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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摘要: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保障既是响应新时期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检察官职业队伍建设的内在需要。新时期下,我国检察官职业道德保障既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面临着检察院部分职能转隶、检察官道德规范一体性不强、德行伦理和职责道德界线模糊、“互联网+”检查模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坚持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道德内核,同时要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建设,不断完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增强检察官培训机制、绩效考评机制、职业责任机制建设,积极探索与新时期发展相适应的合理路径。

关键词: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挑战;发展

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其重在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体系,根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取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1]的科学论断。可见,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在国家治理和检察改革体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加强检察官职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必须要与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与各项检察业务发展共俱进,同时需要在新时期国情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在认罪认罚从宽、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各项司法实践中建立起一套灵活性强、操作性大、适用性广的职业道德保障机制。

一、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合理性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未来要继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1]检察官职业道德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检察官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相互融合的产物,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一)加强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是推进检察官队伍职业化的需要

加强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既是响应国家大力倡导建设法治国家、促进司法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着力应对检察官队伍现实挑战,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规范性文件涉及到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但各地区鲜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实施细则。可以预期,随着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保障机制的逐渐加强,将有利于进一步提炼深化改革开放以来职业道德建设的经验,深入挖掘检察官职业道德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为各地检察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提供现实借鉴。

(二)加强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对加强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公正可分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程序公正强调检察官“正确的做事”,在职业活动中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同时也要监督公安、法院能够正确遵守程序、正确适用法律,而实体公正更加强调检察官“做正确的事”,检察官必须在法律范畴内对案件进行分析认定,既要做好事实清楚,也要兼顾社会情理,要同时满足法律的可预测目标和合理性目标。新时期不仅带来发展的新机遇,同时还带来发展的新挑战,伴随我国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检察制度正面临着发展的关键期,“其中以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检察官权利清单为代表的系列制度设计对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官队伍,落实办案责任制,确保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具有重要意义。”[2]

(三)加强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是推进“检调对接”,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人们观念的转变与多元化以及人员的高度流动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大大减弱。因社会纠纷所致的案件数量持续增加,而国家的司法资源‘有限财’,并且可能还存在绝对恶化和相对恶化的状况。如何协调好案件的高膨胀率和司法资源的低利用率之间的矛盾是司法机关面临的现实挑战之一。”[3]目前,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大背景下,各地检察院纷纷结合当地特色积极探索出“检调对接”的新工作模式,这也要求未来检察官对自身职责定位不能再桎梏于法律监督和公诉上诉,同时也表明新工作模式对检察官参与和解、调解的能力要求明显加大。检察官通过参加“检调对接”等系统培训,不仅有助于打造一批高质量的检察官职业队伍,还有助于增加其专业技能,增强其职业责任感、荣誉感、使命感,使其在具体工作中更加注重情、理、法的有机结合,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能够更好的化解轻微刑事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二、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检察工作作了一系列部署,国家检察权配置和检察官职业道德保障不断得到优化。一系列改革措施纷至沓来,无论是检察官员额制改革、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职能转隶,亦或是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认罪认罚试点制度改革,每一项措施都刺激着检察官这一职业群体的“神经”,影响着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未来走向。

(一)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一体性建设有待增强

我国关于检察官职业道德的规定分布在《公务员法》《检察官法》《人大监督法》《中国检察官协会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数量庞杂和内容差异难以满足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发展的新需求。我国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可概括为内生型约束和外在型约束,内生型约束主要体现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以及党内规范体系,外在型约束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颁布的行为准则。目前我国的内生型约束体制却无法保障外在型约束规范有效发挥作用,理由如下:首先,检察官同时具有司法工作者和公务员双重身份,其行为亦受两者身份的双重约束,我国《公务员法》和《检察官法》对其职业道德规范均有涉及,但没有建立起一套集中的、统一的规范体制,现阶段施行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亦无法与不同法律法规中的伦理规范逐一适配。其次,不同规范的制定主体之间沟通力度不足。立法机关可以出台《检察官法》、司法机关可以出台《基本准则》、行政机关可以出台《考评标准》、检察官协会可以制定《行为章程》、党内机关可以颁布党内法规。制定主体没有经过充分沟通,不仅使规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重复,同时也为“法律冲突”和“法律打架”埋下潜在风险,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

(二)检察官德行型伦理和职责型道德界限模糊

“富勒将道德规范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层次,并将义务的道德比喻为语法规则,将愿望的道德比喻为批评家为卓越而优雅的写作所确立的标准。”[4]检察官职业道德也分为两个层面,分别是德行型伦理规范和职责型道德规范。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个历史性过程,从起初强调政治能力建设到如今强调政治、社会、专业三重能力建设并重,体现了我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发展是一种“官样化模式”,其中对于检察官专业的道德要求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以公平、公正、担当、忠诚等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为例,这些规范虽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呼应,但却均具社会普适性,都能够为社会各种行业群体所适用,因此较难从道德规范中直接分离出检察官的职业特性,另外,“我国的检察官职业道德总是妄图面面俱到,不仅要求检察官恪尽专业职守,认真办案,还要求检察官培养高尚情操,保持稳定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的生活情趣,这些规定总是将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纳入到检察官职业道德体系内,反而模糊了检察官德行伦理和职责道德的界限。”[5]

(三)检察院部分职能转隶,反腐工作依旧严峻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根据《监察法》规定,原检察院反腐、反贪、反渎等职能转隶至国家监察委员会所有,国家监察委员会通过行使职务侦查权、留置权可实现对国家公职人员监察百分百全覆盖。但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动摇,重点打击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腐败犯罪仍是各地检察院重要的检务工作之一。因此,现阶段检察官反腐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并就其职务犯罪活动提起公诉,不过改革后的检察官反腐压力主要集中在公诉活动,面临反腐、反贪、反渎等职能的重要转变,检察官如何与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联合维护廉政建设将是未来工作的一个崭新挑战。另一方面是严防检察官利用自身职权,违反法律或者职业道德规范,“以非正当手段为个人或者小团体谋取利益的违法活动。”[6]20十九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达到一个历史新高度,同时也是对现行检察官职业道德的一个全新挑战,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贪污贿赂类型犯罪量刑,其构罪的最低标准是一万元,这也间接说明大多数情形下仍停留在党内处分和行政处分阶段。可见,现阶段检察官违法违纪成本较低,惩戒体制仍需增强。

(四)“互联网+检察”模式带来全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思想和目标任务,李克强总理也提出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7]各级检察机关在互联网时代大背景下顺势而为,在检察工作中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先后建立门户网站、网上办案等信息互动系统,切实加强了检察工作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但却对检察官职业道德带来全新挑战。一方面,各地检察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检察官的政策把握能力、法律适用能力、群众联系能力不足,以致无法适应当下快速发展的“网上检察”新模式,同时,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难以掌控,部分检察官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很容易被互联网夸张放大,从而造成检察机关公信力下降,因此亟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操作性强的检察官网上行为规范,但囿于各地检察官管理方式和人才素质存有差异,现阶段较难建立起该规范体系。另一方面,涉检负面网络舆情对检察官职业道德又是一轮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基层检察院,涉检负面网络舆情的管控形势愈加严峻,由于基层检察官缺乏熟练的舆情管控技巧,稍有不慎,便会造成公众对整个检察官体系的误解。例如“内蒙古阿荣旗女检察长百万豪车事件、辽宁省辽阳市女检察官掌掴门事件,以及安徽省阜阳市检察官上班玩游戏事件,都是很好的例证。”[8]

三、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规范型构

(一)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发展历程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到,“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的加以思索,它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9]检察官职业道德发轫于我国传统道德规范,早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就有“治官先治吏”的执政思想,官员们不仅要具备“为民”的基本品德,如亲亲尊尊、仁爱兼利、修身自律等,还应当遵守“为官”的职业道德,如公正职守、清正廉洁、居官不怠等。不过,我们现在所说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却源于清朝的检察官制度,后民国政府在清朝检察官制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法理学思想,并进行了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始摸索建立一套新的检察官制度,但囿于历史原因,真正意义上的检察官职业法律法规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被重视。1984年,《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办法》出台,其中规定忠诚、公正、效率、廉洁、敬业、保密作为检察官职业伦理的主要内容;1995年颁布的《检察官法》在检察官竞业禁止、保密、回避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2002年颁布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对检察官职业规范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2009年,国家出台了《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共有48条,其中规定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要求包含忠诚、公正、清廉、文明四部分内容;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又颁发了《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共有53条;[10]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要求各级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大力执行检察职业道德规范,引导检察人员增强职业认可、提高职业素养。[11]可见,伴随着“社会大跨越”和“诉讼大爆炸”时代的来临,不同时期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都体现着不同时代背景的司法诉求,这些职业规范不仅通过法律、行政法规①等方面加以约束,还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官之道”,可谓检察官职业道德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大环境中延绵递进。

(二)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的价值内核

检察官职业道德的设立旨趣不仅在于加强检察机关的内部凝聚力,培养检察官共同体意识,还在于塑造检察官公平公正的社会形象,拉近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我国检察官职业道德主要依据《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全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检察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规范性文件,具体可概括为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和廉洁五个方面。

1.忠诚

“坚持忠诚品格,永葆政治特色。”忠诚是我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在政治方面的要求,体现了我国检察官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检察官在职业范围内要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不得因个人事务或非公理由影响职责的履行。现阶段,我国已全面建立检察官宣誓制度,检察官在正式入职时需向宪法作出庄严宣誓,“这一制度使检察官明白其权利的来源,深化宪法法律和人民在其心中的地位,从而更好的坚守忠诚这一职业责任。”[6]80

2.为民

“坚持为民宗旨,保障人民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突出强调,“要坚持司法为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2]为民作为检察官职业道德宗旨之一,要求检察官时时刻刻都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心,要坚持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确保检察职能依法、客观履行,要认真解决职责范围内不严格、不规范的现实问题。尽管检察官工作专业性较强,但也不能远离群众,在检查工作中要坚持融入群众,务实解决群众诉求,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3.担当

“坚持担当精神,强化法律监督。”近年来,我国对于打击冤假错案的力度逐渐增强,检察官作为司法工作中重要一道防线务必要勇于监督司法、执法活动,勇于坚守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道德底线。检察官担当义务主要体现在打击犯罪、依法办案、直面矛盾三个方面,在职业活动中,检察官对外要敢于同违法犯罪活动相斗争,敢于同影响司法独立性的行为相抗衡,对内要不断吸取工作教训,严防体制内部出现“害群之马”或者违法乱纪行为。

4.公正

“坚持公正理念,维护法制统一。”检察官的公正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立,即检察官要树立程序意识,遵守回避秩序,对于可能影响案件公正的情形,要主动申请回避;二是独立,即检察官应坚持法治理念,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避免其他因素影响司法公正;三是客观,即检察官要严格把好证据关、事实关,树立证据意识,注重对证据的分析,努力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客观性。”[13]

5.廉洁

“坚持廉洁操守,自觉接受监督。”检察官廉洁义务不仅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要求,还是现阶段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现实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廉洁义务不仅要求检察官在职业活动中要坚持操守,还要求检察官在职务范围外慎微慎独,培养良好情趣,不得利用职业身份造成不当的社会影响,同时还要自觉接受监督,时刻保持职业本色。

(三)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制度保障

2017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作司法改革专项报告时强调,要提高检察官群体的职业荣誉感,要建立并落实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建立检察官绩效考核办法和保障救济机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不仅顺应当下司法改革的时代潮流,还进一步加强了检察官职业保障,再塑检察官职业尊荣。

1.宪法宣誓制度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宪法宣誓制度确定下来,宪法宣誓制度要求各级人民检察官在正式任职时都必须进行宪法宣誓活动。②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具有典型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加强检察官职业队伍建设,增强检察官职业凝聚力和向心力,还有助于培养检察官对宪法、党和人民的忠诚,增强其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

2.人民监督员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加强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监督,确保办案人员依法公正履行检察职责。有学者认为,“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原来由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部门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人民监督员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主要基础。”[14]因此,人民监督员制度主要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考虑,重点加强对检察官的办案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的考核监督。

3.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

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不仅要遵守“检察一体”原则,还要防止职务行为被其他权利干涉。因此,检察官不仅需要监督,更需要专业权威的监督———由司法专业人士组建起来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对检察官的工作进行批评监督不仅权威,而且对检察官的专业能力更有说服力。[15]通过设立检察官承接委员会,对检察官违反政治纪律、办案纪律、廉政纪律、人事纪律、社会道德等行为进行考察,不仅可以防止行政权力对检察行为的干涉,还可以促使检察官正确遵守职业道德,依法行使和履行职权。

四、新时期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探索

(一)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一体化建设

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关于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但是“这些规范像是散落一地的‘珍珠’,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一条‘项链’,因此需要明确、统一的制度将之‘串联’完善,使之成为一体化的规范。”[16]检察官职业道德一体性规范目标的实现要充分发挥行业自治协会、社会组织等在职业道德建设中的能动性。以中国检察官协会为例,检察官协会在我国虽属于全国性的社团法人,但其主管单位是最高人民检察官,协会负责人一般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担任,这就容易导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检察官协会出台的职业道德规范在内容和形式上出现“千篇一律”的尴尬局面,因此要明确划分两者对于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管理权限,若有必要,两者也可共同制定检察官职业的道德规范制度。

(二)创新检察官德行型道德和职责型道德双轨发展新机制

如前文所述,我国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往往趋于德行型规范和职责型规范的混同,根本问题是没有将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保障,必须坚持检察官德行型和职责型双轨道建设。具体意见如下,一是分离职业伦理培训和职业道德培训,职业伦理培训和社会其他行业培训类似,主要侧重于增强检察官的社会正义意识、公益服务意识以及爱岗敬业意识等,职业道德培训则是在紧密结合检察官工作实际的基础上加强检察官敢于打击犯罪、遵守办案纪律、坚守廉洁操守等职业素养。二是在规范层面上厘清道德和伦理的区别,避免两者内容杂糅。一般来说,职业伦理是职业道德的上位概念,不仅包括每个行业应遵守的具体行为准则,还包括全体公民都应遵守的社会规则,若将两者混为一谈,不仅会造成法律语言的重复累赘,也会对我国立法资源造成浪费,因此应将爱岗敬业、诚信友善、忠于国家等职业伦理从检察官职业道德中剔除,未来要把精力集中在以专业的视阈去分析检察官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三)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培训,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

“互联网+”时代,检察官传统道德规范和新型技术的融合创新不断涌现,既是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发展机遇,亦是现实挑战。一方面,要加强检察官个体培训。其一,培训检察官互联网办案思维,面对新兴互联网犯罪,要敢于担当,敢于打击,敢于网上披露,敢于接受网络监督。其二,规范检察官网上言论自由。自媒体、微博等新型社交工具拥有非常强的社会时效性,同时其使用门槛很低,任何人都可以评论、转发网上言论,且不需经事前审批。这不仅要求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相信网上言论,也不能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要时刻谨记公职身份,不泄密、不传播、不造谣。另一方面,要加强各地检察院的网络舆情信息处理能力。检察院要落实好涉检信息公开原则,主动公开舆论信息,主动接受网络监督,同时面对涉检网络负面信息,不能依靠传统“围追堵塞”的方法解决问题,要加强网上信息监视机制建设,提前预警涉检负面网络舆情,妥善处理好网络上访信访事件,巩固在公众心中“执法为民,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四)加强互联合作,创新检察、监察工作新机制

新时期背景下,尤其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出现后,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发生重大转变,根据中央政策和精神,在反腐倡廉等工程建设中,检察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建设监察检察工作新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检察官在未来检务工作中不能再一腔孤勇,要加强与监察委的合作互联,努力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打好反腐战、攻坚战。在借鉴广西鱼峰区检察院相关做法的基础上,未来可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一是加强案件线索移送反馈机制建设,即明确检察官职责分工,增强团队意识和合作意识,当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贪污、渎职、索贿行贿等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时,要及时将信息反馈给监察机关,二是加强联席会议制度建设,检察官要定期参加检察院和监察委共同举办的联席会议,认真分析和解决在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保证检察官道德建设、职业能力建设不与实践脱节,三是加强共同督办工作机制建设,检察官在职责履行过程中,特别是在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中,不仅要强化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也要自觉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

(五)完善检察官绩效考评和职业责任机制建设

检察官绩效考评机制和职业责任机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旨趣都在于保障检察官职业道德能够得到有效遵守。

1.设立检察官绩效多元考核机制

目前,我国检察官绩效考核指标主要参考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果等因素,“其中以业务实绩为主,包括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一般占考核权重的70%,而司法作风、职业操守等因素占比较低。”[17]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曾强调,“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不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未来检察官绩效考核应逐渐加大职业道德考察比重,具体可由检察院内部纪律部门对检察官的职业操守进行考核,出具详细考核意见,并定期在民主会议上供大家讨论决定,最终将检察官职业道德具体量化为各个指标落实到检察官选拔任用、发展培养、教育监督等各个方面。

2.完善检察官职业责任机制

检察官职业责任建设不仅包括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等外部机构的监督,还包括检察院内部纪律部门、检察官协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其他组织的监督。现有检察官责任监督范围主要局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检察职责、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等方面,鲜有涉及检察官普通违规违纪、违反职业道德等行为,因此未来应将检察官违反职业道德的轻重程度和相应的惩戒种类纳入到检察官责任机制建设中去。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保障是提高检察官职业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除了增强道德规范、职业责任、绩效考评以及队伍培训等方面建设外,还可以从检察官职业活动和收入福利标准等方面加以完善。[18]一方面,要保障检察官在具体工作中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作出合理判断,维护其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要满足检察官在社会物质方面的合理化需求,提高检察官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福利标准,保障检察官在职责行使方面无后顾之忧。建设一套科学的检察官职业道德保障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脚踏实地,需要在改革中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内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社会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砖加瓦。

注释:

①我国关于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规范性文件还有:《检查人员纪律(试行)》(1989年)、《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不准经商办企业等若干问题的通知》(1992年)、《关于重申严禁检察机关越权办案、违法办案的通知》(1993年)、《关于政法干部的“四条禁令”》(1995年)、《对违法办案、渎职失职若干行为的纪律处分办法》(1998年)、《九条“卡死”硬性规定》(1998年)、《检察人员廉洁从检十项纪律》(2000年)、《检察人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2000年)、《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2007年)等。囿于文章篇幅和论述重点,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②根据《决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宣誓,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宣誓,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时由任职机关组织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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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延炀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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