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精选(九篇)

第1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第2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1，提出了“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发展目标。

决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

①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②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③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

2006年2月国务院颁行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对能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与现代服务业、人口与健康与国防等行业的发展提出详尽的发展目标与行动规划。《规划纲要》在其第十部分“人才队伍建设”中指出要“充分发挥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与培训，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各类实用技术专业人才。要深化中小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我们可以这样说：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而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之一是人材的培养。

2006年2月国务院还颁行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3，针对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出了宏观发展目标与行动方略。加上2005年9月国务院颁行的《关于大力加强职业教育的决定》4，半年之内，国家连续做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我们思考课程改革的社会政治背景发生了明确的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中小学科学课程、高中理化生课程、高中技术课程、职业高中相关专业基础课程应该如何建设与实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本文的讨论不追求“新”，而是为了理清思路、认清本质、行动有效来辨析基本概念，为下一步的实践探索打下必要的基础，可以视为对我国国家技术课程标准的学习理解过程之一。

一、什么是技术？

对于技术课程的建设与实施，技术的概念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前提。基于不同的技术概念，就会有不同的课程目标、内容、评价方式等课程要素的组合。

在《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中，关于技术，是这样定义的：“‘技术’，这个词包含有很多种意义和内涵。它可以指人类发明的产品和人工制品――盒式磁带录像机是一项技术，杀虫剂也是一项技术。它可以表示创造这种产品所需的知识体系。它还可以表示技术知识的产生过程以及技术产品的开发过程。有时，人们非常广义地使用技术这个词，表示的是包括产品、知识、人员、组织、规章制度和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个系统，比如，谈到电力技术或因特网技术时便是这种广义的含义5”。这个定义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在日常生活较为便利我们一般的理解，但是在这里技术这个概念既表示工具、制品，也表示符号所表示的知识意义体系，以及系统的工程活动等社会活动，这类混用是造成我们对技术这个概念的本质属性认识不清的原因之一。

在另一份重要的科学教育改革文献，美国的2061计划的核心文献《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将技术的本质描述为：“总的来看，技术是发展人类文明的强大动力，特别是技术与科学的紧密联系。技术与语言、宗教、社会准则、商业和艺术一样，是人类文化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它还塑造和反映了这个系统的价值。在当今世界，技术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社会事业，不仅包括研究、设计和技巧，还涉及财政、制造、管理、劳动力、营销和维修6”。这个定义突出反应了技术的文化属性、技术与价值观的关联、技术活动的综合性，技术这个概念从一个总类层面来进行定义。

在我国的《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7》中，技术定义笼统地表述为“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从我国技术课程标准后续内容来看，关于技术的理解和上述前两个定义基本一致，反应了技术与科学的联系与区别、反应了技术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应了技术与其他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技术”在这里同第二个定义一样是从一个总类层面来进行定义。

整体性的方法论已经成为目前重要的科学思维范式，对科学课程相关基本概念需要从科学哲学的层面进行总体认识，对新型的技术课程相关基本概念的认识则需要从技术哲学的高度展开我们的视角。

对于技术，在生活中人们往往和器械、工具联系在一起，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纯粹“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这是对技术的工具主义理解。这类工具主义的认识容易在实践中产生对技术盲目的乐观、忽视技术与环境的协调、忽视人的主体地位。若加上机械论的倾向，那么技术的概念容易等同于工具的操作、物品的制造，“技能＝技术”；这类观点其实是我国公众生活中对技术的普遍看法。

另外一种对技术认识的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重新构造成一种控制的对象。这个体系具有扩张的活力，最终塑造社会生活的整体。人类社会的工具化不可避免，只有回归传统、简朴才能够替代对技术进步的盲目崇拜。这类观点指出了技术的文化属性，但是在解决技术与人、技术与环境的冲突时不免流于悲观和消极。另外对技术的认识不容易超越机械论的“控制”概念。

现象学、技术批判理论89则认为技术――

①技术的本质是人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主动构造，这种构造导致了我们使用工具；

②普通人是技术过程的内在参与者，技术是一类普通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手段与互动途径（现代科学通过技术来影响普通人，现代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技术更为专业化）；

③技术是一类社会实践的结构，通过将实践情境化具体化，积极地达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整体性。

这个对技术的界定，明确了技术的本质，清晰地表述了技术与科学的差异、技术对于人类的作用，并且积极地指出技术的社会文化含义、价值评判的尺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技术课程的目标、内容与基本学习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与基础教育阶段技术教育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教什么？怎样教？

1.课程的目标

明确了技术的概念，那么对于技术课程“教什么”的问题就可以给出相应的答案了。

当把技术等同于工具操作技能，极易产生注重工具操作技能，忽视技术的内在逻辑与技术思维的误区。这类“技术＝工具操作技能”的误读就是普通高中技术课程与职业技术教育技术课程实施中各类误区产生的主要认识根源之一。工具的操作是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技术的全部与核心，时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他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新手与技术能手的关键差异是技术心智技能，指出我国技术教育中“对技术能力结构中操作成分与心智成分主从关系认识不明10”，在确定教学实施方案的时候或主次不分、或本末倒置。目前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领域内的“非技术性信息技术课11”也是一类对“重操作技能轻技术思维”技术教育误区的纠正。

若认为技术是人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主动构造，那么技术领域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设计、工艺（工具选用的策略），就会自然成为主要的课程目标

芬兰Jyväskylä大学教师教育系的AkiRasinen对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美国的技术课程进行了系统比较12。发现六国的技术课程没有互相矛盾抵触之处，在技术学习所强调的重点上也无显著差别，都认为“男女儿童都应当学习技术”、“要学习技术对社会影响的重要”、要“学会规划、制作和评价”；形成技术素养是普遍的目的，“首要的目标包括理解社会中科学和技术的作用，技术和环境的平衡，技术素养的形成发展，以及诸如规划、制作、评价、社会/道德/伦理思考、创新、意识、灵活性以及身份感等技能的形成发展。突出的方法着眼于那些使学生从事规划、分析、创造、创新、制作和评价的经验。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技术的系统和结构、技术和工业中的职业、安全的实践、生物工程学、设计、技巧建构、评价实践、技术发展的任务和历史、问题解决策略以及评价社会和自然间的关系”。

我国的《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中对课程目标是这样表述的：“立足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以基础的、宽泛的、于学生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的技术内容为载体，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促进学生全面而负有个性的发展为目标”，配合具体的内容目标，应该说这样的表述与上述六国的课程目标基本一致。我们可以看出技术思维的发展是技术课程的核心目标。

2.课程的内容与实现方式

那么具体的内容上，究竟分成哪些类别，课程需要开设怎样的模块？我们在厘定这些具体内容目标、设定这些模块的时候，依据是什么？这是目前我国技术课程建设中尚未得到明确阐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查阅过的相关技术课程建设研究文献中尚未看到相关表述）。

对于上述问题的求解，需要从科学发展史中寻找相关线索。J.D.贝尔纳在对科学事业全面组织的研究13中，归纳了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框架的基础是各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科学与技术研究组织体系图（原图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

我们简化上图得到下列关联图，这张关系图简要说明了科学各学科与技术各领域之间的相关关系。在这里“社会管理”作为一类软技术也列在其中。

图2.科学学科与技术领域关联图

古代技术的发展与哲学、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技术这一概念为公众熟悉，是和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纺织机、蒸汽机等发明，使得机器取代了人力，技术与科学开设密切关联；经过19世纪科学的技术化社会化、到20世纪高科技时代，技术与科学形成了密切的相互关系14；可以说现代技术概念的形成与制造技术的发展关联在一起，其他技术领域的发展也部分依赖制造技术的发展。另外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制造技术和工具的发展直接关联，所以制造技术在各技术领域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基础教育中的技术课程学习内容往往以制造技术为主要内容之一。

从技术教育的实施来看，常见两类方式，一类是融入到人文社会、数学科学、手工艺学科等学科中实施，一类是开设独立的技术课程。在小学、初中学段常见融入其他学科的方式，在高中阶段主要是独立的学科课程形态。这和人类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经历着泛化精细化整体化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

在基础教育范畴内，技术教育的实施从科学学科、技术领域的关联关系角度来看，农业技术、化工技术等常融合在生物课程（包括自然课程）、化学课程里面；而制造技术往往出现在独立的技术课程中（也有部分出现在物理课程中）。这是一类技术领域与科学学科关联关系特征的体现。

至此，我们不难推断出高中学段技术课程主要内容应是：设计方法（工业设计基础、结构设计简要常识、产品评价），技术交流符号体系基础（投影法与制图），建筑在经典物理学之上的基础制造技术工艺与常见工具使用，技术与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法理学探究（澄清价值）。我国的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做出了类似的规定。

职业高中的技术教育其专业性远高于普通高中的技术课程，职业高中的各专业的技术课程群建设可能更需要从技术领域与科学学科关联关系特征出发来选择课程组合方式。化工类，农业养殖类、服务类等专业，可能需要选择相关的理化生等科学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作为必要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直接指向职业行为的技能课程则处于课程群的最末端。机械制造类专业课程群，则需要在机械基础、制图、金加工工艺等课程实施教学的同时，开设与高中学段技术课程类似的课程《技术思维课》，将其作为该专业课程群的核心课程之一，突出设计方法这类技术思维的发展，强调技术与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法理学探究。

在各国课程建设中，长期存在着广度对深度的争论，在现实中前者比后者更为流行12。技术课程没有悠久的历史，在技术课程的建设中各类争议更为突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美六国与我国的技术课程标准中，“广度”相对更为突出一些。但是专家与新手的区别在于心智能力、在于对相关领域本质的把握与整体性认识15。在我们看到的国内相关教材中，广度有了，但是真正的系统性尚不能够有力地说服我们。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通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建设体现技术整体性、揭示技术本质的教材或者教学活动方案序列作为目前课程实施的有效支持。

3.相应的教与学方法

从技术的本质来说，技术课程的学习应该是学习者逐步走向主动行为的过程，技术实践的情境化具体化则要求学习建立在解决真实问题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展开。

从现代学习理论15来看――

理解知识整体比了解事实性知识更为重要。学习是为了理解，这意味着获得知识可以应用新的方式。

学习者的知识是通过修正和提炼已有的概念，以及通过在已掌握的知识基础上形成的新概念来组织的。

学习是在学习者和他人相互影响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有效的学习需要形成学习者能自己控制和监测学习过程的评价机制

学习者新的情况下应用知识的能力，即知识迁移能力的形成，有赖于学生理解的程度。

这要求我们从学习者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以探究学习为主，辅以主动接受学习、操作技能训练。突出技术思维的方法、技术知识的结构、技术知识领域内的核心概念，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

4.学习环境设计

技术是一类社会实践的结构，通过将实践情境化具体化，积极地达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整体性。这意味着技术课程的学习环境应该是一类学习生态系统，既不只是教师说学生听的讲堂，也不仅仅是技能的训练场所。强调源于真实生活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选择学习者已经存在的问题，也需要选择能够将学习者“引入”的真实问题与问题存在的情境脉络，教师作为专家在现场对学习者的认知活动进行指导和示范16。

这类学习生态环境的软组成设计16――

要求学习者积极开展技术领域相关的实践活动；

强调思维发展的指导和建模；

通过过程中伴随着的形成性评价促进学习者反思学习活动；

学习者面临的问题困境应该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学习问题不宜简化；

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学习活动，强调合作、强调学习产品的社会价值；

学习的情境脉络具有激励性，不能够让学习者只是探索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而是要将学习者引入共同体探索的问题中。

上述原则可能是我们在进行具体教学设计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就学习生态环境的硬组成设计来说，普通高中的技术课程固然需要发展学习者工具使用的技能，但是更需要暂时突破金属制品加工的成本和工具环境条件限制，着重技术思维的发展。仅仅装备了台钳等工具远远不够，这仅仅是支持个别工具操作技能的硬组成成份；仅仅装备了机器人活动的学具，也不能够很好符合技术课程学习的要求，机器人仅仅是技术领域中一个后续的领域分支，而不是技术课程的基础与核心。

这类学习生态环境的硬组成设计方案假设――

支持合作学习的教室平面分布

组合式机械学具组件（可以突破金属制品加工的成本和工具环境条件限制，现实支持技术思维的发展）

互联网接入与必要的PC终端（不超过每小组一个终端的配备要求）

可选择配备必要的金属加工工具（支持工具使用技能联系，更支持深度学习时的需求，一般每专用环境一套。专项的技能训练，一般可借助职业高中的场所）

三、怎样应对实践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极高的要求，最基本教育模式中，学习者、教师、学习素材和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是基本的构成因素，其中学习者和教师是关键的能动主体；任何理想课程、法定课程实施的有效性与教育从业人员对课程的实际理解程度相关。这意味着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性需要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下文着重讨论关键的人的要素条件。

我们应该看到：应然的课程目标与社会公众、学校教师理解的实然课程目标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我们技术课程实施中需要逐步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根据笔者10余年职业教育机械类课程、8年高中技术课程的的教学经验，从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研究的视角提出如下解决方案假设，期待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1.中长期方案假想

①在职教师专业发展

在职专职教师需要通过历时3年的发展计划（主要是非学历的）进行必要的专业发展。主要通过下三个途径：

学科领域准备

科学技术基础――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方法论通俗讲座或专业研读

学科方向――机械基础、自动控制、Robolab类型的可视化编程、工业设计讲座，美术史、建筑

史、环境与人类等通俗讲座等

教学能力发展

教学技能――教学模式与策略、课堂管理等通俗讲座或专业研读

心理基础――学习心理学、脑科学与教学等通俗讲座或专业研读

专项教学研究

围绕科学与技术学校课程教学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申报一个为期1年的校级科研课题，按照科学

研究的规范开展实践研究。

②教师配置

可选用学校专任教师与短期聘任的兼职技能教师组合的方式，配置技术课程教师队伍。

③新师资来源

在政府加大教师薪酬投入的基础上，吸引机械工程专业背景的工科院校本科毕业生。

2.可能的近期过渡方法

①组织核心教师团队，围绕国家新课程标准，集体研发高中技术课程教学实施课时方案。将研发的过程作为骨干教师团队深入学习国家课程标准的过程，并将学习的成果用系列课时方案的方式呈现。

②鼓励学校在校本的基础上，发展个性化的系统实施方案（而非校本教材），通过多样的个性化实践有利于发现更多的课程实施问题，以便启迪我们寻求更为合适的课程实施方案。

③强化区、校两级教研活动，通过系统研讨如何执行已有系列课时方案的途径，尽量提升现有的高中技术课程教学效益。

④开设系列讲座，短期内普及相关背景知识。

我们正处在社会剧烈变更的年代，社会发展对我们职业活动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单纯的热情、或是抱怨都无助于困难的克服、问题的解决，更无助于我们自身的职业生涯；惟有运用我们的理性认清问题的本质、把握事物的本源，退而结网，建构有效的解决方案，才是有效的因应之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5.国际技术教育协会：《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黄军英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6.美国科学促进协会：《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8.吴国盛：《反思科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9.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第3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关键词：技术革命；金融资本；创新园区；制度

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卡罗塔•佩蕾斯(2007，CarlotaPerez2002)论述了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财富化都伴生了金融创新（技术—经济范式），金融资本和企业资本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影响[1-2]，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10]。技术革命发端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空间集聚性。前五次技术革命在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兴起，其中第五次技术革命正在向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传播扩散。第六次技术革命正在到来，可能在全球多个角落（包括我国）同时爆发，形成新的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佩蕾斯理论主要分析了全球技术变动的宏观格局，目前学术界将该理论与多维度、多层次的区域发展进程结合起来，开展了佩蕾斯理论面向微观的区域研究方向。下面分别从技术革命、金融资本和制度的角度综述在佩蕾斯理论框架下创新包括区域创新、创新园区的发展过程。

一、技术革命、金融资本与创新园区发展

国家间产业竞争格局由企业间竞争和供应链间竞争向产业生态系统间竞争转移，一个国家的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动态能力成为该国获得长期的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基于个性化制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场技术、管理和制度系统中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8]。蔡跃洲探讨了互联网+行动对我国创新创业的影响，认为互联网+代表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2000-2020年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启动新一轮经济长周期，衍生出各种新的产业或模式，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0]。“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程中建立了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如果我国各种创新区域或园区（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采纳了这些孵化模式，将形成一大批低成本、开放式的孕育创新创业的土壤。他同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健全，还不能满足创新创业的融资需求，而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在规制和监管方面力度不足，成为我国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障碍。刘军民认为科技和金融的融合旨在激活集聚创新要素，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孵化、抚育科技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科技服务产业和先导性产业[11]。他从资本配置、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角度系统论述了科技金融与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创新链需求的有效匹配框架，讨论了在研发期、初创期、早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企业技术发展阶段应当采用的融资方式，包括私募、合股、风险资本、创业投资、银行融资、政府优惠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李健、马亚讨论了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平台模式，建立了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与企业创新周期的对应关系，认为科技化的平台模式是实现科技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金融科技化能够有效支撑技术创新，由此形成科技与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他们建议在全国科技园区开展平台金融模式试点，以整合园区内外各种资源，发挥科技金融孵化科技企业的多方面优势[12]。从理论上来讲，Caiani等建立了基于创新和金融资本、与发展巨浪一致的股票流动理论模型，它是一个能够反映股票市场作用的多部门模型，其中包括创新生产部门、银行、资本家和工人等，强调发展过程的循环性和金融与创新的密切联系[9]。

二、技术革命与创新园区发展

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之中。与前四次技术革命不同，第五次技术革命的中途发生了两个阶段的经济泡沫，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出现的互联网狂热以及2000年全球出现的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灭，第二个是2003-2007年全球出现的信用扩张泡沫[5]。第五次技术革命导入期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5]。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虽然部分技术领域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大部分停留在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期，即产业演化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只有极个别产业，如光伏产业经过了拓展期[13]。学术界探讨的技术包括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蔡跃洲认为互联网+代表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0]。林永青、黄少敏（2015）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版工业4.0的核心技术，它将引领我国产业的智能化、个人化（包括以“创客”为代表的创业者驱动）、跨界化、制服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和互联网化。黄群慧、贺俊认为，除了信息通信技术之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电子和纳米技术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制造、人工智能、添加制造、工业机器人等现代制造技术的持续突破，全球工业发展模式正经历着革命性变化[8]。例如3D打印机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会推动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个人创业”等十分分散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快速发展。继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第六次技术革命引起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佩蕾斯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可能是新能源或生物技术[14]。贾根良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诱发的技术群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和可再生能源，涉及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包括新一代无线网络（5G、Wi-Fi）、物联网和云网络、智能电网等[6]。一些国际学者认为第六次技术革命可能在2020年之后开始的“智能时代”，其核心技术是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10]。

三、金融资本与创新园区发展

第4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关键词：技本本科教育；跨界；特色发展

作者简介：易丽，上海电机学院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3）01-0018-03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批新建本科院校适应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的需求，提出举办技术本科教育的发展思路。经过近十年的探索，技术本科教育已在我国形成一定规模并逐渐获得社会认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建设现代职教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准确定位，寻求更进一步的突破和完善是技术本科教育发展进程中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日前在上海举办的“技术本科教育发展论坛”，重点围绕如何科学定位技术本科教育，如何推进技术本科教育的特色发展，如何加强技术本科院校的内涵建设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技术本科教育是“跨界”的教育形态

技术本科教育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而我国则是近十年才开始关注本科层次技术教育的发展。由于技术本科教育是一种兼具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双重特征的教育形态，它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如何定位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有代表提出，当前我国技术本科教育面临体制归属不清、体系衔接不顺、分类管理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社会协作不力等发展困境，这些困境与技术本科教育没有明确的定位直接相关。上海电机学院夏建国教授基于教育分类和人才分类的研究首先抛出“技术本科教育如何定位”的问题，他认为，作为本科层次的技术教育，技术本科是一种“跨界”的教育形态，既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端层级的重要组成，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重要类型，并将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和普通教育体系的有效衔接、沟通的“立交桥”。这一观点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同。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石伟平教授赞同技术本科教育“跨界”的说法，他认为，“技术本科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这一观点无可争议，“技术本科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层次”这一观点还比较新，在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思路中，技术本科教育是其中一部分，与专科高职衔接；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首先要厘清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关系，职业教育实际上包含技术教育，应将技术本科教育作为一个层次放入职业教育体系之中。在发表观点的同时，石伟平教授也指出了当前新升本科院校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目前许多从高职升入本科的院校不再提职业教育了，一味按照老本科的方向发展，脱离了发展的“正道”。

与会代表从不同的角度对技术本科教育的定位进行分析和佐证，不仅有宏观层面的体系建构和微观层面的实践验证，还有中观层面的探讨。例如，辽宁科技学院温景文教授从社会认同的视角关注技术本科教育的定位，他认为，要使技术本科教育得到各方面的肯定，教育管理部门必须给其应有的位置，人才类型要得到应有的社会名份，技术本科院校要按技术理念和规律办学。上海电机学院高教所刘晓保研究员则从学科分类的视角探讨技术学科与工程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技术学科是一个在逻辑上相对完整和自成体系、目标指向技术活动领域（自然技术活动领域和社会技术活动领域）、所涵盖范围大小不等、主要由基础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应的技术规则及相应的经验所集成的技术知识体系和组织方式；技术学科与工程学科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二者又存在互涉、跨界和交叉关系，并通过学科互涉不断产生新的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这一观点从学科层面佐证了技术本科教育“跨界”的观点，并与之呼应。

二、技术本科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还局限在专科层次，本科及以上阶段还存在空白，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向上发展的通道，成了“终结性教育”，严重阻碍了高素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次论坛在对技术本科教育的“跨界”特征达成共识之后，如何建构现代职教体系以及技术本科教育在现代职教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成为与会代表争相探讨的另一热点。

关于是否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否发展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与会代表达成一致共识。他们认为，社会技术活动的日益复杂、专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原有的以专科层次职业技术教育为终结的职教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人才需求，因此，建构现代职教体系势在必行。关于是否将技术本科教育纳入现代职教体系，夏建国教授认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初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三个层次；其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应当包括高职高专、技术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几个层次；技术本科以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正是我国现代职教体系高端层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新升本的高职院校是否以技术本科命名这一问题，存在较多争议。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教所的黄秋明教授指出，目前新升本的一批院校大致存在四种不同称谓：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技术本科院校、高职本科、应用型本科。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认为，职业技术教育的专科升入本科之后不再自称职业技术本科，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非常不利。

在谈到如何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时，与会代表从概念归属、人才分类、质量保障等方面阐述了各自观点。石伟平教授指出，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先要弄清楚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关系，这是个基本问题，否则无法建构。他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职业”的概念必须包含技术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中高职需要贯通；在我国大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要与普通教育建立联系。与此观点相似，常州市教育局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处张健教授认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是要正确理解高等职业教育概念，二是要以各层次职业教育逐级衔接的方式展开。沈阳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徐涵教授强调了构建技术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系，她认为，技术本科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本科层面职业教育的实施效果，进而影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构建技术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将有利于技术本科教育长远发展，有利于完善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真正实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三、技术本科教育改革逐步走向全方位、深层次、系统化

从1999年到现在，我国新建了200多所本科院校，约占全国本科院校总数的三分之一。一部分新升本院校适应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的需求，相继提出培养技术型人才，走技术本科教育发展之路。这一趋势不仅扩大了我国技术本科教育实施的规模，也推进了技术本科教育改革的开展。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新升本院校的关注由“走什么路”转变为“如何走好技术本科教育之路”。因此，除了定位问题之外，技术本科院校如何持续发展也是本次论坛的热点话题。

来自广东、辽宁、陕西、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高校校长和学者回顾了各自学校在升本时如何确立技术本科办学定位的历程，引起了广泛共鸣和热烈探讨。代表们提出错位竞争、特色发展、服务区域经济是技术本科院校区别于传统学术型大学的必由之路。部分高校校长、专家学者根据自己学校的办学经验及改革措施，在深化技术本科教育改革方面提出诸多建议。代表们认为，突出办学特色、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密切校企合作、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技术本科教育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与会代表对技术本科办学特色的探讨已经突破了口号式的呼吁，对特色的定位和理解也逐渐清晰。有代表认为，技术本科的办学特色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定位上形成特色；二是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形成特色；三是在专业人才培养途径上形成特色。常熟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顾永安教授认为，就形成特色来看，新建本科院校要经历特色确定、特色培育、特色稳定三个阶段；就提高质量来看，新建本科院校要经历提升综合实力，在特色推动和引领下提升办学水平，最终达到特色鲜明、质量著称三个阶段。

在技术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上，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来看，与会代表基本达成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共识。具体到各个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略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主要面向企业，培养具有健全人格、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强烈创新意识的应用型、复合型、开放型高级专门人才；二是面向行业和地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职业素质优良、能够快速适应岗位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三是坚持面向地方行业企业，面向基层，培养一线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四是为企业生产第一线培养从事技术开发、应用和管理工作的技术型人才，等等。虽然来自不同学校的代表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不同，但都关注到了技术型人才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技术本科教育服务区域经济、面向实践、强调人才的技术应用能力等特征。

关于如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少创新的途径。上海市教科院高教所的谢仁业教授指出，技术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回答“谁来上学”、“谁来教学”、“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第一，技术教育的对象、生源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巨大变化，人才培养逐渐从大批量、固定专业、单一规格转向小批量、跨专业、多规格；第二，技术教育招生思路发生变化，从选拔学生转向研究产业、企业、社会转型对学生的需求，从“招学生”转向“找学生”；第三，技术教育的关注点发生变化，从关注学校、学科发展转向关注学生终身发展、职业发展。此外，谢教授还对“谁来教学”、“教什么、怎么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未来技术教育教师人才类型可分为国际技术前沿追赶人才、当前技术攻关人才、下一代技术储备人才、技术学科理论研究人才四支队伍，由这四类组成教师共同体；在技术教育教学中，可使用模块课程，建立师生学术共同体，加强师生交流。江苏科技大学姚寿广教授认为，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要与工业界紧密合作，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从指导原则上讲应把握“准确定位，顶层设计，资源整合”；从执行思路上讲应把握“目标设计，项目提炼，聚焦实践”；从操作层面上讲应把握“项目启动，培训先行，师资为先”。

在谈到如何提高技术本科教育质量时，与会代表更多地是从评价的角度考虑如何构建技术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他们认为，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使得本科院校存在“异质性”，技术本科院校与传统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具有本质区别，现有的本科评估体系难以体现“异质性”特征，也不利于技术本科院校在提高办学质量的同时保持特色发展。徐涵教授指出，建立技术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诉求，也是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和职业准入制度有效实施的诉求；技术本科教育质量取决于学校内部教育管理、人才培养的效度以及评价的科学性；在学校内部，要建立教育质量管理、控制、评价系统；在学校外部，要有科学合理的高校分类评价体系，建立适合技术本科的评估指标及质量标准。

四、保持技术教育本色、克服“同质化”是新升本院校特色发展的关键

第5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 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3-0163-02

近几年，嵌入式技术日渐普及，随着“三网融合”不断提速，3G网络全面铺开，对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进而为嵌入式系统产业带来更大的人才需求。嵌入式系统无疑成为当前最热门、最有发展前途的IT应用领域之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嵌入式软件人才将是企业争夺的目标。

相对强大的市场需求而言，目前，嵌入式人才市场的现状却是企业举着大把的钞票却招不来合适的人才。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目前嵌入式人才缺口每年为60万人左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嵌入式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在嵌入式系统领域的培养模式和教学水平相对滞后，每年输送到市场上的嵌入式系统人才不多。形成的现状就是：一方面，有些高校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另一方面，嵌入式企业缺乏有经验的人才。

目前，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中开设嵌入式系统教学的学校其实并不少。从教学层次上，可大致分为普通本科院校的嵌入式方向、高职院校的嵌入式专业以及与嵌入式相关的社会培训机构。社会培训机构面向的是有一定的计算机软硬件专业知识、想在嵌入式开发领域进一步深造的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一个系统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主要讨论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嵌入式教学模式。

普通本科院校的嵌入式教学模式

国内普通本科院校在原有计算机学科的基础上，开设与嵌入式有关的课程是水到渠成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某些重点高校就依托部级的重点科研项目在研究生层次展开了嵌入式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elta OS，它是电子科技大学和科银公司联合研制开发的全中文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随着嵌入式行业的飞速发展，一些重点高校在本科层次也开始引入嵌入式有关的课程，但嵌入式教学的重点还是放在研究生层次和科研实验室中。

国内高等院校的本科层次嵌入式方向教学模式可以总结为：在计算机类或者电子类原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为有志于从事嵌入式开发以及未来在更高层次上学习和工作中继续嵌入式开发的学生进行广泛的兴趣培养。具有如下特点：（1）本科层次的嵌入式专业课程往往安排在大三，甚至大四，通常作为专业选修课出现。有些本科生在做毕业设计时才开始接触嵌入式开发。嵌入式系统课程在本科阶段多作为专业知识的拓展或研究生学习的铺垫，更多出现在研究生培养方案或者所辖的二级学院培养方案中。（2）本科学生入学素质高，学制长，理论基础扎实。由于学生拥有深厚的计算机或者电子技术的理论基础，往往在接触嵌入式开发后可以触类旁通，学习能力和速度都非常惊人。（3）本科院校的科研实力普遍较强，以科研带动教学，研发氛围非常好。一些重点高校的优秀本科生在大三就可以加入到导师的科研团队中，进行嵌入式产品的实际开发。（4）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科研的实力较强，一些重点院校与国际知名的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无疑大大促进了本科层次嵌入式方向人才的培养。

高职院校的嵌入式教学模式

随着嵌入式行业的发展，近几年国内高职院校的嵌入式教学也以较快速度发展。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起步最早，发展较快。从2003年首次开设全国高职院校中的第一门嵌入式系统类课程，并创建全国高职院校中第一个嵌入式系统类实验室“深职院－电子科大嵌入式系统技术实验室”开始发展至今，该专业已有400名左右的嵌入式方向毕业生，其中大部分都就业于嵌入式相关行业，有些学生在企业工作两三年后，目前已成为嵌入式专业方向项目经理以上技术人员。总结这些年来的办学经验，深职院嵌入式方向教学模式可概括为：以“职业岗位需求”为核心，教授紧跟当前嵌入式行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把学生培养成“能工巧匠型大学生”。现从以下几方面具体说明。

面向工作岗位，体现核心能力的人才培养计划 自本专业创建至今，每年5月定期举行专业指导委员会会议，广泛邀请业内精英企业的总裁和一线技术负责人讨论、修订当年新生的大学三年教学计划。来自企业的声音使得每一届学生的培养计划都源自就业岗位，符合工作需要。

紧跟行业技术发展潮流的课程体系 如图1所示，按照学生未来的就业领域和岗位需求设置课程，包括：微控制器高级应用、RSIC嵌入式系统技术、WindowsCE嵌入式操作系统、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DSP技术、智能网联网技术、嵌入式SOPC技术、嵌入式技术应用综合实训等。

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高职院校素来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学生绝大部分的学习在各种实验（实训）室进行，并基本保证每人一套业内实用的实验设备。

与嵌入式知名企业紧密合作 定期举行最新行业技术交流讲座，组织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去实习参观，合作开发科研项目等。除了前面提到的“专业指导委员会”，还大力建设相关的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校外实习、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毕业生具备国内外认可的嵌入式行业权威认证 引进“ARM中国技术工程师”、“WinCE嵌入式系统开发”等国内外认可的权威认证，既拓宽了课堂所学知识，又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然而，高职院校本身的一些客观条件也影响和约束了嵌入式系统人才的素质，如学生入学基础较差，学制较短，学历证书对企业没有较大的影响力等等。

应用型本科嵌入式系统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通过对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在培养嵌入式系统人才的教学模式上进行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两种模式均有优势和不足。能不能取长避短，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需求的嵌入式系统人才培养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结合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嵌入式系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优点，研究并探索一种学制与普通本科一样，培养目标与高职教育相似但更高的培养模式――应用型本科嵌入式系统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和普通本科一样培养四年制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在培养思想和课程体系上有以下特点。

（一）培养思想

直接为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而不是普通本科院校所培养的应用型与研究型相结合的人才。根据企业工作岗位的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掌握嵌入式行业的相关工作技能，能将学校所学直接应用到工作中，很快适应并进入工作角色。

（二）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设置兼具实践性和理论性，以实践为主，兼顾理论，使学生在体系化结构的嵌入式系统知识的基础上，能基本胜任一线的工作角色，并具备一定的专业自学能力，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更有潜力和后劲。

课程设置目标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是结合硬件平台设计、系统软件规划、应用软件开发等一系列环节的软硬件综合工程。因此，要求应用型嵌入式系统人才必须掌握软硬件的基础知识，具备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相关技术能力，必须是全方面的软硬件人才。这和普通本科院校电子专业或者计算机专业培养出来的具有一定嵌入式系统开发能力的人才有本质的区别。

计算机软件硬件兼顾的四年制课程体系 结合课程设置的目标，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软硬件专业基础知识才能进入32位嵌入式系统课程的学习。在硬件方面，必须先学习数字电路、模拟电路（高低频）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等课程；在软件方面，要学习C/C++程序设计、汇编语言、软件学和操作系统原理等课程。只有掌握了这些课程的内容，才能进入32位嵌入式系统课程的学习。而32位嵌入式系统本身的知识点很多，主要包括32位嵌入式芯片的结构与功能、32位嵌入式硬件体系结构、硬件平台的电磁兼容设计、嵌入式软件中的Bootloader引导程序、驱动程序的编制与调试技术、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平台的移植与应用软件的开发等，因此，必须全面、系统地规划应用型嵌入式系统人才培养的四年制课程体系。

专业课程中实践内容与理论内容的关系 虽说“实践出真知”，可在嵌入式系统开发这一行，没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 “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课程为例。该课程根据嵌入式系统助理工程师工作岗位的特点，以一个具体的嵌入式公司的研发活动展开分析，并确立研发中的典型工作过程，仔细分析工作过程对嵌入式助理工程师的能力要求，完成课程的初步设计。在经过与企业兼职教师商讨后，对课程设计进行调整，并整理出实用及可操作的教学内容，以项目的方式进入教学。根据PDA研发过程，将课程分为14个项目、1个课程设计完成学习过程；教学内容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其实践和理论的课时比例为42∶22；全程在专门的实训室中进行教学，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在基于IntelPXA270的嵌入式教学平台上完成学习任务。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较好地掌握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的应用与开发方法，系统掌握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驱动程序的开发及应用的相关技术。

学完一门课程，掌握一个实际项目的开发技能 在课程体系中，多加入学习时间集中、实践动手环节为主的整周实训课（单元课），建立以产品为实体的多种工程技术开发实训项目以及相应的实训室等。如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专业技能实训”课程，该课程集中在2周实施，共56学时，在这2周的学习中，学生在基于IntelPXA270的嵌入式教学平台上围绕PDA应用项目完成内核及SDK定制、bootload、串口开发、gprs应用、gps应用等10个实用的实训项目。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较好地掌握针对PDA及相关嵌入式系统的常见应用项目的开发方法。

像专业核心课一样，认真进行毕业实习工作 普通本科院校一般只在大四安排一个月左右的毕业实习。考虑到让学生多些时间体验工作岗位，体验社会角色，从而更好地适应用人企业的需要，在大四下半学期安排更多的时间进行毕业实习，甚至可以考虑将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结合起来，为学生联系或者学生自主联系嵌入式行业公司，在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实习一个学期，使学生把握住宝贵的就业机会和实习时间。

此外，与国内外的业内知名公司合作，引入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专业认证，作为学生的课外延伸。

应用型本科嵌入式系统人才培养模式有别于普通本科教育和高职教育，是满足嵌入式人才培养需要，面向实际工作岗位，兼顾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理论和方法的一种新型模式，是嵌入式系统教育从高职层次向应用型本科层次逐步转变的一种探讨和尝试。随着这种模式的推行和发展，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嵌入式系统人才从校园走向广阔的就业市场。

参考文献：

[1]王晓春，彭艳.嵌入式系统的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J].职业技术，2007，（14）：38．

[2]熊茂华.高职嵌入式技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J].计算机教育，2007，（2）．

[3]解志坚，张红燕，曾炼成.嵌入式系统开发人才培养的路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6）.

[4]李志杰.新形势下嵌入式系统教学体系探讨[J].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10，（12）．

第6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一、美国工程教育发展阶段

20世纪30、40年代前，工程技术教育模式占美国工程教育主导地位。工程技术教育侧重工程技术知识的运用，工程教育与工程实践联系紧密，重视工程决策、设计、运作、生产等项目，但是处于工程经验阶段，工程系统背景、环境生态、政治等要素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纳入工程研究和课程学习的范畴。工程活动主要表现为改造自然的大规模的造物活动、工程造物活动与科学发现活动相互结合，科学发现为工程造物提供理论基础，造物活动又为科学发现提供新的理论命题。工程技术教育主要是培养技术型工程师。技术型工程师技术知识单一，复制运用技术知识，实践操作能力、职业性很强，能很好的解决真实世界中的普通技术问题，毕业后能马上有效开展工作，短期内能够很快满足产业界的要求。但是由于科学理论基础知识一般较为薄弱，知识结构狭窄，技术型工程师应对现代大型复杂工程系统问题能力比较弱。

20世纪40年代-80年代，美国工程教育引进科学教育，开设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以“工程科学运动”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主宰美国工程教育，工程科学教育模式占主导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时代到来，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其作用空前提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科学研究意味着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推动原子能技术以及核能产业。人们开始遵循科学－技术－生产的逻辑思维公式。而在研究实践中，工程师发现科学家更具有应对新问题的能力，如MIT在放射实验室完成雷达的研究，研究者大部分都是物理学家，而不是电气工程师。因此，科学教育应该摆在工程教育的首位。工程教育开始向工程科学方向转变。

到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美国主要关注怎样将先进的军事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思考“用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工程科学教育的优点是：侧重基础研究，能够解决具有精确或者接近精确答案的问题，这就很好地符合了战后实证主义研究的口味。而且，工程科学在许多领域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彰显其巨大优势，比如在电子学和计算机处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更进一步促进“过度”工程科学化运动思潮的蔓延。

而工程本质上是多学科的综合体，是以一种或几种核心专业技术加上相关配套的专业技术所重构的集成性知识体系。工程活动就是要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是实践的学问。工程的开发或建设，往往需要比技术开发投入更多的资金，有很明确的特定经济目的或特定的社会服务目标，既有很强的、集成的知识属性，同时具有更强的产业经济属性。现代工程朝巨型化、集成化方向发展，呈现技术高度集成化趋势，同时大型工程受环境生态、人文、政治经济等大背景因素制约。工程教育过分科学化取向偏离以实践为基础的工程教育的本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美国工业在一系列产品领域让出霸主地位，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严重威胁。这样，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工程科学教育模式”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失误与局限性。

正因为如此，当Herb Holloman主管MIT工程决策中心时，提出自己的设想：废除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知识体系划分的系科，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学科。但是他的改革理念在当时得不到教师和校友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扭转“过度工程科学运动”趋势，应对“工程科学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部分有志之士根据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工业界要求，开始研讨工程教育新模式。

以MIT为首的高校则对工程教育开展一系列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改革探索。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MIT工程学院的院长阿尔弗雷德.凯尔（Alfred Keil）提出了改组MIT工程学院的大胆建议：重新综合那些快速发展的工程科学，建立新的学科，如系统分析学，以及对综合分析社会经济系统起着不可忽视作用的应用宏观经济学等学科，通过团队成员综合性合作、以系统视角来对待处于“社会技术系统”这一大环境中的技术（如交通、能源、通信等）问题。阿尔弗雷德.凯尔改革的目的是能够建立并扩大MIT在工程方面的世界声誉，以及使MIT成为“现代工程教育”的领军者。

莫尔在ASEE学术会议上明确提出，希望MIT能够以一个更加宽阔的视角对待工程教育，也就是说，不仅仅关注工程科学，还要重视像生产、设计、环境、政策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应该远离“纯粹（Pure）”的工程科学，强调“大（Big）”系统设计。莫尔的理念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在1993年一次MIT学校计划会议上，莫尔明确提出“大工程观”概念，并指出这是未来工程教育发展的新方向。1994年，莫尔提出MIT 1994－1998五年长期规划《大工程观：工程集成教育》，文中正式提出“大工程观”概念，认为“大工程观的术语是对未来工程实际服务的工程教育的一种回归，而与研究导向的工程科学观相对立”。“大工程观”这个概念开始获得广泛的认同。随后，MIT开始执行1994年规划，率先探索能使工程教育接合的各种方式，并建立了一个跨各系各专业的“工程系统部门”的组织机构，专门从事工程教育与实践的研究，如建立了一个“大”的系统项目――系统设计与管理（SDM）计划。随着“大工程观”理论在实践中逐步丰富与完善，逐渐从概念演变为一门系统学科――“工程系统学”，标志着美国工程教育步入成熟期。

工程实践教育与工程实践联系紧密，反应大型复杂工程系统的特性，并给予人文社科和理工科同等的地位，打破传统学科、课程之间的壁垒，不按学术研究来划分不同的领域，课程设计综合化、多元化、灵活性、整合与集成，建立交叉学科。实行通识教育，关注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工程实践教育主要培养技术型专家，其具备多学科知识与工程实践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大型复杂工程系统问题。

二、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2001年10月，美国工程院（NAE）与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共同发起“2020工程师”计划，相继出台两份报告，即2004年底发表的《2020的工程师：为新世纪工程的愿景》，2005年夏的《培养2020的工程师：为新世纪变革工程教育》。其目的就是立足未来，加大工程教育改革的力度，造就适应2020年需要的工程人才，巩固并提升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两份报告详细分析未来工程教育实践的大背景，包括专业、技术、社会、企业和国际社会背景，未来工程师的职业行为不仅受这些背景因素综合约束，而且“绿色工程”要求工程师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强化工程师关键能力素质才能应对未来巨大挑战。这些关键能力包括：分析能力、实践经验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商务与管理能力、伦理道德、终身学习能力等。报告提出对未来工程师的十大期望，在此基础上，为工程教育改革发展进行战略设计，包括如何强化工程专业的社会地位、工程教育的普及化、工程教育与社会和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工程教育改革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等，提供了顺应未来大背景需求的变革途径和具体措施。

三、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对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启示

1.工程教育改革必须平衡工程技术研究与社会效应之间的关系。工程教育必须植根于工程社会实践的需要，充分考虑国防建设、工业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目标

究其根本原因，是技术和工业的变化带来一系列社会现实压力，不断推动美国工程院校的历次变革，工程院校以主体身份参与社会变革，使得工程教育的使命更深地与工程实践面临的大量的挑战和难题结合起来。

工程教育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应对社会需要特别是满足工业界的需求，这一问题对工程教育的课程设置、科研性质和范围以及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传统关系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科技发展推动工程教育从“技术模式”转为“科学模式；过分科学化取向偏离工程教育实践，工程教育为经济提供直接和间接服务的压力不断增大，推动工程教育从“科学模式”转为“工程实践模式”；对未来工程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的预测，推动美国未来工程教育改革的行动计划，以保证未来工程人才供给与需求匹配。

2.确立工程教育主体地位

美国工程教育变革历程，就是不停探索最优工程教育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步步回归工程教育本质的过程。如今，美国的工程教育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既不同于科学教育，也不同于“人文教育加科学教育”，更不同于科学理论的简单应用，而是在人文和科学的基础上经过重新整合集成后，形成的跨学科的知识与实践体系，具体体现为以科学为基础对各种技术因素、非技术因素的集成。以此为基础，确立工程教育自己的发展使命，构建工程教育的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教育典型的问题是：工程教育科学化倾向，导致对学术论文过分关注，忽视工程设计与实践；工程教育科学化趋势愈演愈烈，使中国原本日益强大的工科院校基本都升级或者并入所谓“综合性大学”，被淹没或者“技术化”为职业学院。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体系，需要借鉴美国成功的经验，确立工程教育的主体地位，才能进一步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蓝图。

3.工程教育既强调满足工业界的需要，又必须保持大学自身研究的独立性

工业部门一般是以获取特定经济利益为导向，通常对基础研究不感兴趣，如果工程教育一味强调满足工业界的需要，则可能改变传统院校科研的性质，传统上的以基础为主的大学科研可能转向实用的营利性的项目，大学面临“商业化危机”，长此以往，则可能损害大学作为社会创新基地的功能，满足了企业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因为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基础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提供的理论支持系统。如核原子能结构研究，研究者不是以建立一种新型产业或促进人类能源发展为目的，但是为核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奠定了基础。

第7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关键词：“三元论”哲学观；学科分类框架；应用技术大学

作者简介：刘晓保（1966-），男，上海电机学院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发展规划处）所长（处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05-07

应用技术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学术界对其“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问题”曾引起多方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要淡化学科建设，有的学者则认为要强化学科建设。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建设什么学科。学科是体现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不同的分类方式，体现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志还在于学科建设的水平。但就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来看，相关学科门类与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定位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现状。加之当今“学科发展总趋势已开始全面突破传统格式，逐渐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并在两个方向上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横向：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联合、交叉、渗透，构成学科群体；纵向：单学科在交叉同时，又在增强学科自我发展实力。”[1]因此，在当今形势下，随着科学哲学、工程哲学和技术哲学观的逐步调整，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完善，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学科分类标准的更新与完善也是形势发展所然。

一、当代哲学观的变革――一种“三元论”的哲学观

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因此，哲学观的变革始终与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关。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人类从产生以来就生活在自然之中。原始之初，人类对自然的一切一无所知，对风雨雷电、地震海啸感觉如此恐惧，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软弱、无助，面对此景此情，人类只能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是上帝制造的，人只能依照上帝的意志和启示来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信仰上帝是获得自然知识的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类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只有唯一的一个个体，那就是上帝或神，而神学成为当时唯一的精神家园。伴随着对“神”的认识，更主要是对自己所处的宇宙的零碎的了解，人类对天象、天文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构造一个初步的自然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现，在这个自然界中，既有存在物的存在，也有不是存在物的存在。由于当时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思辨的自然哲学（被称为“第一哲学”）和理论的自然知识（被称为“第二哲学”的物理学）混为一体，都称为“自然哲学”。17世纪，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解决了开普勒没有解决的天体如何由不动到动，以及伽利略没有解决的物体如何落向地球的问题，他的发现被认为是科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开始，人类关于自然的研究已经走向科学之途，关于自然的知识已经是一种“科学”的知识。自然哲学转化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出现使西方学者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力量，不再把认识自然的愿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知道了人有能力认识自然，而不是上帝帮助我们认识自然。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在多个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在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深刻解释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辨证性质，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取代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在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人类也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去适应自然界，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改变自然使人类主动地适应自然。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知识被我们冠之以“技术”。从技术的起源来看，只要有人的历史，就有技术的发展史。但“技术”产生之初，其是简陋的、粗鄙的、试错的，还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手段和工具。但随着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技术也慢慢地由工具和手段形成为“经验技术”形式的知识。而真正促使技术发展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还在于科学知识进入到技术领域，并随着科学的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之人类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以便创造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自然（第二自然），因此人们更喜欢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体，认为科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唯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一元论”哲学观。然而，也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学”和“技术”不可“合二为一”[2]，两者相互独立，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它们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互不能代替，这种观点，形成了“二元论”的哲学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越来越系统，改造世界的工具、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为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为人类服务，建造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第二自然，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和综合化（如三峡水利工程、登月工程），也使得改造世界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面对大型而又复杂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仅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工具与手段难以实现改造这个世界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统筹，并通过集成的方式才能达成目标，因而也逐步出现了“工程”概念，并逐步认识到“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现代工程不但塑造了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改变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3]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三者的起源来看，先有技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然后才有工程活动，但由于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都属于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工程起源之初，一直伴随在技术活动之中，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始终把工程活动和技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工程技术”、“工程技术活动”统而盖之。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工程本|的把握，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但不应和不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而且我们也不应和不能把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我认为：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个不同对象和三类不同的活动，深刻认识和辨析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各有其特殊的本性和本质，这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在承认三者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动关系和转化过程才对。”[4]这就是当今“三元论”哲学观的起源。

“三元论”的哲学观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之中，近两三年来也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科学时，一直认为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属于标准的科学，一些使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社会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社会科学无法满足科学应有的标准，而把它称之为‘准科学’或‘软科学’。”[5]而人文科学则更不是科学，只能叫做“学问”。这种观点，主要以英美为代表，这是狭义的科学观。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把科学定性为一切体系化的知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观，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其实，认识的差异源于定性的标准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的范畴，本文所指的科学如没有特别的限定都是指广义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也是人存在的方式：人们对象性存在基于他的对象性活动，人从事什么样的对象性活动，他就形成什么样的人的本质；而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对象性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是自然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规定的统一[6]。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如何在自然领域获得自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讨论的很多，而对人如何在社会领域中获得自由、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讨论和关注的比较少。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哲学透视、“和谐世界”的时代呼唤、“和谐世界”的主旋律以及“人类中心”的理性觉醒[7]，探索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依赖和改造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此，在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程这个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现实载体，利用社会技术手段，构建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其中，社会科学解决的是社会领域的认识问题，它追求的是“真”，是对社会现象做出“真理性”的解释，而社会技术解决的是社会领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所谓的“社会技术”正如钱学森所言：“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物的理论、经验、技能和方法的总和。”[8]社会技术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社会工程是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特征，并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去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以系统的观点对社会总体状况进行把握，并通过具体的措施和手段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动态系统，是诸种自然技术、社会技术的联合应用，是理论技术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体。”“社会技术是构成社会工程的核心结构模式。”[9]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又统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工程哲学、社会技术哲学以及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的出现是“三元论”哲学观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边界与渗透（跨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科学与技术、工程与技术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这三者既存在着各自的边界，同时也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跨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一般是在创造能够维持自己正常及便利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下，通过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来建造一个更适应自己居住的自然社会和打造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在这整个过程包含着三个不同的过程层面：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和建造的过程。所谓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主要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改造世界，并使我们更好地生活，这个过程就是技术活动过程；而人类的认识过程主要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为我所用，因此，这个过程是一种科学活动过程；所谓建造的过程，主要是人类利用已有的认识，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来改变这个世界，并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和工程就具有自己的边界。

首先，从内涵上看，根据科学是一种认识活动可以把科学看成是对未知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探索，在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中所得到的认识形成科学知识体系，其基本形式和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根据技术是一种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可以把技术看成是可行的方法、技巧或工具和手段的发明，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构成了技术知识体系，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是单元技术发明和技术诀窍，技术活动最典型的形式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进行这种活动的主要是技术专家、发明家，在这里笔者所指的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的技术，它还包括社会的技术；而根据工程是一种建造的活动可以把工程看成是实际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工程中所获得和形成的知R构成了工程知识体系，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目标、设计工程方案、做出明智决定、预见工程后果等，工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运筹、操作、制度运行和管理，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里所指的工程既包括自然物的工程，也包括“社会物”的工程。从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内涵来看，核心的边界在于：“科学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10]

其次，从科学、技术、工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来看，科学知识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关于自然和社会本源的知识，即基础知识，它具有真理性、合理性、进步性和共享性的特点；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和创造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为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的知识，它具明言性和难言性相结合、约定的普遍性、价值性、社会性和地区性等特点；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它具有独特性与地域性、综合性、具体性、可靠性、复杂性与协调性、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等特点[11]。基础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分别形成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

再次，从科学、技术、工程各自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的整个内容分别形成科学系统、技术系统和工程系统，并在活动过程中通过组织分别形成基础科学建制、技术科学建制和工程科学建制，其边界点如表1所示。

科学、技术、工程的边界是一种空间性的隐喻，其实质是将各自的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这种空间性的隐喻凸显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各自的范畴和类型之间的差异。但边界所确立的空间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因为在边界作业①的过程中，人们也在重新审视边界的清晰度，清晰度的高低是能否实现知识和系统跨界的先决条件，因此，边界既是分界线，也是渗透膜。边界之所以是渗透（跨界）的，是因为知识和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单元。一般来说，“不渗透的边界与结合紧密、凝聚力强的团体连在一起，人们认为这些团体具有清晰的边界、限定的范围和通过认知性限制与社会共识来控制的‘单纯问题’。”[12]就“单纯问题”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具有清晰的边界，但这些“单纯问题”如果放在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大系统中，其边界有时又不是很清晰，甚至是模糊的，这就使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成为可能。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来看，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科学是认识世界，而工程与技术是改造世界，因此，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渗透（跨界）也就成为必然。

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跨界主要通过“大科学工程”这个平台来实现。所谓“‘大科学工程’又称‘大科学装置’（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y），是指通过较大规模的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的，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大科学工程的科学技术目标是：面向国际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贡献。”[13]大科学工程是运用工程思维，通过工程项目的方式来建造的，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大规模观察、实验、数据收集分析的操作平台，是实现科学新发现、创造核心技术、发展前沿技术的重要性基础设施。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大科学工程本身就是许多高技术的综合集成。通过高技术的集成，一方面推广高技术，另一方面也在技术的集成中实现技术的再创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高技术集成手段，有利于在基础研究领域催生和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原理，因此，大科学工程“具有科研力量集中、科研任务集中、投资集中、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多样、学科交叉、发展新型学科和交叉科学以及突破重大新技术能力强”[14]的特点。

科学与技术渗透（跨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出现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是科学渗透（跨界）至技术领域，在当时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一系列重大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在科学上取得突破之后才转化而来的。而到了现代，则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跨界），“在未来，两者将相互依存，更多地发生融合，以至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学高度技术化，技术高度科学化；特别是，未来的技术就是高度科学化的技术，而未来的科学也将是技术化的科学。”[15]

科学与工程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借助于技术这个中介。因为科学的发现并不能直接为工程造物提供直接的帮助，而是借助技术来实现。然而，这种现象在现代有所变化。在现代工程中，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直接进入了工程活动领域，成为工程领域有别于技术知识的独立构成要素。因为在工程的技术实现中，常常会碰到一些瓶颈性的问题，有些瓶颈只需要技术创新即可以突破，有些瓶颈必须要靠科学理论创新才能突破。一般地说，越是具有创新性的工程，越需要更多地求助于科学理论知识。

工程与技术渗透（跨界）：由于工程与技术同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尽管技术不仅包括工程技术，它还包括生产技术，但工程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两者之间的渗透（跨界）更是频繁。工程系统能达成什么样的水平，首先取决于技术系统的水平，其次也取决于能否经济、有效地组织和集成相关的技术。

三、基于“三元论”哲学的学科分类框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观点，经过概念、抽象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本源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所形成的知识和观点有哲学家认为是“纯粹的知识”，但笔者更愿意命名为“基础知识”，对基础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基础科学知识体系（纯粹科学知识体系）。基础科学知识是基础科学（纯粹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基础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主要边界。然而，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充分利用基础科学知识所揭示的自然和社规律，为改造世界服务。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成为应用知识，其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应用科学知识体系，应用科学知识体系是构成应用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应用科学的边界。在哲学观中，也存在着应用科学不是科学的观点，如，阿根廷裔的加拿大哲学家邦格（Mario Bunge）就认为：“‘技术’是指关于实践技巧的学问而不是科学学科，而‘应用科学’则是指科学思想的应用，而不是科学方法的运用。如，尽管细胞学是一们纯粹的科学，但癌症研究却是一项应用研究。”[16]但对这种观点，现在有许多哲学家并不认同。这是因为，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进程中，所谓纯粹的科学也很难以见到，即使是纯粹的科学也在考虑应用的问题。而在应用领域中，不仅仅是基础科学的简单应用，相反，现代有许多的科学发现正是在应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因此，应用科学也是科学。

当然，在改造世界这个应用的领域是比较模糊的，关键还要看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还是在建造领域中的应用。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所形成的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技术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技术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技术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是在建造领域的应用，其所形成的知识经过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工程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工程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见，科学的知识体系是科学分类的主要标准，而科学的分类是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因此，从学科的内涵来看，知识类型的差异也是决定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

学科又是相对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学科的分类与科学的分类相关，更与知识的分类相关，不同的知识体系是区分学科类型的主要标准。由于人们对知识体系理解的差异，学科的分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完全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由于知识体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实现分化、重组，甚至形成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新的学科，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在相关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认为学科类型也会在此基础上l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原来的工程技术科学领域，随着现代工程项目的大型化、综合化、复杂化，以及现代技术活动的专门化、精细化，工程技术科学分化为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有关知识分类、科学分类和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大的系统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存在自身边界的同时，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渗透（跨界）的现象，这种渗透（跨界）是学科互涉的主要原因。所谓学科互涉，美国学者约翰・海厄姆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17]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方式过于简单，她认为：“实际上，更多的情形正在出现，一些人愉快地交谈，另一些人在和邻居辩论，还有一些已经跳出窗外。很多房门依据紧闭，但也有一些已被撞开，有的甚至建造了全新的房子。学科互涉活动不能用单一的意象来描述，通常援用的隐喻是电子、网络和体系，学科互涉活动类似于岛屿的分崩与重组，其典型的结构是项目、中心、计划，而不是系科、学院和独立的机构，也存在独立的学科互涉机构，但极为稀少。”[18]在这里，互涉学科强调的是多学科之间的联系，即这些学科都会在某个项目中涉及，但又保持自身学科的独立性，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可能更多的是新兴学科，但又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多学科体系中，学科的互涉可能会产生新的学科，也可能不会。

根据知识分类、科学分类与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勾勒出基于“三元论”哲学观指导下的学科分类标准框架，具体见表2所示：

这种分类的方式主要依据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的关系来划分学科大类，而基础学科、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大类之间由于其知识之间的渗透（跨界），其互涉学科比较多，这也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并形成新兴学科。从这种学科分类的方式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院校，其学科生存的主体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主要以基础学科的建设为主体，但也存在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而工程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主要以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的建设为主体，当然也存在理论（基础）学科，但这种（理论）基础学科主要根据工程和技术实际的需要来进行研究。也可以说，当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发展到高级阶段，其与基础学科之间的边界几乎已经消亡。

综上所述，对应用技术大学来说，学科建设的主体可能以技术类学科为对象比较适合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

注释：

①所谓“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包括其观点、研究内容、界定与保护知识实践的体制结构，人们直接并通过惯例来建立、保持、打破、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限。

参考文献：

[1]马桂林，顾良飞.论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

[2]邹承鲁，王志珍.“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N].科技日报，2003-08-05.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4][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4，5.

[5]陈洪澜.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3.

[6][7]田鹏颖.社会工程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23-30.

[8]朱今.作为社会技术的综合集成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4）.

[9]王宏波.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2-183.

[11]邓波，贺凯.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工程知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0）.

[12][17][18][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4，20，20.

[13][14]尚智丛.大科学工程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G]//殷瑞钰.工程与哲学（第一卷）.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91，192.

第8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倡导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样也面临着与信息技术的全面深度融合问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方法论等理论研究已经卓有成效，而关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门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从技术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现象，明确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1]并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深入探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规律，科学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提升到技术层次，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含量，不仅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开拓新领域，而且对于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整合、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广义技术观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所谓技术，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运用的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构成的综合体。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的本意就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怎么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表现及其拓展延伸。

 

(一)广义技术观念

 

国内外关于技术的定义繁多，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狭义技术观念和广义技术观念[2]。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把人视作技术系统的构成要素，把技术视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或者说，这两种技术观念的重要分野在于是否承认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存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王伯鲁教授认为“技术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各种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他从广义技术视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度挖掘，认为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和论述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最接近于广义技术观念。技术思想是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他在探讨“人的本质”“生产力”“劳动”“分工”“工具”“机器”“交往”“竞争”“异化”等许多重要问题时也论及技术问题，有关技术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论著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或社会组织体制下展开，因此，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活动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人类生存的文化依据和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社会技术

 

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著名论断，并把作为劳动工具和技能的技术视作劳动要素，将其归于劳动资料范畴。所谓劳动主要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生产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用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由于技术是人类劳动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等都属于技术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技术创造了人”。技术使人成其为人，并使技术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只有人类才有技术，技术与人类不可分割。人不仅是技术主体，而且是技术体系内的构成要素。正由于人类具有技术性这一本质属性，使得人类在所有领域展开的有目的性活动都会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被赋予技术属性。人类在思维、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中展开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或行为方式都是技术，理论上可相应地区分为思维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思维技术支持下、由各种自然技术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化、综合性的技术体系，其中，思维技术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展开的智能平台，自然技术是建立在思维技术的基础之上、建构社会技术的基本构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根据广义技术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就是一项社会技术，可称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中介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科学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主要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目的和最终意义上，科学与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只要是科学的理论，最终都需要借助技术的手段才能使科学的功能得以彰显。随着现代信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步伐显著加快，技术与科学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断深化，变得更加密不可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不可能直接发生相互作用，其间存在着一个桥梁，技术便是介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时必然以技术为中介或桥梁;同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也必然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中介或桥梁。这就意味着，只要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理论且能够用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时，就应当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技术

 

教育属于人类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就是教育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但由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教育作为中心任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具有强烈的教育属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人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是教育技术，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实践，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技术，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与教育技术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得以确证。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基于思维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应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纳入其基本理论研究范围。所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也可将其界定为“人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和知识技能的综合体”。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模型(或模式)作为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形式[6]，是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过程、事物或概念的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的建构和运行过程的一般表达形式，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教育过程等特点，由现代教育技术模型与之交叉融合演化而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教育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明确领导决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政治主导、实事求是、民主管理、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面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已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了，而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建构及实施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专业性的系统设计过程，而且是一个以科学专业的系统设计为基础，具有鲜明政治性的领导决策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

 

(二)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

 

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三)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

 

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笔者所构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

 

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

 

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

 

3.管理和评价技术

 

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

 

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基本性质与运用要领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技术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互相促进、相互转化、不断融合的趋势，科学日益成为技术的先导，技术日益表现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两者愈来愈密不可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为依据，在学习科学破解人类学习奥秘，尤其是态度、情感、价值观学习的奥秘基础之上，借鉴系统科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开发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型的现代技术，而不是经验型的传统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总体上属于科学型的现代技术，其中蕴含着科学的力量和智慧的能量。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技术体系

第9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式范文

我校计算机学院设置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等五个专业，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与其他专业区别开来，那么就需要有自身特色的培养目标，进而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并制定满足要求的课程标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我校2002年最早设置的专业，根据计算机学科教育的发展，于2006年和2010年分别修订了人才培养计划（方案）。经过多年的教学，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模式，并能够适应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定位与培养目标

我国高等院校早期的计算机学科教育注重学术研究性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英化教育。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需要大量实践能力强且上手快的计算机专业人才，高等院校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育，就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思维，应该研究培养体现职业特征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以基础适度、口径适中、强化应用、提升能力、注重特色的人才培养规格为要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相互协调，系统地学习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能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计算机系统软件的分析和维护、计算机网络的管理与维护，计算机硬件、嵌入式系统以及接口设计、调试、安装与维修，获得计算机科学和技术领域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安全意识、实践能力、创业精神，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原则

关于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发展和建设专业所必需的。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需要以市场为导向、特色建设、创新的原则，对培养模式进行深化，进而达到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2.1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计算机具有实用性的特点，注重专业与市场的对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目标。面对多元化的经济市场，实现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相结合，以市场为导向，使得教学活动更具有针对性和职业性。基于市场需求，在专业课程的设计上，要具有实效性，以市场的需求面来确定教学的内容面，这样在培养方式和内容上，有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2.2 专业建设的特色化原则

随着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开设增多，其竞争性加强，社会对于其的要求也增加。因而，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中，关于特色专业的建设非常重要。专业建设的特色化，可以更好地体现应用型，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在计算机专业的建设中，要体现学科的细化，教学方面进行明确。诸如，运行、系统建设、维护等相关技术的教学培养，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这点也是专业细化下，专业特色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2.3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原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迅猛，其课程内容具有技术新、变化快的特点。计算机教学内容的多变性，在于教学主体未变，其相关技术的创新性发展。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中，关于教学内容的创新非常重要，教学内容的创新，可以为专业培养提供多元化的平台，进而实现综合性的培养模式。同时，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体现市场的需求，在教学活动之中渗透职业教育，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实践能力。这样，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得到更好地培养，适合现代教学改革的需求。

3 理论课程体系的构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要实现其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是其采取的重要手段，即课程是专业教学的重要载体。课程体系是课程及进程的总和，是同一专业不同课程门类按照门类顺序排列，课程门类排列顺序决定了学生通过学习将获得怎样的知识结构。课程体系是教学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和依托，它规定了培养目标实施的规划方案。因此，构建专业的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它关系到学生获得哪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如何强化应用、怎样体现专业特色。

3.1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模块分为必修模块与选修模块。必修模块分为思想政治理论模块、军事理论模块、公共体育模块、公共外语模块与数学模块。它们是大学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培养中的基础部分。

通识部分选修模块是根据当代大学生素质培养和知识结构自我构造的需要而设置的一系列课程，按课程的学科性质将选修通积教育分为人文素质模块、自然科技模块、经济管理模块、艺体健康模块等四大模块，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身心健康、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

3.2 学科基础课程

包括各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课程，其目的是夯实学科基础。

具体课程包括计算机导论、C程序设计、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电路与电子学、离散数学、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数据结构。具体分为以下两个课程群：①数理基础：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②技术基础：包括电路与电子学、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等硬件基础课程群和计算机导论、C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软件基础课程群。

3.3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模块是按社会需求和专业学科发展需要所开设的反映人才知识结构要求的若干门课程，主要包括该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课程，其目的是夯实专业基础。分为软件与硬件两个课程群，包括必修和选修课程。

必修课程包括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汇编语言、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编译原理、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接口技术、软件工程等。

选修课程包括计算机图形学、网页制作、JAVA程序设计、LINUX操作系统、JSP网络编程和计算机系统结构。

3.4 专业方向及专业前沿课程

专业方向及专业前沿课程是根据社会上实际的人才岗位群需求，在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上从深度上体现该专业内涵和特色的一系列面向应用的课程，主要是指与某一特定的工作或某一类职业相关的课程，目的是为学生进一步扩充和强化专业相关知识和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计算机应用方向和嵌入式系统方向。

计算机应用方向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修课有.NET构架及应用和ASP.NET网络编程两门课程，选修课有J2EE技术、微机与外设维护维修技术、Delphi程序设计、多媒体技术、数字图像处理、ORACLE数据库、电子商务概论和UML建模技术等课程。

嵌入式系统方向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修课有嵌入式系统基础和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两门课程，选修课有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其程序设计、嵌入式处理器体系结构、移动设备软件开发、嵌入式系统测试技术、嵌入式网络协议及应用、WinCE嵌入式软件开发、嵌入式数据库和通信网络与总线技术。

4实践教学环节

4.1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

应用型本科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应包括普适基本技能层次、学科专业技能实验层次、专业应用与综合技能实践训练层次在内的三层次实验课程体系。

1） 普适基本技能层次

普适基本技能层次开出预备性实验基本技能课程实验，使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尽早转变学习方式，尽早增强工程意识。这方面设置有物理实验和认识实习。

2） 学科专业技能实验层次

学科专业技能实验层次开出二级学科及其相关专业实验课程，通过基础科学原理课程的实验训练，养成科学规范的研究习惯，掌握实验设计、装置准备、数据采集和处理、结果分析和报告的方法。包括计算机导论、C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的上机编程、电路与电子学和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两门课程的硬件实验。

3） 专业应用与综合技能实践训练层次

专业应用与综合技能实践训练层次通过专业课程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等综合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在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实践环节，广泛开展校企合作，以项目实训为主，着力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例如，本专业与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签署了合作共建协议，实施蓝桥计划，联合培养JAVA程序高级开发人才。与北京达内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养C++程序设计高级开发人才。另外，与北京安卓易科技有限公司、京东翰林教育集团、汇众益智（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建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双方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取得良好效果，基本实现了应用型人才与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

4.2课外素质拓展与创新实践

课外素质拓展与创新实践为鼓励学生参加课外科研创新、专业技能训练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取得课外素质和创新项目4个学分，此类学分单独记载，超过的学分可以替代相应选修课学分。

课外素质拓展与创新实践内容包括各类考试、学科竞赛（如数学竞赛、英语竞赛、电子设计竞赛、程序设计竞赛、科技创新竞赛、创业大赛等）、科研创新实践、科研论文与文艺作品、社会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