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美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从总体上来讲，唯美主义诗学基本上还是一种经验性的诗学。对于文学自律等诗学问题还仅限于问题的提出与宏观的、经验性的探讨与描述，尚缺乏深入的、细致的、实证性的分析与考索。二十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借克洛德·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的话来说，则已进入到了一种实证的、科学的阶段。它们虽然在诗学主题上承传了唯美主义诗学的诗学问题，但是却对这些诗学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怎么样”的、微观的分析与考证。所以，如果说唯美主义诗学基本上还处在现代性诗学问题的呈现阶段的话，那么，二十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则可以说已进入到了现代性诗学问题的展开阶段。

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诗学流派之所以能够展开这些诗学问题，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对于科学精神的积极的吸收与融会。但是，也正是因为它们对于科学精神的这种吸收与融会，而又使它们的诗学建构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

相对于前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诗学来讲，唯美主义诗学对于文学自律问题的探讨无疑已有了巨大的推进。它不仅吸收了它们的想象论，把本来仅限于哲学领域的康德美学引申到了文学领域，从而把文学从本质上界定为了纯粹的形式，并且还进一步认识到了文学的形式性因素对于意义的生成性作用。所有这些，从宏观上来看可以说已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及结构主义等诗学流派并无二致。但是唯美主义诗学对于文学自律问题的探索却并没有再进一步深入下去，而是仅仅停留在了这样一个层面。

何谓形式？或者说形式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唯美主义诗学对于这一问题语焉不详、含混不清：有时视形式为语言层面的，好的、准确的词句以及语言文字的乐感；有时则又将其归之为语言含蕴层面的，用语言文字再现的感官印象，主要是视觉印象。所以，唯美主义诗学在文学的形式问题上还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逻辑上连贯的理论体系。另外，唯美主义诗学尽管将文学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为了语言性因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分析论证：语言并非文学的专用媒介，而是文化以及人际交往的一种广为运用的信息载体；那么，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是否一致，抑或存在差异？唯美主义诗学对于此等问题也基本上没有加以关注。唯美主义诗学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文学的形式性因素对于意义的生成作用，但是对于其具体的生成机制却少有论述。所以，从总体上来讲，唯美主义诗学对于文学形式的界定就不免流于空洞。而这也正是唯美主义诗学与二十世纪西方形式主义诗学之间在文学自律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及结构主义作为二十世纪的形式主义诗学流派，都以实证与理性的分析作为基本的诗学原则，这就使它们对于文学自律问题的探讨真正落到了实处。

俄国形式主义是在文学自律的题域内最早构建起完整的文学形式理论的诗学流派。传统诗学强调“模仿”或“表现”，认为外部世界或者作者乃为文学作品意义的来源；与这种诗学观念相应，便有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构成的二元论：所模仿或表现之物是内容，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乃为形式。文学的自律观念反对文学对于外部世界的模仿和功利性关注，反对文学对于作家情感的宣泄、表现；主张文学作品自身的独立自足、意义的自我生成；所以，与传统诗学相对，在文学自律观念的视野下，文学作品也就只能是一种只有形式的一元性构成。唯美主义诗学依据康德纯粹美的观念最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却并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辨析与整理。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在西方文论史上的贡献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即在于此。

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形式一元论的理论立足点是陌生化理论。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文学的目的就在于对于人的自动化行为的克服。那么，依据这种观点，人们在文学活动当中对于文学作品字句的使用、情节的剪辑与安排、叙述视角或抒情角色的选择等都应该服从服务于这一目的。而这一切旨在恢复人们对于生活的感觉、旨在引起审美效果的艺术方法以及由这些方法所形成的艺术形态即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形式。正是基于这一文学形式观，什克洛夫斯基才会有“艺术感觉是我们在其中感觉到形式的一种感觉”[1](p29)的看法。俄国形式主义一般并不否认文学作品对于外部材料以及思想性因素的运用，但是，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这些外部材料以及思想性因素等都与词句一样，只不过是文学作品所要运用的材料而已，它们进入文学作品都必须要经过“艺术程序”，也就是说都需要转化为文学的艺术形式。所以，依据俄国形式主义的诗学观点，材料并不重要，它对作品的价值毫无影响，因为文学作品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材料，有的只是形式。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的比。”[2](p236)从这一观点出发，俄国形式主义者还对“故事”与“情节”进行了辨析，他们指出“故事”仅仅是构成“情节”的自然材料，它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外，而情节则是文学作品当中对于“故事”的处理安排方法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故事”的存在形态。一种“故事”在不同作家手里可以形成多种情节，故事只是材料，它存在于作品之外，所以并不决定文学作品的成败优劣，决定文学作品成败优劣的是作为文学形式的情节。这样，经过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诗学实践，文学作品形式一元论就基本上形成了理论体系。

结构主义的诗学实践，重点在于探索文学的形式性因素对于意义的生成机制。关于这一点，法国结构主义诗学大师罗兰·巴特在其《批评与真实》一书中有一段相当明确的说明：

文学科学……它不可能是一种有关内容的科学，而是一种关于内容的状况的科学，也就是形式的科学。它感兴趣的，是由作品产生的生成意义，也可以说是可生成意义的变异。[3](p55)

但是，结构主义诗学并不专注于对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形式性因素对于意义的生成作用的考察，而是主要去探讨整个文学系统的形式性因素意义的生成规律。“结构主义试图重建现实现象下面的深层结构体系，这些体系规定现象中可能出现的形式和意义。”[4](p37)具体言之，结构主义诗学是把具体的文学文本看作为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言语”，而把文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类似于索氏所说的“语言”；并致力于从共时的角度去探索、去发掘作为系统且具有独立性、稳定性的文学形式的构成规则或者说“语法”。“这就是说，虽然文学使用语言，但是文学本身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文学的意义是通过分析家必须描述的约定的传统体系而获得的。”[4](p38)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书中，罗兰·巴特曾这样写道：结构主义不正是通过成功地描述“语言”来驾驭无穷无尽的言语的吗？面临无穷无尽的叙事作品以及人们谈论叙事作品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分析家的处境同面临种类纷繁的语言和试图从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找到一条分类原则和一个描述中心的索绪尔，几乎是一样的。[5](p475)

所以，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诗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类似于语言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而叙事学与文学符号学作为结构主义诗学的两个具体分支学科就是这种性质的文学“语言学”，在这两个分支学科当中，结构主义者的目的就在于试图探寻出一条普遍适用的、具有规律性的叙事结构模式，以揭示叙事作品的意义生成机制。

对文学语言特异性的辨析与把握这也是二十世纪西方形式主义诗学文学自律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这也是二十世纪西方各形式主义诗学的一个共同的诗学话题（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虽同为形式主义，但是它们在具体的研究区域以及研究的切入点等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上，各诗学流派却因入思的方式以及研究旨趣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不相一致。其中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三个诗学流派较为相近：它们都借助于语言学理论，都以实用语言与文学语言加以参照，用以审视、考察文学语言的特异性。所以，在对文学语言特异性的认识上也就基本上趋于一致：那就是文学语言主要是一种非参照性、非交流性语言，它主要不是作为工具引人指向外在的他物以用于交流，而是相反，它本身就是其主要目的，它通过构词、语法、修辞等刻意性手段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其自身。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托马舍夫斯基在其《艺术语与实用语》一文中就曾这样写道：

在日常生活中，词语通常是传递消息的手段，即具有交际功能。说话的目的是向对方表达我们的思想。因为通常我们能够检验对方对我们的话语到底理解了多少，所以我们不甚计较句子结构的选择，只要能表达明白，我们乐于采用任何一种表达形式。表达本身是暂时的、偶然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交流。……文学作品则不然，它们全然由固定的表达方式来构成。作品具有独特的表达艺术，特别注重词语的选择和配置。比起日常实用语言来，它更加重视表现本身。表达是交流的外壳，同时又是交流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对表达的高度重视被称为表达意向。当我们在听这类话语时，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表达，即注意到表达所使用的词及其搭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本体价值。[6](p83)

布拉格结构主义批评家穆卡洛夫斯基的《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一文也有着与托马舍夫斯基的《艺术语与实用语》一文相近的逻辑：

诗的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把言辞“突出”。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即是说，它是一种行为的反自动化。……标准语的纯粹形式，……就极力避免突出。……它总是服从于交流的：它的目的在于把读者（或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由突出表达手段所反映出来的主题内容上面。……在诗的语言中，突出达到了极限强度：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7](p418-419)

而一生学术生涯贯穿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三个诗学流派的著名批评家雅克布森的文学语言学理论则最具有体系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理论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三个诗学流派关于文学语言特异性的基本观点。

雅克布森“特别有贡献的观念是：语言处于和本身形成自我意识的关联，是构成‘诗’最重要的因素。语言的诗意功能‘提升符号的可触知性’，使人注意其物质特性，不仅是用为沟通的筹码。在‘诗’中，符号脱离其指涉对象，符号与所指的通常关系受到干扰，使符号具有某种独立性，成为本身具备价值的客体”[8](p125)雅克布森对于文学言语符号特性的这一界定，是在人的整个交际活动的系统之中进行的。雅氏认为任何言语交际活动都包含有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和代码六种要素；而意义的产生和变化则就取决于这些要素的具体使用和组合。如若交际侧重于语境，那么参照指称功能就占支配地位；如若侧重于说话者，那么表情功能就占支配地位；依次，受话者之与意动功能；接触之与交际功能；代码之与元语言；而只有言语交际侧重信息本身，诗的功能或审美功能才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处，信息指的是言语本身，也就是说，只有言语突出指向自身时，其诗性功能才凸现出来，其他的实用功能才降到最低限度。据此，他认为诗歌的诗性功能越强，诗歌言语就越少指向外在的现实世界、就越偏离实用目的，而是更多地指向自身、指向言语的形式因素，如音韵、词语和句法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一部诗作应该被界定为其美学功能是它的主导的一种文字信息，也就是说，诗歌言语虽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应以“自指”的审美功能为主。[9](p174-184)那么，文学言语如何形成了这一特性？雅克布森在《语言的两个方面和两种失语症“紊乱”》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雅氏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包括两种排列模式：选择与组合——选择意味着一种空间性的关系，它主要是指一语言符号与其他与其处于同一层面、同一性质的语言符号相近或相对的并列关系；而组合则意味着一种时间性的关系，它主要是指一语言符号在具体的运用过程当中与其他语言符号的组接关系。而“‘诗的功能在于将同类原则由选择基轴投射到组合基轴。’换个方式说即是，在诗当中，‘相似性是添加于相邻性之上’”，“散文则相反，它主要在毗连性关系上面做文章。”[8](p126)这样，实际上，雅克布森在对文学语言特异性的认识上又和俄国形式主义所广为接受的陌生化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三个诗学流派不同，英美新批评主要借用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义学，并以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加以参照，用以审视、考察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与此同时还以此去辨析文学语言特殊的意义生成机制。英美新批评发展出了“张力”、“悖论”、“反讽”、“比喻”等概念体系，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富有“张力”、“悖论”、“反讽”、“隐喻”等特征的语言，而科学语言则恰恰相反。比如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就明确指出：“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10](p354-355)“诗人必须靠比喻生活。”[10](p361)所谓“张力”、“悖论”、“反讽”、“隐喻”等，不仅仅是文学语言的特点，同时也是文学语言意义的具体生成机制。“科学的趋势必须是使其用语稳定，把它们冻结在严格的外延之中；诗人的趋势恰好相反，是破坏性的，他用的词不断地在互相修饰，从而互相破坏彼此的词典意义。”[10](p360-361)而正是文学作品当中词语的相互修饰，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制约关系，比喻等修辞性手段所形成的不同语境序列的重迭、差异、矛盾等最终造成了文学语言的“张力”、“悖论”、“反讽”、“隐喻”性特征，并由此引发了新的意义的产生。

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作为文论史事件，与唯美主义一样自然也有其自身的理论缺憾，但是单就文学自律这一诗学问题来看，无论其切入视角如何，也无论其最终得出的看法、结论如何，它们相对于唯美主义诗学所做出的推进是显而易见的。

二

文学的自律、个人主体性地位的确立、科学与科学性等问题都是在西方现代性文化语境中所呈现出来的诗学问题，从理论上来讲，相互之间应该具有一种逻辑上的、价值上的关联甚至是一致。但是，这些诗学问题，在唯美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十九世纪最具现代性、世俗性的诗学中却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甚至是对立的状态。自然主义把文学视同于科学，否定文学的自律，这就使其文学批评只能流于一种对于作家生平、作品生成背景等一些文学的外在性问题考证，而难以揭示出文学本身的内在特质。唯美主义诗学高标人的个性自由，因而否定批评的客观性，认为“批评本质上完全是主观的”，[11](p564)“批评本身就是艺术”，[11](p563)拒斥对于文学文本及阅读、批评行为的微观分析，这就使其诗学建构只能流于一种对于一些现代性诗学问题的空泛描述，而难以具体揭示出文学及其活动的内在机制。

二十世纪西方形式主义诗学之所以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之所以能够使原本由唯美主义诗学所描述的诗学问题得以展开，其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对于唯美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诗学之间隔绝、对立的消弭与融合，即在于对于唯美主义诗学发展线路科学性精神的输入。但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这样一些诗学流派，它们的诗学建构对于唯美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诗学之间隔绝、对立的消弭与融合，对于唯美主义诗学发展线路科学性精神的输入，主要局限于批评的层面，一般并没有涉及到文学创作、文学文本的领域。也就说，在西方二十世纪形式主义诗学观念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并行不悖的主张、倾向：一个是反对把文学等同于科学，再一个就是追求文学批评的科学化。

我国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认为，所谓批评的“科学化”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文学批评要有一定的规范，像科学一样有一套客观上可以转换的方法系统；再一个是指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文论当中来。[12](p82)笔者认为，所谓批评的科学化固然也包涵有赵先生所开列的如上因素，但是，它更应该是一种学术的品格，那就是：追求客观与实证、追求理性的可分析性。“二十世纪文论界的主要趋势抛开艺术化批评，走向科学化批评。”[12](p85)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诗学流派都向这一趋势发展。俄国形式主义一开始给自己定下的学术目标就是“希望根据文学材料的内在性质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学科学。”[1](p21)而这门科学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对于“文学性”或者说“艺术程序”的分析与清理。英美新批评主张把客观存在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的客体，反对把作家的主观意图以及读者的反应定为批评的标准，并致力于对于文学文本内在意义生成机制的分析与考证。而结构主义更是把批评看作是一种纯客观的智力性活动，认为“文学科学感兴趣的并非作品的存在与否，而是作品在今天或未来会被如何理解，其可理解性将是它的‘客观性’的源泉。”[3](p60)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批评的中心任务就是力求透过众多的文学文本的表象发掘出文学系统的深层意义“语法”。

应该说西方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对于科学性的追求，与对于唯美主义诗学建构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自律问题的推进是一种二而一的关系。正因为科学精神的融入，才使得为唯美主义诗学所空泛描述的诗学问题得以具体展开，同时，也正是因为西方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对于此类诗学问题的分析与考证才使得其科学性得以真正地体现出来。但是，西方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对于唯美主义所描述的诗学问题的展开与推进并不是整体性的，科学精神的融入也并非都有利于对于唯美主义诗学所描述的诗学问题探讨的深入。其中人的个性自由、意志自由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科学性的加强，而使人的个性自由、意志自由问题在二十世纪形式主义理论中得以被消解。俄国形式主义偏重于对“艺术程序”的考察，偏重于强调人类感性行为的价值，进而使作家的创作自由的价值受到质疑与削弱，读者的意志自由受到忽视。英美新批评力倡“本体论”批评，反对依据作家的主观意图以及读者的反应来展开批评，所以人的个性自由、意志自由问题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其批评的主要关注视野。不仅如此，英美新批评还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恒定的，主张批评的客观化，从而在其诗学体系中也就否定掉了人的个性自由、意志自由在文学活动中的存在可能性。结构主义，尽管有人比如说罗兰·巴特主张人应该不断地去创造意义，认为文学活动乃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意义创造行为；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结构主义往往不把个人当作意义的作者或创造者，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介乎个人之间因而是非个人的体系上面，这些体系被个人所吸收而且本身就包含着产生意义的各种可能。”[4](p37)人的个性自由、意志自由这是西方现代性文化语境当中的一个必然命题。但是，西方二十世纪形式主义诗学实践的事实却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个性自由、意志自由问题能否与科学性的追求相共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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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scar Wilde， The Works of Oscar Wilde. New York: Walter J. Black Co.， 1927.

第2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第3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实践存在论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与唯物史观派不同，这一理论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理论侧重点，但同时又因为强调从存在论维度理解和阐释实践范畴而与传统的实践派文艺理论相区别。其代表是朱立元、王元骧等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出现基于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朱立元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中指出，制约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中国美学要有创新性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在检审新时期以来在国美学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朱立元认为，“实践美学虽有不足，但它并没有完全过时，特别是非主流派的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实际上已经开始寻找存在论的根基，尝试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7］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人）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存在论思想的批判性吸纳，重新“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实践观本身具有的存在论维度”。进而，他提出“克服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瓶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于“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涵是“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坚持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人生境界。”［8］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直接催生了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的形成。虽然实践存在论派和唯物史观派都将“实践”作为哲学基础，但是关于“实践”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两派有着不同理解。唯物史观派认为，“实践”的本质内涵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维系社会生活之所在。”［9］而实践存在论派认为，“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10］王元骧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存在论（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认识论（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和社会历史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一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且也是在一定现实关系支配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这样，通过对实践的全面考察，就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观、历史观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11］。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王元骧通过批判性地吸取在实践论哲学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从艺术对象、艺术创作和艺术功能三方面对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一是，在艺术对象方面，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说到底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同，这种反映不是人对事物的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以人为出发点，把世界与作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为我的关系”；二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创作不仅以作家的生活实践为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作家人生实践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和展现；三是，在艺术功能方面，作家的创作成果只有经由读者的阅读，通过与读者的思想交流，并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作家的创作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12］。

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四、宏观综合派

第4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关键字：工业设计；美学理论；构成及应用

一、美学理论在工业设计中的重要性

工业设计是通过设计者的设计能力，对产品的功能和造型以及颜色等信息作出合理的规划，其设计美观体现在设计图纸上，其设计理念体现在具体产品中的重要工作。工业设计主要针对产品而言，大到汽车飞机，小到鼠标键盘，生活中我们在使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工业设计的表现。从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商品在销售过程中被消费者否定的理由是“不好看”。而对于这种解释我们只能对产品的设计提出质疑，那么究其根本就是其美学理论没有完美的融入到工业设计中去。正如一位设计师提到：“装饰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在不改变物体的情况下使物体得以改变”。那么美学理论在工业设计中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提高商品的美观，从而促成商品的销售。在很多西方国家已经将美学理论下的工业设计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于视为综合国力的体现。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其时代背景对工业设计的要求有了新的指标。目前我国内非常流行代购，通过让朋友代购的方式买到外国的商品。在这里我们是否深思一下中国作为小商品世界第一输出国。其零售业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世界所有国家。而我国民为什么还要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呢？我们在这里应该正视到自己产品的不足。我们从全球角度来分析，一些历史悠久的品牌确实对其产品的设计有独到的见解。这便是美学理论在工业设计用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美学理论与工业设计的构成方式

（一）工业设计中的美学思想

工业设计中的美学理论要体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要从人们社会规律中找到方法和构成方式。要遵循体验者作用于产品上的感知，所谓工业设计就是在O计人们心中最理想的使用产品。美是一种互换心灵于精神的体验，工业设计中美的体现要实用于这种体验，将源于生活中的美，高于生活，方能给工业设计带来全新的美学思想。

其具体构思方式为：首先计划构思的形成；然后视觉传达的方式；最后计划实施的具体实践。在美学基础之上做出对产品需求的考虑，完善设计构思落图纸之上。根据美学理论中对产品的表达方式做出人们更易于接受和欣赏的视觉形象。在实践中展开对产品设计上的不断需求。达成美学理论与工业设计的完美结合。

（二）美学理论促进工业发展

我国现阶段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尚处于仅为了解的状态，我国并非没有出色的产品。只是出色的产品没有基于美学理论为基础。我们要向世界先进设计的产品看齐，从美学理论出发，去完善美学理论没能促进工业发展的根源。设计师在寻找设计灵感时，应该对设计产品的用户体验上追求美学理论的实现。从中国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出发，去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产品。

中国的工业设计要在未来发展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离不开美学理论支持的。只有中国工业设计完美的体现其美学理论才能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美感的工业设计。将美学理论巧妙的体现在工业设计中，将有利于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进程。其美学理论的形成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实践来完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要向世界顶级设计看齐，从人们的审美需求上给予用户体验。工业设计中美学理论必将得到完美体现。为我国的工业设计带来全新的时代。

三、美学理论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途径

（一）形式美学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形式美学（Formalism Aesthetics）的理论概念，注重强调美的形式，在线条、颜色、形体、声音、影像、文字等多种表达方式的组合关系中体现工业设计的表现方式。[1]或产品结构中的美学观多工业设计的表达。在工业设计中产品的颜色属性、材质结构、装饰美化、使用形态甚至声音与文字描述，都是工业设计中形式美学的表达范畴。人类对形式美学的研究从远古就开始了，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过“数是万物的本源”的最早期美学理论，和“黄金分割”定理的美学表达形式。形式美学将抽象的美学理论具象化。在产品的声、质、色、行以及物质材料的属性中，客观存在的形式因素，通过现代工业设计来形象化传达美的信息。其表现形式多样化，对设计师的考验也极具时代特色。

本文以最早的可口可乐瓶的轮廓设计为例。可口可乐最初的设计理念要求消费者在灯光昏暗的酒吧中对其商品具有高度的辨识力。当时需要甚至在黑暗中是独特的和引人注目的-立刻认出，可口可乐瓶轮廓是工业设计可以追溯到1915时，可口可乐公司要求其瓶供应商，即使在黑暗中一个新的瓶，将独特的和立即可识别的设计杰作。设计师Earl R. Dean接受了挑战，从人类对于视觉的第一冲击力构造瓶体形态，旨在提出一个基于饮料的配方设计。从而为可口可乐产品找到参考图像。而其最终以红色的具有激烈表现形式的原色为元素设计了瓶盖。选择以极具手感握触感的流线型制作了瓶身。创造了标志肋瓶形，为我们今天所熟悉和喜爱的历史性设计。在工业设计上体现了形式美的重要表现力。

人类可以通过听觉感官的享受，产品优化的美感，以及不同材质的丰富，来达到使用中的愉悦。所以具有审美意义的传达，是情感归属的方式。

工业设计中需要形式美通过一定规律的组合共同生成。[2]组成方式的规律源于历史变化中人们的审美原则。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来自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自然界的概括和总结。产品形式美就是要将这种自然规律灵活的应用于产品的设计中去。

（二）技术美学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技术美学（Technological aesthetics）是研究产品设计和商品文化中，有关美学问题的应用美学理论。技术美学是在本世纪现代技术进步的新的美学理论。[3]工业设计中大量技术美学得以应用。其最终理想是科技文明的发展不断进步促使人类生活标准的提高。技术不只是生产商品，为了更好的使用商品，技术美学为工业设计提供了大量可以实际应用的美学理论。

现代工业中很多技术美学应用的实际案例，如物理抛光技术的引用（电镀）。在很多应用于生活中的金属产品如水龙头，座椅，钢笔，文具盒等，在其金属材质的使用中，我们长久以来发现，很难避免生锈的问题。自从使用了电镀技术，所有的技术材质都发走了美感的飞跃。从功能上延长了使用寿命，从美感上深入了设计美学理念。另其精巧的设计结构，和光滑手感契合人们的使用方式。而且设计美学还体现在化学领域。近些年问世的硅胶牙刷，对化学元素硅胶做出了完美的诠释。让消费者使用中更为舒适，也从技术美学上给工业设计中美学理论更近一步的升华。

其技术美学在工业设计中应用更为广泛的是电子产品。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人们现在普遍使用的职能手机。在新时代科技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从传统按键手机迈向了触屏时代。这是及技术美学在工业设计上的完美体现。在智能手机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从前使用率很高诺基亚在一段时间内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就其原因在智能手机开发初期，诺基亚在触屏上没有下很大研究，而将设计重点放在了多键位的操作键盘上，没有从人们使用方式上打开设计美学的大门。最根本的原因，事物不断发展更替轮回，美学思想不断在对立中发展。而技术美学也在不断迎合人们增长的审美观念。本文引用苹果公司为例，从iPhone 3到iPhone 7，十年间苹果公司相继了13款产品，在技术美学上给工业设计提出了全新推动。从其质朴简单的外形，更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理念。从技术实现到系统文化都阐明了技术美学的应用。以设计表现功能已经成为现代技术美学在工业设计上的实现基础。

（三）社会美学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社会美学（Social aesthetics）艺术家金惠敏先生最新在《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一文中美学符号化的学术命题。[3]其应用于工业设计中，表现为对产品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即通过工业设计来实现产品的实际用途和使用形式，从而以产品为媒介影响人们社会化行为。工业设计在基于社会美学的基础之上，要考虑产品的文化理念和实际体现方式，应该满足人们对社会需求的精神需求。其产品设计理念要融于自然。一方面人们对于产品的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工业设计中要贯穿社会自然与积极理想的结合，并且以美学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对社会美学与工业设计的集中体现。以绿色健康为倡导的社会美学核心理念是工业设计重要方向。

本文以55度杯为例，2015年1月，“北京五十五度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设计和研发生产的一款“快速变温水杯”，被人们热议为“喝水神器”因其强大功能在消费市场上，成为了各大电商争相销售的新产品。因其“瞬间可以将所有高于55度的液体冷却，也能把低于55度的冷水加热止55度。而被消M者高度认可。其使用原理让人们高度认可的根本在于，它完美体现了社会美学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他的绿色环保理念为工业设计提供了新的应用思考。在其用途与使用形式上更为贴近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从而得到了高度认可。这是社会美学在工业设计中的升华。

在我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体现了自然社会对工业设计的美学内涵。工业设计中社会美学理论注重价值体现和实用精神。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美学的追究与日俱增，以社会美学来平衡高科技带来的心灵恐慌。

结语：工业设计促进了工业发展，通过美学理论的表达对产品给予全新的审美体验，是自然社会中审美需求的反应。在分析多方理论的基础之上，对工业设计中的经典案例做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形式美学工业设计中设计者要注重形象感官的体验；技术美学工业设计中要注重消费者的使用功能；在社会美学在工业设计中要基于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中的人文关怀。希望工业设计师们可以从人类长久以来对美学理论的实践中发现设计灵感，给予设计产品全新的使用体验。

参考文献：

[1]周颖；， 洪新路；， 黄建凤. 浅谈接受美学理论在广告汉译中的应用――以苹果公司广告文案为例[J].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14， （04）： 89-92

第5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目前新时代的文化之全球化语境之中文学审美的快速发展以及比较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的发展状况来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叙述了电影文学的繁荣盛况以及电影审美活动亟待建构其自身的审美文化记叙学。与此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建构审美文化记叙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及一定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福克杩明确指出，“文学一定要和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在早已出现的记叙学已经演变了很多分支，比如音乐记叙学、女性记叙学、社会记叙学、互联网记叙学等。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希冀在一全新方向与范畴之内，在文化研究此大环境之下，提出一记叙学分支之想法，这就是电影文学审美文化记叙学。由更广泛范畴来讲，审美文化记叙学依然隶属于记叙学这个整体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其不是对记叙理论的那种重新构建，也不是对记叙理论进行全面的改变，而是在其原来的发展基础之上，做一些适应性之调整，就是对记叙学作一个全新之“变形”。

一

东西方文化融合交流形势在21世纪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文化之共荣和相互对话早已是运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电影作品从“辅助文化”产品向目前文学表现形式繁荣的“主要产品”，并被人民群众所接纳。在此种语言环境下，构建电影文学的审美文化记叙学是迎合时代潮流的。（1）建构原则是，电影文学审美文化记叙学需要注意记叙理论整个前进方向，应用目前记叙理论之中现有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对记叙电影作品或记叙文本来深入分析。此主要方向不能改变，不然的话，记叙学研究的那么多特点与机制会逐渐消失。可是，与以上那些记叙学的分支相同，审美文化记叙学一样有着试图增加它的研究范畴且构建其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之意图。（2）从研究范畴来说，电影文学之审美文化记叙学不但要以电影文学作品为根本，且要突破原来单纯意义上的记叙电影作品或者记叙文本，从而把它的范畴顺延到“文化国际化”语言环境中文化意义上的记叙作品，不管此种记叙作品是用何种媒介形式展现的。（3）从研究方式来说，对电影文学此特殊的研究目标，也就是记叙文本作某种东西方文化类比意义上的审美研究，这就是所提到的审美文化记叙学的重要步骤。也就是说，这要由审美意义角度对形式繁多的文化产品作记叙学研究。从此介入点审视，可把电影文学审美文化记叙学简要叫做审美记叙学，来强化它的审美价值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原来的记叙学研究之中，学者被要求要用一种较为客观的心态去研究所研究目标，对那些记叙作品的构造形态、记叙语法等进行客观描绘。此种描绘肯定要忽视决定所有作品艺术价值的主要因素，肯定会规避对作品所做的审美的价值评判。原来记叙学试图回避有关作品之价值意义等文学形而上学层面，且试图来规避对那些有关价值意义的问题的纠缠不清，肯定和它的学科理论特点有关。可是这样，它便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众多文学作品之中，有关社会价值的、审美的、心理的这些文化意义之元素随处可在，若没有这些要素，文学将会丧失其魅力，电影文学作品也就不会是文学作品。若全部舍弃审美价值评判之文学研究，不但会让研究的价值逊色，让研究之路径越来越狭窄，且会让所研究成果慢慢变得枯竭。

二

电影文学审美文化记叙学不要有片面的、机械枯燥之观念。电影文学审美文化记叙学在对研究目标作记叙学研究的时候，不但不能逃避对记叙文本之审美价值评判，且还专门探索记叙文本中所存在的此种审美价值意义，还有透过形式意义以外的那些内心的、思想意识的、社会的意义。如此一来，就能够在注重记叙学研究透彻的状况下，让此种研究显得更加深刻、透彻，不但在形式上有价值意义，与此同时也有较大范畴之内审美文化上的意义。此种研究能够在记叙学的框架中，从互相联系的各个层面去对目标进行把握，与此同时，把这么多互相联系的层面当作一个统一整体，它可由下面一些层面去对目标作审美文化意义方面的解析与探讨。

(一)从形式上

形式美乃是审美研究之中的有机且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文学作品之形式“具象”比别的表现形式的文学作品更加直观。记叙学深入记叙文本内在的组织构造，研究它具备的形式上的构造和组合，所有部分怎样起作用，所有部分融合在一起怎样有功效。此种研究，自身就有形式审美之重要意义。仅仅是在原来记叙学研究之中，此种研究被当作研究目标和终点，而在电影文学审美文化记叙学中，它被当作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可不是惟一方面。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研究各个阶段的文学现象的时候，唯有切实落实到较为稳固的文学形式上，才可以描绘一个阶段的文学演进规律和它独有的审美内容。例如，史诗是古代的文学形式之一，对《奥德赛》之记叙研究早已是后来人研究文学形式的一个典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和话剧。所以，在研究此种特殊的记叙作品时，形式方面自身一样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形式一直就不是某种表面的文学象征，而是在较深程度上展现社会历史的原有本质。通过记叙文本形式审美这个层面，我们能够从里面挖掘出审美意义上愈发多的更深层次的内容。我们能够在形式方面的基础之上，把有关探究持续下去并且进一步发扬。

(二)从历史角度

所有记叙文本，都是存在于人们所生活的时空之中，它不但是被人类创作，也是为人类而创作、为人类所存在的，然而人类是历史地存在的。所以，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但具备永远的审美艺术之价值，也是和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乃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产物。我们不用故意割断记叙文本和诞生其社会历史关系以及和历史上的人相互间的联系，可以把对记叙文本之中的形式审美逐渐拓展，在研究它“怎样说”的时候，再去研究它“为何这么说”此类的问题。例如，在说起我国传统小说作品的时候，众所周知，所说零聚焦记叙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一统天下。记叙作品里的记叙者大都是以第三人称展现，经过那种先知先觉的记叙者来进行记叙。就是那种自传性的记叙文，大都也是用第三人称替代第一人称。在古代小说家蒲松龄的很多小说作品中，记叙者常常在结束时用作者自身身份和语气发表意见，此时的记叙者一样不用第一人称这个形式，把自己叫做“异史氏”，用“异史氏曰”当做引语。此种状况的出现是和我国传统的“中庸”思想道德观是不能分开的，和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种事实真相只可以作暗示而不可以直露展现的思想观是相连在一起的。把此种哲学和道德观应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就寓意着所有方面要适当;把此种思想观念应用到美学之中，就说明最重要的不是艺术家展现得如何翔实，而是运用细节能表达出怎样的启示。开诚布公地、直露地、详细地谈论自己，和我国传统思维和美学方式不相符合的，与我国的传统思想道德观不一致，这也是我国传统继续作品之中运用第一人称比较少，但第三人称记叙者非常流行的重要原因。

在现今电影文学作品中，记叙角度也就包括“全知形式”“限制性形式”和“认为角色形式”三种。全知记叙者几乎都用第三人称，比如《西雅图夜晚》等。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运用“我奶奶”这样的称呼开头，《铁达尼号》也用第一人称运用限制性形式记叙。并且，当今电影文学中也类似卡夫咖、武尔福、福克纳、乔一思等现代主义大家的那种没有结尾、不去做结尾或结尾很多的相关作品，如《人之本能》《天使过界》等。因此，电影文学的记叙是极具有现代时代特点的，是原来人类全部记叙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运用。

(三)从心理角度

在心理角度可以由两个方面来做研究。一是与作者文学创作的内心因素有关，二是与读者对记叙作品所接受的心理因素，它基本和审美体验有关。在记叙学研究之中，长时间以来都试图割断作品和创作者之间联系。展现在记叙作品之中，这些观点长时间处于核心地位，这乃是非主观的、非人格化的彰显此种记叙方式要比别的让作者或者其可信的记叙者直接出现的方法要高。可是事实上不管作者选取何种方式来讲故事，他或者她和作品的密切联系都不能割舍，“尽管作者能在某种程度上挑选其伪装，可他不可能一直选择回避”。“无论一位非人格化的作家是暗藏在记叙者之后，还是观察者之后，犹如《尤利西斯》一样的多重视角，还是犹如《青春时代》或康浦盾———博内特的《爸妈和孩子》相同的非主观表面性，作家不是一直默不作声的。”虽然我们不能把记叙作品的讲述者和作者有联系，乃至把讲述者和作者画等号，可是作者和作品创作者的联系是毫无疑问的。在进行记叙作品创作的时候，创作者运用何种形式，应用何种讲述者，用何种方式来讲述故事，不但和特殊时代有关系，也和创作者的内心因素有关。对于欣赏人在阅读记叙文本时所感受的审美体会，也一样局限于记叙作品的特殊形式。例如，记叙作品中所展现的是一位让人相信的讲述者还是一位不让人相信的讲述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讲述者还是一位加入到故事之中的人物讲述者，对于人们来讲，会有不一样的内心感受与不一样的审美体会。

(四)从文化积淀上

所有文学艺术形式全是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长时间文化积累的产物，在电影文学记叙作品之中也是一样。此种文化积累导致不一样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各个国家与地区会出现那些特殊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或一种表现形式大行其道而别的表现形式却被钳制。因此，人们常常能够看到各个地区、各个文化背景下所展现的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丰富的记叙文本。

三

电影审美文化记叙学还能由别的有关的各个层面对记叙文本作研究，在研究之中让此种新的记叙学愈发完善、愈发具有科学性。所有理论不但都有它特殊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此理论自身也是一个开放的兼容并包的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审美文化记叙学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除了表现形式之外，都在削弱原来的经典记叙学得以生存的二元对立法则的根基，还有一些人故意设计之限定。唯有去除这么多组成原来记叙学理论中必备的根基与限定，才有可能让记叙学理论与研究在理论之大潮中能够高效而又有成果地持续进行下去，而记叙学理论与实践实际上早已在其众多“变体”之中被确认是极具生机和活力的。在目前跨文化研究此种理论大潮的情况下，电影文学审美也需要在记叙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中有其小天地，且慢慢展现出它自己独有之魅力。

［参考文献］

［1］ 王宁.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2］ 蔡圣勤.论科技进步与文学介质的变迁趋向［J］.科技创业月刊，2005(05).

第6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美学存在的主要形式—— 论著、论文、序跋、谈话、以诗论诗、评点等，其论述范围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文学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纷争、文本解读、审美主张、文学现象、范畴形态等领域和问题，记录了文学美学的当时状况和演变历史，是了解和研究文学美学状况及其发展的宝贵资源。

第7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艺术作品；结构

一、传统美学对艺术作品的结构做出内容与形式的二分

对艺术作品结构的探讨，历来都为美学和艺术理论所关注，且众说纷纭。但众多的说法中，对艺术作品所做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长期以来，关于艺术品的形式／内容的二分及其互相对立的思想，在文艺理论史上占据主导性地位。”因此，谈艺术作品的结构，不可能不谈及内容与形式的二分，也不可能不谈及内容与形式对于艺术的重要意义。

作品结构上的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近代美学中正式形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孕在古典美学中。柏拉图认为，艺术作品是“理式”的“影子”或“幻像”；艺术作品只能在“外形”上对“理式”加以模仿，而不能分享“理式”本身。在这里，一方面，还没有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只是“外在的形式”，“与真理隔了三层”，这也隐约暗示着后来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某些因素。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为“材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等所规定；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赋予材质以形式，形式本身就是作品的内容。这里的“形式”与“材料”的对立，虽不等于后世的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但无疑蕴含了二元对立的思想。

真正将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思想在美学中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黑格尔。他认为，美或艺术作品作为感性存在，只是一种“形式”，其背后蕴含的“内容”是作为世界本源的“绝对理念”。黑格尔说：“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但这种统一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等价并列，而是有主与次，有高与下之分，作为内容的绝对理念是本体，高于它的显现形式。因此，内容是主因，决定形式，并且“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黑格尔的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统一的美学思想，确实概括了当时艺术的概况，揭示出艺术作品在结构上的某些真理性的东西。但黑格尔是孤立的，尽管他的美学思想在当时的理论界震动巨大，可在艺术实践领域，“他的学说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感性主义和形式主义一直在泛滥着。”特别是重形式的现代艺术崛起后，对内容的强调已变得不合时宜。

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形式主义”的和“抽象主义”的，前者弃绝艺术的内容转而致力于对纯形式的专注和开掘，而后者累于沉重的内容，将其“抽象”为单纯的“形式”。诚如李斯托威尔所言：“在近代艺术和近代艺术批评家当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形式主义倾向。”这股形式主义不仅表现在克莱夫·贝尔等人所倡导的视觉艺术领域中的形式美学，也表现在文学中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美学思潮等。它们涉及的领域和探讨的对象不尽一致，但其理论趋向却是一致的：它们仍然基于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弃绝内容，单纯地在艺术形式或文学形式上探究“本质性”的东西。英国的克莱夫·贝尔主张：“艺术除了呈示其形式关系的抽象式样之外，就再也没有更重要的东西了。其余一切，如情调、信息以及理性的内容等，都与艺术无关，毫无美学价值。”在这里，已无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问题，而是说内容根本就与审美无关，因而应从艺术中坚决加以清除。在文学研究领域，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及布拉格学派，单方面突出形式的作用，认为并不是内容决定和创造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和创造了内容。“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文学作品的特性就不在内容，而在语言的运用和修辞及技巧的安排组织，因此文学性仅存在于文学的形式。”三四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步其后尘，英国文学批评家、诗人兰色姆提出“架构—肌质”理论，认为诗的本质不在于内容的逻辑陈述(即“构架”)，而在于与“构架”相分立的细节部分即“肌质”。“兰色姆所说的构架和肌质尽管与通常所说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完全等同，但与后者还是大体类似的。”

形式主义把艺术实践和批评引向了艺术自身核心的东西，确实揭示了以往艺术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的东西。对于形式主义美学及其理论价值，或许可以用克罗齐一句话加以概括：“审美的事实就是形式，而且只是形式。”

二、现代美学对艺术作品结构继续探讨

但是，建立在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结构观，同样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西方现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对艺术作品结构的研究日趋深入，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

第8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总结了20世纪武术美学研究的成果，分析得出：受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武术美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致力于本民族传统美学，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另一种运用西方美学范畴，从美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两种态势。指出对武术进行美学研究仍应以中国本民族传统美学为主，同时，理性地选择、消化、吸收西方美学的理论。

1运用民族传统美学研究武术

中国古典美学是以形象性、类比象征性的思维来阐发个人的直观感悟;以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性话语如“境界”、“气韵”等表达审美义理。在对武术进行美学研究的过程中，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胡小明、弓云武、张均予、吴庆华、张林艳、李德元、张志勇等，其中以胡小明为代表。

胡小明在《中国古典美学与武术》一文中，从3个方面探讨了古典美学与武术的相互关系。第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中指出:“先秦至两汉，是中国武术成为审美对象的萌芽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时期。”“魏晋南北朝……是美学和艺术探索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的武术，……融摄了较丰富的文化因素，并显现出一些理论色彩。”“从中晚唐开始，中国美学发展呈现出儒、道、禅等三家合流的趋势，对武术美的本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元时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成熟阶段。晚唐以后，美学思想倾向于抒情写意，强调平淡天然之美，更加不求形似，力求传神，在更高层次上抽象出审美活动的理性内容。wWw.133229.cOm”“宋代武术的强身自卫、娱乐健身的社会功能的高扬，也标志着它正在走向自身的成熟阶段。”元代在民间禁武，武术“潜人到元代最有特色的艺术形式—戏剧杂剧。使演练技巧程式化。……武术在这里从实用彻底地走向了审美。”“明清时期的中国古典美学，……将传统美学已提出的观点发挥得更为深人细致，呈现出总结性形态。明清时期的中国武术，也在这时完成了量上的积累，呈现出阶段性的总结形态。”在这里，胡小明把武术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与中国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相对应，用中国古典美学在不同时期的成果来说明武术具有的美也是在不断的随着古典美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从而使人们清晰的认识到武术的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深受中国古典美学影响的。第二，从古典美学的义理来看，文章运用中国古典美学诗性话语如气;韵;意;形;神;阳刚、阴柔来探讨它们在武术美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从审美特征上看，中国古典美学“强调美与善统一。”武术也强调“美善统一，德术并重。”中国古典美学“追求内在含蓄的表现”，有“言不尽意”之说。“武术之美表现出内在含蓄的趣味和神韵，……全凭审美主体的感性体验与心灵领悟。”中国古典美学“追求人生与自然的和谐”“总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寻求美。中国武术，也把追求和谐作为自己的审美特征。”在这里，胡小明把武术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特征进行对比，寻找出了3个对应方面。可以说是从比较深的层次探讨武术的美。

中国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与渗透。因此，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武术美的发展过程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历史地看待武术与古典美学的发展过程这一点上，弓云武在《论武术的文化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一文中的第一部分“武术文化艺术美的产生与发展”的论述与胡小明的基本相同。吴庆华在《中华武术审美特性的根源》中认为“社会实践是武术成为审美对象的基础。”张均予在《试论先秦武术美学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中也认为“生产活动创造了武术，滋生了武术审美意识的萌芽。而人们对武术的审美，则产生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战争过程之中。

运用古典美学的诗性话语进行的研究，有李德元的《武术哲理中的和谐美》、吴庆华的《略论武术之美》、《中华武术审美特性的根源》、张林艳的《武术套路运动中的古典美学思想及其哲学基础》和张志勇的《论中国武术美学思想的内涵与特征》等。虽然论述的审美义理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在古典美学的范畴内进行的研究与探讨。

以上这些文章是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文章的作者们抓住武术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密切关系，运用中国古典美学与武术相关的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对武术进行了美学探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把握住了武术的民族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武术美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2运用西方美学研究武术

在人们运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研究武术的同时，运用西方美学范畴尤其是从美的存在形式对武术进行美学研究的文章也不断涌出。

赵崇珍、王景连在《论中国武术美学特征》一文中认为:武术运动的形象美与动作和运动形式美是武术特有的美学特征，它们“是确定武术运动技术发展水平高低的确切指标。”

张茂于在《武术运动中的美学探讨》一文的第一部分“把套路运动的艺术美分为①优美的形态②鲜明的韵味③和谐的神韵。

弓云武的《论武术的文化艺术特性与审美价值》(续)也涉及了武术艺术美。文中第三部分认为“武术文化艺术美的基本特征分为①名称美②姿势美③劲力美④节奏美⑤传神美⑥造型美⑦结构美。”

以上4位作者在美的存在形式上着重论述了武术与艺术美的关系，尤其是对动作攻防含义的理解以及身体运动的特殊形式予以肯定，突出了武术的技艺美。

李豹、关佐恒在《纵谈武术运动美》中认为:“武术给人以美的享受是带有综合性的。武术运动员的形体美是动作美的基础，动作美是武术运动美的核心，造型美是武术运动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而音乐服饰美是武术运动美的必要条件，精神美则是武术运动美的灵魂。”除了精神美以外其他几项都是从形式美的角度对武术运动的美进行研究。

从形式美的角度研究武术的美比较生动、直观，易于理解。因此，何禹、邱王相、张茂于等也从形式美这一方面来研究武术的美。何禹在《武术运动的美及其表现形式》一文中认为“武术美的表现形式分为①武术的结构美②武术的造型美③武术的名称美④武术“丑”中见美。”邱巫相在《武术套路美学初探》一文中写到:“武术套路所展现的形式美是十分丰富而生动的。……诸如姿势的比例和谐匀称，动静疾徐的节奏变化，……以及整套结构中的结构变化虚实相生、布局回环错落等等，……堪称形式美的典范之一。

张茂于在(武术运动中的美学探讨》的第二部分论述形式美时写道:“就武术的形式美而言，一是在结构，内容上……表现一些形式美的法则，如多样统一、平衡、对称、节奏、和谐等。二是在演练技巧上不断认识和创造美的形式。三是武术表现方法上把人体作为审美对象，通过人的体态变化和眼神意识的表情充分体现人类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

安天荣的《谈武术套路演练中的“形体美”—武术套路演练中时间和空间特征的“美感”》一文是从时空观上谈武术美。文中指出:“武术套路的演练，……是人体在武术运动中的‘点、线、面’的对比、均衡、和谐、比例、对称、节奏、宾主、参差、整体性等多样化统一而形成的套路运动形式。

于翠立、庄亚军的《武术套路运动“高难度”之审美特征》。文章中指出:“‘高难度’在武术套路运动中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美学范畴，……‘高、难、新、美’是竞技武术特有的美学概念，是武术套路审美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篇文章的特点是与时代要求结合的比较紧密。

第9篇：形式美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唐诗论；中古阿拉伯诗论；形式技巧；意境；科学性

【作者简介】张雨，成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文学博士，陕西成阳712000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99-04

一、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诗学起源

中国是诗的国度，阿拉伯被誉为“人人都是诗人”的民族，在历史行进到七至九世纪时，勃发于二者不同文化土壤之上的抒情诗歌和诗歌理论都达到其发展的巅峰。

唐朝是中国诗歌继《诗经》、楚辞、西汉诗赋之后集大成的发展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其间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创造、七言古体诗的完善、诗歌创作从文人抒怀、科举应试到民间吟咏的无比繁荣，为唐代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讨论诗歌创作方法的诗格类作品大量出现，其对律诗诗格与诗法的探讨可谓繁富细致之极，同时唐诗论对抒情诗歌诗境、意境美的探寻开拓出诗歌理论的新的方向和领域。

自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的伊斯兰教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初期是阿拉伯国家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也是阿拉伯诗歌发展、成熟并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一吐期的阿拉伯诗歌以其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情感表达、优美的言辞为世界诗歌殿堂添上了一抹绮丽的色彩。同期发展的诗歌创作理论以诗歌语言修辞规律的探寻为其主要特色，诗选家选诗标准透显出其诗歌评论的科学态度。

尽管发端与历史有较大差异，中古阿拉伯与中国却都以抒情诗歌作为其文学表达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形式。相应地，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诗学体系都是在抒情诗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歌理论是其诗学发展的肇源，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唐代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又都产生于两个民族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其古代文论的精华。

考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诗学体系，可以发现，除了西方诗学和较为复杂的印度文化外，其它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诗学都是通过对抒情作品的分析而产生的。当代俨然居于世界文学理论霸主地位的西方诗学体系是从戏剧中产生出来的唯一例子。基于美国理论家厄尔·迈纳在其著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比较中，来观照中古唐诗论与阿拉伯诗论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西方诗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诗学，代表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的发展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摹仿论和再现说。西方以摹仿和再现自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潜藏着对语言措辞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戏剧的六要素时把“情节”（mythos）誉为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次之，第三才提到言词。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锡德尼将诗歌的措词比作“的乔装打扮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加入到反对贺拉斯将措词提到过高的位置的讨论中。西方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十分关注戏剧的语言表现，故而其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抒情性，并被认为是对西方诗学摹仿论传统的反叛：“贝克特通过把情节、人物和思想降级。代之以语言为中心的抒情性，并以此来反对摹仿论。”由此可见，西方以摹仿论为主流的文学理论中再现与措词这两种不相容因素间的冲突是其诗学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而对语言形式技巧的分析在这种美学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

东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阿拉伯诗歌对华美诗藻的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作品辞藻、声韵的严格要求标示出是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的维度。就世界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西方诗学确实只是作为特殊的一例，因为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抒情诗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现今发现的一些材料证明，人类初始阶段发出的乃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诗歌诞生。早期古希腊抒情诗没有被古希腊文论家充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在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除印度外所有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阿拉值的诗学都是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因其强烈的情感抒发的需要，其创作对语言的要求就十分讲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言词的修饰和声音搭配非常重视。《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表述就从言、声、律、音。即辞藻和韵律方面对诗乐舞一体的抒情艺术之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同样，行文注意措词和音韵美是阿拉伯语言的重要特征，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多次出现“真主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的句子。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在诗歌语言形式美方面的追求是就在这种抒情文学之根上蓬勃发展的理论奇葩。两者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中古文学理论中是独有的。

二、客观性诉求：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

唐诗论主要包括史学家、诗选家、诗人的诗论和大量的诗格类作品。其中有诗技、诗法的讲求、诗艺诗境的探索，有儒家风雅论的复兴，也有佛道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期阿拉伯诗论主要诗选家和评论家的诗歌理论，贾希兹的《修辞与阐释》和伊本·穆阿泰兹的《贝蒂阿》主要从修辞方面探讨诗歌如何更好地表达意义；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通过对著名诗人的品评定级来展示自己的诗歌理论；伊本·古泰白的《诗与诗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分析诗歌，颇具科学精神。这两种在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诗歌历史中发展，面对迥然不同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理论。都对抒情诗歌语言表现进行了大量客观的技术分析。

诗格是指中国古代以“诗格”、“诗式”、“诗法”命名的文学批评类著作，其创作主旨在于明确诗的法度和规则，主要内容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以及句法。这类理论著作是在初盛唐出现的，晚唐五代进一步繁荣。唐代诗格的规律相当可观，参与这类理论著作写作的有著名文人、学士、亦有大量僧人，其受众多为学诗之徒和应举之士。所以这类书大抵可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指导与应试指南，当时创作之盛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唐代诗格在后世多散佚不见，或不为人重视，古人甚至“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用。”今人在论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时也大多视其为低层次的教法之书，对其置之不理或一带而过。这其中有诗格类书籍内容较为琐屑的原因，更有中国古代儒家文论重内容轻形式、道家求超脱意境而蔑视创作技巧的美学意趣的影响。

比照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摹仿论诗学求再现自然之客观性和其批评理论对文学措词的轻视、当代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及创作技巧的细致分析和东方阿拉伯诗论中对语言精确传达意义的追求，由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可以看到唐诗格的语言形式技巧探讨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诗性表达的艺术形式，其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完全不可捉摸，作为种语言的艺术，其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但长期以来，相对于形而上的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语言层面的创作技巧显得很不为人重视。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文与质）、审美超越与文本分析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

唐人诗格对中繁复周密的诗法要求。诗歌评论中对语言辞藻和声律等形式技巧的推崇。反映了唐代文学批评中极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中唐后盛行“苦吟”，这一文学风气，自杜甫发端，以贾岛、盂郊、姚合等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注重诗歌的苦心经营、推敲锻炼、磨炼字句。对诗歌语言普遍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晚唐五代时期诗格的兴盛”。这一倾向上承汉魏六朝对文学形式美的肯定，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律诗的兴盛，诗格和诗论的成熟而达至高潮。唐代诗歌语言形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语言所做的极其细致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其完备与繁富程度决不亚于当时俄苏形式主义的形式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世界文学界理论中文学语言形式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的科学性诉求

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受其语言风格。伊斯兰教经典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原因而追求批评的客观性。这种在抒情诗歌传统基础上发展出的对诗歌语言理性的分析是其批评理论的主潮，反映出中古阿拉伯诗论的理性色彩。

阿拉伯民族自古以来极重修辞艺术。这与其民族语言传统有密切的关系。阿拉伯语属闪一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具有可派生的特点。阿拉伯语中的一个词根变化可派生出许多名词和动词，名词、动词的数和格的变化又极多，这使得阿拉伯语言词汇极为丰富。阿拉伯语丰富的同义词。而且有大量相同或相似的词式，这都极有利于和谐音韵的形成。阿拉伯语中还有各种比喻，如隐喻、转喻和类似的表达方法，这也使得阿拉伯语易于押韵。听起来和谐铿锵、悦耳动听。在句式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以复句为主，句子结构完整，成分齐全，并采用复杂的修饰成分。在篇章结构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力求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阿拉伯语特殊的结构，特别适合于细致优美、逻辑严密的诗歌和警语体的表达。伊斯兰教正是选择了这种语言作为其宗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语言。《古兰经》奠定了阿拉伯语的标准，其杰出的修辞艺术成为阿拉伯人日常和文学语言的典范。伊玛目阿里是圣门弟子中最有权威的教法阐释人，他将《古兰经》汇集成册。为了指导民众正确理解《古兰经》，又责成杜艾里编出了第一部阿拉伯语语法书《阿拉伯语法基础》，并发掘出《古兰经》中的修辞规律，写成了解释《古兰经》的言论总集，后被整理并命名为《辞章之道》。这部书挖掘出阿拉伯语中深藏的修辞内涵及其规律，成为阿拉伯语法，修辞的典范，开了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先河。19世纪黎巴嫩著名文学家、诗人谢海纳绥夫·雅兹基（1800-1871）：就曾经说“《古兰经》与《辞章之道》是阿拉伯文学取之不尽的宝库。我学习写作全凭学习《古兰经》和《辞章之道》。”

中古阿拉伯诗选家选诗、评诗的客观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伊本·萨拉姆（767-846）《名诗人的品级》不顾流俗的“诗人不可比论”，在分析客观材料的基础上以作品的数量、题材的丰富，质量的优劣为标准评析了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表现了对学术客观性的追求。伊本-穆阿泰兹的《诗人的品级》按即贝蒂阿派，阿拉伯派、哲理学派三个艺术流派划分当代诗人。全书洋溢着强烈的感性色彩。在艺术上追求“唯美的客观性”，其诗评中处处流露出对“诗歌之美”的惊异与钦佩之情。伊本·古泰白（828-889）是一个将希腊、波斯、印度和阿拉伯传统文化融为一炉的博学之人。他的《诗与诗人们》从批评论、诗歌论、诗人论、创作论等诸方面为阿拉伯文学批评奠定了科学方法的基础。首先他排除了历史、民族、地位、年龄等等因素，超越当时的古今之争，就诗论诗，公正地评判诗人及其作品。在品评具体诗歌时，他从词语和意义角度划分了四个等级，将诗人分为天赋诗人和非天赋诗人两种。他客观地分析了野心、欲念、饮酒作乐、愤怒及忠贞等诗人创作的可能的动机。这种种客观的分析所体现的其公正的态度，是中古阿拉伯文学批评科学性的最典型的代表。

三、意境理论：超越形式技巧的“象外”之求

中古阿拉伯与唐诗论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客观总结反映了抒情诗歌创作在技巧方面的一致要求，然而唐代诗格对诗法的讨论只是唐诗论中的最基础的层面，唐诗论中超越技巧层面对诗歌意境美的探究，同阿拉伯诗论整体所表现出的理性主义特征迥然相异。

中国诗歌从《诗经》发展到唐代已有千年的历史，对诗歌理论的探讨在之前的汉魏六朝时期已走过了一个高峰，唐诗论是一个新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诗论虽然发展出对诗歌语言形式、声律的细致分析，但在《诗经》的“风雅”传统和佛、道美学的影响下，形式技巧分析始终不是文学批评的主流。从钟嵘《诗品》到在唐代诗论，伴随着格律诗的日趋精巧的发展，语言“修辞”技巧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却越来越低。对诗歌意境美的特质和营造手法的研究成为唐诗论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继六朝对诗歌语言形式美肯定的诗论高潮之后，中国诗歌理论的又一突破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