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诉讼主体管辖受案范围

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始创于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基于法理上行政权力应受司法制度约束的原则和加入WTO后履行国际义务、兑现承诺的现实要求，亦作为对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完善，200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增加了司法审查(第五十三条)。但是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管辖及其权限、受案范围等规则上需明确和细化，使之具有科学性和可预见性。笔者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和实践，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体系架构做一探讨。

一、诉讼主体

行政诉讼主体亦称行政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且具有恒定性、始终性和不可互变性等特征。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应是作出反倾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应包括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关税税则委员会等行政机关；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原告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方，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有“利害关系方”这一概念(第十九条)。

在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方面，我国反倾销条例应进一步理清行政机关的责任，以使司法审查制度中的被告具有可预见性。WTO反倾销协议要求明确发起、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主管机关，但未规定各国反倾销机构所采取的类型。从各国反倾销法的规定和实践看，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主要有垂直型(如欧盟)和平行型(如美国)两类。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构形式则为混合型，这一类型可以体现分工协作的原则，但同时会导致管理多头、责任不明。反倾销条例中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类似单一机关而实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机关共同作出的，如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不立案调查(第十六条)，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应终止(第二十七条)等。这种行政行为作出机关的模糊使得司法审查中的被告应为共同被告、还是单一被告难以明确。

在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原告方面，首先应坚持拓宽利害关系方范围的原则，以利于尊重、维护各方利益、充分发挥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享有诉权的是“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原告的利害关系方的确定应摆脱民事诉讼中有关“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诉权标准，不能限于反倾销行政行为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因此类行政行为受到影响的特定范围的或不特定范围的个人或者企业。反倾销条例较之原来的规定(1997年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第十六条)在利害关系方的范围上作出扩大，增加“其他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从而与WTO反倾销协议中“有利害关系当事方”的规定(反倾销协议第六条)在范围上相一致。同时，又不能对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做宽泛无边的解释，以防止滥诉如妨碍依法行政。针对反倾销影响不特定的利害关系人如进口商、倾销产品的购买者(包括最终消费者、下游市场的经营者)范围广泛的特性，在借鉴国外确定原告资格的具体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操作性较强的原告资格标准，美国、欧盟在进口商的诉权上就有不同的规定。模糊区域不能排除的情形，由法院根据个案自由裁量。

参照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反倾销立法规定，我国反倾销利害关系人应包括国外利害关系人和国内利害关系人两类。国外利害关系人是指与反倾销案件有关的受调查的出口商和外国生产商、出口成员方政府等，国内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国内同类产品的所有生产商或代表某一地区利益的地区生产商、有关行业协会、进口商等。

二、管辖及其权限

WTO反倾销协议司法审查条款规定了司法、仲裁、行政机构三个司法审查管辖主体。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规定，一是在有些WTO成员方的体制中，法院对行政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权；二是基于WTO规范的行政行为涉及很强的行政专业性，规定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审查程序，以体现其原则。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院管辖有两种做法：一是由专门法院管辖，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墨西哥的税收法院；另一种是由普通法院管辖，如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别由欧洲法院、联邦法院管辖。我国反倾销条例鉴于立法层次的权限限制，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未能作出规定。我国目前尚无国际贸易问题的专属管辖法院。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所做具体行政行为提讼的案件，应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样，目前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应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参照各国经验，我国应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终审。理由之一是地方中院与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影响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及准确性；理由之二是反倾销行政行为的技术性、专业化、程序的复杂性使普通法院难以承担。在目前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以《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为依据，以在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行政案件为由，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反倾销的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过渡。:

在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限上，首先应遵循行政诉讼不告不理的一般原则，即作为一种对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措施，反倾销司法审查只能由原告提起而不是法院依职权主动作出；其次，反倾销司法审查应是全面审查，内容包括法律的适用、程序问题以及事实问题，但主要是审查认定事实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遵循证据原则等；再次，在法院的裁定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判决种类与欧美做法一致，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裁决包括维持原判、撤销判决和履行判决三种情形。

三、受案范围

第2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本主义；司法制度

尊重人的生命、注重人的人格尊严和注意维护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人本主义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而且是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这种人本主义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是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忽强忽弱，但由于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因而不仅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而且确立了自身在世界法制史上的独特地位。笔者以为：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对司法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更为明显、更为具体、更为直接和更为持久。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涉及的案件审理审判、执法检察监督、监狱录囚制度及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展开必要探讨！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源远流长，从西周初年政治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国将亡，听于神；国将兴，听于人”[2]的注重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之滥觞，到道家鼓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语）”特别是自汉代后被独尊的儒家宣扬“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3]、“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的凸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之勃发，人本主义始终逶迤并浸淫于中国古代各种制度中，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内在动因，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受世人推崇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司法制度上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人命关天”，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和体恤人的生命，主张尽量少杀不杀，严禁错杀，尽可能“明德慎罚”、“省刑慎杀”。受这种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为防止法官独断专行，造成冤假错案，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反复审理多次征求众人意见的“三刺制度”。此制度主要是对一些大案、要案和疑案特别是死刑案，要求反复征求多人意见，以保证案件审理和审判准确无误。“三刺”就是“一问群臣、二问群吏、三问万民”，审理案件颇有一种讲民主的意味。孟子对此评论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4]西汉以后随着以主张“仁者爱人”、“天地之间人最贵”的人本主义为主要内核的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和治国总纲，中国古代形成了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多级审判制度和多部门共同审理制度。秦朝虽然“以法为本”、“专任刑罚”，但为了维护长期统治和受西周“省刑慎杀”的影响，还是对死刑实行了县、郡、中央的三级终审制，汉朝则实行了县、郡、州、中央的四级终审制。死刑案件必须具文上报朝廷，经核准后执行。凡案件有疑难问题，地方司法机关不能决断者，要逐级上报，直至由廷尉或皇帝裁决，称为“谳疑”。三国、两晋、南北朝基本沿袭汉制。当时规定按审级逐级告诉，一般不得越诉。为有冤情者上诉最高司法官，魏晋时在宫门外置登闻鼓，可击鼓鸣冤，确立了直诉制度。不仅如此，西汉时还形成了重大案件由众多高官联合审理的“杂治”制度。

隋唐以后中央国家机关为“三省六部制”，中央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简称“三法司”，死刑案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的长官负责、共同审理，形成了“三司推事”制度。这一时期受西晋死刑必须向皇帝奏报制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带有明显人本主义思想特征的“德主刑辅”治国方略的浸淫，死刑奏报皇帝制度日趋完备。唐时，坚信“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堪称“人本主义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严格控制死刑，规定了“在京者”五复奏、在外者“三复奏”的原则和制度。共同审理死刑的“三司推事”制度，后来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更为严格的死刑等重大案件由中央各部院长官共同审理死刑案件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等“会审”、“秋审”、“朝审”制度，带有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本主义的审判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为防止上下级法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很早形成了皇权控制下的检察监督制度。如何牵制法官，防止由于其专断而滥用法律造成百姓的痛苦，成为中国信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训、受到一定人本主义思想熏陶的开明封建统治者的心头之患。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在秦汉时既已形成了类似西方法律监督的检察制度。秦汉时廷尉是全国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最高司法长官，而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则拥有监察百官、监督司法和参与审判大案要案的的三大职权。御史台发挥了监督上下法官执法审判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分权和监督，说到底都是为巩固封建皇权服务的。但它毕竟牵制和分散了由审判权过于集中可能导致的司法擅断，进而起到了减轻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苦难的作用。

隋唐以后，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中大理寺是中央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刑罪的判决要直奏皇帝批准，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权；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案件；御史台是中央检察机关，负责检察百官，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活动，并参与审判大要案。三大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仅强化了皇帝对司法的进一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防止了由司法擅断造成的百姓苦难。

不仅如此，隋唐时受人本主义的影响，当时规定：地方上不便于解送中央审判的，则由中央派见监察御使、刑部员外郎和大理寺司直或评事等官员为“小三司使”，前往地方审判，这样既便于地方审理一些不便上交的案子，同时也加强了对地方司法官员的监管，收到了一定的防止地方官员、鱼肉百姓的效果。有时还派“小三司”———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和御史台御使到地方去共同组成特别法庭，专门审理百姓欲告无门的冤假错案。唐朝还完善了直诉制度，百姓如有冤屈可通过邀车驾、击登闻鼓和上表等形式直接越级向皇帝上诉。

宋朝时，受隋唐较为突出的人本主义和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对司法制度的影响，统治者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调整：在职权上，缩小大理寺，增大刑部，大为提高御史台。御史台既可审理中央品官犯罪大案，又可审理地方不能决断的重大、疑难案件，“州郡不能决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付之御史台”[5]宋淳化三年（991年）又设审刑院，由皇帝近臣组成复核刑部的大案要案。还设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受理直诉案件，以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宋朝为处理大案、要案还临时组成特别法庭———制勘院、推勘院，“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5]176。真宗时，还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其职责主要是对包括御史台在内的所有京城司法机关进行监察的总机构，纠察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禀告。为监督各路的司法刑狱事务，还成立了“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或“宪司”。宋代统治者在对司法官员审判案件的监督上称得上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虽说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的干预与监控，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上下法官相互勾结、胡作非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

元朝改大理寺为宗正府，进一步提高御史台的作用，加强了对各级司法机关的执法监督。明朝朱元璋撤消丞相之制，直接统领六部，设都察院取代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三者之间刑部掌管审判和刑狱政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大案要案和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大理寺专掌复核。都察院监督审判，纠劾百官。大案要案由三法司会审，称“三司会审”。这一制度，到清展为“九卿圆审”。对死刑案的反复审理，体现了尊重人生命的人本主义。

明宣德十年（1435年）全国划分为十三道，为加强对各地包括司法机关的监察，特设十三道监察御使110人。监察御使经常代表皇帝巡按地方，又称巡按御使，权力与各省长官平列。巡按御使往往在地方“审录罪囚，吊刷案卷”，发现冤情立即纠正，对所发现的徇情枉法的法官迅速奏劾，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司法腐败和百姓冤屈。后来皇帝又派出都察院正副长官或六部尚书、侍郎（二人必兼以正副都御使衔）出巡处理地方发生的大事，侧重军事的叫总督，侧重民事的叫巡抚，有的授以提督、经略、总理等官衔，均兼掌司法监察，后发展为督抚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对司法机关和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防止其由专权导致的百姓冤屈，本身就是一种体恤百姓爱惜生命的人本主义。

第三，为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自汉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冤狱的录囚制度。自西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家思想定为立国思想和治国方略，儒学中“德主刑辅”、“仁政恤刑”、“明德慎罚”的人本主义思想便得以骤兴和流传，武帝时出现了州刺使与郡太守定期巡视辖区录囚之事，到东汉时，明帝、和帝均曾在京城洛阳诸狱录囚，“录囚”又称“虑囚”，主要指皇帝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询查狱囚，实行宽赦，对发现的冤假错案及时进行和纠正。

录囚制度，其实最早源于西周时期“仲春三月，命有司省囹圄”［6］。东汉后渐成定制，魏晋南北朝皇帝和各级官吏亲录囚徒不乏于史。唐代录囚制度有所发展并趋于完备，主张“慎狱恤刑”的唐太宗李世民“每视朝，录禁囚二百人，帝亲自案问”［7］宋代录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太祖在“每亲录囚徒”的同时，下诏命两京及诸州长官督促狱官每五日一虑囚，“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员，岁以为常”［7］135。唐宋时期，一是形成了皇帝常行亲录囚徒的定制，二是把录囚定为地方长官和狱官的重要职责且规定了严格的期限，三是把录囚当作宽赦前的重要铺垫。录囚可以对一些冤案和久拖不决的案件进行必要干预，对其情可矜者予以减刑或免刑。录囚制度自唐宋后一直为历代王朝所重视，虽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掌握司法大权、监管司法的重要手段，但在改善司法状况、及时纠正冤案、化解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应该受到肯定。

第四，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早在人本主义滥觞的西周时期，即已形成了法官责任制。为防止法官、贪赃枉法，西周时开明的统治者明确规定严禁“五过之疵”，凡是“惟官（依仗权势）、惟反（打击报复）、惟内（袒护亲属）、惟货（接受贿赂）、惟来（受人请托）”的司法官，“其罪惟均”［5］27意思是说，凡是有上述五种行为不能秉公执法、导致判案有误的法官，均按错判之罪加以惩罚。超级秘书网

唐朝是人本主义对社会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一准乎礼”的法律制度实现了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机融合，“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原则蕴涵和张扬着人本主义，受此影响的唐朝封建统治者在处理各种事物时往往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总体特征，日趋完备的法官责任制的人本主义色彩尤为显著。《唐律疏议》在《断狱律》中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官责任制，规定司法官审理案件，凡是有以下情形者都要受到严厉处罚：（一）法官违反有关案件移送管辖规定的；（二）判决不具引法律正文的；（三）超出告状范围审判的；（四）断罪应向上级或皇帝奏报而不奏报的；（五）徒以上罪判决后不告知罪犯及家属，让其“服辨”的；（六）违法刑讯的；（七）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的。

为防止司法官员因亲属或仇嫌关系故意出入人罪，确保案件审理和审判的公正性、权威性，唐玄宗时还规定了严格的法官回避制度。堪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的《唐六典·刑法》明确规定：凡司法官与当事人有亲属、师生、仇隙关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该司法官回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最早的以行政法典的形式规定的法官回避制。

总之，涉及面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倾向，不仅使当时的司法制度起到了减轻民众痛苦、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为自身走向近代与西方法制实现“接轨”做了重要铺垫，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过度到近代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因子。

［参考文献］

［1］尚书·泰誓［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左丘明.左传·庄公三十二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礼记·礼运［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孟轲.孟子·梁惠王下［M］.四部丛刊初编本.

第3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我国司法会计的发展简述

我国于1954年引进“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大学课程，高教部将其列为法学专业选修课。后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课程体系时，将这一课程定名为“司法会计”。基于法学专业的教学需要，80年代的主要政法院校中有法学学者开始研究司法会计学。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贪污案件中涉及到司法会计鉴定，一些检察官也介入了该研究领域。

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带动了司法会计行业的形成和发展。1985年，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人员开展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并由此启动了我国司法会计的行业建设。该行业的建设反过来又影响了学术界，有些会计学的学者也介入该学科研究。

经过二十余年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互动，目前，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已逐步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学术界：我国学者自主创立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已经列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题库。教育界：90年代就已有多名司法会计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已有多所大学开设司法会计本科专业，司法会计课程按照我国学者自主提出的分科理论分别设置。实务界：司法会计行业从无到有，不仅制定了一些制度和标准，专业人员的数量也已初具规模，主要分布在检察机关、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每年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案件有数万起，司法会计检查技术也已经普遍运用于各类诉讼案件。主管部门：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早在80年代就批准了“司法会计师”系列职称，即在会计师职称前冠以“司法”二字。1993年，财政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发文，就司法会计人员参与会计师职称考试做了特殊安排。

然而，上世纪末出现的“法务会计”一词，似乎否定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取得的上述成就。

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的抛出过程

“司法会计”一词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司法（诉讼）活动中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活动。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之为Forensic Accounting，即法庭会计，其意是为法庭提供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服务。两者本质上属于同义词，因诉讼法律和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称谓。

日语中，将Forensic Accounting（法庭会计）翻译为“法务会计”或“法务会计士”。上世纪末有研究日本会计学（审计学）背景的知名学者发表文章时使用了这一称谓。之后，这一称谓开始在我国会计学界流行，并引发“法务会计”研究热。

“法务会计”一词在会计学界的“流行”主要基于下列两个事件。

事件一：把国外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表述成“法务会计”理论结构，形成我国没有“法务会计”理论的假象。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中，除司法会计课程外，还需要开设会计本科教学中一般不包含的税收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保险赔偿理算、海损事故理算、物价会计、基金会计等课程，以方便学生研习司法会计学专业课程。有学者却将这一课程体系“翻译”为“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把司法会计排在了“法务会计理论构成”的最后一部分，导致一些会计学者、研究生们误认为“法务会计理论在我国仍然是空白”，盲目“跟进”，争先填补这一理论“空白”。事实上，我国已将司法会计学分为了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三个基本分支，在专业教学方面，除了开设这些司法会计学课程外，也开设会计学本科通常不设置的一些相关专业课程，国外的司法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已经滞后于我国。国外的硕士课程体系对我国同专业硕士课程的设置会有借鉴意义，但如果把课程体系“翻译”为理论结构（或专业分类）显然就错位了。这一错位使得后来一些研究“法务会计”的学者误入歧途。

事件二：利用日语中的“法务会计”一词，来介绍英美法系国家法庭会计情况，这样一来，国内似乎又出现了“法务会计”教育、实践方面的“空白”。Forensic Accounting的准确翻译应当是法庭会计师（或司法会计师）。英美法系国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法庭会计师不免会站在执业角度介绍Forensic Accounting的定义和活动范围（包括诉讼支持和会计调查），这本来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差异。然而，有学者“绕道日本”借来“法务会计”一词（并不介绍日本的“法务会计”），而嫁接取代“法庭会计”，一些学者误认为我国还没有这一事业，因而纷纷谏言，建议我国启动“法务会计”专业，建立法务会计制度、标准。但实际情况正如前文所述，我国不仅在教育、实践方面已有长足的发展，一些本领域制度、标准也早已显现雏形。从我国学术界高高的外语门槛看，我们不应该怀疑学者们的英语水平，但本来可以直接翻译（且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却硬是借助日语来翻译为不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实在令人费解。这似乎与学术界近年来出国“找漏”的风气有关，但此类张冠李戴的文章却因“名人效应”而被后来涌出的几十篇“法务会计”文章所引用或抄袭。

笔者追踪“法务会计”的文字成果发现，一些使用“法务会计”一词的学者们，自己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司法会计事业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却都志在“填补我国的空白”。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学科体系研究、实务理论研究、还是大学教育（含研究生教育）、司法实践都已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真空”，因而学者们所谈“空白”也只能理解为闭门造车的结果。

笔者并不想对那些人说三道四，所担心的只是社科界个别著名学者的所为可能会凭空增添更多的“空白”，这不仅白白浪费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对学术界、教育界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法务会计研究”硕果累累的背后与代价

从著名学者发表“法务会计”文章至今的8年时间里，我国仅在刊物上发表的“法务会计”文章已近200篇，这还不算有关学术会议、学士和硕士论文以及专业书籍。仅从文章数量看，已经远远大于司法会计学前20年发表文章的总合，真可谓“硕果累累”。

笔者从亲身的经历中，发现学术上的浮夸风对学术研究、教育等已造成令人吃惊的不良影响。这里仅从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研究及其代价中举出一些事例，希望能够引起社科学术界对浮夸风的进一步关注。

例1：“法务会计”文献所引用的英文名称均为forensic accounting，但该词无论是英语辞典还是英汉词典的解释，都是“为法庭服务（向法庭提供支持）的会计”――即“法庭会计”。对这个名词，司法会计学界都熟悉，因为该称谓与Judicial accounting（司法会计）同义，国内也有人直接翻译为“司法会计”。例如湖南大学司法会计学课程的英文名称就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一些学者却硬是换一个日语名词来“填补我国理论、教育和实践的空白”，从科学研究角度讲，这是十分荒唐的。当然，学术界确实有学者被称为“法务会计学创始人”或“先驱者”，这也许能对此类现象的产生原因作一注脚。

例2：“法务会计”一词把一些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引入了一个研究怪圈。由于国外注册会计师网站介绍forensic accounting执业范围时，会将舞弊诊断、舞弊审计等一些特殊审计项目并入其业务范围，国内一些学者便将这些特殊审计项目划入“法务会计”执业范围，并“创造性”的提出法务会计包括诉外业务和诉内业务（司法会计业务）。但学者们在创建“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时却遇到了困难：他们无法将这些“诉外业务”（特殊审计项目）独立于审计学理论体系之外，而“诉内业务”业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根本无法建立独立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

例3：把会计学教材更名为法务会计教材。某知名大学为方便给法学专业学生讲授会计学课程，借鉴国外会计学教材模式，编写了一本会计学教材。这本来是件好事，问题在于这本会计学教材却被冠以了《法务会计基础教程》，给出的理由是――会计学是法务会计学的基础课程。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牵强，即使望文生义，人们也会知道司法会计专业的基础课程会涉及到大量的会计、财务、法学课程，如果照此理由，这几十门基础课程是否都可以冠以“司法”或“法务”呢？把会计学教材更名为“法务会计”教材的做法竟然发生在我国知名大学，学术浮夸之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例4：知名学者为“法务会计”做“虚假广告”。有知名学者在2005年的一次“法务会计”聚会时发表致辞，称“第一批接受法务会计培训者，将成为中国首批同时具备法律与会计学资质的精英”。这个说法肯定脱离了中国的实情。（1）中国早在旧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就已经开设会计课程了；（2）中国在1993年就毕业了司法会计硕士研究生；（3）中国在上世纪就出现了一批同时具备法律与会计资质的“精英”；（4）我国已经有一大批法学、经济管理学（含会计学）的双学位学子。不知这位知名学者是为了做广告而刻意隐瞒实情，还是确实不了解我国国情。但无论何因，“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这是每一个学者都应遵循的学术规矩。

例5：大学专业“换招牌”。有大学开设“司法会计”专业几年后，在没有改变司法会计专业课程的情况下，却随潮流改称“法务会计”专业，其动因竟然是“学生不好分配”。学生是否好分配，与其所学专业内容以及掌握程度、运用能力有关――这也应当是教育界的共识吧。如果课程设计不合理，专业课程教学不到位，学生如何好分配？我国如此之多的学者都说不清楚“法务会计”的含义，这个专业的学生能解释清楚吗？连自己的专业名称都解释不清楚的学生如何“好分配”呢？因此，把不好分配归罪于“司法会计学”专业名称，应当是教育界的一大冤案。

例6：硕士生论文集“大成”一蹴而就。受影响的还不止本科生，有硕士研究生求助于司法会计学者，想进行司法会计学课题研究，以便做毕业论文。当听说研究之难度后便知难而退，转向“法务会计”课题，结果融合了国内法务会计文章和国外法庭会计文章，很快形成“法务会计”论文并发表，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文章竟然也被学者们捧为“重要研究成果”。

例7：博士作品的“开创性”。学术界的“浮躁”肯定会影响博士研究生。一位博士受其“法务会计”导师提出理论的启发，在发表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地断定“法务会计属于经济管理活动”，这无疑可以视为填补了我国经济管理学的“空白”。而其另一位导师在给该作品所作序言中，称自己的弟子在作品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司法会计学新理论，殊不知这些“理论”早在10多年前就发表了，可见后一位博导对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情况一无所知。博导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竟然也敢下定论，笔者认为这是在拿自己的学术名誉开玩笑，但不敢断定其能否说明社科学术界浮夸风之来源。

例8：把舞弊审计与“法务会计”等同起来。将舞弊审计理论系统改称“法务会计”理论，在一些书籍中体现得更明显。将“法务会计”冠以“会算账的法官”或“会算账的律师”等头衔，声称其可以对任何财务会计舞弊事实作出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司法会计师在诉讼中既参与解决涉案财务舞弊问题，也参与解决与舞弊无关的涉案财务会计问题。在解决涉案舞弊问题时，由于存在着法定分工，司法会计师也只是为认定舞弊事实提供证据支持，舞弊结论却只能由法官来认定，这些情形都反映了司法会计与舞弊审计的差异。如果把舞弊审计视为“法务会计”，自然“法务会计”也就不是司法会计了。

从上述滥用“法务会计”一词的事例可以看出，学术浮夸不仅对我国学术界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对我国的大学教育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此风不可长！

供“法务会计”学者们斟酌的几点建议

“法务会计”一词的提出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我国的会计学者们因为“畏惧”司法会计一词中的“司法”二字而不愿意介入该学科研究，缺少会计学者的介入是我国在司法会计实务理论研究方面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法务会计”一词提出后，会计学界有一批学者发现“法务会计”的内容只不过是“舞弊审计”或损失评估，因而大胆地介入进来。笔者相信，在清除“法务会计”所形成的一些不良学术理念后，大量会计、审计学者的介入，肯定会对我国司法会计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供学者们参考。

尊重我国约定俗成并已经使用了50多年的“司法会计”名词。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发现，如果把“司法会计”一词改称“诉讼会计”，可能更便于人们理解。但国家有关部门、教育界已经使用“司法会计”多年，出于对约定俗成的尊重，才一直沿用“司法会计”一词来进行研究、交流和实践活动。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中的类似事物大都被冠以“司法”二字（如“司法鉴定”），法规制度中也已使用“司法会计”一词，在这种情况下把司法会计改称“法务会计”，不仅操作起来有麻烦，也不便进行学术交流。

系统探究一下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较为成熟的司法会计基本理论和已经建立的“二元”理论体系，起码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学者们可以在承袭已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专长，投入到司法会计实务理论的研究之中，不仅会大有作为，而且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创新出合法性与科学性兼备的实务操作理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标准支撑，也为司法会计领域技术标准的制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4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股东除名有限责任公司价值判断标准法定除名事由除名决议

前言

股东除名制度，最早出现于商业合伙、无限公司等以无限责任为特点的商业主体中，目的是解决股东个人行为能力或债务承担能力减损，危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或者作为打破公司僵局中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以求尽量维持企业存续。其主要但非完全是一种企业内部冲突解决机制，也包含对无力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的淘汰功能。其特点是针对股东的身份，而非财产权利发生作用，目的是将某一股东从企业投资团队中剔除出去。同时，除名追求一种强制性，即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考虑被除名股东的意见而剥夺其股东身份。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较晚出现的一种公司形态，是法学家为填补合伙与股份有限公司间的空白，同时发挥人合性在企业管理和有限责任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优势而设计出的企业形态。相比于合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再以个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所以法律对其个人行为能力与债务承担能力的要求并不严格。但是相比于股份有限公司强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公司中却普遍存在着股东兼任董事、监事，公司“所有者”亲自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布往往相对集中，大股东和几个股东的联合就可以在公司决策中形成多数票。这些特点都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股东的个人行为就可能影响公司的运营，乃至将公司拖入无法维持的境地。因此，为平衡单一股东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影响力，防止其利用股东权利或管理者身份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随着公司法制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源于无限责任企业的股东除名制度逐渐引入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同时，虽然受到公法的较多关注，有限责任公司仍是股东自愿投资设立的团体法人，无论从社团法还是合同法的角度观察，公司章程都是公司运行、管理和内部冲突解决的重要依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公司章程对股东身份，包括其除名的规定的效力，也是许多国家有限公司法的普遍做法。

反观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存在“所有者管理”，股权分布集中等特点，股东借管理者身份之便侵害公司利益、滥用股东权利、大股东压制小股东等问题相比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有关公司法制却相对薄弱。例如在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方面，仅规定了侵权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程度不及一般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公司法允许异议股东通过股权回购方式退出公司，也允许股东在公司僵局情况下请求解散公司，却唯独不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将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个别股东剔除出去。其结果是要么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利益得不到完整的保护，受害的股东最多只能“用脚投票”，要么忍无可忍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让公司、所有股东和雇员为个别股东的行为买单。而引入股东除名制度，不仅可以加强对股东不当行为的追究力度，例如允许公司将长期欠缴出资的股东除名，其威慑力将远比现有的仅要求欠缴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大得多；而且也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解散公司的替代手段。可说股东除名制度是极大的缓和了现有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冲突解决体系的落差。

迄今为止，国内已有多篇论述谈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问题。较早的有律师董红海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自然人）能否被“除名”》，法官刘炳荣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教师吴德成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等，在旧公司法的背景下讨论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齐爽在其毕业论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论述了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并设计了除名制度的大体框架。2008年，叶林老师在其论文《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中从有效解决股东欠缴出资的立场出发，呼吁引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同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刘德学在其毕业论文《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深入、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德、法、意、比利时等国家包括人合公司（主要指商业合伙和无限、两合公司）与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并对股东除名的事实前提、除名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专门的分析，应属至今为止大陆学者在该领域最全面的比较法研究成果。[1]以上论述都不同程度的指出了我国公司法在股东行为规范上的不足，充分阐明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在刘炳荣、齐爽和刘德学的论述中，还特别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站在过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事由、具体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解决、需要考虑的特殊问题——如“除名决议异议股东的退出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相反学者讨论较为成熟，大多形成共识的如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引入制度的必要性等问题，本文将仅在有新意的角度——如从我国现有公司法体系内寻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基础及适用空间——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1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概念

1.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

学者对于股东除名的定义较为丰富，具体表述有“除名，是股东被迫地脱离公司，其基本理念乃在于藉由除名，以确保公司存在的价值及其他股东继续经营公司的权益，所以，公司除名权，可说是股东集体性的防卫权”[2]；“股东除名是指股东在不履行股东义务，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该股东从股东名册中删除，强制其退出公司，终止其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关系，绝对丧失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的法律制度”[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指基于法定事由，将有限责任公司某一股东开除出公司，它是被除名股东以外的公司股东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强制性决定”[4]；“除名意指将与本人的意思相反，强制剥夺其社员资格的其它社员的自治性意思决定。”[5]

本文认为，对于股东除名的多种定义和其差异，首先来自于“股东除名”这一名词的理解。在各种学者的定义中，有些将股东除名作为一种行为进行解释，强调除名股东的动态过程——如杨君仁、吴德成所言；有些对整个股东除名制度进行解释，说明其是一种怎样的法律制度——如刘炳荣言；还有从除名决定的法律属性的角度作出定义的——如韩国李哲松。此外在刘德学博士的著作中，直接以“除名权”为切入，通过分析其权利属性和特征界定其范畴。[6]这些定义都较全面地体现了除名制度的内涵，总体而言也对股东除名的特点形成了共识，如除名的强制性，除名的结果是丧失股东身份等，但不同的出发点使各个定义在表述重点上存在分歧，使人无法准确把握“股东除名”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在对股东除名进行定义以前，有必要明确所做定义的切入角度。

其次，股东除名作为从合伙法发展起来的制度，其存在形态是丰富多样的。例如就除名的事由而言，在合伙法上就包括特定的股东行为和股东自身情况的改变——如丧失行为能力等，在有限责任公司法上也区分法定和公司章程约定两大类事由出处；就除名的决定者而言，也存在由公司决定和必须请求法院裁决等两种方式。若考虑股东除名的类似制度，如德国有限公司法上的延迟缴付出资而强制丧失出资归公司的制度和比利时法上少数股东强制购买被除名股东股份的请求之诉的制度，则除名问题就远非上文所列的某一定义所能涵盖的了。同时，有限责任公司有其自身特点，除名制度在其中的形态和所需发挥的功能也与合伙、无限或两合公司中的不完全相同。因此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必须建立在针对该类企业的专门除名制度设计——这需要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资合性相结合的特点——的基础之上。简言之，学者需要做的不是提出某一股东除名制度的定义，再设计相应的制度，而是进行相反的过程。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这一制度为对象，通过分析该制度的基本框架、主体、法律后果及作用，明确其内涵。

1.1.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

如前所述，股东除名制度的具体形态是较为丰富的，为便于理清脉络，本文先简单描述拟设计的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关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将在后文展开。

本文希望建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其目的在于驱逐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的股东，保障公司的正常发展。当股东行为满足法定或章程约定的除名事由，如长期欠缴出资，滥用股东权利，利用所处的管理岗位之便假公济私时，其他股东可在例行股东会或专门召集的临时股东会上依据专门的表决机制，通过公司对前述股东实施除名。除名作为公司的决定，自通知送达被除名股东之日起生效，即刻发生被除名股东的股东身份丧失的法律效果。随后，公司和被除名股东将依据专门的定价程序，就强制回购或转让其股份达成协议。若处理被除名股份不导致公司减资，则除名程序自股份交易结束时终止。若导致减资，则触发向相应的债权人保护程序。如果被除名股东对除名决定或股份定价有异议，可在专门诉讼时效内请求法院裁决撤销公司决议或重新定价。

1.1.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被除名股东之外的其它股东。

必须承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是催生其股东除名制度的主要原因，这种人合性不可避免的表现为“股东间有着相互信任的关系”[7]。但是，建立除名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这种信任关系，或者说仅仅是为了保证股1.1.3股东除名的法律后果

股东除名的法律后果，简单来说即被除名股东丧失股东身份，这也是除名制度的价值所在。正如学者所说，“股东除名解决的是股东的身份和资格问题，而不是股东的财产权问题，针对股东资格。并未针对出资额。”[11]这种先解决身份，后解决财产的处理方式，也正是股东除名和其他股东退出机制，如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重要差别。同时，“股东权利可简称为成员权。成员权是以社团成员之身份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股东的成员权可衍生出复杂的具体权利形式，但若脱离了对于成员权的依附，都无法持续地独立存在。”[12]因此一旦通过除名剥夺了股东资格，股东在公司内基于其身份所享有的各项权利都将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往往担任某些公司职务，这些职务不是股东权的一部分，是否也应在股东除名是一并免除。本文认为，理论上公司管理职务与股东权没有必然联系，其免除不是股东除名的必然结果。但是一方面股东被除名往往与其特定的管理身份相联系，正是因为存在直接管理公司的机会，股东才由机会对公司造成必须将之除名的重大损害。另一方面，除名股东是一种严重的公司冲突解决机制，很难想象其他股东能够容忍被除名股东继续在公司担任要职。而且，有限责任公司法并未要求公司管理者必须是股东，如果有必要，其他股东大可在除名后再将被除名股东招聘回来。因此，不妨直接在股东除名的过程中一并免除被除名股东的公司职务。

除丧失股东身份外，多数学者还承认在除名决议生效后，被除名股东获得一种“股份收买请求权”，即被除名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13]应当承认，“除名时股东丧失的仅仅是股东资格，财产权并没有丧失。”[14]各国立法也普遍承认被除名股东的财产利益并注意保护这种利益不被侵害，只有极特别情况，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1至25条规定的滞纳出资股东被除名时，其已付款项可以收归公司所有。

最后，除名股东以股东对公司利益严重损害为前提，其出现往往伴随着违约及侵权法律关系。如依据公司法第20条第二款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和第28条第二款产生的违约责任。这些责任由被除名股东以个人身份承担，虽无股东身份不可能产生，但在被剥夺股东身份后也不应免除。其原理就像政府官员渎职犯罪，在被免除行政职务后仍需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一样。但是以股东身份为基础承担的法定义务，如组织清算的义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例如竞业禁止义务，自股东资格丧失时起当为免除。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就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作如下定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就是允许公司在法定事由或章程约定的正当除名事由发生时，强制剥夺公司股东的股东资格和公司职务，使其退出公司的法律制度。

1.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

1.2.1除名股东是法律赋予公司的一项权利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司这样一种自由，即当股东的行为对公司利益产生严重损害时，公司可以将股东除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称其为自由，因为公司对股东行为的追究不同于公权力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其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保护自身利益，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或者单纯的忍受。因此本文认为将股东除名对于公司而言，符合“权利就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由法律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15]的描述，是一种民事权利。

1.1.2股东除名权主要是形成权

进一步，就本文所设计的股东除名制度而言，行使除名权直接导致股东与公司间的投资法律关系解除，应属“当事人一方可以依自己的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16]的情况，即股东除名权是一种形成权。同时，“根据权利的行使是否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形成权可以区分为形成权与形成诉权，前者如合同解除权，后者如债权人的撤销权。”[17]则本文所称除名权应是狭义的形成权，而如德国商法典对无限公司的除名规定——“在某特定股东身上发生的某种事实严重影响到共同目的的实现，以至于其他股东无法容忍该股东继续留在公司之内，多数股东可请求法院将股东除名”[18]，则属于形成诉权。

当然，确认股东除名权为形成权不等于其行使不受约束或不承担义务。相反，正因为形成权对法律关系直接产生影响，法律对其行使总是附加苛刻条件的。就股东除名权而言，公司往往在除名前需履行充分沟通和适当容忍、警告的义务，并以“无其他解决办法”为前提。但形成权的本质是一旦权利有效行使即可改变法律关系，而对除名权行使的种种前置条件，严格说来不是行使权利的过程，而是获得行使权利资格的过程。这就好像合同法第47、48条赋予相对人撤销权但又要求其必须“善意”一样，公司在除名股东前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股东在被除名后获得“股权收买请求权”，这类似于过错方在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后仍可能拥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19]也不对除名权是形成权的界定构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特殊的除名制度设计下，如葡萄牙商法典242条，除名权的形成权属性会受到影响。“根据该法典第242条第3款的规定，在法院的除名判决确定后三十日期限内，公司应当将被除名股东在公司中的出资销除，或者是由公司取得或使第三人取得该出资，否则有关的除名判决失效。因此，除名判决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而只是构成公司实现股东除名的必要执行名义。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至有关的措施(出资的销除或公司或他人取得出资)实行前，股东仍然保留其股东身份。”[20]这种情况下，虽然剥夺股东资格仍不考虑被除名股东的意思，也不需要其辅助，但公司在除名之诉结束后须履行相应的股份安置义务才能实现其目的，即义务成为除名权行使的一部分，则不符合典型形成权的要求了。

除名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即由公司一方作出决定即可改变投资法律关系，由此形成对股东行为的规制，达到公司自我保护的目的。但形成权不等于处罚权，不能简单理解行为是单方强制作出的，就是对另外一方的处罚。除名权是否具有处罚性，要结合依据的除名事由进行具体分析。例如因股东长期欠缴出资而将其除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合同法根本性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的角度进行理解，此时公司除名股东，可认为是解除与股东的投资法律关系，则仅仅是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很难认为具有处罚性。依据公司章程规定而进行的除名也具有这类特征。相反，对于因股东行为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如滥用股东权利、负担管理职责而进行竞业行为等侵权类事由，则侵权的基本责任承担方式是损害赔偿，除名股东作用于身份关系的解除，对于公司既有损害的弥补并无意义——当然，侵权行为可能持续，公司除名股东可能是基于对未来不受进一步侵害的考虑，但是不能排除股东未来不再事实侵权行为的可能——则被除名股东承担的是其侵权责任之外的，额外的身份关系责任，应当说是一种处罚。最后，在除名权的处罚性方面刘炳荣在其论述也有提及，但本文认为其第一点理由：“股东除名的处罚性表现在股东身份上”[21]，没有区分具体的除名事由情况，太过笼统；第二点理由：“股东除名的处罚性还表现在股东被除名后还要承担作为股东的义务和责任”[22]没有对“义务和责任”作具体说明，而股东义务主要是出资义务，在除名后当然免除；其他如（欠缴出资）违约责任、（滥用股东权利）侵权责任，只是“具有股东身份才可能产生的责任”，是股东的个人责任，不能称为“股东义务和责任”，因此不知所指为何。

注释:

[1]以上论文皆可通过“中国知网”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搜索获得。

[2]杨君仁著：《有限公司股东退股与除名》，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117页。

[3]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版，426页。

[4]吴德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102页。

[5]（韩）李哲松著，吴日焕译：《韩国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128页。

[6]参见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7页。

[7]（德）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德国民法通论》（上），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190页。转引自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6页。

[8]叶林段威：《论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及立法趋向》，现代法学，2005年1月第27卷第一期，58页。

[9]有观点认为有限公司股东须对公司和其它股东承担忠实义务，参见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79页。但本文认为这种所谓的忠实义务，无非是不侵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不滥用股东权利，在强度上未超出一般的诚实信用范畴，不足以成为股东的一项特殊义务，只不过是一般民事不作为义务在有限公司股东身上的别称。

[10]如葡萄牙商法典，参见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88页。

[11]杨君仁：《论有限责任公司之退股与除名及其法政策上之建议》，中原财经法学，2000年第5期。转引自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版，426页。

[12]叶林：《公司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86、88页。

[13]参见：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3页；葛仲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除名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3页；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版，428页。

[14]张宝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0页。

[15]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22页。

[16]同上引，131页。

[17]同上引，131页。

[18]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83页。

[19]虽然除名股东与解除合同不是相同的法律行为，但学者多将合同解除视为股东除名的最重要理论基础。参见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23页；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1页；叶林：《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7月第16卷第4期，122页，关于公司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解读。本文认为，这种理解起码对于因欠缴出资而除名股东和依据公司章程除名股东的情况具有较强说明力

[20]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54页。

[21]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版，430页。

[22]同上，431页。东间的愉快合作。而是一方面，法律为了“沿袭人合性企业组织的一些特点而（对有限责任公司）做了某些特殊制度安排，如股东人数有上限规定、股东转让股份须经过一定的严格程序等，”[8]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完整的董事、监事机构设置和信息披露等资合性公司原则方面有所缓和。其共同结果是股东很容易直接介入公司管理或者说现实中或多或少的，股东不仅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影响着公司利益。这就导致相比于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能的“破坏力”要大得多，自然也需要更严格和全面的规范机制。

第5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冲突的要求。——罗斯科·庞德

导 言

单个的人联合起来以团体的形式从事经营或其他活动，古已有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生存需要，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以来，作为团体的典型-公司、法人制度呈现出空前的繁华。同时，不同国家也产生公司、法人制度互相渗透和移植的问题，公司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司造成更多的影响。公司制度欠缺的国家往往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借鉴先进做法以解发展中的燃眉之急，但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系统的紊乱，引进的制度只是具体操作规范的堆积，相互间也会矛盾重重。解决问题的基础首先是理论上的梳理，探究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根源。每个国家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根源，移植一项制度需要与本国的既有制度和传统相结合才能更有生命力，这是特殊性。但国家间规制的生活事物都有其共性，公司与公司、公司与法人的规制都有相同的基础。我国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做法一样，公司在民法上被确立为与自然人相应的主体，作为法人的下位阶概念，公司的很多学说、制度在本质上都与主体制度血脉相连。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公司的发展与既有的法人制度发生冲突，我们可以从规制的共性出发，反思法人体系内的弊端。尝试以民法体系的开放性来容纳公司制度的变革。

英美公司、大陆法系的公司或是法人，各国有自己的定义，纷繁复杂。甚至每个人的认识都有所不同，显然法人和公司的内涵或所蕴涵的信息是具有时代性的，而且往往在时间空间的某个点上断裂，发生冲突。在我国，法人概念涵盖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发展遭受公司自身制度和法人制度的双重约束，公司制度的新发展往往受到法人制度的局限，比如一人公司的出现对法人传统团体性理论造成冲击。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另辟蹊径，舍历史而求经验，单从经济、制度必要性入手，抛弃公司的民法属性和体系，还是追寻民法体系内自身设计中的源头，反思弊端并设法弥补？这是一种选择，是稳定与变化的选择。本文的思路是从两大法系公司、法人制度调整的共性：即近现代团体调整的迫切性，调整时划分个体与团体权利边界为制度的逻辑起点出发，以价值和法技术设计两方面需求为线索，推断所有的团体都有与个体区分的特征“团体性”，团体性问题是法人的本质问题，并与传统民法社团“团体性”相区别。体系内法人制度的技术设计关键就是寻找恰当的团体性标志要素，许多制度上的冲突只是技术标志的问题。我们对团体性认识的调整，不但可以解决公司法人制度上出现的一些矛盾，还可以对现行制度框架更深入地理解，及辨别新制度采纳的界限。本文通过论述法人本质的团体性问题和团体性标志要素在我国公司法中的应用，对法人团体性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公司法的改革，完全可以容纳到民法体系中，因为民法体系本身也是开放和变化的。

第一章 法人与公司的关联[1]

第一节 历史

一、公司的起源

公司制度最早是从中世纪的欧洲发展起来的，十二、十三世纪为欧洲大陆普遍熟知的索塞特（societas）组织形式，即普通合伙事实上来源于罗马时代的普通合伙契约，在意大利称为compagna，而在英国则为partnership.这些形式本质上与无限责任公司一致，每一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无限连带承担责任，为后来两大法系无限责任公司立法的直接渊源[2].比无限公司稍晚一些，在十一世纪晚期，意大利、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地方逐渐应用康孟达（commonda）合伙，康孟达是大陆法系后来的两合公司以及隐名合伙的原型。英美法系的有限合伙与其对应，无实质差异。康孟达形式之下，不仅有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同时还有以投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3].虽然康孟达中也有部分合伙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但康孟达和索塞特一样，尽管被广泛采用，却并没有引起公司制度的巨大变革，直至十七世纪初，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股份有限公司被认为是现代公司制度的起端[4].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基于国王所授予的特许状设立的，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最终成就了公司的最高形态[5].

然而汉语中“公司”语词的出现却要晚得多。“公班衙”和“公司”一词的含义，《辞海》的表述为：“公班衙为‘公司’一词的英文company及荷兰文compagnie的音译。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雅加达办事处的称呼。”发展的概况为：公司一词在中国产生伊始，官方和朝廷不管其真意如何，只是专指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在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交往中创造出的新词，此时东印度公司总领英国的对华贸易，中方认为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机构具有官方性质，应该管理、约束来自本国的商人，统一与清政府接洽。种种迹象表明此时公司的核心意思应是官设独占。到了1833年，东印度公司独占对华贸易特许状到期，解散之后再没有另外一家公司获得这种特许地位，英美商人自此纷纷单独来华从事贸易，没有统一组织。开始以“洋行”、或“厂”、“局”等名义，以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传统。后来较晚进入中国的外商也多以“公司”为名称的，公司此时的含义应该是商业组织（那时并不区分合伙和公司）。可见在中国，1833年是公司从专用名称转变为集合名称的一道分水岭。[6]公司作为语词所蕴涵的信息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以公司语词去称呼历史上的团体形式，内涵总是不尽相同，只有模糊的相似轮廓。

二、法人的一般发展

一说到“法人”的历史，甚至一切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源流，无不追溯至令人神往的古罗马。罗马人讨厌抽象的概念，青睐的是实用的制度。罗马法上并无法人的名称，该名称是注释法学派在总结概括罗马法的基础上，作为自然人的对称而提出来的。罗马人表达团体的词很多，如societas、ordo、collegium和corpus，以及universitas等等，其中collegium、corpus和universitas最普遍。universitas具有“整体、全体”的意思，这个“整体”又是各个部分集合而成的。collegium的字面意思是指同行之间的组合。在法律上collegium是指“从一个按正当方式组成的权力当局那里，同时获得类似委任的一群人”。corpus意指一个单一的实体，该实体在吸收了所有合成单位之后而具有内在的“单一性”。这三个词经常在碑铭中互换，但universitas强调团体的集合性，collegium强调构成成员的同一性，而corpus似乎较为接近具有独立人格的推断[7]，此外表示自由城邦市镇和乡村（conciliabula、castella）以及僧侣等等这些词，都有团体的涵义[8].可见罗马人对团体的重视，同时亦反映了罗马人对团体所用各词抽象的程度并不相同[9].

罗马共和国末叶，承认国家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成员相分离。后来比照这些“公法人”，又出现了民事的权利义务团体，这些团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其财产和成员的财产各自独立，以团体名义进行的法律行为，由少数代表负责为之，而与各个成员的权利义务不相混淆。罗马法学家阿尔曼努斯瓦鲁斯对团体人格和其成员人格的不同作了分析。他指出：船舶的船员经常更换，有时甚至全部船员都换了，但船舶则依然存在。军团也是如此，其成员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但军团依然存在。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说：在一个团体中，其成员的变更并不影响团体的存在，因为团体的债务并不是其各个成员的债务，团体的权利也不是其各个成员的权利[10].人们已经认识到团体与个人的相互独立，认识到团体是和个人不同的。

“法人”这个语词名称是注释派法学家提出来的，提出的时间应该是13－14世纪。“法人”的提出，不仅仅只有语词上的意义，它代表法学家们把团体的某些共同特征抽象出来，代表着法学思维对法人观念的组织，成为系统的理论。法人理论诞生后的几百年间，团体的发展与古罗马时并无重大差别，直到18世纪，法人制度的出现，那时正好是资产阶级的发展期。1794年《普鲁士普通法典》率先把法人规定在法律规范之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从整个体系上系统安排规定了法人制度，短短数十年间，挟《德国民法典》的强大影响力，法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

三、公司与法人的历史关联

公司作为制度在历史上的发展，以及公司一词在中国产生以及1833年后词义的演变，与公司起源时的涵义有了不少的出入，起初只是具体的某一组织，后来才成为集合名词，作为一类团体的代称。法人制度的发展也经历相似的情形，追溯法人的渊源，也会着落到一个个具体形式的团体上。法人概念提出后，才以抽象概括的含意解读已出现的团体形式。从源头找寻公司和法人的出处时，最终的归属点都是同样的事物——团体，只是一项制度甚至一个语词的出现所包含的信息，必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而当这项制度或语词被遗植于另一国时，其原有的信息可能会丢失，却又有新的信息和内容被揉入。经过漫长的过程，渐渐的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公司、法人具有了不同内涵，不同国家对公司、法人赋予不同的制度。在大陆法系法人概念的抽象度更高，公司成为法人的下位阶概念，在英美，公司的发展却没有法人逻辑上的约束。就历史而言，我们把公司和法人的比较推移到制度诞生之前，则两者所指都是团体，都是同一的事物。当把公司和法人从制度上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两种制度是各自发展，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有公司的国家可以不必有法人，有法人的国家同样不必有公司。设立什么样的制度，是一国强权者的选择。公司和法人在出现之初，都是具体的政治的、经济的组织形式，到了近代，各自因为不同的制度推行，都在世界范围内繁荣起来。

近代公司、法人制度的发展相互间都是受了影响的。公司在英美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受到大陆法系法人理论的指引，法人本质的“法人拟制说”，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灵感，公司制度中有法人的影子。同样的，大陆法系制定法人制度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英美公司运行中的许多制度，尤其是有限责任制度被当然地运用到法人之中，成为法人的一部分。特别是现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各类经济合作加强，跨国公司比比皆是，公司作为一类团体形式，很大程度上在不同国度里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定。公司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下运行，完成相同相似的功效。在英美，公司就是由公司制度调整，没有更抽象的概念。而在大陆法系却按照系统的法人理论，把法人分为财团和社团两种形式，公司作为社团中的一员，成为法人下位阶的制度。公司制度的运行，很大程度要受法人制度的节制，同一个具体公司，置身于公司制度和法人制度的双重效力之下，于是公司制度必须向法人制度妥协。

第二节 观念、理论和制度——法人概念层次

从思维的层次上，对一个法律语词的理解，可以分为观念、理论和制度三个从抽象到具体的阶梯。观念基于人们对事物的朴素认识，发之乎自然、取之于生活，源自于自生自发的秩序，依赖人们普遍的认识自然形成。理论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法学家们人为地进一步加工，形成不同观点不同流派，蕴涵法学家的鲜明个性。由于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的差异，每个区域的人们个性相异招致不同的理论。理论影响着立法者，于是世界上有了不同的法人制度。而且立法者不同于法学家，他们更在意实际的效益，着眼于对社会生活中人们行为的控制。法学家却注重体系的完备、逻辑上的顺畅。相同的理论下由于立法者的取舍亦获得了不同的制度。观念向制度的转化是思想感知向行为控制的激进，理论只不过充当了缓冲器的角色。

就公司和法人而言，同样如此。法人的发展有三个层次，即法人观念、法人理论和法人制度。所谓法人观念就是指人们把“个人”和“团体”区分的观念[11]，能在观念上认识到“法人”是在现实中与自然人不同的事物。法人制度就是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把法人明确规定到民法典或现行法中，形成的关于法人的制度。法人理论就是关于法人观念和法人制度形成的法人学说。法人观念是存乎于大脑的抽象，当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以一定的技术手段作出具体区分，就有了法人制度。在法人观念与法人制度之间，有好事者通过生活的感悟、勤奋地钻研，把法人观念的思维精心提炼，系统整理，这就是法人理论。法人理论指引着立法者设立什么样的法人制度，作为立法者设立制度时的参考和依据。当然制度有时也会背离理论，因为法人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只是个人对法人观念的理解，立法者不一定会赞同，立法者掌握着决定权，也会凭借一时的快意生产一项制度，具有偶然性。可见从观念到制度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基本的观念和生活大家都是一致的，但以什么样的制度去调整生活时就有了差别。在制度的互相交流中，我们审视这些制度的差别，发现某些制度产生的难题另外的制度却毫无困扰，这时候就应该检讨制度设计的本身缺陷，寻找能使观念和制度顺畅过渡的连接点。比如和法人一样，公司也有观念、理论、制度三个层次，在观念层面也是生活中对团体和个体的区分，与法人没什么不同，但发展成为一定的理论并演化为具体的制度时，差别就比较明显。国家和地区间的公司制度因法律的特性而各自相异，有的用法人制度加以约束，有的没有。这些差异是制度上的而不是观念上的，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

第三节 公司和法人的契合：团体性

从历史而言，法人和公司在制度层面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完全吻合的。近现代大陆法系有些国家公司与法人制度相互结合，公司作为法人制度的下位阶，只有不长的时间，法人和公司作为制度一共才不过三四百年。然而在这之前的漫长历史中，现实生活中早就存在了相似的实体了，这个实体就是团体，不同于个体的“团体”。人类之初，人们利用群居来抵御强敌，杀虎猎豹，换来更多的生存机会。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物品也不断丰富，但人们并没因此而忘记结成“团体”的威力，对于不同的领域，根据不同的需要，组合成不同的团体：国家、公社、市镇、合伙、行会等等。团体的出现比个体更加久远，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史中，认识到个体的存在却只有极短的一段。古代身份社会，每个个体都是通过团体行使权利，个体与团体合二为一，宗族、家族、部落、城邦、庄园等等，都是团体的不同形态，或者说一个个不同个体的结合形态，团体与个体不存在利益上纷争。只有在个人主义昌兴的时代，才需要区分团体与个人关系，划清各自的权利边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根据自己身份、财产等各方面的利益，首先确立了个体人人平等的制度，同时也认识到团体的重要性，把公司、法人制度看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之一，既能满足社会仍然不能或缺的团体存在，又能兼顾个人利益的制度化。这样，公司、法人制度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今天的规模。近代公司产生并勃兴，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大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直接关联。因为自然人有生老病死无法适应企业化的生产方式，这时候人类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国家，即由国家作为团体最高形式来组织社会化生产，但是有形的手一定会把财产关系推入政治国家范畴，使财产关系进入公法领域，计划经济已经证明人类有过这样的尝试；二是选择法人或者公司制度，同样有克服自然人缺陷的功能，但是能保持生产活动在市民社会领域，维持财产关系的私法属性。于是，公司、法人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青睐和发展，其前提是个人主义的昌兴。

从这个意义上说，团体的存在虽然久远，作为调整团体的制度全面推行却只有几百年历史，前资本主义没有法人，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出现以后，为了适应这个制度，民法又创造并容纳了法人制度，同时又不改变民法的私法属性。英美国家，公司制度的发展也是为了服务相同的目标，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资本的充分运转，致力于繁荣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通过划分个体与团体的权利边界，使得公司、法人成为与自然人相对应的独立制度。

从概念的层次而言， 法人和公司的不同只是制度层面的，而在观念层面、本质的层面，两者则是同一的。公司是团体的形式，法人也是。只是本质上相同的团体体现到具体的制度上，便有了不同的形式。国家公权力的作用使得具体制度产生差异，团体还只是现实生活抽象于观念之时，国家尚没有顾及到加以调整和规制，后来随着现实生活的复杂化，团体形态不断在演化，现实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发明与之适应的团体形式。社会对团体的需要是共同的，但由于各自文化、经济等等背景的差异，使对团体的反映和态度各不相同。这就是观念向制度转化中的差异，是具体的法技术运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明显性，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形式和系统以及运用的巨大差别中便可了然。他们的相同点就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就公司和法人方面，都是为了满足社会规模化生产的需要，都是要区分出“团体”这个东西来，再根据团体的特性作出一系列的制度规定。

第6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一、题目：中国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探讨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止2001年底，我国上市公司已达到1174家，总股本超过5050亿，其中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328亿，市价总值高达5.55万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8%，约有股民68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40%,资本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截止2001年底，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10547亿元，实现利润1519亿元，分别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32%和63%，国有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各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在国有资产质量上，上市公司已成为优良资产的富区，同时上市公司也成为中国人投资的主要领域。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上市公司不仅会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且会显示出更重要的作用。但也不 可否认，在我国上市公司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下滑，竞争力下降，据资料反映，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36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0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53%,比上年同期下降22.55%,有151家公司亏损,亏损面为12.67%，较上年又进一步扩大;二是部分上市公司内部违规现象严重，据了解，2001年有100家上市公司因各种违规问题而受到证监委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查处;一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虚增业绩，大肆“圈钱”，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三是二级市场投机行为盛行，一些机构操纵股价，牟取高利，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有效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和社会的监督职能，加快建立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机制，全面净化证券市场的环境。要实现这一目标，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建立上市公司的效绩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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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对我国国有企业制定了效绩评价制度，并正在逐步推开,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还没有建立这项制度，所以本文的研究是有实际意义的。

三.本文研究的内容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探讨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建立。

第一部分主要从六个方面阐述建立我国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意义，这六个方面是：

(一)有利于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二)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建立科学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三)有助于对上市公司经营者业绩的全面考核。

(四)有利于引导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

(五)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形象意识。

(六)有助于投资者的理性投资。

第二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建立我国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可行性。这三个方面是;

(一) 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上市公司开展效绩评价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 我国上市公司现有的基础比较好，更适合效绩评价工作的开展。

(三) 政府有关部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比较支持上市公司开展效绩评价工作。

通过上述两个部分的分析论证，说明我国建立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三部分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提出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的设计方案。设想从五个方面构建上市公司效绩评价体系框架。这五个方面是：

(一) 全面阐述和分析效绩评价体系六个基本要素的内容、作用。

(二) 重点研究效绩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效绩评价的核心，初步思路是参照国有企业效绩评价体系指标体系，结合上市公司现状和特征，设计上市公司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数配置。

(三) 确定评价标准采用行业标准和评议参考标准。

(四) 制度评价方法。评价方法考虑采用工效系数法和综合判断法。

(五) 提出组织实施的方法。建议在起步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部分是实例分析。运用本文设计的效绩评价体系对某一家上市公司2001年度效绩进行评价。

第7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二元制抑或一元制：医疗纠纷鉴定模式的选择郭华 (8)

司法鉴定制度完善论——以国际刑事司法鉴定人制度的特点为视角王沛 郝银钟 (16)

论我国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刘建伟 (22)

有限元方法在法医损伤鉴定中的应用陈忆九 邹冬华 邵煜 (28)

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信效度多中心研究 (33)

死后大鼠脾脏组织FTIR测量结果的法医学分析黄平 余荣军 李立 柯咏 樊拴良 王振原 (38)

高校司法鉴定要发挥主力军作用——第二届全国高校司法鉴定论坛综述朱淳良 贾治辉 (32)

“南天明鉴文件制成时间检验系统”获国家专利朱淳良 徐代化 (42)

2010《中国司法鉴定》理事年会在新疆召开 (F0002)

第二届全国高校司法鉴定论坛在渝举行 (F0002)

上海公信中南会计师事务所 (F0003)

山西家豪司法鉴定中心 (F0004)

利用唾液斑DNA上12S rRNA基因片段进行动物种属鉴定黄娅琳 (43)

不同通信系统下的说话人识别探究杨俊杰 李红明 岳玮 胡耀民 杨运生 李靖伟 李小勇 (45)

利用Exif信息内容鉴定数码照片刘猜 (49)

液压断线钳与普通断线钳剪切痕迹的检验及应用夏小玲 刘伟平 (52)

中国人群亲权鉴定常用STR基因座平均突变率的估计蔡颖 周广彪 赵书民 陈文婉 陈其生 许如苏 梁希扬 (56)

华东汉族人群乙醇代谢酶相关SNP位点的多态性赵珍敏 李莉 向平 张素华 施妍 邵伟波 (60)

眼外伤后眼压增高法医学鉴定32例分析李红心 (64)

车辆碰撞痕迹的同一性认定李丽莉 张思尧 杨飞飞 (67)

数字化技术在法医颅脑损伤生物力学分析中的应用刘宁国 陈忆九 邹冬华 郑剑 (71)

声调特征在言语识别技术中的价值季云起 (75)

试论我国司法鉴定人助理制度柯昌林 (79)

对公安机关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陈龙鑫 (83)

卫生系统司法鉴定机构的特点和应关注的问题张德雨 张纯兵 朱建华 陈明娣 陈文花 王澎 (87)

浅谈监管场所在押人员死亡案件的法律监督——附12例在押人员死亡原因鉴定回顾性分析谢一恒 乔秀杨 (90)

错误司法鉴定意见的民事责任初探——以房地产估价为视角王胜斌 (93)

积极探索司法鉴定行业党建工作——以福建省司法鉴定行业为背景卓利营 沈海生 (I0001)

论我国高校司法鉴定的运行体制和管理模式徐振鲁 张广政 魏海深 董子明 (I0004)

杀人后自杀命案现场重建分析1例李坤明 (I0007)

两椎体水平裂骨折的法医学鉴定1例李倩倩 罗承良 刘小琴 陈溪萍 (I0010)

论司法鉴定机构及其设置陈俊生 包建明 吴何坚 (1)

司法鉴定的立法思考程军伟 (6)

论高校司法鉴定机构之定位易旻 吴玲 喻彦林 (11)

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应对市场化的初探陈立杭 (16)

紫外激光技术显现潜在指印的研究蔡能斌 黄晓春 温思博 (20)

利用不同鞋种鞋印长度推断身高差值探究高毅 (23)

腐败血液中乙醇的顶空气相色谱分析刘兆 杨瑞琴 温永启 张惠芹 (26)

司法鉴定技术指导工作研讨在司鉴所召开朱淳良 (22)

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成立 (58)

2010年中国司法鉴定论坛在沪举办 (F0002)

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 (F0004)

《司法鉴定机构执业条件评估标准》旨要沈敏 陈俊生 (29)

司法鉴定机构执业条件评估标准（草案） (32)

道路交通事故眼损伤伤残评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夏文涛 陈捷敏 刘瑞珏 (47)

利用车辆动力性原理计算事故车车速误差的探究张志勇 黄海波 (52)

车外人员撞击伤特点分析邹冬华 陈忆九 刘宁国 陈建国 (55)

非法偷猎、走私野生动物案件的现场勘查林建新 (59)

利用邮件头分析电子邮件的真伪郭弘 金波 (63)

针式打印文件检验的探讨王迪 张晓霞 (69)

骨折延迟愈合或骨不连接伤残等级评定66例分析李红梅 施晓玲 (72)

法系不同 本质相同——对司法会计与法务会计的认识赵如兰 (75)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规范邢永杰 (77)

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刍议裴小梅 (80)

试论人身伤害案件中参与度鉴定的完善杜国明 金洪年 (85)

论我国诉讼中的技术顾问制度的完善马兵 (88)

精神科医患法律关系初探张文婷 曲畅 (91)

《计算机司法鉴定标准》获奖 (95)

保障司法鉴定的独立性袁军 尹君 庄宇莉 (I0001)

建筑物采光权纠纷鉴定及其结论解读郭献芳 刘月君 (I0003)

我国鉴定人出庭注意事项杨圣军 罗缅 (I0005)

常染色体STR、X染色体STR鉴定姐妹关系一例唐泽英 陆惠玲 (I0007)

2009年度全国“三大类”司法鉴定情况统计分析李禹 王奕森 (I0009)

能力验证：司法鉴定质量的保障——2010中国司法鉴定论坛会议综述朱淳良 陈邦达 (I0012)

刑事强制鉴定制度初探卞建林 李婵媛 (1)

论司法鉴定人的注意义务赵杰 (6)

司法鉴定中的专业判断许为安 (11)

论法官直接认知与司法鉴定的界分邱爱民 常林 (15)

正常人蓝/黄颜色刺激事件相关电位的探讨曹强强 李倩倩 陈溪萍 (20)

颅脑外伤致运动和感觉障碍的评残时机李春晓 张运阁 管国富 张慰良 (24)

固相微萃取技术在毛发药物分析中的应用孙英英 沈敏 (27)

构建我国计算机仿真取证标准的思考王俊 (33)

一种高强度汽车车轮螺栓的异常断裂周华 金应荣 刘锦云 (41)

正交试验设计辅助Pc-Crash实现事故再现分析邹铁方 余志 蔡铭 刘济科 (45)

利用恒锐痕检/文检图像处理系统鉴定合成照片苏祎芳 (49)

新生儿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法医病理学分析郭昭全 邓志新 徐德 (52)

一例因福尔马林治疗肝包虫病引发的医疗纠纷——以医学与法学为视角王晓磊 郑玉荣 (55)

竖心旁笔顺判断方法申泽波 (59)

试析涉案会计事实证明中有关“查账”的两个疑难问题杨为忠 (63)

论反倾销应诉中司法会计数据的可采性张磊 (65)

司法鉴定机构投诉实务探究包建明 (67)

浅析我国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孙墨丛 (71)

法院能否对司法鉴定机构实行核查陈平 (74)

对测绘司法鉴定管理的思考赵保萍 郭罡 (77)

论被告人受审能力的鉴定——以美国法为参考吴常青 (80)

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探析王瑞恒 任媛媛 (84)

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相关法律问题施晓玲 (87)

赋予刑事当事人司法鉴定启动权的构想陈柏新 (90)

试论交通事故再现的诉讼应用丁芝华 (93)

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的特点及问题探讨杜心全 (I0001)

论产品质量司法鉴定问题韩永明 (I0004)

人体损伤程度司法鉴定书复核审查的思考柴振兴 (I0006)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到司鉴所调研王洁 (F0002)

新疆中信司法鉴定中心 (F0003)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F0004)

德国司法鉴定制度 (I0008)

建立完善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访霍宪丹局长朱淳良 (1)

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重心的转换李明 林东泉 (5)

略论重新鉴定胡锡庆 陈邦达 (11)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反思龚卫 (16)

鉴定人执业的刑事责任注意苏宏峰 (20)

双溶剂提取法判定印泥印文形成时间的初探李彪 王相臣 谢朋 孙添铖 (23)

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技术检测车辆油漆金属元素马栋 沈敏 罗仪文 卓先义 向平 (27)

医疗损害责任评析朱产友 (31)

对医疗损害责任相关问题的探讨王岳 (34)

论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分配张滨 胡亚林 (38)

医疗损害责任立法若干问题思考刘鑫 杨鑫鑫 (41)

评《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赵存喜 (45)

道路交通事故伤残等级评定中的手功能评估王旭 (48)

个人言语风格识别应用于案件侦查王少仿 (53)

电子数据鉴定体系建设构想郭秋香 朱金义 (57)

由“华山”笔迹鉴定案件反思鉴定若干理论问题程军伟 (61)

从法医角度看医疗纠纷及其产生的原因与防范刘光旭 张广政 郭淑香 张文娟 赵祖亮 (65)

交通事故致癫痫大发作伤残等级鉴定43例分析陆晓 高东 万雷 (68)

检视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三十年张迎涛 (71)

司法鉴定行业发展中要关注的问题——以日照市司法鉴定现状为视野王智 (74)

关于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反思李本 (76)

质疑司法会计鉴定“参考证据”一说——与于朝同志商榷郑谊英 (78)

浅析出台全国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释义的必要性商艳军 沙统一 刘昶忠 (80)

论独立鉴定杨进友 李德营 徐平 (82)

浅论测绘司法鉴定若干问题夏友青 姜茵 (86)

本色木上的指印显现刘波涛 冯文军 陆文武 张丹丹 (90)

疑难亲子鉴定案1例李海霞 孙宏钰 吴小洁 陆惠玲 童大跃 吕德坚 (92)

湖州司法鉴定机构互签同业协定严防不正当竞争 (91)

国际会讯 (F0002)

第二届全国高校司法鉴定论坛 (F0002)

司法部召开全国司法鉴定管理处长会议朱淳良 (F0002)

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学鉴定中心 (F0003)

迪安司法鉴定所 (F0004)

论刑事鉴定启动权制度樊崇义 郭华 (1)

论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途径与方法贾治辉 朱兰 易旻 陈如超 (7)

论我国不宜引入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邓晓霞 (12)

浅论鉴定人的法庭位置邹积超 (18)

血液中乙醇检测结果的法医学分析卓先义 卜俊 向平 沈保华 陈聪 (22)

保存犬尸体中自生醇的研究刘晓霞 乔君元 贠克明 张大明 尉志文 安建康 王玉瑾 (26)

乙醇、乙醛慢代谢与酒后驾车肇事李莉 李成涛 赵书民 张素华 向平 (30)

血液乙醇同源化合物分析及其法医学意义谢英 邓振华 (33)

上海市浦东新区1050例涉嫌酒后驾驶鉴定的统计分析陈聪 卓先义 沈保华 (37)

成都地区酒后驾车交通事故的流行病学调查黄思兴 张先国 孔斌 邓振华 (40)

道路交通事故致足弓结构破坏伤残评定张晓彤 吴军 顾湘杰 赵子琴 (43)

医疗侵权过错司法鉴定之缺陷与改革宋平 (46)

鉴定中的阳光：折射优于直射刘建华 周洋 (49)

再议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吴真 (52)

现代材料检测技术在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的运用阮炯正 段文峰 黄德馨 夏宗禹 (55)

X—STR基因座的法医学应用研究进展曾祥培 李海霞 孙宏钰 (58)

创伤科病历书写相关缺陷及其对司法鉴定的影响刘爱平 (63)

签字笔笔痕同一认定充分条件的分析王相臣 (65)

横式行草书设计签名笔迹检验探析任玉苓 张立刚 (68)

模糊图像的最大熵恢复陈春涛 黄步根 (72)

聚焦司法鉴定过程生成的鉴定人民事责任钱松 (75)

司法鉴定高级职称评审会在上海召开 (78)

浅析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韩文彦 (79)

从一起个案评析骨龄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李小荣 (82)

法医尸检程序规则问题的初探邹晓华 (84)

法医学鉴定中医学伦理学问题探讨黄平 (86)

应用X染色体STR进行祖母与孙女鉴定1例刘秋玲 吕德坚 赵虎 (89)

胆囊切除术后胆总管结石疑为金属夹子残留1例毛峥嵘 徐英含 (91)

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两项认证认可朱淳良 (90)

《中国司法鉴定》2010年征稿、征订启事 (94)

卷首语陈光中 (F0002)

第8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委托信托

引言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大陆法的公司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英美法的公司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会代表的资本所有者和董事会代表的经营者分别行使所有权与经营权。但是，经理，这一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部分却始终被掩映在董事会的影子里，公司治理理论中通常把董事会和经理共同视为公司经营权主体，其中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机关，经理是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构，经理不具备独立的公司机关地位，董事会与经理之间是委托——关系或合伙关系。然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在经历了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之后仍然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经营权执行不力，董事会和经理的权力模糊。伴随着经理人逐渐职业化，经理人逐渐形成了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成为公司发展所不可替代的新动力，从而使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出现了经理中心主义趋势。职业经理人的首要意义是经理已经成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职业，即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并以该种技能为主要经济收入的专门工作。因此，经理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一、传统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研究

所谓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是指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具体表现为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公司机关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和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对于公司外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如何。受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影响，董事会是股东的受托人，负责公司的业务执行，在公司经营中起核心作用。但是，经理通常不被看作公司机关⑴、或公司级机关，有时被定位为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关，公司经理充其量只是公司董事会下属的辅助董事长和董事会管理的机关，它本身不是公司级机关，更不是独立的组织机关⑵。仍然不是独立的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由此可见，在传统公司治理中职业经理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否认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委托——基础之上的。委托——理论源于民法中理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第一款规定：包括委托、法定和指定。委托是基于被人的委托而发生的关系。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有的认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提倡“委托——”范式，有的认为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委托关系（Pringcipie–AgentRelationship），即董事会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创造能力为标准，选择和任命适合本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该经理作为董事会的人，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事内务事务管理权，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⑴其中，董事会是经营者，经理是管理者。董事会只是把部分经营权力委托给经理人，经理人只是公司意定人。在委托理论下中，职业经理人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公司中职业经理人的产生基于有偿雇佣，是公司的“高级雇员”⑵，经济学上称资本所有者的“牧羊人”，即受股东委托的人，经理和全体股东之间是合同的买卖关系，产权的交换关系⑶。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受董事会委托范围的限制。凡是超越该范围的决策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所辖事宜，都需报董事会决定⑷。经理的一切权限来自董事会，经理是附属于董事会而不是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⑸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不是公司机关。职业经理人所享有的“经理权之行为并非公司本身的行为，而是经理人自己的行为”⑹将公司职业经理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直接从事的法律行为，认定为权中所包含的代表权功能，适用理论归于公司承受。委托理论目前在法学和经济学界成为解释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学说，但是，该理论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陷和漏洞，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使人困惑，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民法基本原理出发，在委托关系中人与被人是一种内部关系的体现，人始终以被人的身份出现，其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约束的双方当事人是被人和第三人。但是，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职业经理人常常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代表公司对外从事公司行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调查表明，在我国股份公司中有近65%的公司采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体制。职业经理人已超越人的身份和地位，独立代表公司从事公司行为，而委托理论却无法解释。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雇员的地位差异在委托理论中无法体现。雇员与公司是通过劳动合同建立起雇佣劳动关系，适用民法基本原理分析既是委托关系。公司如委托一般雇员对外采购或销售产品、提供劳动服务等，该雇员均处于人的地位，须完全依公司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的授权行事，该雇员是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而公司职业经理人则不同，他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独立控制的能力与权力，对外可以代表公司处理有关公司整体利益的经营行为。这一点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经理的职权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体现。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行为不可能不与第三人签订交易协议和文件。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已脱离雇员身份，他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公司的命运和雇员的地位、待遇和去留。单纯将职业经理与公司的关系适用委托的观点已颇为牵强。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与其所担负的责任和所体现的价值不相吻合。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公司职业经理人素质的高低，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然而，职业经理人仅仅处于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经营状况的好坏，职业经理人自身价值的社会意义都被委托人的“决策贡献”所淹没。相反，即使职业经理人能力低下、重大经营失误或故意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最终的责任都要有委托人承担，但事实上委托人可能还被蒙在股里。第四、委托理论适用于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在我国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当中，公司签章往往代表着交易的法律效力。如果签章的不是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而是掌握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对外实施公司经营计划时的签章，其效力就因为如果总是依委托理论或表见这一靠法律对当事人主观善意与否的认定来判断交易的合法有效性，势必使日益快速的交易秩序混乱起来。第五，委托人混乱。委托理论中对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人认定并未统一，有的主张是股东，有的主张是董事会。忽略职业经理人背后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具体特征而空谈委托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委托理论所遗留的问题就是委托方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而委托理论本身又无法解决双方在公司实践当中的问题，可见放弃委托理论，赋予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已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有关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理论和学说不能合理解释公司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职业经理人和公司其他机关尤其是公司董事会的关系也无法做出清晰的说明。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部权利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起着其他公司机关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公司快速发展的脚步亟待公司治理理论的先导，因此理论界对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提出即符合实际又符合法理的理论迫在眉睫。

三、建立以信托关系为特征的新型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

相对于董事会来说，由职业经理人代表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具有诸多优势。第一，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看，职业经理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本身与物质资本载体——股东在联系上已脱离了，属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一员。从法律角度上分析，他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相对于股东而言，他本是独立的自然人，他即便曾是该公司的一名雇员，被在聘为公司职业经理人之时，他与公司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在聘任关系中，职业经理人享有独立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与公司和股东来说，他是一个外部主体，他们之间不是内部选举或代表关系，而是一种外部关系。这样，从产生上，我们不得不被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性特征所吸引。第二，职业经理人来自职业经理人市场，作为宏观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经理人市场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如任职资格规则、竞争规则（包括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和退出规则等。市场是开放的，也是无情的，在市场中形成的职业经理人相对于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董事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职业经理人以专业的管理知识、过硬的职业道德和快速的更新换代等优越性已经在现今经济状况中当中傲然凸显出来了。可见，在公司价值由股东本位到公司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发展道路上，确立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独立的经营管理机关地位是顺应公司价值理论发展的产物，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渐呈衰败之势，终将被职业经理人中心主义所取代。

然而，传统的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即委托说不能对这一所有权理论的变革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上述学说中，职业经理人是董事会经营权的附属，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寻找科学合理的民商法法理的支持，这样，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才会更加稳固，公司治理的理论才得到实质进展。顺应这一要求，笔者主张现代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权依信托关系从董事会所代表的公司法人财产权取得。信托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所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关系。⑴信托起源于英国，在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是财产管理的主要方式。利用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不愿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自己信任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信托制度的核心就是，将信托财产的管理与支配所有权权能与实际受益权分开，在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上述所有权权能的同时，还承认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权能，并强调对信托财产及受益权的保护。将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在信托关系上，而不是委托关系或合伙关系，是基于信托关系的法律特征与委托关系和合伙关系的不同，适用信托关系解释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独立的经营权来源和运用根据，更符合法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信托关系区分财产所有权的管理、支配所有权权能和受益权权能分属不同的主体所有。受益权权能在英国信托法原理上被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是一种只享受享受财产的收益，却不能干预受托人的管理支配权，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独立主体。因此，信托关系下，董事会与公司职业经理人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董事会尊重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权，职业经理人在享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的情形下，又要服从董事会的监督。分权与制衡体制在信托关系下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信托关系区分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不同的法律地位。委托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他决定信托关系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后，委托人本身就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直接管理支配权和受益权，只能监督受托人将针对受托财产的管理收益依据信托合同给予指定的受益人。信托关系要求受托人不仅要按照信托文件的条款行事，而且还要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以防其违反信托义务，损害受托人义务。在公司治理中，公司职业经理人只享有经营管理权，不具有对公司利润中有关股东收益的支配权和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这些权利由委托人——董事会来独立的安排，他自己不是受益者，真正的受益者是股东和公司。因此，信托关系保证了受益人——股东和公司的应得利益，同时使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各司其职，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法律法规和信托文件的明确要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信托文件。在公司中，信托文件主要指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信托文件是契约性文件，其达成主要依赖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诚实信用和平等互利，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由双方和议而达成的，在包括受益人在内的三方当事人形成了制度性约束，而制度性约束相对于人为主观性、随机性约束的优越性是众人皆知的。

第三，信托关系解决了公司职业经理人一定程度下对外的代表权。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权的实施不可能全部依赖董事会的一一委托授权，表见的原理的适用有受到诸多限制，因此，许多学者将职业经理人的对外代表权认定为权中具有代表权权能。⑴笔者却认为不妥。代表权是一种内部关系，公司代表权主体是董事会，而不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作为相对于公司和董事会来说是一种外部聘用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与董事会的独立性不相矛盾，而是通过信托文件予以明确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在信托文件中规定，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权限范围内享有对外独立的受托人地位，这样是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明晰各主体之间权利和责任，维护交易秩序的科学选择。若认定权具有代表权功能，则不能将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的地位彼此明确，相反会更加混乱。

第四，信托关系使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雇员相对于公司的关系得以区分。以发生于英国的上诉法院案例作为说明。⑵

案例：Lister&Co.v.Stubbs(1890)

案情：原告是一家纺织公司，被告是原告公司的一位高级雇员，受命代表公司购买原材料。但他接受了原材料销售企业的大笔贿赂，并将所得款项投资于土地和股票。原告公司先请求法院禁止令，禁止被告处理这些投资，然后请求追踪这些投资，理由是，被告是原告公司的受托人。

判决：驳回纺织公司的请求，因为被告与原告并不处于一种受托人关系，只存在一种对人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

主审本案的CottonL.J.分析指出：这些投资不是原告公司的钱，从而不可以使被告成为它的受托人。相反，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获得的：根据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所有规则，原告在时可以针对被告获得一项命令，要求被告将这笔钱交给原告。这就是说，它是被告由于接受贿赂而对原告欠下的一笔债务，但被告由此获得的钱，不能看成是原告的钱。

第9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近年来，司法改革是个热点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司法独立更是备受关注。本人认为，尽管司法独立议题较多，方案也很多，但理论界的呼声并未在实务届产生多大的影响。颇受争议的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独立，进而影响到了司法公正，包括正面与负面。下面本人就“许霆案”与“平顶山天价逃费案”引起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问题，试做浅论。

2010年年底，河南农民时建锋被指控伪造军牌骗免368万多元高速通行费，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处其无期徒刑，引发舆论大哗。随后，平顶山中院启动再审程序，河南省高院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有关人士曾多次公开提及此案是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对再审开庭进行现场直播，体现了司法工作和舆论监督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前几年发生的“许霆案”我们又可以看到，许霆的刑期，从无期到5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历一审，重审程序，完成了两者之间距离的跨越。同样的事实与证据，同一案件，同一法院，一审与重审的结果可谓大相径庭。一种观点以百姓的声音为主，他们认为，许霆刑期的变化，是媒体监督对司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种观点以法学家为主，他们以捍卫司法的独立性为己任，认为媒体干预了司法了，左右了法官的审判，导致了司法的不公正。本人认为，在这一期间，媒体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正当性，又不免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我们司法独立的路途还很遥远。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且，我国司法机关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开明。2009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法院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确立或肯定了司法报道、评论乃至一般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的基本标准，在观念和制度上都体现了一种进步。

另外，舆论监督在扩大办案效果，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司法人员的廉洁自律，文明办案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媒体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下，司法机关会在每个案件上更加慎重，以引人注目的湖北邓玉娇案为例，正是由于广大媒体及无数网民的持续关注，我们才看到正义的曙光。如果没有媒体对这一个案的监督，“主人公”邓玉娇面临的可能就是另一番不同的境遇。因此，舆论监督确实是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强大的助推器。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妨碍。

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舆论可以扭曲司法，使其改变程序，偏离合法的轨道。如杭州“胡斌案”，胡斌闹市飙车酿成血案的行为引起网民极大公愤，早在法院判决前，舆论已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对其了作了宣判，以至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出来时，网络舆论再次掀起大波，抨击法院量刑过轻、罪名不当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无疑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很多案件的当事人，为了使案件得到更快，更准确的处理，防止暗箱操作，往往会借助媒体舆论去造势，特别是网络。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借助舆论使案件得到关注重视并迅速成功解决的屡见不鲜。一旦新闻媒体介入司法，势必对执法者造成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到法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

三、舆论监督妨碍司法公正的原因。

首先，现实中司法的不独立。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法院、检察院的级别要低于同级政府，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都是由地方政府供给的。这就注定了司法受制于行政的命运，而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体无不隶属于各级政府，这种与权力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新闻机构很难真正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代表公意对国家和社会生活进行客观公允的监督。某些新闻媒体往往以某一级政府的“喉舌”身份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级政府的意见和看法。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很容易被扭曲，新闻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股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以舆论的压力来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对于某一案件，新闻媒体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处理之前，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定罪和量刑，便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媒体舆论对独立审判的影响进行冷静的反思。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最好在现场报道，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的本质特征则是滞后的、被动的，是在对既存的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对过去所发生事实的一种法律上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程序性、极高的确定性与权威性，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变更。有的媒体对尚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抢先作出定性报道，或发表有明显倾向性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的疑虑甚至谴责。

另外，司法人员与媒体记者素质高低不同。毋庸讳言，当前无论司法人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在政治素质、职业操守、法律知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司法人员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不强。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某些司法人员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

四、协调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实际也表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两者的关系，不仅仅是各自为政或者非此即彼，而是共同推进法治进程不可或缺且相互支撑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使新闻监督法治化。

首先，维护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坚持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从客观的角度，以还原事实真相的方式来进行报道，仅对事实上的客观性的事件本身经过进行描述，对其是非曲直不进行任何评判。

其次，要完善相关制度。对立法者而言，由于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逐渐形成，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是顺应社会发展状况、适应国际评价的当务之急。对执法者来说，要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理念和作风。对公众和媒体来说，要在强化监督意识的同时，注意行使舆论监督权也要受到限制。

再次，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除了新闻立法，还应从外部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活动的监督和制约。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监管，实现对网络舆论的动态实时监控和对现实媒体报道的定期抽查体系，通过“他律”方式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

（二）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排除立法、行政对司法的干扰，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我国的司法独立也正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司法独立运作行政化，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干预司法现象严重。同时我国的司法独立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完善司法独立，使司法独立真正的远离立法与行政的干涉，才能使公众更加信任司法，更加相信司法的公正性，从而保持司法的权威，减轻舆论对司法独立不利的一面，保证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干扰较小到最少的地步。

（三）提高全民素质，尤其是记者的法律意识舆论是大众立场的评论，因此公民的素质，尤其是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以何种方式来宣泄其对于当前事件的看法。因此加大法务宣传，提高全民的法律知识，扩大司法独立的民意基础，清晰司法独立的专业要求是完全应该实行的一种方式。

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新闻舆论监督干扰司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专门负责法制新闻的记者都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有时记者为了追逐新闻不顾司法活动的规律，或者单纯以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这些都可能引导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最终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是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重要的措施之一。只有新闻工作者有了专业的法学知识，才能了解司法的规律与程序，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四）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

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来说，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制度用来规制舆论监督，因而适当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比方说，1994年8月，国际法学家协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研讨了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系统规范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并最终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准则对审前程序、庭审过程、审判后各个阶段媒体介入司法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总的来看，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在博弈的过程中，规范其行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需要遵循司法规律，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完善的预防、惩罚制度，并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性，建立相应的预防性和惩罚性制度，注意媒体监督介入司法的时间、方式，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对不良后果的救济。

参考文献。

[1]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2.

[2]谭世贵。司法独立问题研究[M].律出版社，2004,3.

[3]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法公正与权利保障[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

[4]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