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问题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内市场，我国的中药产品必须走向国际市场。由于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我区的中药产品进入东盟市场将是不错的选择。中药产品要成功进入东盟市场，应解决强化相关领导和企业抢占东盟市场的意识、统一协调各企业的行动、对东盟市场的营销环境进行调研、进行SWOT分析、加快中药现代化的步伐、选择正确的进入方式和策略等相关问题。 【论文关键词】 中药产品 东盟市场 进入方式 根据2006年1月12日在广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一五规划纲要报告》，广西将依托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和发展汽车、铝业、钢铁、石油化工、锰业、糖业、林浆纸、医药、茧丝绸、工程机械10大产业集群，其中，医药产业集群又以发展现代中药和生物制药为重点。笔者认为要大力发展现代中药，加快广西中药产品进入东盟市场的步伐将是一个突破口。主要理由有：（1）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短期内增长潜力有限；（2）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3）东盟是一个拥有5.1亿人口的大市场，华人较多，各国政府大都承认我国的中药，中成药得到广泛的应用，进入相对容易，而且市场竞争不太激烈，增长潜力大；（4）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均在南宁举办，为广西的企业向东盟各国宣传中药产品和加强合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5）要进入东盟市场，政府就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也迫使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营销管理水平，反过来又促进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不仅使自己的产品占领了东盟市场，回到国内还能进一步提高这些企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当然，广西的中药产品要成功进入东盟市场，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组织和领导，统一协调各企业的行动 加强组织和领导是广西的中药产品成功进入东盟市场的保证。尽管是否抢占某个市场是企业的个体行为，但要使广西的中药产品成功进入东盟市场仅靠单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中药企业的力量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中药产品要成功进入东盟市场首先要进一步提高中药产品质量，这就涉及到中药现代化的问题。而中药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协作配合，只有在中药全行业包括药品开发、药材栽培、采集加工、剂型开发、产品包装等各个环节重新规范，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标准进行现代化改造，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中药提取、分析、制剂技术的现代化，我们的中药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与西药展开强有力的竞争。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扶持和相关部门的配合，同时也需要相关企业之间的共同协作，所以应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牵头，组建一个广西中药发展协调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工作，并在发展规划、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综合考虑。只有这样，广西的中药产品才有可能大规模进入东盟市场并逐步进入欧美市场。 二、组织力量对东盟的市场营销环境进行调研 广西的中药产品要成功进入东盟市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必须了解东盟的市场情况。笔者这里所说的了解不是一般的了解，而是对东盟市场的宏观、微观营销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对宏观环境的了解具体又包括人口、经济、政治、法律（尤其是对进出口控制和药品管制的相关法规等）、文化等各方面内容。对微观环境的了解具体包括东盟各国的消费者需求特点和购买习惯，相关产业的竞争状况，药品市场发育程度，药品营销渠道的现状，各种促销手段的可利用程度等。要全面了解这些情况，就必须组织力量对东盟市场的营销环境进行调研，这需要大量的时间、资金和人员，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如果由单个企业去进行调研，不仅企业难以承受这笔巨额费用，而且也是一种浪费。如果由政府出面组织相关的企业组成一个临时的调研机构去开展调研活动，或者由相关的企业共同出资委托某个专业调研机构去开展调研活动，这样都会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而且调研效果不见得比单个企业差。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由中国-东盟各国的高校的专家、教授组成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分头调查研究该专家、教授所在国的市场情况，然后汇总成一部《中国-东盟各国市场营销环境研究报告》著作，这部著作不仅对广西的制药企业有用，而且对所有准备在中国-东盟各国市场大展宏图的企业（包括东盟各国企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的负担更轻（只需购买一部著作，有些不够 细的情况再进行补充调查），而且还有利于加强中国-东盟各国高校之间的联系，提高各国高校的营销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缺点是时间跨度要长一些，所以本研究项目宜提早进行，研究费用可由政府先资助一部分，企业赞助一部分。 三、进行SWOT分析 广西的中药产品要成功进入东盟市场，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因此，在对东盟市场的营销环境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还要进行SWOT即优势（Strength ）、劣势（Weakness）、机会（ Opportunity）、威胁（Threat）分析。 如果仅从面上的分析，我们的优势为:（1）广西的中药资源非常丰富，药材物种达4623种，而且还背靠药材物种的第一大省——云南；（2）中药复方在应用上品种繁多，对新药和保健食品的开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3）中药文化对药物开发利用的独特思维和理论体系，留下许多领先世界的医药记录，如《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4）中药新产品的开发成本比西药低，副作用小，而且能标本兼治；（5）中药对一些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有独特疗效。 我们的劣势:（1)中药企业的规模太小，新产品研发投入不足;（2)中药的标准化水平太低，尤其是药材和原料的标准化水平更低;(3)目前广西仍有部分中药企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未能完全达到GMP标准;(4)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缺乏国际化经营的人才及经验。 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1)随着化学药品导致药源性疾病增加，“回归自然”的思潮在世界兴起，国际市场对中草药和天然药物的需求扩大，据统计，在亚洲有60%的人使用中草药进行保健与治病；(2)东盟是一个拥有5.1亿人口的大市场，华人较多，各国政府大都承认我国的中药，中成药得到广泛的应用；(3)中国加入WTO和即将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上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将为广西中药产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会;(4)有利的国家产业政策环境;(5)我们对“非典”的治疗效果大大提升中药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可信度。 外部环境产生的威胁:（1)日本、韩国、西欧等国的制药企业加入中药产品市场的竞争，他们生产的“洋中药”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和东盟市场；（2）东盟各国对药品管制的法规对我国现有中药产品的进入非常不利；（3）各国的西药以疗效快、普及率高的优势占据东盟的绝大部分市场；（4）东盟各国有不少消费者对中药不了解，而且从未使用过中药治病。 当然，笔者上面所做的SWOT分析仅从面上进行粗略的分析，如果要更细更精确的话，必须在对东盟市场的营销环境和我国我区的中药行业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有了SWOT分析做基础，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就可以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四、加快中药现代化的步伐，使广西中药产品质量有一个质的飞跃 从上面所做的SWOT分析可以看出，广西中药产品进入东盟市场的劣势和威胁主要来自于中药产品的质量和标准化水平低问题，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问题。也就是说，中药现代化的步伐的快慢，将直接影响到我区中药产品进入东盟市场的快慢。而要加快广西中药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在组建广西中药发展协调领导机构的基础上，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尽快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更多中药企业通过GMP改造和提高产品质量。尤其是一些产品市场前景好的中药企业进行GMP改造时，政府应在资金、税收方面给予扶持。 2.抓紧组织建设若干个中药材GAP种植示范基地和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中药材GAP种植基地，尤其是需求量大、短缺、濒危地道中药材的GAP种植示范基地更应该抓紧规划和实施，以从源头上保证中药产品的高质量。 3.统一组织协调广西现有的中药研发力量或成立自治区中药研发中心，加大新产品开发的投资力度，尤其是研制和开发一些符合东盟市场需求的新剂型。鼓励风险投资基金进入中药新产品研发领域。 4.进一步加强中药的质量管理，根据国家《中药材生产管理规范》和《药品生产管理规范》制定严格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和检测方法。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中药材鉴别方法和收购标准规范，确定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最佳炮制方法，对中药生产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工艺标准等，并据此实行严格的监控，逐步使药材的采收、加工、中药产品的生产、流通纳入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轨道。 五、择正确的进入方式和策略 一个产 品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尤其关键，广西中药产品进入东盟市场也不例外，这不仅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地进入某个目标市场，还关系到企业进入该市场后是否有利可图，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 一般说来，一个企业的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不外乎有三种方式：产品出口（包括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技术授权（包括许可交易和特许专营）、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和独资经营），这三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广西中药产品进入东盟市场究竟选择何种方式，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我们的企业是否具有某种垄断优势？（2）我们的企业是否具有内部化优势？(3）区位优势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如果企业只具有垄断优势，选择技术授权方式更好；如果企业同时具有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是在国内，则宜选择产品出口方式；如果企业同时具有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是在国外，则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由于目前中药产品的生产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授权方式都不太现实，只能选择产品出口方式，这样就得比较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哪种形式更好。尽管采用直接出口形式能使中药生产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经营保留了部分和全部的控制权，并不断积累国际市场营销经验，培养营销人才，但也增加了企业的投入，而且对完全没有国际化经营经验的企业来说，这种形式意味着中药生产企业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根据目前广西的中药生产企业的实际，应由所有有意进入东盟市场的中药生产企业共同组建一个中医药国际营销股份公司销售所有企业的产品。这样做不仅大大降低了每个中药生产企业的风险，而且还有利于统一对外，避免价格战，同时还有直接出口形式的好处。 在进入策略方面，除了采用传统的广告、人员推销、公关、营业推广等整合营销策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以医带药”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利用东盟各国现有的医院、诊所、医生尤其是中医院、中医师推销我们的中药产品，哪怕是通过药店销售的药品，也要有医生咨询或开处方，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提升中药产品的销量。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考虑在东盟各国开办中医学院和中医院，不断为他们培养中医药人才和救治病人，到那个时候，中药在东盟各国的普及就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梁修庆:转变观念，加快广西中药产业国际化的步伐[J].广西大学学报，2003（4） 沈兆熊:关于发展广西中药工业的几点思考[J].广西中医药，2001（6） 梁嘉骅曹渲玮:我国中药国际化发展对策研究[J].科技与进步，2001（6） 黄进明:中成药的国际营销策略分析[J].医药世界，2006（3） 陈卫忠.我国中药进入国际市场问题的研究[J].中南药学，2006（1） 贾伟高文远段宏泉肖培根:中药国际化探讨[J].中国中药杂志，2002（9）

第2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傅家宝（北京市美协秘书长）：

市美协成立20多年来，相继成立了油画艺委会、中国画艺委会，后来又成立了漫画艺委会。多年来，我们一直想到理论问题，也一直想成立理论委员会，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今年实现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协理论委员会，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论家集中起来，经常讨论研究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将理论家经常讨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出来，同时开阔画家们的视野，在理论上给予他们指导，这对美术界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西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百年，西方的艺术传到东方来，影响了东方的美术，这是历史的必然。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东方只谈论东方的美术，这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历史阶段。

过去我们看“西”和“中”的关系都是“新”与“旧”的关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艺术，所谓旧的都是中国传统的美术，把自己当成落后的。在本世纪末我们看待“西”和“中”这个问题，多少带有民族自卑感。现实中许多人将自己的艺术往西方靠，认为这是新的、现代的。这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图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艺术，达到全盘西化，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认为经过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别是文化艺术，如果你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们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东方美术的辉煌。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

中国美术界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团体，来引导美术界的健康发展。现在的美术界，包括美术理论界，是一种涣散状态。美术理论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导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长短，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指导性的东西，当然不包括领导讲话之类。美术界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行其是”。这种状况主要是对理论界重视不够造成的。美术界的繁荣应该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现在称大师的人多了，这些大师都要加引号。社会有它的时代潮流，这个潮流来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将“八五思潮”叫“八五西潮”。不过现在沉静许多，那种诈诈呼呼、招摇的人少了。美术理论界应该自己管好自己，要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这种共识要起到导向作用。大家你说你的好，我说我的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行的。

中国近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为什么西方的东西都是现代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传统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吗？对于这些问题，美术理论界都没有进行很好地思辩。

中西问题，过去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中学为体”已经很淡漠，这样的状态的确让人悲叹。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董事长）：

中西方美术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首先是认识的问题。“中国一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我认为有道理。我们一百年的美术的历史，是走向衰落的历史。这是事实。因为这一百年，出现的大师少了。在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树与果的关系。西方在这百年中也在变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叹他们传统的丧失，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们谈到全球一体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来论？文化为什么要与西方沟通？为什么西方没有谈到与我们沟通？文化为什么非要走出国门？植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世界的一个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这是我的困惑。当下老百姓的审美倾向趋于后殖民主义心态。还有个问题我们对传统的研究还不够，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对传统的精神和灵魂的研究还不够。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对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层面是很低的。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讨论，在我看来没有最根本的意义。怎么样弘扬传统的精神？怎么样诠释传统的精神？现在西方人瞧不起我们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上，比前人技术的确低下，另一方面追随西方艺术，视人家而临摹。近20年，我们对现代西方艺术的整个演绎，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重新研究西方；从消极方面来讲，这种表面的浅层次的研究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传统精神的缺失，艺术标准的缺失，艺术本体精神的缺失，以及舆论的误导，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上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汉代，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化结构；一次就是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行推行。这里我们不谈政治，仅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退移，你说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难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国画产生不了大师，是整个国学产生不了大师。实际上，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西方把中国文明看得很重，始终将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我觉得我们搞理论的应该在民族传统上下功夫。另外，我们对古典文化的整理显得很不够。包括画家，有很多人很少临摹过古代画家的画，所以他们显得离古代远而离现代比较近。这些只不过是我提出来的现象，作为抛砖引玉。

单国强（北京市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馆宫廷部主任）：

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都有西化的倾向，这对西方人无所谓，但中国人自己有西化的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现在是有意识地抵制中国文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实，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体会。另外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值得注意，此外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融合没有成功的典范，我认为与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的科学性有关。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要承认我们在中国画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学的地方。对西画的研究也是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要相互学习了解，取长补短。在研究方法上，达到共识，这样才会增加合作的可能。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民族主义，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问题要深入研究，认真对待，不同领域要不同对待。笼统地说是一回事，具体地说又是一回事。20世纪东方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时期。在21世纪，我认为东方文化慢慢地会建立自己的新系统。总体上说，一方面我们要变古为今，另一方面我们要变洋为中。我认为变洋为中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处于弱势，在强势文化面前，当然要学习，要放开眼界，大胆地吸纳西方文化，逐渐融入它们。这是通过对话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对话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发奋，发奋之后才会融入，才会有自己的东西。我认为21世纪我们会建立自己的“话语”，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中国，不是中国要称王称霸，而是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力，也应当有自己的“话语”权力。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主任）：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考虑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从民族自尊心考虑，很难承认文化有优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这样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从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够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观的。当时中国学者已经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离不开中西政治的关系。学术圈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近百年来，哪种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最大？近百年来，中西的关系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如果离开社会政治文化，我们纯粹从美术方面来谈，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道理。关于中西的关系问题，“五四”运动讨论的范围最广，所以谈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定要联系“五四”运动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反省，没有得到解决。“五四”精神被中断，导致中西的关系问题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美术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说，我认为像“八五思潮”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他们的身份与最后选择的艺术形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谈起文化，谈起中西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谈纯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现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论几乎来自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开会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这样的开会方式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着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徐旭生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叙说，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学理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关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国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国学术通过历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结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法律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们讲究证据、推论、逻辑、事实。在美术评论方面也是这样，传统的画论、诗论是通过熟悉了解而得出结果。现在我们的学术传统的情况在改变，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也出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当代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对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我们曾经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史这样的研讨课题。大家讨论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通过陌生的方式运作的？还是通过熟悉的方式运作的？我们想作基本的定性。现在讨论的有关吴冠中的话题，其实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从西方法理关系论证出来的。他是以个人的熟悉关系这样的方式表述。类似问题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李一（《美术观察》）副主编）：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们的美术评论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另外，还想讨论一下美术史学的问题。我较同意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基本来自西方的模式的说法。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原创性不是太大，建树很少，无法与西方的美术评论和中国古代的美术评论相比。中国古代美术评论是经过长期的阅读得出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在21世纪建立一个新系统，我认为我们有许多方面需要从中国古代美术评论中借鉴。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院副编审）：

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东和西之间，还有其它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视。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冲突从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它的根在哪里？我认为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在于人，以人为本。从古至今，东和西的文化都体现在这一方面。东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归，合而不同。原来我对文化消失、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入侵等这样的词语感到担心，现在却不是。科学与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科学的东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东西更多是积累，它们有深厚的与浅薄的差别。深层的文化是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修正，不断地丰富而形成和发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单薄的，表层的，新鲜的，传统文化基本是深厚，丰富的。文化没有取代的关系。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

我们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时，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两可；我们谈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给文化人自己留了点面子。事实上，我们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本身就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入侵。与我们从西方得到的东西相比，我们给予西方的可以说微不足道。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融合、碰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评价标准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法、文化理论结构之间有区别，我们中国文化的学理、学统、学术规范等与西方有区别。我们能不能将他们接轨？能不能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很大。我们怎样将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我们现在中国画怎么没有标准。社会也没有一个示范，一个规范，一切好像乱了套，价值观念也变了，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就很多。我们文人的力量很小，改变不了这种社会风气。具体来说在美术方面，在美术评论方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许多场合，也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本来想建立一个学术规范或艺术规范，但自己的力量却很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下很难说出结果。

陈履生（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

最近我参加了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北京链接：媒体与建筑”座谈会，会上谈了许多与当下相关的话题。从本世纪建筑的发展来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实际上是西学本土化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大批的学建筑的学子回国，新的建筑也在不断出现，这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反映出如何引进西学的问题。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美术，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实践中，我们的这种融合是被动的。在这融合的过程中，一直有对抗。美术的中西问题，是20世纪的一个老话题，20世纪美术家中的许多人曾经费了毕生的精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说没有成果，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必然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中西融合是大问题，至于谈到笔墨问题，谈到国家大剧院问题，这些都是很微观的，但是反映了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入新世纪，我们在谈论文化的问题时还要考虑一下技术的因素，日新月异发展的高新技术，对21世纪中国美术将发生新的影响。围绕网络，围绕信息产业，对我们传统的宣纸、笔墨与技术相联系的文化都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讨论中西融合时应该考虑的。

第3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第4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东方学 东方主义 东方观 东方观念 东方学方法

一、东方/西方；东方学/西方学

中国的学问，按空间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国学”，研究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其核心是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即汉学；第二是“西学”或“西方学”，是研究欧美（西方）的学问；第三是“东方学”，研究除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学问。当然，在国学与东方学之间，也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例如关于中国与东方各国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其中有一些已经积淀为一个国际性的学科，如蒙古学、藏学、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等，在一定语境下也可以划归为“东方学”的范畴。

在上述三种学问中，国学（中学）和西学（西方学）是众所公认的，以至于在许多中国学人的意识中，除了国学，就是西学。这种意识集中反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文化”、“中西学术”、“中西比较”等等约定俗成的词组、命题与表述中。相比之下，东方学虽然早就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但“东方学”这一概念却使用不多，缺乏学科自觉，这恐怕也是盛行中国学术文化界为时已久的“中西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东方学意识的缺席，主要是因为许多学人习惯上以“中国”代“东方”，认为中国的“国学”就代表了东方学，或者覆盖了一大部分的东方学，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剩下的部分就不太重要了。另一方面，“印度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等学科，大多数情况下各自为政，还未能有效地整合为更高层次的东方学。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上，因为缺乏“东方、西方”的世界观念，而没有产生出类似于欧美的东方学这一概念，也没有东方学的学术自觉，然而中国的东方学却有着悠久的传统。汉魏时代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代文献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西域中亚各民族、印度、波斯、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记载，六朝至唐代的义净、玄奘等对印度与西域的游历与记述，明代以后的《日本考》等著作，都可以视为中国“东方学”的基础和渊源。清末民初佛学复兴时期康有为、章太炎、苏曼殊、梁启超对印度的评论与研究，黄遵宪、梁启超等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使中国东方研究进入了实地考察与文献互征的近代学术状态。进入20世纪后，在欧洲学术文化的影响下，“东方”、“东方文化”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学术文化界被大量使用。1920年代中国学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大论战，也推动了此后的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分野的重视。1950年代，我国曾翻译出版前苏联学者写的《东方学》、《古代东方史》等书，虽然书中充斥意识形态论辩色彩和阶级决定论，但对中国“东方学”学科意识的推动是有益的。1950～1970年代以东西方冷战为背景，以“第三世界”理论为基础的所谓“亚非拉”问题的评论研究，也有很大部分与“东方学”领域相叠合。到20世纪，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堪称“东方学家”的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周作人、陈寅恪、徐梵澄、丰子恺、吴晓铃、饶宗颐等。

但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东方研究”，就大陆地区而言，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国别研究和分支学科两个方面得以展开。在国别研究方面，埃及学、亚述/巴比伦学，印度学、东南亚学、中东学、中亚学、藏学、蒙古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等学科概念都被明确使用，不仅成立了以“××学”为名称的学会及研究机构、教学机构，而且出版了以“××学”为名称的学术杂志、书籍等。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学术底蕴丰厚，日本学则具有较大的关注度，成果也最多，朝鲜/韩国学后来居上，阿拉伯学、伊朗/波斯学及中东学稳步推进，蒙古学、藏学得天独厚，东南亚学不甘示弱。在这些分支学科领域中，出现了一批新的著译等身的东方学家，如古代东方史学家林志纯，东方艺术专家常任侠，印度学家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黄宝生，阿拉伯学家纳忠、仲跻昆，波斯学家张鸿年，朝鲜学家韦旭升，日本学家周一良、汪向荣、梁容若、叶渭渠、严绍、王晓平等等。在分支学科方面，东方哲学、东方文学、东方美学、东方艺术、东方戏剧等，在各分支学科中，学科意识较为自觉。其中，中国“东方文学”的学科意识最为鲜明和自觉，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学术史。中国东方研究会从1983年成立，迄今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活动历史。期间，许多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课程，以“东方文学”为题名关键词的专著、教材以及相关著作已有上百种，论文数千篇，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也在连续不断编辑出版中。延边大学等大学设立了专门的“东方文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这些都表明，东方文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可观的东方学分支学科。

但是，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丰厚的东方学的传统积累，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与欧美的“东方学”、日本的“东洋学”或“东方学”相对应的“东方学”学科建制与普遍的学科自觉。世界许多文化大国都早已成立了的“东方学会”、“亚洲学会”之类的学术团体，我国至今也还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就相对缺乏东方学的整体感和学科归属感。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东方学这一学科概念，将已经有了丰厚积累的东方各国问题的研究，以及东方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统合起来，使各分支学科突破既定学科的视阈限制，以便打造得以与世界东方学接轨的更宽阔的学问空间和学科平台，使中国的“东方学”与“西方学”、“国学”三足鼎立，形成一个完整的、协调的、而不是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学科体系。这样一来，国学、东方学、西方学，就可以成为在世界学术背景下确立的三个“集群学科”的名称。这三个“集群学科”是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在空间区域上划分出来的、置于“一级学科”之上的跨学科的学科。在学科划分上，现在我国在学术体制上只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划分，当“一级学科”寻求更高的学科依托、探索跨学科的、区域性、整体性研究的时候，往往就需要归靠在、依托在国学、西学、东方学这样的集群学科上来。就东方学而言，假若没有“东方学”的学科观念以及学术团体、学术体制，那么印度学、日本学、阿拉伯学、东南亚学、朝鲜―韩国学等，就像五指不能握成拳头，甚至连相互间的交流都缺乏应有的平台。只有建立东方学，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与东方各国新型的国际关系与文化关系的需要，才能使我国的东方研究与英、法、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东方学并驾齐驱。为此，就需要在教育与教学体制上逐渐改变“英语至上”的做法，充分尊重多语言、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重视东方各国语言文化的学科建设与教学，为中国的东方学的繁荣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二、“东方学”与“东方观念”及“东方观念”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一整套学科概念和术语，这是构成学科体系的基本要件。东方学也不例外。在中国的东方学学科理论建构中，除了上述的“东方学”这个学科名称及与此相对应的“西学”、“国学”等学科概念外，还涉及到学科内部的相关概念，主要是“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这些看上去似乎明明白白的概念，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得似是而非，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在西方，那些关于东方国家的描述和议论以及在此基础产生的思想观念，被称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那些研究东方的学者、思想家，以东方国家为题材、对东方加以描写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则被称为“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s）。的确，站在西方“主义文化”的立场上，较多地关注东方、描写东方、谈论东方，就是“东方主义”或“东方主义者”。这显然是“东方主义”的原本含义，因为站在西方及“西方主义”相对立场上看，东方学家们对东方世界的关注与研究，是对东方世界的弘扬，所以属于“东方主义”。这个词早在1920年代，就被日本学界所使用，并且有所讨论。例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1926年发表的系列评论《饶舌录》中，将弘扬东方文化的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看成是“东方主义”的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及当时日本人所理解的“东方主义”，应该说是“东方主义”的本义。事实上，在西方学术史及思想史上，“Orientalism”这个词原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然而，近几十年间，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阿拉伯裔的学者评论家们，却在与“Orientalism”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如贾米拉的《伊斯兰与东方主义》，提巴威的《说英语的东方主义者》，希沙姆・贾依特的《欧洲与伊斯兰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著作，都在西方人的一些“东方主义”作品里看出了想象东方、歪曲、丑化东方，特别是歪曲、贬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反东方的、或者“非东方主义”的倾向。但他们在表述这一看法的时候，却仍然依照西方学者已有的习惯，将这些倾向称为“东方主义”，直到1997年萨义德的《Orientalism》的出版，一直都是如此。而国内一些学者也照英文直译为“东方主义”，在著书作文时频频使用“东方主义”一词。于是，在汉语语境中，“东方主义”这个词，其字面含义与实际含义之间就形成了严重的悖谬。

众所周知，“主义”一词，是日本人对英文词缀“ism”的翻译，“主义”传到中国后，对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主义”这个词在汉语中，其词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既可以像英文的“ism”那样作为接尾词，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来使用，如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著名的主张“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里的“主义”就是作为独立的名词来使用的。同时，在汉语的语境中，“主义”作为结尾词，其含义是正面的、肯定的。凡主张一种观点、推崇一种学说、肯定一种制度，便称之为“某某主义”。“主义”是一种主张、一种理念。例如“霸权主义”是对霸权的主张，“个人主义”是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的，“资本主义”是主张资本利润与自由市场的。以此逻辑，“东方主义”也应该是主张东方的，是对东方的正面肯定、弘扬与坚持。但是事实上，“东方主义”指的却是西方人站在自身文化价值观立场，乃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立场上、对东方形成的一系列浪漫化的想象和一整套的观念、看法。在特定条件和特定语境下，这些想象、观念和看法中，也含有一些本来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肯定和弘扬东方――的倾向，但总体上却不是“主张”东方，而是对东方文明与东方社会做出的否定性评价，是把东方“他者化”，把东方作为西方文明优越的一种反衬，从而具有“西方中心论”――可以称之为“西方主义”的――“反东方主义”的倾向。因此，无论是从汉语中“主义”一词的约定俗成的词义，还是从上千年西方人的东方观、东方观念来看，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西方人的东方观，都是错位的、乖戾的，甚至是悖谬的。就萨义德的《Orientalism》一书的中心主题而言，作者所评述的也不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Oriental studies）史，而是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是西方人为了与自身对照，在关于东方的有限知识基础上，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形成的、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主观性印象、判断与成见；实际上，萨义德所描述和着力批判的，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中那些“西方主义”，或者说是“反东方主义”的观念与倾向，而不是“东方主义”的倾向，准确地说，是西方人的“东方观”，是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观念。这样说来，综合萨义德的全书基本内容，把“Orientalism”译为“东方观念”或“东方观”也许更为合适。

笔者在这里要说的，重点不是萨义德那本书的译名问题，而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东方学”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东方学”到底是什么？“东方学”与“东方研究”是什么关系？“东方学”与“东方主义”、“东方学”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是什么关系？既然有了所谓“东方主义”倾向，那么有没有与之相对的“西方主义”？如果有，那么应该怎样看待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两种对立的思维倾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这几个重要概念进一步加以辨析。

首先，是“东方学”与“东方观念”（东方观）两者之间的关系。

“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之间，具有相当的联系性，又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于，“东方学”是一个学科概念，“东方观念”是一种思想概念。“东方学”与“东方观念”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研究、学科与思想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东方学学科，强调的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具体领域的深入研究，注重的研究的实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例如，18-19世纪的英国的威廉・琼斯，法国的商博良、安迪格尔、德・萨西，德国的马科思・韦伯等人，他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东方学家，分别对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宗教、东方历史文化等做过专门的、深入系统的开创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东方观或东方观念。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思想家、评论家、旅行家、宗教家而言，他可能没有专门的东方学研究实践，但总是要发表他对人类、世界――包括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评论，在构架其思想理论体系时将东方世界纳入视野，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东方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他们的“东方观”。这样一来，“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就呈现出了复杂的形态。有时表现为以东方研究为基础的较为客观科学的形态。有时则是一种在他人的东方学研究的基础上，所发表的对东方问题的评论观点和看法，有时则是与科学的东方学研究无关的关于东方的想象、成见乃至偏见，有时则是这几种情况的复杂交错的状态。

更进一步加以区别的话，“东方观”与“东方观念”也有不同，“东方观”是零碎的、片断的、个别的，而“东方观念”则有一定的系统性、普遍性。当“东方观”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流行的或主流的看法之后，便发展到了“东方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爱尔维修、布朗热、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论，黑格尔的审美三形态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世界精神”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治水理论等，都形成了系统的东方观念。“东方观念”一旦形成，也会对“东方学”研究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主流东方学渗透着的根深蒂固的“东方观念”，表现出来的“西方主义”偏见，就是很好的例证。

因而，在东方学的理论建构中，应该认真清理“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东方学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广义上的东方学史或东方研究史，当然应该分析评述东方学家的“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史，但是，非东方学家的“东方观”和“东方观念”只能是背景性、附属性的。在严格的学术层面上，东方学史应该是东方研究的学科史和学术史，它与作为思想史的“东方观念史”是有区别的。相应地，“东方学”的历史与“东方观”的历史，在写作上也应属于两种不同的学术理路，前者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例如，我们要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东方的思想观点加以研究，准确地应该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观”；当我们在构架《东方学概论》之类的概论性著作的时候，应该将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成果作为基本材料，对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做出全面评述，而不是仅仅评述西方的东方学家。同时，根据研究的需要，也可以把那些非东方学家的东方观包括进来，但是那应该是次要的。

三、东方学的方法

对学术研究而言，所谓研究方法，不仅是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基本思路。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当然也不例外。但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又具有自己的规定性，因而方法论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某些特殊性。而且在东方学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变化。当“东方学”这门学科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开始兴起的时候，所采用的主要是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三种基本方法。地下考古发掘解决的是包括古代遗址、各种文物在内的物质层面上的东方学资料问题；民俗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某种文化的基层，对地上文物、对相关的人与事加以采访调查和收集资料；语言学的方法要解决的则是文献的识别、阅读和翻译问题，它与比较故事学的研究一道，直接导致了欧洲比较语言学学科及研究方法的诞生。欧洲东方学家们的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为东方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现代学术也有相当的启发。王国维提出的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就与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方学研究，与19世纪的东方学，其历史阶段、学术环境和研究宗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就古代东方研究而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而且考古发掘涉及到国家，不能像19世纪的西方列强的考古学家那样随便闯入。中国的东方学家所能做的，就是关注相关国家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古代东方语言识读的基本问题大部分也已经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将相关文字材料译成中文。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今天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欧洲古典东方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最近几十多年来的中国几位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如季羡林、饶宗颐、王晓平等先生的研究，已经为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做了很好的示范，对此加以总结和发挥，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东方学方法及方法论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应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是翻译学的方法；第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第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首先是翻译学的方法。

翻译学的方法是东方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东方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东方学属于中国的学术，所有其它国家的文字材料，都必须首先转化为中文，才有可能在汉语语境及中国学术文化的平台上进行。对于东方古代文献而言，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这是古典文献、古典作品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古典文献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浓缩和积淀，蕴含了多侧面的丰富知识与思想信息，翻译古典文献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也是翻译家站在自身的文化的立场上，去理解、探究、阐释对象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这一点应该为更多的学生、学者所体会、所认识。纵观中外东方学研究的历史，有成就的东方学家首先是古典文献及古典文学的翻译家，例如，英国及欧洲东方学的奠基者威廉・琼斯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把古代东方作品翻译成英文作为主要事业。他翻译了印度的梵语文学经典《沙恭达罗》《牧童歌》《嘉言集》，翻译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长篇史诗《列王纪》、涅扎米的长篇叙事诗《蕾丽与马杰农》和《秘密宝库》以及哈菲兹的抒情诗，翻译了古代阿拉伯的《悬诗》，还翻译了中国《诗经》中的有关诗篇。琼斯对古代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评论与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些翻译之上的，这些翻译为英国的印度学、波斯学、阿拉伯学奠定了基础。同样的，在中国，从汉末六朝到唐代的持续不断的佛经翻译，也为中国现代的印度学、中亚学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季羡林对《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徐梵澄对《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的翻译，金克木、黄宝生等对印度古典诗学与文论的翻译及对《摩诃婆罗多》的翻译，纳训对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张鸿年等波斯学家对《列王纪》等波斯古典诗歌的翻译，饶宗颐对“近东开辟史诗”的翻译、周作人对《古事记》及江户文学的翻译、钱稻孙、杨烈、李芒、赵乐对《万叶集》的翻译，丰子恺、林文月对《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的翻译，还有刚问世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两卷四册）等，都是中国东方学的成果，都具有很大学术价值。许多东方学家用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从事翻译工作，这不仅为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东方各国的古典文献作品突破了语言壁垒而进入汉语语境、进入了更大的“东方学”的学术平台。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东方学”的形成。东方学者除了自己的专攻之外，要对其它东方国家有所了解，自然就需要借助翻译。没有翻译，只能是各自为政的国别研究，而不会出现真正的东方学。

到现在为止，东方古典文献及古典作品的汉语翻译，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最重要的文献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中译本。这是否意味着翻译及翻译学的方法在今后的东方学研究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古典作品的翻译有一种译本往往是不够的，首译本具有开创性，在翻译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恰恰是因为它第一次翻译，就可能存在种种缺憾，因而出现能够超越首译本的译本，是必要的和值得期待的。另一方面，东方各国没有汉译本的古典作品尚有很多，例如，印度现存十八部“往世书”至今仍然没有汉译本，各种古代民间故事集也缺乏全译本。阿拉伯的古典诗学及文学批评据说很发达，但是至今只有区区三四万字的翻译。日本出版的各种《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是选本，尚且有上百卷之多，我们仅仅译出了其中的小部分。其中“渡唐”物语《浜松中纳言物语》和《松浦宫物语》，中世“战记文学”经典《太平记》、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文”、《日本灵异记》和《砂石集》等“佛教说话”，都有极大的文学价值与文献价值。古代中东、东南亚各国的翻译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尤其是东方经典作品的翻译，仍然是东方学的基础，也是东方学的不可绕过、不可回避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强调“作为东方学之方法的翻译”的时候，那么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途径和手段。对于一个学者而言，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建立在亲手翻译基础之上的研究，是最为可靠的，也是最值得人们信赖的。但是假如一个学者只做翻译而很少做研究，那就令人遗憾了。

第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

比较研究是所有现代科学和学科都通用的方法，但对东方学来说，特别需要比较的方法。看看中外东方学的历史，那些东方学大家，无一例外都是比较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学术发现更多地依赖于比较。例如，正是运用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英国的威廉・琼斯发现了印欧各民族语言之间的深刻广泛的联系；正是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琼斯发现东方各民族诗歌的某些共通性、以及东方诗歌与西方诗歌的联系与差异性。中国的东方学家也是如此。比较就要有比较的资本。对于中国的东方学而言，比较研究的资本首先是国学。没有国学的底蕴和修养，没有对国学的某一领域、某些课题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展开有效的比较研究，比较方法的运用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一个好的东方学家，几乎都是一个优秀的国学家。上文提到的季羡林、饶宗颐、王晓平等东方学家，几乎全部可以称为国学家。比较方法的运用，使他们打通了国学与东方学之间的界限。

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比较方法在东方中的大量运用，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可以称之为“比较东方学”，是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比较东方学”中最突出的是中日比较、中印比较、中韩/中朝比较等。可以预料，“比较东方学”今后还将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第三，是区域整合、体系构建的方法。

第5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以及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过一系列论述，形成和发展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分析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对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对于在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在探讨建党问题时，就初步地认识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1920年9月16日，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出发点。”信中说：在中国也应当组织像俄国布尔塞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组织这样的党，首先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传各国革命的情形以及中国的情形。“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1921年1月21日，正在湖南进行建党相关工作的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笔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已有“上海出的《共产党》”，“详情后报”。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主义”，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可见，毛泽东在参加建党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和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初步思想。

1921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8月，他与何叔衡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学员学习文、法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主要精力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上海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4年1月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后，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宣传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全国民众。他指出：反革命势力不但有强大的力量，还有广大的宣传机关，“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周报》的责任，就是“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他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因此《政治周报》内容的“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这个发刊词的最后号召：“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毛泽东对创办《政治周报》的这些说明，以及此前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表明了他对宣传教育问题的重视。湖南自修大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政治周报》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宣传。因此，毛泽东当时对宣传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视。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之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3月，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职务。毛泽东不但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参考。他在这个《丛刊》第一辑的序言中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到乡村去做农民的工作，“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引导”，就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1926年l0月，毛泽东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实际调查工作。3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除阐述了其他许多问题外，还特别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他指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还指出：今后要把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显然，毛泽东不但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且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因此，毛泽东关于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论述，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

总之，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想，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门论述还较少，还未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相关论述，只能看作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

转贴于

二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村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他于1929年l2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初步形成。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6月接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同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训练”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开辟和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他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_4J8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弄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党内教育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有10个方面：“(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三)组织常识；(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见下文——笔者注)的纠正；(五)反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即陈独秀等人组织的、采取托落茨基主义反动立场的小团体——笔者注)问题的讨论；(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内教育的一个内容，而且所规定的其他内容也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这个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士兵政治训练”的许多内容，如“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怎样做群众工作”、“苏俄红军”、“共产党国民党比较”、“社会进化故事”等，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要求。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方法。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教育的方法有18项：“(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等。毛泽东这里所指出的党内教育的方法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教育，二是通过各种会议包括训练班来进行教育，三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教育，四是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来进行教育。这里所说的参加实际工作，主要是指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受教育问题的重视，也初步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党内教育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还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提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他在决议案中指出：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8个方面，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毛泽东分别地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表现和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中，毛泽东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开展党内批评和群众对党的批评，等等。毛泽东所指出的各种错误思想，也包括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上所应纠正的错误思想。他所提出的这些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也体现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可见，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实际上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纠正的错误思想。这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具有了初步的体系性，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毛泽东的这些说明，主要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角度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还未完全形成。

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了明确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形成。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和巩固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毛泽东利用这个比较稳定的时机，在寻乌县进行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余字。同月，毛泽东写成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我们正确地进行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儿¨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从而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自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红军中和根据地工作中也存在。当时还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人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毛泽东所说的形式主义，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他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指出：本本主义“是空洞的唯心的”，即唯心主义的，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只是要求被教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个论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这个原则，而且论述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原则，即怎样做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还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是说符合中国实际的斗争策略，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产生于共产国际和外国党，只能产生于中国，产生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那么，怎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呢?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实际调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阐明了要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各阶级的情况和相互关系，得出正确的结论，据此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毛泽东所说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指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

第6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观；文化建设；哲学思想

一、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文化观的科学内涵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点。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了研讨。

毛泽东关于文化的定义。雍涛指出，毛泽东是从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出发来阐明文化的定义。（1）毛泽东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它由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科学及语言和思维形式等构成；不是指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在内的广义文化。（2）文化是社会的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的经济，给予经济巨大的影响。（3）政治在文化和经济之间起重要中介作用。郭建宁提出，文化的广义——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狭义——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胡为雄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与其政治理论具有密切联系。它的提出即是毛泽东主张新文化建设和实践文化革命的结果，也是出于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斗争的现实需要。梅良勇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的理论来源主要表现在：（1）是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浸润。（2）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3）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文化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此外，主体践履是毛泽东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条件。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实质、核心。许全兴指出，毛泽东的文化观的核心是关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三者关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说明。他认为毛泽东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关系切入，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彻底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既区别于文化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又不同于否定意识、政治能动反作用的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观，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和实践性。雍涛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高度谈到了文化即文明的实质——文化即人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信息功能、认识功能、批判和教化的功能。梅良勇认为毛泽东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革命、建设实践有机结合产物。其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基本内涵。胡为雄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主张在内的诸多论点，包括如何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中外文化以丰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进行文化普及、发展科学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结成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等。郭文亮认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是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建构以大众为主体、为大众服务、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它以人民大众为主体，以服务大众为价值取向，以贴近大众为表现形式，以大众需求为重要参照。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颠覆了传统的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薛广州指出，毛泽东的文化观有三个特征，即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周直提出毛泽东持有的是革命文化观，其整理显著特点是坚持革命实践，并展现在其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处理各项工作关系和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外国文化上。施维树、汪兆旗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开放性、人民性与民主性、科学性与实践性。

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问题。胡振平指出，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决定着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不可能使国家很快地走向消亡，权力两面性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两难，这就更加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起引领作用，必须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杨先农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把握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引领人民大众、提倡协商文化整合全国政治力量、营造民族宗教文化的良好氛围维护民族大团结、以“双百”“二为”方针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等，这些理论贡献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营养。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当代价值。对于毛泽东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与会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热烈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雍涛认为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当代价值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毛泽东文化哲学告诉我们，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实行文化战略的转移。（2）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我们当今文化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3）毛泽东文化哲学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进行文化选择。梅良勇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确立了前进方向，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为先进文化建设确立了方法论原则。郭文亮指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经由其回应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主导性的文化推行模式以及开展丰富的实践探索活动这些现代性转换途径，开启了我国文化的转型之路。

关于毛泽东文化观与中国文化建设。刘卓红认为，研究毛泽东文化哲学，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现象去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一些现象分析的问题应放在当代中国社会去研究，这样才能凸显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当代价值。陈金龙提出，研究毛泽东文化观不仅应关注毛泽东的文化自觉过程，还应区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与作为中国特定时期的毛泽东对古今中西文化的差异。当前文化建设应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的关系。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成为热点和关注重心，本次会议与会学者也就此展开了研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与实现途径。沧南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走向，概括地说，就是走向“三化”，即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三化”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种理论形态，只有实现“三化”，关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才能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正确地处理好我国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否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教条的危险。杨亚利主张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质，即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潘宁认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重要一环。当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需要我们立足当代，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善于捕捉我们时代和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关系。余品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决于、制约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蕴含于、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正是由于时代不同，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解决和回答的“根本问题”不同；（2）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词不同；（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相互交织和支撑格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问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统一的发展趋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杨瑞森提出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来阐释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地位。（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阐释，要结合毛泽东哲学去解读。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通过解释来凸显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2）总结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经验。（3）厘清毛泽东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本质的东西。（4）研究新时期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关于人类认识的发展阶段，萧诗美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采用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法，而西方哲学自康德以来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采用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分法。这一认识论基本原理上的重大差异，无论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课题。

三、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课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

关于毛泽东与学习型整理政党建设。谢春红认为现代学习型组织理论视阈下的毛泽东，从个体来看，他是学习型个人，善于学习，真正学习，胸怀一个能活出生命意义的远大目标促使他不断超越自我；从组织的角度看，他是一位学习型领导，是政党学习出色的设计师，是政党学习高超的教师，是始终忠诚于政党学习目标的仆人；从社会的角度看，学习型个人的品质和学习型的领导才能在他身上的充分凸显，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学习型领袖。

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实践探索。范贤超指出，毛泽东为了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致信全党，号召读书，并身体力行，组织学习小组，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作了大量的批注，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启迪后人的思想，为我们读书学习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今天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张喜德认为，延安时期中央采取关于理论学习文件的出台、以毛泽东为组长、主任的中央学习组和中央总学委为代表相关领导学习组织的成立、以“五五学习节”为标志的学习制度的确立、陕甘宁地区中央各直属院校的成立等四项重要措施是推动学习运动和学习型政党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保证。熊芳分别从客观世界改造和主观世界改造是同一过程的原理、从主观世界改造的普遍原理以及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的人学目的出发，论证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探索是以其改造主观世界思想为重要哲学依据的。

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路径选择。郭建宁提出，文化建设要兼顾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同时要着力提升大众文化的层次和品位。祝彦强调理论学习要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理论学习要结合实际，防止宣传过头。

第7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产生了质疑。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西方现代性--理性的弊端造成的。文学读者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他们囿于文学文本自身的做法，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紧迫问题的发展。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新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这种趋向实质上是对西方现代性--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文学必须面对如何抵制旧理性弊端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容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是一个人文精神即理性精神丧失的问题，这是由于旧理性走向自我否定造成的。当前，我们面临着感性主义泛滥的局面，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唯"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人文精神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家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将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现实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总之，中国当代文学现状要求重建理性精神，走向文化诗学。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也可能让文学理论面临新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是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现的广阔的空间。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蓄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蓄的结合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从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我们的文化诗学研究，就内容说可以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把握。这并不新鲜，我们过去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学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社会文化语境，在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必然就会凸显出来，文学理论就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第二是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就是要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就当前而言，我们关注的问题起码有这样八个。首先是古今问题，就是对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古代与现代的关系究竟如何?现在这方面的问题争论很激烈。比如说搞现代研究的就不理解搞古代的，而搞古代的也未必了解搞现代的。搞现代的认为搞古代的钻到故纸堆里去了，对现实的问题不关心了。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其实搞古典的也是在探究中国几千年的优秀的文化资源如何来为我们所用，来拯救我们现代人的灵魂，来重新构建我们的灵魂。搞古代的往往认为搞现代的人没有学问，古文都不懂。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再次是中西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东部经济发展，而西部经济落后了，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在中央讲"开发西部"，如何"开发西部"，这里面的问题是很多的，都是要反映到文学里面来的。比如将来会不会产生"东部文学"和"西部文学"。两者如何互动，像这些问题都是要用文化的视角才能加以解决的。地域不同产生种种不同，包括文化不同。现在文学上有所谓"陕军东征"。再比如张艺谋电影与南方的电视剧《南方有嘉木》就很不一样的。第四个是性别问题，它仍然是一个问题，现在有些学者在搞女权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五个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对于大众文化现在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是必须充分加以关注的问题。第六个是商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相互制约的问题，也是非常尖锐的问题。第七是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现在有人提倡"绿色文学"，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第八是法与权的问题。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就是从权钱交换引起的，社会秩序中所出现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都与此有关。

第8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唐代《论语》酒令筹的文化意蕴与学术价值

朱子对宋代诗经学者的继承与批评析论

汉学界对《庄子》之语言和修辞哲学的研究

齐鲁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

南迁“山阳高平”檀氏文才武将

巴蜀文化和东夷文化“尚五”观念探析

《〈论语·学而〉“无友不如己者”之正诠》

朱熹《论语》诠释研究

相台岳氏《论语集解》版本问题研究

论《郑风》中的礼教思想

郭店儒简思孟学派作品考论

从出土器物看《仪礼》的成书时代

徐邈《穀梁春秋》经传注文研究

试论墨子“奉天法古”的治安策

从文化的视阈看尹文子的正形名思想

轴心文明时期的齐鲁大师们

春秋时期的伦理道德观念

《论语》中的举贤禅让思想

先王的政教实践与孔子之前的古“六艺”

诸子百家:中华文明的精神轴心与自我诠释

先秦诸子的学术品格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问礼于老子故事的历史文化意义

山东枣庄徐楼发现的粊国墓及相关问题

枣庄东江墓地出土金文人名三题

安丘馆藏北朝佛教石造像考

山东广饶县发现的北宋李祈墓志及相关问题

山东的几片摩崖石刻与宋金元之际红袄军故事

赤山法华院初建时的几个问题辨析

青州现存宗教建筑考察

恢复经学的崇高地位

古胜今衰:东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流变

论齐鲁文化在两汉经学传授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班固品评诸子学派的儒学立场

《汉志·六艺略》与汉代经学家法

五论《经解入门》的真伪问题

通经取义:孔广森对两汉经学的取与舍

平议今文古文与总结许学郑学

张舜徽经学思想中的两汉情结

学以通圣人之道——荀子所劝何学论

孟子、荀子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成于洙泗师友之传”——论孟子与邹鲁渊源

《管子》与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比较

牟宗三“唯‘道德心'辩证法”思想试论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出版引起广泛关注

“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牟宗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及其良知坎陷说

从仁内义外到仁义内在——孟子仁义内在说的内涵与意义

第9篇：中东问题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基于理论，研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在根本上是时问题的治理，是对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现金股利能够缓解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冲突，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论文关键词]现金股利；公司治理：理论

公司治理水平与股利政策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公司治理水平会对股利政策产生影响，同时．恰当的股利政策也将优化公司治理；从解决的问题来看，两者都能降低成本。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将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纳入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分析其契合关系。

一、公司治理与理论

l976年，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提出了理论，其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当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时，由于利益的不一致就会产生问题。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因股权融资而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两类。

(一)问题的表现：两类问题

1．股东一经理人之间的问题自从美国法学家Berle和经济学家Means(1932)提出随着股权的分散，现代公司已经发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命题以来，人们逐渐相信，由于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目标函数的差异，经营者极有可能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背离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一位管理者拥有一家企业1o0％的股权时，他所做出的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同时也是使股权所有者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并且企业的绩效也达到了在该管理者控制条件下的最大化。但当管理者拥有的股权小于100％时，即使他努力工作，增加了企业的绩效，但由于其要求权小于1oO％．因此他也不可能得到全部的由于努力工作增加的收益．却要承担这种行为(努力工作)的全部成本。假设管理者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那么这时他们就会减少在管理公司资产方面投入的精力，同时通过增加额外津贴，如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公款购人豪华的轿车或者建立企业帝国(进行无效的企业扩张)、拒绝交出企业控制权等方式来增加自己的非现金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管理者投入精力的减少和用于非现金收益的企业资产的增加．企业绩效无疑将有所下降，因而，较低股权所对应的企业价值或者说其收益将低于管理者自己拥有100％的股权时所应有的水平。这两种收益水平之差就构成了第一种外部股权的成本。

2．控股股东一小股东之间的问题

在Berle和Means看来，股权高度分散是导致现代公司出现“两权分离”的根本原因，然而，目前许多学者的国别比较成果己经表明。对大部分国家的公司而言。股权集中度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并且许多公司都存在着控制性的股东。在新兴市场，所有权集中度比成熟市场更高。Sh1eifer和Vishny(1997)认为，股权集中在少数控股股东手中，导致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问题的发生。正如LaPona等(1999)所言，在世界大多数大企业中，主要的问题是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而不是管理者侵害外部股东利益。控股股东可能采取多种手段掠夺小股东。如控股股东通过上市公司担保而取得贷款、股权稀释、关联交易、窃取公司的投资机会或者迫使公司投资于低收益但却有利于控股股东的投资项目，支付给由控股股东派出的公司高级管理者过高的报酬等。J0hnson等(200O)使用“掏空”(tunneling)一词来描述控股股东转移公司资源的行为。在新兴市场上，因为保护小股东的治理机制非常不健全。这类问题尤其严重。

(二)公司治理：理论的解释

在企业以股权契约对外融资的条件下，股票持有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股权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通过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来实现。股东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机制无外乎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市场机制。

1.内部控制机制

股东并不能直接观察和判断经理人的努力程度和真实水平，这时所导致的双方信息差距就严重影响了契约均衡点的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一是让经理人自发地传递信息；二是通过内部控制机制的监督，股东通过观察来获取经理人的信息。让经理人有动力自发地披露自己的信息一般是通过激励相容合同人手。在现代公司中，解决经理人在事后偷懒、内部交易等道德风险的重要机制设计时，在事前与经理人签订一份建立在可观测变量上的激励合约。激励相容合同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给予经理人员一个更高份额和长期的契约，以使经理人员和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尽可能的一致。

股东所依赖的另一种内部控制机制是公司董事会与外部董事。由于在分散股权结构下，股东仅作为出资人不可能经常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对经理人进行监督．所以股东将自身的权利赋予一个公司常设机构——董事会来他们对经理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从而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近年来，外部董事的增加，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

2．外部市场机制

外部市场机制主要包括经理市场上的人之争和资本市场上的敌意接管，即通过市场竞争传递信号，从而能够对经理人员的效率和信息进行甄别。发育完善的经理市场等外部市场机制对在职管理者施加压力．可以迫使他们做出有利于企业价值的决策。从而缓和外部股权所有者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控制权市场是股东可以依赖的另一个外部信号传递机制。控制权市场对经理人行为的约束在于。它使经理人的合约补偿建立在私人可观察的真实世界状态。当经理人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时，股东无法对企业价值低是由于经理人偷懒．还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的加以判断。信息知情者从外部可以作出合理的判断，从而提高了股东为经理人制订激励合约时的效率。

二、现金股利与理论

(一)现金股利：理论的解释理论是直到最近才引起广泛关注的解释股利之谜的一种思想，该理论认为，股利的支付能有效地降低成本。股利理论是与Berle和Means提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割问题研究一脉相承的．其首先关注的是股东与经理人员的问题．而当前更多转向对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问题的抑制。

1．现金股利对股东一经理人之间问题的作用首先将成本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研究的是约瑟夫(R0ze伍l982)，他认为，股利的支付一方面能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会增加交易成本：公司股利发放率的确定是现代股利政策理论的演变及其评价在这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使总成本最小。MaJ1moud等(1995)对1972．1989年341家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同样支持的Roze理论。成本假说的另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是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m0k)，他在l984年发表的‘0Agencv—C0stEIxplanati仰sofDividends”一文中指出，对股东来说，设计一套机制使得管理层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公司是非常有益的。然而，按照LI5V(20o0)的观点，目前仍没有源于股利政策作为投资者与公司内部人最优契约一部分，且考虑了筹资方式的可能范围的完全令人满意的问题的理论模型。Jensen(1986)从投资角度提出了现金股利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并认为股利变动公告与股价波动间存在正相关的经验关系是支持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的证据。根据Jensen的观点，Lang和Litzenberger(1989)提出了过度投资假说。AgraWal和Jayaraman(1994)采用另外的方法对股利的发放是否能够抑制管理层滥用自由现金流量的行为进行了检验，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更有可能与股东的利益一致，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冲突较弱，那么这一类公司应该支付较少的股利。该结论证明，股利能够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冲突。

2．现金股利对控股股东一小股东之间问题的抑制如前述主要的问题是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由此，学者们将股利的约束机制转向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关系。Shleifelr和Vishnv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从小股东角度出发，提出股利是一种小股东为了使大股东继续持有股份从而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发现公司价值改进机会的补偿机制。G0mes(2000)建立了法律体系不能有效保护少数股东利益时，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并证明即使没有明确的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机制，由于声誉效应，控股股东能够隐含地承诺不会侵害少数股东的利益。

LLSV(2000)认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健全股东保护的法制。在LLSV研究成果的基础上，Faccio、Iang和Young(2001)采用所有权与控制权比率作为公司内部人利益侵占程度的量度指标。对现金股利与问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控制链中每一环节控制权比率在20％以上，紧密附属于集团的公司，如果所有权与控制权比率较低派发的现金股利较多。对于不紧密附属于集团的公司．较低所有权与控制权比率伴随着显著较低的现金股利。

(二)我国现金股利：理论的研究从理论角度，研究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己经成为当前股利政策研究的热点，我国的学者近年来也在此方面有积极的探索，主要成果有：Su(2000)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国有股比例越小，福利支出越小，则中国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对此的解释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和福利支出越小，则意味着成本较低，而股权集中度越高。意味着股东监督力度加大，这都会驱使管理层不会私吞自由现金流：而国有股比例越高，则会导致政治成本上升，即政府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一些社会职能，导致公司可发放的现金股利减少。魏刚(2001)基于对上市公司1995—1999年的股利支付情况的研究．发现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大．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股权结构的不合理。

王信(2002)通过比较A股与H股上市公司在派现比例上的差异，认为股利的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A股上市公司的低派现行为。杨熠、沈艺峰(2004)研究了l994_2001年的962次现金股利公告，对比了信号传递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行为中的解释力。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较信号传递理论更能解释现金股利公告的市场行为。并由此认为现金股利约束自由现金流量成本的监督治理作用不可忽视。吕长江和周县华(2005)的一项研究发现，就现金股利政策而言。在中国资本市场，降低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由此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小股东恐怕是这个世界上命运最为悲惨的投资者，如果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则其会不自觉地被利益侵占：如果不发放现金股利，则会增加成本。

三、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的契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