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3－157－02

一、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的需求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更多的报酬，而资方则期望以最小的劳动力成本来达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值，这就使得劳资双方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纠纷，并最终影响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劳资纠纷更加凸显。如2009年，法国工会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参与人数达250万之众。此外，希腊、葡萄牙等国家近两年都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这种庞大的劳动纠纷案例为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的建设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从而使得整个资源库的建设有了可能。

实际上，当前，对于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的需求已经变得异常的迫切，这表现在规模庞大的学生就业群体、就业大军以及企业家群体都需要有完善的教育资源库来为他们提供参考，以便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应对各类纠纷。

1.庞大的待就业学生群体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

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这些学生未来必定要走向劳动力市场，因此，了解劳动纠纷问题产生的本质，发生劳动纠纷时如何进行处理等都应该成为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009年，我国普通本专科生、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分别达到21446570人、21951663人，毕业生人数分别达到5311023人、6251904人，规模相当庞大。但这两类人才大多社会经验缺乏，急需劳资纠纷这类教育资源库来帮助他们了解劳资纠纷的现实情况，以帮助其成长。此外，还有研究生、成人本专科生、网络本专科生、高中阶段教育生等，这些学生同样也是劳资纠纷教育资源库的使用者。

2.规模庞大的劳动者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就业人数不断增多，2009年达到了77995万人，如此庞大的就业大军，在面对劳资纠纷时如何维护他们的利益，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为他们提供案例指导。特别是，我国当前就业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大量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法律教育的劳动力，因此，在工作过程中，面对资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以及过低的薪酬，劳动者都可能束手无策，甚至只能被动地接受自身的利益被侵犯的事实而不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建设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能够让这些劳动者有学习的载体，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处理劳动纠纷。因此，一旦能有效地提供资源库供给，他们也会成为使用者。

3.数量众多的资方需要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

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大量的企业兴起。目前中国中小法人企业数量超过1000万户，占到企业总数的99％，其中30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95.8％。这类中小型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家族式企业，其管理者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劳资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对相关法律不甚熟悉，也没有实力单独聘请法律顾问，这就使得他们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缺乏理论指导，个别条款可能会与现行的法律相违背。建设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集中研究与劳动者有关的案例、法规，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法律条款，从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二、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的实现路径

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的建设，主要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技术上要能够达到资源库使用的要求，二是在内容上应该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1.技术的成熟性使得资源库建设变得可行

技术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发展，数据库技术也变得成熟起来，各种类型的资源库已获得广泛的运用，如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等。因此，从技术上，可以采取外包等形式，直接将将整个数据库系统的建设承包给相应的软件开发商。这种技术处理还使得数据库的维护变得更加简单，建设单位只需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整个系统进行日常的维护，而重大问题可以依托专业公司来进行处理，从而降低整体运营成本。

总体来看，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的建设，必须达到能帮助管理员对各类信息进行便捷的处理和更新，帮助用户进行快捷的检索，并且要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以帮助用户进行信息筛选和进行简单的判断等目标。此外，整个系统还必须能方便地进行扩容，以及在异地设立子站点，以提升访问的速度。

2.素材组织的多方性使得资源库建设变得可行

在我国，不仅有大量专门从事市场信息搜集的从业人员，还有咨询公司，高校教师等也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实际上，在资源库建设之初，建设单位要组织编写整个资源库的逻辑框架图，并向劳动者、学生以及专家广泛征询意见，特别要注意与资源库程序编写的技术人员进行沟通协调，以保证技术上的可行性、操作上的便利性。在资源库建设的初始时期，可以依托大量的市场中介公司来进行案例的收集和资料的整理，为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基本的素材。然后，可以依托咨询公司、高校教师以及社会研究机构对劳动纠纷的常见形态进行分类，研究整个劳动纠纷资源库中资料的具体归类存档，以保证使用者能方便快捷地进行查询。最后，将前期调研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并由专家对资料进行详细的说明，特别是对一些典型的案例、劳动过程中存在争议之处以及法律对争议的处理的说明，以此来提高资源库的应有价值。

3.资金筹措的多渠道使得资源库的建设变得可行

劳动纠纷资源库的建设，具有公益性等社会职能，因此，可以采取多方筹资的方式来保证资金的供给。首先，可以争取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的拨款。当前，国家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划拨了大量的资金推动相关的工作。劳动纠纷资源库的建设，可以争取这类资金的支持。其次，可以争取社会资金的支持。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公益事业的赞助力度也不断加大，这就使得劳动纠纷资源库的建设可以向社会基金筹集部分资金。此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以作为劳动纠纷资源库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当前，不仅五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范围不断扩大，一些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对于放贷条件更是相对宽松，只要教育资源库能实现赢利，并作出相应的抵押，资金的来源将变得相对广阔。

三、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建设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1.推广运用问题

劳动纠纷资源库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广运用。要实现这个刚示，首先要做好推广方案，要选择目标群体进行试运营，以检验是否达到设计目标，并对试运营的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试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对资源库进行修改；其次，要实施品牌经营策略，通过广告的方式对劳动纠纷资源库进行推广，并根据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以提高整个资源库的使用率；再次，要解决好用户信息保密等问题。由于劳动纠纷资源库的使用者是网络用户，这就要求整个系统必须处于一种保密状态，不能泄漏使用者信息，以保护使用人权利。如果资源库采取付费有偿使用的方式，则还需采取有效手段保证资金账户的安全，并建立网络支付等付费方式，以达到彻底信息化的目标。

2.动态更新问题

开发高质量的、全面的、使用方便的劳动纠纷教育资源库，需要相当高的成本，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其使用价值，延长其生命周期，从而降低单位时间内的运营成本。保持内容的动态更新是延长资源库生命周期的有效办法。首先，要建立质量评价机制，根据用户的使用评价、访问记录等对资源库的现实水平作出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资源库进行改进。其次，要保持内容的动态更新，要根据劳动纠纷出现的新情况，面临的新问题，以典型案例等形式予以分析，并及时添加到资源库中。此外，对于原有的知识、案例，也要不断地进行更换，以增强使用者的新鲜感。最后，要对资源库本身的运行界面等进行更新。根据最新计算机技术，基于不断提升访问速度、美观程度和使用的便捷性，对资源库进行更新和维护。

第2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江西；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G527

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口素质、提高收入的有效举措。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制约农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的人口素质，在向教育追加的投资有较高的收益率的意义上说，更多的教育的价值是大的。①江西是个农业大省，教育的发展是破解农民收入瓶颈、发展农村经济乃至全省经济的关键。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的是某一人口群体的受教育状况，因此，采用量化指标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探讨教育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江西省农村人口及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分析

农村人口是指按照户籍管理制度划定为农业户口的全部人口。截至2009年，江西省农村人口为2518.35万人，占总人口的56.82%，其中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68.5%。如表1所示，2000 ―2009年全省农村人口数量虽然呈下降趋势，但所占总人口比例仍然在半数以上。

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为优势人力资源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须依靠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教育的直接效应体现是农民的文化程度，其量化指标为人均受教育年限。从表2可以看出，在江西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仍然占很大的比重，而中专、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非常小。从文化程度构成比例变化趋势分析，文盲或半文盲、小学程度的比例逐年递减，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文化程度的比例逐年递增，但是增加的幅度都很小。

根据现行学制年数，计算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公式如下：

公式中Pi为具有i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Ei为具有i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受教育年数系数，i可根据我国的学制确定②，文盲、半文盲为1年，小学文化程度为6年，初中文化程度为9年，高中为12年，中专为12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16年。计算得2000―2009年江西省农村劳动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77、7.82、7.84、7.91、7.91、7.99、8.24、8.33、8.37、8.42年。可以看出，江西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初中程度的比重不断增大。然而，从总体上说，江西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年数偏低，2009年仅达到8.42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9.38年。③

二、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9年的156.5元增加到2009年的5075元，平均每年增加约一倍，然而农民收入增幅趋缓已是不争的事实。农民收入的增长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种植环境、自然资源条件、农业产出、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城镇化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以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提高农民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此外，现展理论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力资源质量的最重要的方法，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是决定其收入多少的重要因素。④表3反映了2009年江西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文化构成、人均受教育年限及人均纯收入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受教育年限与其收入基本保持一致变动，可见教育在推动农民增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根据《2007年江西统计年鉴》，2006年江西农民人均收入按纯收入5等份（最低收入、低收入、中间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分组的农村住户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显示，5个等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72、7.92、7.97、8.12、8.26年。可以看出，收入的高低与受教育年限明显相关，即收入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高。

为了更加显著地反映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拟以“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自变量x，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y，为了减少异常点的影响，本文选取1991―2009年截面数据（表4），建立一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以y为纵轴，x为横轴绘制散点图，发现x和y之间有明显的线性回归趋势，因此可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β0+β1x+ε，其中ε为随机干扰项。

运用PASW Statistics（SPSS18.0），计算结果如下：

y=-10915.9048 + 1765.7072x

t=（-7.6952）（9.4384）

p=（0.0001） （0.0001）

R2=0.847741R=0.920729

由计算结果可知，判决系数达0.847741，表明“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信息的84.7741%，也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很好。常数项和自变量的t值在5%水平有显著的影响，P值均为0.0001，均小于0.05，表明模型有统计意义。由回归方程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765.7072元。

三、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关系分析

根据统计年鉴资料，农民收入构成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类。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教育、提高农民受教育年限会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教育提高了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或改变其从事不同行业的就业动机，以致劳动力配置发生变化，最终使得收入结构产生变化。⑤2000―2009年江西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纯收入及其构成如表5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即靠出卖劳动获得的收入提高明显，这与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导致的农民信息获取能力、流动能力、生产能力提高有着一定的联系。再比较2009年与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各项构成，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第一产业收入的贡献明显。但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收入的贡献并不突出，并且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第一产业收入波动性较大。因此，通过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整体特征和收入构成的变化，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要稳定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第一产业收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收入。而根据农业的发展方向和第二、三产业的特点,农民必须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四、结论及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农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农民收入、收入结构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巩固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合理确定普通农村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加大农村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村后备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使得农民有较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其次，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职业教育资源，针对性地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参与合理的产业。一方面，要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另一方面，要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其素质和就业能力。根据不同情况开展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

注释：

① 西奥多•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② 刘巍.“人均受教育年限”三种计算方法的比较 [J]. 北京统计，2003(6).

③ 蔡.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④ 罗良针，张莹.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J]. 企业经济，2005(1）.

⑤ 傅磊. 农民受教育水平与收入关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参考文献：

[1] 西奥多•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刘巍.“人均受教育年限”三种计算方法的比较 [J]. 北京统计，2003(6).

[3] 蔡.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0）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罗良针，张莹.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 企业经济，2005(1）.

[5] 傅磊. 农民受教育水平与收入关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6] 张优智. 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约束与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2).

第3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教育；经济增长；贡献

对于教育对国家宏观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都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完美诠释教育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理论和计量体系，但都一次次的被后来学者所否定。按照学者靳希斌的定义，教育经济效益是指教育领域内的劳动耗费同教育所得到的经济报酬在数量上的对比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教育产出与教育投入之比，即各种教育相关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一种是教育对国家和个人的贡献，即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的贡献。本文仅就国内外有关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方法

（一）投资增量收益分析法：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1年在《教育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收入的数据，以C-D生产函数作为估算方法的基础，对美国这一时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了定量的分析。其测算步骤为：

（1）计算一定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收入增长额及劳动力创造的国民经济收入余数（计算劳动力创造的国民收入时β取0.75）。其中，国民收入余数=报告期劳动力创造的国民收入（总国民收入乘以β）-按基期劳动生产率计算的报告期的劳动力创造的国民收入。

（2）计算教育投资增量。教育投资增量为=报告期的教育资本存量-按基期人均教育费用计算的报告期的教育资本存量。其中教育资本存量=∑（各级各类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各级各类就业劳动者人数），另外，计算人均教育费用时，毕业生的总教育费用应当囊括社会、家庭、个人担负的教育费用和教育机会成本。

（3）计算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其中，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本级毕业生的年平均工资-前级毕业生的年平均工资）/本级毕业生的生均教育费用。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权重），权重为各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

（4）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贡献率=（教育投资增量×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国民收入增量

舒尔茨的计算结果显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3%。但以下几点需引起我们的注意：（1）舒尔茨法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要素理论之上的，如用CD生产函数作为估算方法的基础，另外，其假设市场处在完全开放、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劳动力所生产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就是工资，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时，用工资衡量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贡献，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表明，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被忽略，导致计算结果偏小。林荣日教授采用中国教育社会收益率对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计算的结果显示1982-2001年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为10.46%[1]，这一结果只相当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中国的劳动者工资不能反映劳动者在生产上的贡献，此方法不适合具备中国国情的教育经济贡献率的测算。（2）计算步骤三中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公式表明，舒尔茨把教育看做影响工资的唯一因素，忽略了个人能力、机遇、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结论的可信度降低。（3）作为定量分析，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只对直接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2]，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只是计算了教育对经济作用的显性产出，而没有考虑到教育外溢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分析方法也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三要素理论基础上的，与舒尔茨不同的是，他计算的是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并试图把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全部分解出来，分析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其计算方法为：

（1）以8年初级教育的劳动者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各教育年限的工资简化系数。丹尼森用收入系数来反映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丹尼森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中只有3/5可以归咎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故用3/5进行修正。收入系数为不同教育年限工人平均工资收入与基准劳动力工资收入之比。调整收入系数=100+（调整前收入系数-基准收入系数）（100）×3/5。

（2）计算报告期和基期的平均工资简化系数及其年均增长率。平均工资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工资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

（3）确定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丹尼森把教育因素归为劳动力一栏，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为73%，故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平均工资简化系数的年均增长率×73%）/同期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丹尼森考虑到了工资不单受教育因素的影响，引入了修正系数，取得较好效果，但也有缺陷：（1）假设条件以及估算基础与舒尔茨一致，方法具有不可完全复制性，不能为我所用。另外，利用劳动者的工资来反映教育的贡献，遗漏了剩余价值部分，使得结果偏小。（2）工资修正系数3/5以及后来估算知识增进中教育作用的比例3/5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论证，β系数取73%的计算方法是在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严格意义上讲，即使市场化程度极高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满足此条件。这些近似取值使得结果可信度降低。（3）丹尼森自己也指出，教育水平指数只抓住了教育在劳动投入方面的贡献，而忽略了教育对资本改善的影响。

（三）复杂劳动简化法

此方法由前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最早提出并使用，后被前苏联和我国的教育经济学工作者不断改进并使用。其基本步骤可分为：（1）以不同的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2）计算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劳动简化系数×各级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3）确定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贡献率=（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数量）/（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劳动力数量）（4）确定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国民收入乘以（3）中的贡献率，即为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把基期和报告期的此数字相减，再除以基期和报告期的国民收入的差额即得所要结果。

复杂劳动简化法优点明显，适合中国国情，被许多国内学者利用，但仍有不足之处：

（1）无论采取哪种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各有优缺点。简化系数不同，同一问题的结果也会相差很大。笔者曾就甘肃省的教育对经济贡献进行测算，发现劳动简化系数直接决定了贡献的大小。更有甚者，劳动简化系数出现了倒退，而劳动力数量又增加不多，导致结果为负，这显然是简化系数的缘故。各种尺度确定的简化系数的差别，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点。（2）在运用劳动简化法计算教育的经济贡献时，得出的结果要比其他计量方法的结果总体偏大。分解计算公式可知，原因在于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时，以教育增加的劳动量（KL-L）乘了一个排除教育因素影响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能全部归于教育。（3）从步骤四中知，国民收入未作任何处理，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价格波动，应将两个时期的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处理，以消除这种影响。（4）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此分析模型注定了其忽略资本、科技和制度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研究，模型中的变量分析单一。

（四）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是表示因素投入量与结果产出量之间关系的函数表达式。学者们在运用生产函数对教育的经济贡献进行研究时，通常根据需要将其变形，主要的变形方式有：

（1）线性生产函数：Y=W1K+W2L。Y代表产出，K、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W1、W2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权重。利用此函数计算教育经济贡献的基本思路为：首先确定教育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设为α）和劳动力质量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折算系数（设为β），从而能够确定带有教育作用的劳动力投入（αβL），则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W2αβL/Y。

（2）指数生产函数：Y=AKa（L0E）b。其中Y代表产出，A为技术水平，是常数，K为资本投入，L0为初始劳动投入，E为教育投入，a b分别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此函数的意义明显，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成E倍的增加。有的学者将教育因素单独列出来，并给以系数，如Y=AKaLbEγ，γ为教育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合意义同上。还有的学者将体制变迁、结构升级等制度因素引入生产函数，使其变形为Y=AHγKaLb②。另外，对生产函数Yt=AtKta（L0tEt）b两边求时间t的全导，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就得到y=α+ak+bl0+be。其中α代表年技术进步率，e代表教育投入年增长率，其他符号意义同上，那么教育对经济贡献为：R=be/y，e一般用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表示，利用此生产函数的变形还可计算分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查阅近几年的文献，可发现利用生产函数计算教育对经济的贡献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首选，下面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其缺陷：

生产函数为计量教育贡献提供了模型，并增加了效率，但我们也要看到，两种生产函数形式均不能体现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多因素原因，仅仅一个函数是不能够精确的描述经济增长的复杂状况的。用静态均衡概念生产函数来分析经济增长这种动态事项，并由此求得教育贡献问题，效用性值得怀疑。

同样，不管折算系数还是修正系数都是一种近似，且误差多大，难以衡量。

国内学者为便于比较利用丹尼森时期的系数，在分析时剔除了教育经济贡献的时间因素，而劳动的产出弹性是随时间变化的。

（五）其他估算方法

1.基于菲德“外生增长”模型的教育经济贡献测算。

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有异于其他产业的特性——外溢性。分析的基本步骤为：

（1）将整体经济分为两个部门：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有方程E=f（Le，Ke）、N=g（Ln，Kn，E）。E、N分别代表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产品量，L、K代表劳动和资本，下标代表相应部门。由公式知教育部门的产量影响非教育部门的产量。

（2）L=Le+Ln、K=Ke+Kn。社会总产品（Y）就是两个部门产品之和，即Y=E+N。

（3）不同部门劳动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为：fl/gl=fk/gk=1+δ。fl、gl、fk、gk分别代表不同部门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δ是两个部门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理论上可以等于、大于和小于零。负的δ意味着教育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

利用以上方程推导出回归方程：dY/Y=α（I/Y）+β（dL/L）+γ（dE/E）（E/Y）。α是非教育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品，β是非教育部门产品对劳动力的弹性，γ实际上代表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 dY/Y、dL/L和dE/E分别是总产品、劳动力和教育产品的增长率；E/Y是教育产品占总产品的比例，I/Y是国内投资占GDP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dK）。dK在统计资料中并不存在，但它非常近似于国内投资（I），因此，常见的作法是以I代替dK。利用相关数据对回归方程中的（dE/E）（E/Y）的系数γ进行估计，即可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γ可理解为，在其他影响因子的条件不变时，每向教育部门投入1元钱，GDP可增加γ元。

国内已有学者就教育对经济贡献测算采用此模型，并取得了良好的分析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1）将整体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部门，用这种分类方法有些勉强。（2）由公式N=g（Ln，Kn，E）知，教育部门对其他部门产品量发生外溢作用并且这种外溢作用与非教育部门的产品生产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一假定与现实不符。（3）假设条件太多：如教育部门的产量水平（E）影响经济中其它部门（N）的产量、以I代替dK、对于非教育部门产品的弹性是不变的、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方程以及方程中的参数在不同国家相仿（如δ）等等，这些势必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2.关于Panel Data模型的教育经济贡献测算。

面板数据模型是一类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变量间相互关系并预测其变化趋势的计量经济模型。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yit=ait+xitbit+Uit，i取1到N（为截面数）的数，t取1到T（为时序数）的数。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步骤为：

第一步，列出面板数据模型的不同形式：参数满足时间一致性时，yit=ai+xitbi+Uit；时间一致、斜率系数相同但截距不同时，yit=ai+xitb+Uit；时间一致、斜率系数和截距都相同时，yit=a+xitb+Uit。第二步，进行F统计量的比较：F2=（S3-S1）[N（T-K-1）]/S1 [（N-1）（K+1）]，F1=（S2-S1）[N（T-K-1）]/S1 [（N-1）K]。K为解释变量个数，S1 、S2及S3分别为上述三式的残差平方和。

在零假设下，统计量F2、F1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如果F2大于（或等于）某置信度（多数为95%）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2，应继续检验；反之，利用系数和截距都不变模型拟合样本。如果F1大于（或等于）某置信度下的同分布临界值，则拒绝H1，应该用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反之，用变截距模型拟合。

确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并根据以上确定的面板数据的形式对其进行处理，对其进行回归，即可得到结果。这种研究常常被学者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的教育贡献。

3.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计算教育的经济贡献。

一般地，选取计算教育经费数字和国民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的大小来衡量教育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大小。在此过程中，人均GDP值和人均教育事业费通常被拿来分析。基本步骤为：对历年来人均GDP值和人均教育事业费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人均GDP的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得知这种相关关系的定量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就可说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刀福东、李兴仁和王天玉采用相关系数法以云南省为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人均教育事业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为0.98，呈高度正相关，说明了教育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3]

以上我们简略地总结分析了目前国内外主要的测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测算的各种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依据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构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模型以及模糊评价方法等等，在此不做讨论。这些方法为评估教育的经济作用和相制订关教育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缺陷之处，仍需进一步改进。

二 对测算方法的简要说明及建议

（一）现有的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都含有这样一个假定：同一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质量不存在差异，或是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质量差异一定。而现实的状况与之相反，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质量差异也是随时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二）分析各种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可知，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内生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的依旧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些方法。学者安雪慧曾将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分析框架用于实际生产函数分析，结果证明可行。故用实证方法分析内生增长理论将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三）教育的外溢作用缺乏实证性的研究。由于教育的经济效益具有间接性的特点，使得我们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仅看直接贡献，更应拓宽视野，寻找教育外溢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并对其修正。比如我们可以仿效丹尼森的做法，对每个影响因子提出一个修正系数，从而细化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

（四）我们说现阶段教育经济效益的测算都是估计值，因为任何定量分析模型中的指标设定都不能精确完美地解释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理，故对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应该始终秉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原则，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五）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些统计数据的获得并不能充分反映教育指标状况，如统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构成时，只是统计了那些拿到文凭的劳动者，而肄业生、学徒形式的教育等因素都会对受教育程度构成造成影响，运用这些统计指标进行计算定会产生误差。另外，教育的经济效益具有迟效性，而一般我们计算的只是受教育者的一个人生区段，此后还会创造贡献。

[注释]

①转引自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第四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②覃奠仁利用引入制度因素的生产函数对广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广西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8912%。

③蔡增正将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模型化，使用世界上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考察了两大作用在1965-1990年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而具实质性，外溢作用为正并且作用很大。

[参考文献]

[1]林荣日.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J].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0（6）：31 -36.

第4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探析

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是高等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适用性所面临的紧要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将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服务经济发展，并纷纷发起了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的项目研究。这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这种互动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经济发展实质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的好坏和自然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提升都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受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本限制，可带来的增长比重将达到一定极限，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智力因素的作用持续增长，由于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而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学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不竭的增长点。高等教育哲学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探讨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高等教育主动和自主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方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通过直接进行科学研究推动科技发展，加速科学技术尽快地在生产中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经济效益。

二、研究的现实基础探析

高等教育产生的根源是知识的传承，数千年的发展使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基本任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化而来的。从古希腊学园、拜占廷和阿拉伯的高等教育开始，一直到19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唯一的任务就是人才培养。19世纪的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打破了高等教育的封闭性培养，提出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20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再次为高等教育增加了新的职能，即服务社会。至此，高等教育的三大任务共生在现代大学中。三大任务的拓展过程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和科学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历史要求。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充分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带动着这些国家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19世纪爆发了“新大学运动”，使高等教育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强调了大学的实用性，人们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科学研究，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三、研究的实践探析

近代学者不满足对于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和宏观论证，逐渐尝试使用计算模型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两者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同等的生产投资来计算，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经济效益来论证教育对经济的效益。丹尼森从历史统计分析中度量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并将教育提高纳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之内，计算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归于教育的比例。卢卡斯将高等教育作为推进生产活动的人力资本被划入为无形资本范畴，提出他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即两资本模型），并据此得出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国内学者运用这些经济模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发现了高等教育和经济的相关性，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试图模拟二者的动态关系。特别是对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两者的协调程度。部分学者针对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的互动关系。总之，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在学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还应继续，使高等教育跟好的服务经济，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4．

第5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小学数学；劳动教育；渗透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准确分析以及利用小学数学课程当中一些相关的劳动教育的资源，是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前提基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显性”的劳动教育资源，例如整理房间、烙饼问题、合理安排时间、测量等；另一方面，更要善于挖掘“隐性”劳动教育资源。通过研究教材，我们不难发现，教材上的一些内容，虽然并没有直接明确相关的劳动教育的知识，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却是能够很好地进行劳动教育，使其认识到劳动的真正价值的内容。合理地利用小学数学课程当中相关“显性”和“隐性"的劳动教育资源，在小学数学学科教学中有机地渗透劳动教育，是每一名数学教师必须担负的时代性教育任务。

一、借助数学文化，理解劳动的意义

马克思对于“劳动创造人”的伟大论断指明了劳动对于人所以为人以及劳动对于人的发展的重大价值，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也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和存在方式。总书记提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在北师大版教材一年级上册“古人计数（11-20各数的认识）”一课中，改版后本节内容的课题由原来的“捆小棒”更改为“古人计数”，并增加了“古人计数”的主题情境图。在通过摆一摆、数一数，认识比10多1的数的时候，我们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鼓励学生一起读出11-20各数后，提出了如下问题:小朋友真了不起，会认、读这些数了。但是这些数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从“古人计数”说起。“古人计数”这一文化史的自然介入，让学生模仿古人用手指头来数羊，数到10后，手指头不够用了，由此思考:新计数单位是怎样产生的?不仅知道10的后面的数是11，体验到了“数（shù）源于数（shǔ）”，而且感受十进制的起源，渗透了数学文化。我们想，这传递的是一种观念的改变。我们的教学不仅仅是认识11-20各数这一知识的结果，而且要通过“古人计数”的故事，渗透自然数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从“基本数觉数数阶段实物计数手指计数符号计数”这一过程看出，人类在漫长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文明。人类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劳动创造，在艰辛的劳动过程中彰显了人类智慧。

二、通过数学活动，提升适应社会的能力

适应社会是每一位学生成长必然经历的过程和要求。通过劳动教育帮助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只有让学生亲自参与到实践中去才能切身体会劳动的辛苦、不易，才能获得直接的情感体验，产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在数学活动中渗透劳动教育有助于让学生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并且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北师大版教材一年级上册“整理房间”一课中，教学目标首先是在观察、比较、交流等活动中，初步体会分类的含义和方法，感受分类在生活中的作用，获得分类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其次是能按一定的标准，对物品进行整理分类，初步体会对物品进行分类的过程就是寻找事物共同属性的过程。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对分类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因为他们整理过自己的房间、整理过自己的书包等。但大多数学生在对物品分类时分得不完整，或不理解分类的标准，更有学生几乎没有感受过分类的作用，这就很难形成分类的意识，也就很难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在这节课中，我们首先对比笑笑和淘气的房间图，体会到整理的必要性后，再观察笑笑房间的物品是怎样摆放的，使学生得到整理房间的间接经验。再让小朋友动手操作，通过实物图整理自己的房间，在自主探索实践的过程中体验分类整理的方法，积累分类活动的经验。对于低段的孩子，温馨的家庭充满着孩子做配对与分类游戏的机会。最后，我们在课堂中加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配对与分类的环节：1.让孩子在餐桌前准备吃饭的餐具。2.让小朋友把将要放入洗衣机清洗的衣物进行分类。3.书房的笔筒里可能有一大堆笔，不知道还能不能用，这时该怎么分?4.将零钱进行分类，或帮妈妈整理钱包。5.打开家里的工具箱认一认，再分类。“小劳动，大思考”，在低段数学教学中，我们适时地在“综合与实践”活动中将数学教学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劳动习惯的养成，进一步提升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利用数学之美，感悟劳动创造美的价值

热爱劳动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是内在的优良品质。将数学特殊的自由的美与劳动教育相结合，使学生真正参与到劳动实践中并取得成就，获得他人与社会的肯定，在此过程中产生愉悦感，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正是劳动创造美的一种体现。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欣赏与设计”一课，要求学生在学习了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等基本图形的基础上，通过欣赏漂亮的图案来分析基本图形，使学生能用这些基本图形设计出漂亮的图案，从而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要让学生初步认识数学与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体验数学活动充满着探索与创造。”因此，在设计这节课时，我们首先通过让学生观察衣服图案及淘气家装修的各种漂亮的墙砖、地砖、地毯、窗帘等图案来引入教学。这个环节的教学是先让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然后让学生了解生活中的这些图案里有我们学习过的基本图形，感受数学来源于生活并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这种密切联系学生生活情境，运用学生熟悉的生活实例进行学习的情境创设，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个教学环节中，引导学生欣赏各民族服饰的图案及各种刺绣、蜡染等，体会这些带给我们的震撼，让学生充分感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坚韧的优良品格。在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图案的特征时，训练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学生能从各种图案中分析出基本图形，并能添加辅助线明晰基本图形，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欲，使学生在欣赏美、感受美的基础上去表现美、创造美。最后，“小小设计师”这个教学环节让学生进入了角色。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涂色，创作出了许多独特的图案，充分体现了学生的创造欲与表现欲。学生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能够在图案中独立地挑出所学的基本图形，再根据所学的基本图形去设计美丽的图案，发展了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使学生感受到了平移、旋转、对称现象。总之，从引入教学开始分析所学的基本图形，到学生设计漂亮的图案和分析基本图形，始终没有离开“认识图形”这一条主线。同时，学生在观察、分析、设计的过程中，学会欣赏美、感受美、表现美，感受劳动创造的美。

四、在数学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发展学生的数学智慧

智慧的数学不应该只是一个由讲解到接受、再到熟练的程序性学习过程，启迪智慧需要紧密伴随积极的数学思考过程。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学生都有分析、解决问题和创造的潜能，关键是课程内容要提供好的素材，为每个学生提供发展的机会。数学教学应渗透劳动教育，努力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并鼓励学生通过交流，丰富数学思考，开启数学智慧。“重复的奥妙”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数学好玩”中的一课，本课主要内容是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思考，体会简单的“重复”规律，这节课也是教材第一次引导学生探索规律，理解周期现象。在这节课中，为了使学生感受规律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我们从学生身边实际情境出发，首先设计了“美化校园”这一劳动情境:为了进一步美化我们的校园，后勤老师准备用彩旗装饰我们的校园，这串彩旗是由红、黄、蓝、绿四种不同颜色的旗子组成的，你们看，第一面是什么颜色?第二面呢?猜猜第六面呢?情境图中丰富的规律有助于帮助学生感受规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性，体会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同时学生在有趣的情境中学习，体会劳动创造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第二个环节中，让学生用多种方法表示规律。在用多种方式表示规律、创作规律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规律的认识，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另一方面，学生在集体创造和表演的过程中，充分与他人交流，不断增强集体意识和协调能力。第三个环节，让学生思考：照这样的规律，第39面应该挂什么颜色呢？把自己的想法记录在学习任务单上。有的学生选择画图找到答案，而有的学生发现画图很慢，特别是当数量比较大时，于是联系到一单元有余数的除法的知识，4面为一组，39里面有9组，还剩3面，那么第3面就是蓝色了。学生在对比分析中发现，当总数比较多的时候，用除法比较方便。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充分感受到劳动与智慧密不可分，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时，不仅解决了问题，还增长了数学智慧。从人类的进化过程和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动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劳动帮助了人类认识世界。数学教师要合理地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实际的小学数学教学过程当中，改变过去劳动教育仅仅依靠劳动课的思维观念，真正将劳动教育融人日常教育教学的点点滴滴中。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Z].2020-3-20.

[2](苏)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3]王爽.当代小学劳动教育现状及问题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群文天地，2012，(04)：125-126.

第6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教育；收入；职业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来说，学历较高的毕业生比学历较低的毕业生有着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但是当下毕业生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不成正比的现象时有出现。那么教育与收入水平关系如何，文章从理论和数据两方面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相关理论。

1.教育信号功能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有效反映人内在的能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有生产效率。上大学只是将他们的才能和生产率显示出来，容易被别人识别，只要具有高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做得很出色。劳动者学历的高低显示了其能力的高低，因此学历高的劳动者会比学历低的劳动者获得高的收入。[1]2.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它是使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的一种生产性投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生产的能力，从而增加个人收入。3.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比例关系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学历与工资水平不一定正相关。[2]高学历人员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大，而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学历越高，工资水平越高。

三、数据分析

以上通过理论分析了收入与教育水平的关系，那么现实社会中学历与收入关系如何，以下对一系列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来论证2者的关系。

（一）各职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以及各职业工资

图2为高校毕业生主要从事的5大职业的工资折线图，单位负责人平均工资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有关人员工资也较高，工资最低的是农林牧水利生产人员。

结合图1和图2可以看出，研究生中从事高薪职业的人员（比如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占自身比例最高，为61.7%；接下来是本科生，占自身比例48.8%；最后是专科生，占自身比例的35.9%。专科生和本科生中从事低薪职业的人员（例如农林牧水利生产人员）占自身比例差不多，研究生中从事底薪职业的人员占自身比例最低。因此，总体来看，学历越高，从事高薪职业比例越高。

（二）各行业工资涨幅情况

从图3可以看出，从2003年到2010年各行业工资都在涨。对教育水平要求高的行业（比如金融业和科学研究等）平均工资涨幅最快。对教育水平要求一般的行业平均工资涨幅程度大体处于中等水平。对教育水平要求低的行业（比如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涨幅程度最小。由此可知，行业中高学历人员所占比例越高，该行业工资涨幅越快。

四、结论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后天提高了受教育者的能力，教育信号理论认为教育是个人发送先天能力的信号，2大理论都认为教育与收入呈正相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收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学历与收入基本成正相关。对现实生活中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从职业构成看，学历高的人员，从事高薪职业的比例高；从行业来看，行业中高学历者越多，其行业工资涨幅越快。不管是从理论角度分析还是用现实数据论证，劳动者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成正相关。因此，个人接受高等教育能带来较高的收人水平和较好的职业前景，我国应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3]

参考文献

[1] Spence A.M.Job Market signal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3）.

第7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教师工资;症结;外部环境;内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81-02

196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召开的“关于教师地位问题政府间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中指出,鉴于“在教育事业发展中教师这种职务对人类和近代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因而,必须确保教师的应有地位。”这一建议被普遍接受并作为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的一种依据。

“尊敬教师”和“教师获得报酬上的成功”是一体之两面。尽管当前中国社会给予教师较高的敬意,教师的职业声望迅速提高,但教师的工资收入长期处于社会中下水平。笔者的研究发现,从1994-2002年教师工资在劳动力市场各行业(十六大行业)的排位一直在十位至十三位之间波动,处于下等至中下水平。2003年的十九个行业中,教师工资排第十一位,2004年教师工资下降一位,排第十二位。仍处于中下水平。教师工资没有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教师工资应处于社会的中等偏上水平的指标。可见,教师的工资待遇与其所担当的重要的科研和教育任务极不相称,教师劳动的价值量与工资报酬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学校出现教育质量问题、出现人才流失及教师队伍质量下降等问题。本文将就教师工资多年来依旧偏低的症结进行粗略分析,并且关注教师工资待遇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坏境的变化。

一、教师收入水平受多种因素制约,工资难以达到合理水准的症结分析

教师劳动报酬有许多相关因素决定,我们拟从报酬政策的支付能力、劳动力市场和工作三个方面分析教师工资与价值背离的症结所在。

症结一:非营利性学校的教师工资以行政机制为直接决定机制,但政府报酬政策之支付能力较低。

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经济报偿不仅仅是成本和费用,当其成为促使教师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预期目标的强有力的工具时,它就成为一种资产。英国著名战将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961)就曾指出:“薪水不高的教师通常是孤陋寡闻的,其接触面和生活方式受致命限制,让这种人向学生教授连他自己都一知半解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学校的教师必须是一流的,并付给相应的报酬。”

中国许多政策都向教师倾斜:要让教师成为人们最羡慕的职业;《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然而摆在世人面前的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始终在2%～3%之间徘徊,连3.5%也没有突破;“目不识丁者腰缠万贯,满腹经纶者捉襟见肘”,“臭老九不臭了,但穷教师还是穷”,在某些省市甚至出现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现象;教师转行、兼有“第二职业”、下海之热潮席卷全国。

非营利性学校的教师工资以行政机制为直接决定机制,即教师的劳动报酬来源于国家教育投资中教育事业费。但政府的支付能力较低,向教师报酬倾斜的政策并未付诸实际,教师工资在社会工资比价体系中的地位无实际提高,从而造成教师行为的短期化。

症结二:学校――计划经济最后的一块保留地,劳动力市场强大的冲击波全方位地向学校辐射。

“谁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资,谁就是最好的企业家”,企业越发明白企业中“无人阻止”的道理。大型的优秀企业为在吸引人才中获胜,定期进行报酬调查,用以确定整个劳动力市场内的现行工资率;在确定工资率时参考生活费用指数,使工资增长与生活费用增长大体一致。这样,劳动力在企业内可遵循比较利益原则自由选择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毋庸讳言,中国教师的工资由政府有关部门界定,教师的劳动没有市场化。教师劳动的价格没有比照相应时期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而是机械的对照国家行政机关工资制度模式,以“官本位”为基础,人为地分割教师的知识含量、贡献大小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抹杀了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扭曲了教师的劳动价值,降低了教师工资的标准。另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劳动力市场的兴起,教师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劳动力资源,其流向必然受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调节。而学校仍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事管理模式,以档案管理制度非理性地阻碍教师劳动力的正常流动。这样自然无法实现人才的优胜劣汰,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反而加剧了教师的隐性流失。

症结三:工作分析与绩效评价的不完善以及职业计划的缺乏,教师无法充分发挥潜能和实现自我成就的需要。

详尽的工作分析、系统的绩效评价与有吸引力的职业计划对教师成功扮演社会角色乃不易之论。那么,何为工作分析(job analysis)?工作分析将确定教师完成各项工作所需的技能、责任和知识,为教师接受何种继续培训以及进行绩效评价提供依据,同时让教师了解工作的价值所在。那何为绩效评价(performance appraisal)?绩效评价能正式考察教师工作业绩,及时指出教师优缺点及潜能,为增加教师待遇提供合理、公平的基础,更有利于教师将来工作的开展。至于职业计划(Careerplanning),就是为每位教师筹划有吸引力的、适应自身的职业发展路线,充分考虑每个教师的志向和能力,真正体现教师劳动价值的计划。但由于中国工作分析与绩效评价的不完善以及职业计划的缺乏,教师无法充分发挥潜能和实现自我成就的需要,工作过程中缺乏满足感与成就感。

二、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的现实依据,一个必须重新审视的问题

1.外部环境

经济:在韩国,工业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有能力的教师脱离教育界而去谋取收入更丰的职业,这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众所周知,当一国经济低迷时,人们的就业选择范围较小,工资变化对劳动力的供给影响不大;当一国经济形势较好时,就业选择范围较广,工资的变动则对劳动力供给影响较大。中国经济体制的成功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的崛起,扩大了教师竞争半径、增强了教师的竞争强度。如何保证有一支高水平的稳定的教师队伍,这是中国在经济腾飞和教育扩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社会:李强教授在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两个阶段》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明显地分成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社会边缘群体容易进入新体制,最先介入市场,迅速的享有

了新体制所到来的利益。因此这一阶段普通工人、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相比之下,社会中心群体一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和原来的体制联系密切,较少与市场结合,收入没有很大的上升。随着市场发展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转型进入第二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入到高技术产业以及金融业等。这些领域的社会核心群体介入市场后,由于知识技术各方面的优势,明显的在经济上和利益上有了很大改观,所以这一阶段表现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应有很大的提高。

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成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是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价格反映劳动者质的差异,通过工资率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分割及用户籍制度、档案管理制度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的情况已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与指责,中国正努力改变这种不良状况,促使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作为劳动力资源的教师,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必然受到劳动力价格信号的调整。

政策:中国过去的公共福利支出制度是以与低工资制度并存为前提的。现在出台的一连串政策――医疗制度改革、福利房制度改革、高等教育交费入学等,减少了公共支出,增加了个人的经济负担。这些新政策制度的顺利执行是以人们具有相应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国民收入应向个人倾斜,使人们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

2.内部环境。内部环境主要从学校和教师自身两方面进行分析

学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社会、家庭和个人对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素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学校从而对人才有更多的选择和比较,才能“优中选优”。另一方面,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国外力量进入中国办学,面对国际间教育实力对比及争夺教育市场的压力下,学校求得继续的生存与发展,高素质的教师资源是前提。

教师需求:亚当・斯密说过:人的肠胃容量很小,但人在其他方面的欲望则是多得难以满足的。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而拥有货币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因为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在当前,劳动是人们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劳动获得收入,收入满足更多需求。

价值观:“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过去人们谈“利”色变,追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改革开放后,人们更看重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无私奉献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在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和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获得良好的晋升机遇、获得更能施展才华的环境和更为优厚的待遇,普遍被看做是人生价值更为具体而实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高天明.国外教师工资的发放及管理概述[J].比较教育研究,1995,(5).

[2]栾俪云.现实与差距:和谐视野下的中国教师工资水平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09,(1).

[3]蓝劲松.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43.

[4]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44.

[5]兰　英.易连云.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普教师资质量现状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1993,(4).

第8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子女教育；丈夫收入；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1-0088-11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韩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现象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发展开始产生一系列冲击。而研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缓解韩国社会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的重要议题。当前，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表现出停滞状态。25～35岁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68.2%，而25～55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仍停留在50.4%的水平。

一般而言，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相比其他劳动群体具有特殊性。未婚女性和男性的劳动供给主要受到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而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收入、生育、子女抚养等家庭相关因素的影响。关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问题有不少研究，但主要限定在对生育、抚养婴儿和学龄前儿童的分析。根据文献，已婚女性的工作经历、收入与学历、育儿费用等都是影响劳动供给的原因。法兰西克尼（Francesconi）认为，比起工作的成就感，已婚女性更加注重对劳动的补偿，而且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对生育的偏好比低工资已婚女性低。克内里（Connelly）则认为育儿费用增加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人数的增加将有效降低妇女的劳动供给。

崔（Choi）以韩国大城市30～40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子女教育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中上收入阶层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增加带来妇女劳动供给相对大幅降低。黄等人（Whang）虽然未把重点放在高年级子女教育的效应上，但他们在研究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与工作时间的因素时发现，对未满8岁的子女的抚养会增加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成为抑制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因素。

除了已婚女性自身的因素以外，丈夫的收入与就业情况也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韩国统计数据显示，父亲学历为大学以上时，其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是初中以下学历父亲的4.4倍；而且，高学历父母的子女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88%，初中以下学历父母的子女的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36.6%，显示出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校外教育费用与校外教育参与率上升的现象。

金（Kim）利用第五次韩国劳动调查资料，分析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因素。结果显示，36岁以后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下降，丈夫的劳动收入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对已婚女性的就业产生负的影响，而且家庭生活费用支出越高，已婚女性的就业概率就越高。朴（Park）在研究丈夫学历对已婚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时发现，一般情况下，丈夫的学历高或处在就业状态时，妻子的学历也较高，且处在就业状态，而且未满6岁的子女数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

综合以上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以上女性劳动相关文献有以下局限性：第一，大多数研究将焦点放在学龄前婴幼儿的抚养负担上，而未考虑到高年级有升学压力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二，研究的已婚女性的年龄范围较窄，有些将女性的年龄限定在20岁中期至30岁后期或者40岁后期。由于样本的限制，无法研究已婚女性在各年龄阶段的劳动供给选择，也无法观测相应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第三，借强调高学历来说明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与某些现实不符。如前所述，由于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当同时考虑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情况时，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既要考虑丈夫的收入情况，也要根据已婚女性的学历程度，结合其他家庭信息，针对高年级学龄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对30～55岁的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与子女教育费用

从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角度看，韩国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特征，在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呈M型形态。据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6岁时为72.6%，达到最高值，之后呈下降趋势，在34岁时降到47.2%的最低点。35岁时劳动参与率又开始持续上升，并在40岁初期达到65%的另一峰值，之后再次下降。这种特征反映了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回归职场的现实。另外，劳动参与率的最高值出现在生育前，这表明一些女性在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不再回归经济活动，并且除了生育和育儿之后存在其他阻碍女性参与劳动的因素。

表1反映了丈夫收入差异对已婚女性经济活动的影响。表1中，将丈夫收入等级由低到高，按40%、50%、10%的比例分为三组，分别代表低、中、高收入。2003年丈夫收入属于低、中、高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为51.1%、42.8%和34.3%，这表明丈夫收入越高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越少。2006年的情形也呈现类似现象，但2006年的已婚女性就业率比2003年高出3.5%，这可以归因于中等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率比2003年上升6.4%。

这一结果表明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水平较高，劳动供给的诱因较小，而丈夫收入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则显示出较高的就业率。就业率相对较低的中等收入已婚女性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最为敏感。而且观察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女性中，大学学历的女性就业率低于初中学历女性。正如前所述，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留在家庭专注于子女教育。

丈夫收入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可以从不同年龄阶段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进一步分析。图1为不同丈夫收入分类下，已婚女性不同年龄阶段就业率。

图1显示，当丈夫收人属于低收入时，韩国已婚女性的各年龄阶段就业率随年龄急剧上升，在40～44岁年龄段达到70%的最高值，而该值在三种收入组女性中最高。这表明丈夫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后快速回到职场。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与低收入女性情况类似。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30～34岁阶段以后开始上升，而从35岁（子女开始上小学）至40～49岁（子女上初高中）阶段就业率停留在40%左右。这一结果表明丈夫属高收入的已婚女性为了子女教育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于丈夫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而言，子女教育问题制约劳动供给的可能性较大。韩国历来是重视教育的国家。在大企业和政坛盛行学历主义的背景下，父母千方百计地送子女进入名牌大学读书，而近年更是以送子女上特殊目的高中（special high school）的方式来提前做准备。在这种氛围下，韩国教育开发院2005年的调查显示小学生中有87%的学生，初中生中有75%的学生，高中生中有59%的学生在接受校外教育。而且在升学过程中，父母的作用，尤其是母亲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母亲为帮助子女上名牌高校，通过参加升学说明会搜集信息、向专家咨询、督导子女的学习、照料子女健康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子女的升学机会。在经济约束方面，丈夫属高收入的女性比丈夫属低收入的女性受到的制约更少，进而放弃劳动，用更多的精力专注子女教育。

实际上，已婚女性对子女教育的热情从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中也可判断。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资料中，针对拥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调查的结果是，每个家庭教育费用为483183韩元/月，占整个家庭总支出的15.4%，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18.4%。而且抚养上学子女的家庭中，有81.7%的家庭在支付除学校教育以外的额外教育支出。而且在支付额外教育支出的家庭中，有47.2%的家庭在支付校外教育费（升学辅导或补习班费用）。特长技能培养费用高达到314351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支出的65.1%，校外教育费用达到146822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的30.4%。校外教育费用高于学校教育费用，成为韩国家庭不小的负担。

为了分析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使用韩国统计厅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该调查包括全国8700个样本户。全国家庭调查为了把握家庭经济状况及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将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按照各项类别进行调查。本文主要以30～55岁已婚有配偶女性为分析对象，小于30岁的已婚女性没有学龄子女的可能性很高，而55岁以后的已婚女性仍有未上大学的子女的可能性较低，同时该年龄属于退休年龄阶段，因而被排除。而且离婚、分居等原因承担家庭生计的女性因受到经济约束，缺乏凭子女教育决定劳动供给的能力，因而只把已婚且有配偶的女性作为分析对象。

这种教育投资因丈夫收人差异而不同。表2列出了不同丈夫收人下子女各学习阶段每人特长技能培养费的数额。为得到表2的结果，使用了如下的计算式。

其中，Xh代表家庭h的总特长技能培养费，Nhk代表家庭h的k学习阶段子女数。将（1）式仅对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回归，得到的札估计值视为k学习阶段子女每人的平均特长技能培养费用。

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丈夫收入由低到高，子女的特长技能培养费用明显增加。家庭有小学生子女时，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该项花费的差异达到2.6倍，家庭有初中生子女时，其差异达到2.3倍，有高中生子女时该差异高达3.2倍。校外教育费用在家庭中有初中生子女情形下最高，这表明学生的初中学校上课时间比高中少，利于接受课外辅导。

校外教育费用可以成为父母对子女教育热情程度的变量。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正负两种关系。父母对子女有教育热情，增加课外辅导支出，并退出劳动市场时，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大体上主要对应于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相反，为了增加校外教育费用的投入，需要额外的收入，而母亲为此参与劳动市场时，二者存在正向关系。这主要对应于丈夫为低收入的已婚女性。但是定义课外辅导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困难。因为教育热情无法观测，并且具有两种关系。而且诱发母亲劳动供给的因素是课外辅导支出，是一种单位费用。但实际数据中被观测的不是单位费用，而是实际支出额。因此，很难精确定义教育支出额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母亲就业增加收入导致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还是校外教育费用高导致母亲就业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用如下方法分析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校外教育决定式中，估计丈夫收入、妻子收入和妻子就业效应，判断已婚女性对劳动供给的决定。即如果不存在已婚女性为校外教育费用而增加劳动供给的效应，女性的收入不会有明显作用，但如果女性就业是为了负担校外教育费用，那么校外教育费用就会因女性收人而敏感地变化。其次，在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决定式中，用校外教育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表3给出了有上学子女的家庭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决定式的估计结果。夫妇的学历、丈夫的收入、妻子是否就业、妻子的劳动收入等作为解释变量，并且用各学习阶段的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夫妇的学历越高，校外教育费用支出越多。尤其在丈夫收入相同的家庭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多。这可以解释为高学历父母比低学历父母更重视孩子的教育。

在丈夫收入对课外辅导支出的影响方面，丈夫收入每增加100万韩元，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18400韩元。观察女性的就业对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影响，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就业的已婚女性比未就业的已婚女性多支出19400韩元校外教育费用。这表明低收入丈夫的女性更愿意参与劳动。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中，未就业已婚女性的课外辅导支出比就业的女性更高.这表明高收入阶层的未就业女性的教育热情更高，受到的经济约束更少，更有可能专注于子女教育。相反，高收入阶层的就业女性虽然收入高，其课外辅导支出却比未就业女性低，说明与其是为了子女教育而参与劳动，更不如说是为了对其他因素，如对工作的追求等而参与劳动。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得知，教育热情高可能导致有高收入丈夫的女性降低劳动供给。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是从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各年龄段就业情况来看，该群体在子女上初高中的年龄段上就业率明显低；其次是控制丈夫收入后，未就业的高收入已婚女性与就业的高收入女性相比，前者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高；最后是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收入未用于课外辅导支出。

下面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验证上述结论。

三、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

下面将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估计已婚女性参与劳动的决定式，并探讨考虑丈夫收入的差异时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表4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考察的已婚女性就业问题，结果只有两种，就业或不就业。根据模型特点。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将已婚女性选择“就业”时，取值为1，“不就业”时，取值为0。被解释变量为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解释变量为初中以下（wmld）、高中（wsenhs）、大专及以上（wcollg）的女性学历、年龄（age）、是否有婴幼儿（infant）、幼儿园（kidgd）、小学（elmts）、初中（midds）、高中（senhs）及大学以上（collg）学历的子女、丈夫高中（husbsenhs）和大专以上学历（husbcollg）、丈夫中等收入（husbmidd）和丈夫高收入（husbhigh）等。一般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市场中可获得的潜在工资越高，并且劳动市场参与机会也提高，因此，学历将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正的影响。年龄可以控制因年龄差异出现的劳动需求与供给差异。丈夫收入定义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和，它与幼小子女一样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负的影响。

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最基本的估计式为：

其中，p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概率，pi/（1-pi）为参与劳动和不参与劳动的概率之比，是女性劳动供给的机会比率。β0为截距项，β1，β2、…、βn是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表5中反映了已婚女性就业的决定因素。模型1为基本模型，在参与劳动市场决定式中，包含了女性学历、年龄、丈夫收入、丈夫学历以及子女类型虚拟变量。模型1中，家庭中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在家庭中有小学生子女的情形下却不显著。而且随着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随之增加。这体现了已婚女性完成育儿之后回归劳动力市场的现象。丈夫的收入越高，已婚女性劳动供给越低，很好地为此前所述的假设提供了依据。女性学历为大专以上时，有增加就业的效应，而丈夫的学历越高，女性就业率越低。年龄对就业的影响以二次项形式体现（即包含平方项），以40岁为峰值。

模型2为了观察在丈夫收入变化的情况下子女教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增加了丈夫收入虚拟变量和有无子女的交叉项。结果显示，当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若有婴幼儿和幼儿园子女，则降低劳动供给，而当子女上小学后开始增加劳动供给。这种结果可以解释为低收入阶层女性在度过子女婴幼儿抚养期后，为生计或子女教育支出而参与劳动。相反，丈夫收入为中等和高收入时，小学生以上子女会降低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丈夫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已婚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后，其就业率急剧下降，可以看出子女大学升学对已婚女性就业具有重要影响。中等和高收人阶层的已婚女性会在子女婴幼期增加劳动供给。这可以解释由于这两个阶层已婚女性所在的家庭收入高，所以她们可通过家政服务抚养婴幼儿与低龄子女。

模型3控制了劳动供给的年龄函数在不同学历的差异。通过该模型可以分析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供给在不同学历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子女效应虽然有所下降，但女性的就业增减符号仍与之前的模型相同。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子女进入小学开始上升。当丈夫属中等收入时，子女从进入小学至高中为止，已婚女性就业率一直下降。在估计女性各年龄段学历函数时，发现高学历女性的系数最高，这反映了劳动市场对高学历女性的劳动需求。而且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就业率分别以42岁、41岁、38岁为最高点，之后下降，可以看出高学历女性最先从劳动市场退出，这表明高学历女性为子女教育而较快回归家庭。

为了分析丈夫收入的作用，模型4增加了校外教育费支出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有提高已婚女性就业率的效应，而丈夫属高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这与表3的结果一致。低收入阶层女性为了子女的课外辅导支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市场，而高收入阶层女性此倾向较小。高收入阶层女性的教育热情相对更高，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的教育。

前面的分析显示，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会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这是通过教育热情这一无法观测到的变量为媒介的。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分析，现将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通过它控制教育热情，缓解与校外教育费用相关的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的工具变量参考安格尔斯特（Angrit）等人和金（kim）的研究，采用子女性别比例。表6和表7分别显示了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和二阶段Logit估计结果。

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估计中，不包含女性的就业变量，采用子女中儿子的比重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儿子的比重有着增加校外教育费支出的效应，而其他变量与表3无大的差别。此校外教育费的估计值是只考虑子女数和性别（未包含交叉项）等基本变量估计的基础值，若超过此支出，可视为相对教育热情高并对子女教育超额支出。若达不到，则认为是教育热情低，导致对子女教育支出低。即校外教育费决定式的残差可以反映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费支出程度。

表7的二阶段模型的第一个估计式中包含所估计的校外教育费支出估计值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第二个估计式在第一个估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残差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两种情形下子女虚拟变量都与表5的模型4的估计结果大体相似。尤其是丈夫收入属于中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家庭中有高中生子女时，该情况具有降低就业的效果。

包含校外教育费估计值与丈夫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式中，丈夫属低收入时，就业率增加效应比其他阶层更大，由此表明，低收入阶层女性通过参加劳动市场的方式缓解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需求的增加。第二个估计式中，低收入已婚女性的估计系数为正数，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系数为负数。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教育热情导致的校外教育费过度支出提高了低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而高收入阶层女性则经济负担较少，更愿意为子女教育付出时间。

四、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韩国统计厅2006年的全国家庭调查资料，分析了丈夫收入差异下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其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会上升。第二，丈夫属于中高收入时，从子女上小学开始，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降低，尤其高收入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后，就业率急剧下降。这可以被认为是已婚女性考虑子女的大学升学而减少劳动供给。第三，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校外教育支出越增加，就业率越会上升，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则在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上升时减少就业。这可以判断为低收入阶层已婚妇女为子女的校外教育而参加工作，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妇女则经济条件宽裕，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教育。

正如韩国一样，中国也正在进入低生育率和人口红利减少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一直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80%下降至2008年的73.8%，劳动力市场压力加大。尤其是45～54岁年龄组的女性就业率在五大城市中已经下降到40%左右。而且我国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5.0%，而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2.2%，而且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有较明显的下降。这种现象与韩国中高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低，而低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高的现象非常相似。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提高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系统有密切联系。正如文中所示，由于婴幼儿等学龄前子女成为抑制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科学的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目前，我国已婚女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在事业单位的享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单位，而个体、私营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最低。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2002年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40.1%的已婚女性在孕期没有受到劳动保护，25.6%的妇女在哺乳期没有受到保护。加强对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劳动保护，并在各种形式的就业中，为已婚妇女建立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托儿所等设施，都会促进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针对妇女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产假制度、育儿休假制度等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可以适当放宽已婚女性的就业选择权利。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教育是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重要原因。而在现今制度下，妇女工作年龄往往是一刀切，比男性退休早5年。较早的退休年龄使妇女在愿意就业时往往受到限制。适当放宽女性工作年龄的限制，给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将有助于因养育子女而过早退出劳动市场的妇女重新回到就业岗位。

第9篇：劳动教育分析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公平；教育；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9年经济平均增速为9.7％，告别了短缺经济，步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但是，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城乡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在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之外，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其落脚点都是要使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十七大也特别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本文拟对我国十七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措施进行分析。

要缩小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就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从生产要素的层面来讲，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一部分人拥有资本，通过积累效应，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一是让低收入者拥有资本，二是在生产中尽量多使用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

二、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公平增长

教育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同时还能缩小收入差距。叶茂林等（2003）把劳动力按受教育程度化分为初等教育程度及以下（小学及文盲），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高中及中专），高等教育劳动力（大学专科和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四个层次，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研究生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的产出弹性为0.1384，大学的为0.2011，中等文化程度的为0.1645，初等教育程度的为0.0385。其中，高等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对经济的产出弹性最高。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含量，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正效应的作用；二是如果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则会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布吉农、福尔尼尔、格甘特等人对亚洲四小龙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反而缩小，而此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大力发展义务教育，推进国民教育水平的战略，因此研究把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费尔茨对亚洲七国的研究表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收入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在时间序列上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收入均等化与其实行的教育赶超战略紧密相关。韩国1965年以来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发展，同样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力提升。陈钊、陆铭（2002）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台湾地区在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但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却越来越小，分析得出：导致公平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地区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率较高，人力资本收益提高，使得经济既能够高速增长，又逐渐导致收入差距下降。毛慧红、蔡颖（2004）分析了教育收益率、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关系，得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基尼系数呈倒U曲线关系，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基尼系数逐渐增大，达到峰值后，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居民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其峰值年限为8.685年。

教育能够减少收入不平等，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但如果仅仅是教育收益率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却不变,那么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反之，如果教育收益率不够高，即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也不会对收入差距构成很大影响，这时只要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因素作用足够强，就很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说明，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应当把全民教育的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引导提升人力资本回报率，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居民中的比例，减少收入不平等，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改革开放前，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前被人为的平均化了，因此，改革之后的教育收益率提高反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陈钊、陆铭，1999）。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以部分由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得到解释(李实、赵人伟，1999)。因为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人力资本收益向合理的方向复归，教育收益率的继续提高可能导致今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要改变这一现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根本性的措施还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来缩小收入差距，而这一政策的效果在教育收益率显著提高的情况下更为明显。由于我国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来加以解释，因此发展教育也应采取一定的倾斜措施，重点提高内地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

目前，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的只有6000万人，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农村高中毕业生比比皆是，但现在高中生在农村已成了稀缺人才。如今孩子读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每提高一个门槛，收费就增加。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这是导致农村越来越少的学生读高中上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已经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西部人才战略，这一人才战略在考虑提高西部受高等教育人才的积累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发展当地的中小学教育,提高当地的全民受教育水平,这样才能为西部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进而实现内地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也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整个国家的收入差距。从地区内部来看,经济转轨过程中原本受到抑制的教育收益率有所提高，从而造成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这一合理趋势政府不宜过多政策干预。

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经济公平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理论，不仅要与某些国家收入增长慢且不公平的经验现象相容，而且还要与收入增长快且公平的现象相容，即公平与效率要得到兼顾。林毅夫、刘培林（2003）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观点：第一，从动态角度看，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会同时影响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实际状况。第二，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现实情况是，置自身要素禀赋条件于不顾，奉行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此扭曲甚至严重扭曲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低收入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劳动力资产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劳动工资被严重压低。第三，任何国家和地区，只有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经济体制当中的企业才具有自身能力，从而没有政府的扶持措施，整个经济体系也不会受到扭曲；低收入者的劳动力资产才可以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才有可能兼得公平和效率。

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会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林毅夫，2002a），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原来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缩小，从而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效率与公平兼顾（林毅夫，2002b）。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要做到既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能使现有的不公平程度降低，只能是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为此，要奉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宜采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还表现为地区收入差距过大，中部、西部收入差距明显落后于东部。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应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来说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由于劳动力的资源丰富，按照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价格较为低廉，企业的生产成本不高，可以保持企业的良好发展，同时保证低收入者能够充分就业，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既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缩小收入差距。就我国东部来说，其资本也只是相对西部地区较为丰富，就我国的人口分布来说，东部最为密集，所以现阶段，大部分东部地区还是宜采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使东部地区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茂林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

2、Bourguignon.F.,Fournier M.,Gurgand M..Fast Development with a stable Income Distribution:Taiwan,1979～1994[J].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1(47).

3、Gary S.Fields.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Small Open Economies[J].The Economic Journal,1984(94).

4、陈钊,陆铭.教育、人力资本和兼顾公平的增长[J].上海经济研究,2002(1).

5、毛慧红,蔡颖.减少收入不平等:来自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理论、经验和启示[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4).

6、陈钊,陆铭.收入差距现象透析[J].世界经济研究,1999(3).

7、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8、洪巧俊.文化断层与读书门槛[N].南方周末,2005-12-01.

9、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J].经济学.2003(2).

10、林毅夫.发展战略、自身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2002(1).

11、林毅夫.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评世界银行新的“惠及贫困人口的农村发展战略”[J].北京大学学报,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