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票据法的这一思维来源于票据理论的客观解释原则。在民法上对于一般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该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这种真意的确定可以参考过去的事实及其他的相关证据，作为判断的依据，不仅仅拘泥于当事人所使用的词句。“但关于票据行为的解释，则不能以记载以外之事实，推求行为人之真意，而变更和补充票据上所载之文义，学者称之为票据客观解释之原则。”也就是说票据上的记载的文义是探求当事人意思的唯一标准，票据上所记载的文字的意义，应该按照票据本身的文义加以客观的判断，不得依票据以外的事实或证据任意加以变更或补充。即使该记载是处于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而做出的，导致了当事人之间事实的显失公平，也不能依据事实来推翻票据上的记载而处理票据上的关系。比如票据金额的记载由于某种原因而与实际的交易金额不一致，本票出票人A将本应记载为100万元的票据金额错误地记载为10万元，当事人都没有发现，几经背书而至持票人D手中时才发现该金额的记载与实际不符，持票人D此时向出票人A请求付款时，只能获得10万元的票载金额，但是持票人D在交易时却付出100万元的货物，这对于持票人D来讲显失公平，那么持票人D是否可以依据该票据及事实的证明请求出票人A支付100万元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票据关系上，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按照票据的客观解释原则，持票人D只能从出票人A处获得票据上所记载的10万元金额。（见下表(表略)）这样在事实关系上，持票人明显受有损失，这种损失的救济票据法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从票据外，民法的法律关系中找到救济的途径，任何试图在票据关系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都是与票据法思维方式相违背的。 三、票据上无违法行为和票据责任 在民法理论中民事法律行为有违法行为和适法行为的区分，与适法行为相对应的是不适法行为，不适法行为与违法行为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违法行为是对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或者命令性规范的违反，意味着侵犯民事权利和违反民事义务，也是一种客观的、造成侵害后果的行为而且违法行为必将产生民事责任；对于不适法行为而言，其只是不符合法律的强行性规定，这种对于私法的强行性规定的违反，并不必然产生民事责任，只是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而就票据违法行为的实质来说，则是一种不法行为。”票据法是民商法中强行性规范比较多的一部法律，“票据法具有强行性，并不意味着票据法是具有强制性的禁止规范，而是一种效力规范；换言之，在当事人未依票据法规定为一定行为时，通常并不发生违法责任，亦即并不因此而应受到制裁，仅仅是发生其行为不发生票据法上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即使当事人没有按照票据法的规定行事，也并不产生责任问题，只是该行为为不适法的行为，仅产生法律对其效力的评价问题，即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果，但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反映，就发生一般民法上的效力。 按照上面的分析，票据关系上不存在违法行为，也不存在票据责任，只存在票据义务。通常所谓的“票据责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当事人根据票据行为或者法律规定而承担的票据义务”，“狭义的票据责任是《票据法》第4条、第44条、第71条等规定的：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应当对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义务。”可见，所说的票据责任实质上都是票据义务，“《票据法》上将票据义务称为票据责任，容易造成误解，因此必须予以明确。”实际上在票据法上从票据法的本质来讲就不应有票据责任的概念。[12]票据关系中争议的形态最终都是权利的确认问题，而不是侵权、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票据法最终都是解决“两个可怜人的问题”，看谁更值得救济，两个可怜人都有权利，只是看谁的权利更值得保护而已。 票据法的这一思维理论根源在于票据的有效解释原则。即解释票据行为尽量使其有效，以便有助于票据的流通和交易安全。在票据行为违反票据法的规定时，在票据法上通过对票据上权利义务的关系变化来消化和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票据背书问题，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背书应该在票据背面书写，但是出于某种原因票据背书的内容书写在票据正面时，只不过不是票据背书行为而已，不能发生票据法上关于背书的效力。但在私法领域，只要意思表示真实，就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所以按照民法的一般理论，票据权利作为一种普通债权的转让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当然需要通知债务人）。在票据法上最典型的所谓“违法行为”是票据的伪造和变造行为，但即使行为人违反票据法的规定而为伪造和变造票据的行为，在票据法上也设计有相应的条款来对这种行为导致的权利和义务的变化的确定。退一步讲，即使有票据 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的效果也只是表现为该行为对票据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发生怎样的影响。“在票据违法行为人为票据伪造行为时，该伪造的签章当然不发生票据签章的效力，但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而在票据违法行为人为票据变造行为时，则导致票据行为人应依其签章处于变造行为的前后，而分别承担不同的票据义务。”[13]

第2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汇票、支票、本票的持票人在发生票据被盗、遗失、或丧失后应采取那些补救措施，我国《票据法》及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票据丧失后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主要有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普通诉讼。

一、挂失止付

挂失止付是指失票人将丧失票据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并由接收通知的付款人暂停支付的一种方式。允许挂失止付的票据是有限制的，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挂失止付。失票人申请挂失止付时，应填写挂失止付通知书。付款人或付款人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后，查明挂失票据却未付款，应立即暂停支付，否则，应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日起12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从第13日起，持票人提示付款并依法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承担责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前向持票人付款的，也不再承担责任。挂失止付并不是票据丧失后采取的必经措施，而仅仅是一种暂时的预防措施，关键是要申请公示催告。

二、公示催告

公示催告是失票人在失票后向法院申请宣告票据无效，是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制度。

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应是票据的最后持有人，申请人必须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时，应递交申请书，写明票面金额、出票人、持票人、背书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主要理由、事实。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受理法院应在3日内发出公告，公告期间不少于60日，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应向法院出示票据，所出示的票据与申请人的票据不一致的，法院即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所出示的票据如果是申请人寻找的票据，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由法院按普通程序以票据纠纷案件审理。在申报权利期间没有人申报的，或者申报被驳回的，申请人应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1个月内向法院申请除权判决。逾期不申请判决的，终结公示催告程序。除权判决作出后，法院予以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示支付，即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定向付款人请示付款。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是无效行为，受让人的权利不予保护。如，甲公司的一张支票遗失，乙捡到后去丙商场购物，如果丙商场是在甲公司申请公示催告前受让该支票，则丙商场享有票据权利，甲公司应支付票款，如果丙商场是在甲申请公示催告期间受让，则丙商场不享有票据权利，只能向诈骗人追索货款。由此可见，公示催告是失票人必须采取的，而且是迅速采取的补救措施。

三、普通诉讼

《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提讼须有明确的被告，采取这种措施应确指票据在谁手里，否则法院无法受理。有些国家规定，因毁灭、被盗、或其他原因丧失票据的，其票据所有人应就其对票据的所有权，阻止其提示票据的事实以及票据条款作出适当证明后，以自己的名义提讼，并向票据上负责的任何当事人追偿。法院应要求其提供保证，以担保被告不因票据提出的其他权利主张而受损失。在我国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法院一般不会以这种方法作出判决。

第3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在分析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成熟环境，政策的支持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只有完善法制，营造适宜的法律环境，才能促进票据做市商制度的健康形成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票据；做市商；法律环境 做市商制度，也称造市商制度，是国际成熟市场中较为流行和普遍认同的一种市场交易制度。它在发达证券市场已有30余年历史，对证券市场所起的作用亦已获得证券界的共识。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即将建立的创业板市场应该借鉴美国NASDAQ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本文拟对之进行初步探讨。 一、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必要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罗斯指出：“资金从储蓄者到借款者的转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直接融资，二是半直接融资，三是间接融资。”所谓半直接融资就是“由证券经纪人或交易商协助的金融交易”。很显然，票据业务、短期债券业务等，是这种以证券(票券)形式在交易商协助下实现的货币借贷，属于半直接融资。认定了这种市场形成，也就认定了它的中介人——票据交易商。而在以柜台交易为主的市场条件下，做市商制度被实践证明是交易商目前的理想形式。它具有以下三大功能：一是坐市。当票据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做市商通过在市场上与其他投资者相反方向的操作，努力维持价格的稳定，降低市场的泡沫成份。二是造市。当票据市场过于沉寂时，做市商通过在市场上人为地买进卖出票据，以活跃市场，带动人气，使价格回归其投资价值。三是监市。在做市商行使其权利，履行其义务的同时，通过做市商的业务活动监控市场的变化，以便及时发现异常并及时纠正。 做市商制度以美国NASDAQ市场最为著名和完善。纳斯达克于1971年2月28日正式通过与全国范围的做市商终端系统连结，实现了自动撮合场外证券市场交易，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股票市场，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无形交易市场。纳斯达克实行竞争性做市商制度，目前共约有520个做市商，全部由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会员公司担任。按照现行规定，凡是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股票，至少要有四家做市商为其做市，以限制垄断价格的出现，并保证市场足够的流通性。由于做市商提供买卖双方双向报价并随时准备交易，使投资者不用担心没有交易对手，从而极大地方便了投资者。美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1800多种，而在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和债券却有7000种之多，NASDAQ系统极大地方便了场外市场的交易，促进它的发展，使之成为证券交易的有益补充。 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已为业内人士普遍认同。而票据市场作为货币市场的子市场，其发展就更落后于货币市场的其它子市场如国债市场、外汇市场。缺乏发挥中介作用的做市商，是抑制票据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2000年l1月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全国首家专业化票据经营机构——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在上海成立，并在北京、广州、重庆、西安、天津、沈阳设立了票据营业分部；其他商业银行也在大连、青岛等地建起了票据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最近谈到：央行目前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支持商业银行设立专营票据业务的窗口，从事票据贴现专门业务。所以，工行票据营业部经过短时间的实践之后，即提出要做中国最大的票据做市商的改革要求。 二、建立做市商制度的前提条件 建立做市商制度必须满足以下几个重要条件： 1．要有合格的做市商。如前所述，做市商制度的坐市、造市、监市功能决定了其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拥有符合资格 的高素质的做市商。一般来说，票据做市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应当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这样才能建立起足够的票据库存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保证市场的流通性。二是应有管理票据库存的能力，以便降低票据的风险。做市商的风险一部分来源于存货的流动性风险。所谓存货的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存货市场的深度不够或市场的中断，造成做市商不能够或不能轻易的平盘的风险。加强做市商管理库存的能力能有效防止存货的流动性风险。三是应有准确的报价能力，要熟悉自己经营的票据并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四是应有充分的信誉，保证信息公开、交易公平。 2．要有多家做市商。按照规定，凡在NASDAQ市场上市的公司股票，最少要有两家以上的“做市商”为其股票报价，而一些规模较大、交易较为活跃的股票的“做市商”往往达到4J0 50家。平均而言，NASDAQ市场每一种证券有12家“做市商”。只有多家做市商并存，才能带来市场的竞争；只有存在竞争，才能推动市场资金的流动；只有存在多家“做市商”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才能使NASDAQ市场的交易不同于传统的证券交易所的单一庄家制度。 3．要有丰富的市场交易工具。丰富的票据市场交易工具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票据做市商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单一或贫乏的交易工具限制了做市商的融券渠道，使之不能建立起足够的库存，不能保证市场的流动性；单一或贫乏的交易工具限制了做市的市场空间，空间太小，不可能容下众多的做市商；而单一或为数不多的做市商就不能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相反，还可能导致垄断。 4．要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首先要加强法规建设，建立有关法规制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做市商交易法，明确规定做市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报价方法等行为规范；其次，要建立票据做市商资格审查制度，建立做市商评判与淘汰制度，对其资本充足率、资信状况进行分析．适时监控其市场行为；再次，应建立相关监管机构，并对监管机构的设立、职责、职权、义务等进行规定；最后，还应建立做市商内部自我监督机制，有效防范风险。 三、我国引入票据做市商制度的现实可行性 虽然做市商制度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实施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条件。原因如下:(1)我国票据市场交易工具单一，只有交易性票据，没有融资性票据。在交易性票据结构中，银行承兑汇票比较高，商业承兑汇票由于资金回收率低，风险较大，难以被投资者接受，在票据市场处于被排斥的地位。(2)我国目前只有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票据专营机构，竞争无从谈起，公平、公正无法保证，投资者的权益也难以充分实现。(3)做市商制度主要在场外市场上进行，我国场外市场还很弱小，没有做市商发展的广阔空间。(4)更重要的是，我国没有相关的法规对票据做市进行规定。所以，我国目前还不能引进票据做市商制度。我国设立工行票据营业部并不是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标志，它可以以做全国最大的票据做市商为其发展目标，但在没有其他做市商存在的情况下，根本无所谓大小。 不仅我国票据市场还没有实施做市商制度的成熟条件，相对较为发达的我国证券市场也未具备引进该制度的土壤。当前有一种流行认识，认为做市也就是坐庄，做市商制度也叫庄家制度。“庄家”是中国股市的一种独特现象。从A股市场来看，庄家已存在多年，一些人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无庄不成市”一说。“庄家”在中国股市中，一般是指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巨额收益的机构投资者。由于《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均严格禁止操纵股价的行为，所以，加强监管、提高中国股市的规范化程 度，必须要查处庄家行为。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来，一些人反复以美国做市商制度为例，强调中国股市中的庄家不过是做市商的“俗称”，因此，不仅无违法违规之嫌，而且应通过制度安排，予以“正名”和积极发展。其实，“庄家”与“做市商”决非等价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二者运作目的不同，交易风险发生原因不同，信息状况不同，市场地位不同，对股市的影响不同，监管的格局也不相同。可见，我国根本就没有做市商制度，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没有可资借鉴的市场经验。但这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能引人票据做市商制度。发展票据做市商制度十分必要，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得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一践而就的。我国发展票据做市商制度要因势利导，使其水到渠成。 四、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法律环境 毋庸讳言，票据市场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得益于人民银行的政策指导。但如果票据市场的兴衰仅取决于人民银行的再贴现政策走向，则容易引起票据市场步人‘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的怪圈。”因此.中央银行对票据市场的支持主要应体现在立法立规上。我们应因势利导，营造有利于建立和发展票据市场的法律环境。 1．修改票据法，丰富和充实票据市场交易工具。丰富票据种类，扩充票据数量，增加票据市场交易工具，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票据做市商制度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为此，一要继续稳步发展银行承兑汇票。二要大力推广使用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以商业信用为基础，风险较大。应建立一整套商业承兑汇票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商业承兑汇票保证金制度和抵押担保制度，以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减少投资者进入票据市场的担扰。三应允许并规范融资性票据的发展。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只允许发行交易性票据，严格禁止签发、承兑和贴现融资性票据。但从长远看，为丰富票据交易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应解除上述“禁锢”，修改法律，允许信用好的企业签发融资性票据。四是应适时推广使用银行本票，将存单、保险单纳入票据范畴，尝试开发无担保票据。 2．建立票据做市商准入、运营、退出与监管的法律制度。如前所述，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合格的票据做市商。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做市商资本充足率、资信状况、报价能力等进行确定。这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来评估做市商的资信能力，评估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并定期向市场公布。对做市商运营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对做市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报价方法的规定上，做市商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遵守报价的行为规范。对那些违反“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进行内幕交易的、不能及时满足市场参与者需求的、在市场上不能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的做市商予以淘汰。然而，无论是对做市商准入、退出的认定，还是对其运营的监管，都需专门的机构。我国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共同认定票据做市商的资格，共同对其进行监督。 3．建立票据做市商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做市商制度主要是在场外市场进行。而我国的场外市场还很弱小，如果实行完全的做市商制度，就必须扩大场外市场。面对众多分散的做市商，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可能会鞭长莫及，这必然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做市商的风险主要包括存货价格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三种。为增强做市商的风险防范能力，必须形成和完善各种宏观和微观机制。 首先，做市商应建立自我防范机制，这要求做市商扩大资本金，建立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并具备人才优势；其次，应丰富票据市场交易工具，扩大票据交易主体，进一步完善中介人系统，有效集中并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最后，监管机构应公正行使职能，及时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 4．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是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进程。近些年来，我国信用约束机制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在很多方面还弱化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 、无视信用、破坏信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从而导致企业之间、银企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怀疑的心态充斥，正常的信用观念遭到破坏，甚至迫使市场、企业、银行不得不排斥信用工具。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抑制了做市商的产生。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法制是信用的保障为促进票据做市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应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制度。一是应从立法上明确法律责任。我国现行民商事立法中，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民事责任和财产责任机制。例如当今世界各国破产法普遍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破产原因，而我国的破产法对破产原因采用了多元结构，即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大大增加了法院审理的难度。另外，关于破产受偿条款等也不利于有效保护债权人公平受偿。为此，应修改破产法，保护债权人的权益。还有必要考虑修改若干特别法规，如关于债权管理、关于逃废债务处罚等等。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原则，在所有涉及债权人利益的债务重组中，坚持债权人主导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的单位要处罚，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违法的，也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二是应从司法和执行上落实法律责任。三是应加强法制教育、法制宣传等，逐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第4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笔者认为，在现行《票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电子票据与之冲突最大的莫过于票据的书面形式这一方面。作为电子票据基础的电子数据交换电文这一新生事物与现行票据法理论中书面形式要求相去较远，这使得实践中与电子票据相关的业务无法适用《票据法》。我们应该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使其既为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为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支付和票据交易行为提供统一的规则，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的课题。

关键词：票据法，电子票据，书面形式

一、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于1995年5 月10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正式通过，于199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的票据行为将有法可依，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总的来说，新颁布的《票据法》是比较成功的，它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借鉴了许多国外先进的票据立法经验。但是，随着我国和世界经济的逐渐发展，十年来，在票据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交易形式，使得《票据法》的相关规定陷于滞后，在这里，笔者试着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就电子票据和《票据法》理论与实践对于票据的书面形式冲突做一下简单的分析研究，期望能对我国票据法相关理论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二、电子票据及其与票据理论和法律的冲突

电子票据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是借鉴纸张票据关于支付、使用、结算和融资等功能，利用数字网络将钱款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利用电子脉冲代替纸张进行资金的传输和储存。它以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网络为基础，以数据电文形式存储资金信息于计算机系统之中，并通过因特网以目不可视、手不可及的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传统有纸化票据的功能。所谓“数据电文”（data message）是通过电子、光学或者类似方法产生、发送、接受或者储存的信息，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等①。

由此可见，电子票据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它一般记录于计算机或磁盘载体中，非经技术处理后变成书面文字或显示在屏幕上，是不能用肉眼来识读的。在某些方面，如汇总、支付、流通、融资、结算、信用等都有着和传统纸面票据相同甚至优于传统纸面票据的功能，但是，从理论角度看来，正如当前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子票据也有一些和传统纸面票据不同的地方：

1.传统票据结算的当事人分为基本当事人和非基本当事人。具体而言，汇票与支票的基本当事人是发票人、付款人与受款人，本票则是发票人与受款人。非基本当事人则是包括受让人、背书人、保证人、参加付款人及预备付款人等。而电子票据的当事人则是转让人、受让人、发送银行、接收银行、电子交换所以及数据通讯网络等。

2.传统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可流通的有价书面证券，持有票据的当事人形式票据权利时，无须证明其取得证券的原因，而且票据可经背书或交付方法转让于他人。但电子票据是以电子方式进行的，电子时代的票据既非无因证券，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流通性，它只有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中才能流通，这样就失去了票据的基本属性。“①这是由于这些不同，导致了我国《票据法》不能调整电子票据行为。

所以，我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该法第七条又进一步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签名，应当为当事人的本名。”由此可见，我国立法实践中否认了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现行的《票据法》也不承认经过数字签章认证的非纸质的电子票据的支付和结算方式。

之所以电子票据的效力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注和承认，主要是基于电子票据的书面形式问题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这种做法，不能够适应我国迅猛发展的电子票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私法领域“法律全球化”的要求。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我国票据法理论上还是我国票据市场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从我国国内其它法律部门还是国际上的一些习惯的做法来看，我们都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使其既为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为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提供统一的规则。

三、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扩大解释的可能性

首先，从票据书面形式规定的起源来看，一般认为，票据法之所以设定票据行为是书面行为，无非主要是因为书面文件具有可识读、可长期保存、可复制、可签字确认、可恒久不变、可供日后查阅等特点或功能。而电子票据在这些方面中，只有手写签名的功能不具备之外，其他的功能可以说和传统纸面形式都一样具备的，而签字确认这一功能又可以通过现达的电子技术和相关认证单位的认证来弥补。②因此对于电子票据的书面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采取“功能等同”（functional－equivalent）的原则，对票据法所要求的书面形式进行解释分析，即立足于分析传统纸面票据书面要求的目的和作用，以确定如何通过电子商业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或作用。具体做法是：挑出书面形式要求中的基本作用，以其作为标准，一旦数据电文达到这些标准，即可同起着相同作用的相应书面文件一样，享受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就数据电文本身来看，并不是将其完全等同于书面文件，因为数据电文毕竟还具有不同于纸面形式的性质，不一定能起到书面文件所能起到的全部作用。也就是说，功能等同并不是将“数据电文”替代纸面文书或完全等同于纸面文书，事实上，由于电子票据和传统纸面票据物理上的根本区别，它也不可能起到书面文件的全部作用，只是我们应当看到现行法中关于书面文件的不同层次的要求-对于像电子票据这类的文件来说，应该参照的是书面的最低要求，而非更为严格的要求。

其次，从我国法学理论和其他部门的立法实践经验的角度来看，在我国法学理论中，法律解释中有一种叫做“扩张解释”的，就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法律条文的用语进行比通常意义更为广泛的理解。①而另一方面，在我国传统合同法领域中，电子合同的形式和效力也是建立在“书面”这一前提基础上的，由于其安全性没有保障，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争论的，但在今天，人们已较清醒地看到这种“削足适履”的行为实则引发了一系列“提襟见肘”的现象。于是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就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

形式。”②由此可见，在《合同法》中数据电文已经被纳入了“书面形式”的范畴之中的，而且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出现。并且，中国人民银行于1994年下发的《关于改变电子联行业务处理方式的通知》中也规定：“电子支付信息与纸凭证支付信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纸凭证转化为电子信息，电子信息生效，纸凭证失效；电子信息转化为纸凭证，纸凭证失效，电子信息失效。”同样属于私法领域的问题，同样又主要是数据电文的形式，又同样有相关的理论基础，为什么我们不能将《票据法》的书面形式扩大解释呢？

（二）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之所以要扩大解释《票据法》中的“书面形式”，并非某些人的一时喜好或者意愿所决定的，它是我们市场经济体制下法治建设和票据无因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入WTO以后加强我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需要。

首先，在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中，惟独票据市场没有全国统一的服务平台，导致票据市场效率低下，风险积聚，而与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不相匹配的，主要就是商业票据原始的手工交易方式。即使很容易找到合适的交易伙伴，无论多么遥远，都要进行手工交易，导致票据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居高不下，交易效率不能够得到有效提高，票据犯罪-特别是利用电子技术的票据犯罪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对电子票据行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承认和调整，导致了法律的空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利用，破坏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了我国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在票据法理论中，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承认票据的无因性，认为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迅捷有效和安全的发展，票据在“要式不要因”，“要因不要式”二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无论是德国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概莫能外。只有法国法系的一些国家把票据作为一种有因证券，并不要求有一定的格式，不把票据的文义作为严格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已经不能解决各种各样复杂的票据关系，1935年，法国法做了大量的修改，舍弃了法国法以前的做法，参考了德国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要式性始终是票据的根本属性，没有了要式性，票据作为商事交易的一种支付手段，很难得到社会的支持和采用。因此，我们不可能舍弃票据的要式性这一根本属性来迎合电子票据的发展需要。而1992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一份报告也指出，要在法律上完全取消书面形式要求是不大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票据法》中的书面形式进行扩大解释，将电子票据行为纳入《票据法》中进行规范和调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

最后，这种做法已经在国际相关的商务实践和立法中得到了确认。早在1995年，美国一些大银行和计算机公司联合技术开发并公开演示了使用互联网进行的电子支票交易系统，并且预言“这个系统可能会引起银行交易发生革命”，新加坡也于近年开发了亚洲第一套电子支票系统。1996年6月，经过众多的国际法律专家多次集体讨论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首次适应因特网商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提出了电子票据的法定书面形式：“不得仅仅因为信息是采取了数据电文的形式，便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强制执行性。”“如果法律要求信息须采取书面形式，那么，只要有关的数据电文中所含的信息是可以获取的，并因此可用来事后引证，该数据电文就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无论法律规定书面形式是强制性的，或者法律仅仅规定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后果，均是如此。”①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国内自身的电子商务立法中都确定了电子票据等数据电文的书面形式：1998年，新加坡颁布《电子商务法》，1999年，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也颁布《电子商务法》，美国全国统一州法委员会（NCCUSL）于1999年7月也通过了《统一电子交易法》（UETA），2000年爱尔兰和2002年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电子商务法》都顺应数字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基本上与联合国示范法保持一致，主要解决商务手段电子化与传统以纸面为基础法律的冲突，即解决数据电子或电子记录等同于纸面功能或效力的法律要件。如果我国还是拘泥于纸质书面的传统形式，势必会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阻碍我国对外商事活动的迅速发展。

四、关于电子票据的书面证据问题

电子票据的书面形式没有被纳入《票据法》“书面形式”之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在诉讼上的可行性以及其作为相关证据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为了便于我国更好的和国外进行商务交易的往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电于商务示范法》保持一致。《电于商务示范法》第五条从法律上明确宣告了在诉讼中，数据电文与传统纸面形式一样可以作为证据采用：“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另外，又在第九条就数据电文的可接受性和证据价值做了进一步的规定，认为具备直接证据效力的数据电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生成、储存或传递该数据电文的办法的可靠性，达到“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

（2）信息完整性条件：保持信息完整性的办法的可靠性，达到初次形成时状态；

（3）具有安全的签字或类似鉴别发端人的办法。

只要满足了这些普遍和特殊的要件，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采用这些证据，将其运用于诉讼事务当中去。

五、结语

既然票据理论中，“无因性”作为票据行为一个不可动摇的特征，书面形式就是必要的，而国际上和国内电子票据业务的迅速开展和我国票据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又使我国相关的法律处于一片空白，并且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将电子票据纳入传统《票据法》书面形式之中。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使其既为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为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支付和票据交易行为提供统一的规则，并能够在诉讼实践中得到运用，也算是我们目前“无奈”的选择。

当然，关于电子票据的问题并非仅限于书面形式这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问题（如票据签名、原件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解决和探讨，以提高我们立法的科学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这些都非本人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鉴于笔者水平所限，文中疏漏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① 李建华《电子商务中电子票据的法律问题》，载《法制与环境》，2000年第三期。

第5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魏 君 灿

一、票据无因性概述

无因性概念，是德国概念法学的抽象思维的产物，最早发端于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并在其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而且得到德国立法的充分采纳。在德国法上，无因行为并不以物权行为为限，所谓准物权行为（如债权让与、债务免除等）及权之授予，无因性概念皆有适用余地， 并且延及票据行为、债务承认与债务约束等方面。

关于德国私法上的无因性，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立法理由书中，齐特勒曼（E．Zitelman）写道：“无因性的规制的合目的性，是毋庸质疑的，并且它向所有的国民提出了采同一规则的理由，因此，无论哪一个国家，其法律迟早都会采无因性。” 但是，近现代各国民商事立法实践中，不仅没有全面地承袭无因性，相反，主要是在票据法领域采用了这一概念。有法学家据此认为无因性理论并不是一个普适的概念，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无因性理论在票据法领域内的重要性。

无因性的含义为：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或者不受其基础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命运的牵连；换言之：行为的效力不以其基础行为的有效为依据。在票据法中，依无因性理论，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对票据关系存在及有效不起影响，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各自独立。因而，票据持有人行使票据权利无须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义务人也无审查的权利，由此，我们又称票据为无因证券。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票据无因性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和充分发展的产物，并对信用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票据无因性的确立与票据本身的特征关系密切：

票据是流通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债券凭证，一般的债券凭证必须通过书面的债权让渡手续，通知债务人之后，才能生效；而票据的转让，得依背书或交付的方式转移其权利（除发票人有禁止转让记载外，均可以背书方式或交付方式转让）。因此，出售商品而取得票据的债权人，就能简易地以交付方式或背书方式抵销其欠他人的另一笔债务，或向银行贴现以取得资金周转。

票据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的内容以及票据有关的一切事项都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准，不受票据上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例如：票据上记载的发票日与实际发票日不一致时，以票据上记载的为准。

因此，在票据法上，为了保障票据的流通证券和文义证券的基本效力，便须创立票据行为不受基础行为效力牵连的制度，因为，票据行为的效力如受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即无异于宣布接受票据是不可靠的，将会导致无人愿意或敢于接受票据，票据的流通证券性和文义证券性便会大打折扣，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信用手段、结算手段以及融资手段的作用将会大大受阻。所以，必须使票据行为仅为其本身而独立存在，与基础关系分离，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信用经济的发展。

二、各国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立法

票据无因性理论可以说是现代各国票据法上的共同原则。

德国是在无因性理论上贯彻最彻底的国家，票据无因性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德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任何被凭汇票要求付款的人,不得以持票人与出票人或与前持票人有直接关系为理由向持票人提出抗辩。但持票人在取得汇票时知晓该交易不利于债务人时,不在此限。”

在十九世纪之前的法国票据法里，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并未截然分离，这极大地妨碍了票据的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所以，后来，法国也改采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的原则，修订其商法中有关票据的规定， 采取票据债权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而独立化的立法方式。

在英美法上，关于票据行为的认识与大陆法系存在分歧。一般说来，大陆法系国家多主张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英美法国家主张是合同行为。 承认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时，发票人一经签发票据，票据即有效成立，而无需对方当事人合意，这种理论与法律规定有利于票据的流通与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英美法虽认为票据行为属于合同，但同时法律推定善意持票人是受合法交付票据的人，而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对推定其已受对价，因而在善意持票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已形成合法的合同关系，其结果，在实务中，关于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英美法与大陆法并无大异。

在瑞士立法上，虽然民法关于物权变动拒绝采取物权行为无因性，但是关于票据行为主导性的见解仍承认票据为无因证券。

在其他国家以及关于票据法的国际公约中，票据无因性理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立法的承认。如《日本票据法》第17条规定:“汇票之受票人,不得以对出票人或其他持票人之关系为理由而以抗辩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知晓对其债务有损害而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规定:“被之汇票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间所存在抗辩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明知对债务人有损害而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第22条规定:“被诉讼之支票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间所存在抗辩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取得支票时明知其有损于债务人者不在此限。”

三、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立法抉择

关于票据无因性问题，我国立法最初并未有明确认识。1988年的《银行结算办法》第14条第3项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7条第3款规定：“商业汇票和商业本票的签发，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限。” 这些规定未将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效力区分开来，不承认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因此，在拟订票据法草案时，有关部门已对票据无因性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在向人大常委会做的《说明》中指出：“票据属于无因证券。根据这一特征，草案没有沿用现行银行结算办法关于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的规定。这是因为……票据关系成立后，即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因此，签发票据是否有商品交易或者交易是否合法，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内 容，应由其它有关的法律加以规范。”

然而，我国于1995年通过，1996年1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却在许多地方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可以说是立法的一种倒退。比如：

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条规定无疑将三种票据的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票据无因性原则。第21条第1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款规定又将资金关系与票据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另外还有第83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以及第90条2款的规定，都根本地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原则。

我国票据法的上述规定是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原理相背道而驰的，这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因为，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无因性的缺失会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这造成了实务中的麻烦，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审理票据案件时，是否应当审理票据原因关系以及票据资金关系？而且，根据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商业银行实际负担了审查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实际上，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真实背景的实质审查义务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第一，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并非商业银行的职能。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宗旨应是利润最大化，要求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严格审查票据的真实交易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承担了防范票据诈骗、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能，并负担为履行此职能而付出的成本，而这是理应由有关国家机关承担的社会职能，不应由商业银行承担。

第二，这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得不对票据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进而避免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为此商业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必须通过审查大量商品购销合同、劳务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等证据来认定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

第三，尤其是在当今交易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审查复杂的票据交易背景的真实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追求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交易和结算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合同的有效形式不仅包括合同书、信件，还包括数据电文（如传真、电传、电报、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实践中，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然后才能取得增值税发票，还有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但增值税发票却仅有一张，在这些情况下，增值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实践中也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值税发票可供审查的情形。

根据以上分析，在我国票据法上，迫切需要确立票据无因性原则——这一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原则，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并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使中国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票据立法与国际接轨。票据法中大多数规定属于技术性规范，其中的一些规范已为各国立法共同采用，这些共同性的东西正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发展所遵守的共同准则，而国际经济发展的日益一体化迫切要求有共同的法律准则进行调整。无因性经过各国票据法实践长时间检验，是一项高度技术性规则，已为各国普遍遵守，对国际间票据结算与支付产生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各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其次，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国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票据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要求立法尽快确立无因性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我国票据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票据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贸易结算票据化趋势日益加强，票据功能也由单一的结算工具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而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现代票据法的基本原则。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已严重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在此背景下，确立票据无因性，加快票据流通，提高资金流转速度，促进经济发展显得日益迫切。

第三，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角度讲，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需要确立无因性原则。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均是建立在票据的流通性基础之上的，而票据的流通与票据的无因性密切相关。然而目前，立法中没有确立票据无因性，使票据的流通性受到严重阻碍，影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确立无因性原则。

在确立无因性原则时，应注意一个问题，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象其他原则一样,是相对的,我们不能片面机械地去理解, 即在票据的抗辩中,票据的无因性有限制的。在下列情况下票据的原因关系仍可以作为票据抗辩的事由对抗持票人, (1)票据的无因性只是相对于正当的持票人而言的,对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原因关系瑕疵作为抗辩理由；(2)票据的无因性只适用于票据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在票据的直接相对人之间,仍可以票据原因作为抗辩事由； (3)一般情况下，票据取得应当是有对价的, 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然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无对价的，我国票据法第11条规定：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其所拥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这说明只有票据权利完整,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才完整,经过对价善意取得的票据权利可以对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进行切断,但无对价取得票据者,则不能对前手的票据权利瑕疵进行切断,必须继承前手的票据瑕疵。总之，票据无因性包含了票据无因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两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将票据的无因性作为票据立法和票据法律适用的普遍原则，同时将其相对性作为例外情形。而正确适用票据无因性的相对性的前提条件是：在票据尚未转让的情况下，票据纠纷的当事人是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当事人；在票据业经转让的情况下，票据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是票据关系中直接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即票据背书的直接前手和后手，也就是说，票据无因性中的例外情形，仅应适用于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人相互重合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票据经济职能的充分发挥和顺利实现，同时也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上最基本最直接权利人在票据关系及其基础关系中所共同拥有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票据无因性原则是各国普遍承认的票据法上的重要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积极意义，理应为我国票据法采纳，以便更好地发挥票据的流通及信用功能，并使我国的票据立法与实践更好地适应国际大环境，促进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参考书目：

（1）谢怀栻 著《票据法概论》 法律出版社 1990年5月第1版

（ 2）梁建达 著《外国民商法原理》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版

（3）陈华彬 文“论德国私法上无因性理论的形成” 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 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4）崔艳鲲 文 “票据的无因性初探” 载《商业研究》2002年第4期

第6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一、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

（一）票据无因性的表现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不因票据的基础关系无效或有瑕疵而受影响。出票人签发票据，只要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即为有效出票行为，出票行为成立后不受基础关系的影响。

票据的无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票据行为成立或票据权利发生上的适用。票据行为是以发生票据上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它只要符合一定构成要件，即实体方面的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及形式方面的票面记载与交付，便能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票据意思表示行为，既适用民法上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又有所不同，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更多地采取表示主义。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与原因关系的意思表示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即原因关系中意思表示的瑕疵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影响到票据行为上，构成票据行为动机或目的上的瑕疵。如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支付购买毒品款项而发生票据行为，便能使票据行为目的具有不法性。但是，票据行为是抽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对其不作实质上的要求，仅有形式上的规范，因此票据行为便不可能出现违反法律(形式上违反票据法例外)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有助于对流通中善意受让票据者的保护。

2、在票据权利取得上的适用。持票人除采取票据法所明确规定的不法行为或基于恶意、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者外，一般而言，可以依其他任何行为取得票据权利。即持票人无论是通过交易行为还是非交易行为，无论支付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均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只不过所取得的票据权利因法律的规定不同而质量有所不同。如各国一般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这是因为，对价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构成原因关系的一部分，不能对票据行为效力发生影响，只能因其不对等性而影响票据权利的质量。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不论汇票以何种方式脱离原持有人的占有，持票人只要能依前款的(指按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引者注)主张其权利，就合法占有汇票，但持票人恶意取得票据或在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便是对票据权利取得上无因性适用的最明确的表述。

据此，持票人不受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而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便使持票人享有本不该享有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法国学者解释为票据债务人得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即票据债务人虽履行票据债务，仍可以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因为当事人的票据债权是由票据成立的原因关系所产生。

3、在票据权利行使与票据债务履行上的适用。依票据的提示证券性，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提示票据(票据丧失经法院判决的除外)，同时也可以凭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主体资格，无须再就原因关系及其提供证明。票据债务人履行义务时，也无权要求持票人提供该证明，亦不能以其与持票人前手和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可能基于原因关系或实质关系而生)对抗持票人(也称对人抗辩切断)。付款义务人在付款时仅负对持票人形式主体资格的审查义务，只要对形式上符合要求的持票人进行支付，即使出票人对该持票人有抗辩权，善意支付人仍免除付款义务。

4、票据权利的无因性还表现在，票据权利的转让与一般民事权利的转让不同，票据权利转让时，不必通知债务人即可生效，而民事权利转让时，债权人必须将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才对债务人生效。

无庸置疑，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是，“票据的无因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的程度取决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实际情况，取决于的阶段，取决于银行的信誉状况和其他票据当事人的信用程度。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必然事与愿违⑴”。一般情况下，根据公认的票据法理论，只有在票据未背书转让给任何第三人之前，票据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完全一致、主体相互重叠的情况下，票据的债务人才可以原因关系对与自己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行使抗辩权。

（二）票据无因性的重要意义

1、票据的无因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

票据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一般认为，票据的早期发展包括三个时期：兑换商票据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⑵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票据产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相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因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主要用作货币的代替品，其职能仅限于兑换，故此时期称为兑换商时期。在交易过程中，兑换商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证书的业务，即委托其他兑换商代为付款，于是，汇票亦产生了。到15世纪，票据开始具有流通职能，彼时，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据代替现金。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如承兑、保证等。此时为市场票据时期。至16世纪，背书制度产生，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加强，此时，进入流通证券时期。在票据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客观经济需要的变化，票据的功能逐步增加，从单一的结算工具功能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不过尽管票据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一直是其最基本的功能，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票据的流通性也不断加强。

由于票据功能的增加，形成了票据的诸多独特的性质，同时由于票据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近代票据法律制度，并演变成现代票据法律制度。现代票据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票据流通的基础之上的。票据的流通在法律上就是票据权利的转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票据的流通，就不会产生现代票据法律制度。而票据流通是建立在票据的无因性基础之上的。无因性使得票据在流通中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而独立发挥其作用，使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了一定的公示性，从而保护了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促使票据流通能为人们所接受。此外，票据关系脱离票据基础关系而独立存在，能够在票据的转让中保证了票据权利的确实与安全，限制票据债务人的抗辩，进而大大减少合法持票人的风险，减轻合法持票人的审查责任，保障合法持票人的权利，使得人们愿意接受票据。相反，如果将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联系在一起，即票据基础关系的存在和有效，决定票据行为或票据关系的效力，则必然大大增加票据转让的难度，实质上就是限制票据的流通，票据法律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2、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

一般说来，票据的基本特性除无因性外，尚包括独立性、文义性、要式性。这几项特性和无因性都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票据无因性与公认的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根据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和现代各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行为有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和保付等种。这些行为一经发生，各行为之间就相互独立，并且一行为的效力对他行为不发生影响，与票据的原因关系没有联系。原因关系属于民法上的法律关系（非票据关系），这种关系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存在了，而票据关系则只能发生在票据授受之后；因此，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一般而言，票据为不要因而要式的有价证券，如果其格式齐备，内容记载完整，符合法律定式就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即可依票据文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票据关系一旦与原因关系分离，债务人就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持票人。这样才有利于票据流通，实现票据职能，保护持票人，特别是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和无因性不同，但两者共同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人们对票据的合理信赖。如果否定了票据的无因性，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票据的流通也便成为了空谈。

票据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联系密切。文义性是各国票据法公认的票据的一个重要法律特征。所谓票据的文义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必须按照票据上所记载的内容来确定，票据上记载的内容由其文义为依据，文义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在票据上签章的人，要根据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来承担责任，而基础关系不可能成为记载事项，因而票据的有效性与其无关。票据的文义性使票面记载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当事人对此文义的合理信赖均受到法律保护，促进了票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准确确定，避免了纠纷，有效地维护了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票据的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一脉相承，二者缺一不可。

第7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首先对票据保证制度概念作了简述，然后对比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票据保证制度上的差异，再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对策。 关键词票据保证 民事保证 票据行为 一、票据保证概述 我国的票据立法比较晚，《票据法》颁布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实施的时间是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该法第四节规定了相关“保证”的内容。并根据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票也适用保证制度。 票据保证是一种附属于出票行为的一种票据行为，它是票据债务人之外的与原票据债务没有关系的人来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的一种票据行为。①概念中的票据行为是指出票、背书、承兑以及保证等票据行为，其中出票行为是基本票据行为，票据的权利义务是由于出票而产生的，没有出票就不可能有票据的背书、承兑、保证等行为，票据的背书、承兑、保证等行为具有明显的从属性。这里票据债务包括承兑人的付款债务和发票人、背书人和参加承兑人的偿还债务(被追索债务)。② 二、我国票据保证制度与外国票据保证制度异同 我国票据保证制度与西方国家的票据保证制度拿来做比较时，可以发现虽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由于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之间在票据立法的宗旨和侧重点的不同使票据保证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下文将就中国与西方两大法系有关票据保证制度的差异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差异: (一)票据保证立法体例的差异 西方两大法系的票据保证的立法体例与我国存在不同。在日内瓦体系中有专设章节规定票据保证。在英美法系中，英国没有相关规定，美国在融通制度上有这方面的规定。 通过上面的的比较可以看出在有关票据保证的规定方面，我国以及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体系规定的比较详细;而英美法系对票据保证略有涉及，比较简略。 (二)票据保证适用范围的差异 我国《票据法》第2章第4节专门规定了汇票保证，并在第81条明确规定本票保证准用汇票保证的有关规定。并没有有关支票适用保证制度的规定据此可以推定票据保证在我国适用汇票和本票，不适用支票。 日内瓦体系规定支票也适用票据保证。原因在于它们的票据法所规定的有关支票提示付款期限比较长，所以支票也适用保证。在英美法系国家，作为特殊汇票的一种的支票，票据保证除适用于汇票、本票外，支票也是适用的。 (三)保证人资格的差异 中国票据法不允许票据债务人本人担当票据保证人。而日内瓦体系的票据法是允许票据债务人被人担当票据保证人的，即票据的保证既可由第三人为之，也可由已签名于票据上的债务人为之。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前一种立法较为可采。有人认为可以对持票人而言，这对持票人而言并没有任何不利，法律没有必要加以限制。 三、我国票据保证制度的改善对策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想适应这个变化就要不断做出改变。每一个制度都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建立，但是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再好的制度也要被淘汰。票据保证制度的目的和作用在于追加有关票据的信用，促进有关票据证券的流通。③实际情况下票据保证在这些方面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做用，但我们不可以忽视我国现在的票据保证制度存在的不足。以下将就我国票据保证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改善意见。 (一)关于未记载保证日期时推定问题的改善意见 根据《票据法》第四十七条第2款规定，即保证人在汇票或者粘单上未记载保证日期时，票据法一律推定出票日期为保证日期。笔者认为票据法这样规定过于简单，在许多情况下与事实不符。首先，在票据保证的记载事项中有被保证人时，依常理，保证人肯定是在被保证人做出票据行为同时或之后才做出保证行为的。其次，我们可以根据《票据法》第四十七条第1款规定:在汇票或者粘单上保证人没有记载被保证人的名称时，已经被承兑了的汇票，承兑人是被保证人;没有被承兑的汇票，出票人是被保证人(出自《票据法》第四十七条第1款)。适用日期方面“已经被承兑的票据，承兑的日期就是保证日期;未被承兑的汇票，出票的日期为保证日期”。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相关学者的结论，即在未明确记载保证日期的情况下 ，将保证日期推定为被保证人做出票据行为的日期会更符合客观情况。④ (二)关于保证人名称和住所是否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改善意见 笔者认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中将保证人的名称和住所也包括进去有待商榷。虽然保证人在票据或粘单上为票据行为时，应当记载保证人的名称和住所，以便于票据权利人能够及时了解保证人的情况，并顺利行使票据权利。但从票据保证的效力来看，在没有被保证人的名称和住所情况下可以依保证人的签章推定其名称和住所，所以即使没有记载也不会影响票据保证的效力。建议将其列为相对应记载事项。 (三)关于票据保证类型方面的改善意见 根据我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不支持部分保证和略式保证。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有不妥之处。关于部分保证笔者认为:部分保证在许多国家都已得到认可。日本的票据法有类似的规定。在国际化趋势越来越强烈的今天，我国要加快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保证人的能力有强弱的差别，非要坚持票据的全部保证，必然会使一些有部分保证能力的保证人不能在票据上进行保证，不利于持票人票据权利的担保。最后，在我国当前信用欠佳的情况下，有部分保证总比没有任何保证强。⑤关于略式保证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也存在不妥。首先，承认略式保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因为国际上有许多国家承认略式保证。其次，将略式保证作为无效保证势必导致大量保证行为无效，不利于维护票据的流通。 综上所述，通过票据保证与我国民事保证制度以及国外相关票据保证制度的比较，笔者认为我国票据保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独立性和从属性双重特点的结合，这使得它与民事保证与票据的其它行为:出票、背书、承兑等明显的区别开来。我国票据保证制度与民事保证制度在很多方面的不同，通过比较可以使读者更容易的把握两者的不同。通过与国外有关票据保证制度的比较可以使大家更容易发现我国票据保证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优势所在，为以后的票据保证制度的完善提供相关借鉴。 注释: ①谢怀轼.票据法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146. ②曹守晔.票据保证的概念、方式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 ③谢石松.论票据保证制度.法学评论.1996(4). ④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⑤郑孟状.票据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1-162. 参考文献: [日]奥岛孝康，中岛史雄.商法演习Ⅱ.成文堂.1993. [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有斐阁.1989.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时永才，冯建平.票据保证与民事保证的区别.法学天地.1997. 曾月英.票据法律规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史正保.试析中外票据保证制度之差异.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4)

第8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关键字： 票据时效，独特时效，民商法

近些年来， 在许多民法学者的著述中， 有较多的笔墨是用来讨论时效制度的， 相对民事流转周期而言， 商事交易的迅捷性使得时效制度在商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票据时效尤其引人注目。

一、票据时效的目的

时效制度是民商法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 继续一定期间， 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 （P516）。这种“法律上效果”是指权利的取得或丧失。因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的不同， 可将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 其中， 取得时效制度是指持续地占有他人财产并行使一定的权利达到法定的期间， 占有人即因之而取得该财产权利的制度； 而消灭时效制度则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持续不行使其权利， 因而丧失其请求权或其权利的制度 （P918）。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 对消灭时效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大多仅涉及诉讼法上的效力， 故又称为“诉讼时效” （P308）。

票据时效是指持票人可以有效地进行票据权利的行使的期间。这里“票据权利的行使”作广义解释， 既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的行使， 也包括请求承兑、请求作出拒绝证明书等（注：鉴于谢怀轼对票据权利的行使所作的广义解释， 本文将传统的票据时效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合而为一。本文认为，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经过导致追索权的消灭， 因而将之归入广义的票据时效。 ） （P62）。由此广义票据时效相应地也应包括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经过一定的期间不行使票据权利或不保全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人对特定票据债务人不能有效地行使相应的请求权， 票据义务人当然得拒绝其请求。本文仅论及狭义的票据时效， 即不包括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

票据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功高至伟。虽然信用证及电子交易极大地方便了商贸往来， 但票据在当代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其原因就在于票据的流通性。因此， 各国票据法为了加强票据的流通十分注重票据交易的安全性， 往往设计种种制度来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譬如票据行为的要式性使得受票人能够迅速地取得票据权力；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及对人的抗辩的限制使得受票人取得的票据权利确定无疑， 万一票据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 有追索权制度对持票人权利进行保障。凡此种种制度设计， 均强有力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 最终达到了促进票据流通这一终极目标。上述种种制度在极力保护票据后手持票人， 以鼓励其接受票据积极性的同时， 票据的流通同样依赖于前手持票人的积极性， 尤其是那些在票据流通中既作为被背书人， 又作为背书人的当事人， 如果他们作为背书人（前手持票人） 的义务过于沉重， 必然影响他们选择作为被背书人（前次交易中的后手持票人）的积极性， 同样导致妨碍票据流通的后果 （P400）。通观各国票据法， 效率价值均置于首位， 充分地体现了商事交易迅捷原则。票据时效制度则不仅追求效率价值， 更彰显法律的另一重要价值——公平。如上所述， 票据法对票据权利人的保护可谓步步为营， 票据关系的另一方——票据义务人的利益则通过时效制度得以维护， 如果时效期间经过， 义务人即可脱卸票据义务这一沉重的负担， 以平衡票据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是票据时效制度的要旨之一， 从这一点看，可以说票据时效是公平与效率均衡理论的极好诠释； 从另一方面看， 由于票据是商事活动的工具， 为加强票据的流通， 促进资金的周转， 有必要促使票据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 终结票据关系。票据时效制度可以使现有的票据关系迅速了结， 以进行新的票据关系， 从而加强了票据的流通， 维护了商事交易的迅捷性。从这个角度看， 票据时效又体现了效率优先的主张。

二、票据时效的特征

由于票据权利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债权， 票据时效也不同于民法上的时效。相比较而言， 其特征如下：

1. 票据时效均为短期时效。各国票据法对时效的规定不尽相同， 大致可以归入两类， 均一主义和差等主义（注：本文仅以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为视角， 英美法系对票据时效没有特别规定， 票据时效只是适用民法上的一般规定。） （P81）。均一主义不分债务人的种类， 无论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注：在票据法理论中， 主债务人既汇票中的承兑人、本票中的出票人； 汇票和本票的保证人、背书人、支票的出票人、背书人等均为次债务人。）， 均适用同一时效， 例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商法的规定。第二类是差等主义， 即对票据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分别适用长短不一的时效。日内瓦国际统一票据法及日本票据法均采此例， 我国票据法的时效制度也可以归入差等主义之列。

上述两种立法例虽各有其独特之处， 但共同的是， 相对于其民法上的时效而言， 票据法上的时效均为短期时效。就我国台湾地区而言， 依民事权利性质的不同， 其民法规定的时效期间为15 年、5 年和2 年三个等级， 而其《票据法》第22 条规定： 持票人对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到期日起3 年， 见票即付的本票为自出票日起3 年， 这是台湾票据法的最长时效， 更短的有1 年、4 个月和2 个月。“惟票据之交易， 贵在流通， 较诸普通商业， 更重于敏捷。因此票据债务人， 较普通债务人所受之拘束， 更为严苟， 故票据债权人尤应从速行使其权利， 使票据关系得以迅速了结， 避免债务人久负其责。” （P354—355） 不仅如此， 一张票据的权利人只有一个， 而其义务人往往是多个。譬如甲签发支票一张于乙， 乙背书转让于丙， 丙再背书于丁， 丁为最后持票人， 戊为承兑人， 这样丁的票据义务人为甲、乙、丙、戊， 仅因丁的票据权利就有四人受到债务之累， 因此采用短期时效似更公允。

2. 票据时效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 一方面表现在票据时效独立于基础关系债权时效，另一方面， 对不同的追索权人， 其权利时效各自独立发生、独立存在。

（1） 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关系或抽象关系， 产生于票据的制作与交付， 但在票据制作与交付之前一般都有一定的民法上的债权关系已经存在， 如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以及票据预约关系等。票据关系在这些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基础上， 通过这些关系当事人的票据行为而发生， 这些关系也因其为票据关系产生的基础而称为基础关系， 基础关系内容多为民法上的权利义务。虽然票据关系依赖基础关系而产生， 但票据关系成立后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 这是一般原理。票据权利也因此而成为独立于基础关系上的债权， 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是票据的无因关系上的时效， 与原因关系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互无关联 （P111）。票据权利时效独立于票据基础关系债权时效， 这一点， 从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看得更清晰： 甲乙之间订立汽车购销合同， 由甲供汽车一辆于乙， 价金15 万元， 乙签发支票一张于甲。那么依我国《票据法》第17 条规定， 甲对乙的票据权利自出票日起6 个月不行使而消灭， 但在基础关系上， 甲对乙的债权则依民法上的时效规则， 其票据权利时效虽已经过， 但甲对乙的合同债权则依民法上的时效规则， 其时效不因票据权利时效经过而经过。

（2） 不同的追索权利人

其票据时效是各自独立发生、独立存在的。如在某一票据流转过程中（甲乙丙丁） ， 作为持票人丁在遭到拒付或出现其他法律事由而向其前手丙行使追索权， 丙履行追索义务后有权向其前手乙行使再追索权； 同样， 乙履行其追索义务后有权向其前手甲行使再追索权。此时， 丁的追索时效为6 个月， 丙及其乙的再追索时效分别为3 个月， 且丙与乙的时效起算点均为其履行追索义务后的第二天， 即后手追索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前手的追索时效期间内，《票据法》赋予每一个追索权利人一个独立的追索权行使时效。根据票据行为的独立性， 当某一个追索权利人由于超过时效丧失追索权时， 该追索权利人的所有前手并不必然超过时效而丧失追索权， 这些前手在履行了对后手的付款义务后， 仍然有权在自己的追索时效期间内行使追索权。各追索权人时效的起算点不同， 时效期间也不承继前手连续计算， 而是独立起算。

三、票据时效的性质

票据时效是一种独特的时效制度， 它既不同于消灭时效又不同于除斥期间。票据时效期间究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 在以前的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争论。首先， 从二者的关系看，消灭时效与除斥期间是一对联系紧密而又相互区别的制度。虽然二者都以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为目的， 但二者的构成要素和适用的客体均不同。从构成要素看， 消灭时效须时间的经过与权利不行使相结合才发生请求权消灭的后果， 除斥期间只须经过额定的权利存续期间， 就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 从客体看， 除斥期间的客体一般为形成权， 而消灭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另外， 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 不可中断， 而消灭时效可以中断。2000 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 条规定：《票据法》第17 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 只对发生时效事由的当事人有效。因此， 审判实践中更倾向于将票据时效归入到消灭时效。本文认为， 票据时效不是除斥期间， 这一点无须再论。票据时效也不是消灭时效， 本文将票据时效与消灭时效相剥离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 消灭时效的时效利益一般不能预先抛弃， 但对于已完成的时效利益， 可以抛弃。正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8 条的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自愿履行的，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票据时效利益是不能任由票据义务人自由抛弃的， 这也许是由票据法的公法性和强行性所决定。第二， 票据时效的经过并不必然导致权利人丧失实体上的权利， 消灭时效的经过则导致其请求权或其实体权的丧失。“票据， 其权利罹于消灭时效者， 仍不因而消灭， 继续表彰减损力量之票据权利， 因此， 执票人只能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 ——” （P112） 当然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对象相对票据权利的行使对象而言， 其范围小得多， 仅出票人或付款人承担在其所受利益范围内的返还义务。可以说， 原来的票据义务人如背书人、保证人等均已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了。第三， 根据法院可否主动适用时效这一问题也可以将票据时效排除于消灭时效。民法理论上认为民法属私法， 民事主体权利的行使， 义务的履行， 责任的承担， 通常属当事人的私事， 并非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无须借助司法审判等国家权力予以干预。诉讼时效期满后， 义务方是否同意履行已过时效的债务， 是否行使时效已过的抗辩权， 任由其自己意志， 法院应中立。立法上，《法国民法典》第2223 条规定：“审判员不得自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145 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 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意大利、澳门地区等民法典也有类似规定。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若法院主动审查时效， 无异于法官代替债务人行使抗辩权， 这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上都有悖于民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但在票据法上则不然。因为票据具有支付功能、信用功能， 而且具有流通功能，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货币进行流通， 若允许当事人以自己的意志放弃时效利益， 将给票据权利带来不确定性， 直接危害票据交易的安全性， 其必然的结果是阻碍票据的流通。因此， 票据时效应由法院主动适用， 以维护金融秩序。

基于以上几点分析， 将票据时效归入消灭时效是十分不妥的， 在理论上， 商法承认商主体的意志自治， 但不像民法那样广泛， 只在有限程度上存在。在许多领域， 商法是排斥交易双方自由意志的， 票据时效制度正是其中典型一例。将票据时效归入到消灭时效或除斥期间均不可，它只是票据制度中或时效制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制度， 进行非此即彼的归类是没有必要的。

四、票据时效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1. 票据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一律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在民事生活中， 老百姓对时效的概念不十分清晰， 这样规定其起算点基本可以满足民事生活的需要。但是在票据交易中， 票据权利必须是确定的， 因此， 其权利时效起算点也必须是确定的， 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公约》第70 条规定： 汇票上对承兑人主张权利的一切诉讼， 自到期日起算。《日内瓦统一支票公约》第52 条则规定： 持票人对支票债务人的追索权自规定的提示期限届满日起算。我国《票据法》也有从出票日起和从到期日起这些确定的起算点的规定。但追索权的起算点难以完全确定， 这是因为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时间是一个不能完全确定的日期， 确切地说， 在某一时间段内， 持票人均可行使票据权利。在这个问题上， 我国《票据法》第17 条第1 款第3 项的规定是： 持票人对其前手的追索权， 自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 个月。这样设计对持票人是十分不利的， 虽然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惩罚在权利之上睡眠的主体， 但法律的最终目的还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必须取得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 在未取得这些证据之前， 持票人是无法行使追索权的。因此， 追索权的起算点从被拒证明作成之日起算更公平合理， 这也有现存的立法例， 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70 条第2 款及台湾地区票据法第22 条第2 项均为自作成拒绝证书之日起算。并且， 由于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原因不限于被拒绝承兑和被拒绝付款， 还包括了承兑人或付款人死亡、逃匿、被依法宣告破产或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等情形。因此， 我国《票据法》第17 条第1 款第3 项的规定并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在后面这些情况下， 追索权应从何时起算？显然不能是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 一般认为应是付款提示期限的最后一日。因为《票据法》对各种票据都规定有付款提示期限， 一般情况下， 持票人只有当票据到期提示时， 才可能知道付款人死亡、逃匿、被宣告破产或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等情况， 从此时起算， 可以比较合理地保护持票人的利益。

2. 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无需提示票据。对于票据期间中断是否需要提示票据， 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及日、德、法等国的票据法均未明定， 我国票据法也未作规定。2000 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将中断的效力范围限定于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 明确了票据时效中断的非关联性， 但也未明确是否需要提示票据。票据法学者对此的观点可分为二种： 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提示票据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 而且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表示票据权利人已开始行使票据权利， 因此票据时效期间有中断必需提示票据。另一种观点持否定说， 认为提示票据并非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 实际

上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并非都一定需要提示票据 （P67）。否定说也是通说， 比如被追诉人向其前手通知被诉以中断时效， 他未为清偿， 自然不可能收回票据， 更无需提示票据。这是实务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这并不违背票据为提示证券这一根本原则， 提示票据仅仅为使债务人应负给付迟延责任的要件， 而非债权人表示行使权利的必要方式， 故其中断时， 仅以单纯催告为目的， 亦即不以提示为必要 （P133）。由于票据法没有规定时效中断是否需提示票据， 故适用于民法中关于时效中断的相关规定， 民法中时效中断并非以要物为必要， 所以中断票据时效无需提示票据， 但请求付款则仍需提示。

3. 票据时效完成的法律后果。综观各国立法， 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较普通债权的时效期间要短得多， 因而， 持票人较普通债权人更容易因时效届满而丧失权利。再者， 票据法对票据行为都规定了各种严格的手续， 稍有疏忽， 持票人就有丧失票据权利而受到损失的可能。相反， 在上述情况下， 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则可能轻易受益， 这种情形既不能按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处理（因为得到利益者主观并无过错） ， 也不能按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来补救（因为得到利益者并非无法律上的根据）。放任这种情形发展， 将导致票据持票人的权利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而事实上票据法又不可能以简单地延长时效期间来保护票据权利， 因为这有悖于票据流通中本身具有的时间风险原则。如同运用抗辩制度来保护债务人一样， 票据法对因时效届满或因手续不全而丧失权利的持票人亦规定了一种特殊的保护制度， 以维持票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平衡，这种制度即是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 （P117）。

所谓利益偿还请求权， 是指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致消灭， 不能达到请求付款目的时， 持票人对出票人或承兑人， 在后者所受利益的限制内， 请求偿还其利益的权利。利益偿还请求权不是票据权利， 而是票据法上的权利。尽管各国票据法都规定了相对较短的时效， 但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 规定则不尽一致。统一票据法对此未作规定， 任由缔约国国内法自行规定。我国《票据法》的第18 条虽然受到学界的批判， 但从时效角度看， 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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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票据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提单 票据 无因性

一、概述

有价证券是一种表示具有财产价值的民事权利的证券；其证券权利的发生、转移和行使均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完全的有价证券，如汇票等狭义上的票据；其证券权利的转移或行使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不完全有价证券，例如提单、仓单等；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金钱的，称金钱证券，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物品的，称为物品(商品)证券，如仓单、提单。

比较提单和票据的法律性质异同,对认识差异和相互借鉴完善都是有好处的。

二、票据提单之比较

为了更好的将票据制度移植到提单制度中，我们首先要清楚他们之间的异同点：

(一) 提单和票据的相同点

1.提单和票据都是有价证券

提单是将运送物之交付请求权证券化的单据, 提单可以自由转移, 提单的转移代表提单项下货物的"拟制交货", 提单上权利的行使或转移必须以提单的占有或转移为前提; 票据的将支付的一定金额金钱的请求权证券化的凭证, 票据权利的发生、行使或转移都以票据持有为必要。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为有价证券。

2.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证券

提单文义性是指提单记载的文义决定了签发提单的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单的文义性真对的是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 根据《票据法》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 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 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 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 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 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可以看出, 票据权利义务内容也是全部按照记载规定。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性证券。

3.提单和票据都是提示证券和缴回证券

提单和票据的持有人以持有证券证明自己为权利人的身份, 收货人和持票人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出示提单和票据, 所以提单和票据为提示证券。提单和票据义务人在履行交货、付款义务必须收回提单和票据或者在证券上作出作废注销权利的批注, 故提单和票据是缴回证券。

(二) 提单和票据的不同点

1.提单是不完全有价证券, 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提单是一种有价证券, 它以请求交付其上所载货物为权利内容, 属于有价证券中的物品证券, 不占有该证券就没有对该证券的权利可言。提单还是一种不完全有价证券。提单的"不完全性"表现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如对于非法取得提单持有人来说, 其不能依占有提单而取得其项下货物的所有权; 而对真正的持有人来说, 虽然没有占有提单, 但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票据的法律特征决定了其必须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产生于票据签发这一法律事实, 并且票据权利完全依附于票据, 二者不可分割, 即有票据有权利, 无票据无权利。

2.提单不是无因证券, 票据是无因证券

提单不是一种无因证券。因为提单不具有独立性, 当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效或已被撤销、解除, 提单权利义务关系将不复存在; 另外, 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 代表着它在上面记载的货物所有权, 提单的转让要受有关民法中所有权制度的限制, 受让人若没有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 即使得到提单也无法主张权利。票据是无因证券, 主要依据票据一经签发, 其所产生的票据关系就独立于其赖以产生的票据基础关系, 并从后者相分离, 从而不再受后者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 在票据流通过程中, 第三人在接受票据时, 无需去过问和注意票据基础关系。

3.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流通证券

流通证券是指依背书或交付而转让的证券。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完全流动证券。提单虽然有流通性, 但是性质上与票据有很大差异。与提单相比, 票据的流通具有后手优于前手的特征。它的法律效果是: 一经转让, 背书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就转让给了被背书人;作为受让人的被背书人, 只要取得票

据的行为是善意的, 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并不受实际上可能存在的背书人权利瑕疵的影响。

三、建议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建议将票据的无因性引入提单制度之中。 票据行为无因性，也称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和无色性，是指票据行为有无效力，取决于其形式要件是否具备，而不取决于票据原因。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票据是否有效，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和持票人本人接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另一方面是指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相分离，从而使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有无及其存废的影响。这一点在法律关系上的体现，就是使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相分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与已经生效的票据和已经形成的票据法律关系无关（直接当事人除外），票据基础关系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以上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票据行为的有效与否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因此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票据原因关系影响。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一个票据行为只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其效力就独立存在；（2）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3）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

提单也有着与票据相似的无因性，这种无因性通过提单的文义性得到了保证，承认提单的文义性就必须承认提单的无因性，二者是统一的。提单基于运输合同而签发，运输合同关系构成了提单债权的原因关系。提单一旦做成并转让给第三人时，提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与运输合同相分离，在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提单关系。善意的提单持有人受让提单后，仅凭提单便可要求承运人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如果承运人交货与提单文字记载不符，提单持有人有权要求承运人予以赔偿，此时承运人不能以其与托运人之间的抗辩理由对抗提单持有人。由此可见，提单的最终证据效力使得提单受让人能够取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而对于托运人，尽管提单的证据效力可以被运输合同以及承运人所提供的相反的证据，但是与票据一样，这都属于原因关系与证券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的情形，正如我们不能以此否认票据的无因性一样，我们也不能以此否认提单的无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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