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农林教育全文(5篇)
第1篇：高等农林教育范文
关键词：农林教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一、新时期下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意义
（一）推动城乡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我国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需要通过重构城乡、城际和区域关系，建立区域共同体并优化区域间的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高等农林教育能够通过培育优秀人才，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在当前时代环境下，如何抓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机遇，构建城乡与区域经济协同的发展格局，是当前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为落实农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我国各大高校通过组建协同创新联盟等方式，开展了农林教育的合作交流活动，从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高新技术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共同进步，并且各大院校通过建立教育平台的方式，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并在实验、教学、实习等方面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有效提升了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在高新技术研究的方面，高校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形成了以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为主导，合作高校间资源互补的科研模式，承担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对农林领域的科技水平提升提供了智力支持。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各大院校运用互聘共享、校际交流等方式，并通过深入合作有效革新既有的人才队伍建设模式，提升了农林专业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二）有效实现乡村脱贫致富从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以来，我国一直将脱贫致富作为一项重要的部级战略。在精准扶贫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贫困人口以每年一千万人的趋势逐年减少，全面小康时代正逐渐来临。对于农林教育而言，其面向农林业的学科特殊性，决定了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发展农林教育不仅能够为“三农”领域培养大量优秀人才，还能够通过发展科技刺激社会经济发展，将农业经济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降低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起到扶贫作用。与此同时，农林高校在脱贫攻坚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通过选调专家教授组建扶贫工作队伍等方式，能使高校成为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有生力量，让专家教授发挥出自身的专业知识，通过对贫困区的实地分析，拟定切实可行的脱贫致富策略，从而激活贫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将脱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并建立产业、技术、经济、思想相结合的扶贫模式。具体的扶贫策略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产业扶贫。使贫困地区具备经济发展能力，需要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作为面向第一产业的农林教育，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种植、养殖等农牧产业，或乡村旅游、民宿旅游等旅游产业，通过发展产业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第二，教育扶贫。农林教育可以利用知识传播帮助贫困地区居民转变思想，提升整体的知识水平，避免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与贫困地区政府合作开展培训项目，培养一批专业知识与技能过硬的本地教师，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发展特色教育项目。第三，科技扶贫。高校的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为贫困地区直接提供智力支持。第四，文化扶贫。高校可以研究贫困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对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的挖掘，建立完善的文化产业链条，使贫困地区摆脱以农林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二、新时期下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立德树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根本目标，教育工作者需要肩负起为党和国家培育优秀人才的重大使命，明确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关键命题，才能确保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展教育工作。这就要求高校具备明确的政治方向，从知识、技能、品德等多方面进行人才培养。首先，应建立“大思政”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农林教育的范畴内，通过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和道德情操，落实“三全育人”的教育要求。其次，需要革新德育教育方法，运用底线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精神，通过高尚引领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从而将学生培养成道德情操高尚的优秀人才［1］。再次，教师应明确自身对学生的影响作用，在日常生活和教学工作中严格遵循教师的职业准则，约束行为举止，对学生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同时，高校也应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最后，高校应结合学校历史、学科特色，逐渐形成学校风格，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荣誉感与向心力。
（二）重视农林教育的内涵发展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实质上就是遵循教育规律开展教育工作，提升育人质量，避免教育形式化的问题。我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人才培养质量是检验高等教育的唯一标准，需要做到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和回归梦想，才能确保高等教育遵循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当前，我国教育已经进入了“双一流”建设的新阶段，要求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通过不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2］。各大高校需要根据在教育改革进程中所积累出的经验进行反思，在教育综合改革中着眼于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通过长期持续投入进入高等教育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一是需要改革考试方法，用科学方法使考试真正成为教育的助力，而非短期突击复习就能应对的表面功夫，使学生形成持续、全程的学习状态。二是需要革新教学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将农林专业教育与科学素养教育相结合。三是要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在“2.0计划”“四新建设”等模式的基础上开拓新模式、新思路、新策略和新标准，提升农林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四是要建立教师激励机制，通过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增强教师的职业责任意识。五是要建立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现与成果导向教育的对接。六是要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我国农林教育水平。
（三）重构农林专业的知识体系农林学科知识体系需要注重学科交叉，结合我国农林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规划人才培养战略，并将传统农林学科与现代生物技术等学科相结合，构造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学科体系。如农林学科可以吸收生物学发展生物技术，吸收计算机科学发展大数据技术，吸收化学学科发展农业化工技术等。此外，还需要创新知识体系，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综合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和科技教育的课程体系，遵循时代对农林学科提出的新使命和社会对农林人才的具体要求，与时俱进地创新农林专业的知识体系。
（四）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各大高校应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建立区域性共建共享实践教学基地，并将其作为推动农林教育的重要战略支撑点。首先，在共享机制建设上，高校应深化与其他高校的交流合作，建立农林共享实习基地，为大学生野外实习与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教育场所，并通过自然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共享，提升实践教育水平。其次，在基地建设上，高校应依托周边地区的农林资源建立信息化、标准化的实践教学基地，打造优秀人才的精品实践课程，并将农林教育基地建设为开放式的人才培养和农林实验基地，有效发挥其生态文明教育价值［3］。
（五）加强农林学科文化氛围建设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农林教育需要积极提升教育质量，坚持一流意识与一流标准，从而提升农林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其一，建立尊师重道的校园文化环境，发挥教师对学生的表率作用，通过构建激励机制使教师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中。其二，要形成重视学习的校园文化环境，通过对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实现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变，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内驱动力，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其三，要通过科教融合的方式，将科学教育与农林教育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科研探索精神，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4］。
三、结语
新时期下发展高等农林教育能够有效推动区域与城乡的协同发展，实现农村人口脱贫致富，并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高校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将提升教育质量作为农林教育综合性改革的关键，通过学科交叉等形式加强知识体系建设，并建立共享共建的实践教学基地，改善高校内部的农林学科文化氛围，从而有效提升农林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5］。
参考文献：
［1］陈欣，王海香.“新农科”背景下地方农林院校实践教学探索与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0（3）：187-188.
［2］吴普特.牢记重托、勇担大任，努力谱写一流农林教育新篇章［J］.中国农业教育，2019，20（5）：1-2+14.
［3］王汉忠，等.高等农林本科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07（10）：51-55.
［4］王强.高等农林教育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0）：58-60.
第2篇：高等农林教育范文
关键词：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优势条件；特色发展；师资；科研
目前，我国设置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14所，其中包括28所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作为新兴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环境基本理论和相关技能的能够从事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1］。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首次被作为国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诠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都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我国于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对新时期高等教育做出全新部署，将原有的“211工程”“985”高校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2－3］。“双一流”建设对提升我国教育水平以及增强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长远的发展意义。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大多是基于农业环境保护方向发展起来的，着重解决农林业生产中面临的一些环境问题，与土壤学、植物营养、园艺学、植物保护等学科有着紧密联系。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不仅是提升涉农林学科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解决农林业生产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正成为高等农林院校一流学科建设的着力点和特色所在。但是，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相比，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既有先天缺陷，又有独特优势。因此，只有扬长避短，走差异化发展之路，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才能在“双一流”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概况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使命，大学通过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相辅相成，学科概念体现着一个研究领域，专业概念则更侧重于育人的范畴。但在一定程度上，专业的发展情况可以反映学科建设的优劣［4］。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对具有研究生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进行了整体水平评估（即第4轮学科评估），共有111所设置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校参与了2017—2018学科评估，评估结果分为A、B、C三类。其中，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估结果在A类中排名前三（详见表1）；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估结果排名均较为靠后，仅有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3所学校的评估结果进入B类，排名最靠前的中国农业大学为第33名。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创办较晚，办学历史较短；学科的农林科基础深厚，工科基础薄弱；特别是多以学习效仿综合性高校同类学科的建设为主，学科发展共性有余、个性不足。因此，相较于综合性高校，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既存在工科背景欠缺的先天不足，又面临着因趋同而缺乏竞争力所导致的学科发展较为滞后的问题。
二、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学科专业发展缺乏特色，无法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抗衡
高等农林院校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建设过程中，大多是学习和模仿综合性高校的做法，而忽略了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从而导致学科发展趋同、缺乏特色。首先，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方面，高等农林院校与综合性大学或工科高校的差异并不明显，均是以培养符合区域和城镇的水源保护、废弃物处理与利用、生态工程恢复等企事业单位工作岗位要求的专业人才为主。其次，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的主干课程设置方面，各高校也都大同小异，高等农林院校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综合性高校多有扎实的工科办学基础和丰厚的学科专业积淀，所以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而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大多是基于土壤农化或农业资源等专业逐渐发展起来的。对绝大多数高等农林院校而言，在对工科背景要求较高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方面，是难以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所拥有的悠久的工科办学历史、丰富的工科办学经验以及国际一流工科背景的师资团队等进行竞争的。
例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前身是市政工程系，1952年就设立了给排水专业，后于1988年更名为环境工程专业。再如，哈尔滨工业大学于1986年成立环境工程本科专业，1988年将环境化学更名为环境工程学科，而早在1959年就已建成了我国首个污水处理研究室。
因此，在缺乏工科办学经验及传承的情况下，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只是一味地学习和模仿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而没有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科发展方向等方面体现自身的办学特点、发挥传统学科的优势。长期处于被动发展的状态，是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缺乏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学科领军人才和师资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领域和人才培养都具有很明显的工程技术性质，要求所培养的人才要具备水和大气污染处理与修复、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物理性污染控制等能力，所以对工科专业背景的要求较高。例如，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具有城市和城镇环境污染治理专业背景的领军人才和师资力量有迫切的需求。然而，受学科发展的历史沿革影响，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领军人才和师资大多来源于土壤农化、农业环境保护或植物保护等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多属农学、生态学或地学范畴，专业知识背景多为土壤、肥料、农药施用与管理、监测分析等领域。因此，对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而言，无论是学科领军人才还是师资队伍，在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背景都有欠缺。
（三）在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领域的尖端试验条件和技术手段方面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大学有较大差距
试验平台和大型仪器是学科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及自身发展的重要支撑。与高等农林院校相比，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在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领域的尖端试验条件和技术手段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拥有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污泥安全处置与资源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3个部级研究中心，拥有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三重四级杆气质联用仪等先进的大型试验仪器设备。再如，南京大学除了有与同济大学合建的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之外，还建有教育部水处理与水环境修复工程中心、环保部有机化工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同时拥有X射线衍射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表面热电离同位素光谱仪、激光拉曼光谱仪等先进的实验设备。而这些试验条件和技术手段对高等农林院校来说都是十分稀缺的。因此，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在科研保障、试验条件等方面明显缺乏竞争力。
（四）在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领域的行业认可度较低，难以通过获得社会资源提高学科实力
充足的经费支持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保证力。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河海大学等工科历史悠久的高校，则在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领域具有极高的行业认可度。这些高校凭借这些软实力能够获得大量来自社会和行业的经费支持。例如，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年均经费超过5 000万元；河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年均科研经费达到4 000万元，其中横向经费所占比例超过50％。而对高等农林院校来说，无论是在学校的社会认可度还是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行业认可度方面，都无法与上述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比拟，所以难以从社会和行业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撑。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为例，在年均到位经费2 000万元中，横向经费仅占500万元。这势必会对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势头产生影响。
三、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的优势条件
尽管高等农林院校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也并非没有潜力和优势。以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3所高等农林院校为例，在2017年第4轮学科评估中，中国农业大学有9个学科获评A级（详见表3），其中除2个学科分属理学和工学类外，农业工程、作物学、畜牧学、兽医学、草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等7个学科都属于农学大类；南京农业大学有7个学科获评A类（详见表4），其中除2个学科属管理学类外，作物学A、农业资源环境、植被保护、食品科学与工程、园艺学等5个学科都属于农学大类；华中农业大学有7个学科获评A类（详见表5），其中除2个学科分属理学和管理学类外，园艺学、畜牧学、兽医学、生物学、作物学等5个学科都属于农学大类。由此可见，高等农林院校在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生态学、植物保护和园艺等学科上具有天然优势。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应充分发挥这些传统优势学科的作用，抓住“双一流”建设的有利契机，积极探索有别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之路。
四、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加强特色发展的建议
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既存在先天不足，也有自身的优势。因此，只有通过差异化发展，最大化发挥自身优势，同时补齐“短板”，形成有别于其他科类院校的核心竞争力，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才能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拓展发展空间，得以做强做大。
（一）发展与农学大类相关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方向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成为水体及土壤的重要污染源，农村小城镇的生活垃圾和农业废弃物（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处理、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高等农林院校在农林业相关领域（包括循环农业发展、农田土壤污染治理、有机肥施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具有天然优势，而且这些优势是高等农林院校区别于其他科类院校的本质特征。因此，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应积极开拓和发展与生物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生态学、植物保护和园艺等学科相关的专业方向，突出差异优势，增强自身竞争力。
（二）依靠高等农林院校优势学科专业的领军人才提升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学科发展离不开学科带头人，高等农林院校在土壤学、微生物学、生态学领域拥有包括院士在内的大量杰出人才。因此，高等农林院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应依靠这些领军人才，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与土壤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集中力量开展研究，从而形成具有特色优势的稳定的研究方向；同时，及时将具有较强工科专业背景的博士或博士后补充进师资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这样，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既能保持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共性特质，又能依托学校的特长和优势，突出自己的发展特色，从而凝聚自主的核心竞争力。
（三）充分利用农林和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尖端技术手段和先进仪器设备
高等农林院校虽然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平台和试验仪器条件方面与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相差甚远，但是在生命科学和土壤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如生命科学的转录组、代谢组、流式细胞仪的分离技术等，则具有领先优势。因此，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应扬长避短，将自己的相关研究与学校优势学科擅长的顶尖技术手段如土壤学水分运移、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生态学中的通量观测手段等紧密结合，以进一步提升学科的综合竞争力。
（四）开拓具有高等农林院校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领域
为了解决社会和行业对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认可度较低、学科获得的项目合作机会较少等问题，高等农林院校应在具有优势地位的农林业领域积极争取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相关的科研项目，如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农业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流域水土保持与河湖生态修复等项目。这样，既可以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争取到更多的经费支持，又有利于通过提升学科的科研成果实效性建立学科的良好声誉。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要开拓具有自身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领域，就应该根据区位特点，把学科研究的重点方向放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土壤、污水修复及处理以及农业废弃物的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将学校在水保学科上的优势与环境、生态研究相结合，使循环农业的要素与环境修复技术相贯通，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不可替代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之路。基于此，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可以积极探索形成以下3个特色研究方向。
①环境生物学方向
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毒理学、环境污染生物评价和环境生物学中的分子过程。重点研究农药、化肥等环境污染物的毒理，建立以生物为介导的监测、评价环境的体系和方法，探索微生物对重金属形态、价态转化的影响，以及开展动植物抗性基因的筛选等。
②环境生态学方向
将高等农林院校在地学领域的优势与环境问题相结合，重点研究水、土环境中的微生物生态过程，碳、氮、磷等元素在人为影响下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及变化，施用农药、化肥后农田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响应等。
③环境生物技术与工程方向
将现代生物技术与农业环境问题相结合，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处理、处置或修复农业废弃物及其带来的污染，重点研究农林废弃物的处置，特别是对秸秆、畜禽粪便等的资源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中的生物防治工程，如生物塑料开发和人工湿地构筑工程等；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的植物和微生物及其联合修复技术等。
综上所述，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既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又存在诸多发展机遇。因此，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要坚持特色办学、差异发展，要借助生物学、生态学和土壤学等优势学科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区位优势和农林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之路，最终填补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中的缺失以及在中国生态和农业发展中必须得到重视的研究空白。
参考文献：
［1］张明泉，曾正中，陶燕，等．综合性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实践教育体系建设［J］．高等理科教育，2005（2）：112-115
［2］钟秉林，方芳．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J］．中国大学教育，2016（4）：4－8．
［3］吴合文．“双一流”建设的系统思维与推进策略［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1）：29-36．
第3篇：高等农林教育范文
一、多媒体教学的价值及作用
首先，多媒体教学可以运用相关设备创设一个直观且切实的教学情境，使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课堂教学内容中，同时激发他们的真实感受和发散性思维，这种情境化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贴合高校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和对理论知识的认知规律，引导学生在愉悦、舒适的课堂氛围中发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获取课程知识，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专业学习技能，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效率。其次，多媒体教学设备通过影音播放功能可以克服一些客观条件限制，充分向学生展示许多无法实际操作的试验演示，帮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原理、规律及实际变化过程，有效优化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最后，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合理把控教学节奏，使教学进程和学习节奏趋于科学化，调动学生课程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让他们可以很好地消化学习内容并掌握知识技能，由此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教师教学能力面临的挑战
一是多媒体教学的认知偏差。多媒体教学凭借其技术优势和有效作用，在现代农林院校教育教学中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部分教师对于多媒体教学技术的认知仍然不够全面，他们认为多媒体教学与计算机设备、网络信息技术紧密相关，更加适用于与这些技术相关的课程教学，对大多数课程的实用性不强。二是现代教育理念不够健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正处于现代化改革发展阶段，在信息科技不断革新和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教育理念也需要紧跟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然而部分教师思想转变速度较慢，难以快速接受现代化教育理念，以致在教学活动中仍采用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利于教育效率的提高和教育工作的发展。三是多媒体教学技能不熟练。作为一种新兴教学手段，多媒体技术及其设备功能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与创新中，从而导致许多教师难以熟练掌握其使用技能，只能依靠固定的教学模板，缺乏足够的创意性和设计感，无法与实际教学内容紧密贴合，没能充分发挥出多媒体教学的有效作用。
三、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策略
第4篇：高等农林教育范文
关键词：农林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长效机制构建
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才和科技。农林高校则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的历史使命。因此，农林高校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特殊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把加强农业建设、促进农业发展作为根本职责，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长效机制，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知农爱农高素质新型专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农林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分析
1.1存在的问题
农林高校偏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导致对价值观教育重视不足，有些农林院校在整体发展规划上，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以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为办学理念，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缺乏宏观视野和人文主义宏观旨趣。另外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单一导致育人效果式微。当前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多是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与推导，而依据某一学校或某一专业得出的实践模式偏少，这就容易产生教育模式说服力不强的问题。[1]一些农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突出自身优势，亦未形成长效机制，缺乏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反馈评价的闭环系统。同时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活动开展时间分散、缺乏连贯性；主题不统一，不鲜明；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针对性不强，随机性较大等。
1.2具有的优势
农林高校因其专业和学科的特殊性，为核心价值观教育开拓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和突破性。
1.2.1农学类专业课程蕴含丰富的核心价值观元素农林高校以农业科学为优势和特色，拥有农业生态学、生命科学、水产养殖、资源与环境、农村区域发展等特有学科，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学科特色，这些学科的培养目标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绿色中国、美丽中国以及科学发展道路等国家战略需求相吻合。[2]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林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广东海洋大学结合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发挥海洋文化的育人功能，构建起“海之魂”引领计划、“海之本”强基计划、“海之志”鸿鹄计划、“海之帆”起航计划、“海之翼”展翅计划、“海之韵”博雅计划的具有鲜明海洋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华南农业大学发挥农科专业特长，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探索将“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等。这些模式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注入了鲜活的专业特色和农林文化意蕴，丰富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资源，增强了农林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切身体验性和感受性。
1.2.2农学类专业实践拓展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空间由于涉农专业实际操作性较强，各农林高校的教学实践基地都比较完备，有产业示范园、农业试验田、动植物防疫站等，还有很多校外的企业实习基地，拓展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空间。而这些实践机会是其他普通高校所不具备的。同时农林院校对学生参加各类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要求也比较高，在学时和操作方面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考核体系，因此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相对于其他高校的学生也具有优势。比如安徽农大的“农耕文化节”，学生把实验仪器设备从实验室中搬出来，让市民体验农事操作，学生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的活动中体悟“三农”魅力。[3]
2农林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与内涵
2.1以培育“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目标
2018年，教育部明确提出新农科建设；2019年，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将新农科建设持续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引导学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懂农业、爱农、爱农民’，树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意识和信念，增强学生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知农爱农创新人才。”面对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高等农林教育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农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当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紧扣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紧紧围绕“三农”人才培养使命，另一方面农林高校的发展理念也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所以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知农爱农高素质新型人才，就是农林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体现。
2.2以“三农”情怀教育与“三农”价值塑造为具体内涵
对于农林高校而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好高等农林教育，倾心倾力服务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的神圣使命。因此，农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三农”具体实践，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二是继承中国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找到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适应的切入点；三是要体现农林院校的办学特色，提炼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历史财富和精神内涵。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具有服务三农特色的大学精神；二是具有心系三农、热爱三农、奉献三农、发展三农的大学生责任担当和精神风貌；三是具有兴农爱农、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的学校道德风貌。
3构建以实践体验和情感感悟为核心的服务“三农”的教育机制
3.1探寻农学思想和专业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强化理论学习
3.1.1回归经典文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农”思想的理论研究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根本作用，市场经济必须由农业的高度发展作为支撑。深入研究经典文本是认识三农问题重要性的关键，对于实施农村振兴战略和优先发展“三农”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经典理论对农林院校的大学生而言，既是思想教育的要求也是专业理论要求。
3.1.2农科专业课程与思政教学突破壁垒相互融合专业课教师在专业教学中融入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绿色理念等专题教学；思政教师要深入把握当前社会思想潮流的理论问题、大学生诉求的现实问题、我国社会的发展空间等问题，[4]突出农业文化和三农意识培养，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课堂教学。将核心价值观教育具体化到农林专业的特色中去，这样必将积淀出大量的教学素材，使专业课与思政课真正融会贯通起来。专业课还可以采取产学研合作模式。由知名专家、科研院所教授以及涉农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现代农业创新团队，带领学生参与项目研究和科学研究，促使学生把理论知识与科研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3.1.3探寻农学文化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对接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很多如《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经典农业著作,包含深刻的人文思想和理念。《齐民要术》中把“天、地、物、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提倡尚俭戒奢，勤俭节约；崇尚身体力行，相信天道酬勤；强调时间易逝，希望人们珍惜时间。这些理念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相吻合。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并体现着人类文明共同文化成果的最终价值归宿。[5]所以充分挖掘农业文化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可以丰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涵，培养学生的文化涵养，树立学生对民族和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
3.2运用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农林专业实践优势，拓展实践形式
3.2.1开展“红色人文+绿色生态”的第二课堂活动践行广大农村承载着内涵丰富的人文传统，农林高校可以深入挖掘宝贵的遗产遗迹和民风民俗，将生态、绿色的理念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凝练“红色人文+绿色生态”的活动主题，开展“三农”文化宣传、探访最美新农村、新农村长征、休闲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调研等活动，引领大学生感受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和成就，引导其爱国爱农、奉献社会。广东省湛江市的红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成果显著。比如遂溪县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湛江市党员干部拓展训练基地，建设粤桂边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誓师首发地纪念馆、湛江市青少年红色革命文化教育基地等。广东海洋大学利用地缘优势将遂溪县的多个纪念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基地，每年组织大学生定期参观调研走访。
3.2.2开展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实地践行农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学生通过知识下乡、帮村扶户、农村调研、志愿支教、“村官”挂职锻炼等途径和方式，深入农田、农场、农村、农户、农企，深入到新农村建设的第一线和最前沿。运用专业知识，从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开展扶贫工作，通过制作宣传网站、普及文化知识、政策宣讲、文艺汇演等方式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开展以城乡环卫一体化、生态循环农业科普服务为主题的生态文明社会调查活动。让学生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中提高专业素养，增加实践体验，增强热爱三农、奉献三农、发展三农的责任担当。
3.3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完善评价和考核制度
3.3.1要积极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农林高校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和新生态”四个新紧密结合，紧扣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农林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根本的体现就在于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培育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3.3.2将核心价值观理念落实到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农林高校的整体发展规划、育人政策、创先争优、学生管理、教师管理以及行为准则等，都应当围绕提升“服务三农”意识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进行规划，尤其是要落实到学生管理与教育制度中。应结合各农林高校的办学特点和基础条件，制定学生管理的相关制度细则，包括学分管理制度、综合素质测评办法、违规违纪的处理办法以及学位授予规定等。
3.3.3要对教育效果进行考核与评价对学校里各个层面已经开展的各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建立年度、季度、月度甚至更加细化的成果评价指标，这些指标既有定性的指标也有定量的指标，基本原则是运用科学化、常态化和人性化的标准，检验学生内化的效果和践行的成绩。比如采取“菜单”式考核，让学生自主选择考核方法，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可以提交学习报告，也可以参与社会实践或志愿活动。[6]最后将考核的结果进行总结，并运用于机制的优化。农林高校农科专业门类齐全，农业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农林高校应以生态文明、农业伦理、传统农业文化为切入点，深入挖掘乡土和生态资源等教育素材，充分运用农林专业氛围，运用扎根泥土、贴近乡村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实践优势，将生态文化、乡民智慧和农业思维等充分融入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抓住优势，突出特色，打造农林高校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范式。
参考文献
[1]夏从亚.新时代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路径探究———评《“立体交互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研究》[J].临沂大学学报.2020(4):146-147.
[2]马婷婷,吴连军.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创新[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1)：65-68.
[3]陶新珍,黄洪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场域构建[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10-115.
[4]王力尘,张影.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探究[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92-94.
[5]周艳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构建[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5):49-51.
第5篇：高等农林教育范文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通称“癸卯学制”)后,各级新式农业学堂纷纷建立。而兴办此类新式学堂面临两大困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而“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2]这表明师资的匮乏是当时面临的首要严峻问题。怎么办?《实业学堂通则》中称:实业(含农业)学堂,“中国现尚无此等合格教员,必须聘用外国教师讲授,方有实际。”[3]由此,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规定:“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4]那么,聘请何国教习任教最为妥当呢?“查各国农学,首推美国,日本近亦讲求,拟请远聘美国农师一二人,来华教习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5]故此,各农业学堂最初聘请的教习,以欧美为主。例如张之洞创办湖北农务学堂之初,便以高薪聘请了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农学士白露耳与格罗?D?贝利尔两位农学专家来华任教。但是,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各级农业学堂的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并有逐步取代欧美农学教习之势。奉天农林学堂聘请了三户章造、富永马吉郎等五名日本农学教习,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则聘请了松下庄作、鸟居信平等七位日本农学教习。[6]更有甚者,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在最初时期就曾一次聘请日本教习多达十余人。(详见表2)这一时期清政府为何会大量聘请日本教习呢?究其原因有四:1.近代日本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农学,在农业教育方面颇有成绩;2.可减少到日本留学人数,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减少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3.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4.从近邻日本聘请教师比从欧美聘请费用较省。关于最后一点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农务学堂的格罗?D?贝利尔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日本人愿意拿我们三分之一的工资,而且他们和总督(张之洞)很热络。”他“不懂得迎合中国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国语文,而且据说为人太呆板,老是顶撞中国雇主,在三年合同期满前,1900年便被解雇了。”[7]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农业专家美代清彦。清末各农业学堂所聘外籍教习虽也有鱼龙混杂之情况,但他们多能够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效果亦比较突出。例如,曾担任江苏两级师范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留学生农科大学教习的藤田丰八,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藤田丰八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1897年接受罗振玉邀请来到中国上海,受聘为上海农学会农学报馆专职日文翻译,1898年被聘为“东文学社”日文总教习,负责培养日语人才,国学大师王国维此时就曾受教于藤田学习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留学生大学教习。“藤田丰八不仅学识丰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很受好评,在社会上和政府农业部门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国的农学团体、农业院校和试验机构乃纷纷聘请日本学者和技师到中国进行农业教学。”[8]对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罗振玉就曾发出“藤公热心为支那……其厚谊尤非今人所及也”[9]的感叹。又如,就职于湖北农务学堂的美国农学教习白露尔以及日本教习美代清彦等,就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到大冶和鄂西北等地进行农情考察,他们依据西方农学原理,对改良湖北农业提出了诸多可行性建议。而美代清彦和其他四位日本农业专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对湖北省的农业教育和农业实验工作有着重大的贡献”。[10]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外聘农学教习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之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新式农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农业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农业教育、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农科留学生
外聘农学教习虽在清末近代农业教育兴起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聘用外国教习亦有诸多不便、不妥之处。例如,语言隔阂、薪俸较高、对中国农业情况知之甚少,且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长期聘用外国教习亦有丧失教育权的危险,因而此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此,1899年,总理衙门遵议出洋学生肆农工商矿各学章程折:“谕旨向来出洋学生,学习水陆武备外,大抵专意语言文字,其余各种学问,均未能涉及,即如农工商及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肆业,以备回华传授之处。”[11]1903年,清政府学部又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要求各省务于一年内选派一二十名学生出国学习实业(含农科)各科。1907年,清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以此通过培养农科留学生来逐步取代外聘农学教习,并解决农业教育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对于农科留学生的派遣国家,多数官员主张以去日本学习为主。张之洞在谈到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曾列举了五点理由:“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12]因此,日本成为中国派遣农科留学生的首选国家。据王国席统计,清政府自1896年派遣最早的农科留学生胡宗瀛赴日,直至清王朝灭亡的1912年,共计派出赴日农科留学生达200人之多。农科留学生虽大多派遣日本,但留学日本亦只是清政府在对外学习农学之初的权宜之计,正如张之洞所言:“查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5]当留学教育逐步转入正轨后,特别是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开办留美预备学堂后,留美农学生也随之增多。根据王国席统计,清末赴美的农科留学生共计28人。[16]此外,约有13人赴欧洲学习农学。[17]农科留学生归国后,大多从事农业教学与科研工作。例如最早赴美并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毕业文凭的农科留学生陈振先,回国后即被清政府授予“农科留学生进士”,1912年担任奉天农事实验场场长兼任奉天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后历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兼教育部长等职;又如毕业于日本盛冈高等农业学校的黄立猷回国后就任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教务长,就读于日本农科留学生大学的屈德泽学成回国后担任湖北高等农业学堂的坐办;再如清末留美农学生竺可桢、邹秉文等人则成为蜚声海外的著名气象学家、农学家。总之,清末农科留学生进一步充实了各级农业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农业技术人才队伍,成为了推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新式学堂毕业生
如前所述,长期聘用外国农学教习并不是中国农业教育发展的长久之计,当然,完全依靠派遣农科留学生来发展新式农业教育更不现实。中国新式农业教育的发展,最终要依靠一批批在国内新式学堂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来承担。由表1可知,伴随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本国培养的新式学堂毕业生在农业教育师资中的比例正呈逐年递增之势。1904年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高等实业(含农业)学堂的正副教员均由本国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文凭者充选;中等实业学堂的正副教员则暂时由实业教育传习所较优之毕业生充之;初等实业学堂的正副学堂教员由实业教员讲习所及中等实业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充选。由此可知,从事农业教育的新式学堂毕业生主要由农林学堂毕业生和农业教员讲习所毕业生构成。为各级农林学堂培养师资是高等农林学堂设学宗旨之一。充任各级农林学堂教员亦成为多数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例如,成立于1902年的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将学生分为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一年卒业,由洋教习教授农、桑专门知识,毕业后即分在试验场分别实验,以备充农学教习之用;预备科学制5年,前3年学习普通科学,后2年学习农学,使之能接入高等科及备充大学堂专门之选。[18]正是在这种培养体制之下,湖北农务学堂的尹国琛、吕瑞廷等11人毕业后留校工作,分别担任农、林、桑等专业的副教习。1907年,湖北中等蚕业学堂成立后,马继良就任堂长,吕瑞廷、陶树馨二人则担任该校监学。这表明中国自身培养的高等农林学堂毕业生正逐步成为推动农业教育发展的主力军。此外就是附设于农林学堂内部的农业教员讲习所的毕业生。《奏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立学总义章中规定:“设实业教员讲习所,令中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入焉;以教成各该实业学堂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之教员为宗旨;以各种实业师不外求为成效。”[19]毕业效力义务章规定:“讲习所学生毕业后,其当尽效力义务,应听学务大臣及本省督抚之指派,实力从事教育;其义务年数,以六年为限。”[20]为吸引鼓励生员进入讲习所学习,清政府又于1910年颁布毕业奖励章程,并规定各省于两年内必须设立一所。但农业教员讲习所的办学状况仍是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农业教员讲习所开办仍为各地方中等、初等农林学堂培养了农业教育师资,为近代农业教育普及、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