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最后的雾》的智利化解读及女性解读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女性文学综论

音乐借文学寻根文学向音乐靠近

加尔多斯的精神追求与困惑

弥漫的音符:勃朗宁概念中的音乐与意义

“假如没有音乐,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和音乐

爵士乐与让·艾什诺兹的小说创作

简论斯宾塞的诗歌与微型画

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和音乐

爵士乐与让·艾什诺兹的小说创作

简论斯宾塞的诗歌与微型画

论《如此苍白的心》的主题思想

作为寓言的自传——评萨特的《词语》

艺术与偶像崇拜——列维纳斯面对文学和艺术

加缪《堕落》中的罪与忏悔主题

西班牙黄金世纪圣诞诗歌中的悖论之美

布埃罗历史剧的文学传承与艺术关照

罗亚·巴斯多斯的巴拉圭:苦难与尊严

“谁解释过培根?”——试论传记配角的阐释维度

诗与真——关于卢梭自传作品的一种解析

论印度宗教神话对帕斯诗歌的影响

马杰农与特里斯坦——从两则故事谈起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伊甸园传统

古英语宗教诗歌《创世记B》中的凯德曼精神

圣地——魁北克作家伊夫·戴里奥小说中的神话空间

论印度宗教神话对帕斯诗歌的影响

马杰农与特里斯坦——从两则故事谈起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伊甸园传统

《J.B.的传奇/赋格曲》,以粉碎为目的的神话构建

安娜·玛利亚·玛图特小说中的该隐母题研究

古英语宗教诗歌《创世记B》中的凯德曼精神

寻找对话者——《一连串的倾诉》之对话分析

在现实与虚幻中徘徊——论科塔萨尔的双线小说

“太初有屋”:从房屋隐喻看米肖诗歌中的神秘主义探索

法国当代诗歌中的神性维度——以雅各泰与博纳富瓦为例

永恒的回声——解读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圣经》符号

自我形象的构建——乔治·桑的自传《我的生活史》散论

《哈德良回忆录》中作者的生命体验与人物形象之交织

圣地——魁北克作家伊夫·戴里奥小说中的神话空间

时间中的“共生”——对天主教诗人克罗岱尔“共生”理论的解读

从《窄门》到《梵蒂冈地窖》看纪德对基督教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中“可见”与“不可见”的主题

列斯科夫的小说《士官生修道院》与鲁勃辽夫的圣像画

从德拉克洛瓦到马奈:探寻波德莱尔的美学现代性的发展轨迹

列斯科夫的小说《士官生修道院》与鲁勃辽夫的圣像画

从德拉克洛瓦到马奈:探寻波德莱尔的美学现代性的发展轨迹

“和声的力量使目光平静”:华兹华斯与“视觉的专制”

第2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领先；文明；欧美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是各个国家、各代学者探讨研究的主体。东方文明的历史痕迹现在仍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而西方文明离我们较为遥远，很难直接感受。这本《欧洲文明史》，是感受欧洲文明，了解它的特点的机会。

全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现欧洲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欧洲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之处。首先从文明一词谈起，说明了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发展。此书的重点是展示欧洲文明的内涵以及特点，而且将仅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

为什么我们对于欧洲文明如此感兴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使得西方的优势不那么明显，进而在历史上体现为全球史观代替了“西方中心论”。我们不会绝对地认为欧洲文化是先进的，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或者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西方在13世纪或者15世纪后是“占得先机”的。

那么欧洲为什么是“占得先机”的？从“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欧洲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

在13世纪之前，东方在技术、经济等多方面都毫无疑问是走在前面的。但13世纪之后，欧洲开始显现出她的潜力，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大航海r代到殖民主义，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国家相继完成，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过去我对于为什么欧美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局限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比如欧洲进行罪恶的三角贸易，以各种方式掠夺了殖民地，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才得到发展。我很少考虑文化或者说文明这一层次，我认为它很“虚无”，并不能够产生实质性的作用。这种思维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较大，且意识形态色彩很浓。而此书给我打开了新的思路，基佐对于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的分析，让我不能够忽视文明的作用。

首先，只说“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是不准确的，因为一战二战后欧洲衰败，美国兴起，直到今天，美国仍旧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谈论这个问题不能避开美国。那我们就需要说明欧洲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关系。我比较认同陈乐民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欧洲文明十五讲》第一讲中，有一个学生提问“美国文明是否超越了欧洲文明，怎么超越的？”，陈先生回答：“第一，美国继承了欧洲文明，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里比较精华的部分……第二，美国人最早实现了欧洲人的理想……但是美国现在很霸道……”也就是说，美国文明的渊源是欧洲文明，只是用它自己的方式阐释、发展了欧洲文明。所以我们谈论欧洲文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涵盖美国的。

欧洲文明是最具备多样性的。我们看欧洲的地图、欧洲的历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她的“破碎感”。她和大一统的中国甚至是日本、印度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多样性。而欧洲文明的多样性不止体现在这一点。在欧洲的历史上，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民主政治的成分；存在着无数程度不等的自由、财富和势力。文学艺术方面，作者认为印度等地的文学是在“同一副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印度等地的文明也就是东方文明，是不具备多样性的。这一点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复杂的集成体，都是具备多样性的。但欧洲文明无疑是多样性特征最明显的。

那么多样性的文明为什么能够引领欧美占得先机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生物学的一些观念可以为人文学科提供借鉴。像赫胥黎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十分重要。物种越少的生态系统越脆弱。在森林生态系统里的蛇可以捕食鼠类和蛙类，而在草原生态系统的蛇就只能捕食鼠类，那么如果某种鼠类灭绝了，草原食物链就断裂了，森林食物链还可以维持。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政治上的多样性使得势力、原则、制度总是互相混杂、限制和无休无止地斗争；思想感情上，神权政治的、贵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条互相阻挠、斗争、限制和修改。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权力的拥护者在他们的主张取得结果之前就退却了，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绝对权力者，社会就在不安定因素的碰撞中向前进步。

不具备单一性文明的社会，在早期是发展非常缓慢的。但它的发展却非常持久。中世纪的欧洲给人的普遍印象是黑暗、愚昧和落后，而当时的东方在经济、技术等方面较为先进。其实不然，看过《欧洲文明史》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就会发现中世纪与后期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晰，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方面，都是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的。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只是后来发展的速率变快了很多而已。欧洲的兴起是以“文艺复兴”为开端的。丰富、有力而强大的思想能够带动发展。

第3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去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赛尼娅・多曼迪提交了一份报告，对欧亚精英阶层的美国观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欧洲精英：美国道德领导地位衰落

欧洲精英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冷战期间的领导地位有着很深的记忆，他们称颂美国在历史上的“道德领导地位”，把美国称为“山巅之城”。然而，在2001年的“9・11”之后，他们认为，从外交政策到国内政策，美国似乎都迷失了方向。今天，欧洲精英们在多个方面都表达了对美国现实的一种深深遗憾，也表达了对记忆中的美国再次回归的希望。

令欧洲精英惊讶的是，富有的美国部分地区存在巨大不平等。这被认为是美国道德领导地位衰落的一个迹象。不仅仅是因为2012年总统选举辩论的中心是不平等问题，而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传播超越美国范围到达了欧洲和其他地方。其他引起欧洲精英强烈共鸣的美国国内问题是堕胎权、死刑、持枪权和同性恋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比美国更多地倾向于自由主义观点。

此外，许多欧洲精英并不能完全理解美国政治体制的三个组成部分：行政、国会和司法。因此，美国总统和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无效且不诚实的。美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中的监督与制衡关系在欧洲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读。这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的欧洲政治体系――甚至那些联合政府――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挑战。在许多欧洲人来看，美国的体制并不健全。

不过，尽管当前对美国衰落的话题关注度极高， 但几乎没有欧洲精英支持美国衰落的观点。大多数评论家只承认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确实存在，但却认为持衰落论者言过其实。事实上，欧洲精英认为，美国社会处处流动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颇受欧洲精英瞩目，这被认为是美国具有持续的领导力和权力的迹象之一。不仅仅直接接触美国企业家和创新技术的人持有这一观点，而在更广的视野内，几乎所有的机构和国家都认为美国人除了经商能力，还在创新性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

美国被欧洲精英看作是安全的最终维护者。许多人认为美国在叙利亚、利比亚和马里等问题上的军事收缩不是短暂现象，而是一个更广泛和更持久的趋势。对美国改变角色的担忧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反应。例如，土耳其精英认为土耳其可以放弃美国，去拥抱欧洲。然而，这个观点可能是被美国拒绝的反应，并不是真诚地认为欧洲会是一个同样强大的替代选择。欧洲精英认为一个强大而积极参与的美国对于领导全球治理这一过程是必要的。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果没有了美国的领导，全球治理还会继续。

过去十年中，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采取的政策被广泛地、肯定地认为是错误的，尤其是在政策的推行方面。很多土耳其人认为美国对土政策过于专注伊斯兰教，德国精英对美国国家安全局披露德国政府信息不满意，希腊精英撰文指出，在希腊遭遇经济危机时，美国没有提供支持。

亚洲精英：更关注美国军事失败

亚洲精英很少提到美国价值观中道德合法性的下降，鲜见对美国过去与现在的价值观进行对比。缅甸、印度和中国有大量的文章呼吁美国更加开放和自由，受访者希望美国的价值观会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精英对美国的看法是基于另一方面，即“意识形态自由”。日本学者说，“美国是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代表”。然而，很难说出这些精英如何定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它可能是与更明确的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相对照而言。在日本，它似乎基于强烈的宗教基础。

美国军事在亚洲比在欧洲受到更大的关注。这可能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不安全感在该地区弥漫，特别是最近几年，很多国家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然而，有些精英的文章提到过度使用美国的军事工具损害了美国实力，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他们的焦点似乎更突出的是美国军事失败而不是道德滑坡。

如在欧洲一样，美国经济实力也得到了亚洲精英的肯定。许多缅甸和中国的精英注意到了美国文化力量的创新。另外，体现在美国学术机构中的软实力也被大量精英所认可。

美国衰落主义论在亚洲比在欧洲的支持者更多。中国精英撰稿把它与中国的崛起作比较，表达了一种中国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超过美国的意识。然而，也有人指出，美国的衰落现象与中国的崛起不相干。在许多情况下，亚洲精英认为美国作为盟友越来越不可靠。正如巴基斯坦人感到的那样，无论涉及巴基斯坦什么利益，美国都会让他们失望。

欧亚精英美国观如何形成

个人经验是欧洲人最经常提到影响精英们看待美国的因素。除了在美国度过的工作、学习或访问时光之外，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影响来自于和美国私人或者其他领域政治科学等方面的接触。相比之下，亚洲人很少提及这一点。

缘于对美国道德领袖的历史印象，许多欧洲精英对过去的美国比对今天的美国更有好感。在他们的印象中，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道德领袖。尽管如此，欧亚精英都对美国社会的开放与包容印象深刻。

美国政策在欧亚精英们美国观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讲，美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马歇尔计划以及“冷战”中美国的扶持政策引起了他们持久的共鸣。在亚洲，美国当前政策极大影响着亚洲精英对美国看法的形成，而历史上的政策却很少被提及。比较起来，欧洲，特别是西欧，关注美国的全球政策和国内政策；亚洲则更关注美国的当地和地区政策。

许多精英指出，美国文化的力量影响他们及其同行的美国观。美国电影、电视节目、新闻媒体和美国文学，都被反复认为是影响美国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例如土耳其青年就对互联网和英语很感兴趣。除此之外，在美国许多大学中，土耳其学生通过接受教育，接受信息和经验，熟悉美国文化，把他们的知识经验带回土耳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化社会事务，使两国联系得比以往更密切。精英作家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愿意在美国接受教育，或希望他们的孩子去美国接受教育。最近，美国媒体削减了许多国际机构和人员的事实，导致以美国为中心的报道和分析愈来愈多。毫无疑问，全球媒体渠道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欧亚精英的美国观。

第4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第5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欧美电影；他者理论；非人类他者；东方他者；种族他者

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西方世界一直坚持认为其在后殖民主义中具有主导性“自我”地位，并且将其他国家、民族、种族等视为“后殖民地的他者”，简称为“他者”。随着历史、文化文明的不断发展，这种他者理论逐渐成为西方世界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并被引申运用于各个不同领域，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文学、影视等艺术门类的应用。在欧美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中，白种人被视为“上帝的骄子”，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在世界上于主宰地位。而其他种族、民族，甚至是非人类，影视作品中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低劣性。在对欧美影片中他者现象进行归纳、分析活动后，大致可将影视作品中的他者理论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别：

一、欧美电影作品中狭义的他者理论

从“他者”的术语出处与概念看，狭义意义上的“他者”主要是针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自我”提出的，指殖民地的人民。而当“他者”成为一种存在着的思想意识形态之后，狭义的“他者”则更偏向于针对西方中心论中的“自我”而言。在西方世界文化体系中，西方人将除本国家、民族之外的一切种族、民族等视为“他者”，尤其是在影视作品艺术表现过程中，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者”进行肆意贬低、妖魔化等具有恶意性的艺术创作行为。

二、由奴隶他者到种族他者

“奴隶”“黑奴”“有色人种”“种族歧视”向来是欧美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尖锐、敏感问题，在欧美电影作品中这些极具针对性的问题也成为影视作品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之一。通常情况下，在欧美电影中白种人作为影片中具有主导地位、主宰性的“自我”，而其他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则被迫成为他者，致使黑人个体成为在影片中为了彰显白种人种族优质性的无本质的存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可以说是欧美电影史上最具有影响力和争议的作品之一，在该部影片中，导演以白种人中心论为影片拍摄和艺术表达的视角，对于南北战争时期和战后黑人和白人的生活进行叙述。导演大卫・格里菲斯用夸张、荒谬、颠覆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将黑人塑造成了凶暴、残虐的群体，比如，前奴隶性格古怪、凶残，希望借助暴力方式对白种女性进行奸污；一支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对白人的庄园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洗劫、屠杀，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3K党”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则被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塑造成具有正义感的，将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英雄。也就是说，导演大卫・格里菲斯通过电影艺术表现活动对白人优越主义进行宣传，认为黑人永远无法平等整合于白人社会。当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欧美电影作品对于“黑人他者”和“种族他者”等问题的表述不再类似《一个国家的诞生》具有较大的争议，而是通过黑人演员的选用，人物角色在电影作品中的各种言谈举止、与白种人的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等，从侧面对他者理论进行阐释。比如，在《黑衣人》系列电影中，尽管影片中黑人J探员表现得极为风趣、幽默，并且极具正义感，但是与白人K探员相比，K探员身上所具有的干练、果断和领导才能是J探员不能匹敌的。也就是说，在《黑衣人》系列电影中，黑人探员J的人物形象只是充当了影片中的幽默、搞笑成分，而白人探员K才是影片的真正主角，并且在团队合作中一直处于领导、指挥的位置，这正是影片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具体表现。当然，并不是所有电影中黑人都可以以“探员”等正面形象出现，更多情况下，在欧美电影中黑人或其他有色种族人群被设定为影片中的贫民、流氓、毒贩等社会底层人物，比如，影片《蒙羞之旅》中女主播遇见的三个毒贩就是黑色人种；《鞋匠人生》中的黑社会组织人员也是黑色人种，等等。在欧美电影中，狭义的他者理论集中表现在“黑人”“有色人种”等方面，并且影片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白种人优越主义”思想意识形态。

三、东方他者论

在欧美电影中除了对“黑人他者”“种族他者”等他者理论进行表现之外，在影片内容中更多的是以东方、西方为两大对峙方，以西方中心论为主流思想，对西方世界进行“自我”性的表述、描绘，同时通过“他者”的艺术表现对于东方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等内容进行曲解，甚至是妖魔化。在欧美电影中，东方女性所承担的人物角色多具有穷困、胆怯、懦弱、等普遍性特点，例如，在电影《大班》中陈冲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清朝官员为鸦片头目奉送的性贿赂品，而电影《喜福会》虽然以多位东方女性作为影片主角，却是以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对几个女性人物角色的悲惨人生经历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刻画，如被、抛弃，因战争原因无家可归，等等。影片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在中国先后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民国社会，她们虽然具有独立的生命意识，却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们受迫于生活压力、父权、男权或族权等，在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个体，彻底沦为男权下的物品。而当她们来到美国，生活才发生了质的变化，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生命主体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幸福生活。从影片的这些内容来看，该部电影作品是通过东方女性他者对中国历史、社会进行歪曲性质的解读，在嘲讽中国社会落后的同时，表现美国社会的优越性和民主性，即落难的中国女性可以在经济繁盛的美国社会重新获取人权，掌握自己的命运。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欧美电影中东方女性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编剧、导演等进行了边缘化的艺术塑造，并以此为依据对东方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嘲讽、攻击，从而表现出西方世界的优越性。

当然，在欧美电影中被扭曲了的人物形象不单单包括东方女性，东方男性同样被许多欧美电影作品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曲解性的形象塑造与刻画。在欧美电影作品中，华人男性的形象大多是粗俗、凶残或者胆小怕事、愚笨不堪的。在欧美电影作品中，尤其是对身处欧美社会中的华人男性形象进行塑造、刻画活动时，编剧、导演多选择以唐人街等华人集聚地为背景，将华人男性塑造为具有黑道背景的凶残、粗暴的形象，如电影《傅满洲的阴谋计划》中的华人傅满洲，《007》系列电影中狡诈阴险的诺博士，《腐化者》中腐败的华人警察和《无间道风云》中的黑帮人物，等等。再比如，在许多欧美电影作品中，虽然影片的主要内容与东方、中国毫无关系，但是却常常会出现唐人街、戏院等具有中国元素或特色的场景，其中包括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目光呆滞的华人群众。也就是说，无论在欧美电影中内容、主题是否涉及东方、中国等方面，在电影作品中导演都会将东方文化、中华民族等作为他者进行艺术表现，并以此为手段表现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主义。然而，随着世界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市场的不断壮大，欧美电影将中国市场视为获得更大票房利益的主要平台，因此对于东方他者的艺术表现也愈加隐秘。更多时候，欧美电影利用中国的民间神话传说、历史人物事迹或中国功夫等作为影片打入中国市场的契合点，希望引起更多观众的关注，但东方、中华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入并没有彻底使其摒弃东方他者论在影视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在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中，制作方将中国龙的形象进行扭曲，使东方神兽无论在外形还是在语言举止上都极为猥琐。在暴力美学经典影片《杀死比尔》中，导演昆汀也将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白眉道长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为武艺高超、脾气暴躁、满嘴俚语的粗俗道士。就连国际巨星成龙、李连杰在欧美电影中也没有办法将中国功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客观地在银幕上展现出来。在欧美电影中中国的宗教、功夫等传统、经典文化常常伴随着荒谬、滑稽的电影元素出现，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既是西方中心论、东方他者论在电影作品中的体现，又是西方社会对于东方、中国文化的恶意歪曲和污蔑。西方国家通过电影、影视作品对东方他者所进行的妖魔化的表现，从本质上讲，是从精神、文化领域方面对中国的挑衅和侵犯行为，理应受到谴责和抵制。

四、欧美电影中广义的他者理论

当然，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他者理论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之中，而是以此为基础，对更广泛领域的事物关系进行定义和表现。从广义上讲，“他者”是针对以人类为中心论的自我意识理论产生的。在人类中心论中，人类在地球、宇宙中具有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而一切除人类之外的事物、生灵等，无论在智商、情商等方面处于何等地位、阶段都被统称为“他者”。换句话说，在广义的他者理论中，人类是自我意识的主体，而一切非人类事物是针对其应运而生的“他者”。例如，在《黑衣人》系列电影作品中，除去人类之外的一切不论智能等级如何的外星球生物都是他者；在电影《终结者》中既不是人类，又不具备生物属性的天网系统也是除人类之外的他者；在《生化危机》系列电影中被异化的生化怪物也是他者；甚至在欧美恐怖电影中狰狞、血腥的鬼魂、妖怪等角色形象都是广义的他者。在欧美电影作品中，上述所列举出的非人类他者形象，在某方面（如智商、体能、进化等诸多方面）总会表现出某种超过人类的优势，在影片中他们的存在为地球，甚至是宇宙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他者在影片中可以摆脱他者的悲惨命运，即在欧美电影中，在“自我”与“他者”矛盾冲突、纠纷征战中，人类作为中心论中的“自我”总会在激烈、残酷的战场中逐渐占据主动权，并以主宰者的身份与姿态获得战斗的胜利。比如，在《黑衣人》系列电影中，影片中的外星人他者常常在智商、体能或者所拥有的科技武器等方面超过人类，但是作为电影中主角的J探员和K探员总是可以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险中求胜，维护了世界和全宇宙的和平。又如，在《生化危机》系列电影中，异形怪物无论在体型、体力、攻击力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影片中人类的科学家、战士等总能够发现这些异形怪物的致命弱点，最终一举击败敌人。由此可见，在欧美电影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自我”与“他者”地位、关系的确定，实质上是由两者殊死对抗后的输赢结果决定的。也就是说，在欧美电影作品中，人类之所以被定义为“自我”，而非人类被称为“他者”，是因为在两者的激烈争斗中人类所处的不败的地位决定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欧美电影中非人类他者的艺术表现内容是西方世界对于“人类主宰一切”内容、主题思想的形象、生动的表述。对于人类“自我”而言，非人类就是“他者”，正是由于非人类他者的存在，人类“自我”的主体意识才能够得以确立，权威才可以正式确立。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叙述行为和艺术表现形式，西方电影创作者、制作方通过电影这一形式对他者理论、思想意识形态进行详尽、生动、形象的表述，单纯地从艺术表现的方式、方法上讲是值得广大电影创作者进行参考、借鉴和学习的。但是西方国家通过电影对“西方中心论”进行宣扬，并将“黑人”“有色人种”“东方文明”“华人”等视为“他者”的行为，势必要遭受到世界其他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抗议和指责。同时，针对欧美电影中存在的他者理论，如何用影视作品正确、客观地对东方文明、中华历史、华人形象内容进行艺术表现，也成为我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值得思考和面对、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 海斯翠普.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彭保良.迪士尼电影中的“他者”身份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3] 李渝凤.他者的再现：质疑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4] 付平亮.变异学视野下西方电影中的亚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第6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欧洲文化的多元构成

与其它大洲相比，欧洲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中容纳了众多的民族和错综的语言，这使该地区的历史演变显得更为繁复，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

欧洲在1016万平方公里的地理面积中容纳了7.28亿人口，共有大小民族160多个，使用着40余种语言，是世界上民族分布最为集中、语言种类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尽管欧洲的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但却包含了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希腊语族等十余个不同的语族，不同地区的方言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导致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欧洲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另一方面，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蕴含着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和张力，致使欧洲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处于诸国分立的状态，很少出现东方式的统一政权。

究其原因，欧洲民族和文化的多元化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从地域空间来看，欧洲在宏观上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大半岛，曲折的海岸线绵延近四十万公里，境内分布着诸多半岛、岛屿和港湾，十分有利于海上商贸往来和殖民活动。从地缘结构来看，欧洲毗邻亚非，与古代主要文明交流便利，地中海沿岸向来为强者必争之地，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舞台，不同种族的征服者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从地形分布来看，欧洲地貌变化丰富，培育了不同体格、心理的民族及其文化，加之欧洲大陆以平原为主，与亚洲内陆之间没有天然屏障，有利于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因此不断有外来的民族融入，如凯尔特人、匈奴人、蒙古人等，使得欧洲的民族种类更为繁多。总之，较之于亚洲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欧洲的地理环境展现为一种开放性和多样性特征，这使得其历史发展更具有变动性，多民族在竞争与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导致了欧洲长期以“分”作为历史的基调。

合

欧洲文化的核心观念及其历史演进

然而欧洲文化的发展在“分”的基调之上不断奏响“合”的乐章，各个民族尽管文化各异，但都倾向于肯定某种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成为“欧洲认同”的基本标志。这些核心价值观念根源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创造，并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衍生出新的文明成果。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欧洲文化是“双希文明”结合的产物，古希腊文明为其注入“理性”的因子，古希伯来文明为其注入“信仰”的因子，两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互补融合，共同塑造了欧洲文化的基本性格。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表现为逻辑的“科学精神”和个体本位的“民主精神”：在认知方面建立了几何学和逻辑学的方法，力图以清晰简明的形式表征整个世界；同时在实践方面赋予每个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将对合理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视为个人神圣的职责。古希伯来人的在罗马帝国的支持下逐渐成为每个欧洲人的人生依归，基督教所宣扬的一神论、原罪说、末世观和天国理想等教义深深影响着欧洲千余年的政治体制、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祈向上帝的灵修生活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方面。这看似对立的两方面在历史演进中却互相作用，一方面科学方法对宗教教义给予了论证，构建了一整套严谨而细密的神学理论体系，使得上帝的临在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神秘体验，而成为一种可以通过理性加以思考、言说和理解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宗教对终极实在所作的规定为经验世界的存在和科学探索的可能提供了依据，“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进一步强化了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在“理性”与“信仰”的奇妙交织中，欧洲人形成了一种严谨有序而又勇于探索、向往崇高而又心存敬畏的基本性格。

这种共同的文化性格作为一种内在凝聚力，将欧洲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诸多民族整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以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形态。在欧洲千余年的历史演进中，尽管真正意义的大一统帝国很少出现，但是新兴的民族和国家都一定程度上浸润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学术传统，基本上都皈依基督教并尊奉罗马教会的权威，使用拉丁语作为教会共同的官方语言。曾经盛极一时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拿破仑帝国等都试图塑造欧洲的统一版图，加速了欧洲内部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往，使之在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日益增多的共同性。因此，我们看到欧洲的历史演进在政治上分裂的表象之下，蕴藏着诸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这种认同的基因在根源上来自“双希文明”的恩赐。

分

欧洲近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如果说欧洲的中世纪是基督教所笼罩的“千年王国”，那么其近代就表现为这个千年王国的瓦解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独立，可以说，欧洲的近代化的总体趋势是在“分”的主题下寻求自主和个性，同样也在“分”的过程中探索文化的整合与重建。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昭示了欧洲近代的初曙，这场持续近三个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鲜明地张扬了“个体性”，一方面高度肯定个人的情感欲求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将每个民族的自我传统突显出来，重新寻找更具地方性的民族认同。文化精英们不再尊奉教皇的圣谕和教会的成规，纷纷用自己民族的方言俗语取代教会的拉丁文进行写作，从而为新的民族国家的确立奠定了语言认同的基础。

随之而来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国家的分离趋势，经历了这场深刻的信仰解放运动，基督教的教义内容和组织形式不断革新，不同的教派对正统天主教教义构成了挑战，改宗新教的新兴国家具有了自身独立的信仰认同方式，由之形成的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同时，宗教改革进一步推进了由文艺复兴所开启的欧洲社会世俗化进程，从此逐渐成为个人的内心追求，每个人所具有的理性能力能够决定自身的行动而不再跟从教会的指令亦步亦趋，同样各个民族国家的行动决策也不再唯罗马教廷马首是瞻，欧洲诸国赢得了独立的政治权威和发展空间。

17―18世纪展开的“启蒙运动”将欧洲近代化的思想进程推向了高潮。正如德国哲人康德所指出的，启蒙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目的在于“人类整体摆脱自己加之于自身的蒙昧状态”。启蒙思想家对于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以及关于民主制度的设计为各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使得欧洲诸国纷纷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并展开工业革命，逐渐成为相互竞争的利益主体。

如果说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在于肯定了“理性”的绝对权威，那么兴起于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则力图肯定“情感”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个兴起于德国的文化运动催生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核心在于强调个体的存在依赖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后者基于共同的人种特征、血缘关系、地理疆域、语言文字、历史记忆、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而形成，“民族主义”强调上述民族认同对于个体存在的优先性，突出自身民族的独特性质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甚至采取排外的方式维持这种民族认同。这种“民族主义”对于巩固民族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保守性和排他性，进而加剧了近代欧洲分化的趋势，使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演化为军事对立。

合

现代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现代欧洲人普遍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在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欧洲必须赢得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因此各国不能再各自为政，必须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开启了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始于1951年西欧六国缔结的《巴黎条约》，在该条约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规定了这一组织以共同市场、共同目标和共同机构为基础。 1957年六国签署《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着手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和农业共同市场。1965年六国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将以上三个组织合并成为“欧洲共同体”，于1967年7月1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此后欧共体的成员国逐步增加为12个。1992年12国正式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该条约次年生效，标志着“欧洲联盟”的正式成立，以十二星旗作为盟旗，以《欢乐颂》作为盟歌。2002年欧盟发行欧元取代成员国的本国货币，完成了经济和货币的一体化。2009年欧盟27个成员国都签署了相当于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选举产生了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从此有了自己的“总统”和“外长”，由经济实体进而成为政治实体。

战后欧洲在经济和政治逐渐实现一体化的同时，文化观念层面的“欧洲认同”问题也突出地提上议事日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关于“欧洲精神”的思考一直没有中断，比较集中的讨论出现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由德、法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建构“核心欧洲”以及重建“欧洲认同”的设想，一时间引起欧洲思想界的一场争论，艾柯、瓦蒂莫、乌尔里希・贝克等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回应，甚至连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哲学家罗蒂也参与讨论。哈贝马斯深刻地揭示了欧洲文化自我认同的困境：源自欧洲的西方文化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已经遍及世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文化”，那么欧洲文化中还有什么是自身独有、无法移植的呢？他进而追问：在美国所主导的西方世界欧洲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欧洲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哈贝马斯将“欧洲性”归纳为：严格的政教分离、正视科技进步的两面性、整体伦理重于个人特权、承认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并对国家的潜在暴力保持警惕，以及以自省的态度面对“去殖民化”所衍生出来的边缘弱势等，这些都与美国文化区别开来。

第7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第8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瑞吉欧理论；中职幼师美术；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6-119-01

瑞吉欧教育体系是根植于意大利特有的文化土壤中的一种独特的学前教育模式，瑞吉欧学前教育理论越来越受到全球学者和专家的认可、研究以及推广，在我国的学前教育变革中，也引用了瑞吉欧学前教育体系当中的有关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对我国中职幼师美术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笔者将站在一个微观角度上――中职幼师美术教学角度，对瑞吉欧理论对提升中职幼师教学效率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当前我国幼儿教学现状分析

笔者通一个绘画教学为例，对当前我国幼儿美术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在某幼儿园的美术课中，在讲授“美丽的郁金香”时，教师向小朋友们讲：“今天我们要开一个花展，老师请小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什么”，于此同时教师在黑板上画上一朵花，小朋友举手回答说是：“白云”，老师问：“有白云花吗？”小朋友否认，老师又问像什么，有一位小朋友说像郁金香，老师说：“对，但是开画展一朵花够吗？”，因此，老师引导小朋友上台在黑板上画花朵。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老师在旁边指导，告知郁金香有是几片花瓣组成。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学前美术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特点，即多引导、多范例，老师一直在对幼儿的学习行为与思维进行规范。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幼儿打下了绘画基础，使得幼儿绘画技能得到了提升。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同样存在诸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幼儿美术绘画的内容太多呆板；第二，在绘画过程中幼儿之间缺少相互合作；第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注重绘画技能的讲授，缺少对幼儿情感的注意；第四，幼儿在美术绘画的过程中缺少个性[1]。

二、瑞吉欧理论下中职幼师美术教学的改革措施

1、转变教师观念，强化师生之间的交流

幼儿教师在瑞吉欧理论中被定义为是幼儿的倾听者和伙伴，是儿童学习探索的引领者和支持者，教师自身同样是研究者与学习者[2]。因此，中职幼儿教师除了要做到授业、解惑以外，还必须担当幼儿的研究者、合作者、引领者。其中引领者指的就是引领学生进入美术的某一个概念或者是领域当中，对学生感兴趣的美术问题，教师予以支持促使其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从而使学生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实现美术各方面知识的获取与进步。研究者，就是对学生怎样解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教师怎样协助幼儿，怎样建立项目活动，从而提供一个支撑让学生更好的进行美术学习。合作者，就是在美术教学时，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想法，了解学生的需要，并且与学生和谐友好相处，协助学生使其能够较快的进入到自主学习的状态中。中职教师应该积极主动的组织学生展开合作学习，互相学习，扬长避短，调动幼儿美术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参与到讨论中，并且展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一原则。教师采取怎样的方式教导学生，那么学生将会模仿教师的行为。可见，要想学生变成先进理论的执行者，就要求教师应该大力实行先进理论。这样才能使幼师学生将来在幼儿美术教学中与幼儿发展亲密关系，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从而真正步入幼儿的美术世界。

2、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提升教学有效性

美术属于一门视觉性的艺术，在每一类课内均必须展示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利用多媒体设备能够展示大量的、形式多种多样的美术作品给学生，扩展学生的眼界，同时还可以有效的节约教师在进行实物收集时精力与时间，从而促使教师可以拥有更多的精力对课堂教学进行设计[3]。例如，假使在泥工课堂中没有使用多媒体设备，那么教师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学生准备一件泥工作品作为参考，而一件泥工作品难以保存，因此下次讲课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假使运用了多媒体技术，教师能够从互联网上收集一些泥工作品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展示给学生，从而极大的提升幼师美术教学的效率。

3、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瑞吉欧理论中指出，幼儿是自由的，他不单单只是学习者，同时还拥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教师必须促使幼儿潜力与能力的发挥。美术课堂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个性、多样性以及表现性。因此，在进行幼师美术课教学时，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以便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促使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其中，教学方法包含对话法、情景教学法以及留空法等。

瑞吉欧学前美术教育理念是根植于意大利的文化的一种教育理念，体现了地域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总而言之，瑞吉欧学前教育是世界学前教育变革当中的一个典型性成功范例，其中拥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有关教育工作人员应该与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相结合，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与吸收，以便有效促使我国幼师美术教学的正常、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东霞，仝新霞，贾庆莉.瑞吉欧方案中的教师角色及其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启示[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2）.

第9篇：欧美文学论文范文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源于欧洲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已广泛而深入地植根于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汇通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你我难分的格局。这也即是从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发端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今天看来，在这一现代化潮流面前，不仅世界各种文化概莫能外，而且伴随以网络通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普及，这一进程空前加快。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历史定位应该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悠久文明古国，一方面也是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员。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讨论欧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问题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在讨论中国本身的衰落或者兴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环境，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经深深植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讨论欧洲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反思欧洲就是反思中国本身。鉴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古代长期与欧洲迥异的文明演进道路，中国不乏创新文明的方式，引领文化潮流，超越欧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这种创新，这种超越只能是在对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积极融会与批判吸纳之后才是可能的。

一、文化衰落还是实力衰落？

谈到欧洲的衰落，人们会立即想到德国的斯宾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斯氏当年对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等世界文化形态进行分梳比较，认为文化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断言20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衰落已无可逆转。毫无疑问，斯氏当年西方衰亡的悲观预言如今并未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欧洲起伏跌宕，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斯宾格勒这种文明兴衰意义上的西方衰落看来仍不是触手可及。

比较吊诡的是尽管斯氏预言看来既无历史依据又被实践证伪，但斯氏的这一深沉的欧洲文化哀声却如洪钟大吕，悠远绵长，代代相传。据研究者统计，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间，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销量达十万册之多。此书之后，斯氏曾有多种著述问世，但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在影响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没落》同日而语。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斯氏的观点却完全不被接受。文明兴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荣类比？

实际上，斯氏一书问世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地理人口学家德曼融（Albert Demangeon）即有《欧洲的衰落》一书问世。相比之下，德氏这本书却颇得学界好评。这是一本逻辑严谨，论证精密的“科学”著述，作者依据人口学、经济学等数据，以实证比较等学术方法，系统论证了欧洲一战之后在世界上实力的衰落及其发展前景。不仅如此，当年的德曼融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尽管欧洲衰落值得忧虑，但欧洲的衰落乃属相对衰落。这一相对衰落乃是由于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来，此后欧洲也并非命定走向衰落，欧洲通过奋斗，也可能焕发青春；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走向颓势。现在看来，地理学家德曼融的判断应该更加合乎今天的现实。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并没有能够扭转逆势，并在经历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走向一场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然而，二战之后的欧洲痛定思痛，决心告别战争，以欧洲联合缔造和平并从此寻找人类组织的新的替代方案。当年德曼融的思路和判断，不仅更加符合欧洲正统的理性精神，也为欧洲的前景提供了乐观的前瞻。不过，在今天，不用说这一乐观的理性的欧洲预言没有能够超越边界，被业已接受了“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的中国人听到，而且早已被欧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对待这两位预言家？对于“理性”的德曼融来说，他的被淡忘应该归咎于理性的胜利。德曼融的《欧洲的衰落》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落，那只是对欧洲当年危机的警示，是对一战灾难过后欧洲现况的清醒分析，是对欧洲人乐观进取面对未来的呼唤。换言之，这种警示，这种呼唤，欧洲代不绝人，早已注入欧洲的文化血液，汇入欧洲批判创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德曼融的声音被淡忘，正是由于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舆论，均不缺乏这种声音的缘故。

斯宾格勒则不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论并非要唤起世人的自觉，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渐渐成长为具有压倒之势的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的盲从，对于历史发展遵循既定轨道的线性思维的认同均是近代浅薄的物质主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文明的发展并非按照线性规律直线向前。在此之前，世界众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环、如草木枯荣，兴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欧洲，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均已经完成其生死周期。斯宾格勒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恸，是深藏若虚的西方文明中的终结性忧虑。斯宾格勒当年受到学界的抵制，不仅仅是因其命定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也因为其预言生不逢时。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金瓯玉碎，疮痍遍地，但欧洲人远没有从科学万能与工业霸权的梦呓中苏醒。战争之后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图东山再起，重决雌雄。斯氏的预言搅乱了学界的氛围，冲击了仍在上升时期的唯物与进步历史观。而在大众心理层面，斯宾格勒却迎合了欧洲战后人们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的需求，具有抚慰德国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沮丧颓废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观将欧洲参战各方汇入西方文明的整体命运，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受战争蹂躏的心灵提供了些许慰藉。

不过，战后特殊的时代心态自然不是其声音长久回荡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他至今仍未兑现的预言的持久魅力在于其源于欧洲精神的另一种传统，怀疑的传统，悲剧的传统。这种传统，也许比理性本身更为根本，更能够代表欧洲的精神气质。这一怀疑传统，既源于理性主义内部，又源于对理性主义本身的怀疑和批判。怀疑是批判的前提。质疑一切，否定一切，否定之后再被否定，法国思想家莫兰正是将这种“否定性”称作欧洲文化的最为根本的特点和欧洲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 。我们今天无法知晓斯宾格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衰落论能否弥久而不衰，但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对欧洲文明的悲观论断的睿智之处。在今日欧洲，历史线性论已经失去了市场，社会进步观也广受质疑，科学万能论也已成为过去的神话。欧洲文明当然没有如斯氏所言已经死亡，但是再不会有人以历史规律来批判斯宾格勒衰落论的荒诞。

二、经济衰落还是竞争转移？

从公众舆论层面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欧洲关于欧洲衰落的议论甚嚣尘上。2008年夏季，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罗伯特•伏吉尔（Robert Fogel）在法国南部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欧洲经济已经死亡”。这一宣告是这一波较受注目的关于欧洲衰落论的起始。此后，从经济上宣判欧洲衰落的声音此伏彼起，不绝于耳。刚刚推出《中国傲慢》 一书的法国著名经济评论人伊茨拉勒维奇（Eric Izraelewicz）在2010年写道：欧洲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已经显而易见，但危机大大加速了欧洲衰落的进程。伊茨拉勒维奇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或美中经济的不平衡，但危机对于亚洲几乎没有影响，对于美国影响次之，却对欧洲伤害最大。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经济的脆弱，无力承受打击。伊茨拉勒维奇认为，欧洲衰落的原因可用三个D来概括。他所说的三个D分别是Demography 人口，Division分裂，和 deficits赤字。目前，欧洲联盟27国总人口为5亿，2009年增长率仅为千分之一强（中国同年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千分之七）。所谓分裂，是欧洲在经济上虽有统一市场，但经济缺乏整合，各国在经济战略上各自为政。至于财政赤字则正是目前欧盟债务危机的主因。伊茨拉勒维奇的观点自成一体，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仅仅从经济论经济，并不触及社会甚至地缘政治实力的变化。

今年三月，曾经因提出中美同体（Chimerica）而名噪一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推出新作《文明：西方与非西方》 一书。作者指出，如果1411年你有可能在全球旅行的话，你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帝国正在兴建紫禁城，而此时的英格兰正受到瘟疫、饥荒、战争的多重蹂躏。然而，在这一世纪其后的五百年间，西方却一直强势统治世界。欧洲何以能够超越当时看似强盛的东方帝国呢？佛格森认为，个中原因是西方掌握了六样秘密武器：竞争、科学、民主、医学、消费主义以及工作伦理。按照这一论断，今天的欧洲是否衰落的问题也就转化为西方是否还能垄断这六大武器的问题。同斯宾格勒不同，佛格森并不认为文明会遵循诞生、上升、衰落的周期，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依据，佛格森认为，西方的衰落也许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是渐进而慢速的，很可能是突发性的。佛格森更以历史上16世纪西班牙霸权的衰落，18世纪法国王权的被，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以及苏联的崩溃为例，指出这些历史强权均是由于沉重的债务危机所导致。

佛格森的论断也许过于武断，但他的论断却很及时。放眼今天的世界，他所谓西方曾经拥有专利的六大武器显然已经普及于全世界。不过，分析当今有可能取西方而代之的各新兴经济体，并非各个国家都全数掌握了这六样武器。佛格森忧虑西方强势的迅速崩溃，但他却拒绝任何命定的前景。实际上，即使假设今天非西方世界各国均全部掌握了西方近代创立的全套制度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西方败局已定呢？笔者目前还无足够的论据作出这一结论。相反，如果假设欧洲仍有可能战胜危机、扭转逆势，倒不难找到依据。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佛格森本身的论述中寻找论据。佛格森举出了世界史上帝国崩溃的例证来论证西方的衰落。但只要换一个角度，欧洲的历史波澜也可以同样论证欧洲文明内部衰落与新生的起伏交替。希腊文明衰落了，罗马文明代之而起。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荷兰低地国家资本主义手工业与商业的兴盛。法国王权的被，为现代共和体制在欧陆的扎根扫除了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佛格森将竞争放在六大武器之首，可谓别具匠心。五百年前的欧洲得以崛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基本动力之一。当今世界，竞争的场域发生了转移。如果将已经全球化了的今天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放大的欧洲，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或者欧洲、美国、中国、印度等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应该正是决定今后各大经济体在世界上谁执牛耳的关键性因素。15世纪开始的竞争，由于西方找到了新式武器，将其他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而今天的竞争，应该是旗鼓相当的竞争。不过既然是竞争，当然胜负待决。实力消涨潮起潮落，危机与兴盛循环往复。今天的欧洲陷入危机，不等于明日不会东山再起。欧洲的历史本身峰回路转、大起大落，中世纪的宗教愚昧孕育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凯歌行进的近代科学也会结出摧毁人类的核子武器。欧洲曾沉浸于殖民扩张的霸权之梦，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但是，战后的欧洲，凤凰涅，依然迈向了政治统合之路。相对于欧洲，中国文明史也充满着夷夏交融，王朝更迭，天下分合的大起大落。但是近代以来，自华夏文明遇到西洋文明之后，却历尽艰辛，无法突围。在欧洲面对危机，诘问衰落之时，中国是否也在反省叩问呢？历史真地到了转折时刻吗？

三、唱衰西方还是叩问制度？

不过，佛格森所列举的六大武器也许过于强调制度，强调硬件，而忽视了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宾格勒、德曼融以及佛格森本人在内的对欧洲地位的忧思，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构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极其强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国学者将欧洲精神归纳为批判精神，一部欧洲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怀疑、批判、创新，再怀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从上帝束缚中解脱，欧洲高扬批判大旗，社会标新立异。思想创新成为欧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进剂之一。直至今日，从精神自由、思想开新的角度，欧洲仍然充满了活力。仅仅从衰落这一主题切入，欧洲文明史给我们展开的是代代不绝的这种“唱衰”的咏叹。不必追溯至欧洲对罗马帝国崩溃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仅从当代欧洲对社会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一强大文化脉动。

粗略说来，跨过1990年代东西冷战后的短暂欢欣之后，欧洲社会意义的危机凸显。对立的共产主义阵营骤然消失，以民主、经济自由为框架的西方社会突然失重。先有“历史终结论”不胫而走，继有“文明冲突论”后来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雳，给予赢得冷战后自信的西方一记猛掌。2008年以来，受美国信贷危机的冲击，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危机使欧洲悲观论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质疑和批判欧洲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的行列。一时间，关于欧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机的声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义环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乐会。这种所谓“唱衰”的音乐会在欧洲深陷经济困境的时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却既非昙花一现的绚丽烟花，也非随波逐流的应时之作。所谓“唱衰”，更多的是叩问，是批判，是质疑，尤其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叩问。

法国哲学家达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总结说：“9•11”事件可以被解读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基准――民主制度的全盘反抗；美国信贷危机不仅象征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也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败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于海啸引起的日本核电危机则预示着整个现代物质文明的根本发生动摇，人类不仅最终难以驾驭自然，甚至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科学发明。换句话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受到全方位挑战。笔者并不赞同将“9•11”事件看成是对民主的严峻挑战的论点。不过，这一事件的确强化了西方思想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叩问。

从现象上看，在政治层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减弱，传统左右政党之间的张力缩小，政党轮替缺乏活力，选民看不到选举的作用，社会动员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仇外排外情绪蔓延。伴随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则是利己主义的膨胀，私域对公域的蚕食，个体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在社会层面，由于长期的繁荣与和平，民主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渐渐难以支撑越来越大的福利开支，贫富差距出现积重难返之势。对环境破坏与能源枯竭的忧虑加上经济危机的持续，使得民众对无论是英美式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市场主义和德法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信心均发生动摇。同时，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打破了社会原有的表达和参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机制无法满足民众对参政的新需求。

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挑战，欧洲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法兰西学院教授罗奘瓦龙提出民主的双重性的命题。所谓民主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庄严承诺，一方面又具有一种总是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不可兑现性。换句话说，民主机制从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罗奘瓦龙认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强调制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定期选举、多党执政等等虽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件，但民主对公民的参与、议政，对社会层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必须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强民主与公民的联系，动员公民的认同，将讨论、议政、质疑、批判纳入民主框架。如果联系到今天欧盟架构下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况，如何为民主寻求新的活力源是对当今欧洲社会的严峻挑战。

四、欧洲的衰落还是文明的共同挑战？

承认欧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传统和思想开新的活力，并非为了遮掩欧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欧洲衰落的内涵和衰落的紧迫性。如果说，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后来居上，使欧洲处于一种相对衰落的态势的话，那么欧洲还必须应对更为根本的制度衰落。政治动员力不足，民主代表性减弱，对于未来的信心危机等问题，即是难以以数字来计量的根本问题。上述法国哲学家达瓦洛所指的民主、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与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的六样秘密武器的说法虽不同，但均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源于欧洲的整套现代文明制度。而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于欧洲或者西方的狭隘的区域性制度。竞争、科学、民主武器曾经使西方在世界独占鳌头，但现在已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换句话说，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垄断权，也成功地将制度困境转嫁给了非西方国家。从现代文明制度角度，欧洲的危机也是普世的危机，欧洲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

诚然，世界各文明区域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都有进行制度创新的独特文化资源。但是，创新只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只能是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的创新。从比较眼光出发，对西方制度文明的创新，关键在于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曾经被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19世纪的欧洲曾经提出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在其本土并没有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这一方案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如苏联东欧虽曾有过貌似辉煌的表现，但终于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按照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类必须面对共同的环境约束。这一约束，即使并非斯宾格勒式的人类文明生死有命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转换生活方式。养育我们人类的地球的空间和乳汁是有限的，由于人类的肆意榨取，从气候到空气，从海洋到冰川，从河流到森林，地球均已超载运行。仅仅从这个角度，以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显然已经走到尽头，此次日本核电灾难也以悲剧形式宣告了人类以科学控制自然的近代神话的终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与制度文明进行反思，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的现代人类社会是注定要衰落的，区别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因此，在我们讨论欧洲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意识到这一讨论对中国的意义。笔者在此不惜篇幅回顾西方对其本身衰落与否的反思，也是希望我们将西方的反思化为我们自身反思的养料，纳入我们自己的反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