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生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第2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去分析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它通过两条途径去分析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均属于经济分析的范畴。这一分析框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因素归根结蒂是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所有政治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都有其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所有政治现象都简单地是由经济决定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也是西方左翼学者喜欢使用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阶级分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利益的分配、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一方法是一种高度宏观的和抽象的分析方法，不能机械地将它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此外，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适用性大大减少。

文化分析

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家在通过文化途径去分析政治现象时，主要采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任何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且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政治文化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但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分析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分析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所以，制度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传统上，政治分析基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分析。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说“政治学分析始于国家，终于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制度主义观点。在当代十分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在对制度的界定和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但在基本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理论中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强大价值：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毕竟是形形的各种政治制度，政治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说明制度分析就没有缺陷。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和表层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它的最大不足。

“国家——社会”分析

近年来受到年轻学者重视的“国家——社会”分析途径，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政治分析方法。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政治社会（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前者是公共政治领域，后者是私人社会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事实上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譬如一位政府官员，当他代表政府履行公务时，他就在政治国家中活动；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兴趣参加某些利益团体时，他就在公民社会中活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的生长和互动过程，例如研究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一building）和公民社会的成长（growth of civil society），进而来理解政治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政治规律，确实极有帮助。但它用简单的两分法把国家与社会分开进行分析,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治理和善治分析

上面论及的治理和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时还是一种分析政治现实的途径。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框架，治理和善治分析主要关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1）治理的环境，例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2）治理的结构，例如：政府机构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政党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民间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治理结构的作用；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治理的过程或程序，例如：决策过程。选举过程、行政过程、监督过程、诉讼过程、参与过程。4）治理的方式，例如；行政命令、政治动员、法律强制、说服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刺激、自治、合作、暴力。5）治理的内容。6）治理者和被治理者。7）治理的意义，包括影响治理的主要变量；民主治理的动力；对治理的评价；治理与地方民主；治理与经济发展；治理与社会稳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但是，治理和善治的分析框架决不是万能的，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有价值的政治分析理论。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对治理和善治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和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时，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比较陌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译，必须避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于应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点思考

当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的集中反映。尽管存在着形形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但是，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为产生这些思潮的政治现实服务的。即使是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左翼理论，也缺乏真正的革命性。

第3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如何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得以顺利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其关键之点就在于能否规范政府管理的职能。几年来，在经济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理顺，因而不能不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

第4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是西方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支撑。其之所以迅速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并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说和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对西方的经济困境做了深刻的揭示: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的失灵，这给我们提供了有意的启发。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为世人知道的时间并不久，但是它当今已经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它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应用于研究西方政治过程。这样，它既为人们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应该再继续采用凯恩斯的研究思路。他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将经济分析进行扩大并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过程。同时，他通过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最终找到了其经济处于困境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制度的失灵。

一、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既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涉及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它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的具体行为特征，同时包括由此引起的政治团体(尤其是政府)的行为特征。因此，学术界常常把公共选择理论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此有时候又叫“官僚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而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作为一种政治过程，它又有着不同的方面:即要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即立宪阶段，所进行选择是制定根本性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阶段即立法阶段，主要是在现行的规则和法律范围内展开集体活动;而第三阶段即行政和司法阶段则是个执行阶段，它将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具体付诸实施，并且执行各项决策。在这三个阶段中，问题最多的是行政和司法阶段，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也是最大的，因此，通常认为这个阶段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为重要的阶段。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来源: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公共选择理论来源于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是维克塞尔，他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其绝大部分理论是研究财政方面的，而着重又是研究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这将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布坎南从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后来，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财政学观点:财政学应该始终以政治过程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公共财政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联系，如果研究财政脱离了政治过程，那它还是传统的财政学，这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提供政策建议，而应该关心经济运行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布坎南等人继承和发展维克塞尔的观点，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多种模型假设。他们认为政府的集体活动是盈利的，能够有利可图，而古典经济学不应该主张政府只是从事保护性的或非盈利性行业的业务。同时他们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就能弥补市场的缺陷，而经济学应该研究政治的过程才对。因此，与其说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那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应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也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观点。维克塞尔认为，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布坎南认为，政治官员同样是理性的、自私的，还有，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财政赤字有增无减，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维克塞尔认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认为选民用选票“购买”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官员们正是利用对多数人都有利的政策来换取更多的选票，选票是连接选民与官员关系的纽带。这就好比消费者和厂商之间是用货币联系起来的一样。不过，经济交换和政治交换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经济交换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换结构，而政治交换的结构则更为复杂。在经济交换市场上，个人在转让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来直接得到另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后，马上就会得到满足。而在政治交换市场，不能保证个人在投出选票后就能获得效用，而只有当个人与其他选民一起集体一致行动才能获得某种公共物品。同时，只有当选票达到一定的数量后，选民才能得到相应的等价物，这一点与市场交换却完全不同。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突然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即行政)过程，也就是说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政治生活的内容，包括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选举规则、选民行为等等”。布坎南在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方法论个人主义。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指把作为微观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个人视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把个人的选择作为公共(或集体)选择的基础。传统的政治学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的，国家和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唯一决策单位;而布坎南认为，“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产生的机构”，所以，人类的所有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人角度去寻找原因，因为个体是群体的构成细胞，是决策的基本单位，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其实，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有相似的地方，在市场中，个人行为通常是经过市场发生相互交换、相互使用行为的，也正是这样产生宏观经济结果的;而在政治过程中也同样是许多个人行动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结果。因此，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运行过程一样，同样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人假说。所说的经济人假说，就是指把个人看作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行为，同时认为个人天生就是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的，一直要持续到这种追求受到制约为止。在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以前，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是采取两种完全相反的标准，认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只受狭隘的个人利益驱使;而政治活动的主体由于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所以只遵循公共利益行事。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样的人可能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就由自私自利的利己者而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吗?如果在经济决策的分析当中，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但是在政治决策分析中，同样的人却又变成了利他主义者，这样，对人的分析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公共选择理论沿用“经济人”假设，将人的自利行为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体现出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点，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最后，经济学的交换范式。用经济学交换范式来对政治活动进行研究，自然就会导致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复杂的交换、契约或者协议。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过程看成一种与市场交换过程相类似的活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的政治市场，就是指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同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生相互关系的场所。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类似，它也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需求的一方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的一方却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不管是选民还是政府官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如果一项集体活动的决策给他个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需负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投赞成票支持这项决策，否则他就要么弃权，要么投反对票。政治市场交易结构与经济市场的相似性，最终由人的自利本性来决定。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但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研究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研究途径。同时，它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指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政府干预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我国当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政府必须把握好在干预经济活动中的适度原则，在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架构起一套激励共容机制。由于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注定了会在有的时候失灵，所以政府就有必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并不一定就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处，因为政府本身也有职能上的缺点，它也会失败。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限度，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它;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因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体制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理论，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第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具有相似性，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过程的缺点会对经济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与效率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障碍。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为我们对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为了早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第三，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将政府的决策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布坎南认为，由于决策者会被自身“经济人”的动机所左右，导致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难于切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决策者自利动机的刺激作用，使得他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不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所以，政府的决策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所以必须为政府制定政策建立某种规则和程序，以使政策方案趋于合理，避免决策失误。所以说，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逐步优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系统，完善公共决策体制和相关规则，逐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第四，要正确看待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特征，并且适当考虑政府行为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无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但是，政府部门和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我们不但要加以重视，而且要真确地进行引导，并进一步加以规范。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调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还有，我国政府机关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减少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对经济效益的监控。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的绩效。

参考文献

[1] James.Buchanan: The Theory of Publics Choice[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2.

[2] 丹尼尔.缪勒:公共选择[M].上海三联书店，1993.

[3] 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第5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政治文明，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理论、法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其中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点、理想，并不断提高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确立，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依靠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完成。而且，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强大冲击，又面临我国传统落后政治的干扰。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潮、“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人际依附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等遗传，对我国政治生活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我国向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严重阻抗。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政治思想，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重大而又艰巨。

第6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第7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活角度；中职；政治经济；教学

一、生活角度教学对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价值意义分析

（一）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政治经济课程

从生活角度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就是让学生认识到生活实际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的联系，为学生营造一个生动、趣味的学习课堂。政治经济学在学科性质上分析，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中职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无论是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还是学生对知识的应用上，教师都要注重以学生兴趣为突破口，为学生构建趣味化的学习环境，整合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但是从生活角度进行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熟知的生活元素全面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更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二）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式基本上都是局限在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上，学生的学习思维也是完全被固定在机械化、任务化的学习状态上，对于知识的讲解仅仅被限制在理论的学习上，这样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培养。而基于生活角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借助于生活中的实例可以将知识变得通俗化，化难为易，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基于生活角度的教学对现阶段中职教学模式的转变具有很好的实际价值。

（三）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综合型人才

从中职院校的教育上分析，以培养专业化、综合型人才为基本教育宗旨。基于生活角度政治经济学的开展，可以通过法律、社会习俗、产品生产、管理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为学生今后的工作、步入社会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让学生更早地认识到社会的需求，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培养学生综合性的技能，为实现自身的价值提供重要保障。

二、生活角度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策略分析

给予生活角度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更要符合社会对人才需求要求。教学上要以提升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以下将从因材施教和校企合作教学模式构建进行全面化分析，实现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效率的全面提升。

（一）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中職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比较枯燥和乏味，很多的知识需要在生活实例的支撑下才能体现出本身固有的价值，传统的教学仅仅是说教式教学，与生活的关联性不大，学生学习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前准备期间应该根据生活实际情况制作好讲课大纲，根据课本教学的基本要求，科学合理的创造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学习，一方面，情境的创设既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起新知识的概念，另一方面，借助于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知识的追求形成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就能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而且还可以借助于情境更深入的理解知识，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产生兴趣。

例如：在“关于竞争与习俗”这一课教学时，习俗是地域性生活产生的文化因素，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强大的力量，一方面，既可以阻碍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地域发展，带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提升。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重让学生认识到竞争与习俗的关系，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地域之间，更或者是文化等领域，都要以尊重地域习俗，这样双方的竞争与合作才能维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通过这样的因素渗透，学生就会认识到发展与生活的关系。

（二）推进校企合作，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学习的目的主要就是学会生存，借助于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理论化的教学再丰富多彩也仅仅只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缺乏实际的训练，学生学习的知识也仅仅是一纸空文，毫无价值。所以说，给予生活角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是新时展的要求，旨在为学生创造多元化的实践平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第8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 葛兰西 哈贝马斯 市民社会理论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一、葛兰西、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概述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属于基础结构领域，而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他把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领域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把权力的形式分为两种方式即强制和同意，从而建立了上层建筑的新理论。他曾指出：“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政治社会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的总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此外还包括各种舆论机关及文化学术团体等，统治阶级通过它们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市民社会的活动主体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恰恰在市民社会活动”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的观念，阐明了中世纪公社崩溃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即由一个经济阶级领导的政府的的原因或原因之一，这个阶级不懂得创建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以行使以外的领导权” 。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市民社会的主导与灵魂，在这一意义上，对市民社会的争夺也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争夺。

葛兰西在对市民社会的独特理解基础上，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种是文化上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前者对应于“市民社会”，后者则对应于“政治社会”。在东方专制国家，政治领导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西方国家，文化领导权更为重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获取国家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就在于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方式被称为“阵地战”，“阵地战是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 。

哈贝马斯的前期市民社会理论主要围绕“公共领域”展开论述，并将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都作为“私人自主领域”来看待，其本身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和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即一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在哈贝马斯看来，第一部分构成了第二部分的基础，但第二部分即公共领域却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它实际上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及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 。换言之，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而公共领域是它的政治表现形式。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赋予市民社会理论以新的内涵，并据此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更加猛烈的批判。他将市场经济体系独立出来，而主要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并引入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来代替原有的“公共领域”概念；政治与经济体系走向融合，构成力量强大的系统世界，整个社会体系被一分为三。具体言之，哈贝马斯将第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出去，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机制，这是一个理性的领域和由话语交往建构的空间。生活世界相当于市民社会，但两个概念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市民社会侧重于社会组织，指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是经济和国家的功能行为系统之外的交往行为的自主领域；生活世界是指“人们以非对象化的参与态度介入的生活领域” ，其意义重于功能分析，它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文化是传统的自我解释和反思系统，社会是规范调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个性承担着社会化功能。

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目的都是试图重建一种理想的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张力场，并以此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二、二者理论之异同

（一）二者理论的共同之处。

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都继承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同时又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深刻分析。二者的共同或相似之处在于：首先，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共有的思想源泉，葛、哈二人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而开创和发展了文化哲学视角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来规约市民社会，但葛兰西与哈贝马斯都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文化维度。葛兰西将经济维度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并将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统一。而哈贝马斯的早期理论中，尽管在对市民社会的内涵界定上与黑格尔及马克思相似，但理论重心已由前者所推崇的经济维度转向了文化维度，到了后期，哈贝马斯则完全同葛兰西一样，将经济维度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单纯从文化维度来界定市民社会了。其次，二者都强调市民社会作为社会文化领域所具有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并认为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只不过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在葛兰西那里是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实现的，在哈贝马斯那里则是通过论辩与监督达成的。

（二）二者理论的不同之处。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界定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构成了政治国家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力量；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者的对立与批判力量。其次，哈贝马斯与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国家获取合法性依据的主要场域，但在葛兰西那里，其合法性的获得表现为一个主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取得人们的同意；而哈贝马斯由于把市民社会视为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力量，因此政治国家合法性的获得表现为一个被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根据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建立统治原则，以维护其合法性。第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则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一方面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

三、总结和评析

葛兰西和哈贝马斯开创和继承了新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即在文化意义上描述与概括市民社会的样态与内涵，其本质上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反思。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予以指认和呈现的，正是现代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内在机理。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在讨论市民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思路之所以往往都是异质的，不仅是因为其所处时代的学理传统不一致，更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历史逻辑及相连带的历史问题大相径庭。古典时代的学者之所以在政治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根本原因是在欧洲的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和社会没有发生分离，社会本质上依附于国家，政治领域之外不存在独立的私人自治空间，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由政治活动衍生而来，且围绕着政治活动而进行。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这是对近代历史即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交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因商品交换关系而联结起来的私人领域形成为一个整体，它要求摆脱封建独裁统治并划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目的是建立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使得市场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淡化，而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日渐突出；另一方面，社会的总体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家开始大规模控制经济、文化活动，为统治阶级服务（又或者说，“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使政治权力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趋向融合，共同侵蚀着社会文化领域，特别是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而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由此可知，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终究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总体把握，当人们认识到原有的市民社会理论不能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时，必然作出新的界定，以适应新的情况。这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演进的概念，也使它获得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1级硕士生）

注释：

[意] 葛兰西，葆煦译.《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意] 葛兰西，田时纲译.《狱中书简：1926-193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249页。

[意]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21页。

第9篇：政治经济生活论文范文

一、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经济价值有依据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都在论证着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人们不难从一系列著作中读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难看到经济与文化、道德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在现实中便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上。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

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形势来看 应该说，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研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

1.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思想政治工作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思想政治工作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

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其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

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