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主体间性； 理论课； 专业化； 专家化

高校是人才汇集、知识荟萃、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途径和领导等九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纲领性文献，文件的下发，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1、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但“以物为本”与“以文为本”的理念还根深蒂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封闭性、知识化、教条性、理想化、泛政治化”为特征的“文本”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四重四轻：重教育者的主导性，轻学生的主体性；重普遍性，轻差异性；重共性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也较多地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自身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是“工具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知识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低效性，也形成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脸谱化、思想政治教育非科学化的刻板认识。[1]5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目的与手段，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有机统一。以“开放性、主体性、情感性、生活化为特征”，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转换为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式内容范式’到‘问诊式方法范式’向‘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变。[1]5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带来教育目标、方式、手段的新变化。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将更为显现。但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现实而言，还存在以下困惑：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社会、国家与学术四种力量之间的处境较为尴尬，还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高校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比较无序的状态，管理层面低，各项工作疲于应付，深层次、长远的问题无心过问，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还没有成为主动的行为。

第二，观念转变与行为方式的转变，是需要创新精神与自我否定的勇气，需要学习与提升的。从中央来看，一直把培训与学习作为转变观念、提升能力的重要内容，但不排除我们的培训方式本身还是“文本”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有待加强。同时转变观念也意味着失去一直习惯与驾轻就熟的工作方式，想不想学以致用与能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比较短，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论证，如缺乏中国特色的人性假设理论，缺乏对当代大学生需求的理性、科学与具体的研究，以人为本还停留在口头上、观念中，没有落实在实践中。

2、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但单一主体与主体缺位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主体与客体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在哲学意义上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实践的人。客体是指在主体活动的对象性指向中获得自身的基本规定（即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一主体论或主体中心模式，是一种以教育者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认为教育过程的实质是教育工作者根据一定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的过程。这种教育模式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强制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我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问题，其影响之大使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西方教育个性化思潮和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及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客体中心模式”，即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教育者是受教育者的看护人，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只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双主体模式”，即从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过程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教育的客体，成为学界关注的模式。客体中心论与双主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主体论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等现代载体在思想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主客的互动性、交往性、平等性、民主性要求越来越多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趋势。

张耀灿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对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界定：“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展示。主体间性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独立性、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尊重与体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是一种涵盖历史、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理解与对话中实现“视界”融合与思想碰撞。

主体间性前提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主体，教育与接受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从单一主体模式向主体间性模式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现实中，单一主体论与主体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主体不了解、不分析学生的思想状态，把青年学生在逻辑上作为普遍是有品德缺陷的，把教育者视作是无缺陷的，通过控制话语权对学生采取传统的、强制的、统一的灌输，是单一主体模式的体现；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是思想政治教育无主体的体现。

3、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变，但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经验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线”理论，就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总结而得出的结论。1944年，在、的主持下，由谭政同志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又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地位、作用、任务和方法。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理论基础和重要教育内容。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成为我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最高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进程。1980年5月底至6月初，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这一命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首先要学科化。孙友余提议：“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研究发挥人的积极性的这门科学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学”。第一次正式提出本学科的名称。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1984年部分高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开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06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终于得以科学化地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其研究队伍、研究方向、研究课题都有了明确的划界，从而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与学科化的发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对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与学术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思想政治工作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一种实践价值”。[3]190其科学性往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本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行动者是一个群体概念，是由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工作者等组成的共同体，但由于这个共同体内部还缺乏有效的联系和相应的机制，一些研究者出于对理论的偏好，往往对经验与实践不以为然，有的研究者本身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的针对性不是很强；而有些从事是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对经验过于依赖，实际上并不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学科与科学。这些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

4、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但意识形态功能弱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机制还不完善同时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和人的发展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格及行为实践等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我党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都有明确的阐述，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论述中都包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人、发展人”的根本目的与价值。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目标功利化的倾向却十分明显。往往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更多地放在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而淡化了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忽视其个人目标与个体价值。

“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转向的指南。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动力。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核心是承认人与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主体性，把人作为整体的人，以实现不同人的不同方面的全面发展。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的政治功能向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培育，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大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教育大学生的主体人格转向，从空洞理想的说教实现向以人为归宿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还原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体关系，但也不能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内的主体性的发展，也包括人的民主性、规范性与开放性在内的社会化的发展”，[3]290而是采取更为针对性的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变化，充分认清他们思想的具体性、复杂性、变化性和必然性，从他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的满足中，逐步走到对各种大道理的接受；从空洞的说教转化为对物质利益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将人格塑造与世界观的教育结合起来，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而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一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与社会价值，存在意识形态弱化，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与知识素质脱离的现象；另一方面或者虽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却仍然用传统的模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难以实现。

5、从单一以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但理论课的低效性和各门课的教育的合力还未形成

2004年中央16号文件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恢复建设时期的“82方案”、曲折发展时期的“87方案”、全面加强时期的“98方案”三次重大调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第四次调整和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05方案”。目前，各高校都在推行“05方案”，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日显明显。16号文件要求把形势与政策教育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主动联系社会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形成以专题化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同时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加强师德建设，各门课的育人功能日渐重视。

但新的教材体系如何转变为教学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索；大众化带来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适宜的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市场取向、国际化、教育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教改革带来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关系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理论课低效性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课、人文素质课与其它各门课的育人功能缺乏整体设计与科学的监督与考评方式，育人的合力并未真正形成。

6、由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缺位与不到为现象还比较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推进创新，但相当长时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仅仅当成一种应急工具，思政工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应对，维护社会与校园的稳定上，矛盾凸显时，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辅导员成了救火队、应急队，一旦局势平稳，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被重视。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依据时展和社会进步，制订思想政治教育规划，确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研究与关心大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与需求，既强调教育者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又强调尊重大学生接受教育、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作用；注重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努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但必须看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与力度在不同的学校存在不平衡性，依然存在着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下缺位与不到为现象。有些规划与育人目标科学性与操作性不强，有的只停留在书面上，并没有变成现实。

7、以传统教育载体为主向现代载体转变，但对现代载体运用能力与综合管理能力还比较弱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形式和物质实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进行，各高校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主渠道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课堂到课外延伸，从教室到寝室延伸，从真实的空间向网络空间延伸，从思想教育到心理教育的延伸。校园文化、网络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最大的载体。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实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但是，校园文化育人作用还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评估手段，网络的吸引能力还比较弱，课上与课下、网上与网下的联动机制的形成也还在探索的初级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形成，在许多高校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破题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不足，社会实践的方式、途径、实效性以还有科学的理论界定也没有可靠的经费保证，综合管理与运用各种载体的能力还比较低，主流价值观还在以传统的方式传播，而非主流的价值观却早就用现代方式传播。

8、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但辅导员的专业化、专家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辅导员的专业化是提高辅导员的学术声望与社会形象，提高辅导员队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立一支精干有专长、有专业依托的专家型学生工作队伍，也是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目前，各高校都在积极贯彻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同时随着大学生就业的日趋严峻，高校辅导员已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学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如何培养、提升与考核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已成为当前需要积极研究、探索的主要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认为，要建立职业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实行职业准入和从业资格考试，规范从业人员资质。也有人认为要对辅导员职业分类，设立专业系列职务岗位，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辅导、法律服务、学生发展、学生管理等方面的专门队伍，改变辅导员队伍身兼多重角色的现状，结束辅导员专业界限不清的局面。[4]一些专家与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注重研究辅导员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提出了设立高校辅导员培养专业的思路与设想。提出了构建辅导员核心的核心素质与能力，建构辅导学学科的核心内涵。通过以上探讨以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现辅导员队伍的专家化。

9、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但社会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的现状还没有以扭转

第2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文学与政治虽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但作为意识形态，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政治诉求和文学的情感诉求构成文学发展的两极。周作人曾认为文学变迁是两种潮流：“(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文学方面的兴衰，总是和政治形式的好坏相反背的”。在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强烈融合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的核心思想“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是一种政治思想。“经世就是‘治世’和‘理事’，或者治理天下的意思。这一字面的意思反映出儒家一种特殊的入世人生观；一个理想的人生是从政以领导社会。换言之，就是儒家所谓的以天下治平为己任的人生理想”，①而“儒学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它总是不知不觉地，经常无意识地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反传统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使他们在行为、态度、信仰、献身方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中国知识分子毫无例外地都与儒家文化纠缠在一起”。②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作品中大量反映民生疾苦，民族危机的内容使文学政治化倾向强烈；而文人做官以后，因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在书写公文时就有相当的文采，这亦是政治文学化的表现。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和国内政治策略的影响，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走向了极端。

在西方，柏拉图最早涉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从“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认为艺术在本质上是腐败的，对政治尤其具有破坏性。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仅能给人娱乐，而且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古希腊、古罗马后来的批评家基本上都赞同亚里士多德对艺术作用的积极评价。同时，在古代“既不把诗人视作政治的敌人，也不把他看成政治的财富”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前。之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作家应该承担政治使命，要用艺术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大批专门而明确地探讨文学与政治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出现。“为政治而文学”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文学与政治关系中最具争论性的内容。

虽然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略有差别，但是在实践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上。(一)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首先，政治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过程。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构成。政治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作者和读者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就作者而言他的作品要反映生活必然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息；对读者而言一方面他接受了作品，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读者对政治内容的需求也激发了作者去创作与政治生活氛围一致的作品，从而迎合读者的需求。其次，政治影响了文学批评。特定的政治环境会影响文学的思想取向和审美风格，文学批评适应了这一潮流形成了政治形态文艺学、政治诗学等理论形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二)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文学的精神陶冶作用感化了人们的心灵，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接受作品中所蕴涵的政治思想，这是一个复杂的接受过程，况且有些作品中的某些政治思想有时并非作家有意要表现的，对读者和评论者而言更需要深入挖掘，所以文学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

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二者的结合上，二者的结合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③中详细论述了中国20世纪各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不同结缘方式。作品根据政治文化学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在我国整合模式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完成，正处于“前整合模式”阶段。在非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20、30年代)中，文学发展形成了总体上的政治化倾向。20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30年代，由于国共合作破裂，的独裁统治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总体的政治化倾向浓厚。表现为文学群体对统治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的对立或游离状态；为适应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体裁出现了新形式。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倾向主要是一种非官方的观念。在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出现了“山药蛋派”，至此开始有了迎合政策需要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政治化倾向走到了极端。政府制定文化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文学组织，文学必须体现官方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空前一致。到80年代末90年代，进入前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中，文学开始出现自足性发展。人们面对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可以自由选择意识形态，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出现缓解。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时，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学，政治不是评价文学现象和文学的标准或依据，但以政治角度研究文学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注释：

①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3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4000405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政党制度规定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党制度不同，决定了政党之间关系的不同。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由其发展历史、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等具体国情所决定，而非外力和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由于“文化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文化决定社会系统进化的轨线和人民的命运。”[1]因此，文化的差异、国家的差别和民族差异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所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除了具有世界其他政党制度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四大创造性价值。

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建了新型的、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确立的。在1989年以前的我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党关系是明确的，但对于派是与中国共同执政，还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派参政的问题并不明确。直到1989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才完全明确了这个重要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2005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把我国的这种政党制度的特征完整地表述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标志着我国政党制度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实质上是把我国的政党制度定位在执政党加参政党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创设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可以说，不论是从政党制度结构还是从政党关系，都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一种创新，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任何一种政党制度形式的，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从结构上来讲，世界政党制度模式有两种代表性类型：一是一元化的即一党独揽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二是多元化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即两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和多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我国政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是一元为主导、多元为组织且一元与多元的主体平等的基本架构。这种政党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创造性地结合而形成，和苏联等国家的政党制度完全不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结构是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派及无党派人士等元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结构，共产党是制度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八个派及无党派人士是基本要素，是一种合作型的组织结构。我们知道“组织的结构决定了组织成员的行为，虽然并不是一切行为都是由组织的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说绝大多数行为是由组织结构决定的是不为过的。合作组织中的合作行为之所以是有保障的，就在于它拥有合作的组织结构。合作组织建立起了全新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是出于合作的目的和服务于合作行为的，它为合作行为的持续发生提供了充分的支持”。[2]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组织结构为我国的政党合作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这种政党制度结构模式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制度模式，所以说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一种创新。

从政党关系来看，国外学者一般都是把它区分、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关系，当然也有在多党联合执政情况下的合作关系。国内就曾有学者据此把政党制度分为竞争型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的两种政党制度类型。而又把合作型政党制度分为多个政党联合执政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和中国的执政党加参政党的合作型政党制度。[3]国内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以政党关系的分离性程度高低为依据，大致可将政党关系分为斗争型关系、竞争型关系、合作型关系和统合型关系四类。

严格限制的政党体制中，表现为某个政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其他政党在力量对比上处于次级政党的地位，并且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在功能上成为支配性政党实施政策的工具[4]。竞争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的表述与其他学者表述是一样的，其实这种评价标准是不客观的，在合作型政党制度体系内，应该是所有政党都参与国家政权的，和执政党一起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等。而西方国家的多个政党联合执政并不代表所有政党都参与国家政权的执掌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同样存在多数执政党和少数在野党的竞争，而且参与联合执政的多党之间也有竞争，导致党派之间经常相互倾轧、关系破裂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多党联合执政不应认定是合作型政党制度，因此，一些西方的政党制度研究专家如萨托利根据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干脆把政党制度分为两类，竞争型政党制度和非竞争型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佐证。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又不是非竞争型政党制度，在萨托利的研究中，非竞争型政党制度一般包括一党制和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一党制多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少数国家也有，如葡萄牙与西班牙等。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多存于亚非拉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墨西哥等。[5]在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的国家，如果从政党数量来看，一般都存在着多党竞争，只是一党独大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或象一党制一样垄断着国家政治生活。所以从政党关系角度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造了不同的一种政党制度。为人们在广泛的政治生活中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基本框架，而不是像西方的政党制度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基本框架。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创设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类型，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制度典范。

二、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创新了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多党参与

执政方式是指政党为了履行执政职能、实现执政目的而采取的执掌、控制和运用国家政权的途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涉及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政党介入国家政权的方法和途径；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模式；政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党权运作模式等。由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传统和执政理念等不同，世界各国执政党对执政方式的理解和阐释不同，但均强调执政方式应符合国情并根据民众诉求不断调整变化，所以各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但纵观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方式可以看出：第一、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个国家执政党都是根据本国独特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探索适合自己的执政方式。第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发达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都在实践中继续积极地探索和调整党的执政方式。

在世界上凡有政党政治的国家里，一般来说由于政党制度不同，其执政形式也是不一样的。首先从区域模式来看，我国研究政党制度的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认为，在世界政党政治的历程中，政党执政模式可以分为“西方国家政党执政模式”、“苏共执政模式”、“发展中国家（地区）政党执政模式”[6]三大板块模式。其次从政党与政府关系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教授则认为，可以划分为“超脱式执政党”和“介入式执政党”。[7]“超脱式执政党”是指美国式典型“选举政党”。执政党的“执政”主要体现在总统及由本党精英组成的政府的执政行为上，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发挥执政作用并不明显。政府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不需要得到执政党的批准或认可。按照惯例，执政党也不会做出决议或提出重要议案要求总统或政府贯彻执行。“介入式执政党”是指日本式执政党。选举获胜、新一届政府组成之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较为密切，在政府各项工作的运作中，执政党都扮演着较为积极的、不容忽视的角色。一方面，执政党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也比较重视执政党相关部门的意见。与美国式的执政党相比，日本式的执政党“执政”的色彩更加明显，执政功能更加健全，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更大。第三从政党执掌政权来看，一般学者认为有一党独掌权力执政、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多党轮流竞争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在实行一党制政党制度的国家里，由于只存在一个政党，政治权力被一个政党垄断，其他任何政党不允许存在，因此就形成了只有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形式。在一党制国家里也还有存在多个政党，但也是只有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形式。在两党制国家里，由于存在两个或虽然存在两个以上政党，但只有两个主要政党单独轮流执掌国家政权，就形成两党轮流执政形式。在多党制国家里，由于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就形成了要么一些主要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形式，要么形成其中的一些政党联合起来形成多数党联盟共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联合执政形式。但是一般来说一党制执政形式多存在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多党轮流竞争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则在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得比较多。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多党参与的执政形式，改变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只存在一党制独自执政、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执政、多党联合执政等形式的执政形式，发展、创新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党制度结构是主次、交叉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主政者，执掌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的“轴心政治”力量，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各派是参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执掌，这样就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党政治的执政形式。既不同于一党独自执政，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执政的执政形式，也不同于多党联合执政的执政形式。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了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多党参与，打破要么是、无任何其他政党存在，或、一党或多党在野反对的一党独自执政形式，要么是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轮流执政形式，以及多党联合执政的形式。而中国共产党同各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8]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发展、创新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

三、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完善世界民主的实现形式：协商民主、参与民主

在当下的世界，无论人们对于民主持何种看法，但似乎都承认，民主是值得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是一直将实现人民民主作为重要政治目标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9]列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者和实践者早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0]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11]邓小平在世时，也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3]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中国十七大报告更是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政治目标。然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科学理解民主的真实涵义，理解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它具有普适性，是任何进步人类都必须追求的；同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它具有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是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关注协商性民主形式，主要为了纠正代议制民主形式出现的导向精英民主的弊端。协商性民主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性民主，也成为引人关注的民主形式发展的重要趋势。民主意味着参与，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所以美国著名的参与民主理论研究专家卡罗尔・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认为，真正的民主就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参与的民主。[13]参与式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主张通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共同行动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这是参与式民主的根本特征，它区别于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它并不否认共同体中的利益、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多元性，主张公民参与讨论、协商，正是以承认利益、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多元性为前提的，讨论、协商的目标也不在于消除差异性、多元性，不在于形成统一的共同体的意志，而是相信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各种差异、多元之间能够互助、互利、合作、双赢。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则是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克服了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参与的缺陷，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14]因此，我们认为，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更主要地体现为参与决策，决策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而是民主协商的过程。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完善了世界民主除票决民主之外的其他民主的实现形式：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克服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参与的缺陷。从实质上来看，我国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突破了以往把民主限定在选举环节的观念，将民主扩展到决策过程，是一种更积极的民主主张。正如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2010年的第六届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作了主题演讲时，提出“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15]“协商民主更像是公共论坛而不是竞争的市场，其中，政治讨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它必定要成为那些强调个性、竞争和聚合性的民主模式的普遍替代。”[1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构成的形式，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最基本的民主形式，具有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特征。同时，我国又有着民主协商的传统，特别是有着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的制度。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形式，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所作的一个重要总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丰富民主形式。2007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这是全面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因此我国多党合作的三大制度安排：政治协商的各种形式，参政议政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以及民主监督，[17]尤其是人民政协的协商制度、界别设置制度，更是反映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所体现的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广泛性了。所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不仅完善了民主形式，加深了对民主形式的理解，而且还实现了决策民主、程序民主，克服了选举民主的缺陷，做到了民主的形式和价值的相统一，更是提升了政治民主的质量。

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建构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除竞争型政党制度之外的、新的政党制度研究范本，为构建世界上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实践源泉

首先，国家的差别和民族差异就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因此，不同国家、民族选择不同的政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选择了民主政治的不同的实现形式，而不是选择或者拒绝民主政治的问题。将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视为惟一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的体现，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因此，我们在研究分析评价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时，不应以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标准来分析评价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而应建立我们自己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作为评价标准，（注：当然借鉴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是可行的）来评价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创造性价值。

其次，众所周知，理论源于实践，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任何理论都是不会产生的，或任何理论都会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西方学者所构建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都是源自他们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孜孜不倦探索和研究所得出的成果。理论源于实践，又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所以对于西方学者用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来评价分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则就不奇怪了。他们忽略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及不同民族文化的本土基因的影响，因此导致他们评价分析其他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制度出现偏差也就不奇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建构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除竞争型政党制度之外的新的政党制度研究范本，为构建世界上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的实践源泉。

第三，从马克思列宁的政党合作思想及马列主义政党学说来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关于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自从马克思提出政党理论和政党合作的思想，到列宁创建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把他的政党合作思想得以实践探索过。所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学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合作思想研究提供实践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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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载于2007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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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68.

[13]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4.

[14] 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何在？》，载于2007年1月16日《学习时报》.

[15] 虞崇胜《民主是价值的普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1）.

第4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 反思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52-04

“范式”（Paradigm）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来的重要概念，以科学共同体共同拥有的“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理论与方法论”、“承诺的信念”、“共有价值”、“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例”为特征，[1]为规范学科研究人员和形成学科问题意识提供参考。因此，从范式理论的角度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归纳为：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2]的层次系统，为构建学科体系和培养今后参与研究的共同体成员提供“先决条件”。然而，审视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特别是研究较为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必要内容，而且能为我们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提供接入点和突破口。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概述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生命线”、“政治优势”、“优良传统”、“党和国家的中心环节”的外部工具理性。然而，在面对“现实的人”的时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个体价值和目的价值。正是在对人的观照下，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然而，研究范式的成型总是需要多方面标识对其支撑，笔者将从几个方面论述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3]：

第一，学科体系的建构路径和方式，即学科体系的建构来源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理论基础、知识借鉴和实践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主要包括“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自由和平等、人的理想和信念等理论”[4]。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生存论的研究尤为重要，强调“在逻辑与生存、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静思与行动的关系中，每一种关系中的后者具有本源性的优先地位”[5]。此外，理论资源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人学思想；知识借鉴，主要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的人学思想以及关于中国传统人学的探讨；实践探索，学者们从主体性、交往、对话、生活化、主体间性、接受、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等方面构造理论，并自觉运用于高校、党政工作、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如万光侠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就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和发展论出发，形成了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和“四有”公民教育。

第二，研究方法的来源或独立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结构具有双层性，即内层的客观判断和外层的价值判断。因而，应把体现内层的唯物辩证法和外层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辩证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研究方法。在实际的研究中，有学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人学方法论的不同原则探析出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的具体方法，即“坚持历史性原则，实施系统开放式的教育；坚持对象性原则，促进主体、客体和环境的协调；坚持个性化原则，独立自主的教育方法；坚持民主性原则，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6]。更多的学者从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思想政治教育、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概括出对诸如大学生、青年、群众和党员等的具体方法。总的说来，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方法论体系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特殊性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相结合的方面。

第三，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任务或核心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研究对象不再固守“一个规律论”，而应该以人的思想道德品格的形成、发展规律为侧重。在此规律下，转换思维模式，促进教育内容、过程和方法的转变；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突破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禁域，通过人的需要“铺陈和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内容”[7]，推进人的自我生成、优化和完善，形成与社会相结合的个体功能观；研究的核心内容，突破以政治为中心的教育，从“社会本位”、“道德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强调政治、道德、素质与能力并重，侧重于现实人的主体能力和主体素质的培育。

第四，学科发展的动力模式。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需要论”出发，学科的构建发展动力来源于党政、党策的推动，从而丧失了自主发展的创新和活力。不主动参与、积极构想和能动应对的学科未来发展必将式微。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强调建立在人的自觉基础之上的学科自主构建发展之路，由人的需要、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能动性推动，这就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只有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和行动意识的自觉树立，学术自主性的培育，学科责任的勇敢担当，才能形成学科发展的内源动力系统与实效模式。

第五，学科成果在表现与传达上的视角与话语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话语表达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展开研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切入点。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传播与推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职责，对其进行“话语转译”，使之由“理论观念形态”转换为“实践观念形态”，转换为能够被多数人理解并掌握的平民话语。其次，以青年大学生为切入点。研究青年大学生的接受机制，从专制、权威话语转向平等沟通与人本和谐话语。最后，以学科为切入点。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受到较多“权力话语”的制约，“理性话语”和“个人话语”没有充分展开，了解、吸纳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意识也淡薄，表现出一定的自说自话的倾向，作为学科应该有自己特定的话语结构，体现出培养人、发展人、完善人的“人文关怀”。[8]总的说来，学者们普遍赞同学科成果的话语表达方式应实现从政治话语、文件话语到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的转化，并注重从国家现实、学科发展、学生实际等方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话语表达方式的研究，从而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收听率”。

综上所述，从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形成和目前构建来看，确实具备以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整个学科群的能力。但是，从完善性方面来看，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澄清，这些“明显的随意因素”，要求研究者和工作者进行不断的解惑与答疑。

二、本质与价值：意识形态与人的生存发展优化的对立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价值的争论集中于政治的要求与人的完善之中，这本该不矛盾的一对存在，却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上演化出多种解释，也使得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理论时造成前后范式衔接的“不可通约”。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偏向在政治要求下实现个人完善，而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侧重于在人的生存发展中谋求意识形态认同。因而，这似乎是“本末倒置”的不同路径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价值的研究趋向多元的同时，也划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研究范式与人学范式的界限。

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起始于对以“社会需要论”为特征的传统范式的危机中，突破了传统范式把人作为“一块砖”、“螺丝钉”的工具功能，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的和现实目的都是以人为中心、为了人且依靠人。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在强调人的生存、发展的同时，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性，在“一元”统领与“多元”并存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忽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完整性，包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而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运用，这是否意味着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仅归为属人、为人和完人的人学范畴，在否定一味政治完善的要求下弥补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否定了人的政治价值。其二，认为“意识形态性、社会性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理解，对人进行精神牵引和生存关怀，构筑人的精神世界，引领、提升人之生存，才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9]，这是否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和价值性。其三，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出现的二元划分，是否取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价值。

库恩认为，在科学世界中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绝对的不可通约性。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可通约性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植根于传统与过去基础上的“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统一。因而，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工具研究应该客观对待，以免陷入“历史的辉格解释”之中。因此，我们应该牢记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避免从去阶级性走向了否定政治性的极端。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脱离现实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是由于仅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是一种教育活动，因而，丧失了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根据，主张“回到社会哲学范式”，即是在现实的背景下，使社会哲学范式介入现代视界。[10]这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缺乏本质立场的修复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对于坚持意识形态性与促进人的生存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立矛盾。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看到了人类未来超越性的一面，忽视了现实的人的社会政治性存在，而传统范式却固守着阶级性的一面，忘却了人类社会最终将消灭阶级，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完善，在于强调“现实的人”的政治性需要。只有在充分尊重个人要求的基础上着力实现并回归到政治的核心价值才能使分散的个人意志得到统一，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得到集体价值的升华而不仅限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维护。

三、手段与目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被认为是国家意志的宣传灌输工具、政党的附庸和政策的解释者，极大地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然而，这种社会功能是用社会去说明个人，造成了社会与个人的对立。而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由“现实的人”出发，赋予现实人以人性观照和人文关怀。但是，这其实是把“现实的人”抽象化，把各种理想、最优化赋予“现实的人”，构建了许多空中楼阁把人放进去，无视人应该在社会中才能得到蓬勃与滋养。因此，人成为了目的，社会降格为手段，又再次使社会与个人对立。

这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反思：其一，从功能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强调个体的功能，但这种个体功能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所显示的，还是就个体功能谈个体功能，无视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主观世界内“闭门造车”。其二，从目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强调促进人的生存发展的优化，即改造主观世界，是否就意味着放弃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三，从价值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强调个体价值、个人需要的实现，是否抹去了社会的奉献和关注。

马克思说过：“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1]同样地，也应当避免把人当作抽象的东西同社会对立起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集合体。因而，无论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社会本位”，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个体本位”都无法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矛盾的出现在于无法使社会成为先验存在的实体，也无法使人成为超验的精神实体或离群索居的独立存在。对此，有学者认为把个人与社会统一起来，提出确立“科学实践观范式”[12]，在实践的基础上，用社会来解释人，用人来说明社会，克服了目的和手段描述的局限性，是对两种范式的扬弃。这种科学实践观从一定意义上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共生共在的关系，把分离的两者重新回归到整体，从肯定性方面化解对立性，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视角。

然而，科学实践的主导权仍然握在个人的手上，难以保障不会再出现对立的局面。因而，从上述反思的角度来看，融合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强调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构造、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等，才有可能解决这种对立观，使对立走向统一。实现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整体一致化，不是单面、孤立地谈论个人重要还是社会重要、优先发展社会还是优先实现个人价值、成全社会还是牺牲个人，而是个人与社会的相融共生。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完善也正在于此，突破社会与个人的手段目的对立论，形成社会与个人的双向统一价值论，更多地在社会协调中考虑个体条件，在个人实现中谋求社会整合，而不应仅偏向于社会或个人。

四、冲突与共识：理论与实践的对立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呈现出“规范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对于政策宣传、政权的合法性地位的肯定上。虽然这种“规范性”所培育出来的人在历史上曾经起到精神动力的作用，但是却无法抹杀其整齐划一、毫无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本质。人是具有多种欲望和实现自我的综合体，但传统范式不了解也解决不了人对现实的关怀、需要的向往问题。因此，理论在观照不了现实的情况下最终造成了与实践冲突和对立的局面。

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则恰恰相反，具有人是目的的自觉，不仅深挖马克思主义人学对现实人的指导理论，而且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充分完整地理解现实人的交往、主体间的关系。但是，它在构建基本理论与范畴的同时，却回到了思辨的旧圆圈，不仅满足于表面和浅层的成果，而且从过度理想化的角度构建理论。这种仅在理论层面的“焦虑”，实现不了对现实问题的“解忧”。

这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反思：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的研究缺乏对现实的观照，是否重新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现象。其二，对于理论与现实的紧密性和亲和力的不足，对于理论的实效问题就值得我们反思了。其三，这种缺乏实践检验的人学研究，如何论证其对人的积极意义和方法论价值，是否能促进现实人的自我构建的完善。

然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教化论”的提出中可以体现。有学者站在“教化论”的角度思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手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提出教化“既从根本上关注人之内在精神的整体生长，亦在过程中呈现出工具性价值，是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德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13]。这无疑是对灌输方法的回归，教化的本质仍然是强制服从的手段，不可能以个体的内在需要、心理机制和现实价值为起点，其仍处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分法之中，不仅不能修补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两层脱节的现实，更是火上浇油。

因此，笔者认为，回归到最朴实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植根于现实的理论才会生根发芽，只有从现实具体中抽象出理论，才能寻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共识。因而，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才能实现对现实人的终极关怀，人的生活品质、内容、效能才能大大提升与优化，那么，“诗意地栖居”将不再是空话。

综上所述，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分重视社会政治的功能与工具应用，忽视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意义构建为起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反思。但这种从一种极端到另一种极端的发展路径，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诊治，无法深入到本质中枢，我们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基础之上寻求生长路径。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完善的可能性路径，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范式作为研究范式为学科共同体所提供的一系列层次结构系统并不是作为实践范式，仅提供实践模式；其次，回应上述现实中出现的诸如政治性与价值性、社会与个人、理论与实践等关系问题；最后，在深入到现实人的现实实践中养成学科自觉和全局观念，为学科提供范例和动力的基础上，促进学科发展和自身的完善。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才能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而由此形成的研究范式才能使学科充满活力，促进社会发展与个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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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应当体现人文关怀[J].求实，2008（7）：75-78.

[9] 曹清燕.引领人之生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J].探索，2010（6）：124-128.

[10] 陶磊，黄明理.人学范式，还是社会哲学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反思[J].探索，2011（6）：120-125.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第5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运行

作者简介：杨高（1967-），男，四川乐山人，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11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运行机制的研究”（编号：CJS11—054；主持人：扬高）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4-0028-02

一、开展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机制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要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高等学校要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和教学大纲，规定学时和学分，提供必要经费。”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3号）指出：“大学生社会实践要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主要内容，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以稳定的实践基地为依托，以建立长效机制为保障，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就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方法。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从目标定位、教学体系、教学模式、教学机制、活动形式、实践基地、运行模式等方面开展了研究。虽然国内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全面、系统地研究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机制还是极少的。本文在对四川省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运行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探索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机制，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实践教学是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课程和教学内容和要求，以社会实践为大课堂，以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为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活动，以获取思想道德方面的直接体验，使主观世界得以改造，主体能力得以优化的教学方式或教学环节。其基本特点是把课堂教学的精髓搬到社会实践大课堂，通过社会实践的养成教育，内化大学生做人的基本素质并外化为社会实践行为。社会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机制的研究，成为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重要手段。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过程

（一）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涉及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两门课程。在《基础》课的教学中，用4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28学时，实践教学14学时（其中课内实践6学时、课外实践8学时）分专题进行教学。在《概论》课的教学中，用7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48学时，实践教学24学时（其中课内实践10学时、课外实践14学时）分专题进行教学。在教学时间的安排分布上，理论教学学时体现在课表中，实践教学学时不体现在课表中。

（二）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形式、内容与目的

社会实践的教学内容在班级课表以外的时间进行。课内实践的教学跟随理论教学内容同步进行，课外实践的教学在寒假、暑假、节假日的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

1.《基础》课程的社会实践环节的教学形式、内容与目的。课内实践分3个专题教学，每个专题实践教学2学时。第一专题为人生与人生价值观。采取电教教学形式，播放影视：如《天那边》、《大爱无疆》、《钱学森》等其中之一，要求学生完成以人生与人生价值观为主题的不低于2000字小论文，帮助学生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观念纷杂、价值多元的现实，影响和困扰着大学生人生价值的选择难点问题。第二专题为道德品质。采取辩论赛的教学形式，辩论如“人生重在奉献，人生重在索取”；“大学生谈恋爱利大于弊，大学生谈恋爱弊大于利”；“诚信使人受益，诚信使人吃亏”；“道德修养有助于个人成功，道德修养会妨碍个人成功”等之中的辩题，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教材内容，提高道德修养，锻炼自学能力、思辨能力、组织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锻炼心理素质，更加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第三专题为法律知识。采取模拟法庭的教学形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之一案例，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法治观念、培养学生的法律素质，使其能运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来分析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

课外实践以爱国主义、人生价值、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谐社会、青少年犯罪之一为实践主题，学生自拟实践题目，在教师指导下实践，以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形式体现社会实践活动效果。

2.《概论》课程的社会实践环节的教学形式、内容与目的。课内实践分5个专题教学，每个专题实践教学2学时。第一专题为思想。采取电教教学形式，播放影视：《世纪伟人—》，帮助学生了解和思想。第二专题为邓小平理论。采取电教教学形式，播放影视：《邓小平》，帮助学生了解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第三专题为科学发展观。采取演讲比赛或者座谈会的教学形式，要求学生联系自己家乡谈科学发展观，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践行科学发展观。第四专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问题。采取辩论赛的教学形式，辩论“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否优越于三权分立制”；“我国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能否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劣”；“中国改革开放的得与失”等之中的辩题，帮助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第五专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体布局。采取办政治小报的教学形式，帮助学生认识、理解和运用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方针和政策。

课外实践以居民消费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谐社会之一为实践主题，学生自拟实践题目，在教师指导下实践，以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形式体现社会实践活动效果。

（三）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运行

《基础》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安排（教学时间18周）

《概论》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安排（教学时间18周）

每班级以6人—8人分为若干小组，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实践课题的选择、内容的分解、实践方案的设计、运行，最终形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教师参与1个小组的现场全过程实践活动。学生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在下学期开学第1周内交教师，教师在下学期开学第3周内完成评阅工作并最终形成本课程学生的总成绩。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教师社会实践主题与要求；学生填写社会实践课题调研及实施方案表；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实践课题内容分解与实践方案设计；教师参与学生实践；学生完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或论文；学生交齐社会实践资料；教师批阅，得出学生社会实践成绩

学生与教师要求完成下表所示内容

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学时以《概论》课14学时为例分解如下：教师布置社会实践任务，说明相关要求、注意事项，学生选择需要完成的课题，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计2学时；教师指导学生完成调研分组、任务分解工作。学生收集资料，做好调研方案、表格的填写工作计2学时；教师带领学生到实践基地进行社会实践，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工作计4学时；教师与从事实践的学生随时沟通，了解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进度及具体情况，作出指导工作计2学时；教师收集学生实践报告，对比实践方案设计以及报告各项量化指标，详加分析，给出实践成绩，并分析取得的成绩，指出不足改进之处工作计4学时。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运行机制的保障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环节的教学是否能顺利运行，依赖于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按照现时高职院校招生情况，每年将新进2500—3000名3年制高专学生。要确保如此数量的一年级学生的社会实践教学，需要学校根据自身环境、特色，因地制宜建立起大量能提供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实践教学的爱国主义基地（博物馆、纪念馆等）、法制教育基地（如法院、监狱、戒毒所等）、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地、社区基地、现代企业基地等，支撑社会实践的教学。能将各专业课实习实训基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这无疑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建设最有效地途径，也是社会实践环节教学得以实现的最有力地保障。

（二）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必要的经费。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实践教学.....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提供必要经费。”高职院校要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经费投入。“按全校在校生每年生均10-20元的标准划拨课程建设经费，并争取逐年有所增加。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教学教研、教师培训、队伍建设以及教学资料购买等。”[1]课程建设经费的使用要确保用于诸如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考察、重点实践项目的调查报告、等社会实践教学环节方面的支出。

（三）以多元化考核体系取代现行一般考试考核方式。学生的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10%）、社会实践成绩（50%）和期末考试成绩（40%）三部分构成进行综合评定。如下表：

（四）安全保障措施。学校应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安全制度》，教师要着重抓好学生社会实践安全教育工作，尤其需要制定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全指南》手册并发放到各组成员手中。手册需包含交通安全、财产安全、住宿安全、实践现场安全、卫生疾病安全、防范滋扰安全、其他注意事项等内容。

第6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　针对性　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强调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使用”。因此，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高校德育教育必须认真探索的重要课题。①

1　突出课程任务，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前提

一是认知时事。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知国内外形势，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积累必要的知识和阅历，提升政治敏锐度和鉴别力；二是认同政策。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激发投身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热情；三是认清趋势。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未来形势的趋向有一定的前瞻性。

2　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基础

一是突出时效性。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是内容常变常新，与时俱进，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讲授内容，紧扣时代脉搏。但并非意味着什么内容都可以给学生讲，要把与学生有关的、学生关心的国际、国内时政热点讲给学生，不但要讲清是什么，而且要讲清为什么，并分析事情发展的趋势、利弊。讲大事可以吸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讲清了这些事情的本质和来龙去脉，就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是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其内在地贯穿着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自身功能的自觉追求。现代教育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的有机统一，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形势与政策课肩负着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教学目标，其关键是看其能否培养出素质全面的人才，而培养素质全面人才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学生个体的个性特点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偏见，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并不显著。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更关注学生的个性诉求、人格完善及道德品质。在“中央16号文件”指导下，在“形势与政策”内涵建设上，应充分体现出关注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特点，有意识地注重人文精神的倡导和再造，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还能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功能的内在诉求，培养出更多的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3　强化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

其一，“注重主体性”。当前，许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教学形式仍是“满堂灌”，教师既是教学的主导者又是组织者。尽管每次上课前，任课教师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课堂讲授也能“声情并茂”，但由于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教师的讲课往往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共鸣。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关键在于切实贯彻“以学生为本”和“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教学原则，在教育中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探索“形势与政策”课的主体性教育模式，即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下转第114页）（上接第45页）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主动选择、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的主动参与、形势与政策精神的主动内化，以及主动探究等形式来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目的一种模式。

其二，“注重实践性”。在突出学生主体性的同时，教师还应多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教师可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应学生特点的实践性教育内容和形式。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包括校内实践性教学活动。如演讲、辩论、案例教学、座谈会等，使学生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消化和运用书本理论知识的能力。校内实践性教学活动还有“请进来”的教学方式，就是有针对性地邀请有关学者、专家到学校给大学生介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师生开展直接的交流和研讨；实践性教学活动还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性教学，主要包括参观与现场教学相结合、专题调查或暑期社会实践等等，使学生在感知丰富多彩生活场景的同时提升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

4　改革创新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互动的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方向

专题化教学，就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内在的特点与人文精神内涵，围绕课程教学的目的与要求，遵循课程各章内容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将课程内容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若干个理论专题，进而围绕各个理论专题确立教学方案并开展课程理论教学的一种教育方式。通过专题式授课，可全面、系统、客观地分析形势，宣讲政策，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理论及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进行精讲，使学生能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标准观察分析形势。

主题性实践教学，是为弥补专题化理论教学的缺陷而设计的，专题化理论教学对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关注不够充分，在引导学生能动感知和体验社会与生活方面也难以获得理想效果。主题性实践教学就是依据设定的理论专题，结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总体目标要求来确立相应的社会实践主题，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进而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去感知社会丰富多彩生活场景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成效显著。可以看出，“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是相辅相成、互动统一的关系。采用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互动模式对于增强课程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成效显著。同时这一模式的设计与实施，不仅能够克服传统教学模式偏重于理论上的说教而脱离学生现实关怀的弊端，而且还能够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灵活的空间，进而实现理论说教与实践体验的有机统一。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司〔2004〕13号）.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简称中央16号文件）；

第7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第8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众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以商业性、媒介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从而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语言符号也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文化的资本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话语体系带来挑战，淡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色彩，资本本位取代价值本位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诉求的是感官经验的视觉形象，而非书面性概念意义的文本修辞效果。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像、模拟和仿真在高校思想政治思想理论课中过度再生产，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将感性层面的本能欲望满足所获得的消遣愉悦作为卖点，而不是深层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就此造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大众文化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持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以游戏的形式消解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宜教色彩。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反映的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而不是基于抽象的价值理性的宏大叙事，也就造就了大众文化的日常化、琐碎化甚至是庸俗化。大众文化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感受为切入点，弥散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使教学话语体系的深度结构转为丧失深度的平面结构。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立足于感性层面形象的审美化，而不是精神层面信仰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所导致的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使教学话语体系丧失对思想内容的形式分类、抽象概括和逻辑论证能力，最终导致语言世界的空洞化、思想世界的虚无化、情感世界的零度化。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是以纯粹欲望的满足构建自我价值体系的快餐文化，而不是以心灵的震撼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学话语体系的语言符号不再反映现实，而是遮蔽现实。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技术化的批量生产，显然是对教学话语体系表意方式的必然性消解。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具有创造性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本身蕴涵着能动的解码力量。大众不是单质的一元化群体，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组合；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着生命活力的自由创造者。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的内涵，并对既有的文化格局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文化走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发展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同时，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天然的平等品格和民主精神，在文化形式上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等级化向民主化的转变、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促使教学话语体系从控制支配转化为对话交流。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的语言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进而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系统。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差异性、等级性和垄断性，这对于文化资源的共享、共同意识的建构、价值信念的传承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的媒介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扩展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教学话语体系形成有效的理论自觉。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以其温馨、轻松、休闲、欢乐、回忆等手法，使在紧张疲惫、超荷压力生活下的大众放松心理状态，弥补生活的单调性、片面性和孤独性。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以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表达严肃庄重的思想内涵，使大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文本更易理解；以民主平等的语言对话传递高尚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大学生与教师达到价值的视域融合。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交互式体系的转变，达成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普遍认同。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文化走向民主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内建立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政治上的公民权，也会塑造大学生文化上的公民权。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新颖性、动态性和独特性。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并不是基于控制性思维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重建，而是要将触角伸向身体领域、消费领域和符号领域，在无意识世界中探寻大学生自我平衡和信仰皈依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效率性、活跃性和创新性，大众文化从其审美趣味的普泛化出发，紧紧把握时代流行的脉动，吸纳广泛的接受者，力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者，学生不再是纯粹的接受者，教师必须考虑到学生现实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原则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消费，维持与现实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实现路径

大众文化由于对感性层面物质欲望的执着，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功利化、标准化、庸俗化和空洞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众文化对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作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要实现从教学理念、教学机制、教学内容到教学模式的全方位创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转变的实现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语言交往不仅涉及互为主体的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且语言交往作为内在的环节实现了价值和意义的生成。这种语言交往实践规避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可能导致的灌输化、控制化和同质化等消极影响，倡扬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产生的平等化、现实化和效率化等积极意义。

（一）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发展趋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返回生活世界，建构起基于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开辟充满意义的语言交往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扬弃教师抽象的独语，在师生之间的语言交往中达到普遍性共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生活话语转化消解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造成的功利化、平庸化和浪漫化等消极影响，强化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生发的亲民化、平实化和风趣化等积极意义。

（二）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另一方向。在大众文化视域下，语言形式还有朝着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加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性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决定了其语言交往形式不应停留在生活世界的具体化层面，而应该上升到精神世界的抽象化层面，通过精神层面的语言交往观念地建构起意义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对于大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避免痴迷低俗的物质欲望，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应尽可能地创造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构建起抽象化的普遍性价值共识，进而将价值共识引向实践过程本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学术话语性质定位避免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肤浅化、平面化和粗疏化等消极影响，提升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引动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积极意义。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方向要求语言交往具备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等特点。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科学技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交往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的助推器。现代科学科技使语言交往超越了自然语言的局限性，构建出纯粹形式的科学语言，通过语言的逻辑化实现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在大众视域下，科学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交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创造了语言符号的新形式，创新了交往主体的新观念，创制了交往方式的新样式，最终将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活动的交际能力获得空前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必要前提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动力。

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回到交往实践中去。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语言交往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亲近生活世界；通过语言交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富有意义；通过交往语言的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潘晴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生成—以科学发展观为视域[J].东南大学学报，2010（4）：117

[2] 王金玲.关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2（2）：69

第9篇：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 权利保障 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①网络时代的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网络政治参与权，而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需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法治化，这涉及到政治参与法治化建设的必然性与原则、具体措施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

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体现了参与式民主的要求，可以促使公务人员按照民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与基础。要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就要在法律上赋予公民政治参与权。公民参与权是公民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公民通过国家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公民参与权是一类权利的总称，主要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参加听证、参与民意调查、提出意见、建议权等等。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必要对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即公民的网络参政权作出规范与保障。保障公民网络参与权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了人民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行使，就是维护落实人民的宪法原则。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而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包括了公民广泛、自觉的政治参与。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参与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在网民激增与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网络政治参与权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必然要受到高度重视。

为加强对公民网络参政的保护，应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法规保障的不足之处。现行法律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不足之处较多，如宪法并没有集中、明确地规定参与权，在有关政治参与的条文明确性方面，宪法的规定尚显不足：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该条没有明确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间是在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实施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因为这种批评、建议若仅在行为实施之后提出，就仅仅起到事后监督作用，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又如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缺乏刚性规定。当前有很多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种公众参与的形式，但是其规定普遍缺乏强制性，因此公众参与往往被作为制度创新大力宣传，却难于以制度化形式存在。拿听证来说，《立法法》等仅规定有关机关作出决议、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而对上述形式缺少硬性规定，因此立法应补充规定听证会代表如何遴选、听证意见如何处理等操作规程、不进行听证的法律责任，否则听证程序将成为随意取舍的环节。

上述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足之处说明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需要从各方面完善立法，不仅要针对有关公民网络参政的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立法，而且也应完善其他法律中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

网络言论自由原则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自由发表言论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形式，因此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言论自由原则有利于推动社会观念的发展进步。目前网络上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现象比较严重，这使人们认识到对于网络上言论自由原则的运用必须有所限制，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网络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划定一个合理边界。在我国，确定言论自由合理界限的基本依据是《宪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其他公民与组织的合法民事权利。由于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国家机关利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词语的具体含义不清晰、有争议的特点，以“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名义进行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因此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这两个较有弹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划定网络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防止国家机关滥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侵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利。

近年来，有一些不法分子出于各种目的在网上散布各种谣言。网络谣言包括网络政治参与的谣言，传播快，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网络谣言自然不属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象，完善对其的司法惩处措施非常必要。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处理网络谣言上升到刑法层面，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细化的规定，例如对相关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区分，提出明确的量化标准;提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标准，从而为用刑罚手段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根据《解释》等刑法相关规定的反面解释可知，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网络上、转发，即使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损害，也不构成犯罪。如此则《解释》有助于厘清公民信息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有效保障了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

总之，《解释》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最终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进步。《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解释》目前尚属于司法解释层面，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机关可根据《解释》适用的实际情况，择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增强相关规定的权威性。同时未来立法也应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政治参与而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

依法参与原则

依法参与原则是指公民在网上进行政治参与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原则。人们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均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民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不得违法侵害法律保护的利益。

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是公民依法参与网络政治的前提。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新事物如微博、博客等不断出现，依托网络技术发展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与规模也日新月异，而我国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使得我国网络和网络政治参与的立法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由于缺失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一直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网民政治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立法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落实公民依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原则的前提。

拟制定的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应是符合网络空间特点的一部专门网络法律。立法应与网络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特点相适应，应适应网络政治参与现状，适时调整各类法律关系，最终为网络民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必须立法规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范围、渠道、方法等内容。根据政治学相关原理，网络政治参与内容可主要包括决策参与、立法参与、执法参与、争议裁决参与、监督参与等内容;在政治参与的渠道、方式上，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可建立网络投票、网络政治辩论等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立法亦应完善相关的司法救济程序，尤其要针对网络自身特点创设符合网络空间环境特点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司法救济措施。应注意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既要规范网络秩序，更要注意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要在规范网络秩序与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

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

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媒介―网络媒体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管制有害信息。有害信息是指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违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违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各类信息，包括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互联网的开放性为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利益的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新型土壤，导致一些试图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分子散播的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危害了网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实际利益，扰乱了网络社会正常秩序，因此有必要对有害信息等进行网络管制以禁止其传播。

禁止有害信息传播原则与网络言论自由原则并不冲突。任何国家均没有绝对的网络言论自由，其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均受到法律限制。因此，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既要注意保护网络政治参与者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要对有害的网络政治参与信息加以限制或禁止传播。但是对网络政治参与有害信息的内涵界定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大，就会损害网络言论自由原则，而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小，就会使禁止有害信息传播的立法目的落空，因此立法要慎重地合理划定有害信息与无害信息的界限。

适度管制原则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一些负面的行为，如在网上煽动分裂祖国、散播政治谣言等违法行为也随之而来，它们让人们感受到了网络民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减少网络民主的负作用，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实施适度管制。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非理性等消极特点决定了有必要对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有序而适度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网络民主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网络社会中，公民可以选择多种政治参与方式，再加上网络控制的难度较大，极易可能使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要求超越当前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政治体系稳定形成新的挑战。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加上网络政治参与人数多、网络结构复杂决定了对网络的管理困难。由于网络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是在自由和缺少管制下进行的，任何人都可追逐极端的个人自由，随心所欲任意发表言论、进行活动，因此网络政治参与中容易出现网民大量的“非理性”参与行为。上述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且非理性特点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危机，易引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民众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

第二，需要通过适度管制消除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的不平等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是不平等分配的，能够左右网络信息资源分配获取的“信息强者”往往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网民的信息权利，此种现状决定了有必要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管制。通过管制规范“信息强者”的行为，使其网络行为能合法合理，注意保护“信息弱者”的利益，实现网民政治参与权由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嬗变，从而最大限度实现网民间平等的观点交流，实现对话平等，促进网络民主的发展。

对网络的管制不能“为管制而管制”，网络需要适度而有效的管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网络管制需要标准和限度，需要遵循适度原则，把握好管制力度。网络管制过弱会使网络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损害社会利益，而网络管制过强会压制网民参与政治的活力与热情，同样也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因此，进行网络管制时必须平衡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把握好网络管制的尺度、力度与具体措施，应以既可防止网络违法行为、又不至于侵害网民政治参与权利为标准。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需要立法者高度重视与谨慎界定。

结语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各个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贯彻的原则，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尚在完善之中的国家，市民社会不发达而政治国家很强大，政治国家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为了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首先明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保障法，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必须首先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与言论自由权。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平衡的需要，在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需要贯彻依法参与原则、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从而依法加强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行使的合理限制与依法规范，但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种种限制也必须适度，以防止对公民正当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利造成妨害，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必须贯彻适度管制原则。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各个基本原则互相联系、制约，立法者必须注意如何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立法中平衡各个基本原则的关系。

（作者分别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治化路径研究”和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侵权法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k0200、XAGDXJJ0928）

【注释】

①李祥：“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行政论坛》，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