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教案精选(九篇)

第1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逃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渐渐被人遗忘，直到1900年，一个浑浑噩噩又不乏小聪明的道士，他一次不经意的行为，让这个荒凉残破沉睡千年的地方再次汇集了世界的目光。“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从此，敦煌的辉煌与耻辱就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小人物就是道士王圆。

传奇总是在不经意中完成的。吊诡的是，历史把这个奇遇的机缘幸运地赐给了王圆这个年近半百的道士。是他发现了敦煌藏经洞！是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窟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窟耗尽青春；欲哭无泪的悔恨与被挫伤的民族自尊将由这个洞窟吞吐。

王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但纵使费尽心机梳理他一生的事迹，仍难以寻觅到他与他的伟大发现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蛛丝马迹。

王道士（约1850―1931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县。本名园禄，现在更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叫“圆”。“圆”这个名字蕴涵着非常浓厚的道教味儿，似乎让人感觉到这一定是在他做了道士之后才有了这个意味着功德圆满的名字。

王道士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生活的麻城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湖北省包括麻城在内的十个大县从农历的六月到九月滴雨未下。直到第二年，仍持续大旱。连年的灾荒致使庄稼枯死，米价飞涨。史书记载曰：“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孳。”虽然政府也制定了“缓征本年租税三分之二”的政策，但实际上对饥寒交迫的灾民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

刚刚八九岁的王圆为了活命，也不得不跟随家人，凄凄惨惨地汇聚到逃难的滚滚人流中，开始了他漫长的流浪生涯。历史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一个流浪儿的生活，所以即使他辗转流落到敦煌发现了举世瞩目的藏经洞，他的人生经历轨迹也仍然很不清晰，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片段来推测。大概在清光绪初年，他在甘肃酒泉的巡防军里当过差。而当时的酒泉，道教活动颇盛，驻军的巡防营里也传播着道教教义，王圆可能在服役期间就接触了道教。在退伍之后，不知出于何故，就在当地出家成了道士，师父是当地道行高洁的盛道法师，给他起了个道号，叫法真。因此，道人尊称他为“王法真”，俗人习惯称他为“王道士”。

从八九岁背井离乡到中年出家为道，他的墓志铭说“历尽魔劫”，从而“灰心名利”。再后来他又到处漂泊，离开酒泉，继续向西云游。而这时，在他的心中至少已经种下了道教信仰的种子。他可能到过许多地方，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漫游到敦煌莫高窟，就在这儿安顿下来，直到终老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一个道士为什么会选择在本来是佛教圣地的莫高窟居住下来？可能当时的莫高窟虽已非常萧条败落，但寺院的香火还没有中断，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还勉强可以接续。也可能因为莫高窟那清静安宁的环境让漂泊流浪多年的王道士可以安放那疲惫的灵魂，于是莫高窟便成了他最为理想的落脚地。难怪他初见千佛古洞，乃慨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在这个佛教圣地，曾经的辉煌虽然已成过往，但荒芜的洞窟和斑驳的造像仍然散发着雄浑的气魄和诱人的光彩。莫高窟浓厚的宗教气氛无疑也契合了他模模糊糊的，让他决定停下那云游四方的脚步。

王道士选择了莫高窟，莫高窟也接纳了王道士。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已年近半百，而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当时这两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于自生自灭之中，大自然的风雨可以恣意侵袭，一幅破败荒凉的景象。

近乎无人问津的莫高窟为王道士的进入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眼见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便自愿地担当起“守护神”的重任。在一种模糊朦胧的的驱使下，他以修窟拜佛的名义，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并对洞窟进行维修。他还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平整的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慢慢地，他和当地的百姓士绅熟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渐渐确立起来。他很快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自居。

王道士开始着手修复残破的莫高窟。他粉刷了一些洞窟里历经风雨剥蚀、颜色剥落灰暗的壁画；还把一些洞窟里的佛教塑像毁掉，改为道教塑像；又打通了洞窟之间的岩壁，修建了连接洞窟的一个个甬道，这样洞窟之间行走就方便多了，但岩壁上精美的壁画却也遭到破坏。另外，他还请人在一处新筑的走廊上描绘了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王道士甚至还用老百姓布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的敦煌来说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俗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竟然还是敦煌老百姓施给佛窟的钱，这似乎有些荒唐。其实，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不仅把一个道士安排在和尚居住的佛窟里，还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竭虔诚之意，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透着离奇古怪，让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就是事实。

很快，莫高窟的一些洞窟里已经摆放着由王道士新塑的泥像和经他之手涂抹的新“壁画”。他还在莫高窟前栽种了一大片白杨，如今早已绿树成荫，参天蔽日。后来，敦煌县长为嘉奖他的功德，还委任其为道会会司，因此，也有人称他为“王会司”。

王道士在莫高窟住了下来，最终使他成为藏经洞的揭秘人。这是阴差阳错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暗示？其实神秘的力量是不存在的，虔诚的才是王道士接近藏经洞的关键所在。假如他没有在莫高窟发展道教的宏大志向，莫高窟的藏经洞不知还要沉睡多久。好在历史不容假设，藏经洞重见天日的日子还是悄悄地到来了。

1900年6月22日，对王道士来说，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对世界文化史来说，却是一个必须铭记的日子。

在后来被编为16号的洞窟上建成道教标志性建筑――太清宫，似乎是王道士长久以来的梦想。为完成这一宏愿，就必须把16窟的上下两层打通，但洞窟中填满了多年的积沙，要想完成这项工程，必须先把积沙清理出去，否则，凿通工程就根本没办法进行。

那天和往常一样，王道士雇人清理积沙，在所剩不多时，忽然听到壁面发出响声，入口附近的壁面随即裂开了一道缝隙。原来，这是常年被积沙壅护的窟壁乍一失去积沙而倾斜龟裂。在王道士的印象中，这个洞窟的墙面应该是山体，不应该是虚空的，怎么会有缝隙呢？他疑惑不解地敲了一下那面墙壁，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于是，王道士和其中一个杨姓伙计拆除了这残垣败壁，里面露出一个土坯垒砌的小门。拆除了土坯，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黑黝黝的复洞，大约几丈见方，里面堆满了无数叠放整齐的白布包，密密麻麻，所剩空间仅能勉强容下两人。每一布包裹经十卷，从窟底排放到窟顶，又有数不清的佛帧绣像等平铺在白布包之下，另有封藏的许多古物。这个洞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藏经洞，洞内所藏书籍总数约5万卷，被后人称为“敦煌遗书”。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在莫高窟住下后，一面收取香火钱，一面雇人抄经以便出售。当时王道士雇书生杨河清在16号窟甬道立一香案抄经，杨在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这天，杨又伏案抄经，和往常一样，把还未燃尽的芨芨草插在了墙缝中，意外的是，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用旱烟管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或许是因为芨芨草不易燃烧，又有人说杨河清其实是用佛案上的佛香来点旱烟。抄经的杨氏每次点过旱烟之后就随手把佛香插到身后墙壁的缝隙里。可是，有一天，佛香插入墙体很深，一根佛香插完都没有到底，于是他猜测墙壁后面可能是中空的，就告诉了王道士，之后，发现了密室。

这是一个怎样的洞窟呢？

这个现在编号为17窟的藏经洞，位于16窟甬道的北壁，距地面约1米高。其实与16窟是同一窟洞，二者合二为一，是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三层楼”的最底层，第16窟的附设小禅窟。它的窟门仅高1.8米，宽0.8至0.9米。洞窟是个东西长2.7米、南北宽2.8米、高2.5米的方形窟室，建于晚唐，坐北朝南。覆斗形顶，北壁贴壁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其侧面和前侧面画有壶门、衔灵芝的鹿、茶花边饰和云头僧履（僧靴）。窟顶以及西、东、南各壁均无壁画，西壁北端嵌有高1.5米、宽0.7米的洪辩告身碑。碑文显示，此窟为纪念9世纪的高僧洪辩而凿。北壁中间画有两株枝叶繁茂的菩提树，树叶青翠欲滴，枝叶交互拌存，使人仿佛感觉到阵阵清风吹拂着菩提圣树，耳边响起美妙动人的枝叶摩挲声。左侧树枝上悬挂着僧人使用的静水瓶，树下有一比丘尼，双手捧持对凤图案的团扇，恭敬侍立。右侧树枝上挂着一只挎带，树下站立一位近事女（又叫优波夷，在家女弟子），一手持杖，神态端庄严谨。

此窟原为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生前禅室，用于禅修，附设于他的功德窟（即第16窟）甬道北壁。洪辩死后，他的弟子为纪念他，就将此室改为影窟（或影堂，即纪念堂），并在窟内立洪辩的真身彩塑像，展现他生前的情景。随着时间的流逝，朝代的更迭，洪辩之后，先后有不同的人担任都僧统，后来的人似乎渐渐将洪辩淡忘了。一百多年后的某一天，也不知为什么，有人竟然将洪辩塑像从此窟中移走，把他安置到另外一个不起眼的小洞窟（今编第362窟）中，另将大量古本、印本、佛经、绢画、法器、社会文书以及其他艺术品秘藏于此窟，并将窟门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还抹盖了第16窟主室、甬道的全部壁画，彩绘上当时流行的千佛、供养菩萨、团花等壁画进行伪饰。

这座举世瞩目的藏经洞，是何时缘于何因被封闭的呢？

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是1002年，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出，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即1002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900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研究者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总体来看，“避难说”和“废弃说”是当前学界比较流行的两种说法。

持“避难说”的学者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对敦煌经卷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洞窟之中。1006年，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河西地区再次陷入了战争的恐慌。此消息传到敦煌，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三界寺的僧侣们担心寺院保存多年的珍贵经卷遭受灭顶之灾，决定把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用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经过仔细勘察，他们选中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也就是洪辩和尚的影窟。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他们把洪辩和尚的塑像请出，把经卷等堆放整齐，然后封闭洞门，并在外面墙壁绘制壁画做掩饰。

日子慢慢过去，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势力并未挥师东进。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照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确实是为了躲避战争的话，那么战火并未降临时，作为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佛经及器物等理应很快被拿出使用。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过藏经的洞窟，这又是为什么呢？许多难解之谜让“避难说”屡遭诟病。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学者们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就是“废弃说”。它能否真正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呢？

不少学者认为在藏经洞封闭之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安排了一次清点经卷的活动，各寺院把在长期使用中损坏的经卷全部清理出来作统一处理。经过商讨和考察，大家一致认为洪辩和尚的影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存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被封藏起来。

直到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经过道士王圆的多次翻检，但直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基本保持着最初的模样。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整齐存放在一个个包裹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他如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法物说、排蕃思想说等，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无论是避难说、废弃说，还是其他的推测，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这个未解之谜依然会神秘地存在下去，直到新的考古成果出现。

王道士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用枯瘦、颤抖的双手打开的是―个足以轰动世界、举世无双的藏宝库，那散发着历史沧桑气息的洞窟里珍藏着无数人类文明的奥秘与瑰宝。它是一部灿烂的民族史，一部辉煌的文化史。价值连城的文卷锦帛，叹为观止的名物器皿，风韵犹存的佛像雕塑，无一不是旷世珍宝，无一不令人魂牵梦绕。

王道士一定不会想到，因为他的这―发现，敦煌，这个曾经埋没在风沙中的边陲小县，不得不面对斯坦因、伯希和等当时世界上最贪婪、最凶残，也最富有探险精神的一批西方人。敦煌，从此不再安宁；敦煌，从此血泪斑斑。

王道士当然更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发现，催生了世界人文学术史的显学――敦煌学的出现，世界各地无数学者为之痴心不改并以身心相许。

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史已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王道士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第2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 隋代 服饰图案 几何纹 格律

敦煌莫高窟装饰艺术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不乏优秀的几何纹，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哪种装饰形式中的几何纹有隋代服饰几何纹那样集中和丰富。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以多样的形态、明朗的色彩显示出强大的装饰性。从装饰作用上来看，这些几何纹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独立的几何纹，另一种是组合图案的骨架。这两种几何纹的广泛运用，使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充满几何之美、格律之美。

一、比例与节奏――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的组合运用

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中独立的几何纹作为具体纹样装饰于方形或长方形面积，菱形、方形、椭圆形、折线出现较多的几何纹，这些几何纹的构成方法较单纯。其中的菱形纹和方形纹都是以直线交叉法构成，椭圆形纹由连续的椭圆构成，折线纹由多条平行的折线构成。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中还大量存在隋代自西亚引进的环形联珠纹和直线联珠纹，环形联珠纹是一种由内部圆形适合纹样和外圈圆点二方连续构成的组合纹样，当环形联珠纹以多个重复的形式排列成散点式二方连续时，单个环形联珠纹就表现为大的几何形圆点，直线联珠纹则是单纯的圆点纹细条边饰。从纹样结构上看，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是简练的，多呈平面状态，不追求层次变化，不像宋代几何纹那样层层套叠、穿插纠结。

构成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独特装饰美感的是多种几何纹的组合运用法。隋代画师将一个大的装饰面积按“宽――窄――宽――窄”或“窄――中――宽――中――窄”等比例划分为多个装饰带，各装饰带内填饰不同的几何纹。多种纹样的相间排列，构成了较丰富的几何图案形式，使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区别于北朝单种纹样单独运用的单一模式，以组合的形式、恰如其分的比例完成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蜕变。莫高窟第427窟（开凿于隋代中期）北壁彩塑菩萨的裙饰采用了环形联珠纹和直线几何纹的分层组合式，按“窄――宽――窄――中――窄――宽――窄――中”的顺序分成纵向的多条装饰带，较窄的装饰带内或饰以直线联珠纹或不填纹饰，较宽的装饰带内分别饰以菱格纹、方块纹和环形联珠纹，这组图案的编排存在明显的单元变化，体现着织物图案的连续性和规律性特征。同时，在规律性中又强调了多种变化，如其中的菱格纹为块面组织，方块纹在色块之上勾画垂直交叉的细密直线，环形联珠纹内饰以圆形小花和忍冬叶，菱格纹与方块纹构成疏密对比变化，它们与环形联珠纹构成方形与圆形、小形与大形的对比变化，几何纹与花草纹又构成规律形与自由形的对比变化，这组图案简洁而不单调、规矩而不刻板，是多种纹样组合运用的典型代表（图1）。

与北朝服饰几何纹只强调纹样结构的做法相比，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注重对织物质感的表现。手法是在以平涂勾线法绘制出的几何形单元内勾以平行的短线，用以表示经纬线肌理，这成为后来染织图案表现织物效果的重要手法。对肌理和质感的表现使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远离了北朝服饰几何纹与建筑几何纹通用的特征，进一步强调了纹样用途和纹样性质，强调了织物纹样的特异性，从而成为真正的织物纹样。

二、有序间隔――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的配色

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多以青绿为主调，在青绿主调中点缀土黄、土红等暖色，用以活跃色彩气氛。隋代早期一些石窟继承了北朝热烈的色调，服饰图案中有大量的土红、曙红色出现，但大多也运用石青、石绿进行调和搭配。服从于服饰图案的主调，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的色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石青、石绿等类似色构成的统一色调，另一种是以土红、土黄、石青、石绿等对比色构成的对比色调。

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色彩配置的基本方法是色彩间隔，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将不同色调的几何纹装饰带相间排列，如“协调色装饰带――对比色装饰带――协调色装饰带”，各装饰带以宽窄比例变化构成主次关系。第427窟彩塑菩萨的裙饰，采用了“对比色小菱格纹（石青、石绿、土红、深褐）――协调色大菱格线纹（石绿、金）――对比色小菱格纹（石绿、石青、土红、深褐）――对比色大菱格纹（石青、石绿、土红）”的间隔方法。第二，对每个装饰带内的几何纹进行间隔填色，如在菱形几何纹的菱格里相间填入石绿、赭红、石青等色，构成秩序的色彩变化。第244窟（开凿于隋代晚期）彩塑菩萨衣裙上的五彩菱格纹，在菱格单元内间隔平涂石青、石绿、土红、白、金五色，构成较复杂、华丽的色彩效果。色彩间隔使石青、石绿这对类似色的搭配不再单调，也使石青与土红、石绿与土红这两对对比色削弱了对比，达到了响亮的调和效果。受结构的影响，几何纹的色彩间隔往往是按一定的顺序和格式进行的，这使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的配色颇具规律美感。

三、格律与规矩――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中几何骨架的运用

组合图案是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的主要形式，其组织方法是将花卉、动物、几何等纹样穿插布局、组合成单元，再以四方连续形式向周围拓展。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的四方连续多为骨架结构，以几何形构成多个骨架单元，骨架单元内编排适合纹样，这些几何形骨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菱形、方形为主的直线形骨架，以直线交叉法构成；另一种是以圆形、椭圆形为主的弧线形骨架，以骨架单元的相切、连缀构成。

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中的菱形骨架、方形骨架，先以直线交叉出单元，再将每个单元等面积向内缩小，使骨架线呈带状，有时骨架带还划分成宽窄不同的几条。骨架单元内填饰适合纹样，骨架带内填饰连续的点纹或线纹，骨架带交叉处往往填饰圆形小花。骨架带长短、宽窄差异使菱形、方形骨架的四方连续充满直线形的比例美感，直线骨架与曲线纹样、大形与小形、疏密虚实节奏的综合运用又使这些四方连续具备了对比因素和细节变化。

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中的圆形、椭圆形骨架先根据装饰面积确定骨架单元的大小，再将多个单元骨架水平、垂直排列，圆环相切，构成连缀的形式。无论是圆形的连缀还是椭圆形的连缀，都使图案构成了形与底两个层次。形即骨架及骨架内的适合纹样，面积较大，构成第一层次；底即相邻骨架之间的空间，一般填饰较简洁的适合纹样，面积较小，构成第二层次。弧线形骨架的骨架线也具有一定的宽度，内饰联珠纹、波浪纹等简单纹样，由骨架结构带来的先天性的层次感，使弧线形骨架的四方连续同时具有了虚实相间的节奏感，而骨架带内的纹饰则增加了图案的细节变化。环形联珠纹连缀骨架是圆形骨架的主要形式，也是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中最典型的弧线形骨架形式，仅第427窟彩塑中就出现了环形联珠飞马驯虎纹、环形联珠莲花纹等几种四方连续形式。椭圆形骨架是隋代比较有特点的一种骨架类型，出现较少但形式独特，第420窟（开凿于隋代中期）彩塑菩萨像的“凤鸟狻猊纹”内衣图案，即采用了椭圆形连缀的四方连续形式，椭圆骨架内填饰狻猊纹，椭圆之间的空隙填饰凤鸟纹，图案形式简练，但形与底两个层次的相间排列和各自的重复编排使图案具有了良好的秩序感和节奏感（图2）。

适合纹样是四方连续中单元纹样的主要组织形式，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中的适合纹样依照四方连续骨架的构成方法而出现了菱形、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形式，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形式是套叠适合纹样。以套叠法组织的适合纹样是在菱形、方形骨架的中间填饰环形联珠纹，构成方中套圆的形式。这种组织方法与现代构成设计的图形对比法有相似之处，但骨架内的生动纹饰所显现出强烈的感性色彩，却又使这种格律体图案的效果与高度理性的构成设计作品迥然不同。

四、动静相宜――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的几何骨架与内饰纹样的关系

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的适合纹样以花草和动物为主要题材，其中以莲花、忍冬为主的花草纹占据了最大的比重。由于中国传统花卉纹不以方形轮廓为美，所以菱形、方形骨架的适合纹样多采用组合纹样的形式，即居中填饰圆形的花卉纹，四角以忍冬叶填充，以动物为主纹的适合纹样也是如此，因动物纹往往不能完全适合于方形骨架，所以要有组织灵活的忍冬叶填充空间。

莫高窟隋代以莲花忍冬纹为内部纹饰的格律体服饰图案，一般在骨架中央安排正面莲花纹，四周配以忍冬纹，忍冬纹常以生动灵活的姿态为整组图案带来动感，为莲花忍冬纹增强动感的还有行云流水般的细线勾勒。隋代画师以白线或黑线勾画纹样的轮廓，快速的运笔和流畅的线条使图案有风动的效果。莫高窟隋代动物纹既包含了虎、狮、马等现实动物纹，也包含了凤、翼马等想象动物纹，这些动物形象多较为概括，不强调细节，而以动态取胜。第420窟西壁彩塑菩萨长裙上的环形联珠飞马驯虎纹，是莫高窟隋代动物图案的典型代表，联珠纹的外层圆环内平涂青地褐珠，内部的圆形平涂深绿底色，一种圆内饰回首的飞马，另一种圆内饰驭马骑士，骑士回身与一猛虎搏斗。图案中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以平面处理为主，虎纹的描绘在平涂勾线中加以晕染以表现毛色的过渡，晕染勾勒都轻松自如，绘画感强烈（图3）。

骨架是图案的形式，纹样是图案的内容，几何骨架的广泛运用使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充满规矩之美、格律之美。作为内容的生动纹样，又使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同时具有了生动流畅的特征，静态的骨架与动感的纹样在对比中相得益彰，创造出隋代格律体图案动静相宜的美感。

结语

在中国传统装饰图案中，几何纹的主要角色是边饰纹样，即使作为大面积主体纹样出现，其形态也往往较单纯。隋代几何纹是一个特例，敦煌莫高窟隋代服饰几何纹不仅以多种几何纹有序编排的方法组合成综合性大型几何图案，使几何成为图案主题，并且使几何纹的形态和用途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还作为图案骨架成为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的格式，使隋代花卉动物纹的灵动有了规矩的约束。这些几何纹以连续的形式、秩序的组合、明亮的色彩和对经纬线肌理的表现，创造出精美华丽的织锦效果，也使莫高窟隋代服饰图案呈现出鲜明的格律之美。

参考文献：

[1]敦煌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常沙娜.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第3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关键词]粟特美术；敦煌壁画；敦煌艺术；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0-0073-09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对丝路重镇敦煌、吐鲁番等地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早已为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1965年，池田温先生发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肯定了粟特人在敦煌定居、著籍、受田等情况。①伯希和氏依据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撰写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论文，提出了罗布泊地区的粟特人聚落问题。②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境内的胡人》等文章详论了突厥汗国内部的粟特人，并总论了自碎叶至凉州的粟特人聚落。③丘古耶夫斯基亦发表了《敦煌地区粟特聚落历史的新材料》的文章。④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的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文字所写的“粟特古文信札”及若干残片，记载了公元4世纪丝路上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来往于敦煌、姑臧、金城一直到洛阳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情况。⑤由此，我们明确了在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敦煌地区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我们看到中亚西域美术及其粟特人对敦煌石窟艺术所产生的诸多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就敦煌石窟粟特美术及其艺术成就作一概述。

一、壁画构图中的粟特美术形式

粟特绘画的主题是多样化的，有史诗故事、祭祀仪式、民间传说、动物寓言叙事诗、宴饮场面等。粟特人的壁画色彩鲜明、线条优雅。比较著名的如片治肯特的《女竖琴师图》阿弗拉西亚卜的《迎娶公主图》、瓦拉赫沙的《妖魔斗象图》，这些绘画都很具特色。英国著名画家和杰出的艺术理论家威廉·霍加斯（W.Hogarth）在《美的分析》一书曾说：“避免单调是绘画构图的一个不变的规则。”敦煌壁画艺术题材的多样性和风格的丰富性，及其演变轨迹与其艺术传播的渊源不无关系。粟特人对敦煌石窟艺术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反映最突出的当属早期石窟的佛教故事画。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故事画多选择有代表性的场面来表现，北朝时期的故事绘画主要受到西域的影响，以人物为主体，景物较少，画面构图较满。这种单图单情节的构图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最为常见，学界亦称之为“单幅画”。这种构图方法在粟特故地以神话、寓言为故事内容的壁画题材中同样也大量存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故事画有较为明显受粟特美术影响的痕迹，敦煌早期壁画中的构图形式也些许受到了粟特壁画构图的影响。

作为佛教美术传入中国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敦煌汇集了来自各方的影响。中外学者曾将敦煌美术与犍陀罗美术、秣菟罗美术、阿玛拉瓦蒂美术等进行比较研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姜伯勤先生则非常注意粟特美术流派对敦煌艺术的影响，通过对敦煌壁画与粟特本土壁画的比较研究，认为近几十年来学界对贵霜艺术的研究，使人们对西域文化史和艺术史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粟特壁画和敦煌壁画都与贵霜艺术有历史的因缘，粟特艺术直接继承了贵霜艺术。⑥

中亚丝绸之路古道上的呾密石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古铁尔梅兹），尽管在年代上比敦煌石窟早得多，形制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十分显赫地位的早期敦煌高僧如竺法护者为月氏人，即来自贵霜大夏故地，又由于呾密石窟与敦煌石窟均凿就于砂岩中，且呾密所见佛像及壁画在图像上都与晚出的敦煌石窟绘塑有可资比较之处，因而对呾密石窟寺艺术与敦煌石窟寺艺术就有进行比较之必要。姜伯勤先生通过对呾密石窟的研究，将1～5世纪的大贵霜时代及小贵霜时代的阿姆河流域的独特美术流派与敦煌比较，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如北凉、北魏敦煌美术中“土红涂地”的大红地仗源自乌浒派美术，阿富汗哈达式着右袒袈裟立佛同样见于莫高窟北魏第263窟，还有早期壁画佛像的头光与背光、北周及隋代的联珠纹样等诸多方面亦见于敦煌或在敦煌有异曲同工的表现。呾密石窟的另一特点是佛像外侧人物每有作胡跪状者，在敦煌壁画中，也能看到胡跪图像，莫高窟北凉275窟北壁中层《月光王本生》，月光王前有一人胡跪执盘。北魏260窟中心柱，龛楣两侧满贴影塑胡跪供养菩萨。由此可见，胡跪型供养菩萨是从贵霜大夏之呾密一直流行到北凉、北魏之敦煌的一种图像。⑦刘波博士在姜伯勤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对敦煌美术与古代中亚阿姆河流派的美术作了比较研究，在找出阿姆河流派美术与敦煌美术共性的同时，分析了其流传的轨迹和流变的原因。在探讨这一流传过程中，认为新疆的佛教美术是连接阿姆河流派美术和敦煌美术的重要环节。⑧姜伯勤先生还对敦煌第244窟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图像作了研究，指出隋代第244、390窟部分图像及供养人与粟特美术的关联，其中以联珠纹作为壁画间隔画面的方法是典型的粟特壁画风格，在古拜占庭帝国和中亚古代粟特城址片治肯特，都能见到这种分割方法。像联珠纹在敦煌隋代洞窟的架构，莫高窟早期壁画中的红色地仗，都是中亚粟特美术流派对敦煌壁画影响的结果。⑨

红色地仗为西域风格因素的一种特征，也成为北凉至隋代敦煌壁画中流行的一种因素。莫高窟第272、275、257、263、435、43、259、249、285、290、428窟等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壁画中多见红色地仗。与莫高窟隋时代大致相当的6世纪中亚古粟特城市遗址瓦拉赫萨城堡“红厅壁画”即以红色地仗知名于世。还有片治肯特ⅩⅥ号遗址10室所出7～8世纪宴饮图等，亦为红色地仗。倍受专家学者关注的第285窟西壁龛两侧西域风诸天画像就描绘在红色地仗之上。

对于敦煌艺术图像，特别是第285窟西壁图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较早就予以关注。就日天图像而言，段文杰先生认为其驾驷马车的图像渊源最早可上溯至希腊神话乘驷马战车巡游天际的太阳神阿波罗形象。⑩贺世哲先生对莫高窟第285窟西壁早期密教图像题材的壁画内容作了精辟的论述和考证，认为285窟日天图像是从印度古代神话中的太阳神苏利耶形象演化而来，而克孜尔第17窟日天图像则是其直接的图像源头。11姜伯勤先生则将285窟西壁所绘的日天图像源头比定为波斯祆教中的密特拉神，并认为这一图像是由滑国（即 哒）人传入敦煌的，这些西域风诸天绘像可能与供养人中西域人的有关。12

张元林先生以莫高窟第285窟为个案，对供养人、壁画中的日天、摩醯首罗天图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认为西壁出现日天形象，图像来源于祆教的太阳神密特拉神，它们经中亚地区传入敦煌，很可能是由流寓敦煌的粟特人团队传入。西壁中央大龛与北侧小龛壁面，绘有三头六臂、半侧身骑坐于白牛背上的摩醯首罗天形象。此神为佛教的护法善神，源自印度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神（siva），被认为是宇宙的创造者，后来被佛教吸收，同时也是祆教的风神。这一形象除敦煌之外，在新疆的和田和山西的云冈石窟等地亦有发现。1907年，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东北的丹丹乌里克佛教遗址发现了一幅6～7世纪木板画，木板正面绘一波斯装束的四臂神像，反面画一身三眼、三头、四臂的摩醯首罗形象。摩醯首罗头戴宝冠，四臂各执日、月、珠宝、金刚杵等物。中亚考古发现进而印证了印度之神摩醯首罗与祆教之神融合的情况。20世纪4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片治肯特（Panjikent）遗址发现了大量5～8世纪粟特神庙的壁画，其中有一身穿甲胄、三头四臂，上臂分执弓和三叉戟的神像，是典型的摩醯首罗造像，但这个神像下侧的题铭却为“wsprkr”，实即祆教的风神维什帕克（Weshpakar）。对此，张氏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粟特风神是借自印度教中神的形象，摩醯首罗天图像并不是直接来自印度教的湿婆形象，而是来自袄教的风神维什帕克，但又不是维什帕克的简单翻版，而是以祆教风神图像为主，在其中糅进了很可能是印度教风神或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风神形象。13由此揭示出该洞窟诸多图像与粟特艺术密切的源流关系，诚如张氏研究的那样，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第285窟实为粟特人供养功德窟。而洞窟中多种造像题材与多种艺术风格的互动，则充分表明了粟特人及其艺术对敦煌石窟艺术的贡献。

二、中亚波斯风格装饰图案

1921年，斯坦因通过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佛经经卷丝织品帙子和佛幡中萨珊风格织锦的研究，在大型考古报告《西域》（Serindia，又译作《塞林迪亚》）一书中指出，这种萨珊型图案为7世纪或8世纪初中国生产的萨珊式织锦仿制品。这些萨珊式织锦仿制品当然包括萨珊式联珠对兽或对禽形式纹锦，如联珠对有翼狮子纹锦、联珠对羊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对鸟纹锦等。14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这些联珠纹锦的联珠纹样，亦见于有隋一代前后敦煌石窟壁画龛沿、藻井四周边饰以及雕塑人物的衣物装饰上。

联珠纹装饰是隋代新出现的一种纹样，其源于波斯萨珊时期，随着丝路贸易文化交流和中亚民族迁徙传入中国。北朝时，西域高昌（今吐鲁番）联珠纹丝织物已经流行，隋代，敦煌的画师们方始把这种织物上代表中亚艺术风格的联珠纹样装饰于莫高佛窟中。

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5著录和我们对洞窟实地调查，敦煌石窟中联珠纹样大致分布在隋56、62、63、277、278、280、282、388、389、390、394、401、402、404、406、425窟，隋末唐初397窟，唐代373、381、91、97、15窟，宋代25窟，西夏326窟，元代3窟。

英国学者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16在谈及敦煌绘画风格之发展时曾说：“实际上，萨珊影响在隋代洞窟中比比皆是，如环绕佛龛的联珠纹（如420窟）或洞窟转角处的联珠纹（如375窟）。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彩塑菩萨像的服饰上，亦出现了这种纹饰（如420和427窟），而402窟的龛边则装饰有另一种萨珊圆形饰。这种影响易于通过丝绸贸易以及银盘或货币的输入而传播进来。”17这里格雷先生所指萨珊影响，具体当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

对敦煌石窟中联珠纹样做过考察与研究的还有樊锦诗、关友惠、姜伯勤、史苇湘、李其琼、薄小莹，以及马世长、刘玉权等专家学者。关友惠先生在《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一文中对莫高窟隋代第420、425、402、401、277等洞窟中描绘的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纹图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首次出现在隋代洞窟中的新纹样，是来自中亚波斯萨珊的艺术风格特征。他指出：“环形联珠纹是隋代边饰中的一种新纹样，它原是流行于波斯的一种纹样，随着丝路贸易、文化交流传入中国，在石窟艺术中首先见于新疆诸石窟中，莫高窟始见于隋代诸窟。”18

新疆吐峪沟第12窟左甬道和后室正壁底部壁画中所绘大联珠纹，第38窟壁画中所绘大联珠纹，与敦煌莫高窟第402窟隋代壁画中的联珠纹几乎相同。

联珠团窠纹是隋唐时期常见的一种纹样。今日本奈良法隆寺藏有隋代联珠狩猎纹锦，最能说明外来纹样对中国影响的是“敦煌石窟壁画和彩塑中的服饰和俑穿的衣服上表现的联珠圈纹”。19莫高窟隋代420窟联珠狩猎纹绘制在塑像菩萨的长裙上，圆环青底白珠，环内白底，画一骑士，马作跳跃之状，马后有一猛兽扑来，骑士回身与兽搏斗。在420窟联珠纹样中，还有几幅骑象斗兽图，同样图像在公元6世纪安国（Bukhārā）旧地布哈拉附近的瓦拉赫萨城堡红厅壁画中也曾有发现。饶有兴味的是，1999年在山西太原隋虞弘墓出土的画像石中也能找出同式图像。由此可证，隋代骑者斗兽图是当时粟特美术中相当流行的主题。第425、402窟龛沿画环形联珠翼飞纹边饰，即在环内画双翼马，马作飞奔状。稍晚的277窟龛沿绘对马联珠纹边饰，色彩均为青环白珠，环内白底，二马对立。此外，还有420、401窟藻井边饰上的联珠禽鸟纹，在环形联珠圈内画一只展翅欲飞的禽鸟。

据姜伯勤先生对敦煌、吐鲁番萨珊式织锦的研究，这些环形联珠纹，都可以在同期的丝织物上找到它们相同的或类似的纹样及关系。古代画师们选择丝织物上这些具有西亚风格的纹样绘制于敦煌石窟内的佛龛、藻井，以及塑像菩萨的长裙上，说明中古时期在中国这种纹饰已被人们所喜爱和广为流传。此外，还有各种环形联珠莲花纹，如401窟龛沿上的联珠莲花纹边饰，色彩以赭红为底，青环白珠，以青、绿、赭、黄画花，环内莲花有的四瓣盛开，有的六瓣含苞待放，有的似云头状。这些环形联珠纹，在中国流传期间，经过不断发展，又变异为一种新的联珠纹，环内变形莲花纹样的结构框架，对唐代莲花图案装饰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巴兹尔·格雷研究报告中提及的隋407、314窟藻井边饰为矮棕榈和珠饰组成的尖状扇形纹样，最外圈的矮棕榈叶的尖状纹样图案与萨珊波斯的塔基布斯坦的库斯鲁二世浮雕狩猎图中的装饰极为相似。20可以认为这种装饰图案的造型基本上是萨珊式的，21这种尖叶状边饰藻井广泛绘制于隋代第303、304、305、311、420、406、405、403、401、398、396、397、394、393、392、390、380窟，以及隋末唐初第388窟，尤其是隋代第397窟藻井图案，清晰地表明了见于萨珊石刻中的矮棕榈叶的尖状纹样。

此外，受中亚西域美术及其粟特人影响的葡萄及石榴纹装饰，在入华粟特九姓胡人墓葬美术中亦多有发现，如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和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安阳出土的粟特人墓室棺椁上有关葡萄或葡萄酒图像的浮雕描绘。不仅如此，作为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平城地区的佛教石窟云冈第8窟主室门洞东、西两侧也分别雕有摩醯首罗天和鸠摩罗天形象，其中东侧摩醯首罗天三头八臂，骑牛，胸前一手就拿一串葡萄。我们知道，葡萄是粟特人物质文化的代表性物种之一。无独有偶，作为这一典型纹样在敦煌莫高窟壁画装饰艺术中也不乏实例，西魏第285窟西壁传为摩醯首罗天儿子的鸠摩罗天一手中亦拿有一串葡萄。再如初唐第322窟龛沿葡萄纹边饰，209窟藻井井心极富艺术特征和装饰效果的葡萄及石榴纹样，这些独特的绘画形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葡萄装饰纹样的表现与中亚粟特人不无关系。

三、敦煌壁画中的外来器物

魏晋隋唐文献中对波斯出产颇瓈、珊瑚、琉璃的载述颇多，佛教典籍中也常常提及。《无量寿经》、《智度论》、《阿弥陀经》中都对佛教的“七宝”有记述，包括“金、银、琉璃、颇瓈、珊瑚、砗磲、玛瑙”，有时珊瑚被“赤真珠”或“赤珠”取代。22释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亦解释过琉璃、瑠璃和吠瑠璃。玻璃作为实物见证着横跨欧亚的东西交流。敦煌石窟壁画中描绘有大量外来器物，如各类玻璃器、金银器等，器物以经变画、说法图主尊及龛下正中的供器为主，另有菩萨或弟子手中所持净瓶、花瓶、香炉等，其中玻璃器的绘图数量几近百件，几乎均为透明状的碗、盘、杯、钵、瓶等，其时代自隋经唐历五代到西夏，无代不有。据研究分析，所绘的玻璃器皿或是拜占庭式，或是萨珊波斯式，或为伊斯兰式。西方玻璃器皿沿丝路传入中国，在敦煌石窟壁画上大量出现，也是与当时社会流行趋势相一致的。所以有学者提出，中西陆上交通之道“不仅是丝绸之路，而且也是玻璃之路”。23

安家瑶先生《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一文，对敦煌莫高窟隋唐至西夏壁画中的玻璃器皿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认为敦煌壁画中这些大部分表现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和伊朗高原上萨珊玻璃的进口器皿，以及类似伊斯兰玻璃的西夏时期壁画上玻璃器皿画面，是西亚玻璃制品经过丝绸之路输入我国的例证。

安先生指出，隋代第394窟北壁说法图中阿难手中平底哆口碗，与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玻璃碗比较相似，据研究，这件碗可能是萨珊玻璃。初唐第57窟南壁西方净土变阿难手中浅蓝玻璃钵与湖北鄂城西晋碗和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钵相似，这些出土物“都被定为来自萨珊或罗马的进口品”。24

盛唐第117窟南壁经变画中一胁待菩萨手中口沿褐色、有圈点纹玻璃盘，盛唐第217窟北壁西方净土变画中观音菩萨手中浅蓝色圈点纹玻璃盘、南壁法华经变画中供养菩萨手中白色有浅蓝圈点纹玻璃盘，中唐第159窟西壁南侧普贤菩萨手中口沿褐色天蓝色圈点纹玻璃盘，晚唐第231窟西壁南侧普贤菩萨手中口沿褐色上有天蓝圈点纹装饰玻璃盘，“很可能就是表现萨珊玻璃中的带圆形磨饰的盘子”。25类似于壁画上的浅腹哆口、圆底或平底的透明度很高的盘子在地中海沿岸的罗马玻璃和伊朗高原上的萨珊玻璃中极为常见。

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33窟东壁南侧一僧侣所持小瓶当为香水瓶，它与洛阳关林出土的细颈玻璃瓶从实物的器形和大小有相似之处。而“洛阳关林唐墓所出土的一件细颈玻璃瓶，就是地中海沿岸以及伊朗高原普遍使用的香水瓶”。26

四、粟特胡人供养像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十分丰富。早期多为小身，画于说法图下方，极不明显。唐以后，画像逐渐增大，出现了等身巨像。就服饰而言，有头戴笼冠、身穿大袖长袍、腰束蔽膝、脚蹬云头履的王公贵族，有头戴幞头、身着襕衫、脚穿乌靴、手持香炉或持笏的官吏，他们都排列在显著位置。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有头戴裹幅巾、身着襦裤的匈奴人，有头顶毡帽、身着褶裤、脚蹬乌靴的鲜卑人，有高鼻卷发、头裹红巾的突厥人，有左衽长袍、红毡冠、胸饰瑟瑟珠的吐蕃人，有深目、隆鼻、虬髯的回鹘人，有金冠金带、紫旋襕的党项人，有鬃笠毡鞋、搭护衣的蒙古人，还有高鼻深目、头戴尖帽、身着小袖紧身翻领长袍、脚蹬长筒皮靴的胡人。

作为敦煌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粟特九姓胡人，曾积极参与敦煌佛教洞窟的营建。学界曾就壁画中有关供养人的族属问题作过大量的探讨，如姜伯勤、郑炳林、张元林、罗丰、沙武田等专家学者对莫高窟隋代第420、401、402、244、390窟，唐代第158窟部分图像与中亚粟特美术的关联；西魏第285窟供养人行列中的“滑”、“何”、“丁”、“史”诸姓，唐代第322窟史姓（新观点认为是安姓），359窟石姓，387窟康姓，129窟安姓，171窟石姓，196窟何姓，44、144、54窟康姓等相关图像的考察研究和供养人榜题姓氏的判断，提示出敦煌石窟艺术史上这一非常重要的现象。27

姜伯勤先生根据莫高窟初唐第322窟龛内“畏兽”图像、史姓供养人、发愿文不称“辰年”而称“龙年”等现象推断，“窟主史氏或为突厥裔，或为粟特裔”。28受姜先生观点启示，沙武田对第322窟洞窟营建的历史背景和窟主问题作了考察，分析了龛内彩塑造像的胡貌特征，并结合供养人画像与工匠题名所反映出的粟特人属性，初步推知该洞窟的功德主有可能是流寓敦煌的中亚粟特九姓胡人。29新的资料研究显示，莫高窟第359窟是属粟特石姓家族营建的功德窟，洞窟集中出现的吐蕃装和唐装人物，实为粟特胡人形象在敦煌的集中展示。30

五、敦煌壁画中的胡服

敦煌壁画中的胡服，主要是针对经变画、故事画中的世俗物画像和供养人服饰，在此所言既非早期鲜卑服饰，也非晚期回鹘、西夏装，而是专指受中亚粟特胡风影响下的胡服。敦煌壁画中保留了大量的胡服图像资料，一直以来为服饰史研究者广泛关注。最早注意到敦煌服饰中中亚胡风特征的是段文杰先生，他在《早期的莫高窟艺术》一文中指出：“北凉和北魏时期的莫高窟，人物头戴宝冠，着裙帔，上身半裸，庄严肃立，动态不大，面相半圆或条长，神情温婉恬静；在衣冠服饰上明显地保留着西域和印度、波斯的风习；色彩上土红涂地，色调温暖、厚重、浓丽。31”“土红涂地”是十六国北魏前期敦煌壁画的特点，也是公元1～5世纪乌浒河美术、 哒时期粟特美术的特点。段文杰先生还在《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和《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中注意到像第254窟《尸毗王本生》画面中掌称人的胡服。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了唐人的胡服现象，并以初唐220、335、332等窟和盛唐103窟的《维摩诘经变》各国王子图中的胡服以及商人遇盗图中的胡商服饰为例，作了集中分析和研究。段先生指出：“唐代的新装、时装不少是西北少数民族或中亚各国乃至波斯的服式，唐代通称‘胡服’。”32“壁画中还有一些外国商人的形象，穿不开襟的长领窄袖袍，乌皮靴，戴浑脱帽、小毡帽，卷发，高鼻深目，浓眉虬髯，与梁元帝《职贡图》中之波斯使者相似。45窟有成组的胡商形象。”33曹喆对敦煌石窟唐代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十多个不同民族人物的图像考证甚详，据其所着服饰对应出其中部分人物的具体国别、身份，其中就有戴尖顶帽与卷檐帽的石国人和波斯人。34隋末唐初390窟供养人中的胡服，是流行于粟特等地的中亚胡人的服饰，它真实地记录了胡服胡饰的风貌。姜伯勤先生以莫高窟隋代第303、304、389、390等窟着三角翻领敞衣女供养像及第390窟两身着联珠纹的男供养像为例，通过和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克捷佩壁画中人物服装的比较，指出敦煌隋代供养人画像中的三角翻领和联珠纹胡服，与 哒人和粟特人服装式样有关。35

六、敦煌壁画中的胡人、胡商

被汉文文献称之为“胡商”的粟特人，是独揽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的天生的商人。《史记·大宛列传》“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善市贾，争分铢”36的记载即是历史客观地对西域胡人的初次评介。

三国时期（227～233），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他亲自主持中西贸易，为西域胡商往来内地买卖贩运提供种种便利，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性都会。他的惠民政策，中外颂扬。仓慈死后，吏民胡商，或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祀之，37并为他画像，以为纪念。莫高窟第296窟福田经变描绘了现实中的某些劳动和生活场景。画面上可以看到上身的泥瓦工匠在建造砖塔，画工粉饰堂阁。还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中原商队赶着毛驴，驮着货物，走上桥头；西域胡商牵着骆驼，等待过渡。这与《周书》 “卉服毡裘，辐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38所记情况一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北周第294窟中胡商的供养人题记及其画像，使人感到敦煌壁画中所反映出的胡人、胡商融入劳动人民真实生活中的意趣。

敦煌绘画艺术中出现为数不少的胡人画像，像大家熟悉的表现《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商人遇盗场面情节的《胡商遇盗图》，以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和第45窟最具代表性。217窟东壁门北侧《胡商遇盗图》线条粗旷，是北朝以来传统的丝路上的胡商形象，颇值得关注。第45窟《胡商遇盗图》是《法华经变》中最著名的一幅，画面是山间一伙强盗执刀截住一群胡商，商人把一些货物缷在地上，向强盗求饶。这些胡商都深目高鼻、卷发浓髯。站在最前面似商队首领的胡人头戴高顶毡帽，身着绿色长衫，其身后胡商有的头戴毡帽，有的不戴帽子，有的以长巾缠头，多穿圆领长衫，最后穿红袍的商人，牵引着两头驮载货物的毛驴。这种高高的尖顶毡帽是胡人常戴的一种帽子，如张庆捷先生所言：太原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两驼间，一人高大修长，戴高筒毡帽，高鼻短胡，浓眉深眼，似波斯人”39，戴的就是这种帽子。这些商人所穿的圆领长衫，并非胡人特有的服饰。但他们的面貌特征，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敦煌人常常见到的粟特商人的形象。荣新江先生系统收集、考察分析了古代龟兹、敦煌石窟壁画中所见的萨薄及其商人形象，并从萨保与萨薄的关系角度加以论证，揭示出佛教壁画中萨薄或其所率印度商人形象在龟兹和敦煌地区向粟特萨保和商人形象转换的过程。荣新江指出，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商人形象，主要见于《法华经变》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化城喻品》。40其他像敦煌唐墓中出土的胡人牵驼模制花砖、彩绘胡人木俑，以及《维摩诘经变》中的各国王子图等，都是研究敦煌胡人胡商形象的重要图像资料。

另有北周第290窟中心柱西向面龛下供养人行列中间的《胡人驯马图》中的胡人形象，可谓是北周时期壁画中表现生活题材的代表作。驯马的胡人高鼻大眼，戴白毡帽，穿袴褶，一手持缰，一手扬鞭，盯着一匹桀骜不驯的赭红马。图中红马项粗、腰壮、腿短、蹄大，有失常态，这是一幅经过艺术夸张塑造而成的骏马。这幅富于生活情趣的驯马图中的胡人形象，只可惜最初绘画之时就没有设计上相应的榜题，他即使出现在洞窟供养人行列，也被有意无意地省却了姓名，可见其地位之低微。

新近发现的莫高窟第359窟东壁门上供养人画像中的胡人，特征明显。从画像榜题的释读过程中可以确知其人出自敦煌粟特人石姓家族，实属不可多得的资料。41

七、敦煌壁画中的胡乐、胡舞

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是从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康、史、米、石诸国传入中原且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乐舞，在华夏大地久盛不衰。我国学术界对胡旋舞与胡腾舞的认识是从有关文献史料开始的。对于胡腾舞，在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和李端《胡腾儿》的诗句中记述最为丰富细致，描述极为生动详实。《宋史》卷142《乐志》十七“教坊”条对胡腾舞亦有简略记载。史籍对胡旋舞的记载却颇为多见，如《旧唐书·外戚传·武承嗣传附子延秀传》、《旧唐书·安禄山传》、《新唐书·西域传》、《通典》等。关于胡旋舞在唐诗中的记述如元稹的《胡旋女》和白居易的《胡旋女》等。

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胡腾舞与胡旋舞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特点却不尽相同。张庆捷先生研究认为，两种舞的差异可细分为三个方面：一种以男子为主，一种以女子为主；一种舞来自石国，一种舞来自康国、俱蜜等国；一种以双腿踢蹬腾跳为主，一种以身体急速旋转为主。从而证明它们不是一种舞。42前辈学者向达先生也对胡腾舞曾经作过精湛解释。43

莫高窟北周第297窟舞乐图，画一群人在树荫下弹琴歌舞。乐器有一琵琶、箜篌、笙，舞伎二，擎手扭腰，纵横腾踏，从乐器到舞姿，可以看出它是流行于河西的胡乐、胡舞。

但截止目前，还没有学者确认敦煌画中存有胡腾舞。王克芬先生认为，敦煌莫高窟第320窟南壁莲花上舞者、西千佛洞第15窟北壁中央舞者舞蹈动作为柘枝舞，44但其特征并不十分明显。

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的宗教舞蹈，都带有本地区、本民族以及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在新疆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都有一些具有旋转动势的舞蹈形象，特别是莫高窟初唐第220窟“东方药师变”中发带飞扬、急转如风的舞伎形象，从衣服、头发，头上的佩饰、带子看都感觉到她在旋转，它与太原隋虞弘墓彩绘浮雕宴乐图中的舞者、宁夏盐池唐墓出土的石刻舞人和西安发现的一唐代碑石画刻舞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胡旋舞的风姿。该图像中外学者和史学家们几乎都认为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的胡旋舞，虽然在服装上不尽相同，但其内容情趣则是一致的。壁画表现的舞蹈动势，与唐白居易《胡旋女》诗句“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描绘好有一比。

当然，也有人认为，“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胡旋舞’与典籍记载中的‘胡旋舞’在年代、衣冠、乐队、乐器等方面的歧异甚多，因而很难认为第220窟舞蹈为‘胡旋舞’” 。45笔者以为，第220窟北壁的两组舞伎，左侧一组动作刚健有力，奔腾欢快，脚作蹬踏，似有很强的节奏感；右侧一组则体态轻柔，手舞飘带，身体旋转，舞姿轻盈，节奏鲜明。学界认为这就是唐代的胡腾舞或胡旋舞不无道理。对于第220窟舞伎的讨论，在30多年期间，专家的观点不一而足，详见胡同庆先生论文，46在此不再赘言。

另有初唐第341窟、盛唐第215窟、中唐第197窟等同类图像，早年据董锡玖先生研究指出其即为传自中亚的胡旋舞。47

舞蹈之外，对乐器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硕。但涉及敦煌壁画乐器与中亚粟特胡人关系，以及壁画表现的乐器组合、乐队编制是否存在受到粟特美术的影响，或者说研究者对像琵琶、阮咸、胡琴、箜篌、筚篥、笛子、箫、排箫、铜钹、鼓类乐器源头的探讨等，虽然有人注意到其“胡文化”特征，但却没有作更深入的研究。48

八、敦煌画中的胡风、胡俗

中亚粟特人徏居敦煌之后，亦把一些本民族的民俗风习带到了敦煌，具有代表性的如丧葬、雩祭等。除文献记载以外，反映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图像也较为清晰完整，前者以莫高窟中唐第158窟涅槃经变《各国王子举哀图》为代表，后者则以盛唐第23窟法华经变《药草喻品》中的《祈雨拜塔图》为代表。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敦煌变文与胡族习俗》一文中指出：“敦煌一个被断代为唐代的石窟洞壁上的一幅涅槃画中，我们看到佛陀的三名弟子被画得如同是高地亚洲的胡人，其一正在以刀剖胸，而另一个则自截左耳，第三位则以刀自刎。这幅画是受到了胡族殡葬习俗的影响，在印度佛教的经文传统中绝没有这样的内容。49”在犍陀罗和印度的涅槃图中，亦没有以刀伤体的哀悼表现。割耳剺面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葬俗。在隋唐及以后各代为汉人社会所熟知和接受，同时也发展出明志取信、诉冤、请愿等新的功能，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为了证实自己对林黛玉的爱不惜以刀剖胸，直接把心掏出来让对方看的故事。雷闻先生认为，敦煌158窟涅槃壁画中出现刺心剖腹图像，是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粟特人改信佛教的真实反映。50刘永增先生对158窟南壁涅槃变《弟子举哀图》中的两身弟子手持一箱形物、双膝跪地以头抵箱在顶礼膜拜的图像，以中亚各地发现的纳骨器为比较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推断该图中弟子们顶礼膜拜的箱形物就是粟特人祭葬祆教徒时所用的纳骨器，由此证明了中唐时期粟特人丧葬礼仪在敦煌地区的流传。古代的敦煌，除了土葬这种主流的祭葬形式外，还存有接受了中亚粟特民族以纳骨器祭葬死者的丧葬习俗。51

“雩祭”指祭神祈雨。《说文》云：“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公羊传》曰：“大雩者何？旱祭也。”52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包含了大量与“雩礼”有关的文书，如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残卷》中就有关于“雨师神社”的记载。P.2748、P.3870等《敦煌廿咏·安城祆咏》云：“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绳。”敦煌地处戈壁沙漠环抱之中，与中亚粟特本土皆属干旱地区，降雨与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敦煌各民族对甘霖普降的共同渴望，对“雩礼”的虔诚不言而喻。故而“雩祭”不仅是祆教固有的赛祆仪式，而且也是祆教入华后在敦煌倍受重视的一项活动。

“赛祆祈雨”本为祆教所专有，而在祆教佛教化、汉化及教派化的过程中，实体宗教逐渐蜕变为文化形态。53敦煌地区粟特人改信佛教的过程，即是粟特人逐步汉化的过程。作为佛教石窟的莫高窟第158窟《释迦涅槃图》中发现祆教文化迹象并非首例，敦煌第23窟壁画《雨中耕作图》中亦有所体现。《敦煌学大辞典》“雨中耕作图”条云：“法华经变‘药草喻品’中之精品。按经文，本无‘雨中耕作’之意，而是要说明‘佛所说法，譬如大云，以一味雨，润于人花，各得成实’。为了说明佛法无边，该品偈语有：‘卉木草药，大小诸树，百谷苗稼，甘蔗葡萄，雨之所润，无不丰足’等句。以盛唐第23窟为例：乌云密布，时雨普降，一位农夫正挥鞭策牛，雨中耕作；地头上坐三人——农夫、农妇、小儿，父子捧碗吃饭，农妇关切地注视着他们。这一田头小景，妙趣横生。在另一块地上，有一农夫肩挑庄稼往回走。画的下方，创作者又根据‘方便品’里的‘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乃致童子戏，聚沙成宝塔’等句，绘一人跪于塔前，一人翩翩起舞，六人各执乐器席地而坐为舞者伴奏，旁边有几个胖娃，正在津津有味地‘聚沙成塔’。整个画面恰似一幅从耕作到丰收的连环画。”54《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亦对该图按照法华经变《药草喻品》、《方便品》予以解释。55赵玉平等先生近年来对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内容有新的诠释，认为其表现的是《妙法莲华经》“序品”中的“雩雨”场景。《雨中耕作图》中胡服、胡舞、胡乐、胡塔及“衔绶鸟”，构成一幅粟特（祆教）文化特征鲜明的祈雨图。56

九、结语

著名的敦煌艺术史家史苇湘先生一直强调敦煌艺术是以汉文化主导下的多民族艺术作用的结果，57姜伯勤先生则把敦煌艺术中的粟特美术成就视为中西文化与美术交流的代表。58敦煌壁画中涉及粟特艺术因素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敦煌壁画在继承汉晋壁画传统、吸取西域民族和外国佛教艺术的有益营养的同时，创造出各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粟特美术及其表现构成了敦煌艺术中独特的内容，实属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新问题”。作为敦煌艺术重要营养来源的粟特美术，是敦煌这样一个粟特人流寓中国后的聚居中心地艺术作品不可不谈的问题与现象。只有如此，才能客观真实地把握敦煌艺术的精神。

[注释]

①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北海道大学，1965年，第49～92页。中文见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0～220页。

②P. Pelliot，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11 serie 7，1916，111-123；中文见冯承钧译《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载《史地丛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1～76页；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5～29页。

③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の胡人》，《古代学》12-1，1965年，第1～20页。护雅夫：《シルクロドとソゲド人》，《シルクロドと仏教文化》，东洋哲学研究所1979年版，第219～258页。另参见氏著《古代游牧帝国》，中央公论社1976年版。

④Л.И.Чугуевски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согдйской колонии в районе Дуньхуана.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вып. Х. Средня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География，этнография，история. М.，1971.丘古耶夫斯基：《敦煌地区粟特聚落新史料》，《东方国家与民族》第10卷，莫斯科，1971年。

⑤研究粟特文信札论文颇丰。如：W.B.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Vol.Ⅻ，1948，PP.601-615. 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8页。麦超美：《粟特文古信札的断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2008年编辑出版，第219～238页。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ed， 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Trier 2001，pp. 267～280. 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第73～97页。

⑥姜伯勤：《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69页；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178页。

⑦姜伯勤：《论呾密石窟寺与西域佛教美术中的乌浒河流派——兼论敦煌艺术与贵霜大夏及小贵霜时代艺术的关连》，载《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124页；又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9～45页。

⑧刘波：《敦煌美术与古代中亚阿姆河流派美术的比较研究》，载《中国佛教学术论典·80》，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3年版，第1～157页。

⑨姜伯勤：《莫高窟隋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画派的影响》，载《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56页；又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59页。

⑩段文杰编著：《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二八五窟西魏》，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11贺世哲：《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内容考释》，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82页；贺世哲：《敦煌石窟论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89～121页。

12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3～216页。

13张元林：《粟特人与莫高窟第285窟的营建——粟特人及其艺术对敦煌艺术贡献》，载《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406页；《论莫高窟第285窟日天图像的粟特艺术源流》，《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161～169页；《观念与图像的交融——莫高窟285窟摩醯首罗天图像研究》，《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第251～256页；《敦煌乘马“日天”和乘鹅“月天”图像研究》，载《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3～246页。

14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另参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对于敦煌隋代壁画中出现的联珠纹的中亚波斯文化特征，姜先生在多篇相关文章中都不同程度的谈到，在此不再赘述。

15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16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1904～1989），曾于1957年到中国并参观了敦煌莫高窟。他与在大英博物馆先后工作的英国著名远东艺术史权威罗伯特·劳伦斯·宾雍（Robert Laurence Binyon，1869～1943）、比利时汉学家拉斐尔·皮特鲁西（Raphael Petrucci，1872～1917）、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阿瑟·魏礼（Arthur Davud Waley，1889～1969）是欧洲最早对敦煌绘画品进行研究的学者。格雷是在宾雍影响下开始关注亚洲艺术的，由于他兴趣广泛，在敦煌学领域著述甚微，而宾雍、皮特鲁西、魏礼对介绍、研究敦煌艺术的贡献却尤为显著。

17Basil Gray， Buddhist Cave Paintings at Tun-huang，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59。中文见李崇峰译《中亚佛教绘画及其在敦煌的影响》，《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57～68页。

18关友惠：《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第26～38页。

19齐东方：《唐代考古所见的外来影响》，载《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09～528页。

20英·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著，李崇峰译：《中亚佛教绘画及其在敦煌的影响》，《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59页。

21参见萨雷（Sarre）、赫茨菲尔德（Herzfeld）合著：《伊朗石浮雕》，1920年，图版98。

22齐东方：《唐代玻璃及其西来东传》，《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7页。

23李肖：《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470页。

24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3～448页。

25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5～464页。

26前揭书，第440页。

27沙武田：《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第132～144页。

28姜伯勤：《莫高窟322窟持动物畏兽图像——兼论敦煌佛窟畏兽天神图像与唐初突厥祆神崇拜的关联》，《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7～224页。

29沙武田：《莫高窟第322窟图像的胡风因素——兼谈洞窟功德主的粟特九姓胡人属性》，《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第71～96页。

30沙武田：《莫高窟吐蕃期洞窟第359窟供养人画像研究——兼谈粟特九姓胡人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态度》，《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12～24页；收入《中国美术研究年度报告2010》，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31段文杰：《早期的莫高窟艺术》，载《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1年版，第173～184页。

32段文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188页。

33段文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275页。

34曹喆：《唐代胡服——唐代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的胡服考证》，《丝绸》，2007年第3期，第44～47页。

35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载《敦煌文献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368页。

3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37《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与敦煌文献P.3636均对三国时敦煌太守仓慈为前来的西域中亚胡人提供优惠政策和条件有记载。参见施萍亭《敦煌随笔之二》，《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第47页。

38《周书》卷49《异域传》。

39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203页；收入氏著《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1～191页。

40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9～71页；又载《龟兹学研究》第1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页。

41沙武田：《敦煌的粟特胡人画像——莫高窟第359窟东壁门上新释读石姓男供养像札记》，载《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2～276页。

42张庆捷：《北朝隋唐粟特的“胡腾舞”》，载《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0～401页。

4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44王克芬：《舞论——王克芬古代乐舞论集》，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第333页。

45巩恩馥：《莫高窟第220窟“胡旋舞”质疑》，《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16～17页。

46胡同庆：《敦煌壁画“胡旋舞”是非研究之述评》，载《2011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8～82页。

47董锡玖：《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文物》，1982年第12期，第58～69页。

48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牛龙菲：《阮咸——琵琶考》，《古乐发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274页。另参见牛龙菲著：《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琵琶”条之“胡人半解弹琵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6页。刘忠贵：《试论敦煌壁画中的箜篌》，载《1983年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494页。阴法鲁：《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第54～58页。

49Paul Demiéville，Quelques traits de moeurs barbares dans une chantefable chinoise des T'ang，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vol.15，no.1，1962，PP.71-85. 收入：Paul Demiéville， 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Leiden， 1973，P.307～321；中文见耿昇译：《敦煌变文与胡族习俗》，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2年第1期，第10～15页；收入《法国敦煌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7～525页。

50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第95～104页。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粟特对唐代社会风俗的影响》，《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8页。

51刘永增：《莫高窟第158窟的纳骨器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18页。

52《春秋公羊传·桓公五年》：“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

53赵玉平：《敦煌壁画“雨中耕作图”与唐五代赛祆祈雨活动》，《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9～13页。邵明杰、赵玉平：《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新探——兼论唐宋之际祆教文化形态的蜕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第97～106页。

54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55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年版，第235页。

56赵玉平：《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粟特文化因素解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第123～127页；又载《北方美术：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57～59页。

第4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探险摄影；罗氏档案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48-08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Lo Archive to the study of Dunhuang art by briefly outlining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the archive， including James Lo’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tuating the archive within the practice of expeditionary and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nd highlighting its importance as a resource for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research in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expeditionary photography； Lo Archive

F在学者和专家都能以多种方式体验莫高窟，包括浏览具有丰富色彩与细节的莫高窟壁画与彩塑的图片、在线漫游虚拟洞窟、参观复制临摹的洞窟、研究建筑平面图与模型、拜访收藏有敦煌文书与艺术作品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到敦煌旅行等。参观敦煌的这些方式揭示了莫高窟遗址内容的庞杂与丰富，但却忽略了莫高窟上个世纪的历史。20世纪早中期的莫高窟历史图片，使我们可以感受到遗址的变化，特别是1943―1944年罗寄梅（1902―1987）拍摄，并以罗寄梅及其夫人刘先（1920― ）之名命名的遗址照片集，即罗氏档案，对了解敦煌有重要作用。

本文首先简要概述了该档案本身，包括罗寄梅的资料与拍摄方法的自然特征，将该档案定位为探险与纪实摄影的实例，并突出其对于历史、文化与艺术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罗氏档案对敦煌艺术研究的贡献①。

自罗氏访问敦煌之时至今，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罗氏档案一直都在悄然而有条不紊地增长着。在1943年晚冬至早春之际，就职于中央新闻社的职业新闻摄影师罗寄梅、担任助理摄影师的罗寄梅夫人刘先和同事顾廷鹏（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一起从重庆到敦煌休假旅游。他们先乘军用飞机从陆路至兰州，并于3月下旬到达敦煌，然后立即由敦煌前往安西（瓜州），与他们的朋友兼艺术家张大千（1899―1983）会合。当时张大千正在榆林窟研究并临摹壁画。他们在榆林窟逗留了一个月，又回到敦煌拍摄洞窟，历时一年半。他们系统地拍摄了石窟的内景与外景，仅黑白底片就有2000多张②。

罗寄梅带了三种不同的摄像装备，因此技术选择范围相当大：一个使用6×8英寸胶片的折叠式大画幅照相机，需要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将胶片装入与其背部相适应的底片暗盒中；一个使用4×5英寸胶片的快速格拉菲相机（Speed Graflex），也需要类似的胶片装载程序；一个配有几个镜头的35mm莱卡相机。即使在窟门比较宽阔、窟内阳光充足的石窟中，前两种相机也需要使用三脚架。手持莱卡相机对于取景拍摄来说则有更大的自由空间。罗寄梅在旅行之前也准备了所有摄影器具，包括胶片和化学药品，他事先无法了解所要拍摄的石窟遗址的规模以及摄像和显影的环境状况，因此他做足了准备工作。罗寄梅通过把6×8大胶片的一半巧妙地曝光，由此改变了底片的尺寸，因此一张底片所拍摄的照片数量翻了一倍，从而留存下了这一稀有档案。1945年回到重庆后，刘先编辑整理了这些底片，在其工作笔记本中清楚标注了不同底片的尺寸（图1）。

他们设计出由小镜子与摄影布组成的一套体系，并充分利用日光进行拍摄。上午，罗寄梅夫妇与顾廷鹏将日光投射到坐西朝东的石窟；下午，他们经常冲洗早上拍摄的胶片。在曝光胶片时，他们只有一间没有电源的临时暗房，一个砌衬陶片的水池，其中的水是从附近小溪中引来的。用莱卡相机拍摄了一部分洞窟壁画的刘先，也帮着冲洗胶片。尽管条件如此困难，底片质量仍然非常高，第217窟北壁阿弥陀西方净土变的大底片就足以证明（图2）。

罗氏夫妇离开敦煌后，在各个时期都利用底片进行过洗印。罗寄梅为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举办的展览首次洗印了壁画照片{1}。由于20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治局势，直到罗寄梅于1964年到美国参加纽约世界博览会之前，未能印制更多的照片{2}。在1965―1966年间，罗寄梅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制作了一套印本。1971年，东京大学购得2500多张照片。自那以后，其他学者与研究机构均为了研究与学术出版之目的而购买照片。目前通过艺术图像数据库Artstor（）可以在线使用的照片约有2000张。但是，如赵声良所记录的那样，罗寄梅经常通过底片印制壁画全景及局部图，因此至今也不清楚照片的绝对数量是多少{3}。普林斯顿大学目前有关罗氏档案的项目将以7卷本的出版物提供大部分照片{4}。

罗氏档案绝不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拍摄的敦煌照片，但是它在敦煌摄影照片档案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探险摄影被简单地定义为为了记录风景、文物，或为了人种学之目的，而精心策划的前往远方的旅行。自摄影术诞生以来，探险摄影就成了摄影活动的主流{5}。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1862―1943）分别于1907年和1914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于1908年，俄国学者奥登堡（1863―1934）于1914年，先后探访了敦煌，还有其他探险家分别主导了到敦煌的著名探险活动，他们留下了一系列的探险摄影照片{6}。罗氏探险所效仿的不仅是这些外国探险家，还有张大千。张大千及其随行人员于1941年到达敦煌，随行者包括其家族成员，同行画家谢稚柳（1910―1997），还有中国教育部派往西北地区调查测量的两队中国考古学家、艺术家和学者。1942年，中国教育部所派人员被分成两组，后者分为艺术家王子云（1897―1990）领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西北历史地理考察团。西北历史地理考察团在敦煌仅有两位成员，分别是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石璋如（1902―2004）及其同事、历史学家劳干（1907―2003）{1}。然而罗氏档案因其图片数量、系统化的拍摄方法和图像质量，而从诸多图片档案中脱颖而出。

罗氏档案与其他探险摄影收集品的第一个显著区别在于，罗寄梅自己组织了此次摄影探险。作为新闻摄影记者，他只受自己的摄影学识所指引，不需要迎合其他学术探险家所必须面对的学术、探险或汉学研究日程的需求。罗寄梅对敦煌的认识仅仅来源于诸如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等的著作，还有斯坦因1915年出版的彩版考察简报，即《塞林底亚》的宣传册。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以及石璋如则是作为汉学家、佛教学专家或专业探险家来领导其探险团队的。其团队中包括专业摄影师，他们也许会根据自己的艺术视野来实践，但也很有可能根据探险队领队的需求来进行。1906年，努埃特（Charles Nouette，1869―1910）参加了伯希和领导的“中国新疆”的探险，并于1908年到达敦煌。奥登堡主要仰赖于摄影家兼艺术家的杜丁（Dudin，1863―1929），石璋如则是在历史学家劳干的陪同下进行考察的{2}。相比之下，只有罗寄梅没有依赖或局限于专业学识，而是从自己作为摄影师的角度，再次创作了石窟摄影档案。他和摄影师、艺术家及作家的结交、友谊与经验，特别是与漫画家、书法家兼画家的黄苗子（1913―2012）以及漫画家叶浅予（1907―1995）{3}等的来往，使他熟悉摄影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其摄影照片不同于其他探险摄影照片的原因，这一点将在下文中予以探讨。

就摄影档案的规模而言，罗氏档案令其他早期摄影图片集相形见绌。斯坦因探险只有一小部分照片，因为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研究、测绘以及收集《塞林底亚》所公布的材料之中{4}。1908年，伯希和在努埃特的帮助下以更彻底的方式拍摄记录了莫高窟。他的《敦煌石窟》提供了早期莫高窟石窟内部与外景图片，但其重点在于保存直观的景观，特别是绘有重要佛经的石窟壁画的视图。伯希和探险队的摄影照片在其后多年中都是研究敦煌石窟的早期资料来源之一{5}。当奥登堡在1914年8月至1915年5月第二次考察敦煌时，据说摄影师杜丁拍摄了2000幅照片，现在只存800幅{6}。数十年间，人们无法接触到俄国探险队的大部分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公布得相当晚，即2000年才出版的《俄罗斯艾米尔塔什国立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7}。指导杜丁的奥登堡应与伯希和有过联系，因为俄国探险队拍摄的石窟内景照片可补足伯希和的《敦煌石窟》{8}。奥登堡探险队拍摄的图片也是第一次比较彻底地记录了石窟外景。

奥登堡探险30多年后，也就是在石彰如和劳干到达敦煌的数月之后，罗寄梅开始拍摄整个遗址的图片。他在拍摄榆林窟与莫高窟时都使用了系统化的拍摄方法，前几周考察遗址地的状况，然后持续编写野外考察日志。回顾这些榆林窟的照片可以了解到，罗氏还没有研究出一个全方位的策略，而且也还不习惯完全听凭于自己的审美品位来工作，因为他拍摄的榆林窟图片相互有较大的差距{1}。他可能也是在节省胶片。另一方面，他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表明了他在拍摄目标上的一致性以及拍摄三维石窟图片的审美经验。而且，罗氏档案拍摄了历史上最重要时期，即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前后，石窟后来遭受损毁、改变、保护与修复之前的敦煌石窟状况。

从整体上来研究，罗氏档案具有区别于其他早期摄影记录的独特特征：档案相对全面、对主题方面的关注与文人画而非佛教更紧密的结合、捕捉石窟三维空间的审美与艺术敏感度、其他敦煌摄影项目所没有的具有创意的图案框架等。赵声良已经详细讨论了罗氏档案的全面性及其因保存了现已消失壁画之图片而具有的价值（图3）{2}。

摄影档案中的山水画、动物和建筑等的局部拍摄更多地体现了非佛教的本质。比如，罗氏档案近2500张图片中，大部分照片拍摄的是一些细节，如第285窟山水画中的猎人与动物图像（图4）。该故事的重点是一群强盗，他们被传说中的印度国王所抓获，并被挖去双目。在聆听佛陀说法后，他们开始悔悟并出家为僧，最后视力得到了恢复。这里的细节不是故事的关键部分，而仅仅是一种艺术性的描绘，但是诸如此图一般的生动细节以其绘画质量吸引了罗寄梅的注意。熟悉中国画史的罗寄梅详细地拍摄了榆林窟第3窟西壁，力求展F精湛的山水画与建筑画艺术（图5）。

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记录遗址，相机镜头与被拍摄物保持平行，比如奥登堡探险队的杜丁拍摄的这幅石窟外景图（图6）。但是，罗寄梅却通过有利的相机角度与框架，拍摄出可以表现三维空间、突出雕刻元素之外在特征的照片（图7）。罗寄梅拍摄的第251窟照片展现了石窟建筑，通过突出有四个面的中心柱，体现了石窟的深度。罗寄梅选择了非中心的角度，使中心柱的深龛及其塑像与绘有千佛图案的平面墙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拍摄的第428窟藻井和石窟正面照中，雕塑流畅而弯曲的轮廓与石窟建筑极度倾斜的窟顶角度形成了富有诗意的对比（图8）。在第320窟，罗寄梅使用了明亮的壁画背景来捕捉一身菩萨塑像的优美轮廓（图9）。通过综合技巧与相机适当设置的敏锐性（光圈和曝光时间），以雕塑阴影的形式保存某种程度的细节，罗寄梅熟练地拍摄出既有壁画细节，又有三维塑像的底片。（奥登堡探险队的）杜丁也拍摄过这个洞窟，照片效果却迥然不同（图10），（伯希和探险队的）努埃特只拍摄了北壁。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研究得越多，发现的不同之处就越多。初唐第328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兰登华尔纳掠走一尊坐姿菩萨塑像及部分壁画的洞窟）是最好的例证{1}。罗寄梅煞费苦心地拍摄了主龛中的这尊塑像，因此这些照片等同于静物研究（图11）。他同时使用4×5快速格拉菲相机和35mm莱卡相机，专注于架构塑像彼此的关系，使之遥相呼应。中间以佛为中心的塑像群占据了西壁龛内主要位置，罗寄梅使用三脚架稳定了快速格拉菲相机，同时使观者与塑像位于同一平面上。取景特意偏离了中心位置，从而遮掩了曾经立有一尊与右侧塑像神似的跪姿菩萨（该塑像现存于哈佛大学美术馆）的位置。通过对比发现，伯希和与石璋如都没有拍摄这个洞窟，而奥登堡探险队也只留下了几张照片。

仅第328窟，罗寄梅就用了25张底片，尝试从不同角度拍摄不同细节。在这张照片中，罗寄梅对次要塑像，即主尊佛左侧的一尊坐姿菩萨与佛弟子像进行了处理，将他们置于身后壁画弟子像的背景中，更类似于静物画中的对象（图12）。他的取景，包括佛像的右膝以及较高的取景角度（所有塑像都放置于一个升高的佛台上），造成一种即时性错觉与亲近感，与他拍摄的近乎对称的整铺塑像的正面照所表现的内容全然不同。4×5的大尺寸格式加上他的摄影技巧，使他拍摄出鲜明而清晰的、极有触感的塑像，同时也非常清晰地拍摄出背景壁画中的礼拜僧人像，因此这种构图需要考虑到绘画与雕塑的模拟性能。最终，这张照片被罗寄梅列于他冲洗的一系列该窟照片底片的末尾。在这张照片中，他改变了相机位置，表现出十分优雅的韵律结构（图13）。不同于他用固定在三脚架上的快速格拉菲相机拍摄的第328窟的两张照片，这里他用的是手持35mm莱卡相机，目的在于以递减排列拍摄主尊佛右侧的三身菩萨像，使其宛如从佛像的视角所看到的那样（镜头左下角仍然可以看到佛手）。这种取景角度不仅反映了罗寄梅的创意空间感，也反映了他可能熟悉上海及其他中国主要城市的业余艺术摄影家在当时摄影杂志上公布的摄影合成实验。

第5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百年沧桑，古老的中华重新崛起于世界东欢迎；并昭示国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再造新的辉煌。

这次展出为了让观众对敦煌有全面的认识，我们的展出分为以下几个大块：1，序幕展示敦煌的历史文化背景2，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3，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被劫史实展示4，敦煌藏经洞文献展示。而我们的讲解就是带领着大家全面的欣赏这些瑰宝。

1，序幕展示敦煌的历史文化背景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敦煌会有留下这么多的文化遗产，这就要从历史追溯渊源。答案就是：丝路咽喉，文化重镇。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它南枕祁连，襟带西域，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通漠北，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荟萃和集散之地，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敦煌郡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处的地区，欧亚大陆诸文明及多重交通网络在此交汇，是中国一体多元的区域文化重镇，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交往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的地区。

2，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

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这是展出数量最多，也是最吸引观众之处。图版展示的敦煌石窟建筑、复制洞窟、敦煌石窟彩塑、敦煌石窟壁画。共有6个复制洞窟分别是：莫高窟158号窟、莫高窟249号窟、莫高窟220窟、莫高窟45号窟、榆林29号窟、莫高窟17号窟。复制洞窟除158窟外都是1：1临摹复制，也就是在真正的敦煌这些洞窟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展示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这些复制洞窟都是敦煌石窟中的代表。就像开凿于南北朝西魏时期的249窟，此窟壁画内容中最富特色最有意趣的是窟顶四披的壁画。覆斗形窟顶，中心饰垂莲藻井，四披“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上部为天空，是神仙的世界，正披画阿修罗王、前披画摩尼宝珠，都是典型的佛教题材；右披和左披画东王公和西王母，较多地体现神仙思想；四披下部绕窟一周则尽是山林野兽及狩猎等地上人间的生活场景，构成天地神人共处的想象空间。

从文化角度来说这里壁画的内容融合了佛、道和中国古神话。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的阿修罗，道教中的飞仙、东王宫、西王母，还有古神话中的风雨雷电四神。这些充分说明了佛教从古印度传入我国，深受我们文化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佛教和东南亚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更能反映这种中国化的还有这座石窟两侧壁画中央的说法图，在说法图里我们看到四尊飞天，有两尊是典型的西域式的飞天，她们的特点是上身；而与她们形成对比的则是身着大袖长袍的中原式飞天。我们都知道正是我们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才产生了大袖长袍的中原式飞天。文化的交融在这里又一次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建于初唐的220窟，记载了明确的开凿时间，典型的家族窟，翟氏家族历代供养了300余年。莫高窟中的特窟，建于盛唐时间的45窟，正壁佛龛中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弟子、菩萨、天王塑像，美轮美奂，形象逼真。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盛世唐风。榆林29窟，带有浓厚的西夏特点，走进她带给人一种神秘感。莫高窟17号窟，她的另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藏经洞。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近代的劫难，从这个不到十米见为,塑造和描绘的结合，表现人体的肌肤，面部表情，须发的蓬松，服饰的质地。它是石窟艺术的主体，信仰崇拜的主要偶像，与石窟建筑，绘画共同构成完整的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壁画。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适于表现复杂的场面和丰富的内容。石窟内的佛龛、四壁和窟顶布满了色彩缤纷的壁画，与居于主置的彩塑，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完整的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壁画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1）佛教尊像画；（2）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3）神话人物画；（4）经变画；（5）佛教史迹画；（6）供养人画；（7）装饰图案。这些壁画大多以佛教经典为依据，摄取现实生活为素材加以创作，历经千年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壁画，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一千年古代社会的生活，展示了一千年内涵丰富的文化，具有珍贵的价值

3，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被劫史实展示

从藏经洞的由来、藏经洞封存之谜、藏经洞的发现、再到藏经洞文物的最初流散、斯坦因敦煌劫经、伯希和敦煌劫经、劫余断篇复遭劫、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在敦煌的活动、华尔纳敦煌劫宝、直至最后展示的世界各国收藏藏经洞文物概览。每次当我讲到这里我内心深处涌动的是愤慨、惋惜与无奈。而观众的反映同样也很激动，一次又一次的体会到了落后就要挨打，振兴中华的抱负。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应该肩负的使命。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我们看到的是在清末年代一个古老民族在流血……

4，敦煌藏经洞文献展示

在这里展示了从敦煌研究院带来的经书真迹，还有天津博物馆的收藏。佛教的博大精深从经文中点点滴滴地展示出来。

第6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盛时地跨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大部分和陕西、内蒙古、青海三省区的一部分，举世闻名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也曾为其属地。那么，西夏是什么何时占领敦煌的?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如何?其经济、文化之建设成就又有哪些?既是西夏史本身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即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之时也就是西夏统治的结束之日。但对上限，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不过，最初分歧甚微，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差不过一二年或者几年而已，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说[1]；天圣八年(1030年)说[2]；景祐二年(1035年)说[3]；景祐三年(1036年)说[4]等。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看法，以致早晚相差达30余年之多。目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1036年说，即坚持史书上记载的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共191年。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2. 1070/1072年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老一辈西夏学权威王静如先生曾经提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但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边远地区。首次提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年至1070年是西夏势力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渗透的时间，也就是说西夏据瓜沙的时间是1070年至1227年之间。[5]孙修身之说与之相近，但将西夏真正据有沙州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二年，即定于1072年。[6]

3.1146年说。认为1030年至1042年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此后(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沙州，而沙州回鹘(论者认为沙州回鹘、龟兹回鹘、安西回鹘为同一支回鹘；沙州为龟兹回鹘国的中心)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认为，至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臣于西夏。也就是说西夏据沙州的时间是1146年至1227年间。[7]

4.1067年左右说。这是学界近期提出的新说法。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统治，直到1067年。后者同样认为西夏真正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11世纪60年代末期。

关于西夏占领时期敦煌的社会历史状况，研究成果不多。陈炳应在《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中指出西夏于1036年攻占瓜、沙二州后，在建制上沿袭唐宋旧制，仍设瓜、沙二州，品级属“下等司”。认为西夏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安定，敦煌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指出，党项占领瓜沙以后，回鹘和曹氏后裔仍继续活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皇祐（1049～1054）以后，西夏才有效地控制了瓜、沙二州，西夏统治者虔信佛教，在敦煌兴建和重新修复了多处石窟，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

对于西夏时期在敦煌开凿的石窟，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及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便因遇上动乱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这次活动为后来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划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78年以后，随着动乱的结束和我国学术事业的逐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洞窟的分布及壁画内容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西夏石窟分布。

经过近千年的开凿，至西夏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呈饱和状，故在现存的40多个西夏洞窟中，新开者甚少，大多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与补修。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晚期吸收了吐蕃密宗艺术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此时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故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艺术的研究主要有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和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像》（《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是敦煌研究院刘玉权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的长期研究。他前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石窟断代方面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在壁画内容考证方面有《瓜、沙西夏石窟概论》（《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时代考论》（《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等；在艺术风格探讨方面有《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中国壁画全集·敦煌》10，天津美术出版社，1996年）等，颇值得重视。同时亦应指出，由于其研究历时较久，故前后抵牾之处也较为多见，不能不引为注意。

在敦煌的西夏壁画中，有不少乐舞场面，自然包含着丰富的古代音乐、舞蹈资料，郑汝中《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乐舞图》（《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庄壮《西夏的胡琴与花鼓》（《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王进玉、马怡良《从敦煌文物谈西夏的科技成就》（《第二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延吉，1996年）对西夏时代敦煌的科技成就作了概述。

最后需要述说的是段文杰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6幅玄奘取经图研究。这些壁画有4幅可见于榆林窟4幅，2幅可见于东千佛洞2幅，该文通过细致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指出：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神情风采，已在西夏壁画中初步展现；猴行者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有同有异；壁画中的取经图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创作而成。[8]

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9]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10]

1959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11]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12]，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13]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贵的资料。[14]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5]

六 几点体会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转贴于

[1] 余尧《漫话河西走廊》，《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2]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宿白《莫高窟大事年表》，《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5期，1951年；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页；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与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

[4]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略论沙州回鹘与西夏》，《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炳应《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同氏《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5]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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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293页。

[11]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同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12] 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

[13]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第7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关键词]敦煌藏经洞;刺绣艺术;装饰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0-0023-05

一

众所周知,中国刺绣历史源渊流长,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的竹简“遗册”中记载着三种刺绣名称:“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到了汉末六朝时,中国进入了佛教史上的“像教弥增”时代,绣制佛像之风兴盛。上世纪60年代在莫高窟发现了一件北魏时期的一佛两菩萨说法图刺绣残片,表明了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更体现了艺术的宗教功能。

隋唐以后,佛教深入民心,开拓了佛教布教过程中的绣佛领域,刺绣佛像在民众生活中具有丰富的地域性色彩,在东亚一些佛教盛行的国家都保存收藏有刺绣佛像,如中、日等国。敦煌发现的刺绣艺术品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为后世留下的弥足珍贵的艺术精品,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敦煌刺绣艺术品包括敦煌藏经洞出土的5～10世纪的刺绣佛画,还有上世纪在敦煌莫高窟窟前发现的北魏刺绣佛像和供养人绣像;另外,还有一部分近期在莫高窟北区石窟遗址中发现的刺绣日用品。

敦煌刺绣艺术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彩色丝线刺绣或织出的佛像、说法图、花卉图案、经袱和少量鸟兽图案等。敦煌刺绣艺术品是敦煌藏经洞遗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纸本画、麻布画、白画和版画一样是敦煌佛教艺术表现中的一个独立方面。敦煌佛教艺术的主体是石窟壁画、雕塑和建筑,这是不可移动的绘画艺术,而藏经洞遗画,包括上述提到的画种,画幅等方面都比石窟壁画面积要小,属于可移动的单幅画作。正因为如此,其中部分画作可能绘制或绣制在敦煌以外的地区。

现存敦煌刺绣艺术品主要是出土于敦煌藏经洞遗画中的少量刺绣佛画,合计约27件,目前分别收藏于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圣彼得堡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地。自藏经洞文物问世以来已逾百年,国内外对刺绣艺术品研究情况,仅局限于图版资料的公布。其中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发行的图册《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将来部分》的第3卷(染织、雕塑、壁画)有部分图录;《西域考古图记》的第2卷发表有斯坦因在千佛洞藏经洞发现文书、绘画、刺绣、织物的详细记录;由法国亚洲研究所中亚研究中心编纂刊行出版的《敦煌的染织品》第13卷、《俄藏敦煌艺术品》第2卷刊布的图版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片断的刺绣品;近期出版的《北区石窟考古》第1卷刊布的图版资料中有一部分刺绣日用品;另外,还有《文物》杂志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曾提到藏经洞出土的刺绣艺术品。

二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藏洞窟刺绣艺术品的流散概况。藏经洞的发现与开启,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古代丝绸、棉、麻、刺绣(统称丝织品)等艺术品,令国人深感惋惜的是,大量都流散到了国外,现藏英、法、日、德、俄、美等国。

其一,英藏敦煌刺绣艺术品情况。藏经洞出土丝织品大部分被英国的斯坦因所劫取,据斯坦因在《塞林迪亚》(Serindia)一书中记载,他所劫取的敦煌绢画、敦煌麻布画约407件,其中绢画约332件,麻布画约75件。此书的第2卷公布了斯坦因从千佛洞所获的绘画、版画、织物和其他文物目录。据笔者统计,在织物这一部分中属于刺绣艺术品的有17件。这些丝织品文物由大英博物馆监修、编辑、说明,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发行的图册《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将来部分》的第3卷(染织、雕塑、壁画),是藏经洞丝织品资料的首次公布,书中对藏经洞出土的丝织品的质料及纺织技术、染色以及对刺绣艺术品的针法做了初步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将斯坦因所著《塞林迪亚》(Serindia)翻译出版,中文书名为《西域考古图记》,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是继斯坦因1900～1901年第一次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所出《古代和田》(Ancient Knotan)报告的续编。在《西域考古图记》的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在千佛洞藏经洞发现文书和绘画、刺绣、织物的详细记录。

其二,法藏敦煌刺绣艺术品情况。提到法藏敦煌艺术品不得不提伯希和其人。关于伯希和敦煌考察资料的最早研究始于1950年秋山光和在法留学期间。当时,秋山光和受日本政府委派,赴吉美美术馆对伯希和考古日记、发掘调查报告、实测图等进行整理,其研究成果回国后发表在《佛教艺术》第19、20号。

法国对伯希和所劫藏经洞文物图录,1961～1992年由Louis Hambis教授主持监修,并由法国亚洲研究所中亚研究中心编纂刊行,陆续出版了14卷《伯希和考古文献》。1970年,出版了第13卷《敦煌的染织品》;1974年,出版了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取的幡绘目录。据该目录数字显示,伯希和劫取的这类丝织艺术品总目计184件,其中敦煌绢画136件,敦煌麻布画48件。据笔者对以上幡绘目录的调查,发现其中刺绣艺术品图版资料仅1 件。这些艺术品可以从巴黎出版的多卷本《伯希和考古文献》第13卷《敦煌织物》和第14卷《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敦煌幡幢及其图画之研究》中可以看到。

1995年,由秋山光和监修,日本讲谈社出版了《西域美术――吉美美术馆藏伯希和收集品》,共2卷。第1卷主要内容是对吉美美术馆所藏敦煌绘画品中的佛传画、经变、净土图、曼陀罗、诸观音图像等99幅作品图录;第2卷主要内容是在藏经洞发现的尊像画,如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像等图录,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伯希和收集品敦煌绘画品中的代表之作;同时,在第2卷的后半部分收录了敦煌以及中亚地区出土的染织品、塑像、木雕以及其他工艺品。

其三,俄藏敦煌刺绣艺术品情况。说起俄藏敦煌艺术品之前,首先要提到奥登堡这个人。1914～1915年,奥登堡组织和率领的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实际上是专门被派往敦煌莫高窟的。这次考察的成果资料在奥登堡一行返回圣彼得堡后,进行了资料整理和馆藏分配,所获藏经洞写卷部分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管;所获藏经洞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日记等分别移交到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机构。后来,奥登堡所获敦煌藏经洞资料全部集中到涅瓦河畔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遗憾的是,俄国对奥登堡考察所获资料一直没有出版过完整的原件照片,也未公开发表过俄藏艺术品目录。直到1997年,由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俄藏敦煌艺术品》,这是继《俄藏敦煌文献》出版之后,全部公布奥登堡考察队的综合性资料。纺织品的相关图版介绍主要集中于第2卷。俄藏敦煌纺织艺术品约137件,其中绢画59件,麻布画和幡画合计78件。据笔者对这些纺织艺术品目录的调查,发现有藏经洞刺绣艺术品4件。关于俄藏敦煌艺术品研究还不全面,到目前为至,只有克列切托娃、鲁多娃的论文仅涉及个别搜集品,相关论文篇目极为稀少。在《俄藏敦煌艺术品》第1卷发表有陆柏的关于敦煌纺织品藏品年代、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的介绍,文章侧重于介绍织物图案的源流和工艺技术,对其相关功能并未涉及。

其四,敦煌研究院藏刺绣佛画。1965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进行加固之际,在第125窟和126窟前岩石裂缝中,发现了一幅丝质绣画和一部分唐代文书,现藏敦煌研究院。其中刺绣艺术品残高56厘米,残宽59厘米。残余画面由三部分组成,由上至下分别为:上部为横幅花边,中部为说法图,下部为发愿文和供养人。在《文物》1972年第2期发表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撰写的《新发现的北魏刺绣》一文,文中对这幅丝质刺绣的绣品内容、制作工艺以及与刺绣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据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的研究成果,确认这件刺绣艺术品系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制作。

藏经洞发现的大量丝织物包括刺绣艺术品几乎全部被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奥登堡等人盗走,其年代大约在8～11世纪。敦煌研究院藏这件北魏刺绣佛像的年代之早、技艺之精湛在敦煌刺绣品中极为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目前考古发现的刺绣佛像实物极少,而隋代以前的作品几乎无法看到,这件北魏刺绣作品为我们了解从汉代到唐代的中国刺绣工艺史提供了参考资料。

196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在对莫高窟130窟脱落的壁画进行清理时,在窟内南壁西端复层壁画下的一个岩孔内发现了残幡等丝织,共计40件。同年秋,在对莫高窟122窟和123窟进行窟前发掘时,又发现了残幡等丝织物,共计12件。经文物研究所专家整理,这两批丝织物共60多件,保存状态较好,现藏敦煌研究院。大部分丝织物是各种染缬绢和各色纹绮缀联制成的长条彩幡,在《文物》1972年第12期发表有研究成果。据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研究,这两批丝织物年代大约在唐开元至天宝年间,对丝织物的分类及其特点以及对莫高窟发现的幡做了初步研究,并对这60件丝织物发表了品目登记表。

另外,还有一部分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的丝织品及刺绣艺术品。敦煌莫高窟按洞窟情况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洞窟大都是礼佛用窟,北区主要是僧人们的生活用窟。1988～1995年,敦煌考古所工作人员清理发掘出僧房窟、禅窟、瘗窟、仓库窟243个,出土大批遗物,包括多种文字的文献,佛经,古钱币,木、陶、铜、铁器,丝绸,棉麻织物,其中有几件刺绣艺术品。根据彭金章、王建军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相关内容记载,在洞窟编号为B32窟内发掘出土的遗物中有一件刺绣织物。织物编号为B32:5,残缺,白色棉布上绣有红色金刚轮,残宽23.3厘米,残高15.4厘米。在编号为B40窟内发掘出土的遗物中有一件丝绸绣花荷包,标本编号为B40:34,用双层丝绸缝制,在表层丝绸上用粉红色丝线绣花,用蓝色和绿色丝线绣枝叶,现仅存部分枝叶和花朵。由于荷包曾被水浸泡,底色和绣花均已变色。从绣花脱落处可看到墨线,应是绣花前在丝绸上墨绘的纹样。荷包口长12.8厘米、底长16.0厘米、深10.5厘米,被鉴定为元代制品。在编号为B43窟内发掘出土的遗物中有绮、纱、丝绸和绣花荷包。标本编号B43:5,绮呈黄色,回纹,以回纹绮为底绣花,残长12.5厘米,残宽9.0厘米,被鉴定为唐代制品。

三

上文主要对藏经洞出土刺绣艺术品的流散情况进行了大致勾勒。据笔者调查,目前可收录国内外所藏敦煌刺绣艺术品共计27件,以下按编号、名称、内容说明等项著录。

凡例:

(一)编号

1.Ch•

英国所藏敦煌写本和文物编号。Ch•是Ch‘ien-fo-tung即“千佛洞”的缩写。敦煌藏经洞内的遗书和卷画、丝织品原本都是一包包地存放的,汉文经卷放在帙中,藏文等胡语文献和艺术品则放在较大的包袱中。斯坦因初次全面对藏经洞文物翻检时,将每一包在Ch•标示下给一个小罗马数字,如i、ii、 iii、 iv等。较大的艺术品包放在藏经洞下层,编为Ch•xlvi-lvii。

2.Eo•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文物编号。1909年11月,伯希和将他在敦煌所获绢纸绘画、麻布刺绣、丝织品、木雕等材料制的经帙等文物资料,入藏罗浮宫,约数百件,编在Eo•号下。此后,部分材料转移到集美博物馆收藏。1947年,集美博物馆成为巴黎国立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收藏在罗浮宫的全部敦煌资料都移入集美博物馆。

3.Dx•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写本编号。奥登堡收集的敦煌写本,除由弗路格编制的1～357号外,其余均用Dx•编号,即俄文敦煌二字译音的缩写字母,也可写作Dh•、Дx•。

4.B•

敦煌莫高窟洞窟分布情况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洞窟大都是礼佛用窟,总计编号492窟,其中还包括属于北区的5个洞窟,即461～465窟;北区主要是僧人们的生活用窟。1988年～1995年,敦煌考古研究所对北区洞窟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僧房窟、禅窟、瘗窟、仓库窟共计243个。这243个洞窟另加461、462、463、464、465,北区合计洞窟编号248个,编号为B•表示莫高窟北区洞窟。

(二)各条目皆列序列号、原始卷号、名称等项

1Ch•00260 刺绣吊帘 一佛二菩萨二弟子/2Ch•00100 刺绣吊帘 千佛图像/3Ch•IV•0028 拼贴布上的刺绣和花绸/4Ch•0075 刺绣残片/5Ch•00119刺绣残片/6Ch•00259 一条刺绣/7Ch•00347 三块刺绣残片/8Ch•00348 刺绣残片/9Ch•00446 刺绣残片/10Ch•00281花鸟图案刺绣残片/11Ch•00448刺绣残片/12Ch•00449三块刺绣残片/13Ch•00450 a~c 三块刺绣残片/14Ch•iv•002刺绣残片/15Ch•xxii•0019刺绣封面/16Eo•1191/A 花鸟刺绣断片 唐代(8~9世纪)经糸――生糸,纬糸――生糸 技法:菱形文绫,刺绣,纵15.0cm,横8.0 cm/17Eo•1191/B 花卉绣品/18Eo•1191/C 莲花伞盖绣/19Eo•1191/E 飞鸟踏花绣/Eo•1191/F 牡丹莲花绣/21Dx•274 唐代 湖蓝色绫经帙带, 绫染色刺绣,高16厘米,宽2.8厘米,上绣“大般若经第 五/22Dx•330 波状纹刺绣 五代 绢刺绣,高8.5厘米,宽2.8厘米/23Dx•9433(东方所)菱格纹刺绣 麻布刺绣/24Ty•667()观音刺绣像 五代(十世纪)新疆 麻绢刺绣 ,高23厘米,宽11厘米/25B32:5,残,白色棉布底上红色丝线绣金刚轮,残宽23.3厘米、残高15.4厘米/26B40:34丝绸绣花荷包,荷包口长12.8厘米、底长16.0厘米、深10.5厘米。元代。/27B43:5绣花荷包,绮呈黄色,回纹,以回纹绮为底绣花,残长12.5厘米、残宽9.0厘米。唐代。

四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敦煌藏经洞刺绣艺术品概貌的勾勒,也可以说是对藏经洞刺绣艺术品资料的一次搜集和整理。对藏经洞刺绣艺术品的研究可以采取多角度与宽视野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将敦煌刺绣艺术品与敦煌文献、敦煌石窟壁画和佛教经典以及佛教僧传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可以利用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刺绣和丝织物内容的相关资料,并结合对敦煌莫高窟相关洞窟实地考察为主要研究手段,结合佛教经典,以《大正藏》中有关绣佛、绣像的内容为主要参考资料,对敦煌刺绣艺术品的佛教和世俗功用进行分析;在对刺绣艺术品中佛像以外的题材,例如花卉、动植物图案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利用中国工艺美术史和中国丝绸纹样史方面的资料,以此对刺绣艺术品的纹样的时代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在对藏经洞刺绣艺术品具体再识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刺绣艺术品的题材与风格特点;刺绣艺术品的功能是属于佛教信仰的宣传品和供养品,还是具有装饰功能的庄严具;另外,对刺绣艺术品的经典之作,如《灵鹫山释迦说法图》还需要以专题的方式来深入研究。这幅丝质绣画原始编号为Ch.00260,麻布为底,以彩色丝绣成。盛唐(8世纪)制作。高241厘米,宽159.5厘米。

画面是以释迦如来为中心构成的五尊像,在蓝色华盖下释迦跣足立于莲花座上,有头光和背光,背光后面绣有岩石,《法华经》中所谓灵鹫山可以在此窥见一斑。释迦身着朱红袒右肩袈裟,右手下垂,左手握袈裟衣角于胸前,主尊左、右分别为二菩萨、二弟子。这幅作品最初折叠放置于藏经洞内,绣品折叠的位置正好处于左、右二弟子像处,因此弟子像残损严重,仅残存上半身。菩萨像为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亦跣足侍立在莲花座上。释迦头上方有镶宝石华盖(帷幔),帷幔左、右各绣一飞天。画之底部左、右各有一组供养人像,女左男右。底部中间有一长方形空位,上已打上界栏,应是书写发愿文的部位,但未写文字。供养人每像旁有一长条状写供养人名,共8条,但仅2条上有文字,已漫漶不清,难于辨识。

这幅刺绣作品色彩丰富、历史悠久,从作品的尺寸和工艺来看都是敦煌藏经洞刺绣艺术品中最优秀的一幅。从刺绣艺术品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和日本奈良博物馆藏(观修寺旧藏)8世纪制作的与之尺寸大约相同的释迦说法图绣帐相媲美。在大英博物馆现藏的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刺绣艺术品多具有装饰功能,而这幅刺绣灵鹫山说法图与藏经洞出土的精美的绢画净土图一样虽都具有宗教的功用,但就其深刻的佛教功用,如此精致的巨幅绣帐可能是在水陆法会上悬挂的供养像。

松本荣一先生的《敦煌画的研究》曾对敦煌《灵鹫山释迦说法图》作过简略介绍。提到敦煌出现的四种灵鹫山释迦说法图的形式,依次为敦煌藏经洞绢画灵鹫山释迦说法图、敦煌藏经洞灵鹫山释迦说法图绣帐、敦煌藏经洞绢画灵鹫山释迦说法图断片、敦煌莫高窟第67窟正壁龛内灵鹫山释迦说法塑像。

笔者认为,松本荣一先生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因为松本本人并未涉足莫高窟,他的研究依据是当时斯坦因公布的图版资料而已。但是,松本先生对敦煌画的研究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开山祖师,他的一些论断至今仍是后人研究敦煌佛教艺术不可不参照的基础资料。正是在松本先生的研究究成果的启发下,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对莫高窟灵鹫山释迦说法图做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力图发现松本先生指出的范围以外的类似图像,并通过对此类图像的考察,探索有关灵鹫山释迦说法图的图像志,例如,此类图像的造型、手姿、着色以及主要人物固定标志性持物等。

在藏经洞刺绣艺术品研究过程中,还可以对其他作品进行专题研究。总之,开拓敦煌艺术研究的新领域,以刺绣艺术品为对象将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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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俄藏敦煌艺术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第8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关 键 词：敦煌壁画艺术 造型 色彩 教育思想

敦煌是西部人的梦想，莫高窟是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地方。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西北距敦煌市区25公里。据唐武周圣历元年（公元前698年）碑文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公元前366年）一个名叫乐樽的和尚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从那时起莫高窟营建的历史也就开始了，并不间断地开凿一直延续到元代。莫高窟保存至今有洞窟的崖面全长1700余米，依照洞窟分布情况可分为南北两区，南区长1000余米，北区长700余米，原已编号的492个洞窟中，除第461至465窟分布在北区外，其余洞窟均开凿于南区。在这些已编号的洞窟中，至今仍保存着绚丽多彩的壁画45，000多平方米，其中许多壁画虽经千百年的漫长岁月却依然满壁生辉、光彩照人。此外，还有多姿多彩、美不胜收、栩栩如生的塑像2415身，如果用莫高窟现存壁画、塑像布置成高度为1米的画廊，其画廊可延绵长达45公里。它是当今世界上诸多石窟中连续开凿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壁画类别分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佛教史迹画、建筑画、山水画、供养画、动物画、装饰画等不同内容，系统地反映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多个朝代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成为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WwW.133229.coM它的历史价值、传统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将值得我们世代研究。关于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我们还不能在短时间内作出妥切的结论。但是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能进一步充实我国的绘画历史，其艺术价值的精妙之处用之于自己绘画创作中，也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使我国的绘画艺术能传承创新、与时俱进，美术工作者有必要继续重温敦煌壁画，研究敦煌壁画的造型艺术、色彩艺术、教育思想等一系列的问题，与今天的国画发展相对照、相融合，以创造出中国绘画更灿烂的明天。

一、敦煌壁画传神写照的造型艺术

敦煌壁画中所表现的世界是古代艺术家和广大劳动人民以及其丰富的想象力开辟出的一个“法性无边”的认识世界，他们力求以微尘的小千世界组成中千世界，再组成大千世界。另外，大千世界还包括了万亿小千世界，这些小千世界从一刹着手，表现从微观到宏观，从瞬间到永恒，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婚丧嫁娶、商旅往来、使者交会、弹琴奏乐、歌舞百戏……世间万象，林林总总。试想在当时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条件相对滞后的时代中，广大艺术家和劳动人民通过坚韧不屈的敦煌精神，用勤劳朴实的双手开凿石窟，在油灯下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各种形象，力求以最美妙的绘画表现形式和表现语言，把最淳朴的情感展现给观众和后人，这种真情实感的表达，成了绘画史上的不朽篇章。绘画是一种造型艺术。同时，敦煌壁画也离不开造型这一艺术手段。敦煌壁画所经历的朝代久远，所表达的内容丰富，所表现的形象众多，使我们无法真正想象出在当时条件下，他们是怎样刻画那些形象的，画中的一山、一木、一草、一鸟、一兽、一人物形象等是通过写生，还是默写，以及何种手段刻画？有何艺术价值？一连串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笔者就以第296窟中壁画上所描绘的形象来分析以上问题。

296窟兴建于北周时期（公元557年-581年间），该窟位于莫高窟中段，坐西向东，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前窟残存少部分。前窟及甬道壁画为五代重修时所画。此窟是莫高窟艺术由西域风格转为中原风格的代表窟，整个壁画绘制精美，结构严谨，构思极具匠心。画工将现实素材加入佛教图式的意愿仍被抑制，壁画形象大多以粗犷、概念化为特征，画面因此体现出强烈的装饰效果。296窟顶藻井边饰纹样中的飞禽走兽，既成图案装饰又不乏其生动活泼，猴子的造型生动准确，佛龛的造型简单，团块性强，在统一中求变化，装饰性极强。孔雀造型优雅自然，又富于变化，整个图案变化有序，排列整齐，方圆兼备，疏密有致，其造型之美妙不可言。窟顶北披西段，比丘尼故事中的人物动态变化多端、动物造型优美，房屋线条刚劲有力，有一定的透视效果，山、石、树木变化也很丰富，但很概括。顶南坡东段善友太子入海故事，绘画的人物夸张有度，坐骑刻画精制入微。窟顶北坡飞天，造型优美、线条飘逸、动感极强。窟顶北坡东段福田经变中，盖寺庙和盖厕所情景中的人物半裸，刻画简练、雅拙。西壁龛内南侧下方，鹿头梵志中的人物形象，造型写意而成，用笔泼辣纯熟，情感炽热高涨，从头到脚一挥而就，没有任何修饰和做作，可与当今现代派艺术相媲美。

可以说，敦煌壁画中的各类造型超凡脱俗，充分体现了古代艺术家们的艺术智慧，他们能把自然形象艺术化地再现，他们笔下的形象古朴自然、传神写照、夸张有度、以少胜多、生动有趣。敦煌壁画中的造型艺术，不是简单的描摹，而是艺术家多年积累经验所得。所有形象的刻画均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它们是大自然中存在的形象与艺术家的情感和艺术创造有机的结合，和谐统一、妙趣横生。艺术家们通过壁画这种独特的视觉艺术的表达、超现实的表现方法、非凡的创造能力、造型的具象与抽象的巧妙结合，非常有利于我们当今从艺者观摩、思考与借鉴。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壁画中所绘的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塔、宫殿、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装文化和古代建筑的宝贵资料。

二、敦煌壁画随情赋彩的色彩艺术

敦煌曾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也曾是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着众多充满色彩与韵律的象征符号，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壁画中的色彩，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仍然光彩夺目，它所表现的个体形象和整体色调都很优美，这不但归功于当时的艺术家们所研制、选用的材料，而且艺术家们用以情赋彩的手法，加强了自己作品的诗意化、情感化、现代化和意象化，使之随时观摩敦煌壁画均有百看不厌之感。现就以第61窟中的壁画为例，可作一些粗略的讨论。第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它是五代曹元忠夫妇开凿的，甬道于元代重绘。五代的石窟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塑像和壁画内容丰富，布局严谨，经变画情节增多，故事画再度兴起，画面上有许多社会生活场面。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部，主室覆斗形顶，顶中央饰团龙莲花井心，四坡画千佛，窟顶四角画四大天王。西壁详细描绘了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盛况，南、北两壁共画10铺经变画；东壁画维摩诘经变，东壁和南、北壁东侧下部画曹氏家族供养人49身、供养比丘尼3身；南北两壁西侧和西壁下部屏风画共33扇，画佛传故事。这是莫高窟晚期艺术中最详细的佛传图。61窟规模大，形制典型，内容丰富，壁画保存好，艺术水平高，其中内容完备。巨型的五台山全景图、联屏佛传故事画、字迹清晰和数量众多的榜题和曹氏眷属等身像，都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61窟室藻井图案——团龙莲花藻井，刻画精细至微，以石绿、赭石、白三色为主色，加黑、黄、朱红等色相间描绘，整个画面呈绿色主调，色彩丰富而和谐、高雅，人物面部色彩变化多端，但均统一入调，使整个画面气势宏大，有巧夺天工之妙。甬道南壁的炽盛光佛画，整幅以冷调完成，以石绿、石青、白三色相间，色彩稳重而协调；人物的面部和衣服多以红褐着色，节奏感强烈而不落入俗套；下半部以黄灰色虚画营创画面气氛，产生了色彩的虚实透视功能；战车上的色彩描绘极其丰富，可与印象派油画色彩相媲美。纵观整个画面用色，跌宕起伏，极富音乐色彩。东壁北侧女供养人以暖调呈现，红、黄、黑三色相间，古朴、厚重、大方，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北壁侧面不空绢索观音，用色丰富，冷暖相间，对比强烈，给人以激情奔放之感。南壁弥勒经变画，形象众多而繁杂，用红、绿相配，既有强烈对比，又有协调之感，是补色相配而不俗的典范之作。

莫高窟的所有壁画均完成于黑暗的石窟内，所有形象的赋彩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但艺术家们通过高超的绘画技艺，使所绘形象栩栩如生，色调统一、协调，令人感叹不已。仅从敦煌壁的施色中，我们可以进行以点代面的思考，画家没在自然光下作画，而在昏暗的油灯下着色，没有自然的描写，都是艺术家胸有成竹的体现，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刻画精细，色调和谐统一。六朝谢赫在“六法”中提出要“随类赋彩”，讲的是着色时客观地反映事物，是对物象表面之色的描绘。笔者则以为创造敦煌壁画的艺术家们用色是“气韵生动”“随情赋彩”，在使用材料上充分强调发挥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想象，以饱满的激情，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把自己的情感色彩挥洒在昏暗的石窟之中，使石窟永放光彩。

三、敦煌壁画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敦煌壁画中的众多经变画，传达了人心向善的教育思想，壁画不仅能从艺术上给人以视觉感受，而且要使观画人能品读出其中的教育哲理。敦煌壁画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敦煌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是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它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例如，第98窟中的《摩河萨捶以身施虎品》描述了摩河萨捶太子与二兄长外出游玩，归途中见母虎和七只小虎饥饿不堪，母虎要给幼虎充饥。摩河萨捶以身拯救饿虎，于是他横卧虎旁，但虎已无力食他，他在山崖上刺破喉咙，坠崖投身虎旁，饿虎饮吸鲜血恢复体力，取食萨捶。二兄长收拾遗骸，起塔供养。如《恒伽达品》《善事人海品》等等，都表达了教育众人从善的思想，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绘画的内容和思想主题给我们现代人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艺术是为大众服务，不但要使观众赏心悦目，而且要起到一定教育作用。以积极、健康、向上为主题的艺术品仍然是当今社会所需求的主流，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之中，尽最大可能地把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融合于艺术作品之中，在观众品读艺术作品时不但能给予一定的艺术熏陶，而且要能给予教育的感染。当然，艺术不等于教科书，但笔者认为，纯粹的无思想的艺术品，绝不能称之为上品。一件艺术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如果不能更多地净化观众的心灵的话，那至少要留给观众一个良好的心境。在这一方面上敦煌壁画的艺术创作做得相当优秀。敦煌壁画描写了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充分体现着“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可见古代艺术家，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独具匠心，融艺术与教育为一体，留辉煌于后世。

人类的敦煌，人类要了解，文明要延续。它很神秘，很令人向往，值得我们从各个领域的不同专业、多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地去研究它，以便更早地、更全面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把它的辉煌完全展现给人类，供世人研究、品读、借鉴，促使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我们广大从艺者更要以敦煌艺术为契机，与时俱进、传承创新，早日创造出当代艺术的辉煌，共同缔造我国艺坛更加灿烂的明天。

第9篇：莫高窟教案范文

美丽敦煌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汉代起敦煌是辖六县之郡。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

敦煌虽地处中国，但它的声名却远播世界。敦煌石窟屹立在大漠深处，遗留下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成为世界上连续营造时间最长、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化艺术宝库。

敦煌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是欧亚各民族交流融会之所，敦煌莫高窟里蕴藏的文化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有力明证。

敦煌是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以其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和藏经文物而名扬全球。虽然历经千年沧桑，敦煌莫高窟至今仍保存洞窟492个，珍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宝库。

沧桑敦煌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蹒跚近五千年风雨历程。坐落于敦煌东南25公里处大泉河谷的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十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直至元朝方终止营造。在唐朝时洞窟已达一千龛，因亦称千佛洞。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偶然发现十七窟藏经洞，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手稿及织绣等，保存堪为完整。然而，自此，莫高窟也同时开始书写文物不断流失的落泪史。一批国外探险家、考古学家接踵而至，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等，他们用尽各种办法，从王道士手中拿走大批文物，至今仍被收藏在英国、法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博物馆内。

如今，敦煌这个艺术宝库还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周边环境恶化，风沙一年比一年大；沙尘侵蚀洞窟，窟顶一年比一年薄；病害蚀毁壁画，壁画变色、起甲，甚至脱落……如不及时保护和进行修复，我们有可能永久性地失去这些珍贵的文物。

加强保护迫在眉睫，但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匮乏，敦煌莫高窟，这一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面临着保护的困境。

救助敦煌

敦煌现状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09年10月16日，总理在甘肃考察时候强调：“要拯救敦煌，决不能让它成为第二个楼兰!”

敦煌莫高窟的困境和温总理的讲话引起了中国民生银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该行董事长董文标感叹，人类艺术流失让我心痛。行长洪崎指出，守护敦煌是我们企业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行领导的关注和指导下，中国民生银行开始思考如何引导全社会关注敦煌困境、资助敦煌修护，为守护敦煌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多方沟通和反复酝酿，“守护敦煌”募捐活动思路开始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