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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致辞精选(九篇)

研讨会致辞

第1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尊敬的给位同志、各位老师,(称呼待确定)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能够相聚在此,共同召开我市教育城域网改造研讨会,对于推动我市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我市教育资源均衡优质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首先代表市教育局,欢迎各位的到来。

我市教育城域网始建于2006年,经过逐步建设已经覆盖全市90%学校,建设初期我市城域网成为河南省众多地市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标杆。多年来,教育城域网为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资源均衡优质发展。但是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丰富的教育教学应用方式不断涌现,对基础网络提出可越来越高的要求。于此同时,我市教育城域网的使用规模和数量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和增长趋势。而在此背景下,各县局、各学校信息化的专业人才却相对缺乏,我市城域网呈现出不稳定、网速慢、网络攻击多的问题。

面对以上的挑战和问题,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围绕“十二五规划”对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要求,对我市教育城域网进行改造和优化,为下一步“三通两平台”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网络环境,应对新形势下教育教学发展的要求,提高教育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实现我市教育资源均衡优质发展,达到“终身学习”及“随时随地、随想随学”的教育发展愿景。

由于城域网改造工程是一项投资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市局制定相应建设思路阶段,市局相关领导和技术专家实地调研和考察了国内众多教育信息化建设优秀的地市,如泰兴教育城域网,郑州教育城域网等。同时,市局也关注了国内较为先进的城域网解决方案供应商,希望通过教育部门与相关厂商的通力合作,打造真正适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应用需求的城域网工程。因此,本次会议,我们邀请了锐捷网络相关专家来与我们一起探讨我市区城域网建设。锐捷网络在教育领域深耕12年,参与建设了全国230个教育城域网,300个班班通项目,20000所中小学数字校园。建成了全国最大班班通项目,首个虚拟云桌面教育城域网,首创了实名制教育城域网,独特的无线教育城域网。在此,我希望,锐捷网络的专家们能够与我们在座的各位教育同仁们,展开深入地交流和探讨,挖掘出我市城域网建设解决办法,积极推动我市教育信息化发展。

第2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德州是鲁西北平原上一座美丽的充满活力的发展中城市,区位交通优越,生态环境良好,历史文化悠久。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美丽传说就发端于此。董仲舒、东方朔、颜真卿、邢侗等历史名人诞生或生活在这里。明清时期运河漕运商贾云集、帆樯如林,素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美誉。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州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太阳城、中国中央空调城、中国功能糖城三大城市品牌开始叫响。这片古老而秀美的土地焕发出新的光彩。

当前,全市上下正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动力,按照“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生态经济、建设和谐德州”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工作指导转变,大力实施工业强市、科教兴市、民营推动、开放带动四大战略,突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抓好城市建设、深化改革开放、致力改善民生等项重点,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生机无限的新德州。

城市发展战略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已成为各地共同关注的焦点。我们深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今天,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辐射力的区域中心城市,是实现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选择。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发展意识、机遇意识,我们把城市发展摆上重要位置,围绕建设连接环渤海经济圈与省会济南城市群经济圈两大区域的桥头堡,打造鲁西北、冀东南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在区域发展中的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外向带动功能和文化引领功能,在集聚发展要素、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动力中把握竞争主动权。

第3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本次会议开幕式由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淑芳主持。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何元龙致开幕词,他表示,此次会议是中国辞书学会两个分委员会首次合作举办,希望与会专家学者打破学术壁垒,在融合中交流、碰撞。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严明致欢迎辞,他简介了黑龙江大学的历史,并对俄罗斯语言文学与研究中心在发展历程中的成绩进行了回顾。

开幕式后,会议进入学术研讨,分为大会主讲和分会场讨论两个环节。在大会主讲环节中,9位专家分别做了专业、精彩的学术报告。徐时仪梳理了上起鸦片战争下至抗战胜利的百年间的辞书编纂发展演进,展现了在大变革时期辞书编纂新旧交替的转型和新式辞书的萌芽;李尔钢以《汉语大词典》为例,提出了义项增设或分合的基础在于广泛地查阅文献和深入地辨析书证,为辞书义项设置提供了普遍参考;高永伟论述了邝其照《字典集成》的缘起和传承、《华英字典集成》的影响,梳理了《字典集成》的蓝本和修订版等;于淑敏以《新闻传播学大辞典》为例,总结了专科词典框架和词目设置的常见误区,对辞书编纂和出版过程中的框架和词目设置有启发意义;徐祖友以实例为基础,分析了汉语词典自造例排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造例排序的原则和方法,有助于汉语词典自造例排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田兵以《康熙字典》和约翰逊的《英语词典》为对象,抽取一定量的常用名词和科技名词,针对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展现了两部词典的共性和差异;周琪系统梳理了戏曲辞典编纂的历史流变、分期和特征,论述了戏曲o典编纂发展等主要问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思考;张敏总结了当代中国辞书评论的种类,提出辞书评论发挥正面积极作用的条件,指出了目前辞书评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建议;郑述谱指出,从事辞书史研究、进行辞书评论,一定要具有历史意识,编纂专科辞典,一定要具备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知识准备,有了这一纵一横,思维空间和创新空间就会有更大的拓展。

为加强与会人员的交流和沟通,本次会议在分会场设置上改变了以前按专业委员会分组的做法,根据论文议题设置了“中外辞书编纂史与词典学史”“大数据背景下的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辞书编纂理念手段创新及其应用”三大分会场。

在“中外辞书编纂史与词典学史”分会场,王德怀介绍了维吾尔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发展历程,说明了维吾尔语文化的多元性;温朔彬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评述成语辞书的编纂历程;蒋文凭追溯专科学习词典的发展源流,探讨了我国专科学习词典研编的发展前景;杜翔说明了如何把握语文辞书编写中条目思想性的“时”和“度”,从而保障条目思想性的“性”;安志伟从多角度分析了《通俗常言疏证》这部辞书,阐述了俗语发展变化的过程;张晖认为术语与语文词的二分应该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对待;吴哲结合世界图景理论解析术语词典编纂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原则;张金忠梳理了汉俄词典编纂的历史脉络,并介绍了汉俄词典编纂现状;窦可昀论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词典在俄语法律词汇研究中的作用;张春新分析了达里所编的《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阐释了达里的词典编纂理念。

在“大数据背景下的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分会场,潘正安指出了语文辞书中科技词条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张德意指出数字化背景下传统辞书边缘化的现状,提出了应对措施;赵福生分析了我国小语种专业辞书现状,讨论了该类辞书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等问题;马立东根据英国国家语料库的词频数据,验证大规模语料库词频数据在词典形态语义网络构建中的应用效果;陈丛梅介绍了《当代词典范式演进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一书,探讨了作者对词典范式精神的现代性守望;袁新民从收词、释义、应用等可操作性方面对英语学习型字典的数字化进行了全面探讨;何家宁、何永香回顾了CIF这一贸易术语汉译的相关研究,对该术语的译名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李家春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为例,探讨了汉英两种语言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的凸显性差异及词典编纂中的翻译问题。

在“辞书编纂理念手段创新及其应用”分会场,徐时仪指出语文辞书编纂应秉持求是与致用、规范与描写等理念;刘立香指出词目词的价值在双语词典环境下呈现出语内价值和语际价值之别,双语词典可借助词典手段和翻译策略来呈现价值差异;于峻嵘认为可以借鉴现象学“视域理论”,为研究同义词词典释义问题提供参考;张相明分析了词典中的语义网络信息,概述了词典学中的语义网络信息处理研究;叶其松对《俄语积极词典》中的释义元语言进行计算分析,论述其频率、语法和语义属性;王圣良论及专科词典编纂中的词目翻译补充问题,并提出了释文补充的基本要求;李静梳理了现代汉语词典中成语异形词立目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考量;张立娟对汉语工具书附形部首产生存在的原因、处理方式等进行了分析。

第4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我们共同期待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基督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幕了!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受大会组委会的委托,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很高兴主持今天的开幕式.

本次大会得到中国宗教学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所长亲自莅临本次大会,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卓新平所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此次大会还得到了有关部门、知名企业家的积极响应.我们请来了许多老朋友,也有不少新朋友.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部分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名的民国史专家汪朝光副所长、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高闽处长、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教牧事工部卢龙光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当代宗教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张纯琍主任、中国国家宗教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吴梓明研究员、香港中国得胜神学院圣乐学院伍德荣院长、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陈建明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刘东超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徐弢教授、杭州兴源控股有限公司周立武董事长,福州宏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饶舜董事长、还有大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赵晓阳研究员.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何光沪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邢福增院长也将参加明天的学术研讨,在此,让我们对与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注:以下致辞顺序,可能根据汪校长是否到会调整)

1、下面请本次会议主办方、东道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副所长致辞~~~

2、接下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副所长致辞.

3、请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致辞.

4、接下来请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高闽处长讲话.

5、请兴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武先生致辞.

第5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关键词 美学辞典 中国当代美学

从1981年译介苏联学者奥夫相尼柯夫的《简明美学辞典》,到2007年邱明正主编的《美学小辞典》(增订版)出版,美学辞典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近30年的时间跨度中,各式各样的美学辞典有将近20部之多。

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也由此得到鲜明展现与不断推进。

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大致作以下概括:

第一,从无到有。1981年,《简明美学辞典》中译本出版,这也是第一本中文版的美学辞典。五年后,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美学辞典》[1]才正式面世,并由此走向兴盛繁荣之路。美学辞典的出版在1986—1995年间最盛,共出版了12部,而这也是当时的辞书热在美学领域的反映。

第二,从简到繁。《简明美学辞典》出版时,收词只有235条,全书不到27万字。十年后,《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出版,收词增加到2200多条,字数近120万。再过十多年,《中华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收词达约3400条,全书字数近178万。

第三,从综合到分类。早期美学辞典,多着眼于对基本美学理论的介绍与解释,尚缺乏对具体部类的细致划分。1987年《文艺美学辞典》出版,开始将重点放在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上,试图对研究领域及辞典的适用范围作体系内的进一步限定。此后,遂有《诗歌美学辞典》《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以及《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等划分更为细致、关注重点更为明确的专科辞典。

第四,从借鉴到原创。美学辞典的编纂初期,多是依照西方学术理念来筛选范畴、阐释概念。内容上虽然也中外并收,但中国美学所占比重与其在世界美学界的实际分量并不相称,如《美学辞典》里的中国美学术语只有36条,占全书的1/18强,所以这些辞典也就谈不上有多少中国特色。直到《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出版,才试图将关注中心对准美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力图发掘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该辞典“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各个领域,也突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2]。这项工作也得到后来的逐步推进,如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主要以蔡钟翔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为基础,以精简的形式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字数上超出《中国古典美学辞典》达9万之多;而林同华主编的《中华美学大词典》则着意“以宗白华先生倡导和奠基的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为特色,表达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山川俊美、思想丰富、历史悠久的文化结构”[3],力求全面反映中国美学史。由此,把美学史看成审美文化史、审美理论史、技术美学史以及艺术审美史之四者综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学,极力凸显中华民族丰富的审美文化遗产以及当代的审美文化硕果。范围之广、篇幅之巨,均远超前人。

当代中国的美学辞典,其编排体例一直注重信息检索的速率以及信息利用率。这既表现在条目编排常按学科体系分为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具体艺术门类等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同时设置部首索引和音序索引,兼顾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的美学爱好者的使用需求。所不同者,是总体信息含量的大小以及辞典编纂背后所隐含的学术理念、学术观点,而这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筛选范围以及对词语、命题的解释。可以说,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浓缩了中国当代美学在这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

译介第一部国外美学辞典时,中国美学处于十年内乱之后的复苏期。那时候的美学研究、审美活动似也负有解放思想的重任,人们亟需一本像样的美学辞典作为明辨美丑、探究美学问题的指南。但《简明美学辞典》只收常用美学词语235条,显然篇幅过小且不能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遂有《美学辞典》应运而生。后者只重点收录有重要地位的美学家、流派、专著以及在某个艺术领域对美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些常用美学术语,而忽略在世的学者及其著作,所以全书只有673个词条。

此后十年,进入美学辞典编纂的高峰时期。所出辞典中,—部分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和广大美学爱好者参考查用的,另一部分则兼顾学术性与知识性,并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美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在此得到更加集中的展示。姑举其中几例:

其一,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学辞典》问世时,国内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还了解不多,诸多条目(如“结构主义”、“信息论美学”、“接受美学”等)都属较早引进的西方学说,且对这些概念的剖析也尚不深入。该辞典对于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的所有美学思潮、艺术流派,仅以38个术语条目和151个人物条目作扼要介绍,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阐释尤显薄弱,甚至对于当时西方美学界正在发生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的转向,竟然只字未提。这些都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称。

蒋孔阳主编的《哲学大辞典•美学卷》中,与西方美学相关的条目有近700个,更别说在“美学原理”部分还有专门介绍。该辞典所涉范围既有时代、思潮、流派,也有学说、术语、人物、著作,此外还有美学会议、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学术刊物,视野已经大大拓展。

出版于1996年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虽将筛选范围框定在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而且是当代西方美学领域中业已成熟的22个流派,但各类术语与命题达到480多条,总字数达64万。对于这些学派常用术语的辨析多能厘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勾勒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及含义。这为学界同人研习当代西方美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编纂者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多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以来美学界大胆引进、译介了数以百计的当代西方美学名著,且有《美学译文》《世界艺术与美学》等丛书或期刊相继译介了许多当代西方美学资料。

其二,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如前所述,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美学辞典,对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并未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也涉及一些中国美学术语,但无论是内容的筛选还是概念的辨析,都显得视野狭窄或阐释简略,尤其是对《周易》中的美学思想未能充分开掘。《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收录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名词、学说条目将近440条,人物、著作、刊物条目300多条,对于“拙”、“自然”、“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才胆识力”等此前人们重视不够的范畴或命题都有论及。

至于《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因为有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作基础,故能集众家之长,对中国美学的诸多概念都能作出沿波讨源的辨析,譬如其中的“妙悟”、“雄浑”、“自然”、“文质彬彬”等。但该书在编排上却将范畴和命题混在一起,以致或多或少消解了范畴的普适性与命题的情境约定性之间的差异。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直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就已介绍到中国。60年代,学界曾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期间,学术研究空寂,而80年代又恢复既往的讨论,并且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向‘反映’论深化,有的向‘艺术生产’发展,有的向‘主体论’拓展,有的向‘形式论’努力,有的向心理学逼近,有的向‘读者反映和接受理论’靠拢,有的着意在‘批评方法’和‘术

语概念’上翻新。”[4]在众多的讨论中,学界对于“美的规律”、“尺度”等核心概念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情形在美学辞典中也有反映。例如,《美学辞典》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扼要介绍,但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等核心概念并没涉及;《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人物及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美的规律”等词不光有词源学上的考证,还着重介绍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学界普遍感到美学研究已经进入高原状态,很难再有多少实质上的推进。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成了学界普遍担忧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问题的提出常从“文论”着眼,但谁也不能否认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学领域。

在此大背景下,美学辞典编纂热也逐渐降温,十年间的出版数量只及前一个十年的一半,并且其中对于西方美学部分,除了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以外,在学理上的推进并不让人乐观。对中国美学资源的进一步开掘,则是这段时间的突出成果,而这当以《中华美学大词典》的编写为主要标志。

该词典初版于2000年,两年后再版。不仅在篇幅上远超此前任何一部美学辞典,而且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有不少新的举措,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民族资源的重视以及对审美文化之边界的拓展。以往的美学辞典,不论是中西合璧的还是专论中国的,一直都着眼于正统的、主流性的作品、概念和思潮,而对民间的和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所呈现的积极因素重视不够,《美学辞典》虽然也涉及民间艺术,但仅有几个词条。90年代中后期关于“失语症”的那场广泛而热烈的争议,使美学界深刻认识到华夏美学资源的宝贵之处。唯有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本民族的美学资源并对它们加以现代的整理与阐释,才能使中国美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族群色彩。这既是剖解中国文论“失语症”这一难题的上佳途径,也可将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落到实处。出于以上考虑,编者在美学辞典中大力搜罗中国古代与现代、庙堂与民间、人文与自然、汉族与少数民族等等各类美学资源,并赋予美学研究以文化研究的品性以致走向“审美泛化”的做法,也就显得很自然了。该辞典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学人物的选择略嫌宽泛。

美学辞典在中国,可以说曾经经历了一段饶有意味的历程。编纂初期,以译介起家;此后的繁荣,多停留于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复杂纠葛之中;再后的降温,也是美学研究由热到冷的真实显现。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切入点,来展示甚或回顾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这既非最佳视角,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进程,要远比前面所说的复杂。

单就改革开放之后的近三十年来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在美学思想的立足点上,加强了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学科的问题空间上,除了引入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外,进一步扩大到审美心理、审美教育、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等问题;在研究范围上,除积极推进美学原理的建设外,大大拓展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辟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文艺美学、心理学美学、接受美学、当代人类学美学等新学科也逐步得到健全和发展,建筑美学、服装美学、企业美学、医学美学、影视美学、都市美学、生态美学、计算机美学等新课题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索;在学术层次上,近年来开始延伸到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乃至于对学科合法性等问题的思考,显示出元美学的某种理论气质,展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5]在新世纪,更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环境美学”以及美学的边界问题等层出不穷的新论争。如此异彩纷呈的学术进程,不一定每次变换都能在美学辞典中留下印记。所以,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视角来展示或回顾,注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至于美学辞典编纂中的是非成败,也很难有一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是追求大而全,还是追求小而精?是追根溯源杂列众说,还是举其大要点到即止?这中间的“度”实难把握。此外,对于美学术语与范畴的每次解释都是一种新的阐释,这中间也没有标准答案或最佳操作范式。其魅力在此,其教训也恐在此。

但不管怎么说,美学辞典曾在中国美学的当代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普及美学知识,使对于审美活动的思考深入到大众当中,也表现在促使学界对整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学科体系都进行一番深入追问。这中间既有经验也有缺憾,有时候是因为编者所处时代资讯不够通达而导致,有时候则是美学辞典作为工具书囿于自身的学术品性而不能随意追赶热点问题而造成。但更多的是因为辞典编纂背后的理论支撑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美学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只是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之缩影而已。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审美对象的繁复性以及审美意识的不确定性与美学辞典的科学性、明晰性之间,向来有着不大容易协调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今,随着信息传递的日益便捷与媒介多样化,审美风尚时时更新,审美观点与审美趣味也日新月异。审美活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向更广阔、更深入的范围渗透,但美学研究已经成为越来越少的坚守者所愿意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再去编写一部知识介绍性的美学辞典,似乎意义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重要。今后的美学辞典,似乎应在学术的深刻性上以及更深入地开掘中国民族与民间的美学资源方面下力气,而网络化时代也为新型的美学辞典之编纂提供了不少便利。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美学资源数据库,其信息含量之丰富、检索方式之便捷都超越于以往时代,那应该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美学辞典”。

附 注

[1]?本文所说的《美学辞典》,均指王世德主编的《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并非a.a.别利亚耶夫等的《美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

[2]?周来祥,王杰.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评《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学术论坛,1992(3).

[3]?林同华主编.中华美学大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第6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修辞;分析;国情咨文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001-09

引言:修辞分析

西方古典修辞观和现代修辞观都认为,修辞(rhetoric)是有效运用语言、影响受众、消除分歧、取得认同的实践活动和话语艺术[1],其目的就是要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旨在影响听众接受某种思想,并付诸相应行动[2][3][4]。

修辞分析(rhetoric analysis)与文体分析(stylistic analysis)相辅相成,互有覆盖。一般认为,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探讨信息发出者(作者)、信息本身、信息接受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关注发出者(作者)对语言成分的选择使用及组织,并观察其效果;两者也都注重分析语言效果的实用性及其教学意义。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重点在信息(文本)的形式和内容,而后者的重点在信息所产生的效果和功用,即文本或话语的修辞功能,能够在听众或受众那里引发后续行动。如下文介绍的DocuScope工具,即主要考察各类修辞特色词语所引发的语言行为类型。

就修辞分析,Bitzer[5]认为需要回答五个问题,即所谓的REALM[6]。其中,R(reader)即界定读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地位等,以确认他们与作者价值观的匹配程度及在接收信息或阅读文本之前所持的观点。E(essay)指理解文本最重要的特色、论点、布局、论据、文体特色等,以考察该文本最具理解难度、最具说服力部分,并了解其原因。A(author)指要了解作者的情况,即作者如何让自己有信服力,展示个人性格的吸引力,如何与读者建立认同感,这么做是否有效。L(limitation)即根据对读者的了解,看看这些读者对作者有什么限制作用?作者的背景知识和经验对其论点论据有什么影响?来自作者本人的性格或价值观的影响?来自文本产生语境(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影响?M(motivation)即作者的写作或演讲动机。从这几个方面考虑,也能对修辞功能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但总体来说,主观性较强。

近年来,随着Digital Humanities(数字化人文研究)在美国人文学术领域的逐步开展,利用计算机辅助来进行修辞风格的分析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如Biber[7] 等人利用语料库方法来考察不同人群和不同文本之间在语法、词汇、语言使用、语言学习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而Hyland[8]利用计算机辅助考察了8个学术领域的语言,关注多种文体,展示学者如何利用语言来组织和实施学术研究,尤其是那些资深学者所使用的修辞方法和技巧,同时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和学界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研究学术修辞、英语教学、语篇分析等都有启发意义。Hart 等人[9]使用计算机辅助研究了政界人士在演讲和写作时所展现的风格以及这些风格的历时变化。Pennebacker[10]利用计算机辅助对语言如何传递地位、进行欺骗、表现个性及群体意识进行了研究。

人们也一直在进行关于美国总统语言的修辞研究,还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如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Lim[11] 对1789年至2000年间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和咨文进行了计算机辅助的内容分析,他得出了总统语言修辞风格在5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也是5种趋势,即越来越避免认知或评价性词语,并避免使用非常正式的词语(antiintellectual)、越来越抽象(abstract)、越来越具自我意识(assertive)、越来越民主化(democratic)及越来越对话式(conversational)。自我意识强指具行动色彩,表现出自信和力量,而较少出现被动色彩和向权威权势表示服从的暗含意义的词语。该研究认为这体现了美国的自信,具体表现在较多用第一人称和很多can类词语,比如克林顿的就职演说这一点在后来2007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即奥巴马的竞选口号“Yes, we can!”。。相应地,表示模糊和不确定性的词语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如if等)。其自信的原因是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当然,如果过分强调自我,则表明日益缺失的谦卑心理。

近期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如吴礼权[12]利用计算机辅助对平淡风格和绚烂风格进行统计分析,由此推衍出如要建构两种语言风格时所要遵循的修辞基本原则;张煜和徐世昌[13]利用语料库,对英语专业写作教学的体裁分析法进行了探讨;卢静[14]则对译者风格进行了语料库辅助的历时性研究,并对译者风格产生原因进行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解读。这些研究基本上以文学类文本为主,结合计算机辅助方法,具有一定前瞻性、可靠性和参考价值。但国内这个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话题较分散,也较少关注修辞性语言所产生的后续行为效果。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两任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为例,来说明计算机辅助的修辞效果分析方法和步骤,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一、 研究方法

(一) 语料搜集

1993至2008年期间的前后两任美国总统分别是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两人分别发表了8次国情咨文。从美国白宫官方网站下载这些文件并保存为 TXT文档,分别命名为BC-1993至BC-2000和GB2001至GB-2008。

三、 讨 论

上述利用计算机辅助工具进行的各种分析表明,在内容上,克林顿考虑国内事务较多,而布什考虑国际事务较多;在功能上,两任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在学术性、指导性、说明性、前瞻性、思辨性和战略性等方面,表现比较一致,但在所表现出的自信度、与听众的情感交流程度、需要公众认识及体验国家国际政策的程度、向听众汇报情况的语气等方面表现出不同,即虽然两位总统均高度自信(克林顿更高一些),但由于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布什咨文里各类语言行为类型词语及其所引发的行为效果要更为强烈。历史事实也表明,布什总统成功运用政治修辞,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在民众心理上建立起了反恐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27],其任期内发动的反恐战争,姑且不论其成功与否,积聚了巨大人气,凝聚了大量人心,确实激发了美国人民参战的高度意愿,短时间之内在世界范围发动了多场以反恐为口号和目标的战争,这是其政治修辞的一个明显效果。

四、 结 语

DocuScope工具经过两位主要研发者历经20年的工作,已经基本成熟,能够处理任何一类文本,也可进行多种文本的对比分析。但定量数据导出之后,对文本的细致阅读是必不可少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该工具背后标注了修辞特色的大型词典支撑下,对语料进行修辞特色的标注,保证了分析的一致性,有效提高了人文学科进行数字化研究的效度和信度[28],从而避免了以往以主观阅读得出的多为印象式选择性结论[15]。本文希望通过引入这种新型的计算机辅助的修辞分析研究思路及其方法,大力推动修辞学科的研究继续向实证方向发展,对其他相关学科,如语用学研究、英语教学、汉英翻译教学也会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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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关键词:修辞;认知修辞学;认知文学研究

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修辞在西方传统中一直被视为一种“言说的艺术”(theartofspeak-ing)或者“说服的艺术”(theartofpersuasion)。修辞学在文化的框架内以及话语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和研究领域、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认知修辞学则是在人文学科出现了“认知转向”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范式观照下的修辞学。对于认知修辞学,波兰学者塔巴科茨瓦(ElzbietaTabakowska)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认知修辞学研究信息发出者为了影响接受者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而发出‘实用目的’信息的手段和策略”[1]10。这里点出了认知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的差异———思维。认知科学关注思维、大脑、人工智能等,与修辞学结合之后则探讨修辞与认知的关联。所以说,认知修辞学是一种合理的学术事业(alegitimatescholarlyenterprise),研究对象是施予端与接收端的基本认知过程[1]276。既关注作者,也关注读者。这与认知诗学关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维互动模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成为认知诗学的研究范式之一。坡塔平柯(SerhiyPotapenko)认为:“认知修辞学发展了认知语义学与修辞理论的纽带。认知语义学旨在理解我们如何从总体上去概念化、想象并推理;修辞理论旨在理解我们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去概念化、想象并推理。认知修辞学旨在解释言语效果,借鉴两种概念结构:意象图式和力量流动模式(forcedynamicpat-tern)。”[1]245认知修辞学其实是结合了认知语义学与修辞理论,将一般语境与特殊语境结合起来,探讨话语意义与效果。所谓“一般”与“特殊”的结合,指的是运用认知科学的已有成果,即对认知规律的总结,去分析各种特定语境下的话语,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认知修辞与文学的认知研究有密切关系。认知修辞学运用认知科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研究修辞、写作、教学,同时也研究语言和文学。马克•特纳(MarkTurner)是这一领域的主要人物[2]。在1989年出版的《不只是冷静的理性:诗歌隐喻的实践指南》(MorethanCoolReason:AFieldGuidetoPoeticMetaphor)和1991年出版的《阅读心智:认知科学时代的英文研究》(ReadingMinds:TheStudyofEnglishintheAgeofCognitiveScience)两部著作中,特纳将概念隐喻理论首次引入文学研究,并建议推出一个新项目,进一步通过语言表征探索概念关系(conceptualconnections),这个项目被称为认知修辞学[3]163。他的研究论证了在日常用语中频繁使用的隐喻结构在文学作品中也非常普遍,共享同一种隐喻基础。由此可见,认知修辞学基于概念隐喻或者概念整合理论,汇集了认知科学、文学和修辞学理论,其囊括的学科包括修辞学、叙事学、话语分析和语用学。它的出现拓宽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打破了修辞、教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壁垒,是一门逐渐形成(on-going)的、充满活力的学科。

一、认知修辞观的主要观点

特纳于1987年出版了《死亡是美丽之母:心智,隐喻和批评》(DeathistheMotherofBeauty:Mind,MetaphorandCriticism),该书奠定了认知修辞学的学科地位。他在该书的引言部分指出:“本书是运用了来自当代认知科学和语言学深刻见解的现代修辞学”[4]9;他同时批评了传统修辞学,认为:“修辞学放弃了思想而仅仅关注风格,就使自己堕落了。不关注隐藏在语言表层形式下的心智,修辞学就使自己降格为分类登记那些可以视为表层文字游戏的东西,似乎它们与认知毫无关联”[4]9。他这里指出的把修辞看作表层文字游戏的观点,就是传统上把修辞仅仅看作修辞方法的观点。这种观点只触及到语言文字的表层形式,没有看到语符背后的认知机制,因而是片面的。实际上,认知诗学的母体学科之一的认知语言学本身也研究修辞方法(如矛盾修辞法、通感修辞法、反讽修辞法)与认知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拓展,拓展到了思维与隐喻、文学批评与认知、文学的功能、文学与文化以及文学想象等话题上。(一)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特纳认为,隐喻不单单关涉语词,而且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对包括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在内的所有人类思维和行动构成影响[4]9。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修辞方法的隐喻,其功能超越了修辞效果,上升到认知的层面,构成了人类认知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模式之一。借助隐喻,人类可以通过具体的意象去认识未知、抽象的概念内容,从具体到抽象。语言隐喻的概念基础源于以莱考夫(GeorgeLakoff)和约翰逊(Mark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一著作为代表的传统修辞学观点,特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修辞学观点,认为有很多因素是受众共享的———概念系统、社会习俗、共有知识、话语体裁以及共有语言的每一个部分。他强调,修辞学致力于分析受众的所有的共享认知系统及这些系统运作的方式,这与认知科学的任务是重叠的[4]10。这里点出了认知科学与修辞学能够整合的理论基础。认知修辞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莱考夫与特纳合著的《不只是冷静的理性:诗歌隐喻的实践指南》(MorethanCoolReason:AFieldGuidetoPoeticMetaphor)(1989),该书也聚焦于隐喻。该书认为,隐喻绝不仅仅是词语的问题,而是思维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思考:关于情感的、关于社会的、关于人性的、关于语言的、关于生与死的本质的。它在我们的想象和推理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隐喻能以某种别的思维方式所不能替代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和这个世界[5]xi。也就是说,认知修辞学视域下的隐喻不单单是一种修辞方法,而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是人们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吉布斯(RaymondGibbs)的《心智诗学:比喻性思维,语言和理解》同样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隐喻上,认为我们日常的思维也具有隐喻的性质,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诗人们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普通人大量的日常表达中[6]9。思维是隐喻的,是认知修辞学的核心观点。(二)文学评论与认知特纳指出,对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被人知晓,在何种程度上不被人知晓,大多数文学评论家并不知道。这种意识对于文学评论家衡量其观点的内涵意义,了解他的预设是否有争议、是否安全还是错得显而易见这些方面是必不可少的[4]12。他举例说,每个人都清楚“死亡是美丽的母亲”是一个精彩的桥段,但是我们能否解释为何它比“死亡是美丽的父亲”抑或是“死亡是美丽的父母”更好?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解释文学效果,还得借助于认知。特纳强调说:“好的文学之所以强大,原因在于其精湛地激发并操纵我们的认知器官(cognitiveapparatus)。当代文学评论,因为不关注这些普遍的认知能力,所以很少触及到文学作品产生的力量源头。由于放错了重心,这种做法渐渐地模糊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有力联系,这样一来,当代的文学评论就经常被视为是单一的、孤立的做法。”[4]13可喜的是,这种文学批判孤立观已经得到改善,有学者明确提出作为认知的文学批判这一论断。“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历史,又开始对各种现象进行探索,在认知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人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与文学,又开始了对文艺的批评与认知。文学创作的过程隐含着认知,文学批评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认知活动。”[7]6(三)文学的功能认知修辞学强调文学与心智的关系,构成该学科的功能观。特纳指出,我们研究文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理解人类心智的运作,而人类心智的很多内容最适宜通过文学予以理解。庞德说过,作家是人类这一种族的天线(即文学作品收集各种信息,并传播出去),作家经常探究我们的概念和语言结构并推进这些结构以探明它们以何种方式反应,在何处断裂。作家教给我们的内容只能通过研究文学来获取,经过培训来研究文学的人是文学评论家,不是认知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如果文学评论家不参与这项工作,其他人没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收益也就丧失了[4]13。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点出了研究文学的价值———阅读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审美的愉悦,同时,作为一种认知建构物(cognitiveconstruct),文学又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心智、思维的媒介。二是点出了文学评论家的职责———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在作品中呈现的信息。当代文学评论家要从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中吸取养分,而不是把认知部分的任务推给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等。但是事实上,自从浪漫时期以来,文学评论家往往满足于把文学的认知研究推给科学家,包括研究心智的科学家,而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对特定文本进行阅读。在他们看来,这两项事业仿佛毫不相干。这种做法剥夺了心智科学的一种重要知识来源,同样,又让文学研究丧失了对非文学世界的影响(文学语言的很多研究是可以用于日常语言的)。特纳强调:“文学评论家与其他研究者(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等)应该共同致力于这项事业。具体而言,文学评论家要致力于分析文学的认知工具,不断涉猎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这才是修订版的、更新版的经典修辞。”[4]13-14从事日常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家也需把文学也当做研究对象。(四)文学与文化认知修辞研究强调文化与文学的必然联系。在其专著《死亡是美丽之母:心智,隐喻和批评》中,特纳把来自各种文化、语言和时代的文学文本并置于西方的文学传统中[4]16。他之所以重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多样性,源于对结构主义者的合理批判。有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研究从表面看都是相似的,因而饱受诟病,这种批评是合理的,因为忽略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文化和语言差异。文化具身于心智之中,文化是认知人类学的主要内容。而要研究文化,则必须研究认知,即研究该文化圈成员的概念结构。认知文学研究其实也就是认知文化研究,非常重视文学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也必然是认知修辞学的重要内容。必须指出的是,也有学者对特纳的认知修辞学理论提出了批评。认知文学研究代表之一里查德森(AlanRichardson)指出:“特纳并未将他的计划描述为建立一种文学理论,而是建立一种可以支撑多个理论的共同基础……他强调修辞以及与此对应的关于超文学文本(extraliterarytexts),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很难评估认知修辞的充分性,也就无法支撑起一种文学理论本身。”[3]164里查德森之所以说特纳的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并不充分,因为从本质上讲,他更关心的是分析认知过程,而不是运用心理学的发现去建构文学理论并进行文学阐释。换句话说,特纳有一个从文学评论家到认知科学家的转变。他的重心不在于研究文学的问题,而是研究认知本身,他的主要兴趣点在于展示语言研究如何促进我们对认知的理解,从而说明修辞探究在所有学科的重要性。(五)文学想象认知修辞学非常重视文学想象。认知修辞学的代表性著作———约翰逊的《心智中的身体:意义、想象和推理中的身体基础》(TheBodyintheMind:TheBodilyBasisofMeaning,ImaginationandReason)(1987)就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约翰逊认为:“没有想象,世界就没有了意义;没有想象,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的经验;没有想象,我们也就不能通过推理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他批评此前的客观主义关于意义和理性的理论缺乏对想象的足够重视和扎实研究,认为这是我们当前关于人类认知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深层问题。”[2]4该书出版后近30年的今天,约翰逊提出的这个深层问题已经获得足够的重视:认知文学研究学者里查德森和霍根(PatrickHogan)都强调了文学想象的重要性[8]225-245。里查德森也指出:“想象成为了认知文学研究这一新的跨学科领域的关键地带(akeysite)。”[8]232约翰逊认为:“想象涉及五个方面的要素:范畴化、图式、隐喻投射、转喻和叙述结构(nar-rativestructure)。如果我们要解释人类是如何以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体验他们的世界,那就必须把叙事统一性(narrativeunity)概念置于中心地位。我们不仅生来就处于复杂的公共叙事之中,而且我们以故事的形式去经历、理解和组织我们的人生。不管人类理性由哪些东西组成,它一定与叙述结构和对叙事统一性的追求紧密相连。”[2]4范畴化、图式、隐喻和转喻都是我们理解自我、理解他人的手段。叙事与想象同样密不可分,无论是对于没有文字的远古人类而言,还是对于当代人类,叙事想象对于生存、生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8]236-237。

二、认知诗学与认知修辞学的汇合

波兰学者科瓦特考斯卡(AlinaKwiatkowska)2011年主编了一部文集:《文本与心智:认知诗学和认知修辞学论文集》(TextsandMinds:PapersinCognitivePoeticsandRhetoric),该书收录了22篇在2010年“罗兹认知诗学和认知修辞学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体现了认知诗学与认知修辞学的融合趋势。科瓦特考斯卡在书中指出,“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和“认知修辞学”界限模糊,常交替使用于文学分析中。该书分为文学思想的认知方法和认知修辞学研究两部分,探讨意义———尤其是源自创造性活动的微妙和不明显的意义———生成的心智过程,具有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其所选论文的研究兴趣和出发点、研究主题和所选用的分析材料、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这表明认知研究具有开放性特征,无论认知诗学或认知修辞学都能够进行多维视角的研究[2]5。该书在论述认知诗学时,选择的文本都是文学文本。但是,在论述认知修辞学时,则讨论的是非文学文本,如政治人物的演讲稿、布道辞、新闻稿等。这种认知修辞学,还是传统的修辞学观念。塔巴科茨瓦指出,从传统来看,修辞学一直与口头语言使用相关,其目的是罗列和描述正式的公共演讲中所用的语言手段和泛语言手段;而现代修辞学的定义涵盖了更为宽泛的体裁和媒介[1]275。紧接着,他指出要把修辞学和相邻的诗学领域划分开来既是困难的,又是没有必要的,在现代人文科学和用认知方法去研究语言和语言使用中,边界模糊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学科互涉已成为一个基础的方法论假设。诗学关注语言手段与文学效果的关系;修辞学关注语言手段与论证力量之间的关系(注意:论证的力量可以说是论证力量的一种,从性质上看,二者有包容关系)。他还指出,修辞话语与文学不同,文学是诗学的主要研究领地(所以说,修辞学与诗学不同),作为文学研究的分支,认知诗学有自己的传统,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建构物和方法论去研究文学;认知修辞学经常被视为是认知文体学的近义词,目的在于调查施予端和接受端的基本认知过程。虽然两者的终极目标不同,但都致力于探讨语言选择与认知结构和过程[1]276。这本编著把认知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设定在非文学类文本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在2014年出版的编著《认知、文学与历史》中得到了改变,在引言中,编者明确把认知修辞学与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并置,构成认知文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其中,在该书第二章,森丁(MichaelSinding)提出了体裁整合的三层套叠框架(nestedframe),第二层框架就是修辞情境框架(rhetoricalsituationframe)。这层框架关涉的是环境(setting)、言说者、听众和媒介的结构关系[9]41。值得注意的是,森丁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体裁———书信体小说,而不是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如演讲辞、布道辞、广告等)。环境指的是小说故事世界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言说者指小说中的叙述者或者人物;听众指的是受叙者(narratee)或者小说中的人物;媒介指的是语言符号和形式,其中包括意象符号。虽然森丁在文章中并没有详细阐述如何从认知修辞学角度分析这四个要素的结构关系,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文学研究的分析工具,这标志着认知修辞学在逐步成熟。

三、结语

认知修辞学把传统修辞研究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研究文学隐喻、文学意象以及文学想象,关注认知与文化的关系。这种研究不单单把修辞看作一种表达技巧,更看作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把语言符号、文化内容与人类认知结合起来的研究。它既关注语言形式(即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方法)和语言风格,又关注心智和认知。对修辞卓有研究的德国诠释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指出:“修辞是人类自然掌握的一种能力,使人类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基本行为形式。”[10]3认知修辞学从认知的角度尽可能以客观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和掌握这种自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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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第一章 综论。本章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母语为中文者的英语教育(EFL作者认为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EFL教学方法使母语为中文者学习英语事倍功半,原因在于EFL教育过于 注重表层语意,忽视学习外语所应培养的直觉和语感,忽视外语在实际情境中的应用,只把英语看做是一个科目,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拚除实际社会文化的EFL教学法,阻碍了语言的全盘性理解;第二方面:语用学与词汇语用学。语用学研究语言在实际情境|语境中的运用。语用学着重研究话语,它必须从当下的情境来理解,它没有固定意义。解读话语要靠推论和沟通合作的一般原则。语用学是动态的,它研究言外之意以及听者如何能够了解言外之意。语用意义的研究重在话语发生时的情|语境如何赋予词汇真实的意义和效力。词汇语用学的研究范畴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单字意义功能的交互作用:不同地方的认知系统,会有不同的词汇分类;说话者凭直觉所运用的语意模式,要把字词放在不同的情|语境来看,才可以察觉各种词汇意义;母语人士能对意义随机应变。由于他们对母语的的格式塔机制能凭直觉弥补词汇空缺。词汇语用学是从词汇语义学发展来的。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Bluter 就语用视角讨论语意模糊;Wilson提出了词汇语用学的特点及以多元面向来探究原型意义的延伸;描述和分析词汇在情|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形;用动态而实际的方式来建构意义。词汇语用学的开创学者提出的原则和外语理解息息相关。他们认为词汇语用学具有非典型性,非组合型,它还包括了简练原则;第三方面:EFL教学种忽视语用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对外语语用缺乏认知,很容易造成跨文化沟通的失误。学生最大的理解问题来自英文字词用发的常规和创新,当然包括目标语语区中的语用负迁移;第四方面:每章内容概述。

第二章 意义建构。探讨如何结合惯例和创造力来产生意义,以及母语人士如何透过对情|语境的直觉,运用推敲参照的机制和其他技巧,一贯而自然的建构意义。情|语境主要有三种类型1.语境(上下文);2.当下的实际情境(包括时间和空间);3.社会文化情境。其中社会文化情境对外语学习者最具挑战性,情|语境的功能在于有效制约语境。成功的外语学习者能把字词和情|语境相连,这样才能了解字词在不同情|语境中产生变化,延伸意义。作者认为外语学习者要弄清楚信息意义,必须识别语境、情境和社会文化状况,并把语言特征和情|语境统整起来。广泛接触外语并且采取有效地意义建构策略是成功理解的关键。紧接着讲述了意义的特征:惯例和创造力,稳定性和变异性。母语人士对惯例和创造力的模式,他们能随机应变,而EFL学习者则倍感困难。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就需要关注外语的沟通模式及说理方法;第三方面:作者分别从蕴含语意,意图意义和譬喻性意义三个层面来分析间接语意。但这三个层面意义有他们各自的特点:蕴含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只用绕圈子的方式传递信息;意图意义指信息发出者传递一个信息,希望用这个信息让接收者做某件事;譬喻性意义源于字面意义但也是应情|语境而生的。在意义推论这一节作者认为推论要成功,要具备两个条件1.听者认为信息喻情|语境以及掩着的意图有关;2.听者运用情|语境信息找出最具关联最合理的解释。能够运用多层次的背景知识是母语者能凭直觉、透过推论来察觉语意及替语意解码的关键。指称意义表示语码和外在物体的关系,它带有感情是主观的,同时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关联性越大,认识就越快,越容易。关联性对于推理行为至为关键。外语学习者会把话语联想到与自我经验最相关的事物,这会导致理解错误。

第三章 外语教学中的语用问题。在这一章中作者介绍到影响EFL学生语用能力的几个方面1.社会文化结构或者是社会文化情|语境。社会文化知识架构不同,母语和外语在理解上会产生隔阂,导致无法理解或者错误理解外语。社会和文化是语言的内嵌要素,同时语言的本质是鲜活动态的。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提高语用能力。2.基模知识。它是人类从经验中所获得的背景知识。它组织经验,制造预期,促使行动,并提供让人们得以记忆、描述、重构事件的框架。基模知识产生指涉点,由指涉点找出关联和意义,然后组织起文化观念和个人经验。而人类沟通是根据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由此可知基模知识的重要;3.认知成熟度与概念流利度。认知成熟度是推敲蕴含|譬喻意义所必须的思考辨识能力,找到语用意义需要认知成熟度,而认知成熟度是与外语的社会与世界不断互动所发展出来的。概念流利度是信息接收者能了解话语和其语用含义的思维能力。在语言转换中,概念流利度需互通基模和概念,只有具备概念流利度才能破解外语语码,达到正确理解;培养多种类型的认知成熟度在文化上重新定向,才能准确理解在不同情|语境中所传递的信息。

第四章 观察和调查研究。这一章深入探究东亚EFL的教育现状,并提出不重视自然语言实际使用的教育缺失。学生不加审视的背诵课本,笔记,还有单字翻译的教学方法,忽视培养学生敏锐察觉字词灵活变化的潜能,使得学生缺乏概念流利度。针对这种弊端作者提出EFL课堂应该把那些能够利用原有知识和激发学生兴趣的外语媒体资源作为学习工具。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显示:即使是东亚的进阶学习者,对于日常英文的修辞|语用策略进行解码时,大都仍然相当困难。

第五章 英文语用策略中的修辞技巧。这一章以描述性的方式配合许多实例来探讨英语语用策略。同时发现间接性和意图性在外语中难以掌握,尤其是相似性转换语(similarity),反意转换语(opposition),替换性转换语(substitution),这也是这本书题目中的SOS的来源。相似性转换语包括譬喻和互文;反意转换语包括反语、矛盾句、矛盾语;替代性转换语包括委婉语、夸张和淡化。在实际情境中修词语的使用通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对学习者而言,设法理解外语修辞的过程有助于逐渐建立外语的社会文化知识。在语意推敲时所下的功夫,通常会在脑海中形成外语联想的基模网络。抢眼词|流传语,宣传语和文字游戏常用突显性策略来透过情感来传递和强化意义,用来增添幽默。这些对于EFL学习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修辞在使用过程中的融合及EFL学习者对目标语文化传统及面向的不熟悉所致。这章提供大量的词汇语用实例有助于协助教师和学生开始培养对情|语境线索的敏感度和主动进行推敲的能力。

第六章 结论:展望与新方向。在这一章里面作者对前面几章内容总结的基础上期许发展有效教学策略,重新定位EFL教学观。在全球化以后,经由一种文化沟通模式编码的信息,需要在一种文化种透过另一种文化的沟通模式来解码,为了避免曲解,必须看出情|语境的语用层面。文章再次强调充分基模知识和语用理解的必要性。语用效力是建立在外语社会文化的观念和基模上的。为了能在现实环境中有效沟通就该培养学生循着情|语境的线索去理解语用指涉解读能力。对于EFL教育的缺失,作者提出要学会推敲及使用一些媒体资源来协助老师营造自然语言环境的多种真实素材。最后从学习目标、教材、方法、学生活动方面提出了作者对EFL教育的一些建设性意见。

2.评价

首先:它具有高度的创新性。

从本书的编排上来看,除了作者阐述的主题内容外,作者为每一章都设定了问题讨论、活动和计划,在本书的最后还添加了两个附录:第一个是关于语用学和语言教学方面的各个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成果,还有关于特定言语行为已经做过的一些研究。第二个附录是一些关于语用学的主要教科书和参考书。这对语用学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从内容的选择上来看,作者从词汇语用的角度来分析词汇的教与学。首先来说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学科;在《国内词汇语用现象研究十五年之评述》中作者介绍了修辞的词汇语用问题。“修辞研究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人们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文化等不同层面对修辞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涉及委婉、幽默、双关、移觉、隐喻等修辞语用现象,探讨内容主要有:一是语用修辞的策略研究,如实现英语、日语委婉表达的策略。二是语用修辞的构建方式研究,如创造双关的手段、隐喻的常见表现形式、英语委婉语的构建方式、英语幽默的形成、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语用修辞特征、词类转换的语法化、语言词汇层面的修辞手段等。三是外来词的语用修辞特色研究。四是语用修辞的效果与功能研究,如极限表达与修辞效果、移觉的认知机制与认知功能。”可见英语词汇语用模式的研究是非常新的一个话题。本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五章,对于修辞技巧的分类,作者首次把意义的转化分成similarity, opposition, substitution, 即 SOS.

其次:特别强的实用性。

本书介绍SOS英语词汇语用模式是以东亚的EFL教育为背景的。我们作为EFL学习者,流畅顺利的在实际情|语境中进行沟通是我们的最终母的,也是EFL教育的终极目标。但是EFL教育它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比如说只注重目标语的语法和概念意义;由下而上,逐字翻译;把自然语言仅看做是一个科目;缺乏融会贯通的思考和学习,学习缺乏关联性;拚弃实际社会文化,脱离语境;很少见到一些英语系国家的沟通|行为模式等等。这些缺陷使我们的沟通目标难以实现,常会出现跨文化交际的失误。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目标语的一些沟通模式。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使我们在情|语境种学习词汇。

对于EFL学生来说,词汇学习在英语学习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词汇学习只是死记拼写及相对应的汉语解释。但是由于英语词汇和汉语并内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英语词汇具有变异性,也会造成EFL学习者对英语词汇的使用错误。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情景和语境。本书为我们EFL学生的词汇理解和记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再次:全面的跨学科性。

英语词汇的语用意义是运用语用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来研究的。在SOS 英语词汇语用模式的研究过程中设计了大量的学科,如语用学,词汇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以及词汇语义学。归根到底这些都是由意义的惯例和创造力,稳定性和变异性以及语意的非组合性决定的。

第9篇:研讨会致辞范文

提 要:日语句群研究是日语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目前有关日语句群理论却存在认识不清,重视不够的现象,日语句群理论的构建也相对迟缓。为此,本文从日语句群理论构建的必要性角度,阐述了日语句群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构建方法,强调了加强句群研究和应用的重要性,力图为日语句群理论以及句群教学理论的构建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日语; 句群; 句群理论; 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H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037-3

On Japanese Senten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Chen Baiha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eldsin Japanese language studies is the study of Japanese sentences. However, there are aguments and serious disagreements among scholars in this field, leading to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s of Japanese sentencesin theory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by setting forth certain orientations in theory constructionand in teachingJapanese sentences.

Key words:Japanese; sentences; theory of sentences; theory construction

1 句群的提出

句群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连接成的、表示同一个话题的超句统一体。句群是介于句子与篇章间的“语法的最大单位”。在日语语言研究中,句群尚未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从句子与篇章中分离出来,从而导致在日语语言学研究方面没有系统地解释句群这一“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在教学方面针对学生出现的“蹦句子”的现象束手无策,缺乏理论指导。为此,构建日语句群理论以及句群教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拟阐述日语句群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构建方法,从而强调句群研究和应用的重要性。

自20世纪初始,语言学界注意到在言语交流中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不只是句子,还有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句子的“语言片段”。这种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语言片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者之间其命名和归类有所不同。由于“语言片段”概念在 “话语语言学”之后产生,所以欧美将其归为“话语语法”的研究范畴。德国的哈特曼(Peter Hartmann)、哈尔维克(R. Harveg)、英国的韩礼德(M.A.K. Halliday)等都研究了这种“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日本一直沿袭西方的模式,将这种“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的研究归于“话语语言学”。将其命名为“文”,我们将其译为“句群”。

日本的句群研究始于时枝诚记。时枝诚记提出了接续词和代词是“思考展开的表现”的“文章论”观点。永野贤拓展了时枝诚记的“文章论”观点,将文本分析归结为“连接论”、“连锁论”、“统括论”。市川孝提出了逻辑结合关系、多角连续关系、扩充合成关系的所谓“3群8类”说。宫地裕首次将文本以外的谈话也纳入视野,提出了广义文脉和狭义文脉的区分。森冈健二提出了句际关系中前一句规定了后一句的文脉,认为是“拓展功能”。长田久男提出了“连文论”应从“文章论”分离出来的观点,首次确立了“句群”(文)的独立地位。

2 日语句群理论构建的必要性

日本语言学界承认句群是大于句子、小于段落的语言单位。西田直敏(1992)、野田尚史(2002)都在接续词范围内单独论述过句群。长田久男于1984年出版的《国文》是日语界唯一的一部以日语句群研究为主题的专著,但其论述范围局限于句与句之间的意义组合上,对诸如句群划分的上界与下界的标准以及意义以外的组合方式,如语气组合、句群类型等根本问题并没有涉及。

我国日语界深入研究日语句群的论述更是寥寥无几,李远喜(1999, 2000, 2002)提出了句群的概念,对日语句群进行了探索性的分类,起到了开拓和引领性的作用。杜静波(2010)集中论述了修辞格句群的特点,较为详细地划分出语义修辞格和语法修辞格句群中修辞的衔接特点。可以看出,系统而全面地探究日语句群在中国的日语学界尚未完全展开。

汉语的句群研究视野较为宽阔。这主要是得益于吕叔湘先生等人的推动及1981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明确地把句群教学列入中学汉语语文教学大纲中。汉语句群研究不仅在结构分类、功能分类上涌现出大量的成果,而且在句式接应、辞格接应方面,在句群的教学应用、句群的逻辑探讨、句群为核心的翻译方法研究、句群的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目前的日语教学中,语法翻译教学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方法要求用演绎法教授语法规则,即先讲语法规则,然后举出相应的例句,并将其译成母语。至今为止,在一线日语教学实践中,大多数教师仅仅讲授词法、句法,甚或少量的章法规则,很少运用日语句群教学方法。演绎法教学使得高级日语教学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挡,其表现就是学生孤立地使用句子,不能很好地了解并掌握句与句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在口语表述、作文撰写上表达松散、缺乏连贯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日语句群教学研究没有跟上,一线教师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因此,深入研究句群教学方法,在对句群类型、功能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一条适合中国人学习日语的句群教学道路无疑十分必要。为此,构建相对独立的日语句群理论已经成为我国日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3 日语句群研究的主要内容

句群既不是单独的语义学概念、也不是单一的修辞学概念,它是一个综合的立体概念。日语句群的描写应从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等不同的方面进行。从语义学角度来看,句群是一个有共同语义中心的句子联合体。句群的意义是句群内部各个句子的意义总和,但不完全等于这些句子意义的简单相加。句群有一个语义中心,它是句群内部各个句子及句子结构所表达的意义结构所朝向的中心。一般来说,句群内部的句子至少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语义中心句,承担该语义中心的表达作用。此外,还有起引导、支撑、解释等作用的前提句、扩展句。句群不仅能够扩大句子语义,还有消除句子歧义的作用。从语法学角度来看,句群的内部衔接大多有语法标记。这些语法标记并不仅限于连词,实际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并列副词、诱导副词、陈述副词等在句群内部也起到连接各个句子的作用。从语法功能角度看,这些句群语法标记既有内部连接作用,又有与其他句群相衔接的外部扩展作用,还有由前句导出后句的预测作用。句群与句群间具有联系性和层次性,对句群进行功能分类,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句群与段落、篇章之间的关系。从修辞学角度看,修辞格是句群内部句子衔接的重要方式。比喻、对比、借代等语义辞格,头韵、脚韵等语音辞格都可以起到句群内部连接作用。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必将丰富日语句群理论,对日语句群语料的标注起到指导性作用。从逻辑学角度看,句群与概念、判断、推理、论证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概念下定义,一般在解证句群中进行;联言判断的表达基本上在并列句群、递进句群、转折句群中体现;推理和论证更是离不开句群。

日语句群研究的主旨应该是为构建独立完善的日语句群做理论准备。具体说就是在对日语语言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双语教学等多个维度,对日语句群做较为全面的描写,并提出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句群界定和分类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日语句群研究首先要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梳理,给日语句群以较为合理的定义和分类。毋庸置疑,句群是由两个以上结构不同,但有统一意义中心的言语交际单位。这个统一体与复句有联系,但又有所不同。有些复句与句群可以互相转化,而另一些却不可以。句群可以通过语气词组合来统一,而复句则不可以。

句群内部各个句子之间的语义一致性是句群得以成立的前提。日语句群研究应该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并阐述句群的固有意义与语境意义的区别和联系,并以此为中心,探索句子语义的发展,进而探讨句子主题和述题在句群中的展开形式。TR链(主题和述题交替推进话题)中可以是TR模式,即后一句的述题对前一句的主题进行承接的模式,也可以是后一句的主题对前一句的主题进行承接的模式,即TT模式。在这种句群组织形式中,焦点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依据长田久男的学说,从语法学角度探讨名词、动词、形容词、接续词、并列副词、诱导副词、陈述副词等在句群中的词汇连接功能。同时探讨句式等在句群中的接应功能。这方面的研究在汉语句群中尚未见到,在这方面进行汉日对比研究,将会为汉语句群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方法。

修辞格是句群内部接应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句群分类的一个维度。在这方面,无论在汉语研究还是日语研究中,都很少有人涉及。按照修辞学的分类原则,修辞格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零度修辞格,它包括语音、语义、语法、文字等语言辞格;另一个是偏离辞格,它包括物理、心理、文化等言语辞格。日语句群研究应该详细地考察日语修辞格在日语句群内部衔接中的作用和类型,探讨比喻、借代等语义辞格;排比、顶针等语法辞格在句群中的表现和作用。

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项极其艰难的研究工作,给句群理论以一个新的支点,是构建句群理论的要求。我们力图突破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局限性,走一条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结合的道路,即所谓形式功能主义道路。在方法上,吸收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和泰尼埃依存语法的思想、方法,用以分析日语句群和单句、复句之间的转换及其限制,并进而研究词、词组的生成机制,研究句群在篇章中的地位,从而建立起能够沟通词、词组、句子、句群、篇章的语言体系。鉴于日语句群研究起步较晚,许多材料没有总结分析,我们秉承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感性的科学方法,从内部衔接和外部功能两个方面厘清日语句群的类型特点。为使研究成果更具代表性,还要使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中日对译语料库”、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日本し言コパス”、日本国际电气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的“ATR对话数据库”等现有语料库作为依托展开分析。

日语句群理论,不仅要描写句群之间的表层关系,还要描写日语句群间的深层结构;不仅注重语义、语法层面的逻辑连接、文本结构、主位述位推进的描写,同时也注重日语句群的词汇层面的时、体、态的描写,音系层面的交际单位的描写及社会符号层面的语用、语境的描写。采用一条从意义到形式、再从形式到意义的形式与功能相结合的描写路线,以语义场为核心,描写不同的语境中日语句群的基本类型和各种变体。尝试在句群这一语言单位上,揭示语言的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嬗变。

4 结束语

句群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教学中的应用,为教学服务。因此,日语句群研究如何为教学服务是我们应该多加思考的问题。结合教学实践,探讨日语句群在听力、口语表达、阅读、写作等各个方面的应用,对日语教学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句群研究中,不仅重视语言正确的使用规则的研究和说明,同时也重视不正确语言事例的研究和解释,以便为一线日语句群教学提供更为广泛的语言学方面的参考依据。

日语句群的研究对日语篇章教学有着重要意义。日语句群的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到我国日语语言的教学中去,有助于解释日语语言的表达效果,理解语义内容,促进日语知识的深化和活化。为此,本着形式功能主义的原则,对日语句群进行尽可能详尽的描写、分析。日语句群的研究在翻译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词语的增减、语序的变换、句式的调整等变译方法的实施,都要依靠句群这一级语言单位来进行。日语句群的研究,日汉句群的对比研究,也势必会为日汉翻译提供新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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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6期

总第163期外语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