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司法鉴定主体鉴定主体资格资格审查制度

一、司法鉴定主体内涵之界定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做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司法鉴定的主体就是司法鉴定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它的种类有哪些，或者说谁具备鉴定主体的资格，鉴定机构是否能成为鉴定的主体，这是司法鉴定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问题。一般说来，鉴定主体的种类由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及审判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英美法系国家对司法鉴定主体的界定

在确认鉴定主体资格的问题上，英美法系采用鉴定人主义。根据这一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力机关对鉴定主体的资格并不明确规定。由于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实行的是对抗制和当事人主义，司法实践中没有形成单独的司法鉴定人制度，鉴定人被称为专家证人。《美国法律辞典》把“专家证人”解释为：“在一项法律程序中作证，并对作证的客观事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受教育程度可以为一个人提供专家证人的基础，但是基于经验的特殊技能或知识也可能使一个人成为专家证人。”《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解释道：“专家证人是指因具有专家资格而被许可通过其对所附问题的解答而帮助陪审团认识那些一般证人所无力说明的复杂或技术问题的证人。”可见，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得到法官和陪审团的认可，任何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案件中的鉴定人。

美国的司法鉴定机构多被称为“犯罪侦查实验室”或“司法科学实验室”，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和官方的实验室；另一种是民间或私人的实验室。美国绝大多数司法科学实验室是由政府建立的，分别隶属于联邦、州、市或地方的政府部门，其中大部分实验室属于警察机构或执法机构。这些实验室不仅向本系统的执法机关提供司法鉴定服务，而且可以应邀向美国各地的司法和执法机构提供相应的鉴定服务。虽然这些鉴定机构隶属于警察机关或执法机关，但是其无论是向隶属机关或其他机关和个人提供服务时，并不以职权单位的名义出具鉴定结论，而是由这些机构的个人以专家身份提供证言，司法鉴定机构本身并不从事鉴定活动，也不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司法鉴定机构并不具备鉴定主体身份。

2、大陆法系国家对司法鉴定主体的界定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鉴定权原则，通常认为自然人和法人都具有鉴定主体资格。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157条和158条的规定，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法国的预审法官可从全国鉴定专家名册中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中选取司法鉴定人。如第157-1条规定：如指定的专家是法人，其法定代表人应将可以用该法人名义进行鉴定的自然人的姓名提交法院即可。即如果指定的司法鉴定人是法人时，法定代表人在取得法院的同意后，从其所辖人员中，选定一名或数名自然人，以该法人的名义进行鉴定。再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法院中既有以个人名义享有鉴定权的医师鉴定人，也有以集体名义享有鉴定权的法院医师委员会（其职责主要是复核鉴定和重新鉴定）；德国既有专门从事鉴定工作的政府机构（如联邦刑事警察局的物证技术鉴定中心），也有民间的鉴定机构和具有鉴定人资格的个人。所以，大陆法系国家享有鉴定权的主体可以使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机构。

3、我国对司法鉴定主体界定之现状及反思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通说认为司法鉴定的主体包括司法鉴定人（即自然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颁布施行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此亦持肯定态度。其中《决定》第六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登记人和登记机构名册并公告”，第八条“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第九条“鉴定人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由所在的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等条文的相关规定，从立法层面承认司法鉴定人与鉴定机构都具有鉴定主体资格。而从操作模式角度来说，司法鉴定行为是鉴定人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属于个人行为。因此，对自然人成为司法鉴定的主体这一点是不存在争议的。对鉴定机构能否成为鉴定的主体需要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来考察。

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大约有四类：一是隶属于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等司法机关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立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包括科研院所和院校成立的鉴定机构，如公安、政法院校设立的司法鉴定中心；三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对人身伤害进行重新鉴定和对精神病进行医学鉴定的医院；四是卫生系统内部的，中华医学会下设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以及卫生部指定的医学院校建立的法医鉴定机构。从理论上讲，第一类是属于司法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侦查、检察）的需要而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后面三类可以归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对于隶属于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学者们大都认为其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对于国家机关内部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行为，其后果和相关责任由国家机关承担，所以这一类鉴定机构具有鉴定主体的资格。可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内部机构设置及侦查实践考察，这种观点是有争议的。以公安机关为例，侦查部门与鉴定部门是相互独立的，在一起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侦查人员不应该从事后期的鉴定工作，但在我国实践中这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实例层出不穷，这也就导致了备受诟病的“自侦自鉴”现象的出现。另外，由于这种运作模式下鉴定后果由鉴定机构承担责任，鉴定人没有独立性，相关机关和个人可能对鉴定工作横加干涉，导致鉴定结论缺乏科学性、公正性、客观性。程序的瑕疵导致实体的不公，这就是为什么重新鉴定、反复鉴定现象层出不穷的缘故。所以，应该取消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的鉴定主体资格，应该建立鉴定人负责制。

对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相关条款，司法鉴定机构是作为司法实践的一个平台的作用体现的。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的科学鉴别和判断行为，具有直接、亲自、独立的特点。司法鉴定作为一项司法行为，司法鉴定人的中立性、独立性必须得到尊重，以有效排除有关部门和个人对鉴定业务的非法干预。这就需要确立鉴定人的主体地位。《规定》将鉴定机构作为主体显然也有自己的考虑，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有利于管理了。但是这就相应削弱了鉴定人的主体地位，使得违法鉴定的责任难以得到落实。

二、鉴定主体资格之构思和重建

如前文所述，英美法系诉讼程序实行当事人主义，司法实践中没有形成单独的司法鉴定人制度，法律中也不刻意地将鉴定人与证人区分开来，而只在证据规则中加以阐释。鉴定人可以是受过某学科科学教育而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或者是掌握实践而成为专家的人。所以，英美法系鉴定人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在大陆法系国家，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是自由心证和职权主义的制度，法律条文中一般明确规定人及其完成鉴定任务时的权利与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鉴定人是由法官在登陆名册中选取，也可由法官指派，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法院可以命令有学识经验的人进行鉴定”。在法国，司法鉴定人是根据法官的指令对需要运用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并通过复杂的调查才能查证的事实提出意见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帮助法院进行认识的人”，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

1、鉴定主体的条件

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司法鉴定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同，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证人的法律地位相差无几，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模糊不清。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完全不同，由于鉴定主体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准司法职能，因而，担任鉴定主体也要有严格的资格要求。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笼统地规定为“有专门知识”。所以，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一般较高。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从专业知识条件、实践能力条件、法律知识条件、职业道德条件等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应从宏观上就鉴定主体资格制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专业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对其所从事的司法鉴定领域的专门知识有过系统的学习，掌握了比较深厚的基础理论和熟练的运用技术，具备一定的学历条件。

实践能力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有一定年限的从事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践经验，经过考核办案的数量和质量达到规定的要求，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际问题。

法律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备与司法鉴定工作和诉讼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刑法学、侦查学等。

职业道德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符合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徇私情，不谋私利。

2、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是由当事人或其律师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这包括两方面的审查：其一是聘请该鉴定人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即己方审查；其二是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即对方审查。这种资格审查方式属于“事后审查”，即审查人员在鉴定人进行该鉴定工作之后才对其资格进行审查。诚然，当事人或其律师在聘任鉴定人之前总会对其资格进行了解，但是律师在法庭调查阶段-即该鉴定人已完成该鉴定工作之后，还要通过直接盘问来对该鉴定人的资格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对方审查则完全属于事后审查。对方审查的基本形式是在法庭上对鉴定人或专家证人进行交叉盘问或质询。此时鉴定人已完成了其鉴定工作并准备在法庭上陈述其鉴定结论。交叉盘问或质询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法官或陪审团怀疑该鉴定人的资格从而怀疑该鉴定结论。由此可见，这种资格审查实际上是与鉴定结论的评断同时进行的。

对于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大陆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有鉴定权的机构自行审查。例如俄罗斯的鉴定机关在确定其工作人员的鉴定资格时，应对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进行审查。第二种情况是由授予鉴定权或确定鉴定人资格名单的机关负责审查。例如。法国的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负责审查其鉴定人注册名单候选人的资格。第三种情况是由法官或其他负责办案的司法官员负责审查。例如，德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在选任其承办案件中的“个体鉴定人”时，应对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进行审查。这三种资格审查方式都属于“事前审查”，即负责审查的人员在鉴定人接受该鉴定工作之前对其资格进行审查。

3、完善我国鉴定主体资格制度的思考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现行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此理念，笔者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主体资格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第四条及司法部颁布的《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对司法鉴定人从事鉴定业务的条件作了详细规定，但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标准。笔者认为，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制度来选拔人才、规范准入行为，是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础。具体运作可以参考司法考试的模式，首先规定报考者的报考条件，从学历和品行记录两方面提高报考的门槛；其次，考试要分两步走，第一次考试要重点考法律知识。对司法鉴定人必须具备的、与司法鉴定工作和诉讼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刑法学、侦查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考核。应该说这是司法鉴定人从业的基本条件。第二次考试要根据司法鉴定的分类进行考核，如对法医类、文检类、建筑工程类等分别进行考核。因为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今后的司法鉴定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通用型司法鉴定人才，这样也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进步并能有效的遏制行业间的恶意竞争，建立一个良好的职业环境。

第二，实行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统一认定制度。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人员的理论功底和专业技能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进行认定。从世界范围来看，司法鉴定都是由一、两个机构来管理，如英国1995年的改革中，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七个大型法庭科学实验室统一由内务部管理，并从2000年起实行专家证人登记注册制度；法国更是典型的集中管理模式。我国于1998年已经赋予司法部具有指导管理全国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能，从统一性的要求，应该赋予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鉴定人的职权。

[注释]

邹明理主编：《司法鉴定》，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页

如大名鼎鼎的华裔犯罪鉴识大师李昌钰博士担任美国康涅狄格州州立警察局首席鉴定专家十几年期间，接受指派或聘请处理了一大批鉴定案件，无论是州立警察局的案件还是私人聘请的案件，都是以个人身份向法庭提供专家证言。参见何家弘著：《犯罪鉴识大师李昌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何家弘著：“外国法庭科学鉴定制度初探”，〈法学家〉1995年第5期，第83页宫万路著：“鉴定人制度比较研究”，《证据学论坛》第一期，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何家弘主编：《司法鉴定导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孙业群著：《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杜志淳霍宪丹主持：《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邹明理主编：《司法鉴定》，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第2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第3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1、澳门一人公司立法背景

澳门意义上的公司法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后出现的。葡萄牙的商法，尤其是公司法是汲取了法国商法典的精髓，而更多地是受到德国商法典的。葡萄牙于1888年8月23日在政府公报上正式公布《葡萄牙商法典》,1894年6月20日，该商法典延伸到澳门适用，直至1999年新的商法典颁布。1901年4月13日葡萄牙在政府公报公布《有限公司法》，并于1906年将其延伸到澳门适用。该法取代了《商法典》中有关公司的部分内容，从概念、内容与结构诸方面讲，它都直接受到德国1892年4月20日颁布的《有限公司法》的影响。正如该法律的立法动议中所说的：将要提出的立法草案，参照已颁布的德国有限公司法律制订。实际上，“有限责任公司”这概念本身，就是葡萄牙（包括世界大部分国家）从德国那里接受而来。当然许多人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澳门公司法主要是指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和1901年《有限公司法》。

以后,除了一部分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外，澳门公司法没有多大的。葡萄牙1901年的旧公司法也已于1986年被新的《商业公司法典》所取代。但葡萄牙这个新的《商业公司法典》并没有延伸到澳门适用。以后葡萄牙还根据欧盟法指令及新形势作了很多修改。虽然自1987年以来，澳门法律的本地化已成为澳门过渡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中葡双方均为澳门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调整澳门公司的法律仍然是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和《有限公司法》。澳门公司法近一百年却没有多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澳门政府于1989年6月正式委托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商法学教授若赛·利贝罗（JoseAutonioPintoRibeiro）博士起草新的公司法。1990年1月完成初稿，1991年初开始收集意见，1992年利贝罗教授再次来澳征询意见。澳门公司法在结构上大体参照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和1986年《商业公司法典》的模式。葡萄牙《商法典》和《商业公司法典》受德国影响的痕迹仍然明显，同时还直接参照并借鉴了西班牙、法国、日本及香港与的现行公司法例。最后，在葡国专家（比如：Prof.AugustoTeixeiraCarcia）的支持与帮助下,不但出台了澳门的公司法还制定了澳门的商法典，澳门的公司法也被并入商法典。

实践上，公司法中的无限公司（澳门的独资商行Comercianteemnomeindividual与其相似）、两合公司（澳门的合资公司Sociedadeemcomandita与其相似）由于澳门的形态，往往并没有多少人使用到这种法律形式。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多。但是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SociedadeUnipessoalLimitada)却大量存在。

澳门一人公司的立法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澳门，一人股东持股的有限公司有90%以上。中小公司有着大公司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降低个人主的投资风险使其避免因一次经营失败而倾家荡产，是一人公司的出现的原因。其次，罗马法认为“三人是社团成立的要件，而不是存续要件，所以即使减少到一人，社团还是可以存在”。这表明，存续形态的一人公司在大陆法的发源地法中有他存在的法律上与经济上的理由。所以，澳门与大多数大陆法国家一样，在立法上采用了一人有限公司法，并在商法典的第390-392条及第12条、27条、213条规定了一人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2、形式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就澳门的一人公司的法定概念而言，实际上仅限于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范围，不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至少需要3名股东才能设立）。由于澳门对一人公司有了法律的规定，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也排除了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就学理而言，还是有必要结合澳门法律规定对形式上的一人公司与实质上的一人公司的概念先加以归纳：

一人公司(one-mancompanyorone-membercompany)德文称为Einmann-,Einpersonen-Gesellschaft,葡文称为SociedadeUnipessoalLimitada(葡文澳门商法典第390條)。系指公司成立以后，公司的出资或股份由股东一人所有，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的“一人”不但是指任何自然人，而且也指法人或多人共同持有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在澳门仅有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法人或多人共同持有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规范了这种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任何自然人得設立有限公司，其公司資本以獨一股構成，且在公司設立時僅以其為唯一之權利人”。第二款规定：“本節之規定適用於仍維持一名股東之原為一人公司之有限公司，以及適用於在九十日內仍未重新設立多名股東而後來轉為一人公司之有限公司”。从澳门商法典第三百九十條上看，形式上的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或股份均仅为一个股东持有的状况，它并没有反对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由于对一人公司有了法律的规定，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也排除了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在形式上股东为复数，而实质上公司的真正股东只有一人，其余股东仅为持有最低股份的挂名股东。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在法律不允许一人公司设立或存在时，为了同时满足法律规定及设立人的需要而产生的。

比较有争议的，或是作为一人有限公司的特别情形的是“无人责任有限公司”（德文称谓“Keinmann-GmbH”）。对此在德国与葡国法学已有论及。但是澳门本地法学目前稀有论及。

二、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

了解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背景与概念，不等于完全了解了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所以必须对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做一扫描，以便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一人公司的立法目的及澳门一人公司法相应的立法建议：

1、一人公司在法律关系中产生缺陷的可能性

由于一人公司之“所有”与“经营”多数是不分离的，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分离难以考察，且一人公司通常都是股东直接经营公司，而股东同时又享有有限责任特权，这违背了一般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所必须遵守的分离原则（“无支配即无责任”）。而且公司的唯一股东因可以直接控制公司，则不免任意以不当或不当目的将公司财产转移于自己或他人，公司的独立人格令人怀疑，这种公司形态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机会。一些法学家认为，法人制度会因此而导致破产。如果说公司股东以放弃其出资的所有权和公司的经营权换回债权人对其承担有限责任的容忍的话，那么除了事后的司法判例式的介入之外，法律如何能事前防止一人公司的股东能放弃其出资的所有权和公司的经营权呢？

实际上，一人公司往往为股东牟取法外利益提供了方便。比如1897年英国衡平法院对Salomonv.Salomon&Co.,Ltd.一案作出的判决。Salomon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了有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有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的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其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Salomon本人拥有20001股（显然，Salomon的妻子和其五个孩子只是名义股东，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作担保向Salomon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但公司很快陷入困境，一年后公司进行清算，其资产若清偿Salomon有担保的债券，则公司的其他无担保债权人7000英镑的债权就一无所获。无担保债权人声称，Salomon和其公司实际上是同一人，因而公司不可能欠他10000英镑的债，公司资产应该用来偿还这些无担保债权人的债。

此外，复数的一人公司形式往往也被滥用。自然人会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或一人公司再行设立一人公司。我认为：如法律不禁止一人公司，那么对于使用“诚实股东”（BonaFideShareholder）和不“诚实股东”的手段来规避最低股东数法律的人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对于禁止自然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或禁止一人公司再行设立一人公司的国家（比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6条第2款）而言，防止“非诚实一人公司”的产生在法律上仍有意义。但股份有限公司也可因股份自由转让而使公司全部股份集中于一人之手，并通过挂名股东方式来规避法律，因而按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2条与第28条，德国并不禁止一人的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一人公司会在无股东的情况下经营业务。由于无股东，即无公司表意机构，一人公司的存续是不可能了。而在此时，如无股东一人公司还以一人公司的外壳存在，对法律交往的明晰不利。

2、一人公司在法律关系中产生优势的迹象

对于投资者而言，享有有限责任特权来限制风险，从而鼓励他获得没有上限的利润，这是投资者投资前往往选择的公司形式。目前，中小公司与企业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他们也日益希望按公平竞争的理念享有有限责任特权来限制风险。市场的发展也显示了一人公司必然性与优点。虽然法律可以不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但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却无法禁止。因此，法律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采取主动。对此在一人公司法理论上比较有所说服力的是：认为公司是以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对债权人负责，有限责任已从股东有限责任转为物的有限责任，所以只要一人公司拥有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其就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力。但是，法人格具有那些内容，在何种情况下承认法人格是由立法政策决定的，从而部分（虽然有些无理）解释了为何独立财产不能使无限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实际上，我推测为何独立财产不能使无限公司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问题是股东的选择权利，目的也是为了经营上的不同理念。法律必须给经营者自由选择经营上的理念与风险。

三、欧美主要国家在立法与司法上对一人公司的修正

了解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与立法背景以及一人公司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利弊，那么一人公司的立法与司法问题才可以揆情度理了，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作一下一人公司的立法与司法的比较，因为从比较法的角度去观察,并且假设排除对国内法典的注释的观点，那么世界上所有法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国境线的，是相似的。然而实际的法律问题却有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又有不同的价值基础，这些建立在不同价值基础以及不同的立法技术上的方法，均储存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答案库”中。在研究本国法的同时再观察并外国法，则能获得较为全面而适当的法律答案，尤其是能对本国法所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往往能扩大解决问题的精神视野与相信本国法的相对性。由于欧盟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各有特点，所以分为欧盟及几国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的修正与英美美国在司法上对一人公司法的修订两点上加以阐述：

1、欧盟各国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的监督的主要措施

欧盟在公司法第12号指令规定：各成员国在协调与公司集团有关的成员国法律时，可以针对以下情况规定特别条款或者制裁：1）同一自然人是数家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2）一人公司或者其他法人是一家公司的惟一股东。此外，由于一家公司的全部股份转归一人单独持有而变成一人公司时，这一事实与惟一股东的身份必须在档案中载明，或者在《第68／151／EEC号指令》第三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的登记簿中载明，或者在由公司保管、并接受公众查询的登记簿中载明。在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行使股东大会权力时及作出相应决议时，应当载于股东会议记录中或者须以书面形式起草决议。一人公司的惟一股东在代表公司与自己订立合同时，应当载于记录中或者须以书面形式起草决议。各成员国不必把前项规定适用于在正常条件下开展的日常营业活动。如果成员国许可本指令第二十一条界定的一人公司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形，应当适用本指令。如果成员国的立法规定，个人企业家可以设立企业，而且该企业的债务责任限于其投人特定活动的某一数额，只要立法对这种企业规定的保护措施相当于本指令或者任何适用于本指令第一条所称公司的其他欧共体立法所规定的保护措施，那么，该成员国不必许可设立一人公司。

除了欧盟公司法指令外，在大陆法国家往往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既有立法规定，也有司法判例理论。欧盟各国对一人公司进行监督的主要措施有：

a)就一人公司的财务进行监督及在特定情况下承担个人责任而言，德国在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9条（基本出资的缴纳）第4款规定：在公司登入商业登记簿之后3年内，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出资额集中后3个月内，缴足全部金钱出资，或对尚未支付的金额向公司提供担保，或将一部分出资额转让给第三人。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5条（董事代表）第4款规定：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并且该名股东同时为公司的单独董事的，对于其与公司实施的法律行为，适用《民法典》第181条（第181条规定：不经被人许可，人不得以被人的名义与自己或者作为第三人的人采取法律行为，但该法律行为系专为清偿债务的除外）的规定。该名股东与其所代表的公司之间实施的法律行为，即使其非为单独董事，仍应在法律行为实施后不迟延地列入笔录。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8条（股东大会）第3款规定：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决议后不迟延地作成笔录并签署。

b)就在特定情况下股东承担个人责任而言，德国有“直索”理伦（Durchgriff），“即在特别例外的情况下，法院可不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上的法人格，并因而径直向背后的一人股东追索”。这主要是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特别是基于股东的私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的混同的考虑。以往，德国往往将“稻草人”这个事实构成作为可“直索”的教学案例，但从公司法容许一人公司成立以后，仅在特别情况下可以使用“直索”理论。再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当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无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对公司在全部股票或股份为一人所有的期间内发生的债务，该一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

c)就禁止滥设一人公司而言，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6条第2款（1985年7月11日第85—697号法律）规定：“一个自然人只得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成为另一个由一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违背前款规定的，一切有关的人可要求解散非法组成的公司。如该非法因素是因拥有一人以上股东的公司的全部股份归集于一人之手所造成的，则不得在股份汇集于一人之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提出解散公司的要求。在所有情况下，法庭可给予最长六个月的期限以依法纠正非法状态。如于法庭进行实质审理之日已依法进行纠正，法庭不得判决解散公司”。

2、美国（包括英国）在司法上对一人公司法的修正

由于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情况往往集中出现在一人公司、母子公司（适用于母子公司还有深石原则）与家族企业中，所以须在此对揭开法人面纱做一简述：在法人格只不过徒具形式或者为回避法律的适用而滥用时，对法人格的认可并不符合法人格的本来目的，因而就产生否定法人格的必要。”Sanborn法官这样说道：“就一般规则而言，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的人格，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的理由出现；然而公司的法人特征如被用于损害公共利益，证明违法行为合理，保护诈欺或者替犯罪辩护时，法律将视公司为多人的联合。”

那么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形有哪几种呢？主要以下几种：

1.法律形式的滥用或非法行为（illegality）;

2.公司的投资不足;

3.或工具（控制过严）或傀儡公司（dummycorporation）;

4.经济整体理论(EconomicUnitory)等等。

其中以为根据来揭开法人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在美国比较常见，即当某个法人实体表现为其主要股东的“工具”（instrumentality）或“化身”（alterego，shell）时，根据的概念而否认有限责任。美国法院通常使用“化身说”，但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权威的解释。

3、小结

欧盟各国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的修正是对一人公司的事前规定，而美国在司法上通过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而对一人公司法的修正属于事后规制。

但实际上，在德国也有事后司法规制的情况，也即“直索”理论（Durchgriff）。

四、对澳门一人公司法的立法与司法思考

1、立法上可以考虑增加的与理由

第一、一人公司法在将来可以考虑将公司法（包括一人公司法）从现有的商法典中分出来，独立成为《商业公司法典》

如前所述，自18世纪末和19世纪以来，在法国、德国的带领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商法法典化的热潮。但随着、技术的迅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商事法为适应这些新的发展要求，也不断地进行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一、是在法典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分别制定各种商事特别法的趋势。如不论是大陆法或英美法国家，差不多都分别制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与股份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票据法、破产法、担保法等众多的商事特别法。从而使商法出现了分专划细的新局面，有许多国家的商法典只具有象征性的商事通则。二、商法体系的这种变化还体现在更为专业化。如票据制度中的背书转让制度、票据的格式要求以及资金划拨的发展；再如公司股票上市制度中的复杂的程序，内容详尽的各种文件都体现了商事关系已经蕴含了更多的技术性、专业性的内容。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地区一部商法典已无法接纳众多的内容。因此，澳门将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将来（而不是马上）某个时候开始让作出前瞻性的决定。

第二、一人公司法规定可以出现在股份公司法中

，澳门中小公司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澳门，一人股东持股的有限公司有90%以上。市场的发展也显示了一人公司必然性与优点。由于一个人有可能会在不同行业之中进行投资，如只允许其设立一个一人有限公司，亦有可能抑制其向其他行业投资的意愿，徒增挂名股东而规避法律。因而，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或一人公司再行设立一人公司是禁止不了的。因为公司可因股份自由转让而使公司全部股份集中于一人之手，然后可用设立不“诚实股东”与“诚实股东”（BonaFideShareholder）的办法规避法律。与其对一人公司采取“封堵”的办法，不如对其循循善诱。此外，股份有限公司也可因股份自由转让而使公司全部股份集中于一人之手，并通过挂名股东方式来规避法律，因而按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2条与第28条，德国并不禁止一人的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澳门商法典可以加以考虑。

第三、对一人公司还需做下列法律上的限制

除了澳门商法典的390-392条和第12条、27条和213条的相关规定外，可以在讨论之后，按欧盟在公司法第12号指令与德国的相关规定考虑能否增加与修改一些规定：

可规定在公司登入商业登记簿之后3年内，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出资额集中后3个月内，缴足全部金钱出资，或对尚未支付的金额向公司提供担保，或将一部分出资额转让给第三人。如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并且该名股东同时为公司的单独董事的，对于其与公司实施的法律行为，适用《澳门民法典》第254，261，262条的规定。该名股东与其所代表的公司之间实施的法律行为，即使其非为单独董事，仍应在法律行为实施后不迟延地列入笔录。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或集中于一名股东和公司之手的，该名股东应在决议后不迟延地作成笔录并签署。

但不必禁止一个自然人只得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不必禁止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成为另一个由一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股东。因为在实际上是无法禁止的。基于上述已经论述的理由，可以对此作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以上仅为初步建议，有待本人修改及同行进一步的批评与论证。

2、司法上可考虑引入的与实践

第4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国际法学界存在两派理论，三种学说。所谓两派理论即“一元论”（Monism）和“二元论”（Dualism）；所谓三种学说，即“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被称为“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被称为“国际法优先说”。“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两个体系互不隶属，地位平等，故被称为“平行说”。 “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作为法律，与国内法同属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法是依靠国内法才得到其效力的。换句话说，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对外公法”。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学说无限扩大了国家主权，鼓吹国际法受制于国内法，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的效力，使国际法本身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了绿灯。日本学者虽不同意这种学说所主张的国际法的效力是国内法所赋予的，但他们却认为，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国内法的优先。在国内关系上，通常由各国宪法来决定适用于该国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两者的效力关系，有时还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是有效的。当然，日本学者只是将这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也认识到在解释上尽可能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协调起来，在实践上防止各国宪法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的效力。 “国际法优先说”认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法应处于主导的地位。国内法的妥当与否，应由国际法来确认，换句话说，国内法的合理性来源于国际法。这种学说虽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加强国际法效力的潮流，但它却因过分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而否定了主权国家应有的制定和实施国内法的权利，使国际法蜕变成“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在这一点上，中日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日本学者认为，“一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是没有错的，但要在同一个体系中，分出国际法和国内法孰优孰先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主张，从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看，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既不能说国际法赋予国内法效力，也不能说国内法赋予国际法效力。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以国家的意志为媒介而实现统一的。国家意志在国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单独起作用，而在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是同其他国家一起起作用的。日本学者赞同“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各自应有不同的合理根据”，但反对“二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中国学者认为，“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有道理的。因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法律渊源、效力根据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二元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紧密联系的交错关系。中国学者虽不同意“一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视为同一个法律体系，但对“一元论”所指出的两个的共性也加以肯定。承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国际法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何将其实施于国内。各国在国内适用国际法的实践也千差万别。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国际法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更没有关于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具体规定，但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却涉及到这些内容。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确立了国际法在国 内适用的规则，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已开始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实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是直接适用。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实践上看，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经国务院核准的，一般即在中国发生效力，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经过特别程序。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曾公开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公约，要经过立法机关批准或国务院核准程序，该条约一经对中国生效，即对中国发生效力，我国即依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关于《禁止酷刑公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中国代表表示：该公约一旦在我国生效，“其所规定的犯罪在我国亦被视为国内法所规定的犯罪。该公约可以在我国得到直接适用”。 第二是对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些规定表明，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凡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均作为中国国内法的一部分直接予以适用，而当条约与国内法规定不一致时，条约处于优先地位，适用条约规定而不适用与之不一致的国内法定。 第三是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国内措施。比如中国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后，先按公约的要求，确立的管辖权。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接着修改法律，补充相应条文。中国当时的《刑法》并没有关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这种新罪名，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则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刑法第9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刑法第121条） 第四是为实施国际公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实施《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我们还制定了《著作权法》。 第五是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时对已有的国内法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改。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就对已有的《专利法 》和《商标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均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长期以来，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国际习惯持肯定态度，违背国际习惯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伤害我驻外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与中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第98条）但在国内法秩序中，日本却将宪法至于优先的地位，即所谓的“宪法优先论”。他们认为，条约虽然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在缔结条约时，全权代表是由内阁任命的，内阁的这种权限又受到“外务公务员法”、“内阁法”更进一步说是受“宪法”制约的。内阁批准条约的权限、国会承认条约的权限、天皇认证条约的权限，都是基于宪法而生产的。因此可以说，条约来源于宪法。再说，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并经国民承认（国民半数以上赞同）才可进行。（参见宪法第96条）而缔结条约时的国会承认，只要众参两院各有1/3以上议员出席，半数以上议员赞同即可。这样轻而易举就可得到承认的条约，其效力自然不能与必须经过慎重修正程序的宪法相比。此所谓“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 其次，日本认为，国际法只是国家的义务，如果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就承担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责任。但国际法不能直接约束个人，国家只有依据国际法（国际条约）的内容，制定个人应承担义务的法律，才能在国内实施，这就是国际法规范的国内化。如果没有这种国内化程序，国际法只是在国际社会层面对国家课以义务，而在国内社会层面，依然是与国际法无关系的国内法对个人课以义务。例如，根据《新日美安保条约》及《新美军地位协定》，凡日本政府同意美军使用的区域，若属国有地，美军则可以直接使用，若属私有地，则美军不能直接使用。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只是从国际法上承认了美军使用这一区域的权利，但从国内法上，并没有对该土地的所有者课以允许美军使用这块土地的义务。只有在日本国会为此专门制定了《特别措施法》以后，这个问题才顺利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坚持的是“二元论”，国内法在国内有效，国际法在国际社会有效。 当然，日本也不是绝对坚持“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也承认“一元论”中的“国际法优先说”。一方面，日本也承认“自动执行条约或条款”，而且日本也积极进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内转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当国际条约与本国国内法生产抵触时，优先适用条约。他们的解释是：宪法规定的“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虽不能解释为“条约优于宪法”，但至少可以说，只要是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已缔结的有效条约，立法机关就应据此制定相关的国内法；行政机关的实施国政的时候，就应该尽量与之一致；司法机关在裁判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其法规性；作为国民，亦应诚心诚意去遵守它。前面从通过手续上比较了宪法与条约的优劣，其实，全权委员也好，阁僚、国会议员也好，他们均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在条约起草、签署、批准、承认时，他们就应该判断条约的内容是否违宪，如果一定要缔 结违反宪法的条约，那也得先改定宪法的有关内容，再缔结条约。 总之，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支持哪一种理论，哪一种学说。不管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上，日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时而倾向“一元论”，时而倾向“二元论”，时而主张“国内法优先说”，时而主张“国际法优先说”。从这点来说，这到符合日本外交中“实用主义”的传统。 青岛大学法学院·李广民

第5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行政法控权模式进行比较和研究的基础上，从两大法系的历史传统，价值取向，思维和目标的差异寻找隐藏在行政控权模式背后的实质差异，得出两大法系行政控权模式的利与弊，以及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启示，进而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行政法控权模式作出科学的借鉴。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控权；自律模式；他律模式；混合模式；宪政 【正文】 关于模式一词，我国目前权威的工具书《辞源》、《辞海》中均未涉及，说明难以寻求统一的定义。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模式这个词语被广泛应用，如立法模式、司法模式、行政模式、文化模式等等。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普给“模式”下定义为：用以解释现象和影响现象的模型。我认为模式是处于社会环境下，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反抗做出调节和疏导，从而使模式得以正常运行。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行政法形成了不同的控权模式，以行政法的内在要素分析，有主体模式，程序模式，救济模式，规则模式，自治模式，人民监督模式等；从两大法系来看，大陆法系的严格规则控权模式，英美法系的正当程序控权模式，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两个法系控权模式逐渐融合，形成混合控权模式，下面我将对两大法系的控权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深入到探求隐藏于行政控权模式背后的实质差异，进而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作科学的借鉴和选择。 一、两大法系行政法控权模式比较 （一）两大法系行政法控权的历史发展轨迹 法国被法学界公认为行政法之母国，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法国大革命以前，普通法庭独立于王权，于是国王避免将直接涉及王权的案件交给法庭审理，并且在普通法庭之外，另创立一种为国王专用的并依附于他的法庭，在大革命中，法院却持保守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新政府沿用了旧制度之下的特别行政法庭，大革命与拿破仑一世通过立宪建立起的现代行政制度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国家机关之间实行三权分立，因而普通法院系统对行政权不具有控制与监督的功能。法国大革命时期普通法院的保守促成了行政法院的建立。法国的行政法院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政权的任意侵犯、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监督是通过行政系统自身所建立的行政审判制度来实现的。 英国法的这种以令状为中心的诉讼形式产生了一项普通法律原则，即无令状则无权利，因此，享利o梅茵称英国法是“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这也产生英国法的普通法院优先传统。到1689年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开启了英国由普通法院并适用普通法审理行政案件的传统。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时，适用同一体系的法律规则，而否认公法、私法之分。由普通法院适用普通法调整的英国，行政法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更没有大陆法系行政法中的行政行为的概念。法院可以对行政权进行审查，立法权为中心的内阁制也可以对行政法进行控制。 （二）两大法系行政法控权模式的异同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制度，因而，行政法作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得以产生，但鉴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最终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以“控权论”为特征，而大陆法系国家以“以公共权力”为特征，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控权模式。 1、两大法系行政法控权模式的相同点 （1）英法的行政法都是基于对行政权力控制的需要产生的，可见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也正因于此，行政法也称为小宪法、动态的宪法。 （2）法治思想是英、法行政法控权的理论源头，英、法行政法中的控权理论都渗透着“法治”、“行政法治”或“法治主义”的精神，并都是围绕“行政法治”来建立行政法控权理论体系的 。 （3）“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在英、法两国权力都被有效的予以了分立，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拥有由于过强而得不到控制的权力，行政权也不例外。权力的分立使权力之间得到了有效地制衡。 （4）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英法的行政法都旨在规范、监 督、制约行政权力， 以保护个人权利。“权力属于人民是建立一条有关权力来源和权力合法性的原则。这意味着只有真正自下而上授予的权力，只有表达人民意志的权力，只有以某种得以表达的基本共识为基础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权力 ”。 （5）从救济角度讲：。“一个仁慈（human）的政府体制应当采取措施减轻这些不满，这不仅仅是为了公正，也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不满的积聚将会严重地阻碍行政效能的发挥 ”。英法的救济制度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正体现了这一点，这些救济渠道使行政权力的“滥用”与“越权”都得到了及时的纠正。 2、两大法系（以英法为代表）行政法控权模式的不同点 （1）两国的历史传统不同 英国是普通法院传统，形成了普通法优先，法院可以对行政法进行审查，并且立法权的中心是内阁制，也可以对行政权进行控制，没有公私法划分的传统、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由普通法院适用普通法调整的英国，行政法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更没有大陆法系行政法中的行政行为的概念，进而形成了外部控权模式；而法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权过大的传统在法国革命中得以保留，并且法国未像英国形成普通法院优先的传统。在大革命中，法院却持保守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新政府沿用了旧制度之下的特别行政法庭，大革命与拿破仑一世通过立宪建立起的现代行政制度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国家机关之间实行三权分立，因而普通法院系统对行政权不具有控制与监督的功能，形成了自律的内部控制模式。 （2）两国对三权分立的理解不同 英国对三权分立的理解是建立在洛克的基础上，三权不严格分立，实行议会至上；法国对三权分立的理解是建立在孟德斯鸠，尤其是卢梭的基础上，是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三权无交叉制约。 （3）两国对公私法的划分不同 法国人把从罗马法继承而来的严格规则主义传统运用到行政法上来，罗马法公私法的划分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法理基础。法国人对行政方面立法的专注，正像它热衷于其它方面的立法活动一样，不仅如此法国在公法特别是行政法方面要比私法方面的规则更注重具体化 ；而英国实行不成文宪法，无公私法的划分，英国行政同样适用私法实体规则，注重程序。 （4）两国司法救济的功能不同 行政裁量权是否可以受司法控制是行政法的重要议题，英国实行的是外部控制模式，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被僭越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国实行内部控权模式，法国的行政法院为了保证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一般不会轻易的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5）两国控权的价值取向不同 在英国，个人自由的中心地位是首要的，在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中，法律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法国就大不相同了，法国虽然也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但它的前提是维护公共利益，当二者冲突时，公共利益处于优于优先地位。 （6）两国在思维和目标上有实质的差异 英法实行不同的行政控权模式，在立法、司法、实体、程序、救济等方面，这些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都是由背后的实质差异决定的。“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这种“法律控制行政权的目的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防止权力的行使者滥用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则是使行政权能有效地运作， 从而使行政活动发挥效能并能尽为民服务之职责 ”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与历史发展的不同，导致控权内部各要素是弹性变化的， 社会变迁对行政法施加的影响必然反映为这些要素彼此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 从而导致控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如某些时期保权成分多一些， 某些时期限权成分多一些 。 二、我国现行行政法控权模式 两大法系的控权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显示出各个的优点和缺点，大陆法系的内部控权模式显示了规范主义这种以行政权为中心的自律性、规范性控制行政权力体系的明显不足而带来国家行政法治的波动，自利性导致权力膨胀，控权有效性差，缺乏制约，公开性，公众的参与性不足等缺点，英美法系国家的以程 序为中心的外部控权模式，也因其调整范围有限，缺乏专门性，导致效率不高，及时性不足。 两大法系行政法的相互融合，两者在宪政理念指导下不约而同的都形成了他律和自律并行的行政权控制体系，这为全球行政法指明了发展方向 。因此，我认为我国行政法控权模式是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混合模式。 （一）以自律为主 1、我国行政控权模式以自律为主，从宪法角度上讲，审判独立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审判独立要求法官在行使审判时拥有独立性、自主性和独占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外，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但我国实际上是议行合一的现状，司法权无独立性，法院无能力胜任从外部来控制行政权，现实中行政权也不允许法院真正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 2、法律是历史的缩影，我国实行以自律为主的控权模式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自封建社会时起就实行中央集权统治， 权力高度集中，皇权至高无上，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法治观念淡薄，重权力，轻权利，重实体，轻程序。政府是管制型政府，行政机制为单纯的制约机制，行政行为方式为纯粹的命令-服从模式。 3、从行政诉讼角度讲，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有缺陷，从受案范围来看，我国法律仅规定行政纠纷中合法性审查由法院来解决，行政部门保留了合理性审查，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行政部门保留了内部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从审查范围来看，法院仅为形式审查，无实质审查权，法院审查制约行政权能力有限，法院无独立地位，受制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甚至可以逃避法院审查，使行政诉讼流于形式，所以我国的行政控权模式是自律为主。 4、以自律为主是解决现实矛盾的需要。它确保了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行为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秩序保障。现代社会中利益多元、贫富不均、区域差别以及决策失误增多等，酿成了大量不稳定的因素，它们不断地撞击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有效的手段制止这种反秩序的行为，那么社会秩序将可能走向全面崩溃，社会因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二）以他律为辅 1、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 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也称规则性控制，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往往有一严格规则主义的特点，它们重视实体法规则，尽量使行政权力受实体法的制约。行政法实体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两个方面，规则控制是一种以实体规则为主的控制，确定行政权力的界限和范围，所以也是最基本的控权方式。 2、行政程序对行政权的控制 行政程序是对行政权的事中监督，指通过行政程序 ，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过程予以监控、防止行政权的滥用。现代社会各国都试图通过设计良好的行政程序，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法来监督行政权，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 。”法治的实现取决于合乎正义的程序，而我国行政程序设计过于简单，对行政程序的认识不够，致使监督未落实到实处。 3、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 它由法院通过审判权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是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政治体制的反映。也是法治精神的体现。以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为对行政的主要监督方式，这种模式强调事后对权力滥用造成的权利损害予以补救。行政法在本质上是控权法，其中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程序是重中之重，其之所以能够实现司法对行政的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关键在于政治上的分权和司法的真正独立，而我国议行合一，未实现真正的司法权独立，事实上，要实现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其艰难在我国还不止于此，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告状难、审理难、执行难决不是个别现象，司法权的相对弱小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权的依附使其无法实现对行政的强有力监控。事后监督的被动和不力，需要求助于多个途径对行政权的控制。 三、两大法系控权模式启示及我国行政法控权模式的完善 （一）以宪政理念为指导思想 “法律控权”载体是法律，实质上是人民控权，目的是防止权力腐败。法律控权对维护民主具有巨大的保障价值，法律控权是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长治久安之策，法律控权表征着权力廉洁运行的一般规律 。现代积极、能动的行政要求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主动行动权和自 由裁量权，且这些行政权力难以明确规定而往往只能采用模糊授权的方式；因此需要在宪政理念的指导下，立法机关事先规制，行政程序事中监督，司法机关事后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正如我国的学者袁曙宏所言：“西方依法行政道路并非是平缓和直线发展的，而是崎岖的和波浪式前进的。它既是民主宪政的产物，又是民主宪政的保障，它与民主宪政互动式前进：民主宪政一方面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求完善依法行政 [11]。” （二）以司法审查为最终补救 立法置于先，行政于中间，司法为终端。尽管《宪法》和《法院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在我看来导致“法院地方化”和司法不独立的恰恰就是行政干预，而不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党委与人大的干预，因为党委与人大对司法的干预不可能是经常性，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却可能是经常性的。因此需要在具体制度安排上首先疏通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实现司法对于行政的完全独立。并且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进一步推动司法独立的进程。因为如果没有立法上明确的程序指令和法院有力的司法审查作监督，行政程序不可能自足的完成理想的目标 [12]。 （三）社会权力对行政权的控制 国家和社会相对分离的历史趋势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要以社会权力制约权力，这是行政控权的一个崭新机制 [13]。 立法权制约行政权，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具有内在的缺陷，即有时为了共同利益，而导致“官官相护”，人民对行政权的监督又可能由于狭隘性、弱小性、分散性而流于形式，而社会权力具有社会性和组织性强的特点，在制约权力方面具有优势。社会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社会法。社会权力行使的主要领域应当是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利益，行使社会权力的主体主要应当是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 [1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渐缩小国家权力，更多地扩大社会的权力；坚持“有限政府”的理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大社会，小政府”。制约公共权力，应充分调动社会权力和私权力的积极作用，在公权力、私权力、社会权力之间形成合理配置。 （四）以人民监督为保障 这是公共行政理念的最直接的体现，在民主宪政国家里，行政权力源自人民主权或称人民权利，与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权力一同属于公共权力范畴。这是确立公共行政理念的认识根源和理论根据。人民可以选择和更换政府是近现代以来维系国家权力公共性质的根本保障，人民可以参与和监督行政是近现代以来维持国家权力公共性能的根本保证。那么人民对行政权的监督就成为一种必要而且也是宪法中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 【注释】 《英国和法国行政法控权模式比较研究》 杨尚东， 2007 - 西南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 (法)盂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页。 [美]乔·萨托利. 民主新论[M] .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3，p38页 Sir William Wade and Christopher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8th，edn，20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87 （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行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杨解君. 当代中国行政法(学) 的两大主题[J] . 中国法学， 1997 (5)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两大法系行政法的比较及其启示》苏仲庆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两大法系行政法的比较及其启示》苏仲庆 罗尔斯．何怀弘、何包钢、廖中白译．正义论[M]．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8． 孟祥锋论文《谈谈法律控权问题》 [11]袁曙宏. 西方国家依法行政比较研究 [J]. 中国法学， 2000 (5) . [12]孟祥锋 论文《谈谈法律控权问题》 [13]江平 论文《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 [14]田飞龙 论文 《美国行政法的模式重构及对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启示》 

第6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摘要]法独立最早是作为一种观念被用作对抗王权的专横和对民众权益的保护。司法独立原则在现代各国中得到普遍尊重和确认，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原则，尽管各国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为其指法院、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权，法院、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外来干涉。

关于司法独立，在以下几个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达成共识：司法权由法院、法官独立行使，上下级法院之间在行使审判权时也彼此独立；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法院外和法院内部其他法官的影响，在这层面上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法官依严格的法律程序任命、升迁、免职，享有优厚稳定的待遇，在审判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和所作的一切行为不被追究法律责任，法院的人事、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法律保障。

一、德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独立

1949年德国基本法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法律。联邦的成员半数由联邦议院选举，他们不得听从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以及州有关机构的指示。德国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确保法官的独立，在对法官进行选任、培训、监督的同时尽量确保其独立性。法官的独立包括法官职务和人身上的独立性和法官本身的独立性。法官在德国属公职人员，但区别于一般公务人员，1961年德国《法官法》对法官这种特别的法律地位作了确认。确保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都建立在这种区分上。

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法官的审判，无论是其顶头上司（法院院长）还是其他国家机关，司法部长或者政府，或者是议会。

院长要根据法官的知识和业绩定期对法官进行评定，作出“职务鉴定书”，这是法官申请其他职位所必需的材料。这是院长履行职务监督权的一个体现。为了尽量防止这种监督妨碍法官内在的独立性，法律给予法官不受秘密鉴定的保障，即被鉴定法官有权要求鉴定作出者宣布并通知鉴定结果。

为了解决监督与独立的冲突，德国设立了纪律法院，法官法规定法官有权对一项监督措施向纪律法院，以判定其独立性是否受到侵害。

德国主要从制度设计上来排除对法官审判独立的外来干预。较美国而言，德国的法官人数比较庞大，法院的管理需要法院院长兼管法院行政事务，这就使法院带有一定的行政性。同时政府行政官员对法官的行为也有一定约束力，这就造成行政权与司法权一定程度上的紧张。

二、美国的司法独立原则

美国的各级法院法官大多是从开业律师中选的。联邦法院的法官，从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是由总统提名，交由国会参议院认可同意由总统任命的。至于各个州，有的采选举制，有的采任命制，有的实行选举与任命的混合制。在美国，高级法院法官极少数是由下级法院法官升任的。

美国的法官尽管也有级别之分，但在工资收入方面区别不大，在履行审判职责时法律地位更趋平等，法官的独立自主性也更强，等级色彩尽管存在，但相对弱化。

美国的政治制度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非常弱，加上松散的二元法院体系，所以司法中更强调法官独立性而不是对法官的监督。由于在美国担任法官要经过长期的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生涯，只有优秀者才能进入法官队伍，在各个法院中也没有明显的行政首脑，法官只要认真履行法官职责便可有丰厚的报酬，不用担心会被免职或追诉，所以司法独立的原则体现得更为彻底。这也是有别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显著之处。

三、我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独立

我国建国后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我们长期持否定或批判的态度。我国的司法机关不单指法院，也包括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宪法规定还是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法律监督，这种监督的方式除对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对生效或未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外，还包括对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提出纠正意见。

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核心是法官独立审判，而我国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意味着我国独立审判的主体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有如下具体体现：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每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或审理结束判决做出前要将拟好的司法文书交所在业务庭或分管本庭的副院长审批；审判委员会对重大复杂案件的讨论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造成审和判的分离，违背亲自审理原则；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指示汇报制度，这本身并无法律依据，但下级法院为防止判决被上级法院改判或驳回而长期实行，错案追究的推行使其更加泛滥。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造成法院的严重行政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原因，主要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一直将司法机关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其管理也与行政机关大同小异，而忽视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性质与职能的重大区别。司法独立原则的重心在于确保法官在审判时不受外部干扰，审判机关的独立只是为排除这种干扰创造一个具体的场所，真正的独立还有赖法官的独立。

在司法改革的议论声中，司法的真正独立在学界已达成共识，这除了司法独立本身的合理性外，也是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司法独立的确立需要一定的体制环境，需要配套设施的改革，而不只是某些条文的装饰。司法独立和司法受制也需要一定的平衡，我们在法律制度上更接近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在该原则的制度设计上的利益权衡我们也需要加以借鉴。司法独立制度上的确立比起观念上的确立其价值还在其次，司法审判人员必须精英化、职业化，这样才能建立对司法的信心和尊重，司法独立才能真正体现其制度上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著，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第7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对于建立一种公司内部的专门监督机构达成共识，但由于历史和立法传统等原因，各国具体采用的监督机构设计各有不同。大陆法系的国家一般是通过在公司内部建立监事会的形式在公司内部构建一种三角钳制结构，监事会作为公司专门监督机关，行使监督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在董事会之外另行建立独立的机构，而是于董事会内部构建了“独立董事”的角色，通过由独立董事多数组成的专业委员会行使类似大陆法系监事会职能的监督权力。二者虽是不同的监督设计，但本质上皆为公司内部监督机构，因此二者的区别多流于形式。本文从阐述公司监察制度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出发，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公司监察制度发现我国现存公司监察制度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取长补短，总结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监察制度的方法与途径。

[关键词]：监察 借鉴 完善

一、公司监察制度的概念

公司监事制度为大陆法系上的概念，是指以监事和监事会为核心的公司内部监督制度，其监督对象主要为公司董事会、董事和经理等公司管理人员对公司职务的执行。为了区别表述，本文选用了“监察”一词，一则区别于“监事”，二则因为“监察”一词涵义较为丰富，不仅包括监督的内容，而且含有“考察、检举”之意，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制度用语，似更为准确切题。公司监察机关即指设置在公司内部，以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为监察对象的专门机关。本文论述的即为以公司监察机关执行职务的各项具体制度为主体而建立的公司监察制度。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有关内部监督的设计，除大陆法系中的监事制度外还有英美法系中的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形式，不同国家、地区或不同法系间关于公司监督制度的设计安排不尽相同，但究其功效性质，却都为公司监察制度。

成本理论是公司监察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在经济学界，“委托”说为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主导学说。按照“委托”说，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之基础。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基础上，公司的所有者，股东，因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且因股东分散而导致股东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成本日趋增大，因此需要将经营管理权交给股东之外的专门管理人员，这使得股东与掌握经营管理权的人员之间形成了私法中的委托关系。然而这些受托经营管理企业的人员与股东在利益驱动上存有分歧，正如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企业的伙员，则纯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受托经营管理的人员未尽善管义务，甚至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私的现象大量存在。

因受托管理人员的经营不善、损公肥私行为而给股东造成的损失，就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们所言的“成本”问题。但“成本”不仅仅只是包括这一种情况。根据西方学者詹林和麦克林的研究，“成本”主要包含三项内容：(1)委托人负担的监控成本，如设计制度确保受托人正常履行职务的费用；(2)受托人付出的欲令委托人相信其将忠实履约的成本，包括非金钱与金钱的成本在内；(3)因受托人的决策非最佳决策，而导致委托人财产蒙受的损失。成本的存在要求在赋予受托经营管理者一定经管权力的同时要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约束和监督，以此降低成本，这也正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通过不断研究探索，最终设计出监事会这一公司内部监督机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

通过对公司监察制度的理论来源的考察，可以看出，公司监察机关作为公司内部行使监督权的专门机关，与公司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其权力本质上来源于股东的授权委托，监察机关行使职权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而非自身利益。正是基于股东的授权委托，公司监察机关的诸多具体监督权才因此而派生。

二、各国监察制度考察

（一）德国的监事会制度

德国公司治理结构把公司的活动视为职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合伙行为，因此吸收职工参与成为其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德国公司监事会由股东大会产生，公司董事会由监事会推举董事组成，监事会的地位在公司董事会之上，对董事会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根据德国《共同决定法》及《股份法》等法律规定来看，德国的公司监事会制度有下述特点：

第一，监事会的地位高，职权广。在德国，公司监事会享有广泛职权，具体言之，其职权主要有以下内容：（1）经营管理监督权。德国《股份法》规定，监事会的职责是监督企业的管理和经营。监事会监督首先包括对已经开展的业务和董事会工作的监督。在这方面，监事会的工作重点是预防性的监督。德国法还规定了“同意保留”这一监事会的监督举措。这是指监事会或公司章程可规定，对于某些特定种类的业务，须征得监事会同意后方可开展。否则，如果在监事会反对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依然开展相关的业务，那么该业务在对外关系中依然有效，但董事会可能需因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德国法明确规定监事会在很多情况下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如监事会可以委托专业审计人员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还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代表公司提起对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诉讼等等。监事会在特定情形下也有一定的公司代表权，如，监事会可以公司的名义展开一些辅业务，代表公司与其聘请的专家签订合同等。（3）人事权。在德国，人事任免权为监事会在企业中的一项基本权利，监事会有权选聘董事甚至董事会主席；监事会还可以代表公司确定董事的职责范围、决定董事的薪金、与董事签订

聘用合同。在特殊情况下，它还有权提前解聘董事。

第二，职工积极参与监事会的组成。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积极吸收职工参与，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形式即为参与公司监事会的组成。德国法律对职工代表在监事会中比例做了强制性规定。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100家最大的德国公司中，职工代表在这些公司的监事会中占据了将近50%的席位。

第三，银行在公司监事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统计信息，在100家德国最大的公司中，银行在其中的75家公司监事会中都拥有代表席位，其中有20家监事会的监事会主席由银行代表担任。针对这一现象，德国学者鲁道夫·希法亭分析指出，这是由于德国银行对股份公司有着持续的利害关系。从银行对股份公司的利益关系中，产生出银行需要不断地对与它有利害关系的股份公司进行监督的必要。这可以通过其在监事会中的代表来有效地进行。”

此外，德国法上还设计了候补监事制度。德国法律规定，公司可以选聘候补监事，如果一个监事在其任期结束之前死亡或者辞职，这些候补监事可以成为正式监事。

（二）日本的监察制度

日本法针对不同的公司类型作出区别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监事为任意机关，只在公司章程有规定时设置。日本监察制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其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根据公司规模大小，立法者设置了不同的公司监督角色，从而形成立体化的公司监察体系。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小公司的监事只进行会计监察；而中型公司的监事，不仅有会计监察权还有业务监察权，可以对董事的一般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大公司的监事具有一般的监察权限，会计监察职能由专门的会计监察人行使。日本的大公司中必须有3名以上监事，且其中一人以上应为就任前五年内非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董事或经理，而且也不得是公司的其他重要使用人（包括社外监事），常勤监事的人选应该通过互选的方法产生。由监事全体人员组成监事会。

在此就对日本最具特色，体系也最为完善的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制度作简单介绍。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其股份有限公司监察体系主要由监事、会计监察人和检查人组成。其中会计监察人和检查人不是公司机关，只是特定情况下受公司聘任或法院指定执行特定调查事项的监察辅助人。

根据日本法，监事可以独自构成公司的机关，且应为股份公司的常设机关，职责在于对公司董事业务执行的监督。

1、监事的职权

监事的职务权限为对业务全般的监察，董事在职务中行使的所有行为均为监事的监察对象。具体地，日本法赋予了监事如下权限：

监事对董事、经理或其他管理人员的业务执行及公司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并可随时要求他们提供营业报告。监事还可以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另外，监事可以调查董事将要提出股东大会的议案和文件等，当发现违反章程或法令的事项，或有严重不当的事项，应向股东大会报告其意见。

因董事实施不当行为而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害之虞时，监事可请求董事停止行为。监事对违规董事违规行为的停止请求权应通过向法院申请行使，并且，监事在向法院申请时，无需提供担保。监事还可以代表公司参加公司与董事之间的诉讼。此外，监事还有各种提诉权和申诉权。

2、大公司、小公司的特别监察规定

日本1993年的修改法独创了外部监事角色，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大公司中必须有3名以上监事，且其中一人以上应为就任前五年内非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董事或经理，而且也不得是公司的其他重要使用人。20__年最新的一次《商事特例法》修改，又对外部监事的比例和任职资格进行了修改。大公司还设有监事会，由监事全员构成。虽然设有监事会，但日本法上的监事有着极高的独立性，监事会会议仅为互相交换情报以形成正确的监察意见而设。

小公司监事的权限较之大公司十分有限，因为对于小公司，可以期待由股东来监督董事，所以，监事只具有会计监察的权限，而不具有其他权限。

除了公司监事之外，日本法中股份有限公司的监察体系还包括会计监察人和检查人，但他们并非专门公司机关。会计监察人为具备专门技能，受公司选任执行高度专门化的、复杂化的会计监察任务的人员。检查人是指在几种特殊情况时，为了调查一定事项，临时选任的调查人。日本商法规定：“调查设立时的非常态设立事项、是否足额认购股份、公司业务和财产状况、股东大会的召集或表决方法、公司董事提交的文件及监察报告书、事后设立事项、新股发行时的现物出资。”

（三）意大利的监事会制度

意大利属于比较彻底的民商合一国家，其现行民法典系由其1865年民法典与1882年商法典于1992年整合而成。意大利公司类型分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三类，公司法定机关取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分离的基本构造。

意大利公司的监事会专司监督权，不拥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力。监事的基本职责是监督董事，于董事拒绝遵循公司治理规则情形下亦得代行董事之职，或者实施特定行为和法律规定的行为，例如召集股东会。监事的职能在于确保董事会遵守法律和公司章程确立的规则，而非监测评估董事会行为之实质内容。换言之，监事监督的范围原则上限于监督董事执行职务的合法性，而不及于董事执行职务的妥当性。

意大利公司监事的职权主要包括对董事执行职务行为的监督和对公司财务会计事项的监督两大部分。意大利相关法律规定：第一，监事会须至少每一季度开会一次，并应参加股东会和董事会。第二，监事会须定期检查公司账目和内部会计体制。第三，监事会应准备相关报告附于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并向股东和公众披露。监事会报告须以公司会计体制和财务状况为根据对财务报表之公平性进行评论。第四，监事有进行调查的一般权力，且有义务向股东报告其发现的在公司经营中出现的的不正常现象。公司如遭受损失，若董事未向股东报告，监事应向股东报告，在特定情形下，监事还可请求法院任命清算人。第五，监事并不能对董事行为进行直接干预，董事行为若违反受托义务，监事无权取而代之作出相应经营行为，但监事有权诉请法院认定有利害关系之董事参与批准表决的董事会决议为无效，同时也可以向 检察官举报董事的犯罪活动。

监事会由股东委任的专业人员组成，20世纪末的改革进一步要求，监事会成员必须由拥有一定职业资格者担任，从可供选为监事的名单中选取。该名单向社会公开，上名单者必须拥有法律、商业组织或者会计的学习背景，有一定实践经验，并通过了特设的考试。

监事会由三到五名监事组成，另设有两名候补监事。监事任期三年，与董事可被股东任意罢免不同，非因一定事由，股东不得罢免监事。而且，股东罢免监事，须经法院批准方为有效。监事领取固定报酬，监事报酬不与公司业绩挂钩。另外，监事需对其违反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对于因董事行为或者疏忽而至公司或公司债权人损害，如果在监事尽职履行其职责的情况下相应损失可得避免，则监事须与相关董事负连带责任。

（四）美国的公司监察制度

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采单一制，公司中除股东大会外，仅设董事会作为常设的公司业务执行机关，在此之外不存在单独的监督机构。美国公司将公司监察权赋予了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进行内部监督。但是自身监督自身的监督模式难免存在诸多弊病，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在大规模的上市公司中，至少应当考虑一定人数的董事不得兼任公司业务经营或由公司外部人员充当具有监察权的董事。此种见解在美国社会很快得到了推广，并经过一系列发展最终发展出美国独创的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的概念为英美法系国家独创，从1930年代提出董事会改造论起，美国各界即强烈主张应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如今美国各大规模公司中，其董事会的多数成员中，皆为独立董事；自1956年以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联邦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 扮演了较为重要的推波助澜角色，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依照其订定的《上市审查准则》的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至少须选任二位独立董事，其后更于1977年修改《上市审议准则》，1978年经美国证管会批准，纽约交易所要求各家上市公司须在1978年6月30日之前设立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并且独立董事不得与管理阶层有任何可能会影响其作为委员会成员独立判断的关系； 1989年美国密执安州《商业公司法》在美国各州的公司立法中率先采纳了独立董事制度，该法不仅规定了独立董事的选任标准，而且同时对独立董事的任命方法及其特殊权力作出了规定。

独立董事，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独立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独立董事界定为与公司没有重大关系的董事。所谓没有“重大关系”指的是以下情形：“非公司以前的执行董事，且与公司没有职业上的关系；不是一个重要消费者或者供应商；不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而被推荐或任命的；与任何执行董事没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不具有大额的股份或代表任何重要的股东等”。

三、评述与小结

两大法系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的公司监察制度各具特色，很多优秀的制度设计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德国的监事会权力广泛，工作重点侧重预防，特定情况下监事会可以对外代表公司，当公司权益受到损害时，监事会可以代表公司或应诉，而且设计有完善的候补监事制度，这些制度都很好地确保了公司和股东的权益免受董事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损害；日本根据公司类型和规模的不同，对监察体系进行了区别安排，在对大公司监察制度规定了完善设计的同时赋予小公司灵活选择的余地，日本监察制度中监事具备很高独立性，职权广泛，且独创了外部监事制度，为公司监察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意大利的监事会制度强调任职监事的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并对监事履行职务的保障制度作出了很好的规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为英美法系公司监察制度的旗帜，也是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我国也建立了类似的独立董事制度，但如何在传统的监事会制度之外并行移植而来的独立董事制度，这也是当前立法完善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行的监察制度体系相关立法完善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朱慈蕴著：《公司法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2、倪建林著：《公司治理结构：法律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

3、梅慎实著：《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年版。

4、王文钦著：《公司治理结构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5、马更新著：《独立董事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__年版。

6、[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7、[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著：《德国资合公司法》第3版，高旭军、单晓光、刘晓海、方晓敏等译，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

8、[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__年版。

9、[日]青木昌彦等主编：《日本银行体制》，张橹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年版。

10、滨田道代、顾功耘主编：《公司治理：国际借鉴与制度设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第8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书档案；连锁法；生命周期；区别

档案管理是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其对推动社会发展有着较大意义，而且也对历史以及社会发展进程有着记录的价值。档案真实的反映看社会现状以及政治制度，所以，相关工作人员一定加强对档案的保管与整体，避免出现档案遗失等问题。档案是一种记载媒介，其重要的功能受到了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文书档案连锁法是一项传统的方法，其具有独立性也具有统一性，在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中，需要对相关文件的性质、权限进行了分类，还需要对管理机制进行优化，这样才能提高其价值。

一、文书档案连锁法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区别

1.适用范围的比较

文书档案连锁法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其在20世纪已经广泛的应用与档案管理工作中，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与干扰，这种方法被停止使用了，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这项档案管理方法又被重新启用。新中国刚刚成立，各项工作刚刚起步，而且发展缓慢，政府部门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对档案管理工作的加强以及改进，这也使得档案工作出现了分离的现象，这不利于档案的统一管理。随着档案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而且重新启用文书档案连锁法，解决了档案分离的问题。文书档案连锁法，主要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应用文书工作的程序，简化了档案整理工作，而且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管理机制，利用规划的方法，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标准化。文书档案连锁法可以处理档案管理中的弊端，而且降低了档案遗失的概率。

2.理论完整性比较

文书档案连锁法，是按总收发室的分类方式，对文件档案进行统一的分类并编号，工作人员利用三联单的方式对档案进行登记，然后送还到相关单位，一些重要的文件通过经办后由档案室立卷。连锁法可以解决以往档案分离的弊端，其可以实现档案利用的最大化，通过相关程序，对档案进行编号与登记，在运转的过程中，提高了档案的价值。文件在经过归档后，体现了档案整理的价值，连锁法并不涉及文件的管理制度，所以，这种方法无法揭示其价值形态以及管理方式等特点。

3.管理程度以及处理环节的对比

文书档案连锁法，可以呈现出档案文件的价值，其通过分类编号的方式，提高了档案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助于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无法辅助文件的运作，而且无法实现档案归档等价值。其主要是以预计产生文件为目的，在运行的过程中，通过模拟分类的方式，与立卷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档案的保管单位成了“单份文件”，人为地割裂了文件间的联系，从而容易给文件转化为档案之后的系统管理和提供利用带来困难。

二、“文书档案连锁法”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联系

首先，两者在文件与档案关系的问题上相互印证、同出一宗。文书档案连锁法的思想理论依据是：文书和档案本来就属于同一个事物，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过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文件的运动是一种呈线形的群体运动。文件从其产生经过现行执行效用的实现而被暂时保存起来，直到全部使用目的达到再无价值而被销毁。或者因为还具有永久保存价值而转化成档案的全过程，就是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

三、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构想

1.文书档案连锁法作为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主要内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文档改革的过程中，将其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相比较，是因为连锁法作为集中统一管理文书档案工作流程的具体做法，其影响是深远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在深化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机关档案室所用。

2.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尤其对我们实现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档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具体要求：把现行文件的管理和档案的管理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管理系统内来进行。在该系统内。有统一的工作制度、统一的工作程序和统一的控制中心，使现行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之间不再存在明显的分野，使原本相对独立又在不少环节上互相雷同的碾种管理体系真正从组织制度上和具体工作程序上交融在一起，从而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求得系统的最高效率。当今的“一体化”不仅是机关内文书、档案工作程序、方法上的融合，而且涉及相关管理体制上的改革；不仅针对机关，而且涉及全国文书、档案工作系统；不仅着眼于为机关工作服务，而且还要满足档案进入档案馆后社会利用的需求。

“一体化”的核心是综合管理和全程控制，建立起全国规模的、统一的文书档案管理体制，建立起文档工作管理的开放型模式。在客观分析该理论的基础上要注意促进普及、应用和进一步发展，实现文档管理一体化、文档信息利用一体化，并推动文档一体化与其他多种信息资源的一体化进程。正如吴宝康教授所言：“文件与档案管理的一体化，是档案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它不仅是时展需要，而且在文件运动周期理论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导下，它是终将会实现的。”

四、结论

文书档案连锁法提高了档案管理的质量。随着档案管理事业的发展，人们对这项工作越来越重视，相关人员必须努力改进工作制度，提高工作的效率，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具有预测的能力，其可以对文件产生的数量进行预测，有助于改善档案管理的现状。文书档案连锁法与生命周期理论在档案价值体现中有着较大差异，文书档案连锁法主要是以文书整理的方式，优化档案管理的流程，提高了档案的利用价值，而且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黄霄羽.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机关文档管理的启示[J].档案学通讯.2003（05）

第9篇：比较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证券投资决策方法

投资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活动之一，它通常是指企业将一定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到一定的对象上，以期在未来获取收益的经济行为。投资活动可以按多种标准进行分类，其中按投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又称为实物投资，是指直接用现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进行投资，直接形成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直接投资往往数额大，回收期长、与生产经营联系紧密。

间接投资一般也称为证券投资，是指用现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购买或取得其他单位的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等）。

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大小和技术的先进程度、证券投资的规模大小和投资对象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潜力，因此，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证券投资决策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固定资产投资决策

1、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方法。如前所述，固定资产投资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由于它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长、一经决策和实施就难以改变，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成败与否后果深远。实务中，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时，一般都要提出几种投资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后从中选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方案，这就需要运用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现值指数法、投资回收期法、平均报酬率法等投资决策方法，但现行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对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采用净现值(简称NPV)法。所谓净现值是指投资方案的未来现金流人量的现值和现金流出量的现值的差额。用公式可表达为：

NPV=∑CIt／(1+i)t—∑COt／(1+i)t

其中：CIt表示第t年的现金流入量；COt表示第t年的现金流出量；i表示预定的折现率。

净现值法的决策规则是：在只有一个备选方案的采纳与否决策中，净现值为正者则采纳，净现值为负者不采纳；在有多个备选方案的互斥选择决策中，应选用净现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2、对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方法的说明。不难发现，净现值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净现值法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能够反映各种投资方案的净收益，即以各种投资方案收益的大小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因此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2)净现值法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相一致。投资方案的净现值就是该方案能够给企业增加的价值，因此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净现值最大且不小于零的投资方案。

因此，现行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净现值法进行固定资产的投资决策。

二、证券投资决策

1．证券投资决策方法。证券投资决策的目标就是将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风险联系起来，对二者进行权衡后选择最为合理的证券进行投资。因此，证券投资决策主要是讨论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获取证券投资收益，这就是著名的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理论最初由马考维茨(HMarkowitz)于20世纪50

年代创立，后经威廉•夏普(WSharpe)等人发展，主要运用证券投资回报率的期望值E和系统风险系数β两个指标表示一个证券(或证券组合)的投资价值，以此为基础的分析被称为“E—β”分析。

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可以分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风险，即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又称为不可分散风险或市场风险，是由于一些会影响到所有公司的因素如战争、通货膨胀、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国际市场的变化引起的风险。这些因素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非系统风险又称为可分散风险或公是指发生于个别公司的因素如新产品开发失败、失去一项重要合同、重大项目投标的失败、竞争对手的出现、生产工艺技术的老化等所造成的风险，此类风险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来分散或消除。

2．对证券投资决策方法的说明。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证券的回报率和系统风险之间存在着很高的相关性，即风险与收益对等，高风险可以用高回报来补偿，而低风险则伴随着低回报。在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证券的价格反映其价值，证券的价格在任何时刻都应与其价值相符，因此购买或出售证券只能获得与该证券的系统风险相一致的回报率。也就是说，证券投资的净现值等于零。因此证券投资决策不能用净现值作为评价指标，而应采用“E—β”分析法。

综上所述，对固定资产投资与证券投资决策方法的差异归纳为以下几点：

(1)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对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主要采用净现值(NPV)法，而对证券投资决策则采用回报率与风险(E—β)分析法。

(2)只有当固定资产投资方案的净现值不小于零时，才有可能接受该方案，而证券投资方案的净现值一般为零。

(3)由于证券市场的竞争性远远高于产品市场，使得证券市场能够迅速达到竞争性均衡状态，因此，证券投资的平均租金高于零；而产品市场或者因为存在垄断和寡头，或者因为某个或某些企业的创新而使得该行业调整到竞争性均衡状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赚取经济租金。

三、原因分析

1．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角度来看。上面的分析似乎表明固定资产决策和证券投资决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决策类型，其实并非如此，两者实际上都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量化风险。

威廉•夏普1964年开创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简称CAPM)被认为是财务管理学形成和发展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出现第一次使人们能够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这一模型为：

Kj=Rf+βj(Km—Rf)。

式中：Kj表示第j种股票或第j种证券组合的必要报酬率；Rf代表无风险报酬率；βj表示第j种股票或第j种证券组合的β系数；Km表示所有股票或所有证券的平均报酬率。

可见，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单、直观地揭示了证券的期望报酬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例：当前的无风险报酬率为6％，市场平均报酬率为12％，A项目的预期股权现金流量风险大，其值β为1．5；B项目的预期股权现金流量风险小，其β值为0．75，则：

A项目的必要报酬率=6％+1．5×(12％—4％)=18％

B项目的必要报酬率=6％+0．75×(12％—4％)=12％

因此，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证券投资分析的直接工具，应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直接预测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报酬率；而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同样发挥作用，即可以用于估计固定资产投资方案的机会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方案的风险越大，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如果固定资产投资方案的净现值大于零，就说明该固定资产投资方案的期望报酬率大于资金的机会成本。

因此，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决策还是证券投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在证券投资决策中，资金的机会成本就是该证券投资的期望报酬率；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用估计的资金机会成本作为折现率对固定资产投资方案的预期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其净现值，并根据计算结果的大小对投资方案作出取舍。

2．从经济租金和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角度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