义的“知识管理”一方面包括了对知识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无形资产和各种资源的管理，主要涉及了知识组织、知识资产等方面的管理。而狭义的“知识管理”，则主要是针对知识本身进行的管理，包括对知识从创造到应用的整个过程的管理。

二、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相互关系

知识管理和图书情报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内容和适用范围。但是两者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们在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说，知识管理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带动发展的关系。总的来说，二者的基本研究对象都是知识。图书情报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信息的收集、组织、加工、传播的学科，在经历了以文献、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后，其研究的知识化已经在图书情报界站稳了脚，知识已俨然成为了图情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知识管理来讲，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进行考虑，知识管理的研究对象都是知识。知识管理就是将组织可得到的各种各样来源的信息转化为知识，并且将知识与人联系起来的管理过程，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和情报学紧密相关。

三、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影响

目前，随着知识管理的广泛应用，其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书情报学在知识管理思想的影响下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

（一）知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着知识管理研究在图书情报界地位的不断上升，也使得图书情报学打破了常规研究，将研究高度上升到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即将显性知识转化为人的技能或头脑中的知识和经验。知识管理的逻辑起点是“知识”，既包含显性知识，也包含隐性知识。因此说知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势在必行的。

（二）图书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变革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创新的过程。知识管理为这种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影响下，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研究对象、立足于更广阔的实践基础之上;二是将理论与技术相融合，创造学科发展新优势;三是以知识组织为核心，强化管理学科色彩。

（三）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一般来说，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影响下，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明显的综合化趋势。在知识管理条件下，图书情报学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管理的方法将共同服务于图书情报学的理论研究。

四、图书情报学领域在知识管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图书情报领域在知识管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主要是目前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总体来说是理论研究多于应用研究、表层研究多于深入研究，并且研究仍处于一种自发零散与无序的状态，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指导。

五、对知识管理影响下图书情报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知识管理对情报学的影响，将决定情报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首先，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将从文献领域逐渐向知识领域转进。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的内涵、范围拓展以及理论覆盖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知识管理的影响，情报学界应变换研究思想，以此去适应知识管理的发展需求。然而，面对这一挑战，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情报学科自身的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应该从文献的物理层面转向知识的认识层面。因为，只有在知识层面上不断地量化，才能为图书情报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要重视信息数字化的发展和利用。信息的表达和传播通过信息数字化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数字化信息的发展不仅将电子信息资源的发展推向了高潮，而且还占据了情报研究中心以及各种信息服务机构信息资源的主导地位。信息服务系统网络化研究将极大地推动科技情报事业的繁荣发展。

六、结论

综上所述，图书情报学在知识管理思想影响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知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图书情报学界在对知识管理进行研究时，首先应该从理论上寻求图书情报学科与知识管理的联系点，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出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应用研究也不可忽视。只有从实践中才能体现出理论的意义，应用研究正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一环。总之，知识管理研究对我国图书情报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视角，成为图书情报学科发展进程中―个新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武秋和.对“知识管理”的各种理解.1999.

[2]邱均平等.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变革.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2）

[3]宋蓓玲.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研究创新探讨.

[4]黄欣.论情报学和知识管理的互动关系.情报资料工作，2002.

[5]刘春茂.知识管理理论的情报学视角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2）.

第4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梁战平先生指出：“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由事实(Fact)，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要素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信息的上游面向物理属性，信息的下游面向认知属性。”[1]我们认为，信息链中的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情报，构成了信息科学群的研究基础，因此，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十分重要。

数据：是载荷或记录信息的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组合的物理符号。它可以是数字、文字、图像，也可以是声音或计算机代码[2]。数据本身不具有语义内涵，只有通过对数据背景和规则的解读才能获取信息。

信息：信息有多个层次的定义，从信息哲学的角度，有本体论层次的信息定义和认识论层次的信息定义。某事物的本体论层次信息，就是该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自我显示[3]。认识论层次的信息，是指主体所感知或表述的关于该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形式、含义和效用，其中形式因素的信息部分称为“语法信息”，含义因素的信息部分称为“语义信息”，效用因素的信息部分称为“语用信息”，把同时包含语法、语义、语用信息的认识论信息称为“全信息”[4]。在信息链中，信息＝数据＋背景[5]，即信息是数据被赋予现实意义后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

知识：从认知哲学的层面看，知识是事物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的规律[6]。从信息链角度看，知识是对信息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7]。信息转换成知识的条件是信息和实践结合，并经过人类大脑的思维、整理、评价和实践检验，可用“信息＋经验＝知识”[8]来表达。由于知识是与实践经验相联系的信息，因此，知识有显性和隐性知识之分。

智能：信息链中的智能和情报被视为同一概念，我们认为情报和智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在此我们首先解释智能概念：智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和方略，是在一定的环境下针对特定的问题和目的而有效地获得信息、处理信息形成知识和策略、利用策略来解决问题，从而成功地达到目的的能力[9]。智能是被目的所激活的知识，是知识在一定条件下的运动方式。

从以上数据、信息、知识、智能的基本概念出发，可以认为数据是信息的原材料，其外延涵盖范围最广；信息是知识的上位概念，信息的外延大于知识；知识来源于信息，知识是智能策略的上位概念，知识的趋向是要成为人们决策的智能方法。数据、信息、知识、智能之间存在包含关系，如图1所示：

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概念关系示意图

在信息链中，数据、信息、知识、智能策略之间还存在一种层递关系，表现为数据在一定的背景和规则下，通过解读，转换为可接受的信息；信息只有结合人的实践经验，通过学习、评价、筛选才能上升为知识；而知识被目的激活后才能成为智能策略，如图2所示：

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层递关系示意图

2情报术语及其与信息链的关系

学科术语的成熟与稳定，反映了该学科发展的完善程度。在情报学领域，情报是最基本的术语，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术语，其争议不仅反映在术语的词语表达上，同时也反映在其概念界定上。情报学的这种术语不稳定表现，说明了该学科的发展还不够完善。

2.1情报的概念诠释

关于情报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们主要是从数据、信息、知识、智能等角度来定义的。

(1)从数据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美国乔治亚工业学院的斯拉麦卡教授认为“情报就是有用的数据或被认为有用的数据”[10]；情报决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维茨提出“情报是对决策来说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11]；学者罗爵认为“情报是消除不确定性保证高效行为的数据”[12]。

(2)从信息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维克利认为“情报是有意发出的改变接受者知识结构的信息内容”[13]；刘植惠提出“情报是能解决问题的社会信息”[14]。

(3)从知识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英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认为：“情报是使人原有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部分知识”[15]；国内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提出：“情报是作为交流传递对象的知识”[16]。

(4)从信息角度定义的情报概念。如勃拉特、霍肖夫斯基等人认为“情报是发生在人脑中的智能过程的表现”[17]；其它类似的观点还有：“情报就是逻辑的、推理的表达本领；情报就是形成、修改和使用的智力模型”[18]，等等。

上述四类定义情报的角度，都只侧重了情报的某一方面的特性，但从这四个角度的情报定义可以看出，情报与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有密切联系。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情报是针对一定的主体对象被激活了的有用的信息或知识。

2.2情报与信息链的关系

在我们的定义中，情报与信息链存在密切的联系。首先，它确定了情报与知识和信息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概念和外延上的包含、交叉关系，如图3所示；二是实践应用中的动态关系。

这种动态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转化关系，即三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比如从信息转化、提升为知识和情报、从知识转化为情报以及情报转化为信息等。二是认知相对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说对于某一行为和决策的情报，对于另一行为和决策可能只是一种静态知识或一般信息；此时的情报，彼时可能是信息，反之亦然。

其次，该定义强调“被激活”和“有用性”，从而使情报的外延具有可伸缩性。这里有用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用语，可以是对人的决策有用，也可以是对改变人的知识结构有用，还可以是对消除人们认知过程的不确定性有用等等。而人们在判断有用性时，需要依靠大脑的思考和甄别，思考和甄别的过程就是一个运用智能激活知识和信息，形成对特定主体对象有用的情报的过程，因此，情报和智能又形成密切联系。

最后，该定义强调针对一定的主体，从而限定了情报是属于信息链的上游认知属性。

根据我们对情报定义的解释，可以确定情报在信息链中的位置和作用，从而得到一条扩展了的信息链。

2.3基于信息链的情报词语英语表达

现阶段，导致我国情报概念混淆的不是其内涵，而是它形式上的英语表达。情报界一种观点认为情报对应的英语表达词是Information，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Intelligence。这两个英语表达词的统一，将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扫清概念上的障碍。

(1)Information及其汉译。英语中的Information是一个概念团，是多个概念的表现形式，其语言形式和概念为1:N[19]。梁战平先生也指出：“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由事实(Fact)，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智能(Intelligence)五个要素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20]正因为如此，在汉译的过程中，Information有多重含义，在我国情报学领域主要汉译意思有“信息、情报”，如果继续用Information作为汉语情报的英语对应词，将不能解决中文英译时信息与情报混淆的局面，不利于我国情报学研究在国际上的交流。

(2)Intelligence及其汉译。相比Information,Intelligence的汉意比较固定，表示智力、聪明、智能的意思。这与信息学科群中的人工智能、机器智能中的智能英译没有冲突。我国情报界用Intelligence表达情报的现象，根据缪其浩的观点[21]，有可能是受日本的影响。的确，情报与智能有密切的关系，但若用Intelligence表示情报，势必与信息科学群中的智能概念混淆。我国情报学的研究有自己的特色，它在日渐明朗的信息学科群中，应有合理的定位，用Intelligence表示汉语的情报也不合适。

(3)基于信息链的情报词语表达。根据我们定义的情报概念，基于信息链中情报与信息、知识、智能的关系，参阅霍忠文[22]和柯平[23]的观点，可设想以Infoknowlligence作为情报术语的英语表达。尽管在国外的文献中，未曾出现这一词语表达，但我们认为这一词语可以消除我国在信息与情报英译时的混淆状况，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特色的情报研究内容。同时还可以进一步以InfoknowlligenceScience表达我国的情报学，从而与具有族性特点的信息科学(InformationScience)概念加以区分。

3基于信息链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回顾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展望情报学的未来趋势，以信息链为出发点，我们认为情报学的研究大致在信息——情报、知识——情报、智能——情报三条路径上深化前进。

3.1以知识为导向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追根溯源，情报学源自文献学，而文献是知识的载体，因此，情报学自其诞生之初便与知识具有天然联系，知识属性自然被认为是情报的天然属性。围绕情报的知识属性，展开了情报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3.1.1理论研究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以布鲁克斯为代表的情报认知理论流派，其实质是“知识基础论”。该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情报学的知识研究维度，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尤其是布氏提出的“知识地图”和“体外大脑”，指明了情报学知识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一理论被引进我国后，围绕“知识地图”和“体外大脑”的发展目标，我国情报学界在情报的知识维度方面，展开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理论研究。

首先，关于科技情报的研究。情报学的研究以科技情报为开端，以科技文献为主要情报源，利用文献分散规律——布拉德福定律、文献的增长与老化规律——指数增长律与逐渐老化律、文献引用规律、洛特卡定律——平方反比分布、齐夫定律——省力法则等，研究科技情报的运动规律，从而形成了极具“知识特色”的科技情报学。

其次，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情报的知识属性以及情报和知识的转化关系，使得情报学在当今知识经济的环境下，自然而然地研究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情报学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关于情报和知识的转化层面，围绕该层面，探讨知识的组织、知识单元的提取、获得知识性情报的智能方法、情报和知识相互转化的条件和环境等，注重显性知识的开发利用；二是关于知识管理的环境研究，主要研究影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化的人文因素、企业知识管理的技术条件，并涉及了企业知识管理的组织行为问题。今后，情报学还应加强对知识的计量研究与评价、企业内部知识与外部情报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定量研究。

3.1.2实践应用

(1)以文献为单元的检索与服务。情报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门应用学科，而情报检索则最能体现其应用学科性质。在美国，情报检索(informationretrieval)曾被作为情报科学(informationscience)的代名词而影响整整一代人[24]。

情报检索始于文献检索，其发展也有一个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有关科技文献的检索与服务。科技情报检索，也就是对科技知识的检索。检索需要借助检索工具来完成，而检索工具的先进与否，受检索技术的支配。如果以V.Bush的《诚如所思》为情报学的起源，则情报学中的检索工具主要是电子计算机，而计算机在当时也属于新的技术工具，其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科技文献检索阶段，情报界的检索实践主要表现为以文献尤其是科技文献为组织和检索单元，向需求者提供以科技文献为单元的科技情报检索服务。

第二阶段主要是有关科技信息的检索与服务。文献在信息链中，对应于数据层，从数据到信息是一个飞跃。同样，随着计算机性能和功能的改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情报检索，也发生了从文献单元组织检索到信息单元组织检索的飞跃，主要表现为可以从文献中寻求需要的信息。比如，我们现在从全文数据库中查找所需文献，又从所需文献全文中查找所需的观点、段落等信息。因此，科技信息检索阶段，情报检索实践通过对文献内容的深度开发和标引，已实现了信息单元的组织和利用。

(2)以知识为单元的检索与服务。从信息链上看，知识属于高层认知范畴，因此以知识为单元的情报检索属于检索的高级阶段，它的高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知识单元的结构更为复杂、抽象，具有人脑的思维特征。与信息单元相比，知识单元的提炼，要同时搞清信息的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次逻辑关系及其应用环境，必须涉及人类大脑的思维过程和机理，而大脑的思维机理对人类来说，仍是一个探索中的课题。纵观情报检索的实践进程，知识检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智能搜索引擎的运用、智能导航理念的提出就是例证。这些探索为知识单元的抽象提取和组织利用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实现知识单元的检索和利用，需要机器智能技术的支撑，创造智能检索工具。具体地说，机器智能就是人所赋予机器的一种职能，即机器在一定的环境下针对一定的问题、为了一定的目的成功地获得、处理和利用信息和知识来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能力[25]。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基于语法、语义、语用全信息智能技术尚未完全实现，这将会直接影响知识的利用效果。我们认为，将来基于全信息概念的机器智能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必然完全实现知识单元的智能检索。

3.2以信息为导向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情报学在沿着“知识——情报”这条路径展开研究时，也同时在“信息——情报”这条路径上展开信息与情报关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竞争情报、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在情报学中应用三个领域。

3.2.1竞争情报研究

竞争情报的产生过程就是通过搜集企业内部和竞争对手的各种信息，如生产部门信息、财务信息、技术信息、销售信息、管理信息等，搜集宏观环境方面的政治、军事、金融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加工、转化、分析得出竞争情报，从而明确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寻找市场机会，发现存在的威胁，进而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帮助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因此竞争情报来自于信息，又高于原有的信息，而竞争情报的分析结果还可以积淀为企业的知识，丰富企业的知识管理内容。

情报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质上是以信息链中论述的情报与信息关系理论为指导，研究竞争情报的来源、竞争情报的提取、竞争情报对企业组织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贡献、信息技术在企业竞争情报分析中的应用，开发出多种竞争情报应用软件。

3.2.2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信息是情报的原材料，要从原材料中提炼情报，就必须对这些原材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信息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的一个层面和阶段，它是把信息作为一种资源，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它研究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信息资源的经济效益及其评价；并以不同类型的信息资源，如企业信息资源、政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等等为研究对象；以信息系统为技术工具；采用经济的、人文的、技术的管理模式，全面探索信息资源的管理。

由于情报学是研究情报客体的运动规律，而情报又来自于信息和知识，因此对信息资源管理的探索，有助于情报学从新的视角发现情报的运动规律。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情报学在信息——情报这条路径上的研究内容。

3.2.3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信息技术是涉及到信息的产生、获取、检测、识别、变换、传递、处理、存储、显示、控制、利用和反馈等与信息活动有关的，以增强人类信息功能为目的的技术，主要包括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存储技术等。

情报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信息技术结下不解之缘，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首先在情报领域得到应用。情报学界曾一度认为信息技术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而随着情报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深化，情报学界认识到，信息技术是情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情报界开始注重利用信息技术的成果为情报研究服务，密切关注与情报处理有关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情报处理软件的应用和改进；注重与情报获取有关的信息过滤技术、智能搜索引擎、数据挖掘、多媒体可视化技术，与情报存储有关的数据仓库技术等等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情报界对信息技术的探讨，为深入认识情报的运动规律提供了技术支撑。

3.3以智能为导向的情报学研究路径

智能化是情报运动的终极目标，可概括为“情报的智能终结”。由于“智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和方略，智能是有等级层次的，人脑具有最高等级的智能度”，因此，情报——智能路径上的情报学研究，就是要利用机器智能技术，实现情报向高级智能的转化，提供“纯情报”给需求主体。

情报学对情报智能化的研究可谓与生俱来。情报学诞生之初，V.Bush提出用Memex的机器实现情报检索，解决信息爆炸的设想，其实质就是利用机器智能技术和工具，实现情报的智能化检索[26]。

V.Bush的设想，激励着情报学界的智者孜孜不倦地探索情报智能的理论与技术。比如姬鹏飞认为[27]，情报学的真正面目就是“智能情报学”，并从理论上探讨了“智能情报学”的定位与发展。

情报界对智能技术的探究，是伴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从单机智能技术的探讨，到网络分布式智能技术的探讨，智能专家包括情报界的专家们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比如，张玉峰[28]就从智能技术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智能情报系统的基本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

同知识单元的智能检索一样，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智能技术在语法和语义信息层面上已取得重大进展，基于语用信息层的技术实现，还在探索中。这将会直接影响情报的提取和利用效果。我们认为，将来基于全信息概念的机器智能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必然引起情报学的范式变革。

第5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教学常规是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范要求，是学校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制度，它关系到学校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规定和制约着教师的教学行为，是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前提，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新一轮的基础课程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次第展开。近两年来，教研室因势利导，广泛宣传现代教学理念，全市上下积极地呈现出整体推进课改的态势。在此课改过渡时期，新的教学观念势必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常规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在教学常规执行过程中有了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已有的教学常规条例的落实？学校该如何突破率由旧章的限制，实现科学有效的常规管理？教育管理部门又该怎样根据新的课改精神调整、修订教学常规？

基于以上思考，围绕我局今年"争创素质教育示范县"这一工作重点，我室小学组三位同志深入各所小学进行调查，了解各小学常规教学执行情况。从三月份开始，我们先后前往集里、荷花、赤马、淮川、太平桥、镇头、关口、永安等八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听课，所到的十多所学校中既有城区的（黄泥湾学校）、也有边远山区的（赤马学校）、既有中心完小（田坪学校）、也有片完小（升田学校）、村小（罗直学校）。由于时间、人手的限制，这次调查以了解小学各学科课堂教学状况为重点，同时对常规教学中备课与作业批改这两个重要环节的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座谈、走访、听课、查阅资料等方法获得了许多一手的材料。

二、现状调查分析

1、关于上课

按照“争创素质教育示范县”的要求，课堂教学质量与否是衡量当地素质教育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本次调查活动共听课118节，包括部分乡镇组织的课堂教学赛课36节，随机抽查常规课76节，教学研讨课6节，涵盖小学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社会、自然等多个科目。依照常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结合新理念中的发展性评价观点，我们听课评价后统计出以下数据：优秀课22节，优秀率为19.5%；合格课83节，合格率为69.2%；不合格课13节，不合格率占11.3%；有突出教学改革意识的创新课12节，占10.2%，能充分使用电教手段（含录音机、幻灯、电脑课件等）且有教好效果的电教课37节，占32%；此外，有教育观念陈旧落后，教学效率低下的课11节，占9.8%，出现知识传授错误课8节，占6.9%。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我们总结了目前我市小学课堂教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思想正在逐步更新，慢慢开始形成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课堂上少有训斥、批评、挫伤学生的现象，老师们正努力做到尊重学生，鼓励学生，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但是面向全体，尊重差异的学生观在课堂教学中仍没有建立，由于班额人数过多，学习基础参差不齐，一部分学生根本得不到教师的关注，在课堂上没有任何的进步和发展。

⑵、在教学过程中，有不少教师能自觉地进行课堂结构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把教学过程看作师生互动的过程。注意学习方法的渗透，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一些创新课上，有了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趋向。但是，这些教学观的变化更多地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上，没有真正地把新的观念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去。因此，大部分教师的教学仍然是老套套，以讲解为重点，以传授知识为目的，重结论，轻过程。课堂上教师启发不够，学生参与不够，学生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同时，教师缺乏教学机智，对学生反馈注意不够，影响教学效率。

⑶、绝大多数教师教学准备充分，教学方案设计能体现学情与教情。老师们能依据自己熟悉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材具体内容确定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对教材进行有效处理，根据实际恰当安排教学容量和进度，突出重点。

但是，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我们使用的各科教材每年均按新的课程标准作了很大程度的调整、删减、增补，这给我们这些尚未进入课改实验区的教师教学带来很多问题。很多乡镇学校还没有组织教师进行新的课程标准的学习，有的教师根本没见过任教学科的《课标》，见过的也理解不深，这就必然导致教学的盲目性。现行的教材给予了教师很大的创造空间，但农村学校教师课业负担重，对教材钻研不深的现象比较普遍，对教材的处理和知能结构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出现了不了解教学要求，把不准教学目标和学科特点的现象。如学习课文不敢串讲又不知如何感悟？数学习题不能机械练习又不会设计情境训练。

在教学改革的新思潮冲击下，部分教师感觉课堂教学无法定位，不知如何进行教学，这说明部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离新课程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⑷、部分教师有了进行学科间知识渗透的意识，认识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综合能力的重要。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教学条件的简陋，有些课程中安排的综合实践性的教学活动不能落实。美术、音乐、自然等学科的教学无法体现其趣味性、综合性、实践性、创造性的特点，影响学生素质的提高。

(5)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了学习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的重要性。很多教师也很努力地在教学实践中使用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丰富课堂教学方法。本次调查活动中，荷花、集里等办事处的课堂教学评比课，有80%以上教师自制电脑课件、利用音像材料，投影灯片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常规课堂中的现代化教学状况却不容乐观。有近一半的教师反映学校没有现代教学设备，或没有投入使用，或有质量问题。加上使用极复杂，教师的操作能力不强，有了设备，使用率也很低。

2、关于备课

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大多数教师备课重视学情的研究，教学方案的设计讲究科学性、实效性。各学校对教案编写的考查管理均比较明确，很多学校明确规定：“上课必须要有教案，没有教案不能进教室。”从抽查情况分析，95%以上的教师备课认真，教案编写规范、完整，约有60%的教案有教学后记的记载。根据任课教师对教学内容熟悉程度的不同，出现了详案、简案、摘要式编写等多种形式的教案。兼任多门学科的教师，灵活采用了备好“主科”，简写“副科”的方法，既减轻了教师繁重的写教案负担，又达到了备好课的目的。

备课不是抄教案。虽然老师们均有此共识，但我们仍在赤马、镇头、荷花等不同地区看到了同一学科同一课时的完全相同的教案。虽然《常规》中对教案编写有了科学合理的要求，但仍没有改变备课就是抄教案的现实状况。一些教师为了应付检查，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备课的本质，并且单纯依赖教参，不去寻找其他源头活水。从教案抽查中不难看出，教参仍是教师放之四海皆准的备课法宝。很多教师教案写的是一套，上课教的是另一套。把大量时间放在毫无意义的抄教案上。虽然有些好的教案编写得很科学，但操作过程中受条件制约，执教者本身素质限制，教案也很难执行。

3.关于作业布置与批改

随着素质教育不断推进，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工作在我市小学阶段已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通过座谈，走访，查阅材料，我们了解到目前各小学作业批改情况良好。体现在：

①作业量适当。95%的学生认为教师布置的课外家庭作业量不多，练习本大都能在课内完成。

②作业形式灵性多样。过去的那种机械性重复抄写作业减少了，受学生喜爱的实践性、开放性作业增多。

③作业批改认真负责。大部分学校坚持进行每期两次的常规检查，很好地保证了教师批改作业的数量和质量。85%的教师每天都给学生批改作业。尽管老师们感到每天批改作业工作量大，但大部分老师认为每天的批改是必要的，充分体现了多数教师良好的敬业精神。此外，作业批改形式逐渐体现出新的教学思想，作业批改中描述性评价增多，有的学校（如镇头田坪完小）还出现了分层批改、发展评价等真正促进学校发展新形式。

在走访中，我们也了解到部分家长为教师不布置或少布置、不批改或少批改学生作业有看法，担心孩子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同时也因此质疑部分教师的敬业精神。不可否认，有些老师借作业改革之机放松懈怠，没有真正落实好常规教学。许多活动性、实践性的作业，只布置不检查,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没有在这种开放性的作业中得到培养。

三、几点建议

（一）转变观念，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增强责任感

认真执行教学常规是教师的基本职责。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认为自己的常规工作是为了应付检查，是处于一种迫不得已的境地，甚至还有7.9%的教师说如果不要检查教案可能不会备课。备课是教师的职业劳动，有些教师虽然检查时有教案可查，但同样没有备课，其教案是来自于教学参考资料或教案集中，没有经过自己的比较分析、深思熟虑、全盘照抄，以致于进教室后随心所欲另搞一套。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持这种不负责任的常规教学观的教师必将受到淘汰。教师必定要走出封闭、狭隘的视野，在新课程环境下重视塑造自己。新课程将会让教师们认识到：认真执行教学常规的过程就是教师自我发展的过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的角色定位，教学重在如何促进学生“学”的重心转换，将使得教师在常规工作中产生强烈的紧迫感。广大教师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增强责任感。

（二）根据课程改革精神，对教学常规的内容和要求作新的调整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教育一次根本性变革。新的课改观念中将渗透到我们教学常规的每个细小环节中。我市现行使用的《常规》是经过1997年和2001年两次重新修订颁发的。在过去的实践中，《常规》对规范我市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常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市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新的教学需要新的常规。“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所以新的教学常规制定一定要指向学生的发展，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新的常规量化指标和管理条例的制定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教育和管理部门准确把握课改精神，深入了解教学现状，综合课改实施过程中具体问题科学制定，以保证《常规》条款的正确有效。

我们本次调查只是新课程改革实施前的一次“小分队行动”，针对目前教学常规执行状况作以下建议：

⑴、备课

首先要坚持“不备课不得上课”的原则，任何人是任何课都得备课才能进教室授课。其次，要正确理解，处理备课与编写教案的关系。我们要强调备课的内容。备课中心任务应是钻研教材和撰写教学过程，主要精力应放在明确教学目的，理清教材思路，规划教学目标，理清教学流程，创设问题情境，化解教学疑问，促进学生心智发展上。备课是教师个性智慧的结晶。不要机械使用固定教案模式，而要设计符合学科特点、渗透新教学理念、体现个性的教案。要废除假教案，力求多一点实质少一点形式。

⑵、上课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地，是学校工作重点。在执行教学常规中，全体教师要树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成为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应处理好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应大力推进多媒体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在课堂教学中逐步实现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几个转变：重视讲授知识结论转变为重视引导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由重视学生记住现成知识转变为重视引导学生再现和重组知识；由重视书本知识转变为重视让学生联系社会生产、生活实际多角度地考虑问题和灵活地解决问题；由重视单科独进、单个知识点的教学转变为重视学科间和知识之间的综合贯通；由重视统一要求转变为重视学生的差异资源和个性发展。

⑶关于作业布置和批改。提倡练习性的作业在课内完成，课外以活动性、实践性作业为主。作业的设计既突出学科特点，又注意学科综合，培养学生实践运用、操作能力，以及探究、合作、创新意识。作业要求要注意学生个别差异，实行分层练习、分层作业。作业批改与评价注意过程评价，习惯养成，促进学生的发展。批改形式灵活多样，引导学生参与，师评、立评、自评相结合。分数量化与描述性评语相结合。

（三）、改革教学常规管理督查的方式方法

常规工作的管理以学校为主。教学常规管理是学校管理的基础工程。学校要实现科学有效的常规管理，一方面要重视常规管理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学校要营造开放，宽容的氛围，促进教师进行创造性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各学校要根据本校教学实际出发，在常规教学管理上形成特色。要充分尊重教师，对敢于打破常规，有教强改革意识并注意实效的教师，实行免检、奖励。总之，要用有创造性的管理机制保证教学常规活动的生命活力。

中心学校要加强对教学常规工作的督查，加强对教学常规工作新的发展的指导。一般采取不定期抽查。抽查的项目重在上课、备课、辅导与作业批改，抽查的形式以听课、走访学生为主。学校检查与中心学校抽查的情况要及时通报、反馈，真正起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此外，教研员在下基层开展教研活动的同时，要随时了解、督查教学常规工作的落实情况，并及时发现教学常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对被督查教师的常规工作作出客观的评价并通报学校。

第6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上述情报事业的经济化发展演进路向相对应的则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顺应形势发展针对实践需要而不断向前深入推进。

2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回顾

最初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与情报检索的评价研究相联系的，即主要是评价情报检索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商品化、情报的价值与价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与情报事业的经济管理也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主要议题，再接着是情报市场、情报（检索）产业、情报事业的经济发展及其宏观经济研究等领域，直至最后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关注整个情报经济现象，使有关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统化了的“情报经济学”的产生。情报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标志是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性的情报经济学年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报经济学已初具雏形，与情报研究学、情报检索学、情报咨询学、情报管理学等一道成为了情报学众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学科。理论界就认为包括情报经济学在内的共计11门具体的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情报学的整个分支学科体系[8]。对于情报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国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分析、情报的价格、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情报传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报价值的实例分析、情报和生产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以及情报服务的增值过程、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等9个领域[9]，而国内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情报价值的研究、情报商品属性的研究、情报产业的研究、情报市场的研究、情报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研究、情报效益的研究、情报成本与价格的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的研究、情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情报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10个方面[10]。但通常我们一般将情报经济学研究归纳为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这4个方面，围绕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阶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证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也更加明显地表明了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化特征与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报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更为宽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研究从围绕某一主题零散地开展研究，如情报的经济问题[12][13]、情报市场[14][15]、情报产业[16]、情报商品[17]等等，发展到体系化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如相应地正式出现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作[18]（以上举例均指国内的研究情况，不涉及国外的情况，以下举例与此相同），这是一次飞跃。现在又由情报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发展到站在信息这样一个新高度，在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更为宽阔的视野内系统化地研究情报经济学[19]，则又是一次飞跃。在实践工作中，“情报”与“信息”是难以绝对区分开的，而“情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信息，一种情报信息，因此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到“信息经济学”中进行研究，这表明了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向前推进与发展。情报经济学在信息 经济学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地讲，就是信息经济学是以一切有关信息转换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而情报经济学则仅仅只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与情报传输系统的经济研究”[20]，或者说，仅仅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当前情报经济学已经很少单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将它纳入或者说融入信息经济学中，以信息经济为对象予以研究。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曾经流行于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经济学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由于两门学科共一个英文学名因而在学术界造成的学科分类混乱现象[2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情报经济学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存在的事实，二者不是同一学科[23]。实际上，情报经济学的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作为其上位类学科的信息经济学的影响，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时促使情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断得以拓展和创新。对于由情报经济学拓展演化而来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经济行为中的信息活动、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社会信息化这5个方面对信息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描绘了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的新景观，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信息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信息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色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则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味道了”[24]。总的说来，20世纪情报学视野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其涉足领域主要围绕着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营销、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效益、信息投资、信息工作经济管理、宏观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信息经纪人等主题而深入展开[25][26]。

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所取得的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特点，在于它随着所处社会经济这个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所运用、移植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实践取向随着经济学自身发展而得以发展。还是以国内研究为例。大致地说，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烙印，而随着上述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这可以从诸如《论计划经济下的竞争情报》[27]、《市场经济与情报信息工作》[28]这一类学术论文的文题及其内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们国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报事业，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因而理论界严格遵循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学情报不是商品”[29]，而不将情报当作商品，认为社会应无偿使用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整个情报机构属于非经济性、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情报开始商品化，情报理论界及其实践体现——情报机构与情报事业也相应发生转变，于是乎曾经作为计划经济棋盘中一个棋子的情报机构也开始相应地进行情报体制改革，使之转型为作为市场经济大家庭一员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30]。再如，即使同样是探讨“情报经营”的论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也会明显地发现有的烙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痕迹[31]，而有的则烙着“市场经济”的痕迹[32]。

3　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展望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在早期还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借鉴当时流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制等经济实践模式，作为其研究基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而研究所用的经济学范多也还是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阶段模式[33]。但是随着经济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运用的经济学概念、方法，以及基础原理，甚至是“范式”、整个的理论体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情报（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为例。信息商品的定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情报理论界与实践界。总的来看，有关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34]、效用价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35][36]、价值决定论（价值价格论）[37]。前面的两种观点尽管很早就同价值决定论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处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与束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整体上说国内情报学界对前两种观点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而对价值决定论则持肯定或者说维护的态度。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为“圣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经济学界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内情报学界对于情报（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问题也采取了与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论观点是“劳动价值论是信息商品价格的理论基础”[38]，而对其它观点横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借鉴其它观点进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信息商品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非重复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事实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价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既是信息商品的价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39]。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价值决定论与效用决定者进行“折衷”，其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依然还是属于价值决定论范畴，其实质是在价值决定论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与改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建立，一批充分体现上述精神与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40][41]。可以说，这些认识在改变国内经济学界原有的旧观念的同时，正在日益成为理论界新的主流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情报学界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主流地位的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信息商品价格基础的这一观点予以重新的审视，这一迹象早在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要不要捍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 显露，如文献[42]就从价值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规律出发，通过论证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所面临的危机和价值决定论对信息市场的种种误导，明确地对长期处在“话语霸权”状态的信息商品价值决定论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价格市场决定论，以此来取代长时期在情报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流行一时的信息商品价格价值决定论。

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发展会推动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之外，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也极大地促进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目前，随着国内较以前更加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引进，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是前沿理论被引入到情报学的研究中来，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发展趋势。例如，运用从经济学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市场营销理论来竞争情报研究[43]；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来从事竞争情报研究[44]和（情报）信息服务模式研究[45]；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另一热点理论——流程再造理论来审视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工作[46]。又如，引入当前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委托－理论”对情报（信息）经纪业进行了深入探讨[4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情报学研究中对于博奕论理论的引进。自从1994年三位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荣获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博奕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有研究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前沿，将博弈论引入了竞争情报研究[48]。更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中研究的信息其实质就是情报学意义上的‘竞争情报’”，“经济学（特别是引入博弈论后的经济学）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竞争情报的作用方式”，通过介绍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里的“库诺特”（古诺）模型在引入博弈论后的几种演变模型，对竞争情报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博奕论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加强竞争情报研究中的情报分析手段[49]。此外，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竞争理论也与竞争情报研究联系了起来[50]，在竞争情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竞争情报理论体系，从而为竞争情报实践提供高水准的理论与操作指导，已经成为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与此同时，将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学纳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在走向21世纪之际也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这种发展与突破主要是沿着以下3条主线进行的：

(1)第一条主线是有关信息资源、信息经济等的基础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以前有了突破，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情报或者说情报资源，作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被纳入到信息资源这样一个层次更高、视野更为广阔的范围加以审视和研究。围绕信息资源的系列经济学考查自然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研究的早期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特征被认为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类需求性、稀缺性、使用方向的可选择性等这3种所有经济资源都共同具有的一般经济学特征，和共享性、生产中的不可分性、使用中的不可分性、不同一性、驾驭性等这5种只有其自身才具有而其它经济资源所无法替代的特殊经济学特征[51]。而现在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被认为是稀缺性、预算约束性、边际性、外部性和非竞争性等，除此之外，信息资源作为一种无形资源还具有作为人类开发利用有形资源的中介、提高有形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减少其消耗、一定程度上替代有形的物质资源、拓展人类可利用的有形资源的范围、创造新的物质资源等重要经济功能[52]。两者加以比较，当前对于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无疑较以往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除经济学特征之外，信息资源的经济学配置问题也是近年来该角度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突破领域。毫无疑问，信息资源的配置是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53]，早期这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侧重于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具体问题与方法的操作层面进行分析，如信息资源配置的质量问题[54]、信息资源的区际配置[55]、信息网络（信息资源）的区位整合[56]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帕累托最优”理论被引入信息资源的配置研究中，当信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我们则认为此时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具体地表现为信息生产、信息市场与信息产业三方面在经济效率上具有着有效性[57]。然而，运用帕累托最优分析资源配置，其前提是所配置的资源必须是实物形态的资源，它们只能“替代”而不能同时空“共享”。而信息资源不具备物质资源那样的时空惟一性特点，将帕累托最优理论用于分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或者说配置效率时，必然存在着先天缺陷。因此，理论研究的缜密性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地探讨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58]。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时，必须将知识产权要素纳入进来作为一个经济参数予以考虑。信息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其实质意义也就在于信息资源做到了充分共享，使信息内容取得了时空分布的社会效用最大化。随着研究的向前发展，所有用户对某一公共物品的收益之和即资源共享的“联合收益”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被引入了信息资源的共享研究领域[59]，这是当前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得以继续向前深入发展的一个新亮点与突破口。2001年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所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研究”获得批准立项，有关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联合收益”及其成本测定研究已经同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的测评指标及模形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及对策研究一道被视作是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而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三大难题[60]。另外，由于信息资源配置具有“公共性”等，因此，信息资源配置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进行“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市场的同时也会产生“政府失灵”。这样有关信息市场失灵与相应的政府干预，以及如何防范由此带来的政府失灵，而建立有效的政府干预机制，并使市场与政府干预手段有效地相结合等研究成为了当前信息资源的经济配置研究中的又一大突破口和又一新的闪亮点。[61][62]。

除上述信息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之外，情报学界在跨入21世纪之际对有关信息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同样取得了新的进展。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外部性、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垄断、不完全信息以及产权等理论先后被引入信息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研究之中，如运用外部性理论研究和考查信息生产与信息服务[63]、运用产权理论，从产权的角度审视信息服务活动[64]等。而有关这一方面的探索在国内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翻译的《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详尽的反映[65]。

(2)第二条主线就是沿着从情报经济到信息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这条逻辑思路演进。自从1996年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专题报告中提出“知识经济”以来，知识经济成为了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国内情报学界早前对“情报经济”，而后是对“信息经济”的热烈探讨与关注也随之转移到了“知识经济”身上。一时间对知识经济本身的 理论探讨，和有关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两者的关系与比较研究成为了情报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研究者就从情报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例如，有研究者就从与情报学密切相关的“信息学”与“知识学”，以及经济学、资源学这四个角度对知识经济进行了探讨，对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66]。而从情报学角度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是层出不穷，如文献[67][68][69][70][71]。至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的关系，信息经济不家乌家培将已发表的众多论文中的观点归纳成以下四种类型关系：实同名异、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实异名异，指出这四种关系中前两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而后两种难以成立，不尽正确[72]。毫无疑问，乌家培先生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经济”[73]，信息经济向前发展便会是知识经济。对于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这种演进发展及其内在实质联系与相互差异，国内著名情报学家马费成教授特意以“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为题名，撰文予以了深入的探讨[74]。我们知道，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由于随后被纳入信息经济的范畴而在当前变得销声匿迹，而信息经济又是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情报经济与知识经济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之间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某种内在联系和逻辑演进的。对此，乌家培先生给予了肯定，明确指出：“前几年，国内把情报经济学改称为信息经济学，其实情报经济学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学”[75]。

(3)第三条主线是向着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的方向演进。电子商务被视作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信息经济核心”[76]，这种将电子商务作为信息经济的新发展，而纳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的做法，较之将电子商务仅仅视作是一种“新型商务手段”[77]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网络经济的核心，因此对网络经济的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大力拓展的又一新领域，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所做的“信息经济学”讲座中就专门以“因特网发展的经济分析”为题对网络经济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78]。还有研究者对两者的内在实质联系进行了探讨，从而得出了：“网络经济效应”是21世纪信息经济增长的主体效应的结论[79]。除此之外，基于拥塞理论的网络定价研究[80]、网络站点信息服务的经济学分析，如成本收益分析[81]等等也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界对网络经济进行研究所到得的阶段性成果。至此，我们如果将上述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向前演进发展的后二条主线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就会不难发现有关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三者的研究[82]很明显已经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在了当前的情报学教育，尤其是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对此南开大学的王知津教授就作了有关的实证分析研究。王知津教授为了分析和研究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收集和查阅了包括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在内的28个情报学硕士点的招生目录，通过将各硕士点单位所设置的研究方向与教学课程合并归类>！研究生教育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趋势。在王知津教授的实证研究中，有关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重要的理论类研究方向，这反映在整个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上就是其强烈地面向经济趋势[83]。总的来讲，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势头是好的。随着20世纪末“昙花一现”的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给情报学研究带来了启示，以及加入WTO为国内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必将会在这块领域于不远的将来获得新的更大突破。

收稿日期：200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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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一、问题提出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飞快发展，高科技电子家电产品也越来越多。面对五花八门的家电产品，大部分家庭往往一应俱全，致使人们用眼时间越来越多，逐渐出现实力下降的状况，这在小学生中反映最为强烈。这次，我们就对班里同学近视的情况做了简单的调查与分析。

二、研究方法　我们组成员通过上网搜集资料、读书查询了解了相关知识，制作了调查表格，对本班同学一一进行了实际调查，并对近视同学与视力正常同学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

三、调查资料统计

调查内容近视同学不近视同学

读书时间每天3小时左右每天2小时左右

玩电脑时间每天30—60分钟每天10—30分钟

看电视时间每天1—2小时每天30分钟左右

爱吃什么肉类、油炸食品水果、蔬菜

是否挑食挑食不挑食

是否眼痛有时眼痛从不

其他用眼时间每天3小时左右每天2小时左右

左眼视力4．2——4.85．0——5.2

右眼视力4．3——4.95．0——5.2

四、结论

经统计分析发现，近视的同学大部分都出现眼痛的症状，有的还影响了学习。分析发现，用眼时间过长会导致视力下降；同学们的近视状况与饮食有很大关系，近视同学大部分挑食，视力正常同学大部分不挑食。多吃水果蔬菜，有利于保护视力。

经过这次调查，我们为同学们提几点建议：

1、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

2、每天用眼时间不要过长。

第8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图书情报；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生院；北卡罗来那大学信息与图书馆学学院

〔Abstract〕Combined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big data，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GSLIS and SILS which are the two of the worlds top LIS schools from training objectives，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curriculum with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Based on this，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alents.It also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training model should learn from GSLIS and SILS in concept，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This paper has reference value to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high level talents training and reform the 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Key word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talents training；curriculum；GSLIS；SILS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有效获取信息并加以利用成为图书情报领域面临的新问题，同时也对我国图书情报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给传统的图书情报（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以下简称LIS）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2]。因此，我国图情领域应该开拓国际化视野，与国外同类学科高水平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教学组织形式等进行比较，找出差距，借鉴和学习国外知名院校在图书情报人才培养中的经验和做法[3]，以增强本学科建设与时展的适应性。这对提高我国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针对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5]，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Mammo认为，继续调整教学方案以满足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并且拓展学术与职业双维度教育是图书情报学科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6]；Combes等人认为，教学程序国际化、信息与通讯技术相关课程的结合以及信息素养课程的开设正在促进LIS教育的转型；陈传夫教授认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设立，其目的在于促进图书情报专业队伍的建设，弥补目前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学术型硕士学位人才培养中的不足，发展面向实践的应用型硕士教育，并且要面向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所需的职业核心能力[8]。卢小宾教授认为，图书情报人才应该具备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图书情报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是适应社会信息化和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9]。柯平教授认为，要实现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必须坚持3个导向，即需求导向、能力导向和质量导向[0]。

笔者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University of Illinois，GSLIS）、北卡罗来纳大学信息与图书馆学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SILS）为例，对其在大数据背景下的课程体系设置、人才培养方式等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分析两所院校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情报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找出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生人才培养改革及创新建设的思路。

新的信息环境给图书馆学情报学（LIS）教育带来了挑战，也加强了不同学院间的交流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多所大学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学院院长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即“iSchool联盟”的起源]。进入21世纪后，iSchool联盟每年召开iConference会议探讨学科重点话题，对图书情报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iSchool联盟院校代表了图情学科的世界最高水平。因此，国内外学者针对iSchool联盟院校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iSchool联盟院校的图书情报研究生培养模式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通过对iSchool成员学科专业设置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联盟成员学校的图书情报学等信息学科与其相关学科存在学科整合的现状[3]；在图书情报研究生培养的传统信息检索课程设置上，iSchool成员院校体现教学层次清晰，强化知识积累，突出理论与前沿，强调以人为中心并关注用户信息需求的特点[4]。iSchool尝试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讨信息技术与方法，加强信息、技术和人三大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5]，美国雪城大学的教学工作由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所指导，即“通过信息扩展人类能力，改造个体、组织和社会――信息技术和管理过程是方法而不是终点”]。iSchool的欧洲成员院校方面，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比较有代表性，学院将所有的课程分为5个等级供不同类型的学生选择，课程设置合理，并且针对硕士研究生提供专业学位和研究学位两类教育模式，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中辅以就业指导教育，拓展综合全面的人才培养模式[6]。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学院内部研究人员与外部研究机构和人员加强合作，并且鼓励学生进行探究型学习和实践项目。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iSchool联盟院校的图书情报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但现有的研究基本都是站在学科发展角度进行的分析，结合大数据相关背景，通过分析国外顶尖学府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大数据背景下的图情人才培养提出解决方案的研究相对较少。

GSLIS和SILS图书情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研究样本选择

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生院（以下简称GSLIS）和北卡罗来那大学信息与图书馆学学院（以下简称GSLIS）在美国乃至全球图书情报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是iSchool联盟[8]成员院校，多年来两所院校在图情领域教学与研究水平处于伯仲之间，USNews & World Report 2015年美国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排名[9]将之列为全美第一与第二名。笔者通过网络调查，研究目标院校的官方网站，收集其图书情报学科教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20]等方面的相关信息。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其特征，最后综合所收集的资料及分析结果得出研究结论，见表1。调查时间为2016年4月。

2.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3.培养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开发新技术的技能。从信息理论基础课程的设置上可以看出，GSLIS和SILS两所院校重视对学生理论基础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覆盖范围较广，并且课程设置紧跟学科发展前沿，体现大数据背景下理论与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两所院校设有博物馆信息学、社区信息学、目录学、卫生信息学、档案管理概论、珍本馆藏原理、信息科学基础等课程，广泛开展图情学科传统应用领域的理论基础教学；并且设有网络信息系统概论、数据库概论、LIS技术概论、数据管理基础、大数据和NoSQL概论、编程信息应用基础等课程，开展信息技术理论教学，体现大数据背景下，图情领域理论与技术结合发展的时代特点，见表。

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课程是图情领域人才培养的重点与难点课程，也是大数据背景下提升图情领域专业人员应对挑战能力的重要手段。从两所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数据分析与处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库、文本挖掘等信息技术是图情学科人才必须掌握的基础信息技能；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云计算、分布式系统与管理、信息可视化等课程也应运而生，能够提升学生对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利用的能力；并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数据库、移动网络等也成为大数据背景下图情学科人才必须熟知的领域，见表3。这些均体现了图情学科在大数据背景下紧跟信息技术发展前沿，不断调整课程结构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对图情人才需求变化的情况。

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

作为应用学科，图情学科以利用信息资源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相应问题，满足人类信息需求为发展目标之一，因此，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类课程是图情学科的传统重点课程。GSLIS设有青年文学与资源、青年信息图书资源、图书馆信息与社会、艺术与人文信息资源服务、漫画：启发儿童和成人读者等课程，强调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展开相应的信息服务；设有信息资源保护、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手稿、圣经复兴等课程，注重对信息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利用。SILS设有健康科学信息、电子健康档案、FYS-智能城市、多元社会青年服务等课程，强调结合不同应用领域展开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两所院校均设有信息咨询、商务信息类课程，体现了信息资源服务的社会属性，见表4。

4信息管理

除了知识教授类型的课程，两所院校的教学还注重学生的独立学习与自主参与能力，讨论会议课程和实践类课程的设置成为其重要特点，两所院校均以研讨会、自主学习、实习调查等形式作为学生独立学习的方式，并以学分的形式做出硬性规定，强化了实践类课程的执行性，见表9。

3对我国图书情报人才培养的启示

思维与视角

相比于国外院校的教学理念与人才培养目标，我国图书情报领域高水平人才教育对于多元化思维和服务性视角的培养不够突出。随着社会对于图书情报学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仅仅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大数据时代，不仅要求图书情报领域人才掌握必要的数据与信息处理方法，更应明白如何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具体工作中，服务社会。对比国内外图书情报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理念和知识结构的设定，国外院校除了要求学生掌握系统理论和基本技能之外，更多的是强调对多元化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实际应用能力等软实力的培养，它要求毕业生能够应用专业思维方式、理论和实践经验，解决在可能的情况下所面临的专业性问题。另一方面，国外院校立足高远，以全球化视野为出发点，以社会责任为落脚点，根据各自的学生培养目标与教学理念，对自身的教学组织方式和考核方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培养出更适应当前大数据时代的乐于为社会服务且具有国际化眼界的学生。个性化思维方式和社会责任意识等的培养，是高水平人才走出校园后能够在学科领域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要求国内院校及时调整人才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进而完善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考核方式，开拓国际化视野，与国外同类学科的高水平大学进行比较，找出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理念差距、实践差距，学习和借鉴国外知名院校在图书情报人才培养中的经验和做法，以增强本学科建设与时展的适应性，对提高我国当前图书情报学科研究生教育质量，推进高水平课程体系和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建设，加快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课程设置

GSLIS与SILS的课程设置与时展联系紧密，对信息技术发展的敏感性强。大数据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们所面对的数据和信息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处理和分析。因此，对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也就对图书情报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挑战。以往的课程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必须以当下社会需求为导向，对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课程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GSLIS与SILS的课程设置的特点值得我国图书情报相关学院与机构学习，应该在重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开设涉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方面的应用型课程，使得研究生的知识结构体系与当前时展相匹配，学习到的专业技能真正能够做到应用于实际，服务于社会。随着高校教育的不断深化，人们对课程知识性教育作用以外的隐性作用关注程度逐渐增加。学生对于专业的掌握程度除了要站在扎实的显性知识的基础上之外，更重要的是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认知、熏陶以及磨砺。国外大学小组研究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认知，以团队为整体，在思想的融合中不断熏陶专业思维，值得我国图情领域学习借鉴。

33实践环节

国内外图书情报专业院校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选拔优秀学生、在竞争中提高教学整体水平。但国内院校注重考试成绩，这种评价方式限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忽视了个体的个性化，忽视了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能力作为高水平人才评价标准的作用，容易导致部分学生丧失信心与兴趣。目前相关学者普遍认为，评价学习的结果应该是为了反馈与调控，因此，注重对过程的评价比注重对结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意义。相比之下，国外学校的教学评价在实践环节所占比重较大，在评价依据上更为多样和全面，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教学评价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来更好的适应大数据时代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需求。

国内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是由教师教授课程核心理论内容，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课后以教材为中心，学生完成作业作为巩固，模式较为贫乏单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思维，降低了知识的吸收程度。而且国内高校教育缺少相关的专业活动，在学科文化氛围上缺少活力，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培养学生专业化的思维方式。

图书情报专业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然需要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作支撑，而这一点GSLIS与SILS的优越性体现的较为明显：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增加自主学习、研讨会、实践调查的比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思考能力，帮助活跃课堂气氛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并且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创新性。GSLIS与SILS提倡学生利用专业知识，在具体的环境下计划、实施、评估信息服务，以满足不同信息用户的需求。由此，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中，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局限，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将实践技能大大提高。

实践课程的优化帮助GSLIS与SILS的学生展示了理论知识，锻炼了在特定主题研究上的整合能力、实践过程中对于抽象概念的合成、分析和整合能力，以及组织信息的能力。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参考相关文献支撑自己从某个角度出发所得的观点，使学生将所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基础知识和理论的认识和掌握；学生在实践中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分析实际的案例和问题，利用专业知识，在具体的环境中计划、实施、评估信息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提高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9篇：情报学研究范文

一、课题准备与启动阶段情况

为了更好地开展《高中英语参与式教学设计研究》课题的研究，自申报课题开始，课题组就开始积极查阅、收集相关资料，学习相关理论，制定了课题研究方案。这一阶段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课题研究实施阶段情况

（一）做好开题论证、明确研究内容

2月21日下午，工作站召开了关于《高中英语参与式教学设计研究》课题开题会议。在开题会议上，课题主持人陈述了课题开题报告，对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与步骤、研究分工和预期研究目标及课题研究保障条件等进行深入细致的介绍。学校领导及课题专家与课题组成员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对课题实施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进行评议，并对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指导。学校领导对课题组课题的研究表示了高度的支持，期望课题组能把课题研究工作搞得扎实有效，并拿出研究成果推进我校的英语课堂教学改革。

（二）抓好文献研究，提升理论水平

在2月中旬到3月初，课题研究处于文献研读阶段，课题组对本课题研究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文献资料作了进一步的学习。所有成员积极参与，并及时撰写了文献研读心得体会。通过本阶段的学习，我们对课题研究的内容与方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高中英语参与式教学设计研究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得知传统教学设计存在着弊端。传统教学设计形式过于单一化，机械化，无法适应教学现实的丰富性与动态性，不利于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需求；不利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也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即便在课堂上，学生能够在教师营造的教学氛围中积极地“表演”，那也只不过是一种“被动的参与”。

然而，参与式教学设计则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特点。参与式教学设计具有独特的学习观。这种教学设计的理念提倡学生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参与到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活动的设计。这个过程本身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强学习的动力。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学习过程不再是学生去接受他人提前预设的、选取的、传授知识的过程。其次，参与式教学设计提供了独特的教学设计思路，改变了传统教学设计由教师独自进行设计的观念。它着眼于学生多样化需求的个性化设计，真正实现面向学生、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教师倾听学生的声音，在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教师能有效生成适合学生个性特点的教学方案，从而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同时，参与式教学设计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师生对话”，为实现真正的“师生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种对话与协商能创设出师生相互信任、尊重的氛围。通过参与到教学设计来，学生中对教师的教学构想和意图会更加理解，而且教师也能更加清楚学生的个性需求。这种氛围，有利于师生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本阶段扎实的理论研究提高了课题组教师开展与推进课题研究的信心，也为后期的高中英语参与式教学设计模式构建及运用研究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三）立足课堂实践，有序推进模式构建

为了能有序推进高中英语不同课型教学的参与式教学设计模式研究工作，课题组积极开展了基于课堂实践的参与式教学设计活动，并进行定期交流以了解研究的动态信息，对参与式教学设计的模式作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本阶段，我们开展了高中复习课、听说课、阅读课、语法课和写作课的课题实验课。每次上课前，课题组针对课型特点与学生情况确定具有特色的参与式教学设计模式方案，并认真研讨。上课教师根据集体研讨的方案，进行个性化备课之后，组织学生执行参与教学设计方案，并做出评价与反馈。上完课后，课题组对参与式教学设计模式进行分析、评议与优化。每次活动后，成员都及时撰写了活动感悟和改进意见。

扎实有效的课题实践研究活动逐步提高教师了的教学水平、更新了教学设计理念、优化了教学设计模式，促进了教师成长。目前高中英语不同课型的参与式模式初步成形，但还需在后一阶段的实践运用中继续完善与改进。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