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盈余管理具有双重性，适度的盈余管理能促进市场的发展和会计准则的确立，过度的盈余管理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所以应该肯定适度的盈余管理，对过度的盈余管理有足够的重视，通过企业盈余管理来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质量，还有就是有助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帮助做出正确决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盈余管理行为有三种类型：收益平滑盈余管理、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和巨额冲销盈余管理。为了对企业会计政策并更进行研究，学者对这三种盈余管理行为设定了标准：收益平滑既不属于巨额冲销范畴，也不属于政策诱增的范畴，是保持盈利的稳定增长态势，有意减少所披露收益的波动的形式。政策诱增指当实施新会计政策后企业增加的利润或者增加的利润补偿以前的亏损为判断标准，其目的是依据扭亏、摘牌、配股和增发要求而人为地做大企业利润；巨额冲销以政策变更前后的本年净利润为负，并以降低当期利润的政策变更行为为判标准，其目的是保证盈利水平，有意做大当期的亏损；还有不属于上述三类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界将其界定为正常的会计政策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

（一）寻租理论

戈登•图洛克是最早提出寻租理论的，他认为付出劳动获得收入的过程中，当人们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劳动的心理预期时，人们就认为自己获得了应得的收获。完全竞争理论虽然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是考虑的不够全面，低估了对税收等造成的实际损失。寻租理论为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提供了理论基础，寻租理论中的驱动因素正是企业能够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强制性变更的原因，也可通过加强对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的影响来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这些都是经济个体为了个体利益而做出的。但是任何理论都要经过与社会磨合、融洽、不协调的过程，随着环境的改变，依据寻租行为，便会引起避租者的反抗，从而对双方的利益都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强制性企业会计政策变更就会进行干预，从而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终可以确保由于会计政策的变更所导致的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最低，使整体效益偏好就达到了目的。

（二）可比性理论

自愿性会计政策是与企业的个体行为息息相关的，由于其个体目的的复杂性和难以控制，使自愿性政策变更一直缺乏理论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到可比性理论的出现才得以改变。当前的各种环境使企业所处的外界环境复杂多变，为了适应外界环境，企业做出一定的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出于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公允性的目的。在企业财务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分析时，为了免给企业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理解带来困难，一般都要求前后的财务报告趋于一致。企业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其实并不矛盾，在面对风云变幻的企业经营环境，当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给企业带来的优势和便利远远大于原会计政策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政策变更。在这个时候，片面强调一致性不但不利于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所以不能把一致性绝对化。会计活动作为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随社会而生随社会而长的，财务报表在企业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企业管理者关注企业发展的焦点，是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桥梁。在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经营目标发生变化时，出于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和真实性，企业就要进行政策变更，但界限的把握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其实质往往是与表象不一致的，企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企业管理者的考虑，这是人自私行为的表现。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理想的竞争市场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没有阻碍，经济体间的信息互通，完全实现信息可得可信。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容易被市场识破，这样盈余管理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了。但是这是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事实上不存在，目前的上市公司都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分离的，这样更不会出现信息对称的完全竞争市场。两权分离使得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只能通过企业经营者提供的企业财务报告来了解企业，但很显然这些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的二手数据或者N手数据。企业管理者掌握着企业的经营信息，能够运用信息是自身财富最大化，不太可能给外部相关者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管理层进行的盈余管理操作正是借助了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四）契约理论

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相关的各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构成了不同的契约，包括企业管理者、员工、股东、政府、供应商等。为了获得个体利益，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这里主要研究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企业委托人会给企业人设定一组契约，是为了督促委托人和作为报酬的依据。当双方出现利益分歧时，管理当局会用盈余管理方法来维护自身利益。当然委托人对人的业绩考核采取何种什么方法也对企业管理人员的会计政策上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三、企业应用会计政策变更实施盈余管理的方法

（一）变更存货计价方法

改变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必然会关系到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有一共有四种：先进先出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移动加权平均法。这四种方法之间的转换会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发生。利用这种方法的改变进行盈余管理经常出现在上市公司。

（二）变更相关资产的初始计量或后续计量方法

改变初始计量方法也会导致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例如，在企业中的固定资产，在初始入账时，是以购买价款或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计量进行资产成本评估的，都是可以人文选择的；企业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费用支出是选择资本化还是选费用化，这都会有很强的主观性。

（三）变更借款费用的处理方法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对借款费用进行费用化。借款费用的确认会影响盈余，所有改变借款费用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四、结束语

第2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交易特别性；可塑性

一、引言

企业是各项资源投入通过契约结合而成的整体。企业的优势在于：一是能够产生比各个资源在独立状况下产出的总和要大得多的生产效率；二是避免了重复的双边订约，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企业契约的最大难题在于正确估量各个资源投入所产出的边际贡献。契约的有效履行要根据这个信息来进行最后的成果分配，所以说企业组织的优势不在于拥有产出能力高的资源组合，而在于获得资源组合最有效率的恰当信息。这个信息优势地位的获取来自于企业的会计核算活动，各个资源投入者要通过会计信息来进行收益的分配，股东、债权人、管理当局和雇员获得各自应得的利益。由此认为会计影响了财富的分配。

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财富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这一“经济后果”使得会计政策的选择成为各订约体关注的重要契约内容。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主导企业会计选择权的契约安排是怎样的？即谁最终拥有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力？以及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安排体现了企业契约的什么内容？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表明（WattsandZimmerman1990），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归属于企业管理当局，这一理论基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广泛分离，从而导致关系出现的现实。管理当局作为资源投入运作的实际操作者，天然具有其他订约体所无法获得的信息优势地位。其他利益集团只能通过“游说”制订会计准则的政治过程来表达意愿，限制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除此之外，企业的所有者还能采用诸如管理当局持股计划和红利合同等激励机制或干脆解雇管理当局的惩罚机制来防范企业管理当局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对管理当局完全享有会计选择权力的解释主要遇到的责难在于：

1．管理当局在会计选择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广泛分离，而且所有权被完全稀释，即没有任何股东能实质上控制企业。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企业契约都离不开大股东作为“中心缔约者”所起到的作用，既然会计选择会导致如此重要的“经济后果”，很难想象企业的大股东不会有参与会计选择的意愿。

2．所有者对管理当局的会计选择进行监督将会导致高昂的订约成本。一方面，由于管理当局完全控制了会计信息的输出，用会计信息来对管理当局进行评价将丧失可贵的“独立性”，从而引发审计监督这样一些成本支出。另一方面，通过干预会计准则制订的过程来对管理当局进行限制就要负担“政治成本”，这样对于所有者和管理当局的契约关系而言就显得很不经济了。

3．从企业成长的过程来看，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是所有者拥有会计选择的权力（大多数中小企业是这样的），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所有者会愿意将对企业信息的优势地位完全让渡给管理当局。在会计实践中可以发现，所有者对管理当局会计选择权的让渡是有限的，涉及到合并报表、重估价、所得税等等一切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计选择仍离不开企业大股东的广泛参与。由此可以相信，把会计选择权完全归属于管理当局是不够恰当的，就企业会计选择问题而言，管理当局和股东都是“内部交易者”。

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对会计选择的影响将会引起企业契约成本的升高，而管理当局对会计选择权力独占的模式将会导致其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

二、会计选择和机会主义

Williamson（1981）提出进行企业契约关系分析的两个基本行为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反映了经济人由于受经验以及处理复杂过程和复合信息的能力的限制，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不可能总会通过这一选择来充分表达其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则源于当人们的利益和其对他人的承诺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寻找满足自己利益需要的结果，甚至由此侵害他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只要其他人想探察这种行为时要付出成本。在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他进一步引入了“交易特别性”的概念。所谓交易特别性是指涉及各企业契约的资源投入对不同企业组织的行为目的不具有可替换性。一旦企业契约形成，管理当局针对某一行业的专门知识、经验和雇员的专门化技能、熟练程度对该契约而言是“特别的”，也就是说，对确定的订约人而言，其资源投入已与该契约结合成一个与其他契约有相当差异的整体。如果该项交易未能达到目的，则订约人的资源投入不能无成本地转入到其他契约当中去或是组成新的契约组织。Alchian和Woodward（1988）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契约的机会主义表现：

1．胁迫和特别性。由于存在交易的特别性而使得各订约人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承担的风险也大不相同。在交易的执行过程中，投入资源占优势的订约人要承担交易失败的大部分风险，因为各资源投入的特别性与投入资源的多寡没有关系。而其他参与订约的人在契约完成后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一旦其退出交易会给整个契约带来重新订约成本或不可挽回的契约失败成本，所以某些会因此承担较大风险的订约人实际上处于一种被胁迫出让部分利益的处境。

2．道德风险和可塑性。道德风险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在所订契约的执行过程中，要获得某个订约人的行为的有关信息要付出成本，这样该订约人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信息屏障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同时损害其他订约人的利益。但道德风险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特定契约的“可塑性”，即该契约是否为道德风险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如监督成本的高低，以及为该行为提供辩解的难易程度等。这些因素阻碍了从订约人的行为选择中发现涉及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因而称企业契约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塑性”。

当企业组织契约的发展引入到管理当局以后，由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表达内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目的就成为一个受到会计理论界关注的课题。管理当局作为关系的契约订立人和资源投入者体现了突出的交易特别性和大大增加了契约的可塑性。因此导致了管理当局机会主义选择的行为，由此大大增加了企业契约的订立成本，以致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企业模式受到广泛的怀疑。管理当局在企业契约的执行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源是不可准确计量的知识和管理经验。一方面，对特定企业而言，在经营过程中管理当局将获得最充分的信息以及宝贵的经验，这就使得管理当局逐步形成并巩固其在企业契约中的不可替换的地位，获得了“胁迫”其他订约人的条件。另一方面，管理当局交易特别性地位的取得并不肯定会导致机会主义，因为过度“胁迫”的最终结果可能引起契约失败，管理当局投入资源的特别性可能使其承担风险，不可替换的地位越牢固，其承担的失败风险也就越大。所以管理当局需要通过运用会计选择形成的信息屏障来增加企业契约的可塑性，从而实现自身的机会主义目的。这样，管理当局通过取得交易特别性的地位来“胁迫”获得会计选择的权力，最终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目的的实现。

管理当局占有会计选择权的状况表明，其他订约人将会由于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受到损害，而会计信息用于解除受托责任的目标受到会计选择的影响而对其他订约人形成信息屏障。企业契约可塑性的提高使得其他订约人无论采取什么对策都不能限制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最后无一例外地导致订约成本的升高。

三、信息和会计选择的修正机制

管理当局利用会计选择来完成其机会主义目标的途径是通过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控制。既然机会主义会损害各订约人的利益，为什么企业契约不把会计选择以至信息披露的任务完全给契约之外的独立第三者来完成呢？对于企业的大股东来说，保留企业契约体内部拥有会计选择权是很有必要的。在资本市场上，以财务会计信息为主的公司信息揭示有以下三个功能（Fama和Laffer，1971）：1．规避风险；2．改进公司内的资源配置；3．投资者可以通过私下获得新信息来谋利。

这里假设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型的，公司股票的市值就是公司运作内在风险的贴现值，如果信息具有降低公司运作活动的未来不确定的风险的作用，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息将对公司股票的市值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管理当局通过资产定价和收益确定两方面的会计活动，可以将契约的资源投入与市场供给作出比较，发现企业投入资源是否有效利用，从而会促进管理当局改善经营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程度的减少和改善经营管理最终将影响公司运行的内在价值。虽然管理当局由于对会计选择特别性地位的取得，会利用信息的这个功能来实现机会主义的动机。但是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而且这部分会计选择所导出的结果在可塑性方面是极为有限的。公司的内在价值不可能为了满足利益调整的目的而无限制地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长期而稳定地让某利益集团获利。

由此，按照会计选择与信息披露的后果可以把会计选择分为两类：一类是会计选择所产生的最终信息后果将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可以称这类会计选择是技术性的。管理当局交易特别性的地位体现了对技术性会计选择的主导地位。由于改变公司内在价值会给企业契约的各订约人带来较大程度的风险，管理当局进行机会主义行为选择的可能性比较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逐渐规范的会计政策框架使得这部分以技术性为特征的会计选择只具有了很有限的可塑性。Ittner等人（1997）甚至发现随着会计管制程度的增强，公司追求富有战略意义的目标等因素发生时，公司最高执行官（CEO）的报酬越趋向于采用不受技术性会计政策影响的非会计评价指标来衡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管理当局对于这部分会计选择的操纵空间很小。

接下来讨论另一类最终信息后果不会影响公司内在价值的会计选择。这部分会计选择的目的在于通过形成信息屏障而让某些利益集团从信息交易中获利。所以可以把其称作交易性的会计选择，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的可塑性，也就是通过会计选择会导致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例如合并会计中对购受法和权益集合法的选择就是一个明显的交易性会计选择，其本身并不会改变合并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管理当局可以利用权益合并法产生的高收益为自己谋求高奖金报酬，而所有者也可利用其来隐瞒母公司的实际收益状况。

既然通过交易性会计选择会给操作人带来经济利益，则作为企业契约来说，会计选择权就成为产权契约内容的延伸，包含在剩余索取权之中。这样，对会计选择权的运用就不可能排斥企业契约的“中心缔约体”的参与。Alchian和Demsetz（1972）认为作为团队生产的企业契约中存在着以所有者为中心的“中心缔约体”，其存在的作用是用中心缔约体与其他资源投入者的双边订约来代替企业契约全部参与人的多重订约。中心缔约体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占有所有可能会产生剩余索取利益的权力。所以对于交易性会计选择而言，形成的是企业大股东——管理当局共同主导这部份权力。

四、简短的结论

交易性会计选择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表明其实质是产权的一部份延伸。通过行使这部分权力获利和通过占有股权可以分得股利的性质是相同的，都体现了企业中心缔约体对剩余索取权的占有。但是管理当局在企业契约中取得的交易特别地位使得会计选择的机制形成了企业大股东——管理当局共同控制的模式，为了防止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会计选择的可塑性以及尽可能地加强共同控制模式的利益重叠，各大公司的最高执行官职位的出现就体现了这一趋势（既有权左右公司的经营管理，又占有公司的相当数量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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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Alchian，ArmenA，andHaroldDemsetz．1972．Production，InformationCosts，andEconomicOrganization．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62（December）：777－795．

〔2〕SusanWoodward．1988．TheFirmisDead；LonglivetheFirm，AReviewofOliverE．Williamson＇sTheEconomicInstitutionsofCapitalism．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6（Match）：65－79．

〔3〕Fama，EugeneF．，andArthurB．Laffer．1971．InformationandCapitalMarkets．JournalofBusiness44（July）：289－298．

〔4〕Ittner，ChristopherD．，andDavidF．，LarckerandMadhavV．Rajan．1997．TheChoiceofPerformanceMeasuresinAnnualBonusContracts．TheAccountingReview72（April）：231－225．

〔5〕Mckean，JohnR．，andJohnJ．Kania．1978．AnIndustryApproachToOwner－ManagerControlandProfitPerformance．JournalofBusiness51（April）：327－342．

第3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形式日趋严重，已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因此，应对反倾销成为中国企业和会计界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将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动趋势，及其对反倾销会计在会计理论和财务实务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反倾销会计；会计理论；财务实务 1 引言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冲击实体经济，影响日益加深，由于各国内部需求疲软，国际市场萎缩，各国企业都面临争夺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为扶持和保护国内产业、防范国际市场萎缩导致的贸易转移，许多国家出台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滥用世贸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二是使用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有的国家提高进口关税，采取禁止或者限制进口的措施，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还有的国家在刺激本国经济方案中提出了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的条款。 2 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 在世界范围内看来，世界经济普遍繁荣时，国际贸易自由度较高；但当经济衰退，时常萎靡时，各国为保护国内经济而增加贸易障碍，使贸易自由度降低，贸易保护便成为了主流。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09 上半年全世界贸易额萎缩了4%，欧盟和美国的进口减少了6%，日本和拉美国家的进口额下降率甚至达到了两个百分点。面对金融危机下国际贸易的萎缩，商务部日前向国内出口企业发出警告称，全球范围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正在加大，明年将是我国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可能是近几年来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诉案将超过以往数年总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2.1 保护商品的范围日益扩大。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一方面是本国正在衰弱的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另一方面是本国已经高度发达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金融业等，因此保护范围不仅扩大到货物贸易的一切领域，而且扩大到服务、技术、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近年来在商品的保护上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对于服务行业的保护日益趋于严厉。当前，服务行业的世界贸易额增长迅速，国际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30%，其中美国的金融和快餐等行业对世界的扩张最为突出，这也促使世界各国加强对本国服务行业的保护。另一个是高技术产品领域的保护不断加强。由于技术的特殊性及重要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往往受到出口国的限制及其要求的进口国的保护。 2.2 从国家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贸易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加强。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再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而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区域化和集团组织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贸易保护性，组建区域性经贸集团一方面可以实行内部自由贸易以促进内部经贸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构筑贸易壁垒，抵制贸易对手的入侵，保护成员国的市场。同时，可以凭借组建经贸集团力量抗衡和抵制外部国家的报复性竞争。在当今世界上，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条约组织、东盟、西非共同体等经贸集团遍布全球。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外实行严格的保护，从而严重削弱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 2.3 由单一的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无沦是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还是流行于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保护的是幼稚产业，而后者保护的是战略性产业。但近年来流行的新贸易保护理论如保护就业论、保护环境论等，其关注的焦点已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由产业发展转向了人本身。保护就业论关注的是人的劳动权利，保护环境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绿色壁垒关注的是人的健康和安全。关注焦点的变化导致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动植物检疫标准等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2.4 发达国家保护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农业、纺织、服装、钢铁、汽车、造船、家电等传统行业在发达国家均陷入结构性危机，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这些行业的保护，一旦某些国家为保护这些部门而筑起贸易壁垒，其他国家就会因害怕损害自己的利益而纷纷仿效。同时保护的另一个重点是尖端技术行业。当前，发达国家的产业正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像电子计算机、光纤通讯、宇航工程、新 材料和新能源的开发应用能力已被世界各国看成能否在未来的世界市场上取得主动地位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鉴于其重要性，各国竞相对它采取保护。 2.5 国际贸易保护的技术化和绿色化特征日益突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当代国际经济贸易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不断调整和提升技术门槛，技术要求趋严、趋新、趋多。目前，绿色壁垒以其外表的合理性及内在的隐蔽性，成为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贸易壁垒。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环境意识和治理能力还有待于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绿色壁垒而导致出口成本的大幅提高，出口市场严重萎缩，被迫长期处于一种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廉价提供者的地位。由于绿色壁垒具有显著的贸易保护效应，因而在国际上存在着快速扩张的趋势。 3 我国遭遇的反倾销现状及对反倾销会计产生的影响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自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至2006 年，我国已连续12 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7 年，全球共有19 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 起，遭遇美国“337 知识产权调查”17 起。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出口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2008 年1 月至2009 年1 月底，我国共遭受来自22 个国家和地区的103 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约65 亿美元，其中反倾销75 起、反补贴12 起、保障措施12 起、特保4 起。按全球各大洲计算，美洲41 起，涉案金额约13 亿美元；亚洲42 起，涉案金额约20.4 亿美元；欧洲12 起，涉案金额约29.8 亿美元；大洋洲5 起，涉案金额约1.4 亿美元；非洲3 起，涉案金额1051 万美元。此外，2008 年以来，美国对我发起12 起337 调查，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尤以纺织品贸易摩擦更为突出。如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中欧鞋业争端，中美钢铁业争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中日纺织品争端等。数据还显示，2009 年1 月，共有5 个国家对华出口产品发起10 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5 起、阿根廷2 起、巴西、土耳其、南非各1 起，涉案总金额约为3.7 亿美元。 如上所述，反倾销无疑仍旧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了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际贸易舞台所面临的主要障碍。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形势，为了更好的应对反倾销诉讼，对其中从事会计工作的反倾销会计在会计理论和财务实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1 加快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 3.1.1 保持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有关产品成本确认、计量的一致性。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在产品成本的范围、确认、计量的规定方面尽可能保持，国际会计准则的一致性。特别是有关成本方面的规定更要以国际会计准则和反倾销协定、反倾销法等相关准则为依据进行修改。 3.1.2 进一步加大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性，尽管我国已经颁布了项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大部分内容上趋于一致，但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国际贸易中涉及的会计业务的差异协调，以增强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减小国外倾销认定的风险。 3.1.3 增强会计准则的适用性。由于我国出企业中大部分都属于中小企业，会计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会计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操作上的简便易行。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小企业都只要求提供简化型的财务报告，与现有的财务报告不同的是，简化型财务报告只提供更容易理解的财务信息，只反映企业扼要的经营成本与财务状况、国外的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制定中小企业的相关规定时，既要与会计法和新会计准则相一致，又要兼顾中小企业的特点，同时与国际惯例趋 同。 3.2 完善财务会计制度。 3.2.1 加强对原始凭证等会计资料的保存，以备核查。会计资料是反倾销应诉中重要的举证证据，真实完整的会计资料是胜诉的必备条件，原始凭证是产品成本核算的依据，是产品价格合理性的最佳证明。反倾销应诉会计举证涉及有关生产企业及出口企业的账本、生产记录、购销合同、发票、运翰、保险等资料。出口企业应加强日常凭证管理和保存，平时要特别重视收集和保留证据资料，如原材料采购发票、保单、运费、销售发票、工资发放单、电费支付单、格式合同、商务信函和往来传真等，以证明和供货商之间的关系。一旦涉诉，就有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证据从容应诉。 3.2.2 账务处理方法要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由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差异，要求我国出口企业必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记账、编制报表，需要损耗大盆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较高一、对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我国出口企业应重点针对反倾销应诉中的关键问题如核算成本，按国际会计准则的有关会计处理方法核算有针对性地作两手准备，这样既节约成本，又可以在涉案时免去重新计算的麻烦，以节省时间。 3.2.3 严格会计核算。在反倾销中，核心问题就是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产品成本无论是对倾销的认定、倾销幅度的计算还是实地核查都是围绕这几个要素展开的。所以要严格地对产品成本进行会计核算。企业最好在成本核算的数据管理上做到数据的完备和统一。从原料进厂到制造成本再到费用分摊，要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单相符，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进行会计核算保证成本核算的合法性。 3.2.4 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有条件的企业还应设置反倾销会计部门，配备专职的会计人员，由该部门的工作人员执行反倾销的会计规避、应诉、起诉等业务。同时，该部门有负责对国外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追踪、监测，对出口产品涉嫌倾销、国外产品在我国倾销提出预警。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是应对反倾销诉讼的基础保证，有条件的企业应积极创建，并实现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3.2.5 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出口企业的会计人员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一旦企业涉及反倾销案件，本企业的会计人员要具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以最快的速度投人到反倾销应诉当中不仅要对本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有关成本的计算的各个数据非常熟悉，而且还要求会计人员熟悉反倾销程序。为此，应加强反倾销会计人才的培养从单一专业型人才向综合型人才培养的转变，提高反倾销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出口企业会计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会计等专业性知识，包括国内外的会计准则，还要通晓反倾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法律知识，会计人员除了熟悉一般的法律知识外，还应该具有相关反倾销的专业法律知识既要了解国际反倾销法律制度又要熟悉进口国的反倾销法津制度。同时会计人员还须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特别要提高专业外语水平。

第4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近几年来，尽管我国在财政会计工作监管方面加大了监管的力度，其监管工作有所完善，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不可避免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1.行业监管难度加大

近几年来，行业自律监管体系的运用方面，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如一些个别监管人员为了一已之私不惜压价拉客户或是违背监管职责的情况发生，使行业监管体系的正常的运行受到影响，出现了无序竞争的状态，使监管较为混乱。

2.没有明确的财政会计监管指导思想

任何事情的顺利进行，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为引导，这样才能保证方向上的正确性。财政会计监管工作也不例外。目前由于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但在进行财政会计监管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会计主管部门并没有对政策和市场的关系进行理顺，没有明确会计监督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缺乏从宏观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导致制定的各项政策更多的是运行机制和运行状态的干预，而没有指明需要在什么样的会计监督政策和指导思想下进行工作，由于缺乏方向性，所以政策和措施在会计市场监督中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而在落实过程中暴露出更多的弊端。

3.我国财政会计的监管方式比较单一

我国财监督会计监管方式一直较为单一，监管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对财政分配结果的监控上，往往忽视对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缺乏动态的监督机制，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对财政部门自身的监管力度则较小，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相关部门的监管上，在实际操作上多采用突击性和专项性、阶段性的检查，缺乏事后监管，对事前和事中监管监督机制，导致财政会计监管的职能和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4.财政部门对于会计中介机构的存在监管不力因素

第一，财政部门对于会计中介机构监管的手段有待提高。财政部门对于会计中介机构的监管不注重事前和事中的监管，重点对事后进行监管，常常导致了会计造假的行为屡查屡犯，况且财政部门的会计监管知识更新不及时。局限性较大，缺乏制度性、规范性的监管机制。

第二，财政部门对于会计中介机构的监管结构的仅仅只是公布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报告，对于违法违纪的行为缺少威慑力和权威性，没有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和采取有效的惩治措施。

二、新形势下我国财政会计监管工作的提升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这时期财政会计监管工作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需要对当前我国财政会计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使其更加完善，有效的提高财政会计监管的水平。

1.加大对财政会计的监管惩罚力度

首先就是要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惩处，提高处罚严肃性，同时加大惩处力度，对于违反财经纪律和会计监管纪律的，必须要按照轻重程度，给予相应的惩罚。

2.提高对财政会计监管人员的履岗能力

财政监管工作中，其主要要素是懂会计业务的监管人员，而监管人员的履岗能力的好坏则直接决定了财政监管工作的质量，所以加强会计监管人员的履岗能力具有现实意义。岗位职责就要求会计监管人员在开展财政会计监管工作之前就要接受从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职业精神与理念，做好依法监督。更要对其执法监管过程中的职业素养进行审核，作为其工作晋升的重要依据。在平时工作时需要加强财政会计监管人员职业素养的提升，加强其学习和培训的开展，同时将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要在整个行业中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使其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更利于财政会计监管工作的开展。

3.建立健全财政会计工作监管制度

第一，要建立健全财政会计工作监管长效化、常态工作机制，财政会计监管工作不是一时的行为，也不是突击性的行为，需要使监管工作常态化，这样才能对财政会计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避免重大失误的发生，如果只是采取突击性和集中式的监督检查，只会失去监督的初衷。第二，要在监管过程中，将监管前移，强调事前监管和过程监管。不仅要加强对外部财政会计工作的监管，更要加强对财政自身的会计工作监管。

4.加强财政部门对于会计中介机构的监管

首先对于会计中介机构的查处权限进行规范，建立分级监管机制和体系。其次，加大执法和惩罚的力度，对于违法违纪的行为加大警示的作用，并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处罚措施，对于财政部门监管的结构必须进行相关的处理。第三，完善财政部门的会计监管机制，可以采取重点检查和抽查的形式，对于会计中介机构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不断的提高财政部门监管的有效性。

三、结束语

第5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理论 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选择

一、引言

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特定的会计原则、计量基础和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进行选择的过程（宋在科，王柱，2008）。1963年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指这样一些集团，没有其支持，组织就不能生存。”该定义使人们认识到，除了股东，企业周围还存在其他一些影响其生存的群体。弗里曼（1984）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人。”这一定义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不同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为研究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需要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我国学者向崇学（2004）认为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当局、政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顾客等；王运转（2005）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结成的关系契约。从企业契约性质的角度界定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经理人、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政府等。宋在科，王柱（2008）认为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处于强势地位的大股东、管理者、政府，又包括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中小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客户及社会团体。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对我国近10年来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规范研究

（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基础理论 （1）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研究。向崇学（2004）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技术规范，但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是各利益相关者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朱磊（2007）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郎仙荣（2009）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是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在法定规范范围内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其本质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实现自己利益目标的手段。（2）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及选择主体研究。唐松华（2000）认为为了平衡治理结构中各利益相关方利益，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王运转（2005）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权属于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权应属于利益相关者。胡静丽（2010）探讨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权利的归属，认为应该属于企业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并指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可以保证其归属权的实现。 温琳（2011）认为对于宏观会计政策的选择主体是参与到会计准则制定组织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于微观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内部利益相关者享有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权，管理者和会计人员享有剩余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权。（3）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因研究。温琳（2007）对企业管理者、股东、政府、债权人、员工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因进行了研究。认为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报酬动因、安全动因、MBO动因与职务动因。股东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资本安全动因、股利动因、资本利得动因。政府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税收动因、政治敏感性动因、政府对特殊行业的管制动因、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动因等。债权人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是债权安全动因。员工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工资和奖金动因、员工持股计划动因。（4）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研究。王运转（2005）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关系契约，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持有这一观点的还有林爱梅（2006）及李晶（2010）等。宋在科、王柱（2008）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公司治理目标从维护股东利益转变到统筹兼顾相关者各方的利益，相应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将会越来越趋向于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郎仙荣（2009）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目标应考虑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方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效用。（5）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立场研究。唐松华（2000）认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常常是基于与各利益相关方合约的考虑，特别是与股东、债权人及政府的合约的考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是企业管理当局立场。徐冰（2009）认为企业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使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现代公司的作用在于平衡所有参与企业财富创造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企业管理层应站在从企业战略的高度选择会计政策，有效解决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持续创造企业价值。郎仙荣（2009）认为现实经济环境下的管理者立场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现实立场；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看，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为利益相关者立场。（6）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与参与机制研究。王运转（2005）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外部约束机制进行了探讨。利益相关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企业，进而通过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具体运行机制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并受到一定外在约束机制的制约。认为执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在约束机制是公司治理结构；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约束机制是注册会计师、市场、司法和政府等外部人士与机构。公司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是治理的对象，它以剩余控制权的形式出现。徐冰（2009）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外部机制进行了研究。从雇员参与机制、债权人参与机制及投资者参与机制等方面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内部机制进行探讨；从注册会计师参与机制、政府参与机制及媒体参与机制等方面对外部机制进行了探讨。胡静丽（2010）认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克服了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共享会计政策选择权提供内在约束机制。（7）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偏好及影响分析研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类别不同，因此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偏好、影响程度也不同。国内学者主要从股东、政府、管理者、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此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研究成果相对较丰富。李姝（2003）认为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一致，他们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施加影响，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论述了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当局等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向崇学（2004）通过研究认为股东、管理当局、政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顾客等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施加影响。朱磊（2007）认为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温琳（2007）认为管理者、股东、政府、债权人以及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在各自不同的动因下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也各不相同，具体探讨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微观层次的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偏好。朱磊（2007）认为我国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将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李吉林（2009）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李晶（2010）认为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提供不同的资源，而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对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乾惠敏等（2012）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偏好。王婧等（2012）分别从股东、政府、管理者、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 二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应用对策 朱磊（2007）在我国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背景下，从提高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对策进行了探讨。这一变化必将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以及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磋商与沟通机制、信任机制、外部约束机制等途径，能够提高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黄彬等（2008）认为新会计准则为企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提供新的盈余管理空间，通过分析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提出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高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的对策。郎仙荣（2009）对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对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应采取四方面的对策：一是从会计政策需求的角度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用要注重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在权衡利益相关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建立与利益相关方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渠道。二是改善监管部门的监管，规范股票市场的融资行为。三是增加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加强会计信息披露。四是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约束。李吉林（2009）提出正确处理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实现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的对策。乾惠敏、刘磊（2012）分析了目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利益关系问题，并对会计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 三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其他研究 孙妮娜、王福胜（2009）针对利益相关者在微观会计政策选择领域的合作竞争关系问题，采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方法分析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发现，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初始状态的影响，初始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不同策略下的得益及潜在成本的大小，利益相关者将比较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进行反复学习和调整.研究结果表明在惩罚成本和声誉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均衡点将稳定在风险优势策略的会计政策组合上，而该选择就是兼顾各方利益，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徐冰（2009）从制度上的保证、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以及财务报告的改进等三个方面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探讨。刘东山等（2008）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诉求，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套系统、完善的会计政策选择规范。针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从均衡相关者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框架：该框架包括对管理当局（经理人）的激励和会计政策选择的控制（宏观控制与微观控制）两个方面。

（ 四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运用 关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文献很少，多数研究者是针对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狭义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进行研究。宋在科、王柱（2008） 将利益主体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大类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潘高（2004）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弊端以及法人股东、机构投资者、政府及债权人在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揭示。 宋在科、王柱（2008）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利益主体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大类。由于大股东的支配地位、管理者的信息优势、以及政府的绝对控制而处于强势地位，债权人、中小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客户及社会团体在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表现出较大的倾向性。通过调查分析两类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参与意识、影响方式、影响程度及产生的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琳，李琛（2009）认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针对公司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实证研究。许琳（2011）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西北五省106家上市公司存货会计政策选择——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2009年其存货发出计价方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股东、管理者以及债权人对会计政策选择水平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三、结论与展望

（ 一 ）结论 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起始于21世纪初期，散见于相关研究文献中，如在唐松华（2000）、李姝（2003）等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中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近年来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中已逐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硕，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会计政策选择本质、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及动因、选择偏好及影响因素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以及提高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对策研究等方面；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实证研究相对滞后。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内容比较零散，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很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二 ）展望 今后的研究中应从多个不同的视角考察，注重研究内容的深入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1）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一方面，从伦理学的视角探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由于我国企业会计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已由旧准则的规则导向转变为原则导向，相应的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的会计准则扩大了管理者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对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会计盈余问题、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可以研究的内容有：基于伦理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基于伦理视角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分析、基于伦理内在要求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伦理视角下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否恰当，如失当，其失当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针对会计政策选择失当的内外因分析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方面的研究等。另一方面，从行为科学的视角探讨会计政策选择行为问题。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种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基于行为科学的视角即应用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展开的研究。研究者需要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由对“物”（会计政策）的因素的研究转向对“人”（利益相关者）的因素的研究。在当前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从行为科学的视角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心理学的视角考察，可以研究的内容有：通过对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归因理论、心理博弈及从众行为等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会计政策选择失当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治理对策。（2）研究内容的深入。可以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存在客观必然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如何？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会计政策选择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能够为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会计信息失真治理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分析工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问题的研究对促进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公允性为导向，实现会计政策的选择从机会主义到效率性的转变，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意义。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观”、公允性及效率性等方面论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监管的必要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主体、客体。监管的依据，以及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措施的研究等。（3）加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会计研究领域，在我国会计学术界已渐形研究主流。但目前在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中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采用处于一个相当稚嫩的阶段。因此可以预见，该领域的研究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唐松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必然性·影响因素·立场》，《会计研究》2000年第3期。

[2]李姝：《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政策选择》，《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

[3]郎仙荣：《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会计政策选择对策》，《财会通讯》2009年第10期。

[4]王婧；向志平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财会通讯》2012年第9期。

[5]王运转：《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6期。

[6]朱磊：《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基于新会计准则的几点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7]温琳：《利益相关者微观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分析》，《财会通讯》2007年第7期。

[8]孙妮娜、王福胜：《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进化博弈分析》，《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9]潘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集》（2004年）。

第6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573-01

1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形成

我国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是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实践逐步产生、发展和并不断完善的。2000年，国家为了运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出台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概念，对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奖扶。经过十年发展，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于2011年正式形成。此后，国家出台了针对独生子女户、二女户进行奖励、帮扶的措施，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面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规范化。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具有政治性、整体性、公益性特征。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政策性是指该政策由国家通过一系列政治过程制定，给符合计生政策的家庭在经济和政策上给予倾斜，促使人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促进生育观念改变。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整体性是指计划政策的实施与社会其他领域有诸多联系，必须从问题的整体着手，以综合手段破解计划生育难题。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具有公益性指的是计生工作已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中，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当在政策和法律上给予支持，提供财政保证。

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2.1内部因素。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包括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计划生育家庭中个人能力全面，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他在社会上能够相对获得更多机会，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那么他希望从孩子身上获得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愿望将比那些不能较好适应社会的家庭要少，对孩子的多少愿望较少。另外，受教育程度不同，生育意愿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对事物的看法和深度将更全面深刻，希望培育高质量的孩子，从一个或两个孩子身上满足其需求，从而产生了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取代孩子数量的替代需求。

2.2外部因素。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外部因素包括文化、社会保障和生育政策三个方面。在西方生育文化的影响下，加之“男孩女孩一个样”等新型生育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悄然发生改变，年轻一代不再仅仅为了孩子而活，他们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开始少生孩子。当然在我国农村地区，因生产技术还处于较落后阶段，希望通过多生孩子，特别是多少男孩来增加劳动力，提高家庭经济收入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社会保障是否健全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外部原因。家庭养老仍是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多子女能一定程度上保证养老问题。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国家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计生政策是一种硬手段，而计生利益导向政策是软手段，两者有效结合将实现计划生育家庭的效益。

3如何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3.1增强理论指导性，提高政策针对性。做好生育成本―效益理论研究，注重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在全国范围内建成数据库，据此调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调节生育成本和效益，提高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操作性。强化孩子数量―质量替论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探索该理论研究的操作方法，高度重视人口基础性理论研究，以此促进分支理论的进展。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必须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完善利导体系，形成政策合力，不断扩大计生扶助领域，加强对社会养老的水平，对已有的利导政策整合评估，不断优化，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利导政策重点，发挥政策的功效，将优先的资金运用到人们最急需的地方，解决实际问题，将扶助重点放在最困难群体上，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提高政策的延续性，发挥政策长效机制，不管加大总体头伏，大胆革新当前利导政策与实际不符的地方，做好政策的延续工作。

3.2推进计生文化政策，增强实效性。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作用，必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计生文化发展规律，不断发展创新计生文化，使其跟随时展，真正确立计生文化的指导地位。加大投入，为计生文化的稳固和发展提供切实保障，深化计生文化体制改革，促进计生文化的繁荣。加大计划生育财政投入，为利益导向政策实施提供强大财力支持，使其投入在总量上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逐年提升扶助资金总额，严格禁止截留、挪用、贪污等违纪行为。利导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明确各级责任的组织保障。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涉及面广，依靠单个部门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多个部门共力共为，明确职责权限，整体协调，合理执行利导政策。强化计生工作督查，为利导政策实施破解难题，距今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在施行中仍将遇到许多困难，对此应该强化工作调度和督查，掌握新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对遇到的问题必须迎难直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增强利导政策的实效性。

3.3强化执法工作，维护公平正义。利益导向政策的有效实行离不开立法和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必须加强计划生育的立法工作，夯实执法基础。提高计生执法水平，重视程序执法，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依法开展计生工作；对计生执法违法行为，必须严格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保障执法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计生利益导向政策推行中，加强计生法治宣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创造良好执法环境。法制宣传形式应采取群众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形式，宣传内容要贴近群众生活，推行以案说法的成功经验，使执行计生政策成为群众的自觉要求。

参考文献

第7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类型；生育行为；性别偏好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118-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13

作者简介：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How Well Has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orked： A Micro Level Analysis

CHEN Wei1， JIN Yongai2

（1.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unauthorized fertility behavior using the 2005 National 1% Population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tional rate of unauthorized births averaged at 18.95%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 rate for different policy areas varies substantially. Factors at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unauthorized fertility behavior. This research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vising and improving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Keywords：family planning policy； types of fertility policy； fertility behavior； sex preference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又一重大举措。

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但事实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和影响程度却是不一样的。多数人会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范围内生育，甚至有调查表明，在一些地区如江苏，尽管政策规定的一些人群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但仍有很多人只生一个孩子[1]。但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违反生育政策，特别是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些研究发现农村多胎率较高[2]；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出现二胎超生热现象[3]。因此，当前正值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时期，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分析违反政策生育的原因，加深人们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环境、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等都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国内外有大量关于生育行为的研究，但专门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却很少，仅有的一些也只是简单地、描述性地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而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利用全国大型调查数据和定量方法，在合适的理论指导下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控制宏观和中观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影响该行为的微观因素，分析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形成机制，力图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分析框架

目前解释生育转变的理论有三个：人口转变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低生育模型。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转变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是解释影响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理论基础，也是选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的依据。同时，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为本文分析中国妇女生育行为的区域差异性奠定了理论基础[4]。

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从家庭或个人决策的角度探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这些理论均从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角度阐释家庭的生育决策，分析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变化是如何促进生育行为转变的，虽然是通过观察生育行为的时间演变创立的理论，但是从空间角度也是有解释力的。这为本文选取变量和解释实证数据结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人口转变理论和微观生育经济学理论提到的因素只能间接地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来影响生育行为，而邦戈茨（Bongaarts）提出的低生育模型则从一个更为直观的和直接的层面解释了个人的生育行为选择[5]。他提出生育率由非意愿生育、孩子死亡替补效应、性别偏好、进度效应、不孕效应、竞争效应和意愿生育数共同决定，前三个因素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后三项则对生育水平有抑制作用。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非意愿生育减少，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得替补效应减弱，而不孕效应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进度效应、竞争效应、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直接影响了我国妇女的生育行为，而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又是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

以上三种理论分别从宏观、微观以及中观提供了生育行为转变的解释，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应的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寻找。宏观的社会环境（包括现代化发展程度、生育政策和文化制度）作用于中观的家庭因素和微观的个体，既影响家庭和个体的特征，也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同时，社会环境、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综合作用，又导致不同家庭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效用，同时使人们形成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特定的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量，最终形成实际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数量和性别结构。

二、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此次全国性的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覆盖全国各省市区，样本量大，代表性强，而且是按家庭户进行调查，对家庭基本信息、家庭子女状况和其他一些关键的个人社会经济变量都有涉及，在缺乏确切的出生登记数据和计生数据的情况下，是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最佳选择。

1.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主题――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仅指在数量上超过了政策的规定，即只能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了两个或以上的孩子，能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生育了三个或以上的孩子，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群第一孩生育了男孩还继续生育，或者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但生育了三个及以上的孩子。本文的违反政策生育不同于计生部门所说的“计划外生育”，计划外生育除了从数量上判定外，还包括违反其他规定，如未达到政策规定的二胎间隔等。受数据限制，本文只从数量上识别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无法考虑生育间隔、生育年龄等计生部门规定的其他指标。

2.样本选择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虽然是按户登记，但数据最终以个人形式呈现，因此需要进行配对，将个人数据转化为家庭数据。本文研究的是妇女的生育行为，因此，数据配对也以妇女为基础进行，将孩子信息、丈夫信息和妇女信息进行配对。配对数据使用的是2005年小普查数据的20%样本，因为数据是按个人而不是家庭抽样，配对时会出现三类情况：一是母亲和孩子信息完全配对成功；二是只有孩子信息，抽样时母亲漏掉了；三是漏掉了部分孩子的信息。第二、三类数据由于信息不完整，无法进行分析，第一类母亲和孩子信息均完整的则是本文的分析对象。识别一个家庭的所有孩子是否都在数据中，通过对比变量R34填写的“存活子女数”和数据配对后计算的家庭孩子数，二者相等则可以判定孩子信息没有被遗漏。由于是随机抽样且样本量大，所以有遗漏对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龄35岁以上、1990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夫妻均为初婚和汉族且非流动的女性。主要原因如下：①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时期，各省在遵循中央精神的前提下，根据各省

实际情况制订计划生育条例，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生育政策基本稳定。②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再婚夫妻的生育政策规定相对更为复杂。③本文研究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对于尚未走完生育期的女性无法衡量其是否有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除外）。35岁以上的妇女基本完成了生育，可以认为达到了终身生育水平[6]。④1990年以后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在2005年最大只有15岁，正处于上初中或高中阶段，不会因为外出打工或上大学等原因而在调查时户口不在户内，这使得对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结构判断更为准确。⑤我国生育政策实行的依据是户口所在地而非居住地，无法获得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的详细信息，无法判断流动人口的生育政策类型，因此，本分析中不考虑流动人口。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36976个。

3.因变量的设置和操作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将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赋值为1，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赋值为0。

因为涉及行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需要详细考虑各地区的政策类型。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可以归纳为：城镇居民（不包括少数民族）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居民（不包括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又分为三类，一是北京、上海等地实行一孩政策，有五个省

（海南、宁夏、青海、新疆、云南）

和四个试点地区（恩施、酒泉、翼城、承德）实行二孩政策，有19个省、自治区实行独女户有间隔地生育第二胎政策；另外还有针对少数民族和特殊人群（如归国华侨）的生育政策[7]。

2000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集了345个地区级的政策生育率数据，有335个地区级数据与2005年个人原始数据匹配[8]。有研究者分析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的关系时，对地区政策生育率简化分类，分为一孩政策（政策生育率在1.3以下）、一孩半政策（政策生育率在1.3～1.6之间）和二孩及以上政策（政策生育率大于1.6）[9]。根据张二力划分的政策类型和各省相应的计划生育条例，同时结合妇女和丈夫的户口性质，判定每个家庭所属的真正政策类型。这样确定了每个家庭应该实行的生育政策类型后，可以根据生育孩子数和孩子性别结构判定其生育行为是否合法：对于一孩地区，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都是违法生育；对于一孩半地区，除了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包括只生了一个孩子和第一孩是女孩生育了第二孩的人，其余均为违反政策生育；对于二孩地区，生育了三个及以上孩子的都是违法生育。

回归结果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在全国层面对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影响不显著，但在一孩半、二孩地区无论是对违反政策生育发生风险还是对生育下一孩次发生风险的影响方向都是正的，而在一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同住会显著地降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风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都是农村地区，父母的传统生育观念更容易影响子女的生育选择，而在一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居住会降低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受数据限制，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具体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4）个体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

个体是生育决策的主体和生育行为的实践者，个体的一些特征将直接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从人口学特征来看，妇女的初育年龄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妇女的初育年龄每增大一岁，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就降低5%（模型1）。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妇女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回归结果充分体现和验证了已有研究结论，初育年龄的推迟直接影响生育期的长短，也间接地体现了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竞争性因素的影响（如上学、就业）。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也会通过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推迟生育年龄而影响生育行为。

户口性质、工作状况和是否有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反映了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户口性质主要体现了城乡之别，城市和农村在发展程度、生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反映在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大于城市妇女。

是否有工作在全国层面没有显著性作用，在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模型结果显示，没有工作的人更易于违反生育政策。而在一孩政策地区，没有工作的人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比有工作的人小，与前面对政策类型的解释一样，回归系数出现方向性的改变与加入养老保险、收入等几个控制变量有关。但在生育三孩的风险上有无工作没有显著的差异。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显著影响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没有养老保险的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概率是有养老保险的妇女的3.94倍，而医疗保险的缺失将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提高了11%（模型1）。这既说明社会保障对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作用大于医疗保险，由此可见，“养儿防老”的观念仍在人们的生育行为中有所体现。

控制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第一个孩子年龄越大，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风险也越大，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迟，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在发生变化，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增加。

（5）性别偏好。

分政策类别看性别偏好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所有模型均能体现性别偏好的强烈影响。

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大小取决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与第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相比，前者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降低了63%。再看前两孩的性别结构对生育第三孩风险的影响，与前两孩都是女孩的妇女相比，有两个男孩或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妇女更不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均降低了80%以上。

在一孩半政策地区，与只有男孩的妇女相比，只有女孩的妇女更不可能违反政策生育，这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判定违反政策生育是根据第一孩性别而定，第一孩如果是男孩生育第二孩就是违反政策生育。儿女双全的家庭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是只有男孩家庭的2.28倍。与一孩政策地区表现的规律一样，一孩半地区第一孩的性别会影响第二孩生育风险，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的风险大大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性别的偏好。性别结构偏好在第三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相比较于前两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了两个男孩或一男一女的妇女生育第三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其中儿女双全的人比只有男孩的人下降风险更大，说明人们有在男孩偏好基础上追求儿女双全的倾向。

在二孩政策地区，与一孩半政策地区不同的是，只有女孩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反映了人们有通过多生来实现性别偏好目的（即生育一个儿子）的倾向。儿女双全家庭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是只有男孩的家庭的12.11倍，体现了人们的性别双全偏好。同样，与其他两类地区类似，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的可能性降低，前两孩是两个男孩或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妇女继续生育第三孩的风险大大降低，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偏好。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微观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程度和影响因素。根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1990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汉族、初婚、35岁及以上未流动的妇女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是18.95%。而不同人群和不同政策地区又存在较大差异。回归分析显示，与二孩政策地区相比，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最高，其次是一孩半地区，这意味着政策越宽松的地区人们越倾向于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生育。

政策类型、受教育程度、养老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影响非常大。养老保障比医疗保障的影响作用更大。在分政策类型考察性别偏好的作用时，模型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一孩政策地区，还是一孩半政策地区或是二孩政策地区，性别结构的影响系数均非常大，因此可以推断，性别偏好始终是导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

受数据限制，本研究无法考虑漏报因素。漏报尤其是低年龄漏报是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13～14]。比如，翟振武、陶涛利用教育数据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在考虑死亡的情况下2000年普查数据0～3岁组每个年龄组漏报了近340万人[15]。由于本研究未考虑到漏报，可能会低估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但是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判断，虽然数据存在漏报情况，但本身不会对结果和结论产生影响。对目前普查数据评估的一个一致的结论是低龄组中女婴漏报多于男婴[16～17]。出生漏报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很多农民想生男孩，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男孩[18]。这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致的。本研究的政策含义中，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制度建设可以减弱和消除违法生育的基础外，二孩地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较低发生风险启示我们，政策类型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选择，适时、适当地完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满足部分群众的生育愿望，使计划生育政策得以更好的实施，有利于调控我国人口变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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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妍，刘爽.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基于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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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谦.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J].人口研究，2008，（11）.

[7] 杨菊华，宋月萍，瞿振武，陈卫.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同[7].

[9] 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5，（1）.

[10] 同[7].

[11]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2003，（5）.

[12]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3] 翟振武，陶涛.低年龄人口数据质量的分析与评价[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14] 于学军.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J].人口研究，2002，（3）.

[15] 同[13].

[16] 翟振武，杨凡.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9，（4）.

第8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 客观必然性 行为约束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138-02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涵义

会计政策是指会计政策主体为指导会计运行,实现会计目标,就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会计政策分为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会计政策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是国家为规范会计运行,对其运行的原则、程序和方法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微观会计政策,是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依据微观会计主体的实际,采用宏观会计政策所规定的原则与方法,对微观主体的经济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计算,真实充分地报告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的原则与方法。

会计政策有宏观与微观之分,故会计政策选择也有宏观与微观之别。狭义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在现有的宏观会计政策法规赋予的空间中所作的选择,而广义的会计政策选择则包括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

本文论述的是微观意义上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必然性

(一)公司治理结构是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在原因

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维安,2001)。会计系统是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下运行的,必然要受到所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也就是说,财务会计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这是因为公司财务会计应向各利益相关者,包括现有的股东、潜在的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等披露信息,而这些利益相关方与公司管理当局各有独立的利益,且他们的利益往往不完全一致,于是公司管理当局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就有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而现代公司中,管理当局取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他们完全控制了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这为其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可乘之机。可见,公司治理结构是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在原因。

(二)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提供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各利益相关方相互间多次博弈的结果。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都想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各利益相关方都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每个人都想准则对自己更有利。

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形不一,千变万化,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在统一性的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而这些并存的会计处理方法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对象。

此外,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即会计准则的规定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因而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这也为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

(三)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使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可能

在会计信息市场中,交易对象是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需求方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现有股东、潜在股东、债权人、政府及一些中介机构等),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会计信息的供给方是企业管理当局。

从会计信息的供给方来说,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主要指高级经理人员)地位不断上升。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他们控制了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包括会计政策选择。

从会计信息的需求方来说,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根本就没有会计信息需求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这种动力很小。就一些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其数量有限,职业水平不高,许多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没有较深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会计报表。由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不成熟和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内在动力较小等原因,他们对会计信息的供给影响极小。

从会计信息供需双方的联系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起步较晚,还不完善。相对于投资者手中的货币而言,资本需求者数量还很少,二者之间矛盾还十分激烈,竞争受到很大的限制,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因盲目追求投资机会而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严重不足。这一切都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空间和可能。

三、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约束

(一)会计政策选择内部约束

1.内部控制约束。内部控制是生成会计信息的基础。建立建全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管理当局的会计责任。内部控制能否对会计政策选择起到约束作用关键要看企业管理当局是否重视,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固有的局限性。

鉴于会计政策选择也是管理当局作出的,笔者认为,内部控制对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约束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黄文锋(2004)认为经过内控生成的会计信息,如果满足管理当局的效用,则不会有什么变动,否则,作为逐利“经济人”的管理当局就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再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部控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

2.公司治理约束。公司治理结构是规范管理当局选择行为的关键力量。公司治理结构是制衡参与各方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狭义地讲,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间分配等问题(Blair,1995)??。

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主要是通过对重大判断的运用和重要会计原则的取舍来进行的。在确立了审计委员会对整个审计的指导地位后,管理当局的一系列行为,不仅要经过外部审计这一关,而且还要经过审计委员会这一关。管理当局必须就这些重要方面与审计委员会进行独立的交流和讨论,并且把讨论情况在报告中进行反映。这一过程有效地制约了管理当局的选择行为,使其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

正如前面论述的,会计信息经内部控制生成以后,会经过管理当局的“过滤”和加工,而公司治理结构是在对管理当局“过滤”行为的“再过滤”,即当存在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也就是说董事会里审计委员会能够对整个审计过程发挥独立的指导作用,就可以对管理当局的选择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所以公司治理结构是规范和制约管理当局选择行为的决定力量。

3.信誉约束。保证管理当局不偏不倚地选择符合客观情况的会计政策,最有效最基本的措施,是对会计政策握有选择大权的管理当局的诚信(黄文锋,2004)。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中国几千年的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讲究自身的道德自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而取义也”等等。由于这种独特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力量,我们传统的道德形成机制,对今天的市场经济无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欲望的扩张,传统的信誉约束机制并没有产生作用,相反,一些地方管理部门操纵、包装、造假、欺诈等等会计行为泛滥成灾。权大于法、腐败、贪官、人情交易等现象频繁出现,使得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的信誉机制严重缺失。

(二)会计政策选择外部约束

1.会计准则体系约束。会计准则体系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是决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域。从会计准则体系来看,会计政策选择是规范与自由之间辩证统一的产物,任何一国的会计行为都要纳入一定的会计准则体系,然而动态的经济环境及人的行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会计准则永远不可能把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都规定死,通常各国制定会计准则时,都会给会计主体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留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说会计准则直接规定了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

会计准则体系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在于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就其从制定、执行和监管的全过程来说,不可能在制定环节解决所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准则执行的过程和后果依靠准则制定机构以外的力量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执行准则过程中的操纵行为进行跟踪和揭露,这对发挥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准则不仅制定过程是社会性的,而且它的执行也是社会性的。

2.政府监管约束。根据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会计市场如同其他产品劳务市场一样,也存在失灵现象。会计市场失灵是指会计市场生产的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同于社会需求的最佳量。会计报告的供给是由股东、债权人、政府、潜在投资者及公司管理当局的决策需求决定的,但它作为会计市场中的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会计报告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即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公司的会计报告而不用支付任何费用。由于会计报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在生产会计报告时,公司会计报告的生产者往往就不考虑对非购买者的需求,这样势必会导致会计报告的“生产不足”――市场失灵。会计报告的“生产不足”通常以会计信息失真的形式出现,而会计信息的失真又表现为会计政策的操纵。

根据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政府监管是修补会计市场失灵必不可少的要素,适当的政府监管有助于改善会计市场,进而可以消除或减轻市场失灵。政府监管约束机制表现为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表现为税收、收费管制,表现为对违犯法律法规行为进行惩罚和制裁。政府监管会计市场也要注意适可而止,因为不适当的政府监管不仅无助于对会计市场的改善,而且,还可能加剧市场失灵,甚至导致整个会计市场的失败。

3.审计监督约束。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中国证监会计关于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经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

审计作为会计系统内外部一种主要的监督手段,是对会计主体行为的有力约束机制,是会计信息质量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保障。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不需要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公司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就会具有随意性。正因为公司管理当局考虑到需要经过审计这一关,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就一定会有所收敛。王跃堂(200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审计意见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并且其系数的符号为正号,这说明自愿执行三大减值政策的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较大。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是企业合理运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保证,能否发挥审计监督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的约束作用,关键在于注册会计师是否敢于或有能力出具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审计独立性和技术性决定的审计质量问题。

注释:

财会通讯编辑部.会计政策选择漫谈[J].财会通迅,2006(2)

唐松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必然性・影响因素・立场[J].会计研究,2000(3)

宁向东.公司治理理论[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

2004年度报告中,共有55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144份非标意见审计报告,占参与年度过72家会计师事务所的76.39%。比较历史数据可以发现,自1997年第1份否定意见审计报告和第1份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以来,出具非标意见的事务年比例大体呈逐年上升趋势,直至2002年达到高峰,87.32%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出具过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到2003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至2004年,此比例又出现回调。这一证据也证明了我国审计监督对上市公司约束的作用。(资料来源:《2004年证券期货相关审计市场分析》,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网站,省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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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会计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生资金审计；跟踪审计；形式、事实和价值

1“三维”视角的内涵

“三维”视角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公共政策审计，三个维度分别指形式、事实与价值。公共政策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从形式、事实、价值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结果及影响进行监督、评价、建议咨询等审计活动。民意是公共政策的重要考量，公共政策的积极功能――分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覆盖了民生政策的基本目标。学术界和理论界普遍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所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其根本目的，因此不断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质量成为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首要目标。

40多年来，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扶贫一直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自十八大以来，一再对扶贫开发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和部署，伴随着一系列扶贫政策的制定，到执行落实，到最终使千千万万的百姓摆脱贫困、过上富足小康的生活。切实保障民生资金落实到实处、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民生资金审计应该采取公共政策审计的思路，从形式、事实与价值三个维度来对民生政策的落实和民生资金的使用进行跟踪审计，便于把握审计重点，发现风险隐患，尽早提出改进意见。

“形式”指民生扶贫政策的“贯彻部署”，“事实”指民生扶贫政策的实质性“执行落实”，“价值”指民生扶贫政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2“三维”视角确定民生资金跟踪审计重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明确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对此，审计署《“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将加强扶贫审计作为民生审计的重点，强化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将增长434%。可见，民生资金投入在庞大基量的基础上将会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为保障这些关系民生的扶贫资金可以落实到实处，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审计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有效开展民生资金审计，彰显审计机关紧贴群众、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基本职能――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因而，民生资金审计将是国家和地方审计机关在未来一段时间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9年9月中国审计学会举办的“跟踪审计理论与实务研讨会”达成共识，认为跟踪审计是“审计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或公共资金运行全过程分阶段、有重点进行的持续性、过程性审计”。跟踪审计由于具备过程性强、时效性强和建设性强的特点，能提前介入工程项目进行审计，对被审计事项的资金流、业务流、物资流、信息流进行审计监督、反映真实情况、揭示风险隐患、查找突出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将跟踪审计“边审计、边整改、边规范、边提高”的功能应用于民生资金审计，可以确保民生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等各环节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

理论意义上，对民生资金进行跟踪审计是大势所趋，是确保民生资金真正发挥实效的重要保证。只有实施跟踪审计才能真实反映项目全貌，及时发现突出问题进行整改，保障政府的民生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一系列关系民生的扶贫政策制定、执行落实再到最终造福百姓有一个过程，这三个过程分别反映了事物的三个方面：形式、事实和价值，以此作为跟踪审计的三个彼此衔接又重点突出的阶段，便于我们加强对跟踪审计的理解。再者，将公共政策审计的“三维”审计模式应用于民生资金的跟踪审计，对现有的民生审计思路和方法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

实践意义上，2016年6月1日审计署公布了《“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将加强扶贫审计作为民生审计的重点，强化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民生资金的跟踪审计将成为政府审计工作的重点，本论文从“形式、事实与价值”三个维度对民生资金跟踪审计的重点进行论述，对接下来的审计工作将起到指导和借鉴的作用，便于审计工作者完善审计环节，防范审计风险。同时，关键领域重点审计，明确跟踪审计的重点环节，对于节约审计成本具有重要作用。

3民生资金跟踪审计重点分析：第一维度

从“形式”维度出发，重点审计项目的部署情况。审查政策的部署要重点关注相关民生扶贫政策的文件、会议部署、组织领导团队建设、制度规划、执行程序、配套政策等情况。首先，重点审计组织领导团队的建立，任何工作都需要人来完成，为保障项目的质量和效率，必须有从事专门工作的团队以及领导的重视。其次，进度和资金作为项目执行过程必须严格把关的两条线，资金预算的编制要严格把关，确保国家扶贫专项资金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项目的工程进度必须在事先周全考虑的前提下制定，才能保证后期政策的有效落实，避免部分政府出现项目执行拖沓等不作为现象，确保相关的配套制度对二者进行有效约束。最后，对不同的民生政策制定不同的审计目标，充分体现量体裁衣的方针，立足国家和地方实际情况，加强民生扶贫项目的可操作性，以目标为导向、高效有重点的完成审计工作。

“形式”上的落实必将促进“事实”和“价值”的实现，没有政策的保证，任何民生扶贫规划都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金管理政策的制定可以有效保障项目的后期执行，规范资金的调度和使用是一种社会价值的提升。更好地揭示三个维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

4民生资金跟踪审计重点分析：第二维度

从“事实”维度出发，重点审计项目的落实情况，落实情况可以按照项目进度、资金使用以及项目管理的线索进行重点审计。首先，检查项目的执行进度，按照项目的“计划数”与“完成数”进行比对，查找偏差发生的原因。对于不能按照进度执行的原因重点审计是因为政策制定的不切实际，即“形式”的不到位，还是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不可抗力因素，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跟踪审计，及时发现产生偏差的原因，尽早提出改进建议。其次，资金使用的来龙去脉要重点关注，申请的专项资金是否安排在对应的项目上，有无挪用的现象，地方财政是否超预算安排项目，出资主体和配套责任是否明确。资金是项目执行的重要载体，资金的预算、调度和使用的合法、合规是保障民生政策顺利实现预期目标的保证。最后，项目管理方面，由点到面对整个项目全过程进行跟踪审计，重点关注招投标的规范性、组织施工和竣工决算审计，以及项目建成后管护主体是否明确。管理的混乱必然导致效率的折扣，从而影响预定目标的实现。

对民生资金“事实”层面的跟踪审计，便于发现“形式”层面的漏洞，由于理论与实际的偏差，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政策都是完善的，一方面通过对项目执行情况的跟踪审计发现问题，不断修正计划，使得项目规划更具可行性；另一方面，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适时提出建设性的审计建议进行整改，实现“边审计，边整改，边规范，边提高”的功效。

5民生资金跟踪审计重点分析：第三维度

从“价值”维度出发，重点审计项目的效益情况。民生扶贫项目的效益一般指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方面，资金是项目顺利实施的保证，以资金流向为线索，跟踪审计资金的筹集、调度、使用、管理和效益情况，结合实地走访调查、银行取证和往来款项核对等审计方法对民生资金进行跟踪审计。随着民生扶贫政策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以及社会公众希望惠民政策可以实现公平正义，确保民生扶贫资金可以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使得更多的贫困县、贫困村摘帽、脱帽。社会价值方面，任何政策的制定和项目的执行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是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民生扶贫政策的服务对象是尚未脱离贫困的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走访群众以及问卷调查，体察民情，获得第一手资料，审查相关项目是否达到预定目标，是否使得群众满意，是否有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价值”维度是民生扶贫资金跟踪审计的最终目标，“形式”和“事实”无论多么尽善尽美，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做好民生资金跟踪审计工作，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真正保证民生资金用之于民、用出效益。

6结论

“形式、事实和价值”三维审计模式、跟踪审计有机融合在民生资金项目的审计过程，为政府审计提供了新的思路。“三维”的审计模式使民生资金审计项目更加注重形式有效、事实落地和价值实现，从而跟踪审计的风险重点更加突出，更好地发挥跟踪审计在民生资金审计中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功能。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阶段，对确保国家财政资金的安全和高效使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在实际的审计工作中，正确划分民生资金跟踪审计的形式、事实和价值三个阶段，对审计工作者的职业怀疑和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掌握基本的审计知识，针对新问题要创新审计思路，改进审计方法。同时，对国家宏观政策目标、微观经济手段必须具有相当清晰地理解。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审计建议要始终以“价值”目标为导向，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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