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观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贯彻党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生产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任何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所谓“发展”，都是不健康、不道德、不和谐的，也都不是真正的发展。“科学发展”首先要安全发展，否则什么都是空谈；“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人的生命为本，就是人的生命第一，也就是“安全第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是要在安全教育和安全文化建设、安全管理机构机制建设、安全责任落实、安全投入等方面全面协调形成长效机制，也就是“预防为主”；“统筹兼顾”就是在众多安全工作中，要有重点有所偏重，但要全面分析不能顾此失彼，也就是“综合治理”。

科学发展观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只有树立并真正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用其统领安全生产工作，才能明确安全生产工作的方向，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大局；才能抓住安全生产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夺取工作的主动权；才能理清思路、周密部署，强化措施、完善对策，加大力度、狠抓落实，不断推进、取得实效。无数事实证明，哪个地方、部门、单位真正树立并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并以此统领安全生产工作，哪里的安全生产形势就稳定；哪个地方、部门、单位没有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哪里的安全生产工作就被动，问题和事故就多。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好科学发展观，深刻领会其内涵，尤其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指导意义；实践好科学发展观，用以统领和指导煤炭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沿着科学发展观指引的道路，把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抓好、抓出明显成效。

一、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要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牢固树立安全才能发展、发展必须安全的思想，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政府行政首长两个负责制，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及政府的安全监管两个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第一的位置，由“第一把手”负总责，用第一的决心、第一的力度、第一的措施，一心一意、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抓紧、抓细、抓实、抓好。安全工作人命关天，责任重于泰山。煤矿工作条件差，实现安全生产的难度大，这是一个公认的问题，但为什么在同等的条件下，有的煤矿能够实现安全生产，而有的煤矿却事故频发？在同一个矿井中，为什么有的区队能实现安全生产，而有的区队却屡次发生安全事故？同样是矿工，为什么有的人下了一辈子井都平平安安，而有的人却是经常出问题？关键的一点就是思想认识高低和工作责任是否落实、工作是否到位的问题，只要思想认识到位、工作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实现安全生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工人没有安全意识，施工没有相关措施，也没有正确到位的安全监督，整天靠自以为是、靠运气、靠侥幸干工作，早晚都要出问题、出事故。安全工作不是老大难，和生产一样，安全仅仅是煤矿企业的一项本职工作而已，不具备多大的特殊性，只要肯抓，就能管好。抓与不抓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全面落实好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搞好安全生产的重要保证。通过责任制的落实，可以增强各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必须做到为官一任，既要发展一方经济，更要保一方平安，不能以发展经济为由，不顾安全生产或放松安全生产管理。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坚持“谁办矿、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和“谁审批、谁发证、谁负责安全”的原则，落实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安全责任，进行严肃处理，不能不了了之。

二、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切实关爱生命、关心健康、关注安全。做到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首位，把煤炭安全生产工作及目标纳入各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各级政府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之中，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考核、同步推进，进而使煤炭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必须充分认识，一定要把安全工作看重、看大、看急，决不可大意、不可自满、不可乐观，要把安全生产纳入煤矿经济发展全局统筹把握。煤矿企业、各级政府和监察监管部门必须认真领会好、宣传引导好、贯彻落实好安全发展的理念。“安全第一”绝不是一句空话，没有安 全，就没有搞生产、上效益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安全了，煤矿才会有产量、有效益、有出路、有底气。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首先要从提高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企业法人代表和经营管理者以及广大职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入手。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从勇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立场出发，提高思想认识。其次，要把安全宣传教育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列入各项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不能图形式走过场，做表面文章。三是要把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对重点人员、特殊岗位要依法采取强制教育，规范管理的手段，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能力。四是要采取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普遍性、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做到常抓不懈，逐步建立煤矿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企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安全生产教育体系。健全煤矿安全培训体系，建立健全煤矿企业安全培训机构，形成市、县、乡多级培训网络。强化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重点抓好农民工、外来包工队的安全培训。

三、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力度，提高矿井抗灾能力

要做到不以牺牲人的生命与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一地、一企的发展。真正把发展建立在有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夯实微观基础，加大安全投入，配好安全设施，提高安全标准，消除事故隐患，治理存有缺陷的危险源，加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现象，强化监管监察，促进工作落实。长期以来煤炭价格与价值不相匹配，由于低价格的影响，煤矿的经济效益一直不好，在安全生产上欠帐很大。另外，有一些个体私营煤矿急功近利忽视安全投入，这些因素都在严重制约着我市的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也是造成安全事故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各级管理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应采取果断措施，督促煤矿企业必须按照规定落实到位各项安全技措资金，必要时各级人民政府还要适当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煤矿企业以保证安全装备和设施的完好，安全系统的完善和职工培训教育的落实。要加大煤矿技术改造力度，进行资源整合重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矿井生产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中小型煤矿的整合改造，实行集约化开发经营。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矿。积极推进中小型煤矿技术改造，规模以上煤矿必须采用壁式开采工艺。继续整顿关闭布局不合理、不符合安全标准、浪费资源和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小型煤矿，坚决取缔违法经营的小型煤矿。瓦斯、水、火等灾害严重的小型煤矿，要予以整合，难以整合的限期退出。

四、强化安全监督管理，创建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煤矿安全监察监管部门要认真分析事故规律，摸清薄弱环节，细化安全监察，落实超前防范措施，采取综合与专项、突击与日常、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监察、专项监察、定期监察。并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切实维护好采矿秩序，及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要按照省政府的总体部署，继续加大整顿、关闭的力度，进一步落实好“十一五”后三年的关闭计划，超额完成关闭任务；已经关闭的绝不能反弹和死灰复燃。要落实“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十二字方针和“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十六字工作体系，加强瓦斯治理工作。要大力推进资源整合，搞好建大关小，提高办矿规模和安全水平。要搞好大矿托管，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要引导企业狠抓管理强矿，强化企业内功，有效防范事故发生。要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充分发挥群众、新闻媒体以及工会和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督作用，通过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一个全社会、多方面、多渠道和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安全生产的良好局面。

五、建立以人为本，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并举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要努力改善职工的劳动和文化生活条件，大力提倡文明生产，营造煤矿安全生产文化氛围。要全面落实“十一五”安全生产科技规划，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的科技创新与进步工作。搞好产、学、研结合，围绕安全生产技术与装备水平的提升，大力推进原始创新、消化创新，力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并搞好科研成果的转化。着重狠抓科学技术在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应用，努力提高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快现有煤矿的技术改造，推行一个矿井一个工作面的新井建设，提高煤矿装备现代化、系统自动化、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快安全高效矿井建设。发展适合于中小型煤矿的机械化装备，加快培育和发展面向小型煤矿的综合服务体系，新建中小型煤矿必须采用机械化开采，现有煤矿限期进行技术改造，尽快提升中小型煤矿技术装备水平。完善煤矿“一通三防”、防治水等防灾系统。建立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重点煤矿实现企业内部监测监控联网，其他煤矿实现县（区）范围内联网。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建设安全质量标准化和本质安全型矿井。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风险抵押金、企业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等制度。

六、立足治本，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第2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军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

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其影响和危害都已经超出了本身所在领域的界限。在军队院校中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育，对于培育学员的系统思维和总体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其跨学科、跨领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确培养目标、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科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

一是明确培养目标。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总目标是为军队培养具有战略安全视野、能够运用现代工具手段跨学科分析和有效解决国家和军队面临的诸多重大的现实安全问题的创新型军事人才。在此基础上，军队院校应该根据各自学校的发展定位，对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具体目标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以增强培养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确立培养对象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体系。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对象应该具备以下基本能力和素质：①过硬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②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③精深的专业知识；④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⑤出色的团队领导能力。

三是构建科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体系。①根据军队院校的不同优长和特点，科学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培养重点；②梳理现有学科体系，找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课程教学的切入点；③加快“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教材的编著，发展和完善具有军队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体系。

二、统合军地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努力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人才基础

一是统合军地安全领域的人力资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军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具有深厚“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功底的大师级的教学人才队伍。在涉及国家总体安全的11个重要安全领域――“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2]的研究方面，军队和地方各有所长。加强军地人力资源整合，有助于筑牢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人才基础。

二是统合军地安全信息资源。丰富的安全信息资源是保证“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有力推进的基本条件。①通过构建军队内部安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军队安全信息资源合理高度共享与利用；②通过构建军地之间的安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有效利用地方在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建设成果；③建立军地之间关于安全信息资源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提高军地之间安全信息资源建设和利用的效益。

三是提高军队院校教员队伍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素养。这是筑牢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人才基础的主要举措。①以课题研究为牵引，加强自我学习和研究；②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③强化实践应用，促进广大教员“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三、突破思维定式、创新方式方法，形成最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模式

一是要注重“因材施教”。①“因人施教”，即根据教学对象的个性特征采取有针对性地教学方式方法，从而保证“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②“因层次施教”，即根据教学对象的年级层次和专业特点采取有针对性地教学方式方法；③“因课程内容施教”，即必须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课程的不同，采取适合的教学方式方法。

二是要强化“研讨教学”。创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的时候，必须打破传统应试教育模式下师生间被动的你教我学模式，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研讨教学”，使教学对象全程参与到问题的发现、提出、分析和对策解决全过程中来，真正培养学员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国家和军队重大安全问题的实践能力。

三是要加强“跨学科融合教学”。当今社会，“大批的问题可越过学科的边界互相串联起来，而各学科的众多方法又可相互参证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力”[3]。因此，军校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的时候，必须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教学思维定式，树立“跨学科融合教学”观念，即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时，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必须综合军队院校中的不同学科优势，有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数理、信息等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对问题加以全方位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加有效地探寻其解决之道。

四、注重科学管理、强化服务保障，释放最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培育效能

一是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①深入动员、统一思想。通过深入动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职责。②明确任务、合理分工。根据院校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目标与要求，合理制定“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工作规划，明确具体任务。③加强检查、做好指导。其内容包括教员备课授课情况以及教学场所和设施的检查和维修情况。

二是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效能的评估、反馈与应用。①深化教育效能的评估。通过评估，及时发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各环节中存在的不足。②做好评估结果的反馈。在评估结束之后，也好及时将结果反馈给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以便于改进缺点、弥补不足。③强化评估结果的应用。既要表彰先进，推广先进经验，同时又要惩戒落后，查找不足，及时加以修改、完善和提高。

三是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服务保障。①人才保障。只有将本单位的精干力量投入进来，教学质量才有保障；②制度保障。只有相关法规制度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工作的开展才能有章可循、有规可守。③物质和经费保障。完善的软硬件设施和充足的经费支持，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85.

第3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简要论述了安全文化与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法规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建设安全文化要树立“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安全观念，论述了安全科技创新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安全法规的生命力深藏于安全文化之中，安全文化建设是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安全文化要素关系作用

STUDYONTHERELATIONSHIPSANDROLESOFSAFETYCULTUREWITHITSSOMEELEMENTS

WuZongzhi

NationalCenter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WS,China

ABSTRACT

Inthispapertherelationshipsbetweensafetycultureandsafetyidea,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fetyregulationsarebrieflydescribed.Therolesofsafetycultureanditssomeelementsinworksafetyarediscussed.Thesafetyideaisproposedthat“safetyisrelative,hazardiseverlasting,accidentcanbepreventive”.Thecreationandinvention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arethedrivingforceofthedevelopmentofthesafetyculture.Theeffectofsafetyregulationsisdependentonsafetyculture.Thedevelopmentofsafetycultureisaimportantpartoftheestablishmentofthelongtermeffectivemechanismforworksafetyandthewell-offsocietyinChina.

1．引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内，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安全生产和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全文化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从安全生产的角度展望，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安全科技进步，安全法制健全，安全文化繁荣，人民生产和生活安全健康的社会。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多，经典的是1871年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作的“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按照我国《辞海》的定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样，关于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也有多种表述。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等机构（HSC/ACSNIHumanFactorStudyGrup）将安全文化定义为“安全文化是个人和群体的价值、态度、观念、能力和行为方式的产物，它决定了对组织的安全和健康管理的承诺，以及该组织的风格和熟练度”。我国安全文化界将安全文化归纳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维护安全而创造的各类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标准的总和；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1]。

无论怎样表述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都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要素。本文简要论述安全文化与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法规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

2．安全观念与安全文化

思想认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安全观念是发展安全文化，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关于安全的定义众多，在一般辞典中，安全系指没有危险。由于人们主观上对安全的认识不同，判别安全或不安全有多种概念或定义，也有人认为“安全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将安全定义为“免遭不可接受的风险的伤害”。“风险”是指“特定危险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结合”。国际劳工组织将危险定义为“可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的固有的潜能”。同样地对事故也有多种概念和定义，通常情况下，事故是指：“造成死亡、疾病、伤害、财产损失或其它损失的意外事件”。安全总是与危险、风险、事故伴随在一起的。

事故的能量转换理论认为，事故是能量或危险物质的意外释放，作用于人体的过量的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的抵抗力，或是使人体与周围环境的正常能量交换受到了干扰（如窒息、淹溺等）。由于物质与能量的互换关系，物质的危险作用可认为是能量危险作用的一种形式。

一起事故的发生是危险源（能量源）与引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故引起的人体伤害可解释为由于能量的转换而造成的机体破坏。机械能的转换可造成外伤，热能、电能、化学能或辐射能可造成烧伤或其他伤害。存在超过一定数量（临界量）的能量或危险物质是事故发生的前提条件。这里“一定数量”或临界量意味着超过该数量的意外释放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设备、设施）的抵抗力或抗干扰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人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破坏。

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家海因利希（H.W.Heinrich）统计研究了事故发生频率与事故后果严重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1:29:300法则，又称海因利希法则，分析了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程度与事故发生起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事故发生的规律性，即严重人身伤害的事故起数总是少于轻微伤害事故起数，轻微伤害事故起数又少于无伤害事故（即未遂事故或称事件）起数。

该法则表明：尽管事故发生是小概率现象，单起事故伤害程度的大小受偶然因素支配，但从大样本量统计分析，事故是有规律的，是可以预防的。如果同类轻微伤害事故或事件多次发生，当达到一定的概率后，必然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因此，如果要防止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必须从防止无伤害事件和轻微伤害事故发生做起。换句话说，引发无伤害事件或轻微伤害事故的原因同样可造成严重伤害事故发生。为了预防事故，必须分析无伤害事件的原因，在发生重大伤害事故之前，采取预防对策，消除或监控产生伤害的根源[2]。

事故的根源是由于存在危险的能量或危险物质，事故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这里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人因失误和管理上的缺陷，物的不安全状态包括生产活动中的设备、设施、场所以及环境条件的危险状态等。在我国国家标准中将“可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及管理上的缺陷”定义为事故隐患。

理论研究和大量事故调查的实践表明，事故隐患，即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上的缺陷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隐患险于明火”。

在安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上，要树立“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正确观念，要纠正“经济发展，事故难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危险设备、设施、场所增加，人们的生产活动增加，隐患也会增加。但只要树立科学的安全观念，尤其是发展先进的安全文化，采取正确的安全防范措施，有效地监控危险源，防止出现隐患，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文化建设实践和安全水平已是有力的证明。

3．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文化

文化的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创新成果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与驱动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作为文化的属性、特点和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和突出，是实现文化创新的最基本和最活跃的构成因素。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发现。甚至是仅仅向前迈出一小步，都会改变唯物主义的形态，改变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和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本趋向。当安全科学技术以安全文化的形式作用于社会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就会对于人们的思想、精神与道德的升华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3]。因此，安全科技进步与创新程度决定着全民的安全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同时也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安全科技创新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为安全文化建设充实新的内容和提供新方法，安全科学技术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有在与安全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整体效应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先进作用，因为安全科技往往只具有安全生产所需要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方法，而缺少安全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和思想导向性。

4．安全法规与安全文化

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实施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安全法规的生命深藏于安全文化之中。对社会、企业和个人来说，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是对安全行为后果的期望的结果，而是安全法规能不能为社会接受，融入社会，是安全法规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安全文化的实现。

另一方面，安全法规仅是安全的最低要求，而不是保证安全的充分条件。此外，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渐进的，对危险的认识也是渐进的，安全法规往往滞后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安全法规是变化和发展的。安全法规既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制实施，也更需要借助习俗、惯例、伦理、道德规范等安全文化要素来自觉实施，尤其在安全法规不健全或当安全法规在边际上不起作用时，安全文化的约束力就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的符合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产生的规范力量使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则将其排斥之[4]。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安全文化是安全系统有效性的决定因素，职工对企业安全文化的感受支配着其安全行为，安全文化决定着安全系统要素是否有效地作用。在已形成了积极的安全文化的企业中，安全系统能够有效地作用，而在消极的安全文化或没有形成安全文化氛围时，安全系统的作用难于发挥[5]。

5．结束语

在人类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安全活动就是不断地辨识危险、评价危险和控制危险的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安全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对危险的认识不断加深，危险评价和控制技术不断进步，安全水平也不断提高。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为确保安全，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采用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安全科学技术方法和防范措施，警钟长鸣，持续改进。所以说安全生产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安全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文化的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这与小康社会的目标中“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一致的，以人为本要求生产发展必须考虑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人的可承受程度，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形成人人“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社会环境。

无论怎样理解安全文化的众多定义，必须认识到，安全文化的规范性、系统性及其具有的社会力量对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安全文化建设是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编，安全文化论文集，第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2月。

2．吴宗之，经济要发展事故可预防，中国安全生产报，2003年6月19日。

3．申维辰，科技创新与发展先进文化，人民日报，2003年5月13日。

第4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人类从原始文明到工业文明，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政治文明到生态文明，代表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但是，伴随着人类这一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是自身的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而同时却又破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就是人类最终灭亡，而且伴随着人类灭亡这一过程是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当前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人口膨胀、耕地减少就是这一危机的真实写照。生态文明应运而生的现实危机就是生态安全观直接接种的土壤，生态文明建设很大程度上需要这种对现实最直接的关注，二者是统一的，生态安全观也可以看作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种解读。人类发展中的国家、经济、政治、信息和生态等诸多安全威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安全系统，树立正确的生态安全观要避免陷入孤立和片面。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是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在思想、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关注生态安全，保障生态安全，进而促进生态文明的创建。所以，大学生安全教育就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入手，提高大学生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度，培养大学生生态安全意识，积极引导大学生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的生态文明方式转变。

二、大学生生态安全观培养的意义

大学生安全教育作为安全基础性工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但是纵观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无论从教学形式还是教学内容，仅仅关注“个体人”的安全问题，从安全常识普及或者技能的培训到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对措施，安全教育都以此作为出发点，以期从保障个体人的安全角度出发，被动地实现或达到维护整个群体安全的目标。这一出发点是传统安全模式在安全教育领域的延伸，虽然这是安全教育工作的基础，也是必须承担的任务，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时期，安全教育工作角度和方向更应多元化和开放，不能仅仅从维护个体人的安全角度出发去解决群体的安全利益问题，或者说不能仅仅关注“个体人”的安全，还要关注“群体人”的安全，大学生安全教育普世的价值关怀应立足于大学生对现实的关注，让大学生从被动的或无序状态转变为主动地积极的应对现实安全问题。实际上，群体的和宏观的安全利益维护才是保障“个体人”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当然，传统安全教育过程中对此问题也有涉猎，而近些年提出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安全问题更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生态安全是全体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通过对大学生“群体人”的安全观念培养不失时机地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引领到宏观层面，只有维护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安全才能保证“个体人”自身安全，这是安全教育宏观维度适应非传统安全形势的需要，也是大学生安全教育新的生长点和关注点。这种对传统安全教育模式的改变传递给学生的是一种团结与合作的共赢精神，这无疑会提高大学生团队协作意识，提高大学生的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改变整个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面貌。总之，生态安全观培养是未来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新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三、生态安全观视角下大学生安全教育完善的路径

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还刚刚起步，有的学校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入课堂，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当然，生态安全观教育不仅为当前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机遇，还需要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和探索。

（一）明确大学生安全教育培养目标

传统安全教育内容多涉及消防、治安、交通安全等，注重的是大学生个体安全教育，通过个体安全防范和处置，保障个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安全意识和安全常识，躲避灾害和防范侵害的能力，内容明显单一。而以关注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为特点的生态安全教育恰恰与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向相反，它注重的是集体安全，强调个体对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通过规范个人行为进而保障集体安全，最终是从集体安全中使个人获得安全保障。生态安全教育注重培养的是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强调的是大学生日常行为养成，并注重培养大学生公民意识。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显然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一个公民在处理自然灾害等生态安全问题过程中，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应对危机能力不能依靠传统安全教育模式。日本民众在处理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中表现出的整体素质给我们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不论是生态安全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教育，这种目标确立理应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选择，更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培养目标。

（二）完善教学手段和形式

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主要由高校安全工作者或者学校的部分辅导员兼任，教师队伍组成人员单一，生态安全教育问题涉及环境、资源、人口和国家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很难承受如此专业性、理论性强的教育工作，生态安全教育具有生态学科的特点，传统的大学生安全教育方法和模式很难实现将生态安全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展开。再加上传统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以课堂教学和理论教学为主，大学生实践性不强，种种因素导致大学生安全教育生态安全教育任务很难完成。因此，应根据生态科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和多学科交叉特点，涉及的生物、化学、土壤、水文、经济、法律、政治等多门学科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多学科交叉形式教学，在教学内容上要逐步进行改革，渗透进这方面的教学内容。另外，开展多样化的生态安全教育模式，例如必修课、选修课、专题讲座、辩论会、课外活动、第二课堂、主题班会、公益实践活动等，也是今后的改革方向。

（三）引导学生维护生态安全

第5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纵观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将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安全理论的深化和相互促进、外交安全理论同国内经济社会理论的体系整合、中国外交安全理论在国际上的互动和聚变以及强化实践检验理论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关系等方面。此外，我们还要提高时政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理论底蕴，加强智库的理论建设。简言之，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的应用性和体系性建设方面。展望未来，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实践和理论自信，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持续不断地创新，终将达到实践和理论的光辉顶峰。

第6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文化安全；儿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安全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话题。普遍的断言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为此，我们要“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1]。作为文化自卫措施，“学校教育应承担起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2]，“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应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3]。毫无疑问，提出文化安全问题进而思考包括儿童教育在内的各种文化自卫策略，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对此笔者无意否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存在着诸多误读，这些误读可能导致文化安全的言说者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本文提出“文化安全误读”这个话题，以期为文化安全的研究提供多侧面的理解，并为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的确立进行合理辩护。

一、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

“文化”和“安全”本来是两个相安无事的概念，但全球化的语境建构了两者关系的想像空间。为了讨论文化安全的误读问题，对文化安全怎样被想像进行梳理是必要的。

有关文化的概念见仁见智。英国学者威廉斯曾说过“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4]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首次对文化进行定义，“文化是人类以社会成员的身份习得的复合性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和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5]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发展了泰勒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无论考察的是简单原始还是极为复杂发达的文化，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6]从此，文化成为一个包容性十分广泛的用语。从狭义上说，文化是诸如价值观、道德、知识、信仰、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人类成果的总称。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讨论文化安全。

“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在自己生活、工作或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的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7]这一用语原本更多的是在政治领域使用，传统政治领域的安全观主要是指民族或国家的、领土等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侵略和破坏，其核心是军事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安全”与“文化”连用而构成的“文化安全”一词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

综观我国当下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在认识“文化”和“安全”问题时由于立足点各异，因而众说纷纭。

1．对文化安全关切的内容的想像范围广泛

文化安全所关切的内容何在，是学者们想像文化安全问题的主要思路。

有的学者对文化安全的想像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安全为核心，兼及意识形态、价值观、行为习惯乃至思维方式的安全，范围广泛。他们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用意识形态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和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止其他国家的文化对本国人民文化生活的渗透，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受干涉，保护文化的民族性，保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用必要手段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8]

有的学者着眼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安全，认为文化安全是指本国文化的精神形态不受别国不良文化形态的影响与伤害，保持本国文化固有的继承性和民族性。[9]

有的学者突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安全，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10]

有的学者从文化主体行为方式的角度讨论文化安全的内容，认为文化安全是对文化主体生存权利的保护，是主体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一种表现。在内容上，文化安全既包括文化主体进行文化创造、文化管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等的独立自，又包括文化主体对文化价值、文化传统、文化制度和文化行为等的继承权和选择权。[11]

2．对文化安全的成因和救济策略的想像各异

在界定“文化安全”时，论者普遍设想外来文化因素的“渗透”“入侵”“改造”“控制”“颠覆”“取代”等是造成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因而相应的救济策略应该涉及“保护”“反渗透”“反控制”“反颠覆”等内容，“针对文化霸权对本国人民生活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和反控制来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12]

总之，学者们对文化安全的想像就是：由于种种交流或接触(“渗透”“入侵”“改造”“控制”“颠覆”“取代”等形式)的原因，外来的或异域的文化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到本土文化(主要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因此面临威胁，或者被破坏、颠覆，或者被改造、取代，或者被边缘化，失去主流地位，相应的救济策略是反颠覆、反破坏、反渗透。上述想像，思路虽然呈线性般清晰，但有关文化安全的这种线性式想像的合理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说明。

二、对文化安全的误读

笔者认为，对文化安全问题的这种线性想像，源于对文化安全问题的某种误读。所谓误读，指的是言说者对文化变革所持的一些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观念。

1．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的误读

文化安全论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同异域或外来文化的交流、接触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化会被边缘化、颠覆、破坏、取代。客观地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本上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渗透下发生变化，面临生存威胁，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想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交流而发生的异域文化的影响一定是消极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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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不能把文化的交流与接触误读为影响文化安全的祸根。

第一，文化的交流不能被误读。同异域文化的交流是本土文化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欧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形成了今天西方文化的基础。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来华演讲时指出，“过去已经多次证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3]可见，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没有交流，闭关自守，本土文化非但不能安全，反而会走向衰落，我国清代中后期的历史就是明证。

第二，不能忽视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文化一旦生成，就如同自然环境那样，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自我消化、自我化解外来的威胁和挑战。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主体(包括个体、民族、国家在内)在面对异域的文化“文本”时，不是被动地接纳、复制，而是主动地解读、理解。从当代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开创的哲学解释学观点来看，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或者说要受读者前理解立场的影响，因此，读者不是在复制文本的意义，而是在创造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当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时，它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而是对异域文化有个主动解读、选择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的登陆都必须经过主体的洗礼。那种认为外来文化必然颠覆本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在异域文化面前一定弱不禁风的想像，是对文化自我保护机制的忽视。

因此，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是对文化安全的威胁，而是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另外，文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机制，并非逆来顺受，不加分析地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表示悲观，一概视为文化不安全，这种想像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2．对主流文化价值变与不变的误读

对文化安全的另一个想像是，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文化不安全的表现。似乎只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果真如此吗?

首先，能否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主流文化”是值得怀疑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变化的，所谓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价值观其实是不断建构的。以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为例，从孔子算起，儒学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先后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代新儒学等分支。不变的是“儒学”的名称，作为儒学的文化内涵，实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由此可见，在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时，要想以一成不变的“主流文化”为依据，需相当谨慎，因为所谓的“主流文化”可能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幻影。

其次，如果不持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那么，也应该肯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独特可辨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往往是其变化中的不变之身。也就是说，虽然不变的“主流文化”不存在，但变化着的某种“主流文化”还是可以辨认的。主流文化在吸纳、融合异域文化发生变化以后，并不会变成本土文化的“他者”，仍然会是本土文化的“在者”。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化安全的担忧自古就有，但单纯因为文化变革的原因而造成主流文化莫可明辨的例子并不多见的原因。

文化的变和不变相依相生，如果执著于所谓主流文化的绝对不变，并用主流文化是否变化作为文化安全的晴雨表，则是对文化安全的又一误读。

3．对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的误读

有关文化安全想像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安全似乎产生于并解决于一种孤立的语境中，论者普遍忽视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所谓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是指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伴随着国力的衰落、的丧失、领土的分割等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要依靠这些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如果忽视这一点，孤立地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结果，伴随着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而产生。当然，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也会受其既有文化形态的影响，但这不能改变文化和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基本关系。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实力强盛、政治稳定时，其文化固然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没有生存之忧，它可以凭借其坚实的文化土壤吸纳、化解异域文化的影响；相反，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落后、政治不稳、疆域不保、沦丧时，其文化就会面临现实的安全和生存的考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诸多古代文化，正是伴随着其民族或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也直接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我国国家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因此，从文化安全的保障来看，单单从文化着手只是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增强国力，确保国家、领土、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文化安全。

当然，本文讨论文化安全想像的种种误读，并不是要否认文化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恰恰相反，清除这些误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安全问题。

三、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提倡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

1．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基于文化交流的误读，对文化的交流设限就会变成顺理成章的文化保卫策略；对主流文化变与不变的误读，容易对文化变革产生恐惧心态；忽视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很难使我们的思考摆脱“乌托邦”色彩，从而把文化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这些文化安全误读的后果导致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舆论和政策的青睐。这一结果直接关乎儿童教育的价值选择，不利于对儿童的培养。

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一种为了一定人群的利益，获得并保持自治、统一与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14]民族主义植根于历史之中，具有社会保持和认同的功能，它往往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则往往盲目排斥和否定其他民族，容易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当代全球的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绝大多数都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往往是打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坚持的旗号，过分强调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把民族性看作是文化的惟一属性，试图用本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形成彼此间的相互对抗。这种文化壁垒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害无益。

尽管不少文化安全的言说者注意到了对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他们“强调民族文化安全不是狭隘的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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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更不是文化保守和文化守旧”。[15]但是，检视当下有关文化安全的文本，那种“抵制国外的……文化”“提倡……文化”的思维方式频频出现，已经很难让人在文化安全策略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划清界限了。因此，在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必须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2．儿童教育价值的选择：多元文化教育

在有关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仅要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且要通过提倡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文化安全问题。

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化和谐相处，包容共存，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凸现。有学者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16]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进一步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既然文化多样性是未来人类生存的保障，那么无疑也应该是文化安全必须给予考量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尊重和确保文化多样性，才有民族文化安全可言。

儿童教育对于确保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要使儿童教育能够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有利于文化安全，就必须在儿童教育价值的选择上确立多元文化教育取向，而不是种种以正当名义为借口的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取向。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在欧美方兴未艾。[17]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在民族、文化多元的社会，允许和保障各民族文化共同平等发展，尊重差异，维持文化的多样性。

关于如何开展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文化多元的教育目标取向。面对当今文化全球化和多样化并存的格局，民族文化安全的保障不仅取决于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坚持，而且取决于儿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接纳和尊重。只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才有各民族的和谐共存，本土文化的安全才有根本保障。因此，儿童教育目标应该体现文化多元的要求，培养世界式的中国人，而不仅仅是中国式的中国人。我国现代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1948年提出的“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抱负，理应成为今天文化安全背景下儿童教育目标的理想选择。

(2)以多元文化的观点选择教育内容。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儿童教育内容不仅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本民族固有的语言、价值观、信仰、习俗、道德、文学艺术等文化资源中组织教育内容，而且要充分注意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源，从中选取材料，增强儿童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培养文化多元的意识。从文化多元的观点看教育内容的选择，我国当前有关英语学习热、国外动漫热以及西方价值观学习的种种议论并不完全妥当，至少不全面。问题的实质不是这些来自异域文化的教育内容过多，而是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儿童教育内容开发不足。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减少或限制国外文化教育内容的方法来确保文化安全，只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通过逐步加大本土教育内容的开发来消除文化安全的担忧。

(3)全纳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组织策略的必然选择。全纳教育要求教育不分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差异，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际性教育思潮。全纳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组织方略。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组织中，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共同生活和学习，使他们直观地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感受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可以有效地达成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

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希望本文粗浅的思考有助于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进而有助于以开放而非闭锁的心态消除人们对“文化安全”的担忧。

参考文献：

[1]赵英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安全．兰州学刊，2004，6

[2][10]石中英．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11

[3](15]秦金亮．全球化背景下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幼儿教育，2004，7-8

[4]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6]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7]王逸舟舱综合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4

[8)张冀，齐长安．网络化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冲击和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01，4

[9]了晓．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国家安全通讯，1999，8

[11]李金齐．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安全．哲学研究，2005，1

[12]王公龙．文化与文化安全．探索与争鸣，2001，9

[13]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8

[14]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主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81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9

第7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小企业；电子信息；安全技术

1 电子信息安全的内涵

对于买方来说电子信息主要优点是方便快捷、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电子信息对于卖方来说主要优点是管理比较方便并且成本较低，但是电子信息最大的缺点就是买卖双方不能进行交流，主要是货币与货品的交换，并且交易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之所以交易能够顺利完成，主要的原因是两者之间存在着诚信。关于诚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有一种系统软件在买卖的过程中起到安全保障的作用，能将虚拟的货币符号转化成真实的货币，同时也能对交易起到保护作用，其中主要是对货币账户起到安全保障的作用。要想研究电子信息安全，首先要了解信息的内涵。信息主要是指资料、数据以及知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中小企业中这类信息主要是指买卖双方的有关信息和资料，犯罪分子能通过非法的手段对电子信息中的买卖双方采取诈骗行为，或者是通过网络对进行入侵和盗窃。信息安全管理标准对信息做出了详细的定义，信息也是属于资产，与其他的资产相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是需要法律保护的。信息安全管理标准将信息划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包括物理资产、文档资产、文字资产、服务资产、软件资产、数据资产以及人力资源资产。

中小企业的电子信息主要是以网络为载体，网络的交流主要通过数据的传输得以实现，网上交易就是交流过程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在信息安全的范畴中电子信息安全技术就成为了重点问题。关于电子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大多是关于技术的，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不仅要对技术进行改进，也要重视管理层，避免信息出现安全问题。

2 电子信息安全的理论

我国关于电子信息安全的研究，仍然较为落后。在国际中的关于信息安全的主要理论为：三观安全理论、信息循环理论以及信息安全模型理论。

三观安全理论。在中小企业的电子信息安全系统中，三观安全理论主要将其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微观、中观以及宏观。这个理论主要是将宏观层面的安全理念转化成微观层面的管理理念，进而对服务与生产进行指导。

信息安全模型理论。信息安全模型理论是信息安全管理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信息安全模型理论主要是将人、软件、操作以及信息系统相结合，并且全面的保护网络信息系统。主要倡导的是一种新的安全观念，并且提出了不能仅靠程序与软件对系统信息安全进行保护，要注重动态保护。此外，关于电子信息安全问题不能只依赖于安全技术，也要重视管理层安全理念的创新。

电子信息的循环理论。在实施网络信息安全的过程中电子信息的循环理论将其划分为四个方面：计划、执行、检查以及改进。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也是一个周期，在循环的过程中，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信息安全管理体制，而不是将其看成某一管理过程。

3 电子信息安全技术对加强中小企业信息安全的作用

上文所述的三个信息安全理论对中小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信息安全领域的建设，第二是中小型企业中加强建设信息安全组织。美国信息安全研究所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领域，信息安全领域主要是指根据信息的不同保密程度创建相应的保密级别，网络控件的安装要结合用户信息的不同安全级别，安全信息的选择要适合用户的保密级别。在中小企业中，电子信息与资料的分类系统应该有统一的部门进行管理，然后对信息进行分类，并采取不同程度的加密与保密，这类信息主要包含文档、电子商务的相关资料以及服务等。将这些信息进行分类、保密、归档以及整合，有利于中小企业电子信息的调试。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一直都存在电子信息安全性不够的问题，这主要同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不足有关，安全管理的工作缺少专业的管理，很多的小型企业并没有统一的信息安全管理部门。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包含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工作内容，要定期的审查一些特殊岗位的员工，一旦发现有违反安全规则的情况，要重新进行审查。同时还要对员工进行保密的培训；组织各个部门的工作，并对各个部门的工作进行协调，使企业的安全目标以及战略得以实现；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主要是对安全问题的管理、计划以及决策负责。也是企业的应急部门，要想避免企业信息的泄露，信息安全管理部门就必须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多联系各个地区的信息机构以及信息安全管理部门，这样能给企业带来新的信息安全管理观念以及安全技术；采取信息安全报告制，定期的向管理部门汇报信息安全的保护状况，对于一些重要的事件要及时的汇报，取得管理层对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持。

在网络工程发展的同时，电子信息也得到了发展，电子信息在企业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企业对其也越发的依赖电子信息。但是这只是一个虚拟的场所，主要通过网络这个载体来完成交易，因此安全技术问题成为了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光匡，兴华.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估研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9（7）.

[2]向宏，艾鹏，等.电子政务系统安全域的划分与等级保护[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2）.

第8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安全文化建设是预防事故的“人因工程”，以提高劳动者安全素质为主要任务，具有保障安全的基础性意义。笔者认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在应分三个层次进行，包括表层物态文化、中层制度文化及深层精神文化。其中企业共同的安全价值观是精神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也是衡量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党群部门作为企业思想工作的主体，在安全文化应当发挥以下的作用。

首先，在营造安全文化氛围、渗透安全理念上，党群部门应发挥造势作用。

安全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创造一种良好的安全人文氛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等形成从无形到有形的影响，从而对人不安全行为产生控制作用，以达到减少人为事故的效果。而这种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就需要党群部门结合自身特点发挥“造势”作用。

“势”相对于“形”，指事物根据其固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方向或起势。“造势”是人们对客观形势的正确感知和能动的反映，是顺其“势”而营造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舆论氛围。是一种催人、逼人的人气。“造势”的形式是主观的，但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党群部门在安全文化建设中要研究“造势”的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手段，切实增强安全宣传教育的时效性。组织部门要强化党员干部安全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工会要从维护职工安全权益入手，进行“我懂安全、我要安全”的造势；共青团要贴近青工群体，根据青工喜好、特点，发挥团员、岗员在安全生产中的生力军作用，进行“人人想安全、人人抓安全”造势；宣传部门要动用一切可利用的舆论工具，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理念、安全价值观的宣传造势。

其次，在安全文化阵地建设中，企业党群部门应发挥总策划作用。

安全文化是一种独具特性的文化现象。它以人为本，以文化为载体，通过文化的渗透提高人的安全价值观和规范人的行为。而安全文化的渗透主要是通过安全文化阵地来实现。安全文化阵地是沟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桥梁，是连接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的媒介。党群部门在安全文化阵地建设中应发挥总策划作用，站在全局高度，从安全理论阵地、安全媒体阵地、安全文化设施阵地等三个不同层次和领域上进行总体策划，对已有的文化阵地进行整合提升，使文化阵地的桥梁作用和媒介作用充分发挥。

第三，在健全安全文化建设考核机制上，党群部门应发挥监督保障作用。

第9篇：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

当前，社会发展已经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AI智能、大数据及即将风暴来袭的5G通信等均获得社会各行各业的密切关注，但海量网络数据给大学生生活和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网络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有通过网络平台虚拟交友引发的社交安全问题；有因缺乏安全意识造成的网络受骗问题；有利用互联网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网络犯罪问题；有因碎片化信息轰炸引发的网络舆情问题；有利用大学生非理性消费心理的引发的“校园贷”；有因虚拟伪造平台引起的个人信息泄露等。《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指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54亿，而学生群体占比最多，高达26.0%。在网民遭遇的安全事件中，网络诈骗占21.5%，个人信息泄露占24.0%。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对网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加强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不容小觑。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是个人、家庭、高校、社会等多重因素交互的结果，不能以单一方式思考。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对高校大学生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探讨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新路径，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新思路、拓宽新视野。

一、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一）生态系统理论简介1979年，尤布朗芬布伦纳（UricBronfenbrenner）在《人类发展生态学》中提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即D=f（PE）。其中，D是指发展（Development），P是指个体（People），E则是指环境（En－vironment）[2]。生态系统理论其实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组织系统，该理论将影响人类行为的环境从内到外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构成了生态系统理论的系统结构[3]。微观系统是指介于发展的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是一种直接影响着个人的发展、包容个人的中间组织；中观系统是指介于包容个人的主要组织之间的联系；宏观系统指文化的支撑部分，是一种较大的环境系统，如经济、社会、教育、法律及政治体系等[4]。该系统是一种多层嵌套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存在在于另一个系统中，个体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环境之间也会互相影响，这种相互作用最终发展为一种合力，作用于环境中的个体[5]。

（二）生态系统理论在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上的可行性传统的网络安全意识培育往往多集中在某一个系统的某个要素，忽视了系统的整合与交互影响作用[6]。目前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危害性、特殊性、多发性等特点，故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培育已很难再用一元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思考。生态系统理论的内容是将研究对象与所生存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去考量，将出现的问题融入所生存的环境系统中进行详细的研究与考察，这与网络安全意识培育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当我们培育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时，要立足一个综合、复杂、交互的系统，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思考影响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因素。

二、大学生安网络全意识培育的生态系统模型

根据尤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来看，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受多方因素影响。故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模型应在上述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构建，才能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具体的网络安全意识培育模型如图l所示，三层系统环环相扣。

（一）微观系统的影响微观系统指学生个人的特质因素和生理因素，对大学生网络安全行为、网络安全意识、网络安全态度等产生最直接影响。目前高校以’95后、’00后为主，他们无日不网，无时不网。但多数大学生并没有受过网络安全培训，对各类网络知识都知之甚少，网络安全意识不强；大学生处于身心逐渐发展阶段，缺乏丰富社会经验，辨别是非能力差，面对网络安全问题常常难以判别，却常存侥幸心理，网络法律意识欠缺；绝大部分大学生缺乏自律意识，出现网络成瘾现象，网络自控能力较差。高校的自由、社会的浮躁使得网络成为大学生迷失自我的游乐园，网络娱乐时间几乎占据大学生的全部生活。

（二）中观系统的影响中观系统是指与个体相关的小规模的群体，如学校、家庭[7]。1.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高校作为网络使用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时肩负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重任，培养新时期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是高校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义务[8]。然而，由于网络技术日益发展，高校在应对网络安全问题时仍会存在很多不足。第一，高校对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重视度不够。一方面，高校缺乏专业的教师团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主要依靠辅导员、任课教师，而这部分从教人员本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知识也欠缺；另一方面，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往往是学工部、保卫处、团委等多部门负责，各自为政、无人统筹，难以形成合力。第二，高校网络安全教育方式需要创新。首先，虽然目前高校已经普及计算机课程教育，但是大部分高校网络安全教育课程不完整，课程都具有临时性，学生在接受知识前对教学内容一无所知，这很难引起学生重视；其次，教学模式枯燥，教学内容落后，教师以传统课件讲解为主，教授形式单一，学生被动学习；最后，网络安全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任务，而且需要借助社会资源，寻求家庭支持，但大部分高校与家庭教育断截，与社会也很少接触。第三，网络安全教育没有形成常态化。很多高校只针对大一新生开展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年级越高，安全教育越少。高校很多部门也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网络安全意识教育的过程性、目的性、有效性很难得到保障。2.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家庭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教育，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也会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9]。首先，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学生生源地、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均会对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很多家庭对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教育缺失，大部分家长关注的都是学生学业好不好、钱够不够用、发展道路上有没有障碍等，过分的溺爱和保护造成学生安全意识薄弱，甚至当学生出现网络安全小问题时，家长选择自认倒霉，维权意识薄弱。其次，调查显示，中国的部分家长在子女的安全教育方面存在缺位现象[10]。大部分家长认为教育学生是学校的责任，父母成了“甩手掌柜”，难以与高校形成合力，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最后，绝大部分家长为’70后，本身难以适应网络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安全意识素养不高，没有能力对孩子的网络行为进行科学引导与日常监督。

（三）宏观系统的影响最外层的宏观系统是比小规模群体更大的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组织或机构、制度、风俗。宏观系统作为较大的、最的环境系统，虽然在处理学生问题上看着影响力很小，但事实上影响力有时却是很大的，且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通常会受到宏观系统影响，如“文化影响”“制度约束”“法律规范”等。开放、迅速的网络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侵犯他人隐私、盗取他人信息、冒充他人亲友等多种方式引发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网络舆论和各类思潮也给主流价值观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奢靡之风等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故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培育应该摈弃过去单一指标的静态观察模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动态观察[11]。

三、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路径

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培育不止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结合目前网络安全遇到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学生、家庭、高校、社会等方面构建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立体化模式。

（一）以个体生态系统为介入核心，调动能动作用生态系统理论下，无论是中观系统还是宏观系统、微观系统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最大化地调动大学生的能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第一，要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作为新时代大学生，要有意识学习网络安全观内容，对不良不法网络事件保持高度警惕，涉及个人隐私话题拒不交谈。大学生还应积极参与学校、社会等组织的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如MOOC、直播等课程，线上线下丰富自身网络安全知识储备量，从而学以致用。第二，要增强大学生的网络法律与道德意识。虚拟网络空间会削弱人们的法律与道德约束，大学生平时可以经常关注人民日报、人民网、共青团青年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大学生还可以在休闲时间利用高校资源积极参与网络法制教育的相关校园实践活动，在参与中体验、在实践中学习、在思考中提高，从而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第三，要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自控能力。大学生要明确自身上网目的，端正上网动机，培养自律意识，不能将过多有意义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网络娱乐上。

（二）以高校生态系统为关键联结，确保主导作用高校作为实施网络安全教育的主体，肩负着开展网络安全教育的职责[12]。第一，高校需要强化计算机课、思想政治教育课等公共课程教师的选拔、培训与考核过程，重视高校辅导员、班主任的引领作用，建设一支专业的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师资队伍。第二，高校应该明确网络安全教育小组的职责分工，统筹安排，齐发力共管理，如调动团委、学工处、保卫处、信息处等多部门力量，避免各部门割裂，形成强大合力。第三，高校急需创新网络意识教育体系。高校应该精选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教育教材，特别是结合大学生身边真实案例，开发网络安全教育课程，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设立切实有效的考核机制，帮助学生转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局面。第四，高校应该让网络安全教育成为常态化教育。高校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时不能只是做一个简单讲座、拉几条宣传语了事，一定要让教育入脑入心。网络安全教育应该变为日常教育，针对不同的年级可以进行不同内容的网络安全教育，通过紧抓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形式多样的网络安全活动，从而提升教学成效。

（三）以家庭生态系统为介入远景，重视基础作用家庭作为孩子第一课堂，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一生。第一，家长应该转变教育观念，不能“唯成绩论”，急需重视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比如，家长可以让大学生参与家庭财政中，知晓家庭经济状况、父母金钱来源，这样他们消费的时候就会多一份谨慎，少一份放肆，培养自身积极健康的消费习惯，网络诈骗的风险就会降低一些。第二，家长应该配合学校工作，在教育孩子问题上与学校互利互助。第三，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父母，家长应该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网络安全意识，遇事不自慌，遇事能教育，遇事会维权。

（四）以社会生态系统为长期介入，发挥保障作用网络空间是除了领土、领空、领海之外又一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疆域[13]。第一，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健全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完善网络安全监管体系，让网络犯罪有法可依，让网络言论有底线，创造安全、绿色、文明的网络空间。如教育部门、运营商应完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从源头遏制学生个人基本信息泄露。第二，构筑网络安全意识形态高墙，这是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举措。全社会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传播正能量，引导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紧跟主流思想，控制网络舆情的发生。