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合同精选(九篇)

第1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都保持对婚姻稳定性的高度重视，婚姻稳定不仅是夫妻的共同追求，也是周围亲属对夫妻的殷切期盼。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婚姻家庭的稳定性降低，离婚率偏高，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建设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所以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制定合理化措施，为城市婚姻家庭的稳定提供良好的支持。

一、影响城市婚姻家庭稳定性的社会因素

对当前我国城市婚姻家庭离婚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城市婚姻家庭产生影响的因素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不同的社会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对婚姻家庭稳定性产生影响，共同造成了离婚问题的出现。综合分析，影响城市婚姻家庭稳定性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城市居民开始关注婚姻质量和幸福感受，在上世纪父母操纵下结婚的中老年夫妇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往往会选择离婚，对城市婚姻家庭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简言之，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促使人们的择偶观、生育观、家庭观和离婚观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了争取幸福的生活，城市中的人们不愿意勉强自己，做出解体婚姻的选择，而这也成为影响城市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其二，我国社会政策的变迁对城市婚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纵观城市婚姻不稳定的具体表现，三次城市家庭离婚高潮的出现都与国家婚姻政策的调整存在一定的联系，而2003年我国颁布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简化了结婚和离婚的工作流程，城市中的年轻人受到新政策的影响结婚过于草率，离婚的选择也较为直接，“双闪婚姻”出现，极大增加了城市家庭的离婚率，不利于城市婚姻家庭的稳定发展。

其三，女性群体经济独立和家庭地位的提高也对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调查研究发现，现代社会上主动提出离婚申请的一般为女性，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建设过程中城市女性经济相对独立，并且社会地位也较高，能够独立生活，因此面对家庭中不平等的对待，希望能够借助离婚寻求出路[1]。同时部分职业女性控制欲强，给家庭带来较大压力也是导致婚姻失败的重要因素。

其四，社会对多伴侣性行为的宽容造成婚姻不稳定问题的出现。随着新时期多元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国外开放的性教育观念对我国性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此影响下，社会大众表现出对多伴侣性行为的宽容，婚姻家庭中一方做出背叛行为的几率上升，为婚姻生活埋下隐患。

其五，多样化家庭模式也对婚姻家庭不稳定性产生影响。由于传统的家庭模式被打破，社会上单亲家庭、单身者家庭、多家庭同居大家庭以及同性恋家庭出现，导致在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婚姻观存在问题，对婚姻的信任度偏低，在未来极易做出离婚的选择，也不利于城市稳定婚姻家庭的构建。

二、积极推进城市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发展的措施

针对上述影响城市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因素，新时期要想改善城市婚姻家庭发展状况，促进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发展，就应该从以下角度积极探索维护措施，为良好婚姻关系的构建提供相应的支持。具体来说，首先，城市中的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开展家庭工作，对家庭成员实施积极正面的婚姻观教育和指导，让家庭成员能够加强对家庭婚姻关系的重视，慎重做出相关选择，增强婚姻家庭稳定性。其次，国家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的婚姻政策，从政策约束方面避免家庭成员冲动离婚，也有效杜绝“假离婚”问题的出现，有效降低城市家庭的离婚率[2]。再次，在社会上宣传两性平等的思想观念，逐步引导家庭构建和谐的性别关系，有效避免由于女性歧视导致婚姻不稳定问题的出现，维护城市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最后，加强对多性伴侣和非主流家庭的研究和认识，结合这些家庭的特殊性对家庭成员做出相应的思想引导，保证家庭成员和家庭中的下一代能够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避免离婚问题的出现。唯有如此，借助多种措施的支持，才能够深入推?M城市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第2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一、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法律基础

从法律层面看，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具有以下法律基础。

（一）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宪法》依据

根据我国《宪法》有关保护人权、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规定精神，婚姻家庭住房权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基本人权。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家庭住房权与人的生存权密切相关，对婚姻家庭权利的法律保护关系到男女老少、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它是人们居住生活、遮风挡雨、避寒夜眠之场所。[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基本人权。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第1款中的“但书”规定，就是对适用《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特殊限制。因为，法律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保证婚姻家庭成员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以但书的形式对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作出特殊的规定，符合我国《宪法》之“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有利于使我国《宪法》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的国家责任落到实处，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彰显了21世纪新时期我国政府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

（二）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婚姻法》依据

首先，从《婚姻法》与《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性质和功能看，两者有所不同：(1)从调整对象看，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条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即《婚姻法》以婚姻家庭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我国《物权法》第2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即《物权法》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2)从性质看，婚姻家庭关系须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基础，故《婚姻法》属于身份法；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须以财产为基础，故《物权法》属于财产法。(3)从功能看，民法作为私法是权利法，《婚姻法》与《物权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也都属于权利法。然而，《婚姻法》主要以保护婚姻家庭当事人的权利为目的，《物权法》主要以保护民事关系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为目的。“在现代社会，婚姻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础，婚姻家庭仍然担负着养老育幼的职能，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不仅涉及婚姻当事人和子女的利益，而且涉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因为婚姻家庭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巩固和维持婚姻生活共同体，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法以保护婚姻家庭为其立法宗旨。”[2]因此，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这一特殊调整对象的需要，为保护婚姻家庭当事人的婚姻家庭居住权，《婚姻法》可以有、也应当有与《物权法》不同的特殊规定，从而达到保护婚姻家庭、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其次，从法律渊源看，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司法解释，属于婚姻法的渊源之一。为保障婚姻家庭当事人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规定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是合法且合理的。

再次，从法律适用看，在婚姻家庭领域，《婚姻法》是特别法，《物权法》是普通法，前者应当优先于后者被适用。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有关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规定，应当优先于《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被适用。

（三）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受《物权法》保护是有条件的，婚姻家庭住房权应优先受到法律保护

首先，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是“有条件”地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我国《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然而，此法律保护是“有条件”的，因为，法律保护个人物权“不是绝对的”。[3]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笔者以为，依照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是“有条件”的，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应当从“法定情形”与“法定限制”两个方面加以考察：(1)必须符合“法定情形”。即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必须同时符合《物权法》第106条明确列举的三种法定情形。(2)必须不

存在“法定限制”。即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不存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只有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构成善意取得。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这实际上就是为某些特殊的需要法律优先保护的权利留下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构成善意取得不能仅仅以“同时符合《物权法》第106条明确列举的三种法定情形”作为确定的依据，即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是“有条件”地受法律保护的。

其次，从立法价值取向看，婚姻家庭住房权应优先受到法律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与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何者应优先被法律保护？诚然，婚姻家庭住房权与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同样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物权。然而，法律保护这两种权利达到的目的有所不同。法律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是为了保障婚姻家庭当事人有房可居，以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法律保护善意当事人的受让物之所有权，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以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从生存权与发展权两者的关系看，生存权应当优先于发展权。因为，人只有首先是生存着的，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前所述，婚姻家庭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家庭住房权与人的生存权密切相关。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基本人权。因此，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这一婚姻家庭当事人赖以维持生存的基本权利。所以，针对夫妻共有的房屋被夫妻一方擅自出让的效力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规定：“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笔者认为，第12条有关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但书”规定，并不违背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它既体现了《物权法》对善意当事人的物之所有权有条件地给予保护，以维护交易安全；又体现了我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的精神以及《婚姻法》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以保障实现家庭职能的意旨。这是合法的，也是科学的、合理的。 （四）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国际人权法依据

根据联合国人权保护的相关文献所倡导的精神，家庭和儿童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布：“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该宣言第16条规定：“……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4]1924年《儿童权利宣言》的原则二规定：“儿童应受到特别保护……制订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在序言中宣布，“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深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家庭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儿童的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协助，以充分负起它在社会上的责任”。可见，联合国人权保护的相关文献都一致地倡导家庭和儿童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对婚姻家庭住房权作出优先保护的特殊的“但书”规定，符合联合国 人权保护相关文献倡导的精神。

二、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的社会基础

从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层面看，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大幅提高，2008年自有住房拥有率达87.8%，比1983年提高了78.4个百分点。[5]我国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具有以下社会基础。

第一，婚姻家庭住房是我国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目前，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元化。但衣、食、住、行仍是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四大基本生活需求，而婚姻家庭住房仍是我国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因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对婚姻家庭住房来说，我国绝大多数家庭一般只拥有一套住房。目前，由于房屋的价格原因，我国城镇居民绝大多数家庭购买家庭住房都是采取按揭贷款的方式，一般家庭的经济能力只能购买一套家庭住房。因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就是优先保障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唯一的基本居住条件，可以避免婚姻家庭成员陷入无房居住的困境。

第三，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有利于满足家庭成员中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目前，我国家庭仍然担负着养老育幼的职能，婚姻家庭住房是实现养老育幼职能的基本场所。如果不对婚姻家庭住房权给予优先保护，就会导致婚姻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流离失所，无法实现家庭的养老育幼职能。因此，优先保护婚姻家庭住房权，有利于保障家庭实现养老育幼的职能，有利于满足家庭成员中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结语

基于上述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两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12条对婚姻家庭住房权优先给予法律保护的“但书”规定，既符合我国《宪法》和《婚姻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精神，又不违背我国《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并且符合联合国人权保护的相关文献所倡导的精神，符合当前我国婚姻家庭住房状况和功能的基本国情。因此，对“但书”规定的质疑与删除建议是欠缺科学、合理的依据的。此“但书”规定是科学的、合理的，应当坚持予以保留。

注释:

[1]参见郑尚元：《居住权保障与住房保障立法之展开—兼谈＜住房保障法＞起草过程中的诸多疑难问题》，《法治研究》2010年第4期。

[2]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4页。

[3]杜万华：《物权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第3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主题词：离婚自由 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 必然性 法律约束 社会正义 相对性

    离婚纠纷案件是基层人民法院民一庭和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最大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离婚案件类型大、数量多、范围广且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复杂性等特点。对离婚纠纷案件审理的好坏关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关系公民个体、婚姻家庭、人类社会三者利益的二次分配和对立统一。妥善处理离婚纠纷案件，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家庭的和睦，有利于引导人们自觉养成良好的婚姻家庭道德观，有利于增强家庭主体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意识。但审判实践中，离婚自由原则常常给我们的审判干警带来困惑，主要表现为离婚自由与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冲突，离婚自由与善良风俗的冲突，离婚自由与相关法律的冲突。如何保障公民的离婚自由？应否对离婚自由进行限制？如何对离婚自由进行限制？所以有必要对离婚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回顾，对离婚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必然性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对现行离婚自由原则的科学性进行必要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对现阶段离婚自由的相对性进行全面掌握，明确虽然我国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具有一致性，但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仍然占据本质地位，处理离婚案件，要找准公民个体、婚姻家庭、人类社会三者之间平衡点，做到离婚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动态统一，体现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婚姻家庭的双重属性和本质。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两性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婚姻，是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和共同经济为纽带而组成的亲属团体。[1]

    婚姻家庭赖以形成的自然因素（如两性差异、性的本能、血缘关系等。）是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的基础。正是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自然规律产生和构成人类的婚姻家庭，使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具有稳固的物质载体。我们对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考查和研究离婚自由原则自然应该从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入手。

    社会制度赋予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是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所以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婚姻家庭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只有在社会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考查和研究离婚自由原则更应该在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中逐步深入，发现和掌握其发展规律。

    二，离婚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原则的主体，是婚姻自由原则的主要方面，离婚自由是结婚自由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是结婚自由的保障。没有离婚自由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结婚自由，没有离婚自由，结婚自由就失去了应有之意和存在的根基。婚姻自由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实行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婚姻自由原则同我国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主、客观条件相适用，具有必然性和科学性。

    人类的离婚制度大体经历了从禁止离婚主义到许可离婚主义、从专权离婚主义到平权离婚主义、从限制离婚主义到自由离婚主义、从过错离婚主义到无过错离婚主义的漫长发展演变过程。[3]人类追寻离婚自由的脚步比追求结婚自由的脚步更为曲折和漫长，远不如追求结婚自由那样勇敢和悲壮，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祝英台梁山泊的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追求爱情、向往婚姻自由（主要是结婚自由）的美好愿望。《孔雀东南飞》中的主人公刘兰芝倍受焦家折磨被焦母所遣后仍自誓不嫁，因家人逼之，于是投水而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礼教思想丝毫不能动摇，相反成为忠贞爱情的榜样，《孔雀东南飞》也被千古传诵。封建社会无数家庭只存在婚姻却没有爱情，离婚自由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而个别要求摆脱封建家庭礼教束缚者动辄则被加以“陈世美”“潘金莲”的“美名”加以批判。可见我国古代和封建社会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离婚自由制度的。翻开历史，我国的离婚制度从古代的“七出”到封建时代的“义绝”和“和离”的发展过程[4]，笔者认为可以算作从专权离婚主义到限制离婚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封建社会离婚制度的缓慢发展是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相适应的，即是由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但从限制离婚主义取代专权离婚主义仍是一步大的进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体现了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对立和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部婚姻法即提出婚姻自由的原则，短短50年，我国离婚制度即由过错离婚主义发展为无过错离婚主义[5]，体现着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对人类对自由的迫切需求，亦体现着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优越性和科学性。离婚自由是结婚自由的补充和完善，是婚姻自由原则的重要体现，是现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是我们审判务实必须坚持的基础理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应准予离婚” 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是对离婚自由原则的具体化和彻底化，是我们审判务实必须坚持的技术规范。夫妻感情出现确已破裂情形的不因当事人存在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确立了我国现行婚姻法采取的是无过错离婚主义的离婚制度。体现了我国婚姻法的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优越性。

    三，离婚自由的必然性发展趋势。

    自由首先是指思想、行动和身体的不受拘束和不受限制，在政治上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权利，在哲学范畴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支配自己和改造世界，不再处于盲目地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地位。[6] 自由最原始之意是思想、行动和身体的无拘无束，是自然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必然规律。追寻自由是人类固有的本性，离婚自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自由、平等、正义等基本人权理念在婚姻家庭中的反映。列宁把离婚看成是一种民主权利，他尖锐地指出：“谁不要求立即实现离婚的充分自由，谁就不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7]离婚自由首先是婚姻家庭自然属性的本质体现和客观要求。性爱按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是自私的，同时也应该是和谐的，幸福的。婚姻按其本质来说是以性爱、以爱情为基础的，所以“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8]失去爱情的婚姻，即失去了爱情存在的基础，离婚是必然的，是客观规律，所以离婚自由是婚姻家庭自然属性的本质体现和客观要求。原始社会早期的前婚姻时代和后来发展起来的群婚制、对偶婚制，虽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婚姻家庭概念，但两性的发生或结合是原始而朴素的，是浪漫和自由的，两性的自然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国家的建立，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结婚自由无从谈起，专权离婚主义占主导地位，婚姻自由只能成为广大妇女的梦想，婚姻家庭自然属性中情感因素基本上处于被完全抹杀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离婚自由原则得到确立和发展，由限制离婚主义发展为自由离婚主义，由过错离婚主义发展为无过错离婚主义，但由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贫富过分悬殊，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实质上不平等，离婚自由更多地表现为形式上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离婚自由的婚姻家庭自然属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但离婚自由的必然性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显现和发展。

    四，我国现行离婚制度实行无过错离婚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离婚自由原则是非常必要和切实可行的。在我国，离婚自由有着最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能够真正实现离婚自由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能够真正体现离婚自由是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完美结合。

    保障离婚自由的必要性，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下婚姻关系的本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最广泛、最真实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婚姻应当是男女双方基于爱情的结合，婚姻关系的存续也应当以爱情为基础。如果双方的感情完全消失，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婚姻关系的存续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家庭的社会职能也无法正常地发挥。勉强维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不仅会使双方痛苦，对子女和社会也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恩格思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9]所以实行离婚自由，依法解除这样的婚姻关系，对当事人双方、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离婚自由原则在我国是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自然统一。

    保障离婚自由有助于从总体上改善和巩固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列宁指出：“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而相反地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坚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10]从微观上看，离婚固然使某些家庭离散，并可能给一些当事人带来感情上的创伤。但是从宏观上看，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却由此得到调整和改善。我们既要依法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尽可能保持那些尚有生命力的婚姻，同时又要依法实行离婚自由，满足当事人正当、合理的合法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我国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实施以来，离婚自由使数以万计的男女从死亡婚姻的痛苦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审判实践不断证明，用法律强行维护婚姻关系，其后果必然是造成双方肉体和精神上的无限痛苦和不幸，影响双方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对双方、子女、家庭和社会都不利。所以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婚姻，保障离婚自由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道德，先进和发展的文化底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为离婚自由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思想意识上的智力支持和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同时也说明我国婚姻法采取无过错主义离婚模式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必然性。

    五，离婚自由是相对的自由。

    离婚自由是相对的，首先是由自由本身的相对性决定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绝对的个体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与拘束、束缚、强制、限制相对应的，是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因此“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此时，自由是一种状态，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借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从而认为这种自由只是正义的代名词，是与正义的同一。”[11]从这个角度说，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要求行为主体行使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妨碍、不损害其它人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所以说自由就是社会正义，或者说自由的限度或外延是社会正义，自由是社会正义的内容之一，人类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是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自由的限度是社会正义，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必须对自由作出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者说要准确把握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六，司法实践中，离婚自由外延的正确界定。

    离婚自由是基本原则，是我们审判务实必须坚持的司法理念；无过错离婚主义体现出离婚自由的发达程度，体现出真正的离婚自由，也是我们审判务实必须坚持做到的理想状态。真正做到离婚自由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程度，那么离婚自由如何体现社会正义？为了彰显社会正义如何对离婚自由进行适当的合理限制？上文说过自由的限度或外延是社会正义，那么离婚自由的合理限制应该界定在社会正义的范围内。笔者认为，社会正义在离婚自由中的体现或者说离婚自由在婚姻法中的应有之意应为：（1），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为基本前提，这是由社会主义婚姻的本质（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结合）和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决定的。（2），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埋葬死亡的婚姻，是为了解除双方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而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一方的加重的痛苦或造成一方精神上新的折磨。（3），离婚自由体现的是社会正义，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一方特有的生活困境，不应该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其他成员创伤式的精神伤害。（4），离婚自由体现社会的进步，不能因为离婚造成社会善良风俗的损害。（5），离婚自由仍然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我国尚处在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婚自由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和历史优秀文化传统。（6），结婚意味着爱情的结合和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承担，离婚也应该反映爱情的破灭和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应因为离婚而造成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缺失。

    七，离婚自由应该体现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动态平衡的统一。

    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婚姻法调整个人、家庭与社会的不可偏废，决定了离婚自由必须兼顾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动态平衡的统一。婚姻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类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统一体。婚姻法的制定和实施为社会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了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引导和强制人们在婚姻家庭中满足其自然性能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需求。而婚姻家庭则是个人与社会相连接的纽带。准确把握和理解离婚自由的原则，一方面是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家庭成员个体需要，保障个体利益，维护离婚自由这个基本人权，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不因一方存在过错而不准离婚。另一方面，婚姻家庭的社会性，要求我们在把握和理解离婚自由的原则的时候，强调要求个体和社会的动态平衡，要求离婚自由与社会发展水平及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强化个体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强化家庭的经济职能和教育职能及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尚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经济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家庭的经济职能和教育职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实行离婚自由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离婚自由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八，离婚自由应该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自由。

    婚姻法的民法属性决定离婚自由必须遵守法律原则和国家政策、必须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12]婚姻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等基础性层面归位于民法，构成“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婚姻法通过调整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婚姻家庭、通过确认和保障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达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和完满实现。婚姻法的民法属性，决定离婚自由是在民法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框架下的自由，是相对的离婚自由。实行离婚自由不应该与民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相冲突。如现实一例，吴某经济实力较强，为了达到多子的目的，先后与张某、王某、李某离婚，张某、王某、李某与吴某离婚后各抚养吴某一子，吴某现又结婚。吴某结婚不以爱情为基础，婚姻的成立本身即损害了配偶的利益，这样的离婚自由法律应如何调整？又如，鹿某自身状况较差，而立之年终与精神状态愚钝之女杨某喜结连理。八年后，子8岁，鹿某自身状况发生了具大的变化，要求与杨某离婚。法院又该如何判决？笔者认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婚姻法追求的离婚自由，而是对离婚自由的扭曲理解，是对自由的滥用。吴某和鹿某利用离婚自由之名规避法律、违反国家政策、挑衅社会公共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对这种滥用离婚自由的行为必须予以适当的限制，才符合民法原则和民法精神，才真正符合婚姻法规定实行离婚自由的立法本意。

    九，离婚自由还受到婚姻法自身的约束。

    离婚自由的相对性还表现在婚姻法自身的约束。首先，婚姻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离婚自由是对结婚自由的补充和完善，是对婚姻自由的保障。无论结婚自由还是离婚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和离婚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指明了结婚自愿和离婚自由的范围，划清了婚姻问题上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因此不得滥用离婚自由这一权利损害配偶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利益。其次，婚姻法属性上虽是私法性质，但亦应该看到婚姻家庭主体之间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利益价值运行规则，人身依附关系、伦理关系强烈，家庭成员间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婚姻法具有强烈的“公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所以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13]在一定程度上对离婚自由进行了适当的限制和必要的调整。第三，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对婚姻自由的理解上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离婚自由的相对性、地域特性、特殊性更为强烈。所以婚姻法第五十条对民族自治地区的婚姻家庭法作出允许变通的规定。

第4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关键词] 婚姻家庭法 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 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它并不是自始存在、永恒不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体现两性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为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生活单位，这种亲属关系是其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及至收养关系而发生的。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之前提，家庭是婚姻缔结之结果。

婚姻家庭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男女性别的差异和人类所固有的性的本能，是婚姻成立的生理基础。种的繁衍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血缘上的联系是家庭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所以，婚姻家庭这种社会关系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然条件，也就无所谓婚姻和家庭。正因为如此，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都不能无视这种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制度，是基于一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由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行为规范构成的制度，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正体现了一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要求。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立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于社会性的安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护及其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婚姻家庭制度，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受它的伦理观念、道德习惯所约束的；而且，统治者也总是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和调整有利于其统治秩序的婚姻家庭制度，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其实现。那些破坏统治阶级制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行为，就会被视为违法，严重的则构成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②婚姻家庭法，又称“婚姻法学”。研究婚姻家庭法和与此相关的法律现象的部门法学。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基地这些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总称。它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国习惯上称为“婚姻法”。③

婚姻法（marriage law），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④

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人们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是人们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动指南。它确定婚姻的原则、结婚的条件、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离婚及离婚后子女抚养等规则。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是适用于一切公民，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社会家庭生活的重要法律。

迄今为止，婚姻既是人类完成种的繁衍、优化的新陈代谢之物质载体以及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它同时也男女实现爱情，享受及天伦之乐的极佳的精神寄托场境。⑤

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受，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⑥在统治阶级中，婚姻更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对于骑上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中世纪以前各国的立法，通常将子女的婚事置于家长权、家你权的支配之下。

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首要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法律的规定，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或干涉。

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新婚姻法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等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包二爷”、“纳妾”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

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指出：“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的规定。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是婚姻法对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或制度的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残余和资产阶级婚姻观点的影响，以及某些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许多地方还不时发生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比如，包办、买卖婚姻，非法阻挠子女的婚事，阻挠并非禁婚姻亲的同姓男女结婚，干涉寡妇再婚，子女干涉父母再婚或复婚，强制或阻挠当事人离婚等等。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采取禁闭、捆绑、殴打等暴力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情况，其危害程度相当严重。

婚姻自由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必须由当事人自己个人决定。婚姻自由是对封建社会包办买卖婚姻斗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迫害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次有斯徒刑。

二、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他必然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同样对婚姻自由，婚姻法也规定了相应的限制条款，如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人结婚等。

三、婚姻自由是一项人身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项权利只能由公民本人行使，不得转让、继承，当然也无法转让和继承。公民有权决定自己与他人结婚或不结婚，任何人都不得妨碍公民行使这项权利。当然，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对当事人予以帮助和指导不能说是干涉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四、婚姻自由即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密不可分，是婚姻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婚姻自由主要方面还是结婚自由，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结婚的问题，都有行使结婚自由权的时候。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次要方面，但如果没有离婚自由，就不符合婚姻自由的本质。不过法律上对离婚作了较多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限制并不是否定离婚自由，而是要当事人慎重处理，同时也是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

婚姻自主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结婚自由的含义有两个方面。首先，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圆心加以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从保障结婚自由不受侵犯出发，对当事人和其他不特定 人所作出的规定。其次，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这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对合法婚姻的成立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其结婚自由是公民在婚姻总是上享有的民利，不论是未婚男女结婚，还是离婚后再婚或复婚，都可以依法行使这种权利。

离婚自由，即男女双方结婚（从结婚登记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谁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准离婚。通过调解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促使和好。离婚自由也有两方面。首先，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时，当事人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其次，离婚必须经过法定程度的批准才能实现。

婚姻自由是建立婚姻关系上的自由，离婚自由是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前者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婚姻自由的必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根本不会真正的婚姻自由。婚姻自与婚姻自由是否相一致？有了婚姻自是否就意味着有婚姻自由了呢？显然不能。那么，从婚姻自到婚姻自由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婚姻自是事实层面的权利，婚姻自由是价值层面的评价

所谓婚姻自是指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和离婚自，属于事实层面的权利。即男女双方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具备结婚和离婚的申请权，是人的一种权利。“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droit de p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了是droit de la femme（妇女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是不同的，即在自由度方面是不同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由于经济基础的影响婚姻自并不必然导致婚姻自由，结婚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即双方自愿离婚和一方要求离婚。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离婚都要牵涉到财产??经济基础方面的分割，由此因素影响使婚姻自之离婚自亦无法自由地落到婚姻自由的实践中。在我国乃至许多国这至今仍沿用过错主义离婚原则，如虐待、通奸、遗弃、重婚、谋害、被处徒刑等一方过错行为作为判定准予离婚的标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婚姻不自由的表现。

婚姻自是一种事实，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却是婚姻内在价值的体现，是婚姻的题中之义和价值评判。有了婚姻自并不等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的肯定和界定，即就其性质来说，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的肯定，就其范围来说则是对婚姻自的界定。

二．婚姻自更多的是具有法律属性，而婚姻自由更强调伦理色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家庭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是：依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发展到文明时代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的顺序，其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由于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过当的家庭责任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追求婚姻自由也总是受桎于诸多责任、义务，如哺乳、义务等，使婚姻自常常无法落到实处，故需以法律予以明示。而婚姻自由常常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在实际的结婚、离婚中往往被观念、传统击得粉碎。如针对第三者插足现象，经常成为舆论谴责的中心，法庭判决的依据，这实际是对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一种错误评价。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勃兴的已经得到确认的无过错离婚主义原则则是对一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理性评判。

婚姻自不应成为婚姻自由的绊脚石，更不应成为阻止离婚自由的法宝。婚姻自的宽容度的增长必然会有力的或恰当地增加婚姻自由的阈度。

三．婚姻自必须以真实的合意为基础，婚姻自由却不尽然

婚姻是一种契约，也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亦称婚姻的预约。婚约的成立称定婚或订婚。婚姻是否为契约，取决于婚姻是否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契约是一种协议或合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契约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其次，必须达成意思表示之合意，即未形成合意，也就形不成协议。再次，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最后，主体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⑦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将婚姻视为一种契约性法律行为，这是一种共识。因此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则必须遵从契约的有关规则，婚姻自必须是在双方真实的合意基础上的婚姻自，否则就不能体现婚姻自由的真正内涵。在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结婚自和离婚自的行使并不都是出于真实的合意，如欺诈性协议离婚，回避法律的追诉。所以婚姻自是以民法的规范予以规制并以双方真实合意作保障。婚姻自由却总是以一方的自的行使来体现，不似婚姻自需双方的真实合意。这一点在离婚自由中的无过错主义原则即是无合意的离婚自由的表现。不过，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中的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每个男子属于每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婚姻自由的内涵。

婚姻既是一种契约，当然应该建立在真实合意的基础之上。婚姻作为一种权利，所以应该可以自由地行使或不行使，只要符合法律规范的允许性规定而不违反其禁止性规定。我们说自由是做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事情，婚姻自由也应如此。

总之，婚姻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在双方间产生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因此婚姻是种契约。婚姻契约不仅有利于维护婚姻关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完善。⑧

（约6550字）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5页。

②于晶：《构造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③张光忠：《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60—361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92页。

⑤谌洪果：《法律能做什么——有关婚姻与性的法理思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72页。

⑦夏凤英：《论婚姻是一种契约》，载《法学家》2001年第2期。

第5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婚姻家庭法学是广义民法学的组成部分，基于它在民法学中具有的相对独立的性质和我国法学研究的传统分工，现已成为新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学科建设初创于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陷入混乱和停滞。70年代末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得到全面发展，婚姻家庭法学也获得了新生，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长足进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学术活动的增多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中被撤销的法律院系逐渐恢复，不少大学新创办了法律学系。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增加了约十倍，形成了老、中、青梯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某些地区如北京、西南、中南地区，学者们通力合作结为较为固定的研究群体，在该领域进行"集团作战"，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从社会方面看，组织推动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学术团体、反映研究成果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刊物日益增多。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有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各省、市、自治区也有相应的学术团体。以婚姻家庭为内容的学术刊物从80年代的几种增加到90年代的十几种。 1984年，全国第一次婚姻家庭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此后，以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全国妇联为龙头，主持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各省、市地方婚姻法学研究会以及有关杂志期刊社亦不断举行各种类型的婚姻家庭学术研讨会。会议内容既涉及宏观的、全局性的研究，如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与未来等；也涉及微观的、具体制度的研究，如离婚的法定理由、夫妻财产制、无效婚姻、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这些学术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范围不局限于婚姻家庭法学，比较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充分估计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二是求真务实，重视调查研究，关注婚姻家庭的社会热点。许多会议收到的论文中，都包括若干很有价值的婚姻家庭问题的调查报告或疑难案件分析。90年代，随着国家立法速度的加快和学者参与立法活动的机会增多，婚姻家庭法学的许多学术活动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制为中心议题，实际上成了立法问题研讨会。 国际性的和区域性的学术交流亦很频繁，婚姻家庭法学界人士通过与外国及台、港、澳学者互访等多种途径，开阔了研究视野，掌握了世界婚姻家庭法学的动态，有效地促进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 二、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70年代末，婚姻家庭法学从"民事政策和法律"课程中分离出来，被列为各法律院系的必修的独立课程。与此同时，不少高等院校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婚姻家庭法学是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到80年代初，某些院校为该方向研究生开设婚姻家庭法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婚制研究、比较家庭法等必修课程；为法律专业本科生开设比较家庭法和家庭社会学等选修课程。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始招收以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现已培养博士生11名（包括已毕业的和在校的）。 1978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出版了"文革"后第一种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婚姻法概论》（民法教研室集体编著，杨大文执笔定稿），这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法院系开设婚姻家庭法课程的急迫需要。但是，由于思想禁锢尚未完全解除，教材的某些部分还明显地存在"左"的痕迹。 80年代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多种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出版是其一大标志。1982年，由杨大文任主编、杨杯英任副主编的《婚姻法教程》出版，该书内容包括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法、婚姻法的历史发展、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婚姻立法、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亲属、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婚姻的终止、离婚的法律后果、父母子女、收养、婚姻法的适用等章。这部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观和法律观为指导，总结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对婚姻家庭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做了比较科学、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对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规范，还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评析。它初步奠定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科书的框架，在国内有着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对构建我国婚姻家庭法学学科体系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1985年，纳入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文科教材建设的婚姻家庭法学五个项目同时上马，包括法律专业本科必修课教材《婚姻法学》（ 注：杨大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选修课教材《比较家庭法》（注：李志敏任主编，张贤钰任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既是高校文科教材，也是比较法学著作。）以及中外婚姻家庭法参考资料、案例选编等，于1990年全部出版。《婚姻法学》与《婚姻法教程》相比较，在内容上有所扩展，有所提高，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渐趋成熟。这两部教材分别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优秀奖。此外，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教材如大学函授教材、电视广播教材、自学考试教材等也纷纷出版。 近几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和教材有一种回归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的趋势，个别院校将课程冠以"亲属法学"的名称。1997年出版的"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定名为《亲属法》（注：杨大文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该教材对原有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体系做了重大调整和补充，内容包括亲属法概述、亲属关系原理、结婚法、夫妻关系法、离婚法、亲子法、收养法、监护法、抚养法等章。将监护法和抚养法作为全书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学正在超越现行婚姻法的范围；盛行已久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在形式上与婚姻法体例的相似性及其在内容上所具有的注释特征正在得到改变。 在教材建设的同时，一批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译著相继问世，打破了教科书一枝独秀、注释研究独撑天下的局面，为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有杨怀英、赵勇山等人的《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与法的研究》（注：法律出版社1988年出版。）；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主编的《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注：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志敏著《中国古代民法》第三章《中国古代民法中的婚姻家庭制度》（注：法律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第三章以独特的视角挖掘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倡导的亲属尊老爱幼、老妇相敬如宾爱而不淫等优秀文化遗产。书中关于儒、道、释三教对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的研究，超越了20世纪前半叶婚姻家庭史学著作的研究范围，结论精辟独到。）；陶毅、明欣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注：东方出版社1994年出版。这是我国20世纪唯一一部婚姻家庭法制史专著。）；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注：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陈小君、曹诗权主编的《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及翻译作品《美国婚姻与婚姻法》、《日本民法·亲属法》、《离婚法社会学》、《婚姻与家庭的起源》（注：这几本书的原作者分别是：〔美〕威廉·杰·欧·唐奈、大卫·艾、琼斯；〔日〕我妻荣；〔日〕利谷信义、江守五夫、稻本洋之助；〔苏〕谢苗诺夫。翻译者分别是：顾培东、杨遂全；夏玉芝；陈明侠、许继华；蔡俊生。）等。 与婚姻家庭法学相关的一些领域，如人口法律制度研究、婚姻家庭社会学、婚姻家庭心理学、婚姻家庭伦理学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硕果累累。 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70年代末以来，随着婚姻家庭法学的逐步恢复、发展和繁荣，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各种专题研究越来越深入。现将学者们关注的一些问题及论点简要概括如下： 1.关于婚姻家庭法的地位和特性。这个问题在80年代早期还鲜为人们议论，学者们几乎顺理成章地接受了50、60年代关于婚姻家庭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思维定式。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后，婚姻家庭法与民法的关系在立法体制上得到了解决，确定婚姻家庭法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婚姻家庭法学界到80年代后期，终于打破了以往把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研究的局限和偏狭。学者们论证了婚姻家庭法在法律体系上归位于民法的种种理由，指出：在调整对象的外延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同一性；在调整对象的内涵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一致性，两者构成了"私法"的完整内容；在法的作用上，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具有统一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身份关系渐趋弱化，婚姻家庭法在原则上不断向民法靠近。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婚姻家庭法学者都主张，婚姻家庭法同其他民法规范相比，仍有其身份法的固有特点，所以它在民法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是存在于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主体之间、本身并无经济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家庭方面的财产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但它是从属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的，这种财产关系无非是人身关系所引起的相应的后果。其他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主要反映商 品经济的要求，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反映的却是亲属共同生活、实现家庭经济职能的要求。其他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一般都有等价、有偿的性质，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则不具有这种性质，因此决不能将其与一般的共有和债权、债务关系等量齐观。学者们还认为，婚姻家庭法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其中的规定多为强行性规范；并且提出了亲属法律行为的限定性，亲属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亲属间权利和义务的关联性等论点。主张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行为应当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 学者们指出，婚姻家庭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婚姻家庭法学能否成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从婚姻家庭法学的广泛内容和发展婚姻家庭法学的实际需要来看，似以作为法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为宜。90年代的婚姻家庭法学者均不采部门婚姻家庭法说而采学科婚姻家庭法说。 2.关于事实婚姻和无效婚姻。事实婚姻是相对于法律婚姻而言的。在我国婚姻家庭法学中，事实婚姻属于违法婚姻和无效婚姻的范畴。1980年婚姻法对婚姻的无效或撤销未作明文规定。对事实婚姻的概念及效力，有人认为须以男女双方均无配偶为事实婚姻的构成条件之一；有人则认为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构成事实婚姻（事实重婚）。有学者提出对事实婚姻应采取不承认主义，确认其为无效婚姻，双方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关系，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女一方提出解除同居关系的，得自行解除，不以离婚论。还有学者主张对事实婚姻采取限制承认主义，即根据我国国情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为合法婚姻。还有少数学者坚持采取承认主义，凡男女以夫妻名义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 到90年代，有关事实婚姻的研究被无效婚姻的研究所包容。学者们认为，我国现行婚姻法中仅有关于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规定，而无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空白。有关无效婚姻的规范体系，是结婚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效婚姻是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结合，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种违法婚姻的存在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在立法层次上确立有关无效婚姻的规范体系，是防治违法婚姻的根本对策。学者们从法理、立法、司法实践和婚姻管理等角度对无效婚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许多人提出，当事人欠缺结婚合意、未达法定婚龄、违背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的规定、不合法定结婚方式均为婚姻无效的原因。确认婚姻无效可以兼采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确认无效和人民法院确认无效两种程序。婚姻无效为自始无效，当事人间不发生夫妻身份与权利义务关系，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双方的共同收入和财产应按民法中有关共有的一般规则处理，而不应按夫妻财产制处理。 3.关于夫妻财产制。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财产制比分别财产制更能反映夫妻关系的本质和特征，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婚姻家庭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有助于保障那些由于从事家务劳动而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妇女的利益。但是现行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内容过于简单，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情况和问题不相适应，内容显然滞后。有的学者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改婚后所得共同制为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缩小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扩大个人财产的拥有。有人进一步主张实行婚前财产登记，以防止婚后对婚前财产的所有权或婚姻终止时对婚前财产的归属发生争执。有人建议提高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地位，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有优先适用的效力。约定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和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原则，双方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约定内容必须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不得规避法律义务，不得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夫妻财产约定可在婚前，也可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应以书面为之。婚前所做约定应列入结婚登记事项，婚后所做约定则须经过公证或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报，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约定应以夫妻财产所有权为主，也可在管理、使用、收益权等方面做合法约定。 4.关于离婚观和离婚制度。早在70年代末，学者们就提出应当正确评价离婚制度在宏观上改善婚姻家庭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应依法防止轻率离婚，以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许多人主张在立法上采用无责主义的离婚理由，是否准予离婚应以感情是否无可挽回地破裂为客观依据，而不应过分地强调理由、过错等因素。准予离婚只是对已经死亡的婚姻从法律上确认其死亡，不能片面地用不准离婚来 惩罚有过错的一方。至80年代、90年代，学者们仍然坚持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防止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但是对判决离婚的理由是否要以夫妻感情破裂为标准争议较大。对此，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离婚条件是有充分理论和实践根据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离婚观，又是我国几十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第二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离婚条件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对婚姻家庭之稳定的需求形成了明显的冲突，客观上削弱了法律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作用和控制程度。因此有必要强调离婚中感情与义务的统一，不能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标准。对过错方故意制造离婚纠纷的，应加以必要的限制。第三种观点认为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不尽科学，将其改为"婚姻破裂"或"婚姻关系破裂"更为妥当。理由是：(1)以婚姻破裂为法定离婚理由，是各国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如1969年英国离婚改革法、1970年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的规定。(2)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感情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它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构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个方面。所以婚姻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改为"婚姻关系破裂"，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某一婚姻关系的实际，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决定应否准予离婚。第三种观点后来被婚姻家庭法学界的多数学者接受。 在离婚法律后果的讨论中，对于配偶与第三者通奸，受害配偶可否向通奸双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是一个被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否定说，认为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理由是：(1)法无明文规定，该行为侵害的婚姻家庭关系不是侵权行为法救济的对象；(2)对此行为的处罚已有党纪、政纪规定，不必再适用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另一种是肯定说，认为应允许请求赔偿。但对通奸行为到底侵害了配偶的何种权利则有不同见解：(1)侵害的是"夫妻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权利；(2)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侵害"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性的专用"权利；(3)较多的人认为侵害了妻（夫）的名誉权，因为这种行为使受害配偶一方的社会评价降低，并遭受精神痛苦和内心创伤，对工作、生活和前程均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情形严重者如同名誉权受损害。民法通则关于名誉权受侵害可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学者们还就赔偿的条件、赔偿的主体、赔偿的标准等问题发表了各种主张和意见。 四、对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研究 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界对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务方面的研究是功不可没的。数位婚姻家庭法学者曾担任《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收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计划生育法》（草案）等法律、法规的起草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早在80年代末就率先提出了修改现行婚姻法的建议，这方面的立法研究是近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2年至1994年，婚姻法学研究会承担了中国法学会的"八五"课题《完善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有近20名学者参加了课题的调研和报告撰写。1995年出版了课题成果《走向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该书是一部专门研究婚姻家庭法修改和完善的学术著作。学者们总结了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论证了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家庭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新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模式和体系结构。学者们对现行婚姻法的立法空白和滞后性做了深入的评析；对需要增设或修改的各种具体制度和规范，如有关亲属的通则性规定、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亲权、监护、扶养、有关离婚理由的列举性规定、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主张和方案。 五、婚姻家庭法学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婚姻家庭法学，从恢复到发展其基本走向是不断进步的，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发展21世纪婚姻家庭法学的关键。 1.专业研究者势单力薄，高水平的理论著述为数不多。法学界虽然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望和建树的婚姻家庭法学家，近年来又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但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婚姻家庭法学的专业研究队伍都还比较薄弱。学术著作不仅量少，而且有些是"教材式"专著，有些是"法 律导读式"专著，真正称得上担纲之作的著作极为少见。有些论文因袭教材，或者仅就有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及一些社会问题做一般性的论述，学术上的开拓、创新明显不足。 2.许多教材雷同，模式陈旧。70年代末以来的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有几十种之多，而其体系结构和内容大同小异。一般是先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婚姻家庭观、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婚姻法的概念、对象、历史发展和亲属的一般知识，接着对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进行阐释，然后分别对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进行阐述。当然，近年出版的某些教材也逐渐增加了一些现行婚姻法规定之外的内容，如适当地介绍外国婚姻家庭制度和理论，增加对婚姻家庭法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论述。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婚姻家庭法学的注释婚姻家庭法律的特征并未彻底改变。 3.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学科体系不够健全。80年代以来大量的婚姻家庭法学论文，大多数属于立法研究或法律对策研究的性质。而有关婚姻家庭法的原则、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规律、婚姻家庭法学的体系和内容、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问题却少有人问津，而基础理论问题恰恰是一门学科的基石。婚姻家庭法学重应用、轻理论的功利化倾向应当引起我们注意。作为一门学科，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只是对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学理解释，也不能只是将古今中外婚姻家庭法律知识进行简单堆砌，而应当从丰富的婚姻家庭法律和法律现象中抽象和提炼出有着内在逻辑的理论系统。婚姻家庭法学的体系，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讲，都要比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和作为一门课程的教材的体系有更大的容量和内涵。如何打破"注释法学"和"教材法学"的藩篱，构建一个更科学的婚姻家庭法学体系，仍然是婚姻家庭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和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的发展变革息息相关。21世纪的到来，为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也对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队伍中来，出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要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哲学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法、社会学的调查和实证的方法、数学的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及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方法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力争在下个世纪使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学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开拓性的进展。

第6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一、 概述

二、《婚姻法》规定的合法婚姻的科学性及社会性。

三、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

四、《婚姻法》与《继承法》内在的联系

五、《婚姻法》规定的离婚问题。

六、《婚姻法》有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规定。

关键词：婚姻法 家庭关系 婚姻合法性 财产处理 继承权

一、概述

《婚姻法》是调整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规范，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范人们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权利、义务，是人们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司法机关受理和裁决婚姻家庭纠纷的法律依据。

婚姻是为一定社会制度所确认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婚姻具有的含义是：第一，婚姻必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区别就在于它只能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具有异性结合的特点，同性之间不能建立婚姻关系。第二，婚姻使男女成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结合是以夫妻名义进行的，通奸和姘居等两性结合不构成合法婚姻。第三，婚姻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它虽然是发生在男女两性之间，但是这种关系必须为其所存在的社会制度所确认，必须符合这个社会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家庭是婚姻的产物，是一个生活单位，家庭成员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在社会中形成密切的特殊关系，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既有婚姻关系，也包括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包括婚姻缔结，婚姻的效力，婚姻的解除；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前提，家庭关系是婚姻关系的结果，婚姻家庭关系是《婚姻法》调整的对象，我国《婚姻法》既是调整婚姻关系又调整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家庭关系的法律。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婚姻家庭立法具有指导作用的根本准则，实行婚姻自由、一天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是它的基本原则内容。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离婚自由，是指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任何一方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有权提出离婚，他人不得阻碍，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方面，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就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所以说，离婚是婚姻制度的特殊行为，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缺一不可。

一夫一妻的原则是社会主订婚姻关系的必然要求。在封建的旧中国，男子可以凭借财产和权势，过着多妻的生活，而要求妻子只能有一个丈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夫一妻制才能真正实行，新中国为了打破旧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关系，在1950年第一部新中国的《婚姻法》中就确定了一夫一妻制原则，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妇女的解放，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同男子平等的地位，为真正实现一夫一妻制奠定了坚定的可靠基础。在确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下，男女平等原则是它的延伸，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在结婚、离婚等方面权利平等，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在夫妻关系上，人格完全独立，在姓名权、工作权、人身自由权、居住权、共同财产的所有权、遗产继承权等享有同样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抚养教育子女、老人及相互抚养的义务等；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二、《婚姻法》规定的合法婚姻的科学性及社会性

一个婚姻关系只有合法有效的，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缔结一个婚姻必须具有以下条件：

首先，结婚必须双方自愿。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经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就是说，结婚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方勉强同意，更不允许父母或者其他第三者包办。

其次，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我国《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这一规定是建立在充分的科学根据的基础上的，也是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它不但适应了青年的生理特点并有利于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出生率，有利于后代的健康发展。

那么未达到法定婚龄的人的婚姻无效吗？从原则上讲，一方或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而结婚，是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因为当事人不具备法定的结婚条件，而应认定为婚姻无效。但是，在对待这一问题时，要应考虑到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处理。对于未达到法定婚龄但已生存子女或女方已经怀孕的，从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出发，不能简单地认为其婚姻不是有法律效力①。因为，一方或双方在结婚时并未达到法定婚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有可能均达到法定婚龄，形成事实婚姻，此时就不应再以过去的违法行为确认目前的婚姻无效的根据。

在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在不符合结婚条件下，未履行法律登记手续，但是双方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生活，形成事实婚姻，事实婚姻在我国的比重较大，而且近年来有发展的趋势，如果将这类婚姻全部定为无效婚姻，将会引起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为此，198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制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民政部1994年2月1日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对未定婚姻作为分类的定性，对符合结合实质条件，只是欠缺结婚登记形成要件的事实婚姻，有条件的承认，条件就是当事人应当补办登记，其目的是增强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逐步减少事实婚姻的存在。

解决非法同居关系时，子女和财产问题如何处理：

非法同居是指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共同生活，在当事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一方向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时，他们的财产属于共同经营、管理，并且在同居期间还可能有子女，因而在解除同居关系时，需要地财产进行分割，妥善处理子女的抚养问题。同居期间双方的共同收入共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双方的孩子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亲抚养，如果父亲条件比较好，而母亲又同意，可由父亲抚养，子女如果具有判断能力，在抚养问题上还应征求子女的意见。

三、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

所谓家庭关系，是指基于家庭存在产生的些法律关系，它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种平等的夫妻关系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特征，《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妇女只有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才能真正地独立，不仅是经济的独立，也是人格尊严上的独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婚姻法》所规定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所有的婚前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等《婚姻法》规定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还体现在夫妻双方都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所谓夫妻姓名权，根据《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是指夫妻双方都有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的权利，不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有权保持自己的姓名，使自己的姓名具有独立性，不因婚姻而改变，夫妻任何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改变自己的姓名。夫妻人身自由权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②。《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禁止歧视、虐待妇女。夫妻人身自由权也是《宪法》和有关规定的具体体现，《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人身自由权的内容是保护双方自由权，并不是仅仅保护其中一方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各种培训、教育和掌握各种技能的权利，另一方不得干涉。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的共同义务。“在计划生育方面，只有女方有义务，男方没有义务”的想法是错误的，实行计划生育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履行这一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这一义务，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些人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改变不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一定要生男孩，对生了女孩的妻子漠不关系，甚至拳打脚踢，有些有还要与作了节育手术的妻子离婚，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

四、《婚姻法》与《继承法》内在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妇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它确立了我国男女平等的立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继承人不因性别之差而区别对待，如第一顺序的夫妻、父母、子女，第二顺序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都平等地作为第一继承人，不受男女之别之分。

夫妻间继承权，因结婚而产生，因离婚而消除。男女双方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是取得继承权的前提条件。《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对夫妻相互继承权作了原则性规定，即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在我国古代，由于数干年形成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根深蒂固，妻子是不能继承夫家财产的。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继承权男女平等的原则，夫妻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一方去世后，任何人不得侵犯或限制他方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未进行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当事人如认定为事实婚姻的，可以以配偶的身份按《继承法》有半规定处理，非法同居的根据相互扶助的具体情况处理，夫妻登记结婚后尚未同居或同居时间很短，配偶一方死亡，一方享有继承权，夫妻在诉讼离婚过程或离婚判决尚未生效时，夫妻一方死亡的，他方仍有权以配偶身份继承遗产③。

五、《婚姻法》规定的离婚问题

离婚，是指夫妻双方依照法律规定角除婚姻的行为，离婚既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的问题。不管怎样，法律都强调处理好子女和财产等重要问题。为此《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定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应处理时，发给离婚证。

离婚在程序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离婚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必须由当事人申请，经法律确认和准许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未经法定程序的任何协议都没有法律效力，这与离婚自由是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法律保障离婚自由，但同时又规定实现这种自由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具有效力，《婚姻法》根据当事人双方对离婚的态度规定了两种离婚程序，一种是行政离婚程序，另一种是诉讼离婚程序，协议离婚是行政离婚程序的内容。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扶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夫妻双方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有相同的扶养责任，一般情况下，子女由单方扶养时，双方应承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父母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未成年人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对付扶养费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八周岁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是说，扶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但是丧失劳动能力，在校就读的，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成年人，父母仍应负担必要的扶养费。给付子女扶养费的一方有固定收入的，扶养费应按月给付，没有固定收入的，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扶养费可按半年或一年一次定期给付。

不直接扶养子女的父或母具有探望权，探望权的主体是曾经存在夫妻关系的男女双方的一方，经过离婚而解除了婚姻关系，但对子女的探望权不能随之取消。一方行使探望时，另一方有协助义务。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主要是为了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作出中止探望权的判决后，原探望权人不得违反判决探望子女，待原探权人改正其行为，中止探望的事由消失后，人民法院确定其行为不会再不利于子女身体健康的，应当恢复其探望子女的权利④。

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是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前提。依照《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夫妻一方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3）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直接关系到离婚双方的切身利益，依照《婚姻法》规定，离婚时财产分割首先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在家庭中往往夫妻双方的收入比例具有差别的，通常是男方高于女方，然而，在离婚进行财产分割时，双方应具有平等的权利，不能对男女实行区别对待，共同财产首先由双方协议处理，双方应在心平气和、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冷静进行财产分割的协商，协议不成时，再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原则上应均等分割，坚持男女平等，但也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尊重当事人意愿，本着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

六、《婚姻法》有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规定

一段时间以来，家庭暴力问题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比较突出，由于家庭暴力而导致婚姻破裂以及人身伤害的案件也比较多，由于年龄、生理等原因，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身心健康。

《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这就是关于遭受暴力或者虐待的家庭成员请求调解、劝阻、制止或者处罚的规定。

《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所谓行政处罚，是指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给予的制裁，行政处罚是国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措施，行政处罚的形式主要有拘留、罚款、警告、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等。

《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遭受暴力或者虐待的家庭成员，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请求，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给予处罚。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这一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的犯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的打骂、冻饿、禁闭等各种手段，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拆磨的行为。

《婚姻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做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根据1991年4月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所谓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做出前预先采取执行措施。先予执行一般应当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的急需为限，这就是说对于追索抚养费、扶养费或者赡养费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不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进行，而由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这样更有利于保护遭受遗弃的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够尽快获得扶养费、抚养费或者赡养费。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况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注释：

①摘自佟占军著《婚姻与家庭法律常识》1999年9月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13—14页。

②摘自张桂龙著《新编婚姻法案例释解》2001年5月出版 九洲出版社 第12—13页。

③摘自张理著《用法律保护自己——家庭法律指南》1997年4月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78—79页。

④摘自曹诗权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1999年5月出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 第320页。

参考文献资料：

1、杨海波 王笑冰 裴智勇著 《最新实用家庭法律指南》 1997年出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第80—265页

2、佟占军著 《婚姻与家庭法律常识》 1999年9月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19—142页

3、张桂龙著 《新编婚姻法案例解释》 2001年5月出版 九洲出版社 第36—277页

4、曹诗权著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 1999年5月出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 第316—418页

5、张贤钰著 《婚姻家庭继承法》 1999年6月出版 法制出版社 第44—344页

6、张理著 《用法律保护自己——家庭法律指南》 1999年4月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62—114页

第7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致使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突出表现在重婚现象呈增多趋势，另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也比较严重，这样使本应幸福、和睦的婚姻关系产生了危机，甚至走向了破裂。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增加无效婚姻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中引人注目和引起各界观注的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其中对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者同居、家庭暴力、家庭成员虐待遗弃，无过错方可请求在解除婚姻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这无异是我国婚姻保障制度的重大完善和补充，不但其丰富我国婚姻家庭内容，同时为无过错方在离婚时主张损害赔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亦是对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行为的否定和摈弃，对于引导和规范我国婚姻家庭向健康的方向具有指引作用。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重婚、家庭暴力、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离婚

离婚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这个问题是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所涉及的一个新课题。为了全面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2001年《婚姻法》的产生背景；其次，要熟悉离婚过程中的损害赔偿的内容以及我们在审判实践中是如何确定这个问题的；第三，我们探讨一下进行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问题。

一、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的立法进程与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和自我完善迈出三大步，并在婚姻家庭立法史上树起了三个里程碑，这就是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1950年《婚姻法》）完成了婚姻家庭制度破旧立新的重任。1980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1980年《婚姻法》），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巩固了主义婚姻家庭制度。2001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2001年《婚姻法》）根据当前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掀开新世纪家庭法制建设的新篇章。

20年来，人们对婚姻家庭的质量有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特别是由于国门打开，西风东渐，致使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重婚现象呈增多趋势，“包养情妇”、“包二奶”、“姘居”等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家庭比较严重；家庭暴力问题在一些地方和家庭比较突出，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案件增多；对婚姻的成立只有正面的规定，却没有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人为因素比较大；有些条文不适合于今天的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的发展，例如夫妻财产制，把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的夫妻财产制，规定过于简单。1980年《婚姻法》产生于改革开放前期，当时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社会财产状况非常简单，所有制形式主要有两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婚姻内部的家庭财产关系也是很简单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产状况和家庭财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家庭经济职能有所强化，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关系也比过去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原来的夫妻财产制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情况，所以要完善夫妻财产制，对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定进行修改，对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作出比过去更为详尽的规定。从我国《宪法》关于所有制规定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成分日趋多元化，国家加大了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的决定》，于当日公布之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婚姻法》分6章51条，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视权，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对夫妻财产制、离婚的法定理由，妨害婚姻家庭关系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做了更明晰的规定。这部《婚姻法》将同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一样，对我国婚姻家庭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并载入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史册。可以说，这次修改婚姻法的整个过程都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泛、公开、透明的开放式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体现了一种最大程度的全民参与性。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提高立法工作的水平效率。法律界人士称，此举表明立法工作向民主化和化又迈出了重要步伐。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2001年的《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这一条是关于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禁止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本条是关于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

（一）、婚姻过错损害赔偿的依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婚姻本身的性质。我们知道，结婚是男女双方自愿的行为，这种行为符合国家关于结婚的规定，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婚姻关系正式成立。婚姻法属于民法范畴，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之一是自愿、平等。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婚姻是契约。西方启蒙时期资产阶级学者在几百年前指出，婚姻是契约。婚姻是契约，符合合同的基本定义，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可以理解为男女双方可以自由地缔结婚姻，也可以自愿地解除婚姻，只有在夫妻双方离婚时达不成协议时，才需要国家法律介入。如果婚姻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那么当一方做出违反合同条款的事（如重婚、姘居）违反了婚姻中要求夫妻双方互相忠实的义务，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二是由于过错方的行为导致婚姻关系解除，对于无过错方，肯定会造成损害，有损害，自然应当予以赔偿。

（二）、过错赔偿包括赔偿精神损失。认为婚姻是契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契约，与一般民事合同又有区别。民事合同中的标的，往往可以计量，可以替代，甚至可以重做，而婚姻合同的标的，却是双方组成家庭，共同生活，是夫妻感情，是婚姻关系本身。它往往不可计量，难以替代，甚至是难以感受和把握的。不论怎样，由于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受到损害是肯定的，损害包括物质经济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因此有权要求赔偿，包括要求精神损害的赔偿。精神赔偿已经有了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解释还对精神损害的数额的确定做了原则规定。

由于离婚涉及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财产的分割，这种分割，应当考虑到无过错方和子女的权益，这种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并不是离婚赔偿。不能认为离婚对无过错方多分一些财产，就等于是赔偿了。过错赔偿制度的确立，是基于离婚时无过错方的损害，由于离婚，无过错方受到损害，产生了无过错方的赔偿请求。至于家庭财产的分割，可以考虑无过错方的经济状况，也可以从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出发，予以照顾和倾斜。对于生活困难的无过错方，法院还可以判决有过错方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但这不是损害赔偿的内容。

（三）、追究离婚时有过错方配偶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它的构成要件：一是配偶一方的行为有重大过错的，而对方本身行为无过错；二是因上述过错行为而导致夫妻离婚的损害后果，需要强调的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过错一方配偶不得以对方有过错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三是无过错方因对方的过错行为而受到精神或物质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四是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一方须在主观上有过错。有已违反婚姻法或其他法律的过错，以上四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它有三个方面的功能：（1）填补损害；（2）精神抚慰；（3）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但对损害赔偿要严格掌握，不能任意扩大赔偿范围。下面，咱们就具体来看一下什么是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如何解释？家庭暴力、家庭成员的虐待和遗弃指什么，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的法律具体规定

（一）、重婚，是指已婚男、女又与他人结婚或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违法行为，即某人已经有了一个婚姻关系，后又与他人缔结了第二个婚姻关系，前者叫前婚，后者叫后婚。重婚有两种形式：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与他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而构成的重婚。只要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不论双方是否同居，是否举行婚礼，重婚即已形成；二是事实上的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虽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事实上已构成重婚。在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的重婚占多数。因为形成法律上的重婚要办理结婚登记，登记时当事人要持介绍信、户口薄等证明，如果不是采取隐瞒、欺骗手段，一般不易形成法律上的重婚。

第8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论文摘要：我国婚姻法的修改引起了社尝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婚姻法根据现实的需要，增加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蛔和可撤消姻、商婚损害赔偿、商婚父母对于女的探望权等内容，填补了立法空白，强化了薄弱环节，注意了加强浩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克实和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发展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加之封建思想的残余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破坏一夫一妻制、侵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如重婚纳妾、“包二奶”、非法姘居、家庭暴力等，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仅用道德规范去修补用社会舆论去约束，用思想政治工作去教化，已难以解决，必须过法律手段来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适台于社会的共同准则。新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家庭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既调整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又倡导了符合时代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准则．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尤其是属于私法的民法非常不健全。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被称为法律之本的民法在我国诞生比作为公法的刑法迟了将近7年，并且内容及条文都极为简单。这一不正常状况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而有所改变．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能够出台一部全面、具体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法——民法典。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作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部门法的不完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今，制定民法典已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因此，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大太推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进程，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9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司法部早在《法学教育“九五”发展规划和2010年发展设想》里就提出使法学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也提出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等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法学教育课程的设置应与法学教育目标相一致。法学教育既是职业教育，也应是素质教育，因此，法学课程的设置应服务于法学本科生的素质培养，同时也是为法科生将来从事法律职业做准备。 目前教育部将婚姻家庭法列为非主干课程，一些法学院校因而将婚姻家庭法作为一门边缘化的学科，这既不利于法科生法学素养的培养，也与我国的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婚姻家庭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必修课程开设是许多国家的做法，在我国也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一、婚姻家庭法设置为必修课的理论基础 教育部14门核心课程中，民法体系包括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其中并不包括婚姻家庭法。按教育部主干课程的分类，许多法学院校在课程设置中，自然以民法、商法与知识产权法为必修课程，而将婚姻家庭法列为选修课程;有的院校则在民法课程中包含婚姻家庭法课程。如北京大学注重基础理论教学，形成了以法学基础理论为主导的19门法学专业必修课程，民法课程分为民法总论和债权法2门课程。［1］ 作为中国五大政法院校之一的西南政法大学则将婚姻家庭法作为限选课程，继承法作为全校任选课程开设。我们知道，必修课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学习的科目，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性学科。选修课就是根据学生自己的情况选择学习的课程，旨在补充学习、深化与之相关的必修课程。［2］ 以婚姻家庭法作为选修课就会存在可以不选择该门课程的可能性;而在民法中涵盖婚姻家庭法进行讲授，往往会由于课时不足而挤压婚姻家庭法的课时。这样一来，婚姻家庭法课程完全可能被边缘化。那么婚姻家庭法是应作为独立的主干课程开设，还是作为民法的补充、深化而开设为选修课?学生掌握了民法是否就可以代替婚姻家庭法呢?笔者认为，婚姻家庭法的特性决定了其不能为民法所取代，婚姻家庭法应作为一门独立的核心课程开设。 首先，与普通民法相比，婚姻家庭法具有更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及伦理性特征。婚姻家庭不是普通的市民社会，家庭是人类心灵的港湾，被誉为现代社会“位于冷漠世界的天堂”。婚姻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初级群体组织，婚姻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的直接的关系，其调整的是一种亲密关系，此种亲密关系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在处理初级群体组织成员的关系时更多依赖于习惯、风俗、伦理道德、群体意识，而非以明确、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进行规范。［3 ］209黑格尔对从肉体方面看待婚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康德将婚姻视为男女两性性器官的交互使用为目的的契约这一观点是粗鲁的。 同时，黑格尔对婚姻契约观也进行了批判，认为婚姻的契约观将婚姻降格为按照契约而互相利用的形式。黑格尔认为婚姻是一种伦理性关系。因此，一般的民事关系的法律并非都能适用于婚姻家庭关系。由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性，传统民法理性人的假设在婚姻家庭法中受到较大的限制。在商品交易中，追逐利益最大化是一般的规则，在理性人假设下，每个人，包括当事人自己或人都能识别利益之所在。即使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较多的共性。而婚姻家庭领域具有强烈的利他性，只存在有限的理性人假设。因此，婚姻家庭法不同于一般民法。 其次，婚姻家庭法的身份法属性决定了其不能为其他法所代替。婚姻家庭法调整身份关系及以身份为基础的财产关系。婚姻家庭法调整的主体具有一定亲属身份，家庭成员由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组成。而一般的民法主体之间并不具有身份关系。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如等价有偿在婚姻家庭法中是没有适用余地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身份属性，日本的我妻荣先生将家事纠纷的特征概括为“财产关系的合理性和身份关系的非合理性”。他认为:“财产关系是合理的关系，可以用合理的一般的解决基准来对待，而身份关系是非合理的关系，家事纠纷的基础就是身份关系，其背后潜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表面上看，有财产分割、精神安慰费、养育费等支付金钱的请求，其根本则是夫妻间、亲族间情感上、心理上的纠葛，即埋藏着的非合理要素。”“显然，对待非合理的关系，适用合理的一般基准是不适当的。”［4］ 且身份关系纠纷的审理“不应对过去的问题在权利系统内断然做出决定，而是为了改善和调整未来的关系”［5］17－18。家事纠纷中的财产纠纷也往往因其身份基础带上了上述身份关系的烙印，其中纠纷的解决应遵循身份关系的特征，维护身份利益。由于身份利益无直接的财产价值，缺乏可量化的标准，因此更多地需要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以人的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尊严的维护等为准则，包括满足人的安全感、归宿感、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等。 中国台湾身份法专家林秀雄也认为，财产法属于公平竞争的原理，而身份法属于弱者保护的法理，两大板块的逻辑不同，形成泾渭分明的格局。我国大陆学者徐国栋在其《绿色民法典》中，对民法典采取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编制，认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有不同的逻辑，前者以协作和互助主义为原则，后者基本以理性经济人假说为原则，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6］ 显然，以一般的财产纠纷相关法律处理身份纠纷是不妥当的，民法的学习不能代替婚姻家庭法的学习。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很难用一般的契约法知识加以解决。如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空床费协议的效力、婚内、夫妻生育权的冲突、婚生子女的推定与否认等，这些问题不管是司法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尚需要结合婚姻家庭本身的属性及其实际情况在理论与立法上进一步深入与完善，为此需要对婚姻家庭法给予高度的重视，仅仅通过选修该门课程是很难推动婚姻家庭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进步和完善的。将婚姻家庭法列为选修课程或挤压该课程的做法，既不利于学生婚姻家庭法理论素养的培养，也会降低学生处理相关案件的能力。#p#分页标题#e# 二、婚姻家庭法设置为必修课程的现实基础 首先，婚姻家庭法相关理论和法律知识的掌握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前进的动力。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孟子的古训道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成员个体自身。古人还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作为人生理想，强调个人、家、国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婚姻家庭是“第一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需要构建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我国有13亿人口，约有3．7亿个家庭，家庭数量大，家庭关系复杂多样。2009年，我国离婚总对数达到246．8万对。从2003年到2009年7年时间里全国共有约1352．8万个家庭解散。① 婚姻家庭法是解决家庭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解决家庭矛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如上文分析，婚姻家庭矛盾的解决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这更决定了法科生掌握婚姻家庭法理论与相关法律知识的必要性。而这些理论与知识的掌握，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其次，婚姻家庭案件作为独立的案由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的一门法学必修课程设置的必要性。在民事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通过《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08年4月1日生效)，其第二部分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作为独立的一项第一级案由进行规定，成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十大类民事案件的案由之一。而这十大案由进一步划分基本上就是合同、婚姻家庭继承、权属与侵权案件。缺少婚姻家庭、继承案由，将婚姻家庭案由归入任何其他案由都欠缺妥当性。 再次，审判实践决定了应将婚姻家庭法作为必修课程开设。在我国实践中，婚姻家庭案件是人民法院收受审理的最重要民事案件类型之一。近年来我国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数量较大，虽然数量不及债权案件，但超过权属及侵权案件总和，位居第二，成为民事三大类案件中的重要类型之一(见表1)。而且婚姻家庭案件受案绝对数量大，年均超过100万件，甚至近年来一些基层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占整个民事案件的一半以上。［7］ 如果法学院校的课程设置将婚姻家庭法边缘化，只将其设置为选修课，那么实际上会造成审判实践与法学教育严重脱节的现象。最后，婚姻家庭法作为必修课程开设是全球范围内婚姻家庭案件审理的专业化、专门化的要求。 从世界范围看，婚姻家庭案件审理的专业化、专门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如果将婚姻家庭法作为边缘性的选修课，法学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在从事相关审判或实践工作时，由于缺乏婚姻家庭相关法律素养，势必会影响办案质量。而且如前所述，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需要相关的法律及其他素养。法律规定是可以查阅的，但相关法律素养却不是短期就可以培养起来的。现代社会要求审判人员专业化、专门化，尤其是婚姻家庭案件审判的专业化、专门化已经成为国际趋势。从国际范围看，许多国家将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家事案件归入专门设立的家事法院管辖，由专门法官审理家事案件，如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在我国广东等地一些法院也开始推行专业化、专门化的家事法院审理家事案件纠纷。由专业性人员审理离婚案件可以更好地满足离婚当事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需求，使纠纷的解决更符合相关人员的利益。在谈到家事纠纷案件解决机制的专门化时，英国的GardinerLord指出:“这是关涉人的感情的事情，而且所有的家事问题应在一种最具同情心的氛围下解决，并由那些真正懂得并知道如何处理家庭问题的法官和人员加以解决，这是最重要的。”［8］ 744将家事案件从普通民事案件中独立出来很容易，难的是专业化、专门化的审判人员的培养。如果婚姻家庭法还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就难以适应设置专业化、专门化的家事法院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潮流。 三、婚姻家庭法必修课程设置的经验及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将婚姻家庭法课程边缘化的做法不利于法科生素质的培养，也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笔者建议将婚姻家庭法(包括继承法)设置为必修课程。如何平衡婚姻家庭法与其他民法核心课程的关系，在国外及国内一些高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以德国慕尼黑大学为例，该校法学专业的《法学学习规则》第5条第2款规定，必修课程包括:基础学科、民法、商法和公司法、劳动法、刑法。其中民法包括民法总则、债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且该大学的婚姻家庭法课程开设在中级阶段学习，在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分为两个学期学习。［9］ 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大学一年级开设的必修课为基础课程，其中亲属法作为大一第二学期的必修课程开设。 选修课则偏重于多学科方向，如经济社会学、社会学等。［10］ 2000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了《法学专业联邦国家教育标准》，该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法学专业课程设置起关键性约束和引导作用。根据该标准，俄罗斯联邦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分为五个模块，其中专业基础课模块中所列课程是俄罗斯各类法学教育机构都应开设的课程，地位相当于我国的法学14门核心课。专业基础课模块课程包括民法与家庭法。［11］ 在我国，有的大学已经根据近年来法院受案的情况设置法学必修课程，如南京大学的法学专业必修课程共19门计54个学分，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分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两门课程，将民法分为民法学、亲属法学与合同法学三门课程。［1］ 中国政法大学将民法至少拆为四部分，即民法总则、债法、物权法、亲属和继承法。［12］ 综合以上国内外部分高校法学院校法学必修课程设置的科目，笔者建议将婚姻法与继承法合并为一门课程并作为必修课程开设。具体而言，建议将民法必修课程分为:民法总论、债法、权属及侵权、婚姻家庭继承法。这样既有利于法科生法学专业素养的培养，也与我国审判实践对专业审判人员的要求相一致，使法学教育课程设置更符合法学教育的目标。#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